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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述评论文
论文摘要：实验室研究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场点。这种研究一反传统的知识观，提出了社会建构论主张，认为知识不是“自然之镜”而是在实验室里被制造出来的。这一主张过分强调了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而忽视其客观普遍性。其实，客观性和社会性是科学知识增长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论文关键词：SSK；实验室研究；社会建构论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并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知识主张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是要揭示科学知识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但研究进路却是多元的，先后出现了以巴恩斯、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维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的科学争论研究；以拉都尔、伍尔加、谢廷娜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以马尔凯和他的约克小组为代表的文本与话语分析研究。这些都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场点，但实验室研究在这些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一种，且它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实现SSK目标的重要途径。鉴于实验室研究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拟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论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进路进行叙述并作简要评价。
一、从传统知识观到社会建构论
科学知识社会学把实验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围并作为重要研究场点是与整个科学知识的认识转向有关的，它是传统的知识观和科学标准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挑战的结果。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客观描述，科学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人只是被动地反映自然；科学知识是被证明为真的命题，是客观的、标准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带有任何主观性和直觉的成分，也与社会因素无关。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一反传统的把科学知识看作“自然之镜”的观点，认为原先被认为是纯粹的、客观合理的科学知识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更多的是社会建构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识的产生及确定其真理性的问题上是无发言权的，正如科林斯所说的：“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开拓了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其知识的社会学转向的主要含义说明，知识不再是纯粹真理的载体，而包含了许多社会的因素，对知识的研究必须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承袭了库恩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并对其进行激进的解读，把实验室研究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这是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纲领分不开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说明科学知识的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结合，说明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无不包含着社会方面的成分。为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构成，打开“既成科学”的黑箱，一些人继承库恩的相对主义认识论，选择案例进行争论研究，认为知识社会学应当公平同等地对待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这些对立的两方面都应当得到说明，从而认为科学知识是科学共同体谈判和妥协的结果；一些人把文本与话语作为分析单元，更多地采用了符号学、修辞学、解释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一些人则走进实验室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人类学方法研究，通过观察科学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来揭示知识的制造过程。真正能够更好地贯彻SSK社会建构论主张的正是后者，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科学对象如何在实验室中被生产出来，而不是事实如何被保存于关于自然的科学陈述过程中”。
二、知识的实验室制造
实验室研究是人类学方法(民族志方法)在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创造性运用。它最早起源于人们对化学、高等物理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神经心理学和野生生态学的观察报告，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的主要研究进路并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著名亚纲领。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斯华茨在加州大学实验室、加拿大人类学家安德森在费米实验室，最早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于“实验室研究”，但他们的工作没有重视实验室的常规实践，没有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及交谈进行分析。80年代实验室研究迅猛增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人类学领域。其中，拉都尔和伍尔加、谢廷娜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他们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研究知识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把实验室看作原始部落，对之直接观察和描述，获得丰富的资料，包括笔录、实室论文分析、实验室成员的手稿、通信、谈话、备忘录和其它由实验室科学家们提供的资料。
从1975年10月到1977年8月，拉都尔以陌生人的身份去萨尔克研究所参与观察，并根据调查的资料写成著名的《实验室生活》。在此书中，他描述了实验室内部的分工及操作的流程，描述了科学知识是怎样在实验室内被建构出来的，科学家应该怎样说明这些建构。他把个制造现代文明的新“部落”看成是“文学铭”系统。认为“人类活动是一种铭文的活动，
类历史应当看作是一套碑铭整体”。文学铭写暗示了科学实践主要是一种文学的和解释的劝服活动，科学事实是以书面陈述的形式被建构、传播和评价的。拉都尔和伍尔加认为科学家所研究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由技术人员在实验中得出的经验陈述。科学家就是要劝说论文的读者相信，他的陈述应当被接受为事实。
如何才能使陈述被接受为事实，这就需要进行争论，其“成功与否要取决于该争论场中的人数、观点和立场、作者的个性和他所属的机构，以及论文本身的风格等”。这就是说，自然事实是科学家根据实验制造出来的数据进行争论的结果，实在是争论解决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即事实是科学家进行实验和磋商的结果。
拉都尔和伍尔加非常重视环境在科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环境不是像过去被认为的那样与科学实践是不相干的，环境不但影响对科学事实的建构，而且整个科学就是由环境制作而成的。环境与科学实践是不可分的、一体的。环境决定着科学家的地位、生活、工作、行为及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实验对象、材料来源，从而决定着所生产出的产品，并且环境是不确定的，可变的，有很大的权宜性。
对实验室场点进行研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谢廷娜。她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对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她通过日常观察、访谈、收集实验室备忘录、论文手稿和相关出版物，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谢廷娜与拉都尔和伍尔加一样，主张对实验室知识生产实践进行研究。在建构主义论题上，她认为，“它把现实的总体看成是装配而成的，现实的齐一性是异质的，现实的光滑外表包裹着一种内在结构。对建构主义者来说，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饰的事实”。但她更强调科学的复杂性，认为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科学家也处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因而实验室知识的生产也具有不确定性。 在《知识的制造》这本书中，谢廷娜表述了她的经验的建构主义认识论思想。她把实验室比作是生产知识的工厂，认为知识是在实验室中人为地生产出来的。实验室里的一切都人工化了。实验仪器、工具是早已制造好的，实验对象也是经过精心挑选或人工培育出来的，因而产品(知识)也就无涉于自然，完全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她还认为知识的生产过程是决策负荷的，科学实践中包含着选择机制。它贯穿于整个知识生产过程和结果之中。
实验室研究从发生学视角对科学知识的生产进行分析，着重从内部探讨了科学知识形成的实践过程，实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从宏观到微观的视角转换。在这种转换中，科学家的主体主动性得以突显，而不是被动地受环境的约束，直观地描述客观外在世界。他们认为实验室研究场点的开辟为打开科学“黑箱”找到了一把新的钥匙。实验室研究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研究者能直接观察到科学家日常实践的微观互动过程，探究科学知识是如何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被具体地生产出来的。从而揭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不仅“介入”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介入”了社会世界，科学知识本身是一种文化存在而不是被“发现”的自然给定。
三、评价
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是社会建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在批判传统的科学观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尽管它在所有的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但它与其它研究场点一样，面临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和困难。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其优点和不足，以便为我们找到科学的方法论提供新的思维视角。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研究发现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受到社会各利益团体制约的，如政府、工商界、出版界、科学基金组织、慈善机构等。这一点，对批判传统的、与社会因素无关、价值无涉、情感中立的科学观，打破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和科学霸权，有着积极的意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知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必定包含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如果知识的研究忽视了这些社会的组成部分，就会导致对虚妄的研究。传统的知识观把知识看作是自然的给定，这是一种祛魅的世界观。它排斥了自由、价值，崇尚物质主义、决定论、还原论及虚无主义。这种知识理性的无限扩张及对科学方法的无限信仰，导致了主体对自身历史存在的“自我遗忘”。也就是说，它失去了主体的性质。实际上，知识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性质。这就是建构论者所主张的，也是其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
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考查发现，实验室“实在”是社会建构的，即实验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这一视角的切人非常新颖，但问题是这种建构的成分有多大，实验者可以根据需要挑选仪器、对象、原料，这是一个建构过程，但被挑选出来的一切又是否是被建构的呢?即使所有的“实在”的建构性都比较强，那么，必定无疑，实验产品――知识，也是建构的，这样知识的确证无误的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因为没有了客观性，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也就不存在普遍有效的评判知识的标准，知识也就不存在了。从另一个方面讲，每个实验室都有自己的建构体制，即使它们所使用的仪器、对象、材料，物理环境及人力资源都是一样的，得出的结论也是完全不相同的。按照库恩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所有的知识就不具有可比性了，那么知识不就成了谁说了都算、“怎么都行”了吗?可见建构主义者在这一点上走得太远了。
实验室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实验的不确定性，即情境和情感的制约性。这一点面临的诘难也是与知识的确证度及批判标准的普遍一致性有关。按照建构主义者的说法，所有的情境都是变化莫测的，非稳定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个人的情感因素也是变幻无常的，每个实验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偏爱行事。这样一来，没有谁能捕捉到稳定的信息，实验的结果也就不具有共相性了。这种相对主义结果恐怕建构主义者自己也是不愿意看到的。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所批判和主张的本是无可非议的。诚然，科学是认知主体对自然客体的把握，作为主体的人是生活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的，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社会性，肯定会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科学知识是一种文化、一种社会建制，实验课题的选择、实验方案的设计、实验计划的实施、实验结果的评价、论文的发表、观点的提出与被接受都要受到个人的主观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很难做到绝对客观、公正，“但是当这一切成为常识之后，是否还存在一种大写的科学，一种不依赖个人意志和特殊文化特性的不断进步的客观性的科学呢?”很显然是有的。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以及相对应的普遍理性，要求人们要采用科学的世界观和理性去认识和改造自然，要求人们寻求经验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所有理性都是逻辑式的，要求人们用同一科学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来看待和处理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真理、理性和客观性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它们，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批判力量。因此，笔者认为，客观性和社会性是科学知识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前者是基石；但如果没有后者，科学就会使主体消失，科学就成了没有主体的科学，成了没有认识者的认识论。科学证明和科学证明的背景是不可分的。
对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述评的教育理论论文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并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知识主张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是要揭示科学知识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但研究进路却是多元的，先后出现了以巴恩斯、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维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的科学争论研究；以拉都尔、伍尔加、谢廷娜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以马尔凯和他的约克小组为代表的文本与话语分析研究。这些都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场点，但实验室研究在这些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一种，且它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实现ssk目标的重要途径。鉴于实验室研究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拟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论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进路进行叙述并作简要评价。
一、从传统知识观到社会建构论
科学知识社会学把实验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围并作为重要研究场点是与整个科学知识的认识转向有关的，它是传统的知识观和科学标准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挑战的结果。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客观描述，科学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人只是被动地反映自然；科学知识是被证明为真的命题，是客观的、标准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带有任何主观性和直觉的成分，也与社会因素无关。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一反传统的把科学知识看作“自然之镜”的观点，认为原先被认为是纯粹的、客观合理的科学知识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更多的是社会建构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识的产生及确定其真理性的问题上是无发言权的，正如科林斯所说的：“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开拓了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其知识的社会学转向的主要含义说明，知识不再是纯粹真理的载体，而包含了许多社会的因素，对知识的研究必须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承袭了库恩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并对其进行激进的解读，把实验室研究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这是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纲领分不开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说明科学知识的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结合，说明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无不包含着社会方面的成分。为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构成，打开“既成科学”的黑箱，一些人继承库恩的相对主义认识论，选择案例进行争论研究，认为知识社会学应当公平同等地对待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这些对立的两方面都应当得到说明，从而认为科学知识是科学共同体谈判和妥协的结果；一些人把文本与话语作为分析单元，更多地采用了符号学、修辞学、解释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一些人则走进实验室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人类学方法研究，通过观察科学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来揭示知识的制造过程。真正能够更好地贯彻ssk社会建构论主张的正是后者，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科学对象如何在实验室中被生产出来，而不是事实如何被保存于关于自然的科学陈述过程中”。
二、知识的实验室制造
实验室研究是人类学方法(民族志方法)在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创造性运用。它最早起源于人们对化学、高等物理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神经心理学和野生生态学的观察报告，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的主要研究进路并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著名亚纲领。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斯华茨在加州大学实验室、加拿大人类学家安德森在费米实验室，最早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于“实验室研究”，但他们的工作没有重视实验室的常规实践，没有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及交谈进行分析。80年代实验室研究迅猛增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人类学领域。其中，拉都尔和伍尔加、谢廷娜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他们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研究知识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把实验室看作原始部落，对之直接观察和描述，获得丰富的资料，包括笔录、实室论文分析、实验室成员的手稿、通信、谈话、备忘录和其它由实验室科学家们提供的资料。
从1975年10月到1977年8月，拉都尔以陌生人的身份去萨尔克研究所参与观察，并根据调查的资料写成著名的《实验室生活》。在此书中，他描述了实验室内部的分工及操作的流程，描述了科学知识是怎样在实验室内被建构出来的，科学家应该怎样说明这些建构。他把个制造现代文明的新“部落”看成是“文学铭”系统。认为“人类活动是一种铭文的活动，
类历史应当看作是一套碑铭整体”。文学铭写暗示了科学实践主要是一种文学的和解释的劝服活动，科学事实是以书面陈述的形式被建构、传播和评价的。拉都尔和伍尔加认为科学家所研究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由技术人员在实验中得出的经验陈述。科学家就是要劝说论文的读者相信，他的陈述应当被接受为事实。
如何才能使陈述被接受为事实，这就需要进行争论，其“成功与否要取决于该争论场中的人数、观点和立场、作者的个性和他所属的机构，以及论文本身的风格等”。这就是说，自然事实是科学家根据实验制造出来的数据进行争论的结果，实在是争论解决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即事实是科学家进行实验和磋商的结果。
拉都尔和伍尔加非常重视环境在科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环境不是像过去被认为的那样与科学实践是不相干的，环境不但影响对科学事实的建构，而且整个科学就是由环境制作而成的。环境与科学实践是不可分的、一体的。环境决定着科学家的地位、生活、工作、行为及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实验对象、材料来源，从而决定着所生产出的产品，并且环境是不确定的，可变的，有很大的权宜性。
对实验室场点进行研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谢廷娜。她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对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她通过日常观察、访谈、收集实验室备忘录、论文手稿和相关出版物，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谢廷娜与拉都尔和伍尔加一样，主张对实验室知识生产实践进行研究。在建构主义论题上，她认为，“它把现实的总体看成是装配而成的，现实的齐一性是异质的，现实的光滑外表包裹着一种内在结构。对建构主义者来说，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饰的事实”。但她更强调科学的复杂性，认为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科学家也处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因而实验室知识的生产也具有不确定性。
在《知识的制造》这本书中，谢廷娜表述了她的经验的建构主义认识论思想。她把实验室比作是生产知识的工厂，认为知识是在实验室中人为地生产出来的。实验室里的一切都人工化了。实验仪器、工具是早已制造好的，实验对象也是经过精心挑选或人工培育出来的，因而产品(知识)也就无涉于自然，完全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她还认为知识的生产过程是决策负荷的，科学实践中包含着选择机制。它贯穿于整个知识生产过程和结果之中。
实验室研究从发生学视角对科学知识的生产进行分析，着重从内部探讨了科学知识形成的实践过程，实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从宏观到微观的视角转换。在这种转换中，科学家的主体主动性得以突显，而不是被动地受环境的约束，直观地描述客观外在世界。他们认为实验室研究场点的开辟为打开科学“黑箱”找到了一把新的钥匙。实验室研究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研究者能直接观察到科学家日常实践的微观互动过程，探究科学知识是如何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被具体地生产出来的。从而揭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不仅“介入”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介入”了社会世界，科学知识本身是一种文化存在而不是被“发现”的自然给定。
三、评价
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是社会建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在批判传统的科学观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尽管它在所有的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但它与其它研究场点一样，面临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和困难。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其优点和不足，以便为我们找到科学的方法论提供新的思维视角。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研究发现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受到社会各利益团体制约的，如政府、工商界、出版界、科学基金组织、慈善机构等。这一点，对批判传统的、与社会因素无关、价值无涉、情感中立的科学观，打破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和科学霸权，有着积极的意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知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必定包含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如果知识的研究忽视了这些社会的组成部分，就会导致对虚妄的研究。传统的知识观把知识看作是自然的给定，这是一种祛魅的世界观。它排斥了自由、价值，崇尚物质主义、决定论、还原论及虚无主义。这种知识理性的无限扩张及对科学方法的无限信仰，导致了主体对自身历史存在的“自我遗忘”。也就是说，它失去了主体的性质。实际上，知识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性质。这就是建构论者所主张的，也是其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
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考查发现，实验室“实在”是社会建构的，即实验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这一视角的切人非常新颖，但问题是这种建构的成分有多大，实验者可以根据需要挑选仪器、对象、原料，这是一个建构过程，但被挑选出来的一切又是否是被建构的呢?即使所有的“实在”的建构性都比较强，那么，必定无疑，实验产品――知识，也是建构的，这样知识的确证无误的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因为没有了客观性，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也就不存在普遍有效的评判知识的标准，知识也就不存在了。从另一个方面讲，每个实验室都有自己的建构体制，即使它们所使用的仪器、对象、材料，物理环境及人力资源都是一样的，得出的结论也是完全不相同的。按照库恩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所有的知识就不具有可比性了，那么知识不就成了谁说了都算、“怎么都行”了吗?可见建构主义者在这一点上走得太远了。
实验室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实验的不确定性，即情境和情感的制约性。这一点面临的诘难也是与知识的确证度及批判标准的普遍一致性有关。按照建构主义者的说法，所有的情境都是变化莫测的，非稳定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个人的情感因素也是变幻无常的，每个实验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偏爱行事。这样一来，没有谁能捕捉到稳定的信息，实验的结果也就不具有共相性了。这种相对主义结果恐怕建构主义者自己也是不愿意看到的。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所批判和主张的本是无可非议的。诚然，科学是认知主体对自然客体的把握，作为主体的人是生活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的，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社会性，肯定会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科学知识是一种文化、一种社会建制，实验课题的选择、实验方案的设计、实验计划的实施、实验结果的评价、论文的发表、观点的提出与被接受都要受到个人的主观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很难做到绝对客观、公正，“但是当这一切成为常识之后，是否还存在一种大写的科学，一种不依赖个人意志和特殊文化特性的不断进步的客观性的科学呢?”很显然是有的。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以及相对应的普遍理性，要求人们要采用科学的世界观和理性去认识和改造自然，要求人们寻求经验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所有理性都是逻辑式的，要求人们用同一科学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来看待和处理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真理、理性和客观性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它们，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批判力量。因此，笔者认为，客观性和社会性是科学知识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前者是基石；但如果没有后者，科学就会使主体消失，科学就成了没有主体的科学，成了没有认识者的认识论。科学证明和科学证明的背景是不可分的。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问题与出路研究
20世纪90年代,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逐渐走向衰落,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纲领由强纲领主张转向社会学有限论.然而,社会学有限论和强纲领主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一变革并未触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实质性问题,因此难以解决自身存在的固有问题.科学知识社会学将会走向何方?以协调论作为解决方法,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找到了一条可能的出路.
作 者：王炀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98;金陵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38 刊 名：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JINL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年，卷(期)： 24(1) 分类号：C91-0 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学 强纲领 问题 出路试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旨趣论文
〔论文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学 解构 建构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解构了知识的客观性与合理性，用信念取代知识，试图建构科学的“社会实在论”。本文分析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解构与建构两个层次的理论结构，指出SSK的论述定位于知识的部分因果分析这一理论旨趣，而不预设自然世界与理性的概念，其无法获得对知识自洽的说明。
科学知识社会学又称为SSK，是科学哲学在后现代的一种理论视角，其理论观点与科学哲学传统思维方式及理论旨趣谨然相异。科学知识社会学批判传统科学哲学倡导的理性、真理与客观性观念，提出非理性、社会影响、政治协商是知识产生与科学进步的核心原因。夏皮尔指出“我们们生活在一个缺乏确定性的年代，我们不再相信科学知识的传统特征，这种特征是把科学进步描述为它的充分实在性。布鲁尔认为“所有科学知识―无论是经验科学方面的知识，还是数学方面的知识―都当作需要调查研究的材料来对待。柯林斯断言知识的生产是科学行动者之间偶然“谈判”的结果，并声称“自然世界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起着很小的作用或者根本不起作用。”拉图尔和伍尔加在《试验室的生活》中，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在生物实验室中跟随科学家的研究实践，其主题在于指明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的，是各种利益集团间协商的产物。谢延娜在《知识的制造》中展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材料不是自然的，而是建构的。SSK源起于英国，后来扩展到美国及欧洲大陆，内部各流派其研究方法，理论倾向和认识论倾向都不尽相同，研究的问题也有所不同，但综合其所有主张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观点:第一，反对把科学仅仅看成是理性活动这一传统的科学观;第二，强调科学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弱势决定，削弱甚至完全否定经验世界在限定科学知识发展方面的重要性;第三，自然科学的实际认识内容只能被看成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主要受社会因素影响。SSK采用的论证策略及理论旨趣可归结为在解构和建构二个层面的证明:解构层面，SSK解构了传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理性说明模型，批判科学史及其科学发现的理性描述模式，否认自然世界在科学认识实践中的决定性作用;建构层面，SSK建构起科学实践认识的社会因果说明模型，取消科学与信仰之间径渭分明的界限，用社会因素取代自然世界决定科学认识的核心地位，认为科学知识必须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过程直至其知识内核都是社会发展过程的结果。
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方法是SSK首当其冲必须征服的障碍。理性主义认为科学的历史由理性主宰，只有在理性解释不起作用的地方，非理性的心理学因素和社会因素才有存在的必要。拉卡托斯把科学史分为“内史”和“外史”，理性认识构成科学的内史，非理性认识构成科学的外史。拉卡托斯认为科学“内史是第一位的，外史是第二位的”。即或在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看来，“社会因素”即是“理论之外的因素”，数学与自然科学的客观知识内容是社会学分析无法界人的领域。在知识社会学的纲领性著作《知识与社会意象》中，布鲁尔批判了这种赋予理性优先地位的观念是受到源自弗拉格一帕拉图主义对客观性理解的影响，是一种目的论解释模型，以这种客观性概念为基础，弗拉格区分了理性的逻辑维度与心理维度。布鲁尔批判了拉图尔的客观性概念是理解科学与理性的一种非自然主义的神秘方法，在这种非对称理性思想中，社会被理解为非理性的根源，用来解释认识论的缺撼，这是极为不公正的，是一种误导的方法。一与目的论模型相对应的是因果关系模型，“它们是两种相对立的立场。“SSK批判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方法，就是为了给知识社会学开辟出一块新天地。
客观性、真理与合理性是理性主义认识论中的核心概念.与理性主义认识方法一脉相承。客观性、合理性标准是语言可翻译可理解的标准，这是理性主义反驳SSK主张的一个强有理的证据。在巴恩斯与布鲁尔合著的《相对主义、理性主义和知识社会学》中，SSK解构了“使翻译成为可能的‘合理性的桥头堡”’。解构的策略其一是否认存在标准的意义，“在词语的使用方面并不存在什么优先的理由(不存在什么‘简单的与知觉相关的情境’)，可以为研究者提供末被文化变量使之复杂化地‘标准的意义”，“所有概念和所有惯用语是等价的”其二是借用库恩的不可通约思想，承认“绝对理想的翻译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可能只是根据偶然的和局部的标准判断，对产用目的来说可接受的翻译。”但是，我们可以看到，SSK的解构策略并不能贯彻到底。虽然SSK否认“绝对理想的翻译”，但也不得不承认可理解的异族文化，也不得不承认“适当的和普遍认可的惯例”。SSK用来否认翻译的合理性基础的一个例子就是卡拉姆人使用“yakt”的事例。卡拉姆人把我们称为鸟的许多实例称之为“yakt”，但在卡拉姆人看来，蝙蝠也属于“yakt’，之类，而食火鸡则不包括在其中。SSK证明，因为卡拉姆人的‘yakt’不能完全被翻译为我们所说的鸟，如果存在客观标准，存在“合理性的桥头堡”，那么就应该存在跨文化意义上的鸟这样的词，正因为存在不同文化对正如鸟之类最显而易见的概念的不同理解，因此，理性主义者的客观性是要受到质疑的。但是不是我们就完全不能理解卡拉姆文化了，当然不是这样。“要了解‘yakt’并不难，只要注意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最终就能像卡拉姆人一样辨别`yakt’o”此处证明假设了前提P(如果概念存在可理解的客观性基础，则在不同的文化中存在有相同外延的概念A)。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中不存在具有相同外延的概念A，所以概念不存在可理解的客观性基础。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客观性与合理性并不能先验得确定概念的所指，而只是为理解概念的所指提供根据，是为理解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中“什么”存在的根据，也是我们得以判断我们确实知道了卡拉姆人所指的“yakt“是什么的根据。如果从这一点来理解，也许确实不存在“绝对理想的翻译”，但绝对存在“可理解的翻译”，而不仅仅是“可接受的翻译”。
“对于学习者来说，没有必要假设存在一些共享的概念。”那么，我们如果理解异域文化呢?SSK认为根据“概念的特性”，我们可以作出“相同性判断”，由此理解成为可能。但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概念的特性”如何导致明确的含义?相同性判断怎么可能?相同性判断之所以相同的根据在哪里?彻底解构真理、合理性与客观性，漠视知识的客观经验基础，把自然世界逐出知识的认识论领域，这显然违背对科学知识的常规理解。
科学知识的经验基础仍是SSK无法逾越的问题。“理论确实对经验作出反应，但是不是与它所说明的经验一起被人们给定的，也不仅仅受到这种经验的支持，要想引导和支持这种知识成分，人们还需要除自然界之外的另一种能动力量。知识的力量成分是一种社会性成分，它是真理所不可或缺的一种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一种关于错误的指导。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布鲁尔并不准备否定理论受到经验的支持这一事实，只是提出我们不应该忽视理论知识中除自然界之外的另一影响因素―社会因素。但承认理论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并不能由此推导出这种社会性成分就是科学理论和真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或说是真理主要的影响因素。拉卡托斯也承认完整的科学史应是内史与外史的结合，在理性说明的基础上，应由心理学和社会因素给予补充说明。波普尔也承认科学发现的逻辑中不能排除心理因素的影响。但如果布鲁尔要证明社会因素是科学知识和真理的决定性因素，他必须进一步说明知识与真理的社会本性以及何种具体的社会原因影响与决定了哪一部分科学知识的核心内容。SSK在解构层面模棱两可的论证，对建构层面的合理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建构层面，SSK从本体论上用信念取代了传统的知识概念。“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人们认为什么是知识，什么就是知识，它是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且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的。……当然，必须把知识与纯粹信念区别开来。我们通过用知识这个证词专门表示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同时把个体与具有个体特征的的当作纯粹的信念来考虑，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从一开始，SSK就给出了“社会学家”对知识的理解，知识就是信念，由人们满怀信心地坚持并且以之作为生活支柱的那些信念组成。如果知识只是纯粹的信念，是个体的一种心理活动，只具有心理学基础而不具有任何可理解的共识，这显然有驳于我们的常识。怎样在纯粹的信念与知识之间作出区分?SSK又指出，知识是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而任何具有个体特征的都只能当作纯粹信念，不成其为科学。由此一来，我们根本无法区分“知识”与“信仰”、“理性”与“非理性”、“理解”与“相信”、“证据”与“认为”之间的分别。但是在这段话中我们还要注意到一点(也是关键的一点)，在所有的定义与结论作出之前，有一个限定状语“对于社会学家来说”，这也就指出了知识社会学看问题的角度，讨论问题的层次只是“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知识社会学就只准备讨论以信念为特征的社会因素对知识形成的影响。那么，我们并不把对“科学家”、“传统的科学哲学家”、“理性主义者”探求科学的客观性基础，认为科学是一种由证据给出证明的真理。显然，SSK不但陷入本体论上的相对主义，而且从方法论上承诺了一种彻底的相对主义。SSK的理论命题“我承认我对你的知识只是一种信念，但同样的你对我的知识也只是一种信念”，虽然这不具有任何建设性的含义，但符合于SSK倡导的对称性假设，同时也没有给他的理性主义对手留下逻辑的漏洞。 当然，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行为，知识最终作为一种社会产品，完全排除社会因素的影响，这是一种理想化，也是不现实的、但是不是因此就可以由信念一统不论是自相驳斥的亦或是各说其是的理论呢?如果说SSK的最终目的只是反驳理性主义的一统天下，而不准备在推倒理性主义之后再建立由社会因果说明一统天下的权威，那么，此一目的显然已经达到。SSK的最终目的，是用社会因素取代自然世界对科学知识的决定性影响，而把知识的经验基础退变成无需讨论的动物本能。
“个人与无语言的动物共同具有一些技巧。他们是我们的智能真实而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这种技巧就是对客观事物的天然的直觉能力。SSK并不准备讨论这种能力已经形成的经验印象与客观事物的关系，他们认为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动物的航行能力的特性应当看作是对知识社会学的一种批判这观点所表现出的不过是对‘知识’这个词的解释方式的一种个人主义的偏见”，“混淆了个人技能与社会技能”。SSK完全将客观性排斥于讨论的范围之外，而认为这是一种完全无需讨论的动物本能，达到对客观世界的自然知觉。我们的自然知识与知识或说信念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知识社会学没有给出任何说明，如果说把所有知识等同于信念而所有诸如，”#L伊尔河上的.独木渡舟”之类归弄种动物的本能认识，则我们在宇航飞船上看到地坏围绕太阳转无疑也应归于这样一种本能认识，那么在电子经过盖革计数器时发出的咔哒声是否也应归于一种本能认识，如果说听到咔哒声是一种动物式的本能，而判断是电子通过则是一种知识，是社会建构的，那么我们可以逻辑的推导这是我们所称之为电子的东西通过的信号这又可不可以看作是一种作为人这种动物的本能呢?如此一来，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本能，我们根本无从界定。
.布鲁尔的强纲领从方法论上给科学的社会学研究定下应当遵守的四个信条。第一，因果性假设认为应当从因果关系角度涉及那些导致信念和知识状态的条件;第二，无偏见性假设认为应当客观公正地地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和失败;第三，对称性假设认为应当用同一些原因类型既说明真实的信念、也说明虚假的信念;第四，反身性假设认为应当可以把一种学说的各种说明模式运用于它自身。其中第三条对称性假设或说等值性假设受到了普遍的质疑，用同样的因果原因说明真理与谬误，这显然是与传统的二值逻辑背谬的。因果理论模型TT，既可作为命题P成立的证据，也可作为P的反命题成立的证据，这在二值逻辑的语境中是不成立的，也是违背我们的常识逻辑的。对此，SSK在其此后一系列论述中进一步指明:“我们的等值假设是:所有信念，就它们可信性的原因而言，都是彼此平等的……我们将为之辩护的观点是，所有信念的影响，无一例外都需要经验研究，并且必须通过找出其可信性特有的、特殊的原因来加以说明。由此可见，SSK并不是认为同样特殊的原因同时说明真理与谬误，而只是强调，所有信念的影响(或说社会影响)都应该经过经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社会原因，同样，这也只是一种在科学中有关理性、有关科学的“观察基础”问题上有限相对主义的立场.而非有关真与假的本体论的相对主义。
SSK对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进行了全面的解构，对真理、客观性、合理性、科学进步等观念都赋予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解释，甚至试图解构外部自然在科学知识中的决定性地位。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SSK指出了理性主义反映论认识中存在的缺撼，但是因此我们就可以用社会因素取代自然世界在认识中的核心地位，完全放弃科学的客观性基础呢?如果一个社会学家试图证明社会变量影响科学的认知内容，她就必须细心地刻划被影响的究竟是什么科学内容。正如科尔所言:“在他们的工作中，他们确实描写了社会过程如何影响科学的动作，但是他们未能证明，对于我所说的知识结果或者科学片段―它们最终被科学共同体作为真理接受并随后成为那一领域的核心知识―有一种实质性的影响。并非SSK不想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某此信念的自然主义解释与知识的自然主义解释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导，后者需要一种相当的认识论与其它理性手段”，不求助于自然世界与动物本能的结合，“集体信念的可接受性”无法获得完备的说明，勿宁说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理性主义作为两种理解科学知识的视角成为互补的关系。
试论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认识论哲学论文
论文摘要：本文试图从“表述危机”引述哲学上的从认识论到语言学的转向。通过简要分析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本身，从中得出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倾向和建构倾向的语言学的依据。并进一步对认识论中的另一表述语言――科学作一分析，得出科学知识社会学在认识论上的后现代主义趋向，并且进一步指出，这一趋向是由于认识论中实在的不在场而造成的，是对世界的不一致性思考的结果。
论文关键词：表达；表述；实在；认识论；社会建构；后现代主义
从“表述危机”谈起，就不能不先讲一下表述(repre―sentatlon)。表述是与表达(presentation)相对的。表达是自然界及人类活动在人的心中的呈现，是一种感觉、情感。而表述则是通过语言把内在的感觉、情感表现出来，达到人际交流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外界的一草一木，还是人内心的意义世界，都必须经由语言来再现为符号象征，并以此来达到沟通人与世界的作用。语言成了人与世界的中介。以往的人倾向于把语言等同于实在，或者说是实在背后的理念的反映。语言与客观实在是一一对应关系，我们对于语言进行反思，就等于对客观实在进行拷问。
这里面就存在着一个表述问题(theProblemofRepresenta―tion)。“所谓‘表述问题’，即表述(知识、语言、说明、意象、能指、解释项、行动或行为等)与世界(事实、意义、实在、所指、被解释项、意图或原因等)的关系问题。”…‘在上面所提到的表述与世界的关系是一对一的。实在是在场的，当人们追问表述是否一定会真实再现客观实在时，实在就悄然退场了。实在的不在场就会引起“表述危机”。“表述危机”“是人们对通过语言媒介对于世界的把握产生了某种怀疑，怀疑这样把握世界是否仅仅是一个‘幻象’(simulacrum)，怀疑语言媒介再现世界时的真实性、可靠性。”
表述本身也是个认识的过程。认识论其实就是关于知识的哲学，就是把对自然界的表述合理化的过程。正如前面所写的，表达是无法向他者呈现任何东西的。是内在化的。只有通过表述才能成为可交流的符号象征。可见认识是依赖于符号、语言的。语言就是横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之镜。当索绪尔开始对语言本身进行分析，并得出语言符号之间的差异决定的观点时，语言这面自然之镜开始破裂，分崩离析，散落一地破碎的分离的镜片。索绪尔的语言观颠覆了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语言与所指最终合而为一的语言观即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也说明了哲学上的语言学转向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理论渊源。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先于人存在，人是被投入到现有的语言的洪流之中。语言的意义与所指不是一一对应的。这样的观点必然会导致意义的多样性，阐释的多样性。语言也会变得不可靠，甚至不是人说语言，而是语言通过人自己在说。正是语言学上的变革，才会给后现代主义者们一个认识论上的支点，向统一性开战。
科学作为认识论中最为精致也最为得意的作品，在这场语言学的转向中，也遭遇到了它自身的“表述危机”。科学的表述危机要分为两个层次来讲：首先，科学也是一种表述，也是一种语言符号系统，也要经历我们上面所提到的语言的表述危机。其次，科学本身的特殊规定，使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客观性和对现实世界反映的准确性。但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这里，科学也成了一种建构，是实验室制造出来的。科学在认识论上的客观性、准确性来自于科学家们运用科学方法的过程的保证。而这正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利奥塔所认定的现代性的代表模式。所谓现代性就是指知识的获取在其所属体系本身获得其全部的合理化依据。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眼里，事物不存在着一种内在的永恒不变的本质，而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建构。当自然之镜被打碎后，再没有统领一切事物的事物了，破碎的镜片只能反射出世界的一隅，利奥塔也不承认有绝对的统一的决定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的立场可以说是在解决表述危机时提出的相对主义批判的后果。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门派众多、大家云集，但都坚持要科学考察科学知识本身的属性，而不因科学的客观性将社会学考察排除在外。
根据前面对科学表述危机的两个层次的区分，下面也将社会建构论中各家分为两大类；首先，一类是对科学本身的表述，即对科学文本进行文本和话语分析，话语分析纲领(theprogrammeofdiscourseconalysis)是由米歇尔・马尔凯创建起来的，其所在学派称为约克学派。“他们的基本主张是，科学家对任何给定主题的说明是十分易变的(variability)，因而社会学家在将它们作为资料解释科学实践的性质之前，首先应该对这些说明本身，即科学家的话语，进行分析。”。它的基本问题是“科学家对行动和信念的说明是如何社会地产生出来的”其次，另一类是对知识真理的社会建构和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的研究。在知识真理的社会建构中，最著名的是爱丁堡学派的利益模式，用利益这一社会学中的重要维度和动力机制来揭示科学活动中的行为和结果。以及这其中的科学知识的动态变迁过程。还有以科林斯・平奇和特拉维斯为代表的巴斯学前所持的经验相对主义纲领。“其基本出发点是假定自然世界和我们关于自然世界的信念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前者的”o[1](PI61)科林斯甚至认为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界所起的作用甚微。在对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研究中。有将人类学方法创造性地运用在科学社会研究实践中的拉都尔、伍尔加及克诺尔・谢廷娜，前两者合作出版了《实验室生活》，后者著有《知识的制造》一书，在这些研究例子中，社会建构论者注意到了科学家作为有主体性的认识者在科学事实建构中以及在实验室本身的设计流程的作用，并对此进行了社会学的分析。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正是认识论上的分裂，在理论上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提供了基础。而后现代主义，无疑是这一认识论分裂的哲学上的先行者。社会建构论在科学这一最为坚硬的认识论堡垒上打开一道口子，而后现代主义则是打开这个堡垒时的工具。 那么认识论上的这个分裂又是怎么样的呢?是否在后现代主义及社会建构论的进攻下，它就全身而退，进入垂暮之年了吗?认识论就是关于知识的哲学。获得知识就是准确地表达外在于心灵的世界，要想了解知识的本性及可能性就是要理解心灵用何种方式去建构表述的。自休莫的怀疑论以来，认识论不断受到怀疑论的质疑，而且愈演愈烈。
认识论的背后实际上有着一个关于秩序的神话，有序是人们内心的渴望。也就是说在认识论中，有一个先在的隐性前提，在外面大世界之外存在着一种决定性秩序，等待着人们去发现。事物为什么成为其所是，在其中是否存在着原发的、内在的原则，或是在人类的心灵中存在着这样的原则呢?对前者的回答构成了科学的存在根据，正是这种客观实在性，使科学在认识论中有了可以不受社会因素审问的特权。而对后者的回答，则形成了以康德为代表的意识哲学的范式，自然界中呈现的规律和秩序是我们赋予自然的。
科学在认识论中的特殊地位是以实在的在场为根基。人类总会对自己的存在进行本体论的追问：人是在地球上的。地球又是在一个大乌龟的背上，到此为止，大乌龟就是我们人类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本体论根基。科学的作用就是对大乌龟本身进行描述解释。这种描述解释，是通过人类本身的经验、感觉、语言赖以进行的。认识论常被看作是一种狭窄的、排他性的基要性活动，它要保证我们认识世界的手段――科学、理性、感觉的有效性，并且要使之合理化。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只不过是指出了这只大乌龟是人造的、是不存在的，要放弃本体论的承诺，要放弃经验与客观实在的关系。
认识论上的分裂首先是由于语言中介作用遭到怀疑。在我们的言语之外是否客观存在着一个物理世界或主观世界，它们是否是真正的独立于语言之外。德里达就认为表述实际上预设了表达。这也就是所谓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观点。所以任何认识中的表述和表达都不可能是对实在的客观反映。表述是人主观意识的先在，以及语言在形成后的结构性预设，都否定了科学的纯客观性，把科学从认识论的神坛上拉了下来。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社会建构论则进一步把社会因素和人为因素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进而抹煞了科学知识的绝对客观性。另一方面，语言不再是实在的客观再现，实在的不在场，使得语言的意义出现了多样性和差异性。正如利奥塔所倡导的绝对迥异，差异才是绝对存在的，一致性只是相对的。
其次，再向前跨一步，客观世界本身是否是一致的，如果世界本身的实在也不是一致的，那么在认识论上必然会出现各种认识的范式。范式是库恩的一个核心范畴。而库恩早期提出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更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来源。而无独有偶，利奥塔在语言游戏说中也提出了语言规则的不可通约性。不可通约性实际上就是绝对差异。人们生活有各自所属的特定的社群，各个社群之间的世界观、范式、生活方式是具有差异的。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各个语言游戏之间的规则是不可通约的。因此，要完全理解另一个社群的范式、世界观、生活方式是不可能的。
但是，世界正在日益地全球化，几乎没有人还生活在单一的文化中，而不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因此，不可通约性只是一定程度上的，或者可以说是从某种角度而言的。现实世界的不一致性或不确定性，最终造成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涌起，科学知识社会学无疑就是在这一思潮影响下的对科学的反动。
但回过头来看，后现代主义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一种态度，或是一种认知方式和一些文化现象的归纳。它与现实是有一定距离的，实在在认识论上的不在场，使得现实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中隐退了，后现代主义者关注的是文本、话语这一类的事物，具有想象的成分。在科学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为人们展示了科学的另一面，消除了科学知识的绝对客观性。利奥塔在考察了后现代的知识状况后得出：叙事知识与科学知识是并行的，科学知识并不比叙事知识来的必然，甚至科学知识的合法性也是通过争论、竞争来完成的。这些科学观对中国的科学理论界来说无疑是一股清新的风，吹散了理论界铁板一块的论调，让入耳目一新。但也要认识到社会建构论是欧美，特别是在欧洲等后工业社会的语境下阐发的理论。即使如此，在欧美的科学实践上，也并不以此理论为主导，它们是一种思想上的批判武器，更何况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下，我们更不用着急把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毕竟我们所努力达到的目标是进入工业社会，而后工业社会只是远处的风景。
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库恩哲学论文
[关键词]库恩 科学知识社会学 强纲领
〔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富有生命力的新学科，它的诞生直接受益于库恩哲学;特别是其核心主张强纲领理论，更是深受库恩范式理论的启发。库恩哲学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整体架构有着深远的影响，涵括了相对主义认识论、历史主义方法论以及跨学科的工作模式。
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一致认为库恩是他们的先驱，是库恩为他们开辟了研究道路。在他们的著作中，“库恩”这一名字出现频率极高，而且总是笼罩在光环之中。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M・马尔凯1979年在其发表的一篇名为《库恩与科学社会学》的中写道:“当库恩的著作首次发表的时候，许多社会学家认为这好像是对他们学科的科学惯例的观点发起了引人注目的挑战。”正是在库恩哲学的牵引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得以从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前身中衍生出来。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诞生与库恩哲学
自默顿的博士《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与社会》发表以来，科学社会学这门交叉学科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同时也遇到了诸多方面的困境。默顿的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曼海姆的成果，最基本的设想仍属于认识论范畴。他有四条原则，即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同时，他也认为，科学知识是实证的，如果一旦被证实，其内容在社会中就是必然的;科学知识不受科学家个人素质及其社会地位的影响，因而，科学共同体评价理论的技术性标准是固定的;科学的目标就是“扩大正确无误的知识”，知识是在经验上可以验证而在逻辑上首尾一致的关于规律性(实际上是预言)的陈述，技术规范和道德规范将为达到这一目标提供工具。默顿的这些主张忽视了科学的社会实践目的，把注意力只集中在获得真理这一科学的功能之上，对科学的生产力功能没有给予始终一贯的关注。并且，由于默顿把侧重点放在社会结构如何影响科学子系统上，致使科学社会学只限制在探索支配科学家的社会行为的原因和支配科学活动的社会体制上。因而，在默顿的研究范式中，社会学家只是通过统计或引证的次数来考察科学家对知识增长的贡献，而不分析科学知识的社会根源，似乎科学思想的分析只是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的工作，这就造成了一个“交叉空白点”。库恩的范式理论很好地阐析了科学知识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点。这样，虽然库恩并没有像默顿那样建构一个完整的'社会学体系，但是库恩哲学却直接导致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一新学科分支的诞生。
科学知识社会学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之后，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主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科学知识社会学是从科学社会学、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库恩的科学哲学的营养中成长起来的。库恩范式理论中的相对主义解构了科学知识的特权地位，凸显了科学的历史与境性，使得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模式成功地进入到科学研究领域。
二、强纲领中的库恩范式理论思想
强纲领(stIOr8P)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阐述的较为系统的知识社会学主张，是布鲁尔(D.Blaor)在《知识与社会意象》一书中提出的，“所有科学知识，不论自然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可以用社会学的方法分析.f2l。强纲领认为，对一切科学知识内容的解释都必须遵循四个原则，即因果性、公平性、对称性和反身性。
众所周知，传统科学社会学长久以来将知识分为两种。一种是数学和自然科学，其余的属于另一种，包括诸如宗教信仰、道德、实际智慧等内容以及所有的社会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被认为是质朴的、不被任何利益所站污的。而社会科学等学问则是怀疑的、意识形态的、受主观思想和利益影响的。比如，美国现代杰出的科学社会学家斯塔克(Stark)认为，“因为人们关于自然的事实是他发现的，而文化事实本身就是他自己的工作。这两种情形中，知识的社会决定是不同的。针对这种观点，库恩提出了范式等相应的观点。范式(Paradigm)一词，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来的。除了范式一词，书中尚多次提到常规科学、科学危机、科学革命、前范式等概念闭。因此，可以由此推导出从这些环节到范式的一个循环过程。库恩范式理论试图阐明的就是，科学作为人类认识自然的成果或者说是人对自然的一种理解，总是在这种循环中实现的。任何理解(科学理论)都必须是在理解者(人)和被理解者(自然)的合作中才是可能的。理解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是建构的而非单向控制的，它处于一个不断演进的循环过程。库恩通过科学史的研究发现，科学一旦接触到历史材料就与人们平时的看法有所不同，并预示了一种新形象。科学与其他文化形式并没有什么不同，它并非是自然界的纯客观反映，而是与其由之产生的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库恩认为，每一种科学事实的解释都是在某一个范式之内的解释，而范式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
事实上，库恩范式理论的本质正是把社会科学解释学的理解模式引人到对科学的理解过程中，使科学的成因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揭示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的本质特征，解构了科学的特权地位。正如库恩本人所言:“我的观点一直是这样的:在任何时候，自然科学家都要基于一系列概念，当代研究者从他们最近的先辈那里继承的也是这些概念。这些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包含在文化中。当代的研究者通过训练，并且只有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用来理解其他思维模式的解释学方法，才能进人这种文化。有时我叫它为特定阶段的解释学基础。……它与我曾称的范式很相似。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科学知识积累解释的批判，强烈地促进了人们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联系与区别的再认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创立者―爱丁堡学派正是其中的生力军。巴恩斯写道:“众所周知，科学知识的发展，大量的理论和原理被怀疑并且成功地被取代，这的确是为什么如此之多的科学哲学家为维护事实与理论的区别而不得不进行艰苦斗争的原因。这斗争所依赖的辩护性隐喻正是事实的积累。然而，也还有对理论看法的异端思潮。最近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库恩的工作有力的动摇了这种信仰。他所描述的科学中基本理论的变迁，不再是对增长的实在知识的简单响应，而是用关于推理和评价的背景负荷才能表达的。”既然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一样，并非以纯积累的方式变化着，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人们考察自然科学知识的产生及其维持一定要求助于社会原因?爱丁堡学派对此作出了肯定的回答。
巴恩斯指出:“科学没有任何特权。因为其信念与理性或实在有一定的相应联系，因而其文化传播过程与其他领域所采取的相比，决没有更重要之处。也就是说，科学不应该被认为似乎在认识上优于其他任何信念或知识体系。因此，对科学知识内容的解释就不能再限于以往那种否认社会因素的作用。甚至承认社会因素会影响科学知识的内容的看法也是不彻底的。在爱丁堡学派看来，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内容的影响，不仅是始终存在的，而且也是决定的。这也是他们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的主旨。
三、库恩哲学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影响
科学知识社会学直接从库恩哲学中诞生，也饱含着库恩哲学的精髓。库恩哲学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相对主义认识论前提
在库恩所称的常规科学阶段，有一个指导科学共同体的研究活动的范式，这一范式提供了判断科学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在一门学科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同常规时期的范式是不同的，而且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可见，在库恩那里，科学合理化的概念被相对化了，科学合理性是拘泥于一定范式的合理性。而在科学革命阶段，不存在一个为大家所公认的范式，科学家需要在有可能成为范式的候补理论中作出选择，但这种选择缺乏合理性标准，而只能诉诸非理性。库恩主要考察了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对理论选择的影响。这样，非理性因素就在科学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库恩的相对化的科学合理性概念和非理性思想，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工作开辟了道路。
以库恩哲学作为认识论前提，实质上是对以逻辑经验主义为认识论前提的默顿传统的一种挑战。在库恩看来，科学知识的意义只能由特定范式所决定，因此，科学评价不存在一个普遍一致的标准。这样一来，本文开篇所述的默顿为保证“扩大正确无误的知识”所提出的那四条原则就难以成立了。正如马尔凯所说:“库恩描述了科学认识变化的过程，他所用的方法似乎表明，以传统的社会学理由为先决条件的价值观念经常发生冲突。这使社会学家注意到，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系统的经验证据表明科学中这种价值观念的作用是普遍的、无偏见的、不动感情的和谦卑的等等。”但是，后库恩的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与社会交叉地带的广阔研究领域都迅速被这种相对主义认识论前提所攻占，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甚至把有限度的相对主义发展成为彻底的相对主义，违背了库恩的初衷，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和规范的。
2.历史主义方法论启示
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都相信存在一种超历史的、放之一切时代而皆准的方法论原则，因而，把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完全地割裂开来。库恩则认为:“科学史有助于科学哲学家与科学本身之间颇为特殊的空缺，可为他们提出问题，提供资料。”因此，库恩从研究科学史入手，提出了一种大相径庭的科学观―范式理论。该理论把科学看作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一种可以历史地描述的经验事实，从而使自己成为以这些描述(即科学史)为基础的一套关于科学的理论。
库恩坚持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他认为历史学家应该设身处地地去思考，即努力考察历史的本来面貌，而不能从现在的观念和范畴出发，去推测过去。而且，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过去的社会，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就是对科学作动态的考察，因此，考察科学史就是分析历史上的社会因素对当时科学的影响。所以，库恩的历史的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社会学的方法。科学知识社会学也注意到了库恩在方法论上与以往哲学家的不同，H"M・柯林斯在批判现象学文献和其他相关的哲学文献中都没有关于科学概念的变化的讨论时指出:“托马斯・库恩是试图描述变化的过程，特别是革命的过程的一个少有的例外。正是在历史主义方法论启发下，科学知识社会学特别重视对历史上的科学和当代科学的动态生产过程作社会学的考察，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实验室研究。
3.跨学科工作模式
库恩从一个物理学专业的博士发展成为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两个领域功勋卓著的大师，本身就是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典范。事实上，由于涉及历史和哲学，库恩的很多研究也是属于社会学范畴的。在《必要的张力》一书序言中，他就写道，“我的书在本质上是属于社会学的”。库恩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并使之与整个社会过程联系在一起，初步探讨了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对科学的“范式”转换的影响，可以说，实际上他已经提前开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从事的工作。库恩在《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一文中讨论了哥白尼革命和历书的关系。他指出，正式改革日历的社会压力，促使技术的中断(托勒密体系已经不能很好的解决天文学问题)发展成一场危机，导致天文学历史上的哥白尼革命。马尔凯也曾指出，他们(社会学家)把库恩所提出的，尽管是完全初步的方法作为一种模式，来说明科学家的认识信仰和科学判断如何受到他们研究共同体内部的社会立场变化的影响。例如，库恩讨论了与老一辈的科学家相比，年轻的科学家对于突然出现的范式的各种反应。这被看作是在科学知识社会生产的社会学考察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通过以上对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库恩哲学思想的分析，能够发现，科学知识社会学与库恩哲学在历史上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虽然前者在某些领域里过度应用了后者的一些思想，但却是库恩哲学直接催生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这门富有生命力的新学科，并对其核心纲领和理论框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相应地，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成长也必然将反过来丰富和发展库恩哲学。
论文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自上世纪7O年代中期产生以来，一直致力于对科学的知识进行怀疑和批判，试图说明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科学认识的成果无不包含着社会的内容。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和“利益模式”为我们认识科学知识的客观性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的背景
自从“正统的”科学哲学提出的科学的客观性以来，对科学的客观性怀疑，不仅不断地来自科学哲学内部，以至发展到先是历史主义学派对客观性的弱化，再到后现代思潮者那里时，科学的客观性已无任何立锥之地。除此以外，还有来自哲学以外的解构形式和途径，而这些当中要首推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客观性的解构最为有力、彻底。
以默顿科学社会学为直接的理论来源，以知识社会学理论为间接的知识来源，在经过社会学和哲学对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所留下的问题(主要是两类知识的划分是否合理，划界的标准是否成立，科学知识该不该享有特权和科学知识该不该免于社会学研究)的探讨以及反思科学社会学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而出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这是由于发生在欧洲的这场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注重的是科学的“实质性理论”(即科学知识过程)的研究，故一般人常称其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又由于那些研究学者们的工作大多从库恩思想中获得过重要启迪，故也有人把这些工作笼统叫作“后库恩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20世纪70年代末获得迅速发展。这一思想来源于维特根斯坦和哈贝马斯的怀疑主义批判精神，这种怀疑主义批判精神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产生起着导向作用，晚年的维特根斯坦开始对自然科学知识享有免于社会学研究的特权提出异议，认为科学也有其限度，也应该被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并进一步提出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的。按此线索，维特根斯坦为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奠定了认识论基础，他明确表示了对科学知识普遍一致性的怀疑，这种态度直接危及两类知识的划界标准。哈贝马斯的批评试图确立这样的事实，自然科学的知识是知识体系中的一种形态而已，它的存在是为满足人类某方面利益的需要，人们在发展这种知识时不可能不渗透利益因素，哈贝马斯的意图在于:他想借助于对科学知识的利益解释来否定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情感中立假设，而这对于奉行培根主义的“科学始于观察，经验事实是建立在客观观察基础之上，科学理论又是建立在经验事实基础之上”的归纳方法来说是致命一击，此外哈贝马斯还强调解释学和批判的重要性，认为认知主体是有目的的作用于客体，人类的利益动机才是维系科学活动的根本动力。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工作中心就在于说明科学的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结合，在于说明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科学认识的成果无不包含着社会的内容，最终得到其提出的科学知识是非描述性的，而是社会建构的主旨。真正实践并致力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是英国的爱丁堡学派。
二、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
爱丁堡学派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英国爱丁堡大学的一批社会学和历史学学者成立的“科学元勘小组”，小组成员基于默顿科学社会学的理论困境，决心以科学知识的内容与社会的关系作为自己的研究主题，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群体称为爱丁堡学派。爱丁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瑞·巴恩斯(Barry Barnes)、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以及安德鲁·皮克林(Andrerw Piekering)等，爱丁堡学派受后库恩科学社会学影响较深，该学派所关心的是:解释信念或知识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历史文化条件下，为什么得以产生或维持。曼海姆早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书中就提出过这样的思想:某些人相信某些信念是由社会因素决定的。但这种思想随即出现了到底是“什么人相信?”和“何种信念有其社会根源?”的问题，因为传统科学知识社会学长期以来把信念分成截然不同的两种:一种是数学和自然科学，另一种包括宗教、道德、智慧等，前者被认为是质朴的，不为任何社会利益上的考虑所左右;而后者则是怀疑的，意识形态的，受主观思想和利益驱动的，因而是社会的。正如当代杰出的知识社会学家斯塔克(Stark )认为的:“因为人们关于自然的事实是他发现的，而文化事实本身就是他自己的工作，这两种情形中，知识的社会决定是不同的。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对科学知识积累的解释进行了批判，随着科学知识的发展，大量的理论和原理被怀疑，并且成功被替代，库恩认为这些不再是对增长的关于实在知识的简单响应，而是用关于推理和评价的背景负荷才能表达的。既然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一样，并非以纯积累的方式变化，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考察自然科学的产生及其维持一定要求助于社会原因呢?爱丁堡学派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巴恩斯指出:“科学没有任何特权，因为其信念与实在或理性有一致的相应关系，因而其文化传播过程与其它领域所采取的相比，绝没有更重要之处。也就是说，科学不应该被认为在认识上优于其它任何信念和知识体系，因此，对科学知识内容的解释，就不能再囿于以往那种忽视和否认社会因素作用的解释模式。
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与境分析论文
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在20世纪后期算得上引领西方学术思潮的大手笔了，只是直到世纪末，在各流派纷呈的多彩图景中这浓墨重彩的一笔才渐入国人视野，但由于国内主流知识界先入为主地将SSK定位在了反科学思潮上，抱有一种本能的拒斥，加之解读文本的实际难度，恐怕只有少数学人愿意仔细了解他们的具体主张。包括至今硝烟未尽的这场“科学大战”，人们更热中于谈论战争的氛围，而不是争论的具体内容。特别是近几年来“社会建构”已经被人们作为时髦语汇广而用之，但与科学的社会-文化研究中的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诸纲领相比，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建构论似乎有被国内学界“黑箱化”的倾向，也缺少适当范围的真正学术意义上的争鸣。
那么，借用SSK的语言，SSK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场域，采用何种话语系统展开他们的理论体系的，他们所建构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与境如何，他们真正的社会学和哲学的理论抱负是什么？他们为自己的信念提供的辩护策略是什么？显然，系统回答这些问题是有相当大困难的。这主要是由于SSK的研究者本身是一个边界相当模糊的群体，而且内部歧见甚大，反对者阵营也难以达成共识，形成有效合力在学理上对其进行深入批判。但是，透过霍桂桓、鲁旭东、刘华杰等国内几位有见地的学者精心设计的《知识与社会译丛》 中SSK的几位先锋派人物的纲领性文本，我们有可能聚焦于SSK的相对主义纲领进行一番知识社会学的“反身性”追问。
一、SSK的智力资源：对标准观点的修正
SSK的倡导者无疑是20世纪反叛传统之一族。与西方思潮中以考察科学为对象的其他纲领不同的显著特征是，他们是聚焦于微观的科学知识的产生和科学实践活动，对科学进行社会-文化的经验研究。SSK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们或者热衷于论证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形态一样都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或者致力于祛除科学真理的客观性和科学实践的无功利性的神秘。 一些人从人类学家视野观察科学家在干什么和他们声称在干什么，强调以局外人的眼光和术语真实描述实验室生活； 另一些人则关注如何从与境和“行动者网络范畴”，理解和解释科学知识的生产；一批案例分析者们试图剖析科学争论是如何面对社会-文化这一“终极法庭”的， 说明科学权威和专家统治的形成如何是利益驱动的…… 。如果仔细检视SSK最核心的理论主张，至少可以看到，在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说明时，他们充分借重了后实证主义知识社会理论、库恩科学哲学和解释学方法几大智力资源，向传统的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科学观开战，即SSK学者声称的“对标准观点的修正”。
1. 科学知识能免于社会学诘难吗？
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大多数知识社会学家采纳了舍夫勒所称的“某种形式的标准科学观”，这种观点包含四项核心假定：自然界具有一致性；可以明确区分事实和理论，并且它们具有不同的认识论特征；科学观察是不带偏见的对客观事实的单纯关注；存在对科学主张做出评价的统一标准和明确规则。
在SSK学者看来，正是在这种标准科学观的引导下，传统知识社会学一直把科学知识视为具有认识论特权地位的真理体系。因此，自舍勒创立“知识社会学”起，虽然如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等人曾将社会学理论用于科学知识的分析，但最终所获得的结论是，与文学、艺术或伦理、宗教等其他知识形态相比，科学知识是不受社会历史和环境因素直接影响的知识。社会学可以分析客观世界解释的社会条件，也可以分析客观知识的社会影响，但不能分析科学知识自身的形式和内容，科学的结论完全是由自然界决定的，科学知识理应排除在社会学分析之外免于社会学诘难。 虽然默顿学派首开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先河，但研究的也仅是一种科学体制社会学，是把科学看作在普遍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四大基本原则指导下运行良好的社会建制，一如默顿本人所言，“科学社会学一贯和永恒的主题是科学共同体成员所信守的价值和规范的复合体”，他所关注的是科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组织的规范结构，并未企图对科学知识自身进行深层剖析。
20世纪后期，整个西方社会和西方学术在反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浪潮冲击下，都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各类文化的和理论的困境。究竟是要寻求一种普遍理论，还是站在相对主义立场上，知识社会学在所谓“认识论的两难”中终于引发了后实证主义变革。在讥讽着前辈们执著于追求纯粹的客观知识和普遍理论的幼稚的同时，一批人在大呼“理性缺场”的情境中，义无返顾地转向了与境主义和相对主义。 在这种关头，社会学中能够取代缺场理性和实证主义的唯一选择，似乎就是建构一种相对主义的知识社会学，就是要把信念和权力这种非经验事实的东西提升为可以证实和证伪理论的力量。因此，在这种与境下，对于作为知识典范的科学的客观性和普遍性的深度怀疑和批判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但是，如理查德怀特利指出的，令后实证主义者不满的是，直到70年代，在社会学家看来，科学的知识内容仍然是一个巨大的“黑箱”。因此，大卫布鲁尔宣称，如果社会学不能自始至终地用于解释科学知识，无疑只是一种贫乏的社会学。 于是，知识社会理论的后实证主义变革与对科学标准观点的“修正”合流，破解被默顿学派“黑箱化”了的科学知识，就被看作是社会学家一项“义不容辞的学术责任”了。而SSK的倡导者要指出，社会因素对于科学知识是决定性的，而且是永远无法消除和超越的，对科学知识的研究只能用自然主义的手法作经验主义的说明，以揭示科学知识究竟是如何社会地建构的。 按照如此抱负，诸如 “科学能否接近真理”？“科学理论如何与实在相符”等一系列哲学问题，就自然转换成了社会学问题：“科学家共同体是如何建构像事实一样的知识的”？“科学家如何通过协商，生产出作为知识的可被社会接受的'关于自然的信念”？……
2. “自然之镜”的破碎与相对主义的激进解读
瓦解传统知识社会学家所坚持的“科学是例外”这一假设之最大的外部力量，事实上是传统科学观受到了自蒯因以来的某些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的质疑，特别是经过库恩、费耶阿本德和罗蒂的阐释后，真理的与境化和多元化主张打开了科学事业通往非理性主义的大门，也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提供了相对主义建构论的智力之源。在他们看来，以往建立在自然界的一致性基础上的科学知识主张都是大可怀疑的。因为，依他们之见，科学事实的陈述已被证明依赖于推测性理论假设；观察已被证明受语言框架的指导；逻辑和经验证据对科学理论的不非决定性已经蕴涵着对于科学主张判定标准的可变性；科学家信念的多样性要求科学的内容和意义将不断根据语境和社会背景重新解释。因此，正是科学标准的不确定性、科学基本主张的非决定性、科学结论对社会符号资源的依赖性这一切，说明科学的结论不仅仅受自然界影响，而更多地是社会产生的。于是，SSK的倡导者主张，长期被误导的“科学是自然之镜”的单一观念，必须接受相对主义观念的修正，而代之以科学之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甚至心理的多结构复合观念。
这种修正的观念无疑还源于对库恩理论中的相对主义哲学义蕴的激进解读。库恩关于不同共同体中科学认知标准的不同、概念意义的变迁、以及世界观差异的理论，的确为世人“提供了柔性的解释资源，使社会学家可以用极为不同的方式利用它”，尽管库恩后期一再否认他早期引入的“科学共同体”和“不可通约性”概念中包含有相对主义倾向，但是“激进主义解释者看到的却正是范式和不可通约性概念中蕴涵的革命性，他们将其视作库恩思想真正的意义所在”， 也因此被当作SSK 相对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最重要基础。何况库恩确实还曾明确指出，经验和观察材料并非科学发展过程的决定因素，一个科学家会去寻找什么证据和认真地使用它，是由他心目中的理论决定的。经验的真正功能不是检验理论，理论往往在支持它的经验事实出现之前就被人们接受了。对于已被接受的理论，人们往往注意那些能证实它的证据，而对反对它的证据却视而不见。
如果经验证据不是理论得以确立的仲裁，科学术语和科学命题的意义依赖于它们所在的整个观念系统，就难以判定任何两个理论是对立的，或者是与事实陈述不相符的。表面上看似相同的陈述，在不同的理论参考框架中可能具有不同意义，分享共同的解释框架才是科学共同体存在的基础，运用不同分析框架的科学家会去考察不同的世界，一旦共同体一致的解释框架解体，就不可能有真正有效的沟通。 因此，如果自然界不是科学知识的决定因素，主观框架不可避免地介入科学认知过程，实验证据和逻辑分析不能判定一种范式比另一种范式更为优越，就没有理由以一种自然信念排斥另一种自然信念，也就只有依赖社会文化的信念、共同体的协商机制和科学权威的话语权力了，于是，科学理论的选择就失去了真正的理性之维，科学知识就必然是由社会强决定的了。
虽然科学知识社会学不是在社会学体制下产生的，也不是职业科学哲学家的独创，SSK阵营中的研究者也不都是专业的社会学家，更多的是曾受过自然科学、实验科学、科学哲学、科学史训练的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但正是在热衷相对主义和建构论方面的“家族相似”，决定了他们相同的理论诉求，特别是他们独有的反实证主义的社会学视域和相对主义哲学倾向是构建SSK理论体系共享的智力资源。
二、SSK的方法论利器：科学解释学
究竟何为科学知识？一直以来是大有争议的问题。从科学知识“是被经验证实了的科学结论”、“是没有认识主体的客观知识”，到“是科学文献档案中积累的知识”，直到SSK的“科学知识是可被社会接受的信念”……， 体现了各路知识论者完全不同的主张。但是，科学知识是有意义的，科学知识是可理解的，这一点显然是已达成基本共识的，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科学就是在寻求可理解的对于世界的解释模型，区别只在于这种模型是自然之镜还是理论构造或社会协商之物。SSK试图对科学知识黑箱进行双重破解的重要利器之一是解释学哲学方法。
狄尔泰最初创立解释学，并宣称“我们解释自然，我们理解精神”时，原本是要区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独特性，将解释当作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论；随后，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在解释学内部的争论，推进了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在方法论上的相互渗透；当海德格尔声称解释学从认识论转向本体论后，解释已不单纯是主体的行为方式，而成为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变成实际存在的事实的自我解释了。而伽达默尔倡导的“作为理论和实践双重任务的解释学”在于重新恢复亚里士多德倡导的，与纯粹科学技术理性相区别的“实践智慧”。SSK的理论家们显然深得解释学一路发展所提供的思想精髓，而且在不同与境中采取不同取向加以灵活运用，他们相信，运用解释学说明科学知识是得出社会建构论的一条有效途径。
解释学主张的与境关联和所宣称的重建意义，甚至创造意义的功能，恰是SSK引入社会向度解构科学知识所必需的，与境主义解释学的一种立场就是强调解释的情境关联，强调任何特定的文本都是认识主体在具体的历史社会境遇中通过语言形式完成的。同时解释学也强调，由于不同社会背景中的社会行动者本身不可避免地是负荷意向性的，而理解和解释的过程就是认识主体重建知识及其内在意向的过程，就是重建意义图景的过程。只有经过这种意义重建的过程，知识所提供的语义图景、行动者内在的意向与认识主体的价值趋向才能相统一，而在共同体中这种重建的意义又是主体间可通达的。于是，依照扩张到科学知识领域的解释学，对科学世界作内在意义的解释也如同对其他人文社会世界意义进行解释，就不需要任何先验的假定了。
既然不存在制约人类理性活动的普遍的合理性标准，科学活动和科学知识的评价标准是以共享的文化的合理性为基础的，那么，我们关于世界的图景就不是从世界产生的，而是我们强加给世界的。既然信念不可能超越环境和文化的影响，社会文化环境又会随时间和地域有所变化，就没有任何一种信念是唯一合理的或是唯一真理，SSK把这一点称为“自然信念的多样性”。 马尔凯和卡林诺尔-塞蒂纳具体分析了描述自然图景的科学家话语和文本对情境的依赖。在他们看来，对同一事件，不仅不同科学家的说明不一样，即使同一科学家的话语也会因不同语境有所改变，甚至还会由分析者的介入而发生变化。SSK的任务就是说明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的解释实践，并表明这些解释程序如何随社会情境而变化，以及科学家对行动和信念的说明如何是社会产生的。 “科学知识社会学就是要搞清楚，在什么意义和多大程度上，我们可以有理由地说，科学知识是植根于社会生活之中的。”
三、SSK的辩护策略：关注科学实践的经验主义
在SSK的相对主义社会建构论的理论阐述和社会实践中，随处可见他们所采取的行动方略大抵是：以经验替代理性；以具体场景的现实深描取代普适的典范模型；以针对个案的解释学取缔对认知真理的单方诉求；以共识和文化信念阻断对自然界客观性的通达。因为他们坚信，通过历史案例的考察、通过科学争论的研究、通过实验室生活透视，以及通过科学话语的分析，可以准确地将科学实践和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一一呈现出来，而这种呈现本身就是支持相对主义建构论假说，而不支持理性主义实在论假说的有力证据。但是，另一方面，在许多场合，他们又声称自己的基本主张是科学事业的一部分，是一种运用科学的术语，以客观的、理性的姿态理解科学活动的努力，强调SSK的工作也具有标准科学的可重复性、主体间性和客观性，只是其文化目标是为了沟通“两种文化”而已。依我们之见，要深入分析SSK的理论脉络及其有内在逻辑缺陷的辩护策略，就必须将SSK的知识社会学抱负和他们的认识论哲学抱负区分开来。
1. SSK的社会学抱负和哲学抱负
首先，SSK引入社会学纬度说明科学知识，其不同于哲学家之处在于把一种建构论与经验主义联系起来，不把“证据的不完全决定性”、“观察渗透理论”等问题当作纯哲学争论，而是倡导一种自然主义手法，试图通过系统的经验观察和描述，来代替先验的理性思辩，去揭示这些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希望以经验社会学进路取代抽象哲学的进路。而另一方面，从哲学角度讲，与其说SSK采取的是一种方法论的相对主义和经验相对主义，不如说，是通过建立相对主义的科学认识论反驳传统的认识论，其真正的哲学旨趣或抱负是企图张扬一种集体主义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他们认为，深入考察科学实践对于理解科学知识的产生是至关重要的，科学的知识本质不能简单地通过对孤立个体的行为和信念进行哲学的或心理学的分析来确立，还需要用社会学的分析来考虑他们的集体劳动和表现。而且他们相信，以自然主义视角将科学实践看作一种文化形态，将推进从认识论角度对科学共同体的体制性规范的探讨，而这显然是关于学院科学的强势社会学几乎不曾涉及的。
事实上，“相对主义”一词在SSK的研究中一向有三重义蕴：（1）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论准则；（2）对科学实践进行经验研究所获得的结论；（3）认识论上的一种哲学信条 。那么，他们为包含这三重义蕴的相对主义纲领提供的辩护策略究竟是什么？
如果SSK学者采取第一种意义的相对主义，不会引起主流科学哲学家那么强烈的非议，关键是第三种义蕴的相对主义确实对人们一直以来秉持的标准立场提出了巨大挑战，也是引起90年代科学大战中某些科学家对SSK激烈批判的根源所在。仔细解读SSK先锋派人物的经典文本不难看出，SSK在其理论和元理论的不同系统中事实上对三种义蕴的相对主义采取了不同的辩护策略，即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理论说明时，坚持一种经验主义（自然主义）策略，在寻求“科学知识社会学何以可能”的哲学基础时，除了某种激进的工具主义策略外，还采取了一种诉诸自然理性的辩护策略。因此我们有必要区分SSK的社会学辩护策略和哲学辩护策略。
2. 经验主义的社会学辩护策略
首先，必须明确，布鲁尔和他的追随者最初的理论实践并不是要建立一种替代理性主义的相对主义知识哲学，而是以一种微观经验研究进路，把一种相对主义的知识哲学转化成一门经验主义的知识社会学。在他们看来，相对主义不是与理性主义或实在论相对立的，而是一种避免实证论偏见的方法论策略。他们自己也声称，相对主义强纲领所主张的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反身性等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是SSK得以建立的方法论原则。巴恩斯和布鲁尔特别强调，这种方法论原则的意义在于揭示，“所有的信念、就其可信性原因来讲完全都是等价的。这并不是说，所有信念都是同样真实或同样虚假的，而是无论其真假与否，他们的可信性的事实都同样应当使视为有疑问的。我们准备辩护的观点是，所有信念的影响应毫无例外地要求经验研究，必须通过找出信念可信性的特殊的、局部的原因来加以说明。”
SSK之前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已经告诉人们，“科学观察是负载理论的，”SSK的研究者则是要更一般地通过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手法揭示，科学知识如同其他知识一样是负载利益、负载文化、负载实践、负载情境的。诺尔-塞蒂纳和拉图尔正是从经验主义和与境主义出发，对于处于科学核心地带的实验室进行经验研究，揭示出了实验室生活如何集中体现了现代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特征。这种建构，一方面是实验室中知识的建构，一方面是科学文本的社会建构。《制造知识》和《实验室生活》正是对于SSK方法论相对主义策略的具体实施。巴恩斯在《局外人看科学》中也指出，在高度专业化的现代社会，当今科学中已经确立的关于科学的观念，大多是从科学家报告的情境中，并以这些情境为基础塑造的。常规科学并不总是诉诸直接的观察这一终极法庭的，而是诉诸从属于不同利益集团的科学专业中的科学权威，甚至是由专家统治的社会裁定的。
而最重要的是，SSK反复强调，相对主义在经验上是有效的，它既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经验研究的结果，同时又是通过经验证据的支持而获得其合理性的。
3. 追求自然理性的哲学辩护策略
依照传统理性主义的主张，是应当区分“理性模型和社会模型”的，但布鲁尔认为，存在一种自然理性的理论，使自然主义的社会模型并不与理性模型冲突。 为了获得哲学上的立论基础，也为了将其理论纳入科学的一部分，除了某种经验主义和工具主义策略外，SSK还采取了一种诉诸自然理性的哲学辩护策略。尽管SSK始终关注的是科学知识的社会文化的因果关联，强调的是非理性因素对科学知识建构的介入。但其领袖人物却反复辩解说，“相对主义的对立面不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而是绝对主义。” “总的来说，科学和常识一样，是诉诸因果关系的，理论性的，价值中立的，时常还是还原论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经验主义的，而且归根结底是唯物主义的，这意味着它是与目的论、拟人论以及超验的东西是对立的。” 布鲁尔、巴恩斯和亨利合著了《科学知识：一种社会学分析》一书，提出了一种有限主义理论为SSK的相对主义纲领辩护，在我们看来，这一次的辩护显然采取了一种借重理性的策略。他们认为，“人们能够把科学知识社会学当作科学事业的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因为它包含了可以运用于它自身的科学方法”。
SSK认为，虽然“知识”的含义是指“已被接受的信念”，而不是指“正确的信念”。 但知识所“分享”的东西确实存在，只是这种分享并不是柏拉图分享“理念”意义上的分享。存在于知识“之外”的东西，比知识更加伟大的东西，使知识得以存在的东西，正是社会本身。“如果我们极其珍视的那些科学成就不具有社会制度的特征，那么，它们就不可能像它们实际存在的那样而存在。”
实际上，在SSK那里，解释学的与境理解并不是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的对立面，为了摆脱认识论两难，他们反对断然的二分：要么接受永恒的非历史的合理性标准（纯粹的客观主义），要么接受随意的社会标准和实践（绝对的相对主义），而他们企图寻求第三种道路，或称第三种替代物。在我们看来，是在寻找另一种理性，这种理性实际上相当于他们宣称的“植根于科学实践的自然理性”。实际上，伽达默尔倡导的“作为理论和实践的解释学”的核心观念也贯彻着类似的信念：主观性和情境在现实中创造了人们所拥有的具有约束力的规范，在科学研究中这些规范是具有主体间性的。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方法中，普遍性和祛个人的规范都是可能的。”这种规范恰是SSK所寻求的集体主义的认识论的客观基础。但是，同样可以断定的是，SSK的自然理性并非真正意义的伽达默尔式的实践理性，以这种自然理性为SSK作哲学辩护也不免牵强。
科学知识社会学各派人物在放弃了基于科学真理的实证主义，放弃了基于数学和逻辑分析的理性之梦之后，其中的大多数仍然还是想把理性当作最后的希望，把科学进步当作现实的可能。只是他们一方面不无遗憾地看着非理性在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无孔不入，一方面仍然试图理性地展示非理性是如何在科学的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运作，又是如何产生各种科学成果的。实际上，他们是在理性和相对主义的冲突中寻求一种深植于科学实践的理性，希望采取一种第三条路线为无法否认的非个人化的科学知识作主观框架介入的与境解释，并未完全排斥对科学客观性的合理性辩护， 而且在辩护中不可避免地要诉诸某种理性的力量，这恐怕也是当今整个西方思想界，特别是知识论不能摆脱的一种理论境遇。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SSK虽然更加关注了科学实践的社会纬度，扩展了相对主义知识论的意含，但这种相对主义建构论的最大危机显然是对于科学规范性和科学统一性的破坏，也无法内在一致地解释自17世纪以来，科学的社会建制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
尽管SSK对我们的标准观念发起了挑战，而且许多论断未免武断激进，甚至在SSK的经典表述中会看到“自然界几乎不起任何作用”的荒谬说法，然而，不容否认的事实是，SSK毕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阈，使我们探讨科学知识的产生和科学知识的合法性时，不再无视社会情境的作用和科学共同体的集体认知过程，这是后学院科学社会运行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SSK相对主义强纲领的提出，有其不同的社会学抱负和哲学抱负，而且是与20世纪后半期整个西方社会文化思潮和学术背景密切关联的，我们仅仅用传统科学哲学的观念对其社会学分析进行批判，的确有一定的局限。合理的做法是，将它放在20世纪后半期整个西方社会的学术文化与境中审视其具体的理论主张及其渊源。同时认识到，任何主张的辩护策略是与理论体系密不可分的，仔细剖析理论主张和辩护证据才能获得对于一种理论的完整理解。《知识与社会译丛》至少提供了我们深入了解SSK基本主张和辩护策略的纲领性文本，使我们可以从中发掘SSK学者最初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与境和场景，并达到对于这一理论内核的深层透视，也有助于我们对其进行有的放矢的学理上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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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史蒂文夏平著，赵万里译，《真理的社会史》，江西教育出版社，。
9. 哈里科林斯，特雷弗平奇著，潘非、何永刚译，《人人应知的科学》，江苏人民出版社，。
10. 哈里科林斯，特雷弗平奇著，周亮、李玉琴译，《人人应知的技术》，江苏人民出版社，20。
11. 约翰齐曼著，曾国屏等译，《真科学》，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
12. 诺里塔克瑞杰著，蔡仲译，《沙滩上的房子――后现代主义者的科学神话暴光》，南京大学出版社，。
13. 杰夫瑞C.亚历山大著，张旅平译，《世纪末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
14. 赵万里著，《科学的社会建构》，天津人民出版社，年。
15. 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诠释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1年。
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知识客观性的消解论文
[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学；相对主义；客观性
[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从相对主义立场出发，对科学知识的内容和形式进行社会学分析，从而消解了科学知识具有客观性的传统见解。SSK有比较严密的逻辑分析和大量的案例支持，但是因此就彻底放弃知识的客观性是不恰当的，科学哲学的发展将进一步说明知识客观性的合理性。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在英法等国家迅速兴起，我国学者也越来越重视这个科学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新潮流。尤其是自2001年以来，大量相关著作的中文译本相继出版，为S.SK的研究铺平了道路，有关这一主题的数量迅速增长，成为相关学科的一个新的理论热点。
SSK是在争论中成长起来的，正如柯林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所说，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刚刚起步，但不同意见的争论远远多于实质性贡献。”但是在吸粼的各种流派中，批判和消解知识的客观性却是一致的。
一、SSK知识观的演进
科学知识社会学(}SI})在起源上主要来自爱丁堡学派的研究，他们发展了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等人的知识社会学的理论观点，认为对科学知识同样也可以进行社会学分析，把科学知识本身作为一种社会产品来理解，科学探索过程直到其内核在利益上和建制上都是社会化的。在爱丁堡学派早期，大卫・布鲁尔提出了著名的“强纲领”。“强纲领”突破了传统社会学的默顿规范对科学认识本质的禁锢。默顿规范侧重于对科学工作的社会组织和认识组织的问题，而不涉及知识本身。爱丁堡学派解除了古典知识社会学对知识内容的悬置，从而破除了科学观和知识论的双重黑箱。布鲁尔宜称“果人们无法以某种彻底的方式把社会学运用于科学知识，那么，这就意味着科学无法正确地认识自身。”阁“强纲领”提出了四条著名的原则性信条:因果性、公正性、对称性，以及反身性，这些信念围绕着知识的社会性维度，说明社会成分始终是知识的构成成分。布鲁尔认为，科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可以看作是文化的一个高度分化的要素，知识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和必然的联系。巴恩斯也指出，科学产品像其他文化产品一样，其评价取决于行动者的目的和要求，以及这些目的和要求以什么方式构成不同群体特有的规范。换句话说，在科学中没有普遍一致的标准，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对科学家的信念、目的和行动的评价，也不存在什么普遍的因果解释，只是根据行动者自己的理由去理解。
以爱丁堡学派等为代表的第一代S.SK发展到以巴黎学派和柏林学派等为代表的第二代SSK，其指导纲领也从“强纲领”演变为社会建构论。在经典知识社会学和传统科学社会学的基础上，}SI}借助语言哲学和文化人类学思想视角，对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进行‘激进’解读，恢复其中蕴涵的相对主义立场，就此提出了基于历史主义科学观的更激进、更极端的后现代科学观，即后现代建构主义科学观。
在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人类学的民族志(人种志)、社会学的符号互动论与行动网络理论、后结构主义文化批判等的基础上，第二代S,.SK的学者通过对科学认识及知识生产的日常活动进行田野式实地考察，发展出了}SI}的微观研究视角及新的“社会建构论”。这一代SSK以巴黎学派和柏林学派为典型，以拉图尔和塞蒂纳为首的代表人物提出了后期SSK的代表性研究纲领一“实验室研究”。其中，拉图尔由于抱有极端相对主义思想而在20世纪末的“科学大战”中被普遍指认为后现代科学观的代言人。在他看来，科学家组织或科学共同体就好似一个部落，但社会大众对这个代表文明成就的现代部落却几乎无知。尽管传统科学社会学(包括科学学)的宏观研究颇具规模，却在实质上有意识地构筑了使科学神秘化的认识论黑箱。所以，SSK首先必须突破代表科学社会学的默顿规范，主张认知科学知识，进而深人到理论构造与知识生产的内容和本质。拉图尔把这次研究项目称为“科学的人类学”，其主要目的在于揭示科学的神秘本性，研究主旨和学术兴趣则集中于这类间题，即事实是怎样在实验室里被建构出来的?社会学家又怎样说明这种建构?
SSK认为，作为一个建构知识的社会大舞台，科学活动决不是“关于自然”的，相反，它是建构实在的激烈战斗。“实验室研究”纲领由此揭示出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性本质:“对实验室活动的观察证明，事实的‘客观’性本身就是实验室工作的结果。科学事实作为人为的结果，其外在性或客观性只是实践建构的产物。尽管以爱丁堡学派为主的第一代义K学派早就宣称了社会文化之于科学知识的重要作用，但它在宏大的研究体制下却没有科学实践的牢靠证据。以拉图尔和诺尔一塞蒂纳为代表的第二代没袱学派以实践科学观和科学行动论克服了这个缺点，突破了传统科学观的认识论黑箱，并且彻底否弃了知识客观性的传统观点。
二、对知识客观性的批判
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使人们确信科学知识具有客观性。科学知识是对自然对象的客观反映，具有超越主体意识的客观性。随着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这种客观性本来已经受到了挑战，而SSK更加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知识的客观性加以消解。
首先，SSK认为科学知识是人工制造的产物。科学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在科学研究过程中，自然世界的性质是社会地建构出来的。科学知识是建立在科学事实的基础上的，而科学事实是在实验室中得出的，实验室本身就是一种人工的环境。拉图尔把实验室比作一个复杂的文学铭写装置系统。铭写装置作为“机器、部件和技术人员的特定结合”。具有把物质材料转化为直接供办公室人员(即拥有博士头衔的高级专家)使用的数字或图表的功能。通过“文学铭写”，人们可以把实验室活动看成是尽力说服的组织活动，这个系统的产物就是使别人确信的、被称为“科学事实”的东西。 其次，科学知识是科学家互动与磋商的结果。科学家的实验室活动所在的社会网络，不是由专业的科学家群体形成的网络，而是由资源关系所通过和所维持的科学的不同领域。通过从混沌走向有序、从说服到被说服、从争论到磋商，陈述被转化为事实，科学事实就这样社会地建构出来了。
第三，科学知识不是对客观实在的反映，而是对科学团-体内部各种意志相互作用的`产物是对科学团体中占主导地位的学者或者学派信任的产物，是指向有关陈述的操作。科学活动非常类似于资本家的投资行为。科学家通过不断地发表来积累其信用，科学家的资历就是其(投资积累的)信用度之大小。这样一来，一个事实建构的结果就是，它表面上好像没有被任何人建构过。争论中委婉劝服的结果是，当事人确信他们未曾被说服过;物质化的结果是，人们宣称其对物质因素的考虑是思维程式中惟一无关紧要的东西;信用性投资的结果是，投资者宜称经济学理念与科学的亲和性毫无关联;而环境要素甚至从说明中简单地消逝了;因为它无助于对可靠的事实世界进行评价。科学的认识活动固然可以以个体的方式进行，但是，作为一种知识体系的科学却是一种团体行为，是建立在社会信任基础上的。“可信性是一种更加广义的追求功绩现象的一部分，与金钱、权威、信任有关，与奖励也有着连带关系。科学活动不再是纯粹的一种求知活动，包含在复杂的社会网络之中。
三、相对主义的理论基础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基础是相对主义。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科学的相对性进行分析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反对客观性的主要思想进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对主义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自然信念的多样性。在传统观念中，科学知识是对实在的描述，因而是客观的知识。各种科学理论完全可以把自然的信念分为“真实的”和“虚假的”两个范畴，前者是直接从对实在的认识中获得的，因而是毫无间题的;后者则由于其中存在着偏见和曲解的因素，必须给予说明。CS)针对这种观点，巴恩斯指出，科学知识是一种理论知识，它是从理论而并非完全是从经验中推导出来的。我们关于世界的图景并不是从世界中产生的，而是我们强加给这个世界的。信念不可能超越环境和文化的影响，社会文化环境又会随着时间和地域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因此，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人，对相同的事物就会有不同的信念，没有如何一种关于自然的信念是惟一合理的或是惟一的真理。这就是自然信念的多样性。因此，科学家们不可能有某种共享的单一的约定，所以说，普遍的科学方法只不过是一种理想而已。传统的理性主义者和科学实在论者都主张客观真理的存在，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却认为知识是“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信念是由特定社会和特定文化共同体约定而成的，所以不是客观的知识。
第二，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共同体要受到社会因素的制约，不同利益的科学共同体具有不同的真理标准;知识无所谓对错，因为它们都是相对于利益而言的。在《实验室生活》中，拉图尔通过对实验室的研究揭示了实验室是一个高度建构起来的环境，科学家很少接触到真正的“实在”。科学看起来是人工产物，而不是对自然的真实反映。
第三，否认经验对理论的评价作用。在原则上总有几个可供选择利用的理论与有关的证据一致，因此，对于理论的选择不是完全依靠经验就能够决定的事情。科学家们总是通过相互磋商、争论而最终形成一致的意见。科学理论的争论总是以非科学的手段结束的，获得胜利的一方并不就是真理，失败的一方在未来有可能又被接受。
四、SSK消解客观性中存在的问题
SSK在研究社会因素在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中消解了传统知识论的客观性基础，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SSK着力研究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文化与社会变量的作用，对于揭示科学知识生产的微观机制和基本规律大有裨益。当代知识论的研究越来越趋向于多样化，SSK是在个潮流中成长起来的，想要回复得到传统理性主义知识论已经是不再可能的了。另外，SSK力图揭示文化与社会变量对科学知识评价的作用，有利于推进科学成果质量评价的科学化。
SSK对中国科技哲学造成了巨大冲击;由于SSK所具有的后现代主义的背景，这种冲击显得格外的严重。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SSK具有某种反科学倾向。SSK的许多观点，如自然界没有统一性、观察是一种主观的佳释过程、科学知识是磋商的产物等，与科学哲学的主流观点针锋相对。SSK正是因为纠正了绝对理性主义的传统观点而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如果由此而滑向另一个极端，纯粹用社会因素说明知识的产生则不免牵强，难以令人信服。这样说并非主张知识的产生过程不存在社会因素，因而不能对之进行知识社会学分析，而是主张我们应该限定知识社会学分析的范围。对那些理性因素足以说明自己的产生过程的知识，我们无须进行知识社会学的分析。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题是科学知识的内容和形式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它主张科学知识不仅是理性的产物，社会因素也制约、影响甚至决定知识。但是，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却不能得出科学知识从内容、形式到其生产过程完全是社会的产物这样一种极端激进的结论。
SSK无疑是夸大科学的建构成分。科学知识固然是科学共同体互动、磋商的结果，具有解释学的特征，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但是，科学的理论并不仅仅是解释。它还受到实验、逻辑以及相关理论进一步发展的检验。科学研究的逻辑标准和经验标准仍然起着重要作用。虽然逻辑经验主义的基本教义受到严重的抨击，但是科学研究并不能放弃逻辑和经验标准。科学理论是用数量上尽可能少的、逻辑上互不相关的假设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概念体系。这个概念体系是“关于自然界的一个逻辑上前后一贯的幕写。”这样的观念仍然是具有有效性的。但是，这个间题在现代的背景下要获得说明，就需要建构一种新的客观性理论来规避袋拭的挑战，这应该是科学哲学的一个发展取向。
高等数学实验室教学管理研究论文
1、前言
实验室管理的成效和水平是目前衡量本科院校学科建设实力的主要标准，因此，本科院校十分重视对自身实验室的管理和建设,尤其是数学实验室的建设。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研设备的健全,本科院校数学实验室管理技术和水平日益提升，无论是在设备投入还是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际的实验室管理工作中尚存在诸多问题，阻碍了学术研究的进展和创新。因此，本科院校必须针对该问题采取一系列相关举措，以此促进高校数学实验室管理有序进行。
2、本科院校数学实验室管理存在的问题
2.1 数学实验室管理的观念落后
我国本科院校数学实验室在管理过程中主要存在观念落后的现象，实验室管理主张平均主义思想，管理人员创新观念不强，实验室的器材和设备虽然比较健全，但是由于实验室管理较为分散，实验室管理环节的衔接性较低，本科院校为了实现实验室建设管理经费的平衡，不能进行相互合作,从而难以引进较为先进的仪器和设备,从而实验室的整体力量难以有效提升。同时,对于数学实验室的管理而言,各个教师之间缺少协调和沟通，实验室管理没有形成有机体系，无形之中增加了数学实验室管理费用。
2.2 数学实验室管理体制不健全
数学实验室管理体制不健全是目前我国本科院校数学实验室管理工作中最为根本性的问题，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科院校数学实验室管理机构众多，职能也各不相同。一般而言，本科院校数学实验室以仪器设备管理为核心，以师资队伍建设管理为重要辅助，以经费核算为保证。同时，随着我国本科院校招生数量不断增加的状况下，多数本科院校急剧扩大实验室规模，导致实验室管理体制无法适应目前的教育现状。数学实验室管理体制的不健全主要体现在数学实验室管理人员缺少协作、实验室设备购置重复浪费、实验室规模与高校教学活动不相适应、实验室教学效果弱化等方面，影响了我国本科院校数学教学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
2.3 实验室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素养较低
实验室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素养较低严重制约了高校数学教学活动的质量提升，是目前较为普遍的问题之一。在我国本科院校师资队伍管理过程中，实验室教学人员学历不高、实践经验尚不丰富。一方面，数学实验室师资队伍年龄结构不合理，以中年教师为主，缺少新鲜血液，缺少与外界的沟通联系，难以接触先进的科研成果和思想;另一方面，实验室师资队伍更新速度慢，随着新技术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实验室管理需要创新理论基础、创新科研成果，不断提升数学实验室师资队伍的教学水平和自身素养。
3、促进本科院校数学实验室管理的举措
3.1 提升对数学实验室的认识，转变观念
促进本科院校数学实验室管理的规范化首先要提升对数学实验室的认识，转变观念,具体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做起:第一，提高对数学实验室作用的认识。对于本科院校而言，数学实验室管理的有效与否直接关乎其学术活动的顺利开展以及高效科研成果的创造，因此，实验室管理，尤其是数学作为基础性学科，其实验室建设对于本科院校建设发展更是至关重要。本科院校要坚定这一认识,不断提高对数学实验室管理的重视程度，重视实践的作用。第二，转变观念。随着目前市场经济的发展,本科院校实验室管理也面临着众多挑战，实验室管理目前存在的问题严重制约了本科院校科研成果的发展，也难以适应科学技术急剧变化的社会背景。因此，本科院校要转变数学实验室管理观念，与市场经济接轨，力求为社会的发展带来最大的社会效益。
3.2 创新本科院校数学实验室管理体制
数学实验室管理体制的健全是发挥实验室效益的根本举措，创新本科院校数学实验室管理体制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出发：第一，建立管理数学实验室的'行政机构。行政力量和学术氛围的双重保障将会使得数学实验室管理效率大大提高，同时也能保证实验室管理人员、设备的完善和更新。第二,加强数学实验室规章制度建设。无论是数学实验室的管理,还是实验室教学工作的开展，都需要严密的规章制度加以保障，以此稳定数学实验室管理的有序进行。实验室需要完善、规范的操作流程和管理规范，逐步实现依法建设、规范建设，满足本科院校学术建设的需要，同时为学生进行科技创新提供支持。此外，数学实验室建设需要重视学生的力量，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作为辅助角色。总之，数学实验室管理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本科院校以及政府的共同努力，建立标准化的实验室管理体制，创新实验室管理体制。
3.3 加强本科院校数学实验室师资队伍建设
加强本科院校数学实验室师资队伍建设需要从实验室队伍建设以及实验室教师素质的提升两方面出发:第一，加强实验室队伍建设。数学实验室队伍建设需要树立正确的管理观念，首先要培养高素质的学科带头人，学科带头人是实验室的中坚力量,他们对于学术研究以及科研发展状况十分了解，因此，高素质的学科带头人是实验室管理的关键所在。第二，实验室教师素质的提升首先需要提升教师本身的道德素养,培养其爱岗敬业的精神。而后，教师的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是实验室师资队伍管理的核心，教师要掌握实践的基本要求，掌握学科本身发展的最新动态，以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实验室实力的提升。
4、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本科院校数学实验室管理方面主要存在实验室建设观念落后、管理体制不健全、师资队伍不合理等问题，因此，本科院校应从提升对数学实验室认识，转变观念、创新本科院校数学实验室管理体制、加强本科院校数学实验室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改进数学实验室管理体制，提升本科院校实践教学质量，促进本科院校学术进步以及科技创新。
计量实验室质量管理研究论文
引言文件的控制与管理贯穿于计量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的全流程，涉及实验室最高领导到与质量体系有关的所有相关部门，是质量管理要素中应用范围最大、所含内容最多的要素之一。从实质上理解，文件是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的基础，更是保证质量管理体系正常运行并持续改进的关键，是实验室各项质量活动的“法规”，也是评价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和持续适宜性的依据。文件一旦出现失控的现象，质量体系的运行就有可能出现问题，与其有关的业务和管理活动有可能无法顺利进行，就可能导致出现不符合的几率迅速提升。因此，为保证计量实验室质量体系的持续有效运行，使其符合认可标准和顾客的需要，就必须对与质量体系有关的所有文件实施科学而有效的控制。
1文件的范畴及相关控制要求
所谓文件，是指实验室建立、实施并保持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有效运行所需的信息及其承载媒体，包括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文件(包括质量记录表格和技术记录表格格式等)及相关作业指导书等体系性文件;用来规范校准/测试活动的法律法规、标准、检定规程、校准规范等外来文件;实验室自行编制的非标准方法、操作规程、核查方法和、测量不确定度实例等技术文件;实验室自研或购置的自动测试软件;实验室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的各类质量记录和技术记录等。文件的承载媒体可以是纸张、光盘、磁盘、照片、或其他电子媒体。文件的控制是指对文件的制定、审查、批准、发放、利用、更改、再审查批准、标识、回收、作废和销毁等全过程的管理活动。其目的是:确保在对质量体系有效运行起重要作用的各个场所，都能得到相应有效版本的文件;确保失效或作废的文件从所有发放或使用场所及时撤出，或者以其他方式进行标识以防止误用;确保保留的作废的文件进行适当标识［2］。为此，实验室必须建立文件的控制程序，包括文件的控制范围，管理职责，文件的编制、审核、批准的流程，文件的编号与发放，作废文件回收及个别需保留时的标识，文件评审与更新以及再次批准的方法，文件复制的批准和分发等［4］。计量实验室质量体系文件的控制应松弛有度，既要防止无限扩大控制范围，又要确保疏而不漏。一般将控制范围界定在:直接影响校准/测试结果或服务的质量，以及直接影响质量体系运行的文件。至于工作参考的文件、书籍、资料，等其他文件不必纳入质量体系的文件控制范围［5］。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将记录视作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件，一张空白的表格一旦填写完毕就能充当所完成活动的证据，这时就由一般的文件转成记录的范畴［4］。ISO/IEC17025系列的认可准则要求制定专门的记录控制程序，一般可不纳入文件的控制范畴。
2不同类型文件的受控管理
实验室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特点考虑文件控制的范围、分类和管理规定，但是殊途同归，最终都是要控制文件的制定、审批、发布、传递、管理和使用等过程，以确保文件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有效性［6］。以下从内部文件和外来文件两个方面全面分析文件的受控管理。
2.1内部文件的受控管理
2.1.1文件的制定与评审文件的制定是做好文件控制的一个关键环节，需在满足客户及相关方的需求和基础之上，综合考虑法律、法规要求结合计量实验室的实际特点和管理需求进行制定，并且在起草、研讨、审查、定稿的各个环节充分听取各意见，确保文件的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从根本上杜绝文件颁布后频繁修改的弊端。文件编写完成后，一般应采取会议审查、征求意见、部门负责人会签等方式广泛征求各方意见，以确保文件的实施效果［4］。
2.1.2文件的批准与发布应对文件的批准与发布进行层次区分并由不同层次的领导审核与批准，保存签署记录。例如，质量手册是最顶层的管理文件，应由质量领导组织审核、最高管理者批准;如测量标准操作规程、期间核查方法等技术类文件应由部门负责人进行审核、技术领导批准等。文件经特定的授权人批准后才能发布，正式发布文件时应正式确定文件的版本标识，标注生效日期，若替代了以前的文件，必须注明。
2.1.3文件的发放与回收要使执行人员掌握相关要求，就应确保其能够方便地得到相应文件。文件的发布范围一般应由质量领导批准，确保文件的有效版本发放至相关场所。一般应在文件发布后由文件控制部门提交文件复制申请单，说明复制文件的名称、版本、发放范围、复制份数等，经质量领导审批其适宜性并签署后再着手复制。发放前应在受控文件上加盖“受控”标识及受控号，使用人员在文件发放回收记录上签字后领用;若需收回时，则按相应受控号回收。文件发放回收记录应注明文件的名称、版本、发放日期、领用人、回收日期、回收人等信息。需要借阅时，应办理借阅手续并进行登记。当实验室的组织结构发生变化时，如出现新部门或业务职能发生变化，实施文件控制的管理部门应及时回收或补发文件，确保使用场所能得到相关的文件。
2.1.4文件的更改与再审批文件颁布实施后，为确定质量体系内文件控制系统是否有效，确保各部门文件的适宜性、充分性、正确性、统一性等，要定期对文件进行有效性评审，从而对文件的有效控制起到良好的保障作用。文件有效性评审一般可结合年度内部审核工作进行。当计量实验室的组织结构、工作规范、法律规定等发生改变时，或者文件实施出现问题时，也需要广泛征求意见，及时组织文件有效性评审。文件更改可采用划改、换页或换版三种方式。更改内容较少时可用划改的方式;当文件划改次数较多时，可规定具体次数或文件需进行大幅度修改时，应进行换页;换页较多时可采用换版的方式。文件的更改应由文件控制部门提出需更改的理由、修改方法等，按规定的审批权限批准后，按程序文件的有关规定，对该文件的所有受控文本进行同样的更改;实验室的“受控文件一览表”及涉及各部门的“受控文件一览表”中均作相同的改变;文件的更改必须出具书面更改页，全面记录更改的原由、更改内容、审批等，书面更改页的保存期限与被更改的文件相同。
2.1.5文件的作废与销毁随着实验室内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相关的质量体系文件也应随之变化和完善。原版作废，或取消某一程序文件等，都涉及到作废文件的处置问题。实验室应注重失效或作废文件的管理，应由文件控制部门依据文件发放回收记录将相应版本的失效或作废的文件全部收回，明确进行标识(如加盖“作废文件”印章)后，隔离存放。对确需留作参考的失效或作废的文件和资料，应由文件控制部门统一登记，并加以明确标识(如加盖“作废文件、留作参考”印章)。留作参考的失效或作废文件应与现行有效的文件隔离存放，以杜绝失效和作废文件的误用［1］。文件的销毁应填写文件销毁申请单，注明销毁文件的名称、版本号、受控号、销毁日期、实施人等信息，经由主管领导核准后实施。
2.2外来文件的受控管理
2.2.1查新与采购计量实验室的外来文件主要包括各类管理和技术类法规文件，外来文件的及时获取是确保计量实验室科学开展校准/测试活动的技术基础。目前获取技术法规发布和更新信息的途径主要有:网络查询、标准出版机构查询、国家标准和计量技术法规目录、计量相关期刊、计量技术交流会等。购置的数量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一般应保证负责具体工作的专业科室留存一份，必要时在资料室存一份备份件。对于《测量标准的建立与保持》、《测量不确定度的评定方法》等基础类的规范性技术文件，应保证所有相关部门都获得文件的有效版本。
2.2.2评审与确认外来文件一般分管理类规定和技术标准两大类。由于管理类规定的适用面宽，计量实验室只需遵循，履职尽责。技术标准类文件则由于操作的复杂性和文件本身的适宜性限制，一般都不能拿来就用，需要先对其适用性和有效性进行评审，确认现行有效且符合所规定的条件时方能使用。特别是在技术类文件更新时，更应进行有效性评审，避免出现错误的结果。外来文件的评审与确认一般应由技术领导组织实施，针对实验室计量测试能力和人员能力等，对外来文件的适用性进行充分审查，以确定是直接引用还是做修订后使用。文件控制部门应对文件有效性评审和确认的过程进行记录。
2.2.3发放与管理外来文件应根据受控文件编号规则进行文件管理，编制外来文件资料目录并在加盖受控文件印章。发放时需填写《文件发放回收通登记表》，收回旧版本文件时，应在文件的文本上加盖“失效文件”的印章。而对于确需留作参考的文件，则需加盖“文件失效，留作参考”的印章，明确文件的使用状态，防止错用过期的文件。外来文件的借阅(复印)等问题，可按照实验室文件控制程序执行，办理借阅(复印)手续，借阅(复印)者应在规定期限内归还。文件控制部门应方便地掌握文件受控情况，及时更换新文件版本，确保在用文件的有效性。
2.2.4更新与销毁外来文件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实验室经常性的定期更新文件状态，确保文件版本的持续有效。对于没有保留价值的文件应按实验室规定办理销毁手续。对于标准规范汇编类的文件，可在该文件的正文及目录处分别加盖失效标注。
3文件的'控制需要注意的问题
3.1电子文件的受控管理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不少实验室都实现了信息化管理，通过电子媒体形式发布文件有效减少了文件的发放、回收、作废等麻烦，但随之也带来文件更改得不到控制、更改状态得不到识别、随意下载复制等问题。文件不论以何种载体存在，都必须严格按照认可标准的要求进行控制与管理。对于电子文件应该注意以下问题:一是用电子媒体发布方式时应以纸张文件的形式保存审批证据，包括正式发布的文件原稿、更改过的原稿、文件的编制、审核、批准人签署和修改情况记录。二是确保质量体系框架内的每个部门与场所，都具备有效的依据文件，防止无关人员任意修改和拷贝。三是文件的发放记录包括在计算机上安装文件的记录，如计算机管理员、安装批准人、安装操作人、安装后的验收人、安装日期和版本等，这些记录应以纸张文件的方式存档。四是禁止从计算机上打印质量体系文件的硬拷贝，当仅作为学习或使用方便而打印出来时，应确保文件标注“非受控本”标识。五是应及时删除失已效或作废的文件，并做好删除记录［8］。
3.2软件的管理
随着自动测试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工作日益被自动测试系统或自动设备取代，包括对校准/测试数据进行采集、分析处理、报告、检索等。由于自动测试软件具有编制、审批、更改审批、更新等文件的基本特征，现在的认可标准将自动测试软件纳入文件的控制范畴，按照文件进行管理。实验室应依据文件控制程序建立软件的控制目录，记录软件名称、开发人或单位、版本号、所属计算机及其责任人等信息，实现软件的有效控制。当需要对软件进行更新时，依据软件控制目录对已安装该软件的所有计算机进行更新，以保证每台计算机中的软件均为有效版本。必要时可将安装程序副本和附属文件，如帮助文档、历次更新记录等归档保存。无论是自行开发或采购的软件，均应按此要求进行版本控制［9］。
3.3管理方法应灵活多样
由于需要控制的文件种类多、数量大，对于管理人员有限的实验室实施起来难度较大。对此，实验室可根据实验室规模大小及自身特点，选择合适的控制方法。对于内部文件的控制可采用自上而下法，如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文件、操作规程、期间核查方法等，对于规模较小的实验室可以将全部文件都按此方法进行控制。文件经过编制、审核、批准、加盖受控标识和编号后，按号登记发放，文件使用部门只负责保管和使用，文件使用过程中的控制以及文件更改工作的组织等管理工作全部由资料管理员负责。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控制严密;缺点是:烦琐，工作量大，而且易于给文件持有者养成依赖心理;对于外来文件的控制则可采用自下而上法，因为外来文件进人的渠道较多，数量也无法准确掌握。可由文件使用部门对目前使用的现行有效文件进行整理，列出详细目录，上报到实验室管理部门，由资料管理员根据上报的目录进行控制。这种控制方法也可用在大型实验室对内部质量体系文件的控制，特别是新建质量体系的实验室，可由各部门对现行文件进行清理，列出质量体系有效文件清单，资料管理员据此制定实验室整体的文件控制清单，并实施控制。这种方法的缺点是:监督检查的工作量大;优点是:操作简单。由于责任分散明确，要求各级人员各负其责，从而有利于提高工作的自觉性［5］。
4结束语
受控文件的严格管理是实验室开展工作的有力依据和传递量值准确可靠的有力保障。计量实验室只有充分理清文件的控制范围，明确相关控制要求，按规定制定详尽的文件控制程序并严格执行，确保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所涉及的文件从编制、审批、发布、使用、更改、管理、作废、回收直至销毁等各环节始终处于受控状态，通过内部审核和日常质量监督对文件控制情况进行督促检查，预防、杜绝失效和作废文件的非预期使用，才能确保校准/测试结果的有效性、准确性和可靠性。
实验室质量控制研究论文
摘要：保证科学实验精确度，要求在实验的过程中，实验人员确保规范性操作，保证实验设备的安全使用流程以及实验环境的稳定等。而实验环境的稳定是整个科学实验流程中最为基础也是最为关键的环节。为确保实验环节的严谨流畅及实验结果的清晰准确，实验环境中实验室的质量控制至关重要。《实验室认可准则》中以条文形式明确的规定了实验室建设和使用的详细准则。
关键词：不确定度；质量控制；统计模型
对于实验室的检验结果，实验室校检人员必须认真对待，任何实验结果的报告都要以书面或者电子版的形式，简洁、准确的校准记录。在检验过程中，需要一定程度上的统计和评定方面的技术支持，如分析实验室的各项数据和实验室质量控制中的不确定因素等。在《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中规定在实验程序中将有效性作为校准检验结果的重点。为此本文以测量不确定度的评价与实验室质量控制为出发点，简单的阐述不确定度对实验流程的影响。
1不确定度评估应用于实验室质量控制中的必要性
在实验过程中实验数据分析测量误差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误差导致测量结果的不完全肯定性。对测量值的不能可定程度，形成了影响实验预期成果的不确定度。测量不确定度是为了控制实验室的质量，将外界对实验结果影响力降到最低，保证实验流程的准确性，而确立的在校验、实验程序中有效的基本指标。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对不确定度做出了详细的解释，在实验室质量控制中，允许对实验结果的影响因素进行预估时出现一定数值范围内的偏差。对于实验结果是否达到实验前计算出的预估目标有着巨大影响。实验室内影响不确定度的因素包含很多方面，按照产生原因来划分，可以归纳为随机效应导致的不确定度和系统效应导致的不确定度两种。按照不确定度统计分析方式的不同标准，不确定度可以分为A类评定、B类评定两种类型。
2不确定度评定的标准
统计与测量的专家学者们不断试图寻找更加严谨的术语来取代“测量误差”这种在测量领域里指代范围过于广泛的名词。随机误差的前身即偶然误差，由于“偶然”两字表达范围太广，不能明确阐释测量误差范围的含义，因此被取代。同理“测量误差”被“测量不确定度”替代，两者含义并不是完全相等的。而不确定度评定的划分也有不同的类型。
2.1标准不确定度
针对每种不确定度因素评定的标准差，称为该因素对应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ui;基于对标准不确定度分量ui的评价就是标准不确定度。A类是把通过直接对观测系列进行统计分析，使从有限的随机样本中所获得的信息，逻辑推断到样本总体的分布期望值和标准差；B是采用除对观测系列进行统计分析之外的其它方法和信息库，比如已有检测数据资料、有关仪器仪表和测量方法特性的了解和质量控制经验、选择的统计模型已知的概率分布估计、规范性文件所提供的重复性限r和重现性限R等，来获得的标准不确定度分量ui。二者共同之处是，均为依托于统计概率分布，都使用标准差来定量表达，都具有同等意义的重要性。但是，A类评估更偏重于对某次测试过程的直接评估;而B类则还包含着实验室为实现质量控制目标，对于某类测试任务的技术条件的基础性的总体评价。显然，若从实验室能力质量控制水平等方面来考察分析，B类标准不确定度更有现实意义，因此也是实施和优化实验室质量控制的重要技术途径之一。尽管二个基本类型的方法功能是等价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偏爱从优选择。但是根据上述理由，我们倾向地认为作为检测和标定实验室的质量控制的基本建设而言，应该更多地注意B类的研究和应用。因为，它在更大程度上显示了实验室本身的技术和经验积累方面的素质高低，而不仅限于某次给出的测量结果的好坏。
2.2扩展不确定度
其实，我们给出的测试结果更多的并非简单的直接测量量，而是通过若干个直接测量的测定值计算求得的间接测量量的数值。此时，测量的不确定度可以根据各直接测量量的方差和协方差计算出合成标准不确定度。它是对最后给出的检测或标定结果标准差的估计值。方差是标准差的平方值，自然和标准不确定度有关;而协方差是由测量这些直接量的仪器和方法之间相关性引起的方差，其值的大小与相关系数密切相关。为减小协方差分量的贡献，在确定测试分析方案和程序时要考虑避免和解除相关，比如如果要使用同一种标准仪表测量两个不同的间接量，那么采用二台仪表分别测量，等等。我们常规是把合成标准不确定度扩大若干倍率k(称作包含因子，一般多取做2或3)，扩展为一定大小的区间，使得被测量的结果按一定的预期度控制在该区间上。这就是扩展不确定度，用我们熟悉的置信概率和置信区间等参数来表达。生物医学测量中的`不确定度由于协方差分量的显著贡献，更把测量数据的扩展不确定度的评价作为给出结果的必备部分。
3不确定度的测量过程和建模
测量不确定度时，使用设备工具是整个测量过程的基础环节，对测量结果的准确性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不确定度测量工作展开之情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以达到预期的使用效果。首先要考虑如设备的使用是否稳定、实验室的量程、目标受力程度等等技术范围内的影响。同时，也要考虑到测量的经济成本是否符合实验室的项目预算、测量设备运行时是否便利等技术范围外的影响因素。在实验室测量过程中计量器具不确定度的允许值必须小于或等于计量器具所引起的不确定度允许值。而后者在测量范围内是由实验室质量控制所允许的误差或变化范围除以三个数值的检测能力指数得出的范围。假定某实验室在测定样品的放射性浓度时，共测得四组结果，分别是(95±3)，(105±100)，(94±6)和(118±12)。如果简单地用一般均值和标准差表示结果，则为(103±11.2)。但是如果考虑到不同标准差的数据组测定的不确定度是不同的，标准差越小，可信度越高，评价权重越大。如用加权平均值和加权标准偏差，则最后结果为(96.5±2.5)。通过举例可以判断出准确的建模可以有效的减少在测量不确定度构成中的风险和不必要资源损耗。在分析测量结果时善用不确定度的评估结果，有效的保障了实验结果在最大程度上贴合实验的预期目的，与此同时，精确地预测建模极大地俭省了实验室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优化了实验模式，达到了实验室项目资源的合理配置。
区别于过去专家学者将测量范围内产生的误差笼统的简称为“偶然误差”这一广泛的概念，不确定度是对分析误差的最新研究与理解。实验室的质量与不确定度的数值成反比，不确定数值越低，实验室的质量控制程度越高，实验成果与实验预期值越接近；反之亦然。将不可确定度的有效评估充分运用到实验室质量控制的实践中去，既可以实现精简成本，达到各种使用资源的合理化配置的目的，也可以将测量范围内的先进技术适用于不同领域，实现跨行业技术融合，为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提供必要的帮助。
参考文献
[1]安胜男,史爱欣.生物样本分析实验室不确定度评定方法及在实验室质量控制中的应用[J].中国药房,(10).
[2]张华欣,张静宜等.纺织品实验室测量不确定度评定的应用[J].纺织科技进展，(2).
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思考论文
［摘要］本文从贝尔和阿什伍德在《环境社会学的邀请》中提出的“生态对话”观念出发，对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议题进行了检视和讨论。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最大可能意义上的群体”，核心关切是可持续性、环境正义和自然的权利与魅力，研究框架包括：物质层面———多位一体的跑步机，观念层面———环境意识与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性关联，实践层面———动员和管理“生态社会”。三个层面彼此联系，互动依存。这些思想对于正处在积极建设和成长中的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以及当前中国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都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生态对话；环境社会学；生态社会；生态文明
自从1978美国社会学家卡顿（W.R.J.Cot-ton）和邓拉普（R.E.Dunlap）发表《环境社会学：一个新的范式》以来，环境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雄心勃勃”、80年代的“歧路彷徨”和90年代的“柳暗花明”①，学科范式渐趋成熟，理论建设和经验研究都取得了很大进展。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环境变迁的加剧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环境社会学的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和机遇。本文以环境社会学家迈克尔贝尔（MichaelM.Bell）和洛卡阿什伍德（LokaL.Ashwood）在《环境社会学的邀请》②一书中的基本思想为线索，对环境社会学的基元观念、研究对象和核心议题作一检视，并就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进行简单讨论。
一、生态对话：环境社会学的基元思想
“生态对话”是《环境社会学的邀请》中所倡导的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全书的开篇，贝尔和阿什伍德即表明，生态对话是社会与环境之间持续的、没有终结的、相互依存的互动。在这场对话中，其中一个的内在改变会带来另一个的改变。在他们看来，生态对话的提出不仅是基于环境社会学中的因果关系具有“对话式”与“没有终结”的特征，还表明了环境社会学的行动取向———“我们可能无法在此刻停止环境问题造成的伤害，但确实可以做许多事情来改善所有生物的生态状况”①。生态对话的实质是一种整体的环境观，表明环境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可分离性和持续互动性。在此观照下，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为“最大可能意义上的群体”。“人类、其他生物、土地、水和空气”，所有这些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最大意义上的群体。而环境社会学就是要研究这种群体，分析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以及支持所有生命的水、土壤、空气，如何共同分享地球这个唯一的共有地，进一步探讨现实的社会与生态冲突的成因，并提出解决方案。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justice）、自然的权利与魅力（rightsandbeautyofnature）则是贯穿生态对话的三个主题。在笔者看来，生态对话和环境社会学研究对象“最大意义上的群体”等观点，拓展了卡顿和邓拉普、洪大用等学者对于环境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卡顿和邓拉普认为，“人类例外范式”（HumanExceptionalismParadigm，NEP）主导的传统社会学过于强调人的独特性和文化的重要性，而忽视环境因素对社会的影响。进一步，他们提出了建立“新环境范式”（NewEnvironmentalParadigm，NEP）的设想，新环境范式下关于环境与社会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称为“环境社会学”②。卡顿和邓拉普关于环境社会学的“环境—社会关系”研究的思路，在后来的环境社会学研究中得到了继承。虽然切入的角度不同，但是施耐伯格的政治经济学范式、汉尼根的建构主义范式、吉尔贝托C加洛潘的系统论范式等都在具体的研究中展现了环境—社会关系的不同侧面。然而，“环境—社会”关系研究对象的确定过于宏观，停留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对经验研究缺乏支持；同时，环境—社会关系的范围也适用于对环境问题进行研究的包括生态学、政治学、伦理学等众多学科，无法凸显环境社会学的独特性。在对中国社会转型以来的环境问题进行研究时，洪大用将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具体化为“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社会影响”，突出了环境问题的“社会”维度，也将卡顿和邓拉普确立环境社会学时对传统社会学的“反叛”走向“归一”③。但是，随着“环境”维度的拓宽和越来越多研究分支（如灾害研究、深生态学、激进动物研究、CriticalAn-imalStudies等）的发展，仅仅研究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和社会影响稍显褊狭。“最大可能意义上的群体”不仅将动物、植物、水、土壤、森林、空气等都看作与人类平等且共享地球共有地的要素，而且把社会学（最初译为“群学”）“群体分析”的理路领到环境研究中，在研究视阈和分析方法上都大大拓宽。同时，这一界定也契合了当前环境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趋势，环境社会学立基社会学也包含“走出家门”的雄心得以展现。贝尔和阿什伍德进一步区分出物质、观念和实践三个层面，作为讨论生态对话的切入点。物质层面是“消费、经济、技术、发展、人口、身体等如何塑造人类面临的环境现状”，观念层面是“文化、意识、道德观、风险、知识、社会经验等如何影响人类思考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式”，实践层面是“如何把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中的要素结合起来，更好地去解决环境冲突”①。在生态对话的视阈下，物质层面、观念层面和实践层面始终在发生着互动，因此三者并非严格的概念界限，而仅仅是分析上的体现。这样，环境社会学领域中“可能是最为持久的，并且有时是充满恶意”的实在论与建构论之间的论争②，可能是没有必要的，对学科的发展并无助益，因为环境的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实在论和建构论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共存的关系。环境社会学必须揭示的最重要真理之一，是“物质、观念和实践三者间的深刻联系”③。因此，对于物质层面、观念层面和实践层面下各个主题的讨论，也不脱离对这种“深刻联系”的揭示。
二、物质层面：多位一体的跑步机
贝尔和阿什伍德首先探讨了生态对话中物质层面上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因素。具体而言，他们依次分析了消费、金钱和市场，技术和科学，人口以及身体等与人类所面临的环境现状之间的关联。在论述中，贝尔和阿什伍德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在环境社会学的主要理论———“生产跑步机”（thetreadmillofproduction）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消费跑步机”（thetreadmillofcon-sumption）④的观点。他们对于技术、科学与环境以及身体与环境的阐述也在学科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总体来看，贝尔和阿什伍德关于金钱和市场，技术和科学，人口以及身体等随后的讨论也是以跑步机（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为框架，构成了对环境问题的物质层面研究的“多位一体”跑步机的分析框架。环境社会学中，施耐伯格（AllanSchnaiberg）在对环境问题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跑步机理论，并发展为环境社会学中的一个主流理论。这一理论聚焦社会结构和制度，认为市场经济具有自我强化的机制，即资本、劳动力和政府构成了“经济增长同盟”，持续追逐利润，使生产的步伐就像在跑步机上一样无法停止，这一过程需要源源不断和持续增长的资源与原材料供给，工业污染不断地被制造出来，对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⑤。生产跑步机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机制，即经济财富的制造和环境污染的制造。其内在机理是持续不断的投资需求，结果是高投资率的保持和环境成本的不断外部化。贝尔和阿什伍德指出，对生产跑步机最常见的调整方案，一是迫使一些人离开跑步机，将产量降到成本和价格均衡的水平，但这是跑步机上的每个人都反对的；二是做一些竞争性的调整，这在调整之初易获得人们的接受，但常常出现少数大企业垄断生产和被迫退出市场的人寻求创造新的“跑步机”的结果。最终，人们都努力留在跑步机上。但结果却是，富有者们努力将生产跑步机的压力变为使自己更加富有的机会，环境问题则继续为社会普遍忽视。因此，生产跑步机本质上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各利益群体、这些群体所拥有的权力以及对他人利益关注程度的结果。贝尔和阿什伍德进一步提出了消费跑步机的观点。他们指出，现代社会炫耀性消费所具有的竞争性与攀比性特点，不断加剧环境风险；同时，消费主义的扩张还抹去了物品所具有的社会精神，个体化愈演愈烈。如同瓦奇泰尔（PaulWachtel）所指出的那样：“面对着伴随过去那种安全而其乐融融的群体感消失而来的孤独感和脆弱感，人们寻求追求财产来消解。”①但是，人们愈寻求更多财富来购得这些商品，就愈会不断陷入现代经济中相互竞争的个人主义，也就愈削弱了群体性，从而踏上了消费跑步机———不断增加物质消费量却未能带来任何内心满足感的消费全过程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生态环境却受到损害。更重要的是，生产跑步机和消费跑步机也在发生着“对话”，二者形成互为一体的跑步机———生产和消费跑步机，使它们所产生的社会和环境影响互相推动②。但这是一个恶性的对话循环：生产活动创造了不平等，不平等创生了消费跑步机，消费跑步机创造了更大的不平等，进一步加速生产跑步机，从而使得整个循环不断加快，而可持续性、环境正义、自然的权利和魅力被一再边缘化。技术和科学常被看作是降低跑步机压力的关键。如生态现代化理论所指出的，技术在治理和预防环境问题中具有重要贡献和潜力③。但在贝尔和阿什伍德看来，技术不是机械结构而是社会结构。技术的现象学———技术规范将人们封锁在持续的常规行动中，技术的文化———技术被人们无条件地信仰和崇拜，技术的政治———特定技术结构及其社会利益被人们不加批判地强化，极易使人们患上温纳（LangdonWinner）所谓的“技术梦游症”———人们乐意地在重构人类生存条件的过程里梦游。可现实是，一旦付诸实践，技术的齿轮也会嵌入生产和消费的跑步机，变成社会结构来塑造人们的需求和利益。正如这些需求与利益也在塑造着齿轮和跑步机。人类很快便陷入由这些结构所安排的行为规范和文化需求中，掉进技术与经济的双重梦游症中。贝尔和阿什伍德还提出了“身体环境”（invironment）的概念来探讨身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凸显人类的身体作为跑步机的环境后果的主要承担者。他们指出，通过各种大大小小、可见或不可见的方式，跑步机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并引起累积效应，使每个人同经济模式、技术模式、环境污染和环境利益的分配模式联系起来④。因此，身体（进一步，健康）是一项基本和重要的环境议题。“多位一体跑步机”的分析框架不仅是对已有环境社会学理论的推动，而且深刻揭示了人类日常生活的社会组织方式和制度方式如何导致了环境污染和环境退化的发生。这对于如何改革已有的各种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和规避环境风险，具有启迪意义。
三、观念层面：环境意识与社会平等
观念（Ideal）是生态对话中同环境问题相连的又一重要内容。贝尔和阿什伍德首先追溯了环境统治（environmentaldomination）和环境关心（environmentalconcern）的意识形态根源，然后基于自然和风险作为人类思考和感知环境问题的观念维度，重点探讨了“自然的人类本质”（thehumannatureofnature）和“风险的理性”（thera-tionalityofrisk）。在观念层面的'环境问题的讨论中，贝尔和阿什伍德的贡献在于，从环境意识的角度论述了社会不平等问题与人们思考环境问题之间的紧密关联。也就是说，社会不平等在环境问题上的投射不仅仅存在于物质层面上环境污染的不成比例的分布，而且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环境意识。这一视阈拓宽了环境正义研究、环境抗争研究、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等论题的分析维度和理论宽度。在贝尔和阿什伍德看来，环境统治———人类能够并应该按照自己的意图改造环境———被广泛认可和接受有三大思想根据：基督教、个人主义和父权制①。基督教宣扬的崇尚工作、禁欲和理性等思想将改变自然不再视为亵渎神灵的行为，人类开始以开发和征服的态度对待自然。个人主义强调更大范围群体中个人的重要地位，导致了忽视周围环境的社会行动，人们不断地将自我与身体分离，与地球分离，与生态环境分离。父权制及其衍生的支配逻辑将女性与其生育原型同自然联系在一起并加以贬低，为统治环境、征服女性提供基础。而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的环境关心不断提升，环境运动广泛发展，不仅仅在于环境污染的加剧和民主思想与体制的普及，更在于自然道德心（naturalmorality）———人们对超越社会权力、不受利益困扰的纯净领域的共同追求———的回归。自然道德心旨在强调没有偏见的道德观和身份的外在来源。它倡导的朴素、自然客体（人们体验没有社会冲突、社会限制和社会权力的宁静与愉悦）、自然自我（真实自我，而非社会评价的自我）、对物质主义的批判等至今仍是环境思考的试金石②。由此，对“自然究竟是什么”（thehumannatureofnature）的理解，在怎样组成人类社会与生态社会上具有核心地位。“自然”不仅是物质的存在，也是一种社会结构。人类构造着自然，自然也构造着人类。任何一种仅仅将自然作为物质现象或者作为社会构建的观点都是威胁的。风险同样是影响人们思考和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因素。贝尔和阿什伍德认为，风险是嵌入于权力和信任关系中的。而且，由于技术理性的自信，风险正在最大限度上将理性主义延伸到危险和不确定性中。这样，理性主义逐渐成为掌握理性主义优势的人群的一种有效的政治工具，使弱势群体陷入风险的“铁笼”，环境风险也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环境统治、环境关心、自然的人类本质和风险的理性等，是从观念上阐释现代社会中的环境问题的主要角度。更重要的是，这些论题都将环境意识同社会平等联系了起来。环境统治中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人们之间、性别之间的不平等，环境关心中人类对社会公平追求的自然道德心，自然的社会结构观和风险的权力嵌入论，都凸显了社会不平等在人们考虑环境问题的方式中占有中心地位。可以说，社会不平等及其对社会的挑战，正是环境意识长久成为社会和道德话题的重要因子。在环境社会学中，着重探讨社会平等和环境污染的论题已经成长为“环境正义研究”（EnvironmentalJusticeStudies）的领域，发展迅速。但是，环境正义目前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物质层面上对环境污染在各个社会范畴中的高度分布不均的关注，较少涉及观念层面。环境问题的观念层面研究则将环境问题与社会不平等关联起来，深化了人们对于环境正义的理解。环境正义并不仅仅指涉物质层面的环境污染的不成比例的分布，同样有社会不平等引发的意识、观念和道德上的内容。因此，对环境问题的理解和解决，不仅需要制度、法律等外在力量，也应包括公平基础上的人心、伦理等观念力量的建设，这二者同时也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
四、实践层面：动员和管理“生态社会”
实践层面的讨论也是《环境社会学的邀请》中较有特色的部分，突出环境社会学的公共取向和行动取向，即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也需要穿透学院的高墙，面向民众和公共社会，运用知识积极主动地推动生态系统的改善，造福于人类。在这一方面，贝尔和阿什伍德提出了“动员生态社会”和“管理生态社会”的观点，来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动员生态社会的三个要素是：放在一起（conception）、联结在一起（connection）、一起见证（contestation）。“一起”并非易事，哈丁所言的“公地悲剧”既是经济威胁也是环境威胁。然而，在贝尔和阿什伍德看来，公地悲剧其实仅仅是“个人主义的悲剧”。而人们的动机和选择不仅仅会出于狭隘的自我利益，同样重要的还有社会生活中的情感因素———社会传统。而且，情感团结和利益团结会不断相互塑造并相互维持，形成社会团结的对话（dialogueofsolidarities）①。加上作为对话条件的“政治机会结构”，草根环境行动者已在路上。应当注意的是，在不同的社会场域中，情感团结与利益团结可能会发生博弈，出现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情况。但是，贝尔和阿什伍德的探讨指出了动员生态社会的“理想型”。在管理生态社会中，贝尔和阿什伍德强调参与式管理和重构日常生活的重要。参与式管理能够促进实践绩效和民主化，使当地人与科学家、当地知识与专家知识的对话开展起来。重构日常生活可防止参与式管理的过度程式化及精英阶层对参与式管理的利用，避免出现“过家家式参与”。重构日常生活包括物质减量化、生态工业和智慧增长等。二者共同推动管理生态社会的目标———真实环境主义———的出现②。真实环境主义是环境友好行为变得简单的社会生活。也就是说，人类不是因为有意识做到环境友好才会选择，而是这样选择会最省钱、最舒适，因为发展到最后，环境主义已经不再是美德，而是一种必须尊重的现实。
五、结语
通过生态对话以及环境问题的物质、观念和实践等层面的探讨，贝尔和阿什伍德富有激情地将我们带进了环境社会学的场域中。如Sage出版社对该书的评介，《环境社会学的邀请》不仅仅是邀请，更是一个诱惑（seduction）。它将环境社会学真切地同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每个人的“当前”联系起来。诚然，该书的分析存在某些不足：偏重物质层面，在动员和管理生态社会中未根本触及如何消解跑步机的负面后果，生态社会未充分界定等，但仍不损伤其对于环境社会学基本论题的建设性分析和学科发展的贡献。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生态对话下“最大可能意义上的群体”；环境社会学的核心关切是可持续性、环境正义和自然的权利与魅力；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可以从物质、观念和实践三个层面上介入分析：物质层面的“多位一体跑步机”的分析框架，观念层面的环境意识与社会不平等的关联，实践层面的动员和管理生态社会。这些分析理路对于正处在积极建设和成长阶段的中国环境社会学来说，具有学理上的重要价值。从现实层面来讲，经济发展迅猛与社会矛盾加剧并存成为中国社会典型特征的同时，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的提出，迫切需要迈向一种文明的生态对话。文明的生态对话是社会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整体环境观，文明的生态对话是社会平等保障、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环境正义实现的环境—社会关系，文明的生态对话是包含环境变量的社会观、文明观和发展方式，文明的生态对话需要合理公平的社会结构作支撑，文明的生态对话需要保障基层社会环境利益与诉求的有效表达，文明的生态对话需要规制权力与资本对自然“虚构商品”化的型塑，文明的生态对话呼唤每一个人意义上的环境行动者的“归来”和成长，文明的生态对话亟需改变生态欠债式的发展，因为“环境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类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