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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汽车全生命周期的分析框架研究
生命周期分析是循环经济及产业生态学分析的重要方法.汽车产业生命周期分析框架,既是这一产业循环经济研究的理论组成部分,也是核心方法论和系统论.通过对国外生命周期分析框架的初步总结和研究,指导我国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
作 者：李显君 Li Xianjun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 刊 名：上海汽车 英文刊名：SHANGHAI AUTO 年，卷(期)： “”(10) 分类号：F4 关键词：生命周期 汽车 分析框架中国杀虫剂类POPs生命周期评价方法框架研究
确定了中国杀虫剂类POPs生命周期评价方法框架,指出评价方法中的难点在于对人体毒性潜力和生态毒性潜力的`计算,并提出了基于杀虫剂类POPs特点的改进方法.
作 者：王宣同 唐孝炎 胡建信 WANG Xuan-tong TANG Xiao-yan HU Jian-xin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北京,100871 刊 名：环境科学与技术 ISTIC PKU英文刊名：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年，卷(期)：2005 28(3) 分类号：X821 关键词：杀虫剂类POPs 生命周期评价 方法框架基于生命周期的产品环境成本分析模型研究
在研究企业环境成本的基础上,结合生命周期思想重新界定了产品环境成本的定义,并按产品环境成本的`形成对其进行了分解,进而构建了基于生命周期的产品环境成本分析模型,旨在分析环境成本对总成本的贡献程度,以明确产品的环境责任.
作 者：葛晓梅 王京芳 孙万佛 GE Xiao-mei WANG Jing-fang SUN Wan-fo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西安,710072 刊 名：环境科学与技术 ISTIC PKU英文刊名：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年，卷(期)： 29(5) 分类号：X820 关键词：产品生命周期 产品环境成本 成本分解 成本分析区域竞争力的分析框架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区域竞争力;竞争优势;比较优势;集聚经济
论文摘要:竞争力信条吸引了一大批崇拜者和追随者,但区域竞争力的含义却十分复杂且存在许多争议。在充分论证区域竞争力分析框架可行性的基础上,该文以要素禀赋体系为出发点,潜在效益的释放为一个理论支点,集聚经济效益为间接传递机制,把产业层面上的竞争优势和国家层面上的比较优势结合起来,构建一个关于区域竞争力的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可为深入全面地认识区域竞争力并制定合理的区域经济政策提供一个视角。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区域复活是社会财富组织和管理的主要轨迹,区域竞争力的增强是区域再生的表现形式之一。自从迈克尔・波特的着作《国家竞争优势》(1990)出版以来,区域竞争力不仅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和争论,还在不同层次政府部门的经济政策文件中被不断提及,日益成为政策制定的主要议题,评估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并创造条件来增强竞争力已成为国家的政府机构的重要任务。
当然,对竞争力的关注不仅仅局限于它是一种宏观经济现象,它在不同的地域层面上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确定区域竞争力的主要决定因子并创造环境促进这些因子,从而提升区域竞争力的绩效已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区域的掌权者注重构建地区竞争力指标来衡量在与其他区域比较时自身的相对位置,并试图通过制定有效的策略并采取积极的行动来提升本区域的竞争力。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加速,区域面临日益强烈的竞争压力,促使人们在区域的层面上思考制定怎样的政策应对这种挑战,决策层也把增强区域的竞争力作为主要目标,并倾向于把贸易业绩和企业(或产业)生产力合并为竞争力这个单一的实体。
1.区域竞争力相关研究
现在关于竞争力的许多研究,尤其是对国家竞争优势的研究,大部分分析的主要出发点是波特的“钻石模型”,它包含四个基本要素:生产要素状况、需求条件、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以及企业的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还涉及两个辅助要素,即政府和机遇,竞争优势理论实际上就是在研究上述因素的性质及其相互作用。考虑到采用GDP的发展水平和增长速度来定义竞争力存在许多问题,这个模型超越了用人均GDP和失业率作为衡量工具的局限性,在运用到国家层面上竞争力的研究时十分有用。但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倾向于全盘接受,而非批判性地理解“钻石模型”仅为国家层面上竞争优势的一个分析框架。
鉴于不同的地域层次,地理集聚效应使人们在研究竞争力时质疑国家是否为最佳的划分单位。在国家尤其是国际层面上,区域竞争力可理解为某区域在与其他区域的竞争中获胜的能力,包括占有大部分的出口市场份额,或者吸引了大部分的资本和劳动力。但在次国家层面上,区域和城市在国内竞争下的特色会浮现,进而强化国家的竞争优势。
2.建立区域竞争力框架的可行性分析
建立区域竞争力的分析框架需要充分考虑不同的地域层面。企业在价格和非价格上的竞争以它们的产出为特征,因此,在产业层面上的竞争力很容易被人理解。价格和非价格因素受区位尤其是成本的影响,这些成本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直接成本包括租金、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等,一个企业专业化水平越低,这些成本的付出就可能越大。间接成本对企业而言是外部的,因此存在外部效应的出现,外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企业在区位上利用它们的程度将决定处在特殊区位上的企业的竞争力。可以认为产业层面上的竞争力的集合和间接成本上的优势一起构成了城市竞争力,正是这两类因素在空间上的集聚和统一才决定了城市竞争力内在的一致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与区域竞争力的含义相比,城市竞争力概念能应对人们在区域尺度上提出的各种质疑。
区域竞争力既不是所有企业实力的简单集合,也不是国家经济的权重分解,它可看作是一系列因素累积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和运输成本等传统因素,也涉及企业规模和创新的能力等。那么区域是以何种方式展开竞争?区域竞争的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种情况:(1)区域通过吸引国外资金、私人资产和公共资本的能力获得投资;(2)区域为了获得劳动力资源而吸引技能型雇员、企业家和具有创造力的工人,并在本地劳动力市场塑造创新的环境;(3)区域通过吸引知识和创新活动获得新技术。以上设想也可以从新古典理论、收益递增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三个理论的观点中得到阐释。
关于国家竞争力的争论中有一个核心问题,即汇率和收支平衡的作用。区域层面上的收支平衡对区域竞争力十分重要,区域之间的非价格竞争对理解贸易流向同等重要。如果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在国家层面上确定或处于不完全竞争的环境下,区域间相对价格的改变并不会带来国家利益的增加,试图通过降低利率、贬值货币、补贴和贸易壁垒等手段来改变相对价格以期使衰退区域重新获得竞争力的努力只是白费。竞争力的增强由本地化优势决定,主要依赖于非价格和非贸易因素,如制度根植性、权力结构、文化融合程度和示范效益等等。这些优势可以作为外部经济的一部分为区域所攫取,并以建立本地优势为目标,建立起影响区域潜在竞争力不可或缺的产业或部门。波特指出了产业集簇和贸易性集簇及其溢出效应在区域经济绩效上的重要性,认为产业集簇所拥有的生产要素是其竞争优势来源的基础。实际上,贸易性集簇的相对生产力可以取代产业的相对生产力而成为衡量国家竞争力的标准之一。
3.区域竞争力框架的构建及其内部关系的分析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的竞争日益体现在国家的次一级层面上,把区域作为基本的划分单位有其时代的必然性。笔者认为可用比较优势理论、波特的竞争优势思想和潜在效益的释放来透视不同层面的竞争力,区域可通过集聚经济的间接传递机制把产业层面上的竞争优势与国家层面上的比较优势联系起来,并将之置于一个框架,全面理解区域竞争力内在涵义。
3.1比较优势理论为国际贸易奠定了逻辑基础。在经济学领域,比较优势概念很早被人提及(归根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与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而对竞争力或竞争优势的研究相对迟一些。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通过专业化生产可以从贸易中获益,即使它不具有绝对优势,贸易也可看作是一场正和博弈。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贸易条件反映了各个国家在要素禀赋上的差异,各国可使用本国最丰富的生产要素生产商品,并通过国际贸易获得竞争优势,而区域或城市内的初始要素禀赋条件和技术知识等是国家竞争优势形成的基础。可以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在国家层面上的指导作用十分明显。
3.2波特认为,一个产业创造新的和改进的`竞争方式并将其运用到市场就形成了创新。在国际竞争中,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改善、创新和升级。Beise也认为一个国家获得竞争优势是由于它比其他国家更早采用独特的创新设计,它使本地企业在生产以及收集市场信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可以确保获得全球创新中的所有权。因此,可以认为创新活动是竞争优势的一个主要来源,它关系到企业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竞争优势是通过本地化过程创造和持续的,在本地化过程中,次区域层面产生的外部效应也是一个重
要的因子。本地竞争成功的关键在于机会成本的差别及其与外部性相结合的方式所引起的生产力改善。在产业层面上,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强调成本领先和差异化。而根据竞争优势理论在资源上的观点,稀有资源是一个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来源,企业可依靠稀有资源的累积及其利用能力的不断提高从而形成长期的竞争优势,异质性资源禀赋可提供差异化的竞争优势。虽然目前异质性资源的可获得性和流动性使其不再具有独特性和专有性特征,但是,一旦资源的范围和质量发生了扩大和升级,各种关键性资源相互链接成为一个环环相扣的要素禀赋体系,则能够使竞争优势得到维持,并且很难被其它企业模仿或复制。
3.3潜在效益的释放在不完全的竞争环境中,企业在绝对成本下的收益得不到维持,生产要素的组合不能使企业的生产达到它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潜在效益得不到释放,就存在帕累托改善的机会。企业在最小化投入的同时最大化产出,将潜在效益转化为实际收益的实质是把隐性竞争优势转化为显性竞争优势。在不完全市场,非价格竞争异常激烈,吸引正外部效应(受益效应)的能力对企业的竞争力同样至关重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本地产业可为专业化供应商和服务商提供支持。(2)本地化的创新网络和环境有利于技术的创新和升级。(3)在本地化的产业集聚区,信息传播速度更快,密度更强,还可以产生技术和知识的溢出。(4)本地区位上专业化劳动力的集聚可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并创造重要的本地需求。我们可以区分以上三种集聚经济,区域内本地化经济对一个产业或部门是内在的,对一个企业却是外在的,它与外部规模经济有关;城市化经济对一个区域是内在的,对一个产业或部门是外在的,它与内部范围经济有关;范围经济产生于一系列具有共同投入的多样化产品的生产,是多样化经济的客观产物。
3.4区域空间结构体现在全球、国家和地方三个地理层面上,由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等因素长期共同作用而形成并随之发生改变。在以往对区域竞争力的研究中,区域空间结构的作用往往为人忽略。在很大程度上,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因子是空间效应而不是依靠生产要素的额外投入或附加,空间结构的作用不可低估。在一些情况下,空间结构可以限制或增强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能力,尤其在短时期内可影响主要生产要素的区域供给功能。具有相同要素禀赋的两个区域,如果在空间结构上存在细微的差别,则在产出、收入和就业等方面就会有所不同。可以认为经济活动的集中和集聚等空间结构的优化可弥补区域在经济发展上的劣势。
在不同层面可分析如下,(1)国家层面上,在本地要素禀赋条件下,可以采用赫克歇尔――俄林的研究方法,并可放宽他们对新古典模型的假设条件。基于要素禀赋上的生产力的提升可使区域的收入和就业水平得到提高,一个区域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所占份额越大,则该区域在国际贸易份额中所占比重就越大。区域比较优势来自于利用生产要素的能力以及产出与贸易的潜能(即经济效益的提升)。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时代,世界遍在性和地域关联性促使要素的流动性增强,要素禀赋体系的形成变得日益重要,它可进一步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潜力。(2)在产业层面上,区域内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取决于企业的生产力和进一步创新的能力。企业定位的核心就是“竞争优势”,长期而言,成功的企业通常比竞争者更有持久的竞争力。一个企业可利用稀有的异质性资源获取竞争优势,企业竞争力就是在整合并组织这些策略的过程中展现的。(3)在区域层面上,内部集聚经济、范围经济及其利用它们获取价格优势的能力共同构成了一个区域的资本,区域资本的规模和范围对维持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显得至关重要。在这个层面上,可以把本地要素禀赋的规模和范围与潜在效益的释放联系起来,而三种形式的集聚经济起了间接传递机制的作用,把产业层面上的竞争优势和国家层面上的比较优势连接成一体。
以上分析可得出,竞争优势的改善是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大量文献认为非经济因素对知识创造、学习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这些因素通过本地活动者间的内在影响在空间上被界定、划分和重塑。因此,不同地域层面的竞争力的增强可总结为与以下因素有关:(1)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知识的积累,它主要来自技术知识的外溢和研发活动(R&D)等。研究表明:信任、默契和意会性知识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2)干中学、用中学和相互学习的机制,它来自知识溢出、相互学习基地、集体学习和隐性知识等。(3)内部密切的联系网络,包括区域内企业之间的交流联系、社会网络和技术创新网络等。(4)区间联系网络,包括贸易联系和区间技术交易网络等。(5)组织结构,包括企业结构、人事编制和企业的管理方式等。(6)制度,可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由人们有意识建立的法律规范规定而成,非正式制度则由社会默认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和习俗等组成,它们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促进竞争力的提高。
4.结语
区域已成为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区间竞争的载体,在区域的实际活动中,竞争力的强弱决定其采取的竞争方式。目前对竞争力的研究往往是从不同的层面展开,不同的机构、组织和决策者对竞争力的理解也有很大差异。鉴于影响区域竞争力的因素密切相关,各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机理十分复杂,对区域竞争力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因此,在制定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区域政策时,应对本区域不同层面竞争力的强弱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也不能简单地将其他区域的经济政策移植到本区域内。只有先了解如何创造和维持区域竞争力,才能明白区域政策在竞争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才能通过果断的决策达到塑造和提升区域竞争力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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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分析框架体系研究
摘要：本文首先提出了林业政策分析问题,根据公共政策分析要遵循的原则,建立了林业政策分析框架,对框架构成、决策标准和框架分析进行了详细阐述,并以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政策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得出结论.作 者：任毅 李宏勋 作者单位：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100083 期 刊：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Journal：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年，卷(期)：, 35(1) 分类号：X173/S7-9 关键词：框架体系 政策 森林 补偿钢框架高等分析方法的发展研究
本文对钢框架的高等分析方法这一目前较精确的.结构整体二阶弹塑性全过程分析方法进行了评连,井与传统分析方法进行了对比,笔者分析了我国在该方面存在的差距,提出了以后发展的方向.
作 者：裴皓 作者单位：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南京,210019 刊 名：科技创新导报 英文刊名：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HERALD 年，卷(期)： “”(35) 分类号：G71 关键词：钢框架 高等分析方法 弹塑性文化与心理健康观念的研究:分析的框架与意义
心理健康观念有不少争议,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文化差异的影响.笔者通过跨文化的案例分析,说明对心理健康观念进行文化分析对借鉴欧美心理健康理论、建设我国本土化心理健康理论、促进少数民族心理健康专门研究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三个维度--文化区域群体、文化族群和文化个体间的分析框架.
作 者：常永才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教育系,北京,100080 刊 名：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 年，卷(期)： 30(4) 分类号：B842 关键词：心理健康观念 文化分析 分析框架 方法论意义走向后现代：当代中国研究中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嬗变
摘要：本文通过检视西方政治社会学中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演进，揭示出当代中国研究中也存在一种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嬗变。这种变迁正在导向后现代阶段，这集中体现在：国家与社会关系日趋复杂；由二分对立式框架向三分互动式框架的转变；作为晚期现代性的后果，框架所隐含并不断积聚的风险越来越大等方面。
“国家与社会”是西方政治社会学一个由来已久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提供了一种有别于现代化理论和意识形态批判的话语题域。这一分析框架长期以来一直是当代中国研究（Modern China Studies）的重要分析框架，乃至“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同认识，就直接影响到了当代中国研究的发展。”（赵文词，）在香港科技大学召开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迁”讨论会上，赵文词就根据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学者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的不同看法，将自1950年代后期始到其时止的40多年中的研究分为前后相继的五代或五个阶段（赵文词，1999） 。这种理解当然不仅借助于研究者的想象力，还要依赖于当代中国具体的社会现实结构的演进。也就是说，“国家与社会”既是作为一种对应于学理分析的解释框架，又是作为一种对应于实体建构的规范框架，尤其对于其中作为“社会”一方的“市民社会”而言，正如邓正来所说，“市民社会之于中国论者的这两种资源，一开始就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紧张。正是对这种内在紧张缺乏足够的知识自觉，导致了中国市民社会论者在研究中的种种问题”。（邓正来，）本文即主要依据此一框架在学理和析分手段的意义上探讨其自身整体结构的演进脉络，而现实的实体建构仅是此一框架背后的参考坐标。
一、框架范式的历史脉变
“国家与社会”是近二十年来盛行全球的一股社会理论研究路径，从学理上而言它是对以前流行的“国家主义”范式的批判回应，而其研究脉络（context）可溯及洛克与黑格尔，但后两者对“国家与社会”的不同理念则决定了在此分析框架的名义之下长期以来至少存在两种主要的亚模式。
遵循洛克一脉的研究模式，主要是强调社会先于国家或社会外于国家的观念，国家只是总体来说社会个体形成契约的结果，其中隐含的先设前提即是社会与国家的对立、社会制衡于国家（虽然在洛克的观念中这两者的界划并不总是清晰可鉴），于是其后续传承中的孟德斯鸠便以此为深层理据提出了分立自治与相互制衡的学说。而黑格尔这一市民社会理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则与此迥然相异，他从市民社会的厘定与机理分析入手，发现了市民社会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大现实意义，更确立了“市民社会”在他所构设的“绝对精神”现实伦理实体中的中介环节这一重要地位（黑格尔，1961：41），而由此环节向上，“由于观念的普遍性在市民社会中是一种盲目、自发的过程，所以黑格尔必然要否定观念的外在性，而达到自由的过程。”国家“作为黑格尔进一步的逻辑批判担当起了这一使命。”（田佑中，1999）也就是说，在黑格尔那里，国家是高于市民社会的逻辑环节。当然，“国家”在黑格尔那里并非是对现实生活中实体的指认与建构，而毋宁说是黑格尔为凸显其“绝对精神”的逻辑发展阶段与对市民社会进行超越而设置的一个逻辑环节，如果我们理解黑格尔所说的--“现实性始终是普遍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如果这种统一不存在，那种东西就不是现实的，即使它达到实存也好”（黑格尔，1961：280）--再来理解他明确指出的，“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黑格尔，1961：253），“国家是个体独立性和普遍实体性在其中完成巨大统一的那种伦理和精神”（黑格尔，1961：43），就不会因此像以前大多数人一样误读黑格尔的国家观，包括马克思早期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简单人本学批判（贺麟，1961）。黑格尔的“国家-市民社会”框架不同于洛克的二元分立式结构，而采用了上下双层式结构，即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框架（这一结构形式深深影响了后期的马克思，马克思通过对社会历史发展中内在社会实践逻辑的指认，颠覆了黑格尔基于伦理的“国家-市民社会”分析框架，从而实现了将头足倒置的黑格尔翻转过来）。
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这种框架结构后来还产生了一种重要的变形，那就是哈贝马斯所依循的“国家-公共领域-市民社会”三层结构论。哈贝马斯从原有的“国家与市民社会”框架中析分出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也有学者将其指认为“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黄宗智，1999），而在我看来，“第三领域”的理解有可能将哈贝马斯所意欲建构的三层结构框架篡改为国家、社会、第三领域并存的三元结构框架。实际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一方面根本未严格界划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之外形成第三者领域，他明确澄清道，“”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范畴，不能把它和源自欧洲中世纪的”市民社会“的独特发展历史隔离开来，使之成为一种理想类型，随意应用到具有相似形态的历史语境当中。”（哈贝马斯，1999：1）另一方面，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绝非一种等同于“国家”和“社会”有实体性质的领域为依托的概念，前者的概念所对应的，准确地讲是一种“空间”（space），它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一个张力场，这一场域并非实体，但却同样客观存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在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场中发展起来的，但它本身一直都是私人领域的一部分。”（哈贝马斯，1999：170）随着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公共领域发展成为“国家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国家化”的中介场所（setting）。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的重大意义在于他注意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融合趋势，并致力于明晰这种互动机制，以及他将原本具涵“私域”与“公域”两种功能的“市民社会”，拆解为“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整个分析框架结构更加复杂，但功能却更趋专纯与整合。
很有意思的是，与此相似，洛克一脉的分析框架范式发展到近代时，也产生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变形，那就是丹尼尔・贝尔从“资本主义后工业社会”的视角得出的三元分析框架（确切地说，贝尔是从黑格尔-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作为始基性研究范式进行资本主义社会研究的，尤其是科学技术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这一观点明显带有马克思的烙印。但随着他研究的深入，更当他将“文化”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框架中单独抽离出来并“得出三项各自不同的独立范畴”（贝尔：1989：11）时，贝尔走向了洛克一边）。贝尔将原有的“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改编成“政治-社会结构-文化”三元分立的解释框架。在贝尔那里，“国家”隐缩为一种政治机制或政权，而“社会”则体现为由技术与经济所决定的社会结构，“文化”则被描述为充满矛盾的“现代主义”的后果（与哈贝马斯相似，贝尔在“文化”的视角上更多地集中在公众领域，同时，在“文化”这一极具特色的框架子项的研究中，贝尔还受到了韦伯、桑巴特以及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三者的关系上，贝尔并非认为它们是依照一以贯之的原则构建的统一系统，而是充满矛盾与冲突的，他指出，“我认为最好把现代社会当作不协调的复合体，它由社会结构（主要是技术-经济部门）、政治与文化三个独立领域相加而成，这样才能更合理地分析其中情况。”（贝尔，1989：41）论文走向后现代：当代中国研究中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嬗变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当今围绕“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所展开的研究，虽然有时并非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但却都或多或少地从根本上遵循于上述这些模式。 (L =b/A~eij ? ,Pvf% +F*2w.- h9nLR !qM 66wen．com fBL/{P]p~ Toq bX7 1# Hv8
二、概念、框架的本土化修正与争论
“国家与社会”是兴起于西方、进而运用在全球社会理论界中的重要思潮，但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意识到，当这一框架被用来解释中国社会时，不得不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正。“这股思潮之于中国，乃是一种含有现实批判性的汲取性创新”（邓正来、亚历山大，1999：77）这种创新首先就体现在“国家与社会”中的核心概念“市民社会”的变通及由此引致的框架结构的改变。
“市民社会”在英文中相对应的是CIVIL SOCIETY，而在德文中则是众所周知的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正因为后者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以“资产阶级社会”的同体词而出现，并且从历史上看，它们之间确实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所以这一概念在当代中国很久以来都讳莫如深。后来，当这一理念被国内学界广泛接受之后，将其如何明确的概念化就成了学者们凸显自身理解以及体现某种本土化创新的重要标识。于是，“市民社会”、“公民社会”、“民间社会”、“市场社会”、“非国家空间”纷纷登场，一时间学界围绕这一问题的阐释与争论层出不穷，好不热闹。究其原因，除了概念的历史性误解致使学者们想另立门户，免得令人猜忌之外，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现实中“中国所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又不是搬用任何一种现成的理论所能奏效”（刘军宁，：4），而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对此进行修正才会有所适用。下面就稍花笔墨对“市民社会”这一“家族” 内部的种种争论作一简单梳理。
就“市民社会”、“公民社会”、“民间社会”这三个概念而言，其中，“公民社会”最具西方色彩，缘由很显然，因为“公民”这个概念在中国数千年政治传统中毫无踪影，更何谈“公民社会”？而“市民社会”由于以上所述原因，最容易引起歧义，而正因为它与资本主义的关联，所以它也并未在中国历史上自发地形成。台湾的学者大多使用“民间社会”的概念，其蕴含的中国传统色彩最重，“直截了当地说，在”民间社会“这一看上去相当简单的中文词中，实际隐含着一种极其根深蒂固的、中国人看待政治生活和政治社会的传统方式，这就是”民间对官府“这样一种二分式基本格局。民间社会者，说穿了，对立于乃至对抗于官府者也。（甘阳，1998）当然，甘阳先生的上述结论无疑是深刻的，但其过程有所误读，实际上与其说”民间社会“体现了中国传统中”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毋宁说”民间社会“论者是以洛克的学说反过来格式化中国社会，因而才看到中国传统社会”民官对立“的。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更像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差序格局“，或像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所概括的：”在传统中国，民间社会既不是只受国家权力支配的非自立的存在，也不是自立于国家之外的自我完善的秩序空间，而是可将民间社会与国家体制共同视为由持有共同秩序观念的同心圆而连接起来的连续体。“（沟口雄三，1994）而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后将述及）也与此有相似之处。
与前三者不同，我更愿意使用”市场社会“ 来描述中国社会，这不仅因为”市场“是CIVIL SOCIETY形成的前提，更如梁治平所言：”至少表面看来，市场的发展就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可能是最重要的契机“（刘军宁，1996：4），同时，整个中国现代 SOCIETY的”建构"就是围绕市场（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是仅仅围绕市场，而未像西方社会其时随之扩展到政治空间那样）来进行的。但与西方社会由市场的兴起自发地导致市民社会的形成不同，中国现代CIVIL SOCIETY是通过国家逐渐退出过去的控制领域，自觉地建构市民社会。
汽车职业教育改革的研究与对策分析论文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种体系要能“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经过数年的发展，国内汽车职业教育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仍存在很多问题，如社会需求旺盛与有效供给不足，规模能力提高与结构质量不尽合理，就业能力提升与社会的吸引力不强等。面向未来，教育部提出了构建以“产教对接，校企合作”为核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经过对国外职业教育的成功先例的研究与比较，并结合成都师范学院职业教育师资的培养目标及汽车工程系校企合作项目的探索经验，本文围绕面对未来如何展开汽车职业教育的改革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对策。
一、整合汽车教学资源，深化“产教对接，校企合作”，实现产教和校企共赢
由于我国汽车职业教育发展的不平衡性，包括不同学校汽车职业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汽车职业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及不同层次汽车职业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和汽车职业的社会吸引力不强，汽车技术从业人员的学习资源和大部分中职学校汽车应用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十分短缺。
因此，一方面，应该整合汽车技术资源，并联合汽车企业，集思广益，建立全国汽车应用技术网络资源库和汽车职业教学资源库，使它为汽车职业教育和汽车技术行业服务，并且成为从事汽车技术专业人员的终身学习的平台。从而，提高汽车技术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推动汽车职业教学能力和水平的全面提升。另一方面，要在终身教育的理念下发展汽车职业教育，汽车职业院校要主动融入社会，与企业接轨，通过校企合作的方式培养人才，推动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要充分利用企业资源，使产教对接，协调推动学院与政府、行业、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产学研”合作教育，研究合作理论、指导合作发展;设计合作制度，探索合作模式;拓展合作渠道，丰富合作项目;破解合作难题，形成合作机制。
以德国的职业教育为例，德国的职业教育模式是世界上成功的职教模式之一。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制为德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双元制是一种非全日制学校与企业合作办学的教育模式，学生一边在职业学校接受专业理论知识和文化知识的教育，一边在企业中接受职业技能培训，这样，学生能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提高了学习效率和质量。
近年来，成都师范学院汽车工程系通过和汽车企业建立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学生团队参加各种全国及省级汽车类竞赛取得了好成绩，如，“全国职业院校汽车营销大赛一等奖”、“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西部赛区电磁组二等奖”、“四川省房车精英赛第二名”。其模式是企业提供生产设备、技术资源和教学科研实训基地，教师指导学生并和企业技术人员交流学习，学生组成团队进行汽车创新设计与制造，同时参加相关大学生汽车类设计大赛。在这种模式下，学生能进行开放式学习，培养了其专业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教师提高了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并能敏锐地捕捉到社会的需求。因此，学校自身能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大力整合调整专业，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
二、加强汽车中职师资的建设，完善中职教师的聘用制度
从历年来我国中等职业院校、高等职业院校的招生情况可以看出，我国职业教育的存在的问题是社会吸引力不强，另外，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中、高职高专、普通本科学校的生源以及培养目标具有差异性，因此，中等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由于我国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中西部薄弱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的建设和师资比较薄弱，严重影响了我国的职业教育水平。汽车职业教育作为一个比较年轻的模块，也应该重视中职师资的建设。通过对一些中职院校的调研，目前我国中职师资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中职教师数量不足、中职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及优秀中职教师流失严重。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中职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在我国汽车类中职院校中，文化课教师比例偏高，专业课和实习指导教师比例偏低，而专业课教师中同时具有汽车专业技术能力、职业教育理论和专业的教学技能的教师很少，“双师型”教师明显不足，教师在课程改革、教学科研等方面的能力较低。然而，全国师范院校大多数是培养自然科学学科的师资，缺乏对汽车技术专业的师资培养。 为了解决我国汽车职业教育师资薄弱的问题，一方面高等师范院校应该加强中职师资的培养;另一方面汽车中职院校应重视师资建设，加强对中青年教师的汽车专业技术能力和专业的教学技能的培训;再者，国家应修订职业教育法;完善职业学校教师资格标准、教职工编制标准、教师企业实践、集团化办学等制度;持续开展“产教对接”，推进职业教育与国家重点产业、教育链与产业链、学校与企业融合发展。以德国为例，德国职业教育的双元特性也决定了德国职业教育师资结构的双元性。在德国，从事职业教育教学工作的师资主要有两种，即职业学校的教师和在职业学校之外的教育培训机构(主要是企业)的实训教师。按照德国《职业教育法》的规定，实训教师是“在企业里或其他非学校机构中负责职业教育的，在业务上和品格上合适的人员”。按照德国法律，实训教师必须通过由《实训教师资格条例》CAVE规定的资格考试。另外，成都师范学院为解决职教师资的问题，在普通学科师资培养的基础上，提出了培养职教师资的目标，鼓励学生加入职业教育的模块，汽车工程系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充分利用学校师范生培训基地和合作企业资源，努力建设汽车职教师资的培养模块。
三、以终身教育思想为指导，加强各级汽车职业教育的相互衔接沟通与渗透
终身教育是世界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也是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目标。按照终身教育理念发展汽车职业教育，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对职业教育事业提出的基本发展方向。因此，汽车职业教育要遵循终身教育理念，必须坚持“面向人人、面向终身、面向未来”的方针。
我国现行职业教育体系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该系统山学校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两大部分组成。学校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体系的主要部分，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个层次，其中中等职业教育为主体。我国汽车职业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汽车职业技能培训环节比较薄弱，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汽车技术培训体系;二是汽车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及成人教育之间、汽车职业教育内部各层次之间的衔接和沟通不畅。其中，最主要的是汽车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不衔接，培养理念、培养方法、课程设计和内容安排上没有很好地衔接。职业教育体系总体上可分为三个相互衔接的阶段:职业启蒙教育、职业准备教育和职业继续教育。这样来看，汽车职业启蒙教育，甚至是整个职业启蒙教育，难以渗透到基础教育之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修订的《关于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建议》中曾明确提出:初步了解技术和职业生活应是普通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此可以形成对现代文化的技术本质的理解，并使他们尊重那些需要实际技能的工作。这种入门教育应成为教育改革和民主化过程所关心的一个主要问题，它应该成为从初等教育开始一直到中等教育头儿年课程中必须有的内容。但是，我国普通教育强调学科本位，没有很好地将实践和职业技能紧密联系起来，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学中很少渗透职业启蒙教育方面的内容，甚至在高中阶段的教学也是主要强调文化知识的教授和学习，极少提到职业教育的内容。因此，学生对社会的产业结构、技术发展和职业的变迁没有基本的了解，对汽车产业知识更是不了解，非常不利于学生未来的发展，也不利于汽车职业教育和汽车产业的发展。另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沟通是单向的。普通教育毕业生可以接受高一级的职业教育，而职业教育毕业生接受高一级普通教育的机会则非常小。尽管我国有关文件规定，中专、技校、职高的毕业生可以报考普通高等院校，但由于受教学内容、高考制度、高考内容等的影响，这些毕业生升入普通高校的人数并不多。而且，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进入普通高校的.比例被严格限制，可供选择的高校数量也很少，这种职业教育的封闭性严重地影响了民众接受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更限制了职业教育的发展。因此，为了提高汽车职业教育的水平和吸引力，一方面要在基础教育阶段加强职业启蒙教育，通过职业启蒙教育可以使少年儿童对社会职业有初步的认识和了解，激发他们对自身职业生涯规划的思考，有利于其在教育分流时，对专业和职业做出正确选择。另一方面，建立高中阶段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互通机制，适当扩大中职毕业生对口升高职的比例，同时考虑各地区经济、教育发展不平衡的因素，加强终身教育的理念在全国职业教育实践中的应用。
四、加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应用型本科教育
目前，我国绝大部分的汽车类高等职业教育仅限于专科层次，很少有本科以上层次的职业教育。高职高专的汽车专业的学生如果要升学，基本上只能升入学术教育体系，而不是职业教育体系，况且这部分人的比例非常小。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开设了专业硕士和工程硕士，但这基本上成了一部分考研分数较低的学生逃避社会的选择之一。
此外，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要求学生既具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普通文化水平，又具备中级水平的职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生源只有具备了这两方面的素质，高等职业教育才能培养出合格的技术型人才。然而，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生源却是以普通高中毕业生为主，况且这部分毕业生属于普通高考分数较低的人群，再加上他们也不具备职业技能和知识，必然导致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去职业化”。这样一来，我国职业教育规模形成了隐性萎缩，不利于技术型人力资源的开发，更是加剧我国高级技术型人才的供求失衡。
基于以上思考，面对未来，我国汽车职业教育体系发展技术本科是非常必要的。一方面，使一些汽车技术应用型的本科院校定位于职业教育目标，重点培养本科层次的高级技术型人才。另一方面提倡部分职业教育质量高的汽车类高职院校向技术型本科院校发展。再者，逐步完善研究生层次的职业教育，使汽车职业教育体系向纵深发展，使我国汽车高等职业教育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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