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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音乐角度看《易经》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易经》则更是中国古圣先贤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而这些传统的文化不是仅仅局限于人生、哲学的领域，它已经渗透到许多学科，譬如数学、物理学、逻辑学、天文学、音乐、美术等学科领域。
中国传统文化一向对人文精神十分重视。凝聚着中国古圣先贤古老智慧的《周易》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说，观察人类文明的进展，就能用人文来教化天下。照此看来，《周易》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积累起来的，也就是说，它是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周易》又叫《易经》，曾长久的被误解为是一本算命的书。随着科技的发展，东西方文化的交融，《易经》逐渐在各个领域得到渗透与利用，受到中外科学界、文化界的重视。
它是三位圣人伏羲氏、周文王和周公父子，还有孔子(周文王与周公父子算一人)陆续共同创作的杰作。正因如此，有人认为《周易》 的这个“周”字与周文王所在的朝代“周”是有关联的。其实不然，我们从广义视角来看待《周易》的“周”字，是看的很周到，想的很周密、周详，一点都没有遗漏。而且它是周流不停、往复循环、生生不息的，所以才叫《周易》。它广大精微，无所不包。“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如果按系统来讲，《易经》可以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系统。因为所有能列举出来的大系统，像太阳系、银河系等等，都不可能大到“其大无外”;所有能列举出来的分子、原子、质子、电子等等，都小不过“其小无内”。这样一本广大精微的书已经成为解开宇宙人生密码的宝典。而且已经渗透到社会、科学与精神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
音乐是有韵律的声音。有时是明朗欢快，给人愉悦的情绪，令人焕发闪烁的精神;有时是雄伟宏大的给人崇高奋发的激情;有时是和谐温柔、富有诗意，给人高雅、亲切甜蜜的畅想;有时悲壮凄凉，令人同情、伤感、哀痛，构成了美妙的音乐文化。音乐文化是一颗明珠，它的光辉不仅使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相互交融，还照耀着其他学科与文化的精髓与之相互的结合。形成了极其丰富多彩的富有动力的人类的大文化。构成了一个和谐的世界文化，丰富了人生的内涵，提升了人生的价值。
所以，音乐是人文科学的一部分，人文科学探索社会现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要回答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它是求善、求和谐、求美。正如《易经》产生之初，就要谈到《易经》首创人伏羲。在当时，人类还没有进入农业社会，人们靠打渔狩猎过日子。可是人们要出去打渔狩猎最怕的就是碰到天气骤变，来不及躲闪，很可能连命都没有了。这时候伏羲替当时的人们解决了很大的问题。可以说伏羲是全人类、全世界第一座气象台的台长，他告诉人们“明天是晴天，你去好了”，“明天往南走有雷，你要小心”,“你往西北走，有大雨” ……刚开始大家还是将信将疑，可是后来随着验证次数的增多，大家都觉得他说的很准，于是来问的人越来愈多。人多了，伏羲没有那么多时间应付，于是他就在大树上挂上各种图像，来表示明天天气的情况。每一幅图像其实就是一个密码。从此，伏羲得到了人们的信赖，并根据人们的需要，把他的气象预报逐渐的扩大，慢慢的画出不同的卦象，就变成了我们一直到今天都很熟悉的八卦。开始怕老百姓不理解，所以只告诉他们几个数字就好了，“1、2、1”代表什么，“1、2、2”代表什么，“2、2、1”代表什么，等等。所以数字化从很早就已经开始了，我们今天不过是继承伏羲的路线走来而已。可以说《易经》是我们人类最古老、最原始、最实用的一门科学。
艺术与科学的目标以及它们的最重要的功能是共同的或是相通的。这就使人们的内心深处激起对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和谐和不可思议的秩序，产生只可心领神会不可言传的激情。音乐艺术是由音符诞生，音符也是由数字或是符号组成，最重要的功能恰如数学公式，也是把握和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作曲家试图创造合理的世界图像，吐露他们观天察地识人的一种特殊工具。伟大的.作曲家贝多芬说过：“只有艺术同科学结合在一起，才能把人提升到神明的境界。”无论是伏羲、爱因斯坦还是贝多芬从科学和音乐的不同方面表述了宇宙结 构和谐的神秘性和艺术与科学的联系性。科学进行理性思维，探索求得客观事物及其关系的真实性，是对事物进行观察、实验、分析、逻辑推断的结果。它具有唯一性、逻辑性、实证性和一元性。音乐的对象的人，是人的精神世界，所以音乐是求“善”，它具有多种选择，非一元性的。音乐与科学两者的研究对象迥然不同，但两者是相通的，是相互依存的。都是为了构造一个美好的合理的和谐的世界，都是为真理而奋斗。人类通过科学和音乐达到一个高尚的境界，同时通过科学与音乐中所蕴含的情感和精神塑造一个高尚的人。
我们首先用数理的方式来看看《易经》与音乐的关系。前面说过《易经》是由三位圣人先后完成的，第一位就是伏羲，他用一些横线来表示数，完整的一条理解为“1”，中间断开的一条理解为“2”也可以说，完整的一条叫做“阳”，断开的一条叫做“阴”。然后把这些横线三条罗列到一起，就形成了不同的密码。当时的老百姓看到这些图像或者说是密码就知道伏羲想要告诉大家的事情，后来根据这些图像伏羲画出了八卦图，这幅图我们已经在手上拿了七千多年，那正是打开宇宙密码的一把金钥匙。第二位是周文王，他在八卦图的基础上，产生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就是宇宙的六十四个密码，它也是用数字来代表的。凡是密码必定离不开数字，我们现在的保险箱很多都是用数字做密码的，但是那个数字是死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而《易经》里的数字是活的，是变化的。最后就是孔子替《周易》装上了十只翅膀，我们称之为《十翼》。他希望《周易》能够飞起来。
中国易学家认为数起源于《河图》。《河图》是由“点”组成的方阵图，或称“数图”。在河图中数点的排列是有序的，《河图》向人们阐释了数的起源和数的生成奥秘，“一与六共宗居北，二与七为朋居南，三与八同道居东，四与九为友居西，五与十相守居中”，每组后面的一个数都是由前面的一个数加五以后而成，所以两数位居同位。在《河图》中，“五”是一个基本计数单位，居于图的正中，五以上的数皆由五演变而来。而中国音乐的“五音”――宫、商、角、徵、羽，有高度(频率)、大小(律数)和顺序(排列顺序和生成顺序)。 “五音”中的音与《河图》中的数有着密切的关系。
古人有“律以隔八相生”的说法，即由此律至彼律相隔七个数。将《河图》中的数，顺向而数，正符合这一规律。五至二隔八，黄钟宫生林钟徵;二至九隔八，林钟徵生太簇商;九至六隔八，姑洗角生应钟变宫;十至七隔八，应钟变宫生蕤宾变徵。隔八相生而形成的五音顺序为宫―徵―商―羽―角。在《河图》的五音位置相生图中，八个相生的位置，正好与八卦中的天乾、地坤、水坎、火离、雷震、风巽、山艮、泽兑相对应。在《河图》的各数进行某种数学运算时，数理则发生变化，数变则五音也随之生变,前面说的黄钟、林钟、太簇、姑洗、应钟蕤宾等皆为我国古代律名。只此粗浅的看来音律的产生和《易经》数理当中的确有着近亲的关系。
其次，我们要从思维方式上来看。一切科学研究的成果都是人类大脑思维的结果，思维是人类大脑的活动，包括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但是人脑除了这两种思维外，还有一种灵感思维。画家需要灵感才能创作出旷世佳作，唤起人们对美的追求;作曲家需要有灵感才能创作出不朽的乐章，陶冶人们的心灵;诗人需要有灵感才能创作出浪漫的、令人回味无穷的激励人心的诗句。同样《易经》更是“人更三圣，世历三古”。集结了三位古圣先贤的智慧、灵感及对世界所独有的洞察能力。所以在《周易》成书以后，多少人想动它一个字，都动不了。
《易经》中有六十四个卦象，而这些看似复杂的卦象，其实只包含两个符号，一个是阴(- -)。一个是阳()。伏羲八卦图告诉了我们一个宇宙最基本的密码――阴阳是构成宇宙万事万物最基本的元素，天底下的变化，就是阴阳的变化。比如说。白天是阳，夜晚是 阴;天是阳，地是阴;大拇指是阳，其余四个手指是阴。阴阳之间的关系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这样才有生命力。
在《易经》中，奇数表示阳;偶数表示阴。刚刚我们提到大拇指和其余四个手指的关系。大拇指，它是1，是奇数，表示阳;但是它只有两个节，2是阴，叫做阳中有阴。而且这个阴阳是分不开的，所以人要刚柔并济才好，不能刚到底，有柔才会有刚，没有柔，也根本不存在刚。而其余四个手指是偶数，为阴，但是这四个手指却每个都有三个节，叫做阴中有阳。多么奇妙，我们每个人的手都是一个简单而复杂的阴阳统一体，只有这样统一和谐的事物，才会创造出统一和谐的生活，统一和谐的世界。就像人们用手来弹钢琴，在手指弹奏的过程中大拇指和四个手指是一种“拿握住”的关系，它们用力的方向是不同的，两个大拇指是向手掌的外侧下方用力，而四个手指是相对于人体自身向里侧下方用力的。这样人的手在阴阳统一的前提下，才会创造出和谐悦耳的音乐。
“手”对于演奏者来说是制造音乐的工具，还要有一颗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心灵与头脑，敏锐洞察世界与情感的眼睛。经过孕育、沟通，涌现于显意识，成为灵感思维，作用于各种发声体，最后成为音乐。所以，音乐具有激活右脑形象思维的特殊能力。其中，交响乐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奥的哲理。它有较严格的结构，明显的层次，严密的逻辑一步一步的发展;而且有思想、有情感，有对事物的洞察和分析;有善与恶、美与丑、爱与恨、生与死的矛盾和斗争，有因果辩证关。就像《易经》所说的阴阳。它们总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一定是阴，一定是阳。如果没有相对，你就不知道哪个是阴，哪个是阳。有相对才有阴阳。譬如，音乐中的强与弱，它们也总是相对的强与弱，没有绝对的，“强”必须要多么强，“弱”必须要多么弱。有相对才有强弱，有相对才有阴阳。其次，阴阳是合一的。相对是前提，但是它是会变动的，所以阴阳是分不开的，有阴就有阳，有阳就有阴。我们刚才说到音乐中的美丑、善恶、爱恨、生死……这些都是阴阳的辩证关系在音乐中的具体体现。
从诗歌角度看白居易的音乐素养
音乐与诗歌、与人生、与社会，都在白居易的作品中得到较好体现，其作品是文学与音乐自然结合的典范。
一 丰富的音乐经历
白居易自小聪颖过人，六岁即学作诗，九岁就通音乐，能创作音乐，排练歌舞，弹奏琵琶，是唐朝文人中音乐素养最高者，《全唐诗库》收录白居易诗2643首，其中有100首与音乐相关。
白居易一生都与音乐密切相关，在大量的诗文中皆有叙写。琵琶、秦筝、琴、笛、觱篥、角、鼓、阮，乐舞、民歌、演唱、参军戏等，都有听闻欣赏。
有史料对其创作背景记载如下：(1)贞元十七年，膘国(现缅甸)乐舞来唐演出，有诗记之——《骠国乐》。(2)元和四年，作《新乐府序》提到“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3)元和年间在朝廷观赏“霓裳羽衣舞”——“我昔元和侍宪皇，曾陪内宴宴昭阳。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4)元和十一年江州司马任上，听京城流落到浔阳的琵琶女弹奏《霓裳羽衣曲》、《六幺》，感而作《琵琶行》。(5)元和十四年忠州刺史任上，听民众夜唱“竹枝词”，感而作《竹枝词》三首。(6)唐敬宗宝历元年苏州刺史任上，作《霓裳羽衣歌和微之》一诗，对《霓裳羽衣曲》的结构和舞姿作了细致的描写，并在杭州刺史任时向艺伎教授之。
二 白居易诗中体现的音乐素养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是唐宣宗李忱所作《吊白居易》诗中的两句。“诗王”，皇帝对一名诗人如此称赞、惋惜，不仅在于诗人巨大的文学成就，也在于诗中蕴涵的音乐魅力。“吟”、“唱”不仅指白诗的文字，更是指诗的音乐美、可歌唱性、流行性，诗人的音乐素养集中外溢。
1.演奏和欣赏音乐
《夜琴》：“蜀桐木性实，楚丝音韵清。调慢弹且缓，夜深数十声。入耳淡无味，惬心潜有情。自弄还自罢，亦不要人听。”蜀地的桐树，楚地的丝弦，做成品质较好的琴。夜深人静，弹着缓慢的曲调，自我欣赏;不为音乐的完美，只为了一时的安适。
《听歌六绝句》：“都子新歌有灵性，一声格转已堪听。更听唱到嫦娥字，犹有樊家旧典刑。”此诗作于退养洛阳时，都子是白居易新培养的歌伎，此时樊素已被“放归”。都子的美妙歌喉，唱出婉转的歌声，让白居易想起旧日的歌伎樊素，似乎在都子身上又回归了。“嫦娥”，指被收入《乐府诗集》的唐朝歌曲《桂华曲》中的句子“遥知天上桂华孤，试问嫦娥更要无”，都子所唱应是此曲。白居易有《醉后听唱〈桂华曲〉》，说是此曲听后“断肠”，当是怀念旧人樊素、小蛮的感情流露。
2.描写和评论音乐
《琵琶行》，六百一十六字，共四十四句，有二十八句写到音乐，占诗句总量的三分之二。其中的“轻拢慢捻抹复挑，……铁骑突出刀枪鸣”，不仅是文学中的精品，更是描写音乐的绝唱。
演奏的手法有“拢”、“捻”、“抹”、“挑”;曲目《霓裳》《六幺》;音色“珠、玉”、“莺语”、“泉流”;情绪“急雨”、“私语”、“幽咽”、“幽愁”、“银瓶破”、“刀枪鸣”，把非常难以摹写的琵琶音乐赋予形象化，比喻、拟人、通感、夸张等手法运用得十分到位，把时空、情感、余韵都描绘出来了。诗人的音乐素养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问杨琼》：“古人唱歌兼唱情，今人唱歌惟唱声。欲说向君君不会，试将此语问杨琼。”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情感的艺术。杨琼是元和年间歌伎，音色“圆紧”。白居易认为歌者不能为唱歌而唱歌，取悦普通听众，必须饱含情感，声情并茂。这与他的“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文学主张一致。
《策林·六十四》：“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斯所谓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把音乐创作与政治联系，认为政治清明、情感平和，音乐就平和亲切优美，反之则哀吟。可以音乐活动观察政治施为，讽喻政治现状。
3.培养歌舞伎和编排“霓裳”
白居易先后养有至少十名家乐，如小蛮(善舞)、樊素(善歌)、结之(善歌)、铧莹(善歌)、菱角、谷儿(善乐器)、红绡(善舞)、紫绡(善歌)等。
《霓裳羽衣歌和微之》：“移领钱塘第二年，始有心情问丝竹。玲珑箜篌谢好筝，陈宠觱篥沈平笙。清弦脆管纤纤手，教得霓裳一曲成。”
唐敬宗宝历元年，白居易五十四岁。三月改授苏州刺史，五月到任。期间作《霓裳羽衣歌和微之》，并在杭州刺史任时向艺伎教授之，在杭州演奏过三次。箜篌、筝，觱篥、笙，前为丝，后为管。商玲珑、谢好、陈宠、沈平，都是余杭艺伎，她们经过白居易的调教，能够演奏“霓裳羽衣歌”。
4.以音乐修养身心
喝酒、吟诗、抚琴、会友。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
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酷爱音乐，在旅途乘船时也常携带乐器演奏，以自得其乐。在《船夜援琴》中写道：“鸟栖鱼不动，月照夜江深。身外都无事，舟中只有琴。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心静即声澹，其间无古今。”这是典型的自娱自乐。
三 对音乐的贡献
白居易不是音乐家，但在中国音乐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其诗作《霓裳羽衣歌和微之》记录并保存了《霓裳羽衣曲》的结构和内容。
《霓裳羽衣曲》相传为唐玄宗李隆基创作。传说一：开元年间西凉节度使杨敬述所献，初名《婆罗门曲》，经唐玄宗润色并制歌词，并改用《霓裳羽衣曲》名。传说二：唐玄宗登三乡驿，望女儿山，作此曲前半部分。后吸收杨敬述所献《婆罗门曲》续成全曲。
玄宗开元年间在宫廷演出后，罹安史之乱，乐人四散;宪宗“元和中兴”再次演出，后即再也没有大型演出，因此，乐舞内容和曲谱逐渐散佚。今天见到的《霓裳羽衣曲》，是南宋姜夔偶然发现商调《霓裳曲》的乐谱十八段。这些片断还保存在他的《白石道人歌曲》里。姜夔之后历代音乐家又根据自己的理解创作了风格多样的《霓裳羽衣曲》，但是与李隆基创作的《霓裳羽衣曲》已有相当的距离。
《霓裳羽衣歌和微之》“散序六奏;中序;繁音急节十二遍”，表明《霓裳》的乐舞结构：共三十六段：散序六段，中序十八段，曲破十二段构成。“磬箫筝笛;击擫弹吹”：表明散序只有音乐演奏，散板，没有节拍，没有舞蹈，还写出了主要乐器以及演奏手法。“擘騞;飘然转旋;嫣然纵送”：表明中序开始既有音乐，有节拍，也有舞蹈，属于软舞，而非健舞。“上元;萼绿;王母;飞琼”：表明舞蹈人物形象：王母、上元夫人、萼绿华、许飞琼，后三者都是仙女，且与道教有关。“翔鸾;唳鹤”：表明乐曲结束时长音收束的音效。“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表明舞蹈开始前演员新奇鲜艳的服饰。这对于后人了解《霓裳羽衣曲》原貌有很大帮助。
从文化史角度看《诗经》
关于《诗经》中诗的分类，有“四始六义”之说。“四始”指《风》、《大雅》、《小雅》、《颂》的四篇列首位的诗。“六义”则指“风、雅、颂，赋、比、兴”。
随着古今对于《诗经》认识的变化，《诗经》学术史的建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战国时代直到清末的两千多年，《诗经》一直被奉为神圣的经典，关于它的学术史也被纳入经学史，成为经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五四”以后，对于以《序》、《传》为代表的传统《诗经》学展开了猛烈批判，并认定《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这一定位的根本要点是彻底否定其经学身份而突出强调其文学特质，受这一观点的支配和影响，20世纪出版的几部《诗经》学术史的构成框架基本上是以《诗经》的文学研究为中心而辅以其他有关学科的研究的模式。
最近出版的刘毓庆、郭万金的《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论》(以下简称“史论”)在《诗经》学术史研究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创新精神，并取得了突出成绩。
“史论”的创新起于对研究对象的界定。“《诗经》既是“诗”，也是“经”：“诗”是她的基质，属于传递先民心灵信息的文学;“经”是她的文化角色，是体现封建文化正统的精神武器。“一部《诗经》学史，其价值并不在于对古老的‘抒怀诗集’的诠释，而在于她是中国主流文化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史……”结合全书的论述可以知道，这里的“主流文化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除了作为历代统治思想的封建意识形态之外，更有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精神，亦即全民族的最基本的精神品质。《诗经》作为民族精神文化的元典，其意义和价值，除了“要为社会的永恒稳定构建和完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之外，还表现在建构民族文化精神，也就是塑造中华民族的灵魂和人格上。从这样的思想高度出发建构《诗经》学术史，不但超越了宣扬先王教化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古代经学史，而且也不同于以文学研究为中心辅以其他有关学科研究的《诗经》学术史，而呈现出一副全新的面貌。
作者从新的视角和思想高度出发，对学术史上的很多问题都做了新的阐释。例如，从华夏文化承传的意义上审视孔子编《诗》，认为《诗》的编定是奠基这个“经典体系”与“文化学统”最重要的一步工程，标志着它们的正式确立。又如，对于《诗序》的以“美刺”为核心的诗歌评价体系，以前的学术史从文学的角度出发，对于将诗歌作品政治化和穿凿附会，主观臆断的解释予以彻底的否定，但“史论”从文化史的角度重新审视，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这是倡导文艺对政治的干预，是“诗人自觉地以诗为武器，对不良行为和风气进行批评、对美好事物进行颂扬”，并把它作为儒家主体意识和批判精神予以肯定。
解诗视角由文学转向文化，极大地开拓了学术史研究的视野，作者注意到学术史发展与时代政治、思想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特别是诗学观念和解诗重点变化的时代政治思想原因。例如，为了适应汉武帝“独尊儒术”和“大一统”的政治需要，汉儒对《诗经》的解释，特别注意“与当代政治及社会人生之间的意义联系”，由单纯的“经义”疏解和阐释发展到把诗义作为行为准则落实于现实生活中，正是这种“明经致用”直接导致了从“经学”到“经术”的演变。《诗经》学术史上的这一重要变化，从社会政治思想发展的角度看，“使经典研究与政治方略的.炮制融为一体，为两千多年儒学思想的与时推移起到了典范性作用”;而从道德精神发展的角度看，则是缩短了经典与当代人生的距离，发挥着精神导向的积极作用。
作者认为，“为了引导现实政治与人生”，解决迫切的现实问题，古代的经学家对《诗经》作的是“适合时代需要的阐述和理解”，是《诗》的“现代性”诠释。由于这种“现代性”诠释是文献精神与现实的结合，具有鲜明的现实性，所以才能够承载政治思想的与时推移和道德精神的塑造承传的历史重任。
拓展：
《诗经》简介
1.《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作品305篇。《诗经》本名《诗》或《诗三百》。后世儒家学者把它尊为经典，故称《诗经》。
2.《诗经》按音乐性质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
“风”是民谣、土乐，有十五国风，106篇，大多数为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具有浓厚的民歌特色;
“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根据音节、律吕分为大雅、小雅，共105篇，多为贵族、士大夫所作;
“颂”多采用庙堂祭祀舞曲，有商颂、周颂、鲁颂，共40篇。
3.《诗经》的艺术手法，前人曾概括为赋、比、兴。据宋代学者朱熹在《诗集传》一书中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就是说，赋是对事物进行直接的陈述、描写;比就是比喻;兴是先借用别的事物或所见的眼前之景起头，然后引出要歌咏的人或事。赋、比、兴是前人对《诗经》艺术手法的总结，其实《诗经》的艺术手法远不止这三方面。
4.《诗经》以四言为主，节奏简约明快;常用重章叠句，情致回环往复;根据不同内容的需要，灵活地运用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写景抒情极富艺术感染力。语言质朴优美，韵律和谐悦耳。
5.《蒹葭》选自《诗经》里的《秦风》，是十首秦风中的第四首。秦，国名，其地即今天陕西、甘肃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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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角度看经济形势
经过20年改革开放实践的磨炼和邓小平务实精神的教育，我国经济学界敢于面对现实，揭示问题和矛盾。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进步。但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有些研究报告和文章就问题论问题，问题成堆而理不清头绪，很少用哲学思维来研究当前经济发展和运行中的矛盾，不搞矛盾排队，分不清支流和主流。甚至造成莫名其妙的悲观情绪，我们的经济学成了问题经济学。有些研究报告和文章照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和指标体系，用来描述和研究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经济，把我国经济当做一个发展完善的市场经济来看待，很少考虑我们的发展度和市场度。判断经济形势只根据那几个统计指标的走势论是非，找对策，只力图扭转那几个指标的走势，我们的经济学成了总量经济学，符号经济学。这种研究方法严重脱离实质经济内在矛盾运行的总量分析，更严重地脱离中国生产方式、交换方式、体制机制、结构转换升级具体阶段的实际。抓不住问题的关键，抓不住根本问题，只看运行，不看发展，只讲量变走势，不讲质量内容。这种西化的问题经济学，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它打乱了现阶段有形手和无形手的分工结构，过早淡化政府的发展主体地位，扩大了政策市场调控的范围，干扰了市场的调节机制的正常运行。为了克服这种倾向，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坚持邓小平的中国特色思想，牢牢把握住我们的特殊国情。我国经济运行在什么历史阶段是必须首先弄清的根本性问题。我们判断当前的经济运行态势好坏，要有一个特定的质和量的客观标准，不能仅仅根据几个总量统计指标的走势，简单地以升降论是非。经济运行指标在时间上不能简单地向后看，和上年周期比，和上月，上季比；在空间上也不能简单地和别的国家、地区比。首先要给当前经济运行一个准确的时空定位，即当前经济运行是处于我国、本地经济发展的什么阶段上。这个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是什么，发展的内容、发展的历史任务是什么？当前经济运行走势是向着解决发展的主要矛盾、转化主要矛盾方面推进，还是朝着反方向推进。这是判断经济运行走势好坏的主要标准，定性标准。
从发展的本质含义、发展的规律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根本性转变这个大的历史阶段中，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转变的一个关键性历史时期。在生产方式上以工业、商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带动农业的小生产方式向现代的企业化生产方式转变；在交换方式上主要是从自然经济、统制经济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过渡。这种转变、改进和过渡必然要和增长方式与体制模式的变革、改革互为因果。
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是结构性矛盾。所谓总量矛盾不过是抽象了结构内含的结构性矛盾在统计上的一种反映。总量矛盾是存在的，它只存在于总量统计之中，存在于符号经济之中，在实质经济之中只有结构矛盾，没有总量矛盾。我们面临的结构矛盾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工农两种生产方式、城乡两种生活方式，这种两元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矛盾。这是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是中国诸种经济与社会矛盾的总根源。由于农业生产方式改造受农村内部主要矛盾人多地少的影响，因而当地国民经济的主要矛盾集中表现为城乡人口布局这个大结构的矛盾。改造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民收入，改变农业生产方式，必须以减少农民为前提，因而目前人口城市化滞后，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源在于城乡要素流通受过时的城乡体制制约。
第二层次是区域经济结构的矛盾，主要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不仅是东、中西大区结构间的矛盾，而且还有每一个大区内部小区结构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根源在于区域间要素流通受行政区划限制，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的矛盾是区域结构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区域同构是由行政区划限制要素流通造成的，因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行政区划和政府管理职能定位。这个层次的矛盾在发展大势中居第二位的矛盾。
第三层次是产业结构的矛盾。多年来我们对这个层次的矛盾是重视的，当作第一位的结构矛盾来抓。实际上它受前两位矛盾制约，就产业结构调产业结构是调不动的。
第四个层次是产品结构的矛盾，主要是剩余和短缺产品的矛盾。短缺产品包括公共品和劳务，由于受市场因素制约不能增长，不能减少短缺，因而资源向剩余产品领域倾斜，使剩余也不能减少。这个层次的结构矛盾受上述三个层次的制约，主要矛盾方面也难以转化。
这四个层次的矛盾同时存在相互交错，呈现复杂的局面，但只要认真把矛盾排队，就会发现第一层次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诸矛盾的总根源。产业结构久调不见显效，剩余和短缺同时共存，关键是城乡人口大结构转化滞后，产业政策没有区域化，区域政策没有产业化，工业分散，重复建设，区域同构，这是造成结构性剩余、结构性短缺共存的根本原因。发展形势不如人意，不是自今日始，不是一两年的事，是自1992年以后逐步形成的。这是阶段性问题，不是当前运行问题，当前运行状况是这四个结构矛盾的正常反映。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不是短期问题。
从发展看运行，以长论短，我们才可以使用符号经济给我们提供的经济指标，说明运行的态势。这等于给每一个指标加上矢量符号。每项指标升降对四个层次结构调整是正作用还是负作用，是有利于主要矛盾方面的转化还是不利于主要矛盾方面的转化，力度如何都有了客观标准。否则，简单地与上年同期比看升降论好坏，就失去了判断标准。当前几个指标都低不好，那么走高就好吗？1994、1995年运行形势比今天好吗？如果以GDP同比增长8％，物价同比增3％为目标，现在这两个指标低于目标，运行就不好了，高也不好，低也不好，只有达标为好，显然是说不清楚的。8％也好，3％也好，都没有“含金量”标志，没有经济运行本身的矢量符号，不反映发展本身的实际状况。离开发展看运行盲目性很大。
从1997年下半年以来，人们发现就业压力加大，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现金收入下降；出口增长下降，今年上半年已经负增长，物价直线下降，现已超过20个月，居民消费率达到历史最低点。居民存款逆利息走势不断增加。人们对这种局面都比较焦急、担忧。政府动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力度前所未有，但人们还感到不大，还要加大力度，以扭转这几个指标下降之势。我认为在方法论上恰恰把问题弄反了，把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上述四大结构性矛盾的动力简单地当作压力。这样有形手的调控难免要与市场力形成抗力，这是西洋拳法，硬顶硬，把压力都作用到有形手政府身上，我们应打中国拳，借力打力，学会化劲。不当市场力的阻力，要把市场力当作动力，适当调节这个力的作用方向，而且是以四两拨千斤的技术，使有形手和无形手两股力形成一种向更加有利的方向运行的合力。
1．当前经济运行走势说明人口城市化的动力在加强。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收入指标走低，农业剩余劳动力增多，城乡收入和消费差距扩大是解决第一层次矛盾即国民经济主要矛盾的动力。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说明这一基本矛盾在运行中转化为现实的主要矛盾。市场压力加大，推动农民分化转化的`动力加大，客观上要求加速城市化进程。这说明近20年农村分散工业化利弊矛盾转化加速，弊在上升，利在下降。市场机制在推动农民进入大中小城市。而我们近十年来对这个主要矛盾重视不够，把产业升级产
品结构调整放到首位，把内含扩大再生产放到首位。十年前我就指出一个企业增长模式转换，把剩余劳动力甩给社会，一个国家你甩给谁。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农村问题的核心是就业问题，是劳动力转移问题。但我们的城乡封闭体制、政策，虽有松动，一直没有着力解决，致使城乡要素流通造成巨大的障碍。如想用离土不离乡的形式就地消化农民。这些做法实事求是地、历史地看都是和我们这个发展阶段大走势相反的逆调节措施，等于和市场机制推动的城市化规律对着干。时至今日调价的能力不足了，农民收入上不去了，农民的消费能力、消费结构都大大落后于城市，这是近几年人口城市化速度下降的必然结果。顶不住市场对城市化的拉力、推力，我们比较被动地开始接受城市化这个头等大事，近来有由顶到顺的趋势，这是值得庆幸的好事。
就业压力加大，农民收入水平提高缓慢，农产品、工业品过剩都是人口城市化率增长放慢的反映，都是提高城市化率的动力。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动力，它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减少因农业生产力水平提高剩余的农村人口，加速农业生产方式的改造，缓解工农两种生产方式、城乡两元结构的矛盾。然而我们封闭的城市经济体制、落后的城市规划和管理能力，严重制约农村人口城市化的进程，阻碍城乡要素的流通。于是就业指标、收入指标陆续走低，这是推动人们加大改革力度，加大市场取向改革的力度，进一步提高城乡经济的开放度、市场度。因而这两项指标的走低，产品剩余的增加，从运行走势来说是利好的消息，是说明市场机制正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如果是相反走向，农民收入增长、就业机会增多，反而是怪事、坏事，中国的两元经济的矛盾不仅不能缓和反而要加剧。
2．当前经济运行走势说明结构调整动力在加强。出口下降或升幅减缓，进口增长仅从运行指标走势看问题不能说好，加大国内市场压力，引起新的失业增加，迫使部分务工农民回流。但放到现阶段的发展走势中去，加上结构调整方向的矢量含义，这是相当好的走势。
我国外向依赖度已高达40％左右。出口减少正是扩大内需的动力，正是调整出口加工业结构，淘汰低附加值产品、推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从资源消耗型向科技含量较高的新结构升级。在珠江三角地区出口大幅度下降的同时上海浙江今年上半年出口升幅逐步加大，达到19％、12％的增长势头，就说明出口问题核心也是结构问题，福建从5月份起也止跌回升，这说明东南亚经济危机给我们的机遇大于困难。国际市场机制迫使我们加速出口产品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挑战来临，不接受也得接受。我们各地区各产业部门主动调整升级的动力不足，缺乏自觉性，如果出口一直保持增长势头，很难自觉调整结构。况且我们来料加工、三来一补的小企业特别多，这些小企业只要东西卖得掉是不可能淘汰低档次产品的。淘汰，调整当然有阵痛，伴随失业，收入下降，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忍受发展中结构转化的痛苦，就没有升级的可能。有调整就有提高，有提高就增加含金量，预计从今年下半年起出口指标将逐步回升，这次回升从全国来说平均增幅虽然不会很大，但在汇率不动、走强的条件下，这种增幅是值得珍惜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出口竞争力上了一个档次，一个量级，不再是靠过分廉价的出卖劳动力，出卖土地资源，不是为了创汇而出口，而是逐步符合国际贸易正常的比较成本规律，国际分工规律，必将给我国带来更为实在的经济利益。为了出口为了就业，我们过去不得不把政府的正常税收，让给外国政府，不得不把我们国家按要素分配应得的地租让给国外消费者的历史将逐步结束，全要素核算成本利润，为效益而出口的新的市场机制将逐步形成。加上矢量符号的出口指标走势，掌握正确的发展观的人会看到形势相当好。
今年上半年进口增长16．6％，使贸易顺差减少。人们对此也有忧虑。其实这也正是好事不是坏事。进口增幅和出口下降形成反差较大，仅就进出口本身看问题是不全面的，要放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国际关系全局来看问题。
进口是内需，这首先反映内需结构向贴近国际市场的水平在调整，说明我们国内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力度不够，进口两位数的增长给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施加压力，增加动力。从进口结构分析我们会看到一些大宗进口产品不是我们不能生产，而是产品质量低，信用不高，国人中有相当多的人还迷信泊来品。这将迫使国内企业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迫使我们加速结构调整升级，提高竞争力，提高信用，提高名牌意识。同时，进口增长提醒我们国内市场不是什么剩余经济，还有相当多的短缺产品存在，教育我们剩余和短缺不能仅从总量价值指标和实物量看问题，要从使用价值的质的内含上看问题，要重新估价剩余产品的价值量。价值是物化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它是一种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观念总结。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交换关系的扩大，社会必要劳动量的范围也要扩大，必要量的标准也要变化。随着消费结构的变化升级，必要量的标准也要变化。因而估价我们市场剩余要有新的眼光，用多少年前的不变价格来衡量是不科学的。当前我们的剩余产品的价值在无形磨损，短缺产品的价值量在升值。进口的增加反映了内需不弱，反映了国内的某些剩余由实变虚。天若有情天亦老，消费之树是常青的，市场作为交换关系的总和是无情的。
出口下降，进口上升两股力量形成的合力在推动着我们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一只无形的大手握住了我们正在发展中的经济向上攀升，像一个埋在土里的钢钎一样，在旋转升高过程中难免有摩擦的，必须克服旧结构的惯性。人们在结构升级过程中必须感受惯量的压力，特别是要忍受因体制变动造成的时快、时慢、时停的失重等多种滋味。没有这种合力就不能提升。面对这种合力我们难道不应该为之叫好吗？
顺差逆差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也必须和发展阶段发展需要结合起来看问题。美国不逆差很大吗？近几年的形势不是被世人叫好吗？顺差是少消费别国产品，被别国占用了劳动。逆差是多消费别国的产品，多占用别国劳动，如果没有债务风险，逆差比顺差划算，这是不争的事实。顺差减少是我国经济结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的标志，人民币强势的标志，国力强势的标志，内需扩大的标志。现阶段顺差减少要以平常心对待，不必为此忧虑。
3．当前进出口的走势最大的好处是推动我们加快对内开放的步伐，加速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出口不足外需转为内需，扩大内需降低外向度，有利于国内市场的一体化。加快国内区际要素和产品流通。多年来我们各地区重视对外国开放，对国内兄弟区域的开放重视不够，外引一手硬内联一手软，甚至区域封闭，远交近攻，搞诸侯经济。行政区划已经严重影响经济区划的形成，影响国内市场的统一。内需不足，首先是国内交换关系不顺畅造成的。区域同构，低水平重复建设，必然形成国内的不正常竞争，浪费资源。我们对加入WTO很努力，但对国内“WTO”则重视不够。WTO的精神是要取得别人的市场，必须首先提供自己的市场给别人。我们一些地区只要占别人的市场，不让别人占自己的市场，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大到省，小到县都在那里搞自己的产业平衡，不搞区域分工，不突出自己的特色，和农民一样村看村户看户，人家有什么自己也要有什么，以一个大国之君自居。这种局面已经十几年了，严重地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严重影响国内市场的形成。现在进出口的
合力作为一种强大的外力在挤压我们的国内市场，迫使我们加速区域结构调整，迫使我们重视国内市场的开拓，这不是大好事吗？我们的国内市场潜力之大是全世界都注目的，而我们自己倒看得不够重，这是一种误区。片面地认为国际市场只在国外，殊不知，国内市场已在国际化，就在眼前，出了厂门都是国际市场，家门口的国际市场都没本事占领却侈谈占领国外市场，甚至不惜成本去占领，这是近年来许多地区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应借出口下降、进口增加的外力，借国际环境的压力，用几年时间打通国内的奇经八脉，使国内交换关系的总和有一个大发展，区域经济结构有一个大调整，机遇难得。如果我们的出口大幅上升，什么低档次的产品都能出得去，区域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就没有动力。那么下一次经济危机恐怕就要在我们这里爆发，下一次经济危机来了，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么潇洒，保持这样好的增长和发展势头。
4．当前居民消费率低、储蓄率高是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升级的前兆。
在交换方式、分配方式向市场化转换时期，居民的风险意识加强，在基本满足生存性消费之后，储蓄倾向加强，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也要从长远利益，从战略大局作出理智的判断。如果因为出现较大市场剩余而希望百姓增加消费以减少剩余，把储蓄增长视为坏事，这是不理智的。
做为一个12亿人口的大国，居民有6万亿左右存款多了吗？户均金融资产只有2万多元，不足2500美元。这点钱买房子不够，供一个大学生不够，买车更不够，养老保险也不可想象。因此从长期看问题，从市场关系发展看问题，储蓄的增长是正常的，是好事。十几亿的人群整体的高储蓄倾向一定是理性的选择，人们在准备未来，为未来的消费积蓄购买力，人们在等待未来，等待人们期望的当前短缺的供给。有多大剩余必有多大短缺；有多大的储蓄就有多大的期望。短期之内我们补不上短缺，满足不了这么大的期望，因而启动消费，也不可能有多大的幅度。目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上半年增长6．6％，扣除物价实际增长10％，已相当不错了。因此我说形势相当好。在当前储蓄增长高于消费增长是正常的，反之则不正常。我预测在城市人均住宅达到15平米之后，社会保障体制基本健全，基金基本够用之后，才可能使储蓄倾向降下来，这还得3年左右时间。一旦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积累期结束，新的消费高增长期就要到来。如果我们抓不住主要矛盾，不在治本上下功夫，恐怕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难以预料了。
不少的人认为目前居民消费率降到历史最低点，和外国人均700美元时的消费率低了多少百分点，证明我们消费率低了，必须启动消费。这里也有认识上的误区。如果和发达国家比，人均GDP700美元是几十年前的事。当时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有多大，恩格尔系数有多大，几十年前的美元和现在的美元有什么可比性？我们今天的700美元折合几十年前的美元能值几何？谁算过？如果和欠发达国家比，我们的消费率也很低，但不同国度，不同文化传统，消费习惯不同，消费结构也没有可比性。况且不在一个发展阶段上怎么能简单类比呢？同处于人均GDP700美元的国家，资源结构不同，消费结构不同，没有可比性。我们国内资源结构不同的省份，发展程度不同的省份消费率差距也很大。最发达的上海、北京是最终消费率最低的地区，而比较落后的云南、贵州、江西等省份的最终消费率却最高，比美国还要高。我们能说上海经济运行态势不如云南、贵州吗？消费不足的程度比云贵严重吗？所以，总量统计指标离开历史阶段，离开经济结构，消费结构，什么也说明不了。
云南、贵州、江西等省最终消费率高达80％左右。这是因为这些省份居民收入的绝对值过低，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保障生理需求之后剩余极小，投资率、储蓄率当然很低；这些落后省份市场经济尚处启动阶段，两极分化度较小，基尼系数不大。银行中高额储户不多，总量不大。而北京、上海居民平均收入水平较高，恩格尔系数降到40％以下，保障生理需求之后剩余较多，储蓄率当然较高；北京、上海两市市场经济已较发展，市场按要素分配和非市场分配带来的两极分化较大，基尼系数大。银行中高额储户多且总量巨大。居民存款的大头集中在极少数家庭手中。这些极少数家庭不是现阶段消费品应有尽有，不需要动用他们的存款或其他金融资产，就是大量非市场分配的收入不愿显形化，以存代藏。相当大一笔资金由于种种原因既不能投资又不能消费。这必然造成低消费率、高储蓄率的统计现象。而另外一端是占城市人口10％的最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消费率达到96％，占城市人口20％的低收入阶层，他们的消费率达到89％。少数人的低消费率高储蓄率，掩盖了大多数人的高消费率、低储蓄率。总量统计陷阱又一次戏弄我们的符号经济学家。真是骗你没商量。
在我国居民家庭户中8．7％的户占60％以上的金融资产。其中大部分金融资产，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下是不能进入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于是造成总量统计的居民消费率低，储蓄率高的现象，造成内需不足，造成产品大量剩余，工厂开工不足，工人下岗增多。这是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矛盾的必然反映。不改革完善社会再分配体制，不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和产权体制，靠刺激、鼓励消费是无济于事的，靠给有钱人购高档商品减免税也作用不大。只有靠给低收入者直接提供社会保障，才会有显著效果。不管是借出来，还是印出来一部分票子，发给城镇低收入者，使他们提高消费率。这客观上冲淡了既得利益者金融资产的含金量。如果连这一步我们都无所作为，只有等着大家都翻车，谁也不好过的大危机大**不是不可能出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