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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学视觉读情绪论文
一、情绪与理性：消解二元对立
情绪与理性的关系是近年来情绪研究中反复出现的一个论题。社会学者的分析表明，人们对情绪和理性之间关系的理解经历了一个持续的发展演化过程，其中共包括三种形式：情绪干扰理性；情绪为理性服务；情绪与理性相互交织。［7］11－12第一种形式认为情绪是“行动机械中的沙砾”，损害了我们的理性决策，因此需要被消除或严密地加以控制———这主要体现在传统的哲学和心理学研究之中。第二种形式认为只要让情绪处于理性的引导之下，它就能促进或者润滑（lubricate）由认知代表的理性，从而为我们的思维活动提供帮助———这是20世纪80年代情绪研究兴起以来认知心理学者通常所持的观点。他们发现，情绪对认知有着多种作用，如发起和结束信息处理；导致信息的选择性处理；影响记忆、决策与问题解决的组织和执行等。于是，这些学者认识到缺乏情感、意动的认知研究的局限，开始尝试将它们纳入研究视野。这种受到情绪、动机影响的认知活动通常被称为“热认知”。随着认知心理学者对情绪之作用的接受，情绪与理性的关系也显得密切起来。近年来兴起的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便是平息情绪与理性之争的一种心理学尝试。其倡导者认为，“边缘系统和新皮质、杏仁核与前额叶都是相辅相成的，彼此合作无间时，情绪与智力自是相得益彰”。［8］45简言之，它是指与我们处理情绪信息有关的一组能力，包括我们感受和表达情绪的能力；产生适当的情绪体验的能力；理解自我及他人情绪的能力；以及调节自我情绪的能力。不可否认，情绪智力这一概念有助于弥合情绪与理性之间的分离，但这种弥合仍然是十分有限的：正如这一术语所显示的那样，它将情绪视为智力的一种形式，从而将其纳入理性的统辖范围之中。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这一概念背后所隐藏的假设与“情绪为理性服务”并无二致。上述两种形式的共同特征是把情绪与理性或认知分离开来，赋予理性绝对的优势地位，而把情绪作为理性的对手或仆人。然而，情绪与理性不是相互对立的，也不仅仅是后者为前者服务，二者的关系远比这两种形式所假定的要紧密得多。
在整合情绪与理性关系这一点上，社会学者走得更远。这种努力是从解构情绪与理性的等级性二元对立关系方面入手的。社会学者指出，情绪与理性之间等级性二元对立在西方的哲学和文化史中具有悠久的传统，其根源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对清晰观念和理性判断的强调，以及亚理士多德（Aristotle）认为女性的心灵更少理性而更多激情的观点。在近代，笛卡儿（Descartes，R．）的身心二元论和康德（Kant，I．）关于观念和感觉的区分进一步加剧了情绪和理性之间的分离。尽管哲学史中也有另类的声音，如怀疑论者休谟认为“理性是而且应该是激情（passion）的奴隶”，然而这种声音毕竟太过微弱。事实上恰恰相反，“主人与奴隶”是西方思想史中形容理性与情绪之间关系的最悠久的隐喻。在这种二分法中，理性被认为是客观的、普适的、分析的、冷静的和男性的，情绪则是主观的、个人的、综合的、温暖的和女性的。［9］3－8这一分析说明，情绪与理性之间的等级性二元对立关系并非我们想象得那样自然而然的，而是一种人为的社会和文化建构。为满足人们对客观、普适和确定性的向往，情绪被描述为理性的对立面，并且在与理性的争斗中扮演了牺牲品的角色。
要整合情绪与理性的关系，我们就必须在承认情绪之特性的基础上恢复情绪与理性的平等地位。在这种关于情绪与理性之关系的新观点中，二者是相互交织、互相渗透、彼此融合的。没有所谓的纯粹的、情绪中立的认知，思维和决策总是充满着情绪；也没有所谓毫无理性、完全失控的情绪，情绪本身便体现着我们对周围世界的判断。情绪与理性彼此均非对方的主宰，而是共同熔铸在人类意识这个统一的模具之中。人类意识是思维和感受、理性和情绪之间天衣无缝的融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并不只是社会学者天马行空的设想，它还得到了脑科学和神经生理学研究证据的支持。对脑、情绪、理智（reason）等神经机制的研究表明，［10］250情绪并非理智堡垒的入侵者，而是与理智一起构成了这个堡垒的结构并推动着它的操作———笛卡儿在对待身与心、情绪与理性关系的问题上恰恰犯了一个错误。
二、情绪与自我：迈向情绪理解
自我（self）与身份（identity）是紧密相联的一对概念，对身份的社会学探讨大抵始于对自我的研究。尽管二者是都在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但前者往往指向单个的个体自身，旨在强调个体与他人的差异；后者在表达这种涵义的同时，还把个体和周围具有相同属性的他者联系起来，从而包含了一个描述群体共享特征的集体维度。例如，利科（Ricoeur，P．）把身份分为“作为自我（selfhood）的身份”和“作为共性（sameness）的身份”，吉登斯（Giddens，A．）认为身份包括“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其中“作为自我的身份”和“自我认同”均对应于身份中描述的个体差异的维度———自我。在社会学者看来，自我是社会互动的产物，“反身性（reflexivity）”———个体反作用于自身的过程———在自我形成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我的本质属性就是个体反身思考、把自己作为其注意和思维之客体的能力，这是社会学者在自我问题上所持的一个基本观点。例如，库利（Cooley，C．H．）用“观镜”隐喻作为自我感受的来源，提出了“镜中我（looking－glass self）”的观点。
米德（Mead，G．H．）延续了这种传统，并且突出了社会互动的作用，认为自我的形成是在“角色扮演（role taking）”中完成的，即个体从心理上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上，并且把自己作为一个客体反观自身。正是在这种反观自身的过程中，个体发展出对自我的意识。正是这种反身性把情绪和自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Rosenberg指出，反身性在人类情绪中发挥着基本作用，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的情绪过程中：（1）情绪识别：反身性在其中表现为一种诠释过程；（2）情绪呈现（display）：反身性在其中表现为对表情和行为的自我调节；（3）情绪体验：反身性在其中表现为内部唤醒状态的形成。［11］可以说，反身性对情绪过程的任何环节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反观自身中，个体认识、体验和呈现着自身的情绪和感受，形成关于他人或周围环境的意义，从而实现了对自我的认同，而情绪则时刻在传递着关于自我的生物和社会信息。就象我们的感官能够对物理现象做出反应一样，情绪让我们对周围的社会现象保持敏感，让我们知道在自我的边界上发生了什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Denzin认为，“情绪的栖息之处是自我。情绪是自我感受。情绪当下地体现在、坐落在、产生于人们指向自我或他人指向自我的情绪的、认知的社会行动之中的自我感受”。49在澄清了情绪与自我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仍然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情绪为何能够在具有不同自我的个体之间相互交流？换言之，我们为何能够理解他人的情绪？社会学者认为，理解是个体之间交流信息、达成共识从而维持社会互动的基本途径。正如自我在人际互动中得以塑造一样，人际互动还要求我们理解情绪传递的社会信息。这牵涉到两个方面：一是个体如何理解他人的情绪体验和表达；二是这种理解反过来又如何影响了个体。这个互动过程需要情绪理解（emotionalunderstanding），即“个体进入他人经验领域，使自己体验到与他人相同或相似经验的主体间过程。从个体自身的立场出发对他人情绪经验的主观诠释是情绪理解的核心”。［1］137情绪主体间性（emotional intersubjectivity），即在情绪体验的共享领域中对集体自我（selves）的认识和感受，为情绪理解提供了基础。借助反身性和主体间性，社会学不仅指出了情绪对自我认同的重要意义，并且把这一貌似极端个人化的现象和他人联系起来，从而阐明了情绪理解之所以成为可能的社会学原理。
情绪理解的独特之处还和它的发生机制有关。Denzin进一步区分了理解的两个理想型：认知理解和情绪理解。［1］142－143他指出，尽管认知理解与情绪理解在现实中是相互交织的，但前者是逐步进行的（polythetically），个体逐个语词、逐个动作地仔细分析他人的言行，试图找出其精确的顺序及其背后隐藏的动机。逻辑推理是这种理解的核心要素。与之相对，情绪诠释则是瞬间完成的（monothetically），个体迅速将他人放入自己的经验框架，从而近乎直觉地诠释和理解他人赋予情绪的意义。共享体验是这种理解的核心要素。若个体的情绪储备库中拥有与他人相似的经验，自我与他人之间的情绪理解就更容易达成。
三、情绪与权力：揭示社会控制
情绪论述也是权力论述。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情绪与理性之间的等级性二元对立在现代社会的科层制度中得到了延续和强化。科层制把理性从血缘、家世等武断的独裁权威下解放出来，将其定位于命令、规则和标准化的操作程序。尽管这种科层制看似中立，但它们事实上支持了男性特征，并且沿着原有的性别路线再造了权力关系的父权形式。在后结构主义理论中，权力已经从上述宏观层面渗透到情绪的每一个细微角落，“权力关系决定在诉说自我和情绪时哪些能够、不能或者必须说，哪些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哪些是个体能够说的权力关系决定着人们对情绪的感受和言说，反过来，情绪也发挥着社会控制的功能，以维持现有的权力关系、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图1呈现了羞耻、骄傲、内疚、狂妄等发挥社会控制功能的情绪的产生机制。简言之，个体会根据对自己的行动是否符合既定的组织或社会法则的评价而产生相应的情绪：当个体发现自己某种特定的行为不符合社会法则时，个体会感到内疚，反之则感到骄傲；当个体发现自己所有的行为皆不符合社会法则时，个体会感到羞耻，反之则产生狂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社会控制的基本机制就处在情绪之中。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情绪既可以导致顺从和维护社会秩序，又具有颠覆现存权力结构的潜力。例如，如果我们不能感受到爱、内疚和羞耻，道德和社会秩序就会崩溃，但是过多的内疚、羞耻又可以导致人们对既有法则的怀疑、嘲讽甚至愤怒，从而引发个体或集体的自我解放行动。在这一点上，Hochschild对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和情绪法则（emotional rules）的研究最为全面地揭示了情绪与权力、社会控制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她指出，随着服务行业在当代社会的普及，雇员不仅要做传统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还要做大量的情绪劳动。所谓情绪劳动是指个体管理自身的感受以产生为公众可见的情绪表达，这意味着个体需要诱导或抑制自身的感受，以维持适合他人心理状态的外部表情。［14］7情绪劳动也经常被称为情绪工作、情绪管理。它们之间的关系正如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一样，情绪劳动可以出售以获得薪水，因此具有交换价值；情绪工作、情绪管理则是指个体所做的具有使用价值的相同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情绪不再是私人的拥有物，而是进入公共领域，接受盈利目的和商业逻辑的支配。
雇员从事劳动的工作具有三个特征：（1）它们要求雇员和他人进行面对面、声音对声音的接触；（2）它们要求雇员使他人产生某种情绪状态，如感谢或恐惧等；（3）它们允许雇主通过培训和监督对雇员的情绪活动施加某种程度的'控制。［14］147因此，情绪劳动者通常是服务行业中的雇员，如空乘人员，然而许多专业人士，如护理人员、社会工作者甚至医生、律师等也是情绪劳动者。在这些行业中，尽管其从业人员并没有直接的情绪监督者，但对他们的控制来自隐性的专业标准和顾客期望。与情绪劳动相对应，情绪法则是指文化、社会或组织情境中界定或重构情绪的准则和规范体系。［14］56它通常是隐性的，反映了文化脉络和意识形态中处理情绪的那个侧面，告诉我们自己的感受和情绪表达是否适合特定情境———上述专业标准和顾客期望就是情绪法则构成部分之一。事实上，情绪劳动反映了个体或社会组织在按照情绪法则的要求管理自身情绪的过程中付出的努力，这种努力常常表现为情绪劳动的主体所采用的应对策略。在个体层面上，我们会采用表层扮演（surface acting）和深层扮演（deep acting）顺应情绪法则的要求：前者是指我们改变自己的外在表现，有意表现出适宜的情绪，这往往导致情绪的表达与感受之间出现失调；后者是指我们改变情绪体验的那些决定因素而使我们产生相应的体验，如想象、自我劝服、内化情境的情绪法则等。显然，从这些术语中我们很容易看到情绪劳动与戈夫曼（Goffman，E．）的拟剧理论（dramaturgicaltheory）之间的联系：在情绪由私人领域走到公共领域之后，人们就必须借助各种道具、台词和表演策略，以小心谨慎的方式呈现那些处在社会前台的情绪活动，从而尽量使他人相信自己能够胜任社会所期望的角色。组织同样会成为情绪劳动或情绪管理的主体。
在这种情况下，制度机制取代了个体进行扮演。组织的本质就是秩序和控制，否则组织就无以形成和维持。组织既要使个体产生那些符合组织利益的“积极情绪”，又要抑制那些有可能危及组织结构的“消极情绪”，为此，组织一方面会采用激励（物质或精神奖励）、动员（远景规划或集体动员）等策略调动其成员的某些情绪；另一方面，组织也会采用抑制（限制不良情绪的升级）、隔离（分离那些干扰组织正常活动的情绪）等手段调节那些不为组织认可的情绪。
四、结语
勿庸讳言，情绪长期以来在学术研究中都处于边缘位置，这种现象在西方尤甚。人们通常把情绪放在理性的对立面上。只有当情绪作为理性的仆从、为理性服务的时候，它的地位和价值才会得到承认。作为这种等级性的二元对立的结果，以追求理性、纯粹知识为己任的学术研究从启蒙运动以来就把情绪排除在对真理、理智和知识的追求之外。再考虑到情绪现象极不稳定、难以捉摸，这更加使得研究者很少涉足这一问题。情绪在社会生活中的遭遇也大致相同。在专业场景中，情绪被视为一种女性化的、非专业的表现。专业人士的一个标志就是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使其工作不受情绪的干扰。在各种社会组织中，情绪也扮演着被压迫者的角色，因为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现代科层体制对情绪持有一种异常谨慎的态度，尤其是那些可能危及现有组织结构和权力关系的“黑色”情绪。然而，情绪在今天正在逐步———同时也是艰难地———摆脱它的边缘位置，走入社会组织、政治文化以及学术研究的聚光灯下。这首先要归功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剧变。伴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服务行业、大众传媒和消费文化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事以人际互动为基础的工作。这不仅是经济结构、生产方式的巨大转变，其深远影响还弥漫在包括个体情绪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它导致情绪逐渐由私人领域走向公共领域，使个体情绪负载的社会信息也日益明确地彰显出来。有学者甚至认为，当今西方社会正在进入一个被称为“后情绪（post－emotional）社会”的发展时期，其中虚伪的、理性化的、大规模生产的情绪登上了世界舞台。人们理智地选择和表现出愤慨、友好或其它预先设计好的情绪，从而创造出人造的、迪斯尼式的（Disneyesque）真实。［15］26无论“后情绪社会”是否是一个描述当今时代的恰当术语，我们能确定的一点是，当情绪成为社会生活中无法回避的一个主要议题时，学术研究就不能再对情绪问题无动于衷。于是，情绪在近年来得到了研究者们前所未有的重视。
综上所述，社会学关于情绪的解读把我们对情绪的理解大大推进了一步。这种解读使我们发现，情绪不仅是一种个体心理现象，它还扮演着十分积极的社会角色，与许多社会和文化建构具有密切联系，如理性、自我与身份、权力和地位、社会控制与社会秩序等。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情绪的性质呢？本文的分析表明，情绪不仅是生理的、心理的，还是文化的、社会的、道德的和价值负载的。在对待像情绪这样的复杂现象时，我们必须在个体心理和社会建构之间取得平衡。在这一点上，Hochschild的建议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启示：“我把情绪界定为我们通常同时体验到的四种因素的意识：（1）对情境的评估；（2）身体感觉的变化；（3）表情姿态的自由或抑制地呈现；（4）应用于前三种因素之集合的文化标签。这就是情绪的定义”。［16］118－119这意味着，情绪既是一种个体心理现象，又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一方面，它有着具体的生理和心理基础，受到本能、驱力以及神经生理机制的推动和调节；另一方面，它又受到社会文化脉络的深刻影响，反映着特定历史脉络的文化观念、社会制度和权力关系。简言之，情绪虽然的确是由社会建构的，但是这种建构具有大量的生理和心理基础，并且这个基础也深深地植根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和文化脉络之内。”
从社会学角度浅析皮卡车的实用性论文
【摘要】皮卡车在中、美两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地位：一个备受歧视，处境尴尬，一个广受喜爱，独领风骚。皮卡迥异的处境折射出两个国家不同的国情、认知习惯和生活方式。从社会学角度解读这一差异，人们就会对此有更理性、深刻的反思，也会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皮卡；社会学；交通环境；认知；实用性
一、问题的提出
皮卡车在中、美两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地位，受欢迎的程度也存在天壤之别。这种差异单从两国皮卡的年销量等数据中就可以非常清楚、直观地看出。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中国汽车市场的销量为2459.8万辆，再次稳居全球汽车销量首位。其中，中国16家主流品牌皮卡车企共销售328，933辆，只占全国汽车总销量的约1.3%。皮卡销量前三位的长cheng汽车、江铃汽车和郑州日产分别仅售皮卡99，463辆、56，857辆和42，292辆。与中国汽车市场中低迷的皮卡销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美国皮卡销量前11家企业共销售2，544，579辆，约占美国汽车当年总销量1，750万辆的15%。其中，占居年美国车市销量榜单前三位的福特F系列皮卡、雪佛兰Silverado皮卡和道奇Ram皮卡的年销量分别是780，354辆、600，544辆和451，116辆。1―6月美国皮卡车型共计销售1，278，941辆，较之前一年同期销量增长了65.01%。随着下半年多家皮卡企业新款车型的推出，预计20美国皮卡市场的增长速度还将会有新的突破。在中国皮卡一直以边缘车型处于不受重视、甚至备受歧视的尴尬境地，而在美国，皮卡却深受各个阶层人士的青睐，是地地道道的“国民车”，也是美式汽车文化的代表。那么，为什么皮卡在中、美两国的境遇如此迥乎不同，甚至冰火两重天？追根溯源，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以从社会学的层面去寻找和诠释。社会学把社会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关注社会对个人的影响以及社会与个人的互动。社会学的角度就是要将个体与社会层面进行广泛连接，从而全面、科学地认识社会的各种组成成分和各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
二、皮卡在中、美两国境遇差异的成因分析
1.皮卡使用环境的巨大差异。皮卡的使用环境概况来说包括使用皮卡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中国和美国在这两种环境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而直接导致了皮卡在这两个国家截然不同的命运。中国和美国都是幅员辽阔的国度，就国土面积而言，中国位居世界第三，美国比中国少20多万平方公里，居第四位。不过，与两国国土面积的位次形成反差的是，中国的耕地面积和牧草地面积都大幅少于美国，大约均为美国的三分之二。众所周知，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多。这简单的“一少”和“一多”，就直接导致中国跟美国在包括交通环境、停车位等在内的皮卡使用的自然环境有着天壤之别。在中国，尤其是城市，道路拥堵现象普遍，普通家轿尚有行车难、停车难的困惑，皮卡就更难觅“立足”之地，因而更难与普通家庭结缘。在美国，除极少数大城市外，不存在交通拥堵和停车难的困扰，所以形体更加硕大的美式肌肉型皮卡畅行无阻，大行其道，更成为众多美国家庭的必备车。不过，较之自然环境，中、美两国在皮卡使用的社会环境方面的差异更为巨大，并由此从根本上造成了两国皮卡社会保有量的迥异。这里所说的社会环境，主要指两国对皮卡使用的相关规定等社会因素。在中国的车型分类中皮卡属于商用车，归类为轻型普通货车。与普通家轿相比，中国在皮卡的使用年限、年检频度、道路使用权等方面都存在一些“歧视性”的管理规定。皮卡车的强制报废年限为15年(非营运轿车无行驶年限的限制，只规定60万公里是私家车报废行驶里程的上限)。在年检方面，从车管所申请注册后以内，皮卡每年年检一次，超过10年，每年需年检两次(比普通家轿的年检频度高很多)。在道路使用权方面，中国各大城市对皮卡的歧视更是“力度非凡”：以北京为例，对家轿未做任何限行规定，但对皮卡则规定，每天6时至23时，北京市的载货汽车禁止在五环路(不含)以内的道路上行驶――基本等同于皮卡不允许在北京市区行驶！另外，节假日高速公路免费的优惠也没有皮卡的份儿。与此迥然不同的是，在美国，皮卡不受任何限制，在管理规定等方面与轿车没有任何区别，拥有同等的道路使用权。
2.在皮卡的认知方面，两国民众观念迥异。皮卡在中国的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当时，中国从日本进口了丰田海拉克斯皮卡，它是中国市场上见到的最早皮卡。之后，中国的自主品牌扬子皮卡和长城皮卡都是从模仿海拉克斯开始起步的。尽管当时中国的机动车存量不大，既能载客又能拉货的皮卡也当属稀缺之物，但国人却不怎么待见皮卡。广东人把皮卡叫做“农夫车”、“的士头”(“的士”是出租车，而出租车一般都是轿车，所以“的.士头”意为皮卡仅仅车头像轿车，以此强调皮卡不伦不类，想冒充轿车却屁股露出破绽，所表达的是不屑之意)。与“的士头”这一明显带有南方色彩的称谓遥相呼应的是皮卡在北方也有“半截美”这样的蔑称。由此可见，皮卡从一开始就在国人的心目中处于等而下之的地位。
3.在实用主义层面，皮卡在两国的作用大相径庭。在中国，城市和乡村有着泾渭分明的划分和区别，而皮卡不仅进不了城，下乡也几乎不可能。上不去，下不来，皮卡的市场处境极其尴尬。因为限行等规定，皮卡在城市难觅踪影，所以在城市到处可见用面包车运送货物，也随处可见没有挂牌的燃油三轮车、电动三轮车满载货物疾驰在大街小巷(值得一提的是，电动三轮车没有列入国家机动车产品名录，无法在车管所登记。现实情况则是几乎所有地方的相关管理部门都将电动三轮车定义为机动车，而机动车不挂牌是不能上路的)。在农村，皮卡被视为高价格的小型货车，但是单纯为了购买一辆能载重的货车，因为经济能力有限，人们更愿意选择农用运输货车或者更廉价的拖拉机，因此皮卡在农村保有量也相当有限。总之，皮卡在中国的城乡均不具有很高的实用性，这一状况的改观取决于相关管理规定的改变和消费者经济状况的改善。美国人实用主义至上，而皮卡的实用性恰是最能满足这一信念的理想交通工具。
在美国，皮卡在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各个方面都担当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绝大多数的美国人住在郊区或乡村，居住比较分散，所以到相距较远的购物中心集中采购生活用品和购买大件的生活必须品，皮卡是最为实用的。对喜欢DIY的美国人来说，修缮房屋，亲自做一些园艺或小工程，用皮卡来运建筑材料十分便利，拉割草机或铲雪机等也不能没有它。普普通通的上班族，每天开着皮卡上下班，既轻松愉快又活力十足。对于建筑、装修、水电维修等诸多行业的工人来说，皮卡就是他们理想的工作站。在周末或节假日，美国人可以开着皮卡，拖着移动房车、拉着游艇、载上水上摩托、装上户外装备或烧烤器具，尽情享受户外和休闲的时光。
三、结语
源于不同的国情、迥异的认知和消费观念以及不一样的实用性等因素，长期以来，皮卡在中、美两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境遇。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因为其成因不会、也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所以皮卡在这两个国家的命运依然差别巨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年2月26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放宽皮卡车进城限制试点促进皮卡车消费的通知》，决定在河北、辽宁、河南、云南等省开展放宽皮卡车进城限制试点工作。有理由相信，随着试点工作的深入和在国内其他地区的推广，随着有利于皮卡消费市场发展的更多相关规定的出台，随着中国民众对皮卡认知和消费观念的提升，中国皮卡市场必将迎来一个巨大的发展机遇，也会显著缩小中国与美国皮卡消费的差距。
参考文献：
[1]胡牧.翻译研究:一个社会学视角[J].外语与外语教学,(9).
从社会学角度浅析当前大学生学习状况论文
人力资源是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关系着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教育是开发人力资源的主要途径，高等教育担负着培养人才的历史使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不断改革，体制不断创新，但大学生学习状况仍有待改善。
一、大学学习现状
虽然广大学生对各门课程能基本完成任务，对自身状况能做出比较客观的评价，但由于高校扩招，生源质量参差不齐，学习观差异较大，大学生学习状况整体较混乱，存在一些比较集中的问题。
（一）学习目的不明确，自我效能感低，学习拖延，缺乏学习动机
在经历高考的高压后，以完成学习目标的心态进入大学，学习压力消失，60分成为目标，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应付考试，找工作成为其追求。自我效能感是指学生对成功完成学业任务的能力判断，部分大学生作业选择难度较低的学习任务来完成，对自己喜欢的东西遇到挫折轻言放弃。学习拖延是指学习者有意推迟启动、推迟完成学习任务的行为。由于自我效能感低，对自己认识不明确，及对失败的恐惧，或过于追求完美，使学生不敢轻易开始学习任务，不敢尝试有难度的学习任务，加之对任务难度、意义、时间估计缺乏认识，导致学习茫然、更害怕失败。学习动机是引起并维持个体学习行为以满足学习需要的心理倾向，是推动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部分大学生对专业不感兴趣，对课程有厌倦感，由学习兴趣和学习结果引起的近景性学习动机较多，带有社会责任感和成就感的远景性动机不多，学习动机多变、现实与职业挂钩。
（二）学习倦怠，学习积极性不高
学习倦怠是指一种对学习持消极态度与行为的学习心理，由情绪低落、行为不当和成就感低三方面构成。由于不能很好地处理学习中的问题，容易出现沮丧、缺乏兴趣；由于学生厌倦学习表现为逃课、不完成作业、迟到早退；成就感低则反映在学习体验中的低成就感。部分学生不再认可学习重要，对学习目标认识不清，关注不够；失去了对学习的激情与兴趣，在学习中并不感到快乐，不喜欢老师，对自己感兴趣的学科也感觉索然无味，终日无精打采，无所事事；学习中缺乏自控性，遇到困难轻易妥协，学习中容易受各种事情的干扰，有些学生沉迷网络；部大学生对学校发生的一切漠不关心，失去了年轻人的朝气与活力。
（三）学习心理浮躁，失信失实严重
社会风气的影响，使大学生出现急功近利、眼高手低、盲目自大、意志薄弱等学习状况。对自己的未来缺乏规划和思考；对自己的表现与努力急于求成，意志薄弱，轻言放弃；对自己的学习投机取巧，态度不端，迟到、早退、旷课现象普遍；上课不认真听讲，做自己的事情；作业互抄，弄虚作假，考试作弊，课余时间不学习；自控能力较差的学生沉迷网络；缺乏主见，轻易动摇自己的学习观和价值观，不求甚解，有的兼职打工，荒废学业。
（四）学习主动性不够，学习无计划，缺乏创新能力，质量下降严重
学习主动性是指推动学生积极、自主、持久的发生学习行为的内部动力系统及其功能。是指学生在主体意识的支配下，有目的自觉自愿与学习活动的内隐态度与行为倾向，是自觉、积极、主动的，而非强制、勉强、被动的。很大一部分学生平时被动的上课，考试被动的临阵磨枪，死记硬背，学习主动性差，时间利用率低。上课填鸭式的教学依然普遍存在，使学生成为被动地接受灌输者，缺乏判断思维，没有判断意识，无法提出问题，进行创新。每年考试补考人数增多、次数增多、态度不端正、制度不健全、程序不完善、监考过松。
（五）大学生学习权益问题凸显
大学生学习权益主要指在教学计划的允许范围内学习内容的选择权、学习质量的保障权和学习方式的自由选择权，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对教师所授内容的异议权以及无论学习成绩好差、身体状况强弱的学生在学习上享有平等权。大学生普遍对高等教育有很高的期望，都希望能通过大学学习提升自己的能力，在更多领域、更前沿更实用的部分有所涉猎；有科学多样的评价方式和评价标准来定位自己的学习；有宽松的制度和自主选择的权利。而现实是学生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学习内容陈旧远离实践；学习方式突出教师中心，且师资质量无法满足需求；学业考评中知识记忆，应试色彩明显，评价方式单一；学习制度缺乏弹性，限制过多。使学生抱怨不断、沉默不理、逃课和作弊屡禁不止。
二、从社会学视角进行成因分析
大学生处于储备知识技能的关键时期，合理的规划学习，科学的利用时间，积极的完成学业是大学生个人发展的基本保证。基于对大学生学习现状的认识，从个体、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和社会五方面进行分析。
（一）个人因素
第一，大学入学后期望与初步学习的反差使部分学生需要得不到满足，引起学生普遍的失落感，甚至失去对所学专业的热情。
第二，学生自身学习状况的优异与否，自我效能感的水平、强度和普遍性影响了学生的学习价值观，从而影响学生的行为。
第三，学生进入学校的方式，以及对学校、专业的满意度，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行为有重要影响。有些调剂的学生进入校园便产生了对所学专业所在学校的鄙视，根本无法积极主动的去学习。
第四，高校收费制度改革，丰富了大学生的角色，促使他们开始尤其关注自身的利益。国家从免费全包到收取费用，使高等教育逐渐市场化，学生从单纯的受教育者、被管理者，成为了消费者，他们开始关注受教育的质量，就业的需求。
第五，就业制度的改革增加了学生的就业压力，从统招统分到双向选择、自主择业，使学生更关注自己通过大学的学习后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由于高校扩招，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阶段，受高等教育的人逐年增多，毕业生也随之急剧增加，这给大学生的就业市场造成了极大压力。这种形势下，大学生的追求就是通过大学学习就业谋生。
第六，学生在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习中，将教学定义为内容被动地接受活动，关注教师的解释和对事实的判断，而不是自身积极审视或探究，形成严重的依赖心理，且不能有效地将所学知识与生活体验相结合。自身的思维习惯使自身无法适应大学无人监督的学习生活，导致无计划无规划。
（二）家庭因素
1、父母的期望与家庭状况影响
学生对学习的态度和学习行为，有些学生出于实现父母的期望而一如既往的努力学习，而一些学生出于父母的压力而产生近景性学习动机。有些学生出于改变现有家庭状况而努力学习，另一部分出于改变家庭状况而过分关注就业，荒废学业。家庭状况好的学生多为享受大学，更缺乏学习的动机。
2、学生所受的家庭教育影响
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学习观，良好的家庭教育利于大学生清晰的规划四年大学生活和自己的追求，而过于功利化、社会化的家庭教育，导致学生投机取巧，荒废学业。
（三）学校因素
1、缺乏对学生学习观的教育
有效的学习观教育，对不良学习行为的遏制，保持积极上进的学习积极性和对专业的热情有重要的影响。加之不良学风、校风的影响，很容易在大学生一进大学就产生对大学学习先入为主的错误认识。
2、学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陈旧
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教育中强调教师的主导地位，忽视学生的权利，教师重知识轻能力，重灌输轻启发，重苦练轻活动，导致学习负担过重，更使学生形成一种学习的依赖感，致使学生进入无人督促的大学后迷失。
3、教学设施不完备，教学资源缺乏
教学设施无法满足学生需求，教学资源缺乏，致使学生对学校教学的满意程度大大降低，也同时降低了对学习的兴趣。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入学人数不断增加，高校现有教室越来越紧张、实验室图书馆资源紧张。
4、师资力量薄弱，专业素养有待提高
教师的专业权威与个人魅力可以增强学生对教师的期望，端正学习态度，校正学习行为，提高自我效能感的普遍性，从而提高对整个学科的兴趣，这也同时促使教师不断进步，但现实中由于教学科研经费的不断降低、任课教师工资福利待遇得不到提高等原因，很少教师能进行创新教育。
5、高校学生管理制度不完善
在管理上，高校学生管理制度的制定与落实以学校、管理者为主体，学生要服从管理；课程设置教条化依然清晰可见，虽然有一定改革，但课程设置不合理依然存在；管理体制上从招生计划、入学标准、教学内容、教学进度都只求高度集中统一，看重对学生的约束与控制。
（四）同辈群体
同辈群体是由地位相近、年龄、兴趣、爱好、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大体相同的人组成的非正式群体。同辈群体是学生自己选择的，但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带有一点儿与成人权威相抵触的色彩。
同辈群体行为会呈现一点的默契性和传染性，所以对学生的学业成绩、情感、学习态度、价值观和社会性发展都产生着重要影响。课堂中，如果看到有同学看杂志不听课，那么这本杂志会在周围同学中传阅。同学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学习态度，也会在短时间内成为整个群体的学习态度。在大学教育中，班风、宿舍风气都会影响着整个班级、宿舍及相关宿舍的学习状况。
（五）社会因素
1、社会不良价值观的侵蚀
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功利化等不良风气渗透到高校，对学生的价值观念等产生了一定影响。部分学生认为学习成绩与就业无必然联系，放松对专业的学习。新读书无用论抬头，使大学生不再热衷于知识的获得，学习行为上摇摆不定，动力不足。
2、媒体的影响突出
大学生作为新时代的希望，他们接触的媒体类型更为广泛。网络发展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带来的影响尤为严重。网络极为方便地为我们提供了信息，也把有害信息、网络失范等负面带给了学生。除此之外，在使用网络上大学生存在对网络过于依赖，对网络应用存在较为严重的失衡现象。娱乐应用偏高，作为学习工具使用较低。
从社会学角度看五年制高职新生入学适应论文
五年制高职又称五年制一贯制或五年制大专，是指招收初中毕业生、实行五年一贯制培养的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其办学模式一般为前三年实行中等职业教育，后两年实行高等职业教育，将初中起点的学生培养成为高职大学生的“3+2”人才培养模式，兼备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特征，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是国家根据新的教育和就业形势所采取的一种新的办学模式。它既丰富了办学模式，又解决了部分升不了高中却想圆大学梦的学生的实际问题。但由于办学模式的特殊性及学生所处的年龄特点等，出现了高职新生入学不适应的现象。因而有必要对该群体的入学适应状况进行研究，入学适应的好坏，既影响其当前的身心发展，又会对其以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便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部门、辅导员或其他相关人员更有针对性的为高职新生早日适应大学生活提供参考。
1。五年制高职新生适应大学生活面临的主要问题
1。1 学习方面出现的问题
学习是学生的第一要务和主导活动，学生的身心发展也主要通过学习来实现和体验。与中学相比，高职院校的学习内容和方式明显不同。高职院校强调的是专业的技能教育，学生学习的自主性、选择性等方面，而中学教学更多地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有教师指定学习目标、学习计划并监督执行。五年制高职学生从一个相对封闭的中学生活过度到相对开放的大学生活，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新奇而又完全陌生的环境，由于在初中阶段，还没有完全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不知道怎样学习更科学、更有效，没有掌握基本的学习策略，更不可能形成一套适合于自己的学习方法，同时对自己的学习过程、学习活动和学习习惯缺乏必要的反思，不懂得科学合理的安排学习时间，学习的认知内驱力不足，学习目标不够明确。因此，五年制高职新生对大学学习有种力不从心的感觉，无形之中，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学习压力，甚至出现焦虑现象，闻“学”色变。
1。2 自我心理方面出现的问题
部分学生自卑心理比较严重。自卑心理是个体在外界的消极暗示下，由于现实自我与理想自我之间产生强烈的反差而引起的自我贬低、自我否定的一种消极的心理状态。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许多家长认为孩子只有进入普通高校才有前途和出息，进入高职院校，等于是高等教育考试的落榜生，是没出息的一种表现。在社会和家庭的双重影响刺激下，学生的潜意识中有自卑和压抑的情绪，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较大，容易导致他们对自身角色的不客观定位。
1。3 人际交往方面出现的问题
五年制高职学生入学的年龄一般在十五六岁，正值青春期或青年初期，且大多是独生子女，性格还未定型，人格发展不完善。在家庭生活中长期以自我为中心，习惯于随意支配别人，希望别人关注自己的感受却很少考虑别人的想法和利益，因此难以融入集体，使得自己常常处于孤立的状态，没有社交经验和技巧而不擅于与人沟通，人际交往能力欠缺。此外，还有一部分学生来自农村，心理自卑，不敢参与社会活动，每天只往返于宿舍―教室―食堂“三点一线”，面对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而无所适从。
1。4 成长发展方面出现的问题
不少学生缺乏应有的积极理想和追求，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有的五年制高职学生，在入校时就觉得自己是被淘汰的或者被遗弃的人，认为自己将来没有出息、事业上难有作为，因而表现为精神萎靡不振、思想上不求进步，学习上不思进取，生活上自由散慢；有的学生因为对自己所在的高职院校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而产生失望、厌学等情绪，有的因为对专业选择摇摆不定而产生放弃目前学习的想法。总体而言，他们普遍缺乏长远的目标和理想，过于担忧眼前的现状。
以上四个方面是五年制高职新生入学以后在学习、心理、生活上普遍存在的主要问题。如果按照认知对象的划分，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适应自我和适应社会两类。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对自我概念认识的偏差和对自我角色转变的不适应。
2。社会学角度的分析
2。1 社会角色失调
社会角色失调是指人们在扮演社会角色的过程中，发生了矛盾、遇到了障碍甚至遭到失败，使得社会角色的扮演无法继续进行或扮演者中途“退场”。
社会、家庭对大学生行为的社会期望很高，希望他们能在生活上自理、学习上自觉、管理上自治、思想上自我教育以及目标上自我选择等。而五年制高职生，是经过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后，没能进入高中而直接进入大学进一步学习的特殊群体，他们基本上出生在80年代中后期，独生子女比例很高，生活上对父母的依赖性很强，独立生活能力差，加上其人格发展还不健全，情绪自控能力弱等，因此，在进入大学后，感到对大学生这个角色的扮演有一定的距离，认为他们在承担社会、家庭、学校对他们的角色期望时存在一定的差别而发生角色冲突，最终使得五年制高职生认为自己未能完成自己的责任，会让周围的人失望或者轻视，因而内心十分焦虑。
2。2 社会化进程中遇到障碍
社会化涉及社会和个体两个方面。从社会视角看，社会化即社会对个体进行教化的过程；从个体视角看，社会化即个体与其它社会成员互动，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的过程。按其发展阶段划分，五年制高职生属于早期社会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们正在建立自我概念，暂时处于一个彷徨不稳定的状态，而大学的校园文化以及大学校园内的高职大学生这一参照群体导致他们产生了更多的.社会适应问题。大学和整个社会对学生在社会交往上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需要他们具备独立的判断和接受能力。对五年制高职新生而言，这一点明显反映在人际交往能力欠佳上。从个人的角色定位来看，很多高职新生一直以为成绩不理想而有自卑心理，认为学习成绩不太好，在其他方面也不行。无法给自己做出正确的定位，当他们独立面对一些社会问题时，往往觉得不知所措，在社会化进程中无法成为社会合格成员。
3。对策和建议
3。1 学校方面
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使五年制高职生能正确地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和欣赏自己，形成科学的自我定位，建立健康的自我形象。主要做法如下：定期对五年制高职生开展心理调查工作，了解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状况，以便及时发现问题，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开展专题讲座――“如何适应大学生活”、“如何与人交往”、“如何控制情绪”等，或在系内开设与心理卫生课程相关的选修课，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普及心理保健知识；或将团体辅导与个别咨询辅导相结合，对有心理问题的学生进行专业指导，以帮助他们解决在学习生活等方面的心理问题，使之更好地适应环境，保持心理健康；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辅导员队伍，积极主动地帮助学生找到认识自我，实现自我的适应性途径，引导学生积极调解心理不适，增进心理健康。
3。2 家庭及社会方面
家庭及社会的支持对于五年制高职生适应入学后的生活尤为重要。有了家人及社会的支持，可以使五年制高职生在大学校园这个有压力的环境中，预防或者减少危机的发生，正确地处理问题，减少压力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家人应对五年制高职生嘘寒问暖，在心理上、精神上多鼓励、安慰、多给予他们爱与关怀，帮助他们度过关键的人格形成时期。社会成员如亲戚、朋友、邻居或专业机构等应转变传统观念，客观地认识五年制高职这一特殊办学模式，了解五年制高职也是国家培养人才的一种手段，只要在良好的教育背景之下，五年制高职新生也能健康成长、成才和成功。年龄偏小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一种优势，有利于人格的塑造和专业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
总之，通过学校和家庭、社会网络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使五年制高职新生能尽快克服困难、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客观公正地认识自己、定位自己，完成自我角色的转变，更好地适应大学校园生活，积极健康成长。
参考文献：
[1]时蓉华，张春兴主编。社会心理学[m]。浙江教育出版社，。
[2]邓伟志，徐新著。家庭社会学导论[m]。上海大学出版社，。
[3]伍新春主编。高等教育心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
[4]陈焕镜。如何对五年制高职学生进行正确引导和管理[j]。改革探索，，（3）。
从心理学角度利用视觉暗示研究小户型住宅装饰论文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居民收入的不断增长，人民的生活品质也在不断提高，居住环境、住宅条件不断改善，我国人居住宅面积约为29 . 3平方米;但受城市实际可利用土地资源以及居民实际购买力状况等多方面因素制约，以河北省会城市石家庄市为例看，通过调查统计发现，60%的居民仍旧生活在上世纪70-80年代建造的50-80平方米的住宅中。这样的住宅受当时经济、设计理念、材料及结构的限制，户型结构不科学，室内空间比例欠佳，空间狭窄，采光通风效果差;因此在有限的装修资金成本下，如何在不伤动老旧住宅建筑墙体结构的前提下，结合设计学和心理学研究一套科学的针对于城市90平方米以下的小户型住宅装饰设计方法，来掩盖此类住宅在房间高度、面积和比例及结构上的缺陷，营建出视觉效果开敞、居住感觉舒适的温馨环境是本文研究的根本任务和主要目标。
小户型住宅最大的问题就是使用面积相对狭小，如何在不伤动墙体结构的前提下，使有限空间看上去更开敞、宽阔是本文主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以一个常见的15平方米的房间为例，通过实验研究发现，如果将房间里面的家具全部搬走，把墙面刷成白色，当我们再走进这个房间时，会发现它似乎变大了很多。这是因为房间内的生活物品和家具没有了，没有任何可以将空间分割开来的物品，减少了空间的占用，也就减少了视觉空间上的障碍，也没有了可以形成视觉效果的中心;此外统一的色彩使室内顶棚、地面、墙面消除了色差室内没有了清晰的分界线，家徒四壁的房间如同一张白纸，给人从心理上感觉空间被放大了很多;这也恰好符合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的：“少即是多”的设计哲学。
从上面的实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房间要想看上去更敞必须要做到的一条准则就是“简洁”。但真实的生活是无法离开家具和日用品的，一个空旷的没有家具的空间是决不会有人生活的，脱离了实际生活简单到丧失基本使用功能则是违反功能至上的设计基本法则的，必须在遵循“功能、简洁”的前提下，来寻找各种实现我们设计目标方法。
小户型住宅室内装饰设计的加减法
首先，可以利用提高室内家具的明度和墙体色彩的方法，统一室内各元素色相的方法来达到视觉上扩大空间的作用。其次，要想获得开敞的室内空间效果，在小型住宅的装饰与陈设方面应该力求精简，减少空间的占用率。此外，在满足基本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在小型住宅中可以采用一些低矮的家具。最后还可以采取弱化墙面边角交界的办法来获取延展视觉空间。
小户型住宅室内装饰的视觉转移设计方法
方法一：注意力转移法。我们可以经常看见某些较小的房间在其中央位置安放一幅很大水银镜或者油画，甚至某些相对较小的房间内也会挂上一幅相对体量较大的绘画饰品。从逻辑上看，这种设计手法是与常理相悖的，按照“以小衬大”对比构成法则，体量大的装饰品会增加小空间的拥堵感。但是通过多次试验表明，在狭小空间墙体上放置大型的装饰画、装饰镜这样的反差、对比非常强的的饰品，可以强烈吸引人的目光和注意力，进而淡化人们对于空间原有的印象，降低观者对所处房间在空间高度、宽度、深度上的注意力，从而忽略房间本身存在的不足。
方法二：室内空间界面线性引导法。室内的顶面、墙面、地面是由一个水平面，两个垂直面的六体组成。通过对这些界面中的线条做文章也能达到在视觉上扩大空间的目的。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知道同向排列的直线会产生很强烈的视觉导向性作用，利用直线的这一特性，在室内墙壁装饰上在视觉上也可以起到延展空间的作用。上世纪末建造的住宅大部分空间较为低矮，室内净高度往往在2.5--2.6米左右，在这样的房间中生活久了会产生很强的.压抑感。我们在装饰墙壁时可以使用带有竖条形图案的壁纸，将壁纸竖状花纹垂直于顶棚裱贴，这样与地面相垂直的线条会产生极强的垂直拉伸效应，以此来缓解顶面过低产生的压抑感。
小户型室内陈设设计的错觉法
小户型住宅空间紧凑，尤其视觉感到较为阻塞。我们虽然无法让一个房间从物理意义上真正变大，但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可以利用一些视觉上的错觉设计手法来弥补空间的缺陷与不足。为了使房间内更加的温馨，也为了抑制生活中的噪音，通常会在客厅地面上铺设软质的地毯等织物。对于光线地毯织物也能产生类似的吸附作用。究其原因是这些织物是由数以万计的纤维材料编织而成，光线照射进入错综排列的纤维中不断被其吸收、反射、再反射、再吸收，优如海绵吸水的效果一样，使得光线强度不断衰减。实验证明，同样面积的房间内，相同的光线照射强度下，纤维质的地毯、纺织物卷材地面对光线的反射系数比硬质光滑地面材料：复合地板，陶瓷地砖、木地等板要低90%左右。所以小户型住宅室内更适宜铺设硬质、光滑的高反射地面饰材，这就如同在地面上放置了一面巨大的反光镜，既改善了室内的采光，也放大了房间。生活中许多家庭都喜爱在室内挂一个高大的水银镜，只要放置得当，可以令人错觉上使空间增大，其利用的就是光线的反射作用。
综上所述，通过心理学暗示利用适合的设计、陈设法则与方法，我们可以从视觉效果上对小户型住宅、公寓的各种先天的不足加以弥补，采用线条、色彩、构成学的基本元素结合户型房间的实际情况，利用一系列设计的手法来欺骗我们的大脑，让它感觉自己所在的空间不再感觉狭小与拥堵，拓展视线，延伸空间层次，创造空间的气势。使狭小的室内空间里获取更大且富有变化的视觉效果，为狭小的室内空间增添一份活力。
★ 会议视觉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