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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学史看实验与实在的关系论文
论文关键词：科学史，实验，实在
一、实验概述
（一）实验的概念
根据自然辩证法教材中的普遍定义，实验方法就是指人们根据一定的科学研究目的、运用一定的物质手段（包括科学仪器和设备），在人为控制或变革客观事物的条件下获得科学事实的方法。人们进行实验是有目的性的，根据其目的性来安排实验条件，从而获得科学事实。
（二） 实验的特点
在科学实验的领域中，不仅具备专业素质的实验研究人员，而且也配备专用的实验手段和设备，并形成了一系列专门的实验技术和方法。其中，不仅实验工作者及其所用的实验方法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而且实验手段和实验设备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是测试记录装置、显示装置，还是直接作用于对象发生的装置的革新，都可能带来科学技术上的进步。具体而言，实验的特点如下：
第一，研究对象在实验方法的实施过程中可以得到简化和纯化。在实验的过程中，实验对象被置于严格控制的条件之下，实验者尽量排除各种偶然、次要因素和外界的干扰，对实验对象进行简化和纯化，目的就是使对象的某种属性或联系能够以本真的形式显现出来。具体的做法就是实验首先把所要研究的现象与其他现象隔离开，通过在可控制的条件下保证研究对象的可显示性哲学论文哲学论文，从而避免自然环境中事物的无序性和复杂性。因为在自然中，各种现象混杂在一起，模糊不清，对象和现象不同就会导致它们之间不同的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通过实验仪器的放大和过滤作用，使实验者要研究的现象可以得到最好的简化和纯化，最终可以使实验者得到其想要的现象的那种性质和状态。
第二，研究对象通过实验方法可以得到相应的强化。有些事物的变化规律或本质在一般的条件下是呈现不出来的，要揭示其变化规律或本质，就需要在实验创造的特殊条件下对其进行强化。如在超高温、超低温、超高压、高真空等条件下，可以发现在常温常压下材料所没有的性质。19荷兰物理学家卡曼林——昂尼斯首先发现汞在超低温4.173K以下时失去电阻，并把这种初次发现的新性质称为“超导性”，从而开创了超导这一重要研究领域。虽然实验对象的状态可能是无序性的，但是通过实验过程的操作，其无序的状态不会继续被放任下去，实验对象通过实验仪器的强化过程，在与实验者的因果互动的过程中才能最终得以确定。
第三，对象的属性和其变化过程通过实验方法可以重复出现。通常而言，在自然条件下发生的现象，由于其受到时间或其他因素的限制，很难进行反复的观察。但是实验为我们提供了这种便利，在科学实验中，人们可以通过实验手段的充分使用和实验方案的精确设计，将与实验对象相关的各种要素的适当安排，使被观察的对象及其结果可以重复出现。
第四，研究对象的运动过程在实验过程中可以得到模拟，从而使对象的性质得到充分的认识。比如说，有些现象是没有办法直接进行实验的，还有些现象可能会错过观察时机，这就需要实验的模拟，通过在实验操作的过程中使实验现象可以再现，进而进行研究。
（三） 实验的结构
实验活动既有实验者主观方面的活动，同时也包括实验者的物质活动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实验研究对象和实验手段是实验活动的客观方面。一般而言，实验的结构通常包括三部分：实验主体及其活动、实验客体（即实验对象）和测量系统（比如工具、仪器、实验装置等）。笔者要特别提出，作为实验结果的实验数据也是实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1、实验主体活动
实验活动的主观方面主要指的是实验主体关于实验对象的信息接受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实验者本身的物质活动。实验者作为实验活动的执行人，在进行实验之前，首先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我们暂且不谈实验和理论之间到底具有怎样的关系，实验者对实验活动的安排及实验仪器的操作原理的了解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整个实验操作的过程中，肯定也少不了实验者的参与哲学论文哲学论文，主要是指实验者本身的物质活动。在实验活动结束时，实验者对实验结果的信息接受能力，对实验数据的解读以及实验现象的认知，都属于实验主体的活动范畴。
2、实验客体
实验客体则是实验者认识活动的兴趣指向对象，它既是实验主体研究属性的承担者，也是实验仪器分析或测量的作用对象，目的就是要揭示隐藏其中的规律性。在实验活动中，实验客体通过实验测量系统的纯化和强化，保持其性质的本真性，从而可以保证对实验对象有最大化的正确认识。
3、实验测量系统
测量系统主要是在主体和客体间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发挥作用的。首先，测量系统相当于中介的作用，在主客体之间发挥作用，通过测量系统将来自客体的信息进行“编码”，之后在与主体的相互作用的同时会将“编码”后的信息传递给主体。[1]人生活在宏观世界中，人的感官也只能直接感知到自然界中的一部分现象，这种感官上的缺陷，对人的生存不会构成威胁，但是它却可以把那些对人的生存来讲并非随时都有用的信息给隔离掉。人如果要从思想上掌握客观事物，就必须打破感官的局限性。实验仪器首先成为了实验主体与实验客体之间的信息传递者。[2]实验仪器、设备的使用，拓展了实验对象的范围，从宏观领域拓展到微观和宇观领域。实验仪器加强了对实验客体在深度方面和广度方面的剖析。举例来说：静电场是抽象的，不能被人眼感知。但是通过验电器带电后锡箔张开，把电学现象转化为力学现象，人眼就可以直接感知静电场的存在了。也就是说，当研究领域从宏观世界深入到微观世界时，感官就无法直接感知物体了。只有通过实验仪器的运用，人们才能观测到事物，进而对其进行具体的描述，最终把握微观世界的本质。这样，仪器本身就不仅仅担当着“中介”的角色，仪器作为“参与者”和事物构成一个整体，不可分离，与客体的生成密切相关，但是实验仪器的精密程度是有限的，观测微观粒子的实验对信息有强烈的选择和隔离作用。通过实验仪器的操作，最后得到的是可以观察到的属于宏观世界的实验结果，包括实验现象和实验数据。
（四） 实验的发展
1、实验自身的发展
首先是从实验自身的发展来分析的，通过实验的组成部分，即实验测量系统的进步和实验对象领域的扩展两方面来进行说明的。在古代哲学论文哲学论文，实验方法还没有出现，人们研究和认识自然现象，最主要的方法只能是通过肉眼来进行观察。此时实验对象的领域是处于宏观世界中的。到了中世纪，人们才对实验方法有了初步的认识，实验方法逐渐被采用。达.芬奇指出，只有通过实验方法，科学才具有确定性，否则科学是毫无意义的。伽利略的口号是:“知识来自观测, 不是来自书本, 也不是来自亚里士多德。”[3]伽利略最著名的实验就是落体实验。
随着实验设备精密度的不断提高，实验技术手段的不断完善，实验对象领域的不断扩展，实验条件的不断复杂，20世纪以前，实验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几乎仅限于宏观物体。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发现以后，科学探索便进入到微观领域。在当代，物理学研究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宏观物体，而且需要在原子、原子核、基本粒子和夸克（层子）等物质的不同结构层次上进行深入探索。当代化学的研究也从分子水平进入到量子水平；甚至像生物学这样的传统描述性科学也已从生物个体、细胞水平进入到分子水平，出现了像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等新的学科和新的研究领域。很显然，要进行现代水平的实验研究，需要有极为严格的实验条件，例如高真空、高纯度、高能量等，其复杂性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时代。20世纪的科学哲学革命广泛的发生在宇观、宏观、微观的三大层次上，使整个自然科学形成一个前沿不断扩大的多层次的综合的统一整体。相对论所要探究的对象是高速的和宇观尺度的对象，而量子力学研究的对象却是微观领域的对象。[4]微观属性是观察不到的，它只能通过实验仪器映射到宏观世界中的现象来揭示。量子论描述的不是自然界本身，而是暴露给人们的自然界，“这个客观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我们的实际干扰和精化了的观察技术造成的”。[5]
2、实验地位的变化
在科学哲学史上，自从产生了实验方法之后，实验和理论之间的关系就是纠缠不清的。从实验和理论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实验地位的动态变化过程。在古代，实验方法还未产生的时候，人们相信自己看到的就是真的，观察到的现象是“自然之镜”，在实验方法产生之后，人们对待实验的态度和观察是一样的。例如，13世纪英国的罗吉尔.培根，他认为只有实验方法才能给科学以确定性，十分重视实验作为科学方法在研究事物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达.芬奇（Leonardo deVinci）也说：“在研究一个科学问题时，我首先安排几种实验，因为我的目的是根据经验来决定问题哲学论文哲学论文，然后指出为什么物体在什么原因下会有这样的效应。这是一切从事研究自然现象所必须遵循的方法。”在科学研究中，实验方法得到普遍运用的时间是从近代开始的。最为突出的代表是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Bacon)。在他看来，感觉是作为知识的源泉的，而科学在本质上是经验的，认识应该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但是经验并非是指简单的、朴素的经验，他所认为的经验是指经过适当安排和消化的经验，即实验方法，才能成为科学知识的可靠源泉。培根可以说是近代实验思想上的创始者，而伽利略就是实践上的创始者。在伽利略看来，自然科学的结论必须是正确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为此，必须使用观察和实验方法，从自然界中获得客观事实。从17世纪到19世纪，科学上的一切重大发展几乎都和实验方法的采用有关。伽利略把实验方法看作是他的研究工作的最基本的方法, 他认为基本原理必须来自经验与实验。自然科学研究要从客观事实出发,就离不开观察和实验。
从科学史来看，历来的科学哲学家们都持有这样的观点，科学如果要取得进步，是要依靠实验为其提供的证据为基础的，他们都非常重视实验的`。按理说，科学哲学家们一定会重视对科学实验的深入细致的考察的，但是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通过对科学哲学文献的查阅和了解，实验并没受到哲学家们的重视，逻辑经验主义就把等同于观察或经验命题，在他们看来，科学理论只有能还原到观察命题才是有意义的，经验只是为科学理论提供了一个支撑点，至于经验的来源，他们并不关心，把实验缩成成“经验”这样一个点，其作用就是检验理论。汉森在《发现的模式》中提出“观察渗透理论”[6]，实验的目的、程序、步骤和结果都需要参照相关的理论才是可理解的，实验相对于理论来说丧失其独立性和基础性地位，实验成为理论的附属品。总而言之，哲学家们都没有深入到实验室内部，对实验没有充分正确的理解，更不用说起会考察真实的实验活动了。理论优先性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哲学家们往往执着于认识论，从而使得他们仅仅是以科学理论为角度出发来思考问题，而实验的作用属于机械性的哲学论文哲学论文，其功能充其量不过是对自然的观察和原始资料的收集整理，仅仅把实验作为观察语句的确证基础，完全忽略了科学家的仪器操作、实验活动的步骤设计、实验过程的障碍排除及对实验对象的改造等实验活动。但是，哈金的开山之作《表象与介入》第一次把哲学的重心转向了实验和介入，试图扭转哲学家们对理论优先性的偏见，重新赋予实验以独立的地位。哈金认为，实验首先是一项物质性的时间活动，其作为一项介入性的、参与性的实践活动，将对象和自然以一种清晰的、有规则的方式显现出来。如果没有实验活动的适当安排，我们所能理解到的自然是极其有限的。他的重要名言就是：实验有自己的生命。[7]由此可见，实验的地位再次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二、实在概述
到底什么是实在？张华夏教授在《实在与过程——本体论哲学的探索和反思》中提到：实在就是“真实的存在（real being，或realexistence）的意思”。[8]在哲学上，“实在”就是要在表象和物象之间确立某种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实在指的就是表象和物象之间的映射关系。对“实在”的讨论，肯定是离不开“实在论”的探讨的。一般地说，在科学哲学史中，实在论可以分为三个重要的类型：（1）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实在论，（2）知觉实在论，（3）科学实在论。[9]第一种类型的实在论是指抽象实体或普遍性在时间和空间之外存在。如果按照“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区分来看，第一种类型的实在论指的就是物体的“第一性质”，为客体自身内在所固有的，也可称为“自在之物”，它既不依赖于观察者，也不依赖于他物，可以用一元谓词来刻画[10]其维护的是传统的实体——属性观，断言第一性质为物体自身所固有。第二种类型的实在论观点断定物质客体独立于我们的知觉而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之中。科学实在论则主张，科学认识的客体独立于科学家及其活动而存在和起作用。从古代自然哲学到中世纪哲学，物质就是质料，即作为不确定的基质；在近代，物质就是指实体；在当代，物质非无物质化了，即非实体化了。在物质结构学说中，“物质”一词就是单纯对物理实体的笼统称呼。物质就是第零性质和第一性质的承担者。罗嘉昌认为，物质非物质化了。“实在”发展的逻辑顺序可以概括如下：质料——实体——非物质化。
三、不同实验观对应实在论的发展
在博物学时代，科学理论的实在性是以“目证”为根据的。博物学并没有自己独立的实践方法，并且实践对象多为已经存在的事物，特别是天然自然物。观察是博物学的主要实践方法。此时的科学多为自然哲学，没有明显地与哲学区分开来。第一种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实在论哲学论文哲学论文，因为与本文的主题关系不大，故笔者不予讨论。近代实验科学与哲学都认为理论的客观性是其合理性的前提，他们的区别于在，科学具有了自己的独立的实践方法，即科学实验，并且把科学实验视为“科学的独一无二的真方法”。 此时实在论处于知觉实在论的阶段。科学的客观性以科学实验为根据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也就是说，一个科学概念、规律或模型是否实在或真实，总是在实验的基础上才能得出答案。也就是说，没有实验，讨论科学理论的实在性或真实性是没有意义的。
随着机械技术的发展并进入实验后，近代实验方法也相应出现与成熟，科学理论系统也同时出现，科学实在论相应而生。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中，经验论的科学实在论观点成为主导。科学家们认为，如果科学规律是真实的，那么其中的理论实体也是实在的。例如，虽然有些学者批评牛顿理论中的引力概念，但是，并没有怀疑引力的客观实在性。而这种实在论的观点，与实体与规律之间的关系以及理论与实验的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罗嘉昌先生的观点，现象、实在和存有被限定在一组本质上不可分离的关系结构中，可以用二元函数来表述：Yr=fr(x,r)。
其中Yr作为序偶（x,r）的集合，表示一种具体的关系性质，f表示个体x所具有的属性，而fr则表示x和r之间的关系。此时，x和y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忽略，r可以消除，因此现象Y不是别的，它只是客体x“自身”被观察的结果。这都是宏观层面上的东西，实验主体在宏观世界中存在，在宏观世界中进行活动，实验仪器和设备是在宏观领域内发挥作用的，实验客体也是在宏观世界中可以直接观察或感受到的，我们在宏观领域中讨论“实在”，问题不大。
随着实验对象从宏观到微观、或者从低速到高速、或者从简单到复杂、或者从静态到动态，实在论的格局也发生了变化，分歧出现。有两种明显的现象，一是反对传统实在论观点，甚至走向反实在论；二是各种新实在论观点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研究领域从宏观向微观领域深入哲学论文哲学论文，实验仪器与微观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出现了一个下限——作用量子，它同测量对象本身的运动相比再也不可忽略，因此当人们试图换一种仪器去把握微观客体另一侧面的表现，就会破坏客体原来的运动状态。由于实验与实体之间的关系的变化，理论实体的实在性也呈现出复杂的情况。实验仪器的作用不可忽略，微观客体性质的生成有赖于实验仪器，观察手段已经不能置身于现象之外，仪器和现象作为一种整体是不可分离的。关系参量r和x的耦合不可忽略，成为决定现象Y生成的本质要素。在量子力学正统学派把微观粒子的客观实体视为实验的作品，而非天然存在的；逻辑上可能的实体或属性处于迭加状态，形成波包，在实验中，波包偏缩，成为一个本征态。所以，理论实体的实在性与实验过程是动态相关的。对于复杂系统研究而言，整体论的实在论观点也相应出现，认为有机系统的实在性在于它的整体性，一般整体性表现为关系或过程概念，而非实体或性质概念。关系实在论、能力实在论等各种实在论的观点相断出现。
四、小结
从科学史的角度分析实验与实在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实验与实在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也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观点，毕竟各派的理论基础不同。但是本文的目的是能为“实在”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将实验与实在的关系重新进行了梳理，实验已经不能再被忽略了，正如哈金所说的，其已经作为“介入”成为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2]于衍平，男，1960年，汉族，副教授，主要从事科学哲学研究，江苏徐州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221116.
从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关系看当前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思辨倾向
主要从本体论和认识论这两个维度,梳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之间的.关系.通过阐述科学史在科学哲学研究中地位和作用,强调科学史的史实和案例研究,对于匡正自然辩证法领域的思辨倾向、促进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 者：葛长虹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刊 名：黑龙江科技信息 英文刊名：HELONGJI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 年，卷(期)： “”(17) 分类号：B0 关键词：逻辑 历史 科学哲学 科学史理论与事实的关系:从哈金的实验观点看
观察渗透理论的论题是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共同特点,也是导致历史主义中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最重要根源.哈金的实验观蕴涵着一个新的关于理论与事实的关系,笔者从哈金的论点出发,试图发展出一套新的观察理论,并得出如下结论:观察不是被理论和范式所决定,而只是受它们的一定程度的影响,事实有它自主的力量,跨范式的'观察和理解都是可能的,历史主义者夸大了范式的完整性和自我完备性.
作 者：陈刚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湖北,武汉,430074 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年，卷(期)： 20(4) 分类号：N031 关键词：理论 实验 观察 事实 范武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看科学的功利主义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已使科学与技术密不可分;科学功利主义的产生、发展依托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科学的功利主义是一柄双刃剑,既可大大提高生产力,改善人们的生活,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时其不适当的应用也会对人类生存造成巨大威胁.既要充分重视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也要采取切实措施规避科学功利主义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
作 者：王东明 作者单位：湖北工学院,学工部,湖北,武汉,430068 刊 名：理论月刊 PKU英文刊名：THEORY MONTHLY 年，卷(期)：2004 “”(9) 分类号：C05 关键词：科学 技术 科学功利主义如何处理物理实验与多媒体教学关系论文
[论文关键词]物理 实验 多媒体 相互促进 关系
【论文摘要】在物理教学中实验和多媒体都是我们应用的主要手段，本文就当前在课堂上有限的内容和时间前提下，权衡二者利弊，在提高教学效能的基础上如何处理二者关系，作出论述。
观察和实验是研究物理的最基本的方法。在传统教学中，实验作为一种重要的教学手段被许多教师所采用，是因为它和物理的链生性和实效性。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教学硬件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教师采用多媒体教学，多媒体辅助教学已成为教育改革中十分重要的一个内容，促进了课堂教学结构的变革。那么多媒体教学是否可以取代实验教学来唱主角呢?而实验教学和多媒体教学做为现代物理教学两种重要手段，正确处理好与传统教学模式之间的关系两者互为补充，对物理教学将有着突破性的发展。
一、实验教学的优势与局限
1、实验教学的优势
(1)实验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出问题，积极寻求答案。实验最大的特点具有真实性，直观性，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如在阿基米德原理的探究过程中，浮力和排开液体、等量的转换、现场的实物演练、客观存在的事实，学生接受的不可怀疑，这些是在多媒体教学中不可实现的。
(2)实验教学能培养学生细致敏锐的观察力、分析对比、判断推理、归纳总结的逻辑思维能力等，能使学生的智力和能力得到综合培养和发展。初中各类物理实验的比例占总课时的相当部分，由此可见实验教学对学生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例如我们可以把平面镜成像特点可变演示为学生实验。学生在自己“探索”物理规律的实验过程中可以把动手和动脑结合起来，锻炼和培养自己的各种能力。
(3)实验教学帮助学生掌握仪器的使用，学会控制实验条件和排除实验故障，分析处理实验数据和写简要实验报告的能力。初中物理使用的'基本仪器有两种要求:一是能独立正确使用，例如刻度尺;二是在教师的指导下练习使用，例如实用电路。学生只有在实验的基础上.才能理解控制实验条件探索物理规律的思想方法，达到手脑并用进行实验操作，强化各种实际问题处理能力的技能训练，通过实验教学学习排除简单的实验故障，提高学生的实验能力。
2、实验教学的局限
(I)实验现象受时间的限制，学生较难捕捉其本质。
学生可以通过实验看到物理现象，物理事实的真实性，但是经常因为实验过程时间短暂，实验现象稍纵即逝，学生来不及细致观察，很难马上发现问题的本质，很难控制思考的过程。
(2)实验现象有条件的限制，如探究二力平衡的条件，匀速直线运动这种状态在实验环境中是不可能达到，只能用静止来片面的操作。
二、多媒体教学的优势与局限
1、多媒体教学的优势
(1)丰富的多媒体素材能刺激学生各种感官，激发学习的兴趣。
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如电视和录像能增加学生的见闻;互联网开拓了学生的知识面，增加了获取知识的渠道;电脑动画可化无形为有形，化抽象为形象;投影仪、视频展台能增加可视性。这些方法能够更好地提高学生对物理的兴趣，注意力也更容易集中。
多媒体的视频、图像、图表、动画、音响都能激发形象思维，有利于学生直觉思维的培养。
(2)多媒体教学，可使不可见因素及物理变化规律呈现于学生面前，起到化无形为有形、化抽象为形象，转换思维模式，降低思维难度的作用。如分析一个浸人水中立方体的六个表面受到的液体压力，得出浮力等于物体受到的向上和向下的压力差。分析中要用到液体压强与深度的关系、二力合成、二力平衡等知识.学生理解起来感到很抽象。而利用多媒体课件很醒目地对各个力分别分析，重点突出，一目了然。
从上帝持续创造看创造与救赎的关系
上帝的'创造与救赎是基督教中两个重要的教义.创造和救赎是三位一体上帝的工作,是我们基督徒的基本信仰之一,是完整的统一体.如何看待上帝的创造与救赎的关系是目前中国教会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
作 者：顾云涛 作者单位： 刊 名：天风 英文刊名：HEAVENLY WIND 年，卷(期)： “”(7) 分类号：B9 关键词：试析过程记录与实验结果分析的关系论文
关键词：过程记录；实验；酶免；质控
过程记录作为实验室工作的一个关键控制点，承担着记录原始数据、人员操作、设备运行、环境等原始数据以备追溯的作用。详细的过程记录包括人、机、料、法、环几个方面，人员：包括每个项目的操作人员情况；仪器：包括从设备初始化到运行结束后维护的全过程；材料：指试验中所用试剂及质控品的厂家、批号；环境：实验室温度、湿度情况，乃至水、电等全方位的情况；另外最重要的一点，也是人机料法环中对实验结果影响最大的一方面—法，因为它的波动性和变化性较大，在实验过程中应较为详细地将其进行记录。法，亦为方法，并不是简单地理解为本次实验的方法学原理，它贯穿实验的全过程。
通过过程记录进行回顾性分析，寻找工作中因人员、方法或环境等因素的差异而造成的实验结果的误差，从而找出解决方案，使工作流程更为标准化。江苏省镇江市中心血站的实验室主要工作内容为四项酶联免疫试验—HBsAg、抗HCV、抗HIV、TP及血清谷丙转氨酶和ABO血型RH血型鉴定等项目，在实验室运行ISO17025体系以来，过程控制与过程记录作为一个关键控制点纳入本实验室质量体系中。通过3年多以来的运行，详细的过程记录在实验结果及质控图的分析上，提供了详实的数据支撑平台，也使工作人员更加方便和全面地在工作中总结经验，从而获得理想而准确的实验数据。下面举几个在工作中所遇到的实例，从过程记录中总结出的几个常见的影响实验结果的实例，并结合过程过程进行的相关分析，现报告如下。
1 环境影响因素
12月份，连续几天每天的第1批进行实验的酶标板本底偏高，同时质控值也偏高，超过3SD，而之后的批次结果又基本正常。从过程记录中的实验室温度动态记录和每批次酶标板加样孵育的时间来看，近日实验室温度偏低，而当天第1批酶板开始进行检测的时间较早，所以该现象可能由以下原因造成：空调运行一段时间后，室温能达到18℃，达到实验要求的温度标准，但洗液的温度要平衡至室温需要较长时间，因而很有可能在洗板时尚洗液未平衡到理想温度，而存在少量结晶或未充分溶解的现象[1]；另外，由于天气寒冷，FAME管道壁道内少量残留水经过一夜后，可能结冰或结晶，导致堵塞，管道接口也可能因低温而变硬，导致密封性降低，因而造成洗板注水不满，吸水不彻底，从而引起酶标板本底偏高。当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后，随着室温与设备、试剂的'温度达到平衡，异常结果消失[2]。
2 洗液影响因素
在实验过程中，对洗液的配制时间和配制人及配制方法也应进行记录，这些记录将在之后的回顾性质控分析中起到重要作用。从质控图中，位移或漂移现象是连续几天的质控点形成后才能回顾性地判断和分析，这时就需要借助前面的过程记录来进行综合判断，如分析洗液是否是新配制，配制人的配制方式、配制后是否立即使用。结合过程记录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某厂家的洗液相对其他厂家的而言，溶解度较低一点，一般新配制后立即使用时，酶标板易出现本底偏高，经分析，可能导致有微小结晶因低温或溶化时间不充份而导致而未完全溶解。导致洗板效果不理想。
3 质控品影响因素
在工作中，有时也会发现换批号时或新解冻使用某批质控品时，会出现质控图偏高或偏低的不稳定情况，经分析，可能是质控品未完全溶化充分，导致浓度不均匀，导致使用该批质控品时的质控图忽高忽低的不理想情况。有时质控品在夏季购买时，运输过程中的冷链不能完全保证，通过详细的过程记录，可以很准确地追踪到质控图出现异常是否和新解冻质控品或质控品更换新批号（何时购入，发货与到站时间）有关，从而对质控图出现异常进行有效的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后，在工作中采取相应措施，冬季期间每天早上提前半小时开空调提高实验室温度，并等室温平衡一定时间后，方可启动FAME，并用加温（40℃左右，不可超过50℃）的医用纯水先进行日维护，冲洗管道，一来可以清洁管理内的残余物质，二来可以通过温水冲洗，软化管道。日维护结束后再进行常规的冷维护，经过以上步骤后，自检的微孔板注水和吸水效果良好，能顺利通过自检，且酶标板本底清楚，质控结果理想。质控品在使用前要放入37℃水浴箱中进行充分的融解，使用前进行充分颠倒混匀，质控品要放在-30℃以下的低温冰柜中进行保存，并尽量避免在夏季购买[3]。洗液一般提前1天进行配制，特殊情况下需临时配制洗液时，也要将洗液置于37℃水浴箱中进行溶解并完全混匀后方可使用。
通过长期以来的过程记录，发现记录对整个实验过程的可追溯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实验数据分析、质控图分析、实验有效性的判断都起到了客观的数据支持作用。因此，真实、有效地进行工作记录是实验室工作者的一个必须具备的业务素质，对如何总结工作中的各类经验，从而提高实验室工作质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参考文献
[1] 关 茵,仝兴明,郭美英,等.FAME全自动酶免分析系统吐板现象分析[J].中国实用医药,,4(10):256.
[2] 李 文,丁显平,王乃红,等.FAME24/20中两步法ELISA试剂工作表的优化设计[J].现代预防医学,,34(11):2062.
[3] 张开惠.确保ELISA自动化检验的质量需注意的几个要点[J].中国输血杂志,,21(6):452.
从哲学与非哲学的关系看德里达论他者的命运论文
【关键词】德里达/他者/哲学/非哲学/种族中心论
“解构”首先是针对西方哲学文化的一种“内部策略”，但不可避免地涉及与其他文明的“内外关系”。哲学与非哲学的“同”“异”关系于是呈现出两种表现形态：在西方文化内部，哲学始终摆脱不了与文学艺术的关联；与此同时，西方的哲学文化必须正视非西方的非哲学文化。德里达承认了作为他者的异质文化的地位，但他依然没有摆脱“种族中心论”倾向。
一
梅洛-庞蒂在谈到东西方文化差异时表示：“人类精神的统一并不是由‘非哲学’向真正哲学的简单归顺和臣服构成的，这种统一已经在每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侧面关系，在它们彼此唤起的反响中存在。”[1] (P115)在他看来，“东方哲学”并不仅仅是某种生存智慧，它乃是探讨人与存在的关系的某种独特方式。“印度和中国哲学一直寻求的不是主宰生存，而是寻求成为我们与存在的关系的回响与共鸣。西方哲学或许能够由它们学会重新发现与存在的关系、它由以诞生的原初选择，学会估量我们在变成为‘西方’时所关闭了的诸种可能性，或许还能学会重新开启这些可能性。”[1] (P115)他显然不像黑格尔和胡塞尔那样把东方文化看作是低于西方哲学文化的“经验人类学”形态，而是承认了它的“哲学地位”。不过，梅洛-庞蒂仍然只是把东方看作为西方可以藉之考虑自身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的一面镜子，因此看到的只是不同文化在人类共性基础上的差异，并没有充分考虑文化间的真正异质性或他性。就此而言，他并没有走出种族中心论的藩篱。
在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运动中，从借鉴索绪尔的“差异”原则到德里达提出“延异”观念，凡此种种，都表明绝对异质性获得了认可，绝对他性得到了强调。当然，不存在着统一的看法，而是存在着一些差别十分明显的主张。列维-斯特劳斯的作品指向“他者”和“别处”，他“把自己奉献给倾听他者的声音”[2] (P19)，并因此与许多西方哲人在种族中心论主宰下的自言自语或内心独白形成鲜明对照。然而，在德里达眼里，列维-斯特劳斯本人并没有远离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他依然是柏拉图主义的传人。卢梭以“在感性我思中面向自我在场”的方式“重复柏拉图主义姿态”[3] (P29)，而列维-斯特劳斯“自称是卢梭的现代门徒，把他读解为现代人种学者的创建者”[3] (P154)。这种谱系清理表明，列维-斯特劳斯不可避免地停留在逻各斯中心论之内，其人种学也因此必然隐含着种族中心论。在德里达看来，人种学虽然诞生在“欧洲文化，乃至整个形而上学及概念的历史都发生解体”的时刻，但是，“它首先属于一门运用传统概念的欧洲科学”，“因此，无论人种学者愿意与否――这并不取决于他本人的决定，当他声称要废弃种族中心论的那些前提假定时，他已经把它们纳入到了自己的话语中”[5] (P414)。当然，这种种族中心论与此前的种族中心论有了很大的不同，“它是一种自认为反种族中心论的种族中心论，一种意识到了正在摆脱进步主义的种族中心论”[3] (P175)。
德里达确实看出了列维-斯特劳斯思想中的种种困境，这其实表明，要西方人完全放弃以“我”为中心是非常困难的。那么，他本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姿态？通过批判逻各斯中心论来清理整个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他力图为我们揭示出这一传统中一直包含着的瓦解该传统的“边缘”因素，并力图弘扬这些作为他者的因素。他在《哲学的边缘》中表示：“哲学始终就是由这一点构成的：思考它的他者。”[7] (Pi)这足以表明哲学始终与作为他者的非哲学密切关联。确实，德里达的工作主要致力于探讨为逻各斯中心论全面渗透的全部哲学史中的“同一”与“他者”关系。在他那里，“延异”这个“非概念的概念”、“非语词的语词”对于理解他有关他者问题的思考至为重要。“延异”其实是“差异”一词的“延误”和“区分”两个含义的充分展开，而关于他者和他性的思考尤其推动了后一个含义的游戏性“播撒”。区分意味着“不同，他者，不能辨别”，与“争论”，“他性”，“距离”，“间隔”相关[7] (P8)。“延异”在此基础上开启了一种“新逻辑”：它当然不会求“同”，但也不是简单地求“异”，而是注意到了自身(同一)与他者(差异)之间的往复运动。“解构”首先是针对西方文化的一种“内部策略”，但不可避免地涉及与其他文明的“内外关系”。这就导致德里达对哲学与非哲学的“同”“异”关系的理解呈现出两种表现形态。
德里达尽管解读的是柏拉图、卢梭、黑格尔、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等西方主流哲学家，但揭示的却是他们思想中的非主导性的东西，或者说他要以他们思想中的非主导性方面来瓦解其主导性的方面，以其思想中的非哲学因素来瓦解其哲学因素。而且，他尤其感兴趣的是列维纳斯、巴塔耶等与主流哲学拉开距离的哲学家，也非常关注那些与哲学有某种牵连的文学家。他非常明确地主张，“在哲学与非哲学之间并不存在一种静态的、明晰的界限”[6] (访谈代序，P9)。哲学无疑是思想的某种形态，但思想还有其他形态。这意味着对逻各斯中心论的批判，即对强调言说、理性、判断、逻辑的思维方式的批判，并因此重新考虑哲学思维与其他思维方式之间的复杂关系。德里达注意到，逻各斯中心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乃是种族中心论。这其实表明，哲学具有特定的“地理”和“历史”含义。简单地说，它是一种与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人(欧洲人、白种人)或西方(欧洲)文化联系在一起的独特思维模式。问题在于，这种源自某一地域、某个历史时期的思维方式却始终具有成为普遍思维模式的雄心。在“哲学即普遍科学”的理想中，不管哲学家们的具体观点如何，他们其实都有一致的看法，“欧洲哲学”乃是一种“同语反复”[5] (P120，注释2)。哲学于是成为种族中心论的集中体现或直接见证。问题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哲学是西方的，但在西方内部出现了对于哲学的越界，应该如何对待呢？另一方面，既然哲学是西方的，那么西方的哲学思维与非西方的非哲学思维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二
德里达非常关注哲学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其实是在探讨西方文化的内部张力。哲学曾经被看作是至上的，文学艺术之类都服从于哲学；但在包括他本人在内的许多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那里，学科界限的消失导致的是哲学与文学艺术的平等或哲学的至尊地位的丧失。更有甚者，与从前对文学艺术进行哲学阅读相反，现在更应该对哲学进行文学艺术的阅读。哲学传统坚持声音与文字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尤其强调了声音对作为异质力量的文字的压制。逻各斯意味着理性和秩序，而文字则是对理性和秩序的偏离，“如果我们坚持把这种文字命名为差异，这乃是因为，在历史压抑的运作中，文字因其处境注定意指最可怕的差异”[3] (P80)。文字其实是非理性的代表，凡是在哲学传统中受到压制的因素都可以称之为文字。真正说来，逻各斯中心论支配下的声音与文字的对立表现为哲学与非哲学的对立。文字往往与激情、感觉、想象等方面联系在一起，它总是超出于理性的控制之外，总是偏离于真理之“声”，这显然与哲学的理性主义指向南辕北辙。因此，如果人们赋予文字以重要性，他们就是受骗了，犯错误了，“他们的过失首先表现在道德方面，他们屈从于想象，屈从于感觉，屈从于情感，陷入了文字的圈套”[3] (P55)。柏拉图贬低文字，并且要把诗人赶出城邦，看来是“有理由的”。
文字在逻各斯中心论传统中代表的只是边缘性的因素。这是西方哲学根据二元对立原则看待世界而造成的：心灵与肉体、善与恶、男性与女性、所指与能指、语音与文字、在场与不在场都是对立的，而且有等级的不同。前者高于后者，好于后者，优先的一方属于逻各斯，次要的一方属于文字。从总体上看，哲学作为一种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却始终在对文字进行贬低。比如柏拉图和卢梭都著述颇丰，但却强烈地贬低文字。以文字的方式贬低文字，这是一种悖论，就其实质，它无疑表现为某种权宜之计。因为这种原因，“尽管西方哲学史中存在着所有那些差异和断裂，逻各斯中心论的主题却是恒常的：我们在所有地方都能找到它”[6] (访谈代序，P11)。其实，哲学从来都没有拒绝考虑“边缘”问题，但它往往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保持与非哲学的关系。哲学自信能够把自身之外的东西纳入到自己的范围，让它们受到自己的支配。哲学话语“总是倾向于相信自己主宰着边缘。它根据全部可能的样式认识、构想、设定、拒绝边缘，从而趁机更好地处置它、逾越它。它自身的边缘必定不会对它保持为外在的。它因此把这一概念据为己有。它相信它控制了自己容器的边缘，并思考它的他者。”他进而解释说：“哲学总是坚持这一点：思考它的他者。它的他者：那限制它的东西，它在自己的本质、定义和生产中扬弃的东西。思考它的他者：这仅仅是要去扬弃它所扬弃的东西，是要去开启它的方法步骤而不是超越边界？或者，这边缘总是倾斜地、出奇不意地为哲学知识留下了又一次打击？边缘/通道。”[7] (Pi)
很显然，在进行哲学内部关系的清理过程中，德里达看到的是“边缘”的双重性质，它既在内又在外。尽管如此，哲学从总体上有其执着的信念，它更多地认同于自己的传统，而不是让自己滑向“边缘”。在黑格尔以及此前的哲学家那里，认同传统显然不成其为问题。哲学家始终不断地追求对起源的接近，其间出现的偏差和求异倾向不过是一些“意外”。按照德里达的说法，“哲学终结论”的喧嚣在黑格尔之后一浪高过一浪，然而有两个宏亮的声音一直支配并召唤人们进入到哲学的“绝对循环”中去，那就是来自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声音。他写道：“尽管有种种深刻的差异，对传统的求助(这与传统主义毫不相干)却都受到某种共同于胡塞尔式现象学和我们暂时地、接近而方便地称为的海德格尔式存在论的东西的引导。”[5] (P120)德里达注意到，“整个哲学史是从其希腊源头出发获得思考的”。尽管胡塞尔把柏拉图看作是哲学理性和哲学任务的建构者，而海德格尔相反地认为柏拉图标志着存在思想在哲学中被忘却的环节，“他们之间的这种差异只因为其共同的希腊根基才变得具有决定性，这种差异在全都服从相同的主宰的后代子孙中亲如手足”[5] (P120-121)。也就是说，他们所理解的希腊或许有不同，但希腊源头“预先规定了对形而上学的服从或越界”，“对形而上学的还原”[5] (P121)。这几句话典型地表明，按照德里达的看法，在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中，从来都只有内部分歧，而不存在着绝对的对立。
在德里达看来，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这种希腊情结其实也是所有哲学家的共同意向，回归希腊成为哲学之为哲学或全部哲学史的“主题”。任何所谓的“哲学”，要么承认这一主题，要么放弃作为哲学的权利。这一主题“预先规定了逻各斯和世界性历史哲学的状况之整体，任何想要动摇它们的哲学都不能不以臣服它们开始，或者说都不能不以摧毁自身作为哲学语言的身份告终”[5] (P121)。德里达本人持一种含混的姿态，他关注的是“哲学的边缘”。要批判、攻击和解构哲学，我们必须确定立足点。但我们立足何处？在哲学之内还是哲学之外？如果立足哲学之内，我们无法动摇哲学的根基，因为一切都归属于内部分歧。如果立足哲学之外，我们根本就无“权”去攻击。真正说来，哲学有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尽管它始终包含着一系列的内部分歧，但最终能够克服这些分歧，一切只是进展过程中的迂回和曲折。比如，“危机意识对于胡塞尔来说只不过意味着某种先验主题的暂时的、却几乎必然的恢复”，“在笛卡尔和康德那里，这个先验主题本身已经开始去实现哲学作为科学的那个希腊构想”，而在海德格尔那里，“当他说思想长期以来、太长期以来处于干涸状态，就如同鱼儿上岸离水时，他要还给思想的元素仍然是希腊的元素，是关于存在的希腊之思，是由希腊人涌现和召唤的存在之思”[5] (P122)。所有的哲学形态，甚至包括走在后现代途中的海德格尔哲学，都以回到希腊为其目标。
在哲学大家族中，无论是后辈对于前辈的批判，还是同辈之间的分歧，都不能瓦解他们在忠于逻各斯中心论范围内的密切一致，都不能掩盖他们回到希腊根基的“自然倾向”。然而，尽管哲学力图“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力图成为“普遍性”，尽管它“不简单地是一种话语或各种思想中的一种”，德里达还是相信，“哲学并非全部思想”，“非哲学的思想，超出了哲学的思想是可能存在的”[6] (访谈代序，P12)。按照他的看法，“解构，从某种角度说正是关于哲学的某种非哲学思想”[6] (访谈代序，P12)。在德里达的游戏性读解中，传统哲学家对文字的贬低在不知不觉中消除了。这是因为，声音与文字不过是语言的两种载体，它们各得其所，各有所长，都是“原文字”的表现形式，它们始终处于增补游戏的链条之中。由此导致哲学从一开始就不纯洁，并因此始终维持着哲学与非哲学的张力关系。哲学不可能不关注某些非核心主题，它始终探讨某些“边缘”问题，它甚至自身也开始处于某种“边缘”地位。德里达以“细读”的方式关注哲学的“边缘”问题。在他眼里，哲学处于某种“垂死”状态，我们永远无法用“生”“死”二元对立来解释之，二元对立模式根本无法应用于“边缘”问题。传统哲学往往只听自己说(理性的独白)，听不到外面的、异己的声音。现在，我们并不是要强制它听来自外面的声音，而是要让它的“耳朵”“脱臼”，让它听出自己内部也有“杂音”和“异调”，从而产生某种新的“音响效果”。形而上学体系内部总有那么一些尚未驯服的东西，而这乃是哲学始终保持活力的源泉。
三
哲学与非哲学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内部关系，它更多地表现为异质文明之间的关系。德里达认为自己从一开始就在借鉴非西方的东西，比如对中国的参照：“从一开始，我对中国的参照(至少是想象的或幻觉式的参照)，就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当然我所参照的不必然是今日中国，但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文字语言相关。”[6] (访谈代序，P5)在德里达对列维纳斯“异质思维”的思考中，我们尤其看到了作为文化间关系的哲学与非哲学关系问题。列维纳斯属于犹太血统，天然地承袭了希伯来式智慧，但他接受的却是西方教育，因此在他的思想中尤其存在着哲学与非哲学的内在张力。德里达认为，在以回到希腊为目标的认同或同一思维占据支配地位的情形下，列维纳斯的他人哲学提供给我们的是“别的一种思维方式”，它因其求“异”而给予我们以震撼，“在干涸深处，在不断扩大的沙漠中，这种从根本上不愿意再成为存在之思和现象性之思的思想，使我们对一种前所未有的解主题化和解占有充满梦想”[5] (P122)。列维纳斯受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深刻影响，本应追随他们回归希腊，现在却要开辟从希腊出走的路径。
德里达突出列维纳斯在回归希腊等问题上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的差异，并借以展开他本人的思考。列维纳斯思想呼吁我们“从希腊逻各斯中脱位”，“从我们的同一性中脱位”，甚至“从一般同一性中脱位”；呼吁我们“离开希腊场域”，甚至“离开一般场域”，以便“通向某种既非是源头也非场域的地方”，“通向某种呼吸”，“通向某种先知言语”，“通向那个希腊的他者”[5] (P122)。问题在于，希腊的他者是否就是非希腊的呢？尤其是它能否自命为非希腊的呢？德里达注意到，这种思想仍然打算在其最初的可能性中“把自己定义为形而上学”，它打算扬弃形而上学的从属关系，想恢复这个概念来对抗整个出自亚里士多德的传统[5] (P123)。德里达要问，这种形而上学与希腊形而上学是同一的还是不同的？它能够达到解主题化的功效吗？更为重要的是，列维纳斯从形而上学中呼唤伦理关系，即与作为无限―他者的那种无限、非暴力关系，这与海德格尔等人的无道德的本体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里的无限和他者确实类同于德里达的“延异”所要表达的东西。
在德里达看来，列维纳斯在很大程度上有别于哲学意义上的“希腊人”，尤其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这两个仍然是希腊人的哲人”。这当然不是说他就是一个真正的“犹太人”。按照德里达的理解，列维纳斯思想既没有回到希腊，也没有完全脱离希腊，走向别处，正因为如此，它为思考西方文化与非西方文化提供了一个范本。它“不想让自己认同于人们所谓的哲学明见性，甚至也不想去补充这种哲学明见性，它无论怎样也没有在其话语中将自己当作一种犹太神学或犹太神秘主义、一种教义、一种宗教、甚至一种道德来展开。因为它在最后时刻从不以希伯来论题或文本为权威依据。它要求通过诉诸经验本身而获得理解，而经验本身以及在经验中最无法还原的东西乃是朝向他者的通道和出口；在最无法还原的他者中的他者本身乃是他人”[5] (P123)。按照德里达的理解，希伯来与古希腊这两种源头，两种历史言说相互阐释、相互溢出，而不存在向某一种螺旋式地回归。正因为如此，只有借助于某种既依赖于哲学又超越哲学的通道，才能理解两者的关系，才能理解列维纳斯的思想。
维护逻各斯中心地位的欧洲哲学思维天然地包含着种族中心论倾向，“拼音文字的形而上学”，“其实已经成为最原始和最强烈的种族中心论”[3] (P11)。这种种族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表现形式，其中也出现过超越的努力，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跨越特定的界限。德里达告诉我们，直至16世纪，西方人还认为他们自己的表音文字“是上帝亲手创造的最古老的文字”，而在17世纪，开始出现某些抛弃“神学偏见”的努力，因为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字的多样性。当然，这种最初的离心化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莱布尼茨试图以汉字为蓝本建立一种“普遍文字”，其工作在逻各斯中心论之内打开了一个缺口，但这丝毫没有中断逻各斯中心论。普遍文字理想只是逻各斯中心论进程中的一段插曲，引进外来的东西丝毫不会改变其性质。德里达明确地表示：“在原初的、非‘相对主义’的意义上，逻各斯中心论是一种种族中心论的形而上学。它与西方的历史联系在一起。”[3] (P117)莱布尼茨等人由于把汉字看作是一种理性的、哲学的文字，显然把它纳入到了理性主义的秩序中，也因此没有承认它的真正独特性或异质性。这样一来，“汉字概念只是作为一种欧洲人幻觉起作用”[3] (P119)。通常认为，西方文化是理性主义的，东方文化则是神秘主义的，普遍文字理想却试图贯通两者。然而，真正说来，这依然是西方人在“以己度人”，“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之间有某种共谋。他人的文字每次都被纳入自家的方案”[3] (P120)。
但从另一个方面也可以看出，哲学从一开始就不纯洁，因为它始终在借助于一些神秘的、外来的东西，尤其是借助于一些来自东方的隐喻。从表面上看，自柏拉图到黑格尔，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一直在抗拒隐喻的侵蚀，即使隐喻不可避免地在发挥作用，哲学家们也视而不见，或者说有意无意地把它纳入逻各斯的规范中。然而，真正说来，哲学的整个语言在其使用中都是隐喻的，隐喻的力量已经渗透在哲学交流中，哲学家们甚至在滥用隐喻。在标题为《白色神话学》的长文中，德里达探讨了隐喻的地位问题，认为柏拉图的日喻是西方哲学史或理性主义传统中的最根本的隐喻。日喻的实质是把善理念比作太阳。我们感知世界需要光源，认知理念世界也是如此。我们必须获得理智之光，我们因此应当崇拜理性的太阳。于是，理性在西方人(白种人)那里成为一种解释一切的神话。“白色神话”即西方人的形而上学(哲学)，“形而上学――集中反映西方文化的白色神话学：白种人把他自己的神话，印欧神话，他的逻各斯，即他的方言的神话当作是他仍然愿意称之为理性的东西的普遍形式”[7] (P254)。在这种形而上学中，理性排斥非理性，西方排斥非西方。这种理性神话既是西方人的防御机制，又表明了西方人的自以为是和固步自封。
然而，德里达注意到，“这种日喻总是在自我扬弃”，它“总是会变成为某本书中的干涸的花朵”[7] (P324)。德里达其实从这种“白色的”神话中看到了西方哲学传统的致命弱点，它仿佛成了某种“苍白”的神话。“白色”在这里显然既意指理性神话是“白种人”所固有的、独有的，又意指它是“苍白的”、“无力的”。这是德里达字词游戏的一大杰作，但这并不仅仅是个字词问题，由“洁白”、“清白”到“苍白”、“空白”的过渡是很有意味的：理性的自我辩护与防御机制是靠不住的，是挡不住攻击的，把理性作为公则是没有“理性根据”的。事实上各种民族之文化神话总是各行其素，并不以你为中心，并不会向你投靠。相反地，各种“颜色”的存在及其混杂，使逻各斯一开始就不“清”不“白”，而且它有许多需要填补的“空”“白”。事实上，柏拉图不仅以日喻建立起了形而上学大厦，而且还经常使用来自东方的神话来证明逻各斯。在他的作品中，哲学原则和神话是契合的。德里达甚至认为，理性与非理性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是经常转换的，逻各斯本来就有非理性的一面，“这里应该谈到活的逻各斯的‘非理性’，其陶醉人的、让人着迷的、炼金术般变换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它与巫术和魔法联姻”[8] (P143)。他并且向我们表明，理性并不高贵，它有其卑微的出生，正像苏格拉底出生在一个父为石匠母为产婆的家庭中一样。
四
然而，在关于哲学与非哲学关系的思考中，德里达既没有完全颠覆西方传统，也没有真正摆脱种族中心论。正像他认为莱布尼茨的普遍文字理想没有摆脱种族中心论，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工作是一种反种族中心论的种族中心论一样，德里达依然处于种族中心论的阴影之下。斯碧娃克在谈到《论文字学》时表示：“逻各斯中心论与种族中心论的关系在题记的第一句话中就间接地包含了。然而，悖谬的是，而且差不多是以一种颠倒的种族中心论，德里达坚持逻各斯中心论为西方的特产。他在其他地方经常提到，以至于引用乃是多余的。”[4] (Plxxxii)在她看来，中国或东方在德里达的文本中从来都不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在第一部分中谈到了对西方的中国式偏见，但东方在德里达的文本中从来没有获得认真的研究和解构”[4] (Plxxxii)。德里达显然不会像某些学者期望的那样“走向东方”，对于他的解构工作而言，东方文化最多只具有工具价值。他曾经这样表示：“我经常参照非声音中心的文字，比如中国文字，就是说我不相信，也不愿意说中国是欧洲中心的边缘，也不要中国变成为中心。”[9] (P46)这显然强调了文明或文化间的绝对异质性，非西方乃是西方的绝对他者。到这里为止，似乎还有某种不含偏见的意味。
然而，细究起来，这里的“他者”免不了有所贬抑，因为他者乃是哲学的他者，一种没有上升到哲学层次的他者。德里达非常明确地认定，哲学虽然自称是普遍的，它其实是一种欧洲式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不断扩张其影响的特定思维方式。接受海德格尔的影响，他认定“哲学本质上不是一般的思想，哲学与一种有限的历史相联，与一种语言、一种古希腊的发明相联：它首先是一种古希腊的发明，其次经历了拉丁语与德语的‘翻译’的转化等等，它是一种欧洲形态的东西”[6] (P10)，“是一种特殊的希腊―欧洲式的东西”[9] (P158)。从表面上看，他在限制哲学，其实骨子里却有着说不出来的优越感。我们前面讲到，梅洛-庞蒂克服黑格尔和胡塞尔的偏见，承认中国和印度有哲学，而且这种哲学具有存在论指向，而德里达却回到了传统的偏见中。他明确认为“存在论是西方传统文化的主题”，而中国“没有存在论传统的文化”[9] (P158)。他进而认定这样一个“死理”：非西方世界最初是没有哲学的，如果说后来有了所谓的哲学，那也一定是引进的。他说道：“在西欧文化之外存在着同样具有尊严的各种思想与知识，但将它们叫做哲学是不合理的。因此，说中国的思想、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科学等等没有问题，但显然去谈这些中国思想、中国文化穿越欧洲模式之前的中国‘哲学’，对我来说则是一个问题。而当它引进了欧洲模式之后，它也就变成欧洲式的了，至少部分如此。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式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来源等等。”[6] (访谈代序，P10)
就海德格尔以“思想”取代“哲学”[10] (P58-76)，而德里达本人称解构为“思想”[9] (P70)而言，把非欧洲文化归属于思想范畴也不算贬抑。但哲学毕竟代表最高智慧，否认一个民族具有哲学精神无论如何不可能是“褒”，而只能是“贬”。从总体上看，德里达虽然承认西方有其局限，但他始终尊重自己的哲学传统，“我的解构工作是从指出西方希腊哲学、欧洲思想的局限开始的，但同时又尊重西方哲学这份遗产”[9] (P84)。他还表示，应该尊重其他思想，包括其他语言，但这依然脱离不了以自己为立足点，“我爱自己的语言，但正是因为我爱它，我才应当尊重别人的语言，我赞成拯救一切语言”[6] (访谈代序，P24)。在翻译方面，他认为把一种文化的作品完全不加改变地搬到另一种文化中是不可能的。“要去翻译，但翻译不等于去确保某种透明的交流。翻译应当是去写具有另一种命运的其他文本”，译本“是另一个历史，另一本书。是同一也是另一个我本人无法追随其命运的他者，何况，即使在自己的语言中，也无法知道自己写的那些书的命运”[6] (访谈代序，P24-25)。正像他的任何解构一样，译者显然能根据或无意识地会根据自己所处文化的情形，增添许多新的东西，尽管这并不完全建立在主观的基础之上。“读就是写”在这里成了“译就是写”。不过，德里达在这里其实有一个无法克服的矛盾。引进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究竟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如果是中国的，它承认了“译就是写”，但中国不就有了哲学，至少有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是西方的，它虽然表明了欧洲模式的引进导致了中国西化，但却否定了“译就是写”，或者说否定了译文自有其命运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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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文化系统看基督教与科学的关系
科学和宗教作为人类文化系统中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子系统,它们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着人类文化系统的'和谐与发展.历史上它们冲突不断,如何让二者携手为我们人类文化系统的完善而发展,对于今天来说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作 者：郭松梅 GUO Songmei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江苏,南京,210093 刊 名：系统科学学报 PKU英文刊名：CHINESE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年，卷(期)： 14(4) 分类号：N94 关键词：文化系统 科学 基督教 和谐从语符与词义的关系角度看如何掌握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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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刘志强 鲍俊琴 作者单位：大同大学外语学院,山西・大同,037009 刊 名：科教文汇 英文刊名：THE SCIENCE EDUCATION ARTICLE COLLECTS 年，卷(期)： “”(36) 分类号：H313 关键词：词义变化 语符性质从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教育理论的研究文
[摘 要]教育理论由教育科学理论、教育哲学理论和实践教育理论组成，它们和教育实践的关系是有所区别的。本文从它们分别与教育实践的关系出发，指出这三部分理论的研究对教育理论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并根据当前教育理论研究的实际，着重探讨了实践教育理论研究的问题。
[关键词]教育理论 教育实践 关系
教育理论的研究一直是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但人们对什么是教育理论、教育理论应包括哪些理论等基本问题却一直未有定论。本文仅从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来分析教育理论研究的问题。
一
要研究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关系，首先得探讨教育理论的基本范畴。一般认为，理论知识有纯理论性知识和实践理论性知识之分，纯理论性知识只是解释性的知识，目的是获得理性的理解，实践理论性知识是对实践作出判断，获得理性的行动。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教育理论有着不同的看法。赫斯特（Hirst）把教育理论看作是为教育探求理性原则的基础领域，是一系列相关学科实践原则的集合，教育理论应“发展”和“引导”实践。穆尔也认为教育理论不应只着眼于解释这个世界，其目的应在于指导实践，主要功能是规定性的或建议性的。而更多的人认为，教育理论也和自然科学理论寻样，有基础科学理论和应用科学理论之分，因而把教育理论分成教育科学理论和实践教育理论。布雷岑卡在此基础上，根据教育理论的发展历史和对教育活动的价值判断性，还增加了一个教育哲学理论。
教育科学理论是在纯理论的观念上对教育行动、教育目的、教育前提及其教育影响进行研究，并由此而提出相应的科学理论，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教育行动领域的认知。它主要是陈述教育事实，并在此基础上解释教育实践发生的原因与条件。关于概念的表述一般采用描述性定义，它适用于进行事实判断。
教育哲学理论试图通过哲学的方法设计一种理论建构的途径，使实际工作者能够通过对教育的真正意义和目的的哲学理解来拓展和丰富他们的常识性思维，给教育实践提供价值和规范取向。因为教育实践包含着人类的价值需要和理想追求，所以对教育实践作哲学上的思考，沟通了经验科学和形而上学，既可把握教育实践的方向，又可寻求前进的最佳途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不去考虑普通哲学的问题，我们就不可能批判现行的教育理论和政策，或提出新的理想和政策”。
实践教育学用以评价，并以规范性命题为主，告诉人们在某方面应该做什么、该做些什么。布列钦卡认为，“实践教育学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要它来指导教育者的教育行动”。它的语言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纲领性定义，二为口号。实践教育理论直接指向实践，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但任何一个实践教育理论都不只是以具体情境中的少数实践者为指导对象，因为这样的理论必定会脱离不同情境中其他实践者的需要，不具备理论的概括性和―定程度的抽象性，因而要把它和具体化的操作规则或方法区分开来。实践教育理论首先是一个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最有条理、资料最为丰富的思考。
应该说，教育理论的这三部分是相互联系的。布列钦卡指出，实践教育学“不仅以相关特定的教育目的和特定的教育方式为前提，而且还包括了对历史状况的价值分析”，教育科学和教育哲学为实践教育学提供了经验性知识和价值取向。实践教育学的主体由技术规范构成，这种技术规范基于由价值取向所决定的目的，基于教育科学所提供的技术假设。对于教育实践，正如卡尔（Carr）分析的，我们总是想当然地从常识的意义上来理解它，而不对常识进行哲学的探讨，因而存在着真正的教育实践和非真正的教育实践，好的教育实践和不好的教育实践。实际上，教育实践应是一门关注选择和行动的科学，它并不具有外在的.相关目的性，而是受道德影响并诉诸于道德的行为，它的目的不是永恒不变的，而且随着内在追求的“善”的变化而经常变化的。
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是分层的，并非所有的教育理论都和教育实践发生直接的联系。从教育科学理论的本质看，它主要集中于解释现象间的联系，认识教育现象及其本质，分析历史的和现实的实践的合理与不合理、自觉与盲目，并预测现实实践的客观发展趋势，揭示合理性实践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以指导未来教育实践由不合理趋向合理，由盲目转向自觉。同样，教育哲学理论只是侧重于追问经验现象背后的本质和本体，以深层次的不可测的理念、精神为对象，研究未来的教育和教育的未来，旨在理解人生、理解世界，并构建完美人生、完美世界的理念。由此可见，这两种教育理论都是从宏观上指导教育实践，只不过教育科学理论是对教育现象及其本质通过科学方法的分析来指导教育实践，而教育哲学理论则通过抽象的方式来指导教育实践。所以有学者认为，只有教育实践理论才直接对教育实践起指导作用，虽然它不对实践提供“手把手”的“学徒式”指导，却可以其纲领性、规范性的定义，以其隐含在概念、命题中的理性规范对实践提供直接的指导。
认清各种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将使我们能更好地分析“理论脱离实际”这个论题。在实践中，我们常常把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对立起来理解，认为所有的理论都是非实践的，所有的实践都是非理论的，从而引起一些理论主张该怎样做的争论；也使那些从事教育实践的人不得不进行反思，不得不对他们正尝试的事情进行理论化。我们通常没有认识到教育实践既可以由那些默认的、隐性的以及不能清楚表达的或常识性的理论来指导，也可由那些从学科系统研究中产生的科学理论来指导；更没有认识到教育实践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不仅仅由教育理论来指导，因为理论总是一套普遍的信念，而实践总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境下采取的行动，其作出的选择必须根据环境和特定情景的变化而不断被修正。和教育实践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一样，教育理论作为一个学科体系也具有其独立性，特别是作为教育基础理论的教育科学理论和教育哲学理论，更有其自身的构建规律和严谨体系。理论知识可以借助于它本身的逻辑性，通过判断、概念、推理，从已有知识推论出一些新的知识，这些新的知识往往能作为一种独立的革新力量而作用于实践，但它们也许要到一定时间后才可能得到证实。国内外也有许多重大教育实践往往都来源于价值判断与理论认识而不是前此实践。
二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应该重新确立研究教育理论的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转变观念，允许教育科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教育实践。从基础学科角度看，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提高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水平，因此要完善基本学科的自律机制，建立起知识共同体的学术规范。在这一过程中，可以采用一些相关学科的基本理论，遵循学科自身的内在逻辑发展演进，日益摆脱琐碎事物的制约，超越现实，敢于解释并预示未来。只有这样，才可能真正将理念触角伸向教育活动的深层与本质，才能超越反映，把握教 育实践的规律和意义，体现出对终极价值的追求精神，然后再以一种独立的革新力量作用于实践，而非总是抱怨理论脱离了实践。
其次，我们必须重点论述有关实践教育理论的发展，这和具体教育实践的关系最为密切，也是我们要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的关键所在。现在，很多实践教育理论研究者都处于研究实践教育理论和其它两种教育理论之间，他们的主观出发点可能在于寻找两者之间的结合点，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提出能够直接指导教育实践的原则。一般的研究方法是从其它学科中寻找构建教育理论的基础，结果把原应属于教育理论的基础理论变成了教育理论的理论基础，教育理论越来越成为“综合教育学”或“多学科的应用科学”，而没把理论研究的重点放在教育问题之上。可以说，这一根本出发点是错误的，结果往往造成无法顾及两头的状况；一方面不能提出能从宏观上解释教育现象和指导教育实践的更高层次的理论，另一方面也不能总结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实践原则。
从根本上说，学科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它们各自从实践的复杂性中作出有限的抽象，但不能为任何教育实践原则提供正确的判断，两者的概念结构有着不可弥合的鸿沟。学科可以为原则提供不同的理由、依据，虽然这些理由和依据对于理论的解释来说是极为关键的，但却只是分散的、片面的、有限的理论研究，不能给任何一套实践原则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我们通常简单地认为，学科可以为实践原则提供解释，进而，实践原则可以解释个别情况的教育活动。很明显，教育理论如果要为发展理性原则提供方法论，这种从学科到原则再到特殊活动的简单模式是不起作用的。虽然学科处理从复杂实践情境中抽象出来的确切现象，但并不是说把它们拼凑起来就可充分理解教育目标或教育实践的情境。它可为我们提供一些现在还不能理解的东西，却不能为实践原则的判断提供一个综合的平台。因此，任何想从其它学科的发现中得到完美的实践原则的尝试，都一定是建立在没有充分描述实践活动特征复杂性的发现之上的。运用这一先天不足的原则，只会把实践扭曲为不可自我辨析的活动。
所以，如果要发展理性的实践教育理论，我们的出发点必须考虑现在的实践，考虑实践中所体现的规则和原则。就像在其它活动领域一样，我们慢慢地认识到教育活动的问题和答案皆来自于从事教育活动本身的活动中。我们不得不通过践行把我们的观点渗透于其中。这样，慢慢地通过各种手段，我们可以促进和扩展一些知识，包括怎样去得到行为分析的知识以及对涉及其中的规则与原则的反思。某实践原则的存在，至少是在一些活动中得到充分证实的，实际上即使在一项活动中，它也不能给予充分的解释，更不用说证实了。反过来说，如果通过原则对行为的解释是不充分的，那么通过某学术性学科来解释此实践原则也是有问题的。因此，教育实践原则的有效性只能根源于对实践的抽象，而不是根源于某些独立的理论基础。另外，发展理性的教育实践，还必须考虑到实践者用以描述实践和决定做什么的知识、信仰和原则，用以表述正在发生什么的实践话语与日常实践活动的话语等等。研究现在的实践必须正确地表述实践者所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因为只有从这些描述和原则中，才可能形成对实践的理性批判，形成理性的教育实践理论。
总而言之，关于教育理论的研究，我们既要反对实证主义提出的关于构建一个唯一真理体系的假想，又要摆脱单一的实用主义价值选择取向，而走向一种理性认识的目标定位，明确教育理论研究要进行一些基础理论研究，也就是应有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分，改变一味要求教育理论要解决直接的实际问题的认识，建立起对教育现象的多种多样、有效解释的框架。这样，教育理论研究，才能在超越对教育现象的直观领悟的同时，在更高层次上走向一种理性的整合，据此求得认识上的全新突破。
从互联网络与网络主体的关系看网络主体的理性和自由
互联网络与传统的信息传播媒体相比有不同的技术特点;互联网络已对现实社会中人们新思想的产生、创造精神的`发挥和自由人生的实现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我们不应只致力于网络信息的自律和他律工作,而也应引导人们在网络实践过程中培养其网络理性,在技术善用的基础上重塑其作为网络主体的自由.
作 者：张运松 作者单位：肇庆学院,社科部,广东,肇庆,526061 刊 名：肇庆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AOQING UNIVERSITY 年，卷(期)： 24(1) 分类号：B82-057 关键词：互联网络 网络主体 理性 自由关于从鲁迅视觉化看文学与影视之关系
从鲁迅视觉化看文学与影视之关系，内容如下文
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他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无人可比。在老师的教化下，我们这一代人的头脑中所留下的关于鲁迅的描述大概都是：“匕首、投枪”以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作为一个立体的人，除了在文学方面做出的贡献，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的关于鲁迅生平的介绍。虽然有很多传记类的读物，但是这些传记的水平良莠不齐，大多数是学术著作，作为非专业的普通人，能对着这传记类读物产生兴趣的人少之又少。因此，鲁迅在大众心中是一位颇有距离感的伟人。
随着影像技术的发展，电视的普及，我们惊喜地发现过去遥不可及的伟人开始慢慢的走近大众，这当中也包括我们敬仰的鲁迅先生。关于鲁迅的影像可以概括为三种：鲁迅本人创造的图像;同时代艺术家创造的与鲁迅有关的影像;后来时代创造的与鲁迅有关的影像。这后两类中的影像资料就包括了大量的影视艺术作品，也是本文将要讨论的对象。具体说来，与鲁迅相关的影像作品可以分为以塑造鲁迅生平为主的纪录片、传记类影视作品和鲁迅著作改编的电影。
从鲁迅生平到文学作品改编，从影视剧本到地方戏曲，鲁迅视觉化几乎成为一个潮流，那么这种视觉化浪潮对于鲁迅文本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一、鲁迅的文学及精神大众化、普及化1.大众与鲁迅的'疏离有人说，鲁迅正在离我们远去，周作人正在向我们走来。
这个描述也许不准确，却也反映了一个事实：鲁迅研究虽然一直热门，但是鲁迅与大众的距离越来越远。究其原因，我认为有以下几点：首先，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
对于文学而言，这个过程所产生的最大问题是，中国传统的价值系统包括这个价值系统的运转、传播机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些文学家将这种改变对文学产生的影响称之为文学的边缘化。各种各样新媒体的出现，电视的普及、欧美大片的喧嚣以及网络的兴起让人应接不暇，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能够静心面对文字的人越来越少，人们对于文学家、文学家的作品日渐生疏是必然的。在这种大环境下，鲁迅的文学作品更加显得高处不胜寒，而其作品传播的程度则应该更多的依靠新媒体的传播。缺乏媒体的支持，这是鲁迅接受严重隔绝、滞后于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进入二十世纪，在市场大潮的冲击下，鲁迅刚刚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走下圣坛，又成为文化消费的热点对象。可以说，当下，鲁迅所带来的无形资产是不计其数的。从江浙一带常常能看到“咸亨酒店”的招牌和绍兴护城河上的乌篷船，实际上都是在利用“鲁迅”这块金字招牌。因此，各种各样的人都试图挖掘鲁迅身上的商业价值，人们在关注鲁迅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时，是不会去关注鲁迅的精神价值的。在这种商业化的背景下，鲁迅精神也无法对社会发挥应有的影响力。
最后，作为鲁迅文化，精神普及教育先锋的中学教育出现了问题。老师反映不好教，学生反映不想学成为了最普遍的问题。周令飞曾对记者说“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孩子们是‘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客观的说，就目前来看，学生厌学鲁迅的现象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归结起来，大致有如下的几个方面：时代差异造成学生的心理隔膜;陈旧的参考用书不能准确反映作品意蕴;一些作家、学者对鲁迅的随意贬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教师授课视野狭窄、对政治思想的解说成分太大，也使学生难以获得感情的陶冶和美育的启迪，社会文化论文《从鲁迅视觉化看文学与影视之关系
综合以上几点，我认为在现代社会，鲁迅与大众的疏离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鲁迅无论是作为文学巨匠还是“民族之魂”，都是有必要继续传承下去的，问题是如何让大众对于这位名人近距离接触。
2.影像拉近鲁迅与大众的距离
由于历史的久远和时代的变迁，鲁迅的作品在我国青少年一代中，已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隔膜。在当今世界，除了口传和文本之外，还借助于视觉来传播。越来越多的与鲁迅相关的内容开始以图像、影像的形式出现。
在所谓的视觉文化时代，影视作品的产生和消费是一个应运而生的文化显现，我们必须正视它能够带给我们的影响。电影诞生以来，随着其接受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普及，文学也顺势而上地搭上了这趟通向感官愉悦的直通车。海岩曾经说过：“我们现在处于视觉的时代，而不是阅读的时代，看影视的人远远多于阅读的人，看影视的人再去阅读，其要求的阅读方式、阅读心理会被改造，对结构、对人物、对画面感会有要求，在影像时代，从事文本创作时应该考虑到读者的需求、欣赏、接受的习惯变化，所以，作家在描写方式上很自然会改变，这是由人物和事件结合在一起的时代生活节奏和心理节奏决定的。”电影因其与小说相近的表述方式、审美方法、人物塑造、场景构成等，两者之间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而小说与电影的相互促进也有着成功的范例，也出现了成功的范例。如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出版了，但影响仅仅在学术圈，八十年代黄蜀芹把它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引起了轰动，大家这才去看小说，造就了一个脍炙人口的“名著”。尽管也许正如让・保罗・萨特所说的，对这些读者而言，小说不过是影片的“一篇大体上还算忠实的评注”，但如果不是因为电影，他们也许永远不会阅读这些小说，因为文学尤其是经典名著离当代人很遥远，也很难理解。后现代式改编毕竟是在跟原著对话，先吸引观众让他们觉得有点意思，进而能促使他们去阅读原著，所以，这种趋势确实有助于扩大文学的影响力，而且并不妨碍名著的相传。由此可见，靠影像这种传播方式拉近鲁迅与大众之间的距离也是可行的。
从宋辽关系看古代中国国际法的滥觞论文
一、从宋代来看待民族国家的产生和“中国”的范围
本文之所以会认为宋辽之间的一系列盟约、外交活动是古代中国国际法的起源，其根本就在于，宋代是中国式‘民族国家’的源头，宋代在当时突破了传统“中国”的定义，它不仅仅将自身局限于文化领域，而是在澶渊之盟签订之后，更多的将民族、空间、边界这些因素定义到“中国”中去。引用葛兆光先生的话——至少从宋代起，这个“中国”既具有“传统帝国式国家”的特色，又具有接近“近代民族国家”的意味。
所以，只有站在宋代是中国“民族国家”的起源和萌芽的角度，我们才能认为宋辽之间的外交关系和活动是古代中国国际法的起源。除开文化上的认同，我们必须通过“民族”、“空间”、“国境”这些实实在在的因素来确定“民族国家”的存在。
二、宋代是古代中国国际法的起源
第一，在民族国家当中，人们的民族意识相比于传统帝国更加的强烈，这个主要是站在文化的角度来看待的。宋代対异族和异国的警惕，使得“爱国”主题占据了文学主流。同样的，这种警惕性还体现在宋代对于知识的“专有权利意识”开始产生了萌芽，葛兆光先生说：宋代以前的朝代在文化上多少有些不把“四夷”放在心上，因此把自己的家门大敞开着，觉得这是“海纳百川”的“天下共主”的气度，文化上的“馈赠”在宋代以前的中国举不胜数，但是从宋代起，这种“馈赠”就有了限制。宋廷规定，“沿边州军严切禁止，不得更令将带上件文字出界”，......这不是一种如同汉唐“和亲”一样的临时的对外策略或者偶然的警惕，而是现实情势的转移和普遍观念的改变，不仅是对于有可能来犯的辽夏，就是对于高丽、倭国和交趾，也一样小心。
第二，对于一个民族国家，一个主权国家，边境的范围与划定，国界的勘测与管理这绝对是最基本的组成要素，在古代中国那些大一统的王朝，这可以分为两种情况。首先是中央王朝的一些藩属和前来进行朝贡的国家，他们名义上臣服于“天子”，中央王朝也理所当然的视其为自己的管辖区，在这样的不平等的关系下，是不可能产生近现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边境管理制度的。然后，是跟中央王朝处于敌对关系的边境民族或者国家，比如秦汉时期的匈奴，唐代的突厥，这大都是一些游牧文明，并非农耕文明。彼此之间并不存在我们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境的概念。对待周边的少数民族，汉唐的时候大都会在不同的阶段采取相应的措施，比如“羁縻”“和亲”“驱逐”等等，但这些无不是在一种自认为不平等的关系下进行的。而对于国境，哪怕是秦汉时期长城的修筑也只是一种单方面的防御性措施，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境”而只能称之为边界，本文的边界相对于“国境”，前者为单向而后者为双向。“国境”是得通过双方国家之间的外交途径来达成的，如宋辽之间“国境”的勘定在《契丹国志》当中就有明确的文字记录，辽国皇帝写给大宋皇帝的关南誓书中是这样记载的：“弟大契丹皇帝谨致书于兄大宋皇帝阙下......倘或思久好，共遣疑怀，曷若以晋阳旧附之区，关南元割之县，俱归当国，用康黎人。如此，则益深兄弟之怀，长守子孙之计”。而大宋皇帝是这样回复辽国皇帝的'：“大宋皇帝谨致书契丹皇帝阙下......两地不得相侵，缘边各守疆界，誓书之外，一无所求，期在久要，弗违先志”。在宋辽后来的《议割地界书》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契丹道宗遣泛使林牙兴复军节度使萧禧如宋，言代北对境有侵地，请遣使同分画。其后宋割弃地五百里，以分水岭为界，时宋神宗熙宁七年也”。可见，“国境”是国际法存在的前提，是双方对土地权属的认定和承认。宋辽之间边境的划分勘定和管理制度是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不管是分裂还是大一统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宋史·职官志》当中还有不少的记载，宋代从边境的划分勘定引入了一系列的后续制度，比如边境的榷场贸易，禁止流通的货物规定，相关人员的出入境规定等等。这些记载都对论述宋代民族国家的起源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第三，民族国家必须要求平等的外交关系，首先，宋代与周边大部分的国家还是保持着自古以来所维持的“朝贡体系”，但是与以往的大一统帝国不同，宋代身处在这种“朝贡体系”之中却有着一种“多边国际环境”的认识。在宋代，“天朝上国”的意识在日趋残酷的外部压力下夹杂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在宋辽澶渊之盟的誓书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契丹皇帝阙下”“大契丹皇帝谨致书于大宋皇帝阙下”这样的称谓，“兄弟之国”、“南朝”、“北朝”这些称呼在双方的往来使书中也是经常见到。除开外交文书誓书的记载，其实宋代在外交机构的设置上也可以看出对辽国与其它国家的区别对待，在《宋史》《职官志.五》中就介绍了宋代的外交管理机构——鸿胪寺，称其官署有十二，(1)往来国信所，掌大辽使介交聘之事(2)都亭西驿及管干所，掌河西蕃部(西夏)供奉之事(3)礼宾院，掌回鹘、吐蕃、党项、女真等国朝贡馆设，及互市驿语之事(4)怀远驿，掌南蕃交州，西蕃龟兹、大食、于阗、甘、沙、宗哥等过供奉之事。其次，“古代中国”在某些时期确实存在过实际操作上的平等外交关系，“中国”与周边藩属政权，表面上、形式上的平等是存在过的，因为在当时的某个环境和条件下确实需要采取这样的措施来维持自身的稳定和发展，但是这并不代表宋代以前的古代“中国”产生过对等的外交意识，并不代表通过这些看似平等的外交操作手段可以否认自秦汉以来形成的“朝贡体系”，这些政策上的平等应该更多的看成是一种政治手腕、一种迫不得已的外交妥协。通过这种妥协来更好的满足中央封建王朝自身“天朝上国”的意境。可是这一切到了宋代，在面对强大的辽国时，伴随着狼烟四起的周边环境，伴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都戛然而止了。
★ 从翻译变形看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