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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决研究的一个世纪:回顾与前瞻
本文首先分析了问题解决的`含义以及研究的重要性,然后重点梳理了过去一个世纪,特别是最近五十年里认知心理学关于问题解决研究的历史脉络,最后展望了今后的研究方向.笔者认为问题解决研究应该建立在信息加工与建构主义思想整合的基础上,坚持主客体相互作用观,把问题解决既看作信息加工过程,又视为知识建构过程,继续深入研究.
作 者：辛自强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研究所,北京,100875 刊 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6) 分类号：B842.1 关键词：问题解决 信息加工 知识建构中国独生子女研究：回顾与前瞻
20世纪70年代末，在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发生了两件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一是改革开放，二是人口控制。20多年过去了，改革开放已使整个中国社会的面貌焕然一新，而人口控制也有效地降低了中国人口的增长率，减缓了人口急剧膨胀的速度。正是在这样两种背景中，产生和成长起来了一代新人――独生子女。这一代特定人口的成长、发展以及一切与他们有关的现象和问题也一直为整个中国社会所关注。当一代独生子女逐渐成长为21世纪中国社会的新公民时，回顾我国独生子女研究所走过的道路，分析这一领域中的研究状况，探讨与这一代人的成长有关的新的问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的基本状况
据笔者初步统计，从1980年到的22年中，国内各种学术刊物上共发表了有关独生子女问题的论文305篇，（注：1980年至1993年的文献系根据《全国报刊资料索引》、《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查找，1994年至20的文献系根据《中国学术期刊网社科文献专题题录》查找。医学方面的论文以及非学术刊物上发表的通俗文章未计算在内。）这些论文涉及到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人口学、体育科学等多个不同的学科。具体情况如下表：
表1 独生子女研究文献的学科分布
篇数N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1―心理学 83 27.2 27.2
2―教育学 126 41.3 68.5
3―社会学 48 15.7 83.9
4―人口学 18 5.9 89.8
5―体育学 14 4.6 94.4
6―其他 16 5.2 100.0
合计 305 100.0
从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在研究主题上，独生子女的心理和教育一直是这一领域中最重要的论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最多。全部论文中的2/3都来源于这两个学科，特别是教育学方面的论文更是超过了40%。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除了独生子女心理和教育问题本身引人关注外，研究者中多为教育学科和教育部门人员也是其重要的背景。
全部论文的时间分布情况见表2和图1：
从表2和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数量上，22年来的独生子女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80年到1988年为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所发表的论文数占全部论文数的21%，平均每年发表论文为7.1篇；从1989年到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所发表的论文数占全部论文数的30%，平均每年发表论文11.5篇，比第一阶段增加了1/2，可以说是缓慢增加的阶段；从到年为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所发表论文数占全部论文数的49%，平均每年发表论文29.8篇，比第一阶段的4倍还多，是独生子女研究成果急剧增加的阶段。
表2 不同年份所发表的论文数
篇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1980年 5 1.61.6
1981年 11 3.65.2
1982年 6 2.07.2
1983年 8 2.69.8
1984年 8 2.612.5
1985年 7 2.314.8
1986年 8 2.617.4
1987年 5 1.619.0
1988年 6 2.021.0
1989年 10 3.324.3
1990年 8 2.626.9
1991年 10 3.330.2
1992年 10 3.333.4
1993年 13 4.337.7
1994年 13 4.342.0
1995年 14 4.646.6
19 14 4.651.1
19 19 6.257.4
32 10.5 67.9
22 7.275.1
43 14.1 89.2
2001年 33 10.8 100.0
合计 305 100.0
附图
图1 不同年代发表的论文分布情况
通过将不同年份各个学科的论文进行交互统计，我们发现，第一阶段的论文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即心理学与教育学方面的论文占了绝大部分，除了1985年以外，每年这两方面的论文数都在75%以上。它表明当独生子女刚刚出现在我国社会中时，人们关注的中心主要是他们的心理和教育问题。第二阶段论文分布的一个突出变化是社会学方面的论文有所增加，每年的论文数都在30%左右。而心理与教育方面的论文数相应地有所减少，每年约占50%～70%。第三个阶段论文分布的突出特征则是论文所涉及的学科范围最为广泛，特别是出现了一批从体育科学的角度研究独生子女问题的论文，以及一批主要涉及独生子女消费和对独生子女研究状况进行评述的文章。
研究的主要问题及其结论
1.独生子女是不是“问题儿童”。
“问题儿童”的探讨主要集中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既与我国独生子女在70年代末产生有关，也与国外独生子女研究的状况有关。早期研究虽然没有直接指出独生子女是问题儿童，但研究所得到的却主要是负面的结论。这些研究指出，独生子女在行为方面问题多，缺点严重。“表现在挑食、挑衣、不尊敬长辈、不爱惜用品、玩具、爱发脾气、无理取闹、比较自私、不懂关心别人、胆小、生活上自理能力差等等。”（注：上海幼儿教育研究室：《四岁至六岁独生子女的行为特点与品德教育调查》，转引自苏颂兴《上海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问题》，《学术季刊》年第2期；高志方：《独生子女的早期教育问题》，《教育研究》1981年第6期。）“独生子女中有任性、胆小、挑食、挑穿等不良性格和行为习惯的比例均高于双子女和多子女。”（注：肖福兰等
：《关于小学独生子女教育情况的调查》，《人口与经济》1982年1期。）“总的来说，独生子女显得比较娇气、任性、劳动观念差”，且“独生子比独生女问题多，年龄小的比年龄大的问题多。”（注：陈科文：《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行为特点和家庭教育的比较研究》，《社会调查与研究》1985年第6期。）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光明日报》于1986年发起为时半年之久的全国性的独生子女教育大讨论，作为这场讨论的最后总结，专家指出目前独生子女教育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营养过剩，造成发育不良；二是智力投资过剩，品德教育不足。
2.独生子女的个性特征如何。
与上述“问题儿童”的探讨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独生子女的个性特征（也有的称为个性品质、心理特征、行为特征等等）究竟如何。这方面的研究数量较多，且各自所得的结论也比较接近。
吉林大学人口所与美国学者合作，采用根据儿童心理特征编制的、包含31种品德特征的量表，于1987年对吉林长春市1465名小学生及其家长、教师进行调查。其研究结果表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家庭背景和心理与行为表现方面并不存在明显的差异。”“独生子女甚至比非独生子女表现得更不自私、更愿意同情和帮助他人，但独生子女表现得比较娇气和依赖性较强。”（注：刘云德等：《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比较研究调查报告》，《人口学刊》1988年第3期。）
浙江医科大学人口所参照同一份量表，于1991年对杭州市区500名小学高年级学生及其家长和教师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个性心理特征无显著差异；而且他们的表现与是否独生子女无关。”（注：浙江医科大学人口所独生子女课题组：《关于独生子女健康、学习和生活状况的调查》，《人口学刊》1992年第6期。）
基于同样的个性量表，中美学者于1990年在北京、安徽、湖南、甘肃四省市对4000名小学生及其同学、家长、教师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是否独生子女与其个性特征和行为表现之间不存在明显的相关，这一结论只在其中三个省市成立，在甘肃省则不成立。（注：范丹尼、鲍斯顿：《中国独生子女在德、智、体方面的表现》，载范丹尼主编《中国独生子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
风笑天利用1988年、1996年和19三个不同时期、不同范围的调查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从总体上看，两类青少年之间在性格特征上相似性多于相异性。不同调查中最为一致的结果是：“懒惰”是独生子女青少年在性格及行为特征方面明显不及非独生子女的弱点。它揭示出独生子女青少年在性格及行为特征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值得家长、学校和社会引起注意。（注：风笑天：《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及其结果》，《中国社会科学》20第6期。）
3.独生子女具有什么样的人格特点。
人格是涉及独生子女教育和发展的更为专门的心理学研究领域，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由心理学者和教育学者在进行，较重要的研究结果有以下几项：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采用人格需要量表、自我接纳量表、学习需要量表、道德自我评价量表和兴趣爱好量表等工具，于1996年10月在全国12个城市调查了3284名独生子女中小学生及其他们的家长，对独生子女的人格状况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发现独生子女人格发展状况表现出五大优点和四大缺陷。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独生子女有较强的亲和需要、持久需要和扶助需要；大部分独生子女能很好地接纳自己；独生子女的社会道德素质好；独生子女的学习需要中，报答需要和自我提高需要较强烈；独生子女兴趣爱好广泛；但同时，人格需要中，较多的独生子女有不同程度的攻击性需要，较多的独生子女成就需要较低，少部分儿童有较强烈的谦卑需要；少部门独生子女在自我接纳方面存在一定障碍；在个人道德方面，主要是在创造性、独立性和勤劳节俭方面，独生子女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在学习需要中，认知需要较强烈的独生子女较少。（注：中国城市独生子女人格发展课题组：《中国城市独生子女人格发展现状研究报告》，《青年研究》1997年第6期。）
安徽师大张履祥等人对安徽四城市17所中小学864名学生采取《十二项人格因素测验(QYL)》，结果表明：在其中十一个方面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都存在明显的差异，说明独生子女在人格特征上确有其特异性。（注：张履祥等：《独生子女非智力人格因素特点的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1991年第4期。）
而何蔚则通过对河南某市两所中学438名高中生进行Y-G人格测验，并将独生子女的人格特质和人格类型与非独生子女进行比较，结果发现，“在高中学生中，绝大多数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一样，都有良好的人格特质”，“在YG人格测验的12项人格特质上，多数项目与非独生子女并无显著差异”；“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人格特质和人格类型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在人格特质上，独生子女合作精神较差，但在神经质上却优于非独生子女；在人格类型上，独生子女的B和B型人格明显少于非独生子女，问题行为者较少。”（注：何蔚：《高中生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人格特质的比较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1997年第1期。）
由于不同研究所界定的“人格特征”的内涵并不相同，对人格特征进行测量时所具体使用的工具、量表、指标等等也相去甚远，因而这一方面的结果也难以整合。
4.独生子女是否不合群
独生子女的合群性问题是人们关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许多研究者围绕着独生子女的合群性、独生子女的社会交往等问题展开研究，探讨独生子女是否处处自我中心、是否难于与人交往、难于与人相处。大部分研究结果显示出独生子女在这方面不是比非独生子女差，而是比他们更好，或者是没有差别。
陈科文1984年在北京城乡对近千名小学生的调查表明，城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合群性方面不存在差别，郊区独生女与非独生女也不存在差别，只有郊区独生子比非独生子的合群性差一些。（注：陈科文：《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行为特点和家庭教育的比较研究》，《社会调查与研究》1985年第6期。）
白乙拉于1991年对呼和浩特市四所小学、三所幼儿园总共264名儿童、他们的家长以及老师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说，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社会性交往能力上没有表现出显著性的差异，而且几乎所有的分项比较也没有反映出显著性差异，甚至有些方面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强。”（注：白乙拉：《五至十一、二岁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社会性交往的调查与比较》，《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范存仁等1993年对西安市10所小学787名学生进行了调查，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个性特征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从全体样本来看，独生子女自我中心的表现比非独生子女更为强烈。”（注：范存仁：《西安市小学生中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个性品质的比较研究》，《心理科学》1994年第17卷第2期。）
景怀斌1997年对广州市4所高校1150名大学生的调查中，利用16PF量表，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乐群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独生子女的乐群性高于非独生子女，达到了统计学的显著水平。这与我们印象中独生子女独来独往，孤僻的看法相反。独生子女更希望和善于与人
交往。”（注：景怀斌：《独生、非独生子女大学生若干社会性心理品质的比较研究》，《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7年第6期。）
风笑天分别于1996年和年进行的两项对中学生的调查结果表明：“与前人们的担心和偏见相反，独生子女青少年在社会交往方面不是比同龄的非独生子女青少年要差，而是比他们更好。无论是1996年在湖北五城市调查的结果，还是1998年在全国14城市调查的结果，无论是样本的百分比还是统计检验的结果，独生子女在所有指标上都一致地表现出优于非独生子女。特别是统计检验的结果表明：中学阶段的独生子女在新的环境中很快结识新朋友的比例明显高于非独生子女，与人交往的能力明显比非独生子女强，好朋友数目明显多于非独生子女，孤独感明显低于非独生子女。这一结果对社会中流行的独生子女‘孤僻’、‘不合群’、‘处处个人中心’、‘难于与人交往’的看法给予了否定的回答。”（注：风笑天：《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及其结果》，《中国社会科学》年第6期。）
5.独生子女是不是“小皇帝”。
“小皇帝”问题所反映的主要是家长对独生子女的溺爱行为及其由这种行为所带来的独生子女被娇惯、被宠坏、养成不良个性特征的现象。尽管独生子女是小皇帝的说法在社会中广为流传，但较多情况下我们所听到和看到的却主要是由各种媒体的记者、文学作家以及教育工作者根据他们对个别对象的采访、对身边个案的观察所作的描述或者是根据个人经验或认识所发表看法。而采用系统的方法，运用科学的工具进行经验研究得到的结论却并不多见。那么，一代独生子女究竟是不是“小皇帝”呢？
美国学者鲍思顿和范彤尼曾于1987年对长春市1465名小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和教师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完全没有支持视中国的独生子女为‘小皇帝’的观点，”“综上所述，我们没有找到支持中国和西方新闻报道中越来越普遍地刻画独生子女为骄横的、不易调教的和自私的‘小皇帝’的模型。”（注：鲍思顿等：《中国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学习成绩和个性特征分析》，《西北人口》1989年第4期。）
风笑天1988年曾对湖北五个市镇1293名小学生家长进行调查，并将独生子女父母和非独生子女父母在溺爱孩子方面的表现进行了具体的测量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除了少数几个涉及到“安全性”的指标外，几乎所有的结果都一致地表明，两类家长在溺爱孩子的行为表现上，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即不论是在培养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劳动习惯方面，还是在迁就孩子、尽量满足孩子的物质要求方面，两类家长的表现并不存在明显的统计差异性。研究结果对广为流行的“小皇帝”观点提出了质疑。笔者依据研究的结果得出结论：现实生活中溺爱孩子的，并不只有独生子女家长，同时也有非独生子女家长。另一方面，在独生子女家长中，溺爱孩子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并不是所有的独生子女家长都溺爱孩子。实际上，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确有被父母娇惯坏了的“小皇帝”，但他们只是少年儿童中的很少一部分，并且他们中既有独生子女，也有非独生子女。（注：风笑天：《独生子女―他们的家庭、教育和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与此同时，美国学者范彤尼和鲍思顿又利用1990年中美合作课题组对北京、甘肃、湖南、安徽四省市4000名小学生及其家长的大规模调查资料，从智力、体质、个性特征三个方面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其研究结果也表明，“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并不导致一代‘小皇帝’。”并且，他们进一步指出：“独生子女缺少兄弟姐妹与独生子女不正常发展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注：范丹尼、鲍斯顿：《中国独生子女在德、智、体方面的表现》，载范丹尼主编《中国独生子女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6.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有没有差别。
独生子女的特点以及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间的差异性问题，是独生子女出现在中国社会以来，学术界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因为如果没有非独生子女作为一种参考框架，我们就无法对独生子女的发展状况进行衡量和评价。究竟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存不存在着差别呢？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答案。众多不同的研究结果为我们所描绘的也是一幅杂乱的画面。
早期比较多的研究认为，独生子女具有与非独生子女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既表现在身体状况、智力水平方面，也表现在个性品质、行为习惯等方面。一种比较普遍的结论是：独生子女在身体状况、智力水平方面优于非独生子女，而在个性品质和行为习惯方面则不如非独生子女。而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的多数研究则认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个性心理和行为上并不存在象人们普遍担心的那种差异”、“从各类样本的比较来看，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体差不多”、“在个性表现方面，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没有什么差别”、“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个性特征无显著差异”。（注：黄鹂：《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个性特征无显著差异》，《安徽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
实际上，独生子女是一个具有时间性、地域性特征的整体概念，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随着年龄和社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具体说来，在3～18岁这一年龄段中，二者之间的差异大体上呈现出“年龄越小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越大”的趋势；这种“差异越大”，既包括不同的方面越多，也包括不同的程度越大。而在城市和农村这两种不同的社区中，则呈现出“农村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比城市两类儿童之间的差异更大”这样的特点。
当然，不同研究的样本不同、测量的变量不同、所采用的操作化指标不同、测量的工具不同等等，也可能成为两类儿童调查结果不同的原因。
7.大学独生子女的状况与特点。
随着独生子女年龄的增长，大学中的独生子女也越来越多。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至新世纪初的十来年中，对大学中的独生子女研究也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高潮。研究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对大学中的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进行比较研究的方式，研究的内容仍然主要集中在心理和教育两大方面，且主要集中在对他们的性格、心理、学校生活适应性、学习状况等内容进行描述和分析上。
景怀斌对两类大学生的社会性心理品质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独生子女在乐群性、竞争性、智力自我评价等方面明显强于非独生子女，在生活自理能力评价方面弱于非独生子女。在成就自我评价、成就期望水平、心理健康素质、责任感、创造性等方面则与非独生子女没有差别。（注：景怀斌：《独生、非独生子女大学生若干社会性心理品质的比较研究》，《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7年第6期。）
段鑫星等人采用量表测量的方法，从悦纳自我、对他人和社会的评价客观、有良好而深厚的人际关系、适应性强等方面，对1500名大学生进行了心理健康状况的测验。结果表明，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心理素质和心理健康状况明显好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注：段鑫星等：《独生子女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分析》，《青年研究》1997年第2期。）
李志等人对独生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学校生活的适应状况以及职业价值观进行了比较研究。调查结果表明，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学习适应能力普遍较高，学习上的适应性问题较少，但在学习方法和对待考试上表现出较非独生子女更不适应的特点；独生子女大学
生的生活期望值较高，对友情和爱护的依恋尤为强烈；对交往的自信心也明显较强，但他们更多的感到生活不如意，挫折承受能力比非独生子女差；独生子女大学生的经济依赖思想普遍较重，对就业的途径、方向较非独生子女更为乐观，专业信心较强，对未来职业选择的担忧较少。（注：李志、吴绍琪、张旭东：《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学校生活适应状况的比较研究》，《青年研究》1998年第4期；李志：《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比较研究》，《青年研究》1997年第3期。）
但也有研究认为，适应性差是独生子女大学生的普遍弱点，具体表现在独立生活能力差、社会交往能力弱、学习能力不强、依赖性太强等方面。此外，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唯我”意识相对浓烈，心理承受能力弱、体质状况差等等也是其不及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的方面。（注：叶松庆：《第一代独生子女大学生的生活状况与特点》，《青年研究》1998年第6期。）
许克毅等人集中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的人格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独生子女在乐群性、聪慧性、恃强性、兴奋性、敢为性方面略高于非独生子女。而在实验性方面低于非独生子女。（注：许克毅、宋宝萍：《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人格比较研究》，《当代青年研究》1996年第4期。）李志对城市独生子女大学生的调查结果则表明，独生子女在乐群性、恃强性、幻想性、世故性、实验性等方面均高于非独生子女。而在忧虑性方面低于非独生子女。（注：李志：《城市独生子女大学生人格特征的调查研究》，《青年研究》1998年第9期。）
8.独生子女社会化的发展状况。
社会化问题与独生子女的成长和发展密切相关，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由社会学者进行的。且研究主要集中在90年代。这部分研究中，既有理论的探讨，也有经验的分析。
风笑天等人从家庭环境、文化环境、社区环境三个大的方面，分析了独生子女青少年在其社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新的、特定的环境。作者指出，家庭规模的缩小，家长角色的变化，学校教育方向的偏离，大众传媒影响力的增强，人们居住条件的改善，社会交往方式的变迁，都从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程度上对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产生影响。（注：风笑天、张小天：《论独生子女社会化的特定环境》，《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5期。）
关颖在分析了受化者与施化者互动频率提高，受化者的中心地位得到增强，施化者的心理及行为负担增大的种种表现后指出，目前在家庭范围中，独生子女家长作为施化者普遍存在几种认识上和行为上的偏颇，即“在对独生子女的认识上偏重依赖性忽视独立性；在对独生子女的教育中偏重情感忽视理性；在独生子女的培养目标上偏重当前忽视长远”（注：关颖：《论独生子女社会化的家庭因素》，《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
风笑天、郝玉章等人还通过对中学生及其家长的问卷调查，较为详细地描述了独生子女青少年的社会化现状，并经验地比较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青少年在社会化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差异，同时对家庭、大众传媒等社会化机构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者主要结论是，一代独生子女青少年在社会化发展是基本正常的，虽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但他们并不是“问题儿童”。随着年龄的增加，两类青少年的社会化发展状况逐渐趋于相似，不同社会化机构的影响力也不断发生变化。（注：郝玉章、风笑天：《中学独生子女社会化的现状》，《青年研究》1997年第8期；郝玉章、风笑天：《家庭与中学独生子女社会化》，《青年研究》1998年第1期；郝玉章、风笑天：《大众传播媒介与中学独生子女社会化》，《青年研究》1997年第1期。）
9.独生子女家庭。
作为一种新的家庭类型，独生子女家庭主要受到了社会学者的关注。他们对独生子女家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生活方式、父母生育意愿、家庭养老、家庭对独生子女教育或社会化的影响等方面。
边燕杰根据其在天津城乡对一千余户独生子女家庭所作的调查，分析了独生子女家庭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作者指出：“独生子女家庭具有较高而且稳定增长的经济水平，子女抚育费提高，在消费模式和余暇时间的支配上均偏重子女。”论文还对由于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加所带来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简化、生育观、家庭观的变化、子女教育、人口流动、老人照料等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探讨。（注：边燕杰：《试析我国独生子女家庭生活方式的基本特征》，《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同样围绕着独生子女家庭的生活方式问题，风笑天分析了这种新的社会细胞所具有的一些特征。作者指出，三口之家是独生子女家庭在规模上的主要特征，这种“三个人的世界”包含了绝大部分独生子女家庭在生活方式上的各种特征的内涵，也是形成和决定其他各种生活方式特征的根本因素和内在条件。而与祖辈分而不离、子女成为家庭中心、亲子关系日趋平等，则是独生子女家庭在家庭关系方面的几大特点。此外，集体化的闲暇和娱乐、潮流化、智力化的子女消费也是独生子女家庭在生活方式上的明显特征。（注：风笑天：《独生子女家庭：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5期。）
桂世勋利用上海市的统计资料，对独生子女父母年老后的生活照顾问题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独生子女的父母这一老年群体特别值得注意。由于他们只有一个孩子，因而当他们年老时，将会有一半左右的人身边无子女一起居住。如何妥善解决好他们的生活照顾问题，是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考虑的重要问题。他提出，要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在社会养老中，又应以各种支持老人在家养老的基层社区服务为主，老人入院服务为辅。（注：桂世勋：《银色浪潮中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
10.独生子女与社会发展。
许多学者还从社会学、人口学、体育学等学科的角度探讨了独生子女人口发展所带来的人口结构的变化，及其对家庭结构、养老方式、婚姻结构、军队建设以及体育运动的影响。其中，较重要的研究结果有：
刘鸿雁等人利用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等资料，对北京、上海两个区的独生子女率及其对未来婚姻结构的影响所进行的分析。其研究结果表明，到2030年，在1981～1985年出生的人口中，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通婚的比例将会高达60%左右；而到了2035年，在1986～1990年出生的人口中，由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通婚建立的家庭的比例将会高达70%以上。因此，大多数独生子女家庭将会面临一个严峻的赡养老人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问题将会越发突出。（注：刘鸿雁、柳玉芝：《独生子女及其未来婚姻结构》，《中国人口科学》1996年第3期。）
杨书章等人依据统计资料分析了中国独生子女的数量以及城乡分布的状况，并分别采用婚配概率法和政策生育率仿真法计算了“独生子女生育两个孩子”所可能引起的政策生育率波动范围。计算结果表明，“随着独生子女逐步进入育龄期，我国未来政策生育率将有所升高，前后城市政策生育率将可能超过农村，在未来，政策生育率最大可能增加近0.2。政策生育率最高可达1.74左右。”在此基础上，作者结合中国人口发展目标讨论了它的影响，指出，未来内“独生子女生育二孩”将可能使政
策生育率稍有回升，但幅度不大，我国既定的人口发展战略目标还是可以实现的。（注：杨书章、郭震威：《中国独生子女现状及其对未来人口发展的影响》，《市场与人口分析》2000年第4期。）
宋健则针对人们关注的“四二一”结构的问题，从定义、形成的条件、在全国发生的概率、对养老产生的影响等方面展开分析和探讨。作者认为，“四二一”结构指的是在广义的家庭形式下三代共存的现象，强调的是代际关系，应该至少涉及两代独生子女。因此，这一结构形式的形成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三代共存、一对独生子女之间的婚配以及连续两代独生子女。在对影响“四二一”结构形成的主要因素进行简略分析的基础上，作者得出结论认为：由于严格意义的“四二一”结构的.出现取决于很多因素，因此其实现的可能性也许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注：宋健：《“四二一”结构：形成及其发展》，《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2期。）
对研究现状的评价
（一）主要特征
概括地说，20多年来我国的独生子女研究表现出以下几个主要特征：
1.在研究的主题上，独生子女的心理和教育一直是这一领域中最重要的论题，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最多。全部论文中的2/3都集中在这两个方面，特别是有关独生子女教育问题的论文更是超过了全部论文的40%。
2.在研究对象上，则表现出80年代初期以学龄前幼儿为主、80年代中后期以学龄儿童为主、90年代以中学生为主、90年代后期及21世纪初则以大学生和在职青年为主的特点。即独生子女的研究基本上是伴随着独生子女人口的成长进行的。
3.在经验研究方法上，采用定量的，以问卷、量表为工具的调查方法进行的占了绝大部分，以观察、实验等方法进行的也占有一定比例，而将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进行对比则是众多研究在方法上的一个共同特点。
（二）目前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1.同一内容、同一角度、同一层次的重复研究较多，不同视角、多重视角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在教育领域，这种现象比较普遍。比如，像“浅谈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论独生子女的心理特点及教育”、“独生子女教育之我见”这样的论文就有数十篇之多。
2.理论性的研究中，一般化的、个别的、空洞的、泛泛的、心得体会式的主观议论十分普遍，而有新意的、有深度的、有经验数据支持的理论分析较少。
3.经验研究中，单纯描述现象的研究较多，特别是各种不系统、不规范的“独生子女状况调查”比较普遍。这些调查所得到的往往是零星的、存在较大偏差的、非常简单的数据结果；而精心设计的、客观的、针对性较强的解释性研究较少。特别是着重于现象间关系的深入探讨的研究较少。因而，经验性研究的理论色彩不浓。
4.经验性研究在方法上还存在较多问题。主要表现在研究设计的简单化、资料分析的表面化、数据表达的百分比化。还有抽样不科学，忽视样本与总体间的推论条件；缺乏对结果的统计检验等等；有相当多的结果是在对象选择、样本抽取、概念操作化、变量测量、统计分析等研究方法方面存在着许多问题的情况下得到的。特别是样本的规模过小且非随机的抽取方式，加上过于简单且常常缺乏检验的统计分析，很容易使所得到的结论形成某种偏误。
5.对青年期普通独生子女的研究不够，对大学独生子女的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偏差。即没有对客观上存在着巨大影响的城乡变量、家庭背景变量等等进行控制，从而将实际上属于城乡变量或家庭背景变量所造成的差异和所形成的影响，误以为是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身份所造成的差异和所形成的影响。
6.学科探讨的分布不尽合理，社会学、人口学学科的探讨相对较少，特别是对于与一代独生子女的成长和未来密切相关的社会性问题、宏观性问题、潜在性问题、未来性问题的探讨相对薄弱。
值得重视和加强探讨的领域
在新的世纪中，随着独生子女人口进一步扩大，特别是随着独生子女人口越来越多地作为社会成员进入社会生活，独生子女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拓宽，研究的主题和内容将会有新的拓展，与独生子女自身相关的问题以及独生子女人口与社会发展相关的问题将越来越多，与社会政策的关联性也将越来越强。其中，下列几个方面特别值得关注。
首先是青年独生子女的社会适应问题。到目前为止的独生子女研究基本上是将研究对象集中在少年儿童身上，只有极个别的研究探讨了青年期独生子女的发展问题。但是，应该看到，随着一代独生子女的主体进入青年期，他们作为社会成员、作为物质与精神产品生产者所将面临的职业选择、职业适应、职业流动、社会参与、人际交往等问题将会逐渐突出出来，而他们在这些方面的表现将是对前20年中人们对独生子女社会化发展、个性特征、社会交往能力等所作研究和所得结论的最好检验。从未成年向成年的转变，从受教育者向生产者的转变，从父母家庭向自身家庭的转变等等，都将对这一代独生子女的发展形成一定的冲击。
其次是青年独生子女的婚姻与家庭问题。成家立业是人们在青年期所要面临和处理的两件最重要的事情。作为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生活于特定的社会与家庭环境中的特定人口，一代独生子女的婚姻与家庭问题又将会形成什么样的特点、出现什么样的难题呢？特别是当我们把我国从1979年开始实行的新的计划生育政策与这一代青年相联系时，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了。无论是这一代独生子女青年的择偶标准、择偶方式，还是他们的生育意愿、婚姻观念，家庭观念、以及他们的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都可能形成和产生一些与目前的情形有所不同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第三是与独生子女家庭有关的问题。现在研究在一个普遍结论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家庭结构以三口之家为主，其比例大约占到70%。而与这一特定家庭结构密切相关的将会是“空巢”家庭的增多、家庭社会支持网络的弱化、家庭养老面临更大困难、以及老年社会保障问题的进一步突出等等。20多年前人们关于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保障的众多话题都将在今后的几十年中逐一变成现实，20多年前人们的众多担忧也将在这些年中逐一接受挑战。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办法，无疑是最近一个时期该领域中的一大焦点。与此相关的还有家庭亲属网络的缩小和简化所带来的影响。正如美国人口咨询局早在1981年所指出的“谁也难以逆料，一个如此珍爱儿子，又这样以家庭亲属‘网络’作靠山的国家，一旦许多家庭只有一个女儿，或者一旦叔、舅、婶姨和表兄弟、表姐妹都成为人口学上罕见的名词，这个社会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注：美国人口咨询局：《中国“独生子女”人口的未来》，《编译参考》1992年第8期。）
最后是独生子女人口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问题。这是一个范围更广、同时也更为复杂的问题领域。当与改革开放同时成长的这一代特定人口逐步成为社会的主力军时，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将自己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追求目标带入到社会生活中来，在他们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社会规范、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像美国“生育高峰一代”对整个美国社会的影响一样。因此，我们既要深入地研究这一代特定人口在未来的日子里所要面临的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和新的挑战，同时也要深入地探讨和研究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将会带给整个中国社会的新的
问题和挑战。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是科学研究的两种基本方法。所谓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是判断测试各类事物性质属性的研究方法。就新闻学而言，新闻事业的性质、新闻事实的价值、传播者的倾向、新闻和意见的种种性质，都必须用这种方法加以判定。对于定量研究，许多研究者进行了界定。本文先将一些研究者对定量研究的内涵和基本特征的阐述作撮要概括：
定量分析是指对客观现象进行数字化的测量，经过数学模式归纳、分析，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①
新闻学的量化指把事件、人物、行为、态度等用数字来描述和分析。②
定量分析方法是依据一定的有代表性数量的新闻现象、新闻实践、某些观点加以分析，力求找出共同点。③
在此基础上，笔者综合以上说法，对定量研究作一界定，以方便后文的论述：
新闻学定量研究是指依据一定的有代表性数量的新闻现象、新闻实践、新闻观点，运用科学的测量手段，如调查、实验、模型、表格、统计等，对其进行数字描述和分析，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的研究方法。
一、新闻学定量研究的发展现状及特点
为了从定量的角度说明问题，本文对自1980年到2001年发表在《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等刊物上有关新闻学定量研究的文章作粗疏整理和考察。本文所谓的新闻学定量研究文章，是指有关新闻学定量研究的介绍、评述、研究和应用，即凡为定量调查或分析类的文章，一般均算在内。同时，由于新闻学和传播学相互交叉、融合，新闻学研究已经过渡到新闻传播学研究阶段，二者更是无法绝对划清界限。因此，这里所谓的新闻学定量研究的文章也包括部分传播学定量研究文章。回顾新时期以来我国新闻学定量研究的发展过程，其现状及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初具规模，发展较为平稳。主要表现为论文数量增加，相关论文在新闻学研究文章中所占的比重增大
为了统计的方便，本文将80年代的新闻学定量研究文章归纳在一起；90年代的新闻学定量研究文章则按年份统计，具体年份为1990―2001年。由于客观原因，一些资料无法获得，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数据的可靠性。下面是5种期刊历年发表的新闻学定量研究文章的数量。
表1的数量统计说明，上述这些刊物中的新闻学定量研究文章数量由80年代的17篇增加至90年代的102篇，增长了6倍，文章数量有了较大突破。
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关注、接受并开展定量研究的人越来越多。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受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启发，纷纷开展新闻学的定量研究工作。这些研究者大多数素质较高，有的还是新闻传播学术界的核心人物，如陈崇山研究员领导的受众调查及其后一系列的类似的抽样调查，带动了新闻学的定量研究。他们以极其敏锐的观察能力，从不同的角度对新闻学定量化的许多问题进行着各个方面的探索，这是我国新闻学定量研究初具规模和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2.新闻学定量研究的研究范围有所扩大，关注焦点增多
为了了解学者的研究兴趣、关注焦点，本文对5种期刊上发表的新闻学定量研究文章进行了主题分类。为了研究的方便，分类标准没有强求一致。另外，为了满足统计上的排他原则，每篇论文只归入一个类型。虽然本文尽量从论文本身的侧重点与习惯上对这些类别的理解出发，但选择本身难免主观，这也是所有的“归类”的弊端。
每一类别包括以下内容：
方法评介(Methodology)，主要是定量研究方法的介绍、评述、探讨；
受众分析(Audience Analysis)，包括受众的认知、态度、评价等心理过程，对媒介的使用与满足，弱势群体(Minority)(包括少数民族、女性、儿童)在媒介中的形象及其对媒介的影响；媒介运作(Press Performance/Communicator Analysis)，包括报道内容、以及对新闻从业人员(报社社长，电视台、电台台长，编辑，记者)的研究等；
媒介经营(Media Management and Ownership/Economics of the Press)，包括媒介的内部管理和外部控制及媒介之间的竞争，新闻事业的改革；
期刊(Periodical)，主要包括对各种新闻专业期刊的定量研究分析的文章；
广告、网络及新技术(Advertisement Internet New Technology)；
新闻价值(News Value)，指新闻价值的量化；
传播效果(Media Effect)；
传媒教育(Media Education)。
5种期刊发表的论文分类情况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新时期以来，我国新闻学定量研究几乎涉及到新闻学领域里的所有核心内容，既有新闻学理论方面的，如新闻价值的量化问题；也有新闻业务方面的；还有新闻教育方面的，如新闻人才的培养。说明我国新闻学定量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研究者的关注焦点较多。
在所归纳的主题中，从论文数量来看，关于媒介运作的定量研究明显地占据主流地位。在119篇定量研究论文中，研究媒介运作的文章占31.9%。由此得知，媒介运作是我国新闻学定量化研究的重点和主体。研究受众的定量文章占了22.7%也是学者们的研究兴趣所在，受众调查是带动整个媒体运作的重要一环，大众媒体对受众调查极为重视，受众调查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进行。抽样调查方法是按照一定的方法选取研究总体中部分对象进行考察并由此推测总体情况的一种定量研究方法。我国学者第一次使用抽样调查方法进行受众调查是在1982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首都新闻学会等单位进行的“北京地区读者、听众、观众调查”，国内称之为“我国新闻史上一次突破性的行动”。从此，我国的新闻学定量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新闻价值的定量研究，虽然它只占1.7%，但它是传统新闻学研究走向定量研究的最佳例证。新闻是有价值的，而价值又是有大有小的。从理论上讲，新闻价值是可以进行定量分析的。这种量化有助于我们更清晰更深刻地理解、描述和分析新闻价值量的大小及变化，可以成为高层新闻理论研究的.辅助工具。8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范东生进行新闻价值量的研究尝试，提出测量新闻报道的数学公式，这一公式体现出报道价值与新闻的显要程度、变动率及受众的关切系数成正比，与报道的相对时效成反比的规律。
新时期，我国新闻学研究打破了单一的定性分析研究，定量研究开始“崭露头角”，并且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出现这种情况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学科背景。
1.思维方式的转变
在新时期，由于摆脱了线性因果律的认知方法和经验思维的传统模式，把研究置于现代科学思维的轨道上，从而获得了新的突破。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一股“方法热”，从文学、社会学、哲学等领域影响了新闻学，并引发了整个社会思维方式的转换。思维方式的变化，引起观念的变化、知识结构的更新，反过来又促使思维方式的更加科学化、现代化。新闻学开始从政治本位、宣传本位向新闻本位、学术本位过渡，加上不断东渐的西学的冲击和影响，新闻学研究与过去相比，开始注重选择新的研究方法。80年代末、90年代以后，我国新闻学研究有一个新的突破，那就是定量研究提上日程。定量研究的成果，集中体现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改革开放后主办的《新闻与传播研究》上。
2.社会科学科学化趋势的推动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支持
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化，人们深感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借助于“数据说话”，数据诠释的说服力和真理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增强。作为社会科学主要研究对象的人类社会，是一个多变量、多因素、多层次的复杂的动态系统，只用定性分析方法加以研究是远不够的。它使社会科学往往停留在对研究对象的推理分析和描述界定上，其结果往往只能见仁见智，缺乏自然科学那样的实证性、精确性、普适性和权威性，真伪难以得到验证。因而，影响到人们对社会科学科学性的认可度。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定量分析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当今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更加速了社会科学定量化趋势的发展。传统方法研究社会科学主要是思辨方法，资料数据主要靠人工收集、整理、分析，不仅工作量大，得出的结果也粗糙、简单。现代社会科学在收集、整理和分析数据资料方面，已经摆脱了手工方式而完全用计算机完成。新闻学研究中常常涉及到大量数据资料，如受众调查。如果没有计算机，要对这些资料作定量分析几乎是不可能的。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于1985年对全国报纸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输入计算机统计分析，并运用现代化技术对全国报纸的基本情况进行定量分析。如果没有计算机的应用，进行这么大的调查是不可能的。因此，计算机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为大规模开展定量研究提供了现实性的支持。
3.媒介生存、发展的压力为定量研究提供了动机
中国经济进入市场经济阶段以后，媒介业竞争日益白热化，任何一种大众传播媒介要想成功地解决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必须搞清楚自己在整个大众传播市场上究竟处在一种什么位置上，它的运作空间到底有多大。换一种说法，大众传播媒介必须要非常重视报纸的发行量、广播的收听率、电视的收视率，必须非常重视读者、听众、观众的兴趣需要。否则，大众传媒如果失去受众，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因此，争夺受众成为大众传媒之间激烈竞争的焦点。正如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大学的一位新闻学教授所说：“谁不搞(受众调查――笔者)，谁就没有读者，谁就没有饭吃。”⑤然而，在我国，大众传媒对受众兴趣需要的了解，大多依靠主观臆断和合乎逻辑的推理，较少使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其得出的结论缺乏科学性、准确性和可信性。大众传媒增强自身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是了解、分析自己的媒介产品内容在受众中的关注度。实现这个目的主要手段是进行严格、科学的受众调查，即对受众的兴趣、爱好、价值取向等内在特征进行量化分析，然后根据量化分析的结果有针对性地改进或改变自己提供的媒介产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媒体的激烈竞争为定量研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
4.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启发
改革开放后，新闻界在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方法和生产线的同时，也引进了不少传播学理论，传播学的引进立刻引起了我国新闻学界的广泛兴趣。尽管传播学脱胎于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受到商业利益、政治制度以及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很大影响，但它的科学性没有被低估。在一定程度上说，传播学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震荡。其主要表现是：引进了一些新的观念，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推广了定量分析的方法。大陆新闻学研究在意识到定性研究的局限性后，必须寻找新的研究方法弥补它的缺陷。无疑，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引入为新闻学研究提供了切实的帮助。事实上，我国新闻学研究中的某些定量方法借鉴、移植了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如内容分析方法、实验方法等。
三、我国新闻学定量研究的趋势
1.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更为有效地结合
在新闻学的实际工作中，人们除了运用定性研究方法，还越来越多地运用定量研究的方法对新闻现象进行考察。定量分析是分析手段之一，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定性分析之不足，增加分析结果的妥当性和可信度。但是定量分析不等于分析的全部，它有其运用范围，也有其局限性。“美国化带来的问题是我们的研究方法太单一，致使我们的传播学研究(也可指新闻学研究――笔者注)就太单调了。其实，除了定量研究方法之外，还有许多定性研究方法。”⑥在“刚刚过去的15到间，定性方法在大众传播研究中的再次兴盛”⑦证明了定性研究方法的不可或缺。在国外和我国的新闻学研究中，一些学者在运用定量方法时，往往矫枉过正，过分注重甚至堆砌数据，轻视、否定定性方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新闻学研究的进展。应该说，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是互为前提，互为补充的关系。没有对事物一定量的认识就不能进行定性分析，因为事物存在总有一定的量，没有量就没有事物，在对事物性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才能进行定量。这种定量分析又以使对事物质的认识更精确、更科学。由此可见，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更为有效的结合将是新闻学定量研究的趋势之一。
3.定量研究的方法日益丰富、具体
对于新闻学定量研究来说，采用定量方法，进行定量分析，是最基本的条件。本文对5种期刊上的定量研究文章所用的定量方法进行了归类，见表3(排除了17篇对定量方法进行介绍、评述和探讨的文章)：
表1
年份80年代199019911992
199319941995
篇数17057095141213711
19
表2
类别媒介运作受众分析方法评介媒介经营广告、网络及新技术
期刊传播效果传媒教育新闻价值
篇数3827179125632
所占比例31?9%22?7%14?3%7?6%10?1%4?2%5?4
%2?5%1?7%
[HTH]表3[HTSS]
类别统计分析抽样调查内容分析数学模型实验研究
篇数29442531
所占比例28?4%43?1%24?5%2?9%1?9%
从表3的描述来看，采用统计分析、抽样调查的文章较多，分别占28.4%、43.1%。统计分析、抽样调查和数学模型都属于数学方法，三种方法共占74?4%。说明数学方法是新闻学定量研究的主要方法。数学方法是“用数学语言表达事物的状态、关系和过程，并加以推导、演算和分析，以形成对问题的解释、判断和预言的方法”④。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一个知识部门，只有在它的主要标准和基本规律性得到数量表现和数学表达之后，才是精密的。”
在定量研究中，内容分析的发展趋势令人瞩目。内容分析方法是对新闻媒介所载的新闻内容进行深入、系统分析的方法。通过内容分析既可以对新闻内容有一个明确的了解，又可以由此而推断和描述新闻传播者的行为、预期新闻传播效果等。所以，内容分析是新闻传播研究中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
从本文统计的情况来看，内容分析方法的数量和比例在我国新闻学定量研究中仅低于抽样调查、统计分析，说明内容分析方法已经得到足够的重视。
另外，实验研究方法开始运用于新闻学研究中，不过数量和比例都不如前几种定量方法。实验方法是一种在一定人工设计的条件下，对研究对象进行客观、系统的观察、测量和分析的方法。虽然实验方法在我国新闻学研究中运用还极少，但是随着新闻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会有关于新闻现象的更多实验研究出现。
纵观新时期新闻学研究，其所用的定量方法日益丰富、具体。这些方法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定量性、移植性和综合性。其中，大多数方法都是移植数学、统计学、传播学等学科的方法，把它们应用于新闻学研究中；同时，由于新闻学定量研究的复杂性和广泛性，它的有些研究方法本身带有综合性，或者在实际运用中往往需要同时采用几种方法，进行综合研究，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但是不管哪一种，其最显著的共同特征是定量分析。通过较长时间的研究和广泛应用，这些方法的大多数已比较规范和成熟，如抽样调查、统计分析、内容分析，而且它们各有优势，相辅相成，基本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定量方法体系。
二、我国新闻学定量研究的发展原因
我国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主要依靠思辨的方法，从概念到概念，如研究新闻的党性、阶级性、真实性、指导性等都是靠哲学式的思辨。因此，成果表现方式只是粗糙的定性描述(如以文学描述、哲学思辨形式、对个体新闻实践成就进行总结整理)，手段单一落后，技术含量低。在新闻学研究领域，用其它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尤其是数学(统计)方法甚少。同时，由于技术、经费的原因，我国新闻学的研究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偏重定性分析，而忽视定量分析，使一些研究得不到确切的数据作支撑，其可信性和科学性都受到影响。此外，由于“左”的思潮影响，政治与新闻界限不清，长期以来，新闻学术界只强调定性研究而视定量分析为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这种状况也造成了定量研究在新闻学研究中一定程度上的缺失。
2.数学化趋势加强
科学认识的一般规律是这样的：一开始对事物进行定性研究，然后再研究其量的规律性，精确的定量研究使人们能够深入地认识事物的本质。“一切科学研究在原则上都可以用数学来解决有关的问题。只有现在还不能应用的数学，没有原则上不能应用数学的研究领域。”⑧因此，马克思指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目前，无论自然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还是人文与社会科学，都处于数学化过程中，电子计算机的发展更加速了各门科学数学化的趋势。
在我国，用数学方法研究新闻传播规律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距离“真正完善的地步”还很远。作为衡量新闻传播学理论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数学方法将在新闻传播领域中得到更加广泛的运用。
3.团体研究和专业运作加强
我国传统的新闻学研究注重个体经验实践的总结，讲究个人单独操作，研究者不乐于或不善于与他人合作研究。这种思维方式和操作习惯在目前的定量研究中同样存在，许多研究者仍然喜欢独立操作，不善于与他人共同研究。这种状况必然导致新闻学研究视野的狭窄，新闻学定量研究方法的落后以及研究的预期层次低，从而妨碍新闻学研究的整体发展。随着新闻现象的日益丰富，待解决的问题增多，研究者之间合作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增强。同时，随着计算机收集、处理、分析资料的能力的提高，新闻学定量研究的专业水准也会进一步提升。
4.应用领域拓宽，重视在新闻实践中的应用
传统新闻学的定量研究多集中在传统媒体(报纸、广播、杂志、电视)的行为上。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计算机技术的广泛运用，新闻学定量研究开始涉及到网络领域。例如，互联网发展的宏观统计、互联网用户状况调查、互联网的社会影响、网络受众的定量研究等。
新闻学定量研究的问题多是结合实际，针对具体对象有的放矢，有理有据地进行分析、研究，很少进行思辨、预测，而是“依据一定的有代表性数量的新闻现象、新闻实践、某观点加些分析力求找出共同点”⑨。随着中国入世，媒介竞争的加剧，新闻学定量研究将更加“趋利”、“务实”，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注释：
①刘春伟：《定性定量分析在新闻中的运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第1期。
②转引自刘晓红：《精确新闻报有：现状问题及教育》资料来源(1)，《新闻与传播研究》，第1期。
③朱继东、徐培汀：《系统新闻学研究方法论再探》，载《新闻广播电视研究》，1984年第6期。
④闵大洪转引自刘卫东：《新闻传播学概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3月第1版，第20页。
⑤引自姜秀珍：《新闻统计调查的种类与方法》，《中国新闻学院学报》，19第1期。
⑥袁军、龙耘、韩运荣主编：《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版，第152页。
⑦熊兴保：《大众传播研究方法概述》，《现代传播》，1994年第5期。
⑧娄策群、桂学文主编：《信息经济学通论》，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
⑨朱继东、徐培汀：《系统新闻学研究方法再探》，《新闻广播电视研究》，1984年6期。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强月新系新闻系主任、副教授；宋兵系硕士研究生邮编：430072)
【责任编辑：姜依文】
我国新闻学定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创造动机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动机问题涉及人类行为的源泉、动力,是最能反映人类行为的目的.性、能动性特征的问题.由于人个体行为的复杂性,个体行为的原因也更为复杂.人们从不同角度,依据不同的标准对动机进行研究.从动机的起源角度,有生理性动机和社会性动机的划分.创造动机是社会性动机中最高层次的动机之一,是创造力结构中的重要因素,是产生创造行为的源泉和动力,因而备受学者们的重视.
作 者：于淼 罗玲玲 作者单位：于淼(中国医科大学)罗玲玲(东北大学)
刊 名：理论前沿 PKU CSSCI英文刊名：THEORY FRONT 年，卷(期)： “”(9) 分类号：B84 关键词：本能 需要 内在动机 外在动机 创造动机新中国名辩逻辑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新中国成立五十年以来，作为思想文化战线一个不可或缺的侧翼、中国名辩逻辑研究经历了怎样一个发展历程?在世纪之交加以回顾与展望，对于推动殖根于华夏的`名辩逻辑研究不是没有益处的。...
作 者：董志铁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875 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年，卷(期)： 16(z1) 分类号：B81 关键词：关于近十年我国生涯辅导研究回顾与前瞻论文参考
［论文摘要］近十年来，我国学界对生涯辅导的研究日益重视，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生涯辅导的定义、实施原则、对象内容以及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等。文章回顾我国生涯辅导的历史，展望未来，认为我国生涯辅导研究将呈现本土化、网络化、一体化以及更加注重创业教育的趋势。
［论文关键词］生涯辅导 历史回顾 前瞻
一、引言
二、我国近十年生涯辅导研究回顾
纵观近十年，我国生涯辅导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
1.生涯辅导的定义。在我国，基于不同学科角度对生涯辅导的概念理解也不尽相同。心理学角度认为，生涯辅导是指由辅导人员结合其专业知识提供一套有系统的计划，用来促进个人的生涯发展；教育学角度认为广义的生涯辅导或生涯教育包括学校的一切课程与教育活动，因为其目的都是为了学生的终身发展；狭义上，应当是指为帮助学生进行生涯设计、确立生涯目标等专门性课程与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学角度认为，生涯辅导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根据国家、社会、学校以及家庭对大学生的要求与期望，引导大学生认清其人生发展的方向，树立人生发展的长远目标以及阶段性目标，树立职业生涯发展的意识，指导与协助大学生解决自身成才成长中的实际问题；管理学或多学科角度认为大学生生涯辅导是以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为指导，在全面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前提下，了解和把握最新就业动态，预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状况。
2.生涯辅导的目的和目标。对我国生涯辅导的目的，总的说来可分为社会导向、个体导向和综合导向三种观点。社会导向者认为生涯辅导的目的是“促使大学生全面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个体导向者认为“生涯辅导的目的不仅是确定某个职业或职业发展的目标，而且是帮助他们实现自身价值，未来拥有更加愉快、幸福的.生活”；综合导向者认为“生涯辅导的目的在于引导个体以更加广阔的视野来审视个人的职业选择与人生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在此前提下对个体所拥有的各种发展资源进行评估，学会选择与规划，通过促进个体自主有序的发展来实现个人与社会之间最积极有效的互动”。关于生涯辅导的目标，从个体角度看，是促进个体的生涯成熟；从所要解决的问题看，最初目标是帮助学生实现就业，中级目标是帮助学生寻求匹配度较高的职业，最高目标是培养大学生自主择业发展的意识、理念及能力。
3.生涯辅导的实施原则。从宏观角度看，中国化的生涯辅导应以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和谐为原则；从中微观角度看，我国多数学者认同实施生涯辅导要坚持全程性、全员性、现实性、系统性等原则。
4.生涯辅导的对象和内容。我国生涯辅导的主要内容是围绕大学生而展开的，包括五个密切相连的环节和步骤：知己、知彼、决策、行动和反馈。根据实施阶段任务的不同，大学生生涯辅导的具体内容可细分为一年级的专业认识、养成教育，侧重生涯剖析，自我定位；二年级的丰富自我、完善知识结构教育，侧重生涯设计，夯实基础；三年级的强化实践、创新教育，侧重生涯诊断，拓展素质；四年级的就业指导、职业导航教育，侧重生涯导航，择业就业。
5.生涯辅导的实施途径和形式。国外生涯辅导主要通过生涯教育和生涯咨询两大途径实施，我国学者比较集中的是关于生涯辅导课程和团体辅导的研究。生涯辅导课程开发应兼顾学科本位、学生本位和社会本位，可考虑从“大课程观”角度建构包括学科课程、活动课程、实践课程和环境课程在内的生涯辅导大课程体系。至于团体辅导，不少文献采用了实证研究的方式，主要探讨生涯团体辅导对个体职业决策自我效能的影响、对职业生涯规划的影响等。作为我国生涯辅导实施重要创新的职业规划大赛也进入了学界的研究视野，然而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待加强。
6.生涯辅导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生涯辅导理论在我国发展的特色之一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介入。关于两者关系有三种观点：一是“载体”说，或曰“途径”说；二是“融合”说，或称“渗透”说；三是“主导”说。但是，当前生涯辅导中存在弱化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现象，必须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在生涯辅导中的主导性，应强化主导意识、细化主导内容、改进主导方式和提高主导能力。 "
三、我国生涯辅导研究的未来走向
1.本土化研究的向度拓展与结合。生涯辅导本土化一般都经过移植、借鉴、对话和创新四个阶段。近十年来，我国生涯辅导研究更多地放在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生涯发展理论、职业兴趣理论进行“西方话语”的简单照搬上，缺乏有本土文化含量的“中国式解读”。要充分发挥生涯辅导的积极作用，需要结合我国国情在个人与社会、规划与实践、主导与主体等关系处理上对生涯辅导价值内核进行本土化重构。展望将来，生涯辅导本土化研究除了继续进行中西对比研究外，如何整理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与结合时代精神、当下鲜活实际进行生涯辅导创新将成为本土化研究新的重要研究向度。此外，生涯辅导研究必须面向当下，不能仅仅满足于一种理论研究的繁荣现象，而要更加有助于解决我们所面对的现实就业问题，要面向社会、引领生活、塑造人格。如何在科学发展观统揽下认识和实践生涯辅导，是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亦是当今中国时代的呼唤。
2.生涯辅导研究的网络化趋势。互联网突飞猛进的发展、电脑的普及、网民的骤增为网络生涯辅导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毕业生人数飞速增长，而接受过正规培训的专业辅导人员严重匮乏，使开展网络生涯辅导成为必需。在国外，基于计算机的生涯辅导系统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可以预见的是，网络生涯辅导将成为我国下一步研究的新热点。一是网络生涯辅导的内容和形式。生涯辅导网站、计算机辅助生涯辅导系统（CACG）的开发与设计是最为急迫的，网络生涯辅导课程、网络辅导与咨询以及网络调研、测评与信息反馈将是网络生涯辅导的重点内容，生涯辅导博客等新形式的探索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二是如何提高网络生涯辅导人员的素质以及探索网络生涯辅导的有效方法。网络生涯辅导人员与传统生涯辅导人员最大的区别是具有网络和多媒体的运用能力，能进行“交互式导学”，而且应该具有更强的应变能力；最后是研究网络生涯辅导如何扬长避短、趋利弊害的问题。网络是一把双刃剑，通过网络开展生涯辅导也存在一些问题，譬如费时、非直观性、安全性和伦理规范等。
3.纵向与横向：一体化研究的两种视角。在发达的西方国家，生涯辅导研究呈现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趋势。所谓纵向一体化，指的是生涯辅导研究贯穿小学、中学、大学到职场乃至人的一生。在美国，全国职业信息协调委员会（NOICC）专门发布了“国家生涯发展指南”（NCDC），阐述了四个层次的生涯辅导目标：初等学校、中等/高中学校、高等学校和成人。在英国，教育与技能部制定了“全国生涯教育框架”。在韩国，也发布了《韩国终身职业发展国家标准》，该标准贯穿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目前我国对生涯辅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阶段，中小学尤其是中学生生涯辅导研究尤为紧迫。中学生涯辅导缺失的主要原因在于窄化生涯辅导的目的和内容，把就业指导等同于生涯教育，教育与生活的疏离，应试教育盛行。教育部在几年前专门进行了农村中学生涯辅导的试验项目，目前有些城市的中学也开设了人生规划课程。
横向一体化，则是指学校、个人、政府、社会、家庭等一起构成生涯辅导的大系统。在美国，除了推广校内模式外也十分注重校外模式的构建。包括以雇主为基础的模式、以家庭―社区为基础的模式、以农村―住宅区为基础的模式。此外，美国还十分重视校外实体及社会联盟对生涯辅导的重要作用。在我国，过去比较重视生涯辅导校内系统研究，在下一阶段，生涯辅导与行业、岗位、区域经济特点相结合的研究以及包含学校干预系统、个人自助系统和家庭社会系统在内的生涯辅导大系统建构将会进入学界的研究视域。
4.生涯辅导与创业教育相结合的研究走向。目前，创业教育正引起全球范围的关注，“创业”已经超越了“创办企业”的狭义概念，而更具有广义上的开创事业、开拓事业、开拓业绩等含义，而这些对于从事各个领域和岗位的人都是重要的。由此而言，创业教育无疑为学生的成长和综合素质的提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载体。美国在生涯辅导中非常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和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力求培养学生的自主创业精神，还特别将有关企业管理的实际操作知识列入生涯辅导。此外，他们还把产品设计技术、资金筹措、事业策划、事业管理及政府的有关法律章程等作为生涯辅导课程或讲座的重要内容。
在我国这样一个大学毕业生众多、就业供需矛盾突出的国家，更需要通过政策积极引导和促进大学生自主创业。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完善支持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政策，加强就业观念教育，使更多劳动者成为创业者”。生涯辅导与创业教育相互作用，密切相关。国内开展创业教育最早和最有成效之一的清华大学也明确提出将创业教育融入生涯辅导之中。创业教育能增强大学生自我认知的敏锐性，引导大学生主动进行职业探索，提升大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高度和广度。而创业的成功，首先要依赖于生涯辅导，即创业者首先要自我认知，自我完善；其次要能够洞察环境，善于发现市场上尚未被满足的消费者需求，在此基础上捕捉创业机遇。在生涯辅导的实践中，可能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去创造职业而不是发现职业。可以肯定的是，创业教育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生涯辅导研究的重要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