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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与文学现代性
文学现代性是文学所具有的属于现代的属性，而就中国文学而言，这应是指与文学古 典性不同的新属性，如以大众传播媒介为主要传输工具、运用现代汉语符号系统、表述 中国人在全球性格局中的生存体验、创造新的艺术形象、面对市民消费群体等。把晚清 与文学现代性联系起来，是想由此入手探测中国文学继其古典性衰败后新的现代性形态 的发生过程。如果把古典性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旧传统，那么，现代性文学则应是它的 一种新传统[1]，而晚清则直接关系到这一新传统的发生。晚清是带有一定伸缩性的概 念，我个人用它大致表述鸦片战争起至辛亥革命这一时段，也就是道光中期至清朝终结 。对这个时段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关系向来存在不同看法。一个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观 点是，晚清代表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而非现代文学的开端。随着80年代中期“20世纪中 国文学”概念的风行，晚清或清末与文学现代性进程的联系逐渐受到关注。这种关注有 助于在更宽泛的视野上观照晚清文学的现代性轨迹。不过，单纯从西历纪年的“20世纪 ”入手谈论中国文学现代性问题，已经显得有些表面化和非历史化了；而同时，更要紧 的是，这无法完整地说明文学所从中产生并发挥作用的文化语境缘由，以及文学的独特 审美特征。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进程不会单纯按“20世纪”这种整齐划分去展开，而是呈 现自身的独特逻辑线索。文学现代性的逻辑线索是可以从文学的一些相关要素上见出的 ，它们有：文学活动的时空布局、文化语境压力、体验模式、传播媒介、语言、形象等 。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要素在晚清都已经初露端倪了。考察文学现代性的发生，需要特别关注那时带有现代性萌芽的文学活动的时空布局方 式，即它们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理位置分布的。这直接关系到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方式。 至今常见的描述方式是，以北京为中心地、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根据考察文学现代 性的发生，从而满足于文学现代性的北京中心论、“五四”标志论和形态一元论。我以 为，此说在今天看来实在站不住脚。因为，只要我们适当跳出“北京”和“五四”旧观 念限制而放宽视野，就可以看到，文学现代性潮流是在五四之前的晚清和北京之外的边 缘地带首先涌动的。晚清之前的北京确实可以称为古典性文学主流的最后堡垒，现代性 在开初无力正面强攻时就只能选择边缘薄弱处率先突破。新的文学现代性的波澜，正是 从外地逐渐地向京城移动的；或许起初萌发于王韬、薛福成、黄遵宪等游历海外的知识 分子的朦胧体验、想象与冲动，率先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被英国管辖的“殖民地”香港 (以王韬创办《循环日报》为标志)，继而是北移上海，由众多报纸、杂志和书籍等组成 的新兴都市大众传媒网络，接着是东渡向东京留日中国学人媒体圈(如梁启超、章太炎 、鲁迅和郭沫若等的文学活动)，以及天津、长沙等地新生的舆论阵地，最后才借助辛 亥革命胜利的显赫声势在“五四”前夕冲刷文学古典性的最后堡垒北京，形成声势浩大 的以“五四”运动为总体象征的决定性总攻与盛大庆典。当然，还可以适当考虑“太平天国”时期双方为实施社会动员而开展的白话通俗文艺活动、20世纪初年胡适等留美学 生的白话文写作实验等。试想，如果没有最初发端于香港、上海、东京、天津、美国等 “外地”的文学现代性多元涌流，“五四”时北京的最后总攻与庆典就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在晚清其实有着由若干边缘城市渐次向北京中心移动、从原初 多元现代性潜能而归于“五四”一元形态的特点。不同的边缘城市涌动着彼此不尽相同 的原初文学现代性因子，是由于那些地方的人们往往在具体情势下升起朦胧的念头或直 觉性做法，而不一定事先拥有精心规划的现代性方略。种种多元现代性因子形成众声喧 哗之势，从外围震荡文学古典性的北京堡垒。从文学活动的这种时空布局特点看，一些 学者(如王德威等)有关文学现代性在晚清拥有多元可能性之说，就是合理的了。而如果 要进而界定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确定发生端点，可能有些困难；取而代之，不妨暂且找出 有着一定合理性的标志性事件来谈论，那么，当推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中文报纸《循 环日报》并撰写现代政论散文。理由在于这里已拥有文学现代性的多重因子：现代大众 传播媒介(报纸)、现代政论散文文体(报刊社论体)、全球性格局中的新体验(“地球合 一”论及其他)。这样，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可以从“五四”向上一直回溯到1874年 《循环日报》创办，比发生于“五四”说提前40年之多(值得重新打量的40年)。
最初的现代性文学活动为什么会首先分布于北京之外?这种时空布局的特点不能仅仅从 文学活动本身出发去解释。应当看到的`是更深的文化语境缘由：第一，文学现代性的最 大动力不是出自文学内部而是来自文化语境的变革压力，尽管文学内部的原因也需要适 当考虑；第二，面对当时作为古典性政治与文化堡垒的北京的强势存在，最初的现代性 冲动只能选择北京之外的边缘地带积聚力量而伺机突破。所以，在晚清寻觅文学现代性 的最初微澜时，应当考虑到如下文化语境状况：这些初澜常常涌动于现代知识分子群体 的无意识间，而这种无意识又具有远比文学本身更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深潜于人们内 心隐秘处的文化无意识交织在一起。文化语境是影响文学的更大的社会符号表意系统， 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学等综合状况，与人们的情感与理智、意识与无意识等社 会心理状况密切关联。以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为标志，晚清语境中回荡着强烈的文化变革 压力：面对“列强环伺”而“中国积弱”这一新的全球性境遇，中国人不得不起而探求 文化现代性变革之路。这种文化语境需求表现在文学领域，就是要在汉语符号系统中想 象性地摹拟上述文化现代性变革状况。发生在晚清的由梁启超发起的“诗界革命”与“ 小说界革命”，很大程度上不是来自文学的内部，而是导源于更广泛的文化语境的变革 压力――更新诗歌和小说，旨在开启民智。中国文学的古典性进程延伸到晚清文化语境 时已无可挽回地显示出颓败迹象，甚至丧失掉自我变革的活力，从而不得不让位于新的 文学现代性进程。这样，回荡于晚清文化语境中的强大的变革压力为文学现代性的最初 涌起准备了合适的条件。另外，文学现代性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借助大众媒介传输的具有 广泛社会动员效果的文学革命思潮的频频发生。而这一点在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和“ 小说界革命”中已经获得了典型表现。
重要的是要看到，文学现代性的发生说到底取决于人的现代性体验的发生――这构成 任何现代性大厦得以矗立的坚实“地面”。体验是个体对自身在世界上的生存境遇或生 存价值的具体的日常而又深沉的体会，是感性与理性、情感与理智、想象与幻想、意识 与无意识等的复合体，也是任何思想、情感、想象、幻想等得以建构和存在的基本场所 。现代性进程落实到个体上，正具体地呈现为个体体验的现代性进程。按王韬《tāo @①园文录外编》和《漫游随录》、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等的描述，中国人原来所身 处于其中的“天下”已经被新的“地球”格局所取代，昔日的傲视群夷的“天朝上国” 如今沦为劣等民族，而向来被视为末技的器具而今竟然成为日常家居的舒适工具和卫国 兴邦的制胜法宝。这种变化并非仅仅表现为精英人物的思想变迁，而是意味着包括普通 民众、精英人物在内的全体国民的整个生存体验模式的转型，涉及人的欲望
、情感、想 象、幻想等的全面而又深刻的裂变，既与高雅的精神追求也与世俗的日常生活状态相关 。一旦体验模式发生根本转型，那么文学由古典性向现代性的转变就是必然的了。而正 是在文学文本中可以见出那时的现代性体验的发生踪迹和四种类型。第一类是惊羡体验 ，以王韬《tāo@①园文录外编》和《漫游随录》为代表，体现了对于中国现代性进 程中新生的或新出现的东西惊奇与羡慕的姿态，指向现代性的未来维度。第二类是感愤 体验，以黄遵宪诗作为代表，显示了现代性体验的感伤与悲愤主调，指向现代性的现实 维度。第三类为回瞥体验，以刘鹗《老残游记》为代表，属于一种剩余型体验，凝聚了 对于行将消逝的中国古典性传统的深深的怀旧之情，指向现代性的传统维度。第四类为 断零体验，以苏曼殊《断鸿零雁记》为代表，表现出一种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深深的 悲怆与幽恨之情，体现为上述三种体验类型在清末民初绝望境遇中的具体融汇形态[2] 。
谈论文学现代性不能不谈及文学媒介。媒介不只是文学的外在传播渠道，而是影响文 学内容的东西。如果说晚清之前中国文学的主导媒介是文字媒介和雕版印刷媒介，那么 ，以《循环日报》创办和报刊政论文体出现为标志，机械印刷媒介就逐渐地成为中国文 学的主导媒介。从文字媒介和雕版印刷媒介到机械印刷媒介，中国文学实现了从古典性 到现代性的转变。随着现代报纸、杂志和书籍等新型文学媒介的不断涌现，以及李伯元 等在上海印书办报卖文为生，文学现代性所需要的市民读者群、文学消费欲望、大众报 刊文学文体以及都市职业作家群等因子都一并呈现出来，构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整体 景观。
当然，应当冷静地看到，作为文学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之一的现代语言变革，在晚清时 段还没有走向成熟。语言是与媒介不同的：媒介是文学的传播渠道，而语言则是文学的 符号表意系统。众所周知，古典性文学是以古代汉语文言文为主要符号表意形式的，而 现代性文学则以现代汉语白话文为主要符号表意形式。诚然，成熟的现代白话文文学作 品当以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为标志，但在晚清时段，例如在王韬的散文、黄遵宪 的诗歌、李伯元的小说和弹词、林纾的翻译小说里，在上海各种报刊杂志里，交织着“ 欧风美雨”的“地球”、“大海”、“赤道”、“留学生”等现代汉语词句已开始流行 ，相应的报刊散文文体、文学的雅俗文类、都市时尚语言等也已陆续出现。这些无疑为 现代性文学的语言系统的形成铺设了台阶，为“五四”时期胡适和鲁迅等的最后的语言 总攻修筑了醒目的路标。
另外，一种新型文学传统的形成总伴随着新型的文学形象的诞生，包括自然形象和人 物形象。如果说，“海”是与中国古典性文学传统紧密相连的文学形象，那么，在古典 “海”中加上修饰语“大”而新生的“大海”，则成为文学现代性的表征性形象。同时 ，以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1903)中的维新人物黄克强为开端，创造具有神圣性、原创性和感染力的“现代卡里斯马典型”人物，成为现代性文学在其20世纪时段的一种 主流传统，这一传统甚至延续到80年代[3]。
可以见出，晚清称得上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时段。当然，这里只是一次初略描述。 还应当看到，中国文学现代性可能是一个包含若干短时段在内的长时段或超长时段进程 ，正像文学古典性经历先秦、秦汉、六朝、唐、宋、元、明、清等众多时段一样。晚清 不过属于文学现代性的最初的短时段。至于它与后来若干短时段的关系，该另文考虑了 。
【参考文献】
[1]参见拙著《汉语形象与现代性情结》，[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第8- 23页。
[2]参见拙著《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版。
[3]参见拙著《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韬的繁体
在西方的思想史研究中，现代(modern)一词最早可追溯至中世纪的经院神学，其拉丁词形式是“modernus”。德国解释学家姚斯在《美学标准及对古代与现代之争的历史反思》一书中对“现代”一词的来历进行了权威性的考证，他认为它于十世纪末期首次使用，用于指称古罗马帝国向基督教世界过渡的时期，目的在于把古代与现代区别。在基拉西厄斯教皇一世使用“现代”这词时，他仅仅用于区分不同于先前教皇时代的当代，并不含有现在优越于过去的意思。然而，当哥特人征服罗马帝国后，这个词有了新的含义。对于知识人士而言，它代表了一种根本性的分界，这种分界使得先前的经典文化有别于现代文化，而后者的历史任务在于对先前的文化进行再造，正是这种分界使得“现代”这一术语形成了特定的意义。
现代性的价值根基就在于它的普遍主义，就精神性品格而言，在于它的反思性;就外在化的历史存在方式而言，在于它的断裂性。如果说现代性得以代表人类最广泛而又无限进步的理念，这得益于启蒙主义创建普遍主义这种价值基础和认知形式。
现代性的观念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极大的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同时它自身也存在着种种弊端，对现代性的反思也越来越多。福柯为怀疑现代性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他看来，现代性主要是一种态度，一种与传统的断裂。而哈贝马斯则为现代性辩护，他并不否认文化的现代性面临困境，但是现代性的原初动机并不需为此负责，这只是现代性社会化的后果，同时也是文化自身发展的问题。哈氏并不认为现代性完美无缺，但他坚持现代性在其早期是值得肯定的。他提出应该通过合理化的艺术或审美，激发现代性的潜力，使之在当代生活实践中依然起到积极的作用。对现代性及启蒙理念给予最尖锐彻底攻击的理论家当推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利奥塔，他在1979年出版的《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认为“现代性”就是一种宏大叙事，一种以元叙事为基础的知识总汇。
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一方面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为历史变革呐喊开道，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断地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始终眷恋历史的连续性，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也遮蔽和抚平历史的鸿沟。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在风雨曲折中走过，“现代性”一直贯穿其中，中国文学伴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和反思前进着。在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发表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认为：“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由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一个中国文学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学总体格局的进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的大撞击、大交流中从文学方面形成现代民族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的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中华民族及其灵魂在新旧嬗替的大时代中获得新生并崛起的进程。”中国的现代性文学重塑了现代性的历史，它把过去、现在、未来结合一体，建立起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它不仅在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给出了历史断裂的明确标志，同时给那些阶段性的断裂划定界限。
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文学，到清晚期，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汇中发生了重大转折，形成具有现代性的文学新质，至“五四”文学革命兴起则达到高潮，中国文学进入一个崭新阶段。清末民初文学变革得以实现，与现代都市的崛起、现代传媒方式的发生密切相关。晚清众多革命性文学主张以及五四时的文学新思想都是载于书报杂志而播于社会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它主要引进欧洲的启蒙理性，呼唤现代性，这个时期的现代性主题是以日常生活批判和深层文化启蒙为对象的。鲁迅的“国民性”研究从一个宏伟的现代性叙述角度，对以阿Q为代表的民族日常生活主体进行讽刺和批判。在现代性的烛照下，既充分暴露传统日常生活模式的束缚性，也展示出现代性文化启蒙之舟救渡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鲁迅到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批判的矛头始终对准封建主义，以文学为武器，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批判，达到改造国民性和建设现代文明的目的。这是现代性在中国文学掀起的第一次浪潮，它信奉进化论，相信科学精神，具有现代人文关怀，肯定文学独立价值。但是由于启蒙现代性和文学现代性存在的矛盾，造成了五四文学现代化的不彻底，一部分人倡导启蒙功利主义，另一部分从政治革命的立场来看待文学，这给后来的文学带来了消极的后果 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部分，自然也离不开现代性这一主题。就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渴望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迈向民族独立和建立新型国家的意识，不仅是确立现代性主体不可或缺的要素，而且它本身几乎就是现代性的唯一标记。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就要求五四以来以启蒙为主导的现代性路径进行调整，要求文学叙事必须趋同于国家意识形态，强调文学建设新国家的鲜明目的性和使命感，因此，“十七年文学”现代性重构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规约下，对现代性所进行的一种重组和重构。从而促使了两类题材创作的繁荣：革命历史题材与农村题材，两者都运用宏大叙事来建构历史，局限也恰恰表现在这里。“十七年文学”的政治色彩愈来愈浓，文学叙事也越来越承载着强大的社会政治性负荷，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国家对个人的忽视，从而遮蔽了现代性历史诉求的诸多矛盾，又形成了一种“反现代性”格局。
○刘国勇(西安外国语大学研究生院日语语言文学系,陕西 西安 710128)[摘 要] 迄今为止关于渡边淳一的研究,要么局限在情爱小说,要么拘泥于作者医生出身。笔者考察发现渡边淳一深受存在主义者加缪的影响,从而对一系列荒诞现象的本质―――死亡,进行反思、反抗。反抗力量的虚弱与死亡本质的强大,两者不均衡的力量对比造就了渡边文学的特有张力。于是渡边利用这种反抗力量―――爱,对性爱的极致追求与描写,在日本繁华表象后面的现代性碎片中寻求一点喘息的空间。
[关键词] 渡边热; 存在主义; 现代性的碎片; 死; 爱
中图分类号: I106. 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2-8610(2010)11-0028-03
如果视死为更美好的生的开端,则人生不过是不屑一顾的过渡,而生命的价值也就在于追求死后的幸福;如果以死为一切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永恒终止,则人生如梦,一切皆是水中月、镜中花,万事到死都是空;如果把死看成是肉体活动的停止,而精神和业绩长存,则人生就会为追求不朽的精神和业绩而奋斗[1]159。可以说,人类所有高级的思想,正是源于对死亡的沉思、冥索,每一种宗教、每一种哲学与每一种科学,都是从此处出发的[2]305。文学也不例外。
我们追溯日本文学的历史至中世①时期,会发现对现世持否定态度的净土宗佛教思想占统治地位,中世文学充满了无常的味道,强调追求死后的幸福以及人生如梦。至近世②时期初,日本思想界充盈着儒教的现实肯定精神,元禄年间出现了井原西鹤、近松门、左卫门等通俗文艺代表作家[3]417-418。井原西鹤处女作《好色一代男》的写实、近松门左卫门代表作《曾根崎情死》的虚美都重视人情、重视此生不朽的精神。
回至现代,日本的文学作品已经跨越了国度,继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村上春树现象”之后, 90年代末中国内地刮起了“渡边热”。据《环球时报》报道,继《失乐园》震撼日本文坛九年之后③,日本著名情爱小说家于2006年5月在日本又推出了颇受争议的《爱的流放地》,并立即受到日本的读者热烈追捧,很快登上了日本文艺类畅销书排行榜的首位[4]14-21,并立刻翻译成中文,冲击着中国现有伦理道德,诸如:婚姻是爱情的坟墓[5]322,真爱仅存于偷情之中[6]。同时认为,死对于人类来说是最大的恐怖,能够与其顽强对抗的只有爱。死不应该是毁灭,伴随着死会有爱的重生[7]。
渡边文学中的“爱与死”的主题,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日本传统文学的取向,那种以美感、高贵取代残暴、凄惨的殉情观。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水上勉就曾评说《失乐园》就是继承了谷崎润一郎文学的男女间极致的性爱描写方法,创造出的近松门左卫门私奔现代版。渡边淳一的好友、文艺评论家川西政明虽然不是十分同意水上勉的评论,但是也认为渡边淳一继承了川端康成的男女间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的表达方法,以及谷崎润一郎的华丽、恶魔主义和沉溺[8]66-75。
而国内学者对于渡边文学的研究,因受到翻译现状的影响,焦点多集中在作家与70年代以后创作的以情爱为主题的作品上[9]。对此,上海师范大学边西岩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渡边文学的.初期作品,以《死化妆》为切入点,她指出,渡边文学的思想特质来源于他外科医生的人生经历,归根结底是一种否定生命价值的虚无主义精神,是贯穿渡边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股潜流。这种虚无主义精神体现在作品对纯爱、婚姻以及生命价值的全面否定上,这与作家依然相信“终极之爱”存在的浪漫主义情怀形成内心的矛盾冲突与撕裂,从而构成了渡边文学所特有的张力……与读者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虚无感受相暗合,使渡边淳一的作品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10]。笔者赞同其与中国现代社会生活的暗合,但不苟同渡边是虚无主义的观点,以下详细论述。
一、现代性的碎片与“渡边热”
边西岩指出的“渡边热”的产生与中国现代社会生活中的虚无感受暗合,笔者深感赞同。
的确,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赶上了一个巨大的物质进步时期。但是内部的各要素没能赶上外部繁荣的步伐,实际上倒是以五花八门的方式消灭在萌芽状态,大多数人的生活淹没在陈规陋习和职业感召之中,作为仅存的超个人形式,―28―展的各种可能性。一旦人从活动领域撤身而出,他就步入了一种虚空的状态。尤其是灵魂最紧急的需求,即宗教性,已经支离破碎了,再也没有一种活生生的且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信仰,来表达我们的本质。
“文学一直以来都是被工具化的,尽管作家都不想如此但不可避免。文学就是消费品,书籍更是如此。对于作家来说,理想的状态是出于超脱的态度生活在自己的幻境之中。
作家的作品只是起到种子的作用,它在读者中间也许会生根发芽。”[11]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在接受《东方早报》的采访时说的这段话,深刻地表达了现代性碎片下的文学和作家的力量所在。
以渡边淳一2003年在《读卖新闻》上连载的小说《幻觉》为例,这部小说以精神诊疗现场为背景,通过描述一位颇具魅力的女医生与年轻下属之间的恋情,直指现代女性的内心“黑洞”。这部小说的另一大魅力,在于成功地刻画了男女双方因卷入感情漩涡而萌生的心理纠葛。女主人公是个30多岁的医生,经营着一家精神病院,她的冷艳深深地吸引了同院一位比她年轻的男护士。对方在陷入爱河的同时,也对女院长的“医术”心存疑惑。原来,她经常利用药物来操纵病人的情绪,那些精神病患者用药之后神思恍惚,久而久之变得如同行尸走肉。面对医院的黑幕,作为医务人员的伦理、良知与无法抑制的爱慕之情在男护士心中产生了激烈的碰撞。
男主人公爱慕的对象是自己的雇主,这种女性占上风的恋爱格局或许正是现代爱情的象征,因为男女在恋爱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整部小说围绕心理治疗与男女主人公的恋情两条主线,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在渡边淳一看来,日本社会祥和、富足的表象背后,恰恰隐藏着精神与伦理的危机,女医生阴暗的内心世界也正体现了病态的社会对人们心灵的侵蚀。
现代生活最深层次的问题,来源于个人在面对不可抵抗的社会力量、历史传统、社会文化和生活技术时,保持他的存在的自主性和个体性的要求[12]104。不管是日本还是中国,这一点是相通的,对此,康东元博士就中国现代社会与村上春树和渡边淳一翻译小说发表论文指出: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的高速成长,年轻人中出现的空虚与孤独,中老年人中出现的感情危机是日本青春小说和恋爱小说接二连三翻译成中文的现实因子[13]29-40。
二、存在主义的“死与爱”
对于边西岩论证的渡边文学的潜流是虚无主义,笔者不敢苟同。
“存在其实没有意义和目的,只是必然地复归于没有结局的虚无:‘永恒的复归’。这是虚无主义的最极端形态:永远没有意义。”[14]46虚无主义表现出来的是对生命价值的全面否定。
确实,在2003年的“搜狐读书”节目[15]中,渡边淳一也谈到:“作为一个外科医生,我常常感到一种虚无和无常,因为很多人在医生的手中死去,就像我从教科书中看到的那样,人生无常,每个人都有那么一个终极。我们无法避免这样的人生结局,这是令人悲观的事情,可是我们却无能为力。”渡边淳一说他本人也觉得死亡是件可怕的事情,人们不知道用什么来对抗对死亡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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