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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意象由物象和寓意两部分构成,常用具体的东西来表现抽象的概念,以已知、易知来启迪未知或难知.其中,物象是一种感性经验,可以是一种或多种感观感知的具体物体,是信息意义的载体,是文化意象构成中的客观部分;寓意通常是一种抽象的思想或情感,是物象在一定的文学语境中乃至整个文化环境中的引申,是文化意象构成中的主观部分.
文化意象不断出现在各民族的语言里,渐渐地形成了一种文化符号,带有丰富的寓意,深远的联想,以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向人们展示了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在翻译的过程中,如果对文化意象的民族差异处理不当,就会造成文化意象的错位和丢失,产生误译.
1. 文化意象的错位
语言是打上民族文化烙印的符号系统,不同的语言之间不可能所有词汇一一对应.不同民族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对相同的物象可能赋予不同的文化内涵,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如果仅仅找对应词做到字面意义的对等,就很可能导致文化意象的错位.
如夏日夜空中呈现的亮晶晶的带状繁星群,汉语中称之为“银河”,英语则称之the Milky Way.在汉文学作品中,“银河”常会使人联想到汉民族牛郎织女的神话爱情故事,“银河”在中国人的想象中是一条水深浪急,无法逾越的天堑.可是,在希腊神话中the Milky Way 既指天后Hera 在给Heracles 喂奶时滴下的乳汁凝成的一条路,又可指人间通往宙斯宫殿的一条乳白色大道.由此可见,汉民族中银河的特征是有水的“天河”,而英语中的the Milky Way 则是陆地上乳白色的“道路”.如果不注意这种文化背景的差异,在翻译中就会导致文化意象的错位.试比较:
A broad and ample road, whose dust is gold and pavement stars, as stars to these appears seen in the galaxy-that Milky Way , thick, nightly , as a circling zone,...(Milton: Paradise Lost)
有人将其译为:“一条广大富丽的路,尘土是黄金,铺的是星星,像所见的,天河中的繁星,就是你每夜所见的,腰带般的银河,……”
在原文中,弥尔顿将亚当去见神的路生动地比喻成有尘土,有铺路石的Milky Way, 显然是指“通往宙斯宫殿的乳白大道”.但在译文中,译者把喻体译为“银河”,比喻恐有失当:河上尘土如金,路石如星,岂不让人疑惑?由于忽视了英语中的“the Milky Way”和汉语中的“银河”所传递的文化信息有径庭之处,而在翻译中产生了文化意象的错位.
2. 文化意象的失落
翻译的过程中,如果极力地把源语纳入译语,(如在英译汉时千方百计的汉化,汉译英时则不遗余力的英化),即用“归化”的方式将会导致源语生动的文化意象产生失落,失去其民族性、直观性.某些翻译只注重一种文化意象是否能在另一种文化中产生相同或相似的效果,译入语读者是否能够理解和接受,却对依附于语言而存在的文化及文化现象往往重视不够.或者说,在翻译时只考虑语义层次上的对等,却没有从语用、文化的角度予以考虑,忽略了翻译的文化传播功能.
如弥尔顿的Better to reign in hell, than serve in heaven(Paradise Lost)一句如果套译汉谚“宁为鸡口,勿为牛后”,就有失源语韵味,因为原作宗教色彩极浓.而如果译作“宁愿在地狱里为王,也不肯在天堂里为臣”,既揭示了原文的深层意义,又保留了原文的宗教文化意象,同时为汉语修辞开拓了新的境界.
再如汉语中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反映的是中国南方以大米为主食的饮食文化, 如果将其译成“Even a clever housewife cannot make a meal without bread”,则会让外国读者误以为我们也是与他们一样吃的是面包,而汉民族重要的饮食文化意象却失落了,而其它的译文如:“One can't make bricks without straw”从文化的角度看,也是不能对等的.所以翻译家杨宪益和夫人戴乃迭在翻译《红楼梦》时对这一句习语的翻译就是“Even a clever housewife canno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这样的翻译不仅是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向他们介绍闪烁中国文化色彩的语言,以及富有汉民族特点的饮食文化.
文/董晓波
中西翻译交际与文化错位
翻译交际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而民族文化差异是影响翻译交际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只有当交际双方了解彼此的社会历史知识及文化背景,翻译交际活动才能顺利进行.因此,探讨造成翻译交际困难的文化差异以及形成这些差异的文化因素,对于不同语言群体借助翻译达到理解和交流的.目的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 者：刘建芳 作者单位：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河南,郑州,450002 刊 名：中州学刊 PKU CSSCI英文刊名：ACADEMIC JOURNAL OF ZHONGZHOU 年，卷(期)： “”(1) 分类号：H059 关键词：文化错位 翻译交际 文化差异英汉文化意象比较及翻译
不同的物象附带的文化内涵在英汉民族文化中既具有共性,又存在着差异.本文将对文化意象的表现形式及意蕴进行探讨并论及翻译方法.
作 者：李晓燕 作者单位：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英语系,湖北,丹江口,442700 刊 名：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年，卷(期)： 11(3) 分类号：G04 关键词：文化意象 异同 文化传递谈文化多样性与异化翻译
本文通过对异化翻译及其重要性的.分析及与归化翻译的比较,阐述了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新形势下,异化翻译对于保证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及意义.
作 者：吕华 王晶虹 作者单位：内蒙古科技大学外语学院,内蒙古包头,014010 刊 名：语文学刊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年，卷(期)： “”(19) 分类号：G04 关键词：文化多样性 弄化翻译 归化翻译文化意象缺失与错位的翻译补偿手段-以《红楼梦》英译本为例
文化意象的缺失与错位是文学翻译中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跨文化交流的顺利进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采取一些必要的.补偿手段来弥补或调和这种缺失与错位,尽可能完整地传递原语文化意象,以达到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目的.文化意象缺失与错位的翻译补偿手段主要有文外补偿、文内补偿、替换补偿三种,从译者的总体翻译策略来看又可归为显性补偿和隐性补偿两大类.
作 者：戚健 QI Jian 作者单位：东莞理工学院,城市学院,广东,东莞,523106 刊 名：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9 22(6) 分类号：H519 关键词：文化意象 翻译补偿手段 《红楼梦》英译文化意象的翻译及平等交流
采用异化译法翻译文化意象,已经被当代译界所认可和推崇,但异化译法不应是外来文化的异化,而是本族文化的归化.无论是翻译文化意象或文化意象的交流,都应提倡一种平等,从而确保文化意象的.准确传递.
作 者：赵永刚 作者单位：宝鸡文理学院 刊 名：内江科技 英文刊名：NEIJIANG KEJI 年，卷(期)： 28(9) 分类号：H0 关键词：异化 归化 文化意象 外来文化意象 本族文化意象谈翻译的文化内涵
翻译不仅仅是文字的'正确、结构的合理、语句的流畅,翻译者必须了解语言的文化语境,就是说翻译具有文化内涵.文化内涵包括思维方式、宗教文化、传统文化观念、价值观等,它们对翻译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作 者：梁淑君 作者单位：铁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辽宁铁岭,11 刊 名：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LIAONING TEACHERS COLLEGE(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6) 分类号：H315.9 关键词：思维 宗教 传统文化 价值观从文化意象析枕头风的翻译
汉语惯用语“枕头风”带有浓厚的文化色彩,不仅仅指“妻子或情妇在枕上怂恿丈夫的话”,社会的发展还赋予了“枕头风”新的`含义.这一惯用语与英语惯用语“pillow talk”既有语义的重合又有区别,不完全对等,因此,“枕头风”的翻译在具体语境中应采用创新和变通的策略.
作 者：戴连云 Dai Lian-yun 作者单位：台州学院,外国语学院,浙江,临海,317000 刊 名：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年，卷(期)： 18(6) 分类号：H315.9 关键词：文化意象 惯用语 枕头风 pillow talk 翻译解构主义对文化意象翻译的启示
解构主义将译文置于与原文平等互补的`地位,重视文化的差异性,强调译者的自主权和创造性.这些全新的理论对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重点阐述解构主艾理论给文化意象翻译实践活动带来的启示.
作 者：周漩 作者单位：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外语系,安徽,合肥,230022 刊 名：黑龙江科技信息 英文刊名：HEILONGJI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年，卷(期)：2008 “”(36) 分类号：H0 关键词：解构主义 文化意象 翻译翻译与文化迁移
翻译对文化的迁移作用有多种表现形式.本文从不同角度讨论了顺向迁移、逆向迁移;表层迁移、深层迁移;横向迁移、纵向迁移、正迁移、负迁移和零迁移等基本形式,并探讨了造成这些迁移的原因.
作 者：曹合建 GAO He-jian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外语学院,上海,00 刊 名：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19(6) 分类号：H159 关键词：翻译 文化 迁移文化融合与翻译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文化交流日趋频繁,不同文化之间呈现出融合的大趋势,但是这种融合往往是不平等的..本文通过回顾中国历史上的三次翻译高潮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及国情,指出译者必须正确对待文化融合中的不平等现象:既要传达异域文化,又要弘扬中华文化.反映在翻译过程中就是采取恰当的策略,再现原文的文化思想,以促进两种文化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交流和发展.
作 者：李敏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外语系,海口,571158 刊 名：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ICHUAN COLLEGE OF EDUCATION 年，卷(期)： 24(6) 分类号：H059 关键词：文化 文化融合 翻译【摘要】世界上各民族由于生活的地理环境、气候、历史条件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习俗，在翻译中如果直译无法传达信息，译者作出各种必要的转换，进行意译。
在此，本文拟对文化习俗引起的表达差异与读者进行探讨。
【关键词】文化习俗;差异;意译
因受不同文化习俗的影响，各民族表达相同概念的说法各不相同。
在不同语言的互译中，要注意转换表达方法以符合译文习惯。
比如说，汉语的“天生有福”、“含着金钥匙出生”，到了英国人口中便成了“含着银勺子出生”，(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one’s mouth )：到了俄国人那里又成了“穿着衬衣生下来的”;德国人的表达也很有趣，是“梳好了头才出世的”，再如汉语成语“一箭双雕”或“一举两得”，用法语说相当于“一块石头打两处”;用英文说是“一石打两鸟”(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德语的说法相当于“一个拍子打两只苍蝇”。
这种文化差异体现在大量俗语、成语中，翻译时必须进行适当的转换。
如在汉语表达中，同为“虎”字形容的成语，再英语中的表达却大相径庭，如“骑虎难下”译成英文是“hold a wolf by the ears ”，而在另外一句成语“养虎为患”中，“虎”却是用“蛇“代替了，即cherish a snake in one’s bosom 。
这就要求翻译人员要对两国的文化要深入了解，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以便在翻译中游刃有余。
其他一些英汉表达不一致的说法不少，翻译人员平时要注意收集这类表述，在翻译中做好转换。
如;“挂羊头，卖狗肉” He applied bait-and-switch tactics in business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A word once let go can not be recalled
“兔子不吃窝边草”A wise fox will never rob his neighbor’s hen-roost
“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to lead a dog life
又如，在一些习语中表达也各不相同。
我们说的“眼中钉”，与英美人讲的a thorn in someone’s flash指的是一回事，虽比喻有异，但意思相同。
汉语口语中的“胡说八道”曾被译成break wind 。
其实，英美人更习惯用shooting from the hip来表示这一说法。
而汉语口语中“吃闭门羹”的说法指登门拜访某人而某人不在家。
在大多数的场合，是用to a locked door的片语来表示的。
我昨天去他家看他，不料吃了闭门羹。
I went to see him yesterday, but unfortunately I was to a locked door。
此外，不同文化的人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都有很多不同，在言谈中要注意文化上的差异。
如欧美人崇尚独立，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感到别人像对待小孩那样对他们“关怀备至”，也会非常反感。
因此，中国人之间常说的“天气太冷，多穿点衣服，别感冒了。”“路很滑，要小心。”之类的话一般是不应对欧美人说的。
有一位在加拿大进修的学者坐在导师驾驶的汽车里，好心叮嘱他导师一声：“Be careful ”，导师竟然发了脾气，说他不愿意别人在他驾驶时指指点点，发号施令。
因此，即使是对西方人表示关心和同情，也要注意分寸。
又如，我国早有“民以食为天”的说法，因为吃饭问题长久以来是中国人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因而，人们见面时常爱说“吃过了吗?”“吃饭了吗?”在多数情况下，说话人并不十分关心别人是不是吃了饭，而只是一种招呼罢了。
中国人听到这些话只是回答说“吃了”“还没有”之类的话，表示谢谢问话人的关怀或热情。
此类问话在欧美国家相当于“Hello”或“Hi”，对方也进行相同的回应。
如果将问话改译成“Have you had your meal ?”如果被问者是英国民族的人，他心理上首先的反应是：“Yes, I have ”或“No, I haven’t ”或“Do you mean to invite me to dinner ?”(你是想邀请我吃饭吗?)。
由于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汉语中诸多的与“吃饭”有关的词语，在翻译成英语时要做好适当的转换，如：
饭桶good-for-nothing
吃不消be unable to stand
吃不开be unpopular
吃老本live off one’s past gains
因此，了解一些文化习俗的差异有助于我们在翻译中避免尴尬，有利于营造愉快友好的气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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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翻译与作为翻译的文化【2】
摘要：民族志翻译是文化人类学领域中的翻译实践和研究。
民族志翻译的核心是文化翻译，是通过转写和翻译的方式将他族文化介绍给本族文化。
民族志的文化翻译观将他族口头艺术作为主要对象，提出将文化作为文本，将文化作为翻译的观点，强调文化翻译的“写作性”和“隐喻性”。
民族志翻译与翻译学理论和实践既相通又相异，彼此之间的阐发和借鉴尤其对翻译学研究内容的丰富和学科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关键词：民族志翻译;文化翻译;跨学科研究;口头艺术
引言
在翻译学(Translation Studies)的学科发展过程中，学科独立性和跨学科性一直是一对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矛盾。
翻译学从一门边缘的依附性学科成长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学科的引领和推动功不可没。
①时至今日，翻译的跨学科研究仍然是翻译学学科发展的重要学理来源。
“在当今世界，翻译变得越来越多元，宽泛和复杂。”②翻译学在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互动中滋生出许多新的交叉研究领域，丰富着翻译学自身的学科内容，同时也对相关学科产生影响。
基于此，专门出版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著作的圣·哲罗姆出版公司(St.Jerome Publishing)陆续出版了“翻译研究探索”(Translation Studies Explored)系列专著，由西奥·赫尔曼(Theo Herman)主编，以反映跨学科翻译研究的最新成果，梳理翻译理论发展的轨迹，探讨新的翻译研究领域、方法和问题，丰富和扩展翻译研究的知识境界。
凯特·斯特奇(kate Sturge)的《表现他者：翻译、民族志学和博物馆》(Representing Others： Translation， Ethnography and the Museum)就是这套专著中的一本。
斯特奇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德国纳粹法西斯时期的翻译研究，探讨翻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如何被政治和意识形态所利用。
二是在人类学和翻译研究的交叉视野中研究翻译作为一种文化表现形式。
她的主要著作有：《内部的异者：德国纳粹时期的外译德》(The Alien Within’： Translation into German during the Nazi Regime)和《表现他者：翻译、民族志学和博物馆》。
她还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如《展示中的他者：民族志博物馆中的翻译》(Others on Display： Translation in Ethnographic Museum)和《民族志中的翻译》(Translation in Ethnography)。
同时，她还与《建构翻译社会学》(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的作者米歇尔·沃尔夫(Michael Wolf)一起，共同承担卢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翻译研究》期刊的编辑工作。
《表现他者：翻译、民族志学和博物馆》的主要内容包括作为隐喻和实践的翻译，文化的可译性，民族志的历史视野，民族志的关键性变革，口头艺术的民族志翻译，博物馆的跨文化表达以及民族志翻译中的伦理问题等。
该书通过对每一个主题的详细阐述，集中体现了民族志的文化翻译观。
本文将以此为起点，将民族志的文化翻译观概括为将文化作为文本来解读，将文化作为翻译来实践以及将口头文学作为民族志翻译的重点来分析，考察由上述几个方面所建构起来的民族志翻译观如何与我们所熟知的翻译学中的文化翻译观在理论上相互阐发，在方法上相互借鉴，指出这种跨学科的研究对深化翻译的认识、丰富翻译研究内容，促进翻译研究发展的积极意义。
一文化作为文本：民族志文化翻译的基础
在人类学诸多学科领域中，与翻译最具有直接联系的当属民族学。
“民族学亦称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③民族志是民族学的实践活动和书写表达方式，包括如何用口头或书面的语言形式将他族文化介绍给本民族。
民族志和翻译具有天然的联系，民族志学者通过深入了解他族文化，再将他对他族文化的阐释，通过书面的形式记录下来，供本族读者阅读。
这中间涉及到对原文(他族文化)的理解，涉及如何表现他族文化，涉及语言转换和文化意义传达的问题，这些都是翻译的基本要素。
所以，民族志实践的实质就是对他族文化的翻译过程。
民族志翻译，既指广义的民族志翻译观，也指具体的民族志翻译实践。
文化翻译是当今翻译学与民族志翻译所共同聚焦的一个中心，其原因来自于这两个研究领域对文化翻译的相同认识。
首先，在翻译学领域中，文化翻译是针对语言翻译而出现的，其基于的观念是翻译不仅是语符之间的转化，还是语符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的传达，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交际活动。
文化翻译包含语言翻译，语言翻译中的文化专用项恰恰需要通过文化翻译来解决。
民族志翻译观还特别关注跨文化交际实践，一个文化如何通过翻译去认识、阐释、表现他族文化的过程。
民族志翻译采取的通常是从口头文本到笔头文本的路线，甚至是一种无原文本的翻译路线，即将他族文化整体当做一个文本来进行翻译的过程。
这就引出了民族志翻译的一个核心概念：文化作为文本(culture as text)。
在民族志翻译实践中，从源语的口语到译语的笔头语是民族志翻译者所经常采取的一种工作方式，但就民族志文化翻译观而言，则是将民族志所考察的他族文化，整体作为一个文本来阅读，即民族志对他族文化的呈现过程，不是一个客观表现他族文化的过程，而是对他族文化的阅读理解和阐释的过程。
将文化作为文本的民族志文化翻译观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通过将文化文本化，使得民族志实践作为一种翻译实践获得了理据;二是将文化文本化，使得民族志是对他族文化的一种书写的观点得以成立。
斯特奇在她著作的摘要中就指出，文化人类学一直以来就将翻译作为一种文本实践，翻译经常被用做一种隐喻来描写民族志的阐释过程和跨文化比较。
对翻译实践和民族志撰写而言，理解和表现是两个核心问题。
这两个问题直接影响到译本和民族志与不同文化之间或疏或近，或保留异质或挪用归化的关系。
同时，斯特奇还提到了一种特殊的民族志翻译形式：博物馆。
博物馆研究(Museum Studies)的内容之一即是讨论民族志博物馆作为一种多媒体的翻译形式，所面临的同样是如何表现他族文化的问题。
④ 在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翻译常常被作为一种隐喻和转喻，用来暗指和指代丰富复杂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活动。
斯特奇认为，在民族志翻译和博物馆展示所表现的文化翻译中，翻译主要不是一种将稳定的意义从一种语言符号解码编码到另一种语言符号的技术活动，民族志表现中的意义不是由源来规定的，而是流动、复杂和混杂的，是由接受系统的即时性和现场性表现所决定的。
翻译的作用并不仅是一座供人们顺利来往的桥梁;它是一个冲突之地，在知识的建构和创造，文化的塑形和权力的斗争中起着中心的作用。
⑤ 斯特奇的观点契合了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以来的文化研究学派的主要观点，即从关注译文如何忠实于原文转向关注译语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如何作用于翻译的过程和译文的接受，以及翻译作为文化之间的调停人的作用问题。
关于对翻译的认识，翻译研究的文化研究学派和民族志翻译不谋而合，而使得这两个研究领域具有了许多共同的东西，也使得双方之间的互动成为可能。
文化翻译涉及文化的可译性问题。
不同的文化有着各自不同的生存环境，不同语言中的文化专有项使得文化之间的翻译看似不可能实现。
民族志的文化翻译观认为，翻译看似不可能，却被广泛实践着;文化翻译看似不可能，但同样也被广泛地实践着。
逻辑意义上的不可译判断并不意味着语用意义上的可译性事实。
而文化翻译的可译性较之语言翻译的可译性更深了一层。
文化翻译的可译性指在翻译中如何调适他族文化与本族文化的亲疏距离，通常通过语言翻译层面上的直译或意译之间的选择来实现。
在具体的民族志翻译实践中，特别是口头文学的翻译中，直译表现为不做任何改动，保留原文的形态，即采取民族志工作者作为收集者(ethnographer as collector)的翻译策略;意译则表现为对他族文化的深层次阐释以接近真正的意义，这种翻译策略被称为民族志工作者作为阐释者(ethnographer as interpreter)的策略。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深度描写(Thick Description)和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理论，以及翻译研究中美国学者阿皮亚(Kwame A.Appiah)的深度翻译理论都强调了民族志工作者和译者对他族文化和原文本语境化阐释的重要性。
文化翻译是民族志实践由来已久的根本任务，是将他族文化介绍给本族文化的必需方式。
许多文化人类学家，如英国的埃文斯-普里查德(Edward Evans-Pritchard)和利奇(Edward Leach)等就提出民族志的根本问题是文化翻译问题。
⑥民族志工作者在对他族文化的田野研究中，将对他族文化的理解用文字表述出来，传达给本族文化。
这其间包括了翻译的两个核心部分：理解和表现。
民族志翻译与我们所熟悉的一般意义上的翻译也有差异。
通常翻译有源语文本，而民族志翻译的原文则是他族的文化。
所以，民族志翻译的过程就是一个将他族文化文本化的过程。
翻译研究经历过以原文为中心到以过程为中心和以译本为中心的重心转移，从忠实于原文到翻译是一种阐释再到翻译，是一种改写的翻译认识观的衍变;而民族志研究也经历了从参与观察、主位与客位之争再到阐释之阐释等对他族文化调查方法的变化，以及从准确全面地表现他族文化到深度描写他族文化再到文化就是一种书写的文化观的改变，翻译研究和民族志研究在每一个发展阶段所遭遇的问题和解决之道都非常相似。
斯特奇在她的专著中特别提到了格尔茨的阐释人类学(Interpretative Anthropology)理论以及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和马库斯(George E Marcus)编辑出版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一书。
格尔茨的阐释人类学强调对他族文化的文本化细读，即他所称之的深度描写，而克利福德和马库斯的《写文化》则将对他族文化的文本化过程当做写作的过程，强调写作过程中的修辞性和创造性。
这和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所提出的“操纵”和“改写”等理论如出一辙。
民族志的“写文化”和翻译研究的“改写”表述不同，但实质相同，就是将民族志和翻译的研究引入到接受文化和译语文化的语境中，强调接受文化和译语文化在诗学规范、意识形态等方面对民族志和翻译实践过程及其结果的影响和接受。
民族志本质上就是跨文化和文化多元的，民族志工作者在实践中所形成的成熟的跨文化意识和跨文化能力对翻译者具有启示作用，而翻译者对承载文化的主要媒介语言差异的精细分析和处理，对民族志工作者具有借鉴作用。
二文化作为翻译：文化翻译的隐喻性特征
文化作为翻译这一隐喻是从殖民与后殖民这一对关系中引发出来的。
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翻译，与我们所熟悉的基于语言层面上的文化翻译相去甚远。
翻译同迁徙、旅行甚至文化自身等术语概念组成了当今的后殖民理论话语。
巴巴(homi k.bhabha)的文化翻译甚至与翻译学和民族志的文化翻译几乎没有关系，表达的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从一个文化到另一个文化的人员迁徙，和文化旅行、文化迁徙同义。
在斯特奇的著作中提到了尼兰贾娜(Tejaswini Niranjana)等几位后殖民翻译理论家。
这几位后殖民翻译理论家探讨了在翻译中表现的殖民主义文化暴力、霸权以及所遭遇的来自殖民地弱小文化的抵抗。
斯特奇还提到了巴巴的后殖民文化观：文化是跨民族和翻译的。
⑦这样的判断表现了后殖民文化的杂合性质。
不同的民族文化相互交叉，互为观照，本民族的文化形象通过他族文化的反照而获得，这种反照就是翻译的过程。
翻译构成混杂的第三空间，形成第三类文化，离散的状态是被翻译的结果。
在后殖民的语境中，翻译是跨文化交际的常态，我们既是翻译者也是被翻译者。
当我们将文化定为“我族文化”和“他族文化”时，我们对任何一个他族文化的认识，或任何一个他族文化对我们的认识，就是翻译的结果。
任何一个文化都难以逃脱被翻译的境遇。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化本身就是翻译。
民族志的文化翻译观在将翻译置于越来越抽象、无所不包的境地时，翻译也就面临着失去其本质属性的危险。
在讨论完民族志意义上的文化翻译观后，斯特奇提出了民族志翻译中的语言问题。
⑧民族志翻译是缺乏源语文本的翻译，民族志翻译的源语文本是被文本化的他族文化，而往往这种文本化过程就变成了译者从自身文化视野出发的对他族文化的单向解读。
他族文化的语言，尤其是口头语言常常被忽视。
他族文化的语言尽管与西方语言有许多不同，但其蕴含的文化信息和民族性格却不容忽视。
美国语言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萨丕尔(Edward Sapir)、沃夫(Benjamin Whorf)、海默斯(Dell Hymes)等都指出了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紧密关系。
在民族志翻译中寻找源言并不是简单的语言问题，而是文化问题。
斯特奇认为对源和语言差异的重视是民族志所缺乏的，但却是翻译学领域中的翻译实践所擅长的。
民族志翻译需要重新认识他族语言的重要性，将语言差异分析作为民族志翻译的起点，这是民族志文化翻译观一个新的重要观点，可以看做是民族志翻译向语言本体的回归，重新强调民族志翻译的语言属性。
斯特奇认为翻译研究中的多元系统理论和社会历史角度的研究方法对民族志翻译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尤其是图里所提出的“规范”和“忠实”等概念。
⑨斯特奇以英国人类学为例，分析了民族志翻译与殖民主义的种种关系，指出英国人类学在1970年代后饱受质疑，其原因就在于民族志翻译中所预先设定的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关系以及自封的民族志权威性。
斯特奇尤其提到了埃文斯-普里查德在1940年代出版的《努埃尔人》(The Nuer)。
⑩埃文斯-普里查德在研究苏丹南部努埃尔人文化时，强调他们所用的词汇和概念与西方的、基督教的术语截然不同。
西方人用英语翻译的他族文化，所使用的术语都带有基督教化的概念、西方历史和社会规则的特征。
长期以来，民族志翻译被认为能准确、完整、客观地表现他族文化，民族志工作者被认为是全能和权威的。
这样的观点强化了接受方文化的居高临下和优越的文化态度，从1970年代开始，在解构主义和后殖民思想浪潮中，这种对他族文化的认识观受到诟病，遭遇到表现的危机。
在这种情形下，民族志的改革成为必然，对话民族志(Dialogical Ethnography)应运而生。
对话民族志受巴赫金(M.M. Bakhtin)文艺对话理论的影响，认为对他族文化的翻译和表现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对话，意义是由对话的双方共同构建起来的，这种构建是即时的、非预先设定的。
对话民族志将被表现的文化一方提到与表现方并重的地位上，在翻译的话语中同样具有被翻译者的声音。
这样的文化态度同后殖民翻译研究中强调异化的翻译策略，强调保持文化异质的翻译主张互相呼应。
对话民族志的实践最后还是要落在语言上，如何在民族志文本中保持对话的气氛，在翻译中一些必要的语言处理方式就显得很有必要，如双语的引录，他族语言的解释等。
三口头艺术：民族志翻译的主要对象
口头艺术的民族志翻译是民族志的文化翻译观的最新发展，也是最具意义的部分。
它接续了民族志翻译中所提出的民族志翻译首先应该关注源语文化的语言、关注语言差异的主张。
在民族志实践中，他族文化常常是通过口头艺术来表达的，如部落祭祀典礼、神话传说等等。
所以对他族文化口头艺术形式的理解和传达，是民族志翻译的具体化任务。
斯特奇提到了表演的概念，这是口头艺术民族志翻译的核心概念。
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是在美国人类学和民俗学领域中关于口头艺术研究的三大理论之一。
表演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人类学家鲍曼(Richard Bauman)和海默斯等。
表演理论关注正在发生中、正在活动中的民间口头艺术文本，研究它们的交流形式和交流过程。
表演理论改变了传统的以文本为中心，从文本到文本，研究抽象的、往往被剥离了语境关系的口头艺术文本的做法，将文本还原给语境，以表演为中心，关注口头艺术文本在特定语境中的动态形成过程和其形式的实际应用。
除表演理论外，另一个与口头艺术表现有关的理论是以鲁森伯格(Jerome Rothenberg)和特德洛克(Dennis Tedlock)为代表的民族志诗学理论。
民族志诗学反思以往对部落口头艺术文本的翻译，提出重返部落口头艺术文本的声音和形式的口号，重新唤起我们对部落口头艺术文本声觉和视觉的审美感。
他们认为，部落口头艺术具有其独特的语言和审美特征，以及独有的讲述表演方式。
部落口头艺术表演中的每一个声响，每一个修辞形式，都具有其独特的美学意义，需要我们打破惯常的'书写方式，利用多种手段，将它们完整地用另一种语言呈现在不同文化的人们面前。
对口头艺术文本的关注将是民族志翻译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实践层面上的民族志翻译，必须要结合语言材料来分析文化的意蕴，口头艺术文本为民族志工作者提供了具体的操作平台。
除上述关于文化作为文本、文化作为翻译和口头艺术翻译等几个民族志文化翻译主要观点外，民族志翻译还提出了博物馆的文化表现和伦理问题。
博物馆翻译的概念扩展了翻译的外延，可以被看做是雅可布逊符际翻译的具体事例。
民族志实践的具体工作之一就是文化产品的收集，博物馆虽然不能像文学翻译一样有源语文本，也不像民族志翻译一样有文本作为产品，但博物馆对他族文化物件的收集、摆放和展出，实际上也是一种广义的翻译，而且是一种集中了视觉、听觉、声响和形体的多媒介翻译。
斯特奇认为博物馆翻译有着民族志翻译和文学翻译所具有的文化翻译特征，具体到表现形式上，一是博物馆翻译是通过具体物件的展示，表达博物馆学者对他族文化的理解;二是在博物馆通常都有文字说明和口头导游，这也可以是一种文化的释译。
同民族志翻译一样，博物馆在展品摆放、文字说明撰写等方面也经历过忠实和真实，阐释的权威性与有效性等问题的讨论。
在后殖民语境中，博物馆翻译从过去作为翻译暴力实施的场所成为当今不同意识形态和话语的协商之地。
博物馆翻译同时也涉及到一个伦理问题，一个关于博物馆文化产品的所有权和权威性问题。
谁是文化产品的主人?谁才对它们具有权威的解释?这同目前翻译伦理的讨论一样，问题的答案直接指向原作者和源语文化在博物馆翻译中不容忽视的地位。
对话与容忍差异是民族志翻译中所涉及到的伦理问题的解决之道，翻译中译者与作者的对话，跨文化交际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可以达到彼此之间的尊重和加深了解;保持差异则提出和而不同的文化相处方式，体现文化的多元性。
结语
跨学科研究的一个特点是问题的拉动，即将同样一个问题放在不同的学科视野中进行观照，形成一个多维的立体阐释构架。
斯特奇《表现他者：翻译、民族志学和博物馆》将翻译问题置于翻译学和民族志的视野中，为我们理解翻译与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角度。
长期以来，翻译学在人们眼中是一个消费性的学科形象：吸收消化他学科的理论，却很难为他学科做出贡献。
斯特奇的专著表明，翻译学正在摆脱依附于他学科的形象，当代翻译理论正逐渐走进相关学科的视野中，被相关学科理论所整合，成为相关学科的理论来源之一。
就民族志而言，翻译的语言学分析方法和后殖民翻译理论对民族志翻译影响颇大，甚至影响着民族志研究的发展方向，例如对源语的重视和对语言差异的分析等等。
“人类学的目的就是收集数据，寻求意义和理解意义，而翻译在其中具有中心的作用，长期以来人类学界却忽视了对翻译的系统研究。”人类学对翻译问题的反思集中体现在了斯特奇的专著中，对翻译学界而言有着许多启示，其中最主要的是翻译学的学科理论建设还需进一步加强，这中间包括学科自省和通过跨学科的研究方式，吸收、消化和提炼出具有学科特色的翻译理论，同时对翻译问题的跨学科讨论保持一种开放兼容的态度。
斯特奇的翻译概念突破了传统翻译研究中的跨语言层面研究，而上升到跨文化层面上的研究，在她的翻译概念中，传统的源语文本不再存在，博物馆也成为翻译的形式，翻译的概念被大大扩延，翻译学科如何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考验我们是否具有足够的学科勇气。
同时，在当今文化翻译已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主要议题时，我们除了在宏观层面上讨论翻译作为文化隐喻和转喻外，还应当学习民族志翻译具体的跨文化交际策略和方法，以提高译者作为文化调停人的意识和能力。
文化翻译应以跨语言的翻译实践作为基础，这是翻译学和民族志翻译所达成的共识。
在民族志翻译实践中，即使在将文化作为文本和将文化作为翻译的翻译观视野中，对他族语言，主要是口头语言形式的细致分析，以及与本族语言的对照分析，也是民族志翻译的重要内容。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他族语言的结构形式和语义中发现其文化的独特性，也才能避免一家独语的现象，使文化间的对话以及对他族文化的了解和尊重成为可能。
斯特奇在专著中所讨论到的重视对口头文本的民族志翻译以及相应的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表演理论和民族志诗学理论，涉及到一个长期以来被国内翻译研究界所忽略的领域，即少数民族口头艺术文本的翻译与研究。
目前，国内已有学者从事少数民族经典的对外译介和研究，但关于少数民族民间口头艺术文本的翻译和研究还寥寥无几，其中的原因在于我们已有的翻译理论还无法解释口头艺术文本翻译的特殊性，如对等的问题、源语文本的问题以及创译的问题等等。
相信斯特奇在其专著中所介绍的民族志文化翻译观能对翻译学界有所启示，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少数民族口头文学对外译介和研究的发展。
注释：
①Kuhiwczak，Piotr and Karin Littau， eds. 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Clevedon， Buffalo and Toronto：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7， p5.
②Hemans，Theo. Translation Theories Explored . Sturge.Kate. Representing Others： Translation， Ethnography and the Museum .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7， pX.
③庄孔韶：《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版，第9页。
④⑤⑦⑧⑨⑩[12][13]Sturge， Kate. Representing Others： Translation， Ethnography and the Museum.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St. Jerome Publishing， 2007， p1， p2， p12， pp.13-16，p35，p47， pp.67-75，p131.
⑥[11] [英]赫尔曼：《翻译的再现》，见谢天振编《翻译的理论构建与文化透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第17页。
[14]Rubel， Paula G. Rubel and Abraham Rosman. Translating Cultures： Perspectives on Translation and Anthropology. Oxford and New York： Berg， 2003， p3.
翻译与文化传入【3】
摘要:语言,作为社会现象之一,总要受到社会的制约,受到时代的影响。
当前时代最大的特点无疑是新技术革命,这革命也带来新词语的革命。
通过对时尚新词的了解和学习,人们可以把握到流行的时尚脉络,掌握时尚文化的精髓。
本文给合近年来出现的语言新词,着重讨论了它的特点及翻译。
关键词:语言;特点;翻译
引言
作为世界上流行最为广泛的语言,英语中每天都会有新的东西出现。
人们在生活中不断地总结出新的思想,传统的语言无法表达这种新的思想,就要求新词的出现。
新词新义不断出现, 旧词旧义不断淘汰。
例如: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带动了社会的巨大进步,同时也是新词语的主要创造者。
每当某一门科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就有相当大一批新词涌现。
特别是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新词语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电脑、航空航天、生物、医学、环保等高科技领域的最新发展和成就,科技新词汇、术语层出不穷,科技英语词汇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构词法上也发生了变化。
这类词汇很多,比如COBOL(面向商业的通用语言),hposuction(抽脂手术); 随着电子科技的发展,mp3,mp4都成为生活的一部分,苹果公司推出iPod技术,iPeople就成了iPod的使用者,Pod cast掀起了一场“博客”风; 伴随着女士减肥的兴起,Body wrap(一种裹身减肥法)也逐渐为人们所熟知。
作为学习英语的外国人, 我们对英语词汇的这个新陈代谢过程需要不断追踪, 才能跟上英语的发展。
英语新词的特点
一种语言的发展总是有一定的规律。
英语也不例外,英语新词的出现以及构成也跟英语过去的变化形式一样,多采用三种途径: 构词法、旧词赋新义、借用外来词。
1. 在现代英语中, 运用构词法创造新词是丰富词汇的主要途径。
英语构词法中繁衍最强的是词缀法, 其次是复合法和缩略法。
词缀法是给一个词根加上词缀而构成新词的方法。
如super-,表示超级, 用这个前缀构成的词常见的有: supermarket超级市场, superpower超级大国, supermodel超级模特, super-barge超级驳船,super-rich超级富翁, super-fresh最新鲜的, super-fit身体特别强壮的。
在构成英语新词中比较活跃的词缀还有: anti-, auto, bio-, Euro-, extra-, geo-, hyper-, inter-等。
在英语新词的构成中, 复合法也占很大比例。
复合法是指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构成新词的方法。
例如generation gap代沟, motor home家庭旅游汽车, open-heart surgery体外循环心脏手术, fat farm减肥场所, laundry list细目清单等。
当代英语中另一活跃的构词法便是省略法,字母缩略法是最为常见的。
如:UNPROFOR联合国维和部队, 来自United nations Protec-tion Force; EU欧洲联盟, 来自European Union; EEC, 欧洲经济共同体, 来自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2. 旧词赋新义。
过去已有的旧词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被赋予新的意义, 以满足人们交际表达的需要, 这也是英语新词汇扩展的主要手段之一。
例如author作者, 现被用作动词, 表示在计算机网络上“编制网页”; feedback反馈原是电子学的专用语, 现指信息的反馈、反响、反应等; surf一词原指冲浪运动,现用来指在计算机网络上浏览并获取利用信息。
3.借用外来词。
借用外来词也是拓展现代英语词汇的重要手段。
现代英语中的借词遍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主要语言, 如来自日语的karaoke(卡拉OK); 汉语的Yin andYang(阴阳), tai chi(太极拳), Mao tai(茅台酒); 来自法语的black humor黑色幽默; 来自俄语的sputlik指人造卫星; 来自德语的gemutlich舒适的; 意大利语的dolcevita豪华生活等。
很多从外国语中借来的词语,最后成了英语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词汇, 极大地丰富了英语语言的表现力。
英语新词的翻译与文化传入
目前对英语新词语的翻译, 多集中在音译、意译、直译以及直接引入等方法上。
下面我们来讨论一下这几种方法。
1. 音译 很多新词语在开始介绍进国内时, 没有对应的所指。
这时可以采用这种方法翻译。
如Google,一个强大的网络搜索引擎, 已经成为搜索的代名词,现在我们把它译为“谷歌”。
K一mart在美国也成了便宜货的代名词,我们音译为“凯马特”。
Taliban是分子组织,我们音译为“”。
第四网络工具“blog”(由“web”和“log”缩合而成), 现在比较流行的音译为“博客”。
2. 直译有些英语新词在汉语中有对应的词,这时可采用直译的方法。
如:information superhighway或information superhyperway译为“信息高速公路”;World Wide Web译为“环球网”;network computer“网络电脑”;可装再生物质的blue box“蓝色垃圾箱”等等都采用了直译的方法。
简洁明了,通俗易懂。
3. 意译在英语新词当中,不断出现一些口语或俚语方面的新词,这样的一些词汇可以用意译的方法。
如:yoof“年轻人”;wazzck“讨厌的傻瓜”;walker“陪伴女子出席社交场合的男人”;squeeze“情人”;policy wonk“政策专家”; ho“女”;rock“毒物”;loved_up “吸毒后进入迷幻状态的”;in your face“肆无忌惮的”等等。
4. 直接引入法 就语言的使用来讲, 直接借用英文原词, 既体现了语言使用者追求时尚的语言心理, 也符合语言使用中的经济省力原则。
同时, 还可避免译名混乱, 达到术语的自然统一, 便于与国外科技文献接轨, 促进国际交往。
例如, 曾在2002年肆虐全国的一种新型肺炎, 世界卫生组织后来将其定名为“SARS”。
国内外的华文媒体把该词分别音译为“萨斯”、“沙司”、“沙士”、“沙斯”、“沙示”等多种不同的名称。
在2004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十届二次会议上, 政协委员钟南山院士提出, 可以直接使用原词“SARS”(《科技术语研究》编辑部, 2004:13)。
这一方面说明了名词术语统一的重要性,一方面也表明借用原词不失为翻译英语新词的一种策略。
再如: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四国最近首次峰会在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堡落幕,因这四个国家的英文名称首字母组合而成的“BRICs”一词,其发音与英文中的“砖块”(bricks)一词非常相似,媒体把其译为“金砖四国”。
笔者认为此词可以直接引入,通过媒体的宣传,大多数人会熟知这个词并使用的。
并且以葡萄牙语为官方语言的巴西和讲俄语的俄罗斯以及说英语的国家印度了,都采用BRICs来称呼上述四国。
结论
总之,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 语言始终是社会同步发展变化的。
词汇作为语言中最敏感的成份, 始终反映着社会的动态。
英语时尚新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社会的发展动态和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的走势。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 跨文化交际越来越频繁。
而英语新词的大量出现又给跨文化交际带来了一定困难。
因此, 对英语新词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了解新词的词义,并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英语词语中的社会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费红.英语新词的社会文化透视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卷).2006(4)。
[2]刘佳.英语新词研究与英语词汇教学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卷).2006(11)。
[3]邵斌.漫话英语时尚新词.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5。
[4]夏郁芹.英语新词探微.社科纵横.200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