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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论文：中国传统道德的传承活力研究
[摘要]中国传统道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传承活力是什么？如何建立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道德体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经济，既然市场经济在中华文化环境中已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它一方面说明中国传统道德和市场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基因兼容性和吸纳力都十分强大，另一方面也说明二者只有在实践中相互吸纳，在碰撞中相互扬弃，在融合中相互促进，才能最终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新的道德体系，推动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传统道德；传承活力；市场经济
“彰善瘅恶”是中国传统道德的价值目标、伦理基础和基本使命。孔子倡导的“有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就是对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概括和总结。道德作为人类文明的尺度，既表现其鲜明的民族个性特征，又表现出其与时俱进的内在品质。不同国家、民族的道德传统，都是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发展的历史积淀，是道德创新的现实历史基础。鲁迅在其《摩罗诗力说》中认为，中国道德文化的重建应体现出“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国有之血脉”。尽管学术界对中国传统道德的传承特点尚有不同见解，但从其复杂的个性特征中，可以发现中国传统道德具有普遍意义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的特质，就是传统道德体系中最具有活力的传承基因。
一
人和自然和谐交融，亲密友善，相生相伴最终达到“天人合一”和“无人合德”这种不可分割的统一关系，就是中国传统道德的最高境界。儒家的《周易大传》以“天”、“地”、“人”为“三才”，道家的《道德经》以“道”、“天”、“地”、“人”为“四大”。“三才”、“四大”都是把“人”看做与天地自然并存共荣的重要实体，是天地之心，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华。董仲舒在描述天地人三者关系时认为，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佛，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1]
中国古代思想家尽管主张繁杂，对天地人三者的关系的认识上互有差异，但他们都深信天地自然和人相互依存的关系不可分割，人的道德与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定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的联系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德”。（（周易大传》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合明，与四时合序。”思想家把人与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共生的东西称之为道德。当人遵守符合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和谐共生的道德时，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当人们用道德指导社会实践，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加深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天人合一时，便形成了新的、更具有现实指导性的道德思想，也即“天人合德。”
“天人合德”崇尚“仁者爱人”。“仁者爱人”观念的形成，说明“天人合德”的道德理想是人类的一种完美的道德追求，而“仁爱”精神就是传统道德规范的体现，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准则。孔子说“，仁者，爱人”。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就是要人们替别人着想，要待人以诚，施人以惠。“天人合德”和“仁者爱人”这种超然豁达，元限宽广的道德境界，塑造了中华民族明白达观的人生理念，也表明了中国传统道德既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又注重人必须不断认识自然规律、遵循社会发展规律，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完美融合的传承特点。既注意道德理想的塑造，又注意具体道德规范的创造和运用。把道德的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使道德调节功能充分发挥。恩格斯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的经济关系中吸收自己的道德观念。”[3]市场经济是一种借助利益竞争机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形态，它要求在道德上肯定人们的正当利益、平等意识、主体意识、竞争意识等，因此新的道德规范应体现出市场经济人的道德行为多样化的特点，把先进性和广泛性结合起来，切忌脱离实际，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违背市场经济的要求，脱离群众的道德实际。
中国古代的“仁爱”或“仁道”中包含着人与人之间应当相互理解、尊重、宽容、友爱、互助等丰富的人道主义思想。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博爱”观则强调的是“自由”、“平等”。前者更多地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具体道德规范上是尊重人、关心人，救助解困、敬老、助残等，后者更多地关注个人权利的实现、个人自由发展和个人的尊严。“仁爱”精神是一种人类具有现实意义的道德信念，从“仁爱”精神的现代意义上讲，它将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依然起着协调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
二
在传统道德思想体系中，“中庸之道”既是方法论，又是一种理想道德观念。要实现“天人合德”的道德境界，人们要自觉地用折衷调和方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和稳定。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也！”《中庸》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之道也，庸者天下之定理。由此可以看出，“中庸之道”是传统道德规范和道德品质形成的重要手段和基础，它认为，合理的道德行为和品德，合理的法律和法规都要适中，恰到好处，不能偏向一面，不能走极端，不能打破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
充分尊重自然规律是传统道德的主要方法和一贯主张，也是中国社会和民族保持社会稳定性、连续性的法宝，但过分地强调回避矛盾会使社会发展缺乏活力，缺乏创新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庸之道”并非惧怕矛盾，过分抑制人的个性发展，也并非过分抑制创新，而是强调在稳定的前提下，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从整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线索中，可以发现“中庸之道”具有吸纳优秀文化的内在本质和非凡的融合之力。
作为道德观念，《札记中庸》中说，道也者，不可须央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慎乎其所不睹，恐怕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要求人们独自一人，无人监督时，也要非常小心地不做任何不道德的事情，这是一种较高的道德境界，也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古希腊的哲学家德漠克利特也说过“要留心，即使当你独自一人时，也不要说坏话或做坏事，而要学得在你自己面前比在别人面前更知耻。”且“丝毫不做不适当的事“”[4]。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华民族道德心理定势中的“中庸”特质，并未扼杀市场经济的创造活力，也未抑制人们的创新精神，反而彰显出更多的主动性。
市场经济和“中庸”的慎独思想都崇尚诚信原则，尽管二者有不同的内涵和解释。市场经济把诚信看做是经济活动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要素，是人们履行合同、契约的信任前提，而中国传统道德把自觉履行道德责任，自觉进行道德修养作为君子修养的基本准则。孔子所讲的“言而有信、敬事而信”就是要求人们说话要诚实可信，认真而诚实地对待事情和工作，信实无欺。经济学学者史怀泽曾经说过“自由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效率，一个有效率的自由市场除了一个有效的产权和法律制度相配合外，还需要在诚实、正直、合作、公平、正义等方面有良好道德的人去操作这个市场。”[5]两种诚信观在这里结合得是多么完美啊！市场经济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形态在中华道德文化背景条件下，不但没有排斥中华传统之美德，反而显示出主动融合姿态。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说“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规范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就必须拥有的。”[6]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的个体道德素养，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选择提供道德基础，并成为维持市场经济中的正常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所需要的行为准则，是人们一般的、基本的道德信念、道德人格和良心，也是评价人的行为是非善恶的基本价值尺度。如果用中华传统道德观念去看待这些市场经济道德观，人们并不感觉陌生可怕，因为两种道德观中都十分重视社会公德的建设，都认为”诚实“是社会公德的基础。因此两种文化在融合过程中都显示出活力。
三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取向的形成是围绕“义利”关系的争论展开的。因此，“义利之辩”的过程，就是中国传统道德价值、道德行为以及道德观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反映和缩影。“义利之辩”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一是“义利统一”；二是“利重义轻”；三是“重义轻利”。以上三种观点在中国传统道德形成的过程中都具有较大影响，在人们实际生活中的调节作用也十分明显，其中“重义轻利”观在总体上处于支配地位。孔子所主张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将义利关系严重对立起来的代表性观点，它要求人们“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后来董仲舒主张“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统治阶级在处理“义利”关系时，强调“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要求人们“存义去利”，“存理灭欲”，彻底否定了人们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这种道德观念是一种理想的道德观念，是“君子”追求的道德观念，因为“君子”只有自觉“存义去利”，才能保持国家清廉和公平，否则易出现“义”与“利”的严重脱节。当“义与利”严重对立时，就会出现个人主动放弃自身利益或自身利益被剥夺。“重义轻利”观通过节制人对利欲的追求，抑制人对社会的侵害，保证国家利益的实现。
在市场经济框架内如何确立新的“义利”关系是当今道德建设的热点问题。在市场经济道德观念中，有“权”和“利”之争。权利的本质意义是对人的某种自由或利益的肯定，从这个角度上讲道德权利是从道德上给人提供一个自由选择其行为方式以获取正当利益的合理范围，权利人可以以一定的道德上的支持和保护作用，这是法律所不能取代的。很显然，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观中还没有合理解释和合适的位置，这里的“义”并没有法律的含义，是一种高尚的道德理想。“权利并不是爱心和同情心激发的纯粹的赠品和恩赏，因为如果是恩赏，对它的造当反应则只能是感恩谢德。”[7]“凡是我作为一个人所享受有的权利也就是另一个人所享有的权利，因而拥有并保障这种权利就成为我的义务。”[8]在这里所讲的“义”是指“义务”而“非”中国传统道德中的“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在法律许可或法律未禁止的范围内，根据社会需求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人的正当权力，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无可非议的。而在中华民族传统思维定式中把追求个人利益看做是小人的行为，君子只能看重“义”。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过程中，我们在与西方国家进行经济交流时，因“义”而失“利”的事例很多，教训也不少。更有甚者，把它运用到体育竞赛之中，“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就是传统重“义”思想的表现。当我们从本质上和人类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认识市场经济，审视中国传统“义利”关系时，这种文化上的差异表现得就十分突出，有时我们也会把“见利忘义”说成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这种认识显然存在偏差。只重视“义”而忽视市场经济规律性，不利于建立新的“义利”关系。传统“义利”关系中能反映出中华民族特征的，对市场经济具有指导意义的精华部分，理应在新的“义利”关系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新的义利观的主流思想，而那些过于理想化的“义利”观只能供后人观瞻了。
四
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在这种宗法制度里，维护其存在的道德价值观的核心和根本导向是重视个人对家庭、宗族和国家的道德责任，强调个体利益服从家庭、宗族和国家利益，遵循整体主义的利益原则，反对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主张个人不得有独立的利益和人格，不允许把个人利益放在宗族和国家利益之上。子从父、弟从兄、妻从夫、家庭从家族、宗族从国家，封建君主则以一人之大私，以为天下之大公，孟子把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作为协调封建人际关系的“五伦”“三纲五常”作为维护封建传统道德准则，从根本上维系着封建宗法制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也说，义者君臣上下之事也、父子贵贱之差也、知交朋友之接也、亲疏内外之分也。他在强调法治的同时，把“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看做天下之常道，认为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
传统道德的局限性是统治阶级历史局限性的内在表现。革命者和改革者都把“三纲五常”形容为“吃人”的道德，恐怕就是从封建礼教扼杀人的个性讲起的。变革需要打破封建礼教，而那些被世界人民传颂的中华民族经典性美德，依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生存活力。“尊老爱幼”等是传统礼教法纲中流传最为广泛的道德观念。从利益的角度来讲，无论是哪种经济形态，中华民族都接受不了将个人利益完全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价值观念，至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血缘情结和家庭美德也不会因市场经济利益关系确立而完全消失，而会以新的姿态出现在新的道德体系之中，成为市场经济道德体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马克思指出“正确理解的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9]市场经济肯定个人追求正当利益的合理性，并且借助各种经济利益激励机制或激发个人劳动创造的热情，这就要求我们从道德上肯定人们的正当利益，树立公平、公正、竞争、效率和责任意识。恩格斯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是从他们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道德情结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所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存在着巨大差异和矛盾。这种差异和矛盾从表面上看似乎根本没有相互融合的因素，但目前中西方的家族中，这种血缘道德情结构成的道德“法网”仍然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无论是在华人经济圈里，还是在世界著名大企业中，靠“家文化”或“家道德”支配的家族企业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家文化的血缘道德责任和整体主义道德准则，在法律社会里，在市场经济的细胞中依然魅力元限，光彩照人，取得令人惊讶的经济成就。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已被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但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情缘却不能消失。市场经济是一种充分尊重个性、展示个性魅力的经济形态，而血缘道德的整体主义原则依然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种传统道德的传承活力，不是由理论推理而成，而是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生命力。尽管有人用现代管理的理论对家族企业的管理方式进行系统的、深刻的批判，但越来越多的家族企业仍在不断地涌现和发展壮大。
五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十分注重塑造人们“至善”的道德人格，培养具有理想品德的“君子”。它的目标是现实的'，而不是玄虚的；方法是注重实证的，而不是注重逻辑分析的；途径是偏重于启迪内心觉悟而达到行为自觉，而不是偏重于由外在实践而达到思想领悟。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要求人们接受道德教育，认识理想的道德观念，并在行为上表现出君子的美德，达到知善和行善的统一。具体来说有三大特点：
一是通过“德教”达到“修身”。孔子倡导“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10]，也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道家与儒家尽管有所不同，但也十分看重“修德”。老子在《道德经》中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把修身的过程和道德提高与普及的过程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注重实效的优点，它有效地克服了道德的虚幻性和教条性。二是倡导“知行合一”。孔子认为，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实际上，“知行合一”就是通过道德教育，增进人们把自己的道德认识付诸道德实践的自觉性，达到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统一。三是强调“言教”与“身教”的统一。在“言教”和“身教”的言论中，儒家思想最具有代表性。孔子非常强调在对君子进行道德规范教育时，必须身体力行，用自己崇高的道德思想教育民众，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感化民众，激发民众对理想美德的追求。
我们可以把“君子”的道德觉悟看做是道德先进性的标志，但它不能是只有少数具有崇高道德境界的英雄人物才能做到的英雄道德，我们要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普通公民和职业人员应当遵守的“群众道德”作为普遍性德教的内容，体现出人的基本道德义务。在现实生活中，对“英雄道德”的宣传和教育往往偏重于先进性的号召，忽视对群众性道德广泛性的引导，忽视具有普遍性、广泛性、可操作性的道德准则规范的宣传教育，“知行合一”完全成为摆设。合理的道德观念中的道德规范，通过有效教育手段去教育民众，使人们在实践中自觉认识和接受、转化为自己不可夺移的“内心信念”和“内在律令”。
作为道德传承的手段，中国传统的“德教”观应视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其生命力不在于其形式上的创新与否，而在于能否赋予其合乎时代发展要求的道德内容与此相适应。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都是在实践中体现出来的并在实践中得以提升后，形成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道德观念。在一定时期内人们往往只看重问题的表面现象，而忽视事物的内在联系。市场经济也被称为道德经济，它有很多成熟的、行之有效的道德观念，在实际生活中并未被人们广泛认识。中国德教的传统优势似乎也未引起人们的广泛的注意，甚至在一定时期内过分地张扬市场经济道德个性，过分地对传统的德教思想进行批判和否定。伦理缺失表现最为突出的是职业道德缺失现象，而中国传统职业道德观念和“童叟无欺”、“为人师表”、“诲人不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都是传统德教经典在中国传统道德中最具有传承活力的基因，是市场经济在中国传统道德氛围赖以存在的温床。
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认真研究市场经济就是“道德经济”的真正含义，好像市场经济就是个人对金钱的崇拜，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就是洪水猛兽，把市场经济与现代文明对立起来。在社会转轨时期出现某种思想冲突和混乱不足为奇，出现道德伦理的缺失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反对将两种文化现象进行简单嫁接，更要警惕用市场经济道德观念否定中国传统德教观，同时也不能忽视中国传统道德中排斥外来文化习惯心理优势。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和现代科学的教育手段在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将显示出传统和现代相合的优势[11]。
六
中国历代思想家在构建其道德思想体系时，总是围绕如何巩固至高无上君主制度来设计的，从道德思想学说的创立，到道德思想灌输乃至道德理论运用上，都是倡导个体服从整体的道德价值观，其核心都是为统治阶级提供最有效的“仁治”理论。实现以德治国是中国传统道德思想的灵魂和最终目的。不管是儒家历来强调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近代思想家提出的、具有时代意识的道德思想，都是把道德思想和政治实践融为一体的，都是希望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实行合乎道德要求的“仁政”，在这一点上统治阶级和思想家们真正地达到和谐统一。统治阶级看重“德治”，常常借用国家力量，把符合自身利益的道德思想、行为规范赋予政治和法律的权威。中国古代思想家只能把对“善”的至高无尚的追求，寄托于统治阶级的“仁治”上，而从历史上看“仁治”或者说“德治”都是一种道德的理想追求。道德的理想化和理想化的道德在实践中都是有害的。道德的目的是按照善的法则创造性地完善社会关系和自身。传统道德如果不能随着社会和经济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就会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失去自身的光环，就不能成为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重要工具，其结果要么导致道德上的虚伪，要么是对道德的肆意践踏，使道德成为一种游离于社会生活的东西。
市场经济是最活跃的经济形态，一方面它需要形成系统的道德观念，作为人们评价行为的基本价值尺度；另一方面还要求形成一套道德行为准则，以保证经济活动的有序性。如果市场经济缺少一套与之相适应的道德体系，作为人们共同的“内在道德律令”和“外在行为准则”，就会造成人们道德精神生活和经济活动的无序状态。市场经济不仅需要依靠代表社会公意的法律，借助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协调人际关系和基本秩序，而且还需要用代表“社会公利”的道德，借助国家民众用内心信念、社会舆论、传统习惯的力量来协调人际关系和基本秩序。传统的”以德治国“与现代的”以德治国“尽管有本质的区别，但把道德作为”治国"的纲领，把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共视为治国之纲领，其时代意义就非同凡响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内容丰富多彩，良莠并存，既有反映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文明进步的道德思想，又有受历史局限性日益滞后的、腐朽的道德陋习。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它要求人们在严格遵守追求利益游戏法则的同时，追求利益最大化。现代市场经济对于世界文化的文明成果的融合之力，是其推动世界文明飞速发展的标志。既然市场经济在中华大地己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既然市场经济和中国传统文化在碰撞和冲突中相互融合的局面已初显端倪，说明中国传统道德和市场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基因兼容性和吸纳力十分强大，二者将在实践中相互吸纳，在碰撞中相互扬弃，在融合中相互促进，最终形成具有民族特色的新的道德体系和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运行模式，进而推动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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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孔子.论语宪问[M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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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筑是一种文明的承载形式，建筑风格会随着不同的文化以及历史发生相应的变化。中国传统建筑吸收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形成了追求自然，崇尚意境美的传统建筑风格。现代建筑的理念在于简约、方便、工业化生产，因此导致了现代建筑风格总是一沉不变，失去了对传统建筑的传承与发展。近些年来，国内建筑业中越来越多开始再建筑设计中融入民族性建筑的风格，使建筑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推动了我国建筑业的发展。
关键词：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建筑行业得到快速发展。而受西方文化和建筑风格影响，目前公共建筑和居住建筑基本上以现代建筑和外来建筑风格为主，传统建筑所占份额已经越来少。中国传统建筑由于受到东方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本土化色彩以及文化特色，它将人作为主体，以大自然作为模板，通过诗意的语言及艺术的音符弹奏出一个个艺术作品。作为业内人士，我们应该担负起这份使命，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精髓，从而促进我国建筑业的科学持续发展。
1、中国建筑发展史介绍
中国古代建筑是世界建筑体系中历史最为悠久的，风格最为浑然天成的建筑类型，它的风格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完全消失，在几千年的演变过程中最终还是保留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并对其他国家的建筑风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原始社会开始，我国已经开始有各类不同的建筑形式，直到汉代时期，木结构建筑技术已经基本趋于完善，并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主导着中国之后两千多年的木结构建筑体系。在此过程中，人们逐渐掌握了夯土技术，学会了如何烧制砖瓦以及如何建筑石建筑。直到魏晋南北朝时代，瓦砖的产量、质量以及木架技术都逐渐完善起来，此时大量佛教建筑开始建成，例如云冈、龙门石窟等建筑都是在此时建成的。中国的古代建筑在隋唐宋时期达到巅峰期，越来越多的建筑开始使用砖，此外，琉璃制作工艺的使用频率也逐渐提升，这种建筑工艺较为完善，且規模较大，使建筑师成为了一种专门的职业。到了元、明、清三朝，建筑技术已经发展到了极致程度，建立了标准的建筑体系，个体建筑形制凝固，整体设计水平十分发达。随着对砖瓦的需求量逐渐上升，砖瓦的生产量也在迅速增加，当时琉璃瓦iad生产量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个朝代。从1840年以后，大量外国建筑、技术涌入，传统建筑体系的根基开始动摇并开始解体。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深，中国传统建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如何更好地传承我国传统建筑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取得进一步发展，成为了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2、中国传统建筑的特点
2.1 思想特点
中国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因此各种文化在此过程中诞生，其中古建筑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关键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建筑是我国现代建筑过程中借鉴部分，同时也度世界各国的建筑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谓是全球范围内饱受关注的文化遗产。中国的传统建筑，欧洲建筑、伊斯兰建筑三者被统称为全球三大建筑体系。中国传统建筑之所以成为一个体系，是由它独特的风格、结构和艺术形式决定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受我国传统思想影响较大，既合了儒家、道家等思想，注重“天人合一”的境界，重视中和、含蓄的设计理念。体现在建筑的平面作对称均齐布置，布局上有一条中轴主线，例如北京故宫。同时，又注重顺应自然和环境，关注人文，根据不同地域的地形地貌和风土文化进行设计建筑。这些建筑设计文化理念，对我国现代建筑理念也有深远影响，与现代建筑提出的“以人为本”、打造绿色建筑、生态建筑的理念也不谋而合。
2.2 设计特点
精巧而不乏科学的框架式结构可以确保所建造的房屋在各种天气以及环境下能够满足人们各方面需求。此外，由于房屋墙壁不能负载重量，因此在对门窗进行设置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庭院式的组群布局。从古代文献记载来看，中国古代建筑的平面结构遵循了一定的简明规则，即所有住宅、宫殿、官衙、寺庙都是由数个单体建筑以及围墙、走廊所组合而成的。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建筑既是一种技术工程，同时也是一门优美的艺术。中国古代建筑历经了几千年的风霜，借鉴了许多中国其它领域的传统艺术，尤其是绘画、雕刻等艺术形式，为中国古代建筑增添了更加生动、丰富的艺术性。
3、对中国传统建筑传承和发展的思考
一是做好对传统建筑的保护工作。要实现传统建筑与现代艺术之间的转换，前提条件是存留传统建筑环境。传统建筑环境以及工艺的消失使现代建筑失去根基，因此相关部门必须出台相应的政策与规定用来保护我国古代建筑不被破坏，最大程度保留古代建筑的原始面貌。同时，现代建筑文化也并不是在传统建筑基础上进行简单的修饰，而是需要建立自己的艺术风格与理念。
二是把传统建筑技术与现代科技结合在一起进行拓展。将传统建筑中就地取材的特色作为借鉴，最大程度使用运输便捷以及环保的材料进行建筑。建筑设计也应尽可能依托当地地理条件及气候环境来实现更多的实用功能，避免资源浪费现象发生，实现节能环保的目的。同时，继承了我国传统建筑千年的积累，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建筑模式，因为建筑手段与建筑技术、建筑材料与建筑环境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继承能够在去粗取精的条件下实现，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不断改进，确保建筑风格及功能能够满足现代人的要求。
三是抓好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普及工作。要想有效继承并发扬中国的传统建筑文化，应依托教育方式来实现，利用我国高等教育平台向大学生普及中国传统建筑知识以及文化，通过开设中国传统建筑课程来传播这方面的知识。此外还应强化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宣传力度，使中国传统建筑在国内的影响力得到扩张，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并未取得理想的成绩，根源问题就是缺少深入的研究和宣传，这使得欧洲风格建筑风行一时，具有中华民族风格的建筑却逐渐失去吸引力。
4、结语
中传统建筑文化博大精深，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文情怀。随着我国大国身份在国际上的彰显，建筑业的发展也要改变过去一位照搬西方的做法，要深入研究中国传统建筑，将其与现代建筑相融合，相得益彰，只有这样，中国传统建筑文化才会发扬光大，我国建筑业也会更加换发生机。
参考文献
[1] 赵凌.传统建筑文化传承方式的多样性[J].湖北美术学院学报， （01）.
[2] 王伟.传统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J].大众文艺，2013（09）.
[3] 陈进，王建勇.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对绿色建筑的影响探讨[J].绿色科技，（08）.
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思考论文
［摘要］本文从贝尔和阿什伍德在《环境社会学的邀请》中提出的“生态对话”观念出发，对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议题进行了检视和讨论。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最大可能意义上的群体”，核心关切是可持续性、环境正义和自然的权利与魅力，研究框架包括：物质层面———多位一体的跑步机，观念层面———环境意识与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性关联，实践层面———动员和管理“生态社会”。三个层面彼此联系，互动依存。这些思想对于正处在积极建设和成长中的中国环境社会学研究，以及当前中国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都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生态对话；环境社会学；生态社会；生态文明
自从1978美国社会学家卡顿（W.R.J.Cot-ton）和邓拉普（R.E.Dunlap）发表《环境社会学：一个新的范式》以来，环境社会学的发展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雄心勃勃”、80年代的“歧路彷徨”和90年代的“柳暗花明”①，学科范式渐趋成熟，理论建设和经验研究都取得了很大进展。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环境变迁的加剧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环境社会学的发展面临更大的挑战和机遇。本文以环境社会学家迈克尔贝尔（MichaelM.Bell）和洛卡阿什伍德（LokaL.Ashwood）在《环境社会学的邀请》②一书中的基本思想为线索，对环境社会学的基元观念、研究对象和核心议题作一检视，并就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意义进行简单讨论。
一、生态对话：环境社会学的基元思想
“生态对话”是《环境社会学的邀请》中所倡导的环境社会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全书的开篇，贝尔和阿什伍德即表明，生态对话是社会与环境之间持续的、没有终结的、相互依存的互动。在这场对话中，其中一个的内在改变会带来另一个的改变。在他们看来，生态对话的提出不仅是基于环境社会学中的因果关系具有“对话式”与“没有终结”的特征，还表明了环境社会学的行动取向———“我们可能无法在此刻停止环境问题造成的伤害，但确实可以做许多事情来改善所有生物的生态状况”①。生态对话的实质是一种整体的环境观，表明环境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可分离性和持续互动性。在此观照下，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为“最大可能意义上的群体”。“人类、其他生物、土地、水和空气”，所有这些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最大意义上的群体。而环境社会学就是要研究这种群体，分析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以及支持所有生命的水、土壤、空气，如何共同分享地球这个唯一的共有地，进一步探讨现实的社会与生态冲突的成因，并提出解决方案。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justice）、自然的权利与魅力（rightsandbeautyofnature）则是贯穿生态对话的三个主题。在笔者看来，生态对话和环境社会学研究对象“最大意义上的群体”等观点，拓展了卡顿和邓拉普、洪大用等学者对于环境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观点。卡顿和邓拉普认为，“人类例外范式”（HumanExceptionalismParadigm，NEP）主导的传统社会学过于强调人的独特性和文化的重要性，而忽视环境因素对社会的影响。进一步，他们提出了建立“新环境范式”（NewEnvironmentalParadigm，NEP）的设想，新环境范式下关于环境与社会关系的社会学研究称为“环境社会学”②。卡顿和邓拉普关于环境社会学的“环境—社会关系”研究的思路，在后来的环境社会学研究中得到了继承。虽然切入的角度不同，但是施耐伯格的政治经济学范式、汉尼根的建构主义范式、吉尔贝托C加洛潘的系统论范式等都在具体的研究中展现了环境—社会关系的不同侧面。然而，“环境—社会”关系研究对象的确定过于宏观，停留在本体论和方法论上，对经验研究缺乏支持；同时，环境—社会关系的范围也适用于对环境问题进行研究的包括生态学、政治学、伦理学等众多学科，无法凸显环境社会学的独特性。在对中国社会转型以来的环境问题进行研究时，洪大用将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具体化为“环境问题产生的社会原因及其社会影响”，突出了环境问题的“社会”维度，也将卡顿和邓拉普确立环境社会学时对传统社会学的“反叛”走向“归一”③。但是，随着“环境”维度的拓宽和越来越多研究分支（如灾害研究、深生态学、激进动物研究、CriticalAn-imalStudies等）的发展，仅仅研究环境问题的社会原因和社会影响稍显褊狭。“最大可能意义上的群体”不仅将动物、植物、水、土壤、森林、空气等都看作与人类平等且共享地球共有地的要素，而且把社会学（最初译为“群学”）“群体分析”的理路领到环境研究中，在研究视阈和分析方法上都大大拓宽。同时，这一界定也契合了当前环境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趋势，环境社会学立基社会学也包含“走出家门”的雄心得以展现。贝尔和阿什伍德进一步区分出物质、观念和实践三个层面，作为讨论生态对话的切入点。物质层面是“消费、经济、技术、发展、人口、身体等如何塑造人类面临的环境现状”，观念层面是“文化、意识、道德观、风险、知识、社会经验等如何影响人类思考和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式”，实践层面是“如何把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中的要素结合起来，更好地去解决环境冲突”①。在生态对话的视阈下，物质层面、观念层面和实践层面始终在发生着互动，因此三者并非严格的概念界限，而仅仅是分析上的体现。这样，环境社会学领域中“可能是最为持久的，并且有时是充满恶意”的实在论与建构论之间的论争②，可能是没有必要的，对学科的发展并无助益，因为环境的物质层面和观念层面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实在论和建构论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共存的关系。环境社会学必须揭示的最重要真理之一，是“物质、观念和实践三者间的深刻联系”③。因此，对于物质层面、观念层面和实践层面下各个主题的讨论，也不脱离对这种“深刻联系”的揭示。
二、物质层面：多位一体的跑步机
贝尔和阿什伍德首先探讨了生态对话中物质层面上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因素。具体而言，他们依次分析了消费、金钱和市场，技术和科学，人口以及身体等与人类所面临的环境现状之间的关联。在论述中，贝尔和阿什伍德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在环境社会学的主要理论———“生产跑步机”（thetreadmillofproduction）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消费跑步机”（thetreadmillofcon-sumption）④的观点。他们对于技术、科学与环境以及身体与环境的阐述也在学科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总体来看，贝尔和阿什伍德关于金钱和市场，技术和科学，人口以及身体等随后的讨论也是以跑步机（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为框架，构成了对环境问题的物质层面研究的“多位一体”跑步机的分析框架。环境社会学中，施耐伯格（AllanSchnaiberg）在对环境问题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生产跑步机理论，并发展为环境社会学中的一个主流理论。这一理论聚焦社会结构和制度，认为市场经济具有自我强化的机制，即资本、劳动力和政府构成了“经济增长同盟”，持续追逐利润，使生产的步伐就像在跑步机上一样无法停止，这一过程需要源源不断和持续增长的资源与原材料供给，工业污染不断地被制造出来，对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⑤。生产跑步机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两个基本机制，即经济财富的制造和环境污染的制造。其内在机理是持续不断的投资需求，结果是高投资率的保持和环境成本的不断外部化。贝尔和阿什伍德指出，对生产跑步机最常见的调整方案，一是迫使一些人离开跑步机，将产量降到成本和价格均衡的水平，但这是跑步机上的每个人都反对的；二是做一些竞争性的调整，这在调整之初易获得人们的接受，但常常出现少数大企业垄断生产和被迫退出市场的人寻求创造新的“跑步机”的结果。最终，人们都努力留在跑步机上。但结果却是，富有者们努力将生产跑步机的压力变为使自己更加富有的机会，环境问题则继续为社会普遍忽视。因此，生产跑步机本质上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各利益群体、这些群体所拥有的权力以及对他人利益关注程度的结果。贝尔和阿什伍德进一步提出了消费跑步机的观点。他们指出，现代社会炫耀性消费所具有的竞争性与攀比性特点，不断加剧环境风险；同时，消费主义的扩张还抹去了物品所具有的社会精神，个体化愈演愈烈。如同瓦奇泰尔（PaulWachtel）所指出的那样：“面对着伴随过去那种安全而其乐融融的群体感消失而来的孤独感和脆弱感，人们寻求追求财产来消解。”①但是，人们愈寻求更多财富来购得这些商品，就愈会不断陷入现代经济中相互竞争的个人主义，也就愈削弱了群体性，从而踏上了消费跑步机———不断增加物质消费量却未能带来任何内心满足感的消费全过程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生态环境却受到损害。更重要的是，生产跑步机和消费跑步机也在发生着“对话”，二者形成互为一体的跑步机———生产和消费跑步机，使它们所产生的社会和环境影响互相推动②。但这是一个恶性的对话循环：生产活动创造了不平等，不平等创生了消费跑步机，消费跑步机创造了更大的不平等，进一步加速生产跑步机，从而使得整个循环不断加快，而可持续性、环境正义、自然的权利和魅力被一再边缘化。技术和科学常被看作是降低跑步机压力的关键。如生态现代化理论所指出的，技术在治理和预防环境问题中具有重要贡献和潜力③。但在贝尔和阿什伍德看来，技术不是机械结构而是社会结构。技术的现象学———技术规范将人们封锁在持续的常规行动中，技术的文化———技术被人们无条件地信仰和崇拜，技术的政治———特定技术结构及其社会利益被人们不加批判地强化，极易使人们患上温纳（LangdonWinner）所谓的“技术梦游症”———人们乐意地在重构人类生存条件的过程里梦游。可现实是，一旦付诸实践，技术的齿轮也会嵌入生产和消费的跑步机，变成社会结构来塑造人们的需求和利益。正如这些需求与利益也在塑造着齿轮和跑步机。人类很快便陷入由这些结构所安排的行为规范和文化需求中，掉进技术与经济的双重梦游症中。贝尔和阿什伍德还提出了“身体环境”（invironment）的概念来探讨身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凸显人类的身体作为跑步机的环境后果的主要承担者。他们指出，通过各种大大小小、可见或不可见的方式，跑步机影响到人们的身体，并引起累积效应，使每个人同经济模式、技术模式、环境污染和环境利益的分配模式联系起来④。因此，身体（进一步，健康）是一项基本和重要的环境议题。“多位一体跑步机”的分析框架不仅是对已有环境社会学理论的推动，而且深刻揭示了人类日常生活的社会组织方式和制度方式如何导致了环境污染和环境退化的发生。这对于如何改革已有的各种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和规避环境风险，具有启迪意义。
三、观念层面：环境意识与社会平等
观念（Ideal）是生态对话中同环境问题相连的又一重要内容。贝尔和阿什伍德首先追溯了环境统治（environmentaldomination）和环境关心（environmentalconcern）的意识形态根源，然后基于自然和风险作为人类思考和感知环境问题的观念维度，重点探讨了“自然的人类本质”（thehumannatureofnature）和“风险的理性”（thera-tionalityofrisk）。在观念层面的'环境问题的讨论中，贝尔和阿什伍德的贡献在于，从环境意识的角度论述了社会不平等问题与人们思考环境问题之间的紧密关联。也就是说，社会不平等在环境问题上的投射不仅仅存在于物质层面上环境污染的不成比例的分布，而且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环境意识。这一视阈拓宽了环境正义研究、环境抗争研究、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等论题的分析维度和理论宽度。在贝尔和阿什伍德看来，环境统治———人类能够并应该按照自己的意图改造环境———被广泛认可和接受有三大思想根据：基督教、个人主义和父权制①。基督教宣扬的崇尚工作、禁欲和理性等思想将改变自然不再视为亵渎神灵的行为，人类开始以开发和征服的态度对待自然。个人主义强调更大范围群体中个人的重要地位，导致了忽视周围环境的社会行动，人们不断地将自我与身体分离，与地球分离，与生态环境分离。父权制及其衍生的支配逻辑将女性与其生育原型同自然联系在一起并加以贬低，为统治环境、征服女性提供基础。而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的环境关心不断提升，环境运动广泛发展，不仅仅在于环境污染的加剧和民主思想与体制的普及，更在于自然道德心（naturalmorality）———人们对超越社会权力、不受利益困扰的纯净领域的共同追求———的回归。自然道德心旨在强调没有偏见的道德观和身份的外在来源。它倡导的朴素、自然客体（人们体验没有社会冲突、社会限制和社会权力的宁静与愉悦）、自然自我（真实自我，而非社会评价的自我）、对物质主义的批判等至今仍是环境思考的试金石②。由此，对“自然究竟是什么”（thehumannatureofnature）的理解，在怎样组成人类社会与生态社会上具有核心地位。“自然”不仅是物质的存在，也是一种社会结构。人类构造着自然，自然也构造着人类。任何一种仅仅将自然作为物质现象或者作为社会构建的观点都是威胁的。风险同样是影响人们思考和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因素。贝尔和阿什伍德认为，风险是嵌入于权力和信任关系中的。而且，由于技术理性的自信，风险正在最大限度上将理性主义延伸到危险和不确定性中。这样，理性主义逐渐成为掌握理性主义优势的人群的一种有效的政治工具，使弱势群体陷入风险的“铁笼”，环境风险也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环境统治、环境关心、自然的人类本质和风险的理性等，是从观念上阐释现代社会中的环境问题的主要角度。更重要的是，这些论题都将环境意识同社会平等联系了起来。环境统治中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人们之间、性别之间的不平等，环境关心中人类对社会公平追求的自然道德心，自然的社会结构观和风险的权力嵌入论，都凸显了社会不平等在人们考虑环境问题的方式中占有中心地位。可以说，社会不平等及其对社会的挑战，正是环境意识长久成为社会和道德话题的重要因子。在环境社会学中，着重探讨社会平等和环境污染的论题已经成长为“环境正义研究”（EnvironmentalJusticeStudies）的领域，发展迅速。但是，环境正义目前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物质层面上对环境污染在各个社会范畴中的高度分布不均的关注，较少涉及观念层面。环境问题的观念层面研究则将环境问题与社会不平等关联起来，深化了人们对于环境正义的理解。环境正义并不仅仅指涉物质层面的环境污染的不成比例的分布，同样有社会不平等引发的意识、观念和道德上的内容。因此，对环境问题的理解和解决，不仅需要制度、法律等外在力量，也应包括公平基础上的人心、伦理等观念力量的建设，这二者同时也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
四、实践层面：动员和管理“生态社会”
实践层面的讨论也是《环境社会学的邀请》中较有特色的部分，突出环境社会学的公共取向和行动取向，即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也需要穿透学院的高墙，面向民众和公共社会，运用知识积极主动地推动生态系统的改善，造福于人类。在这一方面，贝尔和阿什伍德提出了“动员生态社会”和“管理生态社会”的观点，来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动员生态社会的三个要素是：放在一起（conception）、联结在一起（connection）、一起见证（contestation）。“一起”并非易事，哈丁所言的“公地悲剧”既是经济威胁也是环境威胁。然而，在贝尔和阿什伍德看来，公地悲剧其实仅仅是“个人主义的悲剧”。而人们的动机和选择不仅仅会出于狭隘的自我利益，同样重要的还有社会生活中的情感因素———社会传统。而且，情感团结和利益团结会不断相互塑造并相互维持，形成社会团结的对话（dialogueofsolidarities）①。加上作为对话条件的“政治机会结构”，草根环境行动者已在路上。应当注意的是，在不同的社会场域中，情感团结与利益团结可能会发生博弈，出现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的情况。但是，贝尔和阿什伍德的探讨指出了动员生态社会的“理想型”。在管理生态社会中，贝尔和阿什伍德强调参与式管理和重构日常生活的重要。参与式管理能够促进实践绩效和民主化，使当地人与科学家、当地知识与专家知识的对话开展起来。重构日常生活可防止参与式管理的过度程式化及精英阶层对参与式管理的利用，避免出现“过家家式参与”。重构日常生活包括物质减量化、生态工业和智慧增长等。二者共同推动管理生态社会的目标———真实环境主义———的出现②。真实环境主义是环境友好行为变得简单的社会生活。也就是说，人类不是因为有意识做到环境友好才会选择，而是这样选择会最省钱、最舒适，因为发展到最后，环境主义已经不再是美德，而是一种必须尊重的现实。
五、结语
通过生态对话以及环境问题的物质、观念和实践等层面的探讨，贝尔和阿什伍德富有激情地将我们带进了环境社会学的场域中。如Sage出版社对该书的评介，《环境社会学的邀请》不仅仅是邀请，更是一个诱惑（seduction）。它将环境社会学真切地同每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每个人的“当前”联系起来。诚然，该书的分析存在某些不足：偏重物质层面，在动员和管理生态社会中未根本触及如何消解跑步机的负面后果，生态社会未充分界定等，但仍不损伤其对于环境社会学基本论题的建设性分析和学科发展的贡献。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生态对话下“最大可能意义上的群体”；环境社会学的核心关切是可持续性、环境正义和自然的权利与魅力；环境社会学的研究可以从物质、观念和实践三个层面上介入分析：物质层面的“多位一体跑步机”的分析框架，观念层面的环境意识与社会不平等的关联，实践层面的动员和管理生态社会。这些分析理路对于正处在积极建设和成长阶段的中国环境社会学来说，具有学理上的重要价值。从现实层面来讲，经济发展迅猛与社会矛盾加剧并存成为中国社会典型特征的同时，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的提出，迫切需要迈向一种文明的生态对话。文明的生态对话是社会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整体环境观，文明的生态对话是社会平等保障、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环境正义实现的环境—社会关系，文明的生态对话是包含环境变量的社会观、文明观和发展方式，文明的生态对话需要合理公平的社会结构作支撑，文明的生态对话需要保障基层社会环境利益与诉求的有效表达，文明的生态对话需要规制权力与资本对自然“虚构商品”化的型塑，文明的生态对话呼唤每一个人意义上的环境行动者的“归来”和成长，文明的生态对话亟需改变生态欠债式的发展，因为“环境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人类问题”。
房中房现象社会学研究论文
摘要：文章主要针对“房中房”现象社会学进行解析，首先分析了“房中房”现象社会学中的不利因素以及必须整治的要求，其次对整治中存在的问题详细分析，最后提出完善“房中房”现象整治的相关建议，主要目的是改善“房中房”现象，改善城市租房问题，消除社会发展中的矛盾。
关键词：“房中房”现象；群租现象；租赁市场；城中村
城镇化发展基础上，房产发展持续升温，当前的社会中存在“房中房”现象。所谓“房中房”主要是商品房与“城中村”之间的产品。“房中房”的现象产生，主要是因为其租赁对象不能购买商品房或者经济适用房，处于社会发展的“夹心层”位置。所谓“房中房”其本身在建筑方面存在安全隐患，同时具有一定的外部影响，政府对于这方面非常重视，积极提出修整措施。“房中房”的产生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房中房”需求不断上升，但是必须掌握其出现的.原因，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房中房”存在的问题。
1.“房中房”现象的社会效应整治必要性
当前社会中的“房中房”现象的存在为社会发展带来一定隐患，首先是“房中房”其建筑中包含改建或者违法建造等问题，因为人口居住十分拥挤，导致建筑安全问题严重，并且还存在消防以及治安等隐患。其次是“房中房”的出现带有负外部性影响，存在各种环境、卫生以及邻里纠纷等矛盾。“房中房”的出现主要是业主为了谋取更多利益，将原来结构进行改造，改造成更多的房间，将其中多余的房间租出[1]。但是房屋的改造，将会影响承重墙楼板以及重力，建筑结构遭到严重破坏，外部性是因为没有经过第三方的允许，提高成本收益。房屋构造中承重墙的调整，将会导致整栋承重墙都受到影响，从而增加安全威胁度。针对这方面的社会效应影响，必须积极对“房中房”进行整治，提高房屋居住安全性。
2.“房中房”整改问题
针对“房中房”社会效应进行整改，整改期间涉及到大量的群租现象，即时按小区排查，一旦发现存在“房中房”现象，立即责令整改，并且制定严格的惩罚措施。虽然政府在整治这种社会现象期间提出了很多整改措施以及规则，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存在一些差距。首先是整改期间，制定了惩罚制度，但是因为“房中房”现象中包含很多社会发展夹层人员，没有能够购买商品房或者经济标准房，对于这些人群却没有提出相应的救济政策，导致“房中房”租住人群产生社会排斥心理。“房中房”从城市化发展方面分析，提出严格的整治措施，是提高城市发展安全的重要内容，但是整治过程中却会带来一定的负外部影响。尤其是社会学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整治处理期间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安全问题。尤其是“房中房”居住群体，整治期间被社会主流关系排除，经济、政治等资源获取不及时，能力被削弱，逐渐走向边缘化困境发展中，产生排斥心理，社会生存压力增加。当然“房中房”现象中，整治行为对市场运行机制造成影响，导致“市场失灵”。当前的房产垄断以及竞争不完全等现象严重，市场运行机制会因此出现失灵。价值规律下市场价格出现波动，主动调节效率基础上，这种现象比较符合民意需求。整治“房中房”期间大面积拆除，导致房屋租赁行业垄断市场，特别是单间出租，久而久之造成租赁行业出现畸形发展。
3.“房中房”整治优化手段
对于“房中房”现象必须及时整治处理，提高房屋居住的安全性，并且缓解社会矛盾。整治期间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结合“房中房”社会效应为基础进行分析，不断采取科学的优化措施。3.1加快建设租赁市场的脚步积极建设租赁市场，同时提高对经济小户型租赁方面的重视，增加供应量。“房中房”之所以会出现，主要原因在于租赁市场中小户型租赁数量不多，租赁资源不充足的情况下，“房中房”改造出现[2]。整治“房中房”现象过程中，必须解决租赁市场资源问题，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整治“房中房”现象。小户型出租房的数量增加需要一段时间，这个过程中必须积极鼓励房产商多开发小户型房产，不断拓展当前的租赁市场，完善租赁制度，调整租赁发展结构，彻底改善“房中房”现象。3.2加大住房保障体系的完善提高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视，不断推进城中村改造，为“房中房”租住群体提供更多选择，同时也完善社会保障。住房保障问题一直是社会发展与“房中房”整治关注的焦点。对于住房保障方面，需要改变将保障作为消费的观念，必须将其转变为资产投资[3]。社会学发展中，居民是否具备良好的居住条件，符合居住要求等，这些都会激发一定的社会矛盾，同时也影响社会行为规范，造成一些人群对社会缺少认同感与归属感。社会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基础，整治“房中房”期间，必须关注低收入人群，整治过程中极可能会影响其居住权，所以必须制定更多这方面的优惠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城市流动人员对城市的归属感，这样才能为城市发展提供动力。政府改善“房中房”现象期间，需要对保障体系的完善加大力度，为其提供一定的住房津贴，或者提供廉价租房机会，满足在城市生存的基本需求。城中村的建设为“房中房”整治提供了后续保障。因为村集体性质本身比较特殊，所以城中村的建设不仅属于经济组织，还承担着很多社会发展责任。对于城中村的建设必须杜绝急功近利思想，否则将严重影响到城中村建设价值的实现。加大对城中村建设力度的同时，及时对其展开完善改造，提高其职能的发挥，激发出城中村对城市发展与社会稳定的价值。改善城市化发展的环境以及租住问题，满足流动人口对居住方面的需求。综上所述，因为“房中房”现象的存在，导致社会矛盾被激发，不断加大对这一现象的整治，积极建设租赁市场，完善租赁体系，改善租赁环境，建设城中村，解决社会发展中的租房矛盾，发挥城中村职能，满足流动人口对于居住方面的需求，扩大城市租赁市场，制定完善的整治帮扶政策，改善城市“房中房”现象，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明喜.“羊群效应”给我们的社会学意义[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17):140-141
[2]郭永康,郭晓勤,郭卫康,等.高效节能房中房:CN102134917A[P].2017
[3]朱晓东.某工程录音棚房中房结构设计[J]福建建筑,(6):39-43
社会学论文：论环境道德与环境道德教育
社会学论文：论环境道德与环境道德教育
“环境道德”的溯源
道德是反映和调整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关系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是由各种各样的规则所构成的规范体系。道德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形成一定的道德。
按照人类与自然打交道的方式，人类经历了三种社会形态：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目前正向信息社会迈进。在渔猎时代，由于自然力异常强大，人们对自然非常崇拜。据人类学研究，图腾、风俗、礼仪、禁忌等说明了原始人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不得不依赖自然、归属自然、畏惧自然。当时入农业社会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剧增，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大增，开发和破坏相伴前进，主要表现在破坏地表植被，导致水土流失，洪水泛滥。在前工业社会及工业社会早期，资源对于人类来说还不是那样稀缺，当时的道德并未危害人类对自然的规范，或者说并未将破坏环境提升到道德的高度。如果说已出现了保护环境观点，也只能算是一种朴素的、建立在感性认识上的观点，其影响范围也是小规模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即工业革命以后，人口膨胀，工业化步伐加快，生产力突飞猛进，极力追求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导致了资源严重浪费，环境严重破坏。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极端行为终于到了危及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地步。这些事实使人们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于是生态问题变成了一个道德问题。由此可见，环境道德是在一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它是道德进化的结果。
“环境道德”的内涵
环境道德就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于生态环境利益关系的规范。环境道德规范的核心主要是人类应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环境道德的建立把道德行为的领域从人与人、人与社会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将善恶、良心、正义、义务等道德观念应用到处理人与自然、生态关系中去，从人类能动性的角度出发，倡导人们主动承担起对自然界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它是新形势下人类道德的进步和完善。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代内公平
代内公平系指当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上机会均等。由于大自然是人类共同栖居的家园，因而，在空间和地域上不同国家和民族应公平地享有地球，平等地享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这就意味着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不能以牺牲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利益为代价，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当代社会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发达国家总是利用不平等手段和方式，廉价地过多地利用地球资源，掠夺不发达地区资源，因此，富裕地区的人们应对自己的发展行为实行自律，并且履行扶持贫困的责任和义务，已成为人类真正平等的道德要求与道德责任。
2.代际公平
代际公平系指当代人与后代人公平地享有自然资源与生态资源。由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人类的经济活动方式，直接影响到资源的持续性。工业时代那种浪费式、掠夺式的资源开发和利用方式，急功近利的短视行为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因此，强调既要满足当代的需要，又不能对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不可以因当代人的自私和无限度地消耗自然资源而使人类发展的链条中断，而应该给后代留下一个健全的生态环境。
3.人地公平
人地公平系指人与自然界保持一种公正的关系。这一全新的观念要求尊重、实现和维护自然价值，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进。尊重自然，摈弃对自然的极端功利主义态度，把人类与环境、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融合在一起，要求人类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行为，合理地控制利用、改造自然界的程度，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护生物的多样性。
“环境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
环境道德作为人类道德整体的一部分，从表面上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着重强调人对自然界的态度，实际效果却是对人类的保护。现代社会需要培育环境道德，这不仅是道德自身的要求，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要将环境道德观付诸实践，环境道德教育是一个首要和必要的有效途径。
1.更新道德价值观念
道德对象从人与人扩展到人与自然，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大大拓展了传统价值观的内涵。首先要向人们揭示自然的内在价值，使人们能够将自然视为人类的伙伴，并产生一种尊重自然的态度，产生对自然的亲近感情和关怀。其次引导当代人要自觉维护下一代的发展权利，学会正确处理当代人之间、当代人与子孙后代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在平等的基础上真正实现资源共享。
2.树立合理的利益理念
利益是道德的基础，道德与利益是统一的。正确对待利益问题也是一切道德的出发点。环境道德作为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于生态环境利益关系的规范，其基本原则就是生态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高于一切。在利用和改进自然引导各种生产和生活的过程中，要注重自然界各个要素的互利共生、协调发展。环境道德将我们置于一种挑战性的困境中，因为“它们可能会要求我们抛弃一些物质理想，即我们的'生活应达到一定的水准以及为了维持这种水准应该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尽管如此，培育环境道德并非是可有可无的精神游戏。人类应重新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利益分配，以生态优先的原则重新定位一些产业。
3.加强生态保护意识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的支持。人们应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了解自然，与自然为友；只有掌握了自然规律，才有可能正确利用规律，满足人类自身需求，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
4.建立适度消费和绿色消费观念
据有关资料显示，占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每年消耗资源占全球的80%。如果所有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如此，那么，对全球生态影响将是毁灭性的。正如《只有一个地球》一书中所指出的：“对消费的喜新厌旧成风，无限制的使用能量，我们的前途只能是生态系统的灾难。因此，在消费中考虑对资源环境的影响，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的适度消费和绿色消费应作为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必须考虑它们的有限性和不可再生性。即使可以再生，也必须给它以喘息的机会，让其能够休养生息，否则人就在吃子孙饭、断自己后代的生路。我们应大力宣传和引导人们购买那些生产使用中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无害、符合环保要求的绿色产品，培育绿色消费的情感和市场，从根本上杜绝一次性的消费。总之，我们强调：“自然界能够提供人类生存的资源，而人类消费过的东西又能够被自然界分解和吸收，成为自然界发育的有益养分，然后再以更多的财富回
报人类。这样就形成了社会—人类—自然的良性循环”，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人类可持续的发展。
初中体育课堂活力研究论文
体育是素质教育的组成部分之一，激发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兴趣，提高体育教学的质量是当前体育教师关注的主要问题。作为新时期的体育教师，我们不仅要关注体育课的教学方法与形式，更要注重学生自身在体育课堂上的参与积极性，以保证体育教学真实有效，学生可以在体育活动中感受到运动的乐趣与价值。
一、鼓励学生自主锻炼
学生主动参与到体育课堂的活动中不仅可以体现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地位，也可以激活学生内心进行体育锻炼的动机。由于每个学生的兴趣不同，如果教师采用统一的教学模式，很难让学生的心理都得到满足。那么教师就可以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基础上让学生进行自主锻炼，使其选择自己感兴趣的项目进行主动的锻炼，从而培养学生参与体育运动的兴趣，提高学生的运动积极性。例如，在“短跑”教学结束后，学生掌握了短跑的.注意事项，并在自身的实践中得到了验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教师就可以让学生自由活动，让学生自主地进行感兴趣的体育运动，如跳绳、跳远、足球、篮球等。不论是什么形式的体育运动，只要学生能在参与中感受到乐趣，让学生认识到体育锻炼的重要意义，这对于学生树立终身体育的意识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组织体育游戏教学
组织体育游戏是学生积极参与体育运动的基础，结合学生爱玩的特点，体育教师在教学时可以设计相应的体育游戏，为学生提供一个“放心玩”的空间。体育教学不同于一般的文化课程的教学，其主要的教学场所是课外，而对于天性爱玩的学生来说，课外活动的体育教学更能激发他们的天性，使得学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课堂活动中。例如，在教学了“健美操”后，教师可以让学生结合这些动作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设计，可以以这些动作为基础，设计出不同的动作形式，然后小组的成员在课堂上进行表演。这样的游戏形式教学既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性，又让学生将想法付诸实践，真正地让学生做到学以致用，使其感受到体育学习的趣味性与实用性。
三、借助媒体设备教学
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才能真正使体育教学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是在当前的教学中，很多体育教师都忽略了理论教学，仅仅让学生通过亲身实践来进行体育锻炼，这样的教学方式很有可能让学生在锻炼时受到伤害。还有的学生对体育理论知识的学习不重视，即使教师着重强调，他们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这就使得体育理论课程难以取得相应的教学成果。而将多媒体设备引入到体育教学中，学生通过观看视频等资料可以直观地认识到科学锻炼的重要意义，也有助于学生更科学地进行体育运动。例如，在教学“武术”时，教师就可以借助多媒体设备先让学生观看一套完整的武术动作，其浑然天成的动作会让学生感叹。然后在教学中，教师可以配上《男儿当自强》的音乐，让学生在音乐中受到感染，将全身的力量都使出来，出拳有力，使得体育课的教学充满生机与活力。再如，“单杠”的教学，教师可以播放运动员参加比赛的视频。学生在视觉的冲击下会认识到体育运动的深刻内涵，认识到其不仅是强身健体的手段，更是一种视觉的享受，从而可以增强内心参与体育运动的决心。
四、举办体育竞赛活动
体育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身体，而且可以塑造学生的心理品格。在体育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举办竞赛活动的形式来让学生认识到体育精神，并促使其践行体育精神。在体育竞赛中，学生难免会遇到挫折，而不轻言放弃、勇于面对困难的勇气是学生在其他课程中很难亲身体验到的。因此，体育教师要发挥出体育育人的优势，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使其具有坚强的品格。在球类的教学中，教师就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比赛。如“篮球”教学，教师可以将班级的学生分成两组，每组的学生分成两队，并在每组中选出一名裁判员。在比赛开始时，教师要让学生明确比赛的规则，以保证体育比赛的公正公平，也培养学生公平竞争的意识。针对学生的违规情况，裁判也要按照规则给予处罚，以免学生产生侥幸心理。这样的体育竞赛不仅可以训练学生的反应能力，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还可以发展学生的思维品质，为其今后的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总之，创新体育教学的方法是增强体育教学活力的主要手段，体育教师要在教学实践中注重创新，关注学生的身心发展，以便提供给学生更为适合的发展空间，使其积极主动地参与到体育锻炼中，培养学生良好的品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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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秦鹏飞.体育游戏在初中体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
课堂教学规训的社会学研究的论文
摘要：课堂教学规训主要表现在课堂教学仪式规训和课堂教学秩序规训两方面。对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的规训与控制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师生权力的不对等导致师生交往中学生话语权的缺失。教师在学校场域中应注意从教师权威的惯常思维中跳出来，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赋予学生平等的话语权，从而形成新的良性交流习惯。
关键词:课堂仪式;规训;教师权威
“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性的活动，教师乃是社会的代言人，是他所处的时代和国家的重要道德观念的解释者。”［1］教师的制度化身份要求他必须要培养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具有特定意识形态和价值目标取向的人。但是，“教师与学生在学校组织中互为异质成员”［2］的特征使教师和学生在社会地位、行为方式、角色特征、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使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规训与被规训的角色成为必然。
一、课堂教学规训的内涵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双向的互动交流的关系，在互动交流中，有和谐，有冲突，有平等的交流，也有严厉的规训。在冲突性的师生交往过程中，学生会通过对抗行为来表达对教师权威的抗议或不满，如违纪、不尊重教师、教室内不适当行为等显性行为，以及沉默等隐性行为。对学生的这种表现，教师作为“社会的代言人”必然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对学生进行规训，以实现其对课堂这一特有空间的“治理”。课堂教学规训往往以多种方式呈现，并以不同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
(一)课堂教学仪式规训
课堂教学仪式是使课堂教学活动变得神圣与严肃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教师在完成教学职责过程中的一种权威表现。例如，课堂教学每天必须进行的上下课仪式，其流程和顺序简短、快捷、迅速，但又不乏严肃性。教师的身份在课堂教学仪式的呈现过程中会一次次得到学生的重新确认，通过这个过程，教师权威得以树立，这也是教师权力实现的重要途径。如果课堂教学仪式出现不严肃的情形或学生中出现类似“嬉皮士”的行为，多数教师会产生恼怒情绪，并将这种行为看作学生对神圣课堂的不尊重，对教师权威的忽视，或者是对学校制度的反叛。他们大多会重复课堂教学仪式，或者以沉默对待学生的“不端行为”，直到学生“自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遵从教师的权威为止。这种对抗性的冲突行为看似以教师的胜利结束，学生达成对仪式的认同，实际上反而促成仪式负功能的实现，具体表现为:师生之间缺乏真正的情感交流与互动，冷漠而疏离，课堂教学仪式呈现出机械化、程序化的趋势，充满规训意味。“仪式使一种关系权力得以运作。这种关系权力是自我维系的。它用不间断精心策划的监视游戏取代了公共事件的展示。”［3］仪式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着深刻的涵义。课堂教学仪式预示着一种强制和服从，它作为一种规训的手段、口令来维持课堂的规范和有序，实现教师权威的顺利达成。教师是仪式的执行者，学生被动地恪守仪式的每一个细节，不能进行自我意愿的表达。整个仪式过程暗含着一种指导思想，即个体必须依附并听从于教师，仿佛只有通过这样的仪式，体现师生之间关系和地位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才能得以维持。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人在进行仪式，而是仪式在控制人。课堂教学仪式规训体现了学校强调对学生进行规则的灌输，对权威的尊敬，对学校时间和空间的遵守。其最终的结果是仪式惩罚和规约了具有独特个性的学生，鼓励了服从的和规矩的学生。
(二)课堂教学秩序规训
课堂教学的正常运行需要相应的秩序和规则，其内在的秩序和外在的规则需要一定的权力来维持与保障。课堂是一种特定的时空场所，也是一种“制度化场所”，需要一定的等级和权威来控制。社会赋予教师特有的权力，使课堂教学秩序弥漫着“控制与服从”的气氛，从而使规训成为教师进行管理的一种方法与手段。在学校实践中，课堂教学秩序维持的管理主义倾向往往比较严重。学生一旦出现某种不良现象，学校或教师首先采取的措施常常是加强管理和控制。“叫家长”成了学校规训学生的“杀手锏”。这种“警察式”“家长式”的管理思想被简单地运用于以非成人为主体的学校和班级群体中，运用于正在成长和发展的孩子身上，致使教师成为课堂唯一可以自由发言的“掌权者”。教师对学生在班级中的行为具有相当大的决定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霸权，这是制度赋予的权力。对学生来说，这种由教师主导所建构起来的制度具有一种制约性的力量。［4］太多的规训与呵斥会使学生缺乏动力与自由。这就要求教师的工作只有较少的规则，以及较少的控制与监控，并且给予学生自行决定的空间，尤其是在教室空间范围内。但是实际情况正如洛堤(Lortie)所指出的，在“紧闭着的门”的后面，“教室是由教师控制指挥的宇宙”。［5］教师以成人所能达到的标准来要求学生，学生达不到教师所提出的要求时，只能承受来自教师的呵斥和批评。在接受惩罚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表现是不同的，大多数孩子基本上是沉默的，但是当他们处于自己的沟通圈里时，又会通过不同方式表达对教师和制度的叛逆或抗议。
二、课堂教学规训的原因分析
造成师生之间规训与被规训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师生权力的不对等。尽管现代社会强调师生之间的民主与平等，但是教师的权威是客观存在的。师生之间的互动也是不对等的，教师并不总能听取学生的意见或认真对待他们的困惑。
(一)师生权力的不对等
权力出现在课堂教学这个场域中，它不再是一个单一、抽象和孤立的概念。课堂教学仪式的规约与服从实际上表达的是师生权力的不对等。权力通过仪式促使组织与管理的正常运行，甚至是以此来进行教化与规训。课堂活动之外的仪式也常常被作为课堂教学规训的补充。例如，在校园内学生遇到教师，会有相应的敬礼仪式，一般教师会点头表示回应，但也有教师漠然走过，没有任何回应。在这一过程中有一种沉默的东西在师生之间流淌，这也体现出教师的绝对权威。同时，仪式表达中也有很多教条式的运用，如学生正在用笤帚扫地，当教师走来，他慌忙举着笤帚行少先队队礼。在这种仪式表达中，学生被潜在的指导思想指引着，即在任何情况下，学生都应该尊敬教师，对教师行队礼。处于这种规训教化秩序下的学生会慢慢地顺从并接受教师的权威角色。他们被现有的规训制度驯服，接受了“教师就是权威”的理念。长而久之，学生变得越来越顺从，不认为自己应该具有独立选择与行动的责任。尽管许多教师表示他们理解学生逐渐成长为独立的学习者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又认为自己需要控制学生，控制课堂教学过程。他们之所以不给学生过多的“自由和空间”，主要原因是他们害怕无法掌控课堂，“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课堂教学意识特别强烈。学生无疑也已经观察与体悟到教师发出的这种信号。就这样，服从取代了商讨或协商，学生扮演了从属的角色。学校的环境或班级氛围也支持教师权力，并在学生中产生了协商缺失。一名高中生指出:“我们是笼中鸟，门开着，但是外面有只猫。”［6］当然也有人指出，教师也是身不由己，他们根据社会赋予的神圣权力来管理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和学生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实际上是处于离异状态的。对教师和学生来讲，他们都是在各自位置上进行着惯常化的教学和学习行为。在这种固有的、习惯的、自动化的模式中，若有学生试图改变，则会被归为另类或不顺从者。随着日复一日的“好学生”训练，学生日渐服从于学校和课堂规则，并从属于教师的规训。教师建议的肯定性标签引导学生做出适当的反应，包括如何遵守或执行教师说过的话。通过课堂和课外零散的实践，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权力不对等、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传统角色被清晰地再生产出来。
(二)学生话语权的缺失
教师与学生在课堂教学秩序中权力的不对等，必然导致学生话语权的缺失。学生在学校生活中既没有发言权也不会被咨询。即使有问卷式的咨询或访谈，学校最后的决定也很难充分吸纳学生的想法。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学校和教师对儿童观的认识。学校和教师一般认为学生是不成熟的，其想法也是需要成人加以修改和完善的，以至于当学生的提议与他们的议程相矛盾时，他们往往忽略或摒弃学生的建议。这也是学生试图建构和提升他们在学校里的群体地位但效果并不明显的'原因。研究显示，典型的课堂讨论也是教师引领的、具有约束性的，并且是控制学生的。很多学生认为他们在学校和教室里几乎没有权力和影响力。［7］在这种剥夺学生权力的体系中，学生被动化的行为和经验在没有发言机会的控制力量下“潜移默化”地形成了。通过规训纪律的实施，由教师主导来定义合适的和不合适的行为，学生很快就学会了成人社会的法则，如他们明白了什么行为被允许做，什么行为不能做，什么时候能做，什么时候不能做。在课堂教学的其他情境中，学生也是作为不平等的和缺少竞争性的参与者被建构的。他们“被期望”听从教师，回答教师的问题，以显示他们学会教师所教的课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被要求是安静的和被动的。他们只需要对教师的问题给予反应即可。从表面上看，他们主动地参与到开放的协商活动或决策制度的过程中。然而，如果我们深入观察这些互动模式，就会发现他们的参与是被动的，甚至是一种无效的参与。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严格按照既定的教学要求确定学生在什么阶段应该学习什么，以什么方式学习，以及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等，甚至包括决定他们坐在哪里，怎么坐。这种控制具体表现为教师对教学目标的制定、教学方法和学习活动的选择等方面。教师几乎完全控制学生在学校里的学习生活和细节。这种习惯化的教学制度使学生连基本的质疑和反抗的意识也渐渐消退。学生们普遍表示:“我总是在听从老师的吩咐”，“我完成老师交给我的所有任务”，“我通常完成班上布置的事情”。大约有55%的小学生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参与过选择自己在班上做什么。大约2/3的中学生认为他们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8］也正是因为受到这些控制因素的影响，师生关系的情感基调往往是平淡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教室里往往缺乏更多的热情和笑声的原因之一。
三、结论与反思
教师和学生在学校场域中出现的权力不对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冲突与不和谐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教师对课堂教学规训有什么样的理解，并如何付诸行动，主动改变由传统课堂教学规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进行开放而有效的沟通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应该是开放性的、持续性的、有效的。格林在《教师的存在性交往》一书中指出，教师不断增长的认识和意识，使他们能够有效地与学生交往、与学生对话，并且帮助学生依靠教育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与他人并存，并努力成为他自己。［9］在课堂教学仪式过程中，教师应该与学生进行平等的互动与沟通。教师在学校场域尤其应注意从惯常思维中跳出来，与学生形成新的良性交流习惯。教师和学生只有在开放、自由的交流中，才能建立有利于学生成长的和谐的人际关系，才可能真正成为彼此“有意义的他者”，从而达到一种教无止境、学无止境的教学相长的境界。教师在与学生交流或沟通时，如果凭借的是教师自身人格的力量，而不是压制性的话语或惩罚来平息学生与教师之间产生的冲突，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这样在教师与学生共同构建的班级规范秩序中会明显反映出由教师积极的习惯积淀而成的人格特点。也就是说，教师不能从外部强制施行权威，权威只能来源于教师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源于教师对其职责的认同与尊重。教师只有认同与尊重自己的职责，才会通过自己的言语和行为将教育意图悄然地传达给学生。
(二)赋予学生平等的话语权
教师的权威对学生潜在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惧怕惩罚与尊重权威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效果。惧怕惩罚并不能使学生对教师的权威产生真正的信服。真正的权威也并不存在于某种外部的、客观的权力机制中。学生虽然会受到教育者的规约和控制，但是他们是一个个充满复杂性的个体，具有自己的思想。有的学生的想法在成人看来或许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以至于与教师所执行的主流话语相冲突、相抑制。他们也会选择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来表达“抗议”，如顶撞教师，与教师争吵、挑衅等冲突性行为，或者对教师的提问不理不睬、冷漠等回避性行为。面对学生的种种做法，充当传统制约者角色的教师首先要做的是赋予学生平等的话语权，使学生有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教师与学生在此时此刻是平等的对话者与沟通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教师对学生的规训所引起的冲突与矛盾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这种冲突与矛盾为师生提供了一种重要的互动交流方式，促使师生积极寻求解决冲突的策略与途径。这样，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之间会是一种既无冲突又不快乐的风轻云淡的感情关系，但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认为教师在关心学生方面的惩罚或权力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学生对教师的这种评价将有利于师生之间良好的情感交流。当然，我们期望有更多的正向评价使得师生之间的关系不会一直处于规训的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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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范登堡.解释的教育理念与规范的教育理念［A］．
剩女现象之社会学研究论文
一、影视作品中的“剩女”现象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女性的地位得到了逐步的提高，但是在女性地位提高的基础上，出现了“剩女”这个群体。“剩女”群体的出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近些年来，以“剩女”为话题的影视作品也是层出不穷。例如，《钱多多嫁人记》中的女主人公钱多多，聪慧漂亮，知性独立，在职场上小有成就。由于钱多多的好友依依嫁入豪门，所以钱妈妈想尽一切办法来让钱多多结婚，但是年近三十的她却将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当钱多多有一个升职的好机会时，五年前追求她却被她拒绝的师弟出现，师弟经过自己的努力后职位高于钱多多，他们在相遇后发生了一场职场与爱情的故事。这部电视剧通过钱多多嫁人的过程，写出了当代“剩女”这个群体的生活现状和心理需求。
二、“剩女”群体的生活现状
（一）有较好的收入
当今社会中的“剩女”是都市女性中一个比较优秀的群体，她们普遍面容姣好、拥有较高的学历、丰厚的收入且有不错的职业。所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剩女”这个群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资本要比其他一些普通女性高。经调查和访谈我们可以发现，一部分“剩女”的工资要高于社会平均工资，而我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这就提高了“剩女”的主体性地位。上海市浦东新区有一套房子，一室一厅，加阳台、厨房和厕所70平方米，有一辆适合女人开的小型汽车，目前在一家外企上班。没有男朋友，但没有刻意单着，只是没有遇到适合自己的那个他（外企员工，35岁，HT）。
（二）多元化的生活方式
与传统的女性相比，现在社会的女性随着社会的开放与发展，其社会经济地位也逐渐得到了提升，不管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都更为独立。这样一来，女性不再为生活而结婚，从而减少了对男性以及婚姻的依赖性，使她们拥有了更多的自由选择权利。此外，由于受西方自由思想的影响，使得现代都市的女性更加注重自身素质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她们不愿意在自己最能打拼的`年纪就被婚姻和孩子束缚住。她们不再像传统女性那样，将照顾好家庭作为自己价值所在，而是更加注重自己的感受，选择一种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看到周围许多的朋友被家庭和孩子束缚住，不能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我就想自己不能现在就结婚，有照顾家庭和孩子的时间，我可以趁年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升职、旅游、锻炼身体等（销售人员，33，LH）。
（三）自身的主体地位得到了提高
由于受我国封建“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使得女性很难从压迫的环境中将自己解放出来，从而导致自己仍旧属于从属地位。但是，由于“剩女”这个群体大多数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较高的学历，所以她们对“男尊女卑”这种思想的抗拒性要远远高于普通女性。此外，经济资本的提高，也使得“剩女”摆脱了柔弱的女性形象，甚至还有一些女性颠覆了以男性权利为主导的体系，从而使得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虽然有一些“剩女”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迫切地想要结婚，但是大多数“剩女”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并不为了结婚而结婚。她们凭借自己的努力，坚强、独立的生活，这种主导型的提升，也使得从属于男性客体的女性，变成了自己的主宰者。女生独立，并不代表我们是女汉子，没有女人味，而是想用自己的双手来养活自己，做一个独立的人。但是这也不代表我们不需要爱情，我们也相信爱情，所以更加相信一定会等到对的人（大学教师，32，LF）。
（四）感情至上的爱情观
德国的社会学家穆勒将婚姻的动机分为经济、子女以及感情动机这三类，这三类动机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发生变化。如经济动机常见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时期，那时候女性的生活没有保障，婚姻是其生存的首要选择。对于现代社会的“剩女”来说，由于其能够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所以，她们在选择配偶的时候，更多考虑的是感情，所以被称为感情动机。根据“剩女”的访谈，我们可以看出她们不结婚的一个首要的原因就是找不到有感觉的，所以就出现了宁缺毋滥的现象，这也反映了现代女性的自我觉醒。有许多人说我到现在不结婚是眼光太高，其实不是，我之所以努力赚钱，就是为了在以后遇到喜欢的人后不会因为物质方面的问题而错过。我只想找一个懂我的、能够彼此相互包容的伴侣（公司员工，35，ZD）。
三、对缓解“剩女”现象的几点思考
（一）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
由于长期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使得男性将“柔弱、依赖性强、缺乏主见、敏感”等划分为女性的特征；而将“勇敢、果断、独立”等划分为男性的特征。其实这些特征都是男性强加给女性的话语，也是由我们的传统文化塑造出来的。所以要想改变这一现状，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帮助女性建立起主体性意识，使她们掌握话语权，使女性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来决定自身的特征，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从而实现自我。
（二）“剩女”要正确定位自己的价值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女性解放也在逐步地进行，而要想实现真正的解放，最重要的是要推动女新的全面发展。在过去，女性将自己全部的人生放在了照顾家庭和孩子上，忽视了自己的感受，所以现在的“剩女”不只是将自己的价值完全放在家庭和孩子上，而是开始摆脱这一困境，对自己的价值进行了重新定位，使其能够在实现家庭价值的同时，重视社会价值的实现，赢得社会的尊重。此外，女性自身价值的实现，除了自身思想观念的改变和努力以外，还离不开社会上对“剩女”这个群体思想的转变，所以这就首先要求男人改变女人只需要相夫教子照顾好家庭、男人负责赚钱的传统观念；改变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以现代化的眼光去看待良性关系，为男女的发展创造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这样不仅能够帮助女性确定其人生价值，还能够解决“剩女”嫁困这一主要问题。
四、总结
虽然当今社会“剩女”现象日趋严重，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剩女”也想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爱。所以社会要以宽容、尊重的态度去对待“剩女”这个群体，因为作为“剩女”既是她们自身的因素所致，同时社会环境也对她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外，社会还要为“剩女”这个群里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从而塑造出一个和谐社会。
对于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述评论文
论文摘要：实验室研究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场点。这种研究一反传统的知识观，提出了社会建构论主张，认为知识不是“自然之镜”而是在实验室里被制造出来的。这一主张过分强调了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而忽视其客观普遍性。其实，客观性和社会性是科学知识增长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论文关键词：SSK；实验室研究；社会建构论
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代替了默顿的科学社会学，并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知识主张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尽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是要揭示科学知识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但研究进路却是多元的，先后出现了以巴恩斯、布鲁尔为代表的爱丁堡学派和以科林斯、平奇、特拉维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的科学争论研究；以拉都尔、伍尔加、谢廷娜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以马尔凯和他的约克小组为代表的文本与话语分析研究。这些都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场点，但实验室研究在这些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一种，且它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是实现SSK目标的重要途径。鉴于实验室研究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的重要地位，本文拟就其研究的基本理论策略、研究方法、主要代表人物及研究进路进行叙述并作简要评价。
一、从传统知识观到社会建构论
科学知识社会学把实验室研究引人其研究范围并作为重要研究场点是与整个科学知识的认识转向有关的，它是传统的知识观和科学标准受到普遍的怀疑和挑战的结果。传统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对自然界的客观描述，科学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人只是被动地反映自然；科学知识是被证明为真的命题，是客观的、标准的、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不带有任何主观性和直觉的成分，也与社会因素无关。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则一反传统的把科学知识看作“自然之镜”的观点，认为原先被认为是纯粹的、客观合理的科学知识实际上是社会建构的产物，科学更多的是社会建构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自然在知识的产生及确定其真理性的问题上是无发言权的，正如科林斯所说的：“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自然世界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1962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开拓了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其知识的社会学转向的主要含义说明，知识不再是纯粹真理的载体，而包含了许多社会的因素，对知识的研究必须置于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承袭了库恩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并对其进行激进的解读，把实验室研究提高到一个战略地位，这是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目标纲领分不开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全部工作重心是说明科学知识的认识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结合，说明在科学知识的形成过程中无不包含着社会方面的成分。为了揭示科学知识的社会构成，打开“既成科学”的黑箱，一些人继承库恩的相对主义认识论，选择案例进行争论研究，认为知识社会学应当公平同等地对待真理与谬误、理性与非理性、成功与失败，这些对立的两方面都应当得到说明，从而认为科学知识是科学共同体谈判和妥协的结果；一些人把文本与话语作为分析单元，更多地采用了符号学、修辞学、解释学和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一些人则走进实验室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实践进行人类学方法研究，通过观察科学家做了些什么、怎么做来揭示知识的制造过程。真正能够更好地贯彻SSK社会建构论主张的正是后者，因为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研究科学对象如何在实验室中被生产出来，而不是事实如何被保存于关于自然的科学陈述过程中”。
二、知识的实验室制造
实验室研究是人类学方法(民族志方法)在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创造性运用。它最早起源于人们对化学、高等物理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神经心理学和野生生态学的观察报告，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的主要研究进路并成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著名亚纲领。
20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斯华茨在加州大学实验室、加拿大人类学家安德森在费米实验室，最早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运用于“实验室研究”，但他们的工作没有重视实验室的常规实践，没有对科学家的日常生活及交谈进行分析。80年代实验室研究迅猛增长，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人类学领域。其中，拉都尔和伍尔加、谢廷娜的研究成果最为显著。他们用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研究知识哲学和知识社会学的问题，把实验室看作原始部落，对之直接观察和描述，获得丰富的资料，包括笔录、实室论文分析、实验室成员的手稿、通信、谈话、备忘录和其它由实验室科学家们提供的资料。
从1975年10月到1977年8月，拉都尔以陌生人的身份去萨尔克研究所参与观察，并根据调查的资料写成著名的《实验室生活》。在此书中，他描述了实验室内部的分工及操作的流程，描述了科学知识是怎样在实验室内被建构出来的，科学家应该怎样说明这些建构。他把个制造现代文明的新“部落”看成是“文学铭”系统。认为“人类活动是一种铭文的活动，
类历史应当看作是一套碑铭整体”。文学铭写暗示了科学实践主要是一种文学的和解释的劝服活动，科学事实是以书面陈述的形式被建构、传播和评价的。拉都尔和伍尔加认为科学家所研究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由技术人员在实验中得出的经验陈述。科学家就是要劝说论文的读者相信，他的陈述应当被接受为事实。
如何才能使陈述被接受为事实，这就需要进行争论，其“成功与否要取决于该争论场中的人数、观点和立场、作者的个性和他所属的机构，以及论文本身的风格等”。这就是说，自然事实是科学家根据实验制造出来的数据进行争论的结果，实在是争论解决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即事实是科学家进行实验和磋商的结果。
拉都尔和伍尔加非常重视环境在科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认为，环境不是像过去被认为的那样与科学实践是不相干的，环境不但影响对科学事实的建构，而且整个科学就是由环境制作而成的。环境与科学实践是不可分的、一体的。环境决定着科学家的地位、生活、工作、行为及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实验对象、材料来源，从而决定着所生产出的产品，并且环境是不确定的，可变的，有很大的权宜性。
对实验室场点进行研究的另一位著名代表人物是谢廷娜。她于1976年10月至1977年10月对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她通过日常观察、访谈、收集实验室备忘录、论文手稿和相关出版物，积累了丰富的材料。谢廷娜与拉都尔和伍尔加一样，主张对实验室知识生产实践进行研究。在建构主义论题上，她认为，“它把现实的总体看成是装配而成的，现实的齐一性是异质的，现实的光滑外表包裹着一种内在结构。对建构主义者来说，不存在最初的、未加掩饰的事实”。但她更强调科学的复杂性，认为科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科学家也处于不同的环境之中，因而实验室知识的生产也具有不确定性。 在《知识的制造》这本书中，谢廷娜表述了她的经验的建构主义认识论思想。她把实验室比作是生产知识的工厂，认为知识是在实验室中人为地生产出来的。实验室里的一切都人工化了。实验仪器、工具是早已制造好的，实验对象也是经过精心挑选或人工培育出来的，因而产品(知识)也就无涉于自然，完全是人工制造出来的。她还认为知识的生产过程是决策负荷的，科学实践中包含着选择机制。它贯穿于整个知识生产过程和结果之中。
实验室研究从发生学视角对科学知识的生产进行分析，着重从内部探讨了科学知识形成的实践过程，实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从宏观到微观的视角转换。在这种转换中，科学家的主体主动性得以突显，而不是被动地受环境的约束，直观地描述客观外在世界。他们认为实验室研究场点的开辟为打开科学“黑箱”找到了一把新的钥匙。实验室研究的最显著的特点是研究者能直接观察到科学家日常实践的微观互动过程，探究科学知识是如何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内被具体地生产出来的。从而揭示了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不仅“介入”了自然界，而且也深深地“介入”了社会世界，科学知识本身是一种文化存在而不是被“发现”的自然给定。
三、评价
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是社会建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在批判传统的科学观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尽管它在所有的研究场点中是较少受到批判的，但它与其它研究场点一样，面临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和困难。
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其优点和不足，以便为我们找到科学的方法论提供新的思维视角。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研究发现科学知识的生产是受到社会各利益团体制约的，如政府、工商界、出版界、科学基金组织、慈善机构等。这一点，对批判传统的、与社会因素无关、价值无涉、情感中立的科学观，打破对科学的盲目崇拜和科学霸权，有着积极的意义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知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其中必定包含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如果知识的研究忽视了这些社会的组成部分，就会导致对虚妄的研究。传统的知识观把知识看作是自然的给定，这是一种祛魅的世界观。它排斥了自由、价值，崇尚物质主义、决定论、还原论及虚无主义。这种知识理性的无限扩张及对科学方法的无限信仰，导致了主体对自身历史存在的“自我遗忘”。也就是说，它失去了主体的性质。实际上，知识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性质。这就是建构论者所主张的，也是其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
社会学家通过对实验室的考查发现，实验室“实在”是社会建构的，即实验所需要的一切都是社会建构的。这一视角的切人非常新颖，但问题是这种建构的成分有多大，实验者可以根据需要挑选仪器、对象、原料，这是一个建构过程，但被挑选出来的一切又是否是被建构的呢?即使所有的“实在”的建构性都比较强，那么，必定无疑，实验产品――知识，也是建构的，这样知识的确证无误的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因为没有了客观性，所有的知识都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也就不存在普遍有效的评判知识的标准，知识也就不存在了。从另一个方面讲，每个实验室都有自己的建构体制，即使它们所使用的仪器、对象、材料，物理环境及人力资源都是一样的，得出的结论也是完全不相同的。按照库恩的“范式”的不可通约性，所有的知识就不具有可比性了，那么知识不就成了谁说了都算、“怎么都行”了吗?可见建构主义者在这一点上走得太远了。
实验室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实验的不确定性，即情境和情感的制约性。这一点面临的诘难也是与知识的确证度及批判标准的普遍一致性有关。按照建构主义者的说法，所有的情境都是变化莫测的，非稳定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个人的情感因素也是变幻无常的，每个实验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偏爱行事。这样一来，没有谁能捕捉到稳定的信息，实验的结果也就不具有共相性了。这种相对主义结果恐怕建构主义者自己也是不愿意看到的。
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所批判和主张的本是无可非议的。诚然，科学是认知主体对自然客体的把握，作为主体的人是生活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的，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社会性，肯定会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科学知识是一种文化、一种社会建制，实验课题的选择、实验方案的设计、实验计划的实施、实验结果的评价、论文的发表、观点的提出与被接受都要受到个人的主观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很难做到绝对客观、公正，“但是当这一切成为常识之后，是否还存在一种大写的科学，一种不依赖个人意志和特殊文化特性的不断进步的客观性的科学呢?”很显然是有的。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以及相对应的普遍理性，要求人们要采用科学的世界观和理性去认识和改造自然，要求人们寻求经验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所有理性都是逻辑式的，要求人们用同一科学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来看待和处理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真理、理性和客观性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它们，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批判力量。因此，笔者认为，客观性和社会性是科学知识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前者是基石；但如果没有后者，科学就会使主体消失，科学就成了没有主体的科学，成了没有认识者的认识论。科学证明和科学证明的背景是不可分的。
民族音乐传承与展望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以“刘三姐”为例，在概述广西民族音乐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刘三姐”民族音乐风格的特点，探讨了广西民族音乐传承与展望，旨在说明传承广西民族音乐的重要性，以期为广西民族音乐的传承提供参考。
关键词:广西;民族音乐;传承与展望;刘三姐
一、概述广西民族音乐发展的现状
（一）广西民族音乐的基本内涵
广西素有“歌海”之称,广西各民族拥有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活动,民歌是人民表达思想感情的主要工具之一,每首歌曲都凝聚着各族人民的智慧。刘三姐是广西民族音乐的代表性人物，刘三姐歌谣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音乐文化中的瑰宝。
（二）广西民族音乐的现实问题
当前，广西民族音乐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还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广西民族音乐的传承方面。从广西民族音乐的现实问题上看，一直以来,民族音乐主要有世代传承、师徒传承和家族传承等传承方式，其传承方式与民族音乐的实际内容分不开，多半在旧社会非常艰苦的生活和劳动中创造出来的民族音乐,压抑的情绪较多,孩子们已经在古老的民族音乐中找不到共鸣了。另外,在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很多原始的劳动方式被现代化的机器所取代,从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很多音乐种类正在慢慢消失。
二、“刘三姐”民族音乐风格的特点分析
（一）注重体现民族性
刘三姐，是民间传说的壮族人物，注重体现民族性是“刘三姐”民族音乐风格的特点之一。《刘三姐》是根据广西彩绸剧目、广西歌舞剧《刘三姐》的原著改编而来，有关她的故事与记载很多，主要的.故事情节都穿插着广西当地的民歌，注重体现民族性，有民族歌曲的影子，歌仙刘三姐的传说家喻户晓在每一个细节处都有所体现民族风格，承载着壮族民族歌曲的“传承使命”。
（二）表演形式生活化
贴近少数民族老百姓现实的生活和生产场景，表演形式生活化是“刘三姐”民族音乐风格的又一特点。《刘三姐》以“歌曲”为主线贯穿整个故事情节，在民众的口头传播中都会被赋予尊贵的地位，“山歌对唱”使表演形式生活化，包括与众乡亲的对歌与三个秀才的对歌，鼓乐声声，山歌悠扬，站在一起亲亲热热地唱起山歌来，不乏生活情趣和生活色彩，表演形式生活化毫无保留地被展现了出来。
（三）民族韵味艺术性
广西是我国当之无愧的民族音乐圣地，“刘三姐”民族音乐风格的特点还表现在民族韵味艺术性方面。广西歌舞剧的里程碑《刘三姐》为代表，对民族歌曲的演绎，独具韵味，一经上演便受到了全国观众的认可和喜爱，还在于它描写出壮族百姓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生活场景，为广西歌舞剧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展现出壮族百姓积极乐观、韵味十足的艺术气息，因此，探索广西民族音乐传承与发展的路径势在必行。
三、广西民族音乐传承与展望
（一）优化课程设置，培养音乐人才
优化课程设置，培养音乐人才是广西民族音乐传承的关键。要真正在高校中很好地传承民族音乐文化,才能发挥民族音乐文化的作用，为广西民族音乐的传承发展奠定基础。如把“刘三姐”民族音乐引入到《视唱练耳》课程中,在钢琴课程、声乐课程、作曲课程、合唱课程中，增加“刘三姐”民族音乐内容，使“刘三姐”民族音乐以高度的综合性和自由化的表现形式，为广西民族音乐的传承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二）结合社会活动，发展民族音乐
为满足广大民众的审美需求，结合社会活动，发展民族音乐对广西民族音乐传承至关重要。近年来,广西国际民歌节已经成为广西的一个标志性活动,结合社会活动发展民族音乐，是广西民族音乐传承发展的必经之路。以“刘三姐”民族音乐为例，在广西本土歌舞剧的音乐创作社会活动中，直接运用“刘三姐”民歌歌曲进行加工改编，通过开展音乐活动为广西民族音乐的发展提供了舞台，有利于展现广西本土的民族文化，唤醒人们保护和扶助民族音乐的意识。
四、结语
总之，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意义深远。广西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是一项综合的系统工程，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在广西民族音乐传承发展中，我们应基于广西民族音乐的发展现状，从实际出发，汲取“刘三姐”民族音乐发展的成功经验，从高校教学和社会支持两个方面，一方面优化课程设置，培养音乐人才，另一方面，结合社会活动，发展民族音乐，积极探索广西民族音乐发展的有效途径，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广西民族音乐的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胡玉兰.试论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J].大舞台,(03).
[2]贾单单.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对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影响研究[J].戏剧之家,(02).
浅析社会学眼中的管理会计研究理论论文
1引言
在西方会计的发展史上，早在1922年，H·W·奎因坦斯就在《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入门》中就首次提出了“管理会计”的概念。而直到1952年，伦敦举行的会计师国际代表大会上会计学界才正式提出“管理会计”一词。西方会计界通常把管理会计当做是各种专业技术的应用，所以一直以来管理会计的基本理论也鲜有深入细致的研究。尽管中国的会计学者一直在关注管理会计理论的研究，但由于中国管理会计的研究历史比较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来说，依然有很大的差距。鉴于此，本文基于社会学视角对管理会计发展历程、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研究进行了概述，以期为管理会计的应用提供参考。
2管理会计的社会学发展历程
2.1概述
Weber将会计当作资本主义社会理性化的核心，他认为应当将资本主义理解成通过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持续追求利润(Weber，1930，p.17)。他认为如果没有簿记的计算功能，就不可能有现代的、理性的资本主义企业组织。理性化为Weber的社会学课题提供了总的主线。他关心产生并促进“特定的现代计量观”传播的条件。Weber将经济企业定义为能够导向资本会计的自主活动，认为“这种导向通过‘计量’方式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Weber把计量作为经济活动的社会学分析核心，并将会计看作一个中心角色。Sombart对Weber的论点进行补充，他就复式簿记和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一个相似但更强的论点。他的观点与Weber的观点一起，建立了社会学和会计学间的联系。早在Weber之前，Marx就已经指出会计簿记与资本主义间关系的重要性，在“资本论”中，簿记被描述成生产过程的演绎。Marx在生产关系中将会计以及其他政治因素赋予一个重要的地位。在其著作中，会计被赋予宏观结构性地位，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形成和再生产产生重要影响。在他们看来，会计帮助界定社会和经济关系，而这恰恰界定了一个社会的本质。因此，会计学和社会学的相互关系开始萌芽。然而，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行为会计学”出现前，这方面的研究少之又少。
在20世纪50年代，会计的社会学关注才重新浮出水面，其焦点已经由宏观层面对理性化和积累的关注转移到以微观群体、群体动态及会计的作用为中心。可以从Argyris(1952)关于预算对人的影响这一开创性研究来追踪这种变化。1930年以后，群体与群体动态成为社会学家的一个主要研究焦点，企业可以被看作一个社会系统，而人际关系和群体动态是这个社会系统的核心。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群体观念为核心的社会学科迅速发展起来。社会学家Homans(1951)首次试图基于群体观念进行理论综述。他的贡献在于试图综合各个学术流派并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学理论，该理论将使群体成为社会关系研究的起点。在Homans进行理论综述的同时，社会学家致力于调查诸如矿工、员工流动、道德、生产率和行业冲突等群体关系问题。大西洋对岸的许多作家加强了这种理论模式。“行为会计”用于刻画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研究浪潮的标志，它根植于群体的社会学分析发展基础之上。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预算的组织和行为方面成为研究人员的当务之急。利用群体和组织的社会学理论和管理理论，Hopwood(1974)将这种推理向前大大地推进了一步。通过鉴别在管理绩效评价中运用预算信息的三种不同方法，Hopwood重新确定了辩论的标点。他确定了一种“预算约束”模式、一种“利润意识”模式以及一种“非会计”模式。
在间，预算和相关评价机制的行为特性研究永久性地改变了会计学和社会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过程中，会计学科也被改变了，会计不再被认为是一个纯粹的技术过程，而应该被视为一种组织的和行为的过程。然而，随着社会学和更广泛的社会学科环境的发展、变化，会计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2.2作为组织和社会实践的会计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稳固建立起的行为会计如果是会计实践社会学问题的一种响应，那么它的核心几乎无一例外地集中于组织内产生的种种过程。由Weber，Sombart和Marx等学者概括的议程，以及寻求分析大规模社会变革和会计变革之间的相互关系，几乎完全被群体和群体动态的议题所替代。Hopwood(1974)明确主张恢复会计的宏观层面分析来纠正这种倾向。1978年，Hopwood再次谈到，只有非常少量的研究关注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因素对会计的影响。甚至到1980年，那种能够将宏观和微观关注融为一体的会计社会学分析仍主要停留在期望阶段。1980年以后，情形开始发生变化，制度结构与过程的关系与会计实务的关系逐渐被重视起来。在未来的20年里，社会学与会计之间相互作用的变化，对会计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会计学科的领域。关注和研究对象的改变，也不再单纯地将预先假设的社会学概念作用于会计。概念本身在与会计计量实践紧密相连中得以发展，会计学科变得更具有思想性，也对社会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会计研究领域的拓展受益于四个研究分支：第一是会计制度环境的研究;第二是会计的政治经济研究;第三是会计的民志学;第四是会计嵌入的关系网络研究。
2.3代理人、网络和核算实践集合
Granovetter(1985)以指出经济行为蕴含于社会关系网络或系统之中。根据他的观点，绝大部分经济行为紧密镶嵌在个人关系网络中。在Granovetter看来，不能仅将这些关系看作理性市场中引起摩擦的因素，这些关系应当被看作社会学分析的.中心和责任。Callon提出了关于经济和经济学科之间相互关系的嵌入问题。他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要塑造经济而不是观察经济。
比照Granovetter的嵌入概念，Callon认为代理人的计算容量与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密不可分。不应当将代理人所在的网络看作场景和制度环境，而应当将代理人和网络看作一枚硬币的两面。代理人的计量能力完全取决于其所处的关系网络。这种回避宏观和微观的差异以及场景概念的尝试，与上述早期会计文献著述是相符合的，对核算的代理和网络之间内在联系的关注也是一致的。
2.4结论
20世纪初作为社会学中心的会计在大约半个世纪里从视野中消失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会计被社会学家“重新发现”的时候，关注的焦点已经从宏观层面理性化过程转移到微观层面群体和群体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会计文献中可以看到进一步的转移现象。会计研究人员寻求理解和分析组织内部更广的制度压力和社会压力之下的会计实践间的关联。最近，出现了关注嵌入社会网络的代理人改变经济过程的方式方面的研究。但是，网络概念的首要性、网络作为相互连接代理人的各种网络观念、对经济学塑造经济之作用的强调，为会计研究人员提出了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
3社会学方法与社会责任会计
3.1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基础
社会学的方法，突出了会计技能对社区的影响。社会学的方法是一个近似道德的方法，它以社会福利为中心的问题。社会学方法的两个重要特征：(1)重视会计信息披露能够反映企业的经营活动承担社会责任;(2)“正义”延伸到“社会福利”，强调会计对社会生产技术和方法的具体影响。社会学的所有方法都可以通过会计信息来进行社会福利的决策。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结合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方法，形成了社会经济福利学观点，社会学方法关注“社会福利”，而经济学方法则将强调“一般的经济福利”。 因此，运用会计理论的理论，有助于社会责任会计的发展。社会责任会计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的一种新的会计学分支，是把社会利益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从企业所有者或股东的角度来衡量企业经营活动的结果，从而让会计服务对象，从单个的企业延伸到整个国民经济。对社会的影响有社会责任会计的优秀企业的经济活动，从而为会计发展的中心，它是从宏观的社会经济角度出发，而不是从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经济活动的微型企业经济措施来看，与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识别、计量、报告，涵盖社会责任履行的数据收集，确定测量方法、测量程序和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评估信息并将其提供给企业企业相关利益者的会计程序和会计方法。
社会责任会计作为会计的一个分支，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理论基础和方法。文硕教授曾将其概括为：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基础是以经济学为中心的多层次理论和方法体系，且这些基础处于不同的地位，有主次之分。如三角形描述的内容为：认为社会责任会计最一般、最基础的理论支柱是哲学和数学，所以它们在三角形的最底边。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为社会责任会计问题提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数学是会计的本体，会计责任会计在对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进行计量和评估时，必会使用大量的数学方法。经济学是整个会计理论基础的核心，社会责任会计的基本理论重有相当一部分也是来源于经济学，因此经济学处于三角形的中心，而把经济学作为社会责任会计的基础，也就是承认了社会责任会计的两重属性。在三角形中在三角形中，提供了一种基于逻辑和“三理论”的社会责任会计。在社会责任会计研究中，应该首先分析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模型和实际应用，并采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揭示社会责任会计的目的、功能、原则和信息等。
“三论”是新生事物，属于跨学科模式的边缘。“三论”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扩大了传统会计的范围，也使人们有新的视野。作为社会责任会计理论基础的最高层次的社会学自然置于三角形的顶端，这也是有别于传统会计理论基础的一个显著特征。传统的会计理论研究关注经济之间的数量关系，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基于社会问题的会计研究，已然成为当代和未来会计研究发展的趋势。
3.2社会责任会计的现状
美国的《幸福》杂志曾对排名前500名的公司进行调查，结果显示：1971年时只有29家公司公布有关社会资料; 1976年，此数量高达456家，占比达到91%;而Ernst对《财星》杂志中排名前500名的公司的研究指出，在年度报表中披露社会衡量方面资料的企业数量也在逐年增加。但就实际情况来看，由美国企业和社会信息发布的绝大多数是相关的环境污染，没有公布的社会责任会计报表的完整内容;德国只有20家最大的公司定期发布社会报告。在德国壳牌石油公司公布的社会年度报告中，经济和社会数据一起发布，从而为公司提供了一个特定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福利目标。1970年以来，日本对国内企业社会责任会计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其中涵盖了关于社会成本计量的信息披露方式和有关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原则、研究假设、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信息需求和对社会责任审计的研究。1977年法国颁布的法律中法律要求员工750多人的，准备社会资产负债表，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以金额来衡量。在1982年，法律要求的人数扩大到超过300人的企业。法国政府颁布的这项法律要求社会资产负债表中披露的信息应当包括劳动报酬、补贴、担保和其他工作条件、培训和家庭生活条件等细节。这些信息大部分集中在员工和工人上，揭示了一个狭窄的范围，反映了法国社会的社会福利。其他如奥地利、新西兰、瑞典等国家在建立社会责任会计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尝试，但重点强调了公司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公布的信息主要集中在就业、工资、健康和安全等方面。从1976年初开始，在英国一些大型企业准备了一个增值表，目的是改善公司的态度、精神和行为。
80年代初，在Marx关于“簿记向社会簿记转化”的思想启迪下，我国开始研究社会责任会计，并在借鉴西方社会责任会计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我国的社会责任会计进行探索和实践。1988年，阎达五教授在编制我国社会核算体系建立社会核算书时，对会计系统进行了详细的讨论。1995，财政部颁布《企业会计准则第X号——— 职工福利(征求意见稿)》，，国家财政部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 职工薪酬》，而在修订后，职工薪酬的范围进一步延伸到了离职后福利。
现代艺术体系的文化社会学研究论文
一、现代艺术体系与文化主因
匈牙利艺术社会史家阿诺德豪塞尔认为，每个历史时期各门艺术的发展并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自18世纪以来，文学、绘画和音乐不再保持同一水平，音乐比文学落后得多；甚至同一门类的艺术发展也有不同，存在着不同程度差异，有的是“先进的”，有的则明显“落后的”。对于前者的差异，他归结为公众对艺术的兴趣的差别，更确切地说是“种种潮流之间的种种差别”，造成同一门类艺术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则是来自风格的变化，无论是源于趣味或风格，二者的根本变化皆源自某个社会阶层的兴起。他分析了艺术与社会的复杂关系：“社会是一种土壤，各种不同的文化进程在其中相互密切接触并向前发展。在社会的水平上，它们并不必然地展现出它们相互关系的全部内容或全部财富，但它们的确展现了那些能被最满意地简化为‘公分母’的特征。”豪塞尔提出的“公分母”这个比喻与俄罗斯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所说的“主因”很接近。在雅各布森看来，不同的艺术历史形态具有不同的“主因”（thedominant)，在某个时代的整体艺术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一种主导成分。他认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主因”是造型艺术，因此一切艺术都以追求逼真的造型效果为目标；而浪漫主义艺术则把对音乐及其效果的崇拜作为这一时期所有艺术的宗旨；而本世纪的艺术，却把语言提高到了艺术的本体论高度。对于同一门类艺术来说，它的每个时期的主导成分也是发生变化的。他以诗歌为例谈到，诗的发展每个时期的主导因素不同，14世纪，诗的不可分的特征不是音节安排而是押韵；19世纪的现实主义诗，押韵不是必需的手段，相反音节安排成为一种强制性不可分割的成分；现代的自由诗体的必需成分变成了语调统一，语调成为了诗体的主导成分。依据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尤蒂尼亚诺夫的看法，文学的系统由“中心”和“边缘”两个地带构成，这两个部分在永无止境地移动并更替着。“体裁从中心位移于周边,新的现象则从文学零碎、从它的荒僻和低级之处跃上中心的位置”輥輯訛，即使原来处于各种边缘地带的细小支流，起初不引人注意，但这种边缘的新现象终将不可避免地更替正统的中心，中心则成为周边。毫无疑问，蒂尼亚诺夫提出的这种演变现象在现代艺术体系中是存在的。从启蒙运动到19世纪中叶，现代艺术体系中的艺术门类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变化和更替的特点，处于主导与边缘地位的艺术种类不停发展更换，只不过，“这种更替存在于另一种意义上———主导潮流、主导体裁的更替”輥輰訛。至此，我们将结合现代性语境从两个层面讨论艺术体系与文化主因的关系变化特征：
（一）从模仿到实用
我们知道，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就将艺术与模仿联系在一起作思辨的考察，如德谟克利特将“模仿”看作人类活动的起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分别作出了重要的解释。柏拉图明确提出了艺术与模仿的对应关系，亚里士多德在此基础上修正了关于艺术的模仿方式与效果的论述。模仿论构成了艺术哲学的一大传统，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启蒙运动时期，作为建构现代艺术体系的单一原则而存在。启蒙运动时期从古典的模仿论出发来论证，把“模仿美的自然”作为艺术的首要原则，这个原则不仅实现了对艺术的界定，而且也影响了艺术门类的选定和排序。对比发现，巴托和达朗贝尔所划定的“美的艺术”体系中的五种艺术种类的排序相去甚远。达朗贝尔明确提出五种艺术排序的原因：绘画和雕塑在美的艺术体系位居前列是因为“它在那些艺术尤其是模仿艺术中最接近于事物的再现，也更直接地与感觉对话”，“毫无限制地表达了美的自然的一切”；建筑是有限度地模仿美的自然，更多地模仿自然的对称布置，没有绘画和雕塑那么逼真，所以只能紧随其后；
诗歌是根据单词的组合方式所产生的愉悦和谐感来模仿，是通过想象力再现事物，“这更多的是对自然的创造而非对它们的描绘”輥輱訛；支持想象力和感觉的音乐在模仿的秩序中名列最后，因为“它局限于很少的形象”，发展至后来甚至只是一种语言。对于巴托来说，构成美的艺术的“单一原理”就是“模仿美的自然”。巴托虽也强调对自然的模仿，但他认为美的艺术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引起愉悦的情感，更进一步，当人们对客体自然带来的过于统一的愉悦感到厌倦时，他们需要寻找新秩序以唤醒新的思想情感，激起新的趣味，“趣味是艺术的仲裁者”。这意味着，在巴托看来，美的艺术并不是模仿自然的常规状态，更不是追求对自然的最真实再现，而是强调既模仿自然却又打破自然的常规，要与真实自然拉开一定的距离，这样才能唤起新的审美体验。
如此看来，模仿自然的逼真程度只是巴托划定美的艺术边界的标准之一，同时还要与时代的趣味相一致。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似乎巴托更具有前瞻性，他的一些看法是与现代主义不谋而合的。至于巴托为何将建筑从美的艺术体系中排除，他开宗明义地说，他是根据艺术的用途划分艺术体系边界的。对于建筑来说，实用性是第一位的，其次才是它的结构和形式使人愉快，所以巴托在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将它划给了美的艺术之外的第三种艺术。显而易见，无论是达朗贝尔还是巴托，他们划分艺术体系的门类的基本依据都是来自“模仿自然”的美学观念。事实上，受制于这种观念的不仅仅是他们两位理论家。艺术史家莱辛在《拉奥孔》中明确提出造型艺术与诗的区别之一是，美是造型艺术的最高律令，而真实是诗所追求的目标。由此他将现实中的丑以及不能引起快感的事物包括人物的激情都排除在造型艺术所能表现的主题之外。认为造型艺术不宜表现丑，但诗却可以表现丑。由此感慨“诗是更为宽广的艺术，它可以达到绘画所永远达不到的那种美”，“生活高出图画多么远，诗人在这里也高出画家多么远”，暗含诗优越于造型艺术的结论。
輥輲訛诚如朱光潜先生曾指出的，莱辛的诗与画探讨是从文艺摹仿自然这个基本信条出发的。根据美国艺术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Greenberg）的分析，模仿原则甚至还影响着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不管文学或艺术如何发展都会呈现强弱势之分，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艺术形式占据统治地位，主导着其1他艺术的发展。他考察发现，绘画与雕塑为代表的视觉艺术超越其他艺术成为文艺复兴时期最高艺术典范。对此，英国文学家艾迪生曾发表过类似的见解：“我们一切感觉里最完美、最愉快的是视觉……我所谓‘想象或幻想的快乐’就指由看见的东西所产生的快感：或者是我们眼前确有这些东西，或者是凭绘画、雕像或描写等等在我们心灵上唤起了对这些东西的观念。”輥輳訛格林伯格还分析指出，当一门艺术被赋予支配性作用时，它就成为所有艺术的楷模，其他的艺术试图摆脱自己固有的特征去模仿它的效果，它们在努力获得主导艺术效果的过程中被迫否定了自身的性质。因为资产阶级把主要的创造性和活力都转向了文学，在启蒙运动期间，诗歌再次取得主导性地位，雕塑和绘画技巧已达到非常纯熟的程度对其他艺术效果极其敏感，竭尽全力来追求诗歌的效果，音乐虽也屈从于文学的主导但因为技巧和形式相对简略没有充分吸收其他艺术的效果。
法国大革命之后，作为一种最纯粹的艺术的音乐取代文学逐渐成为各门艺术追逐的样板。他还特别指出，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存在着绘画和雕塑之争。在这期间有时是雕塑，有时是绘画处于领导地位，但没有哪一个能长期摆脱另一个的影响。关于艺术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现象，事实上诗人波德莱尔就已敏锐发现了：“今天，每一种艺术都表现出侵犯邻居艺术的欲望，画家把音乐的声音变化引入绘画，雕塑家把色彩引入雕塑，文学家把造型手段引入文学……”18世纪后期，巴托用模仿理论来统合各种艺术的企图遭受到德国批评家以及部分历史学家的质疑和批评。我们知道，自康德以来，西方哲学经历了一个转变，即哲学思考的重点从对客体的关注转向了主体的思维和精神。从美学角度来说，掀起了浪漫主义感受的美学狂潮。比厄斯利提出，浪漫主义的最明显的特征是感受和情感享受的一个新的冲动，在浪漫主义的诗的观点中，模仿论被放到了一边或降居从属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表现论。 王尔德曾发出这样的感慨：“艺术除了表现它自身以外，不表现任何东西。”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艺术体系的出现和发展是与艺术和艺术家的地位不断升华有密切关系的。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艺术是奴隶和下层劳动人民的手工艺劳作，是被贵族和上层社会所蔑视的劳动技能。这一时期的艺术等同于技艺、技巧。
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自由的艺术与贵族关系密切，艺术成为贵族修养不可或缺的部分。“美的艺术”观念出现后，艺术逐渐与艺术家“天才”、“创造性”等特性联系起来。经由浪漫主义的酝酿，19世纪艺术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艺术家和他的艺术、艺术家与其他人的关系方面都面临新的问题。艺术告别贵族赞助，进入市场，画家面对的对象不再是资助人而是艺术市场。19世纪下半叶，艺术世界还发生了一场影响非凡的工艺美术运动。虽然这是对工业化反思的运动，但是也对现代艺术体系产生了影响。“工艺美术”的奠基人威廉莫里斯提出，艺术主要分为两个种类：“美的艺术”和“装饰的艺术”或工艺。由此可见，工艺美术在莫里斯看来已经可以与美的艺术相提并论。受到他的影响，奥地利艺术史家李格尔也开始批判艺术中的精英主义，通过研究装饰图案演变，提出装饰纹样不是模仿实际植物，而是为了装饰的目的本身，装饰与模仿自然根本无关：“总的来说，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主义植物图案，从没有直接地模仿自然。”他还得出这样的结论：“装饰分为三维和两维两种类型，一般认为三维起于模仿，因而早于平面的二维装饰。但当平面装饰出现后，便可以脱离三维的模仿而进行真正的艺术创造了。脱离摹本而画出种种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线条来。只有经过这一步，无穷的写实才有可能。从三维走向二维，就从自然的掣肘中摆脱出来，让形式的修饰和组合有了更多自由。”輥輶訛至此，李格尔不仅解构了统治一切的模仿说，而且艺术的高低贵贱之分也被他解构了———工艺美术与绘画、雕塑、建筑这些艺术具有同等的地位。
（二）从整合到分立
如果说在早期现代主义文化中，艺术哲学和美学理论家们力图寻找一条适用于所有艺术的共同特性的话，在19世纪中期之后，这些理论尝试受到了质疑。有学者认为这种美学尝试实际上是在掩盖一种事实，即美的艺术的根本体系只不过是一种假设，它的大多数理论都是从特定的艺术，尤其是诗歌中抽绎出来的，或多或少不适用于其他艺术。在1958年发表的《传统美学是否基于一个错误？》一文中，肯尼克认为，传统美学和艺术哲学的第一个错误，就在于人们试图为所有不同的艺术寻求一种共同的特性。美的艺术的传统体系开始显现出土崩瓦解的迹象。这一转变与这一阶段文化转向自律特性是密不可分的。查尔斯泰勒曾这样说道：“卢梭是大量当代文化和自我探索的哲学起点，也是使自主的自由成为德性的关键这一信条的起点。他是现代文化转向更深刻的内在深度性和激进自律的出发点。”
輥輷訛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期，启蒙现代性及其工具理性越来越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社会的分化进一步加剧。“现代社会的特征不再是统一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个由诸多自主的‘领域’和彼此竞争的价值所构成的网络。现代世界的这种‘去中心化’意味着每个领域及其活动都是依据它的内在价值来评判的（比如，艺术作品必须依据来自美学领域而非经济或政治领域的标准来评判）。”輦輮訛随着分化的出现，艺术慢慢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领域，艺术的合理性证明不再需要到宗教甚至伦理学中去寻找根据，审美价值成为判断艺术品的合法化根据，现代艺术逐渐获得了自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科技的进步发展催生了新的艺术形态如摄影和电影，也给艺术带来空前的挑战。现代主义艺术家面临探索各门艺术的存在方式和根据的问题，亦即极力探索一门艺术不同于其他艺术独特的`本体论特征。
格林伯格认为现代主义要恢复艺术的自主存在，它首先要证明审美经验来自艺术自身，而不是艺术之外，所以，现代主义艺术通过自我批判回到各门艺术本身：“每门艺术都为了自身的缘故而进行了这样的证明，这类证明表现表明的东西不仅在一般艺术中是独特的不可化约的，甚至在每一门特殊的艺术中也同样如此。每门艺术都不得不通过自己特有的东西来确定非它莫属的效果。显然，这样做就缩小了该艺术的涵盖范围，但它同时也更安全地占据了这一领域。”輦輯訛格林伯格将这一过程称为艺术追求纯粹性的过程，也是向绘画本体复归的过程。关于艺术追求纯粹性，新维也纳学派理论家汉斯泽德迈尔也有着独特的分析。他认为，绘画、雕塑、建筑、园艺和装饰在古典艺术中是作为整体的一个部分而存在，在艺术追求自主进程中，各种不同的艺术开始相互分离走向独立，都力图把自己完整的纯粹性展现出来。所谓纯粹性，“也就是一种艺术形式独一无二的特征，它是把其他艺术要素排除之后所得到的结果”。他认为，现代主义艺术正是通过这种自觉的分离———排除性，使得艺术独特性突显出来：园林艺术，为了实现它自身的“纯粹”形式，它将所有与建筑和雕塑相关的元素都排除了……在建筑中也呈现出一种倾向，即将一切与人有关的元素、一切与雕塑和绘画有关的元素都排除出去，而这些元素在巴洛克风格中是彼此融合的。
最后，建筑将色彩以及不同风格的柱子（它们是构成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基本元素）也排除在外，如此一来，这种艺术骄傲地宣称了自身的独立……雕塑从其自身排除了一切与绘画有关的元素，然后退回到它自己的领地之内……如今的雕塑抵制着绘画和雕饰的元素，单纯由线条勾勒而成、形式朴素简洁、严谨……在三维、线条以及色彩的元素被排除之后，紧随着这一趋势的还有其它的倾向，它们弱化甚至消解了建筑的元素。輦輰訛简言之，进入现代主义阶段，现代艺术体系已告别各个门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转向关心每一门艺术自身的独特性，各门艺术自分自立，互相划清界限在各自的领域安全地运行着。随着艺术门类相互区分的发展，艺术种类的总体风格特征成为艺术家关注的对象。
二、艺术体系与艺术世界
如果说在现代主义的文化中，大部分艺术转向自律追求自主，先锋派艺术采取了一条和资本主义日常生活划清界限的发展道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的艺术出现了一系列的变化，绘画艺术走向衰落，代之以各类概念艺术、表演艺术、装置艺术等等新的艺术形式。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是，传统艺术观念遭受空前挑战，艺术与非艺术的界限逐渐消失了，艺术不再和生活保持距离，而是和生活融为一体，比如艺术家史密森的《螺旋形防波堤》、克里斯托的《奔腾的围栏》、沃霍尔的《布里奥盒子》（BrilloCar－ton）和劳申伯格的《床》（Bed）。更有甚者，诸如粪便、废弃物也都可以成为艺术品，还被著名的美术馆收藏，类似的现象真是蔚为壮观。英国文学批评家约翰凯里他建议人们，对于“什么是艺术品？”的问题，最好通过“什么不是艺术品？”的问题来回答。正如塔塔基维兹写道的：“古代的艺术概念清晰并得到了很好的界定，但是，它又与今天的要求不相适应。它已成为一种历史遗迹。现代的艺术概念原则上可以为人们接受，但是，其边界又似乎变得极为模糊不清。”
輦輱訛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人为的界限逐渐消失了，启蒙时期构建起来的美的艺术体系在后现代主义时期彻底走向终结。不过在笔者看来，终结的是艺术体系的构架形式，随着理论家对“何为艺术”的思考转向到“何以成为艺术”，艺术体系的精神被纳入到更广阔的背景———艺术世界体系中。对当前艺术现象最快作出反应的是阿瑟丹托。他在捕捉沃霍尔的《布里奥盒子》（BrilloCarton）和劳申伯格的《床》（Bed）等作品所反映的当代艺术发展后，在1964年发表的论文《艺术世界》（TheArtWorld）这样写道：“把某物看作是艺术需要某种眼睛无法看到的东西———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一种艺术史知识：这就是艺术世界。”輦輲訛这意味着，在丹托看来，把某种东西视为艺术仅仅需要两个要素即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和一种艺术史的知识即艺术界。最终使生活物品布里奥盒子和艺术品《布里奥盒子》区别开来的是某种理论，该理论把生活物品带入到艺术的世界之中，使它不会沦为原本所代表的真实物品。简而言之，艺术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依靠理论而存在，正是艺术理论的作用使艺术界乃至艺术成为可能，决定某物是艺术品和某物不是艺术品的权力不是掌握在艺术作品自身，也不是艺术家，而是观众。然而，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丹托所确定的观众是来自艺术界里一小部分懂得艺术的行家。受到丹托“艺术界”理论的启发，乔治迪基把整个艺术界看作是授予物品艺术地位的一种环境制度，艺术品在这种社会制度中有着自己的位置。他的中心论断是，一件物品是否被界定为艺术取决于艺术界的核心成员。他指出“艺术世界是若干系统的集合,它包括戏剧、绘画、雕塑、文学、音乐等等。每一个系统都形成一种制度环境，赋予物品艺术地位的活动就在其中进行……艺术世界的中坚力量是一批组织松散的却又互相联系的人,这批人包括艺术家（画家、作家、作曲家之类）、报纸记者、各种刊物上的批评家、艺术史学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等等。
就是这些人,使艺术世界的机器不停地运转，并得以继续生存。”輦輳訛根据迪基的看法，艺术门类既受制于自身艺术系统的规则，还受到艺术界其他因素如艺术家的艺术实践、美术馆主、艺术评论家、艺术史学家、艺术哲学家等不同角色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贝克对“艺术世界”概念作了社会学的界说：“艺术世界由所有这些人组成，他们的活动对于被艺术界或其他领域定义为艺术的特殊作品的生产是必要的。通过参照惯例性的理解体系———这一体系会在常规和频繁使用的人工制品中体现出来———艺术世界的成员协调活动，生产出作品。他们经常会反复地，甚至习惯地用类似的方式合作，生产类似的产品。如此看来，我们可以把艺术界看成参与者之间确定的合作关系网……从这个视角看，艺术品并非个别创造者，即拥有罕见而特殊天分的‘艺术家’的产品，而是所有这些人合作的产物———他们通过艺术界特殊的惯例来合作，以产生作品。”輦輴訛从丹托提出艺术世界的概念，迪基将其具体化，再到贝克从社会学上作出解释，我们大致可以看出，艺术世界作为一个描述艺术活动结构的总体概念，揭示了艺术品何以成为艺术品的条件。无论哪一种艺术理论的氛围或是艺术史知识、社会制度还是参与者的合作关系网，方式不一，却都是殊途同归———为艺术品命名，授予物品艺术地位。现代艺术体系的正式确立之初是基于对美的思考和追求，这为探讨艺术门类的相互关系奠定了基础，启蒙追求统一性的精神影响了理论家将艺术门类视为一个整体。在工艺美术运动之下，美的艺术体系一统天下的状况有所突破，现代艺术体系与工艺美术“平分秋色”。随着现代性的分化，打破了艺术原有的整合之状，各门艺术纷纷独立“各自为营”。在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信息社会和消费社会的大背景之下，随着波普艺术、大地艺术、欧普艺术等新形式艺术的出现，“何以成为艺术”成为理论家探索的重点，由此也将艺术的命名也从“体系”拓展为“世界”，这一命名转变在后现代主义消费社会的土壤中生发似乎是一种必然。
陆学艺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总结浅析论文
所谓研究方法,就是人们在研究过程中用于发现新事物、新现象并提出新观点、新看法、新理论,揭示事物内在规律的手段和工具,因此是运用智慧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些技巧和策略。凡是成名的学者必有一些独特的研究方法让人们思考和借鉴。
陆学艺在其一生提出的一些相当有影响的观点和论断,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采用的一些有效的特定研究方法,对这些方法进行适当的总结和分析,对后辈学人会有许多助益和借鉴。
本文将方法论纳入到研究方法的讨论中,也就是说,从广义上总结和分析陆学艺的研究方法。
一、“选题比找对象重要”
在去世前的201x13月15日,陆学艺受邀到广州市委党校讲课,在与该校老师交流研究心得时说道:“选题比找对象重要”.这是他对其研究方法的深刻总结。研究选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成果的水平,甚至决定了一个研究者的发展前途。他认为,一个研究者不仅要选好某个具体课题的主题,更要选对一生的研究主题。那么,什么样的选题才是好的、才是重要的呢?他认为,选题必须关注当前国家重大问题和挑战、以及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和需求的现象,而不是那些无关痛痒、尽做研究消遣或好玩的事情。他曾多次列举某重要刊物发表一篇探讨一个村民进城找不到厕所而落下不良反应的文章,认为这仅仅是个例,不具有普遍性,一本重量级社会学刊物竟然发表这样的文章,不仅浪费学术资源,而且会在学术界起到很坏的示范效用,不利于中国社会学发展,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怎样判定和选对选题,不是一个简单易行的事情,需要具备许多条件。在陆学艺看来,这些条件至少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意识;对国家形势走向和政策的把握:古今中外的比较视野;对基层的了解和把握;理论修养等等。社会责任感和意识非常重要。在陆学艺看来,当代的中国学者必须要有社会担当和责任,要有济世救民、强国富民的胸怀,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发表几篇文章、出版几部专着。这一学术态度基本上承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只有时时刻刻想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才会去选择利国利民、达济天下的课题。他不仅是这样想的,而且也以行动诠释了这一态度和精神。早在中学时代,他曾立志当个农业经济学家,以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当时他就看到,中国那么多农民长年辛劳,依然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在大学时代,他先是学理科,后来转向哲学,但他关注的仍然是农村和农业问题,尤其是所谓的三年 “自然灾荒”问题,他曾就此利用假期深入安徽调查,发现问题的症结不是天灾而是政策失误。在攻读中国哲学硕士以及后来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以来,他也没有放弃对农村、农业的研究,特别是利用在河南 “五七干校”劳动和在北京大兴搞 “四清”工作的机会,更是深入观察、调查和研究农业问题。左右他行动的就是他的一种社会担当,即想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不解决“三农”问题,中国难以富强,更难以复兴。有了这样的社会责任以及前期的农村生活和调研,在上世纪70年代末农村改革刚刚萌动时,他就敏感地认识到,该到了为农业发展做点事的时候了,于是,他多次深入到甘肃、河南、安徽等地农村进行调查,以有力的证据证明 “包产到户”的重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高层对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的疑虑和犹豫。由此也奠定了他在中国 “三农”问题研究上的地位[1](PP.5-8).
他总能在关键时刻发出有说服力、有影响的声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改革风生水起,农业大丰收,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在短短的三年内得到解决,国家将改革重点转向城镇。正是在农村形势大好、城镇改革艰难启动和推进之时,陆学艺却基于自己对农村的调查和宏观形势的分析,在许多支持改革者看来很不协调地指出,中国农业将陷入徘徊期。他的判断相关文章经历多方努力才得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部刊物上发表,其观点很快得到最高决策者的关注,有力地扭转和矫正了一些农业和农村政策的偏差。他不仅在 “三农”问题上一直将自己的研究选题紧跟国家的发展形势,而且在其他领域,也是将自己的研究置于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比如对住房体制、社会分层和流动、社会结构、社会建设等研究。虽然他对住房体制改革的研究诱发于一次与高层的偶然对话,但是他认为,住房问题事关国家安稳, “农民有一亩三分地,城市居民有一间房子,社会就会稳定,有恒产就会有恒心”.他说,在住房改革之前,一个单位令领导最头疼的事有两件,一件是人事安排,另一件 则是分房,当然前者也与 后者直接有 关[2](PP.298-309)。在人生最后的10年,他致力于社会建设研究,其理由是中国再也不能以经济这条腿长、社会这条腿短的不均衡方式保持长期的稳定和发展,社会建设能解决这个不均衡问题。总而言之,他的学术抱负就是 “富民强国”,在他看来,学术的价值在于是否利国利民,而不在于你做的是哪门子学问。
由此可见,他认为,社会科学研究选题与国家形势和政策密切关联,并多次指出,在中国做社会学研究,不了解国情特别是宏观形势走向是不行的.。但是,他却看到,许多所谓的社会学研究者只陶醉于自己所认定的那个有趣的范围,而不关心国家宏观形势走向和政策变化,结果只能把自己的研究视野狭窄化,脱离现实,从而影响到选题。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社会科学,学科宗旨就是要解释和揭示社会秩序是如何产生、形成、变迁和维持的。
直面社会现实,在中国,国家对社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不了解和不关注国家形势和政策,不将它们纳入到研究视野,显然会降低选题的影响力和价值。陆学艺有句名言是,做学问,要 “吃透两头”,
两头中的一头就是国家的政策,另一头就是基层。他还经常说,要 “顶天立地”,也是这个意思。确实,这给中国社会学研究提出了一个严肃而重大的学术命题,就是如何研究国家政策及其社会影响。
决定好选题的因素是多样的,中外古今比较视角、跨学科知识、平时的理论训练和研究锻炼等,在陆学艺先生看来,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如果说社会责任是引领性的,那么其他因素都是基础性的。
只具备基础性的因素,还不足以确定其选题是重要的、有价值的,必须辅之以社会责任和担当。陆学艺认为,在当今功利主义畅行、物欲横流的时代,学人更需要社会责任和担当,才能确立重要的有价值的选题,才能做出对国家、社会和人类有意义的研究。
二、“真学问在下面”
陆学艺非常重视对社会实践、基层社会的调查研究。他长期深入基层调查,养成了到一地就调查的习惯,他经常说,只有深入调查,才能真正了解当前社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难点、疑点和热点,然后才能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问题。他说: “社会学工作者要勇于敢于研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难点、疑点和热点问题,要深入到实践中去,用社会学特有的视角和方法,去调查研究,去总结经验,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并认真研究这些问题,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和对策。这样的研究才有成效,这样的成果才有重大 现 实 意 义, 也 才 有 较 高 的 学 术 价 值。”[2](P274)因此,每到一处,他都会提出调查要求。
经常有人邀请他去做学术报告,他有一个雷打不动的先决条件,那就是让他先调查几天,然后再做报告。对于这样的条件,他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人家请他做学术报告,是想听到一些对他们实际工作有价值的观点、建议,而如果不了解当地的情况,怎么能说出对他们有启发的东西呢?他的演讲都会结合先前的调查展开,所以他的每次演讲都会赢得听众的高度评价。他真心地认为, “真学问在下面”,所谓的 “下面”,就是社会现实或实践,更通俗地说,就是蕴藏在百姓中。因此,他每次都很注意同百姓聊天或访谈。尤其是到农村,见到农民,他就来劲,精神抖擞,掏出笔记,与农民边谈边记,记得还非常详细。他说他的几乎所有观点都是在基层调查研究中获得和形成的,所以他的 “真学问在下面”就是他长期的学术实践的总结和提炼。
陆学艺在进入社会学界之前就非常注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以至于农业经济界的一些同仁都感叹陆学艺在研究方法和关注点上的特长。国务院农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怀念陆学艺的讲话中就重点指出,陆学艺研究农业,与其他经济学家不同,他不只是见物,而且更注重人,尤其重视农民的想法、需求和困难。陈锡文认为,经济学研究见物不见人,而陆学艺既见物又见人,而且更重视人。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他深入农村,与农民交谈时记下的不少文字资料都是他分析农业问题时非常重要的依据。虽然那时他还不是社会学家,对社会学是什么还不是很了解,但他无疑是采用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而会呈现出与其他农业经济学专家不同的研究风格和视野。不同理念决定了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反过来不同的研究方法也会影响研究视野以及如何向 “下面”学到 “真学问”.据跟随他二十多年做研究的经历,笔者对他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和分类,他基本上是采用深度访谈、部门座谈、实地观察、熟人情报网络、长期跟踪调查等研究方法向 “下面”学 “真学问”.
陆学艺在深度访谈上有一个独特的窍门,那就是他不是随便找个对象就进行深度访谈,而是找“明白人”(在社会学上叫 “关键人物”)访谈。他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是 “明白人”.比如,在一个村里,不是所有人都是 “明白人”,但总有几个会是这样的人。对 “明白人”的深度访谈获得的信息会远远多于对其他非 “明白人”访谈获得的。一个村总有几个 “明白人”,只要找到他们并与他们进行深度访谈,就会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对该村的深入了解。如果碰上糊涂人,一问三不知,那就会无功而返,不断浪费时间,根本了解不到该村情况。陆学艺有一套很有效的访谈技巧,会使调查对象不但不会拒绝,而且会在很短时间内建立信任,因为信任对调查来说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由于长期与农民打交道,因此,他一见面,就能说一些农民关心的事,说的话都是农民能听得懂的,在行为上没有架势,很容易被农民视为懂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教授,农民也就愿意跟他交谈。随着交谈的深入,他慢慢地会从被当作懂农业和农村的教授转变成被当作为农民说话的 “自己人”.这一环一环的转变,无疑会提升深度访谈的水平和质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质量的深度访谈需要各种各样的技巧、能力和态度:要有一种平易近人的态度和表现;能够说让调查对象理解的话语;在访谈中拉近关系,实现角色转变;让访谈对象也能获益等。要做到这些,并不是容易的事,特别是对初入调查之门的新手来说更难。部门座谈是陆学艺经常采用的调查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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