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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关系论文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之间关系紧密，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相互影响。究其原因，无论是国际法学者，还是国际关系学者，他们都具有相同的视野，即在传统上共同关注以国家为中心的和平与发展问题，晚近又同时面对国家与非国家主体，诸如全球化、“国际治理”等全新课题。而进行学科交叉研究，一方面是各个领域的学者对自己所研究的学科范围之外，但紧密相关的领域的研究成果的必然反应；另一方面也是各个领域的学者保持自身领域研究的动态发展的需要。这些特性决定了两个学科之间的紧密联结，并对各自学科的发展大有裨益。
一、国际关系及国际法概述
国际关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国际关系是指主权国家之间的一切互动关系既包括政治、外交、军事方面的关系，也包括文化、科技和法律方面的关系；既包括政府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民间的关系。而狭义国际关系仅指主权国家、政府间的官方政治外交关系，即国际政治关系。随着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国际关系日益呈现出地域上的全球性，内容上的经济政治文化互动性，层次上的复合性以及变迁的有序性等特征。国际法是国家进行国际交往的行为准则以及国家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所应遵循的各种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传统国际法仅认同对狭义国际关系的调整与规制，但在当今国际关系呈纵横扩展的.情况下，国际法本身的发展已经突破了这一案臼，日益关注其他层面复杂的社会关系。国际关系属于国际社会事实层面的内容，具有先在性和客观性等属性；而国际法则属于其价值层面的内容，带有反映性和主观性。因此，它们之间既存在作用与反作用的关联，又含有现实矛盾，并不能预期二者达成完全和谐的关系状态。故此，承认关联并解析二者的矛盾才是推进其良性互动的根本。
二、国际关系同国际法三次联结
早期的国际关系著作充斥着对国际法研究成果与方法的运用，甚至可以说它们是从法学研究中脱胎而出。在理想主义理论中这一点尤为明显。一战把维也纳会议以来靠大国均势政策而S持的欧洲百年和平局面打得粉碎，为防止战争，维持和平，一些国际关系学者把目光转向当时已成为哲学世界主导思潮的乌托邦主义。无疑，自近代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国家之间始终遵循着权力与利益至上的法则，这决定了理想主义不切实际的理念注定要破产，但这个时期国际法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结（也是两个领域所实现的第一次联结），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对国际法与国际法学的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
冷战开始后，现实主义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主流，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研究突然变得疏远。至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界对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跨学科研究蔚然成风，成为这两个学科最新发展的闪亮之处。在国际关系学界，重新拾起国际法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的联结纽带的正是国际机制理论。从国际机制的定义看，国际机制与国际法实际是相近的概念。虽然对于国际机制的定义，学者们尚有分歧。另一方面，从国际机制的特征与功能看，国际法具备国际机制学者所强调的国际机制所应具备的各种特征与功能。
冷战结束后，建构主义理论迅速崛起，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起了很大的挑战。该理论的主要特点是把国际关系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人是社会的人，社会关系规定了人的社会存在，社会存在的人构成整个世界，人和社会的相互构建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进程，这是建构主义理解问题的总体思路。
三、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
国际关系的发展促成了国际社会的产生，构筑了国际法赖以生存并勃兴的社会基础，使得国际法追求的公平、正义、秩序等价值得以在对国际关系的调整与规制中实现；国际社会的存在和国际关系的运行也需要有一个国际法律体系来进行有效协调。
国际关系催生了国际法。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各个共同体（主要是国家）及其成员间发生交互活动，形成交往关系，从而将原有的国内社会关系扩展至世界范围，形成了一个处于无政府状态、缺乏超越主权国家之上的国际性权威的社会系统，而一个稳定的国际社会内在的秩序要求与其行为主体对利益与权力的本能追逐之间的矛盾又催生了一系列国际性规则。因此，国际法不应被看成是一种脱离权力和社会过程的机械的法条和规则，而应被视为在一个考虑政治及其它变量（variables）的背景中试图解决实际问题的决策者所作能动反应的结果。
国际关系的发展丰富了国际法的内涵。国际关系的演进不断推动着国际法的擅变，这一积极效应在当代社会体现得尤为明显。二战后，国际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权国家数量迅速增加，非国家行为主体也日益活跃；国家间关系从“高级政治”领域逐步扩展到“低级政治”领域，扩展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全球市民社会的勃兴成为一股新的力量，不断挑战着国家权威体制下的世界秩序；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文化的共生、竞争逐渐摆脱“软要素”的地位，开始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遇到了有力挑战，和平与发展的呼声响彻全球……国际关系的多维化、多元化已经鲜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国际法的完善推进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相对国内民主而言，国际关系的民主是一种更高级有序的民主。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一员；不仅有权自主地决定本国事务，而且有权平等地参与决定国际事务，这些都是其题中应有之意。而贯穿其中的精神内核就是主权平等和权力制衡，不断完善的国际法充当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助推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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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肯尼思・W.汤普森.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M].耿协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王铁崖.国际法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版.
关于浅析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论文
一、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学说与评价
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关系的争论，追根溯源可以用两个问题进行总结: 一、两者之间是否为同一法律体系?
二、两者何者优先，亦或者是两者是互相独立的，不会产生何者优先的问题? 对于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学说上出现了一元论和二元论两种论点。
( 一) 一元论
一元论的坚持的观点是两者属于一个法律体系，而在效力等级上又分为两种理论: ①国内法优先说。②国际法优先说。
1. 国内法优先说。
国内法优先说包含了两种说法，一种是国际法从属说，即国际法的效力来源于国内法，后者的效力高于前者，前者是后者的一部分，它仅仅适用于一国的对外关系当中。另一种说法则是:国际法是国家主权意志的“自我限制”的表现。因为每个国家都有着绝对的主权，其有权利决定与各个国家制定何种法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这种决定完全是考虑到自己的国家利益，完全以自己国内的法律为转移，同时，国家在任何时候都有权利因与其自己的利益不相符合为由，不履行自己应该承担的国际法律义务。
2. 国际法优先说。
提倡这种学说的凯尔森认为两者的主体都是个人，其调整对象是个人的行为，虽然国际法调整的是国家的行为，但一国的行为是可以还原为代表该国的个人的行为中去，同时，在法律渊源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法律渊源同是习惯和条约，虽然两者造法方式不同，但造法方式的不同不能代表所造出的法律就是相互独立的法律体系，即凯尔森认为两者属于相同的法律体系。同时国际法的的效力范围不受限制，但国内法的效力范围则是受限制的，因为只有这样，各国的国内法才能同时有效，另外，如果国内法不能限制自身的效力范围，那么它只能依靠具有更高效力的法律去限制，即国际法。进而也就推导出国际法的职能就是将各国的国内法的效力范围予以限制。同时他还提出“基础规范”这一概念， “基础规范”实际上是一种“约定必须遵守”的传统道德性准则，而这种“基础规范”则直接赋予了国际法的效力，最后国际法又赋予了国内法的效力。所以不管是从法律的效力来源还是法律的适用范围，国际法总的来说都要优先于国内法。
二、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相互实践
( 一) 国际法中适用国内法的实践
国内法从国际法的制定之初就在不断地影响着国际法，具体表现在罗马法对国际法的影响。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很大程度上吸取了罗马法中的相关内容。随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发展，在国际法层面上适用国内法表现出了国际组织对一国国内法的态度。就现实情况来看，这种表现反应在以下几个方面:1. 国家不以国内的法律作为违反自身国际义务的根据。在一国做出承诺的国际条约中，国家应当遵守自身的义务，当不履行自身的义务从而引起国际法上的法律后果时，即使一国的行为在其国内法管辖范围内是合法的，但在国际上仍是非法行为，仍要承担相应的违法责任。2. 在国际关系中任何国家不得将自身的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并强行要求其他国家遵守。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国际上盛行的单边主义，同时也是国际法上尊重国家主权，不干涉国家内政原则的要求。
三、结语
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问题的讨论为解决国际法与国内法适用中的冲突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世界各国之间联系越来越紧密，人们就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方向也由其中的差异性转变为其中的联系。结合国际上的理论学说，以及各个国家对国际法的实际应用的实践，在实际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时，我们要把握以下原则:
( 一) 两者间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
从适用主体，适用范围以及适用的目的来说，两者的差异是显著的。所以在其各自的领域中，并不会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一国不能使其本国的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随便修改国际法规则，同时也不允许将其本国的法律强加于他国的法律之中。当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当然要适用由国家间达成合意而制定的法律法规，当一国不遵守这些法律规范时，自然要承担国际上的法律责任。
( 二) 两者之间联系密切，互相补充国际法产生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利益，国际法是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对外政策的集中体现。
随着国际间各国交流越发密切，其中的利益关系也越发紧密，自然会需要一种强有力的规范来来约束各国行为，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前提下，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尽力维护和扩大每个国家的利益。同时，国内法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一国内部利益，外部利益与内部利益能够达到相互平衡与协调，是一国能够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所在。所以可以说，在国家利益方面，两者是相互贯通，互补互助的关系。
( 三) 积极面对两者之间的冲突
探寻国内法与国际法之间关系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两者之间冲突规范的出现，而在实践中两者在某些具体的法律规范上必然会存在冲突。但是，当冲突出现时，在一国已经对有冲突的条约申明保留的前提下，此国际条约便不具有相应的法律约束力，也不存在为违反此条约而承担国际法律责任的可能性。但如果一国已经同意加入某国际条约，则必须要按照“约定必须遵守”的原则，严格遵守国际公约的规定，当事国不能以本国的国内法作为其不履行职责的借口。此外，一国还要及时修改国内法律法规，或者及时发布权威性的司法解释，使本国法律与已经签署并认可的条约规定相符合。在立法与司法实践中，只有坚持以上原则，才能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解决两者间的冲突，保证两者正确合理的适用，维护本国利益，促进世界各国关系和平健康稳定发展。
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浅析论文
一、国际法的诞生
国际法作为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是伴随着国家以及国家关系的诞生而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往来活动，其必然会产生国际关系，而国际关系包括着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法律关系等等诸多牵连。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政治关系是国家之间最活跃的关系。法律关系是指国家之间以法律条约所规范的国家之间必须遵守的一系列权利义务关系。国际关系会受国家间通过不断协商而得出的这些原则、规则的制约。而一切凡是调整国际关系国家行为的这些原则、规则即可视为国际法，而国际法在本质上也可以看成被法律记载成条文形式的一系列国际关系。因此可以得出，国际法与国际关系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实质上，它们是由表及里的关系。
二、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
国际法是鉴别和判断国际主体在进行国际行为时，孰是孰非的重要衡量标准，一旦上升到法律层面，是任何参与国必须遵守的一项义务，不得随意反悔与否认其效力。国际法对一切志愿加入其条约规章的国家都具有普遍拘束力，是国家间进行基本交往所应遵循的底线，确立了最基本的权利义务规范。
三、国际法在实际处理国际关系时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目前，全球的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法来进行规范调整的'，国际主体在进行国际行为时，要以国际法作为一切国家活动的基本准绳，要共同一起努力实现国际间关系的现代社会法制化进程，一切以国际法上条文所规定的规范内容来处理国际纠纷，随着这些年多国的不断努力，以在全球范围内绝大部分国家中达成了一致共识。然而，由于国际法不仅仅停留在纸面上，条文中，它在实际生活中，受到了源自各方面条件的限制，有内在因素，同时还包含了诸多外在客观困境，尤其是随着国际法这些年在实际中不断遭遇的各种新问题新麻烦的出现，使得国际法在面对现实问题时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当初规范本身所规定的不足，而更为可怕的是要面对着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挑衅和打击，进而形成了国际法在解决诸国纠纷的过程中所暴露出许多严重的不足。我们可以简单列举以下三点：首先，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在国际政治和霸权主义侵扰下变得形同虚设。其次，禁止非法使用武力及和平解决争端原则也被以上外在因素而变得无处发挥其作用。最后，善意履行国际义务原则往往也是在弱肉强食的严峻国际环境下，变得更像是一场空谈。
四、关于国际法对国际关系的一些意见
关于怎样加强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如何建立公平公正的國际秩序，是国际上每个国家，甚至是个人所应思索的一个重要问题。国际社会是各个国家主体在进行国家活动所共同营造的一个舞台，这是国际法存在与发展的基础条件，如果没有良好的国际社会这个稳定平台，国际间又会变得一团混乱，弱肉强食。而相反，如果国际关系是平等互利，欣欣向荣的，则国际法在这样良性的国际环境中就会焕发勃勃生机。
首先，应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努力共同构建文明和谐世界是我们现阶段最应发展的方向。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从强权型国际关系向的民主型国际关系转化的过程。其精神是反对强权政治，转向由世界各国以平等协商，友善共存的方式，携手一起处理国际间问题，共同治理世界事务，这符合当今社会国际关系的主流声音，是构建和谐世界关键前提。一旦离开了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化就将步入歧途，良性的国际关系将会被破坏的面目全非，进而公正友善的国际新秩序就无从建立。而国际法失去了最基本的土壤，也就变成了一纸空文而不复存在。所以，我们要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进程。
其次，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为世界经济增长营造健康有序，稳定高效的金融环境；为世界经济增长营造安全、清洁的能源环境；保障人权，实现男女平等，加强公共卫生建设，使人人享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发达国家有责任采取切实措施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目标，使发展中国家在其中获得更多的参与权和利益，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相互制衡中促使国际社会不断走向民主化和法制化，促进世界协调发展，以免造成更大贫富差距。
最后，强化联合国作用，充分发挥其带头作用。联合国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个国际组织，由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共同组成，代表着各国的绝大多数成员共同的意志，是国际社会舆论导向集中体现的地方。联合国大会所做的诸多决议，具有极其巨大的政治影响和权威性，对国际法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安理会的决议对所有成员国都具有法律约束力，其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在必要时有权采取强制措施，其中也包含了武力在内的军事行动。这是其他国际组织所绝无仅有的一项权利。因此，其对国际法权威性的构建，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一步。
国际法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论文
关键词：国际法 现代国际关系 发展现状 作用
引言
当今的社会发展离不开各个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同时和平也是这个世界追求的目标，维护和平，实现共同发展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如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又为世界经济带来了有力的机遇。但是现如今的国际中，还存在着不合理的经济制度，还没有及时的进行改变和创新，影响着世界的和平发展进步，国家之间的关系也面临着挑战，如何有效、合理的运用国际法，保障国家之间的友好往来和和平共处就成为了关键性的问题，同时也是国际法的根本作用和价值。
一、国际法的概念和意义
国际法是各个国家之间的法律规定，国际法同时也是国际之间的法律总规范，它的作用主要是采用法律的成文手段来公平合理的解决国家之间的纠纷以及冲突，或者是用来促进国家之间的合作发展，它的管辖范围在整个国际。国际法针对的对象是国家，它不同于国内法，国际法的制定主要由国家之间签订协议来进行的，并依靠国际组织进行维护，保证协议的顺利实施，同时国际法还规定了国家的权利以及义务，它具有强制性，一些国际条约中都明确了国际法的地位和效力，国际法的出现在一定的程度上帮助了国际贸易的顺利展开，促进了国家间的合作与发展。国际法强调的是和平发展，在当今的世界的发展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国际法在国际当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是国家之间的行为规范总则。国际法可以约束国家的行为，避免了产生纠纷无法可依，在国际社会中应该进行相应的宣传，认识到国际法的重要性，不可忽视国际法的存在，在各个国家的交往和贸易往来方面要时刻遵循国际法的规定，使国际法自身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值，同时也实现世界的共同进步发展。
二、国际法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现状
现如今，国际法已经发展了将近三百五十年，在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的挫折，其中善意原则是指切都在法律的规章制度当中，并且被人们认为是国际法的基础根据现有的国际法规定，国际中的有效条约对于国家有着约束的作用，必须这个国家必须善意的履行，条约针对的国家不可以以国内的法律为由而不履行条约，对于善意履行的义务最大的冲击力量是美国，因为在美国，条约也是国内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存在着自动执行条约和非自动执行的区别，在二者发生分歧和冲突时，会比较容易产生法律倾向的情况，为了自身的利益，容易在条约上玩文字游戏，对于条约的有效性没有得到有效以及合理的实施，影响了签定条约时的初衷，同时对于成形的国际法律也是一个重大的冲击，不利于国际法的顺利实施，也在国际上对国际法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同时尊重国家的主权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主权平等是国家的基本权利。但是一些国家推行强权制度，成为了阻碍世界发展的'因素之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利用人权作为主要的突破口，推行人权观念。企图将本土的价值观念推动到整个人类的价值观念上，实际上是使用人权政策作为包装，意在推行强权政治，并向其他的国家施加影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实现主权平等，同时干涉内政的现象还存在着，普遍的影响着国际中的关系，这些因素也阻碍了国际法的顺利实施，影响了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发展和各个国家的共同进步。
三、国际法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一）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构建一个文明的和谐世界环境，增强各国的善意履行义务的思想，同时促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这也是适应当前世界发展方向的新型构想，同时这一思想也反应出了国际中各个国家的共同愿望。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促进各国之间的共同发展，成立互信互利的价值观念，以及平等协作的发展战略，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国家之间发生的纠纷或者冲突等，强调互利合作的重要性，努力实现国际中的繁荣昌盛，帮助世界人民打造和平共处的社会环境，并有效的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同时倡导人类文明的包容精神，在竞争当中要良好的规避自身的缺点，发挥优点，构建一个和谐与文明共存的世界环境。努力实现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民主化，民主化的思想也符合了大多数国家的基本利益，同时实现民主化的发展战略也是国家之间关系友好发展的重要保障，国际中的各个国家应该团结一心，坚决抵制强权制度，并且维护国际法的权威，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相处过程当中，要做到相互尊重，对待每个国家都要一视同仁，努力实现国际中的和平共处，并促进国际贸易，实现互利共赢，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
（二）实F主权平等、互利共赢
在国际法的实施过程当中，十分重视主权平等，并坚持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促进整个世界的繁荣发展，使整个世界都可以共同的发展和进步，实现世界的协调发展目标。一个和谐的世界环境可以促进国际法的有效和正确的实施，并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同时也是世界安全的保障，如果世界没有实现共同繁荣，那么各国之间产生纠纷的概率也会增长，现如今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全球化的出现使每个国家都感受到了经济利益在不断的增长，其中发展中国家的感受最为明显，但是这种情况也容易造成贫富差距的加大，所以国际法的出现可以很好的解决这种问题，有成文的规定可以解决国际中发生的纠纷，利于世界建立一个公平并且合理的管理秩序。国际法在社会经济领域发挥了自身的优势，推动了国家的发展，并且实现了发展中国家的大进步，我们要重视主权平等，在主权平等的基础上，积极的推动进出口贸易，同时不断的完善国际上的金融体制，努力构建一个适用于经济发展和主权平等的社会环境，发挥国际法的自身优势，努力实现全面发展，避免出现贫富差距过大的现象，在保证主权平等的前提下，实现平等化并促进国际社会实现民主化和法制化，使世界得到更大的发展和进步。
四、结论
国际法是一种国际中的法律，身为国际的一员，每个国家都应该认真的对待国际法，并认可国际法，在国际法实施以来，虽然过程中有许多的困难，但是经过不懈的努力和发展进步，国际法正在不断的完善自己。实施国际法要在国家主权平等的前提下进行，在现如今的国际关系当中，国际法更需要进一步的完善，抵制强权政治，实现和平平等，发挥自身的作用，实现世界上国家的共同进步和发展，努力使世界上的人民群众都可以在和平的社会环境中生活，远离战争和饥饿，努力构建一个和谐、和平的国际环境。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中日之比较
李广民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上，国际法学界存在两派理论，三种学说。所谓两派理论即“一元论”（Monism）和“二元论”（Dualism）；所谓三种学说，即“国内法优先说”、“国际法优先说”和“平行说”。“一元论”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同属一个法律体系。在这个法律体系中，认为国内法优于国际法的，被称为“国内法优先说”；认为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被称为“国际法优先说”。“二元论”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这两个体系互不隶属，地位平等，故被称为“平行说”。
“国内法优先说”认为国际法作为法律，与国内法同属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国际法是依靠国内法才得到其效力的。换句话说，国际法的效力来自国内法，国际法是国内法的一部分，是国家的“对外公法”。中国学者认为，这种学说无限扩大了国家主权，鼓吹国际法受制于国内法，实际上否定了国际法的效力，使国际法本身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意义，为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打开了绿灯。日本学者虽不同意这种学说所主张的国际法的效力是国内法所赋予的，但他们却认为，并非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承认国内法的优先。在国内关系上，通常由各国宪法来决定适用于该国的国际法和国内法两者的效力关系，有时还承认违背国际法的国内法是有效的。当然，日本学者只是将这作为一种特殊情况，他们也认识到在解释上尽可能使国际法与国内法协调起来，在实践上防止各国宪法承认违背国际法的国内法的效力。
“国际法优先说”认为，在国际法和国内法统一的法律体系中，国际法应处于主导的地位。国内法的妥当与否，应由国际法来确认，换句话说，国内法的合理性来源于国际法。这种学说虽适应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社会普遍要求加强国际法效力的潮流，但它却因过分强调国际法的重要性，而否定了主权国家应有的制定和实施国内法的权利，使国际法蜕变成“超国家法”和“世界法”。在这一点上，中日学者的看法基本相同。
日本学者认为，“一元论”所主张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同属一个法律体系”是没有错的，但要在同一个体系中，分出国际法和国内法孰优孰先来，就不那么容易了。他们主张，从现代国际社会的性质和结构看，国际法和国内法都是依据各自的合理根据而产生效力的，既不能说国际法赋予国内法效力，也不能说国内法赋予国际法效力。依据各自的合理根据而产生效力的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以国家的意志为媒介而实现统一的。国家意志在国内法的制定、修改和废除方面单独起作用，而在国际法的制定、修改和废除方面，是同其他国家一起起作用的。日本学者赞同“二元论”所主张的“国际法和国内法各自应有不同的合理根据”，但反对“二元论”将国际法与国内法看作两个完全独立的法律体系。他们认为国际法和国内法是在国家意志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
中国学者认为，“二元论”所主张的国际法和国内法分属不同的法律体系，是有道理的。因为国际法和国内法在法律主体、调整对象、适用范围、法律渊源、效力根据和实施方式等方面各具特色，有着明显的区别。但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关系并不象“二元论”所主张的那样，是互不隶属的平行关系，而是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紧密联系的交错关系。中国学者虽不同意“一元论”将国际法与国内法视为同一个法律体系，但对“一元论”所指出的两个的共性也加以肯定。承认两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国际法并没有统一规定如何将其实施于国内。各国在国内适用国际法的实践也千差万别。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次宪法都没有规定国际法或国际条约、国际习惯在我国的地位，更没有关于国际法在中国适用的具体规定，但包括《民法通则》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法律却涉及到这些内容。虽然我们还不能说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已经确立了国际法在国内适用的规则，但至少可以说我们已开始这方面的立法工作。从国际条约在我国的实施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做法：
第一是直接适用。尽管我国宪法没有明确的规定，但从实践上看，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加入的国际条约，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或经国务院核准的，一般即在中国发生效力，可以直接适用，而无需经过特别程序。中国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曾公开表示：“根据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国缔结或者参加国际公约，要经过立法机关批准或国务院核准程序，该条约一经对中国生效，即对中国发生效力，我国即依公约承担相应的义务”。关于《禁止酷刑公约》在中国的适用问题，中国代表表示：该公约一旦在我国生效，“其所规定的犯罪在我国亦被视为国内法所规定的犯罪。该公约可以在我国得到直接适用”。
第二是对国际条约的适用问题作出原则性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际条约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8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这些规定表明，除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外，凡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均作为中国国内法的一部分直接予以适用，而当条约与国内法规定不一致时，条约处于优先地位，适用条约规定而不适用与之不一致的国内法定。
第三是按照国际条约的要求，采取相应的国内措施。比如中国加入《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后，先按公约的要求，确立的管辖权。1987年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决定》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接着修改法律，补充相应条文。中国当时的《刑法》并没有关于劫持航空器罪的规定，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关于惩治劫持航空器犯罪分子的决定》，确立了这种新罪名，修改后的《刑法》则明确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的范围内行使管辖权的，适用本法。”（刑法第9条）“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劫持航空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处死刑。”（刑法第121条）
第四是为实施国际公约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如根据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中葡关于澳门的联合声明，我们分别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我们分别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我们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为实施《伯尔尼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我们还制定了《著作权法》。
第五是根据我国参加的国际条约，及时对已有的国内法进行相应的'补充和修改。1985年我国加入《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后，就对已有的《专利法》和《商标法》进行了补充和修改。
对国际习惯，我国的立法和实践均表明了尊重和遵守的积极态度。如1985年的《涉外经济合同法》率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未作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1986年制定的
《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18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96条都有可以适用“国际惯例”的条文。我国一些民商事法律还规定外国人在中国的民商事活动按“对等原则”办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3条等。“对等原则”实际上就是国际习惯法的一项重要规则。我国一些部门法还规定了“国民待遇”原则。在中国与外国签订的大量双边条约如司法协助、引渡、领事条约中,都吸收了若干国际习惯法规则。对于近年来在空间法、海洋法、国际环境保护法、国际人权法等领域新形成的国际习惯法规则，中国都表示尊重、遵守。长期以来，中国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国际习惯持肯定态度，违背国际习惯的行为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使用导弹袭击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伤害我驻外记者和使馆工作人员，引起中国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
与中国不同的是，虽然日本国宪法明确规定：“日本国缔结的条约及已确立的国际法规范，必须诚实遵守之”。（第98条）但在国内法秩序中，日本却将宪法至于优先的地位，即所谓的“宪法优先论”。他们认为，条约虽然是国际法的主要渊源，但在缔结条约时，全权代表是由内阁任命的，内阁的这种权限又受到“外务公务员法”、“内阁法”更进一步说是受“宪法”制约的。内阁批准条约的权限、国会承认条约的权限、天皇认证条约的权限，都是基于宪法而生产的。因此可以说，条约来源于宪法。再说，宪法的修订，必须经过众参两院全体议员2/3以上的赞成，并经国民承认（国民半数以上赞同）才可进行。（参见宪法第96条）而缔结条约时的国会承认，只要众参两院各有1/3以上议员出席，半数以上议员赞同即可。这样轻而易举就可得到承认的条约，其效力自然不能与必须经过慎重修正程序的宪法相比。此所谓“一元论”中的“国内法优先说”。
其次，日本认为，国际法只是国家的义务，如果国家违反了国际法，就承担国际不法行为和国际责任。但国际法不能直接约束个人，国家只有依据国际法（国际条约）的内容，制定个人应承担义务的法律，才能在国内实施，这就是国际法规范的国内化。如果没有这种国内化程序，国际法只是在国际社会层面对国家课以义务，而在国内社会层面，依然是与国际法无关系的国内法对个人课以义务。例如，根据《新日美安保条约》及《新美军地位协定》，凡日本政府同意美军使用的区域，若属国有地，美军则可以直接使用，若属私有地，则美军不能直接使用。这就是说，日本政府只是从国际法上承认了美军使用这一区域的权利，但从国内法上，并没有对该土地的所有者课以允许美军使用这块土地的义务。只有在日本国会为此专门制定了《特别措施法》以后，这个问题才顺利解决。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坚持的是“二元论”，国内法在国内有效，国际法在国际社会有效。
当然，日本也不是绝对坚持“一元论”中的“国内法优先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他们也承认“一元论”中的“国际法优先说”。一方面，日本也承认“自动执行条约或条款”，而且日本也积极进行国际条约义务的国内转化；另一方面他们也承认当国际条约与本国国内法生产抵触时，优先适用条约。他们的解释是：宪法规定的“日本国缔结的条约及已确立的国际法规范，必须诚实遵守之”，虽不能解释为“条约优于宪法”，但至少可以说，只要是已确立的国际法规范、已缔结的有效条约，立法机关就应据此制定相关的国内法；行政机关的实施国政的时候，就应该尽量与之一致；司法机关在裁判的时候，就应该承认其法规性；作为国民，亦应诚心诚意去遵守它。前面从通过手续上比较了宪法与条约的优劣，其实，全权委员也好，阁僚、国会议员也好，他们均负有遵守宪法的义务，在条约起草、签署、批准、承认时，他们就应该判断条约的内容是否违宪，如果一定要缔结违反宪法的条约，那也得先改定宪法的有关内容，再缔结条约。
总之，不能简单地说，日本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上，支持哪一种理论，哪一种学说。不管是在立法上，还是实践上，日本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时而倾向“一元论”，时而倾向“二元论”，时而主张“国内法优先说”，时而主张“国际法优先说”。从这点来说，这到符合日本外交中“实用主义”的传统。
论国际法的研究方法论文
国际法方学说及学派与国际法研究方法紧密相连，一定程度可以说方法是学说、学派之因，学说、学派则是方法之果。自然法学派和实在法学派是国际法的主流学派，与其相对应的国际法研究方法便是价值分析研究方法和实证分析法方法，这两种方法对于国际法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构建”作用。
一、国际法研究方法概述
近些年来，我国国际法学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涌现出大量的学术著述，但在研究方法上并无显著变化。国际法的研究方法只是在一些教科书中有简要陈述，而在实际研究领域较少有人谈及。德国法学方法论大师卡尔·拉伦茨在其名著《法学方法论》中指出：法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判定一门学科成熟到何种程度，一个很重要的学术标示就是看其有无特定的研究方法。[1]国际法作为法学门类的一门独立学科，自然要适用法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同时应有自身特殊的研究方法或者至少在法学一般研究方法中有所偏重。
国际法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学说和学派，这些学说及学派和研究方法紧密相连，一定程度可以说方法是学说、学派之因，学说、学派则是方法之果。[2]20世纪之前，自然法学派和实在法学派是国际法的主流学派，自然法学派主张国际法是自然法的一部分，自然法则是从自然现象中抽象出来的一些概念，如人类良知、理性、共同法律意识等。实在法学派则认为国家意志是国际法效力的根据，否认从自然法抽出来的抽象概念作为国际法效力根据。与自然法学派和实在法学派相对应的国际法研究方法——价值分析研究方法和实证分析法方法，实证分析采用事实分析、判断和评价的方法，而价值分析则多采用价值判断和评价的方法。前者要解决的问题为“实际是什么”，而后者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回答“应该是什么”。[3]就国际法而言，实证分析方法要解决的是国际法“实际是什么”的问题，价值分析方法要回答的是“国际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这两种方法对于国际法的发展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构建”作用。
二、价值分析方法
价值分析方法是一种从应当如何的角度分析、判断和评价法律问题的研究方法，它实际上是对法律进行一种超越其规则形态的价值判断和终极关怀。[4]价值分析的方法一般被法学家用来研究、分析既有法律规则的优点与不足，侧重于对法律漏洞的分析，以期对未来立法及法律适用有所贡献。法律及法律活动之所以不是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的，是因为法律不是自然物，不属于自然界，而是人造物，与人类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而人不仅仅是生物地存在者，而且是能够追问意义和追寻价值的存在者。价值分析研究方法对于认识国际法的本质和价值取向，改革和完善现有国际法制度，推动国际法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价值主义的拥护者认为：“首先，‘事实’的丰富性或者说现实世界人们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迫使研究者或立法者不得不选择一些关系进行研究或规范，而选择总是与选择者的价值取向有关; 其次，观察者和等待解释的客观事实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为人们能够观察到什么东西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他所接受和拥有的理论结构。”[5]因此，通过价值主义方法研究国际法时，就同一法律制度，不同学者往往会站在不同的立场进行分析，如对WTO 体系的理解和评价，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因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有所不同，甚至截然相反。除了分析现行的国际法外，价值分析还着眼于对当下的国际法进行反思，提出批评和改进的建议，促进国际法的发展及完善。
三、实证分析方法
实证分析方法是一种通过对经验事实的观察和分析来建立和检验各种理论命题的科学研究方法。[6]国际法的实证分析即为以现有国际条约、习惯、国际法院判例等为基础，进行比较、分析和总结，对有关国际法问题的法律规制及适用问题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一研究方法也被称为注释法学的研究，或者国际法教义学的研究。可以说实证分析是国际法学的看家本领，是法学研究最基本、最主要的路径。主张实证研究方法学者认为：“第一，国际法的研究如果不基于实证，会让国际法看起来不像‘法’，而更像国际政治、国际关系; 第二，国际法研究如果缺乏实证，会使结论缺乏说服力。”[7]
尽管存在对实证分析方法的一些批评，但实证分析方法在国际法领域的主导地位未曾动摇过。这一方面是由于对实证分析方法的批判无力推翻实在法学派赖以建立的基础——广泛的'国际法规则;另一方面， 基于批判实证分析方法而产生的各种研究方法反过来对改革完善实证分析方法发挥了重大作用， 从而使实证分析方法抛弃或减弱了传统的严格形式主义色彩，转向现代的、更实用、更务实的做法。
四、国际法研究应当结合价值分析与实证分析研究方法
通过前述研究比较可见，价值分析方法和实证分析方法虽然存在着一些本质差异，但是在应用上并不互相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方面，人的价值判断要以事实认知、实证分析为基础，另一方面，人的任何实践活动都不是盲目的，总是受着一定的价值目标的导引，法律实践更是如此。国际法学家运用价值分析方法进行法律的价值分析，大多是在现有国际条约、习惯、国际法院判例等基础上进行，只有对当前国际法规范及实践有所理解才能对其进行评判，进而提出在法律价值上更进一步的国际法规则。同样，实证分析也不仅只囿于现有的法律规范及实践，在更深层面是兼顾到法律背后体现的人类社会普遍价值。
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一旦研究方法单一化，其后果是不容乐观的：对于国际法本身，容易使分析对象始终停留在“静止的”文本状态，对于与之相关的其他方面，包括法律的起源、背景、运行空间等“社会学”方面的内容，却处于忽略状态。这样的研究方法，容易使研究成果脱离“现实土壤”，其生命力和对实践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8]因此，国际法学者在研究分析解决国际法律问题时，既要坚持实证分析方法，以条约、习惯法、一般法律原则为准绳，对国际法院等司法仲裁机构的判决或裁决进行综合、全面地衡量，又不能弃价值分析方法于不顾，一味遵循当前的国际法律制度，而不去思考法律背后牵涉的国家利益、人类价值理念等是否符合公平正义。无论是规范分析还是实证分析，都是法律认识和实践必要环节，二者不可偏颇，它们贯穿于整个法律实践过程，正是它们的统一使得对国际法的认识和实践不断向前发展，有二者结合才能让国际法研究更加深入、细致并且更符合长远发展的需要。
论难民的国际法保护困境与出路论文
自叙利亚内战以来，大量的难民涌入欧洲地区，使得欧洲面临自冷二战以来最大的一次难民潮的洗礼。但由于欧洲各国对于此次难民危机的处理各持己见，从而导致欧盟在处理这一问题上的举步维艰。大量的难民滞留在欧洲国家边境，其生存以及人权状况堪忧。本文从难民保护的角度出发，探讨难民权利保护的困境并提出完善建议，以期解决现存的问题。
自以来，西亚以及北非动荡的局势以及国家内部的战乱频仍使得大量的难民流向欧洲，使欧洲经历了自二战以来的最大一次的难民潮。处于欧洲边境的希腊、意大利等国家在此次难民危机中首当其冲，国内的经济、社会治安遭受了严重挑战。时至今日，欧洲部分国家通过收紧边境政策，加大边境的管控限制难民的进入本国的数量，使得大量的难民难以得到安置。如何保证难民的基本的生存权以及生命健康权也成为处理此次难民危机的一大难题。此次难民危机同样反映出了目前国际难民保护的弊端和不足。
一、难民的定义
关于难民的定义，学者一般将其分为狭义上的难民和广义上的难民，狭义上的难民仅仅是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日内瓦公约》以及1967年《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中所规定的难民，即所谓的公约难民。根据上述公约及议定书的规定，难民是指：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而遭迫害)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且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者由于上述畏惧不愿返回该国之人。而广义上的难民不仅仅包括上述的受政治迫害者，甚至还包括了因逃离外来侵略、占领、外国统治或者严重扰乱原住国或国籍所属国秩序的事件的人豍以及因普遍暴力、国内冲突、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而逃离本国的人豎，此外《欧盟难民保护指令》甚至将迫害源自国家机构扩展到控制国家或者国家大部分领域的政党或组织，以及非国家政党、组织或个人，将迫害是由于种族、宗教等原因扩展到性别豏，从而扩大了难民的内涵，从而也成为难民保护法规的重要补充。但《关于难民地位公约》第一条第3、4、5款也对难民的范围作出了限制。同时，联合国难民署于发布了《关于国际保护的'指导方针》进一步解释了上述两公约的难民身份排除条款，对于难民的范围作出了限制。
二、目前存在的问题
由于国际难民法对于难民保护的依据仅仅是《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以及《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这两个核心文件，并且由于其他具有拘束力的国际公约的缺失，导致了在难民保护中出现了诸多问题。
(一)难民保护原则与国家主权原则的冲突
根据国际公约以及地区性组织的条约中关于难民保护的原则主要可以分为“国际协作的原则”、“不推回原则”以及“不歧视原则”等。安置难民作为一项人道主义救助措施，其实施的主体还是国家，当一个国家的利益由于难民的涌入而遭受损失时，该国是否有权利拒绝难民的进入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此次难民危机中，位于欧洲边缘的希腊、土耳其等国家由于难民的大量涌入，导致了其本国国内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治安出现了大量的问题。不仅如此，主动接受难民的德国，也由于难民数量的巨大而逐渐收紧了边境政策。有的国家如英国一开始甚至拒绝难民进入本国。如果大规模的难民同时进入一个国家，那么对接受国而言，其国内环境以及秩序将遭受严重的威胁和破坏。但同时，作为公约的缔约国，该国又得承担公约中规定的不推回的义务，从而产生了难民保护原则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在多数情形之下，国家往往会选择“第三条道路”，通过各种政策将难民拒之国门之外，同时又解释自己并未违反国际法的义务。在此次难民危机之中，不少欧洲国家拒绝接受难民进入本国境内。即使是接受难民的国家也拒绝欧盟对于难民名额的摊派。时至今日，“巴尔干通道”的关闭，使得大量难民无法前往西欧国家而滞留在边境，其生存状况堪忧。
(二)公约关于难民的定义过于狭窄
《公约》和《议定书》关于可以认定为难民的前提限制在了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团体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这五种因素。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难民的新形态不断出现，环境难民以及国内流离失所者已经逐渐成为难民的主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关于难民的定义却一直处于原来的范围，传统意义上的难民的概念已经无法适应新情况的出现。荒漠化、自然灾害、全球气温升高导致的环境的恶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环境难民。但是，环境难民并不属于现有的难民保护体系。由于其不满足《公约》和《议定书》关于难民的定义，因环境问题导致无法再本国生存而离开本国前前往他国，很可能由于未经他国的允许进入他国境内而被当作非法移民。其权利非但不能受到保护反而会受到相应的处罚。环境难民的接受与否完全取决于主权国家的自由裁量，这也不利于环境难民的保护。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越来越多的国内流离失所者成为需要保护的对象。国内流离失所者是指被强迫或不得不逃离或离开习惯居住地的个人或群体，他们离开居住地是迫于或为了逃避武装冲突、普遍的暴力情势、侵犯人权的行为或天灾人祸，但他们并未越过国际承认的边界。豐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全球报告，截止到底，全球大约有3200万的国内流离失所者。根据内部位移监测中(IDMC)的数据显示，20全球新增了278万国内流离失所者。这些国内流离失所者与《公约》所规定的难民在实质上都需要救助，但是其由于没有越过边境无法满足国际法上对于难民至少具备的两个条件而无法受到《公约》的保护。
(三)难民甄别制度和程序的不完善
《公约》和《议定书》中对于难民甄别的程序没有做具体的规定，而是将这些具体的措施交由缔约国根据本国的宪法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加以确定。虽然联合国难民事物高级专员办事处发布了《甄别难民地位的程序与标准手册》并结合难民署的实践建议各国在制定相关国内法的过程中予以考虑，或在实践中予以执行。但上述的手册并不具备与公约与议定书相同的拘束力。因此在各国的实践从很难得到切实的执行。难民问题是由政治因素(国际格局或产生国政治局势)所造成的人道主义问题，而难民政策则是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从国际政治或本国外交政策出发，为解决这一人道主义问题而采取的政治性措施。豑国际政治的形势往往会对一国的难民政策产生重大影响。难民的甄别程序也是如此，许多国家会根据本国的政治外交的策略和特点进而制定本国对于难民甄别程序上的具体措施，从而使难民的身份认定演变成政治斗争。虽然不少国家在国内立法中加强了对难民的保护，墨西哥的法律将性别视为迫害理由;阿根廷已开始向可能有其他国际保护需求的、未受承认的难民提供临时保护，还向自然灾害受灾者发放人道主义签证;韩国的将难民审批程序的时间从一年限制到6个月之内。但是，难民甄别制度仍然存在着缺陷：决策质量低;相对于难民个人特点类似而上诉成功率高的其他国家，难民确认率过低;经常缺乏正当保障使用加急程序;自动适用与加急程序有关的拘留;无暂停效应的上诉;缺乏获得法律咨询的机会;大量案件积压。豒此外，《公约》第1条第6款以及第32条第2款中关于不推回原则的例外情况只是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而给予了缔约国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对于难民是否足以危害所在国的安全，则完全交由难民居住地的国家决定。
(四)缺乏强有力的执行力和资金支持
目前承担难民保护的主要职责是联合国难民署，作为联合国的机构其本身并不具有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权力，因此也无法通过强制力来要求主权国家承担难民保护的责任，并且离开了国家的配合，其保护难民的职能就无法发挥。由于缺乏强制力，难民署在实际的难民保护工作中主要是通过倡议和协调各主权国家对难民进行救助、安置和遣返。一旦遇到公约缔约国拒绝接收难民，拒绝履行公约的义务，甚至侵犯难民的基本权利时，难民署所能够采取的措施极为有限，无法通过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权力机构要求国家强制履行其义务。此外，难民署执行机构职能的经费预算仅有2%是来自于联合国的拨款，其他剩余的预算主要来源是各国以及私人的捐赠。其经费严重不足已经影响到其正常的救助工作。就此次难民危机而言，难民庇护行动所需资金严重短缺的问题目前正在破坏应对自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全球流离失所危机的救助行动。国际难民署保护难民的相关行动支出在高达7亿2400万美元，但目前的到位资金仅有1亿5800万美元。资金需求和供给之间存在着巨大缺口使得难民署的工作举步维艰。
三、对于加强难民保护的思考
首先，扩大难民的内涵范围。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地区和国内武装冲突的频繁发生、极端主义、宗教主义、恐怖主义的滋生以及全球气候的影响，导致难民的种类和数量剧增。如前所述，新型难民的出现使得《公约》和《议定书》原有关于难民的定义已经无法涵盖所有的难民范围，也不利于难民人权的保护。虽然一些区域性组织与欧盟、非洲统一组织等通过了区域性的国际文件扩展了难民的内涵。但这些文件的拘束力仅限于区域性组织内部，对其他国家没有拘束力。因此，有必要对于《公约》和《议定书》加以修改，扩大难民的范围，以更好地对环境难民以及国内流离失所者提供保护。
其次，加强国际社会的合作。国际社会所开展的救助工作对于难民问题的缓解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此次难民危机之中所暴露出来的欧洲各国之间相互推诿，甚至不愿承担保护难民义务的问题也反映出了目前国际上各国之间为了自身的政治或经济的利益而其侵犯难民的基本权利。对于难民的保护，不仅需要联合国难民署的努力，同样也需要其他国际组织，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农组织等的帮助，也同样需要各个主权国家切实履行相关国际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共同应对这一个全球性问题。
最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际社会包括各种国际组织对于难民的救助只是在问题出现之后的一种补救措施，并不会从根源上解决难民产生的问题。联合国难民署虽然已经尽到最大努力去安置难民，但是难民的增长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安置的速度，使得难民问题越来越严重。而这也对国际社会应对类似问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难民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同样也需要从根本上解决贫穷、武装冲突以及环境恶化的问题。
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法理学思考
「内容提要」本文旨在从法理学的高度来探讨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以法律规范的和谐统一作为科学地认识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逻辑点，通过对法的调整机制和内在特质所具有的普遍性进行分析，提出了关于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的“法律规范协调说”。「关 键 词」国际法，国内法，法律规范，协调法
21世纪是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新世纪，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大发展、大融合，必然导致国内法的国际化和国际法的国内化水平与日俱增，并趋于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何认识和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相互关系，不仅是国际法学中最重要一个论题，而且也应引起整个法学理论和法律实践的广泛关注。一百多年来，尽管西方法学理论界作出了种种设想和求证，但迄今为止尚未达成共识。尤其是对以新兴发展中国家居多的亚洲地区来说，更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理论研究领域，也是国家法律体系中规范不足甚至模糊不清的问题，严重地制约着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与发展。为此，深入探讨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法律规范的和谐统一是科学地认识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逻辑起点
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观点，最典型的是一元论和二元论。其中，一元论又分为国内法优先说和国际法优先说（注：对此，各派权威学者均作为了较系统归纳，兹不赘述，详见［奥］阿。菲德罗斯等：《国际法》（上），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0～153页；［英］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上），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4-32页；周鲠生：《国际法》（上），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6-27页；等等。），而二元论似乎是现代国际法学界的主流观点。（注：二元论几乎成为较为流行、较有权威的观点。如劳特派特修订的《奥本海国际法》就指出“本书作者极同意这种见解。”虽然二元论还有不完善之处，但总的说来，它关于国际法和国内法的重大区别的观点是比较接近客观现实的。正因为如此，许多从事司法实践的`法官，特别是国际法院法官主要是基于国际法与国内法在法律渊源和适用范围方面的区别，也支持二元论的观点“（余先予：《国际法律大辞典》，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第9页）。”二元论比较符合现实，它既承认国家主权，又承认国际法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程晓霞主编：《国际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第25页）还有学者通过对二元论的扬弃，提出”自然调整说“（注：周鲠生：《国际法》（上），商务书馆1976年版，第20页。在此作者指出”从法律和政策的一致性的观点说，只要国家自己认真履行国际义务，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总是可以自然调整的。“与此观点一脉相承，今天有学者在批判以往各派观点的基础上，直接提出了国际法与国内关系的自然调整”这一命题（程晓霞主编：《国际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版，第25页）。）。
毋庸置疑，上述诸种观点中包括着一定的合理见解，但总的来说，都有片面与欠妥当之处。难以反映并回应日益复杂的现实国际社会关系。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方法论的偏误。要么单纯地强调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相互区别，如二元论；要么人为地在此两者之间绝对化地分出孰高孰低，如一元论；要么消极地将它们的关系置于法律规范之外进行任意思考，如“自然协调论”。而共同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几乎都从实在法的片断引用来求证两者的关系或以实证法的随意摘取来验证预想的理论假定。所以“引起这样的争论，其主要原因在于对问题提法过于简单而且错误，如果不是从形式逻辑出发，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缜密的研究，便可知道它们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对国际法和国内法的有关部分的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把其结果综合起来，便可以了解其复杂的全貌。这是研究这一问题今后应遵循的方法。[1]”二是本体论的狭隘：支撑上述论断的法学理论基础往往比较薄弱，如凯尔森的纯粹法学提出的国际法优先说，便将国际法设想为是一个效力高于一切法律规范的“最高规范”，至于这种最高规范的效力又是来自何方，却无从得知。而二元论将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区别绝对化后又设计出使两者联结的种种方式，认为前者是“法的效力”问题，后者属“法的适用”范畴，并认为应将国际法的“国内有效性”和“国内适用
[1] [2] [3]
论高素质国际法人才的培养论文
一、概述
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资本、商品、技术、人员的跨国流动程度超越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要加强国际法人才培养，努力造就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国际法人才，提高我国参与国际立法和国际司法活动的质量。”因为“法学教育和法律人才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直接关系到一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肩负重要国际责任的大国，有众多复杂的国际法律事务需要国际法专业人才去处理或提出法律建议。国际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作为国家间交往的行为规范，其对谈判、缔结、签署、批准、解释、实施等诸多环节的规范都会存在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待研究、这需要更多的专家型、复合型国际法律人才。
要成为高素质的国际法人才，既要懂国内法，又要懂国际法;既要具备一定的法学理论素养，又要拥有一定的实践能力;既要精通母语，又要熟练掌握国际法专业外语，包括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这对每个学生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然而，国内的国际法教学尚不能较好地满足培育更多高素质法律人才的现实需要。因此，明确国际法律人才应具备的知识结构，探讨如何通过国际法教学效率的提高来实现培养高素质国际法人才的目标，具有较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制约我国培养高素质国际法人才的教学因素及成因
知识化、国际化、通才化将是今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全球化对国际法人才培养带来了更高要求和更大挑战。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和国际交往中需要更多高素质的国际法律人才，另一方面现行培养机制难以在质量方面满足社会需求。“纵观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现状，面临两个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第一是法律人才培养模式问题。究竟应该走职业化道路还是专业化道路，值得深入研究和思考。第二是法律人才培养目标问题、从各国法学教育的传统及现实看，法学教育具有三个可能的目标，即培养法律学者，培养法律工作者，培养有修养的人。”就本科阶段而言，学生的毕业去向差异很大:进公司、做公务员、读研、出国深造、进律所等。不同职业规划的学生对自身所应具备的职业素养的准备重点也往往会存在差异。比如，要出国的学生特别重视外语，要参加司法考试的学生和要考研的学生对自己的学业要求也会有所不同。再加上高校本身在培养机制方面的诸多弊端，如课程设置、培养模式和目标、对师生评价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诸多局限性的叠加形成消极合力，妨碍了培养更多适应全球化和市场需要的高素质国际法人才目标的实现。学生的国际法法律英语运用能力有待加强，国际法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有待提升，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能力也需提高。应当“改变那些束缚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培养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
三、高素质国际法人才的培养路径
跨国法律人才的知识结构至少包括本国法、外国法、国际法、法律英语等，此外还应具备较强的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学习能力。为了培养更多高素质的国际法人才，除了国家、学校制定科学、可行的培养模式、培养目标及建立合理有效的对学生、教师和高校进行考核的机制外，国际法专业教师本身的专业理论素养、教学理念和方法都会深刻、长远地影响上述目标的实现。教师应重视国际法理论和国际关系实践的融合及对国际法专业英语(或其他语种)的强调和应用。在课程设置上，既要重视法学专业学科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又应兼顾学生未来的实际工作需要。
(一)重视国际法理论和国际关系实践的融合
对许多法学专业本科生来说，即使其所在学校法学院、法律系与律师事务所或当地法院等单位有合作关系，能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但往往与国际法课程不相关，与法律英语不相关。因此，难以将国际法理论与社会实践密切联系起来。弥补该缺陷的方法有重视时事新闻、教学视频、专业外语、案例分析方法在培养高素质国际法人才方面的作用。德国法学职业教育中非常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在各层次的法律职业教育和培训教学安排中，实践教学的时间安排至少在一半以上，而且理论教学与实际工作交替进行”。
1.时事新闻、视频资料在培养国际法律人才中的作用
国际法与国内法不同，国际法与国际关系联系密切，不重视媒体中涉及国际法学的新闻报道，就不利于学生对国际法知识的掌握和能力的提高，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在教学中就会脱节。“活的国际法不仅仅体现在案例中，也体现在作为国际法主要主体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活动中，因此要体现国际法是活的法，还必须关注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活动。”相关新闻报道或时事评论是国际法学理论与国际关系实践相结合或服务于实践的最好诠释。“学习国际法要对当代国际事件及时跟踪掌握，对国际形势，特别是国际政治形势有一个宏观的把握。通过对近年发生的国际问题引导学生展开探究和思考。”教师和学生都应关注这些相关信息，进行资料收集及分类工作，将最新的相关时事应用于课堂教学中。这既可减少课程的`枯燥性，又可温故知新，提升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4月3日《联合早报》网刊登了《九段线不在联合国海洋法框架内》一文，可就此引导学生讨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成就与局限性及中国在该公约谈判中的认识误区及后果。
国际法教学不能仅仅局限于法律的原则和规则本身，不能只教“纯粹的法律”，要讲国际法背后和之上的东西，讲国际法与国家间力量的关系，讲国家利益与国际法的关系，讲意识形态与国际法的关系，讲文化传统与国际法的关系，讲国际法所追求和实现的目的。视频资料所具有的趣味性、形象性、生动性、信息量大等特点，能将难以用语言来充分诠释的内容具体化，减少学生理解的困难，激发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兴趣，增加课堂教学的信息量，可与教师课堂教学形成优势互补，使枯燥的教学变得更加有趣味。
2.重视案例分析在培养高素质国际法人才中的作用
高素质的国际法人才还应具备较强的分析、应对国际法律争端的能力。“对国际经济法这样实践性很强但又离日常生活较远的学科，案例教学法更是意义重大。例如，WTO中的轮胎特保案、汽车零部件案等，既是新闻热点又是理论热点。案例是当事双方具体争端的体现，相比于国内法案例，国际法领域的案例往往更加复杂。通过将所学的国际法原则、规则应用于具体案例，不仅能加深对相关内容的理解，建立知识间的联系与框架，而且有助于将知识向能力的转化。如何在有限课时内合理引入复杂的国际法案例并完成相关教学任务，对教师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3.法律外语水平与高素质国际法人才的培养
跨国型高素质法律人才需具备较强的外语能力，要“能够熟练使用外语从事法律工作，包括谈判、起草文书、参与跨国诉讼和仲裁、设计跨国法律问题解决方案等。对跨国法律人的首要要求就是多语言应用能力，避免由于语言不熟造成的理解错误”。现在全国能熟练运用外语和法律知识与国外客户洽谈业务、签订合同的仅有两千人左右，熟知国际法、国际贸易法和WTO规则的律师尤其稀缺。北京的近一万名律师中仅有三百名具备从事涉外法律工作的能力，上海五千多名律师中只有五十名左右的律师具备这样的素质和能力，其他省区的缺口更大。“学生的知识结构失衡，具有较强的经贸、管理、新闻、法律等专业知识的外语人才缺乏、”在国际法学教学中，适当借助外语词语、句子，有助于澄清教材中介绍条约条款时的模糊表达，也有助于激发学生思考问题的主动性，在学习国际法课程中学习法律英语，以弥补公共英语课程的不足。例如，通过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due regard to”一语的分析，可初步了解军舰、机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军事测量、侦察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的原因、现行国际法规定及中美实践。此外，有权部门、个人的双语翻译可能成为它国在诸如WTO之类的国际争端解决机构起诉中国的证据。翻译中存在分歧的实质就是条约解释方面的分歧。“巴西影响干可可措施”案专家组报告中对此有所涉及。“中国入世谈判经历了巧年多，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签订的一些文件中确实存在不少谈判者自己都不一定弄清楚其确切含义的措辞……有些则可能受到语言的影响。”可见，国际法中的外语问题可能会影响到个人工作是否顺利、国家利益能否得到有效维护等问题。
(二)建立知识间的有机联系与高素质国际法人才的培养
“三国法”间存在密切联系。国际经济法孕育于国际公法，但至今也尚未厘清国际经济法与国际私法间的边界。高素质国际法人才应能建立知识与学科间的有机联系，减少“见术不见林”的现象。“在教学内容上，必须兼顾深度和广度。国际经济法是一门综合法律，既包括国际法，又包括国内法。为此必须注重采用比较法找出国际法和国内法之间的内在联系，从比较法的角度去开拓学生对国际经济法的理解，增加教学内容上的广度”，使学生获得的知识网络化、体系化。“在讲授条约法时，紧密联系学生己学过的合同法，运用合同法的原理诸如合同生效的条件、合同对第三方的效力等，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条约法。”例如，在学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其他国际法有关规则’，的含义时，可联系《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国际法的体系化与碎片化、开放性与自足性问题及成因、WTO相关案例。
通过教师对知识间联系的重视，学生的问题意识得以加强，对课本内容的理解视角会变得多元。
(三)教师应当具备的高素质
没有高素质的教师，难以培养出高素质的国际法人才。教师除应当具备敬业的职业精神外，还应当具有良好的人格品质、高超的教学方法、合理的知识结构和较高水平的科研能力。
“创新型教师必须有新的教育理念，主要有:1、新型的师生观，建立平等、民主型的师生关系;2、新型的学生观，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反对‘奴化’学生思想，鼓励其大胆质疑与创新;3、新型的质量观，反对仅以学生考试分数的高低论学生学业的好坏，建立以创造能力的高低考核学生质量的标准;4、新型的人才观，反对‘唯书是从’、‘唯师是从’的好学生标准，建立情商、智商和谐共融和人格完美、健全的人才观;5、新型的价值观，树立教育的目的是使人的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个性得到全面展现的价值观。”
四、结语
21世纪国家间的竞争是全方位的，其中软实力的竞争更具决定性意义，这就包括了人才培养的竞争。没有创新型的高素质(国际法)人才，国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就会落后.国内诸多难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创新及各种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因此，只有不断大力推行教育改革，变革现行教育制度中不能适应高素质国际法人才培养的诸多弊端，革新教育理念，优化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法，拓宽教育视野，真正有效地以市场规律、国家间竞争标准来衡量、考核人才培养的效果，使得国际法律人才培养质量成为衡量教育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和标准，避免国际法人才培养的低效率及培养工作的自目性。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了国际法人才的全球化，为培养合格的高素质跨国法律人才，学生和法学教育界都应对此做出努力。
论公共关系与市场营销的关系论文
摘要：对于现代企业来说，公共关系与市场营销是两种非常重要的管理职能，被称为“代表企业与外界往来的两扇大门”，二者之间关系紧密，共同为实现企业的目标而服务。在实际市场经济运作中，公关与营销多体现为一种合作的交叉关系，主要表现为营销公关和关系营销。虽然公关与营销在发展中的某些部分是逐渐走向融合、重叠的，但它们之间的区别也很明显。概括来说，公关与营销的关系是谁也离不开谁，谁也取代不了谁，谁也包含不了谁。企业要想在市场经济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就要以“君子和而不同”的理念去处理营销和公关的关系，将二者综合有效地加以运用。
关键词：营销公关;关系营销;和而不同
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企业的生命力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为了树立良好形象，加大企业生存几率，企业的对外宣传方式逐渐从单纯的营销手段转为市场营销与公共关系的结合体，营销公关和关系营销正是二者结合的集中体现。公关与营销之间的紧密联系使二者总是以“双管齐下”的方式一起运用于企业管理之中，而二者间的明显区别又决定了它们之间“和而不同”的微妙关系。
1营销公关――营销与公关嫁接、合成后的有力武器
“营销公关”的新概念是通过把公共关系与市场营销两大功能整合运作而得来的，是指把公关应用到营销领域的一种手段。它既是对公共关系所提供的营销作用的进一步肯定，又是将市场营销与公共关系嫁接、合成后产生的健康的第一代。营销公关能有效帮助企业建立起良好的商品品牌形象，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推动商品销售。营销学领域的权威专家科特勒曾经说过：“营销公关的源头一为营销，二为公关，它对企业而言代表了一个重新发声的机会。”营销公关在具体操作中的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公关宣传――树立企业基本形象
公关宣传是营销公关的重要内容，主要是提供有关企业的各种正面信息，其目的是实现企业营销需要，并提高自身的形象。公关宣传一般选取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由于公关宣传以新闻报道形式出现，因此媒介在对这些事件进行报道时并不收取任何刊播费用，但这也决定了媒介并不保证这些事件一定得到报道。
1.2传媒炒作――集中制造热点事件
为了吸引关注度，很多企业在营销公关中会着力于策划一些经过精心安排的事件，这种方法被称作“传媒炒作”，是公关宣传手法更加集中、更为高超的一种使用方式。传媒炒作是立体地动态地对某一具体事件进行详尽而全面的集合式报道，它通常可以避免一般公关宣传的缺陷，即短暂、缺少重复，因此也不容易受到高度关注。
1.3危机公关――有效应对问题、威胁
营销公关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危机管理，称之为危机公关。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往往对企业与社会以及相关利益者之间的良好关系造成影响，对企业的市场或形象造成直接或者间接威胁，这一点不论何种企业都不例外。在危机管理中公关不仅要搜集信息、提供建议和参与决策，更重要的是其本身担负着执行的角色，尤其是在具体公关活动的策划推广和协调沟通上更是责无旁贷。危机公关处理的关键是在企业利益和社会及公众利益之间把握一个适当的尺度，并且进行有效地传播沟通，以达到相互间的认同和谅解。
1.4社会参与――架构广泛对话桥梁
运用社会参与也是营销公关的一个主要任务，其目的是在企业与社会之间架起对话桥梁，这种活动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公众形象，而且很多情况下对企业营销也具有直接帮助。由此可见，营销公关是企业商战中的有力武器，二者融合在一起，可助企业叱咤风云、逐鹿商场！
2关系营销――公关服务于营销
所谓关系营销，是把营销活动看成一个企业与消费者、供应商、分销商、竞争者、政府机构及其他公众发生互动作用的过程，其核心是建立和发展与这些公众的良好关系。关系营销作为新的聚合点，它以市场为导向，把服务与质量有机地结合起来。关系营销与传统营销观念不同，它的着眼点已经由一个转变为两个，将赢得客户与拥有客户看得同样重要。过去市场营销往往将“重头戏”放在怎样“赢得”客户，对如何长期“拥有”客户却关注不够；而关系营销的目的.正是对这种情况的改变，使服务、质量和营销这三者环环相扣，将赢得客户与保有客户这两方面相互呼应，有力扣合起来。关系营销通过与客户之间建立起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使企业与合作伙伴共享资源，不断培育和加强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下面通过一个经典案例来更深入地阐述关系营销。马莎百货集团(Marks&Spencer，简称M&S)是英国最大的跨国零售集团，《今日管理》的总编罗伯特海勒曾评论说：“从没有企业能像马莎百货那样，令顾客供应商及竞争对手都心悦诚服。在英国和美国都难找到一种商品牌子像‘圣米高(StMichael)’如此家喻户晓，备受推崇。”在近十年以前，马莎百货集团在以英国本土为主的全面关系营销战略可以说极为成功，这句话正是一个生动的写照。马莎从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并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门店。其后8年间，在内地陆续有10家门店开张。然而，在11月，马莎宣布，将退出包括中国在内的10个亏损的国际市场，此次涉及的国际市场关店数量将达到53间，包括中国内地的10家和法国的7家，以及匈牙利、立陶宛等8个国家的所有商铺。同时马莎还将在英国本土关闭60家门店，裁员人数高达2100人。马莎在中国内地乃至海外市场的全线溃败，证明了关系营销的失败将会给企业带来多么重大的打击。马莎百货在华近十年，一直被行业内视为零售业企业在华拓展的“反面教材”。
2.1未能做到围绕“满足顾客真正需要”建立企业与顾客的稳固关系品牌
关系营销倡导在企业与顾客之间建立起长期稳固的相互信任关系，这实际上是企业长期不断地满足顾客需要，实现顾客满意的结果。马莎在英国的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它精准的市场定位和对客户需求的有效迎合。而在中国内地市场，马莎只是把自己在英国的模式直接照搬过来，中国真正知道马莎百货的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它的目标客户群也正是这些较年轻的女性，而店里的服装却更适合四十岁以上的人来穿，导致其目标客户人群中几乎无人会在店里消费，其市场定位与实际消费者群体之间发生了明显错位。同时，马莎在门店设计、商品摆放等方面也未能充分考虑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它的自有品牌从款式上直接沿用了英国市场的流行款式，没有将产品本地化，也没有根据亚洲人的体型而设计产品，在中国市场严重缺乏创新。而且门店内品类分区全部使用英文标识，没有对应中文，这一情况直到开业的所谓“二代店”仍未改观。衣服尺码也没有变通为中国消费者熟悉的S、M、L这种字母分类，而是坚持用阿拉伯数字的欧码标签，给消费者带来很多不便。种种“不走心”的品牌营销，使得马莎直到退出内地市场，都未能形成真正稳固的客户群体。
2.2通过规模经济盈利的商业模式在全球化时代反成负累
马莎以往的发展模式是通过与若干规模较大的供应商签下长期独占合约，通过发展规模经济来降低生产成本，控制产品质量，提高商业利润，从而实现互利共赢。它销售的货品高达80%属于自创品牌“圣米高”，在面料采购、产品研发设计乃至生产、销售过程中的众多环节都是自己上手，实行“从制造商直接进货”的政策。但是原本意在控制成本的这一供应模式，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冲击下受到了极大影响，反而成了市场反应速度的拖累者。马莎在中国内地市场涉及供应链的问题一直没有被完全理顺：从海外运来的服装出现因为通关时间过长而导致缺货的现象，电商渠道也有送错货的情况，保质期短的食品类产品所受的影响最大，只要通关时间一长，送到店内就已经临近保质期限，只能低价处理。马莎在华期间几乎一直未曾披露销售业绩，其原因可想而知。马莎百货集团的案例告诉我们：(1)实施关系营销是一项系统工程，而企业与顾客的关系是关系营销的核心。我们只有以满足顾客的真正需要为基础，才能实现企业与顾客建立长期稳固关系这一最终目标。(2)要与关联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既要从互惠互利的角度出发，同时还要做到与时俱进，与关联企业在所追求的目标和认识上取得一致，这样才能确保长期稳定的“双赢”局面，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3公共关系与市场营销的“和而不同”
3.1公关与营销的联系――“和”
在长期发展中，公关和营销始终是相辅相成的，公关与营销有着很多联系，我们可以从历史、动态发展、实践整合角度来理解公关和营销的联系。(1)从历史角度而言。公关和营销的起源都是哲学。公关最早诞生于政治和战争，而后进入经济领域，成为4P观念中的一部分，所以公关是属于营销的一部分。(2)从动态发展角度而言。我们可以看到4P发展成为4C，后又发展成为4R、6P、6C、5R。在动态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公关与营销的某些部分走向融合、交叉、重叠。公关支持营销，但并不是营销的从属部分。(3)从实践整合的角度而言。它们的联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有共同的产生条件，即商品生产的高度发展；有共同的指导思想，即用户第一，社会效益第一；它们还有相似的传播媒介，即大众传媒。此外，还有关系营销、营销公关、消费者关系等二者的交叉部分体现了营销与公关之间的紧密联系。
3.2公关与营销的区别――“不同”
(1)范围不同。市场营销一般仅限于企业生产流通领域，基本局限在经济领域内；而公共关系所涉及的则可以是社会上任何一种组织与公众之间的关系，除企业以外，它还涉及政府、学校、医院等各种组织，这远远超过了经济领域的范围；公共关系所具有的社会性比市场营销更加广泛，学科应用范围也更加广阔。(2)目的不同。市场营销的直接目的是销售产品，从而进一步扩大赢利，产生企业效益；公共关系的目的则是树立起组织的形象，形成良好的公众信誉，从而使组织获得长足发展。(3)手段不同。市场营销所采用的手段主要包括价格、推销、广告、包装、商标、产品设计、分销等，这些手段都与产品销售这一目的紧密相关；而公共关系所采用的手段主要是发放宣传资料以及举办各种专题活动，如记者招待会、社会赞助、典礼仪式等。(4)目标不同。市场营销的基本责任是建立和维护一个组织的产品或服务市场，在长期基础上吸引和满足顾客，以便赢得一个组织的经济目标；公共关系的基本责任则是建立和维护组织与公众之间的互惠互利的关系，力求通过长期的努力，建立起组织的良好形象，而并非仅仅追求经济利益以及社会利益。(5)聚焦不同。市场营销主要聚焦于顾客的交换关系，其基本过程是通过交换既满足顾客需要，又赢得经济利益；而公共关系的聚焦则广泛许多，它可以涉及各类公众，包括顾客公众和非顾客公众，如雇员、投资者、政府和特殊利益集团等。
4结语
总的来说，公关解决的是组织与受众之间的信任关系，而营销解决的则是企业的产品与服务如何被公众所接受的问题。没有市场营销，企业就失去了生存发展的基础，其公关形象也全然无从谈起；然而没有公共关系，企业的发展又缺少持久的生命力。有效的公共关系可以维护和谐的社会关系和政治环境，从而促进市场营销工作顺利开展；而成功的市场营销会对建立和维护组织与公众之间的良好关系发挥有效助力。把握两者之间“和而不同”的关系，将营销与公关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这对于企业优质高效地完成略目标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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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英毅.企业间营销关系:关系、互动和价值[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3]熊和平.关系营销实战操典[M].广东经济出版社,.
与“宣战”有关的国际法问题论文
〔摘要〕抗日战争期间，中日两国政府都曾对“宣战”问题进行过多次研究，但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日两国政府都选择了“不明确宣战”的策略，本文通过对与“宣战”有关的国际法问题的阐述，从而为分析日本“不宣而战”和国民政府“战而不宣”的原因做一个基本铺垫。
〔关键词〕宣战 交战意向 战时中立法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中国进行了长达十四、五年的侵略战争。为此，中国也进行了至少长达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战，但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不管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还是进行抗战的中国，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不明确宣战”的策略。要搞清日本“不宣而战”和国民政府“战而不宣”的原因，首先就必须弄清楚与“宣战”有关的国际法问题，本文着重阐述了何谓国际法上的战争；怎样才算进入国际法上的战争状态；进入国际法上的战争状态以后，交战双方的关系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交战双方与第三国的关系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最后本文还根据日本外务省的原始档案，介绍了日本国际法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我们知道，在中日关系中，历史认识问题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追究日本战争责任，除了有充足的事实依据外，有关国际法的规定和当时日本对国际法的认识同样十分重要，本文写作的目的，便是想补充这方面的不足。
一
在传统国际法中，战争法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国际法上的战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法主体之间，为击败对方并使对方接受自己的和平条件而进行的持续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以及由此武装冲突而形成的法律状态。国际法上的战争或法律上的战争状态既要有事实的要素，也要有意识的要素。事实上的要素是指武装冲突的实际存在，意识上的要素是指交战双方或一方有明显的交战意向。所谓交战意向（Animo Belligerendi），是指交战各方对于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武装冲突，具有明确的意识或认识，认为这是战争的一种表示。只要冲突中的一方有明确的交战意向的表示，冲突就变为法律上的战争。比如抗战初期，国民党最高决策层虽决定抗战，但却尽力回避交战意向，也就是尽力避免因自己一方的行为而使事实上的武装冲突变成法律上的战争状态。传统国际法规定，交战意向必须通过布告宣战或附带开战条件的最后通牒来明确表示。19海牙和平会议通过的《关于战争开始的公约》 规定：“缔约国承认除非有明确的且事先的通告，彼此之间不得开始战争。通告的形式可以是说明理由的宣战声明，或附有宣战条件的'最后通牒”，“战争状态的存在应该毫不延迟地通告各中立国，只有在中立国接到该通告之后，才对它们发生效力”。[ ] 一旦冲突一方或双方有了交战意向的表示，冲突双方便进入法律上的战争状态。而且一旦这种交战意向向第三国通告，第三国就有义务保持中立，除非它决定帮助其中的一方。另外，只要一方表明交战意向，双方的关系就进入法律上的战争状态，即使对方不愿意使两者的
关系进入法律上的战争状态，也无济于事。正因为如此，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政府，不仅自己尽力避免交战意向的明确表示，而且非常担心日本对中国明确宣战，即日本单方面交战意向的明确表示。抗战初期国民党最高决策层在研究或讨论宣战问题时，更多地不是自己是否对日宣战及宣战的利弊，而是讨论日本是否对中国宣战以及中国的应对措施。比如，1938年3月7日，军委会参事室会议讨论宣战问题，王世杰就主要分析制约日本对华宣战的国际因素，特别是英国的态度和欧洲的政治形势。蒋介石也主要考虑英美海军对日本的制约作用。另外，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有关宣战问题的文书，其中两件就专门针对日本对华宣战问题，其中一件是《谨就政府关于日本对华宣战应有之准备条陈意见》、一件是《关于日本对华宣战可能性的估计意见》，而与此相对照，日本外务省记录中虽收录有大量关于宣战问题的材料 ，但关于中国对日宣战的材料却一份也没有。
二
国际法所说的战争的法律状态，包括战争的开始、战争开始的法律后果及战争结束的程序、基本方式等。战争的开始是指冲突双方进入法律上的战争状态，传统国际法认为，战争的开始，必须通过宣战（当然不一定是绝对的布告宣战或宣战声明，只要有交战意向的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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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乡村三重关系论文
摘 要:乡镇与村庄之间具有三重关系:一是乡镇党委与村党支部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二是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在村民自治事务范围内的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三是乡镇政府与农民在政府依法行政事务上的管理和被管理关系。第一重关系体现党的领导原则,第二重关系体现村民自治原则,第三重关系体现依法行政原则。乡村三重关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其中任何一个关系、一个原则来否定其他两个关系、两个原则,都会造成乡村关系的失调。从我国乡村治理的现实需要出发,为建设良性互动的乡村关系,关键在于融三重关系为一体,有机配合,互相促进。
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使我国的乡村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就是,从过去单一的政府行政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向多重关系并存的结构转型。那么,这种结构性的多重关系,究竟包括那些内容?如何从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来认识和把握这些关系及其内在的联系?这些就是本文所要探索的基本问题。10-12月,“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研究”课题组在广东部分市县(区)就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调研,共调查了8个镇,12个村,内容涉及到镇村关系、村支两委关系、村级经济与村级组织的关系等方面1。在调查中,课题组成员广泛接触了市县(区)有关领导、乡镇干部、村党支部书记及支委成员、村委会主任及村委成员、村民等。本文的经验材料主要来自这次调查,同时还参考了相关部门的调研报告。本文提出的实际问题均来自基层,特别是镇村两级干部,亟待理论工作者和党政有关部门深入研究。
一、 基层视野中的乡村关系问题
乡村关系有丰富的内涵。本文所要分析的`“乡村关系”,主要是指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所形成的地方治理结构。所谓地方治理(localgovernance),就是地方多元主体协同公共管理的过程,而治理结构主要是指治理主体之间的制度性关系。基层视野中的乡村关系问题,主要是基层干部就村民自治新形势下乡村关系所提出的疑问或“怎么办”。基层反映的问题不少,比较突出的是如下几个方面。
1、政策落实的组织路线难保证,政令贯彻的渠道出现淤塞。
过去,村级干部由乡镇选拔、培养和任用,这是乡镇政府执行上级政策的一个组织措施或者说“组织路线的保证”。村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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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及其关系
在探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各自的界定.关于现代主义,我们想强调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有其产生的社会基础.现代主义大约从17世纪的欧洲起源,是一种社会生活或组织的模式.大致来看,现代主义横跨资本主义的前面两个时期,承接中古世纪或封建制度,辐射到各个领域,包括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每个领域都面临其现代转型问题.
作 者：艾泽银 作者单位：株洲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刊 名：理论与创作 英文刊名：CRITICISM AND CREATION 年，卷(期)： “”(3) 分类号：B0 关键词：论宗教与的关系
近年来,国内外不少藏学专家和学者在对格萨尔王产生年代这一问题的论述中,一致认为藏族英雄格萨尔王是第一甲子年诞生于康区的德格岭仓地区,距今已有一千年左右的历史.
作 者：角巴东主 作者单位：青海省<格萨尔>研究所 刊 名：青海社会科学 CSSCI英文刊名：QINGHAI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2) 分类号：B9 关键词：论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论文
摘要：国际法学界对个人是否属于国际法主体有很大争议，传统的国际法主体只有国家，但近年来由于人权观念的普及，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空前提高，与此同时，个人在国际法上的法律地位的讨论也由此产生。虽然个人在国际法上的主体地位是不存在的，但应该认识到个人在国际法上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国际法；个人；主体地位
中图分类号：D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7）23-0230-01
作者简介：王一达（1994-），男，汉族，江苏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法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法学专业。
目前，因为个人在国际舞台上活动频繁，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个人的国际地位也越来越突出，很多学者都提出要把个人作为国际法主体来看待的观点。笔者也认为既然国际法学界存在如此大的争议，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探讨。如此也将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了解并解决国际法上的问题。
一、国际法主体的演变
（一）从不区分国家个人到国家成为唯一主体
国际法的基本理论来源于欧洲，法学界公认的国际法起源于罗马时期的“万民法”，在此阶段，由于没有系统的理论支撑，在主体上对国家和个人并不进行区分，更不会出现所谓的主体之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国家开始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单位。与此同时，欧洲的中央集权制度开始确立，国家的国际法地位更加巩固，成为国际法上的唯一主体。
（二）国际组织和正在争取独立的民族成为国际法主体
随着国际社会济政治的不断发展，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上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众多国际法学家逐渐认可了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地位，而且联合国也适时的承认了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资格。但是，国家依据的是主权而成为的国际法主体，而国际组织依据的是条约，其国际法主体地位是有限的。正在争取独立的民族虽然在事实上并没有取得事实上的独立，但基于承认其民族自决权，应予以支持。正由于缺少完整的主权，其国际法地位也是不完全的。
二、个人在国际法上的地位争议
对于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除了不承认的观点外，还有两种观点比较突出：一种认为个人是唯一主体，一种认为个人是有限主体。下文笔者对这两种观点进行分析：
（一）个人是国际法唯一主体
该观点认为个人是国际法上的唯一主体，该观点跟传统观点截然不同。并且认为在国际法上只有个人能够享有权利承担相应义务，国家却必须借助一定的'机关才能参与到国际社会，而这些机关又是由个人组成的，因此既然国家是由个人组成的，国家的各项活动也具体到个人来完成，那么个人就应当且是唯一的国际法的主体。
（二）个人是国际法的有限主体
该观点认为国家作为国际法主体的事实应该予以认可，与此同时，还应该认识到个人也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国际法主体。很多西方的国际法学者认可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个人可以享有国际法权利，承担国际法上的义务。同时该观点认为国际组织、正在争取独立的民族是国际法上的派生主体，个人只能称为国际法有限主体。
三、个人不是国际法的主体
要想成为国际法主体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应具有独立参加国际关系的能力；第二，应该具有直接承受国际法上权利和义务的能力。由此，笔者认为个人不是国际法的主体：
（一）不能独立地参加国际关系
个人参与国际关系的方式都是依附在国家之上，并不能独立参与到国际关系中，如果失去一国公民的身份，个人便不能再参与到国际关系中。其他国际法主体也并不承认个人的地位，有认可个人国际法主体地位的学者以国家可以对个人签授权协议，由此个人可以独立参加国际关系，证明个人的国际法主体地位。人权论这认为个人作为国际法保护的对象，已经证明个人是国际法的主体。以上观点都更表明了个人对国家的依附关系。由此可见，个人并不能独立的参与到国际关系之中。
（二）不能直接承受国际法上的权利和义务
个人在国际法上的权利义务是派生出来的，就拿人权这个概念来说，这不是国际人权法规定的结果，而是在此之前就出现了，如果没有国际人权法，人权仍然会在国内法上存在，国际法上的权利义务的实施也一般都是通过国家制定国内法的方式实施的。国际公约在转化为国内法过程中赋予国家很大的裁量权，因此个人因其国家不同，其权利义务也不尽相同。由此可见，个人的权利义务是国内法规定的结果，而不是因为其参与了国际关系。
四、结语
随着国际经济社会的发展，个人的作用肯定会越来越重要，但个人无论如何都很难成为国际法主体。此外，个人如果成为国际法主体，可能加重国际社会的负担，可以一直使国家成为个人参与到国际社会的桥梁。
[参考文献]
[1]沈宗灵.格老秀斯的自然法和国际法学说[J].中国国际法年刊，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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