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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溯及力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刑法溯及力问题是刑法修订后法律适用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对刑法的溯及力问题一般比较容易把握，但也存在一些有争议的疑难问题，需作进一步探讨。主要是：“跨法犯”的法律适用；新旧刑法的比较；处刑轻重的比较；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以及非刑事法律的溯及力问题。刑法的溯及力从属于刑法的时间效力，是关于刑法生效后，对其生效之前发生的，未经审判或者判决未确定的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对于刑法的溯及力问题。从我国现行刑法第12条的规定来看，我国刑法采用从旧兼从轻原则，即新法原则上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但新法处罚较轻的除外。司法实践中，对于刑法的溯及力问题一般比较容易把握，但也存在着一些有争议的疑难问题。笔者结合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对刑法溯及力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一番研究。
一、关于“跨法犯”的法律适用
所谓“跨法犯”，是指行为始于新法生效之前而结束于新法生效后，跨越新旧两部刑法的情形。“跨法犯”的法律适用，事实上涉及刑法的溯及力。对此，理论和实践中，存在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跨法犯”涉及新旧刑法的适用，应采用从旧兼从轻原则解决法律的适用。即原则上适用旧法，只有在新法比旧法处刑较轻的情况下适用新法。第二种观点认为，“跨法犯”的行为始于旧法有效期，终于新法生效后。从行为的阶段性来看，一般应分别适用旧法和新法。第三种观点主张，对“跨法犯”应一概适用新法。
笔者认为，“跨法犯”是司法实践中客观存在的犯罪现象，其突出表现形式是继续犯和连续犯。所谓继续犯，亦称持续犯，是指犯罪行为在一定时间内呈继续状态的犯罪。继续犯的本质在于犯罪行为的继续，即某种行为在一定时间内处于实施过程中”。（注：高铭暄．刑法学原理〔M〕．第二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569．）所谓连续犯，是指行为人基于数个同一的犯罪故意，连续多次实施数个性质相同的犯罪行为，触犯同一罪名的犯罪形态。（注：姜伟．犯罪形态通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291-292．）由于我国刑法对继续犯、连续犯的追诉期限采用以行为终了时有效的法律为准，因此，笔者主张对“跨法犯”的法律适用，宜适用新法，即同意上述第三种观点。因为上述第一种观点以从旧兼从轻原则解决“跨法犯”的法律适用，事实上是无视新法生效后部分行为应当适用新法的情形。而第二种观点则将持续或连续的犯罪人为地划分为两个阶段，实践中必然导致一个案件中对同一罪名同时适用新旧两部法律的结果，因而也是不足取的。当然，对“跨法犯”一概适用新法，尽管有可资参考的立法例，如联邦德国刑法典第2条第2款规定：“行为之际，处罚之规定有变更者，适用行为终了时之有效法律。”但是，在新法较旧法处罚为重时，似乎有违现代刑法溯及力的前提原则，即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因此，对于“跨法犯”在坚持适用新法的前提下，在具体处刑时，可作适当的调整，从而既体现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又便于司法操作。事实上，对于“跨法犯”的法律适用，是有可资参考的司法解释的。12月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了《关于对跨越修订刑法施行日期的继续犯罪、连续犯罪以及其他同种数罪应如何具体适用刑法问题的批复》。该《批复》明确，“对于开始于9月30日以前，继续或者连续到1910月1日以后的行为，以及在年10月1日前后分别实施的同种类数罪在新旧刑法都认为是犯罪且应当追诉的情况下，应当一概适用修订刑法一并进行追诉。对于修订刑法比原刑法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和情节较为严格，或者法定刑较重的，也应当适用修订刑法，但在提起公诉时，应当提出酌情从轻处理意见”。笔者认为，上述司法解释是合适的，对于“跨法犯”的法律适用，应以此司法解释为准。
二、关于新旧刑法的比较问题
在刑法的溯及力问题上，我国刑法采用从旧兼从轻原则。实践中，对于新旧刑法的比较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存在争议的。但是，对于行为终了时与处刑时之间还存在中间过渡法的情形，究竟应当如何比较新旧法律及如何选择适用法律，则存在争议。
一种观点认为，刑法溯及力新旧刑法的比较是指行为时法与处罚时法的比较。即行为时法为当时的法律亦即旧法，处罚时法为新法。对中间过渡法可不予考虑，而只是简单地比较行为时法与处罚时法。另一种观点认为，刑法溯及力新旧刑法的比较，既要对行为时法与处罚时法作新旧比较，又要考虑中间过渡法的实际存在。中间过渡法相对于行为时法是新法，但相对于处罚时法则为旧法。在新旧法律的适用选择上，应当在坚持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下，决定新旧法律的适用。
笔者认为，在行为时法与处罚时法之间存在所谓中间过渡法，是由于立法变化所造成的客观法律现象。实践中突出的表现是1979年刑法第187条规定了玩忽职守罪，1997年修订刑法对玩忽职守罪进行了分解，出现了包括刑法第168条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在内的一系列玩忽职守型犯罪条款，且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又对1997年刑法第168条作了修正，从而在此类玩忽职守型犯罪中先后出现了三部法律的规定。实践中，对于行为发生在1979年刑法有效期内，处罚在1997年刑法第168条修正之前的，或者行为发生在1997年刑法第168条期限内的，处罚在19刑法修正之后的，其新旧刑法的选择一般不成问题。但是，对于行为在1979年刑法有效期内，即1997年10月1日之前，而处罚在年刑法修正之后的，在新旧刑法的选择上便会产生上述争议。笔者认为，我国刑法采用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其所谓旧法，不应当是泛指相对于新法之旧法，而确切地应当是指行为时的法律。所谓新法，同样不是简单的相对于旧法的新法，而应当是指处罚时的法律。因此，所谓新旧刑法的比较，应当是指行为时刑法有关条文与处罚时刑法有关条文的比较。处于行为时与处罚时的中间过渡法，因其既不是行为时法，也不是处罚时法，因而在刑法溯及力新旧刑法的比较上不具有任何意义，在法律适用上是应当不予考虑的。当然，如果行为发生于所谓行为时法，持续或连续并终止于中间过渡法，则此时的所谓中间过渡法便成为行为时法，即成为与处罚的时法相对应的所谓旧法。
三、关于刑法处刑轻重的比较
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处刑轻重，是指论罪该判刑罚的轻重，即不是抽象地比较具体罪名法定刑的轻重，而是具体地以某一犯罪行为对应新旧刑法的相关条文及法定刑，以实际可能判处的`刑罚作轻重比较。另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处刑轻重，是就同一种犯罪行为，新旧刑法所规定的法定刑的轻重比较，即抽象的法定刑轻重比较，而不是实际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比较。刑法修订后，为解决司法实践中在刑法溯及力问题上处刑轻重的争议，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23日通过了《关于适用刑法第12条几个问题的解释》。该《解释》明确：“刑法第12条规定的‘处刑较轻’，是指刑法对某种犯罪规定的刑罚即法定刑比修订前刑法轻。法定刑较轻是指法定最高刑较轻；如果法定最高刑相同，则指法定最低刑较轻。如果刑法规定的某一犯罪只有一个法定刑幅度，法定最高刑或者最低刑是指该法定刑幅
度的最高刑或者最低刑；如果刑法规定的某一犯罪有两个以上的法定刑幅度，法定最高刑或最低刑是指具体犯罪行为应当适用的法定刑幅度的最高刑或者最低刑”。笔者认为，上述司法解释对“处刑较轻”的解释同上述第二种观点基本一致，是正确的。但是，该司法解释在实践中一般被理解为其所解释的“处刑较轻”主要限于法定刑中的主刑，未直接规定附加刑的轻重比较。笔者认为，刑法溯及力中的刑罚轻重，基本的标准是主刑轻重的比较。只有在新旧刑法主刑轻重一致的情况下，才比较附加刑的有无或轻重。至于附加刑的轻重，根据刑法第34条的规定，应当理解为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是相对于主刑序列的由轻至重的排列。而具体罚金、没收财产的轻重，则应以实际的罚金数或没收的财产数为准。总之，刑罚的轻重，既包括主刑的轻重，又包括附加刑的轻重。在主刑轻重相同的情况下，应当考察附加刑的轻重。但是，在主刑轻重比较明了的情况下，附加刑的轻重可不予考虑。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新旧刑法处刑轻重的比较是建立在新旧刑法对某一犯罪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相一致前提下所作的比较，如果犯罪构成要件发生变化，所涉及的首要问题是是否构成犯罪的评判。例如，1979年刑法第151条规定的盗窃罪的法定刑是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1997年修订刑法第264条盗窃罪相应的法定刑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从刑罚轻重来看，当然是1997年修订刑法第264条比1979年刑法第151条为轻。但是，修订刑法第264条盗窃罪的构成中增加了“多次盗窃”的要件，因此，对于发生在1997年10月1日之前多次盗窃未及数额较大的行为，不能以1997修订刑法处刑较轻而适用之，而应当首先判断此行为在1979年刑法中是否构成犯罪。事实上，除了惯窃以外，1979年刑法对一般的多次盗窃数额未达较大程度的，是不以盗窃罪论处的。因而对此种情形，不能因为1997年刑法处刑较轻而适用之。正确的做法是适用1979年刑法，不以犯罪论处。应当说，立法上相似的情况还有很多，在刑法溯及力问题上应当注意把握。
四、关于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
根据有关立法规定，刑法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具体刑法条文应当如何适用所作出的规范性解释。我国刑事司法活动的客观现实是，刑法司法解释在司法活动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量案件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以及罪重与罪轻的界定，主要的依据是刑法司法解释，即刑法司法解释起到了刑法规范的作用。因此，在刑法溯及力问题中探讨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便显得尤为重要。
刑法理论界有观点认为，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刑法司法解释对所解释的刑法规定颁布实施以前的案件是否有溯及力；二是刑法司法解释对所解释的刑法规定实施以后自身发布实施以前所发生的案件是否有溯及力；三是刑法司法解释对其解释的刑法规定实施以后而其自身施行以前，已有司法解释正在生效实施，新的司法解释是否有溯及力。（注：刘宪权、阮传胜．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J〕．政治与法律，1994.(4)．）
笔者认为，刑法司法解释是对具体刑法条文所作的规范性解释，其具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依附性，依附于所解释的刑法条文；二是滞后性，在时间上后于具体刑法条文而产生。刑法司法解释的依附性决定了它受制于被解释的刑法条文，因而在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问题上应当服从于刑法溯及力的一般原则，即从旧兼从轻原则。因此，对于上述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涉及的第一、二方面的问题，笔者主张一般应当以具体的被解释条文有无溯及力为准，即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从而决定具体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
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刑法司法解释还有滞后性的特点，即在效力上后于被解释的条文而生郊，加上刑法司法解释客观存在的扩张性解释，因此，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便会出现依附性的例外，即在溯及力问题上不同于被解释的刑法条文。对此，刑法学界有观点认为，刑法司法解释对其生效以前的案件是否具有溯及力，应根据刑法司法解释的内容不同区别对待：刑法司法解释的内容不属于扩张性解释的，其溯及力的有无应以其生效后的有关案件是否正在办理或尚未办理为准；属于正在办理或者尚未办理的，即使行为发生在司法解释生效以前，也应适用新的司法解释；刑法司法解释的内容属于扩张解释的，其溯及力的有无应以扩张解释是对被告人或者犯罪分子有利还是不利为准；如扩张解释是对被告人或者犯罪分子有利的，则该司法解释对其生效以前的案件具有溯及力；如扩张解释是对被告人或者犯罪分子不利的，则该司法解释对其生效以前的案件不能具有溯及力。（注：张军．试论刑法司法解释的时间效力〔J〕．中国法学，1992.(2)．）笔者认为，上述关于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的观点，不再以被解释的条文有无溯及力为准，而是以具体刑法解释的内容为依据。即出现了依附性的例外，由于这种例外体现了刑法溯及力的核心原则，即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因而是适当的。
至于刑法司法解释涉及的第三个问题，即刑法司法解释对其解释的刑法规定实施以后而其自身实施以前，已有司法解释正在生效实施，新的司法解释是否具有溯及力问题。笔者认为这是关于同一刑法条文前后有两个司法解释如何适用的问题。对此，应当以刑法从旧兼从轻溯及力原则解决新旧司法解释的运用。即一般应适用行为时的司法解释，只有当处罚时新的司法解释不认为是犯罪或适用刑罚较轻时，才适用新的司法解释。而不能以新法优于旧法或新司法解释优于旧司法解释的原则，决定具体司法解释的适用。
五、关于非刑事法律的溯及力问题
刑法的溯及力，从狭义角度理解，是指刑法条文（主要指刑法分则条文）的溯及力。广义地说，还包括与刑法条文密切相关的刑法司法解释的溯及力。非刑事法律似乎与刑法的溯及力无关。但事实上，刑法的溯及力不仅仅局限于刑法典本身，从总体上还应当包括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我国现行刑法第101条规定：“本法总则适用于其他有刑罚规定的法律，但是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刑法溯及力是由刑法总则规定的，按上述刑法第101条的规定，亦即非刑事法律中的刑法条文同样会涉及刑法的溯及力问题。此外，在刑法分则中，存在有大量空白罪状的犯罪，这些与犯罪构成密切相关的空白罪状一般是由非刑事法律所规定的。可见，非刑事法律也可能涉及刑法的溯及力问题。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缺乏对非刑事法律刑法溯及力的研究。鉴于这一问题涉及具体的司法适用，在此，笔者仅对空白罪状中非刑事法律涉及的刑法溯及力问题作一探讨。
所谓空白罪状，是指罪刑式法条描述了某一具体犯罪构成的部分特征和该犯罪所触犯的有关法律、法规。空白罪状主要是针对某种法定犯罪所采用的立法方式。空白罪状具有稳定性、包容性和超前性特点。（注：陈兴良．刑法各论的一般理论〔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2.210-211．）在我国现行刑法中，空白罪状的刑法条文是客观存在的，如刑法第139条消防责任事故罪、第186条违法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罪、违法发放担保贷款罪等。空白罪状的规定，大多采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立法体例。而其中的法律、行政法规，便主要是指非刑事法律。当空白罪状中的非刑法法律发生变更时，就有一个这些非刑事法律中对某些犯罪的构成要件有影响的规定是否具有
溯及力以及如何确定溯及力原则的问题。笔者认为，由于空白罪状中的非刑事法律对该种犯罪的构成具有直接的影响。因此，该非刑事法律对具体犯罪刑法的溯及力有决定意义，即存在刑法的溯及力问题。同时我们认为，此种情形下刑法条文的溯及力问题同样应当适用从旧兼从轻原则，即原则上应当适用行为的非刑事法律。只有当新的非刑事法律的规定导致某种犯罪不成立或罪轻时，才能适用新的非刑事法律。事实上，除了空白罪状犯罪以外，我国刑法中一些涉及犯罪主体、对象范围由非刑事法律规定的犯罪，同样存在非刑事法律的溯及力问题。例如，刑法第196条规定的信用卡诈骗罪的信用卡范围，便涉及非刑事法律的溯及力问题。1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该《办法》第3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信用卡，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商业银行（含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以下简称商业银行）向个人和单位发行的信用支付工具。信用卡具有转帐结算、存取现金、消费信用等功能”。从当时商业银行发行的信用卡的实际情况看，事实上包括了部分借记卡。1999年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此《办法》第5至第7条规定，银行卡包括信用卡和借记卡。信用卡按是否向发卡银行交存备用金分为贷记卡、准贷记卡两类。借记卡按功能不同分为转帐卡（含储蓄卡）、专用卡、储值卡，借记卡不具备透支功能。此外，《办法》第67条规定：“本办法从1999年3月1日起施行，发卡银行应当在半年内达到本办法有关要求，中国人民银行19颁布的《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同时废止；中国人民银行在本办法颁布之前制订的银行卡管理规定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由此可见，从1999年3月1日起，信用卡的范围发生了变化，并明确信用卡与借记卡是两种不同的银行卡，因此，认定信用卡诈骗罪也必然发生范围上的变化。对于行为发生在1999年3月1日之前，并于1999年3月1日以后处理的信用卡诈骗案件，便涉及非刑事法律的溯及力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应当坚持刑法从旧兼从轻的溯及力原则，解决此类案件的法律适用。即对于发生在1993年3月1日以前的涉及借记卡的诈骗罪案件，1999年3月1日以后正在办理或未审结的应适用《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不认为是信用卡诈骗罪。
收稿日期：-06-29
大家好，我刚来这里不 多久，现在我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一下大家。我与公司在今年3月签署了一份为期两年的劳动合同，可是现在我不想再坚持做下去，因为公司工资一直加不上去，还有每月拖欠工资现象，按照劳动合同里规定的，公司应当在每月16日 之前支付员工工资，但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的。如果我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公司要扣两个月的违约金。但是公司违约在先，那么我以此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是不是就不用赔钱？？如果公司在几个月之前违约了，未按照规定在规定时间内发工资，那么在几个月之后我提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关系，是否有溯及既往力/？？时间是多长？？？谢谢！！
[公司劳动合同违约有没有溯及既往力？]
刑法因果关系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因果关系问题，一直是刑法理论研究中一个争论多多的问题。我国刑法因果关系问题的研究，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因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因果关系理论和前苏联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影响，宥于必然性和偶然性以及在原因上内因和外因的争论中，造成理解上的混乱。本文从普遍的立场出发，借鉴英美法国家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和大陆法国家刑法理论，区分刑法因果关系和事实联系及事实因果关系，从刑法的目的、任务和机能的角度重新认识刑法因果关系，并对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研究的现状提出了一点建议，最后，对同样存在许多争议的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讨论，或者从这个新的思考角度，可以对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事实因果关系 刑法因果关系 不作为犯
刑法学上的因果关系理论，是刑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陆法系国家，自十九世纪提出因果关系理论至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学说和观点，且随着刑法理论的.向前发展，先后出现了一系列极有影响的因果关系理论。而英美法国家刑法学中的因果关系理论，则将因果关系区分为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所谓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就是客观存在于外界之中的先行为与后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纯自然的存在，与人的主观认识没有任何关系，与法律规定也无关。而所谓法律原因，就是在法律上有价值的原因，也就是事实原因中，能够被法律认为应让行为人对产生的危害结果承担责任的原因。［1］我国的刑法理论，秉承前苏联的刑法理论，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局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上的必然性联系和偶然性联系以及内因和外因的论述上，而造成对刑法因果关系的种种理解，从而使学说观点长期争论不休。一方面固然有利于刑法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混乱不堪。在刑法因果关系问题上，还存在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对象、范围以及刑法因果关系的机能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
一、刑法因果关系的界定
刑法因果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指犯罪实行行为与对定罪量刑有价值的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合乎规律的联系。［2］也有的学者认为刑法上研究的因果关系，是指人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3］还有的学者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作为刑事责任的客观根据而存在于刑法之中的，它既是行为与结果之间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果关系，同时又是为法律所要求的法律因果关系，是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的统一。［4］种种不同的观点，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刑法因果关系。从以上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一）刑法因果关系首先是一种联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事物之间的联系具有普遍性，事物不是孤立的存在的，而是和其它的事物相互联系着的。（二）刑法因果关系是一种人的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联系。因为只有人的行为才能给予法律上的评价，自然力或者动物力纵使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结果，也不能以刑法来处罚它们。（三）人的行为是有主观罪过的行为，才能成为刑法上的原因，如果没有主观罪过，人就不能对他的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负刑事责任，自然不能认为行为和结果之间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虽然我们在研究和司法实践中认定因果关系时，应考虑各种事实的条件，但只要被确定为刑法上的原因的人的行为，则必然有主观上的罪过。除了上述的几种观点，我们能否从其它的角度来观察刑法的因果关系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要从其它的角度来看刑法因果关系，应该先考察刑法因果关系的机能，以及研究刑法因果关系要解决的问题。刑法的因果关系理论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判断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问题，二是判断存在的因果关系对犯罪构成要件有无重要性的问题。［5］刑法的因果关系有两个机能，一是定罪的判断机能，即根据刑法的因果关系，要为谁定罪，也即判断犯罪的主体。二是量刑的机能，即在各个犯罪主体之间如何让其承担刑事责任。这两个机能和上面的要解决的两个问题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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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因果关系研究论文
内容提要：因果关系问题，一直是刑法理论研究中一个争论多多的问题，刑法因果关系研究论文。我国刑法因果关系问题的研究，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因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因果关系理论和前苏联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影响，宥于必然性和偶然性以及在原因上内因和外因的争论中，造成理解上的混乱。本文从普遍的立场出发，借鉴英美法国家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和大陆法国家刑法理论，区分刑法因果关系和事实联系及事实因果关系，从刑法的目的、任务和机能的角度重新认识刑法因果关系，并对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研究的现状提出了一点建议，最后，对同样存在许多争议的不作为犯罪的因果关系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讨论，或者从这个新的思考角度，可以对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事实因果关系 刑法因果关系 不作为犯
刑法学上的因果关系理论，是刑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大陆法系国家，自十九世纪提出因果关系理论至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学说和观点，且随着刑法理论的向前发展，先后出现了一系列极有影响的因果关系理论。而英美法国家刑法学中的因果关系理论，则将因果关系区分为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所谓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就是客观存在于外界之中的先行为与后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纯自然的存在，与人的主观认识没有任何关系，与法律规定也无关。而所谓法律原因，就是在法律上有价值的原因，也就是事实原因中，能够被法律认为应让行为人对产生的危害结果承担责任的原因。［1］我国的刑法理论，秉承前苏联的刑法理论，在因果关系问题上，局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上的必然性联系和偶然性联系以及内因和外因的论述上，而造成对刑法因果关系的种种理解，从而使学说观点长期争论不休。一方面固然有利于刑法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对因果关系的理解混乱不堪。在刑法因果关系问题上，还存在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对象、范围以及刑法因果关系的机能等一系列问题的争论。
一、刑法因果关系的界定
刑法因果关系，有的学者认为，是指犯罪实行行为与对定罪量刑有价值的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合乎规律的联系，法学论文《刑法因果关系研究论文》。［2］也有的学者认为刑法上研究的因果关系，是指人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3］还有的学者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作为刑事责任的客观根据而存在于刑法之中的，它既是行为与结果之间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果关系，同时又是为法律所要求的法律因果关系，是事实因果关系与法律因果关系的统一。［4］种种不同的观点，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刑法因果关系。从以上的观点中可以看出：（一）刑法因果关系首先是一种联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事物之间的联系具有普遍性，事物不是孤立的存在的，而是和其它的事物相互联系着的。（二）刑法因果关系是一种人的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联系。因为只有人的行为才能给予法律上的评价，自然力或者动物力纵使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结果，也不能以刑法来处罚它们。（三）人的行为是有主观罪过的行为，才能成为刑法上的原因，如果没有主观罪过，人就不能对他的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负刑事责任，自然不能认为行为和结果之间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虽然我们在研究和司法实践中认定因果关系时，应考虑各种事实的条件，但只要被确定为刑法上的原因的人的行为，则必然有主观上的罪过。除了上述的几种观点，我们能否从其它的角度来观察刑法的因果关系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要从其它的角度来看刑法因果关系，应该先考察刑法因果关系的机能，以及研究刑法因果关系要解决的问题。刑法的因果关系理论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判断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问题，二是判断存在的因果关系对犯罪构成要件有无重要性的问题。［5］刑法的因果关系有两个机能，一是定罪的判断机能，即根据刑法的因果关系，要为谁定罪，也即判断犯罪的主体。二是量刑的机能，即在各个犯罪主体之间如何让其承担刑事责任。这两个机能和上面的要解决的两个问题具有密切的联系，当然，定罪和量刑是不能割裂的，而应该是紧密联系的。在现实生活中，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这种事实的联系（包括事实的因果关系）如果被刑法认定具有刑法的意义，即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否则不能作为犯罪来处理，如行为人是未满14周岁的儿童，其行为不构成犯罪，行为和结果之间也就没有刑法因果关系可言。这里不是说刑法因果关系是犯罪的构成要件的内容，因为行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便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因果关系。在量刑上，刑法因果为犯罪主体确定刑事责任，是刑事责任的依据。如行为人甲以杀人的故意持刀伤害某乙，乙受伤住院，适逢医生丙与乙旧有仇隙，乃故意不为救助，致乙死亡。在此案中，甲和丙的行为自然构成犯罪，但是应该如何定罪和量刑还要依靠刑法因果关系理论来指导。日本学者野村稔认为由于刑法将人的行为作为规范的规制的对象，因此人的行为与结果（外界变动）之间的因果关系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场合，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被肯定，亦即将结果归因于行为，因此将结果包括在内的广义的行为作为评价对象而进入了刑法的世界（刑法评价对象的确定机能）。也就是说，关于刑法的因果关系是从外界的变动出发，就刑法的评价对象的人的行为予以发现之际，帮助人的思维方式。
事实的因果关系，已如前述，是一种客观的，自然的联系。而刑法的因果关系，则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先从刑法的目的谈起，因为即言因果关系有刑法的意义，以及其有重要的机能，自然不能脱离刑法的目的。刑法的目的，可以笼统的说总有保护社会生活利益的内容。而刑法的机能或者任务，也都有保护社会的含义。主法益论者，认为刑法的目的和任务在于法益的保护，因此当法益受到侵害或者威胁时，刑法自然会介入社会个人的生活，论行为人与法益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为行为人定罪量刑。我国刑法第二条规定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因此若有对上述保护对象的侵害，刑法就会有所反应。但是对社会生活利益的侵害，有人的行为亦有自然力以及动物力，对后者，因其非人力所能预料，难以控制，故而不具可罚性；而前者，也要区分而对待，在客观的事实中，人的行为是危害结果的原因，但是在刑法的意义上，则并非这种事实的原因就是刑法上的原因。如行为人并无主观的罪过，则纵使造成严重的危害结果，也不能对之定罪量刑。所以，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同于事实的因果关系。比如在间接正犯的场合，如行为人驱使动物伤害他人。这里，在客观事实上，他人被伤害的结果，是因为动物的袭击，而这危害结果与动物的袭击之间有事实的因果关系，但是刑法不认这种事实的因果关系为刑法的因果关系。行为人与动物的袭击和他人的伤害结果，有一定的事实联系，又因为行为人在主观上有罪过，因此，行为人的驱使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依从刑法的目的、任务和机能出发，被判定为有刑法的因果关系的存在，行为人应该承担刑事责任。有的学者认为，刑法因果关系首先是客观世界存在的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这种基本表现为哲学上外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8]应该承认，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以事实联系（包括事实因果关系）为判断的物质基础，但它本身不是事实联系，也不是事实因果关系本身。事实因果关系仅仅是事实联系中的一种，事实联系的范围更为广泛，它包括一定的条件。刑法因果关系与刑法的目的、任务及机能密切相关，而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事实的联系及事实的因果关系则是客观的一种联系。在客观的事实中，人的行为都可以是对社会生活利益的侵害结果的原因，但是在刑法上，刑法因果关系不同于事实因果关系。人的行为有的有主观上的罪过，有的则没有主观罪过，前者，自然有刑法的意义，而后者，则不具有刑法的意义。出于保护的目的，刑法一旦查明有社会生活利益被侵害的事实，则必依一定的标准，在造成危害结果的诸多事实联系中寻出具有刑法意义的因果关系，对行为者加以刑事责任。从这种意义上看，刑法因果关系是一种判断或评判。所谓判断，是指一定之认识主体基于其特定的目的或需要，依据已认识的客观材料运用抽象的思维方法对事物或现象所作的一种确定。刑法以其自身的目的、任务和机能，而带有一定的价值取向，以此为出发点，对社会中人的行为和危害结果进行评判。在现实中，一般都是先有危害结果的发生，然后根据危害结果和各种事实，查明案件，理清各种事实联系，从中判定什么样的行为应对此危害结果负责，应怎样负责即是一个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过程。在这过程中，判断的主体是立法者，执行者则是司法者，对象是行为人的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联系。而事实之因果关系则是一种认识，因其具有客观性而不容主观的判断。但是刑法因果关系并非纯主观的，它是以一定的事实联系为基础的。事实的因果关系也是以一定的事实联系为基础的，而其本身就是一种事实联系。大陆法系早期的条件说，即认一切行为在论理上可以成为发生结果的条件，都是结果发生的原因。就是以事实联系为因果关系的基础，甚至就以不具有刑法意义的事实联系为刑法因果关系。而后来的原因说，则于事实联系中择一定之原因为刑法上的原因，自然考虑事实的因果关系。再到后来是相当因果关系说，则更体现刑法的因果关系理论是一种判断的理论。相当因果关系说，以条件关系的存在为前提，认为由其行为发生该结果在经验上是通常的，即限于被认为是“相当”的场合，肯定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在相当因果关系说中，“相当性”判断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在相当因果关系说中，还有分主观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相当因果关系说和折衷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主观说认为对因果关系的判断，以行为人之主观为主，即行为人能否认识行为与危害结果之相当性；而客观说则以社会一般人的经验考察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相当性；折衷说则结合两者，以平衡社会及个人权利，不致强求个人，也不使社会之生活利益受损害。而所谓相当性，也是一个判断的问题。折衷的相当因果关系，立法者及司法者立于社会一般人的经验以及个人的特殊情况所为的一种对行为的评判。日本刑法学者野村稔认为，相当因果关系，也就是在一般人的经验上，只看这种行为，通常被认为会发生这样的结果，这种场合就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将它作为定型的判断，在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层面予以论述。至此，相当因果关系就与构成要件该当性这样的刑法评价发生关联。
疫学的因果关系，也是表明刑法因果关系是一种具有一定价值取向的评判，所谓疫学的因果关系，是由于产业、食品、药品等公害犯罪中，往往难以确定因果关系，但是如果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发展，由于没有被科学的自然法则完全解明，就否认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对大多数公害犯罪就不能认定，就不能追究行为人的责任。为了解决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就提出了疫学的因果关系。因为难以查明事实的联系，但又不能违背刑法的目的，所以还是依一定的经验，认产业、食品、药品等公害犯罪中行为人的行为，与出现的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的因果关系。此种理论已为某些国家司法实践所采纳，而甚至在英美国家，有案例采取严格责任理论，某些对于特定行为的一个或多个行动要件不要求故意、轻率、甚至疏忽的犯罪被称为严格责任犯罪。将严格责任犯罪区别于一般意外事件，而认为行为人的行为，纵使没有主观的罪过，也与危害结果之间有刑法的因果关系，应当负刑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刑法目的性非常明确和明显。
刑法的因果关系，与刑法的目的、任务、机能相关，故自有其主观判断性。刑法因果关系是受刑法目的规制的。一定的行为是否与危害结果有刑法的因果关系，必须依照立法者、司法者的主观判断。这种判断以一定的客观事实联系包括事实因果关系为基础。如故意杀人罪，医生故意注射毒药而令病人死亡，构成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又如医生以杀人的故意，对病人在其求救时不予救助，致其死亡，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前者，刑法因果关系以行为人的作为和危害结果为判断的基础，而后者，则以行为人的不作为、危害结果以及行为人的作为义务为判断的基础，在这里，行为人的不作为和病人之死亡结果是没有事实的因果关系的，而仅仅是因为作为义务的存在而具有一种事实的联系，但也由此而具有刑法因果关系。但是在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上，事实因果关系是刑法因果关系的物质前提，只要某一行为在逻辑上与危害结果存在这种必要条件联系，无论作用大小，距离远近，都应作为事实原因而纳入刑法因果关系的候选对象中，而不能在此区分原因与条件，从而将部分必要条件排除在此范围之外。甚至还要考虑存在一定的事实联系，以避免判断不合理。
二、刑法因果关系
对刑法因果关系和事实因果关系的区别，早有学者提出，如有学者认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与先验范畴的因果律不同，与自然科学的必然性因果法则不同，而与历史学的个别因果关系的因果意义是相同的。刑法学的认识目的是关于个别的因果关系的认识。但是刑法因果到底是什么，应如何界定？本文从刑法本身的目的、任务以及机能出发，区分刑法因果关系和事实联系以及事实因果关系，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由立法者所评判，而表现为人的行为与其造成的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的，据以判断确定犯罪和刑事责任的法律上的联系。这一界定没有改变多少，主要包含着以下几个方面的涵义：
（一）刑法因果关系是一种有价值取向的判断。出于刑法的目的、任务和机能，刑法认一定的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而不局限于事实联系及事实因果关系，从而具有一定的主观判断性。
（二）刑法因果关系依然是一种联系，是人的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的联系。
（三）刑法因果关系有两个机能，一个是定罪上的机能，一个是量刑上的机能。已如前述，刑法因果关系涉及对犯罪请便的认定和刑事责任的承担。
（四）这种联系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所谓具有法律意义，是指这种联系因其本身涉及法律的目的和机能而进入法律的视野，且最终由法律进行评判。
如某甲为一汽车运输队的修理员，明知由驾驶员所驾驶的汽车有故障的存在，但故意不予维修，驾驶员在不知情况的条件下，在一次出车中发生了重大的事故。在此案例中，修理员的不作为与事故之间显然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而驾驶员的业务行为则与事故固然存在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但其不具有刑法之意义，不是刑法因果关系，从而修理员的行为构成犯罪，而驾驶员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三、理论探讨
中国刑法理论承前苏联刑法理论，虽有很大的发展，但许多问题仍局限于旧的理论和学说之中。刑法的因果关系问题，一直受苏联刑法学中的因果关系理论的影响，也存在着必然性联系和偶然性联系的争论，同时也有内因与外因的争论，使我国刑法因果关系问题的认为混乱不堪。时至今日，不少学者纷纷主张，应该从新的思考角度来研究我国刑法因果关系，也出现了不少对这方面的尝试，有力的推进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发展，但在刑法因果关系问题上，还是有不同的争论，因此有必要对中国刑法因果关系问题进行探讨。 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关于因果关系的论述，以及苏联刑法理论的影响，在现实中，存在着对刑法因果关系的性质是采必然性因果关系还是双层次因果关系说的争论。所谓必然性因果关系说，为前苏联刑法学家皮昂特考夫斯基所主张，这种观点认为，只有行为人的行为与其所产生的必然的结果之间才存在因果关系。另一种必然、偶然因果关系说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极为复杂的，既有主要的，作为基本形式的必然因果关系，也有次要的，作为补充形式的因果关系。而偶然因果关系是当危害行为本身并不包含着产生危害结果的根据，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偶然介入其他因素并由介入的因素合乎规律地引起危害结果时，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联系。这是刑法因果关系问题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争论。而所谓内因和外因，是指事物发展的内在根据和外部条件，内因和外因被广泛应用于事物变化的分析之中。哲学中因果关系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事物之间存在的因果规律，以使人类运用这些因果规律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中获得更大的自由，而刑法因果关系并不关注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的联系是否符合规律，是否具有普遍性，而注重的是在具体案件中，当某一特定的危害结果发生时，到底有哪些人的行为或事件对结果发生起了作用，起了多大作用，行为人应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18]哲学固然是具体学科的基础，但具体学科本身有其不同的特点，这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哲学的因果关系，是客观事实的，不容人的主观意志创造，固然存在着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而且在原因上，是有内因和外因的区别，而刑法因果关系本身是一种带主观判断性的法律上的联系，自然有其自身的特点。刑法因果关系不必注重因果关系的必然性或偶然性，也不能在事实的联系中寻求内因和外因的区别。而注重的是行为人的主观罪过，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为危害结果负责，如何负责。因为刑法本身有极强的目的性，有其特别的任务和机能。
中国刑法因果关系问题上，存在必然性和偶然性以及内因和外因的争论，是因为并没有把刑法因果关系和事实联系以及事实因果关系区别而对待，而是依据哲学上因果关系的理论，套在刑法因果关系上。正是以事实的联系的一些特点和性质来说明刑法因果关系，从而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笔者认为，刑法的因果关系完全不同于事实联系及事实因果关系，但是以它们为判断的基础的。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长期宥于事实因果关系我必然性和偶然性以及内因和外因的观点，不能清楚的认识刑法的因果关系，而且，会在刑法因果关系的两个机能的发挥上产生问题，可能导致不能认识具有刑法因果关系的行为和危害结果，致使有的犯罪行为不能被依法追究，从而不能达到刑法保护社会生活利益的目的，不能实现其任务和发挥刑法的机能。因此，在区别刑法因果关系和事实联系及事实因果关系之后，上面所说的必然性和偶然性、内因和外因的争论，或许可以从一个新的思考角度，而可以澄清问题。
所谓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指一现象和另一现象这间的联系的一种性质，前者表现出联系的固定性、不变性和规律性，而后者，则表现出随机性、无规律性。这两者主要用于事实联系或事因果关系的判断上，属于客观世界的范畴，是事实因果关系所具有的两种性质。事实原因中的内因和外因，则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根据和外部条件。刑法上原因中的内因，和人的主观意志有密切的联系。要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行为人必须具有主观的罪过，包括故意和过失。在故意犯罪中，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希望或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行为人知道一定的'行为和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着事实的联系或事实的因果关系，这也正是故意的认识范围。行为人依据自己的认识，利用这种事实的联系而实施一这种行为，构成犯罪。如在故意杀人罪中，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投毒的行为会致被害人死亡的危害结果发生，而有意识地利用这种毒药和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的事实因果关系，而有意识的利用或者放任，则其投毒或者放任的行为获得了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中原因的意义。在不纯正不作为犯中，如护士对求救的病人故意不给救助，护士明知病人会因没有及时救助而死亡，但其基于自身的意志，利用这种事实的因果关系，采不作为的方式放任事实因果关系的发展，其不作为因此而具有刑法上的意义，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在过失犯罪中，行为人预见或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而轻信可以避免或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致使危害结果的发生。在过于自信的过失中，行为人预见到危险状态，但相信自己可以避免，终因事实因果关系的作用而发生危害的结果。如甲驾车自坡上下，预见到可能撞伤行人，但其相信自己的驾技可以避免，然危害结果仍然发生。甲已预见到自己驾驶行为可能会造成危害的结果，此两者之间的事实因果关系也有所认识，然甲仍以其意志实施行为，不严加注意反而相信自己，当结果发生时，因其注意义务的存在，其行为具有刑法上的意义，因果关系也存在。在疏忽大意的过失中，行为可能会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但行为人因违反注意的义务，而没有认识行为可能造成危害结果，故一旦危害结果的发生，行为就被赋予刑法的意义。在过失不作为犯中，因行为人违反了注意义务，从而也违反了作为义务，使事实的因果关系得以发展，而产生危害的结果。如值班的火车扳道工，因过失而忘记为火车扳道，致使行驶至此的火车出轨，造成重大事故。扳道工固然应该预见不实施作为会发生危害的结果，也应该知道负有作为的义务，但因过失而违反此双重的义务，刑法自然认为其过失的不作为和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可见，刑法因果关系的存在，和行为人的主观罪过有密切的联系，是因为行为人主动积极地利用事实因果关系或放任事实因果关系或者违反注意义务令一定事实因果关系的实现，从而使其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的因果关系。因此，可以说行为人的主观意志，是刑法因果关系原因上的内因，因其主观的罪过出发，行为人的行为才具有可罚的根据，这种从内在的主观出发的原因，可以说是刑法原因中的内因。而外因，则是其主观罪过所支配的事实联系或事实因果关系，是一种条件。行为人的主观意志通过对外部的事实联系及事实因果关系的支配而使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的意义。如果没有内因，只有事实的联系或因果关系，行为人的行为是不能被给予刑法上的评价的。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在于事实的因果关系，而是基于行为人的主观意志，若行为人的主观意志完全支配事实联系的发展，则其应负犯罪既遂的刑事责任，事实联系或因果关系并没有完全发展者，为未完成的犯罪。而如又有其它的因素的介入，即应具体分析该介入的因素是否也具有刑法的意义，而判定其犯罪与否及量刑的问题。从刑法的目的、任务和机能考察，因果关系的认定，则是为社会生活利益的保护而令他人的行为为其结果负责任。故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不是事实因果关系或事实联系的认识，而有主观性的存在。因此，因为什么而认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的因果关系，自是立法者权衡社会的利益（包括国家、社会、个人的利益）保护和行为人的个体权利的问题。因此，不能不慎重考虑。因此，犯罪构成要件是对立法者此种主观的判断的严格限制，在基本原则上讲，则是近代法治国家的罪刑法定主义。刑法因果关系不能任由立法者和司法者的主观判断，而应明确的有犯罪的构成要件加以限制。而现在一般主张的折衷的相当因果关系说，也是对此种评判的一种限制，立法者及司法者应考察社会一般人的经验，又结合行为人个人的利益，再由此进行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
对中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新思考，有的论者提出构建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体系的设想：第一层次，划定具有法律价值性的一切事实。寻找的方法是“由果溯因”，首先用“butfor”公式找出与结果有关的一切行为和事件，然后由“社会经验法则”进行筛选，最终确定具有法律价值性的一切事实。第二层次，从具有法律价值性的事实中寻找相当因果关系，决定结果责任的归属。[19]这种构想区分了刑法因果关系和事实因果关系，正是本文所主张的。刑法因果关系应该摆脱其与事实联系及事实因果关系的纠缠而造成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以及“内因”和“外因”的争论。而从刑法的目的、任务和机能出发，明确刑法因果关系的主观评判性。另一方面，以罪刑法定主义和犯罪构成要件从基本原则和具体立法司法中发挥刑法的保障机能，这样才可以既保护社会生活利益，也可保障个人的权利不受刑法的侵害，充分发挥刑法的两个机能。上述的设想最终归结于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有的学者认为，在相当因果关系说中，认为一般人不能认识的，行为与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行为人特别认识的，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将是否有因果关系归结到是否认识，抹杀了因果关系的客观性，是不妥的。[20]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依然没有认识到刑法因果关系的主观性，而局限于事实联系及事实因果关系的客观性中。刑法因果关系当然不能凭空而存在，必定要以一定的事实联系及因果关系为其基础，但刑法因果关系本身主要却是一种主观的判断，具有强烈的法律意义。同时它又是主客观相统一的，以客观实在为评判的基础。相当的因果关系说，本身就是刑法因果关系判断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已经显示出很强的优越性。而在我国现实的司法实践中，司法者往往自觉或不自觉的运用相当因果关系理论来判断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联系。[21]相当因果关系是值得借鉴的。总之，应从新的角度来考察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理论，应该从长期以来的混乱的争论中走出来，加强对刑法因果关系本身的特点的研究，才能有利于刑法理论的发展。
四、不作为犯
不作为犯因其不同于作为形式的犯罪的特点，而使他的因果关系问题更是争论中的争论。不作为犯，历来是刑法行为理论的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首先要简要的谈谈刑法上的行为理论。在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中，刑法上的行为理论是一个渐次发展的过程。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迅速，产生了因果行为论，认为行为是意思所惹起的外界的自然因果过程。而后的目的行为论，认为刑法的行为指人为达成其特定的目的而支配其身体所为的活动。到晚近的社会行为论，出现于20世纪三十年代，该论认为为了正确的理解行为，不能只从自然的物理的方面理解行为，而必须从社会的意义上来把握。认为行为的“社会性”是行为概念的本质要素。此外有日本学者团藤重光主张的人格行为论，人格行为论以行为是人格的主体的现实化的身体动静为刑法上的行为。 在因果行为论上，对不作为，因其不具有外界的身体动静，缺乏事实的因果关系，故而被排除在行为之中。在目的行为论者看来，对不作为的理解，也存在问题，因不作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没有事实的因果联系，故不能是有目的的行为，也被排除在行为之外。主社会行为论者，论不作为也具有社会性，因此而可包括在行为之中。而主张人格行为论者，因人格是一个很难把握的概念，虽然可以把不作为包括在行为之内，但因其它的问题未能很好解决而没有太多的人主张。我国以危害行为来概括刑法上的行为，强调其危害性，认为刑法上的危害行为，是指由行为人的心理活动所支配的危害社会的身体动静。可见，不作为在刑法理论上，是行为概念的下位概念，与作为一起作为行为的两种表现形式。不作为并非仅仅有无所作为，而是不为能为之所应为，即不实施作为义务要求的一定的行为。因此，不作为犯，是因不作为而构成犯罪的情形，即行为人负有作为义务，在其能履行义务的时候不履行义务而构成犯罪。在论及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时，要先清楚不作为是否包括在行为之下，而且，往往因为不作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缺乏事实因果关系而被排除在刑法行为之外。
不作为犯的构造，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作为义务的存在，这是一个基本的前提，没有作为义务，则无从论不作为犯。作为义务可以是法律法规规定的，也可以是职务上的要求，或因先行为而形成的，也可基于一定的社会伦理道德而负有。[22]
（二）行为人能够履行此作为义务，刑法不能强求行为人为不能为的行为。
（三）因其不作为而危害社会，构成犯罪。行为不具有危害性是不能构成犯罪的，当然便无所谓不作犯。从不作为犯的构成上看，作为犯罪与不作为犯罪的区别主要在于作为义务的有无，因为不作为不是没有行为，而是没有为所要求的行为。
不作为犯的特殊性，让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问题争论颇多。有的学者主张否定说，认为不作为犯不具有因果关系，或有的主张肯定说，认不作为犯有因果关系。但在肯定说中又有不同的主张，有的认为不作为犯罪的原因在于“他行为”，“先行行为”或“其他准原因”，准因果关系说则认为不作为犯的不作为在物理上没有原因力，但在法律上应认为存在原因力。此说颇不同于肯定说和否定说。不作为犯因果关系否定说，认为无中不能生有，因其不作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没有事实的因果关系而否认其刑法因果关系，是不正确的。因为不论行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都可以造成一定的危害结果，而刑法应该对此种具有法律意义的作为或不作为作出反应，要肯定其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以一定的事实联系为基础，也不是凭空的捏造。而肯定说中的各种观点，把不作为犯刑法上的原因说成是其它行为、先行行为等，也是没有区分刑法因果关系一事实因果关系，仍以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来说明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同样也是不正确的。准原因说虽然知道在事实的联系之外寻找刑法上的原因，但也没有完全弄清楚刑法上的原因的内涵，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不作为既然可以构成犯罪，则不作为本身与危害结果之间应有刑法因果关系。有的国家在刑法典中明文规定不作为的犯罪，如德国刑法第13条规定：依法有义务防止犯罪结果发生而不防止其发生，且其不作为与因作为而实现犯罪构成要件相当的，依本法处罚。日本刑法改正草案在第十二条也规定，负有义务防止犯罪事实发生的人，虽然能够防止其发生而特意不防止该事实发生的，与因作为而导致的犯罪事实相同。
在英美刑法理论中，有学者主张，在法律上，就像（英国）《刑法典草案》规定的那样：根据法律规定行为人有义务去实施某一行为，而不去实施该行为，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他就引起了作为犯罪要素的危害结果。我国刑法虽然没有不作为犯的明文规定，但在分则各条的罪状中，并不区分作为与不作为，即没有将不作为犯排除在犯罪的行为之外，也可说明不作为犯在刑法上，有其因果关系，只是不同于作为犯的因果关系而已。有的学者认为，在任何一种不作为犯罪中，不作为引起危害结果的发生，都是在应当实施某作为以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的情况下，因不作为、不防止而导致结果发生，不作为只能与行为人先行行为、他人（包括被害人）行为或自然事实等因素结合才能引起危害结果的发生，不可能单独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不作为犯本身有其独特的构成，其不作为与作为义务以及危害结果之间具有事实的联系，相互结合。不作为本身，在事实中不是危害结果的原因，而只胡在刑法上才具有原因力。也有的学者认为，在不作为犯罪之中，当行为人实施不作为之前或同时，已经存在着或潜伏着某种对社会有害的因果发展过程，它是决定事物发展方向的内因。行为人的特定作为义务，在止危害社会的结果出现之前，互相排斥，互相吸引，基本处于均势……如果负有特定作为义务的人不履行其应尽的义务，即不作为，就会使阻止危害社会结果出现的外因遭到破坏，致使原来应该受到阻止的危害社会结果出现。这里论者所说的内因，应该是指事实因果关系中原因，而这种事实因果关系的内因，正是刑法因果关系的外部条件，笔者认为，刑法因果关系中的原因上的内因，是行为人内在的、主观的意志支配，也即罪过的心理状态。而外因则是外部的、客观的事实联系。 刑法的因果关系是一种带有价值取向的主观判断性的联系，存在于作为犯和不作为犯之中。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因与作为形式犯罪的刑法因果关系具有不同的特点，首先，在行为的原因力上，作为的原因力与不作为的原因力有很大的区别。所谓力，本来是物理学上的概念，即物体作用于他物体的性质。力的概念，广泛的运用于社会学中，如法律上的溯及力。刑法学上行为的原因力，并非与物理学上的力相同，原因力是抽象的概念，是指行为作为原因可以引发一定结果的性质。一般认为作为具有原因力。不作为是否有原因力，学说不一。但从客观上自然的角度观察，不作为是没有原因力的，因为不作为可以表现为没有任何动作的相对静止。而从刑法意义上，应当承认不作为的原因力。不作为的原因力与作为的原因力相比，前者具有隐蔽性、间接性和消极性。所谓隐蔽性，是指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往往不易认识事实上的因果关系而难以判断。所谓间接性，是指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相对于作主犯的因果关系而言，行为人通过一定的事实因果关系而实施犯罪，有间接的实施犯罪行为的性质。在作为犯中，行为人直接利用事实的因果关系。所谓消极性，指不作为表现为消极的行为，不是作为形式的积极行为。刑法的因果关系，是基于一定的行为事实而为的判断，作为犯的因果关系，因其行为与事实因果关系联系密切，其明显的特征。而不作为因果关系，因其须通过作为义务之存在而与事实的因果关系结合，故有隐蔽性等特征。
犯罪是对社会生活利益的侵害或威胁，作为形式的犯罪，是在社会生活利益处于安全、稳定、静止的状态，以积极、主动的行为令社会生活利益发生危险，侵害或威胁。而不作为犯，则是因一定的条件，社会生活利益处于危险、不安、变动的状态下，负有防止义务的行为人，以其不作为令社会生活利益向前发展，而受侵害或威胁，正是不作为原因力的作用，令社会生活利益最终受到侵害或者威胁。正是这样，不作为犯的不作为本身，与危害结果之间是没有事实的因果关系的，而只有事实的联系，以作为义务为纽带把不作为和危害结果联结起来。
不作为犯因其本身的特殊性，而使其因果关系不同于作为犯，但是无论作为犯还是不作为犯，它们的因果关系也不再是一般的事实因果关系，而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中，行为人应当预见或已经预见，会使一定的事实因果关系向前发展，从而出现危害的结果，而故意地利用此种事实因果关系或联系，或过失的任外部事实联系的发展。李斯特在他的刑法教科书中写道：“不作为是指对结果的意志上的不阻碍，意志活动在这里存在于身体运动的任意的不实施之中。它要求一个非强制的、由思想支配的行为人的行为，也即意志的客观化。相对于作为犯罪而言，不作为犯罪往往要求更多的意志力。”正是由于不作为本身基于其自身的主观意志，在故意或者过失的情况下，而致一定危害结果的发生，因而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其行为被认定为危害结果的原因。但不作为犯的原因行为，必须具有作为义务的存在，在这一点上，是不同于作为犯罪的。总之，出于刑法的保护社会生活利益的目的，出于刑法的任务和机能，刑法会认不作为亦可以是犯罪结果的原因，行为人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而令行为人负刑事责任。
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研究论文
现代社会，由于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应用，信息的流动突破了时间、空间及数量的限制，由于当前个人信息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具体怎样通过完善相关刑法规范为个人信息提供更好的保护成为重要的法律问题，本文在分析我国现有刑法规定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国家的有益做法，提出了若干完善的建议，如规范法律语言、统一法律规定扩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主体范围等。
现代社会，由于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应用，信息的流动突破了时间、空间及数量的限制，个人信息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刑法保护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一）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
《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没有规定，随着现代技术对隐私的侵犯及人们对敏感信息保护的强烈要求，《刑法第五修正案》在第177条增加了“窃取、收买、非法提 供信用卡信息罪”：“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量巨大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该规定将进行信用卡信息买卖的行为规定为刑法调整的行为，对运用网络进行此种活动之规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这一规定无法结束日益严重的其他侵害个人信息的行为。随着办公自动化之发展，网络已经进入了各银行、邮局或政府机关等部门，尤其是公权力部 门掌握着大量的个人信息，由于缺少法律禁性规定，买卖个人信息的活动十分猖獗，对公民的私生活安宁，甚至财产、人身带来巨大威胁。鉴于此，出台了《刑法第七修正案》。
（二）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刑法第七修正案》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网络的出现给搜集公民个人信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很多信息咨询公司应运而生，其生态链大致如下：成立某信息公司；通过给金钱或关系向掌握公民信息的机构获取信息；通过网络进行买卖。此生态链的核心就是搜集与出卖信息，“搜集”这一环节基本不通过网络实现，主要是通过熟人关系或给予信息提供者一定的金钱回报， 甚至通过信息转换的方式；“出卖”这一环节就大量浮现网络的身影，卖家与买家基本上是陌生人关系，他们通过网络获知双方供需信息，进而通过网络进行交易。信息的源头往往来自于有权收集个人资料的金融机构、国家权关等。
二、完善相关立法的建议
（一）规范法律语言、统一法律规定
虽然公民信用卡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但《刑法第五修正案》和《刑法第七修正案》仍有不同，无法合并。
首先，犯罪客体不一样，根据我国1994年《关于加强信用卡管理的若干规定》企事业单位可以申办信用卡， 因此，《第五修正案》中的信用卡信息不仅指公民个人的信用卡信息还指企事业单位信用卡信息。并且“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属于第三章第四节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客体不仅是公民个人、企事业单位的合法权益，还是有序的金融管理秩序。
其次，侵犯信用卡信息犯罪是一般犯罪主体，如果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从事违法行为，从重处罚。侵犯个人信息罪中的“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是特殊主体，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才是一般主体。
最后，量型不同，“非法侵犯信用卡信息罪”与“非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相比，信用卡信息直接关系到公民法人的财产安全和金融市场秩序，危害较大。
从以上可以看出《第五修正案》中的侵犯信用卡信息罪与《第七修正案》中的侵犯人民个人信息罪并不一样，但也有交叉，如果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提供了公民信用卡信息，则应当属于法条竞合犯，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适用第五修正案中的规定。尽管以上两规定有众多不同之处，但亦有交叉关系，应当统一。
“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从词译解释上看“提供”是指：“提出可供参考或利用的意见、资料、物资、条件等，”包括有偿提供和无偿提供，因此准确的表述应为“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中的.“窃取、收买、非法 提供”是非法获取和非法提供的具体表述，因此基于法律的严谨性，刑法规范可以将文字表述修改为“非法提供、获取信用卡信息罪”、“非法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公民信用卡信息作为一种敏感信息在前罪中予以特别适用，加重处罚。
（二）扩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主体范围
我国第七修正案将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主体定为国家机关等特殊犯罪主体，而不包括房地产公司、中介机构等私人部门，在实践中有大量的私人机构因为经营、提供服务等方面会收集大量个人信息，如一些购物网站，但这些机构却并不本法的调整范围之内。对这 一规定，有不少的争议。有学者认为应当犯罪主体扩大到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一般主体，也有学者认为犯罪主体不宜扩大。
考察其他国家的立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主体一般规定为一般主体。
英国1984年《数据保护法》并未将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罪的主体仅限于特殊主体，而是经过有权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任何经登记许可的机构。第5条规定：“有关获得登记许可的人， 不得将其掌握或使用的经登记许可的个人数据用于登记目的以外的其他任何目的； 不得向登记许可范围之外的其他人泄漏其掌握的此类个人数据”。。
《日本刑法典》第134条“泄漏秘密罪”，规定有权依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人，都负有保密义务，泄漏他人秘密信息的都属于犯罪，也一是般犯罪主体。
《德国刑法典》力图通过例举的方式将各种犯罪主体清楚明确的规定出来，总体而言是因职业、职责等有权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主体，也未仅将犯罪主体限定于公权力部门。第203条侵害他人秘密罪，也将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罪的主体定一般主体，该罪规定：“因下列各种身份而被告知或知悉他人的秘密， 尤其是私生活秘密或企业、商业秘密，未被授权而加以泄露的， 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接着法条花费大量篇幅列举了医护人员、职心理学家、法律职业者、税务会计从业者、社会工作人员等各行业有权获知公民个人信息的从业人员，并规定公职人员加重处罚。
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刑法典》第189条规定了违反保密罪，“未经同意，泄露因自己之身份、工作、受雇、职业或技艺而知悉之他人秘密者”，这一规定简单明了，道明了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罪的犯罪主体的范围。
实际生活中有很多私人部门或个人因职业、职责、身份等原因可以收集大量个人信息，现代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网络，人们习惯于在网上购物、在网上交流等，在这些活动中通常会留下大量个人信息。购物网站，使用者必须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地址、联系方式、甚至银行帐户等，这些信息一旦被披露或公开，势必给隐私权人造成无法补救的损失。但这些大量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主体却不在法律的调控范围之内，不能不说是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严重隐患。
综观其他国家的相关刑事立法，犯罪主体应当是通过合法途径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组织或个人，防止这些公民个人信息的掌控者滥用权力，非法侵害公民权益。
由于社会生活是灵活多样、不断发展的，因此不宜采用德国的例举模式，例举模式难免会有所疏漏。宜采用我国澳门地区的立法表述，犯罪主体为：“未经同意，泄露因自己之身份、工作、受雇、职业或技艺而知悉之他人秘密者”，该表述可以将各种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主体都纳入法律的监控范围，给公民个人信息全面的保护。在犯罪方式上也不宜采用很具体的出售、购买、盗窃等例举方式，这种方式仍然很难对实际的侵权方式穷尽，宜采用比较原则的表述，即“非法提供、获取信用卡信息罪”、“非法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犯罪手段当然包括有偿的、无偿的，也包括特定主体的提供和向社会不特定主体的散布。
论刑法谦抑性语境下的量刑问题研究
论文摘要刑法的谦抑性不仅是刑事立法的基本精神，更是刑事司法的指导理念。量刑规范化是公正司法和法律正义的重要保障。《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引起社会的广泛争议，本文拟以刑法谦抑性为指导，结合某基层法院审理危险驾驶案件一年来的实际数据，将刑法谦抑性融入危险驾驶罪的立法和实践中，分析危险驾驶案件中量刑情节问题，最终得出可以于实践中利用的量刑量化过程。
论文关键词危险驾驶 刑法谦抑性 量刑
5月“醉驾”入刑至今，新罪名的设立引发从普通群众、社会舆论、法律实务界以及法学理论界的巨大争议。《刑法修正案(八)》将危险驾驶罪的主刑设置单一的拘役，这种配刑模式在刑法分则中是绝无仅有的。这势必加重实践中如何量刑才能实现刑法谦抑的价值蕴含等问题的激发。本文拟以刑法的谦抑性为视角，探讨危险驾驶案件中量刑的相关问题。
一、刑法谦抑性理论概说
刑法谦抑性原理最早由日本学者平野龙一提出，他认为：“即使行为侵害或威胁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须直接动用刑法，可能的话，采取其他社会统治的手段才是理想的。可以说，只有其他社会统治手段不充分时，或者其他社会统治手段过于强烈，有代之以刑罚的必要时，才可以动用刑法。这叫刑法的补充性或谦抑性。”刑法作为制裁措施最为严厉的法律，其天然的处于保障法的地位，刑法的谦抑性亦可解释为补充性，但刑法的谦抑性不等同于补充性。张明楷教授提出谦抑性应包括处罚范围与处罚程度两个方面。第一个含义是根据一定规则控制处罚范围即什么行为被认为是犯罪;第二个含义是对于已经确定为犯罪的行为，如果以较轻的刑事责任方式足以抑止某种犯罪行为就不要使用较重的刑事责任方式。可见，刑法的谦抑性发生在立法环节和司法环节。
二、危险驾驶的刑法谦抑性分析
(一)危险驾驶立法上“入罪化”的谦抑性分析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实施，危险驾驶正式入刑。有学者认为，根据刑法谦抑性的原则，不应该随意增设新罪，特别是在其他规范尚可规制的情况下，不宜用严苛的刑法来遏制危险驾驶行为。笔者认为当前形势下设立危险驾驶罪是符合当前社会需求及刑法谦抑性的价值内涵的，具体有以下几点理由：
1.我国当前危险驾驶导致伤亡的.交通事故率高;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全国共发生涉及人员伤亡的道路交通事故210812起，造成62387人死亡、237421人受伤，其中酒后驾车称为导致交通事故的主要罪魁之一。因此必须重新对危险驾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重新界定。
2.行政处罚措施不足以遏制危险驾驶行为;笔者认为刑法的谦抑性包含三个定义：补充性、不完整性、宽容性。危险驾驶作为一种具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违法行为，的确应当优先通过行政法规加以规制，但在实践中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行政处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导致威慑力不够的原因在于行政措施执行不力，交通执法部门执法不力也是重要原因，但深究其根本原因仍是行政规制效力不足。刑法处于保障和补充法的地位，当公众的安全确实受到威胁，其他手段没有充分发挥效果之时，刑罚作为最后性手段出现是必要的。增设危险驾驶罪并不会舍弃原有的行政处罚，而是在行政处罚上增加了一个刑罚手段，使得行政处罚与刑罚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3.修改前的《刑法》关于交通肇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部分不足以涵盖危险驾驶的行为。特别是《刑法》第114条和第115条规定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该罪名中所指的“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仅限于与放火、决水、爆炸等性质相当的方法，而不能泛指任何具有危害公共安全性质的方法，它必须与前面所列举的行为相当。换言之，“以其他危险方法”只是《刑法》第114、115条的“兜底条款”，而不是刑法分则第二章的“兜底条款”。所以危险驾驶的行为不适宜用《刑法》第114、115条的相关规定处理。
(二)危险驾驶司法中的刑法谦抑分析
在危险驾驶入刑后，无论是在学术争论如何激烈，如何将纸面上的法律变成现实中的法律称为重中之重。刑法的谦抑性的第二个含义是对于已经确定为犯罪的行为，如果比较轻的刑事责任方式足以抑制某种犯罪行为，就不需要使用较重的刑事责任方式。这就要求改变重刑优于轻刑的观念。对危险驾驶罪的适用，应审慎掌握规则，适当轻缓化，对于情节显著轻微的不适宜作为犯罪处理。其社会危险性和人身危险性较低，虽然危险驾驶侵犯的法益为公共安全，但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为拘役，这也证明其与其他罪名相比，危害程度较低。危险驾驶者的主观方面应为间接故意，有放任损害结果发生的故意，但其主观恶性较小，且几乎为初犯、偶犯。醉驾入刑后，社会舆论存在着“坚持醉驾必须一律入罪”的声音，实践中，行为人醉驾的环境、醉酒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醉酒原因、行为人对酒精的忍受力均因人因案不同，反映出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也会有所不同，这样的解释观点必然与刑法的谦抑性相违背。
刑法谦抑性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主要表现为非犯罪化及轻刑化。非犯罪化指通过司法途径来减少或取消对现行刑法的规定予以刑罚处罚的某种的特定行为的反应，就是从微观上对某些具体的行为通过司法程序不把它当作犯罪处理，某些情节显著轻微，可以不认为是犯罪的案件。如有人在凌晨2点钟喝了两杯啤酒，早晨8点的时候酒精含量轻微超过80毫克，以为自己酒气过了，于是开车上班结果被交警查获。这样的情节，笔者认为不应按犯罪处理。
浅谈英美刑法理论的哲学问题
摘要：道格拉斯•N•胡萨克，男，现任新泽西州立大学、鲁杰斯大学教授，堪称美国当代著名刑法学家。《刑法哲学》是道格拉斯•N•胡萨克的有一著述。胡萨克的《刑法哲学》分八章对自己的理论体系进行了系统论述。他明确提出了刑事责任的一般原则的阐释和适用，应当以道德和政治哲学为总的前提的中心论题。胡萨克还对犯罪行为和控制原则辩证关系的精彩论述。他的很多观点有新意、赋予了时代的特征，胡萨克的《刑法哲学》不失为英美刑法理论的经典之作。
关键词：胡萨克 《刑法哲学》 经典力作
一、胡萨克和他的《刑法哲学》
道格拉斯•N•胡萨克，男，现任新泽西州立大学、鲁杰斯大学教授，堪称美国当代著名刑法学家。《刑法哲学》是道格拉斯•N•胡萨克的有一著述。《刑法哲学》作者胡萨克从道德、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对于英美称为正统的刑法理论进行了大胆的深刻的批判，《刑法哲学》一书就此问世了，胡萨克本人将其称之为“修正的刑法理论”。 《刑法哲学》逐渐突破了正统的刑法理论框架，对于学派林立，不断迅猛发展的英美刑法理论体系以及流派，是极大的挑战、突破与冲击。
胡萨克的《刑法哲学》分八章系统论述了正统的刑法理论，对正统刑法理论的评述，正义与刑法理论，犯罪的客观构成，犯罪的主观构成，不作为、因果关系与刑事责任，实体辩护，道德的强制推行。
二、胡萨克的《刑法哲学》实例分析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崇尚思辨的时代，是一个反思的.时代。胡萨克在其编著的《刑法哲学》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刑事责任的一般原则的阐释和适用，应当以道德和政治哲学为总的前提的中心论题。胡萨克首先对英美正统的刑法理论在总体上给以了充分的肯定与赞许。之后，又在其正统的刑法理论的基础之上，重点性的论证了胡萨克自己的理论——即对英美正统刑法理论的大胆突破与深刻的批判。胡萨克在此方面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一方面是关于正义、权利、道德政治哲学与刑事责任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是关于犯罪行为与控制原则的辩证关系问题。
胡萨克的刑法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刑事责任的基本原则应该将“正义的需要”作为基本出发点与落脚点。这一点符合时代的发展要求，符合最广大人们群众的根本利益，突破了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大前提下的法律的狭隘性，与阶级性。他认为，正义则是保证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有效保障。“整个刑事责任基本原则的核心是限制国家当局滥用刑罚”，违反了这一基本的原则就构成了对人权的侵犯。刑事责任的最基本原则是必须要充分尊重与维护每一个个体的基本权利。
胡萨克认为脱离开道德和政治哲学，刑法理论就是飘摇无根基的、可悲的。他极其反对分析主义法学理论，他认为这类行为是不是构成了犯罪，理所当然应由法律来决定与规定，但是究其缘由，法律为何将此类行为规定为犯罪，这个时候就必须需要道德以及政治哲学来共同解决。假如没有道德和政治哲学，人们就无法合理解释为何国家将一些行为规定为构成犯罪，而另外一些行为不构成犯罪。
胡萨克最独特、最具特色的刑法理论论述在于其关于犯罪行为和控制原则辩证关系的精彩论述。胡萨克还对犯罪行为在犯罪构成中的核心地位的基本观点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他明确表示“无行为即无犯罪”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深刻的指出这种论述存在着问题。谈到不作为犯、身份犯、持有犯刑事责任问题时，胡萨克个人认为，没有犯罪行为就不会有刑事责任的思想，是完全无法解释不作为犯、身份犯、持有犯的刑事责任问题的。因此，他明确提出了“无行为的刑事责任”这一命题，并强烈建议与主张犯罪构成中的行为要件要以“控制原则”取而代之。尽管他的提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他的确忽视了在具体法律判断与执行之中的可操作性。
三、胡萨克的《刑法哲学》——英美刑法理论的经典力作
简单来讲，胡萨克的基本立场是：刑法理论不能、也不应该全盘抛弃、否定英美正统的刑法理论，但重建刑法和道德、政治哲学的紧密关系的重建至关重要，任务迫在眉睫。应该以控制原则为核心取代和摈弃刑事犯罪构成的二元结构模式。并且，要求在控制原则问题上尽量做到将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达成完美的统一。只有不同的声音才会有不一样的行动，只有敢于批判，才能获得进步。他的观点有一定的先进性，能有力的推进英美正统的刑法理论及世界刑法理论的不断完善与进步。
由以上论述可以做出评判，首先，胡萨克的修正刑法理论也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淆了道德和法律关系的问题。他过重的宣扬与发挥了道德、政治哲学在法律中的作用与地位，有夸大的嫌疑。其次，他的控制原则也不能合情合理的解释“人们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做出另外的行为，而不是做他已做出的行为。”而是勉强自圆其说。但是，胡萨克的《刑法哲学》仍然对于英美刑法理论进行了一定意义之上的正确的批判与大胆的突破。他的很多观点有新意、赋予了时代的特征，具有哲学价值，胡萨克的《刑法哲学》可以作为研究犯罪构成理论的必备参考工具之一，其不失为英美刑法理论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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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人类步入信息时代，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行为日益严重。刑法将公民个人信息纳入保护范围是对惩治此类犯罪的有力打击，但是目前刑法对于公民个体信息安全的保护还不够细化，针对目前的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犯罪趋势，只有细化、完善刑法相关内容，加强执法，实现事前的威慑和事后的惩处，才能有效的遏制各种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行为。
21世纪是一个信息化时代，公民的人身特征、年龄、财产、住址等私人信息正在逐步网络化，不可否认，网络信息化大大方便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社会组织形式，但是大量的信息网络化也带来了信息泄露的弊端。近年来利用网络信息实施诈骗、个人信息买卖等违法案件持续快速增长，针对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犯罪的行为呈现出明显的高发态势，这是因为一方面利用互联网获取公民信息比较便捷，成本低，另一方面针对公民信息安全保护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缺少法律威慑和惩罚导致此类案件呈现出了爆发式的增长。开展信息安全的刑法保障研究，就是为了有效遏制当前信息安全环境持续恶化的趋势，以刑法体系保障国家、社会和个人的信息安全。
一、信息安全的概念、内容和发展
信息安全是基于信息论的视角提出的，以信息的保密性、可用性、完整性和不可否认性为重要内容和特点。
同时，信息安全也是个与时俱进的概念，从网络发展初期的单机信息安全到现在的网络信息安全，信息安全的内涵也在不断的延伸和扩展。从电脑的发明初期到上世纪80年代，这个时期的信息存储以单机存储形式为主，所以这个时期的信息安全主要是面向单机的信息安全概念;
而进入80年代以后，局域网时代逐步到来，由于局域网涵盖的范围较小，这个时期的信息安全主要依靠技术安全来实现;到21世纪，人类进入互联网时代，随着网络在各个行业的大范围使用，网络信息量也呈现了爆炸式的增长，接入互联网的电脑数量数以亿计，网络环境成为与现实社会相似的另一个空间，网络安全正在成为全社会关注焦点，单纯的依靠技术手段难以保障信息安全，需要依靠法律来保障信息安全。
信息的安全保障技术中技术安全保障的作用是基础性的，但是完全依靠技术来实现信息的安全保障是不可取的，因为一旦有了新的网络技术去窃取信息，那么过去看来再安全的信息防护系统都是漏洞百出的，正是由于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对于技术安全保障的信息才越来越低，转而对法律保障有了更多的依靠。
二、我国刑法对信息安全的保障作用
信息安全离不开网络安全技术的`支持，离开了网络安全技术的支持，法律在信息安全领域将无处落脚，没有法律对信息安全的保障，那么信息安全的保障工作将陷入“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恶性循环中，人们将不得不为了保障信息 安全付出极大的资金和其他资源，法律是保障信息安全的最佳选择，同时也是最具经济性的选择，通过法律惩治信息安全的破坏者有利于维护网络空间的合理秩序。
刑法作为打击犯罪，维护人民权益的重要武器，在保障信息安全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虽然破坏信息安全的犯罪分子采取的作案手段比较高级和先进，但刑法对于其的惩处是着眼于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只要从刑法上确立了破坏信息安全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法处罚性之后，该破坏行为的入罪即告立。
《刑法修正案(七)》于2月28日经过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修正案的第7条，在刑法第253条后增加了一条，明确将公民个人信息纳入刑法的保护范围，规定了“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但从目前的司法实践上来看，这两个罪名覆盖的破坏信息安全的行为还不够，对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许多破坏信息安全的新行为无法做出直接的认定。
同时，《刑法修正案(七)》还对公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相关犯罪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涉及滥用公权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主要是：相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但是对于现实生活中公权为了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有时会对社会个体的信息安全权益产生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公权特别容易得到社会公众的原谅和宽恕，所以当前的刑法对于公民个体的信息安全保护还是比较落后的。
总的来说，面对日益严峻的信息安全环境，单纯的依靠网络安全技术实现信息安全保障是不现实和不经济的，法律作为调节社会组织形式和规范社会个体行为的重要工具，可以实现事前的威慑和事后的惩罚，刑法对于信息安全内容的补充可以促进信息安全的有效保障，使公民的个体信息安全的不受破坏。
[ 参 考 文 献 ]
[1]刘行星，李希龙.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研究[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8(3)：5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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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赵文胜.论信息安全的刑法保障[D].武汉大学，2014.
关于刑法的谦抑性研究论文
【摘 要】近几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刑法的谦抑性价值在我国刑事法律体系中也得到越来越多的体现，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因此，立法者以及司法者必须要清楚的认识到刑法谦抑性的价值，从而更好的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鉴于此，下文针对刑法谦抑性价值和我国刑法基本原则的关系进行论述，并分析了刑法谦抑性价值在我国社会问题中的体现，以供相关工作者参考。
关键词 刑法谦抑性 刑法原则 刑事政策 犯罪
引言
刑法谦抑性理念和原则在防止冤假错案、保护被告人合法权益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为确保刑法正确实施，相关立法者以及司法者需要对刑法谦抑性的涵义进行辨析，对其理论基础进行明确，并发现该原则适用中的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
1 刑法谦抑性价值与我国刑法基本原则的契合
刑法的谦抑性是一种刑法理念，虽然在刑法条文中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其也贯穿于刑法的全部，而不是只是适用于刑法中的某个部分。
1.1 刑法谦抑性价值与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基本原则契合。我国刑法第三条中明确指出：犯罪行为属于法律明文规定范围内的，则应依照法律定罪处刑；而犯罪行为不属于法律明文规定范围内的，则不能进行定罪处刑。通俗地来讲，所谓罪刑法定原则其实是指公民、法人的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种犯罪以及处以何种刑法，都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并且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如果该行为不涉及刑法中的某一条例，则不能够对该行为进行定罪处罚。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维护法人以及公民的切身利益。该原则既不涉及类推，更不允许进行法外定罪，这也就是刑法谦抑性的价值所在。
1.2 刑法谦抑性价值与我国刑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基本原则契合。我国刑法第四条中明确指出：对任何犯罪行为，在法律使用上一律平等，任何人都没有逾越这条红线的权力。这一人人平等原则是刑法对宪法原则的体现。通俗的来讲，该原则就是：对于任何犯罪行为，不论犯罪实施者的'政治面貌、社会地位、家庭背景、财产状况以及才能如何，都必须接受刑事责任的追究，并依法接受制裁，任何人没有享有超越法律之外的权力。
1.3 刑法谦抑性价值与我国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基本原则契合。我国刑法第五条中明确指出：“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我国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要求对犯罪人判处的刑罚必须与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及犯罪人的社会危险性相适应，做到重罪重判，轻罪轻判，罚当其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包含犯罪预防与刑罚惩罚并举主旨，这与刑法谦抑性所包含的注重人权保障、反对刑法恣意相契合。
2 刑法谦抑性在对社会问题进行政策制定时的体现
2.1 中国法治统一与刑法的谦抑性。成文法是我国法制建设的基础，依据成文法制定的法律制度导致不同社会阶层的冲突，而我国社会实际情况比较复杂，公民的道德标准因为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不同，于是不同阶层的冲突也就成为文化矛盾的具体表现，内在冲突中包含道德准则与现代法治建设之间的矛盾以及不同区域文化与信仰导致的冲突。我国城镇化建设的不断提升，导致农村与城市之间的道德伦理观念以及法律意识出现了很大的冲突，现代法律的原则需要按照相关条例的具体规定对犯罪活动以及社会行为进行判罚，考虑到的道德层次不够充分，这也是法律能够维持社会稳定的具体体现。在道德层面与法律观念之间的差异性很大程度上需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进行调和，由于实际的犯罪行为差异性较大，牵涉到一定的道德伦理情况以及文化观念的影响，而刑法在没有谦抑性原则作为指导的条件下过于严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犯罪行为的产生。法治建设统一的过程中需要全面运用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调和不同的冲突与矛盾，从而在根本上改善现代法律的柔和性与可塑性。
2.2 及时调整刑法的调控范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化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而实际的影响与生活区域也有着明显的关系，民众的思想观念也出现了很大程度上的差异，对于社会上的现象以及道德约束的范围也有了新的定义。这也导致刑法的谦抑性原则的出现成为了必然，而刑法的制定也需要结合我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的判定，由于不同生活环境的生活情况不同导致在犯罪行为判罚的过程中需要运用到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如今我国快速发展，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期，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不断增多，犯罪形式也越发多样化，甚至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刑法越来越被需要，社会上被法律恐惧感所笼罩，这就说明在我国法制建设中，谦抑郁性原则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2.3 在一些轻微犯罪及较轻的过失犯罪落实非刑罚化。在对犯罪情况进行具体判断的过程中，需要结合其犯罪的具体情况以及情节的轻重选择犯罪化的具体形式，选择非犯罪化、非量刑化等形式的处理，这类情况的判定需要考虑到社会上道德层面的约束，并且最大化避免其犯罪判刑Y果对社会的影响。现在出现了这种情况：一些犯罪者给社会造成的影响不大，但是因为触犯刑法而加重判罚。其实针对轻微的犯罪并不需要用刑法来量刑，只需要从道德方面考量进行教育即可。但实际在我国目前的刑法条例中，多数只是依据客观基础而制定，几乎不考量实际情况。量刑的惩罚会严重影响犯罪者的未来，所以当犯罪情节轻微时，可以依据现实情况在刑法谦抑性的基础上从轻处罚，这样不仅有效降低刑罚的投入与资源的利用，还提升了法律的人道主义原则。
总结语
总而言之，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被人们普遍认可、履行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然而，我们必须要认清的是，刑罚不是手段，更不是目的，只有正确认识刑罚理念才能更好地贯彻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因此，在司法实践中，立法者以及司法者必须坚决反对和防止重刑主义思想，并树立正确的刑法价值观，在进行刑罚裁量工作时，应将刑法谦抑性原则作为指导，将刑罚的裁量与谦抑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 梁轲.关于从刑法谦抑性看“人肉搜索”的入罪问题相关探讨分析[J].法制博览，2017，（07）：187.
[2] 高壮华.简论刑法谦抑性原则[J].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7，26（02）：8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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