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小编给大家整理了分析柳宗元传记散文的特点（共含8篇），供大家阅读参考，也相信能帮助到您。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拉瑞萨”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柳宗元传记散文特点浅析
[摘 要]柳宗元是中唐时期杰出的文学家，其传记散文突破了史传成法，为中唐后的传记文发展开辟了新道路。本文通过讨论其在不同时期的文章内容的表现，以及创作的艺术手法，尝试提出其传记散文的特点。
[关键词]柳宗元;传记散文
一、柳宗元传记散文的概况
柳宗元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兼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辞赋，其文学作品中以散文成就最高，不仅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山水游记，还写出一些别具特色的传记文，为中唐后的传记文发展开辟了新道路。如果把他所写的碑、行状、墓志等带有传记性质文章都归入传记文学，将近有六十多篇。这些传记依据题目形式和内容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明确标记“传”的文章，如《郭橐驼传》、《宋清传》、《李赤传》等;另一类不明确标记“传”，却有鲜明传记性质的文章，如《段太尉轶事状》、《捕蛇者说》等。
二、柳宗元传记散文在内容上的特点
柳宗元的传记文继承了司马迁人物传记文《史记》的“真实性和思想性的统一”传统，在其中掺入了自己的褒贬态度，“借传言志”并“以传明道”。
1、借传以言志
柳宗元以传记言己之志，可从他所做传记文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内容中看出。柳宗元的一生依据所居地可分为三时期：长安时期、永州时期、柳州时期。其传记文也可依此分为三阶段：《郭橐驼传》和《梓人传》作于长安时期;《宋清传》、《李赤传》等作于永州时期;《童区寄传》则作于柳州时期。
柳宗元居长安时期，在朝为官春风得意，锐意改革，关心国家政治，故写《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传》来表达其吏治理想。《梓人传》中将木匠统筹规划的方法联想到宰相治国的道理，“彼佐天子相天下者，……尤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1]。《郭橐驼传》则以种树之理喻为官治国之理，文中所说“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吾问养树，得养人术”等，表明为官治国应顺应百姓需要，满足后者的劳作规律，不繁政扰民以达到政通人和的道理。
2、借传以明道
柳宗元对传记散文上的发展体现在“借传以明道”。“文以明道”是柳宗元引领古文运动时的一大纲领。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提到“乃知文者以明道”[2]。到《寄许京兆孟容书》提到“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3]，及《时令论》中“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人”[4]。可见他的'“道”即为辅时及物，匡世济民的理想。他通过以下两方面来表达道的理想：
批判一切“假丑恶”来宣扬他辅时及物，匡世济民之道。如《郭橐驼传》表面写种树实际写为官治国应政令繁简，实则暗讽当时统治者的繁令扰民;《捕蛇者说》则血淋淋地揭露统治者的残酷剥削;《河间传》更通过一个受到迫害的贤良淑惠的纯洁姑娘的悲惨遭遇来批判当时混乱不堪的社会风气;《郭橐驼传》通过寓言形式来揭露当时贪官污吏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形象。这些传记都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上至揭露统治者的残酷统治，下至批判民风不纯。这些须得极大的勇气写出的文章，归功于他对“道”的坚持。正如他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所说：“古之志于道者，不若是……其宜恐惧尤大也”、“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5]。
三、柳宗元传记散文在艺术上的特点
柳宗元的传记散文为传记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在他之前的传记文大都是借人物形象来描写历史现状，但柳宗元却将传记文从史实中解放出来，将传记文提高到与诗词赋等高的文学地位。柳的传记文相比以前更注重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虚实结合和小说化倾向两方面。
1、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
传记文学的生命在于史的真实，但柳的传记文却不乏虚构成分，这些虚构成分不但没有给文章减色，反而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如其在内容上的虚构：《郭橐驼传》中虚拟出作者与郭橐驼的对话，来引出养民与种树相通的道理，这种以实带虚的方式恰好点明了文章的主旨。《李赤传》中柳引入虚拟的“鬼神”到传记文中，借用李赤迷恋“厕鬼”而死的故事，揭露社会以丑为美，自甘堕落的氛围，并进一步批判培育这种不良观念的社会大环境。另外，其传记文在艺术构思上也偏于虚构，如《李赤传》中即是用先虚后实的表现手法，以虚拟虫子李赤的形象引出后文中写人的实。
2、小说化倾向
柳宗元传记文小说化倾向也是其具有文学色彩的一个重要表现。他的小说化倾向表现在善于利用矛盾冲突来展现人物形象。《童区寄传》中在写到区寄利用盗贼分开之机杀死在睡觉的贼，读者原以为他可以借此逃脱时，柳宗元文笔一转，描写了原先离开的盗贼赶回的情节，让矛盾冲突陡然紧张。可见其情节矛盾一层紧接着一层，人物性格则不断在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角色也由此得以刻画圆满。
四、结论
综上来看，柳宗元传记文的特点在不同时期的其出发点都是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即“借传言志”;其文章表现了柳宗元借传明道、辅时及物的理想;采用虚实结合的写作手法更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社会黑暗原貌，给人们以反思警醒;小说化倾向的特点与古文运动的宗旨一脉相承，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道路，也是他“利安元元”的道之所在。
参考文献：
[1]唐.柳宗元：《柳河东集.梓人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5， 308-310
[2]唐.柳宗元：《柳河东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 542.
[3]唐.柳宗元：《柳河东集.寄许京兆孟容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480.
[4]唐.柳宗元：《柳河东集.时令论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55.
[5]唐.柳宗元：《柳河东集.与韩愈论史官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5，498.
作者简介：吴慧，中国香港，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柳宗元传记散文特点
一、柳宗元传记散文的概况
柳宗元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兼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辞赋，其文学作品中以散文成就最高，不仅写出了脍炙人口的山水游记，还写出一些别具特色的传记文，为中唐后的传记文发展开辟了新道路。如果把他所写的碑、行状、墓志等带有传记性质文章都归入传记文学，将近有六十多篇。这些传记依据题目形式和内容大体可分两类：一类是明确标记“传”的文章，如《郭橐驼传》、《宋清传》、《李赤传》等;另一类不明确标记“传”，却有鲜明传记性质的文章，如《段太尉轶事状》、《捕蛇者说》等。
二、柳宗元传记散文在内容上的特点
柳宗元的传记文继承了司马迁人物传记文《史记》的“真实性和思想性的统一”传统，在其中掺入了自己的褒贬态度，“借传言志”并“以传明道”。
1、借传以言志
柳宗元以传记言己之志，可从他所做传记文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内容中看出。柳宗元的一生依据所居地可分为三时期：长安时期、永州时期、柳州时期。其传记文也可依此分为三阶段：《郭橐驼传》和《梓人传》作于长安时期;《宋清传》、《李赤传》等作于永州时期;《童区寄传》则作于柳州时期。
柳宗元居长安时期，在朝为官春风得意，锐意改革，关心国家政治，故写《梓人传》和《种树郭橐驼传》来表达其吏治理想。《梓人传》中将木匠统筹规划的方法联想到宰相治国的道理，“彼佐天子相天下者，……尤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郭橐驼传》则以种树之理喻为官治国之理，文中所说“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吾问养树，得养人术”等，表明为官治国应顺应百姓需要，满足后者的劳作规律，不繁政扰民以达到政通人和的道理。
2、借传以明道
柳宗元对传记散文上的发展体现在“借传以明道”。“文以明道”是柳宗元引领古文运动时的一大纲领。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提到“乃知文者以明道”。到《寄许京兆孟容书》提到“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及《时令论》中“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人”。可见他的“道”即为辅时及物，匡世济民的理想。他通过以下两方面来表达道的理想：
批判一切“假丑恶”来宣扬他辅时及物，匡世济民之道。如《郭橐驼传》表面写种树实际写为官治国应政令繁简，实则暗讽当时统治者的繁令扰民;《捕蛇者说》则血淋淋地揭露统治者的残酷剥削;《河间传》更通过一个受到迫害的贤良淑惠的纯洁姑娘的悲惨遭遇来批判当时混乱不堪的社会风气;《李赤传》通过寓言形式来揭露当时贪官污吏唯利是图，贪得无厌的形象。这些传记都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上至揭露统治者的残酷统治，下至批判民风不纯。这些须得极大的勇气写出的文章，归功于他对“道”的坚持。正如他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所说：“古之志于道者，不若是……其宜恐惧尤大也”、“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
三、柳宗元传记散文在艺术上的特点
柳宗元的传记散文为传记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在他之前的传记文大都是借人物形象来描写历史现状，但柳宗元却将传记文从史实中解放出来，将传记文提高到与诗词赋等高的文学地位。柳的传记文相比以前更注重文学性，主要表现在虚实结合和小说化倾向两方面。
1、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
传记文学的生命在于史的真实，但柳的传记文却不乏虚构成分，这些虚构成分不但没有给文章减色，反而增强了文章的艺术感染力。如其在内容上的虚构：《郭橐驼传》中虚拟出作者与郭橐驼的对话，来引出养民与种树相通的道理，这种以实带虚的方式恰好点明了文章的主旨。《李赤传》中柳引入虚拟的“鬼神”到传记文中，借用李赤迷恋“厕鬼”而死的`故事，揭露社会以丑为美，自甘堕落的氛围，并进一步批判培育这种不良观念的社会大环境。另外，其传记文在艺术构思上也偏于虚构，如《李赤传》中即是用先虚后实的表现手法，以虚拟虫子的形象引出后文中写人的实。
2、小说化倾向
柳宗元传记文小说化倾向也是其具有文学色彩的一个重要表现。他的小说化倾向表现在善于利用矛盾冲突来展现人物形象。《童区寄传》中在写到区寄利用盗贼分开之机杀死在睡觉的贼，读者原以为他可以借此逃脱时，柳宗元文笔一转，描写了原先离开的盗贼赶回的情节，让矛盾冲突陡然紧张。可见其情节矛盾一层紧接着一层，人物性格则不断在矛盾冲突中展现，人物角色也由此得以刻画圆满。
四、结论
综上来看，柳宗元传记文的特点在不同时期的其出发点都是关心国家前途命运，即“借传言志”;其文章表现了柳宗元借传明道、辅时及物的理想;采用虚实结合的写作手法更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社会黑暗原貌，给人们以反思警醒;小说化倾向的特点与古文运动的宗旨一脉相承，开辟了传记文学的新道路，也是他“利安元元”的道之所在。
柳宗元传记散文的特点及其成因
我们对柳宗元多种体裁的文章都有很高的评价，除了著名的山水游记散文，传记散文也别具特色。
除了一直广为流传的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山水游记，柳宗元还有众多优秀的议论文、杂文、书序文等不同文体作品传世，其中传记散文虽流传不多，历来关注者相对较少，但也很有文学价值。
一、柳宗元传记散文的特点
(一)平民阶层的苦难再现
柳宗元笔下人物的遭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存在的种种社会问题，展示出一幕幕普通人的生活画卷，柳宗元堪称首位为众多普通百姓立传的文人，他的这一举动，是对史传传统的一个突破。刘熙载称“柳州之文如山”，大约是就柳氏传记散文而言，通过一篇篇传记，可以了解到当时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有《河间传》、《捕蛇者说》中小人物的辛酸经历，《童区寄传》中少年的聪明勇敢，更有《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中能工巧匠的智慧和积极的心态。
(二)深邃思想的现实表达
传统传记通常主要记述人物，但在柳宗元的传记散文中，部分传记并非以记载人物为主，或非真实存在的人物，意在阐释道理，或讽刺时弊。柳宗元传记散文通常分成叙事和评论，如《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谪龙说》、《河间传》和《李赤传》等。根据《柳河东集》所保留下来的作品，题目本就为“传”的文章外，另有一些碑志、行状等文章，具有传记性质，也可称之为传记散文，如《段太尉逸事状》、《南霁云雎阳庙碑》等。字里行间时常流露出对腐败的批判，对动荡的社会环境和人民凄惨生活的无奈，阐述了柳宗元自己的社会改革主张和政治理想。
柳宗元的传记散文同韩愈的传记文相似，都在一定程度上模仿《史记》中的人物传记的创作模式，与通常的传记不同的是，柳宗元在传记散文中并没有大致记述所传人物的一生经历，而是选取一件或几件事来立传，因此，他的传记散文中的人物事迹往往较少而精，主题较为突出鲜明.
(三)“幻设为文”的情节设置
通常传记散文多为真实存在的人物而作，且一般为真实的人物事迹。但柳宗元的传记散文却有一些虚构的主角和情节，如《河间传》里的主角甚至没有真实名字，其人物真实性值得怀疑。而《谪龙说》，甚至不是为人立传，而是讲述一位被贬谪人间的龙女，人物经历近乎神话传说。《李赤传》虽确实在记述人物，但人物的真实性也同样难以考证，生平经历也较为荒诞，李赤在与朋友游玩时，竟然被厕鬼所迷，最后在厕中溺亡。在《日知录》卷十九中，顾炎武这样评论：“古人不为人立传”，“柳子厚集中传六篇，宋清、郭橐驼、童区寄、梓人李赤、、何蕃，仅采其一事而谓之传。王承福之辈皆微者，而谓之传。毛颖、李赤、则戏耳，而谓之传，盖比于稗官之屈耳”。
二、柳宗元传记散文特色的成因探微
(一)抒发苦闷，表达志向
柳宗元的传记散文创作，是柳宗元发表政见和感慨的一种途径，这与他的遭遇是分不开的，他的传记散文大多都是在永州时创作的，当时他受永贞革新失败的牵连，因诬遭贬。尤其恰逢宪宗更改年号，并大赦天下，但却特意下诏“左降官柳宗元等八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调升)之限”，加上这年他母亲因种种原因病故，王叔文也被处死，一连串的变故和政治迫害使得柳宗元苦闷忧愁。“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客书》)。“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既然无法施展才华与抱负，就只得将满腔的抑郁悲愤和忧国忧民深深地寓于后来所作的文章之中。
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金圣叹说：“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柳宗元的传记散文中，《李赤传》中的李赤，本来是一个正常人，但一旦被奇怪的事情迷惑，就居然把人世间当作污浊的地方，而把厕所当作是“帝居清都”，以此讽刺颠倒黑白，善恶不分的社会。《捕蛇者说》中作者自述目的是“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梓人传》是“梓人之道类于相，故书而藏之”;这些文章的主旨观点，都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柳宗元强烈地要求革新政治的愿望。而《谪龙说》一文，多数学者认为是柳宗元在被贬之后因受到欺压，内心郁闷而作。如卞孝萱先生曾经说过，“柳宗元以龙女自喻”，“柳在谪所，受到侵辱、狎侮，乃作此篇”。而《河间传》，宋代以来学者观点各异，有观点认为此文意在影射唐宪宗，宋人胡寅在其著作《致堂读史管见》卷二四《唐纪・宪宗》中提到：“子厚至托讽淫妇人有始无卒者，以诋宪宗。二人者，既失身匪人，不知创艾，乃以笔墨语言，深自文饰，上及君父，以成小人之过，则其免于大戮，已为深幸，摈废没齿，非不幸也。”亦有认为意指唐代的公主往事，清人何焯所作《义门读书记》卷三七《河东集下・河间传》中记述：“‘河间命邑臣告其夫召魂祝诅’，《汉书》：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此云邑臣，岂其公主耶?”[由上述种种观点可以得出，柳宗元的一些传记散文有讽刺现实之意，只有“深自文饰”，或为传奇，或为寓言，寓实于虚，虚实相间，以求保全自身。
(二)传奇兴盛，热衷奇文
传奇类作品自唐朝中期之后变得空前兴盛，柳宗元和与他同时期的.韩愈都乐于创作以“幻设为文”的传记散文。此情景鲁迅在《唐宋传奇集・序例》中曾经提过：“惟自大历以至大中中，作者云蒸，郁术文苑，沈既济、许尧佐擢秀于前，蒋防、元稹振采于后，而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辈，则其卓异也。”[4] 韩愈曾作《毛颖传》，一时引起众多批评，但柳宗元态度与众不同，在《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中，柳宗元肯定了韩愈文章的创新，同时批评时文的庸俗和剽窃成风。面对世人对这种创作方式以及对韩愈文章的批驳，柳宗元这样辩护：“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诗》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太史公书》有《滑稽列传》，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故学者终日讨说答问，呻吟习复，应对进退，掬溜播洒，则罢惫而废乱，故有‘息焉游焉’之说。不学操缦，不能安玄。有所拘者，有所纵也”，“大羹玄酒，体节之荐，味之至者，而又设以奇异小虫、水草、楂梨、橘柚，苦咸酸辛，虽蜇吻裂鼻，缩舌涩齿，而咸有笃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屈到之芰，曾皙之羊枣，然后尽天下之奇味以足于口，独文异乎?韩子之为也，亦将弛焉而不为虐欤?息焉游焉而有所纵欤?尽六艺之奇味以足其口欤?”《毛颖传》这类文章，虽如同“楂梨”、“昌蒲”般“酸辛”“裂鼻”，却是别有一番滋味，认为艺术形式应该不拘一格。柳宗元对《毛颖传》的辩护，亦可认为是对传记散文这一创新的文体的一种辩护。
(三)博采众长，有所创新
柳宗元曾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中自述：“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苟》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这就说明他认为《诗》、《书》、《礼》、《易》、《春秋》是写作的典范，也是学习写文章的基础和首要取法对象。诸子百家之文，同时包括《国语》、《离骚》也都应该认真研究，广泛涉猎，这样才能触类旁通，使文章条理明晰，文章语言有气势，思路严密，内涵丰富。《童区寄传》里传神的细节描写，凝炼个性的语言和激烈的冲突，塑造出的栩栩如生的形象，颇有《史记》里传记写法的风范。
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这样论断：“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在那个文化先进，兼容并蓄的年代，多才的柳宗元的文学思想无疑是走在时代前沿，并善于创新的，但无奈命运多舛，虽有造福百姓，改革天下的大志却难以实现，只能以文托志。也正如韩愈所言，这些奇传异文在后世有了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
柳宗元的传记散文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二十一岁登进士第，三十一岁为监察御史里行。贞元时期，柳宗元在科名和仕途上，是比韩愈为得意的。顺宗即位，王叔文等执政，他参加了王叔文的集团，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这时他和王叔文、刘禹锡等积极从事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革新，如罢宫市、免进奉、擢用忠良、贬谪赃官等，做了不少有利于人民的大事。王叔文执政不到七个月，因为遭到宦官和旧官僚的联合反攻而失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改为柳州刺史。宪宗元和十四年，死于柳州，年四十七岁。
柳宗元的传记散文，大都取材于封建社会中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下层人物，这是《史记》人物传记之后的一个发展，也标志着柳宗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他的传记散文，和一般史传文不同，他往往借题发挥，通过某些下层人物的描写，反映中唐时代人民的悲参生活，揭露尖锐的阶级矛盾，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在《捕蛇者说》中，柳宗元刻划了被残酷剥削的蒋氏的形象，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剥削的残酷。蒋氏祖孙三代受毒蛇之害，但因捕蛇可以抵偿租税，仍甘冒生命危险而不愿改业。它反映了农村的`荒凉景象和悍吏逼租的狰狞面貌。它使我们认识到吃人的封建社会的罪恶，认识到唐代赋税对人民的摧残到了什么程度!柳宗元这种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是可以和白居易在新乐府中所表现的媲美的。《种树郭橐驼传》借郭橐驼养树“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道理，讽刺了统治者政令烦苛对人民所造成的无穷干扰和奴役。《童区寄传》写一个十一岁的牧童杀死两个抢劫人口的“豪贼”。作品塑造了勇敢机智的少年区寄的形象。同时也揭露了当时社会人口买卖的罪恶。柳宗元写了统治阶级的少数开明人物的传记，也反映出真实的历史面影。如《段太尉逸事状》，题材近似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只写人物的片段故事，而风格不同，直叙事实，不涉抒情议论，语言简劲有力。他具体描写了段秀实的沉着机智、不畏强暴、爱护人民的优秀品质和英雄形象，从而揭露了安史之乱以后那些拥兵自重的新军阀们对人民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柳宗元象其他许多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在他的深刻的艺术描写里，都是大胆而真实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黑暗和罪恶，渗透着他的忧心如焚和对美好生活的愿望。柳宗元的传记散文，不仅一般具有较强的思想性，而且艺术上也富有创造性。他首先是从暴露现实批判现实的角度选取人物，从而选择其重要的事件，加以适当的剪裁和必要的具体描写，这是他写作传记散文一个典型化的过程。他的作品往往突出地写出了人物的重要方面，反映出复杂的丰富的历史内容。
柳宗元散文更著名的是他的山水游记。这类作品，往往在景物描写之中，抒写了他的不幸遭际和他对于现实的不满。他描写山水之乐，一方面借以得到精神安慰，同时也曲折地表现了他对丑恶的现实的抗议。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文笔清新秀美，富有诗情画意。《永州八记》是他的代表作品。《钴母潭记》，作者以生动而简洁的语言，描绘了钴母潭的位置和形状，潭水来源和流动的状态，以及悬泉的声音，周围的景物等等。他叙述了购得这一胜景的由来，同时也反映了“官租私券”对于人民严重的剥削，以及他在贬谪生活中不能忘怀“故土”的抑郁心情。整个作品，把写景和抒情融合为一。在《钴母潭西小丘记》里，他把一个普通的小丘，描绘得异常生动。“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钦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罴之登于山”。那些无知的奇石，一经作者这样的勾画，仿佛各各都具有了血肉灵魂。他生动地写出了小丘优美的景色，同时也借“农夫渔父讨而陋之”，即小丘的被弃，感叹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对小丘之美的被发现表示欣慰，是寄寓了他的难言之隐的，正如清人何焯所说：“兹丘犹有遭，逐客所以羡而贺也，言表殊不自得耳”(《义门读书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纯以写景取胜：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甚、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叔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他写水、写树木、写岩石、写游鱼，无论写动态或静态，都生动细致，精美异常。而对潭水和游鱼的描写，尤为精彩，使作品更增加了神韵色泽。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语言，恰如他在《愚溪诗序》所说，“清莹秀澈，锵鸣金石”。他描绘山水，能写出山水的特征，文笔精练而又生动。他的山水游记继承《水经注》的成就，而又有所发展，为游记散文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柳宗元散文的特点
柳宗元的散文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先秦之后隋唐以前，骈文统治着文坛。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骈文已经无法满足时代进步的要求，极大地限制了文学艺术的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柳宗元积极响应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反对当时流行的华而不实的文风，力主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他针对骈文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的主张，要求文章反映现实，“不平则鸣”，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体，突破骈文束缚，句式长短不拘，并要求革新语言，“务去陈言”、“辞必己出”。在创作实践中，柳宗元除了写作许多政论外，还有不少传记、杂文、寓言、游记之类的文学散文，这些创作，风格独特，语言精粹，显示了散文在艺术表现上的优越性。
柳宗元的文学创作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以元和为分界线，之前柳宗元科名和仕途一帆风顺，其一直在为政治抱负而奋斗，重要作品不多，成就也不大。元和后，柳宗元遭贬，有机会接近下层人民，对社会现实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一时期对于他的先进的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他的文学作品也更加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现实，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纵观柳宗元的散文作品，无论是山水游记、传记散文，还是寓言故事，都体现了他的儒家民本思想，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抗议。他的散文或正话反说，如《答问》、《起废答》、《愚溪对》等作品，或借形似之物来抨击现实，如《骂尸虫文》、《宥蝮蛇文》、《憎王孙文》、《斩曲几文》等。他一改前人的陈规，将浓郁的情感融入散文之中，彰显了文学作品的抒情特征和艺术魅力，使古文上升到了真正的文学境地。
首先，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是对《水经注》的继承和发展。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是他散文作品中的的精华。在此类作品中，作者寓情于物，在描写山水景物之时，抒写了自己的不幸遭际和对现实的不满。作品中凸显的是为世所弃的自然界美丽景色，这些景色正如他那不为世用的卓越才华一样远弃遐荒。作者将自己的身世遭遇不着痕迹地融入到对自然的描写中，形成了柳氏山水游记独特的“凄神寒骨”之风格。
在最为人称道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作者用简练而又生动的文笔写景状物，水石草木，光影游鱼，或静或动，给人 “清莹秀澈，锵鸣金石”的感觉。在篇末，作者写道：“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细细品读，清冷寂寥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心为之怦然而动，此时也能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作者遭贬的悲苦心态。在《钴坶谭西小丘记》中，他把一个普通的小丘描绘得有血有肉，同时借小丘“农夫渔父过而陋之”来感叹自己的不幸遭遇。可以说这类作品就是作者悲剧人生和审美情趣的有机结合体。
其次，柳宗元的传记散文是对《史记》人物传记的一种发展。
柳宗元传记散文的主人公都是来自下层的小人物。作者通过对这些下层人物的描写来反映人民的悲惨生活和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痛苦。他往往借题发挥，大胆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腐朽，也表达了自己忧国忧民的`情感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捕蛇者说》一文中，通过对蒋氏三代经历的描写，表现了蒋氏内心的痛苦，有力批判了封建社会的残酷剥削，突出了“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这一主题。读后感觉全文“含无限悲伤凄婉之态”(《古文观止》卷九)。又如《祭吕衡州温文》，全文气势磅礴，感情跌宕起伏，读之令人荡气回肠。可谓“但见泪痕，不睹文字”。文章表达了作者的巨大悲痛和对吕温的深切哀悼，同时也表现出时局暗弱和对国家民族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史记》相比，柳宗元的传记散文兼具较强的思想性和艺术上的创造性，在表现方法上也有独到的选择。他从小人物身上挖掘了普通人所具有的闪光点。这些面貌全新的小人物群，为传记文学的画廊增添了新的内容。
再次，柳宗元的寓言作品闪烁着周秦诸子的风格。
在柳宗元之前，寓言虽然已有发展，但不是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往往只是文章的一个组成部分。柳宗元汲取了诸子寓言的传统，借鉴了六朝以来的小说和杂文的写作技巧，创作了大量的寓言，使寓言从先秦时期政治伦理作品的附属上升为一种独立的完整的文学样式。柳宗元为寓言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柳宗元的寓言作品大都结构短小而极富哲理意味。在他的寓言中，最成功之处就是运用叙事和描写技巧来生动地塑造寓言形象。诸如麋、驴、鼠等形象，直至今天仍然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这些鲜活的形象同时也曲折地表达了他的政治主张，反映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在《传》里，作者用简洁的文字勾勒出了一个生动的形象，在此基础上又发一点简要的议论，把讽刺的矛头直指“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而智若的贪官污吏，令人产生无限的思考与回味。
总之，柳宗元的散文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推陈出新，在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自己的文学主张，创作了许多内容丰富、技巧纯熟、语言精练生动的优秀散文。无论是他的文学理论还是创作实践，都为中国文学的丰富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朱自清(1898--1948)，字佩弦，他的散文中艺术成就较高的是收入《背影》、《你我》诸集里的《背影》、《荷塘月色》、《温州和踪迹》之二的《绿》等抒情散文。朱自清的散文不仅以描写见长，并且还在描写中达到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
他的写景散文在现代文学的散文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他运用白话文描写景致最具魅力。如《绿》中，就用比喻、对比等手法，细腻深切地画出了梅雨潭瀑布的质和色，文字刻意求工，显示出驾御语言文字的高超技巧。
他的炉火纯青的文字功力在《荷塘月色》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在描写月色下的荷花之美时，作者将它比喻为明珠，碧天的星星、出浴的美人；在形容荷花淡淡的清香时，又用了“仿佛远处高楼上飘过来的渺茫的歌声似的”一句，以歌声比喻香气，以渺茫比喻香气的轻淡，这一通感手法的运用准确而奇妙。
与上述绚丽禾农艳的比喻相比，朱自清还有另一语言风格的散文，即用平易的语言，在朴素的叙述中寄寓真挚深沉的情愫。这类作品常常能表现作者正直、热情、进步的心怀，如《生命的价格--七毛钱》、《白种人--上帝的骄子!》等均为这一风格的代表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背影》。这篇散文描绘了一幅父子车站送别的图画。文中用平易的文字描写了父亲爬上站台的动作，于滑稽、笨拙的动作中，传达出父子间的真情。这篇散文洗去了他往日的铅华，透过父亲的一举一动，读者似乎看到了作者惨淡的家境。
朱自清《匆匆》赏析
朱自清的散文诗《匆匆》写于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时是“五四”落潮期，现实不断给作者以失望。但是诗人在彷徨中并不甘心沉沦，他站在他的“中和主义”立场上执着地追求着。他认为：“生活中的各种过程都有它独立的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有每一刹那的意义与价值！每一刹那在持续的时间里，有它相当的位置。”（朱自清《给俞平伯的信》二二年十一月七日）因此，他要“一步一步踏在泥土上，打下深深的脚印”（朱自清《毁灭》）以求得“段落的满足”。全诗在淡淡的哀愁中透出诗人心灵不平的低诉，这也反映了“五四”落潮期知识青年的普遍情绪。
《匆匆》是诗人的感兴之作。由眼前的春景，引动自己情绪的俄然激发，诗人借助想象把它表现出来。想象“使未知的事物成形而现，诗人的笔使它们形象完整，使空灵的乌有，得着它的居处，并有名儿可唤。”（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诗人把空灵的时间，抽象的观念，通过现象来表示，而随着诗人情绪的线索，去选择、捕捉那鲜明的形象。诗人的情绪随着时间从无形到有形，从隐现到明晰的一组不断变化的画面而呈现出起伏的浪花。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了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诗人几笔勾勒一个淡淡的画面。作者不在于描绘春景的实感，而在于把读者带入画面，接受种情绪的感染，同时又作形象的暗示：这画面里现出的大自然的荣枯，是时间飞逝的痕迹，由此诗人追寻自己日子的行踪。可是“我”的日子却“一去不复返”，看不见，摸不着，是被人“偷了”还是“逃走”了呢？自然的新陈代谢的迹象和自己无形的日子相对照，在一连串疑问句中透出诗人怅然若失的情绪。
“象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把自己八千多日子比成“一滴水”新奇的比喻，极度的夸张，和喻成大海的时间之流的浩瀚相比，而突出自己日子的“没有声音，没有影子”的特点。实际上，这里有自己日子的踪迹，一滴水是它的具象，滴水在大海里，有它微微的声音。诗人竭力从视觉和听觉上去感受它，搜寻过去的日子。可是八千多日子却悄无声息的“溜去”了。时间之无情，生命之短暂，使诗人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时间是怎样的“匆匆”呢？诗人并没有作抽象的议论，他把自己的感觉，潜在的意识通过形象表现出来，“把触角穿透熟悉的表面，向未经人到的那里”，寻那“新鲜的东西”。（朱自清《诗与感觉》）因此，空灵的时间被形象化了，习已为常的生活画面里透出诗人“独得的秘密”
“早上，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步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太阳被人格化了，他象一位青春年少的姑娘迈动脚步来了，悄悄地从诗人的身边走过，随着太阳的“挪移”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了”。接着，诗人用一系列排比句展示了时间飞逝的流。吃饭、洗手、默思，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细节，诗人却敏锐地看到时间的流过。当他企图挽留时，它又伶俐地“跨过”，轻盈地“飞去”，悄声地“溜走”，急速地“闪过”了，时间步伐的节奏越来越快。诗人用活泼的文字，描写出时间的形象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给人一个活生活的感觉，我们听到了时间轻俏、活泼的脚步声，也听到了诗人心灵的颤动。
在时间的匆匆里，诗人徘徊，深思而又执拗地追求着。黑暗的现实和自己的热情相抵触，时间的匆匆和自己的无为相对照，使诗人更清楚地看到：“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如果说第三节还是以作者一天的具体感受来反映时间的流逝，以个别来反映一般的话，在这里，作者就把八千多日子的流逝作了高度的概括，使时间匆匆而去的各种影象凝聚在一个点上，使时间流逝的情况更加清晰可感：有色彩，是淡蓝色、乳白色的；有动感，是被“吹散去”，被“蒸融了”。诗人看到了，触到了，清醒地用全部身心去感受时光的流逝，追寻自己生命的“游丝般的痕迹”。
诗人随着情绪的飞动，缘情造境，把空灵的时间形象化，又加之一连串抒情的疑问句，自然而然流露出他心灵的自我斗争，自我剖白的痛苦，也可看出他徘徊中的执着追求。在朴素平淡中透出浓烈的抒情气氛。
诗歌具有音乐美的素质。格律诗靠格律和韵来体现它的音乐性，自由诗也用分行和韵来保持它的节奏感。散文诗抛弃了这一切外在的形式，它的音乐美，从诗人的内在的情绪的涨落和语言的节奏的有机统一中自然地流露出来。亨特认为：“虽是散文，有时也显出节奏之充分存在，因而它岔出了它的名义上的类型，而取得了‘散文诗’的名义，就是在诗的领域里的一种半节奏的作品”。（《美学概论》傅东华译）《匆匆》就是这样的“半节奏的作品”。
《匆匆》表现作者追寻时间踪迹而引起情绪的飞快流动，全篇格调统一在“轻俏”上，节奏疏隐绵运，轻快流利。为谐和情绪的律动，作者运用了一系列排比句：“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相同的句式成流线型，一缕情思牵动活跃而又恬静的画面迅速展开，使我仿佛看到时间的流。而且句子大多是短句，五六字一句而显得轻快流畅。句法结构单纯，没有多层次的变化，如一条流动的河连续不断，如一条调合的琴，泛着连续的音浪。它的音乐性不是在字音的抑扬顿挫上着力，而是在句的流畅轻快上取胜，作者并没有刻意雕琢，而只是“随随便便写来，老老实实写来”，用鲜明生动的口语，把诗情不受拘束地表现出来，语言的节奏和情绪的律动自然吻合，使诗达到匀称和谐。
《匆匆》叠字的运用也使它的语言具有节奏美。阳光是“斜斜”的，它“轻轻俏俏”地挪移，“我”“茫茫然”旋转，时间去得“匆匆”，它“伶伶俐俐”跨过……这些叠字的运用，使诗不仅达到视觉的真实性，而且达到听觉的真实性，即一方面状时间流逝之貌，一方面又写出时间迈步之声。同时，诗人一方面状客观之事，一方面又达主观之情，现实的音响引起诗人情绪的波动，通过语言的音响表现出来，情和景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我们还可以看到诗人叠字自然匀称地分布在各句中，以显出它的疏隐绵远的节奏来，这恰合了作者幽微情绪的波动。
复沓的运用，也是散文诗维持其音乐特点通常运用的手段。所谓“言之不已，又重言之”，既显出诗人感慨的遥深来，又增加了诗的旋律感。“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徘徊”“匆匆”等字眼反复出现，一种幽怨之情反复回荡。“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象游丝样的痕迹呢？”相同的意思句子数字的变化，使感情层层推进，在参差中又显出整齐的美。结句的反复，反复强化作品的主旋律，画出诗人感情起伏的波澜。复沓的运用，反复吟咏，起到了一唱三叹的效果。
《匆匆》结构也十分单纯，十一个问句是情绪消涨的线索。问而不作答，飘忽而过，既显作品流畅感，也显出诗绪的跳跃性，使形象得以迅速展开。一般诗句为显示情绪的跳跃性，往往别于一般的语言句法结构，不顾语法的限制，省略一些句子成分。散文诗却不然，它基本运用是散文的句式，作者情绪的跳跃一般没有自由诗那样大的跨度。但它也别于散文，句与句，段与段之间形成间隙，凭作者思绪连接。《匆匆》的问句问而不答，而答意隐含之中，这既可启迪读者想象，引起深思，显出它的含蓄美，又合作者情绪的飞快流动，显出诗情跳荡的节奏美来。
碧野(生于19)著有散文集《在哈萨克牧场》、《情满青山》、《月亮湖》和《碧野散文选》等。
歌唱英雄的时代是碧野散文的主调。不论是描写山光水色，还是展示建设大业，他的作品总是格调高昂、春光明媚，充满了对新生活的希望和祝福。他的游记作品中的力作《天山景物记》，介绍了新疆天山的丰富物产和异彩奇情的景物，歌颂了边疆各族人民的新面貌；《山高云深处》是碧野散文的又一代表作，描写了一位赤胆忠心，为人民开拓新生活的县委书记。作者将人物心灵的刻画与景色描绘融为一体，将读者带入一个云深雾重、宛若仙山的境界之中。
碧野散文注重人物刻画和情节安排。在以人物为主的作品中，景物只作烘托之用，而在写景抒情的散文中，人物服务于抒情。比喻、对仗、排比、拟人是碧野常用的修辞手段，借此来创造富有节奏感的艺术境界。他的语言生动形象、气韵飞扬、诗意盎然。
秦牧(1919--1992 )著有散文集《秦牧杂文》、《星下集》、《贝壳集》、《花城》、《潮汐和船》、《艺海拾贝》等，《古战场春晓》、《土地》、《潮汐和船》、《花城》、《社稷坛抒情》等篇是他的代表作。
秦牧散文特点之一，是言近旨远，哲理性强。赞颂新中国、新生活，鞭笞丑恶现象是贯穿他散文作品的一条主线，在阐述观点，讲明道理时，绝不枯燥。
秦牧有别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特色是，他的散文题材广泛、知识丰富、谈古论今、旁证博引，显示出深厚的生活和知识根底，《土地》便是其中极有代表性的作品。作者从历史和日常生活中的见闻侃侃谈起，以土地为对象，时而展现新时代的风貌，时而追叙惨痛的历史，时而歌颂新社会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时而写到古代的封疆大典，时而又将笔触延伸到殖民者的暴行，从古到今，从草木禽兽到人情世态、到故事传说、到现代科技，都囊括在一篇散文之中，向读者提供了一部信息量极大的历史教材。
秦牧散文表达方式没有固定格式，潇洒自然，语言流畅讲究，文笔游走灵活，联想奇妙，思路开阔，感情自然流露。
★ 背影写作特点分析
★ 求职信的特点分析
★ 散文的特点
★ 传记作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