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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反倾销立法及其完善
倾销是指：“如果在正常贸易过程中，一项产品从一国出口到另一国，该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在其本国内消费的相同产品的可比价格，亦即以低于其正常的价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渠道，则该产品将被认为是倾销。”从理论上讲，倾销是一种价格歧视，它不符合贸易公平原则，破坏了公平竞争机制下的价格水平，不利于实现国际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因此，需要通过法律对倾销行为加以规制。反倾销法是为维护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对出口贸易中的倾销行为和进口国所采取的反倾销措施进行限制和调整的国内法规范和国际法规范的总称，加拿大、美国、欧盟等都制定了自己的反倾销法。WTO也通过其《反 倾销协议》建立起了一套反倾销制度。我国现以成功加入了WTO，为尽快与国际接轨，我国有必要参照WTO《反倾销协议》、借鉴国外反倾销立法经验，制定出我国的反倾销法，以保护国内工业在激烈的竞争中健康发展。
一、 我国反倾销立法的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没有自己的反倾销法，导致自1979年8月欧共体对我国企业糖精、钠和铜出口发起反倾销调查起，我国反倾销一直处于被动中。
1994年5月12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该法第30条规定：“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进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立的相关产业实质性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性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威胁或者阻碍。”这是我国第一次在法律中对对外贸易中的倾销行为作出明确规定。但是这条规定仅仅是原则性规定。对如何认定倾销、如何认定损害、反倾销的措施、采取反倾销措施的具体程序，该法均未作规定。因此，其可操作性不强。
为扭转我国反倾销的被动局面，保护国内产业，3月25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正式颁布的第一部专门的反倾销立法。
该条例遵循了WTO《反倾销协议》的基本精神，吸收了国外的经验并体现了与现阶段我国国情的适应，它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该条例颁布于同年的11月10日，我国外经贸部依据条例正式接受了我国新闻纸产业递交的对来自加拿大、美国和韩国的进口新闻纸进行反倾销调查的申请。这使我国反倾销迈入了主动出击阶段。
然而，尽管如此，“97年条例”中仍存在很多不足。为进一步完善“97年条例”，我国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自201月1日起实施。
“年条例”共6章59条，它基本上保持了“97年条例”的框架，但又在原有基础上作了些完善，如：1?在“97年条例”第四条中加入了“正常贸易过程中”，使正常价值的确定方法更加明确。2?将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的比较方法细化。3?在积累评估制度中增加了合理的量化规定。4?在国内产业的认定中增加了地区性产业的规定。
“2002年条例”作出的修改使我国的反倾销立法质量再次提高，但是，与世界先进的反倾销立法以及WTO《反倾销协议》相比，“2002年条例”还只是粗线条立法，其中仍有很多规定过于原则化，因而在许多制度和程序上还有不足。
二、 现行反倾销立法的不足之处
（一）“2002年条例”只是对“97年条例”作出一些修改，而并没有从根本上将其上升为由人大及其常委颁布的法律，其立法档次仍然不够高。
（二）“可比价格”的确定仍然存在模糊不清之处。如第三国价格、国内市场价格的确定中，当就同一产品出现多个第三国价格或多个国内市场价格时，应以什么标准、选定哪个价格作为参照。“2002年条例”中没有就此作出规定，而WTO《反倾销协议》则有相关规定。
（三）缺乏关于“关联当事方之间的销售”、“低于成本的销售”、“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销售”的规定。这三种典型的“非正常贸易”由于其在实践中出现较多、影响较大，WTO《反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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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能源安全立法的完善对策
摘要：针对能源安全立法既要符合立法的一般性要求又要满足能源安全领域的具体内容在制度表达上的特殊性需求这一特点,探讨了成功的'能源法制建设需要涉及能源安全法律体系架构设计、立法理论与实践过程契合研究、立法技术选择运用和立法组织机制匹配等基本方面,即能源安全立法完善要探索和强化立法体系化、科学化和民主化,唯此,我国能源安全政策法律体系构建方能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制度建设道路.作 者：何英 HE Ying 作者单位：中国地质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所,武汉,430074 期 刊：安全与环境工程 Journal：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年，卷(期)：, 17(3) 分类号：X921 D922.67 关键词：能源安全 立法 对策摘要：我国财税立法存在着立法滞后、法规质量不高、立法权限不清等问题，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需要在提升财政立法层级和划分立法权限、健全预算法律制度、完善财政监督制度等方面对整个财税法体系进行完善。
关键词：财政法体系;财政基本法;财政立法
一、我国财税法立法的现状
我国的财政立法领域的变化自改革开放之时就早已有之。随着《预算法》、《个人所得税法》、《税收征管法》、《会计法》、《审计法》等相继颁布和实施，在财税法治的领域无法可依的局面有了很大的缓解，但同时财税法体系还很不完善，其立法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我国财税立法体系的不足之处常见于以下几点：
(一)立法的滞后性
所谓财税立法的滞后性指的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旧的财税法清理不及时，导致财税法指导作用的削弱，进而无法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滞后性表现在诸多方面，例如在税法领域，我国目前狭义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通过涉税法律只有《个人所得税法》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税收征收管理法》，不仅如此，其中《税收征收管理法》本身也有待健全。又例如在地方立法层面，地方对于地方事务具有财政支出的需求，但是地方财税立法也相对薄弱，这就与经济发展的节奏不相适应。
(二)法规质量不高
由于财税立法过程中突击立法、应急立法情况的存在，我国目前已有的财税法体系中普遍存在着条文不明确、不具体、不严谨的现象。也因如此，更多的规章甚至规定不断出现，这不仅降低了财税法的权威性、严肃性和执行效力，也为进一步立法设置了障碍。
(三)立法权限不清
我国实行一元化多层次的立法体制，中央和地方、人大和政府都在立法。尽管这样有着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优势，但在实践中常常存在政府职能转换滞后、立法规范不明确、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划分不甚明确的情况。这表现出来的则是在财税法领域的重复立法、越权立法、违法立法的情况时有发生。
二、完善我国财政立法的对策
为了使财政法能够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笔者从财税法体系的角度提出以下建议：
(一)提升财税立法级别、厘清立法权限界限
完善我国财政法体系的首先任务就是不断提高立法级别。依照宪法的规定，财政立法应属于基本立法的范畴，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必须对国家立法权、行政立法权、地方立法权和授权立法权等不同种类的立法权予以明确，规定它们分别由何种性质以及何种级别的国家机关所享有。诸如涉及法人和自然人权利义务，基本税收征管程序等重大事项的立法从长远来看不应交由国务院来进行，在税收法律主义原则日益深入人心的当下，都应当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制定。此外，作为财税法法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财政基本法还没有正式出台，现阶段缺位的法律还包括《国有资产法》《国家投资法》《预算外资金管理法》，以及在税法领域具有统筹作用的《税收基本法》。在提高立法层级的同时需要注意调整各部门之间的权限关系，对凡是具有税收立法权的国家机关的监督程序的设立就至关重要。
(二)健全预算法律制度
对整个预算过程中涉及违法甚至犯罪的情况做出明确的规定，使得相应的法律主体承担其相应的法律责任。调整和修订涉及预算分配的专门法律条款以避免上级政府或部门干扰下级政府的财力分配自主权，最终来保证预算法在其他涉及财力分配的专门法律法规方面的主导地位。加大处罚力度，对于违法者，除了应承担行政责任外，依性质及程度不同，分别承担经济赔偿等民事以及刑事责任。
(三)完善财税监督制度
财税法治的监督体系关系着税收和税的利用的效率的提高。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容易造成税款的浪费和不合理的征税。因此，完善我国财政监督法律制度势在必行。
首先，需要构建以财税机关监督为主且与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审计监督和社会中介机构监督相配合的多头财税监督体制。于此同时，对于监督机关和社会中介机构之间的职权范围要进行细致的划分，使得多头监督的机制能够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其次，改革财政机关监督方式并强化财政机关监督权限。需要告别以往的专项的、事后的、突击性的'监督检查方式，逐步迈向经常性的、全过程的监督方式。立足于财政管理的需求，从财税活动的全过程入手，通过进行日常监督检查发现财税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真正形成监督与管理并重的财税监督工作新方式。在此基础上还要强化财税机关监督手段，赋予财政机关更多的监督权限，在《财政监督法》中应当赋予财税机关以相应的执法监督权。
最后，需要对财税体制中的责任制度进行全方位的重构。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浪费税款的现象，但其主体并没有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对于政府滥用纳税人税款的行为要对政府的主要决策人进行刑法、行政法上的制裁。这样才能大大减少政府滥用税款的冲动，使得政府的决策更加慎重，更加贴近纳税人的利益。在税款的使用上对于政府的限制让我们意识到不能仅仅是监督税款的获得，而且要从税款的支出方面，比如对政府采购、投资等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监督。
三、结语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我国必须加快财税立法，在总结国内财税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外财税立法的先进经验，制定一套适合中国特色的财税法律体系，不断健全我国的财税法律体系。(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李刚.税法公平价值论[C].财税法论丛.
[2]杨小强.税收债务关系及其变动研究[C].财税法论丛.2002.
[3]张守文.分配结构的财税法调整[J].中国法学， ，(5)：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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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我国物流立法的思考
摘要：我国的物流业正蓬勃发展，但我国的物流立法并不完善，从物流法律体系与法律政策的角度而言，我国的物流立法条块化分割现象严重、法律体系不统一、立法层次较低效力不强、缺乏专门性与强制性标准，另外，我国物流法律政策也缺失严重，我们应对这些缺陷进行改进。
关键词：物流立法 法律政策 法律体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物流产业在我国悄然兴起，七十年代末期“物流”这一概念被我国正式引入，此后，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与完善，我国的物流产业也随着经济与贸易业的腾飞而发展的愈加如火如荼，在经过四十多年逐步发展后的今天，我国的物流业已经成为我国的第三大利润增长点，这足以显示出物流业在我国蓬勃的发展潜力与对经济巨大的推动潜力。如此重要的行业理应有完善的法律体系与政策加以规范与引导，这样才能为其有效而长足的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但是就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而言，我国的法律体系与法律政策并不完善，存在一些缺陷有待改进，对这些缺陷进行改进是促进新时期物流业继续有效发展的要求，同时也是物流业自身健康有序运行的要求，因此，我们将对我国的物流法律体系与法律政策的缺陷进行分析，并提出有效的解决建议。
一、我国物流法律体系与法律政策的缺陷
(1)我国物流法律体系的缺陷
我国物流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立法，并且物流相关行业立法也并不完备，甚至对于新兴行业如绿色物流、第三方物流等领域立法还有缺失的情况，可以说，我国的物流立法体系不健全，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物流法律体系的条块化分割现象严重，法律不统一。
物流是个十分庞大而复杂的行业，其涉及范围及其广泛，包括了包装、仓配送、运输、配送、搬运、流通加工与信息等等众多的从生产端向消费端流动的众多的中间环节，如此庞大的系统，在立法时涉及的立法主体及法律部门自然也就十分复杂，也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相互交叉的情况，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物流法律体系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条块化分割现象，这是由物流涉及的每个行业的相关法律制定主体都会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以及每个法律部门对自身部门涉及的物流行业也会制定相关规范的原因造成的。基于以上原因，我国的物流立法形成了条块化分割严重且不统一的局面。
第二，物流法律体系中物流立法层次较低，效力不强。
从我国目前现行的物流立法来看，其大多是属于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制定的规章或者是各地政府制定的地方政府规章，效力较低，而属于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层面的物流法律还是比较少的，这样就使得物流的相关问题在法院进行处理时得不到较好的法律适用标准，因为在法院对相关的物流纠纷案件进行审理时，只能对规章予以参照适用，这就造成了在现实的司法实践中物流相关当事人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现象时常发生。再者，由于地方政府在制定地方物流相关规定时，往往带有地方性色彩，只考虑地方情况，在此情形下，我国的地方制定的物流立法不仅效力不高而且缺乏普遍的适用性。
第三，物流法律体系中缺乏强制性及专门性规定。
法律规定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以法律规定的强制性执行程度的不同法律规定可以分为强制性标准与任意性标准，所谓强制性标准是指必须按照法律规定严格行事的标准，而任意性标准则是指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对法律规定进行适用的标准，而一旦对该规定进行适用时，就必须严格按照该法律的规定进行相关活动为相关行为的标准，在我国物流法律规定中，大部分规定都为任意性规定，属于强制性的规定是及其少的。这就使得在现实的物流活动中，物流营运人往往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而对法律加以选择适用，损害物流消费者利益的现象时常发生，因而加强物流法律体系中的强制性立法是有必要的。
随着科技的进步时代的发展，物流行业也出现了一些具有特色的专门性领域，例如，随着各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及对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注，现代物流行业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域即绿色物流领域，根据我国的《国家物流术语标准》的规定，所谓绿色物流是指在发展物流时注意充分利用物流资源，抑制物流产业对环境的损害，发挥净化环境作用的物流。又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三方物流出现，而我国法律大多只涉及传统的运输、仓储等行业，对第三方物流的规定缺失，在无法明确第三方物流经营人的市场准入条件、法律地位及法律责任的情形下，第三方物流业要想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强对这些物流新兴重要专门领域的专业性立法。
综上所述，我国物流法律体系中缺乏强制性及专门性法律规定。
(2) 我国物流法律政策的缺陷
物流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离不开公平而有序的外部竞争环境，各物流企业只有给予充分自由有序的竞争环境才能促进其十足的发展，同时，根据物流行业的特殊特性，只有对物流产业的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发展做出政策指导制定相关标准才会使得物流业朝着更大更强的方向发展。其次，由于我国物流业立法尤其是地方性立法，往往带有地域性特征，缺乏统一的标准，但物流业又是一个需要各地联通、协调发展从而形成网络才会获得更大收益的行业，所以从这方面来讲也需要国家制定相关的统一标准。
国债法律制度的完善――浅议我国国债立法
「摘要」通过对我国国债立法现状的分析，针对我国国债的特点和不足，说明我国国债立法的必要性，最后简要谈一下对我国国债立法的建议。
「关键词」国债；立法；必要性
「正文」
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依赖于法律制度、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国债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要依赖于法律制度保障其健康、有序、规范发展。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以及司法制度规范、保障国债市场活动，将产生国债市场的无序现象，国债市场的发展将受到严重的影响、制约和破坏，因此，必须对国债市场进行法律规制。
一、我国国债市场立法现状
我国自90年代初开始建立国债市场以来，相继颁布了很多规范国债市场的法律规定。主要有：国务院每年颁布的《国库券条例》、《特种国债条例》；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国债一级自营商管理办法》、《国债一级自营商资格审查与确认实施办法》；财政部每年颁布的《国库券发行工作若干具体事项的规定》、《到期国债还本付息办法》；中国证监会、财政部颁布的《国债期货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颁布的《国债托管管理暂行办法》；国务院证券委员会颁布的《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中国证券交易系统有限公司业务规则》、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跨地区证券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等。这些法规呈现出以下特点和不足：
1 这些规定大多属于行政规章性质，法律地位低，法律效力层次低。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对同一种情况，甲地法院参照，乙地法院不参照的情形，从而导致法治不统一，有损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2 这些规定零散、不系统、不规范。国债市场的健康、有序的运行和发展必须有完善、系统、权威的法律制度严格保障，以便国债市场参与者有法可依，发生纠纷时法院有判案的依据，并且也便于监管机关监管国债市场依法运行和国债市场自律组织依法自律。目前，规范国债市场的规定往往以“条例”、通知“、”办法“、”规则“等形式发布，这些规定针对性很强，缺乏法律规范应具备的稳定性、严肃性、普遍性、权威性和规范性。
3 这些规定不够完善，有些方面是空白。现有的调整国债市场的法律规范不完善和空白之处很多，一是政府举借债务的目的、原则、发行额以及发行主体的职权范围等欠缺明确的法律规定；二是政府通过发行国债的筹资资金的使用和偿还问题也缺乏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定；三是国债交易市场的交易规则及违反交易规则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欠缺明确法律规定；四是国债市场信息公开制度规定不完善；五是国债交易市场体系及交易方式的有关法律规定不完善；六是国债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及其职责、监管权力欠缺明确、完备的法律规定，等等。由于规定不完善甚至是空白，国债市场的违法行为得不到有效制裁，权益纠纷由于无法可依，往往久拖不决。
4 这些规定之间存在着一些不协调之处。使司法部门无所适从，也不能给国债市场上的违法违规行为和过度投机行为以有效打击，国债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
二、我国国债立法的必要性
1.处于过渡阶段的中国经济，市场机制处于培育和发展之中，不可能发挥出成熟市场经济的所有作用，作用力度也远远不够，有相当量的经济事业是由政府推动的，通过发行国债，增加财政资金，强化财政的投资经济职能和中央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是今后一项长期的经济政策。而且，过去几年的为了抑止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所实行的所谓“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依靠发行国债来增强公共投资的。
2.有人讲目前国债发行规模太大了，仅从财政收支结构的政策选择来说，这是正确的，但处于过渡经济中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要发展，国家财政不可能拘泥于“小国寡民”的狭窄范围内，而应发挥更广泛的作用，无论是从理论分析，还是从一般经验统计看，财政赤字很难避免，况且有时为了宏观经济调整需要，不得已要选择赤字财政政策（就像过去几年的情况）。对于“控制债务规模”不能作形而上学的理解，走向淡化国债作用的极端，而应在重建财政、提高财政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的过程中，将债务规模控制到适当范围内。那么，这也证明国债政策仍是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3.国债也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是央行新型宏观金融调控机制运作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央行借助国债市场的公开市场业务真正的意义在于以此改变中国宏观金融的调控模式、推动利率市场化。国家财政发行国债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宏观经济行为，与公司股票、债券、基金是两个层次的事物，不能混杂在一起讨论、研究和监管，表现在法律手段上，国债立法就有其当然的独立性。
4.尽管国债也是一种有价证券，但它体现了国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政策意向，是政府利用金融商品、市场手段贯彻调控政策的重要形式。所以，即使从证券市场的角度看，国债也不同于其他有价证券，法律规定也不会一样。
5.新中国国债发行及国债市场的发展已有了，其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越来越大，
6.一些国债发行量大、利用国债程度深和国债市场比较发达的国家，对国债也是单独立法的 .
三、我国国债立法建议
我国国债市场专门立法的主要内容借鉴发达国家的国债立法经验和总结我国国债市场发展的经验，国债市场专门立法应就以下问题作出规定：1 国债市场立法之宗旨；2 国债市场立法的基本原则；3 国债发行体及权力；4 国债发行方式和国债发行程序；5 发行国债所筹资金的托管、使用及偿还；6 国债市场参与者；7 国债交易对象、方式、规则、场所；8 信息公开制度；9 禁止的国债交易行为；10 国债托管结算清算机构；11 国债市场的监督管理机关；12 国债市场自律协会；13 法律责任。
郭思聪
我国贿赂罪的立法不足及完善论文
摘要：“贿赂”，是贿赂罪的犯罪对象，现行刑法将贿赂罪的内容仅限定为财物，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遇到许多以非财物性利益为内容的贿赂犯罪案件，具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由于法律对此无明文规定，使这部分贿赂犯罪成为法律上的漏洞。笔者认为应扩大贿赂罪的内容范围，以适应我国当前形势所需，弥补法律漏洞。
关键词：贿赂，现状，构建
一、 我国贿赂罪的立法现状
关于贿赂罪，我国刑法仅规定了受贿、行贿、介绍贿赂等三种形式，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子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以行贿论处。”第三百九十二条规定：“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按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贿赂就是行为人收受或索取的财物，立法将贿赂罪的内容仅限定为财物，这是很明确的，这也是关于贿赂的财物说的观点，其认为贿赂仅指金钱或可以用金钱计算的财物，而不包括其他利益。但对于仅规定财物是贿赂，刑法学界的多数人历来认为不妥。[1]
二、 我国贿赂罪的立法缺陷及危害
综合关于“贿赂”的不同观点，主要有财物说、物质利益说、需要说三种观点。我国将贿赂罪的内容仅限于财物，排除了非物质性利益，必然造成立法的不完善，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许多非财物性利益为内容的贿赂案件，也往往造成较严重的危害，却由于法无明文规定，使之逃脱法律制裁。
索取或收受其他非物质性的利益，与索取、收受财物在本质上没有差别，主观上，都有犯罪的故意，都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公务行为的廉洁性这一客体，客观上也造成严重的后果。索取、收受非物质性利益，有时可以直接转化为财物或者比财物的价值更大，其社会危害性也更明显。
与财物无关的非物质性利益，如升学就业，招工指标，提供职务，迁移户口，提供女色等等，不能成为贿赂的对象，没有全面反映贿赂犯罪的现实状况。在我国由于法治环境不健全，以至贿赂罪广泛蔓延，纵深扩展，不仅犯罪数额越来越大，人员越来越多，层次越来越高，而且贿赂的内容范围也不断扩大，手段越来越高明。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腐败犯罪分子并不仅仅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而且越来越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当前贿赂犯罪由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尤其是性贿赂成为当前贿赂犯罪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政治经济的交易中显得特别灵验。在某些情况下，性贿赂可以得到财物贿赂根本得不到的利益和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性贿赂的危害，有时甚至远远超过财物贿赂。在司法实践中，被揭露惩处的贿赂犯罪分子中，不少有性贿赂的问题。据报道，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贿赂案件中，被查处的官员百分之百的包养“二奶”。
由于历史、社会、个人等原因，目前，在我国性贿赂等非物质性利益贿赂犯罪具有广阔的市场和极大的危害性，既破坏廉正建设，社会稳定，又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而且还腐蚀社会空气。
把贿赂局限于财物，不仅阻碍了司法机关对贿赂罪的惩治与防范，而且极大的延缓了我国反腐败的国际化进程。不利于惩治，控制和预防实际生活中的贿赂犯罪，不利于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是越来越多的人钻法律的空子。有的人非法获取他人提供的各种非物质利益，为他人谋取利益，却因接受的不是财物而未受到应有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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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我国税收立法体制之完善
一
税收立法是指一定的国家机关依据法定程序，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制定、修改和废止税收法律规范的专门活动。税收立法体制主要是规定税收立法权限在一定的国家机关之间划分的制度，其核心是明确中央和地方之间有关税收立法权限的划分问题；在复合立法体制下，还包括税收立法权限在权力机关与根据授权的行政机关之间划分的问题。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称的税法是广义上的税法，包括各个效力等级的税收法律规范，而非仅指税收法律。
税收立法体制是从属于一国整体的立法体制。大多数学者认为，当今世界的立法体制大致有单一（或一元）制、复合（或多元）制和制衡制三种；而我国现行的立法制，“既不同于联邦制国家，也和一般的单一制国家有所区别”，[1]是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的、中央和地方适当分权的、多级的立法体制。也有的学者直接按照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划分的方式将立法体制分为中央集权模式、地方分权模式、集权分权模式和分权集权模式等四种模式，并认为我国的立法体制属于集权分权模式，即立法权主要由中央行使，但在一定限度和条件下，地方可以适当地行使某些中央授予的地方立法权。[2]参照以上大多数学者对立法体制基本类型的划分方法，综合考察世界各国的税收立法体制，主要有以下两种类型：
1 按照税收立法权限是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3]分配，可以分为一级税收立法体制和多级税收立法体制。在一级税收立法体制下，税收立法权专属于国家中央政权机关，任何地方政权机关无权制定税收法规，如法国、巴西、挪威、罗马尼亚等国。在多级税收立法体制下，中央政权机关和地方政权机关在各自权限范围内都可制定相应效力等级的税收法规。如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墨西哥等国，实行的都是这一体制。
2 按照税收立法权限是否在不同性质的国家机关之间分配，可以分为一元化税收立法体制和多元化税收立法体制。前者是指税收立法权由同一性质的国家机关，一般是国家权力机关或立法机关行使，即立法机关性质单一化，如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情况。在多元化税收立法体制下，税收立法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性质的国家机关之间进行划分，一般是国家立法机关和国家行政机关，例如美国、英国、丹麦、比利时等国的情况。
按照上述税收立法体制类型的划分标准，我国现行税收立法体制呈现出多元化和多级化的特征。所谓多元，是指我国税收法律规范，既包括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又包括授权由国家行政机关制定的，是一种税收立法权限的横向分配方式；所谓多级，是指我国税收立法权限在中央政权机关和地方政权机关之间进行划分，是一种税收立法权限的纵向划分方式。由此，我国已初步构建了一个横向协作配合关系和纵向效力从属关系相统一的税收立法体制。
因此，按照效力等级的划分，我国税收立法权限实际上分为三个等级：
第一等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含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制定和颁布有关国家税收的基本法律。如199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1993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等。基于该立法权限等级制定的税法规范称之为税收法律，在税法的渊源中仅次于有关税收的宪法性规范，居于第二效力等级。
第二等级，又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国务院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根据宪法和法律，行使行政立法权，制定有关税收的行政法规；或是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行使授权立法权或称委任立法权，如1984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根据国务院的建议，决定“授权国务院在实施国营企业利改税和改革工商税制的过程中，拟定有关税收条例，以草案形式发布试行，再根据试行的经验加以修订，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1985年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可以制定暂行的规定或条例（当然包括税收法规）。第二层次是具体行使财政税收管理职能的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国务院有关职能部门，根据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税收行政法规的授权，有权制定税收行政规章。基于本立法权限等级制定的税法规范统称为税收行政法规和规章，在税法的渊源中居于税收法律之后，是为第三效力等级。
第三等级，也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及相应等级的人民政府和其有关职能部门；二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所在地市和经国家批准的较大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以及相应等级的人民政府和其有关职能部门。上述国家机关，或根据宪法行使地方立法权，或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地方行政机关还可根据地方权力机关的授权）行使授权立法权，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仅适用于本地区的地方性税收法规或地方性税收行政规章。基于这一立法权限等级制定的税法规范又可统称为地方性税收法规，在税法的渊源中居于第四效力等级。
二
需要说明的是，税收立法体制与税法体系是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概念。
立法体制主要指立法权限的划分，“它表明哪些国家机关具有哪种性质、哪个范围的立法权力及由此派生的依附于立法权上的制定其他法律规范性文件（政府与地方的法规、条例等）的权力，以及这些权力之间的相互关系。”[4]税收立法体制的主要内容是指税收立法权限及其划分方式。而某一部门法的体系，是指该部门法中各种法律规范有机联系而构成的统一整体，它不同于法律体系。“法律体系通常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5]法律体系是相对于一个国家的全部法律规范而言的，它的下一级构成单位是法律部门或部门法，因此又可称为“部门法体系”。[6]而某一部门法的体系，则只就该部门法而言，它的下一级构成单位直接表现为属于该部门的各种法律规范。税法体系就是以各种税收法律规范及其构成方式为主要内容的。
如前所述，税收立法体制包括税收立法权限的划分、税收立法权的行使和行使税收立法权的国家机关的建立等方面的内容，当然也涉及以基于不同等级的税收立法权而制定的不同效力等级的税收法律规范。税收立法体制需要国家以立法的形式加以明确规定，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税法体系研究的是税收法规本身及其相互间有机联系的方式（一般就是税法分类的方式），它更多地是出于理论研究或为立法提供参考的需要而构建的，因此并不需要国家法律明文规定。实际上，基于不同等级的税收立法权限制定的税收法规的效力等级，决定了税法体系最基本的构成方式。除此之外，税法体系还可以按照税法的调整对象-税收关系（按内容的不同划分为税收实体法、税收程序法和税收权限法）、税法是否具涉外因素（划分为涉外税法和涉内税法）等方式来构成。
改革和完善税收立法体制的目的，不仅是出于国家整体立法体制完善的需要，而且是构建更加完备、合理的税法体系的需要。例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之间的税收立法权限的划分，就决定了我国税法体系是以效力等级较高的税收法律
为主，还是以效力等级次之的税收行政法规为主。我国目前的税法体系以税收行政法规为主、税收法律为辅，虽然这是由我国现阶段的政治、经济发展形势所决定的，是我国税法体系的一个突出的阶段性特征，但从长远来看，我国最终是要构建一个以税收法律为主、税收行政法规为辅的税法体系，而这都有赖于税收立法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三
自1982年宪法确立我国现行立法体制以来，十几年的`立法实践表明，现行立法体制基本上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立法权限的划分过于原则；立法权限范围不甚清楚。比如宪法规定了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国家机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但没有规定可以就哪些事项制定这些基本法律，“其他的基本法律”的范围也不明确；宪法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基本法律以外的法律”，但没有具体规定划分“基本法律”和普通法律的标准。又如，宪法规定国务院可以“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但是，对于制定行政法规的范围未作明确、具体的规定。还有地方组织法也没有明确规定立法机关的立法权限范围等。[7]
我国现行立法体制存在的诸多问题，在税收立法活动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例如，关于税收的立法权限，1982年宪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它应归属于哪一类和哪一级国家机关，但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分别于1984年和1985年作出的两次授权决定来看，应该认为税收立法权限归属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但是，在授权情况下，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税收行政法规，使现行的税收法规主要以大量的税收行政法规为主，税收法律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8]等有限的几个，不符合税收法定主义原则[9]的要求。
改革或解决我国现行税收立法体制存在的各种不足并加以完善之，首先有赖于国家整个立法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如除了以宪法明确不同性质和不同级别的国家机关所享有的立法权的不同种类（国家立法权、行政立法权、地方立法权和授权立法权等）和不同等级之外，还要通过制定立法法，采取列举与限制并列的方式使上述国家机关的立法权限范围明确化、具体化。[10]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改善税收立法体制。
具体来说，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纵向横向两个方面来对我国现行税收立法体制加以完善： [11]
1 在纵向效力从属关系上要合理、适度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限。我国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按照既要有体现全局利益的统一性，又要有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既要维护国家宏观调控的集中，又要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的原则，在税收立法权限的划分上做到合理分权、适度下放。具体而言，就是主要税法，包括税收基本法，中央税、中央地方共享税，如关税、消费税、增值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税等税种的实体法，以及税收征收管理、税务行政复议、税务代理、发票管理等主要税收程序法的全部立法权集中在中央。对于地方，可在若干限定条件下经国务院或者全国人大立法授权，赋予地方对地方性税收法规的立法权；同时在不违背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通过地方立法程序制定一些加强地方税收征收管理的办法和规章。在若干限定条件下赋予地方开征新税种的权力，既体现在统一指导下兼顾局部利益的灵活性，又反映在集中指导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还可改变目前许多地方因无开征新税种的权力而变相地开征一些具有税收性质与作用的“费”和基金的做法。
2 在横向协作分配关系和立法形式方面，合理划分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税收立法权限。在上述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基础上，可按以下具体意见确立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税收立法权限范围：（1）税收基本法是税法体系中的根本大法，应当由最高权力机关即全国人大制定。（2）税收实体法是税法的基本构成部分，属于中央立法权限的大部分税种的基本法律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其实施细则应由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制定；属于中央立法权限的其他税种的法因条件尚未成熟需要采用暂行条例等过渡形式的，应由国务院制定，其实施细则应由财政部或省级人民政府制定。（3）属于地方立法权限的各个税种的法规应由省级人大制定，其实施细则应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4）税收程序法是税收实体法得以有效实施的保障，是税收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立法时要保证统一。条件成熟的，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条件尚未成熟而需要采用过渡性法规形式的，应由国务院制定，其实施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或省级人民政府制定。
北京大学法学院・刘剑文 武汉大学・李刚
试论我国立法听证制度之完善
毫无疑问，“听证”一词，往往都是与“民主”相伴随而存在的，在现代国家和社会，立法民主原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所谓立法听证，就是让与一部即将出台的法律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公众，或者法律专家、学者积极参与了解该法律的立法背景、宗旨、体例及具体内容，并发现、质疑该法律中存在的问题，以监督、保障该法律趋于完善的一种立法程序，它是立法民主的一种具体体现形式。
正是因为体现着民主的精神，立法听证制度在西方国家也是随着民主精神的发展而得到不断健全完善的，有论者甚至认为，其最初甚至可以在英国12的《自由大宪章》有关公民的“法律保护权”的观念和制度中找到影子[1].它的发展经历着一个从司法听证到立法听证的过程，最初在英国、美国的司法审判制度中确立了听证制度，如美国司法制度中著名的“正当法律程序”就包含着听证程序；随着民主和法治的发展，西方社会公众参与立法和行政的事务的呼声高涨，立法听证制度便应运而生，受到普遍认同，特别是二战之后，日本和拉美等一些国家相应实行了立法听证[2].对立法听证制度的作用，美国学者D??杜鲁门的阐释最为精辟：一是从政策和技术上就法案的条款、名词等作出正确的解释；二是作为传播手段向公众灌输法案的内容；三是通过听证会这一安全阀为公众提供缓和冲突及解除困扰的手段[3].
我国的司法听证制度起步较晚，第一次规定听证制度始于颁布实施的《行政处罚法》，立法听证制度的确立又延迟了几年时间，直到颁布实施的《立法法》才得以正式确立，体现在该法三个条文之中，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第三十四条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以及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其中，第五条规定是一条原则性的规定，即奠定了立法听证制度的民主立法原则基础；第三十四条和第五十八条规定则明确规定了立法听证是立法前征求各方面意见的法定选择性程序。
其实，在《立法法》颁布的前一年，6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就《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举行了听证会，开创了我国立法听证的先河。同年，深圳市更是制定了全国首个地方人大部门立法的听证规则《深圳市人大计划预算委员会听证制度》[4].《立法法》颁布实施之后，全国多数省市相继以条例、办法或规定等形式制定了本地的立法听证规则，也进行了许多立法听证尝试。应该肯定，这些立法听证尝试都是有益的，对促进我国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立法法》对立法听证制度只是做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于是在具体操作实践过程中，各地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立法听证的范围、主体、程序以及效力等各方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在立法过程中，目前还没有开始运作听证程序。因此，只能说立法听证制度在我国，只是开始初步建立，在地方立法中开始正式运作，而谈不上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立法听证制度。
为此，在《立法法》颁布实施五周年之际，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目前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一次重新审视，深入分析其执行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为进一步健全完善立法听证制度，促进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提供有力的法理理论和实践经验支持。
一、目前我国执行立法听证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 [2] [3]
中国反倾销申诉程序及其完善
刘宇
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和企业法律意识的不断加强，以及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逐步履行降低进口关税、减少行政限制手段的承诺的情况下，反倾销措施已经成为国际通行的维护公平竞争的手段，其也理所应当的应成为中国政府和产业界优先考虑和选择的措施，以维护对外贸易秩序和公平竞争，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合法权益。现在主要根据我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简要介绍我国企业如何提起反倾销申诉。
一、机构设置与职责分工
根据《反倾销条例》的规定，我国负责反倾销事务的机关主要有：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海关总署、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当涉及农产品的反倾销案件中，农业部也是负责反倾销事务的机关之一。
（一）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
税则委员会根据外经贸部的建议作出征收临时反倾销税和最终反倾销税以及追溯征税、退税、保留、修改或者取消反倾销税等与“税”有关的决定。
（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根据《反倾销条例》的相关规定：外经贸部的主要职责为：1、受理反倾销调查申请并对申请是否由国内产业或者代表国内产业提出、申请书内容及所附具的证据等进行审查，经商国家经贸委后，决定立案调查或者不立案调查；2、负责倾销及倾销幅度的调查和确定；根据调查结果就倾销作出初裁决定和终裁决定；3、对采取要求提供现金保证金、保函或者其他形式的担保的临时反倾销措施作出决定；提出征收临时反倾销税和最终反倾销税的建议。
（三）国家经贸委
国家经贸委的主要职责为：
1、国家经贸委负责与外经贸部共同决定是否对反倾销申请立案调查；
2、负责产业损害及损害程度的调查和确定，在涉及农产品的反倾销国内产业损害调查时，由国家经贸委会同农业部进行。根据调查结果，就损害及损害程度作出初裁决定和终裁决定。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设立了产业损害调查局，该局设有专门的处室处理反倾销申诉事宜。
（四）海关总署
海关总署负责执行临时反倾销措施和征收反倾销税以及退税等事宜。
二、提出反倾销调查的申请人必须具有法定资格
根据我国反倾销法律的规定如下：
（一）申请人资格
根据我国《反倾销条例》第三章第13条的规定：凡中国境内生产与倾销进口产品同类的产品国内产业或者代表国内产业的自然人、法人或者有关组织，可以依照条例的规定向外经贸部提出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在反倾销法律中，判定提出反倾销申诉的申请人是否符合法定资格的标准是考察其是否为国内产业或者可以代表国内产业。
根据我国《反倾销条例》第11条规定，所谓国内产业系指：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同类产品的全部生产者。这是从所有中国生产与进口产品同类产品的生产者情况来衡量国内产业的构成情况。
2、总产量占国内同类产品全部总产量的主要部分的生产者。这是从国内生产者的产量所占全国总产量的份额来衡量是否构成国内产业。所谓“主要部分”，根据我国反倾销法律的规定，为总产量要达到或超过全国总产量的50％。
我国法律对申请人的主体资格的的确定，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1、当申请人为我国国内同类产品的全部生产者或者其生产的与倾销进口产品同类的产品的产量占到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的50％以上时，则申请人作为“国内产业”，符合申请反倾销调查的主体资格。
2、在申请人的产量占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不足50%时，()则要视支持反倾销调查申请的生产者的生产产量而定。如果表示支持申请和反对申请的国内生产者中，支持者的产量占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总产量的50%以上，并且表示支持申请的国内生产者的产量不低于国内同类产品总产量25%的，则该申请应被视为“代表”国内产业提出，符合申请反倾销调查的主体资格。
（二）制作反倾销调查申请书
反倾销调查申请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反映了申请人的主张、证据以及相关必要的信息。根据《反倾销条例》的规定，反倾销调查申请书应包括下列内容并附具相关证据材料：
1、申请人的有关情况；
2、申请调查进口产品的已知生产商、出口商、进口商；
3、申请调查进口产品、国内同类产品的完整说明及二者的比较；
4、估算的倾销及倾销幅度；
5、国内产业受到损害的情况；
6、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
7、申请人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关于上述每一项具体需要包括的内容和应提供的证据材料，在我国相关法规（如外经贸部《反倾销调查立案暂行规则》）及实践操作中，均有较为具体的要求。另外，根据我国反倾销法律的规定，反倾销调查申请书及证据应当采用中文印刷体形式；国家有统一规定术语的，应当采用规范用语。同时，申请人所提供的证据材料是外文的，申请人应当提供该材料的外文全文，并提供相关部分的中文翻译件。
通常情况下，申请书中会涉及大量的商业秘密材料，因此所起草的申请书，应分为申请书非公开部分和公开部分两种版本。
同时，根据我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如果申请人认为所提供的材料涉及商业秘密，其被泄露对申请人或有关利害关系方会产生严重不利影响，申请人在提出申诉时应予注明，并向调查机关提出对该材料按保密材料处理的申请并说明理由，同时应提供一份非保密性材料概要，以使案件的其他利害关系方能够对保密材料一个合理的了解，如果申请人不能提供非保密概要，应当说明理由。按保密处理的材料，未经提供材料的当事方同意不得被泄露[]（《反倾销条例》第22条）。
（三）递交反倾销调查申请书
申请人初步完成反倾销调查申请书之后，即可将申请书及相关附件材料的公开文本和非公开文本各正本1份，副本6份提交的外经贸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公开文本除提交正本1份，副本6份外，还应当按申请调查进口产品的出口国（地区）政府的数量向外经贸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提供副本，如涉及的申请调查进口产品的出口国（地区）政府的.数量过多，可以适当减少但不能低于5份。如果外经贸部有要求，申请人还应当提供申请书及证据材料的电子版本。
三、初步审查
在对申请书及证据材料签收之日起60天内，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将对申请书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对案件立案调查。
四、立案
根据《反倾销条例》的规定，是否立案调查是由外经贸部在对申请书进行审查后，由国家经贸委决定。
《反倾销条例》第18条的规定：在特殊情形下，外经贸部没有收到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但有充分证据认为存在倾销和损害以及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的，经商国家经贸委后，可以决定立案调查，即所谓的“自主立案调查”。这种情况在实践中很罕见，但是，无论哪种方式，按照法律规定，外经贸部应当将立案调查的决定予以公告，并通知申请人、已知的出口商和进口商、出口国（地区）政府以及其他有利害关系的组织、个人。另外，外经贸部应当在发布立案公告之前通知出口国（地区）政府。反倾销调查立案决定公布之日为案件的立案日期。
五、调查机关的调查
（一）反倾销案立案之后，就进入调查阶段。外经贸部将对倾销及倾销幅度进行调查，国家经贸委对损害及损害程度进行调查。
（二）调查机关进行调查时，包括申请企业在内的各利害关系方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不如实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的，或者没有在合理时间内提供必要信息的，或者以其他方式严重妨碍调查的，调查机关可以根据已经获得的事实和可获得的最佳信息作出裁定，此项目的为使得厉害关系各方可以积极配合调查，以征求自己有利的条件。
（三）反倾销调查的方式有多种，主要有：向利害关系方发放调查问卷、听证会、现场核查、向有关利害关系方提供陈述意见的机会等等
在调查阶段，对于申请人企业，主要的工作如下：
1、调查问卷
通常情况下，在立案调查公告后约1个月左右，国家经贸委将成立产业损害调查小组，并由国家经贸委将向申请人企业发放《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
除了上述《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之外，在调查阶段国家经贸委还可能发放补充调查问卷。并且在整个反倾销调查阶段，国家经贸委除了在初步裁定前发放调查问卷之外，还可能在初步裁定之后（初步裁定为肯定性的情况）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再次发放《国内生产者调查问卷》以及其他相关补充问卷。
2、实地核查或者调查
根据案件的具体进程，通常情况下，国家经贸委产业损害调查小组将会在收到申请人的答卷后1――2周内，到申请人企业的生产现场进行核查。有时，调查小组也会在其认为必要的时候针对专门的问题到企业所在地进行实地核查或相关调查工作。
经贸委初步裁定前实地核查的主要内容为核实申请书和申请人填写的问卷中提供的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以及核查调查期间内以及核查期间申请人企业的公司结构、生产运营、设备工艺、会计制度和财务状况、安全、产品质量、企业管理模式、投资、技改和发展等情况，核查时间一般每个企业3――5天。肯定性初步裁定后，在经贸委收回申请人填写完毕的调查问卷后1――2周左右，经贸委产业损害调查小组可能再次对申请人企业进行实地核查。这个阶段的主要内容是进一步核实申请书及问卷提供的相关资料和信息并了解申请人企业同类产品的生产经营和销售等的变化情况。
3、参加听证会及座谈会
在反倾销调查开始后一定时间内，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可以根据厉害关系方的申请进行听证会……按照法律规定，外经贸部应当在收到利害关系方的书面听证会申请后15天内决定举行听证会，并通知各利害关系方，发放决定举行听证会的通知。同时，外经贸部应在决定举行听证会的通知中所确定的各利害关系方登记参加听证会的截止日期起20天内对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听证会主持人、听证会会议议程等作出决定，并通知已登记的利害关系方[]（外经贸部《反倾销调查听证会暂行规则》第9、12条）。申请人企业在收到决定举行听证会的通知后，应该在通知规定的时间内向外经贸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登记参加听证会，并根据通知的内容提交相应的发言概要和相关证据。
根据国家经贸委《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的相关规定：国家经贸委应当在产业损害裁定听证会举行前30日，将举行听证的案由、时间、地点、听证会主持人以公告方式或者书面方式通知各相关利害关系方。利害关系方在公告发出之日起20日内或者收到书面通知后15日内，应当按照规定的方式向国家经贸委产业损害调查局举行登记，并提交听证会发言概要和相关证据。
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的听证会的程序基本相同，主要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1）核对检验听证会参加人身份证明以及代理人代理资格；
（2）宣布听证会开始、宣读案由和听证会纪律；
（3）利害关系方陈述；
（4）各利害关系方作最后陈述；
（5）主持人宣布听证会结束。
听证会的目的在于为各利害关系方提供充分陈述意见的机会
在调查阶段，经贸委认为必要时，可以就采取反倾销措施对公共利益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调查。就此问题，由经贸委将组织由国内生产企业申请人企业的上游和下游企业，反倾销案件所涉及产品的下游消费者、贸易商、进口商、相关行业协，会等参加的上下游企业座谈会，以综合考虑采取反倾销措施对上下游企业的利益可能造成的影响。
4、对各利害关系方意见进行相应的反驳和评论
《反倾销条例》第20条第2款规定：“调查机关应当为有关利害关系方提供陈述意见和论据的机会”。因此，在整个反倾销调查阶段，被调查产品的生产商和出口商、进口商和下游企业等各利害关系方均随时有可能针对案件提出大量的相关抗辩和评述意见以及相关请求。针对上述意见和请求，申请人应及时提出反驳及或评论意见并提交相关证据和材料。
5、及时更新和补充材料，并提出相关请求。
六、调查期限
反倾销立案后，调查机关应该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反倾销调查。根据《反倾销条例》第26条的规定：反倾销调查，应当自立案调查决定公告之日起12个月内结束；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但延长期不得超过6个月。也就是说，我国反倾销案件调查期限最长时间为自立案调查决定公告之日起18个月。
七、终止反倾销调查
根据《反倾销条例》第27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反倾销调查应当终止，并由外经贸部予以公告：
1、申请人撤销申请的2、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存在倾销、损害或者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的；
3、倾销幅度低于2％的；
4、倾销进口产品实际或者潜在的进口量或者损害属于可忽略不计的；
可忽略不计，是指来自一个国家（地区）的倾销进口产品的数量占同类产品总进口量的比例低于3％；但是，低于3％的若干国家（地区）的总进口量超过同类产品总进口量7％的除外。
5、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共同认为不适宜继续进行反倾销调查的。
八、初裁决定及临时反倾销措施
初步裁定在立案后60天后的合理时间内作出。在目前我国已经作出初步裁定的反倾销案件中，初步裁定时间一般在立案后6――9个月作出。
经过初步阶段的调查，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根据调查结果，分别就倾销、损害作出初裁决定，并就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成立作出初裁决定，由外经贸部予以公告。如果初裁决定认为：倾销、损害、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中的任何一项结论是否定性的，则反倾销调查应当终止，并由外经贸部予以公告。如果初步裁定为肯定性，反倾销案件将继续进行。同时，调查机关将给予各利害关系方15――20天的时间对初裁决定予以评论。申请人企业应按照要求对初裁决定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评论，在相关利害关系方提交初裁评论意见后及时申请查阅并相应提出抗辩意见。如果初步裁定是肯定性的，则调查机关将对被调查进口产品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可以采取征收临时反倾销税形式，或者要求提供现金保证金、保函或者其他形式的担保。而且临时反倾销税税额或者提供的现金保证金、保函或者其他形式担保的金额，应当不超过初裁决定确定的倾销幅度。目前，中国反倾销案件所采取的临时反倾销措施均为现金保证金的形式。根据我国反倾销法律的规定，临时反倾销措施实施的期限，自临时反倾销措施决定公告规定实施之日起，不超过4个月；在特殊情形下，可以延长至9个月。
九、终裁决定和反倾销税
在肯定性初裁决定作出后，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将对案件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分别作出终裁决定，由外经贸部予以公告。终裁决定一般应在立案公告后一年作出，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至180天。如果案件需要延期，则调查机关将在1年期满之前合理时间内发布延期申明。
如果最终裁定是否定性的，则调查程序结束；如果是肯定性的，则可以按照规定程序征收反倾销税。
我国《反倾销条例》规定，反倾销税的征收期限和价格承诺的履行期限不超过5年。但是，经复审确定终止征收反倾销税有可能导致倾销和损害的继续或者再度发生的，反倾销税的征收期限可以适当延长。
十、行政复审
《反倾销条例》第49条的规定，反倾销税生效后，外经贸部经商国家经贸委，可以在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决定对继续征收反倾销税的必要性进行复审；也可以在经过一段合理时间，应利害关系方的请求并对利害关系方提供的相应证据进行审查后，决定对继续征收反倾销税的必要性进行复审。
第50条 规定，根据复审结果，由外经贸部依照条例的规定提出保留、修改或者取消反倾销税的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经贸部的建议作出决定，由外经贸部予以公告；或者由外经贸部依照条例的规定，商国家经贸委后，作出保留、修改或者取消价格承诺的决定并予以公告。
复审程序参照条例关于反倾销调查的有关规定执行。复审期限自决定复审开始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同时，在复审期间，复审程序不妨碍反倾销措施的实施。
十一、司法复审
目前，我国反倾销案件中尚未开启过司法复审程序。但是在《反倾销条例》第53条规定，对依照条例第25条作出的终裁决定不服的，对依照条例第四章作出的是否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退税、对新出口经营者征税的决定不服的，或者对依照条例第五章作出的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二、制度完善
虽然我过企业进行反倾销申诉具有一定的依据可以遵循，但是我门不难看出，在现阶段我国在反倾销申诉方面的程序上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是我们应该立即予以补充修订的，下面我就就此问题谈一点自己的浅薄的意见：1.反倾销机构设置方面的缺陷及其完善。按照《条例》，在我国反倾销程序中，外经贸部商经经贸委决定立案与否；外经贸部会同海关总署对倾销进行调查，经贸委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损害进行调查，并分别作出初裁。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经贸部建议作出征收临时或固定反倾销税的决定，并由海关执行[1]。由此可见，我国参加一个反倾销案处理工作的机构总共至少有外经贸部、经贸委、海关等五个部门。但是于我国反倾销研究和工作起步迟，能胜任该复杂工作的人员不多，放各个部门均需抽调懂行人员从事处理工作，会造成人员浪费。反倾销的立法宗旨要求反倾销提高工作效率，但这么多的部门不同程度地参与，很可能因重复交叉处理而拖延时间，造成效率低下，对双方都不利。另外反倾销案件的复杂性，各部门处理会造成资源资金的不必要浪费。因此我们是否可以除了现行实施的类似多轨制以外，还采用由两个机构分别对倾销和损害进行调查并依各自调查结果分别作出裁定；采用单一执行机构进行倾销和损害两项工作的调查并自行作出裁定或由该机构上级作出。此外，还有人认为应从五个部门中抽调人员组成调查小组自始至终地负责反倾销案件；或者建议由外经贸部牵头成立专门的反倾销调查局负责调查工作；或者建议由各机构专业人员组成独立于外经贸部和经贸委的反倾销调查局，调查局分设备具体主管部门，以法律规定各部门协助调查局调查工作的义务，调查局独立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2]。 2.调查程序透明度不高。从《条例》和实践可知，我国反倾销过程中在立案、裁定应予公告，为当事人提供意见陈述的机会，允许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查阅案件资料等方面不乏透明度和公开化，但与《守则》相比，仍有一些不足：（1）某些调查机构不确定。如根据《条例》，由经贸委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损害及损害程度进行调查，这里的“有关部门”指向不清。（2）调查程序和调查方法的规定过于简单，不利于利害关系人明确其权利和义务，甚至可能影响其协助调查的程度。（3）反倾销机构可以自行立案调查的条件“遇有特殊情形”没有具体规定，缺乏透明度，易导致争议及调查的不合作现象。（4）《条例》规定有“倾销幅度或倾销产品的进口量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下，应当终止反倾销调查。但何为“忽略不计”则未有规定，不好把握，缺乏透明度。若对之严格要求，则有滥用反倾销之嫌，若对之宽松规定，则不利于保护国内产业。而《守则》对此则有具体明确的规定[3]。 因此我门应该加强我门的透明度：（1）明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含义，一般应确定为所涉产品的主管部门等。（2）对反倾销机构自行立案时的“特殊情形”进行界定，既可原则性规定，也可列举性规定。（3）对终止反倾销调查的条件之一“倾销幅度或倾销产品的进口量可以忽略不计”中的“忽略不计”进行与《守则》相适应的量化和具体规定。（4）加大反倾销法的宣传力度，尽量增大反倾销法在国内国际上的透明度。（5）要求对每一件反倾销案处理过程中的各项决定，都予以公告，并尽可能让公众知悉。3.在调查程序上缺乏一个严格、确切的时间规定。《条例》除了规定12个月的调查期限（特殊情况下可延至18个月），4个月的临时反倾销措施期限（特殊情况下可延至9个月），90天的追溯征税期限，5年的确定反倾销税征收和价格承诺期，12个月的复审期限以及18个月的退税与否决定期限外，再无其它期限规定。而《守则》则进而要求：收到反倾销调查表的出口商至少应有30天的答复时间，临时措施应从开始调查之日起60天采取；反倾销税征收部门返还的决定应在12个月内作出（无论如何不能超过18个月），作出后9天内必须返还，等等。4.缺乏对反倾销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综观世界各国现行反倾销法，绝大多数国家反倾销法均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而且这也是《守则》所要求的。实际上，反倾销机构对进口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并作出肯定性或否定性裁定，实质上是一种行政程序活动。有关利害关系人对行政机构在反倾销过程中所作出的裁定不服应允许向有关司法机构起诉，由司法机构对案件进行审查并作出独立的判决。这种司法审查制度是合情合理的，也符合世界行政法治的潮流。《条例》缺乏对反倾销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实属不妥。立法部门不能以我国有《行政诉讼法》加以规定为由而辩解[4]。5建立和完善我国反倾销的司法审查制度。建立和完善我国反倾销的司法审查制度意义重大。（1）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对反倾销行政异议进行司法裁判是WTO成员应当履行的一项国际义务。（2）对反倾销行政裁决进行司法审查，为有关利害关系方提供了一个依照法律维护自身利益的机会，有利于公平客观地处理反倾销案件，也有利于提高和维护我国国际形象。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可包括以下内容：采取“不告不理”原则，即司法程序有在有关利害关系方对反倾销裁定不取向司法机关提起起诉为起动条件；规定利害关系方提起诉讼的诉讼时效；明确起诉人的起诉资格；明确结案时间；司法审查的内容可限于法律适用、程序不当及有关材料等问题，而对事实内容可不作审查，但可判定行政机构重新确认。另外，由于反倾销案件专业性强，影响大，对审判员要求高，同时考虑到其它国际贸易案件（如反补贴）的发生，对此可借鉴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的做法，建议设立专门的国际贸易法院，审理包括反倾销在内的国际贸易案件。
综上所述，我过在进行反倾销的过程中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一段较大的差距，因此我门一定要作到及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反倾销的道路上走的更远，才能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合法权益，我们一定要抓住加入WTO这个契机，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门的国家一定会更加的繁荣富强。
我国职工参与管理之立法缺漏及其完善
我国职工参与管理之立法缺漏及其完善如何调动并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使他们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态与企业共度时艰，是当前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以法律制度的形式，鼓励并保障职工积极参与企业的经营与管理。本文拟在考察其他国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对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制度提出建议。
一、职工参与管理的理论基础及国外的相关实践
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并非只是股东的企业，而是一种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所组成的特殊契约。人力资本（包括企业内部成员所拥有的劳动力、管理及经营才能等）与土地、技术、实物、资金等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竞争、合作、重组，从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在管理学理论方面，原来泰勒以“物”为中心的管理发展到行为科学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劳动被认为不仅是谋生手段，而且是人们自我实现、自我成就的手段，这就要求企业要创造条件使职工对企业产生认同感、归属感，进而形成“团队精神”，使员工与企业休戚与共。在这场“职工主人化”变革中，最直接显着的方式便是职工参与管理。
让职工参与公司治理已成为当代西方国家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一个潮流。瑞典劳动者以工会基金的形式集体参与公司利润和分配，法国建立了工人自治委员会，以利润换取企业股票使职工参与管理，联邦德国依斯塔公司以“沉默参与”方式，建立了“职工基金制”，规定凡在该企业工作两年以上的职工可以成为基金制会员。公司每年从纯利润中提取30%作为职工基金，每个职工根据自己的工种，以记分制为基础，在基金中获得一个“股份”。在美国，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得许多企业纷纷推行职工股权计划（ESOP）。该计划的倡导者认为，只有让职工成为企业所有者，才能协调劳资关系，消除企业内部纠纷，提高劳动生产率。ESPO从根本上打破了物力资本一元垄断的局面，使劳动者摆脱了对物力资本的依附，给劳动者提供了一条靠自己劳动、技术、知识分享利润和参与经营管理的渠道，是企业管理的一次质的飞跃。除了从产权入手，鼓励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外，美国“现在在各企业所推行的‘管理民主化’措施极为盛行，名目繁多，其主要形式大致为：职工建议制度、生产委员会、初级董事会制度、生产线小组责任体制、自我管理制度和目标管理制度等”，“一些公司还利用职工协调会议、劳资协调会议等形式让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注：王锦瑭。美国现代大企业与美国社会［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168、170.）企业民主管理的理念对公司立法产生了直接影响。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首开公司法变革之先河，于1989年修正其公司法，要求公司经营者不仅仅对股东（share-holders）负责，也要对公司所有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职工即为其一）负责。
此外，在德国，“劳动与资本共决制”更是举世闻名。该制度肇始于二战以后德国实行的共同经营制度。受其影响，奥地利、卢森堡及一些北欧国家也实行此种共同决定制。
职工参与管理或者说企业管理的民主化浪潮是世界性的，其实际效果亦显而易见：第一，职工与企业形成了利益与共、休戚相关的共同体，职工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有了动力保证。如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在持续多年亏损以后，职工用未来工资的15%为代价，换取了公司55%的股权，并在董事会的12个席位中取得了3个席位，着手参与企业管理，使得联航一年即扭亏为盈。第二、职工对企业的长期发展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而不再盲目追求企业短期利润和红利，企业资产配置更趋优化、合理，这对于企业尤为重要。第三，职工参与管理，有助于消除职工与企业管理者信息不对称的状态，最终有利于企业长期发展。总之，职工参与管理对世界各国的公司立法和其他相关立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已逐渐成为各国公司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我国职工参与制度的立法缺失及其弊病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消除了资本和劳动对抗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确立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劳动者既是生产资料的主人，同时又是自己劳动力的主人，理应能够参与生产过程的管理和劳动成果的分配。这一思想在计划经济时期公有制企业立法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51条规定：“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行使民主管理的权力机构”。另据《企业法》第52条规定，职工（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1.企业重大经营决策权；2.企业重要规章制度审查同意或者否决权；3.重大生活福利事项审议决策权；4.评议、监督企业行政领导干部权；5.选举厂长权，职工（代表）大会有权根据政府主管部门的决定选举厂长，报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城镇集体企业条例》第28条甚至赋予了职工（代表）大会更多的权力，包括按规定选举、罢免或者聘用、解聘厂长（经理）、副厂长（副经理），而无须报批。这一立法的根本指导思想在于，全民财产属于国家统一所有，集体财产属于该集体统一所有，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公有制企业的职工可以认为是财产的所有者（当然，这里的“所有”程度存在差别），在法律上就要设有体现他们作为“主人翁”、参与企业管理的规范。
我国传统立法如此，在作为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依据的《公司法》中，职工参与管理的精神也得到了一定的贯彻。《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职工依法组织工会，开展工会活动，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公司应当为本公司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国有独资公司和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依照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第52条第2款规定：“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组成，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第68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第55条、56条、121条、122条规定，公司研究决定有关职工工资、福利、安全生产以及劳动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应当事先听取公司工会或职工的意见；公司决定生产经营的重大问题、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应当听取公司工会和职工的意见和建议。
从上述法律规定及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我国职工主要是通过以下四种方式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一是通过自己的本职工作参与企业日常的管理活动，如提出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等；二是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这一基础形式参与企业管理；三是通过选派代表参与到企业的决策机构（董事会）和监督机构（监事会），分享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权和监督权；四是通过职工自己持有股份，以股东的身份参与管理，在股份合作制企业中，职工全员持股或者近乎全员持股，职工兼具股东身份，参与管理当无问题；而在一般的企业当中，持股职工也可以通过职工持股会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见，故这种方式因职工的股东性质，可理解为职工参与管理的异化方式，在本文中暂不作讨论。
尽管从形式上看，我国职工参与管理的方式不在少数，但如对其加以深入分析，不难发现有些规范极不科学，有些则互相冲突，在适用上无法衔接，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职工（代表）大会的设置范围问题
传统企业立法中，职工（代表）大会的法律规定仅存在于公有制企业，而大量的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不仅没有关于职代会的规定，甚至连职工的民主管理也很少提及。另外，《公司法》规定，国有独资和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要依法建立职工（代表）大会，而对其他类型的公司却未作相应规定，这体现了相当明显的立法“路径依赖”痕迹。从上述规定可知，我国关于职代会的立法思路是：职工（代表）大会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经济基础方面的依据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而劳动者是公有制企业的主人，却不是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的所有者，当然就不是企业的主人，因而在非公有制企业也就不能设置职工（代表）大会。
其实，从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发源地西方发达国家看，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根本原因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影响企业发展的外部因素错综复杂，市场瞬息万变，在企业内部则分工细密、协作复杂，这就需要民主管理、群策群力，提高企业的决策水平，它在理论上反映为“企业契约论”和“人本主义管理论”的兴起（如上文所述）。故而现代企业科学的组织结构的本质是企业产权在企业投资者、经营管理者、职工之间实现分离、制约和统一，换言之，企业并不只是股东的企业，股东权力也只是企业权力的一个方面，职工在企业中的地位使他们有条件成为最有力的监控者和企业利益的维护者。由此可知，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无必然联系。在西方，职工（代表）大会的设立与否及其规模大小，是依公司职工人数而定，而不是依公司类型而定。 （二）关于职工董事问题
董事会负责公司的经营决策，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中枢。因而，职工代表参与公司董事会，从而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是一种层次较高的参与，又可称为经营参与。我国《公司法》第45条规定，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其他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第68条规定，国有独资公司设立董事会，其成员为3人至9人，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对此，有学者认为，“上述规定的依据是，国家财产属全体劳动者所有，选派代表参加公司董事会体现了企业职工在公司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注：石少侠。国有股权问题研究[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249.）对此，笔者暂且不存疑义，但问题在于，我国的股份有限公司大多由国有企业改造而来，国有股、法人股占绝对优势，既然由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和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中要求有职工董事，那么在国家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为什么不应设立职工董事？
其实，上述立法思想还是以所有制分门别类立法观念的因袭，与设置职工（代表）大会立法理念并无二致。反观外国，目前，大陆法系国家大多建立了劳工代表参与董事会决策的制度。德国法律规定，在超过500名职工的企业中，1/3董事必须是职工代表，由全厂职工直接选举产生；在超过1000名职工的企业中，董事会一般有11位董事，除1名中立的董事外，5名董事即一半是职工代表；荷兰则建立了“工人委员会”，要求董事会的某些重要决定必须通过委员会批准；法国规定，雇员超过50人的公司，董事会必须有工人观察员参加。
（三）关于职工监事问题
职工通过监事会参与公司运营的监督，这种方式又称为“监督参与”。在这方面，我国的相应法律规范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我国《公司法》第52条、第124条均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和规模较大的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监事会，其成员不得少于3人，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组成，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可见，《公司法》对于监事会职工代表的比例缺乏强制性的量化规定，而是让诸于公司章程确定，而章程乃由股东制定，股东自然倾向于在监事会中多占席位，故而，“这种缺乏刚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往往因各种原因被大打折扣”（注：卢昌崇。公司治理机构与新老三会关系论［J］。经济研究，1994，（11）：24.），有的职工监事甚至成了一种摆设，无法保证其最低限度的监督参与。在这方面，德国的成功经验颇值借鉴。德国职工参与公司监事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同等代表制”，即在公司监事会中股东代表和职工代表各占一半，双方地位完全平等，势均力敌；另一种是“三分之一代表制”，即在公司监事会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监事会成员应由职工代表担任。这种对公司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的比例进行强制性规定的作法，保证了德国企业职工参与监督效果的实现。第二，《公司法》第52条第3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较少和规模较小的，可以设一至二名监事”，而未明确规定在此情况下，监事由股东还是由职工出任，在事实上股东监事往往排挤了职工监事，职工的监督权无法保障。第三，由于职工与公司之间在事实上存在雇佣关系，相对于公司的董事、经理，职工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手段上，都处于劣势，在《公司法》没有对职工监事行使监察权可能受到的利益侵害给予任何救济和保障的情况下，期望职工监事恪尽职守、切实监督实属过于严苛，在事实上几无可能。
（四）关于责任追究措施问题
《公司法》第55条、56条、121条、122条规定，公司研究决定有关职工工资、福利、安全生产以及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应当事先听取公司工会和职工的意见，并邀请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列席有关会议；公司研究决定生产经营的重大问题，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时，应当听取公司工会和职工的意见和建议。第16条规定，公司应当为本公司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但在第十章“法律责任”中，并未就公司违反这些规定，给职工利益造成损害时，应当追究的责任作出明确规定。“无救济，则无权利”，没有责任保障的权利是无法确保实现的，从实践来看，确实如此。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过程中，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出现了日益削弱的趋势，职代会和工会被虚化，劳动者的积极性日益滑坡、对企业经营者的监督日渐乏力，这也正是国有企业缺乏活力、“内部人控制”问题日趋严重的症结之一。
三、建立和完善我国职工参与制度的立法建议
在当代，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日益复杂，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日益依赖于职工的素质和主动参与意识。而职工主人翁意识的培育，不在于空谈家的外部灌输，而决定于企业内部职工参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根据上述分析，笔者建议在以下四个方面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一）在职工（代表）大会方面 首先，统一立法，确认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基本形式，其性质是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合议机构，也是职工的最高权力机构。其次，抛弃依所有制类型设置职工（代表）大会的做法，通过立法强制性地规定，无论何种类型的企业，只要职工人数达到一定规模，就必须设置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明确规定职工（代表）大会的下列职权：（1）对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的选举和罢免权；（2）对有关职工工资、福利、安全生产以及劳动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的审议和通过权；（3）对制订重大生产经营决策和重要规章制度的咨询建议权；（4）民主评议、推荐公司、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利。第四，理顺职工（代表）大会与工会的关系。我国工会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群众组织，为维护我国工人阶级的国家主人翁地位，应当把全体职工都团结到工会中来。故可以通过立法规定，任何类型的企业职工都应是工会会员。这样，在企业内部才能真正实现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合二为一。前者作为工会内部非常设的最高权力机构，而工会委员会则作为常设机构，执行职代会会议，并对其负责（注：郑显华。对职工（代表）大会的法律思考［J］。现代法学，1997，（2）：67.）。
（二）在职工董事方面 首先，扩大职工董事的设置范围。规定凡国有股权达到一定比例的（应以控股为宜）的股份有限公司，都应在董事会中有职工代表。进而言之，为顺应国际上的公司治理潮流，在条件成熟时，法律甚至可以规定，各类公司中都必须设有职工董事，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有限责任公司和国有独资公司的职工董事比例在1/3左右为宜，股份公司的职工董事比例则可定在1/4.这样既可留出足够的职位给那些精通经营管理的专业人士，又可使公司的经营决策有着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可靠的信息基础。其次，由公司章程事先规定职工董事任职资格，最后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由其罢免。这样可最大限度地避免职工董事与其他经营董事互相勾结，损害职工利益。
（三）在职工监事方面 首先，规定职工监事的任职资格和选任方式，可参照关于职工董事的相关规定；其次，法律明文规定职工监事的比例，而不能由各公司章程自行规定。()在经营规模较大的公司中，工人监事应占1/3，在股东人数较少和规模较小而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中，也应保证至少有一名职工监事。因为职工相对于社会散股股东，信息更加周全，监督亦更为直接。至于其经济、财务知识上的欠缺，可通过监事会委托会计师事务所以审计等方式加以弥补。最后，职工监事与股东监事在权限上应有所区别。《公司法》第121条规定：“公司研究决定有关职工工资、福利、安全生产以及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应当事先听取公司工会和职工的意见，并邀请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列席有关会议。”职工监事应侧重于对董事、经理执行该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当然也可行使其他法定职权。
（四）在职工参与企业管理权益受侵害的救济方面 如上所述，对有关职工工资、福利、安全生产以及劳动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事项，职工（代表）大会有审议和通过权，而对重大生产经营决策和重要规章制度的制订，职工有咨询建议权。当公司董事、经理等经营管理人员，利用其职权侵犯职工权益时，如对于须经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事项未经通过即予实施，或者对于应当让职工知悉的事情故意隐瞒，致使职工无法表达意见而给其权益造成损害的，有关责任人员必须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另外，为保证职工监事依法行使监督权，应规定职工监事在行使职权时，公司任何人均不得予以干涉，否则，应对相应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最后，为保证公司工会活动的顺利开展，还可规定，公司如能提供却拒不提供工会必要的活动条件，应追究公司领导人员的行政责任。
总之，我国在对企业进行公司化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必须修改和完善相应的法律规范，将适应我国国情的职工参与管理制度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只有这样，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才能得以持久而有效地发挥，职工的主人翁地位才能得以切实体现。
★ 立法建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