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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古代商贾文学中的官商文化
摘要：中国是一个拥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国，在古代社会中更是一个“有权就能拥有一切”的社会。古代中官掌握政权，对整个社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影响着官商之间，官商之间关系错综复杂。复杂的官商关联现象展现了古代社会中商业所处的地位，官商关系对古代社会的影响力。本文通过阐述古代商贾文学中官商关系的类型，来认知在古代商贾文学中官商之间联系，从而探究古代商贾文学中官商现象繁荣的原因。
关键词：商贾文学 官商关系 商贾文化
随着古代社会发展逐渐的进步，社会出现了私有制，出现商品之间的买卖，进而出现了商人。商人存在于每个社会体系当中，也是这个社会中最活跃的团体之一，他们的社会关系十分的复杂，只要和他们有经济关系的都会有所联系。基于此，官商之间就成为了这个社会中的一大社会团体，他们的关系相处的情况关系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一、古代商贾文学中官商关系的类型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官员掌握权力，商人赚取金钱，官商之间的联系也可说是权与钱之间的联系。因此，在古代商贾文学中官与商之间相互联系，错综复杂，如果官员使用权力维护法纪，商人使用金钱救人于危难，官商之间互相帮助，将促进社会整体的发展。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官商之间都能和谐相处。因此，将古代商贾文学中官商关系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1官商依附
官商依附主要指的是官商合作这一方面，官商合作指官府中人收取商人给的好处，谋私、中饱私囊、鱼肉百姓，同时商人依靠官府的权势欺诈百姓，借机敛财。可以说，官商之间的合作，官员通过不正当的手段，给部分商人提供方便，从中收赂;这样的行为虽然给一部分商人巨大的利益，但是严重地伤害更多的商人和老百姓的利益。古代官商合作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明代中后期出现的土地兼并严重，就是由于官商合作造成的现象。当时很多文官阶层的出身都是江南地区的商人与富裕地主阶层，官员在进行商业活动时收的税非常的便宜或者是不收取任何税收，地主凭借官员的身份逃避上交田税，国家税收大部分都来自底层的老百姓身上，就造成了当时很多老百姓迅速流离失所，成为留民。
1.2由官入商
由官入商这种官商关系指的是官员进入到商业，身兼官商两个行业。古时候，因为国家刚刚安定下来，整体经济水平落后，有个人在官府任公职，闲暇就在思考一事，公事忙后无事，若不做些生意，就等于坐吃山空，得再找个营生来坐坐。后来，经营了一家酒楼，平时交给妻儿照料，下班后一起经营。
1.3由商入官
这样的官商关系指的是商人在经商中发展的不错，想进入到官府当中任职。其中的情况非常的复杂，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买官。在清朝后期时，朝廷非常的，买卖官职现象非常的猖獗，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
1.4商人抗击官员
这样的官商关系指的是有些官员，联合当地的一些商人，破坏市场秩序，这时有些商人坚守自己的原则，凭借自己的力量和官府相抗衡，显示出了商人在社会的独立性。
1.5官员依法约束商人
这层官商之间的关系指的'是官员依靠法纪来对待商人，既能有效地维护商人的合法权益又能有效的维护老百姓的利益，维护社会的公正道义。
二、对古代商贾文学中官商关系的认知
结合上述的官商关系，可以得出几个结论：
(1)官商关系表明了商业这个行业社会生产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地位。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离不开商业的支持，一个人不可能制造出自己生活所需的所有物品，必须依靠相互之间交换和贸易往来。也可以表明，商人所从事的社会活动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2)官商之间的关系反应出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官商依附表现出商人在古时候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下，商人要依附官府的力量来为自己创造更好的商业活动环境，也可以这样表达，由于商人社会地位比较低，如果经商的人，没有官府的关照，就会在经商的路上遇到很多的困难。因此，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官商合作使商人看上去很风光，生意也非常顺利，但是商人的社会地位没有得到真正的改变，依然处于低下的位置。他们甚至有时需要牺牲自己的尊严，忍受官员对他们的剥削。在取得利润的时候，要心甘情愿的和掌握权力的官员平分。这些都充分的充分的说明了商人的社会地位在社会处于比较低下的状态。官员依法约束商人说明了商人在这个社会当中，地位已经有所提高，处在一个相对正常的阶层，可以通过法律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同时，也约束了商人要遵纪守法。商人地位的提升在整个商贾文学中虽然是少数，但是其意义却非常重大，也见证了历史的发展。
三、探究古代商贾文学中官商现象的繁荣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构成社会生活的基础领域中的一部分，商业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主体，官府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他们都是这个社会当中的一部分。也可以理解为，商人代表着商业，官员代表着官府，成为反应社会形态很重要的主体。文学艺术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反应了社会生活和实践的具体展现。尤其是商贾文学而言，更加地描述了官商关系，经济基础作用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经济基础。两者之间相互制约。这种相互之间的关系很好的阐述了官商关系。当商人在经商时，攒够了一定的财富，就会希望在政治上被认可和有所欲望。在欲望的驱使下，便出现了一幕幕官商合作的画面。由于古时候，商人在社会地位处于最底下的阶层，受到统治阶层的常年压迫，这就使商人在经济强大后，希望获得一种社会的认可，进而采取了很多不正确的道路来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这个过程呈现的各种画面是文学创作所需的素材，因此，官商关系在文学当中很好地展现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在文学创作中，看似简单的官商关系实际具备了很重要的文学意义，官商之间的变化关系体现了当时的文化生活，是文学创作当中很好的素材，官商关系更加提升了商贾文学创作的价值。
四、总结
综上所述，官商关系不仅仅是两个阶层之间的联系，同时也体现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进程，对现代人考察古时候的历史有着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陈金刚.古代商贾文学中的官商文化研究[M].江苏社会科学，(6).
[2] 马兴波.论明代中晚期儒商形成的社会背景与儒商精神[M].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
古代文化常识之秦汉文学
一汉赋基础：1、《吕氏春秋》是吕不韦召集门客集体编纂的，它又简称为为《吕览》，由十二纪、八览、六论组成。《汉书·艺文志》称这为“杂家”。
3、西汉初期，著名的政论散文家是贾谊和晁错，贾谊的政论文名作是《过秦论》，鲁迅称它为“西汉鸿文”，晁错的代表作是《论贵粟书》、《贤良对策》等。
4、汉初楚声短歌主要有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
5、汉代最兴盛的文学体裁是赋，但真正标志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是《史记》中的人物传记、诗歌中的汉乐府民间歌辞和由中下层文人创作的五言诗《古诗十九首》。
6、最早写赋体作品并以赋名篇，现仍有作品流传下来的是战国时的荀子。
7、汉赋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阶段主要流行的是追随楚骚余绪的“骚体赋”；代表作家及其代表作主要有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枚乘的《七发》。第二阶段是汉赋的鼎盛时期，流行“散体大赋”，主要的代表作家及代表作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等。其中《大人赋》是讽刺汉武帝好神仙的。杨雄的代表作有《甘泉赋》、《长杨赋》等。其他如王褒、东方朔等也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第三阶段流行的是抒情言志的'“小赋”，著名的作家有张衡、蔡邕、赵壹、祢衡等。
8、枚乘的《七发》是标志着散体大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七发》的形式对后来的辞赋是有影响的，它的体制结构后来被看做是赋体文学中的一个专体，称作“七”或“七体”。
10、赵壹的《刺世疾邪赋》是短篇小赋中最著名的作品，其中“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名势，抚拍豪强”揭露了当时弥漫官场的种种丑行。
后殖民文学中的文化书写
【原文出处】外国文学研究
【原刊地名】武汉
【原刊期号】4
【原刊页号】114～120
【分 类 号】J4
【分 类 名】外国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01
【作 者】刘亚斌
【作者简介】刘亚斌，4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外国文学及其理论。
【内容提要】殖民地作家在进行自身的文化书写时主要采用了3种方式：对抗性文化书写、认同性文化书写与混合性文化书写，然而这3种书写方式并没有摆脱西方文化霸权的话语圈套。后殖民作家的文化书写实践，在其有意无意之中，还与西方霸权的全球逻辑构成1种共谋与同犯，巩固了西方的霸权主义。面对这种困境，应该去除霸权话语的书写模式，强调文化书写的人民性、实践性与体验性，重构自身的文化形象。
【关 键 词】后殖民文学/文化书写/话语霸权
【正 文】
近2来，世界文坛的格局出现了1些新的变化。比如殖民地国家文学承继宗主国留下的文学痕迹，感受其文化优势，却又对殖民地的本土文化难以释怀，产生阐释与建构自身文化的焦虑与困惑，出现前所未有的文化认同危机。这些后殖民作家的文学作品给世界文坛带来1股新鲜气息，特别是90年代以戈迪默(Nadine Gordimer)、沃尔科特(Oerek Walcott)、奈保尔(V・S・Naipaul)等人为代表的作家相继荣获诺贝尔奖而举世瞩目，因此，对其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文化书写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1、抵抗性文化书写
在西方文学所塑造的形象长廊中，最耐人寻味的莫过于东方形象的塑造。因为这种形象在绝大多数文本中，特别是与西方自身形象相比较时，总是遭到贬低与排斥。福楼拜在东方之行中邂逅1名叫库楚克・哈内姆的埃及舞女，库楚克的放荡与麻木给了他以“无尽的遐想”，东方人成为1群只知肆无忌惮地展示“它们的性的动物”(萨义德，《东方学》242)。康拉德在小说《‘白水仙号’上的黑家伙》写到，“白水仙号”遇到的海上灾难是因为船上有个“黑鬼”韦特，韦特死后“白水仙号”的船员们便脱离了苦海。鲁滨逊在荒岛上4次惊恐地看着“食人生番”的血淋淋场面……。总之，在各种文学文本中，西方人普遍地认为自己有理性，爱好和平、文明、宽宏大量、合乎逻辑、具有男人的勇敢，有能力保持真正的价值、优越与进步等，而东方人则专只、贪婪好色、落后野蛮、生活无规律、整日脏兮兮的、充满女性气息。在这些歪曲、大肆贬低的“他者”形象的笼罩下，殖民地作家深深感受到阐释自我形象的焦虑情怀，对西方的“他者化书写”满怀1腔愤怒。他们在建构自身良好、健康的形象前，首先将怒火也发泄在对西方形象的恶意贬抑上。如阿里・沙利亚蒂与贾拉尔・阿里・艾―阿赫迈德将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截然对立，称“西方是敌人，是1种疾病，是1种邪恶”(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39)。西方人狂妄自大、暴力凶杀、家庭观念淡薄、性开放以及各种各样希奇古怪的疾病、工业化所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等等都是殖民地作家深恶痛绝的东西，也是他们作品所极力书写的西方形象及他性特征。意味深长的是，与萨义德的《东方学》1样，艾―阿赫也在1978年出版了1本《西方主义》，像东方学家狂贬东方那样，在对西方文化的无理性发泄与民族欲望的无限膨胀中，指责世界的大部分罪恶来自于西方。
仅仅指责、贬低甚至恶意谩骂西方是不够的，后殖民作家又从另1方面揭示西方殖民者对殖民地国家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它使殖民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从而彰显西方殖民者的邪恶本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殖民地灾难性的生活状况。在西方侵略者被赶出殖民地之后，关于当地奴隶与下层人的叙述、受难心灵的自传、狱中苦难的回忆录、西方在殖民地罪恶活动以及殖民地生活常态的见证日记等相关与类似的文本开始在东方世界盛行，展开了与西方帝国的文化历史、霸权表述、他性书写以及所谓具有科学性的学术话语等方面的积极对抗。例如艾米・西赛尔的加勒比版《暴风雨》就是与莎士比亚的戏剧争夺对加勒比的再现，“《暴风雨》的每1个来自美洲的新讲述都是那个古老故事的当地版本，在正在展开的政治与文化历史压力下获得新的活力和反映”(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303)。这些当地人的叙述、回忆录、自传及见证日记，强调受压迫者的共同经历，使其自我属性得以表述与成形，成为民族团结、乃至于向更多处于同样境地的受殖者进行宣传的方式与途径。
在西方作家的文本中，对于东方世界的风景描写数不胜数。然而殖民地作家注意到，除了这些西方作家尽情展示东方世界的异域情调与神秘风味以引诱西方人海外冒险、寻宝探奇外，还采用了1种鸟瞰式的观察与描述方式，“凝视”这块神奇的土地，用1套西方旧有的风景词汇来命名它的神秘莫测，将它分门别类。南非黑人作家所罗门・普拉杰在小说《姆胡蒂》中将这种描写挪用过来加以变形，也采用扫视全景、鸟瞰战场的描写，嘲弄地模仿殖民者的“凝视”模式。殖民地作家认为自己有权再现属于自己的东西，甚至只有他们才能再现殖民地的日常生活，并以此抵抗那些殖民者单1化、标准化的形象描述。在1种浓烈的民族情结的支撑下，尽管这些作品“创造了对立的意义范畴，却仍在采用殖民者的权力语言，所以他们在努力接近真实自我的时候，却反倒有可能摆出1副殖民者的权威架势”，支持原本压制他们的文化书写体系与象征模式(博埃默118―119)。
在与西方争夺话语与文本再现时，有1个极为有趣的现象值得关注。1些后殖民作家针对那些表现西方殖民扩张意识的经典文本，进行颠倒性复制，以此达到对西方他性叙述的霸权解构。《鲁滨逊漂流记》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无法估量的，进入后殖民时代以来，它1直被认为是西方帝国与殖民意识的经典再现，对这样1部著作进行移置、戏仿与解构自然能增加后殖民文学文本的'批判份量，由于它的巨大影响，后殖民作家自视可以引起西方世界不再漠视东方存在，做起了取得话语权与文本再现权的“白日梦”。特立尼达作家萨缪尔・塞尔封在《孤独的伦敦人》与《升天的摩西》中戏拟了《圣经》中带领希伯来人逃离埃及统治的英雄摩西，将自己作品的主人公也称为摩西。摩西是个从身处边缘地位的加勒比海移民到帝国中心伦敦的黑人。作者颠覆了《鲁滨逊漂流记》的文本结构，策划了文明的反向运动，鲁滨逊去了荒岛，摩西却移民到宗主国；鲁滨逊与星期5的关系被置换成黑主子摩西与白仆人鲍勃的关系。作者通过摩西，试图向西方世界展示真正的加勒比海文化。鲍勃忠厚老实，从来不听人们议论黑人，他迫切地希望能够学习黑人的生活方式，这真可谓是又1个“星期5”。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摩西发现鲍勃是个文盲。鲁滨逊对荒岛黑人叽里咕噜的“鸟语”颇为反感与厌恶，便教星期5学说文明话。现在鲍勃成了野蛮人，摩西成了文明人，摩西随口教的1句话竟然是“当时殖民统治者用来教化殖民地人的教科书上的，而教科书上的这句诗又取材于特立尼达民谣”(任1鸣 瞿世镜65)。小说的结局却是摩西最终返回了自己的家乡，回归了自己的文化传统。摩西在两种文化之间界限分明，他完成了自己的光荣使命，接下来该是固守文化传统的时候了，尽管它不可避免地带上了西方的文化因子。
实际上，文化作为1种已经形成的、固定的、本质主义的东西只能在与异质文化的竞争中展示自我。如果说帝国主义时期是西方民族性在国内外不断发展、形成与扩张的时期，那么后殖民时期则是本土民族性反向复制西方民族性形成的历程。殖民地作家戏仿西方殖民文本的叙述结构、移置其意象、嘲弄其视角，解构、批判其霸权话语下，但是他们的思维装置与文本建构并没有打破、否定与超越黑格尔“主/奴”关系的权力模式，依然采用西方在地域区分、差异确定基础上的文化塑形模式，充其量不过是将“主/奴”的位置颠倒而已，另外，这些作家所采用的戏谑、复制、移置等解构策略与批判思想，直接来自宗主国的理论成果，没有摆脱与宗主国理论和文学实践的相互依存关系。
2、认同性文化书写
西方文学对东方世界的“他者化”、“东方化”的文化表述与话语塑形，致使殖民地作家展开了1场争夺对东方世界的话语表述与文本再现的“拉锯战”。无论是痛斥西方的邪恶，还是深入西方文本内部进行颠覆性的霸权解构，都没有亲自塑造东方形象更有说服力。确然，在西方霸权的全球逻辑下书写自身文化已经成为殖民地作家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实质上，重塑自我形象涉及到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换言之，也就是说究竟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思维模式与目的形象来重塑自我的文化身份呢？在普遍的受殖者看来，西方侵略者在殖民地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但是也不乏受殖者褪去自己的种族肤色与民族文化品格，而积极向西方世界靠拢，为此他们不惜歪曲自己、否定真我。《紫色》中的聂蒂踏上非洲大陆时，便看见有些非洲人将自己的肤色、发色以及穿着都打扮成欧洲白人的样子。西方殖民者也经常运用1些花招与骗术，利用东方人寻求向西方同化的心理，分化瓦解黑人团体，甚至使部落之间兵刃相接，而自己却坐收渔翁之利。这类故事在后殖民文学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东方世界的“崇洋”心理，西方殖民者是不可能轻易成功的。生殖器崇拜1直是许多民族的原始信仰与图腾，它象征着本部族生生不息的活力以及征服自然与其他部族的伟大力量。有关性的描写在后殖民文学中占有很多的篇幅，如大江健3郎在小说《饲育》中便展现出东方对西方人的阳具崇拜，日本小男孩全然被美国白人那耀武扬威的性器以及所体现出来的雄性荷尔蒙震慑住了。
在西方文化的历史长河中，确实也表现出对于东方艺术与民族特性的浓厚兴趣，1度还出现崇拜东方的心理行为。但西方始终是在文化利用的支撑下俯视东方文化的。让人可悲的是，东方人开始揣摩西方的心理需求，积极寻找西方文化的疾病，从西方文化的健康需要出发，重新配制与发明自身的文化传统。“儒家及其代表的中国究竟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西方文化出了哪些问题与毛病，西方文化需要什么样的疗救办法，我们儒家就‘生产’什么样的药丸”(张兴成9)。西方则充分利用竞赛、评奖、颁发奖杯等
英美文学创作中最突出的文化气质是浓厚的宗教传统。
西方世界深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在英美文学创作中表现为元处不在的宗教传统。
这种宗教传统集中体现在《圣经》对英美文学创作的影响上。
英译本《圣经》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它为历代英美作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题材。
在浩如烟海的英美文学作品中，来自《圣经》的题材、故事和典故占有很大的比例，《圣经》中无数流光溢彩的文字、蕴意深刻的词句、美妙绝伦的故事以及各式各样的人物，长期以来，一直是众多作家引经据典的宝库。
《圣经》对英美文学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出现了以宗教神话为核心题材的作品，还出现了诸多化用宗教传说、引述宗教信条的作品，旨在表达作家对世间人情世故的评价和判断。
例如，英国17世纪最杰出的诗人和作家弥尔顿最著名的“史诗三部曲”《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就分别取材于《圣经》中的《创世纪》、《路加福音》和《力师记》三个章节。
这三部史诗不仅在内容上取材于《圣经》，在思想内涵、道德哲理等方面也与《圣经》中所体现出来的宗教伦理秩序相符。
英国学者柏格思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汲取《圣经》的井泉如此之深，甚至可以说，没有《圣经》，便没有莎士比亚的作品”。
在《查理二世》中，面对近侍布莱、各特和格林无耻的叛乱，国王愤怒地呼号：“三个犹大，每一个都比犹大恶三倍!他们会讲和吗?为了这一件过失，愿可怕的地狱向他们有罪的灵魂宣战!”犹大又称加略人犹大，是《圣经》中的著名人物，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据《新约》记载，犹大皈依耶稣后，为其掌管钱财，后为30块银元将耶稣出卖，耶稣被钉死后，犹大因悔恨而自杀。
此后，犹大就成为西方文明中叛变者的代名词。
莎士比亚在《查理二世》中引用犹大的典故，体现了《圣经》对其创作的重要影响。
以宗教故事中的人物、典故为素材来创作的英美文学作品不胜枚举，这极大地增强了文学的隐喻性和历史延展性，给文本带来更强的文化意蕴和象征意义。
正如歌德所说：“世界可以按它的步伐飞速前进，人类科学可以向最高的阶段发展，但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圣经》的地位。
”宗教与文明的力量是持续存在的，通过品读英美文学作品，我们可以感受到英美文学浓郁的宗教色彩 。
宗教赋予了英美文学深刻的隐喻意义和象征意义，从而提升出一种超越国界和种族的普适性价值范式。
而这种价值范式也正是文学作品最宝贵的部分，是通过文学作品进行文化研究的最巧妙的切入点。
一、典型的“两希”情结
除却以《圣经》为代表的宗教传统，“两希”文化即希腊文化与希伯来文化亦是英美文学的重要创作源泉。
“两希”文化是西方文学的起源，而英美文学作为西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语言观念以及道德观念方面受到了“两希”文化极其深远的影响。
在很多英美文学作品中，希腊神话和希伯来传说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莎士比亚、济慈、拜伦等作家都十分擅长借神话言志，借传说抒情，以神话题材、神话人物和神话传说来表达思想。
济慈的十四行诗《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史诗有感》，描绘了诗人阅读《荷马史诗》时激动的心情：“我像在观察星象的运行，突然瞥见一颗新星的出现，或如克太兹尽力张大眼睛，望见了太平―― 而他的同行伙伴都面面相觑，现出惊惶神情，不敢吭声，在达连高峰之巅。”
济慈给予《荷马史诗》极高的评价，阅读《荷马史诗》的过程就好像是“游历了许多金色的国度，看过不少友好的城邦和王国”，济慈的许多传世之作中都描绘了希腊神话中的场景和人物，足见诗人对《荷马史诗》的喜爱与《荷马史诗》带给诗人的震撼。
相较希腊文化而言，希伯来文化则是百折不挠、坚毅无比的生命追求的象征。
与希腊光辉灿烂的文明不同，希伯来是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希伯来人没有在困难和忧患中倒下，而是克服万难，创造了丰富的希伯来文化，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希伯来民族这种坚韧的精神和丰富的文化，对英美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强烈的自由意志
与东方文学的含蓄典雅不同，英美文学特别是美国文学充满了激情，饱含着对自由的渴望、为人生而斗争的追求。
热烈奔放、勇于抗争的精神是英美文学核心的创作风格。
英美文学注重对人性美的歌颂与赞美，通过丰富的情节和丰满的人物形象来展现人性的美好与坚毅，讴歌自由与斗争，讴歌开拓精神。
以杰克・伦敦的短篇小说《热爱生命》为例。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被同伴抛弃的淘金者，他独自在荒原上寻找着出路。
当冬天逼近，他面临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没有一点食物，且腿受了重伤，在不停地流血。
他在布满沼泽、丘陵、小溪的荒原上，艰难地前行。
就在身体非常虚弱的时候，他遇到了一匹狼。
这匹狼跟在他的身后，舔着他的血迹。
就这样，两个濒临死亡的生灵拖着垂死的躯壳在荒原上互相望着对方。
为了能够活着回去，他在与狼的战斗中获得了胜利，他咬死了狼，喝了狼血。
最终，他获救了。
杰克・伦敦创作这样一个故事，让读者看到了生命耀眼的光芒，生动地诠释了生命的意义。
人性的光辉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价值取向。
在英美文化的影响下，英美作家极力讴歌人性的美好与生命的坚韧。
再如，被誉为“文坛硬汉”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的作品《老人与海》、《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等，都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美国精神中的大胆、坦率、坚韧与个人主义。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如此评价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只有精神的胜利才能使我们感动，为其悲壮而落泪。”海明威通过作品告诉读者，人可以失败，但是不可以被击败。
外在的肉体可以受到折磨和摧残，但内在的意志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英美文化是“海的文化”，是追求自由开拓、勇于冒险的文化，这种文化在英美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文化是文学的底色，文学是文化的载体。
英美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文化成果和文明印记，都是英美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和核心母题。
故而通过对英美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不难窥见英美文化的主要特点，这亦是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的新出路。
参考文献：
[1]卢蓉.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两希”情结―― 希腊文学与希伯来文学[J].芒种，(23).
【摘 要】英美文学是世界文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丰富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之林中独具一格。
英美文学作为英美文化的载体，是品读和研究英美文化的窗口。
英美文化气质是英美文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