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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朔、秦牧与刘白羽散文的不同特点
杨朔、秦牧与刘白羽散文的不同特点
刘白羽(1916--)出版的散文集有《红玛瑙集》、《秋窗偶记》、《冬日草》和《平明小札》、《刘白羽散文选》。他的散文基调是歌颂光明、歌颂英雄的人民；深刻的哲理性是他散文的特色。刘白羽散文风格激越、刚健，闪耀着时代的光彩。
艺术上，刘白羽善于通过一幅幅典型的“形象”展现时代的真实画面，比如《青春的闪光》中，他见到天安门工地上一位“昂起胸脯，大踏步行走”的年轻建筑工人时，就联想到前天安门前插着太阳旗的侵略者的坦克车隆隆开过。然而，今天，第一个十月一日，“从天安门前走过的人……走上建设的步伐。”随后，建设队伍中的伐木者、农民、战士的画面又闪现出来，历史与现实的交错出现，迸发出强烈的视觉效果。
另外，作者善借景抒怀，使作品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
刘白羽散文的语言激情充沛，词句鲜亮峭拔，富有充实感。
朱自清的散文
朱自清(1898--1948)，字佩弦，他的散文中艺术成就较高的是收入《背影》、《你我》诸集里的《背影》、《荷塘月色》、《温州和踪迹》之二的《绿》等抒情散文。朱自清的散文不仅以描写见长，并且还在描写中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他的写景散文在现代文学的散文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运用白话文描写景致最具魅力。如《绿》中，就用比喻、对比等手法，细腻深切地画出了梅雨潭瀑布的质和色，文字刻意求工，显示出驾御语言文字的高超技巧。
他的炉火纯青的文字功力在《荷塘月色》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在描写月色下的荷花之美时，作者将它比喻为明珠，碧天的星星、出浴的美人；在形容荷花淡淡的清香时，又用了“仿佛远处高楼上飘过来的渺茫的歌声似的”一句，以歌声比喻香气，以渺茫比喻香气的轻淡，这一通感手法的运用准确而奇妙。
与上述绚丽禾农艳的比喻相比，朱自清还有另一语言风格的散文，即用平易的语言，在朴素的叙述中寄寓真挚深沉的情愫。这类作品常常能表现作者正直、热情、进步的心怀，如《生命的价格--七毛钱》、《白种人--上帝的骄子!》等均为这一风格的代表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背影》。这篇散文描绘了一幅父子车站送别的图画。文中用平易的文字描写了父亲爬上站台的动作，于滑稽、笨拙的动作中，传达出父子间的真情。这篇散文洗去了他往日的铅华，透过父亲的一举一动，读者似乎看到了作者惨淡的家境。
秦牧的散文
秦牧(1919--1992 )著有散文集《秦牧杂文》、《星下集》、《贝壳集》、《花城》、《潮汐和船》、《艺海拾贝》等，《古战场春晓》、《土地》、《潮汐和船》、《花城》、《社稷坛抒情》等篇是他的代表作。
秦牧散文特点之一，是言近旨远，哲理性强。赞颂新中国、新生活，鞭笞丑恶现象是贯穿他散文作品的一条主线，在阐述观点，讲明道理时，绝不枯燥。
秦牧有别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特色是，他的散文题材广泛、知识丰富、谈古论今、旁证博引，显示出深厚的生活和知识根底，《土地》便是其中极有代表性的作品。作者从历史和日常生活中的见闻侃侃谈起，以土地为对象，时而展现新时代的风貌，时而追叙惨痛的历史，时而歌颂新社会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时而写到古代的封疆大典，时而又将笔触延伸到殖民者的暴行，从古到今，从草木禽兽到人情世态、到故事传说、到现代科技，都囊括在一篇散文之中，向读者提供了一部信息量极大的历史教材。
秦牧散文表达方式没有固定格式，潇洒自然，语言流畅讲究，文笔游走灵活，联想奇妙，思路开阔，感情自然流露。
碧野的散文
碧野(生于19)著有散文集《在哈萨克牧场》、《情满青山》、《月亮湖》和《碧野散文选》等。
歌唱英雄的时代是碧野散文的主调。不论是描写山光水色，还是展示建设大业，他的作品总是格调高昂、春光明媚，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希望和祝福。他的游记作品中的.力作《天山景物记》，介绍了新疆天山的丰富物产和异彩奇情的景物，歌颂了边疆各族人民的新面貌；《山高云深处》是碧野散文的又一代表作，描写了一位赤胆忠心，为人民开拓新生活的县委书记。作者将人物心灵的刻画与景色描绘融为一体，将读者带入一个云深雾重、宛若仙山的境界之中。
碧野散文注重人物刻画和情节安排。在以人物为主的作品中，景物只作烘托之用，而在写景抒情的散文中，人物服务于抒情。比喻、对仗、排比、拟人是碧野常用的修辞手段，借此来创造富有节奏感的艺术境界。他的语言生动形象、气韵飞扬、诗意盎然。
孙犁的散文
孙犁早期的散文形式自由，笔触细腻、优美，呈清新自然之态。他的散文以写人见长。他善于抓住人物特点鲜明的音容笑貌，淡淡几笔勾勒，便使人物跃然纸上，如《投宿》、《随感》都是这方面成功的作品。
孙犁散文不尚浓妆，只求清丽，这一特点在他的叙事散文中表现突出。他的叙事散文从无豪言壮语，而是以细致委婉的笔调表现人物美好纯洁的情感，干淡淡的客观描述中包含着浓浓的情致。
新时期以来，孙犁散文在清新明丽之中又注入了深沉凝重，主观色彩加重。在《童年漫忆》、《保定旧事》、《同口旧事》等形式各异的作品中，都贯穿着“我”的情感和思想。这一时期，孙犁散文多夹叙夹议，议论的成分明显增多，充满人生体验的睿智见解、隽永的哲理、历史的思索，字里行间闪烁着理性的色彩。像《文字生涯》、《伙伴的回忆》等都是他这一时期思想内涵丰富、理论色彩浓厚的代表篇章。
孙文语言修饰而不造作，华美而不浓艳，纯朴自然之态始终如一。
杨朔的散文
杨朔(1913--1968)散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他作品的基调是歌颂新时代、新生活和普通的劳动者，代表作品有《荔枝蜜》、《蓬莱仙境》、《雪浪花》、《香山红叶》、《画山绣水》、《茶花赋》、《海市》等。
杨朔创造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散文的长处，于托物寄情、物我交融之中达到诗的境界。他营造意境时，常在谋取“情”的新意上做文章，如借蜜蜂的勤劳创造而无所求的特点，来寄情社会主义建设者的高尚情操。
杨朔散文在写人状物时诗意浓厚。他写人善于选取感情色彩丰富的片断刻画人物的神貌、内心；他的景物描写，在写出自然美的同时，也是创造意境，深化主题的重要手段。
杨朔散文的结构精巧，初看常有云遮雾罩的迷惑，但峰回路转之后，曲径通幽，豁然展现一片崭新天地，而且结尾多寓意，耐人寻味。
杨文语言具有苦心锤炼后的魅力，象诗一般精确、凝炼、含意丰富又富音乐感，具有清新俊朗、婉转蕴藉的风格。
秦牧散文《蛇与庄稼》
哲学家杜国庠同志在世的时候，每当谈到事物间的复杂联系，总喜欢讲这么一个故事：几十年前，潮汕地区有过一次“八二风灾”，那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的海啸，在暴风雨中海水倒灌上了陆地，带咸味的洪水把许多村落都给淹没了，灾区居民死亡数字异常巨大。至今年老的人回忆起来仍有余痛。
灾祸过后，好些地区田园总是收成不好，即使风调雨顺也不见起色，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后来有些老农想出了一种奇怪的办法，他们托人到外地去买了一批蛇回来，把它们放生到田间去，那一造，果然获得了丰盛的收成。许多人都不明白其中道理。最后还是老农把秘密说破了。原来：巨大的洪水把田野和坡地淹没的时候，深藏在洞里的蛇都给淹死了。而田鼠，却比较会窜出来游水向树木上、高山上逃命，因此，水灾过后，田鼠由于失去了蛇这种天敌，繁殖得异常迅速，这样，田园就由于鼠患的过度严重而歉收了。老农买蛇放到田里，又重新建立了蛇对田鼠的制约关系，这样，田园就又得到好收成了。事物间的复杂联系往往就是这样，所以，简单看问题是最误事的。
杜老谈这个故事有好几次，我每次倾听的时候，却总是有一种新鲜感。就是在他逝世以后，每逢见到一些在彼此关系上比较错综复杂的事情，仍禁不住想起这个故事来。
在自然界中，这一类的事情真如“恒河沙数”，“简单联系”的事情我们一眼就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复杂联系”的事情，不是深入探讨，就没法揭开谜底了。而当这一类事情的秘密已经被人和盘托出的时候，我们乍听起来就会觉得奇特、奥妙、有趣，其实它们本身原也很平常，不过是在因果关系上错综一些罢了。达尔文讲过，在英国好些地方，看哪个村落的猫多少，就可以知道那里的苜蓿长得怎样，因为苜蓿需要蜜蜂来做虫媒，而园里田鼠太多的时候，蜜蜂的活动效率就会降低;但是当养猫多的时候，田鼠就不可能太猖獗，因此猫的多少竟和苜蓿的收获丰歉构成了关系。这事情的道理，和杜老讲的那个故事是异曲同工的。
假如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单纯的，没有什么复杂的连锁关系，那么要认识万事万物就像打一个喷嚏那么容易了。天上下雨，地面就湿;太阳出来，东西就容易晒干;火可以烧东西;水可以灭火……。这样的事情还不好懂吗?但是世界上的事物，除了简单联系的之外，还有更多是复杂联系的'，这就不是那么容易一目了然了。最近各地大办畜牧业，我听到，有些公社，母猪一律留种。原以为这样做，养猪事业一定可以迅速发展了，但谁知不然，“母猪一律留种”的公社反不如“母猪选择留种”的公社养猪成绩好，因为前一种公社，虽然繁殖的小猪很多，但是因为病弱的小猪比例很大，成活率小，而病猪又容易把疫病传染给健壮的猪。这样一来，养猪的成绩就落后于“母猪选择留种”、生下来的小猪只只健壮的公社了。像这一类的事情，对于思想比较简单的人，真像是当头棒喝。
高明的棋手，走这一步棋的时候，就预先想到下几步棋各种各样的可能，不只是一种可能，而是有多种变化的可能，因此着着提防，设法堵死那些不利的可能性，并使某一有利的可能性发展为必然性。因此这样的棋手，下起棋来，有时一着棋就要考虑很长的时间。但正因为头脑缜密和考虑周全的缘故，这才使他们成其为卓越的棋手。
越能够掌握事物间复杂联系的规律的，做起事情来就越顺当，“太意外”、“想不到”之类的事情也就越少。因为客观事物本身，原就是复杂联系着的。
正因为世界上存在着把蛇放到田里，庄稼竟然获得丰收;“逢母必留”，养猪事业反而比较落后这一类的事情，说明“博学切问，所以广知”、“孤莫孤于自恃”这一类道理的宝贵。
说明人要实事求是地掌握事物的变化，不仅要努力掌握前人的科学经验，努力从实践中补充新知;而且，尤其重要的，是要调查研究，要倾听群众的话。那种以为“万物皆备于我”，把群众的话当做耳边风的人，是没有不吃亏的。因为他们实际上连最起码的常识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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