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浅谈我国古典戏曲中的悲剧意识及特征(网友来稿)（共含10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Vita”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浅谈我国古典戏曲中的悲剧意识及特征(网友来稿)
涂利锋
在我国戏曲美学中虽没有明确提出悲剧概念，但并不是说我国没有悲剧。“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则有悲剧在其中……最有悲剧之质者，则如关汉卿《窦娥冤》纪群祥《赵氏孤儿》。”（汪国维<宋元戏曲考>）。除以上两部之外，还有《汉宫秋》《梧桐雨》《桃花扇》等举世公认的著名悲剧。后人常用“悲欢离合”来概括古代戏曲中的故事的情节，那么这些悲剧又具有什么特征呢？
>一、 以“大团圆”是来挑战“生存悲剧感”。
> “大团圆”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审美的心理现象，他大量出现在宋以后的戏曲小说中。如《窦娥冤》中的伸冤昭雪，《赵氏孤儿》的孤儿报仇，《汉宫秋》的“团圆梦境”，《桃花扇》里的侯朝宗不能与李香君团圆，而顾天石的《南桃花扇》干脆让公子与李香君当场团圆等等。虽然“大团圆”千千万万，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不论是戏剧、小说叙述的是什么事，最后总有一个欢乐的尾巴，圆满的结局。
> 人是带着哭声来到这个世界的，它预示着人生的悲哀和痛苦。怎样来消除人们心中的“生存悲剧感”，只有抛开人生的悲剧和痛苦，寻找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使人们在痛苦中开拓生存的灿烂前景，黎明前有一片黑暗，但黑暗前就是早晨，这种“大团圆”的方式让人在黑暗前见到了光明，给人们以生存的勇气。
> 二、 将戏剧悲剧美学特征概括为“长歌可以当哭”。
> 无论是东方文论，还是西方文论，都十分重视“悲剧”在文艺创作中的作用。中国文论讲“哀怨起骚人”，而西方文论讲的是“愤怒出诗人”，都是一个意思。正是心中的愤怒哀怨，激发了文人的创作热情。如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于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子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 人在悲伤痛苦时，便产生一种“呼天地，呼父母”的心理需要，而文人在悲愤之余，通过笔墨抒发心中的`不满，“聊以蔚籍那颗受伤的心”。古往今来，多少文学艺术家都是用他们的作品来哭泣，《离骚》是屈原的哭泣；史记是司马迁的哭泣；《琵琶行》似乎白居易的哭泣；而《窦娥冤》是关汉卿的哭泣；《赵氏孤儿》是纪君详的哭泣；《桃花扇》是孔尚任的哭泣、、、、、、悲剧作家的哭泣，即是他们满足自己“欲哭”之心理需要的独特方式，也是他们排遣痛苦，消弥悲哀的途径，更是他们对生存悲剧感的抒发，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追问。
作者邮箱： tulifeng@sina.com
毕业论文-《平凡的世界》中的悲剧意识 - 语言文学论文
《平凡的世界》中的悲剧意识
提 要：《平凡的世界》是1部伟大的现实主义题材的小说，它曾获得第3届茅盾文学奖，并被誉为“第1部全景式描写中国当代城乡生活的长篇小说”①。在对《平凡的世界》的评论中，大多数文章都是从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或从人物性格的分析出发，本文拟通过《平凡的世界》中的时代以及个人命运的悲剧剖析，把握并传达出它所包含的悲剧意蕴。
关键词：路遥；《平凡的世界》；时代悲剧；个人命运悲剧；悲剧意识
《平凡的世界》是当代著名作家路遥的代表作，主要以1975至1978年中国广阔的社会生活为背景，表现了普通人民群众在从动荡走向转折的历史时期所经历的贫困生活和坎坷命运。传统美学意义上的悲剧都离不开大悲大喜，离不开强烈的矛盾冲突。但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往往没有矛盾双方剑拔弩张的对峙和你死我活的争斗。《平凡的世界》作为1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巨著，突破了传统悲剧的局限，遵循生活本真，基本上不写大开大合的情节，大起大落的波涛，大悲大喜的情绪，而是通过平常人的平常生活，寓不平凡于平凡中，不幸于有幸，痛苦于快乐中，这才是平凡而真实的世界。即使是悲，悲中也会有喜，而不会悲到极致，悲得那么彻底。
1
《平凡的世界》是1部“真正民族意义上的反思文学。”②它对浩劫这样1段历史生活进行反思，而不着意仅仅对1件事，1个人的批判。既然是反思文学，那么它批判的东西必然存在有不合理的方面，这种不合理的方面便酿成了那个时代的悲剧。
10年浩劫发展到70年代中期，它的灾难性的后果便暴露无遗。中国广大农村那种普遍的贫困已是1个谁也无法回避的问题。勤劳本分辛苦大半辈子的孙玉厚1家的光景仍然那么“烂包”；醉心“革命”的孙玉亭整天只顾趿着破鞋4处闲逛，不管家里人吃不饱，穿不暖的困窘，还经常死皮赖脸到哥哥家要“救济粮”……农村地区到处充斥着贫困与饥寒。
然而这又是1个酝酿变革，充满希望的年代。“4人帮”反动集团的覆灭，使中国大地恢复了1些活力与生机。而这个历史时代的特殊悲剧色彩，就表现在已进入新时期的人们，却依然受着极“左”思想的.桎梏，双水村的党委组织就是这样1个典型。双水村人以满腔热情迎接1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时，村里的党委组织看到了大势所趋，党支部书记为了显示对上级指示的拥护，也为了证明自己作为1个领导者的魄力，凭着个人英雄主义策划了大规模的炸山造田计划，不顾村里人的反对，武断地采取行动，结果却以悲剧收场……
1场变革势在必行。双水村这样1个贫困落后的小山村是中国农村社会的1个缩影。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从这样1个烂摊子起步，就应该从贫困这个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而不宜走苏联的老路。但由于长期受苏联模式影响，党内思想僵化，形成呆板的经验主义、教导主义，把本应实施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看作是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歪门邪道”，因而也就出现了如同双水村、石圪节公社出现的充满暴力的“劳教”农民的残酷作法。现实生活中的悲剧往往含有喜剧成分。在实行“劳教”过程中，由于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居然把疯疯癫癫只会说1句“世事要变了”的田2送去劳动改造。这实在让人啼笑皆非，但在这种喜的背后，蕴含的却是更深层次的悲。它让我们看到盲目干社会主义实际上反而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把这段历史引向悲剧。③
《平凡的世界》向我们展示了1幅历史性悲剧的画卷，真实而深刻地再现了中国在探索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所遇到的坎坷，预示着中国人民即将摘掉贫困的帽子。
建安时代文学中悲剧意识探源
【摘要】建安时代是社会**和政治黑暗的时代，但也是“人的觉醒”与“文学自觉”的时代，士人出于对无序、残酷的现实的感伤以及对自身生命的悲悼，创作出了许多沉郁慷慨、洋溢着浓重的悲剧气氛的诗文，深为后世推重，笔者认为这种悲剧意识以下三种来源：一是哲学思想方面的突破所带来的“人的觉醒”;二是文学的自觉;三是现实的生存环境的影响。
【关键词】建安士子;悲剧意识;推源
建安是我国文学十分辉煌的一个时期，通常所所谓的“建安风骨”主要就是在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风格特点，对这种文学风格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里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曰：“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由此可见，建安时代的文学作品中，蕴涵着强烈的悲剧情怀。笔者认为，这种悲剧意识主要有以下三种来源：一是人的觉醒;二是文学的自觉;三是现实的生存环境的影响。以下详述之。
一、人的觉醒
钱志熙先生在《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中有过这样的论述：“建安时期在思想史上介乎汉和魏晋之间，是由汉末经学和子学向魏晋玄学转化的过渡期;也是朴学向思辨哲学、浪漫哲学发展的过渡期。”，自汉武帝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思想被确立为汉代的统治思想。这套思想体系不但使人不敢对统治者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而且堵塞了人自由思考的空间，使人的存在真相被遮蔽，而抒发性情的文学精神同样遭到了长期压抑。
由正统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经学凭借皇权的大力支持，在汉代得到了长足乃至畸形的发展，终至演变为一种死板繁琐的哲学，但到东汉，它自身的痼疾便明显表现了出来，虽经统治者大力提倡，已难挽其江河日下的颓势。儒生们不再因循前言，自身从意识形态的枷锁里也得到了或多或少的解放，传统上与儒教相对立的道教也趁机抬头，“随着经学的繁琐化和经学意识形态的逐步衰微，道家思想为多数士人所接受”道教中蕴含的对功名利禄的蔑视，对道德教条的猛烈批判，对人自身生命的深切关注，对于日渐陵夷的意识形态无疑是种剧烈的震荡与瓦解。
建安文化正发轫于固化的意识形态的崩溃之后，在思想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个人的主体性得到了空前的彰显。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里提出“人的觉醒”说便是个明显的例证：“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简单地说来，就是人的觉醒。”伴随着人的觉醒，建安士人得以从两汉时期的神学迷雾里走出来，重新审视现实与人生。人不再是虚幻的“天数”所推演而成，“天人感应”下的一个机械的感应器，而是一个深知寒热，且歌且哭，面对现实和生命的苦难有彻骨之痛的活生生的个体。如果不能从意识形态的罗网里挣脱出来，认为一切都合情合理，任何苦痛不过是服从一道永恒的主宰一切的天命，建安士人恐绝难发出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等沉郁雄壮的悲凉之音了。
二、文学的自觉
在汉代由于思想的钳制，文学长期以来都是作为统治者教化的工具，为统治者歌功颂德，鼓吹皇权。即便有抒发性情，仗义执言的'作品，也是寥若晨星。两汉之际，伴随着统治秩序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危机的出现，士人思想取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在文学方面也发表了一些异乎正统的见解。但是这一时代的文学精神并未得到完全解放，“一直到东汉末年，许多文学家都在自觉自愿地以文学来为国家服务”。他们只是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文学，以“求实”的态度要求文学。比如“杨雄早年对汉大赋很热衷，仰慕司马相如，‘每做赋，常拟之以为式’(《汉书》本传)，但晚年认识到赋无益于讽谏，就悔其早作，并发表了一些对赋的批评意见，如说辞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又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这显然是是从儒家的实用立场来看待文学作品的。
直到建安时代，文学观念才获得了决定性的突破。“在文学观念上，曹丕突破了儒家‘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传统的诗教观念。”他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以气为主”“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比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陈琳称赞曹植的文章：“清辞丽句，焱绝炳焕”应认为艺与德紧密相连，君子应当兼而有之。对文学的特质均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与之相应，他们的创作都能抒发一己的真实性情，王粲在《登楼赋》里刻骨铭心的乡愁：“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曹操面对无限浩瀚的宇宙，在《步出夏门行》对短暂的生命和渺小的个体的深切悲悼：“神龟虽寿，犹有尽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只有文学精神得到解放，作家们才能写出如此富于悲剧意识的作品。
三、现实的生存环境的影响
东汉末年政治黑暗，时局动荡，跌经党锢之祸和黄巾起义的汉王朝统治秩序已然崩溃，迄至建安时代，天下已共苦战乱久矣。军阀的连年混战不但使社会凋敝，底层民众生灵涂炭，流离失所，就连“文人士子也命如蝼蚁，朝不保夕，难得自全。这种严酷的社会现实激发了曹魏统治阶层内心之慷慨悲凉。”，以便把自己的才华与哀思倾注其中，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中的名句：“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便真实地描写了汉末人民的劳役苦难，王粲在《七哀诗・其三》中的：“百里不见人，草木谁当迟?登城望亭燧，翩翩飞戎旗。行者不顾返，出门与家辞。子弟多俘虏，哭泣无已时。”等都是由目睹了战乱的惨毒，对生灵所抱有的同情而寄托在作品中的哀思。
再则长期的战乱使文籍散佚，礼乐流散。至于远涉偏远地区避难的文人学者就更多了，正如刘勰所形容的那样：“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面对这种景象，作为文化的中坚力量的士人群体，他们心理上所受的刺激，是后世人所难以想象的。”身处如此险恶的生存环境，这些深刻体验到心灵痛苦的建安士人唯有创造出与之相对应的艺术，才能摆脱掉精神上的重负，驱散弥漫在眼前的悲苦的愁云，因为“创造艺术是促使人们活下去的人生的补充和完成。”明乎此，那种深蕴在建安诗文中的悲剧意识在我们眼里便显得顺理成章了。
【参考文献】
[1] 刘勰. 文心雕龙[M]. 周振甫, 注.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2] 钱志熙. 魏晋诗歌艺术原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3] 王鹏廷. 建安七子论述[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4] 李泽厚.美的历程[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5] 孙明君.汉魏文学与政治[M] .商务印书馆,
[6]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 中国哲学史(第二版)[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7] 吴云. 建安七子集校注[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
[8] 傅亚庶. 三曹诗文全集译注[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
[9] 尼采. 悲剧的诞生[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
地理位置特点和优越性
1.东临太平洋，地势西高东低，东部南部雨水充沛，可以发展农业种植。
2.气候多样，南北相差5000多千米，东西跨越四个时区，地形多样，盆地，高原丘陵交错。形成各种气候类型，有利于物种多样性发展。
3.中国海岸线较长,有利于对外沟通交流和海洋渔业的发展。
4.北部海拔高,地势平坦,适宜畜牧业。
5.地域辽阔,矿产资源丰富,江河众多,水资源丰富。
中国疆域特点
1.面积广大，陆地面积有960万平方千米（还有37万平方千米的海洋国土、300万平方千米专属经济区）。在世界各国中，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是世界第三大国。
2.领土四至
最北端：黑龙江漠河以北黑龙江主航道中主线（多）
最南端：南海南沙群岛上的曾母暗沙（附近）
最东端：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汇合处（多）
最西端：新疆帕米尔高原（附近）南北跨纬度近，约5500千米，东西跨经度多、约5000千米，是一个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差异十分显著的国度。
【摘 要】金融交易产生两方面的结果，一是使资金在不同部门之间流动，二是各部门持有的金融资产和负债总量发生变化。
本文采用我国-《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金流量表(金融交易)中的相关数据，针对我国经济总体和各机构部门的金融交易状况以及结果加以分析，从而揭示部门之间的结构特征和部门内部的交易特征。
【关键词】金融交易;机构部门;金融投资
一、金融交易内容概述
金融交易，是指机构单位之间和机构单位与国外之间引起金融资产所有权变化的交易，包括与金融债权的产生和清偿有关的所有交易。
金融交易的类别主要有：通货、存款、贷款、债券、股票、保险准备金、金融机构往来、库存现金、准备金、中央银行贷款、直接投资、其他对外债权债务、国际储备资产和国际收支错误与遗漏等。
按融资方式的不同，金融交易还可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
直接融资主要有债券和股票，是企业、政府等从金融市场上直接募集资金，金融机构只提供发行销售等服务，不起资金的中间借贷人的作用。
间接融资主要是贷款，金融机构扮演了筹集资金和运用资金的中介角色。
金融市场通过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方式将分散在各个机构部门的资金进行调剂。
本文采用我国2010-20《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资金流量表(金融交易)中的相关数据，针对我国经济总体和各机构部门的金融交易状况加以分析，从而揭示部门之间的结构特征和部门内部的交易特征。
二、金融交易各项目特征分析
，我国金融资产和负债均比上年有所增长，但增幅却出现回落。
金融资产合计为430416.5亿元，比上年年增长29.37%，增幅却比上年下降了12个百分点。
其中国内金融资产的比重为96.7%，即占有绝大比重，净额达到416212.7亿元，比上年增长27.52%，增幅比上年下降了17.61个百分点;国内金融负债净额20390439.8亿元，比上年增长27.81%，增幅下降了30个百分点。
由于2010年金融负债净额的下降幅度远远高于金融资产净额。
由此得出净金融投资的增长幅度肯定大于上年。
资料显示，2010年我国净金融投资为25772.9亿元，比上年增长23.25%，增幅比上年增加了66个百分点。
而国外金融资产14020.75亿元，虽然只占全社会金融资产的3.3%的比重，却是的6300亿元的3.25倍;其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国内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国内存贷款等间接投资有所回落，证券投资增长快速
2010年，我国金融投资以存贷款为主，从资金运用方看，国内存贷款合计占全部国内金融资产的一半以上，是证券投资的5.8倍，说明我国目前的金融机构仍然以间接投资为主。
但与上年相比，存贷款的增加幅度有回落趋势。
我国国内存款交易流量为130024.7亿元，比上年下降了1.78%，国内贷款交易流量为130662.2亿元，比上年下降了1.58%，而证券投资增长快速，2010年证券投资39202.9亿元，比上年增长32.51%。
2.国内直接投资继续增长，速度平稳
2010年我国在国外直接投资金融资产为4071.9亿元，比上年增加1072.90亿元，增长率为35.78%，比上年增加了7个百分点。
从数量上看，我国直接投资在金融交易项目中所占比重不到百分之一，作用微乎其微。
3.国内其他金融资产流量增长迅猛
国内其他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准备金、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国际储备资产和其他净资产等等。
2010年银行准备金33260.8亿元，是上年的2.89倍，在国家持续上调准备金利率的政策下，银行准备金流量增长迅猛。
此外2010年国内金融资产中产生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一项，来自于企业部门，共46692.0亿元。
2010年我国储备资产总额为31934.4亿元，比上年增加4718.37亿元，增长率为17.33%，虽然近年来国际储备资产的增长有所回落，由于国外在我国的直接投资的大幅度上升，储备资产仍然存在不断增长的势头。
4.国外金融交易中直接投资额增长势头迅猛
2010年，国外在我国的直接投资额为12529.0亿元，直接投资净额(国外在我国的直接投资减去我国在国外的直接投资)8457.14亿元，与上年国外直接投资净额2342.0亿元相比，增长了2.6倍，而20我国直接投资净额仅为2342.0亿元，是的三分之一，是投资的低谷年份。
2010年我国经济复苏，对外交易发展正常。
三、各机构部门金融交易特征分析
2010年，我国国内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机构部门、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的金融资产净额分别为102863.5亿元、225547.2亿元、19539.3亿元和68262.8亿元，各部门金融资产的比重分别为24.71%、54.19%、4.69%和16.40%，金融机构部门是持有金融资产净额最大的部门，这是由金融机构的金融中介地位所决定的。
然后依次为非金融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政府部门的金融投资在全社会所占比重最低。
从净金融投资的部门结构看，以上四个机构部门净金融投资分别为：-15122.6亿元、-2438.5亿元、5619.0亿元和37715.1亿元。
这说明住户部门是最大的资金盈余部门，在我国政府部门也成为资金盈余部门，而非金融企业部门则是最大的`资金短缺部门，2010年金融部门首次从盈余转向短缺。
但从全社会看，我国国内资金继续保持盈余，2010年盈余达25772.9亿元，比上年的20911亿元增加4861.9亿元，增长23.25%，与前年比却有所减少，下降5523.1亿元。
这说明我国跨过了经济低谷的年，经济开始转暖，国内资金比较充足，而且还反映2010年的储蓄大于投资，国内资金流向国外，即国外资金是在净利用国内资金。
各机构部门内部表现为以下几个特征：
1.金融机构部门资金首次由盈余转为短缺，且下降幅度比较大
金融机构部门近三年来净金融投资盈余一路下滑，从208490.0亿元，2009年的2066亿元，到2010年出现资金短缺，为-2438.5亿元，比上年亏损4545.55亿元，下降了2.18倍。
究其原因最大的理由是由于国家政策不再向金融机构倾斜，国家持续调高银行准备金利率，且在一定程度上放开了利率幅度，竞争加剧，使金融机构经营效益下滑，2010年作为资产的存款减少，仅为3461.7亿元，比上年下降了7%，而作为负债的存款达到130662.2亿元，虽然比上年有所回落，但与前年比则增长了70%，这两年居民储蓄存款额达到新高，是由于国家出台了房地产调控政策，老百姓缺少投资渠道等原因所致。
仅仅这一项使金融机构净亏损-127200.5亿元。
2.住户部门资金盈余持续稳步增长
2010年住户部门资金盈余为37715.1亿元，比上年增加7466.82亿元，增长率为12.28%，增幅比上年提高2.28个百分点。
住户部门是资金盈余的大户，其持续增长为全社会尤其是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资金筹措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3.非金融部门资金缺口有所缩小，基本面向好
2010年非金融企业部门全年资金缺口为-15122.6亿元，比上年缩小10203.4亿元，下降36.53%。
非金融企业资金缺口的缩小，说明了我国经济转暖，宏观经济运行良好。
4.政府部门资金盈余，但增长幅度有所回落
2010年政府部门资金盈余为5619.0亿元，与2009年的8264.0亿元相比，减少2645亿元，增长率为-32.01%，即盈余缩小了三分之一。
数据显示，2010年政府部门金融资产净额19539.3亿元，基本全部是银行存款，而金融负债净额13920.3亿元中，70%是政府发行债券所致，与上年相比多发行债券等1554亿元。
这说明近两年国家要求政府部门厉行节约的政策已见成效，虽然财政的债务负担很重，但是大量的银行存款足以抵补巨额的债务。
参考文献：
[1]联合国，等.国民经济经济核算体系1993[M].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译.1993
[2]王德发，等.国民经济核算概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3]高敏雪.国民经济核算原理与中国实践[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李贺诗歌中悲剧意识的成因
李贺诗风独特，他以一个苦闷者的身份作着苦闷的诗，诗歌大多浸润着浓厚的悲剧意蕴。
源出于西方悲剧艺术的悲剧意识拓展到所有的艺术门类中可以概括为：对现实悲剧性的认识和对现实悲剧性的一种文化把握。中国是诗的国度，而纵观中国的诗歌史，在自己的诗歌中完整地描绘出自己的“生命悲壮性”的恐怕只有屈原和李贺二人了。与屈原不同，李贺一生所留存的二百多首诗歌中，干预现实政治的诗歌屈指可数，他更多的是在写心，抒发自己无人提携的苦闷、无人理解的忧愁，王世贞说：“李长吉师心，故而作怪。”[1]李贺诗歌中怪异的想象、独特的意象营构及其所体现出的凄艳诡激的诗风其实是他内心苦闷的写照。
一、由对自我才华的自信和家世背景的自豪而产生的自负感
李贺对自己的才华是相当自信的，他相信自己既有奔赴战场为国效力的才能，又有如屈原一般的文学天赋，他在自己的诗歌中不断宣扬自己，期望能够得到有德有才之人的赏识。他相信自己能够在战场上建立一番功业，从而不辱自己“唐诸王孙李长吉”的高贵地位：“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南园》其五);“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雁门太守行》);“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致酒行》);在得遇韩愈和皇甫慕名造访的时候，李贺觉得自己大展宏图的机会来了，昂扬之情溢于言表：“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高轩过》)。可以说，李贺终其一生都在等待着有识之士的提拔，渴望着能为国效力，以不辜负自己“壮士”的良好身体条件和“皇孙”的显赫家族地位。
虽然李贺人生的终极目标在建功树勋、施展自己的军事才能，但这并不代表他不看中自己在文学上的天赋。“斫取青光写楚辞，腻香春粉黑离离。无情有恨何人见?露压烟啼千万枝。”(《昌谷北园新笋四首》(其二)可见李贺对自己诗歌无人赏识的状况是很痛心很介意的。
除了自己在诗歌上的天赋和从未得以付诸实践的军事能力，另一大令李贺时时引以为傲的就是他自认显赫的家族背景了。
李贺是李唐王朝宗室的子孙，“系出郑王后”[2]。作为宗室后裔，他自视甚高，在诗中一再以“皇孙”、“宗孙”、“唐诸王孙”称呼自己，希望致身通显，获得较高的地位和享受。如《金童仙人辞汉歌》的序中，李贺如是写道：“魏明帝青龙九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在《唐儿歌》的.结尾，李贺直接提醒世人道：“莫忘作诗人姓李”。毫无疑问，李唐后裔这一特殊的身份地位是很被李贺所看中的，因为这是他优于那些平民百姓的地方，也几乎是家境贫寒而地位低微的李贺唯一可以藉以致身通达的救命稻草了。因此，他很以这一身份为傲，在诗歌中一再地提及自己高贵的血统，以期获得心理的满足和物质的利益。
二、因生理原因和家族现状而形成的沉重的自卑感
李商隐《李长吉小传》是这样描述李贺的长相的：“李贺细瘦，通眉，长指爪。”李贺自己的诗歌中也有对自己外貌的描写，如在那首著名的抒写心志的《高轩过》中，李贺即称自己是“庞眉书客”，此外还有“巨鼻宜山褐，庞眉又苦吟”(《巴童答》)、“长眉对月斗弯环”等。长眉巨鼻，毛发稀疏，指长体瘦，李贺的外貌确实有点让人不敢恭维。此外，李贺的身体状况也很差。他自幼体质羸弱，在药物的陪伴下长大。“虫响灯光薄，宵寒药气浓”(《昌谷读书示巴童》)，“泻酒木兰椒叶盖，病容扶起种菱丝”(《南园》)，他甚至开始自嘲“病骨犹能在，人间底事无。何须问牛马，抛掷任枭庐”。常年的生病吃药很容易磨损一个人的锐气，何况是李贺这样一个志存高远的有志青年，孱弱的身躯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他的斗志，增强了他的自卑感。除了相貌的与众不同和身体的羸弱，造成李贺自卑心理的还有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早衰的气质。“日夕著书罢，惊霜落素丝”(《咏怀二首》其二);“终军未成传，颜子鬓先老”、“思焦面如病，尝胆肠似绞”(《春归昌谷》)。早衰的征兆在李贺的心中激起的是一种强烈的死亡预感，他不可能像同龄人那样将死亡看作是一件遥远的事情，因为病痛随时可能夺走他的生命。这对任何一个年轻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心理煎熬，何况是李贺这样一个生性敏感脆弱的人。
我们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可是李贺连最基本的“革命”的素质都不具备：形象不佳、体质羸弱、未老先衰。这些与生俱来的缺点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因此他常常是自卑的，不与人交友，稍遇挫折即唉声叹气，他的诗歌也大多自己意欲与世抗争而又无法抗争的事实，渗透出浓厚的悲剧意蕴。
前述，李贺“系出郑王后”的王室后裔身份很令他自豪，但就这一点来说，李贺其实是有着双重情感的。在《宗室世系表》里，根本看不到李贺家里任何一个人的名字，这说明李贺这个“郑王之后”可能只是当初郑王的一个庶出分支，且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已家道中衰，和显赫的李唐王室越来越疏远，以至沦为一介平民了。要不然，李贺的父亲李晋肃也不会只做过“陕西令”这样的小官了。这些李贺不会不清楚，只是，对于一无所有的李贺来说，“王室宗孙”的身份已是他能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所以，没落贵族的身份让李贺又自豪又自卑，在他不断宣称自己“皇孙”、“宗孙”、“唐诸王孙”的身份的时候，隐藏在慷慨激昂的文字背后的，是一颗自卑而又落寞的心和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哀。李贺王室宗孙的家族背景实际上并未给他的仕途和生活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相反，由于顶着贵族的头衔而长期无人提携，李贺的宗室情节反倒成了他一生挥之不去的沉重心理负担。
三、自卑和自负两种情感无法平衡下生出的苦闷感
李贺的情感世界是复杂而不平衡的，一方面，他自我尊崇，要求确立个人的独立品格;另一方面，他又常常顾影自怜，想得到别人的提携和保护。在自负和自卑这两个极端中间，他始终没有找到真正的平衡。正如学者所评价的：“生活越不如意，越想象。而想象超越现实，反衬现实越凄苦。这样连锁式的反应，使李贺陷入愁苦，无法自拔。”[3]因此，李贺常常是苦闷的，袁行霈先生甚至直称李贺的创作为“苦闷的诗歌和诗歌的苦闷”：“李贺是一个苦闷的人，他的诗歌主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抒写内心的苦闷。他的诗歌艺术，一言以蔽之就是苦闷的探索。只活了27岁的李贺，以他一生的苦闷，在诗歌艺术上做出了新的突破”[4]。
自负和自卑的情感无法平衡，催生出了李贺苦闷的情绪，这种情绪发而为诗歌，常常是语带激愤的：“病骨犹能在，人间底事无。何须问牛马，人间底事无”(《示弟》);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开愁歌》)。他的诗歌还常常透露出日暮途穷的凄凉感：“镜中聊自笑，讵是南山期”(《咏怀》二首其一);“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将进酒》)。虽然李贺也有一部分抒发意欲建功立、实现人生抱负的诗歌，但显然，此类充满着苦闷和不满情绪的诗歌占据了其诗作的大半壁江山。王世贞曾说：“李长吉师心，故而作怪”(《唐音癸签》卷七引)，李贺就是太注重自己的内心感受了，时时处处都在抒写自己的心志，将自己的内心感受不加选择地全部倾注到笔端，从不考虑这样做是否合适。在他看来，诗歌最重要的功能就在于写心，否则，他的诗歌在后世也不会引起那么多命运之士的共鸣了。
一、关于宿命的悲剧意识
宿命，即前世之命运。古希腊的“服从命运”，儒家的“畏天命”，道家的“委天知命”，都是宿命论的观点。朱光潜认为，宿命观就是对超人力量的迷信。认为这种力量预先注定了人的遭遇，人既不能控制它，也不能理解它。悲剧感与宿命论密切相关，可以说是人类对恶的根源所作出的原始解释。
碧溪岨的白塔下,老船夫的外孙女翠翠,爱上翠翠的天保、傩送两兄弟,天保死了，傩送走了,翠翠又如自己的母亲。优美的地方,优美的故事,伴随着悲苦的命运。从小说的结尾就可看出作者所表露的对不可知命运的压抑。翠翠的爹、娘、大佬和爷爷一个个死去,爱她的二佬又生死未卜。老船公一家人的不幸就是这一家的命。翠翠如母亲的悲剧命运并未得知。一切只能听凭“明天”那无法预知的宿命。沈从文在其他作品中也透露着一种宿命的悲观,无奈的孤独和忧伤:《旅店》、《萧萧》、《菜园》、《贵生》、《烛虚》、《潜渊》、《长庚》、《生命》、《七色餍》……都埋藏着命定和偶然，情感和理性。为什么会这样?作者自己曾这样说:这或许是属于我本人来源于古老民族气质上的固有弱点,又或许只是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应现象。两者结合起来就知道了沈从文为什么执著于生命又困惑于命运。沈从文不断遭遇亲友的`死亡,这些美丽生命的消逝震动着沈从文的生命世界,导致了他强烈的宿命意识。而这种宿命意识，使得沈从文小说中的悲剧意识更加丰富。
二、关于爱情的悲剧意识
许多人都认为沈从文是在《边城》中唱着一曲现代牧歌，而在这样一个美好的世界里是没有悲剧的。也有评论者很早就指出在作家讲述这个优美的故事时，背后隐藏了深深的悲哀。
翠翠母亲与一戍军士从在山间溪头用歌声互诉衷肠到私下相爱，直到孕育出爱的结晶，仿佛是一个古老而优美的爱情传说。但最终的结局却是一个令人哀悯的悲剧：军士服毒自杀，她在小孩出生之后也随之赴死，留下一个“可怜的孤雏” ——翠翠。这个令人黯然神伤的爱情故事，成为老船夫的一块心病，他一直在为自己当时的疏忽感到愧疚和忏悔。这个故事通过较为隐蔽的情节设计，充分表现出了 “背后隐伏的悲痛”。[1]
沈从文将客观存在于湘西世界的悲剧性事件和具有悲剧意味的人物写入作品的过程中，总是融入了自己对这些人事以至于整个生活的主观感受和判断。他的早期作品中的悲剧意识还是比较孱弱的。直到1934年的《边城》，悲剧色彩变得十分鲜明。天保不幸意外溺水而亡，傩送悄然远走他乡，老船夫在忧虑中死去，小白塔于雨夜中坍塌，只剩下翠翠孤零零地守着渡船，守着那份“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2]的希望。相较于以往大多数作品中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小说最终以翠翠翘首企盼情人归来，恰好是作家爱情悲剧意识的凝结。正是因为作家悲剧意识的强化，才直接导致了作品中爱情悲剧意识的强化。
三、关于人性的悲剧意识
在沈从文湘西题材的小说中，对完善人性的赞美与对其简陋一面的批判构成了其小说的人性悲剧。小说中的冲突很多都是来自善良本身。在人们美好善良人性的背后，人的生命是一代又一代极其相似却又无奈的毫无意义的循环，这造成了生命价值的丧失和意义缺损，在沈从文看来，这正是湘西因为人性的简陋才衍生出来的善良的难以抗拒的悲剧。人性的简陋使其需要复杂化，但不适当的复杂却也会造成悲剧，这便是《边城》中所体现的人性的悲剧意识。
老祖父带着对女儿的愧疚，对孙女的婚事格外慎重，于是他“指挥”着天保、傩送兄弟又是车路，又是马路地忙个不休。在人性的自然之中，因为夹杂着心机，于是他绕来绕去，不把话说清楚，一会儿对翠翠讲“假若那个人还有个兄弟，想走马路，为你来唱歌，向你攀交情，你将怎么说?” [3]使得本来就懵懂的翠翠更搞不清那将她浮起来的美妙歌声来自哪个。完全相反的表达让傩送也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在一个淳朴自然的世界里，在一群率真直爽的人中突然有了这么一点心机，使得大家都沟通困难了。或许仅凭两个能说出“老伯伯，你翠翠长得真标致，像个观音样子”[4]、“伯伯，你翠翠像个大人了，长得很好看!”[5]的年青人，早就向翠翠表白了。然而在这点心机之下，兄弟俩开始了一种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文明的竞争方法——赛歌。或许这样也是可以的，但弟弟的代唱使得一场严肃的爱变成了不严肃的游戏，而这一切使得翠翠总是云里雾里，做不出回应。就这样三个爱着翠翠的男人因为那一点点心机，让这个女孩子收获不了爱情。
沈从文理想的人性是融古典热忱与现代理性为一体的、坚韧朴实的人生。从湘西步入都市，使他深感古典热忱的陨落，人性的闪光点就成了缺乏古典热忱的都市的镜像，同时，现代理性也应成为古典热忱能够参与人性完善的指导，在他的人性观念中，不管是古典热忱或现代理性，如果不能达到完美的结合，都将是残缺的。因此，在他笔下，情感与理性常处于冲突状态，情感使他把边城人的美善以梦幻形式表达出来，强烈的悲剧意识让这种人性的美善最终以悲剧收场。
老舍小说的悲剧意识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风云变幻的时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成了现代文学的重要描写对象，老舍是继鲁迅之后又一位直面惨淡人生”批判民族劣根性的作家，他将平民意识”文化启蒙”人道主义关怀融合起来，通过市民生活的书写，展现了20世纪中国的众生相。老舍以细致入微的笔触描写了普通市民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抒写了脆弱的生命被生活重压撕裂的痛楚，揭示了生活的悲凉”社会的黑暗和人性的异化，其小说中折射出浓郁的悲凉意味。
一、普通市民的生活悲剧
在现代文学史上，每个作家都有独特的题材领域和对象世界，老舍以市民阶层和市民社会为关注对象，展现了普通市民的悲惨遭遇”贫困生活和精神麻木，”在现代作家里边……也最让人感到恐怖的是老舍”。底层人民与他们的生存环境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他们有着最强烈的生存欲望，却无法选择自己的生存环境，也无法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他们越辛苦劳作就生活得越艰难，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饿肚子。老舍小说中女性的命运最为悲惨，”那些妇人们，既得顾着老的……她们浑身都是病，不到三十岁已脱了头发……”，她们的生活需求就是吃饭穿衣”结婚生子，根本没有人生理想和价值，于是这些不幸的人们陷入低贱”荒唐”可悲”愚昧的生存状态之中。《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被父亲卖给军官，后来她又被军官抛弃，只能靠做暗娼挣钱，养活两个弟弟和父亲。《离婚》中的十三妹在 14岁时就成了妇人，到19岁时已被卖了好几次，只要她听见洋钱响就知道自己又要被转卖了，她不知再被吴太极卖给谁，因为对她来说男人都是一样的，她时刻准备着接受侮辱。在老舍的小说中，男人们也忍受着剥削与侮辱，他们拼命劳作，却难以养家糊口，生活悲剧就像黑夜一样笼罩着他们，灾难”贫穷”屈辱”绝望” 灾难等像毒蛇一样缠绕着他们，在生活的重压下生命失去光泽，这些苦难的人只能默默忍受苦难的生活，在贫穷和苦难中默默死去。例如《骆驼祥子》中老 马的儿子去当兵，一去不复返，他和孙子拉车维持生计，后来孙子得了重病，没钱买药治病，老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孙子病死在自己怀里。
悲剧意识是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产物，是人类对苦难现实”不幸命运的正视与抗争。老舍小说的悲剧展现了一种动机与结果完全相反的生活悖论，主人公力求改变贫穷的处境，他们忍受着痛苦和不幸勇敢追求，拼命抗争，却越陷越深，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骆驼祥子》中的主人公祥子的命运悲剧是老舍悲剧意识的集中体现，祥子是一个老实本分的人，他心地善良，年轻要强，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他一生有两个愿望。第一是买辆人力车，做个自食其力的车夫。为了实现这个梦想，祥子节衣缩食，像永不停止的陀螺一样拼命赚钱，在攒够钱后他买了一辆人力车，却连人带车都被乱兵掳走;当他逃出来之后，又开始攒钱买车，但钱却被孙侦探敲诈去了;娶了虎妞之后，倔强的祥子仍坚持拉车养家，乖张蛮横的虎妞不得不让步，给他买了一辆车，但在虎妞难产死后，祥子不得不将车子再次卖掉为虎妞料理后事，至此，祥子买车的理想彻底破灭。祥子的第二个愿望是假如生活过得舒服些，他一定要到乡下娶个”年轻力壮”吃得苦”能洗能做的姑娘”。为了实现这个愿望，祥子严格约束自己，绝不放任自流，但在经历了虎妞难产而死”小福子自杀等生活厄运之后，祥子彻底绝望了，他变成了没有灵魂的空壳，变成了失去自由意志和美好品德”游荡于尘世间的行尸走肉，”将就活下去就是一切，什么也无须想了”，他脑子里”生死界限已不甚分明”，”他吃，他喝**预备着到乱死岗子去”，”体面的，要强的**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人与生活的抗争不仅体现为生命的顽强抗争，而且表现为生命活力遭遇毁灭和人生理想的彻底破灭，祥子以最大的努力换取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但无尽的黑暗使他无法操纵自己的命运，连连遭遇挫折，受到非人的屈辱，这无疑是对人生和社会的最大嘲讽。
二、知识分子的精神悲剧
个体生命自由是老舍一生的执着追求，他的重要人生抉择都是自己做出的：为了求学他瞒着母亲考取师范学校;为了追求婚姻自由，他违背母亲愿望退婚;为了实现写作理想，他忍受着生活困顿和各种挫折磨难**可以说，老舍始终将精神自由”价值追求等作为小说创作的重要主题。老舍小说塑造了许多觉醒的知识分子形象，如《老张的哲学》中的老李”《新时代的旧悲剧》中的宋凤贞”《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等，他用细腻的笔法生动地展现了知识分子在追求人生价值过程中的矛盾”动摇”幻灭”挣扎。小说《老张的哲学》中的王德”李应”李静等人为追求神圣的爱情苦苦挣扎，在冷酷的封建礼教面前又不得不屈服，或选择逃避，或永远沉沦下去。《老张的哲学》中陷入”婚姻围城”的老李想离婚，但在张大哥的劝说下又不得不将家眷接到北京，”为太太，他得活着;为责任，他得活着，即使是不快乐地活着”。他不爱李太太，但又不敢离婚。他暗恋马少奶奶，幻想和她在一起，但随着马少爷的归来，幻想彻底破灭，最后老李携带家眷逃离了北京，到了远离人世的”世外桃源”。这种冲突不再是简单的社会冲突，而是人物与时代环境的冲突，或人与人的性格和理想不能相容。
在小说《四世同堂》中，祁瑞宣受过良好教育，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痛恨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却不能担当救国救民的大任;他憎恨汉奸走狗缺乏民族气节，却只能在沦陷区里苟且偷生。在祁瑞宣身上展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有理想，多思虑，辨善恶，但缺乏果断与自信”，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他们是清醒的智者，也是不敢或不愿改变现实的弱者，脆弱”多思”犹豫等弱点决定了知识分子不能成为变革社会的主流力量，只能在世俗生活中苟且偷生”消磨生命。从知识分子自身来说，他们也处于新思想和旧观念的冲突中，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旧观念，也无法逃脱封建礼教的藩篱，只能在痛苦的清醒中滑入痛苦的深渊。可以说，知识分子的悲剧比普通民众的悲剧更具艺术震撼力，因为底层市民是在愚昧和麻木中走向死亡，而知识分子有思想却堕于行动，只能在痛苦的清醒中陷入无尽的深渊。
三、人性异化的社会悲剧
“日常生活中有一种悲剧性**但把它表达出来却并非易事”，老舍从人性弱点入手探究人性的悲剧，揭示了缺少生命尊重”缺乏人性关怀的存在状态。小说《邻居们》中，明家纵容孩子破坏邻居杨家的花草”葡萄，杨家礼貌地与明家交涉却毫无效果，反而使明家更加猖狂和肆无忌惮，愤怒的杨家用砖头砸坏了明家的玻璃，最后以杨家收拾花草”明家修补窗户而不了了之。老舍用明家和杨家的'故事揭示了一个生活悖论：在野蛮面前，所有文明的方式都是苍白无力的，只有以暴制暴，以牙还牙，才能解决问题。在《骆驼祥子》中”，杨宅用人，向来是三五年一换的**只有张妈，已经跟了他们五六年，唯一的原因是她敢破口就骂**”，”破口就骂”成了人与人沟通的方式，这无疑是人类文明的悲剧。
在表现生活悲剧时，老舍没有从阶级对立入手，而是深入地探究了人性异化的历史原因，他笔下的社会群体没有被统治阶级压迫致死，而是在封建意识的禁锢下和贫困的生活状态下精神变态”人性异化，他们的内心焦虑”空虚”绝望，将老婆”孩子”儿媳妇等更弱的群体作为发泄对象，疯狂地侮辱这些更弱的群体，如《骆驼祥子》中的二强嫂常被丈夫打骂，后来被丈夫一脚踹成瘫痪，终致死亡。在现代作家中，老舍继承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继承了鲁迅所批判的”看客意识”——”大鹰为国殉难，猫人们看挂在城头的大鹰的头，居然挤死许多人”。《柳家大院》中，大院里的居民们麻木”愚昧”冷酷”自私地活着，他们看着小媳妇被石匠丈夫虐待致死，无动于衷，在这个群体中有悲剧的制造者”旁观者”纵容者，却没有悲剧的终结者。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唯有鲁迅与老舍锲而不舍地改造着国民性，鲁迅从旧阵营中冲出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以现实主义手法深刻而传神地刻画了国民的灵魂，发出了反封建的呐喊。而老舍站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以母亲式的温柔观照了普通市民的生活，怀着强烈的爱与恨洞察了生活和社会的悲剧，透视了国民的劣根性，捍卫了生命的价值与尊严。
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识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个谜一样的作家，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她奇迹般的以令读者耳目一新的“传奇”小说和“流言”散文而成为上海沦陷区新起作家中最耀眼的一位。她的小说集历史与现代，文明与野蛮，善与恶，新与旧，雅与俗于一体，构成了一幅雅俗共赏的艺术画卷。
一、满目疮痍的人性世界
我们从张爱玲的作品中看到的是她的彻底的悲观主义，挥之不去的悲剧意识。她为我们述说着一个又一个带着浓重悲凉色彩的故事，用她近乎冷酷的方式为我们呈现出一个麻木荒凉的世界，刻画了有着丑陋内心的世间伪君子和被畸形的社会所毁灭的女性，揭示了人生的孤独漂浮和生命的虚无幻灭。
在张爱玲笔下的不同阶层的人物，都有着缺失的人性，心灵仿佛久久照耀不到明媚的阳光，从而散发出一股湿腻腻的、令人作呕的臭味。这些人的心是那么的阴暗，心房上长满了厚厚的深绿的苔藓，早已寻不见那鲜红的，热血的，澎湃的心脏。
(一)建立在亲情上的人性废墟
亲情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是温馨而温暖的、能触及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但是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亲情被颠覆了，被分解成人类自私、残酷和虚伪的个体。在她的笔下，很少见到人伦亲情的温馨，温暖的颜色已经被人类最阴暗残忍的黑暗面所掩埋。满目的凄凉和凋落，惊心的算计与阴谋，构筑了废墟一样的亲情世界。《十八春》里的亲情沦丧可谓表现到了极至，曼璐为了自己的利益，居然狠心设计让自己的妹妹曼帧落入祝鸿才的虎口，促成祝鸿才强暴了曼帧后，又将妹妹曼帧锁在屋中，临死前还以自己的病为由求曼帧嫁给鸿才照顾孩子荣宝。曼帧由于曼璐的残忍绝情和陷害，陷于无尽的痛苦与绝望之中，曼璐把曼桢的牺牲当作对她以前为供养家庭、被逼做舞女的一种回报。
(二)男权世界的伪善和崩塌
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是丰富多彩的，无论是封建没落家族中精神残缺委靡的男性形象，还是灵魂扭曲、病态的男性形象，大都崇尚金钱、玩弄女性，庸俗卑琐、昏聩无能，他们都寡于情、陋于质、趋于利。作者对他们又恨又同情，又嘲讽又怜悯。男权社会中的男人有着对一切主导的力量，他们有着超乎常人的冷静的理智的思考，而这样的理智，却让人不寒而栗。他们的这种理智都用在对女性的所谓的传统妇德上。张爱玲作品里处处都充满了这样的人物形象，《小艾》里蓄娼养小、骗太太钱财、做无耻汉奸的席五老爷;《倾城之恋》里“狂嫖滥赌，玩出一身病来”，又骗光妹妹钱财的白三爷、白四爷以及已逝的、把白家带入破落境地的白老太爷;《琉璃瓦》中自私自利，为金钱、权势以女儿的幸福作筹码的姚先生等等。张爱玲写透了男权社会中的男性精神的萎缩和精神生命的死亡。她笔下的男性世界是一片倒坍了的废墟，飘荡的是荒凉的人性。
二、对人生虚无、渺茫状态的感悟
张爱玲的悲剧意识还体现在对生命的体验和观照上，她的小说处处穿透着一个失落的人生感悟，痛苦与不安是人生世界的永恒主题。从五四自我解放的母亲到自甘堕落的'传统父亲，张爱玲面对着历史的断裂而无能为力。在面临香港陷落前途被断送之时，她尝到了生命里从未有过的荒诞，那种感受正是来自城堡刹那间变成废墟的虚无感。张爱玲在疲于奔命的追逐，却换来了一场虚无之后，她看清了历史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挤压和冲突。
《等》中的奚太太、童太太她们一生都在等，在“等”中，消耗了她们的青春，消耗了她们自己，《创世纪》中年老的紫薇靠典当嫁妆来维持全家的生计，贫困、孤独、子孙的不孝，使她只能无奈的感叹世界的寂寞。张爱玲作品里的人物生亦何欢，他们生命中流淌着痛苦的漩涡，生命指向了虚无，渺茫和琐屑。
三、小说中色彩语言的应用及其悲凉意蕴
张爱玲被称为“四十年代洋场社会的仕女画家”，她以其独特的审美感受，通过新颖独创的色彩描写和丰富雅致的语词运用，表现了大都市的光怪陆离和风情万种。色彩之于她，是绚烂至极，是灰暗极甚，再艳丽的红花绿柳搭配其身，是掩盖不住的凄冷与哀婉，再黯然无味的低调隐匿，是倾泻而出的高贵与典雅。在她的小说里，自然景物，如月亮、花草、树木、风、雨，并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在强烈的色彩对比和光影变化中，随人物内心的波动而设计。小说的“颜色”是视觉化语言，曲折有致的叙述流程中，漂浮着妩媚的花朵，那就是意象。
《沉香屑——第一炉香》，薇龙受乔琪引诱的那夜，月亮是一团蓝阴阴的火，在湿热的午夜荧荧的跳动。我们感觉到薇龙仿佛置身于深夜的坟场，危险、恐怖，令人毛骨悚然。蓝月亮不仅渲染了环境气氛，而且暗示出薇龙在情场上的危机。 张爱玲用她独特的色彩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幅色彩浓重的画卷，带给我们的是那个世界所独有的犹如油画般厚重的心情。
四、悲剧之源
在20世纪中国的女作家中，张爱玲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她生于一个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家庭，却在晚清贵族彻底衰败的年代，张爱玲亲身目睹了父母两个大家族的衰败与瓦解，并且切实的感受到了战争的威胁。这一切在她的早期生活中留下了创伤性的体验，这些深刻的经历在她心里烙上了乱世的悲鸣，使得她的思想里有着根深蒂固的伤感。
张爱玲父母感情不和终致离异。她便和父亲、继母生活在一起，受尽了他们的欺凌和侮辱。张爱玲的童年是在父爱母爱稀薄的时空里度过的，父母给予她的不是温暖的爱，而是旧家规的威严和新时尚的束缚，敏感内省的张爱玲心灵自小就落下了落寞的阴影。这些经历使本来性格就内向的张爱玲更趋于孤独哀伤，加上她的聪慧多思，更使张爱玲对人生持一种深不可测的态度，且永远抹不掉心底深处的悲哀。张爱玲在一个隆冬的夜晚，从那充满腐朽气味的旧家庭逃走，并再也没回去过。这一切深深的影响了她。张爱玲变得敏感，沉静，庄重而忧郁，过早地接触了社会，认识人生，这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浓郁的悲观气质，她的第一部习作——七岁时所写的小说——便是一个悲剧故事，这也使得她从此珍惜人世间一切可品尝到的舒适，并在品尝的同时仍抹不掉心底深处的悲哀。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和香港，是当时中国最为殖民化的地区，最腐朽的封建礼仪和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同时存在，就在这个特定时期和特殊的环境里，张爱玲找到了表现人生琐碎、平庸、苍凉、绝望的机会，通过极致扩大人性的黑暗面描写诠释了乱世给予这个女子的影响。透过表面看似华丽、热闹非凡的生活，张爱玲看到了现实世界的冷酷无情，情感世界的千疮百孔，恶劣贪婪的人性，朝不保夕的凄苦人生，人类文明渐渐的衰落和灭绝。无法消除的虚无与绝望笼罩了张爱玲的整个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学观，使得张爱玲的作品深深地烙上了无法超脱的悲剧意识。
谭恩美于1995年出版的《百种神秘感觉》(The Hundred Secret Senses, 或名《百种隐秘感官》)可以说是她的又一成功力作,并且是创作中的又一新尝试。在这部小说中,她以高超的叙事技巧、跌宕起伏的情节再次把读者带到亦真亦幻的虚拟世界。小说主人公婉(Kwan)被看作是具有原创性和成功的人物塑造,《纽约时报》的Claire Messud对她的评价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创造”(a memorable creation)(Messud, 1995: D11)这一次,谭恩美不像以往的小说中把故事的中心放在母女关系的处理上,而是转移到了婉与她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奥莉薇亚的关系上。并且故事并非像以往谭恩美的小说结局多以主人公“大团圆”画上句号,充满理想色彩,如《灶神妻》和《喜福会》结局都是以母女矛盾最终和解为结局。而《百种神秘感觉》最后以婉的失踪为结局,这样的结局一反她以往的创作风格,具有典型的悲剧意识。
婉是小说悲剧的主角。婉的母亲,李澄,按照贝蒂阿姨的说法,年青时是露天市场里卖田鸡的农家少女。奥莉薇亚的父亲当时娶了她也是“因为他不得不”。婉之所以可以到美国来是因为生父在临终前受前妻鬼魂的托付而为之,否则“死后有恶报”。可以说婉的出身充满悲剧色彩。所以,这一主角的塑造,符合中国悲剧创作中悲剧人物不“高贵”的特点。
婉在奥莉薇亚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妹妹的守护者的角色。她的特异功能——阴阳眼,与鬼魂交流的能力是小说结构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可是,最开始,她的这些特异功能并没有给她带来好运。她最开始给人的印象,按照奥莉薇亚的描述,就是粗陋,甚至让人讨厌。如“古怪的老妇”,“一点也不害羞”,“灰暗土褐色的连身衣裤”,看到奥莉薇亚一家的时候,“丢下包包,挥动双臂并吼叫道: ’’哈——罗!哈——罗!’’边喊边笑,她呼叫着蹦跳前来,就像我们家新饲养的那只狗”。由于奥莉薇亚的告密,婉的通灵功能被看作是心理障碍,并被强行施以电疗,电疗后一头乌发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阴阳头,使她看上去像是“在大街上被车辆碾压过的动物”。而等她的头发重新长出来的时候“像英国小猎狗的毛般钢硬耸立”。这些描述实际上是对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丑化。她的到来使得她的同父异母的妹妹奥莉维亚不得不面对自己另一半中国血统的事实,尤其是当奥莉维亚听到别人称呼自己“笨老中”时,恨不能让这个姐姐马上滚回中国去。而奥莉维亚的白人母亲能够接受婉只是因为她是个任劳任怨的免费帮手。婉却从不介意,对于这些伤害显得“幼稚无知”,对奥莉薇亚“比亲生的母亲更像慈母”。即使是面对受到来自妹妹的背叛、愚弄、鄙视和羞辱,总能宽容地接受。但是,这种接受并非由于无知导致的,倒是略有点类似中国成语“大智若愚”。所以,《纽约时报》用了“满怀智慧”来形容婉化解矛盾于无形中。而奥莉维亚对婉并非是没有感情的,因为婉“可爱”,“义气”,“忠诚”,如她自己所说“我怎可能不爱自己的姊姊呢?”,并且自己的生母不能给自己提供感情,给自己女儿的爱“菲薄如纪念品”。这种矛盾持续发展,直到最终婉的悲剧发生。
小说以现实和虚幻交替演绎铺开,以婉和奥莉维亚的现实生活为情节,交替以婉所描述的另一世界的故事,也就是她的前生——“怒目女”和奥莉维亚的前生——美国姑娘斑惹。婉和奥莉薇亚是同父异母的姊妹,这一点颇为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悲剧人物论:悲剧发生在亲人如父子之间、叔侄之间、夫妻之间的自家内部的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 悲剧的`成因是性格冲突。奥莉薇亚童年经历的不幸——幼年丧父,缺乏母爱,对她的性格产生不良影响,对爱持有怀疑,导致后来的婚姻破裂。她一直生活在赛门以前的恋人艾沙的阴影中,她对爱情的怀疑导致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与赛门的恋爱是出于真心还是同情。“但当时我年轻,又愚蠢地坠入爱河。我混淆了引人怜悯与浪漫的情境,误把同情当作是拯救赛门于悲伤的指令”。而婉则是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拯救奥莉薇亚于爱的迷惘之中,挽救了奥莉薇亚和赛门的关系。婉的这种中国式的对友情的忠心不二,也是悲剧产生的原因,正如婉所说,“我一直想让你知道,我真的是你最忠诚的朋友”。婉借助能与阴间的鬼魂进行交流,导演了一场与艾沙对话的事件,摆脱艾沙对他们的爱情的影响。因为婉是具有特异功能的,所以她到底是真正见到了艾沙还是纯粹出于帮助奥莉薇亚的目的而导演了这次对话不得而知。让人恐怖的是,奥莉薇亚居然看到了艾沙,并且她认为不是幻觉,“首先,我只将它当成是幻觉。但经过十七年后,我终于了解到心是拥有独立的意志,不管你多频密连根拔起你最深沉的恐惧”。按照婉的说法,“这不是神秘感觉,这是你自己的疑惑心,多虑心,毫无意义!”这也是对奥莉薇亚性格的一个批判吧。亦真亦幻,这正是小说吸引读者的地方。
婉最终以自己的生命换来对奥莉薇亚的救赎。结局是很有特点的,它既具有典型的西方的悲剧意识形态,“强调彻底的失败、彻底的牺牲、彻底的奉献”——婉为了帮助奥莉薇亚寻找失踪的赛门而进入长鸣的山洞导致失踪,又具有中国悲剧特点,以大团圆为结局——奥莉薇亚最终与赛门复合。而婉的失踪,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完全是悲剧,可以说是婉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寻找到归宿——“结局?死亡不是故事的结局,而是表示故事尚未结束”。
悲剧的发生实际上是有预示的。婉回到长鸣,一方面是为了挽救妹妹的婚姻,同时也是实现前世对斑惹小姐的承诺。所以,婉的今生就是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挽救自己的过失。奥莉薇亚对婉的特异功始终处于不完全相信的状态。这种状态直到故事的结局才被打破。当奥莉维亚看到婉取出斑惹小姐送给她的音乐匣子,并且看到上面的日期和签名,才彻底相信婉所说的所有一切有关前世的说法都是真的。奥莉薇亚甚至希望婉能通过特异功能找到赛门。所以奥莉薇亚相信婉具有特异功能,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她对于婉对自己妹妹的忠诚度的信赖。这种相互的信赖跨越时空,连通两人的前世今生。婉的离开,也许是另一轮回的开始吧!
所以,小说的结局,既具有西方的悲剧意识,又具有中国的传统悲剧色彩,喜悲交错,带有一定亮色,采用了传统艺术的艺术辩证法,并且传统色彩更多一些。
参考文献:
[1]1995年10月《纽约时报》Claire Messud书评:Ghost Story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29 October 1995).
谭恩美着.李彩琴.《百种神秘感觉》.译台北:时报文化,1998年.
胡明伟.“悲剧意识与文化传统”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11月.
★ 桃花及古典诗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