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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若干研究论述论文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壮大，使得网络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互联网在给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的个人信息带来了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在信息化社会不断发展的环境背景下，为了保障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性，利用法律手段来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因此，本文主要探究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通过刑法对公民行为进行有效约束，进而达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目的。
就目前而言，我国刑法中对公民个人信息还没有一个明确定义，从理论上来看，公民的个人信息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更新，并包括公民的社会信息和识别信息以及财产信息等等信息内容，并具有一定的专属性和广泛性以及价值性，因此，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对公民个人利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就目前而言，公民个人信息泄漏的现象愈发严重，不仅严重影响了公民的个人利益，还在一定程度内破坏了社会的公共秩序，引发各种犯罪行为的现象。因此，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探究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具有非常现实的价值和意义。
一、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表现
(一)非法收集与出售公民个人信息
公民个人信息的泄漏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在公民自身，公民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不强，很容易会将个人信息透漏。还有一部分就是目前非法收集和出售个人信息的渠道很多，在一定的程度上给个人信息的保护增加了一些困难。例如，某软件的营销手段，“扫一扫注册软件给奖品”，张先生下班回家的路上看到并进行注册，打开微信注册软件不仅需要电话号码还需要银行卡卡号等个人信息。之后没多久，张先生的银行卡就被盗刷了，给张先生的个人财产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实际生活中这样的案例还存在很多，因此，公民要强化自身的个人信息保护意识[1]。
(二)通过网络媒体泄露个人信息
近几年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媒体也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实际生活，在为人们提供生活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的个人信息带来很大的隐患。由于网络媒体巨大的关注量，很容易导致公民个人信息的泄漏，并且其影响范围非常广泛，利用网络媒体来曝光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例也在逐渐增加，对公民的个人利益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三)侵害行为隐秘
由于现代网络科技的不断进步，提高了公民个人信息的.侵害手段和水平，降低了侵害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犯罪成本，并具有很强的隐秘性与技术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公民的个人信息一般都是公民毫不知情中泄漏的，侵害过程很难留下证据，甚至都没有侵害现场，这就给案件的调查取证带来很大的困难。
二、优化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具体措施
(一)明确公民个人信息
从个人对信息的主观态度方面来看，信息有隐私和商业秘密以及个人信息之分，个人信息在特定的范围内可以利用合理合法的方式进行获取，但未经当事人的许可不可以向他人透漏或者是广泛的进行传播。就本质上看，个人信息的含义和延伸相对于商业秘密和隐私来说更具广泛性和独特性。因此，我国刑法要完善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和含义，个人信息可以界定为个人信息主体所有的与自身有关的或不愿被特定人群以外的人知悉的、且该信息一旦被他人泄露会对公民个人的利益产生损害的信息或数据[2]。
(二)完善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标准
在使用刑法来保护个人信息的过程中，窃取或者是利用非法手段来获得公民的个人信息，情节严重要追究窃取者的刑事责任，而这个严重标准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明确和界定，面对数量较大的个人信息侵犯案件，司法工作者在实际的工作中没有具体的书面文件来作为案件裁判的依据和标准，这给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带来给大的困难。因此，在犯罪程度的严重程度方面，要给予一个较为明确的界定[3]。例如，第一，看获取信息数量和次数，获取公民信息的数量较大或者是进行多次获取，这样则视为严重情节。第二，看获利情况。若是通过获取公民信息来获利，并且获利金额很大就要视为严重情节，要根据数额的大小和当事人利益损害程度来追究刑事责任。第三，看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之后用于的犯罪活动，根据犯罪活动的具体情况进行判定。第四，看当事人的个人利益的损害情况。若侵犯个人信息的行为给当事人带来较大的利益损害，则视为严重情节，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加强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监管力度
加强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监管力度是防止公民信息泄漏的重要途径，其中要大力监管合法持有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和机构，若监管不到位很容易成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切入点，进而严重损害公民的个人利益，形成大范围的严重后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关部门要实行责任制，明确责任划分和责任人，定期进行公民个人信息工作的检查，对泄漏行为要依法进行处理。
(四)维护司法机关的自由裁量权
在公民个人信息的侵权案件中，案件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因此为了保证每个案件的相对平衡性，司法机关要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公民个人信息泄漏所造成的损失法律上不能进行衡量，因此，在追究刑事责任的过程中要考虑当事人的态度，并维护司法机关的权利，使得司法人员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案件的审判，从有效保证案件判决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为公民个人信息提供重要的刑法保护。
三、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分析，让我们知道了在信息化社会不断发展的环境背景下，为了保障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性，利用法律手段来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摘要：当前盗用和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正在逐步增加，如何在信息时代利用法律武器维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好公民个人信息成为法律工作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公民个人信息；信息时代；刑法；保护
1前言
公民个人信息是公民基础的个人资料和数据，涉及公民个体活动和个人利益，当前涉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呈现高发的特点，由于公民个人信息在我国长期得不到法律体系的有效认定和规范，导致公民在个人信息保护和相关维权上呈现出意识薄弱和行为不规范的特点。为了形成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全面法律层面保护，最高法院推出了《刑法第九修正案》，其中将公民个人信息正式列为法律保护对象，并明确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构成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内容和要件，使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形成了刑法制度的基本前提和保障基础。
2公民个人信息的概述
2.1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定义
我国刑法第九修正案将公民个人信息定义为：公民个人姓名、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职务、生活事实等能够识别和确定公民个体的所有信息和数据，这些信息和数据能够与公民行为、人格权密切相关，既与公民个人生活密切相关，也与社会公共活动紧密联系，从保护公民个人利益、维持社会安定祥和的角度来看，应该做好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
2.2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
从法律属性上看公民个人信息既属于个体的隐私权，也属于个人的人格权，还属于公民的所有权，由于公民个人信息不能单独或脱离客体而单独存在，因此在法律上要给与公民个人信息一定的'保护。要确保公民个人信息作为物权上的客体地位，同时也要看到公民个人信息在利用中的财产功能，因此要在刑法中强化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容，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对公民个人利益的尊重和维护，也才能加速公民个人信息各种法律属性的实现和体现。
3.1公民个人信息司法概念模糊
造成公民个人信息司法概念模糊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法律体系只能怪对“公民”这一概念没有明晰的定义，导致在法律体系的实际操作层面上的制约，进而影响到公民个人信息法律概念的确定和扩展。同时在司法层面上对个人信息也存在界定和范畴的模糊和不明确问题，这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难于统一认识，失去了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准确定义和全面保护的可能性。
3.2“违反国家规定”的司法定义不准确
在刑法制度体系中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存在着大量“灰色地带”，例如“违反国家规定”如何表示，“违反国家规定”如何定义，“违反国家规定”后果如何惩处都存在巨大的空间，这直接导致公民个人信息在司法保护上存在自由裁量和执行上的困难，不能有效打击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也不能以相关法律、调剂和制度作为前提，正确把握“违反国家规定”的定义，影响了打击犯罪中“违反国家规定”条款应用的范围，出现了“违反国家规定”实施过程中的矛盾和冲突，难于全面而有效地实现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全面保护
3.3“情节严重”的司法界定不清晰
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和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发展的过程中，在如何定义和甄别“情节严重”这一方面也存在诸多的纷争和问题。一些犯罪分子利用法律体系上的漏洞进行不法的公民个人信息的侵害行为，有的犯罪分子在侵害公民个人信息数量上较大，而造成的危害却不足；而有些犯罪分子在數量上不足，但是在单位时间内形成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侵害；还有些犯罪分子在短时间内通过少数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而获得大量不法利益，导致严重后果。这些实际问题的表现如何实现准确的司法界定，如何做到准确打击都成为公民个人信息司法公正的重要难题和困境。
4.1明确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概念
当前在刑法的司法实践中要根据刑法条文和其他法律条款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明确的司法定义和司法解释，在刑法中在界定个人信息的概念和范围，要考虑到公民个人信息是否具有被刑法保护的价值，判断公民个人信息是否具有识别功能并区分其保密性和半公开性的本质特征。通过对公民个人信息概念的法律概念的判断和甄别来做好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在司法中与公民个人紧密相关的内容有很多，能够识别公民个人特征并涉及一定的个人隐私的信息可以列入到公民个人信息之中，纳入到刑法保护和调整的范围之内，通过刑法实践使公民个人信息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都得到全面保护。
4.2清晰“违反国家规定”的表述和概念
针对我国司法制度和体系在公民个人信息方面不健全的特点，在刑法实践中要正确理解“违反国家规定”的意义，对“违反国家规定”做出正确的表述，形成规范的法律语言来描述“违反国家规定”的概念和定义，解决刑法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中的难题，扩大刑法的自由裁量空间，从严从中解决公民个人信息被侵犯和犯罪。在刑法司法中应该以相关法律和具体法条作为基础，结合国务院和信息产业部门颁发的规章制度、条令条例，严格定义“违反国家规定”的范围、程度和定义，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和不断的刑法实践来反复充实“违反国家规定”的概念，使整个社会和司法过程能够准确把握“违反国家规定”的要件，做到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全面保护。
4.3明确“情节严重”的标准和定义
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刑法实践中对“情节严重”必须做好数量、性质的分析和考量，这既是保障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前提，同时也是打击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必要条件。一是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侵犯要予以考虑，对于超出一定数量的侵犯行为必须列入刑法打击范围；二是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次数也要明确频率的控制，通过频率来界定侵犯的恶劣程度和情节严重性，做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更为准确的识别。三是要控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涉案的金额和造成的损害，通过对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后果来定义侵犯和犯罪的程度和情节。
参考文献：
[2]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问题研究[J].赵秉志.华东政法大学学报.（01）
[3]论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J].梁小龙.法制与社会.（17）
[4]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J].赵江辉，陈庆瑞.中国检察官.（06）
[5]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措施[J].李甜.法制与社会.（03）
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探索论文
摘要:近年来，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被非法利用的事件频繁发生，不但严重打扰日常生活，甚至引发其他更加严重的犯罪，社会危害极大，我国学界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研究较晚，刑事立法上对这类犯罪的规制尚未形成完备体系，还存在很多问题。
关键词:信息;刑法保护;法律意识
中图分类号:D924．3;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11－0246－01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的个人信息成为重要的资源，具有了极大的经济价值，随之出现了很多非法收集、窃取、使用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严重地损害公民利益，个人信息安全成为了热点问题，受到广泛的关注。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如何利用刑法来打击犯罪，保护公民的切身利益，是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刑法上关于公民个人信息概念的界定
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现阶段我国刑事立法还没有明确规定，通过对国内外著作的梳理，学术界对此有几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个人信息是指与公民有关的全部信息，诸如血型、就医记录、工作、电话号码等信息;第二种观点认为公民个人信息是指公民不愿为他人所知的，由自己决定是否公开，向谁公开的信息;第三种观点认为个人信息是指那些能够直接或经推测可识别出信息个体，且与社会生活无关的，不被他人了解的信息。笔者比较赞同第三种观点，这一定义比较恰当地限定了公民个人信息应涵盖的范围，道出了个人信息的实质特征:能够直接或推测出信息所有人，仅涉及个人，与社会生活无关。第一种观点对个人信息的边界没有适当限缩，这必然不合理的扩大刑法的打击范围;第二种观点则将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混为一谈，过度缩小了个人信息的范围，这又将部分犯罪排除在刑法之外，使公民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
二、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必要性
当今社会信息就是财富。在金钱的驱使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增加，极大破坏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性，强化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迫在眉睫。破坏公民信息安全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公民的正当利益，轻则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受到诸如推销电话、垃圾短信的骚扰，重则为犯罪分子实施侵犯人身财产的犯罪大开方便之门，是许多恶性犯罪的上游犯罪，社会危害性极大;对公民个人信息的非法利用，也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刑法的根本任务就是保护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法益，打击犯罪，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正与此相符合;对个人信息相关法律的完善，也促进了我国法律体系的发展，加快了法治化的进程。
三、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我国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法学界开始了相关问题的研究，《刑法修正案(七)》中设置了两个罪名，即“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来惩治破坏个人信息安全的行为，但却将犯罪主体限定在国家机关、金融、电信等特定领域的工作人员，而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掌握个人信息的行业并不限于此。虽然《刑法修正案(九)》将本罪犯罪主体扩大为包含单位在内的一般主体。但仍有不足:
(一)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没有明确的界定
刑法的语言要求十分严谨，但现阶段，我国刑法没有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明确概念界定，还停留在学理上的讨论和一些行政法规中的零散分布，缺乏统一的标准，有违法律的严肃性。因此，立法者应尽快依据立法意图明确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此外，对于那些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应由民事或行政法律制裁，所以，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确定，应该既以民法、行政法的相关定义为基础，又与之存在差异，保障各部门法的分工合作。
(二)立法罪名存在缺陷
我国刑法对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设置的罪名存在不足:首先，法条中“情节严重”的规定模糊，导致法律适用混乱;其次，对于犯罪的行为方式规定不全面，忽略了“收集”、“非法利用”等行为。最后，在罪过形式上仅规定了故意，但在实践中存在大量的因重大过失而产生的犯罪，且同样产生了严重的危害后果。因此，应当尽快完善立法。其一，量化构罪标准;其二，将“收集”、“非法利用”等行为包含到现有罪名的行为方式之中，或者增设如非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新罪;最后，将罪过形态更改为“故意或重大过失”，扩大刑法的保护范围。
(三)没有形成系统的法律保障体系
现阶段关于公民信息安全的立法比较零散，各部门法之间没有形成完整的法律链条;此外，我国至今尚未颁布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专门性法律。对此，应完善民事赔偿、行政制裁措施，形成与刑事制裁相衔接的法律体系，同时，要吸收国外的立法经验，尽快出台专门性的法律，明确规定各方责任与义务和相应的协调合作机制。
四、结语
鉴于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形式并不乐观，立法、司法上的一系列举措已刻不容缓，加强立法建设，强化各行业职业道德教育和普法教育，使多种措施相辅相成，改善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现状。
［参考文献］
［1］赵秉志．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问题研究［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4(1)．
［2］高福洪．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刍议［J］．公安研究，(10)．
［3］刘文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研究［D］．吉林大学法学院，2013．
［4］席B．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完善［J］．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3(1)．
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研究论文
现代社会，由于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应用，信息的流动突破了时间、空间及数量的限制，由于当前个人信息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具体怎样通过完善相关刑法规范为个人信息提供更好的保护成为重要的法律问题，本文在分析我国现有刑法规定的基础上，结合其他国家的有益做法，提出了若干完善的建议，如规范法律语言、统一法律规定扩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主体范围等。
现代社会，由于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应用，信息的流动突破了时间、空间及数量的限制，个人信息的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刑法保护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我国相关法律规定
（一）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
《刑法》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没有规定，随着现代技术对隐私的侵犯及人们对敏感信息保护的强烈要求，《刑法第五修正案》在第177条增加了“窃取、收买、非法提 供信用卡信息罪”：“窃取、收买或者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量巨大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该规定将进行信用卡信息买卖的行为规定为刑法调整的行为，对运用网络进行此种活动之规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这一规定无法结束日益严重的其他侵害个人信息的行为。随着办公自动化之发展，网络已经进入了各银行、邮局或政府机关等部门，尤其是公权力部 门掌握着大量的个人信息，由于缺少法律禁性规定，买卖个人信息的活动十分猖獗，对公民的私生活安宁，甚至财产、人身带来巨大威胁。鉴于此，出台了《刑法第七修正案》。
（二）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刑法第七修正案》规定：“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网络的出现给搜集公民个人信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很多信息咨询公司应运而生，其生态链大致如下：成立某信息公司；通过给金钱或关系向掌握公民信息的机构获取信息；通过网络进行买卖。此生态链的核心就是搜集与出卖信息，“搜集”这一环节基本不通过网络实现，主要是通过熟人关系或给予信息提供者一定的金钱回报， 甚至通过信息转换的方式；“出卖”这一环节就大量浮现网络的身影，卖家与买家基本上是陌生人关系，他们通过网络获知双方供需信息，进而通过网络进行交易。信息的源头往往来自于有权收集个人资料的金融机构、国家权关等。
二、完善相关立法的建议
（一）规范法律语言、统一法律规定
虽然公民信用卡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但《刑法第五修正案》和《刑法第七修正案》仍有不同，无法合并。
首先，犯罪客体不一样，根据我国1994年《关于加强信用卡管理的若干规定》企事业单位可以申办信用卡， 因此，《第五修正案》中的信用卡信息不仅指公民个人的信用卡信息还指企事业单位信用卡信息。并且“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属于第三章第四节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客体不仅是公民个人、企事业单位的合法权益，还是有序的金融管理秩序。
其次，侵犯信用卡信息犯罪是一般犯罪主体，如果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从事违法行为，从重处罚。侵犯个人信息罪中的“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是特殊主体，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才是一般主体。
最后，量型不同，“非法侵犯信用卡信息罪”与“非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相比，信用卡信息直接关系到公民法人的财产安全和金融市场秩序，危害较大。
从以上可以看出《第五修正案》中的侵犯信用卡信息罪与《第七修正案》中的侵犯人民个人信息罪并不一样，但也有交叉，如果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提供了公民信用卡信息，则应当属于法条竞合犯，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适用第五修正案中的规定。尽管以上两规定有众多不同之处，但亦有交叉关系，应当统一。
“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从词译解释上看“提供”是指：“提出可供参考或利用的意见、资料、 物资、条件等，”包括有偿提供和无偿提供，因此准确的表述应为“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中的.“窃取、收买、非法 提供”是非法获取和非法提供的具体表述，因此基于法律的严谨性，刑法规范可以将文字表述修改为“非法提供、获取信用卡信息罪”、“非法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公民信用卡信息作为一种敏感信息在前罪中予以特别适用，加重处罚。
（二）扩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主体范围
我国第七修正案将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主体定为国家机关等特殊犯罪主体，而不包括房地产公司、 中介机构等私人部门，在实践中有大量的私人机构因为经营、提供服务等方面会收集大量个人信息，如一些购物网站，但这些机构却并不本法的调整范围之内。对这 一规定，有不少的争议。有学者认为应当犯罪主体扩大到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一般主体，也有学者认为犯罪主体不宜扩大。
考察其他国家的立法，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主体一般规定为一般主体。
英国1984年《数据保护法》并未将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罪的主体仅限于特殊主体，而是经过有权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任何经登记许可的机构。第5条规定：“有关获得登记许可的人， 不得将其掌握或使用的经登记许可的个人数据用于登记目的以外的其他任何目的； 不得向登记许可范围之外的其他人泄漏其掌握的此类个人数据”。。
《日本刑法典》第134条“泄漏秘密罪”，规定有权依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人，都负有保密义务，泄漏他人秘密信息的都属于犯罪，也一是般犯罪主体。
《德国刑法典》力图通过例举的方式将各种犯罪主体清楚明确的规定出来，总体而言是因职业、职责等有权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主体，也未仅将犯罪主体限定于公权力部门。第203条侵害他人秘密罪，也将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罪的主体定一般主体，该罪规定：“因下列各种身份而被告知或知悉他人的秘密， 尤其是私生活秘密或企业、商业秘密，未被授权而加以泄露的， 处1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接着法条花费大量篇幅列举了医护人员、职心理学家、法律职业者、税务会计从业者、社会工作人员等各行业有权获知公民个人信息的从业人员，并规定公职人员加重处罚。
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刑法典》第189条规定了违反保密罪，“未经同意，泄露因自己之身份、工作、受雇、职业或技艺而知悉之他人秘密者”，这一规定简单明了，道明了非法提供个人信息罪的犯罪主体的范围。
实际生活中有很多私人部门或个人因职业、职责、身份等原因可以收集大量个人信息，现代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网络，人们习惯于在网上购物、在网上交流等，在这些活动中通常会留下大量个人信息。购物网站，使用者必须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地址、联系方式、甚至银行帐户等，这些信息一旦被披露或公开，势必给隐私权人造成无法补救的损失。但这些大量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主体却不在法律的调控范围之内，不能不说是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严重隐患。
综观其他国家的相关刑事立法，犯罪主体应当是通过合法途径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组织或个人，防止这些公民个人信息的掌控者滥用权力，非法侵害公民权益。
由于社会生活是灵活多样、不断发展的，因此不宜采用德国的例举模式，例举模式难免会有所疏漏。宜采用我国澳门地区的立法表述，犯罪主体为：“未经同意，泄露因自己之身份、工作、受雇、职业或技艺而知悉之他人秘密者”，该表述可以将各种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主体都纳入法律的监控范围，给公民个人信息全面的保护。在犯罪方式上也不宜采用很具体的出售、购买、盗窃等例举方式，这种方式仍然很难对实际的侵权方式穷尽，宜采用比较原则的表述，即“非法提供、获取信用卡信息罪”、“非法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犯罪手段当然包括有偿的、无偿的，也包括特定主体的提供和向社会不特定主体的散布。
试析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
论文摘要 《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律属性决定了公民个人信息的不容侵犯性，是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前提。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罪名的设置有待商榷、“情节严重”标准模糊和相关附属刑法有待完善。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完善也需要从前述的三个方面着手。论文关键词 公民个人信息 刑法保护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公民个人信息是公民社会交往的符号，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与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是相伴而生的。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许多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业由于监管失利导致很多信息被泄漏。公民个人信息的泄漏给公民个人及整个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而这种危害已经超过了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我国《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从而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提供了刑法依据。但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适用中产生了很多问题，本文以此作为写作目标，展开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概述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将个人信息定位为“个人姓名、住址、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医疗记录、认识记录、照片等单独或与其他信息对照可以识别特定的个人的信息。”据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社会属性，但公民个人信息权又属于公民基本权利，并与人格利益密不可分，因而公民个人信息同时具有法律属性。而正是基于此，公民个人信息权与公民隐私权密不可分，公民隐私是个人信息中的隐秘信息，因而不被外人所知，公民个人信息成为他人识别公民的重要标志。wWW.11665.com同时，公民个人信息具有价值特征，因而能够为掌握个人信息的人带来经济利益，而价值特征成为不法分子揭露、出卖公民信息的诱因。可识别性和价值特征决定了公民个人信息被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生活状态下的公民个人信息，另一个是法律权利状态下的公民个人信息，第一个层次强调公民个人信息在社会交往中的作用，即强调公民个人信息的社会属性；第二个层次强调公民个人信息在法律上的地位，即强调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因此，法律属性决定了公民个人信息的不容侵犯性，是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前提。
（二）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必要性分析
刑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最后手段，“刑罚是严重损害公民权益的强制方法，”利用刑法保护公民信息具有一定的必要性。首先，从现实层面来讲，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隐患突出。某些行业基于管理或者业务需要掌握着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但受利益驱动，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会将自己掌握的个人信息出卖给他人。如此一来，公民个人信息在当今的信息社会便显得不安全。其次，从立法层面上讲，公民个人信息立法应严厉化。利用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紧迫性，故意揭露、窃取或者出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恶，这种恶已经超出了民法或者行政法调整的范围。因而，借助刑法这一严厉的调整方法能够压制行为人心中的恶，同时风险社会也要求刑事立法具有前瞻性。最后，从公民权利保护角度处罚，借助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迎合了公民权保障的需要。公民个人信息权是公民权的组成部分，而权利的行使一方面需要恪守法律的现有规定，另一方面权利的行使不以侵犯他人自由为前提。因此，通过刑事手段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一方面规范公民个人信息权的行使，另一方面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惩治。
二、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罪名的设置有待商榷
由于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对本罪的罪名进行明确的解释，导致了基层司法部门在适用本罪时产生了两种方式：一是将本罪笼统地界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二是将本罪拆分为两个罪名，即窃取、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和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显然，后一种方式将本罪拆分为两个罪名，即本罪成为一个选择性的罪名，行为人实施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后很有可能按照数罪进行处罚。笔者认为，后一种界定方式不能涵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全部犯罪行为。本罪存在的另一问题是，将本罪增设在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之后会对本罪适用的独立性造成影响。例如，邮政工作人员私拆信件也会对公民个人信息造成侵犯，将本罪增设在《刑法》第253条之后有重复立法之嫌。
（二）“情节严重”标准模糊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使用了“情节严重”这一罪量要素，而“情节严重”本身具有模糊性，加之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情节严重”进行说明，便造成了“情节严重”适用困难。我国有多项罪名使用了“情节严重”，而司法机关也出台了相应的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进行补充。例如《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对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的严重情节进行了量化，只要泄露三项以上的国家秘密即构成“情节严重。”相比较而言，我国至今还没有颁布相关的司法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情节严重”进行说明。而在这类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对“情节严重”进行判定，例如从公民个人信息本身的特殊性质判断是否构成“情节严重”，一般而言，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相较于普通民众而言具有更大的经济价值。尽管凭借司法经验对“情节严重”进行判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情节严重”的适用困难，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经验判断因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而缺乏统一性，从而产生高昂的判断成本。
（三）相关附属刑法有待完善尽管刑法已经增设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但是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广度和深度仍存在一定的问题，而焦点在于与本罪相关的附属刑法亟待完善。刑法条文仅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了抽象性的规定，根据行业划分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及标准必然导致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不全面性。其他附属行为在与《刑法》的衔接上仍存在空挡的`问题，例如各个银行对员工保护客户信息的要求不同，只有银行业的巨头才可能细化这种保护标准或者方式（中国工商银行员工行为准则将保护客户信息作为员工的一项基本义务）。而在交通、教育、电信等其他行业，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行业从业人员往往会牺牲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而寻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由于缺乏完善的行业监督立法，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相关的附属刑法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完善
（一）罪名设立的明确化
由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能够包容所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因而没有必要将本罪拆分两个罪名。同时，为了使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罪名设置上更加明确化和独立化，有必要将本罪从第253条中独立出来，单成一条罪名。同时，本罪明确化和独立化的前提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的明确化和独立化。在增设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之前，还没有一部生效的法律文件将公民个人信息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公民权利加以规定。立法对公民个人信息权的“漠视”是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不力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刑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是立法的一项创举，但是必须将公民个人信息权独立化作为今后其他领域立法的重要议题。
（二）增强“情节严重”的适用性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危害结果影响的周期是十分漫长的，公民个人信息在被侵犯后，原来的信息主体随即陷入了一种不稳定状态，其生活的环境随时都有可能被侵扰。从这一角度出发，应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作为抽象危险犯进行设置，而不作为实害犯加以规定。尽管这样做提高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入罪门槛，但是危险状态却可以成为认定本罪犯罪情节的考量因素，对于危险状态的判断完全可以凭借正常人的社会经验。因此，可以使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认定更为便捷。此外，笔者认为，有必要仿照泄露国家秘密罪的做法，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进一步细化。
（三）加强公民个人信息的附属刑法立法
加强公民个人信息的附属刑法立法建设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首先，需要建立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双轨制立法模式，刑法不会顾及到行业管理的各个方面，因而需要各个行业严于律己，制定自己的行业自律标准。“所谓自律，就是作为社会组成的个体要自我约束，自我控制，把个体的所作所为主动地纳入诚实守信的道德范畴。”而只有通过刑事立法和行业立法这种双轨制的立法模式，才能有效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其次，需要完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从本质上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是行业管理活动中的越轨行为。由于行政机关在处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因而应充分发挥行政处罚的积极作用，使得公民个人信息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顺畅衔接。
【摘 要】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是公民基本权利维护的主要分支，具有基础性、法制性、以及阶段性特征，随着我国法律法规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在刑法方面也逐步整合。基于此，本文结合我国《刑法修正案（十）》的相关理论，着重对公民个人信息刑法的保护策略进行法律解读，以达到充分发挥法律制度优势，实现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的目的。
【关键词】公民权利；个人信息保护；刑法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率迅速提升，社会信息传播渠道逐步拓展，加强社会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保护，就成为新时期社会信息传输与保护的主要方面。近年来，我国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制度，正随着社会法治结构而逐步优化，但由于受到社会法治管理体系阶段性特征影响，我国刑法中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依旧着一些弊端，由此，突破这些问题，就成为新时期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加强的首要条件。
一、当前国内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体系中的不足
（一）法律刑法管理制度不全面
当前，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工作的法律界定上，以过于宽泛的法律管理范围，对刑法管理工作进行指导，从而导致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实践过程中，存在着较大信息保护范围的空缺。如，我国刑法中对于泄露他人信息的犯罪判定，均已“违反国家规定”、“违反相关法律規定”等大框架，为刑法管理的限制。同时，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刑法管理人员又缺乏结合实际情况，对公民个人信息刑法处罚的相关制度进行定位。这样，上层法治管理体系内容的缺失，以及下层实践中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层面的不全面，将导致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脱节的问题出现[1]。
（二）刑法保护主体的管理范围局限
我国刑法中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管理范围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我国当前对于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上，将管理范围限制在“公民”之内。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格局逐步拓展，国外在华人员，也会在国内发生泄露个人信息的问题，而从我国刑法管理的相关条例来说，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主体是我国公民，不包括来华国外人员，当公民个人信息泄露案件中出现此类问题时，司法人员将无法给予其相应的问题判断。
同时，我国刑法中关于保护主体的形式也未作出明确的规定，与上节中提到的管理范围宽泛之间，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如，刑法中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判定，以“情节严重”作为主要标准，但社会个人信息的泄露带来的问题，是不能完全依照信息泄露的表层情况来进行判断的，它也需要对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长远问题做出判断，由此，也会出现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原则，无法合理运用的问题。
二、实现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体系优化的措施
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逐步优化，结合当前法律制度管理中的不足，实现公民权力的调整优化。
（一）完善公民个人信息管理制度
完善公民个人信息管理制度，应从现代结构分析视角入手，进一步细化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制度。例如：将《刑法修正案（十）》中，公民个人信息刑法的管理范围具体化，将“国家规定”、“区域性规定”等较大范围的信息保护规定，都转变为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问题、造成公民个人信息侵犯等内容[2]。
同时，对于社会中可能存在的公民信息泄露的区域，也应实行针对性的管理制度。如，商场、医院、网吧等社会公共场所，应对公民的个人信息进行保护，不得以任何理由，向第三方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等。这样以国家《刑法修正案（十）》为基础的，社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制度内容的补充，将逐步形成上层明确性保护，下层具体化实施的法治管理体系，自然也就达到当代公民个人信息刑法有效性保护的目的。
（二）延伸刑法保护主体的`管理范围
延伸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范围，是发挥公民个人信息管理体系的必要性条件。
1、公民个人信息主体范围的延伸
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主体范围的拓展，应将刑法保护中的“公民”一词进行替换。依据我国刑法制度对于“公民”的定义，将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范围界定在其内，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刑法的权利，为社会中以个人信息泄露获取利益犯罪行为预留了生长的空间。将“公民”一词更换为“自然人”，将确保刑法中，关于个人信息保护刑法的应用范围拓展到来华外籍人员，从而也就达到了对国内大众个人信息全方面保护的目的了。假定某留学生通过校园网络，向他人泄露在校生的个人信息，并构建起专业的“人肉搜索”信息销售渠道。则依据我国《刑法修正案（十）》的内容，司法管理部门，就可以依据其行为进行刑法审判，这是我国现代刑法管理中，对于加强公民个人信息管理实践体现。
同时，我党在《刑法修正案（十）》中，也拓展了关于公民个人信息刑法犯罪主体的管理范围，通过列举了：国家机关、金融、电信、教育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作为刑法管理范围扩充的代表。以社会中存在信息泄露的所有主体，取代部分性信息管理主体的方式，也是现代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主体范围拓展的体现。
2、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保护的界定
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制度的完善，也要从进一步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范围层面进行界定。我们必须看到公民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社会问题，与传统法律管理制度之间的异同，由此，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范围界定，不能单单从刑事案件的表层来判断，而应结合其产生的附加影响层面进行定论。
例如：公民个人信息的的刑法保护制度中，对于公民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影响判断，应从公民自身的影响、社会信息体系的影响、甚至是社会发展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情节严重程度的判断，这样，才能够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与判断过程中，公民主体信息判断原则的正确定位。
我们实行公民个人信息综合性判断，是依据现代公民的信息传输社会化的发展趋向为主体，实现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内容的逐步性完善。其内在趋向性的变化，将为现代法律实践工作的有序性开展，提供制度管理依据，从而成为引导国家信息传输体系完善的保障性条件。
（三）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司法认定
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问题的思考，也要进一步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司法认定。
首先，公民个人信息非法应用，作为未来个人信息泄露案件审理中的条件，为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提供依据。即社会第三方人员，在未经信息主体同意对策情况下，随意应用他人信息，也可以作为公民个人信息违法行为的一方面，信息主体有权通过司法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的权利。
其次，对于社会公民自主进行网络信息公布的行为，需要公民自己承担信息保护的义务，网络信息提供者不具有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义务，这一点是从公民自身信息保护的义务层面出发进行分析。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问题的思考，是建立法制化国家的理论引导，为我国社会法制管理工作的进一步推进提供了借鉴。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发展法制化引导，通过完善公民个人信息管理制度、延伸刑法保护主体的管理范围、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司法认定，实现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体系优化。因此，关于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探究，将为我国社会信息的制度完善提供新思路。
【参考文献】
[1]佟润、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问题的思考[J]、法制博览，（05）：203、
[2]应家贇、信息社会背景下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之理性思考[D]、浙江大学，、
个人信息权刑法保护与完善论文
摘要：:随着经济社会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日益突显，对此相关的刑法顺应民众的需求和愿望而产生。对严重危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行为明确认定为犯罪行为，但在此修正案中仍存在着许多不足，需要加以完善，本文对此进行了以下的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刑法保护;立法;完善
随着网络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信息传播速度也越来越快，这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捷。但同时也存在着公民因个人信息被人盗取而给自身带来麻烦或造成巨大的精神伤害，并对法律、道德以及信仰等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对此国家也启动了相关的立法程序，目前新通过的修正案也明确对个人信息窃取、泄露、收买等行为进行了刑事责任的认定，对个人信息权予以了刑法的保护，但其仍存在着不少需要改善的问题。
一、保护修正案的分析
(一)主体规定的不足
在修正案中，对犯罪的主体根据工作便利，更易取得公民个人信息，而其实现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更大的原则来予以了规定，同时也受到更严格的法律方面的约束，但并不能将其它人员排除在主体之外，实施了法条中规定的犯罪行为时，却可以不追究其刑事责任［1］。比如在实际生活中，也存在着物业公司、车行、网站等私营单位倒卖个人信息的现象，通过合法的方式收集公民个人信息，又将信息非法提供或出售给其他人，这样的行为也同样带来了不亚于公共服务机构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危害。所以对犯罪主体的认定做出更深入的解释也是对个人信息权予以更全面的保护。
(二)行为规定的不足
在修正案中对于犯罪行为的认定增加了违反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行政措施、命令和决定等的难度，使原本只要将获得的信息非法提供或出售的行为即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的犯罪行为加以了限定，也就造成了在实施过程中的阻碍。由于国家对个人信息相关的规定、规范以及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和完善，就导致了相关行为人的行为缺乏前提条件而不能构成犯罪，使得有些严重损害公民个人信息权的行为无法做出犯罪的认定。
(三)定刑的配置
在量刑的设定上，需要遵循罪责刑相适用原则，在修正案的量刑设定上却看到，在行为方式上存在着差异，但却有着相同的法定刑。在对于犯罪的主体和一般人员的量刑上，应对重点打击对象通过刑责来突出其区别。国家机关和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犯罪造成的`严重危害也远超过一般的人员，通过法定型的规定可以有效地突出其犯罪的严重性，也能起到对其是否合法履行其职务进行监督的作用。
二、保护修正案的完善
(一)条文与法规之间的协调
在进行刑事条文对违法行为进行定罪之前，也应当是违反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也就是认定为违反了法律法规的行为，再通过刑事条文的认定，将其中更具有严重性的违法行为认定为犯罪，交予刑事制裁［2］。所以关于对个人信息权的侵犯行为可以被认定为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两种方式，而刑事违法的前提为行政违法。修正案推出之后，就对刑事违法的前提―――行政违法的明确和完善起到的逼迫的作用，如果没有明确的前提条件，刑法相关的规定也很难有效的执行和落实。所以需要加快个人信息相关的法律制定的进程，同时注意与已推出的修正案相配合与衔接。
(二)本罪内容加以明确
在修正案中对构成犯罪的前提条件设定为情节严重，在实际操作中，很难判断其行为情节严重的程度，同样是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但是在具体环境和情况下，对不同的人会造成不同的影响和后果，其情节严重的前提条件就有可能存在争议。对于情节严重的判断，可以从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后果的严重性、影响的恶劣性等多个方面进行考虑，对于情节严重也应当从造成的泄露、窃取个人信息数量和次数、损失程度以及造成不良影响等各种情况做出考量，对情节严重根据法治统一的基本原则予以更明确的认定。
(三)本罪的定罪
公民个人信息权同样是受公法保护的私人权利，可以借鉴其他的私人权利保护的规定，对其犯罪设定予以处理的犯罪，对司法资源予以了一定程度上的节约。不过此类案件所涉及的范围应该予以界定，对没有给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影响和破坏的行为从轻处罚。
(四)举证责任分配原则
我们处于高速发展的信息技术时代，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的行为也有其特性，其中表现为侵权行为的专业性、多样性、隐蔽性等。很大一部分行为没有可以量化的证据，需要通过运用相关的技术手段来予以证明，如侦查和收集证据，这就必须提高相应的技术手段和水平，也对取证提出了更新和更高的要求，可以考虑将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引入进来，将举证责任向被告人转移，但其在实施过程中是否可行，还需要进行进一步分析和研究。
三、结束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个人信息权被侵犯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如何构建有效的保护机制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课题。从刑法修正案的推出来看，从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三个层面进行相应的法律法规的完善，可以更好地有效地构建保护体系，此修正案的推出也对个人信息权刑法保护的进程予以进一步的促进和推动。
［参考文献］
［1］金欣．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浅探［J］．经济管理:全文版，2016(11):00244－00244．
［2］于志刚．“公民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与刑法保护思路［J］．浙江社会科学，2017(10):4－14．
★ 刑法论文题目
★ 知识产权保护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