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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生态社区的地域类型与开发模式研究论文
一、引言。
我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社区是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交融演变的具象显示，其发展背后所存在的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亟需调整、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模式选择等问题的解决，决定了西南地区文化生态系统的发展能力。相比之下，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特质和社会文化生态体系，对于“人”这一核心主题的研究深度不够，也没有辨别出民族社区的类型和发展模式，导致问题导向宏观化、不明确，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精确。因此，本文深入分析西南民族文化生态社区的发展模式和影响因素，以期通过提供提高少数民族落后地区生产生活质量提升的发展措施，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二、西南民族文化生态社区的概念、内涵及其存在问题。
民族文化生态社区是以核心村寨为中心，以自然村为外围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互相租用、相互影响的地域综合体，是具有共同的民族文化认知和社会关系的社会共同体，以及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和生态系统下集中的生产和生活所形成的集聚现象、过程和形态的社会聚落方式。中华民族社区主要指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聚集地内，以少数民族成员为主体，以民族社会成员的共同地缘和紧密的日常生活联系为基础的民族区域性社会，是一个兼具社会性和民族性的社会共同体，表现为小型民族社区 （即一个村寨） 或大型民族社区（多个村寨形成的地域综合体） （李亚娟等，）。其发展存在着以下三个主要问题：
（一） 现代化进程挤压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改变了原有的演变路径。
西南民族生态社区遗存的传统生计方式、外来文化、人口社会结构等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民族文化社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引起民族社区大量劳动力外流，人口结构显着变化，继而产生了空心村问题，社区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随之改变，人地矛盾开始体现。汉族文化的进入对民族社区的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使得传统的扩大式的家庭结构向核心家庭或主干家庭过渡，原有的大家族形成的核心-外围村落空间结构，随着核心家庭的增多逐步消失，原有以宗族宗亲权力为中心的结构逐步转变为以乡镇政府为主的国家主导型结构。
（二） 现代旅游业发展对少数民族文化带来的适应性改变。
随着旅游业逐步进入西南地区，它在给民族社区带来经济社会进步、设施改善和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对少数民族居民的生活方式、传统观念和对外感知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 （陈鸣，;Simth,）。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传统民族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逐步弱化和同化、传统文化的舞台化和商品化，以及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退化甚至丧失等。当前旅游活动的开展使个别核心社区得到全方位发展，与之相邻的外围社区处于旅游阴影区，社区建设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亟需更为合理的发展模式。
（三） 生态环境背景下民族文化的传承。
民族文化社区是在一定生态环境下的长期生产生活方式综合作用所形成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和民族文化的变迁具有紧密地关联性。如果采用与当地生态环境不符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将会导致民族文化的退化或消失。西南民族文化生态社区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传统农业景观、节庆和生态农业技术，是长期与所已成生态系统相互适应和作用的产物，如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侗族大歌”和云南“哈尼梯田森林-村庄- 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农业生态系统。
三、民族文化生态社区的地域类型。
斯图尔德在 《文化变迁论》 中系统分析了文化共同体的概念，明确指出“文化的变迁生态必须以文化共同生态体为基本单元”.民族学研究中对少数民族的划分方法主要是文化形态，并未关注到文化形态下生产生活方式的一致性所形成的文化社区，通常以村寨为研究单元，以探究民族文化的整体特征。依据自然生态类型划分民族文化社区的操作方法较为容易，但忽略了特定的民族文化的特质。以人为此生生态系统为依据，按照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说确定可以标识特点的民族，可在同一个分布图中揭示不同文化类型的空间范围和规模大小。但也存在不足，因为人为此生生态系统标示性并不明显，一个系统中可能夹杂着其他的民族文化。从地域空间、民族群体、民族聚落、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意识和文化这几点划分依据来看 （高永久等，;岳天明等，;李晓霞，;刘沛林等，;张慧，;李林凤，），我们采用文化背景下的民族生产方式作为划分依据，将西南地区的民族文化生态社区主要包括以下十种：
（一） 侗族低山丘陵亚热带农耕类型稻田耕作类型。
中国的侗族分布范围介于贵州、广西、湖南的毗邻地带，所处的地貌特征都属于低山丘陵，由于海拔较低，纬度偏低，因而他们的生息地山区又是生态系统以亚热带季风区常绿阔叶林森林生态系统为主，在滨水坝区呈现为亚热带湿地生态系统，但标识性生态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分水岭山地区段，一方面受到土层薄，再加上人工的持续控制，往往呈现为较为开阔的疏草地。
此外，在森林与稻田的分界面，还人工建构了较为宽阔的草地。这两种生态系统都是人工控制的产物，因而具有很强的标识性，但最具侗族文化生态特征的生态建构则是沿坡面开垦的梯田鱼塘和人工天然和人工合成的立体浅水湿地生态结构。
这是侗族生存的标识性特征，不仅可以直接目睹就能明确分辨出来，而且在地理实测中各种现代化的设备都能够明确分辨。其他人文景观中，干栏式的住房、风雨桥也能够成为可靠的地理标识。
侗族的生计类型可以归纳为“林粮间营，稻鱼鸭共生”.但事实上，侗族的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为了称谓简略的需要，可以讲这一文化生态类型简称为侗族亚热带季风区常绿阔叶林农耕类型。
（二） 喀斯特藤蔓丛林苗族农林牧复合文化生态区。
苗族的中部支系集中分布在贵州省东南、湖南西南、广西东北部，所对应的生态环境大致属于中山区常绿落叶混交林生态系统，但其他类型的生态系统也呈现交错分布态势，高山区的疏树草区、坝区的湿地生态系统，高海拔区段的针叶阔叶混交林都有错杂分布，典型的高原草地分布面积也较广，传统的生计大致是以游耕为主，兼营畜牧和狩猎采集。大致可以归纳为苗族中部支系中山区常绿落叶混交林游耕类型。苗族的西部支系分布类型极广，几乎涵盖了贵州、四川、云南、广西四个省区的毗邻地段，所处生态类型及其复杂，但喀斯特熔岩山区最具代表性。这一地区的典型生态系统属于亚热带藤蔓生态系统，藤蔓族生态系统所占比例达到30%以上。西部支系苗族生息的最高海拔可以高达3000米左右，已经进入了高原草甸生态系统区，另外这一支系的苗族文化生态类型需要具体划分。鉴于下文即将讨论的个案，涉及到该支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即通用苗语麻山次方言，其分布范围，涉及到广西和贵州两地，而且与瑶族的部努支系瑶族文化生态类型相似，因而要对瑶族的文化支系做出特殊的说明。他们从事的生计类型以游耕为主，并且兼营畜牧业和狩猎采集。生息环境大多处在封存洼地和谷峰山林区，因而可以归纳简称为苗族喀斯特藤蔓丛林生态系统游耕类型。
（三） 热带雨林傣族稻田耕作文化生态区。
位于澜沧江流出我国国境的关键地段，对整个东盟国家发挥广泛的影响，这一文化生态区的生态系统在全国具有特异性，是我国唯一的一片内陆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傣族与该生态系统的`和谐共存已经经历了千年以上的稳定延续过程，足以证明傣族文化完全适应了该生态系统。而且，由于西双版纳地区当地直到民主改革前还是土司制辖地，车里宣慰司是在建国后才被撤废，改建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因而，此前所受到的外来冲击十分有限，文化生态类型基本上保留了历史的已有面貌。当前，橡胶在西双版纳引入成功，并且形成了大规模的橡胶园，这一变动虽然给当地傣族乡民提供了丰富的报酬，是他们很快地富裕起来，但连片种植的橡胶树却是外来物种，其本身对西双版纳的适应能力较低。但是它的耗水量却大得惊人，橡胶园的发展就会使得当地生物多样性水平急剧下降，地下水位也急剧下降，结果使得原先雨量极为丰富的西双版纳地区而今在海拔较高区段面临缺水的困境。
（四） 川滇黔毗邻地带高山疏树草地彝族农牧复合生计文化生态区。
这一类型的文化生态区正好位于金沙江的下游，所处区段正好是长江下游的生态屏障区，水土流失的控制极为关键，偏巧这一地区的自然结构又错综复杂，高山深谷相间，流水和重力的复合侵蚀极为严重，地质结构的稳定性也差，既处于地震区又处在山体滑坡易发区。要消减类似的自然灾害和生态灾变不仅关系本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安危。当地的居住居民有彝族，还包括一定数量的苗族和回族，汉族移民也不少。目前这一地区中文化生态区中的乌蒙地带已经被国家认定为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重灾区。生态恢复和自然灾害的防治任务极为重大，当地彝族乡民传统上都是农牧复合生计。他们的传统生计和文化生态类型此前所受到的冲击较小，保存度相对完整，几乎可以与西双版纳相似。这一文化生态区的特种产品也具有不可低估的特殊价值，牲畜产品中的牦牛、黄牛、山羊、马匹一直是产品输出的大宗，至今仍然不失其经济价值。历史上这产出的猪种还是名牌国际商品，植物产品中的生漆堪称国内外的名牌产品，此外，农作物产品极其多样，荞子、燕麦、青稞、马铃薯、圆根，都是有名的土特产，这同样是原木生产基地之一，出口外销的原木曾经支持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发展。总之，无论是生态治理还是文化遗产的保护，包括发挥生态屏障作用和生物多样性作用，在这一地区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
（五） 亚热带湿地生态系统稻田耕作型。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其分布区海拔很低，大多处于500米海拔以下，而且密集分布于河流的滩涂，其结构往往沿着河流呈现链状结构。其地理标识极为醒目和准确，由于这一地区更加炎热潮湿，纬度又较低，不过由于地下水位和地表分布广，壮族生态区的优势生态系统反而是湿地生态系统。但坡面常绿阔叶林对壮族而言，其文化价值也很高，壮族生计根据历史记载，早年是以广南木为主食。这将意味着壮族实施农耕为时很早，因为侯焕书中已经有了明确记载。
但壮族在何时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定居稻作名族目前存在争议，大致而言，公元八世纪，汉武帝有提到这里的地区稻田基本定型，这将意味着壮族对规范稻田经营与汉族很相近，起步很相近。为了称谓的方便，将这样的生态文化类型简称为亚热带湿地生态系统稻田耕作类型是合适的。
（六） 傣族热带雨林集湿地农耕型。
傣族，是我国境内少有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民族，其分布区位于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和德宏两地，尤其是西双版纳，既有鲜明的热带雨林特征。
需要指出之处在于这里的热带雨林，季节变化仍然可以察觉，这显然与典型的热带雨林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但是生物丰富性的程度与热带雨林极为相近。这一地区海拔很低，因为滨水湿地分布面很广，而且还是傣族从事固定稻田耕作的基本依托，傣族生计中突出的特点在于既有十分明显的游耕类型文化特点，旱稻的种植，农田尚未彻底固定。采集和渔业具有较为重要的经济比重，都足以说明这一特点。可以简称为傣族热带雨林集湿地农耕类型较为合适。
（七） 彝族中高山区多元生态系统的农牧复合型。
中国的氐羌民族中，彝族人口分布最为广泛，涉及到云南、贵州、四川三省。而且长江和金沙江南北两岸都有广泛分布，加之彝族的分布区在近300 年来还有明显扩大倾向，这一点对讨论文化生态演变具有典型性。彝族所处的生态背景大多数属于中山和高山区，最低海拔下至海拔500以下，最高分布在接近3000米。分布区海拔相对高度的反差极为突出，以至于对应的生态系统极其复杂，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落叶常绿混交林、落叶阔叶林、乃至针叶林一应俱全，最高海拔区还进入了高原草地生态区。因而对彝族文化生态类型的概括富有挑战性，本文只能勉为其难。彝族的传统生计是典型的农牧复合生计，畜牧业仅仅随着季节变化做出执行，农田也存在着鲜明的非不稳定性，往往是在畜牧的空闲区实施耕作。
耕地除了水田外也不稳定，种植的作物种类更是花样繁多，特点极为鲜明，从季度耐寒的青稞燕麦、烟梗直到亚热带阔叶林才能生长的香蕉，甘泽，水域环境才能正常生产的水稻、芋头，都是彝族常规的种植对象。彝族畜牧业也以多样性着称，牦牛、黄牛、木马、山羊、猪、都是主要放牧的畜种。最特异之处在于彝族地区的牧场标识性极不明显。事实上，在彝族文化下，丛林灌丛草地湿地稻田潮湿的稻田都可以用作牧场，能够分辨的牧场并不宽，但是载畜量十分可观。为此，只能将彝族的文化生存类型简称为彝族中高山区多元生态系统的农牧复合类型。
纳西族的分布区比彝族分布区偏西，大致位于云南和四川金沙江两岸。其生态栖息也具有鲜明的多元复合特征。特异之处在于金沙江河谷对纳西族生存具有重要影响。因为这样的河谷区是他们最好的冬牧场。与彝族相似，分布区的海拔差异也非常大，不同海拔高度生息的纳西族的生计方式也存在一定差异，低海拔区域农耕比中国较大，高海拔区域畜牧业比重较大，其文化生态类型，大致与彝族相似。
（八） 藏族高山区草地草垫生态农牧复合型。
藏族是典型的农牧符合生计民族，其对应的生态类型分布面积较广，同质性较高，基本属于高山区、草地和草甸生态系统。四千年以上的生态系统在进入到寒漠苔藓带生态系统。农田没有完全固定，主要种植青稞、豌豆和小麦，牲畜种类繁多，牦牛是标识性的畜种。盘羊尽在藏族地区有规模性饲养，因此，可以简称为藏族高山区草地草垫生态农牧复合类型。
（九） 哈尼族亚热带中山区常绿落叶混交林稻田农耕型。
属于氐羌族系的民族还有哈尼族。哈尼族的分布区纬度偏低，大致属于中山区。所对应的生态系统以常绿落叶混交林为主，但是哈尼族的生计方式与其他氐羌系民族有别，他们主要经营固定的梯田稻作农耕，同时还兼营狩猎和采集。哈尼族的梯田建构宏伟，标识性极强，可以归纳为哈尼族亚热带中山区常绿落叶混交林稻田农耕类型。
（十） 白族中山区丛林湿地生态系统定居农耕类型。
氐羌民族中较为典型的农耕民族是白族。白族实施固定农耕可以上溯到十世纪以前，有人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推测白族的前列可能在当时实施固定农耕。这样的推测虽然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但至少可以说明其固定农耕的起点要比其他民族早得多。西南地区因而可以归纳简称为白族中山区丛林湿地生态系统定居农耕类型。
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侗族低山丘陵亚热带农耕类型稻田耕作类型、喀斯特藤蔓丛林苗族农林牧复合文化生态区、热带雨林傣族稻田耕作文化生态区、川滇黔毗邻地带高山疏树草地彝族农牧复合生计文化生态区。
四、民族文化生态社区的开发模式。
（一） 民族生态博物馆。
民族生态博物馆是一种以村寨社区为单位，没有围墙的“活体博物馆”.它将民族文化遗产原状地保护在其所属社区及环境之中，使用博物馆的建筑设计和管理方式实现民族社区的发展，强调保护和保存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性。在民族地区原有自然环境及设施基础上通过简单的改建而成的民族生态博物馆保留了民族文化社区原有的建筑、物体、文化特征和民俗特色（杜倩萍，2011），具有反映地域文化、文化遗存保护、弘扬文化特色和社区创收四种功能。
（二） 民族文化生态村。
民族文化生态村以民族文化保护为原则，依托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特色村寨，通过能力和机制建设，进行文化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力求全面保护和传承优秀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 （尹绍亭等，2009）。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聚落类型，以一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形成固有的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和思想观念，通过文化聚落的发展模式影响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规范民族地区的社会交往、风俗习惯、社会行为和态度等 （伍家平，1992）。
（三） 民族旅游景区。
通过观光旅游、民族文化体验旅游、教育旅游等多种方式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维持传统民族地区文化的延续 （周尚意，;李文军，2009）。旅游发展通过人口就业的引导影响生活、观念、消费方式的变化，进而影响社区内部结构演变，对民族社区的核心文化保护和传承具有积极作用，但是，涌入的外来游客也冲淡了民族社区文化的神秘性和封闭性，对传统文化的保持和变迁构成了一定冲击。同时，传统民族地区的旅游业开发较多关注最具特色的核心地区，忽略了周边资源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将旅游业融入到整个民族地区。对于发展模式的研究忽略了空间的概念，只关注个别点，未考虑以点带面来带动民族地区的整体发展问题。
（四） 乡村旅游业。
乡村旅游业逐渐成为民族生态社区的新的产业选择之一，它是结合民族地区特色而形成的一种发展模式，通过发展体验乡土气息、领略田园风光为主的生态乡村旅游形式，建设集观光、休闲、度假、体验和教育于一体的观光农业园、农业区、农业带等多种旅游园区。民族文化环境大背景下开发的乡村旅游业，在旅游资源、旅游设施、旅游服务等要素上都赋予了浓郁的少数民族地方特色、乡村特色和民族文化特征。
五、影响因素。
（一） 区域发展政策的时代差异。
行政决策下的支持和调控机制影响民族地区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它所引发的文化生态变迁具有广泛的牵连性，同时影响文化和生态的双重变迁。区域发展政策的不断变化，以及区位条件的限制，导致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产业发展滞后，表现在产业结构老化、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困难重重。该类特殊民族地区业态的选择强调与周边环境的协调，作为我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开发地区，在现代化浪潮的影响下，如何进行产业选择，决定了西南地区生态系统的平衡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和进程。
（二） 技术变革引发的生态生活方式的变迁。
外部环境因素是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如从耕作方式由游牧转向定居必然伴随着生产技术的改进、社会组织的调整，进而影响到民族生景的变迁，特别是认为生态系统的改变，重建农田、修建改造渠道、农业施肥等一系列技术的变化会影响文化生态社区的生产生活景观和生物物种结构。文化自身的技术创新，会引发生态系统的变革。但是，由此产生的文化再适应，最终又会使得新的文化生态共同体和相应的社区，通过文化特殊进化的渠道，形成稳定延续的文化生态社区。
（三） 文化扩散与胁迫引发的文化生态演变。
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播扩散、碰撞冲击是不可避免的。民族综合实力的差异，一直都处于此消彼长之中，使得跨民族的文化传播不具有对称型。强盛民族对弱势民族的影响要大得多，弱势民族尽管在维持着本民族的文化特质，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做出一系列的适应性改变。
（四） 劳动力外流引致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
民族地区大量青年劳动力外流改变了农业结构和影响土地利用方式，导致村落社区发展缺乏内在动力，降低了民族社区的社会组织化程度，留守老人和儿童的依附性扶贫措施又淡化了自主脱贫意识。民族地区文化生态作为一种“活遗产”,缺少当地人生产生活的支撑很容易出现退化的情况，导致了民族文化演化变迁的方向出现变化。
六、结论。
（1） 现代化进程对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在空间上挤压了少数民族社区的生存空间，改变了民族社区原有的演变路径，尤其是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对少数民族文化带来的适应性改变，对生态环境背景下民族文化的传承产生了较大影响。
（2） 西南民族文化生态社区按地域类型，可以划分为十大类型，分别是侗族低山丘陵亚热带农耕类型稻田耕作文化生态区、喀斯特藤蔓丛林苗族农林牧复合文化生态区、热带雨林傣族稻田耕作文化生态区、川滇黔毗邻地带高山疏树草地彝族农牧复合生计文化生态区、亚热带湿地生态系统稻田耕作文化生态区、傣族热带雨林集湿地农耕文化生态区、彝族中高山区多元生态系统的农牧复合文化生态区、藏族高山区草地草垫生态农牧复合文化生态区、哈尼族亚热带中山区常绿落叶混交林稻田农耕文化生态区、白族中山区丛林湿地生态系统定居农耕文化生态区。
（3） 西南民族文化生态社区的开发模式主要包括民族生态博物馆、民族文化生态村、民族旅游景区、乡村旅游业四种。通过这些方式的开发，对于民族文化生态区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保护和传承、刺激地方就业、增加经济收入、优化农村产业结构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4） 区域发展政策的时代差异、技术变革引发的生态生活方式的变迁、文化扩散与胁迫引发的文化生态演变、劳动力外流引致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这四大因素是当前影响该地区民族文化生态社区演变的主要因素。
民族文化的流失和生态系统蜕变是当代必须面对的困境之一，民族文化与所处生态之间存在着互动制衡关系，而特定的生计方式又同时联系着这两个性质有别的体系，文化和生态之间紧密的联系归根结底都要聚焦到传统生计上来，我们必须因地制宜地选择开发模式，利用地方民族文化资源，引进现代技术，推动传统产业的创新发展和生态恢复，以实现民族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和谐共赢。
参考文献：
[1 ] 张国栋，巴登尼吧玛。 从黔东南苗侗文化的传承现状看民族文化的发展观[J]. 贵州民族研究，2010,31（1 33）：47- 51 .
[2]李亚娟，陈田，王开永，王婧。 国内外民族社区研究综述[J]. 地理科学进展，2013,32（10）：1520- 1534.
[3] 陈 鸣。 1 997.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J]. 地域研究与开发，16（1）：84- 86.
[4] Si mt h D M,Kranni ch S R. Touri sm developmentand resi dent at t i t udes. Annals of Touri sm Research,1 998,25（4）：783- 802.
[5] 高永久，刘庸。 2006. 城市社区民族文化涵化的类型分析[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6（3）：1 0- 1 4.
[6] 岳天明，高永久。 2008. 民族社区文化冲突及其积极意义[J]. 西北民族研究，（2）： 52- 60.
[7] 李晓霞。 2009. 新疆民族群体构成及其关系分析[J]. 新疆社会科学，（6）： 1 07- 1 1 4.
[8] 刘沛林，刘春腊，李伯华，等。 201 0.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聚落景观特征及其基因分析[J]. 地理科学，30（6）： 81 0- 81 7.
[9] 张 慧。 201 1 . 少数民族社区传统文化中的社会资本： 以云南勐海布朗山乡为例[J]. 贵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9,（6）： 134- 139.
[1 0] 李林凤。 201 2. 优势视角下的西部乡村民族社区发展[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39（4）：47- 50.
[1 1] 杜倩萍。 略论西部大开发中民族生态博物馆的建设[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28（4）：72- 76.
[1 2] 尹绍亭，乌尼尔。 生态博物馆与民族文化生态村[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9（5）：28- 34.
[1 3] 伍家平。 论民族聚落地理特征形成的文化影响与文化聚落类型[J]. 地理研究，1992,11（3）：50- 57.
[1 4] 周尚意。 地域文化、地方性知识对区域发展的影响[J]. 地理教育，,（5）：4- 5.
[1 5] 李文军。 自然保护地旅游经营权转让中摄取或以能力的变化[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1 47- 1 54.
摘要：通过分析南通沿海开发过程中面临的环境压力和目前存在的不足，结合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目标，从环境保护角度探讨了南通市的沿海开发战略问题。南通市需根据区域发展定位、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以改善环境质量、保障区域生态安全为根本，重点实施生态空间管制、生态保护、污染防治和环境管理，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保障南通沿海开发战略实施的同时，有效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逐步改善区域环境质量，确保生态安全。
关键词：南通市；沿海开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战略
江苏省南通市地处我国沿江沿海“T”型生产力布局主轴线的交汇区域，是江苏沿海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江海岸线372km，滨江临海的区位优势独特。近年来，《南通市沿江开发江海联动总体规划纲要》、《南通市沿海开发规划》、《南通港总体规划》和《南通市“十一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等总规划和分类规划先后编制，对江海岸线的利用与后延陆域的布局进行刚性约束和控制，统筹港口、园区、产业、城镇建设［1-2］。南通市生物多样性较丰富，是江苏沿海地区“两纵六横多节点”生态廊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较强的生态服务功能。本文通过研究南通沿海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战略，探索南通沿海开发环境保护的新道路，为南通沿海开发奠定环境基础，实现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发展、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南通市下辖崇川区、港闸区、通州区3个区和海安县、如皋市、如东县、海门市、启东市等5个县（市），陆域面积8001km2，海域面积约1万km2，人口766.1万人，地区生产总值2510.1亿元，同比增长13.3%，人均地区生产总值3．5万元。南通沿海开发的重点区域是沿海前沿区域，即南通沿海至规划中的海（安）启（东）高速公路沿线地区，范围包括海安县、如东县、海门市、启东市4个沿海县（市）。南通沿海开发的总体目标是把沿海地区建设成江苏省乃至长三角地区综合竞争力优、集聚辐射力强、功能配套全、生态环境好、发展潜力大的地区。
1.1空间布局
按照“江海联动、港城互动、轴向带动”的空间开发理念，以海岸带开发为核心，以沿海前沿区域开发为重点，与沿江开发相呼应，实现港口、产业、城镇的联运发展，并沿交通干线辐射带动整个市域的加速发展，逐步形成网络化开发格局。其中，前沿区域形成以洋口、吕四、冷家沙为中心，以重要交通线(临海公路、铁路、港口)、临港工业区、滨海产业园、临海重点城镇为依托的“三港三带三基地”空间总体构架。
1.2港口建设与产业发展
着力构建结构合理、功能互补、便捷高效的现代化港口体系，形成多组式江海港群分布格局，建成以原材料、能源等大宗散货中转和集装箱运输为主的国家主要港口、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北翼重要组合强港。大力开发洋口港，加快开发吕四港，积极推进冷家沙海域的研究与开发，发挥江港的海港功能，完善港口综合服务功能。
在沿海沿江规划建设高水平的加工制造体系，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和国际知名品牌，打造长三角北翼先进制造业走廊，沿海重点发展石化、能源、冶金产业，沿江重点发展船舶、机械、电子新材料和轻工食品等产业。
1.3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
坚持环保优先，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强化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与完善，促进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
重点加强启东长江口北支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建设，积极恢复被破坏的湿地生态系统，开展海洋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建设人工鱼礁修复渔场环境，加强珍稀生物资源、海洋自然和历史遗迹的保护。推进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在海堤及滩涂地区建设生态林、观赏林和经济林带，形成沿海自然生态保护屏障，在城镇和产业密集区周围留有开敞式的绿色生态空间，建设生态隔离带或生态廊道。
加强陆源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控制，着重抓好沿海陆域、近岸海域、河口附近海域的污染防治。合理利用海洋环境容量，统筹布局沿江、沿海达标水排放区及设施建设，实施环境治理江海联动，整体提升南通水环境质量。加强城镇污染治理，到，城市污染集中处理率应达到90%。限制高污染燃料使用，控制SO2和颗粒物排放总量，逐步改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
2生态环境现状与环境压力分析
2.1环境质量现状2.1.1水环境质量20，南通市45个水质监测断面中，符合功能区划要求的断面数为30个，水质达标率为66.7%，水体污染特征表现为有机污染，主要污染因子为氨氮和生化需氧量。主要河流的平均综合污染指数为0.37，水质最好的数长江南通段，水质状况为优；污染最重的是如泰运河，综合污染指数为0.60；通扬运河、通吕运河、焦港河、九圩港运河、新通扬运河和如海运河等6条河流水质状况为“良”。
2.1.2大气环境质量
年南通市降水中，阴离子中含量最高的是硫酸根离子，其次是硝酸根离子，阳离子中含量最高的是铵离子和钙离子，年均pH值为4.73，低于酸雨临界值（pH值5.6），酸雨频率为44.4%，高于江苏省35.7%的平均水平。与相比，酸雨发生率下降了6.1%。从降水主要化学组分情况来看，降水中硫酸根离子浓度均值大于硝酸根离子浓度均值，二氧化硫仍是造成酸雨的主要原因。研究表明，外部源对南通SO2浓度的贡献率为30.5%，南通的酸雨污染与其外部源所造成的影响有较大的联系。
2.1.3海洋环境质量
2008年，南通市入海河口水域水质类别处于Ⅲ～Ⅳ类之间，主要污染物为总磷（TP）、5日生化需氧量（BOD5）、高锰酸盐指数(MO4-)等。吕四渔场、启东贝类增养殖区、如东紫菜增养殖区3个重点海水增养殖区水质状况良好，养殖区水体中主要受氮、磷污染。8月在南通外海海域、南通吕四港外曾发现赤潮。
近年来，南通沿海贝体等海洋生物受到铅、镉等重金属及砷、滴滴涕的污染，蛎蚜山海洋特别保护区水质受到无机氮的污染［3-5］。
2.1.4生态环境
启东长江口（北支）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是江苏省第一个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也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咸淡水河口湿地，对于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和珍稀野生生物，维持长江水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沿海滩涂地处亚热带向温带过渡区域，总面积达200km2。近海海域分布有海门蛎岈山牡蛎礁1个海洋特别保护区，37个养殖区，11个增殖区；有190种近海浮游植物、98种近海浮游动物、150种鱼类。长江口北支海域分布有重要的渔业水域，其中吕四渔场为我国四大渔场之一，是大、小黄鱼、鲳鱼等重要经济鱼类的产卵场、索饵场和洄游通道［6］。
2.2环境现状问题
2.2.1产业结构不合理南通部分
地区现有产业结构比重不尽合理，高新技术产业比重较低，产业链体系尚不完善。化工、印染、电镀等产业布局趋同现象严重，资源环境利用同质化，结构性、区域性、流域性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进一步调轻、调高、调优产业结构任务艰巨。
2.2.2土地利用功能区混杂
随着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长期以来处于城市远郊的产业基地与居住、商业、文教混合区的空间距离越来越近，造成部分地区产业发展区与城市建设区交错混杂，由此产生的环境问题严重影响城市人居环境，增加了发生环境风险与安全问题的可能性。
2.2.3环境基础设施仍显薄弱
南通正处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阶段，污染物排放量较大的矛盾在短期内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现有污水处理规模不能满足处理需求，配套污水收集管网建设不到位，严重制约处理能力的发挥。现有17座集中式污水处理厂中有6家尾水超标，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集中供热设施建设滞后，重点大气污染源治理力度不够，严重影响区域环境质量的改善。
2.2.4生态服务功能有所退化
由于开发活动的加强，排污量的上升，南通滨江临海地区生物多样性呈下降趋势。渔业过度捕捞导致吕四和长江口两大渔场的鱼类资源数量锐减、品质下降。长江河口区浮游生物的物种数量大幅减少，海洋生物群落结构趋于简单。长江和滨海岸线开发速度加快，滩涂湿地面积逐年减少，湿地鸟类数量与种类也不断下降。以来，南通境内海域相继发生大面积贝类死亡和紫菜烂苗事件，导致南通两大海水养殖品种文蛤和紫菜遭受重大损失［5］。
2.2.5酸雨问题突出
南通市多年来受酸雨问题的困扰，近年来通过采取多种措施削减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酸雨问题有所缓解，但酸雨频率依然偏高，局部地区酸雨问题依然突出。
2.3面临的环境压力
2.3.1发展与保护矛盾突出南通沿海地区自然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滩涂湿地、产卵场、索饵场等重要生态功能区密集。
滩涂围垦、港口及其临港产业建设不仅使大量滩涂湿地功能丧失，影响滩涂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占用近海滩涂养殖区和重要渔业水域，与海洋功能区划存在一定冲突。港口开发、航道建设涉及占用或穿越海洋特别保护区、产卵场、索饵场、洄游通道等。
如何协调好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确保沿海地区的生态安全是首要问题。
2.3.2经济快速增长加重污染物减排压力与苏南等发达地区相比，南通现有污染物总量基数较低。随着南通沿海开发进程的不断推进，石油化工、电力能源、冶金建材等产业将得到长足发展，主要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将大幅增加，难以满足国家未来节能减排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要求。
3.1实施生态空间管制南通市沿海开发必须严格保护自然保护区、林地、草地和湿地等重要生态用地［7］，重点建设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重要渔业水域、重要湿地、清水通道维护区、生态公益林、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等11大类、39个重要生态功能区。重要生态功能区占国土面积比例应达到江苏省环保厅对南通市重要生态功能区的占比要求，对特别重要和较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域分别实施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
3.1.1禁止开发区域
对具有重要生态功能的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风景名胜区的核心景区、森林公园的生态保护区、饮用水源的一级保护区、重要渔业水域的珍稀鱼类种质繁保区、海洋特别保护区的生态保护区和资源恢复区等特别重要的生态功能区，禁止一切与保护无关的开发活动，已经存在的工矿企业必须搬迁，并开展生态恢复建设。要结合生态环境建设措施，对已经破坏的重要生态系统组织重建与恢复，遏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
3.1.2限制开发区域
对生态功能相对脆弱、环境敏感性较高、环境容量较小、具有较重要生态功能价值的自然保护区实验区、风景名胜区非核心景区、森林公园非生态保护区、饮用水源的二级和准保护区、洪水调蓄区、重要湿地、重要水源涵养区、清水通道维护区、海洋特别保护区的.非生态保护区和资源恢复区、国家级和省级重点公益林等实施强制性保护。按照保护优先的原则，实施限制性开发；在适度开发的同时，要更加注重保护环境，加强生态环境整治，引导人口有序外迁，发展高效农业、引导生态旅游、倡导可持续消费，促进区域生态功能的改善和提高［8］。
3.1.3优化配置海洋生态资源
加强海洋功能区划对投资项目的统筹和引导，优化新增投资计划项目用海的优化布局，优先保障重大工程项目的用海需求；科学、合理地优化调整海洋功能区划，为科学用海提供依据。
3.2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
3.2.1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南通市沿海地区及长江口物种资源调查，建立生物物种资源基因库，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安全监管网络，有效保护珍稀动植物资源和典型生态系统类型，并有计划地进行人工繁殖和培育，丰富种质资源。加强国家和省重点野生动植物保护，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野生动物，尤其是长江口北支水域中多种珍稀水生动物及珍稀鸟类的救护和繁育。到2020年，所有珍稀物种及其栖息环境应得到有效保护。
加强启东长江口北支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到2015年，基本建成国家级示范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禁止一切与保护无关的建设活动，实验区严格控制不恰当的开发行为，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或景观的生产设施。
根据保护区内滩涂和沙洲湿地淤涨扩大的自然规律，采取动态保护的科学策略，处理好淤涨、种青、圈围三者关系。
3.2.2生态廊道建设
以滩涂湿地、物种保护、水源保护等重要生态功能区为主构建“两纵两横多节点”的生态廊道体系，保护自然生态、维护物种传输通道，增加水、陆生态系统之间的能量、物质和信息交流。其中，“两纵”为沿海湿地保育（南通段）、新通扬河―泰东河―通榆河水源保护（南通段）生态廊道；“两横”为里下河湿地―海安老坝港滩涂保护、长江口北支生态廊道；“节点”主要为长江口北支湿地自然保护区、吕四沿海重要渔业水域、如东沿海滩涂湿地、长青沙及周围沙洲、狼山风景名胜区。严格控制影响和破坏生态廊道的各类建设项目，确保生态廊道不被分割和破碎化，保证各节点重要生态功能得到正常发挥。
3.2.3滩涂湿地保护
从维护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坚持保护优先的原则，认真履行《湿地公约》，建立湿地管理信息系统，建立湿地保护示范基地。建立长江口北支湿地、沿海滩涂湿地、沿江滩涂湿地等湿地生态功能保护区，加强里下河内陆湿地以及潮间带、潮下带湿地的保护，严格控制开发占用自然湿地。
坚持集约高效、科学布局、综合开发、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导向，充分考虑沿海滩涂演变规律和生态服务功能，科学论证滩涂围垦对泥沙冲淤、海岸演变、岸滩稳定的影响，分析论证滩涂围垦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湿地生态系统的影响，依法、科学确定滩涂围垦的范围、时序和规模。积极探索高效、节约的滩涂资源利用模式，以综合开发为导向，优先用于发展现代农业、耕地占补平衡和生态保护与建设，适度用于临港产业发展。
3.2.4海洋渔业资源保护与生态修复在通吕运河、通启运河、薏柙撕拥戎饕入海河口种植海底及潮间带植物，利用入海河口湿地的净化功能，吸收降解污染物，并逐步恢复和重构海岸带生态系统。
根据近海资源的种类、资源量和资源补充水平，制定合理的养护措施和利用强度。对吕四渔场、长江口等重点海域、临港产业区以及滩涂围垦、航道、港口码头附近海域等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建立南通国家级紫菜、文蛤等水产种质库，建设多功能人工鱼礁群，开展主要经济生物资源种群恢复与增殖，实施大规模人工增殖放流，保护近海和长江口鱼、虾、蟹、贝等产卵场、索饵场及洄游通道。3.2.5污染控制与环境管理加快污水处理设施、集中供热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环境监管和技术改造，确保污水处理厂及工业污染源稳定达标排放。大力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企业向园区集中，到2012年，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稳定在95%以上，所有燃煤电厂完成脱硫技术改造。提升城镇生活污染治理水平，推进农村生活污染治理，到2012年，城市、县城和建制镇污水处理率分别达到90%、70%和45%。全面推广氮肥深施、测土配方施肥、分段施肥等科学施肥技术，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加强废膜的回收利用，推广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实施集约化养殖，加强畜禽养殖与水产养殖污染防治。加大现有污染源整治削减力度，开展入海河流水环境综合整治，加强港口和船舶污染控制，科学推进深海排放。加强环境监测体系、环境应急能力等的建设。
4结论与建议
针对南通沿海开发过程中面临的环境压力和目前存在的不足，今后南通市沿海开发应根据区域发展定位、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以改善环境质量、保障区域生态安全为根本，重点实施生态空间管制、生态保护、污染防治和环境管理，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南通沿海开发构筑生态屏障和环保支撑。
参考文献
1周仕凭．沿海涌动开发潮环境保护成焦点―――江苏沿海连云港、盐城、南通14县（市、区）调查［J］.环境保护，2009，（23）：59－62.
2季建林．南通沿海开发若干问题研究［J］.江海纵横，2009，（5）：4－8.
3张卫兵，王成钢，周颖，等.南通沿岸贝类体内重金属含量分析［J］.中国公共卫生，2003，19（12）：1490－1491.
4简慧兰，黄强.浅议南通市海洋环境保护现状及对策［J］.
海洋环境科学，2009，28（A01）：102－104.
5简慧兰.关于南通生态海洋建设的思考［J］.海洋开发与管理，2009，26（8）：37－40.
6黄夏银，李冰，周家艳，等.江苏沿海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分析［J］.环境科技，2009，22（5）：53-56.
7吴海锁，李冰.江苏沿海开发环境保护研究［A］.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青年科技论坛论文集［C］．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8．284－287.
8王惠中，刘伟京，陈婷，等.江苏沿海开发与环境保护战略研究［J］．环境科学与管理，2009，34（4）：50－53，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