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共生语境中的边缘文化（共含9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贝贝呀呀呀”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 摘要] 在一般语境中，边缘文化总是弱势的、次要的文化，人们热衷于追逐主流文化，从不
重视边缘文化的研究。“共生”思想和“边缘效应”理论是边缘文化产生的科学依据，“文化多样
性”的思想是边缘文化存在发展的理论根据。边缘文化具有众多的历史根据和现实表现形态，并有
其特殊的优势。在共生语境中，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之间不断发生双向运动，二者不是敌对关系，
而是共生的“伙伴关系”.[关键词] 共生；多样性；边缘文化；主流文化
在一般语境中，边缘文化总是非重点的、片面的文化，因而得不到人们的重视。在极权主义统
治者的眼中，边缘文化是一种对统治者有潜在威胁的力量，或者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或者以各种
手段收买同化之。虽然在1992年153 个国家签署了《生命多样性公约》，可“多样共生”的思想仍
然只是被一些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所接纳，而未能够实现包括人文学科在内的众多学科的广泛参与，
更没有普及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价值。应当看到，“多样共生”的思想能够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
使人们逐步对边缘文化持认可和包容的态度，边缘文化由此获得新生，对边缘文化的研究也能够纳
入学术界的研究视野。
一、边缘文化的理论根据（一）“共生”思想和“边缘效应”理论是边缘文化产生的科学依据
“共生”（symbiosis ）是1879年德国植物病理学家安东・豆・培里提出的，他在非常广泛的意义
上把“不同生物一起生活”称之为“共生”. “多样共生”既是生物之间的一种互利关系，也是人
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和谐统一的共存关系。文化多样性是建立在生物多样性基础
之上的。佛法提出了“缘起世间相依相存”和“众生平等”的观点，儒家提倡“和而不同”，墨家
倡导“兼爱”，这些都含有“多样共生”的思想，都把“和谐”作为“多样共生”的主要特征。当
代日本学者偏重于“向异质开放”的共生和竞争中的共生。笔者以为，“和”与“异”是共生必不
可缺的两个方面，然而“和”是共生的主导方面，只有通过共生中的互动，才能减少和消除冲突。
当然，事物之间还存在一种“非共生”的关系，是指二者非直接地生活在一起，但又与对方有一定
的关系，例如中立关系、捕猎关系等。
“边缘效应”（edge effect ）是“边缘文化”（marginai culture）产生的自然科学根据。
1942年德国地理植物学家比查（Beechar ）首先发现了边缘效应，他指出：不同地貌单元生物群落
的界面地带或交互作用处，结构比较复杂，不同物种共生于此，种群密度非常大，一些物种特别活
跃，生产力水平相对较高，这种现象就是“边缘效应”. 后来的科学发展表明，边缘效应是生态过
渡带的显著特征之一，边缘效应主要表现为，生态系统内部生物多样性的增加，系统的波动性导致
系统的变动。引起边缘效应的机理在于边缘效应的加成效应、协和效应和集肤效应。边缘效应对于
生物多样性具有的`特殊价值是，边缘地带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发展。边缘效应显著的生态过渡带，
恰好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些重大的发明创造的诞生地。这说明生态过渡带
的边缘效应是普遍客观存在的现象，它对不仅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特殊意义，而且对于促进人类
社会多样性良性健康发展有重要影响。
由上述“共生”思想和“边缘效应”理论，可以概括得出边缘文化的基本定义。“边缘文化”
首先是指在不同文化交往中，某种文化吸取其他文化成分后，派生出许多新的文化，在此意义上，
边缘文化是文化交流互动的产物，边缘文化也就是“杂交文化”或“共生文化”. 除此之外，“边
缘文化”还指与主流文化相对应的弱势的、不发达的、少数的文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边缘
文化包含的这两方面内涵，前者侧重动态发展方面，强调文化流动中的变异；后者侧重静态原生意
义，是从各种文化的力量不同、发达程度不一和数量大小等方面，相比较得出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
的差异和特性。
（二）“文化多样性”的思想是边缘文化存在发展的理论根据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
《我们创造力的多样性》报告，提出了世界文化多元发展的观点，强调对话交流是共生的前提。
年11月2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第31届大会，参加会议的188 个会员国一致通过了《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提出文化多样性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
少，在此意义上，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目前世界上文化交流中所存在的失衡现象，是对g6 P`$Oc A =&t:QjA+ j] 1/T /2rQu{l w gg化学论文 P2' - ~cSw)W9% d^h?L / h
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威胁，必须予以消除。文化多样性为发展的动力之一，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对话
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富有成果的。
在现代社会，人们的价值观日益走向多元化，各种文化代表着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因此文化
发展呈现出多样性状态，边缘文化的客观存在是必然的。具体说来，在经济上，人们所处地位、环
境不同，利益分配中的占有量不同，必然分属于不同阶层、不同集团，其思想文化也必然各有不同；
在政治上，现代民主社会中主流文化能够容忍和承认各种边缘文化的存在，而不像极权主义统治者
那样靠暴力封杀围剿边缘文化；在文化方面，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过程，使人们更加珍惜不同文
化的个性差异。更何况经济全球化“并不一定会带来一个源于西方模式的、全然同质的全球文化”
（亨廷顿语）。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文化本来就是多样的，文化多样性是全人类的权利，必须加以维护。论文共生语境中的边缘文化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文化多样性有两个层面：一是全球层面的文化多样性；二是一个国家内部层面的文化多样性。因为，
文化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财富，所以，捍卫文化多样性仅以民族或国家为单元是不够的，还要考虑到
各个集团、群体的文化特殊性以及他们的存在价值。因此，重视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就必须承认
边缘文化的存在价值。原因在于边缘文化的存在是文化多样性的突出表现，如果真正要保护文化多
样性，那么首先就要保护边缘文化的存在。一个只允许主流文化存在的世界或国家，在失去文化多
样性的同时，也丧失了文化的创新能力。这种单一的文化世界，不适合于人类的生存发展，就像生
态系统濒临物种减少的威胁一样。
二、边缘文化的历史根据和现实表现形态（一） 边缘文化的历史根据古希腊文明作为欧洲
文明的发祥地，并没有发源于欧洲中心地带，而是产生在南欧与西亚及北非相交接的边缘地带，是
融合了多种文明的“混血儿”，而决非是欧洲文明自身的产物。古希腊文明最初并不是欧洲主流文
化的代表，由于它含有民主和科学的萌芽而上升为欧洲主流文明，即使是后来被古罗马文明所替代，
但其永恒的文明价值被后人所景仰和继承。
在我国，从东北、西北到西南，自新石器时代存在一个“细石器文化的半月形地带”（严文明
语），笔者以为，这里始终处于中外文明碰撞的边缘地带，该地带的民族相对于中原汉族来讲是边
缘民族，他们在多种文化的交错地带形成了有别于中原文化的边缘文化特色。每当中原文化显露出
一些衰兆之时，边缘文化总是为中原文化“换血”，使中国文化重新焕发青春。
世界闻名的敦煌艺术，就产生在中国文化、印度文化、西亚文化等几个文化区交融结合的边缘
地带。敦煌艺术主要样式――石窟、壁画、塑像与中原艺术相比，很明显是一种边缘艺术形式。敦
煌造型艺术和敦煌文学的创作主体，都是民间艺人――边缘群体。因此，从敦煌艺术的诞生地、艺
术样式和创作者等几个方面看，敦煌艺术就是边缘文化的代表。
美国文化更是鲜明的边缘文化例证。美国文化融合了欧洲、美洲以及世界其他地方文化，它是
以多民族的“熔炉”而著称于世，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文化逐步上升为世界的主流文化。
（二）边缘文化的现实表现形态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化，促使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
更加频繁，从而产生了更多的边缘文化。必须承认，资本主义文化在当代作为主流文化处于话语霸
权的中心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文化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更不能无视在文化碰撞中产生的新的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看，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的文化属于边缘文化；有色人种文化对于白
人文化来说是边缘文化；女性文化相对于男性文化是边缘文化。在一个国度内，边疆少数民族文化
相对于内地文化中心是边缘文化，乡村文化对于城市文化就是边缘文化，还有一些隐没在民间的文
化和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的先锋文化都隶属于边缘文化，等等。总之，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划分，
是以近代西方物质文明为尺度的，甚至是以文化的势力强弱来衡量的。这种划分标准使得原有的主
流文化日益变得更加强大，非主流文化――边缘文化变得更为弱小。显然，这种划分标准是不平等
■文/Marie Ridgley 翻译/蔡冬娥
在经济艰难时期，人们开始重新考虑一个问题：自己究竟信任什么？这是一种情感反应，一些企业试着将资本投入到一些旧式食物和饮料品牌上，将它们放到市场上再次推广，因此获得了良好的业绩，但怀旧趋势还能走多远呢？
英国知名糖果商吉百利（Cadbury）之前发起了一场怀旧运动，以“怀旧能给人带来更美好的感觉”作为诉求，它重新将吉百利Wispa巧克力棒投放市场。早在4年前，吉百利Wispa巧克力棒初次被投放市场，后来因销售业绩不佳以及生产问题最终在市场上消失。而这一次，消费者对该产品的拥护热情却很高，12月，该产品的销售额惊人，创下了一个星期100万根的纪录。
其他产品品类也在追随怀旧潮流，包括冰激凌、咖啡、奶蛋饼和汉堡。
事实上，似乎没有一种商品品类能够对怀旧免疫，品牌总有复苏的时候。面对一些品牌正在大张旗鼓借着怀旧潮流做文章，那些已经快被挤到市场外面、触到出场边线的营销者开始变得警觉起来。
英国肉汁调味商Bisto刚刚举办了自己的100周年庆典。这家调味商在过去的12周里销售额增长了20%。还有别的一些品牌，像健力士啤酒（Guinnessbeer）和英国伦敦面包品牌Hovis，也因为实施怀旧策略促进了市场销售的增长。这些商家充满怀旧风格的广告勾起了消费者的怀旧情绪，将消费者的需求和产品的供给联系起来，从而拉动了市场购买力。
国际化趋势
这种怀旧趋势的兴起并不只是局限在英国。比如，在美国，一些行业的强势品牌企业，比如通用磨坊公司（General Mills）、百事可乐公司（PepsiCo）和康胜啤酒公司（Coors），这些企业都已经再次投放了以往的老样式产品，在包装上也着重按照激起人们怀旧情感的思路进行设计。
在前不久召开的一次国际品牌会议上，几乎每一个营销人都表示希望涉足怀旧领域，而且几乎每一个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现在才追逐怀旧趋势，会不会太迟了？”
就广义而言，对于品牌，若是从怀旧趋势入手通常会有一些新的发展机会。主要的一点是：怀旧之情从不会过时。如果我们把时钟拨回到5年前，我们就会发现，在自己身边有许多不同品类的品牌，它们都在“怀旧”，但同时它们的“怀旧”方式也不一样。
怀旧是一种潜在的趋势，每三到五年怀旧潮流便会表现出自己的主导地位，
一旦某个文化语境（Cultural Context）逐渐处于主导地位，而这种文化语境又联系到某一个相关的品牌真理（Brand Truth），那么，此时运用怀旧策略便是该品牌最有效的战略思路。因此，产品似乎注定要符合时代的发展精神，这样才能让消费者重新参与到品牌故事中。
由于经济低迷，当前文化语境主要的内容是关于节俭，以及像社会评论家、《星期日泰晤士报》专栏作家因迪雅•奈特（India Knight）所称的一个“凑合修复将就一下（Make Do and Mend）”的社会。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在过去的6个月中，英国的消费价值观转变得非常快，而商家也将重点放在为消费者提供温暖、舒适、亲密感和安全感，以及倡导一种积极的亲英思想。
一方面，我们一直吃着由马莎百货（M&S）供应的果酱三文治，因为这种三文治让我们想起了美好的童年时光；而另一方面，怀旧本身在表现上会有更多预想不到的形式，比如说，缝纫在当前已经成为一种复兴的流行现象。时装设计师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利用了这种趋势带来的好处，通过销售面料和服装型板，让人们能够用优质布料制作自己的衣物。
消费者信任那些怀旧品牌带来的客户体验，因为这些品牌本身象征着一定的含义，具有权威性。如果一个品牌想通过怀旧策略让消费者参与到品牌互动中，那么要非常注重这些特性的培育和发展。就像是提到针线活和果酱三文治，能激起我们对与祖母相处时光的回忆，从而打动我们的心。
一些战争时期的海报在当前十分流行。招贴画上的一些字体能唤起人们对过往时代的回忆，因此被广泛使用到人们参与的各种食物中，从政治（巴拉克• 的“希望”招贴海报）到购物（自由论者对于宣传英国本土流行时尚开展的运动）。但是品牌在当前的怀旧风气能持续多久？这种怀旧行为能走多远？
若是仅以当前这样的形式走下去，或许走不远。为了能和消费者更快地达成更多的交易，一个品牌必须切合现代化的需求以开拓怀旧潮流所带来的机会。
即使对于成功运作怀旧策略的品牌也需要悉心经营。一些旧的样式（尤其是食物和饮料产品）再度被引进市场时，没有像如今的消费者预期的那样对产品做任何改进―而当今的消费者倾向选择的商品必须更符合当今的生活方式：当今的产品不应当损害营养价值、口味和质量。你可以让一个品牌复兴，但是却不能让它一成不变保持原样。而且，如果你想结合怀旧潮流，并且利用完美的设计风格和传播手段复兴产品，但若是产品质量低劣，那么该产品在市场上同样无法存活。一个贬值的品牌必须致力于重建品牌资产，这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认同
全球化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一个趋势,它不仅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还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处于全球复杂多元的文化环境,须具有理性的'文化认同,才能获得文化适应的最佳状态,以谋得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和进步,最终赢得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强势地位.
作 者：傅璇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外语部,云南,昆明,650091 刊 名：学术探索 PKU英文刊名：ACADEMIC EXPLORATION 年，卷(期)： “”(6) 分类号：G04 关键词：全球化 文化认同 文化发展翻译与文化的关系随着世界各国在经济贸易、政治、科学技术等方面合作趋势的加强，我们可以看到人类文化正处在一个融合与碰撞的阶段，而不同国家民族的语言不同，就需要我们利用翻译工作实现传递异国文化的目的。在很早之前，不同的国家民族之间的语言已经存在着相互融合与交流现象。比如罗马人“抢夺”希利尼人的文化，在19世纪德国的文化是吸收了莎士比亚的着作，到了20世纪，我们发现世界文学体系中出现了众多“国际”作家，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被人翻译成许多国家的语言。不同国家文学作品的文化载体是不同的，这些文学作品承载了自己文化语境的特征，而科技文献一般会反映出不同国家文化的基本特征。著名语言学者马克认为，通用的语言、个体的语言在不同文化语言与翻译问题中会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文化交流障碍现象，而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深入两种语言的文化语境中。反之，如果翻译工作者对于源语言或者文化能够采取全部信息传递，那么目标语言国家的读者就不能了解到源语言中具有的文化特征为什么与自己国家文化不同，这样翻译工作就失去了文化交流的功能，所以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对文化语境进行全面的考虑。
一、中西文化语境下文学翻译差异
西方人往往将判断的句子或者结果放在语句的最前面，将一些客观事物的描写放在后面，也就是重心前置；但是我们汉语的表达形式正好相反，习惯先讲清楚事实，然后得出结论，也就是重心后置原则。社会历史差异性与翻译由于不同的民族地区具有不同的文化历史的发展进程，进而会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元素沉淀。不同民族群众在历史长河中会留下呈现出自身民族特征的人物与事件，具有体现出其自身民族历史文化特点的神话故事。例如比利时的滑铁卢在186月18日发生了全球近代史上有名的会战，法国国王拿破仑率领的法国军队被英国、普鲁士等国军队联合击溃，这个世界上著名的统领用退位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在英文中有句话是“遭遇滑铁卢”，意思就是事情突然失败了，而这个历史典故与我国东汉时期将领关羽大意失荆州的千古悲剧的过程几乎是相同的，因此“遭遇滑铁卢”与“败走麦城”在文学翻译中是可以相互转化使用的。虽然这两句话来自于不同的民族与历史事件，但是句子所表现出的含义是相通的，都是表示了人们陷入绝境，形容即使每件事情都能够成功的人也会有失败的时候。因此我们在实际翻译过程中，要深入去了解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征，这样才能够更好地表达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色。自然环境差异与翻译由于不同地区会受到不同自然条件的限制与影响，因此处于不同地区的民族会使用不同的语言表达模式。
由于中国处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因此东风在汉语言交流中表示温暖的含义。但是英国由于处于欧洲的西北海岸，所以东风从北方刮过来是十分寒冷的，英国人们对其是有厌恶之感的，反而会喜欢西风，所以我们在翻译过程中需要注意这些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在汉语言的许多成语中，例如“四面楚歌”与“南柯一梦”等都是与中国地理环境相联系的，这些都不能按照字面意思进行翻译。因为如果运用中国地名来直接表达其意思，那么西方读者们就会很难明白里面的含义，所以我们要用英文翻译成“四周都被包围”或者是“美梦或者虚幻的快乐”。
二、中西文化语境下翻译工作策略研究
文学翻译工作除了具有表达原着故事情节的作用外，还要去表达作品的文字意境，这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萌发出来的，因此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自身民族文化的特征与差异。我们在全球文化融合的背景下，要去理解与尊重其他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要主动去深入理解其他民族文化元素，进而扩展自己的眼界。然而在实际的文学翻译工作中，如何对文本中的文化因素进行处理呢？如果我们一味地将源语言文化强行扣在目标接受语上是十分危险的，但是也不能将源语言文化去除，针对当前文学翻译工作，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种翻译策略。
（一）尽量传递原着的异域文化特征文学翻译工作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对于源语言与目标语言中较大的差异我们可以在翻译工作中做出一些变化：原着中能够体现出作者创作特征与彰显国家特有文化因素的地方，我们要尽可能地保留与传达；对于原着中一些让目标语国家的读者难以理解或者可能会产生歧义的故事，我们可以在末尾做一些注释。我国一些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喜欢融入一些具有浓郁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歇后语或成语，甚至会选择一些带有古代历史文化积淀的表达方式，这些做法都不可取。虽然我们在译文中恰当使用一些带有中国文化色彩的短语会让作品熠熠生辉，但是却不能过多使用，否则很可能与原着语言文化特征不符，甚至可能误导读者，造成“文化失真”现象。
（二）尽量要表达出原作品的异语语言形式我们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对于作品中源语言的习惯、不同民族文化与地区特征等特殊元素，要运用直接的体验与审美效果来进行深入研究体会，并且在翻译过程中尽量地保存与再现，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运用注释、补充、代替等翻译方法，而不能用本土文化体系中的因素来替代。对于原着中的文字形象与修辞方式，翻译工作者可以不受目标语言与文字习惯的约束，将其保存并移至在翻译后的语言中。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目的语的读者们感受到源语言自身的文化特征，获得不一样的阅读感受，并且可以增强文字效果，给目的语带来别样的表达效果。
关键词：对等理论；文化转向；后殖民理论
摘要：在后殖民语境下，作为翻译研究的根本理论对等理论出现了文化转向。多层次对等理论在全面关照语言本体层面对等的基础上，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翻译学的研究视野，倡导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文化功能的等值，反映了后殖民理论消解霸权，弘扬弱势文化，承认文化差异，主张平等对话的思想，对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均有着深远的意义，是翻译研究的深化。中国译学从中可以得到极好的启示，即加强汉外翻译实践，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进一步提升译者身份和译学地位。
一、多层次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发展脉络
对等(equivalence)是翻译理论研究中一个关键概念，是翻译学发展过程中争论最多的话题，也是随着翻译学的发展，不断深化、日臻完善的课题。
国内外翻译理论界对对等理论的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从中国传统译论代表“信达雅”到现代译论“神似”、“化境”说，直至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和谐说”等等，对翻译中语言、风格直至整体美学效果的不同层面的对等进行了阐述。但是，传统翻译研究基本上由“忠实”、“准确”等概念所主导，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局限于静态语言转换机制。
国外对等译论以奈达(Nida)形式对等和功能对等(formalcorrespondenceandfunctionale－quivalence)影响最大，后有波波维奇(Popovic)、巴斯奈特(Bassnett)以及莫奈・贝克(MonaBak－er)的分层次对等理论，跨越了形式与内容二元对立的局限，使对等理论研究出现“文化转向”(cul－turalturn)，在阐释学、接受美学、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女性主义理论文化政治批判的策略引导下，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对等理论研究必然将从语言内部层面走向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语境，从而给予翻译以深刻而具现实意义的启示。
奈达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dynamiccorrespondence)突出内容为主，形式为次的思想，引发了很多批判和误解。后来，他将功能对等中的“信息”作了引申，指出信息不仅包括思想内容，而且也包括语言形式。他认为，形式也表达意义，在功能对等的翻译中，不但要求信息内容的对等，而且尽可能地要求形式对等。90年代中期，奈达放弃句子转换生成的观点，将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对等理论。对动态对等或者说功能对等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最贴近的自然对等”看来是不够的，没有一种译文可以称得上与原文是完美的对等，虽然可以认为它们达到了动态对等或功能对等。因此，他提出了不同层次的翻译对等概念――“最高层次的对等”和“最低层次的对等”。所谓最高层次的对等，是指译文达到高度的对等，使目的语听众或读者在理解和欣赏译文时所作出的反应，与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所作出的反应基本上一致。所谓最低层次的对等，是指译文能达到充分的对等，使目的语的听众或读者能理解和欣赏原文听众或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欣赏。他认为，在最高与最低之间，可有各种不同层次的对等。可见，经过多年的探索，奈达逐渐将对等的范围从语言内部向读者反应扩展。
波波维奇将等值从词法、句法、篇章及文体等语言层面分为：
(1)语言对等(1inguisticequivalence)：原语与目的语在词法和句法等语言层面构成共质，有时可以采用字对字的翻译；
(2)词形对等(纵聚合关系的对等)(paradig―maticequivalence)：原语与译语在纵聚合语言表达轴上各要素之间具有对等关系；
(3)文体对等(stylisticequivalence)：原语与译语各个要素在功能上的对等，旨在表达同一、恒定的意义；
(4)语篇对等(横向组合关系对等)(textual／syntagmaticequivalence)：原语与译语在篇章结构形式上的对等。
可见，波波维奇对翻译等值的探讨，停留在语言内部，但是他将对等按照语言结构层次进行划分，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巴斯奈特认为，翻译中的等值不是同一(sameness)，或者数学意义上的等值，而是多层次的对等。她援引诺伊贝特和皮尔斯语篇理论的观点，认为翻译等值属于符号学的范畴，由句法、语法和语用三方面的对等构成。而且这三方面的对等构成一定的层次关系：语义对等优先于句法对等，而语用对等以前两种对等为前提和补充。巴斯奈特强调，等值问题的研究应该把对等放在文化及时空的背景来看待。巴斯奈特在其与列夫维尔(Lefevere)两人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对“功能对等”又作出如下解释：等值即指目的语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承担其功能的方式与原文本在原语文化中曾经发挥或承担的功能方式一致。显然，这里的等值内涵已远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等值概念。在这个定义的理论框架下，译者为了获得功能上的对等，除了语言层次的润饰，还需文化上的整合，从而满足文化价值系统下等值的全新标准，也明确了多层次对等理论的“文化转向”(culturalturn)。
莫奈・贝克将对等层次进一步细化为5个层次：
(1)词层对等；
(2)词组对等，包括搭配、习语和成语的翻译：
(3)语法对等，对照原语与目的语语法范畴的多样性；
(4)语篇对等，涉及主题、信息结构和连贯性的对等；
(5)语用对等，照顾到内涵的传承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
翻译是一项交际活动，译文不是一个静止的文本，而是原文作者意愿的载体，译者的任务是如何在目的语文化中将这一意愿毫无保留地传递给另一个读者群。这里，对等理论不仅在语言内部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而且从语用的视角再次将社会文化因素纳入研究视野，追求文化层面的语用对等。
二、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后殖民语境
综合上述，文化转向的对等理论，均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是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下，尤其是在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影响下，翻译理论研究“文化转向”的必然结果。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在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大潮的冲击下，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后殖民批评消解霸权，弘扬弱势文化，承认文化的差异，主张不同文化的平等。后殖民研究视角给予翻译研究的启示在于，它将翻译看作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殖民地人民在获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之后，更增强了解除、摆脱宗主国的精神控制的要求，这当然是一个比体制变革更艰难的文化政治工程。不少后殖民学者认识到要重塑民族身份，抵抗霸权文化的侵略。从更加广泛的意义来说，虽然殖民主义早已结束，但殖民主义作为维持不平等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代名词仍然以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形式在经济、科技领域进行着垄断，在社会、文化上进行不遗余力的“渗透”，以西方的生活方式、文化价值取向弱化甚至瓦解殖民地、弱势文化的本土文化。 对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而言，直到今天，许多领域仍然承受着这种“不在场”的殖民影响。在中医领域，本土化问题和中国意识就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中医现状面临的根本性、全局性的关键问题是“西化”，即向西方医学的异化。哲学领域，中国哲学面临的尴尬局面是：我们加以诠释的概念，是从中国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而我们现在用以诠释的概念，是些移植的外文词。中国人文化认同的危机可能比通常所想的还要深重。现代中国哲学的身份令人置疑。而作为跨文化交际重要渠道的翻译实践领域，中西方存在着严重“逆差”。20世纪，中国翻译了西方大约106800余册著作，而西方翻译中国著作仅仅近千册。翻译实践主体的文学交流，同样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现象。中国对西方文学的引入，具有很强的系统性，西方文学名著，在20世纪的中国得到了广泛和系统的翻译，而西方似乎更重视中国古典文学，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则缺乏热情。这一现象似乎与上述中国学的发展相互矛盾，但可能引发我们更深的思考，如果中国学者不做出努力，西方中国学研究是否会停留在赛义德(Said)《东方主义》(Orientalism)里所论述的情景中?即他们的研究根本不是建立在对东方客观全面的了解基础之上，而是用被扭曲、被肢解的“海市蜃楼”或“想象性东方”，以此作为验证西方自身的“他者”，并将虚构的东方反过来强加于东方，将东方纳入西方为中心的权力结构，实现文化殖民和语言殖民。所以，如果我们不能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和国际学术前沿对话，只是被动地等待西方的汉学家来发现我们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优秀作品，显然就会存在一种滞后性，造成中国文化的失语状态。更为堪忧的是，我们正面临着西方不遗余力的渗透和西化的巨大威胁。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使者，中国译者必须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促进中国与西方的相互了解和共同繁荣。
三、对等理论文化转向对中国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意义
(一)理论建构意义
对等理论作为翻译研究的中心理论，从传统侧重语言形式对等的规范性研究逐渐转向涉及社会、历史、文化、政治、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描述性研究。多层次对等理论突破传统译论二元对立、一个对等标准，将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纳入对等理论的视野。在巴斯奈特和莫奈・贝克的对等理论中，语用对等将翻译置于整个社会文化的交际情景之下，消解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殖民统治的影响，推动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和谐互动。
吕俊对目前翻译文化转向做了较为全面透彻的反思，认为翻译的文化转向只是一次研究重点的转移，是目前多元视角中的一个视角，当然也是一次研究深化的过程。但是他担心，文化研究对翻译研究的剥夺，否定对语言问题的本体研究，导致翻译研究的终结，使翻译研究消解在历史研究、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之中，从而丧失其作为独立学科的本体地位。
多层次对等理论文化转向的研究不仅是理论的深入，进一步扩大了译学研究领域，将文化学、人类学、政治学、意识形态学的研究成果融为一体，使这门跨学科研究的新兴学科有了更为宽广的发展平台，而且，对等理论的文化转向将文化因素置于多层次对等体系之下，与语言内部因素相辅相成。在这里，翻译的语言本体研究在诸多外部因素的关照下，将更为全面、科学、有效，必然推动翻译学的发展趋于成熟。对等理论从影响翻译的内部因素向影响翻译的外部因素拓展，关照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价值的对等，将翻译研究引向探求影响翻译的诸多因素更高层次的对等，诸如作者与译者地位的对等，即主体间性的转向，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中价值的对等，并以此来反观翻译语言内部层面的对等策略，有着深远的实践指导意义。对目前译界的热点如翻译主体间性的转向、弱势文化民族身份的重塑等方面的研究，有着很强的解释力。
(二)翻译学科地位的提升
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的文化转向，对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价值对等的研究，必然提升译者以及翻译学科的地位。文化价值的对等，使译者与作者在跨文化交际中享有同等的话语权，译者地位从“隐形”、“女性”的阴影下解放出来，与作者一起共同推动不同文化的平等对话与和谐互动，使人类文明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巴斯奈特和勒菲维尔提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translationturn)便是有力的佐证。德里达(Derrida)甚至将哲学问题的研究最终归结到翻译研究上。他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翻译的概念问题，哲学的起源是翻译，或者是意义传译的可译性这一基本命题。试图通过对翻译问题的探讨，阐明哲学思想，尤其是关于语言本质和意义的观点。
在中国，翻译学学科地位刚刚确立，学科的发展、地位的提升任重而道远。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为中国译学界提供了很好的理论背景和发展契机。
四、结论
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研究文化政治批判倾向必然影响到翻译研究的根本课题：对等理论研究。多层次对等理论突破传统译论二元对立、一个对等标准，将社会文化政治意识形态因素纳入对等理论的视野。原文在原语文化与译文在译语文化中价值的对等研究，具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不仅有利于提升翻译的地位，推动翻译学研究从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发展；同时，从意识形态的高度促进人类不同文化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和谐发展。
当前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研究
【内容提要】当前文化语境中，由于文学内部、社会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变化状况，它的基本格局应该有新的体认，论者在文中对于当前中国的文化语境状况进行了初步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到当前全球化对于文化的影响态势，分析了我们文学研究面临的无根化和失语症的主要症候。最后，则是指出了我们为了摆脱困境而应该考虑的策略，坚持积极对话的立场也许是我们别无他途的选择。
【关键词】文化语境 中国文学 策略文化语境是影响文学创作与文学阅读的外部条件。[i]同时，它也是影响文学研究的最为直接的因素。这种相关性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并且也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可是在实践的层次上，这种相关性可能被人们所忽略。对于中国现阶段的文学研究而言，它在当前的文化语境是什么，该语境对文学研究提出了什么要求，在基本的研究论著里鲜有提及。本篇论文就是选取这个问题进行论析。一、当前文化语境的基本格局语境（context）是语句讲述的上下文关系，它可以使得同样的语句在不同状况下体现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意思。两个人在见面时说“你好”，不过就是一句礼仪性质的客套，可是在判决一桩案情时，法官对其中一方作这样的评语，就意味着案情的重大决定。而在小说《红楼梦》中，黛玉在婚恋无望时，烧掉了以前与宝玉交往所写的诗笺，心中仍然难以平复，只是说出一句“你好”就晕死过去，这里的“你好”究竟表达什么涵义，也许应该作为“红学”研究的课题：怨怼、讥讽、祝福还是诀别？语境体现了语句的上下文关系，而且还涉及到说话一方与对象的关系。同样的话，由不同的人说，或者说给不同的人，体现的意义是可以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包含了元叙事的内容，或者至少受到元叙事的影响[ii]，当我们论述、思考当前文化语境的的时候，就有必要时时关注这种元叙事的内容。结合到当前中国文学研究的实际状况，它的元叙事的文化背景包含了以下几组相关因素构成的关系。1、 雅文学与俗文学雅文学在文化中处于高等位置，是可以代表文化精粹的文学，俗文学则反之。俗文学在文学史中也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以前它是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主要依靠乡间邻里或者长辈讲述的口口相授进行传播。现代社会中，俗文学则借助于文学的市场化、产业化的经营关系，凭借着文化传媒的批量化的生产，可以大规模地增长数量，同时也在数量增长条件下，开始摆脱过去那种受到雅文学引导，而自身没有独立的美学追求的被动状态。对于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他所接受的教育与雅文学处在同样的文化系统中，他的文学方面的基本信念就是雅文学所宣讲的东西，也都依据着相近的评价标准和操作规则。相比之下，俗文学则掀起来一个变革风潮，它将雅文学所鄙夷的、认为不值一顾的东西当成了自己追逐的目标。美国学者麦克唐纳指出这一文化类型中包含了具有颠覆性的倾向，他说：优秀的艺术同平庸的艺术竞争，严肃的思想同商业化的俗套形式竞争，胜利只能属于一方，在文化流通中和货币流通中一样，似乎也存在着格雷欣法则，低劣的东西驱逐了优秀的东西，因为前者更容易被人理解和令人愉悦。……格林伯格写道：“庸俗低劣之作的特殊审美品质，就在于它是一种被欣赏者事先消化了的艺术，使他不必费神，向他提供某种最简便的艺术愉悦，这就绕过了在真正的艺术中需经过努力才可理解的.难点”，因为庸俗之作已在其内容上包含了欣赏者的反应。所以，《艾迪・盖斯特》或印第安情诗，就会比T・S・艾略特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更有诗意。[iii]麦克唐纳在这一论述中表达了一种对于大众文化的鄙视，但是他确实说到了作为大众文化的俗文学，在对受众阅读效果上的适应和投合。俗文学对传统文艺理论的各种设定是一种冲击。那些研究文学的专家，往往自然地站在雅文学一边，因为它具有更丰厚的文化积淀，也与专家的学问基础吻合。然而现实的境况可能使他犹疑，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俗文学有更广泛的受众，在艺术市场上有着更大号召力，在涉及俗文学时，自己的知识修养更有可能转化为市场效益，并且由于人们向来对于俗文学采取鄙视态度，在这一领域进行研究有较多的空白点。二是，雅文学有一个未经明说的假定，认为社会上只有少部分人真正懂得文学，雅文学就是以这些人作为自己知音；俗文学的态度则是认为社会上各种人都有接触文学的权利，它是以社会上所有人的“平均数”考虑问题，这个认定之中有一定的民主和平等的思想作为基础，这种思想本来应该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信念。2、 传统传媒与电子传媒传媒即传播媒介，传媒可以有多种方式。对于面对公众的文化传媒而言，主要包括六种类别：书籍、报纸、刊物、广播、电影和电视[iv]。前面三种是以印刷方式出版，属于传统媒介；后面三种是新兴的，以电子传播作为技术手段。表明看来，传媒只是信息的外在的传播途径，不是传播的内容，可是传播过程和方式本身也可以产生信息，传媒学中有句格言叫作“媒介即权力”、“媒介为信息”，就是说到了媒介本身具有信息作用，譬如一则信息发到“新闻联播”就和发在“新闻30分”有完全不同的信息意义。公众传媒的经典形式是书籍，因为书籍大多经过了仔细推敲而写就，比口头表达的逻辑更缜密，表达形式也考究一些。另外古代识字者人数较少，阅读和写作都显示出一种权威性。此外，书籍还有物理形式上“白纸黑字”的恒久性，成为记录事件的相对可靠的方式。凡此种种，使书籍具有文化的至尊地位。著书立说和建功立业成为价值相当的事情，被称为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的大事。由于书籍的出现，文学表达被书面语言统和起来，并且建立了一套相对稳固的机制，包括修辞、文体、阅读和批评等若干方面。通过书籍固化下来的这套机制也体现在报纸和杂志的传播中。在文学课程教学中，讲授的有关知识其实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归纳的。可是，文学的这种状况不是完全不能变异的，如果说书籍形式表达的文学可以具有丰富的思想的话，那么以图像表达作为主要表达形式的电影和电视也许在思想的深邃上不及文字表达那么直接和深刻，也缺乏书面文学那种在上千年历史中积累起来的文化厚度，可是它可以更充分的调动感官、唤起内心的欲望，在文学的消费、娱乐功能上它有自身的特点和某种优势，它更主要地是在娱乐性、互动性、大众的参与性上见长，而非思想的深刻性方面见长。这种新兴传媒出现后，它也对于文学作者和文学研究的学者产生某种影响，可以重新认识关于文学的一些基本理念。电子传媒对于传统传媒的冲击力，就相当于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竞争关系。18世纪的法国，腰缠万贯的新兴的平民资产者希望在社会扮演支配地位的角色，他们要取代温文尔雅但已经显得底气不足的贵族的领导权，这可以说是当时法国的一种文化景观，而今天近似的情景是在新旧传媒之间展开，它的影响范围也不局限于一国或一个地区，而是弥漫全球的普遍状况。3、 传统、西方、当代本土――中国当前的“三方会谈模式”这种“三方会谈模式”是王一川博士对于中国文学研究状况的一种描述[v]，他认为，中国的文学研究学者从当代自我的立场出发看待文学，但是这种视角也受到两个外力因素的影响：一是前代的传统的父亲另一个是来自外域的西方的他者。传统父亲显得威严庄重，不可冒犯；西方他者挟带着它在科技领域的巨大成就和声音，咄咄逼人。当代自我在这种强大的外力影响下，既要有所传承和接受，以便体现学理修养；又要有自己的声音，才不至于在古人和洋人的身后亦步亦趋，缺乏创造精神和活力。另外，传统父亲和西方他者又是两套不同的知识型构和价值体系，它们之间的反差也形成一种张力关系。因此，传统的、西方的和当代中国的话语就形成了一种“会谈”到格局，其中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被舍弃，同时也都难以形成“独语”的局面这种三方会谈的格局也就是三种文化立场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本来应该是平等的、相互尊重对方立场的积极沟通，但是实际情况比较复杂。传统作为过去的在者，它已经不可能再来聆听和理解今天发出的诘问，这使得传统成为只是一味讲述而没有回答的言说者，今人虽然可以对传统父亲的意思作出自己的解释，可是这种解释就有“第二手”的局限，它不可能取代传统作为“原典”的地位；反过来，传统父亲的讲述面对今人的解释时，也不可能提出自己的反驳，它面临着被人肢解和利用的危险却无能为力。这里有着一种极不对称的关系，它与对话的精神是龟醯摹S氪送时，来自西方的他者与中国当代自我的对话也是不对称的。这里可以从海德格尔假想的一段与日本人的对话看出问题的实质：
海德格尔：我们对话的危机隐藏在语言本身，并不在我们对话的内容，亦非我们对话的方式。日本人：但KUKI伯爵不是德、法、英语都说得不错吗？海德格尔：当然不错，什么问题他都可以用欧洲的语言讨论。但我们讨论的是“意气”（IKI，气，精神世界），而我在这方面对日文的精神却毫无所知。日本人：对话的语言把一切改变为欧洲的面貌。[VI]在与西方他者的对话中，西方他者只是以自己的思想方式来看待问题，它对别的对话者都视而不见当我们以当代自我的身份与它对话时，往往会慑于西方的话语权势，只能以他们可以理解、愿意理解的方式进行表达，作为当代自我的一方没有自己的基本立场，或者这种立场不能理直气壮地表达出来，这就失去了对话本来应该具有的意义。以此来看，三方会谈模式是对当前文化的基本局面的对峙关系的揭示，但是真正的会谈还有待来日。4、 四方矩形模式矩形模式有取于法国结构主义思想家格雷马斯的创拟。他以二元对立模式推衍出一套结构分析的框架，基本方法是拟定出来四个（两对）基本元素，然后说明其中隐含的逻辑关系，以此说明现象表达的意义。在此，我们以主流意识形态（官方）、民间意识倾向（普通民众）作为两方，他们是一种官民关系；在这样两方之间，又有知识分子阶层话语（非官非民）和商业利益获得阶层（亦官亦民）构成了另外两方。知识分子阶层没有掌握现实的社会权力，而且有时也以抨击时事作为自己的职业特点，这是他们非官方的一面，可是他们拥有知识权力，该权力可以为任何一种社会权力提供合法性的言说，这就与民间在权力面前的比较单纯的被动特性有着不同。商业利益集团除了本身官民皆有的特点之外，另外就是商业本身受到政府各个部门的重点管理，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分和政府税收的来源，而事业部门又可以形成在资本依托下的一种社会权势，可以对社会的若干方面发出自己利益的干预，这样就有着官的特点。对于当代中国而言，主流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其他三者也有自己的一些声音。对比新中国成立以后的50、60年代，那种主流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局面已经改观。在四方面都有各自要求的同时，他们也可以有和谐共处甚至联手的状况。如卡拉OK迎合市民趣味，又恰好可以提供商业机会。电视剧《雍正皇帝》一类，一部分知识分子比较喜欢，认为体现了爱国主义的正气，而主流意识形态就是从中强调尊重权力秩序的意识。电影《秋菊打官司》瞄准下层社会的生活，有着一些体恤民众的意味，赢得了普通百姓的好感；其中强调法制对于社会的重要性，使得知识分子认为作品不错；电影展示的矛盾最终在体制内得到合理解决，可以受到主流意识形态首肯；而电影的票房收入也使商家受益。可以说是皆大欢喜的状况。四方矩形模式中各方的要求可以有冲突、龃龉，也可以有合力、共识，由此形成了一种错综的关系。也许四方矩形模式不如“三方会谈”那么明显，但是这里更有一种唔谈的气氛。它不仅影响到文学表达，也要影响到文学研究的基本视点。二、中国文学研究在当前文化语境中的压力论文当前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研究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当前的文化语境已如上述。它是歧义丛生、众说叠出的。这种局面本来是容易产生思想、应该产生思想的，可是事实上它却是思想匮乏的，往往有太多的陈袭而缺乏独创。这种状况在中国人文学科的许多领域都存在，文学研究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局部。然而，我们这里有必要仔细清理文学研究中的具体因缘――其中关键在于它面对了太大压力。_ Z ?i|0G D:7]hGD;aH# }w0G |w % hL1ap66wen.com@JZZ 0 RH YA , -?rCeu?nWh%
这种压力的最集中的表现，就是面对传统时的无根化和面对世界时的失语症。
面对传统时的无根化有多种原因，其中语言的转换与学科的迁移都有重要作用。语言转换即指五四以后书面语言中白话文的全面兴起，它占据了文化传播的主流地位，新的理论与研究基本上都是采用白话文表达的。而这种白话文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它的术语无法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论的表述完全对接。正如叶维廉先生所说：“我们古典文学中没有相同于西方的浪漫主义运动。……当我们用浪漫主义的范畴来讨论李白或屈原时，我们不能只说因为屈原是一个悲剧人物，一个被放逐者，无法在俗世上完成他的欲望，所以在梦中、幻想中、独游中找寻安慰，他便是一个道道地地的浪漫主义者。这种做法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把表面的相似性（而且只是部分的相似性）看作另一个系统的全部。”[VII]这种语言转换中出现的问题在于，当我们今天来读解古代传统的文献时，我们已经不是站在文献自身的基点类看待它了，这样也许可以看到一些前人没有看到或者忽略的东西，但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传统文献成为了“外语”的文献，我们对它的理解往往有着隔膜。
至于学科迁移，这在文化人的知识结构方面可以明显见出，。在科举时代，读书人是以“四书五经”作为学问基础和人生圭臬，他们以传统的经史子集作为自己知识的根据，他们从小就以背诵的方式面对前代经典，长期熏染的结果，使得他们从说话到思维的方式都如同被复制了，那些科举场上得意的文人说起四书五经可以如数家珍那样熟悉和亲切。而在废止科举，实行新学以后，教学内容主要是以数、理、化、生物、地理等源自欧洲的课程进行讲授，原先作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内容只是在语文和历史等课程中有部分的介绍，而且介绍中也没有了以前那种虔诚膜拜的态度。在这种教育体制下，有可能对于传统文化加以研究、以此作为自己学业专攻目标的人，基本上就得看文科研究生层次的学人了，而在这个层次的人之中，他们在学业是还要花费很大心力应付外语的学习，因为只有外语过关才能保证他们有升学目标的通道。在这种境遇下，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熟悉程度和掌握的水平也就得打上一个问号了。
浅谈文化语境中阐释古代文学研究论文
在当前的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中，教师们所长期普遍使用的模式是文学史的梳理和文学作品的分析。文学史的梳理过程中往往是简单的文学作品的产生流程介绍，而很少涉及到文学作品所产生的文化语境、文化传统;在分析文学作品时，往往是传统的分析模式———时代背景、作家介绍、主题分析、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这种模式的讲解以简单僵化的套式将千姿百态的文学创作单一化、模式化，轻易地把作品的丰富内容遮蔽和抛弃了，而且学生不容易理解和接受，教学效果不理想。要想突破这种传统的讲解模式，就必须将古代文学作品还原到其所产生的文化语境之中，在大的文化语境下，阐释每一部文学作品的独特的深刻意义。
一、在时代语境中把握文学作品的主题
在各时代的文化语境中把握文学作品的主题，真正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往往将具体的文学作品分析的比较到位，把握了各个点，但很少在史的联络中把握作品。比如对王实甫《西厢记》的解读，以往关注的是反封建主题和“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性结尾，但很少有人追问，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到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再到王实甫的《西厢记》，西厢故事由悲剧转为喜剧的缘由何在?张生的“始乱终弃”变成崔张“私相结合”又是如何为人所接受的?这些问题的解答，都有赖于将文学作品还原至其所产生的文化背景中。“西厢故事”创作于不同的时代，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婚姻习俗、文化传统。元稹的《莺莺传》以唐代文人士子与歌姬的爱恋故事为题材，崔莺莺的自荐枕席、投怀送抱，最后被张生抛弃，时人却赞扬“始乱终弃”是善于补过。崔莺莺对张生用情至深，却落得红颜祸水、天生尤物的评价:“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贵，乘宠娇，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所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百万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子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笑。”(元稹《莺莺传》)而到了金元时期，少数民族独特的婚姻观念、婚姻习俗，使得崔张二人能够突破传统的门第观念、突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观念，从而成就美满姻缘。金元时期，婚恋中的女性的主体意识加强，女性的贞操观念有所淡化，因此，崔张二人的“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才广为人所接受、传唱。在《钦定重订大金国志》中记载“其婚嫁，富者则以牛马为币。贫者则女年及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妇工、容色，以伸求侣之意。听者有未娶欲纳之者，即携而归，其后方具礼偕女来家以告父母。”［1］706贫家的女子有“行歌于途”，寻找如意伴侣的自由。还有“其俗谓男女自媒，胜于纳币而婚者”的情形，即男女有自行择偶、自行婚配的自由。在金代还有“抢婚习俗”的变体，“唯正月十六日则纵偷一日为戏，妻女、宝货、车马为人所窃，皆不加刑。……亦有先与室女私约，至期而窃去者，女愿留则听之。”［2］678正是这种宽松自由的婚姻观念，才有了崔张二人共同反封建礼教的成功。这种主题是由当时文化语境产生出来的。文化语境是理解和阐释文学主题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对此，必须注意给予足够的重视，把握各时代的文化语境，才能更精准地解读文学作品，让学生们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在“图志”背景下阐释文学
注意在各种文化信息中解读古代文学作品，而不是把古代文学固化为单纯的文字表述。许多学者都把当下的社会称之为“读图时代”“后经典时代”，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古代文学的教学尤其遭遇困境。以往经典的文学巨著，已经吸引不了学生的注意，他们的兴趣更多在新型的传媒之上，网络、图画、影视等等。因此，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就要充分利用学生的兴趣爱好，从各种“图志”———绘画、壁画、石刻、石窟、陶瓷画俑、考古实物———中，创造出“以史带图，以图出史，图史互动”的形象生动的文学史写作形态，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一系列有关“熊图腾”的图像、考古实物的发现，为我们重新解读中国古代的“鲧禹化熊”“黄帝号有熊氏”“禹会万国以建熊旗”的神话传说提供了生动的实证。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战国楚竹书《容成氏》中描述了禹建熊旗的情形:“禹然后始为之旗号，以辨其左右，思民毋惑。东方之旗以日，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鸟”［2］。这则新发现的文献详尽记载了禹以熊为中正之旗，表明禹与熊的关系;而中国各地有关熊的考古实物的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熊形铜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熊龙、河南禹州禹庙中的大禹化熊图、黄帝故里的熊足大鼎、辽宁建平红山文化遗址的熊头骨、兴隆洼文化遗址的石雕熊等等———为熊是黄帝、禹的象征性动物提供了形象的说明，而这种“图志”远比文字表述更具形象性说服力。因此，在古代文学的教学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各种“图志”丰富、更新教学内容，让学生在生动形象的图志中，领略图志背后的深意与真相。
三、在俗文化传统中解读俗文学的创作
突破传统的雅俗文化界限，在民间文化的`立场上解读古代文学作品的价值与意义。中国古代文学的创作有其独特的民族性，包含着丰富多彩的文学形态，既有阳春白雪的高雅文学也有下里巴人的通俗文学，既有文字记录的书面文学，也有口耳相传的口传文学。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中国古代文学逐渐形成了大雅大俗、雅俗共赏、雅俗互动的宏大格局。但从文学创作的源头上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许多文体往往起于俗，成于雅。从文化根源上看，雅是源于俗的。因而，找到雅文学的俗文化根源，就是很重要的一个任务。《诗经》中的国风，词中的“新声”，“真诗在民间”的观念，都表明了中国古代文学与民间文化有着不解之缘。尤其是长篇章回小说的创作，在其创作的起始阶段，更是在民间文化的土壤中孕育成长起来的。早期的长篇章回体小说，大都是世代累积型创作，而非文人独立创作的文学作品。以《三国演义》《水浒传》最具代表性，它们的主题、人物、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经过了几百年的积淀、酝酿，最后在元末明初才被文人整理加工出来，成为脍炙人口的“奇书”“名著”。在这些作品被文人整理加工之前，在民间广泛流行的是“说话”“杂剧”“传说”“故事”等通俗文艺的表现，在这漫长的酝酿过程中，积淀了浓重的民间文化的特色。“三国故事人物”在民间发酵已久，已经涂抹了鲜明的民间文化的特色，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爱恨喜憎已经表达非常的充分———“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3］可见在民间已经形成了鲜明的“拥刘贬曹”的特色，《三国演义》小说是对这一民间文化特色的继承与强化．“水浒人物故事”同样在民间大众中广泛流传，石头孙立、花和尚、青面兽、武行者、及时雨等形象与故事已深入人心，“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民间已经在这些耳熟能详的题材中寄寓了强烈的感情，这些好汉最终受招安，官封节度使，这就是普通民众的人心所向。因此，可以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品都是在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加工出来的，只有从民间文化的立场上，才能更好的解读文本。《三国演义》中的人物都是在民间文化的土壤中塑造出来的，民间文化的特色是善恶分明、好坏凸显，所以三国人物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极致化倾向，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4］，人物形象个性异常突出，这符合普通大众的审美;《水浒传》中的人物，所谓梁山好汉也是在民间立场塑造出来的，他们不是视金钱如粪土铲奸除恶的江湖侠客，也不是济世救民的英雄豪杰，在梁山好汉身上更具有民间市井的气息———恩怨分明，意气相投，快意恩仇，重情重义，他们聚在一起是义气使然，向往“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的狂欢式生活，他们是为了“快活”而聚在一起，而非单纯的惩恶扬善、替天行道。因此，《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一类民间性鲜明的文学作品，就不宜用传统的雅文学的标准来衡量其人物形象、艺术特色，更不能用现代人的审美标准、价值标准来评价古人。在教学过程中，就要凸显其民间性、大众性特色。文学讲授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应该及时地吸收新的文学研究方法，打破那种单一化的解读模式。
还原文化语境是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能够把某种文学同当时的某种文化语境联系在一起，从而找到某种文学得以发生的原因，以及某种文学主题出现的根由。离开了文化语境的文学解读，往往显得单薄、枯燥、隔膜和言不尽意，原因就在于，离开语境之后，就把文本架空了。某种程度上，讲解一部文学作品就像讲一棵离开了土地的树，离开了土地，树也就没有了生命。文化语境会让文学作品丰富起来，深刻起来，“活”起来。只有把古代文学作品还原到文化语境中，才能把握古代文学的精髓，才能真正的阐明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
全球化语境中的多元文化认同
在全球化语境中,人们需要的是一个由人类共同价值所导向的全球化,坚决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部落主义.因而,笔者认为:面对强势文化的.冲击,一方面,中国文化要积极走出国门,进行文化输出,以减少误读,增进了解,使中国文化发出它应有的声音;另一方面,世界各民族之间需要取长补短,减少敌意,平等对话,加强对于文化多元的认同.以实现全球真正的共存共荣.
作 者：金玉玲 Jin Yuling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新疆,乌鲁木齐,830000 刊 名：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URUMQI VOCATIONAL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2005 14(2) 分类号：G04 关键词：全球化 文化认同 文化输出★ 边缘作文
★ 边缘作文650字
★ 明日边缘影评
★ 语境训练作文
★ 英语单词语境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