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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抒情性传统研究论文
中国文学史上存在着抒情传统已经不是某位学者的新发现或者杜撰，而是众所周知并且得到认同的一般知识。这从中国文学史的发展状况就可以达到论证。中国文学史上存在着抒情传统最初是陈世骧先生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上提出的，但是随着近年来文学史学的发展，学术界对此又有了新的认识和反思，慢慢地从研究中国文学史上是否存在抒情传统到对此做出研究，而且进行概括，探讨抒情传统的规律等。
我认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确存在着抒情传统，却并不是唯一的，应该还存在着批评性的抒情传统，二者相互补充，相辅相益。所以目前要做的不是将中国存在着文学抒情传统这一理论推翻，而是深入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抒情史，并且研究两种传统之间的关系，用中国文学批评性传统去补充和充实单一的抒情传统说，从而使中国文学史的抒情史发展趋于完整。
一、谈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
从我国文学史上学者的许多观点来看，中国文学中存在着抒情传统，含义是非常丰富的，涉及到作评论、风格论、批评论以及其他的方面，但是关键是文学以情志为核心和以抒情言志为创作宗旨观点的抒情传统。
翻开一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或者参考资料，就会看到一些古老的文学抒情的文言，比如，“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等等。中国文学史上关于文学起源和性质的经典性与核心性言论，决定了文学创作的情感思路、对创作过程的看法，也决定了文学价值判断的准则、文学发展的意义等等。随着后来历代的发展，文学家在此基础上以此为轴心进行了阐述或者批评。其实文学创作的本质是写心，即要以抒发人的内心情感为主导，而外物或者事象只是使人产生感性和借以表达感性的前因和工具，表达内心情感依然是处于主导的位置。在文学创作中学者也并不是一味地不知道叙述，既客观地将身边的事物或者身外的景象进行描述，主要是由于上述的主导理论的影响，只能将叙事放在为抒情服务的地位，认为在文学表达中只有抒发主观的情感，才是抒情的本分工作，也是其写作的价值和意义所在，而对于其他的描述手段，即使描述得再妙笔生花，也不能够体现文学抒情的主导理论。
二、“中国抒情传统”的学术谱系以及国内的研究现状。
从历史性的研究角度分析中国抒情传统的叙述谱系可以总结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20世纪上半期，在西方文学理念的影响下，传统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逐渐向西方的“纯文学”观念靠拢，并且想要以此试图从整个层面上规定中国文学主潮，其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情感中心论逐渐显现出抒情传统的端倪；还有的学者以跨文类视野初步梳理表现出中国文学抒情体系的尝试，更有学者将这种抒情传统从美学的角度阐述其中的文学艺术精神，从不同程度上触及到了“中国抒情传统”研究的理论研究基础和研究方法，并以此视为“抒情传统”的理论渊源。
第二阶段应该是中国抒情传统理论的提出，发生在20世纪的60到70年代。以陈世骧为代表的文学家以文类为基点，正式提出了“中国抒情传统”的议题。
第三阶段，则发生在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北美古典文学研究界，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高友工为代表的抒情美学为例。其言论的特别之处是从审美活动的主客观关系为基础，分别从抒情主体和客观对象两方面构造了中国抒情传统之美学体系，在其中融入的结构主义诗学理论等西方形式文论的成果，更加体现了时代和地域的特色。
第四阶段，则是在海外的中国抒情传统理论在台湾得到了接受和拓展，而且此议题在高友工返回台湾后就薪火不断，其中以蔡英俊的情境交融为代表。这种中国抒情传统理论显着地影响了台湾的文化观念和文艺创作，说明了抒情传统的理论参与到文化实践的种种迹象。
但是发展现状是国内的学术界对海外华人的这一发现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且论文方面比较有限。以陈亚林为代表的《从形式角度切入挖掘中国抒情美学》是在国内能够找到的第一篇专门针对抒情传统进行阐述的专题研究，虽然比较深入地分析了海外华人的美学理论中的“形式”方法论，最终的结论还是回归到国内的形式美学得到认可的方法论上面，没有注意到海外学者的理论与下方文学批评性之间的密切关系。香港的学者陈慧英曾经发表过一篇《抒情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文章，通过抒情传统理论对中国的现代抒情散文和诗歌进行了阐发，试图将抒情传统的历史脉络引入到中国新闻学传统中，此后也有学者对这一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开拓。综上所述，这些研究仍然只是触及到了抒情传统的个别理论，并未形成传统的介绍和总结，而且只是停留在对理论的解析和研究上，无法将抒情传统的产生和发展等放入到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得到更加深入的认识和反思。
三、中国文学批评的抒情性传统研究。
1、“诗言志”。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诗是最能代表文学的样式。在对“文学”这一概念下定义时，究竟是以东方的抒情诗的角度为出发点，还是以西方的戏剧为出发点，这无疑表现了各种文学批评体系的差异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体系就是以抒情诗为出发点建立起来的，对“文学”下定义，可以就“诗是什么”进行参考。
对于“诗是什么”的下定义方法，在中国传统的就某一事物或者某一现象进行下定义时，大多不言其本体，而是说明其作用。比如在《尚书》中对诗的解释就是“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并没有从诗是什么的角度进行下定义，而是从诗有何用的角度来回答诗是用来表达志意的。再有一种解释就是来自于训诂学上的解释，从字源学的角度来分析某一概念的形成与演变，古代中国中先是在训诂学上找出某一个字的原型和原音，从音和形上求得其意义，从而得出原字与孳乳字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两种途径考查得出，“诗”与“志”都是联系到一起的。可以进行这样的解释，只要稍作感受，就能将某种感受停留在人的心中，而这样表达的就是“志”，也就是心中的“诗”。换言之，把心中的感受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言志”。因此，对诗的定义就是从诗的功能与作用来考查的。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汉代，人们已经认识到，诗就是由发自内心的情感和表现外在的语言文字的高度融合。这一概念在中国的文学批评史上也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以《诗大序》为代表，就是“诗”与“志”融合在了一起，而且其中也表现出了诗歌的迹象，诗与音乐、舞蹈也是紧密相连的，因此，促进了早期诗歌的发展，而且奠定了中国文学史上批评抒情性传统的基础。从研究中表明，情是诗的本质，情又是诗发生的动因以及诗的内容的基本构成。
第一部古典的诗歌评论专着是钟嵘的《诗品》，作者进一步强调了情在文学中的重要性。其中指出，诗的本质是人的本质的外化，一篇作品中必须存在着生命之气，才能算作一篇好的文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文学的抒情本质来自于人的生命的本质，与人的生命本质密切相连。
2、“有情天地间，多感是诗人”。
给文学家下定义，在中国文学的批评传统中可以追问成什么是诗人。在古代汉人的看法中，诗人首先是敏感和多愁善感的，能够体会到常人所不能感受到的情感是作为诗人最基本的素质。当有所感时并不一定就会立刻写成诗，而是经过一定的沉淀，经过感性和理性的双重冲击之后达到“积”；积慢慢地达到满，到那时一旦写出内心的情感就会如决堤的江河之水源源不断。用几句诗来表达，就是“胸中本有诗，偶然感触，遂一涌而出”。
而诗人又分大诗人和小诗人，这种区别就在于诗人的感知高度的不同。大诗人的作品中给人一种视野开阔、境界高远和流露出一种伟大的孤独之感，读者能够随着诗的境界进入一种高远开阔的世界中去。
3、“问人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文学以“情”为产生的基础，文学家又以“多情”为代表素质，那么文学中的情就可以用“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
在中国文学批评传统要求下，文学作品中缺少不了两个字，即真与正。而要达到这两种境界，要做到两点：首先，诗人的内心要是内敛的，纯净和纯化，诗人表达出的“志”才是“赤子之心”。其次，做到了“真”，有一颗“赤子之心”，才能做到“正”。成功的'诗人往往有着真正的性情，其精神力是贯穿于国家的，以天下、国家的悲情渗透进自身的悲欢，带着这种悲欢之情用诗的本体将其表达出来。好像是诗人感动了读者，实则是诗人将这种内心无法排除的悲欢渗透进了读者的精神中。伟大的诗人将自身的个性完全泯灭掉，所以说伟大的诗人的个性便是具有社会性。这是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的根本思想之一。
4、“观文者披文以入情”。
在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和实践中也十分重视“情”这一因素。在最初的文学概念中对文学批评表达成“说诗”。“情”往往是文学创作的原动力，而文学批评的对象和目的也是“情”。被誉为“无韵之《离骚》”的伟大作品，司马迁的《史记》，其中流露出了作者读书时的姿态。当过了数千年的历史沉淀之后，当我们读到文章时依然能够读懂字里行间作者一声声沉重的叹息和悲伤的眼泪，站在读者的位置上不知不觉之间依然会为作者叹息和流泪。这就是抒情批评的魅力。
根据王济说的“文生于情，情生于文”，前者说的是文学的创作，后者说的则是文学的阅读、欣赏以及批评，“情”沟通了创作和批评之间的桥梁。
四、总结。
我们从理论批评到实际批评再到批评文体三方面展开对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研究，得出中国文学批评的抒情性传统是不可忽略的问题，其余传统的抒情相互补充、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发展到了20世纪，随着西方文学的涌入，传统文学发展发生了转变，文学研究走上了另外的途径。研究小说更加注重小说的情节和结构等方面的问题；而研究戏剧也更加注重人物冲突和对白等；研究抒情诗也会更加地注重主题和题材以及句式和韵律等。中国文学研究走上了一条新的崇尚思辨和强调分析的道路。现代人与古人的联想方式和思维习惯有很大的差别，因此，传统的批评又要做一定的现代转型。抒情性的批评传统研究绝不仅仅是煽情或者滥情，其传达出来的是对整个作品的整体把握，来自于作者在作品的实际体验中所获得的完整的印象和感受。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抒情性批评的前景是光明的，虽然暂时处于低潮，但是相信文学会通过感动人、激发人的共鸣和同情，逐渐地恢复活力。
中国的诗歌传统研究
作家李国文说得好：“在古代，中国的诗坛之所以人才辈出，佳作层出不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诗人在面临个人伟大抱负与封建黑暗官场现实的矛盾时，良知往往使他们站在了大多数人一边”。的确，诗人的这种“回归大众”的举动，为中国的诗歌文化注入了太多太多的活力与精神。而这些在矛盾中做出正确抉择的伟大诗人们，不知不觉中将他们的“悯农”情怀提升到了“人文传统”的高度。他们带来的精神财富，我们至今还受用无穷。
“悯农”，通俗地说，就是关爱、同情那些在封建势力压迫下过着贫苦生活的劳动人民。而它的内涵，早已通过凝练优美的诗句烙在了我们的思维意识中了。在中国，想必刚刚学会说话的孩子也能用稚嫩的嗓音背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诗句。稍长，我们又学会了白居易的《观刈麦》。至今，诗的最后一句“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仍清楚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中国的诗人还特别擅长运用各种表现手法。比如，《病牛》中所描写的独卧残阳的老牛，就象征了奉献一生、劳动一生的贫苦劳动人民。聪明的'作者借这个典型形象，将自己的“悯农”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读者在读到这首诗时，往往会被诗中流露出的作者对百姓的赞美和同情所深深打动。可以说，诗歌在对“悯农”情怀的传承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悯农”在另一方面，大胆地控诉了封建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群众觉醒，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诗人利用诗歌精巧简炼、对仗工整、朗朗上口的特点，用朴素的语言为当时的人们揭露着黑暗不公的社会现实。这样的诗句太多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为他人做嫁衣裳”……。这些诗句我们耳熟能详，有些甚至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用语中的一部分。很多学者都指出，中国古代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精炼而易于传诵。这些“悯农”诗在传诵的过程中，很容易将其思想内涵传播给普通民众，从而激发他们的斗争热情和抗争精神。这是非常可贵的。
“悯农”只是中国古典诗歌所体现出来的人文传统之一。即使在现代化脚步日益加快的今天，“悯农”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相信我们在吟诵着“锄禾日当午”时，心里也一定会涌动着关爱劳动人民的情怀，并真诚希望他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中国人自古以来是重气节的，这一点往往突出的表现为对国家，对民族的忠贞。对于这一深厚的人文传统，我们可以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寻到佐证。
谈及对国家及民族的忠贞，不得不提的是文天祥的诗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誓不休”，是他对南宋王朝的忠爱；“而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是他在故土被鞑虏强占后，撕心裂肺的悲痛与追恋；“思公有奇节，一死何慨慷。江淮我分地，我欲投沧浪。”，“聂政心虽碎，刘伶醉未忘。问天天不应，食日日何伤”，“稽首望南拜，著此泣血篇。
百年尚哀痛，敢谓事已遄”，颠沛流离中，疾病缠身，却仍为故国愁断肠。待元兵攻破临安，文天洋被俘，囚于敌营，受尽屈辱，仍可以高声唱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在他生命即将终结之时，他仍是将他最高亢的一呼献给了他的国家，声嘶力竭的喊出“天地有正气”。文天祥的诗作中充斥着对于国家，对于民族的深深的热爱和不渝的忠贞，将他体内流淌的承载着民族气节与精神的血液流传下去。
纵观历史，声声万古叹息，将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贞与热爱植入了流淌了几千年的中国人的血液中，酿成了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人文传统。从战国时期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三国时期曹植的“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从唐代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到宋代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从明朝于谦的“一片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忠家”，到晚清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些诗句中充斥着我们中国人最悲壮的呐喊，最壮阔的情感，最深厚的民族精神和最引以为傲的民族气节。不论身处何地，对国家、民族的不渝永远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情结。
如今，这一人文传统亦随我们来到了新的时代，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但我们却不能忘却或冷淡这一传统，因为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人们的团结和民族精神是推动其不断前行的动力。如果一个民族丧失了对其本身的爱与信仰，任何微弱的打击都会使其难以抵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谨记！
会计电算化对传统会计的影响研究论文
现代信息技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并对现代企业的管理、运行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当今信息时代，会计电算化是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对传统会计行业的影响，对促进我国经济的信息化程度具有积极的影响，对传统以帐薄为体系的会计行业产生积极的变革意义，为企业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并有效的提高了企业信息化程度，为管理、决策、运营等提供现代化的数据支持。
一、会计电算化的概念
会计电算化即是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在会计事务中的应用。从狭义的角度而言，会计电算化是指会计财务系统引入计算机技术，替代人工记账、算账、报账等活动；从广义的角度而言，会计电算化是指以计算机为载体，搭建会计信息系统，并以会计信息系统为核心的管理信息系统在公司中前面应用。
二、会计电算化的应用价值
会计电算化自上世纪80年代起逐步在我国开始发展，目前已成为一门集现代会计学、电子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等多学科、多专业于一体的综合实用性技术和科学。在实践中，会计电算化帮助企业会计业务实现智能化、数字化和流程化，提高了会计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传输以及反馈等流程效率，并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参考。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节约会计人力资源，提高了会计工作效率；促进了会计工作职能的转变；促进会计工作规范化，提高会计核算质量；促进财务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促进了企业管理现代化；促进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的发展，推动会计制度的改革。
三、会计电算化对传统会计的影响
（一）会计电算化提高了会计数据的处理效率
传统会计体系以帐薄为核心，分配人工进行记账、算账、核算等等工作，并且人工登记现金，银行，往来款项，费用，存货等各种明细账和总账，从而导致会计工作效率的低下，容易出现工作错误，并增加了人力成本。会计电算化为企业搭建会计信息系统，实现所有会计数据和业务的网上操作，提高了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二）会计电算化促进传统会计由“核算型”向“管理型”发展
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管理信息系统成为企业经营、管理、决策等重要的依靠，而会计信息系统则是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核心，企业管理活动离不开会计信息系统。以辅助生产费用分配中的代数分配法、坏账准备金提取中的账龄分析法等为例，传统会计核算困难度较大，而不得不放弃，但会计电算化实现了会计处理的信息化、数据化和网络化，任何会计核算方法均可在会计电算过程中实现，从而促使会计由传统“核算型”向“管理型”发展，为企业的经营、决策、预测、规划、控制等活动提供精确的会计信息，如金蝶K3，用友U8等管理型的会计电算化软件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企业日常管理中，并持续的完善和发展。
（三）会计电算化促使审计内容转变
传统会计依赖于手工系统完成，从原始会计凭证到记账凭证，从过账到编制财务报表等等，每一个会计业务环节均采用人工完成，且均经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在进行企业审计过程中，审计人员可以依据手工系统对其顺查、逆查以及抽查等。但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在保留审计监督职能的基础上，审计人员的工作内容和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会计的所有工作均依靠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按照规定程序自动完成。于此同时，借助勾稽关系在计算机中的设置应用，可以极大实现审批的自动化程度，提高审计的工作效率。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若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受到病毒攻击或者系统性错误发生时，计算机会按照既定程序，按照错误指令继续完成审计各项事务，从而给部分不法分子以舞弊犯罪的机会。
（四）会计电算化促使会计信息成本的降低和信息质量的提高
众所周知，现代企业运营过程中极大程度上依赖管理信息系统，尤其是会计信息系统。传统会计体系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有限，通常以会计报表和年终财务报表等方式为企业管理提供参考，缺乏信息的时效性以及准确性。但在会计电算化条件下，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尤其是以会计软件为代表的信息系统帮助企业实现了各项信息资源的共享，促进了财务信息资源在企业决策中的应用时效性和准确性，实现了财务数据的一体化和科学化。同时对于企业决策者而言，可以随时对公司会计信息进行调阅，为其决策提供数据支持，通过设置访问权限，又避免了会计信息的流失，从而极大的.提高了会计信息成本。
（五）会计电算化促使会计原则更加灵活性和开放性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知识经济的特征越发的突出，市场价值转瞬即逝，且难以有效的预测，传统以历史成本为计量原则的会计已经无法满足现代企业的发展需求。单一历史成本的原则侧重于企业的固定资产，而非无形资产计量，导致企业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权责发生制是会计原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传统会计体系中并未充分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以及缺乏必要的风险价值观念，而在企业现金流量方面反映不充分。电子商务时代的衍生金融工具等经济事项，无法做出恰当合理的处理。将当期的收入与成本费用相对比、相互配比的配比原则是同样也是传统会计原则之一，但在信息经济时代，“虚拟公司”出现，并对其合作方提出合理分配资源、利润等，配比原则被进一步扩大，必须由传统实物资产耗费的配比向人力资源、智力资源等综合耗费的配比过度。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对单一信息量的需求变弱，转而需求多层次、多方面的会计信息，而传统以财务资本的货币化会计信息报告体系对单一会计信息的披露显然无法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在会计电算化条件下，各种企业所需资源均可以进行有效的整合并在会计报告体系中予以披露和反应。
（六）会计电算化促进会计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
会计电算化是将信息技术引入到会计业务中，促使会计实现信息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在此过程中，会计电算化对传统会计进行了深度的变革，新的财会知识、新的计算机电算技术等等均要求传统会计从业人员提高自身素质。换言之，会计电算化要求会计人员具备会计专业知识、计算机知识、网络信息知识、管理知识等综合素养，这也是会计电算化发展的“软实力”。
（七）会计电算化促进企业内部控制的变化
传统会计体系中最为常见的是计算器和算盘，借助原始的计算方式实现内部控制的程序化，绝大部分会计工作和内部控制工作均有手工完成，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资源。换言之，传统企业内部控制主要集中在人的控制方面，例如定期对会计从业人员的工作绩效、专业知识等进行考核，同时监督会计从业人员的工作质量。虽然这些内部控制机制和制度对于确保会计工作质量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显然无法满足现代企业对于会计业务的要求。在电算化条件下，企业的内部控制发生重要的转变，企业诸多内部控制工作借助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实现，工作重心由控制人转向控制会计信息系统中的数据。例如，借助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对凭证、帐薄以及报表进行设置实现对人员权限的控制，操作人员依据级别和权限的不同，拥有修改、阅读或打印等权限，计算机自行进行会计信息的校验和核对等。
（八）会计电算化促进报表的变化
在会计电算化条件下，报表的编制方法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传统会计体系中，报表数据的获取和编制由手工完成，数据来源于帐薄以及其他报表，甚至人工填写，并汇总基础数据将其汇总填入报表之中，人为原因是造成报表出错最为显著的因素。借助会计信息系统，财会人员只需要在计算机上定义会计报表，取定公式，导入基础数据后，报表则会自动生成，化了传统会计报表编制过程中的过程，提高了数据的准确性，提高了工作的时效性。
（九）会计电算化促进会计核算的正确性
传统会计借助手工方式进行数据的登记、分析等，工作环节多，经手人多极易导致数据失真，并且给部分不法人员舞弊造假的机会。在会计电算化条件下，所有会计数据均经信息系统完成，数据的录入、登记、分析等精确度高，且会计从业人员只需要根据需要进行数据的选取，提高了会计核算的正确性。同时国家规定的会计软件具有可靠性、安全性等特点，在企业运用过程中，可以避免人为因素对会计核算正确性的影响。
四、会计电算化的发展对策
结合市场经济对企业现代化管理的要求，以及信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利用，在发展和促进会计电算化进程中需要完善账务处理程序，根据国家信息化、标准化以及企业的实际运营需求，制定完善、有效的规章制度，统一技术标准，推动不同计算机会计信息系统的兼容性，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此外，还需要强化对会计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会计从业人员的综合素养，尤其是对信息技术的掌握。此外，重视保护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以及时效性，提高会计信息在企业决策管理中的应用，加强会计信息保护，取得企业的信任和认可。最后增强公众对会计电算化的认识，营造社会舆论氛围，强化用户的安全意识，为会计电算化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摘要：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创新，电子计算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会计工作中，并对传统以帐薄为体系的传统会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间竞争加剧，促使企业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为此，本文从会计电算化的含义以及价值进行剖析，深入分析会计电算化对传统会计带来的影响，并结合实际提出会计电算化的发展策略，为企业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会计电算化；传统会计；价值；影响
现代信息技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并对现代企业的管理、运行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当今信息时代，会计电算化是以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对传统会计行业的影响，对促进我国经济的信息化程度具有积极的影响，对传统以帐薄为体系的会计行业产生积极的变革意义，为企业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并有效的提高了企业信息化程度，为管理、决策、运营等提供现代化的数据支持。
一、会计电算化的概念
会计电算化即是以计算机为代表的现代电子信息技术在会计事务中的应用。从狭义的角度而言，会计电算化是指会计财务系统引入计算机技术，替代人工记账、算账、报账等活动；从广义的角度而言，会计电算化是指以计算机为载体，搭建会计信息系统，并以会计信息系统为核心的管理信息系统在公司中前面应用。
二、会计电算化的应用价值
会计电算化自上世纪80年代起逐步在我国开始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一门集现代会计学、电子计算机科学、管理科学等多学科、多专业于一体的综合实用性技术和科学。在实践中，会计电算化帮助企业会计业务实现智能化、数字化和流程化，提高了会计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传输以及反馈等流程效率，并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参考。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节约会计人力资源，提高了会计工作效率；促进了会计工作职能的转变；促进会计工作规范化，提高会计核算质量；促进财务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促进了企业管理现代化；促进会计理论和会计实务的发展，推动会计制度的改革。
三、会计电算化对传统会计的影响
（一）会计电算化提高了会计数据的处理效率
传统会计体系以帐薄为核心，分配人工进行记账、算账、核算等等工作，并且人工登记现金，银行，往来款项，费用，存货等各种明细账和总账，从而导致会计工作效率的低下，容易出现工作错误，并增加了人力成本。会计电算化为企业搭建会计信息系统，实现所有会计数据和业务的网上操作，提高了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二）会计电算化促进传统会计由“核算型”向“管理型”发展
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管理信息系统成为企业经营、管理、决策等重要的依靠，而会计信息系统则是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核心，企业管理活动离不开会计信息系统。以辅助生产费用分配中的代数分配法、坏账准备金提取中的账龄分析法等为例，传统会计核算困难度较大，而不得不放弃，但会计电算化实现了会计处理的信息化、数据化和网络化，任何会计核算方法均可在会计电算过程中实现，从而促使会计由传统“核算型”向“管理型”发展，为企业的经营、决策、预测、规划、控制等活动提供精确的会计信息，如金蝶K3，用友U8等管理型的会计电算化软件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企业日常管理中，并持续的完善和发展。
（三）会计电算化促使审计内容转变
传统会计依赖于手工系统完成，从原始会计凭证到记账凭证，从过账到编制财务报表等等，每一个会计业务环节均采用人工完成，且均经相关负责人签字确认，在进行企业审计过程中，审计人员可以依据手工系统对其顺查、逆查以及抽查等。但在会计电算化环境下，在保留审计监督职能的基础上，审计人员的工作内容和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会计的所有工作均依靠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按照规定程序自动完成。于此同时，借助勾稽关系在计算机中的设置应用，可以极大实现审批的自动化程度，提高审计的工作效率。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若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受到病毒攻击或者系统性错误发生时，计算机会按照既定程序，按照错误指令继续完成审计各项事务，从而给部分不法分子以舞弊犯罪的机会。
（四）会计电算化促使会计信息成本的降低和信息质量的提高
众所周知，现代企业运营过程中极大程度上依赖管理信息系统，尤其是会计信息系统。传统会计体系对企业经营的影响有限，通常以会计报表和年终财务报表等方式为企业管理提供参考，缺乏信息的时效性以及准确性。但在会计电算化条件下，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电子技术，尤其是以会计软件为代表的信息系统帮助企业实现了各项信息资源的共享，促进了财务信息资源在企业决策中的应用时效性和准确性，实现了财务数据的一体化和科学化。同时对于企业决策者而言，可以随时对公司会计信息进行调阅，为其决策提供数据支持，通过设置访问权限，又避免了会计信息的流失，从而极大的提高了会计信息成本。
（五）会计电算化促使会计原则更加灵活性和开放性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知识经济的特征越发的突出，市场价值转瞬即逝，且难以有效的预测，传统以历史成本为计量原则的会计已经无法满足现代企业的发展需求。单一历史成本的原则侧重于企业的固定资产，而非无形资产计量，导致企业无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权责发生制是会计原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传统会计体系中并未充分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以及缺乏必要的风险价值观念，而在企业现金流量方面反映不充分。电子商务时代的衍生金融工具等经济事项，无法做出恰当合理的处理。将当期的收入与成本费用相对比、相互配比的配比原则是同样也是传统会计原则之一，但在信息经济时代，“虚拟公司”出现，并对其合作方提出合理分配资源、利润等，配比原则被进一步扩大，必须由传统实物资产耗费的配比向人力资源、智力资源等综合耗费的配比过度。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对单一信息量的需求变弱，转而需求多层次、多方面的会计信息，而传统以财务资本的货币化会计信息报告体系对单一会计信息的披露显然无法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在会计电算化条件下，各种企业所需资源均可以进行有效的整合并在会计报告体系中予以披露和反应。
（六）会计电算化促进会计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
会计电算化是将信息技术引入到会计业务中，促使会计实现信息化、数字化和网络化，在此过程中，会计电算化对传统会计进行了深度的变革，新的财会知识、新的计算机电算技术等等均要求传统会计从业人员提高自身素质。换言之，会计电算化要求会计人员具备会计专业知识、计算机知识、网络信息知识、管理知识等综合素养，这也是会计电算化发展的“软实力”。
（七）会计电算化促进企业内部控制的变化
传统会计体系中最为常见的是计算器和算盘，借助原始的计算方式实现内部控制的程序化，绝大部分会计工作和内部控制工作均有手工完成，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资源。换言之，传统企业内部控制主要集中在人的控制方面，例如定期对会计从业人员的工作绩效、专业知识等进行考核，同时监督会计从业人员的工作质量。虽然这些内部控制机制和制度对于确保会计工作质量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显然无法满足现代企业对于会计业务的要求。在电算化条件下，企业的内部控制发生重要的转变，企业诸多内部控制工作借助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实现，工作重心由控制人转向控制会计信息系统中的数据。例如，借助电算化会计信息系统对凭证、帐薄以及报表进行设置实现对人员权限的控制，操作人员依据级别和权限的不同，拥有修改、阅读或打印等权限，计算机自行进行会计信息的校验和核对等。
（八）会计电算化促进报表的变化
在会计电算化条件下，报表的编制方法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传统会计体系中，报表数据的获取和编制由手工完成，数据来源于帐薄以及其他报表，甚至人工填写，并汇总基础数据将其汇总填入报表之中，人为原因是造成报表出错最为显著的因素。借助会计信息系统，财会人员只需要在计算机上定义会计报表，取定公式，导入基础数据后，报表则会自动生成，简化了传统会计报表编制过程中的过程，提高了数据的准确性，提高了工作的时效性。
（九）会计电算化促进会计核算的正确性
传统会计借助手工方式进行数据的登记、分析等，工作环节多，经手人多极易导致数据失真，并且给部分不法人员舞弊造假的机会。在会计电算化条件下，所有会计数据均经信息系统完成，数据的录入、登记、分析等精确度高，且会计从业人员只需要根据需要进行数据的选取，提高了会计核算的正确性。同时国家规定的会计软件具有可靠性、安全性等特点，在企业运用过程中，可以避免人为因素对会计核算正确性的影响。
四、会计电算化的发展对策
结合市场经济对企业现代化管理的要求，以及信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利用，在发展和促进会计电算化进程中需要完善账务处理程序，根据国家信息化、标准化以及企业的实际运营需求，制定完善、有效的规章制度，统一技术标准，推动不同计算机会计信息系统的兼容性，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效率。此外，还需要强化对会计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会计从业人员的综合素养，尤其是对信息技术的掌握。此外，重视保护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以及时效性，提高会计信息在企业决策管理中的应用，加强会计信息保护，取得企业的信任和认可。最后增强公众对会计电算化的认识，营造社会舆论氛围，强化用户的安全意识，为会计电算化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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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股市的发展研究论文
从改革开放思想提出到市场经济的建立，短短的几十年时间，不仅中国的经济发展起来了，金融市场也从没有到有，单一到多元。中国的股市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从飞乐音响到上海深圳交易所成立到股权分置改革到创业板，到股指期货、融资融券。证券市场在推进我国企业改革、募集资金、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功不可没，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重要部分。
一、我国股市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一）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四个阶段
新中国证券市场三十几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见证中国股市一书将中国股市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分为探索、发展、规范与跨越。探索阶段（1978~1992）十一届三中全[文秘站：]会启动了中国大地上全方位的改革方针，计划经济的全面转型推动了中国证券市场的起步。在论“资”论“社”中，80年代的债券市场起步了，到柜台交易的出现，再到沪深两市的先后建立，再到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启动证券市场的第一次大发展，推动的中国证券市场的起锚。发展阶段（1993~），在总结了证券市场初期监管不足、法律漏洞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国务院在1992年成立了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证监会，从体制保障了证券市场的基础。证券市场由区域性市场向着全国性市场迈进；证券市场规模不断壮大，投资主体不断丰富；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形成了全国性的统一管理；推进了国际的发展步伐和证券市场的功。规范阶段（~）《证券法》施行，确立中国证券市场法律规范的总体框架；对证券市场发展做出全面规划，将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上升到了战略高度；探索国有股减持，为全流通做准备；股票发行制度由审批制度过渡到核准制；上市公司治理和规范成为中国证监会的工作重心；证券民事赔偿诉讼有条件受理，司法救济大门开启；呼之欲出的问题股权分置、股市尚属单边市。跨越阶段（~），证券市场法律体系逐步完善；股权分置改革顺利完成；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取得成效；实行新老划断，证券市场融资功能快速恢复；上市公司质量得到全面提高；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进程“双向提速”；创业板上市、股指期货推出、融资融券开始；监管工作日趋完善，自律各方协力共赢。
（二）我国股票市场的规模
截至11月21日，沪、深两地上市公司已达2494家，上市股票数量2580只，总股本达到31795。28亿元，股票市价总值达到亿元。沪、深两市规模如表1所示。
二、我国股市的问题
从第一支股票“飞乐音响”的发行，到今天上市公司达到2494家，股票市值20多万亿，中国股市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在这短短的几十年里面，虽然中国的股市市场已经发展起来了，但是其中也伴随的不少的问题。这里不仅有资本市场本身难以克服的弊端，也有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政治、经济问题。结合几个问题的阐述，具体分析一下。
（一）股票市场有没有触底
从股权分置改革之后，中国股票市场一路高歌前进，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创下了中国股市的最高点6124点。而后由于受到次贷危机的影响和“大小非”的解禁，股市又掉头下行，仅在已经就跌幅高达70%左右。经过了两年的左右的盘整，股票市场的低迷局面在今天依然持续，股市的底部依然没有清晰。虽然目前代表A股蓝筹的沪深300的平均市盈率大约是10倍，但是其并未意味股价足够便宜、估值过低。
把A股蓝筹的沪深300中，权重占比甚高的16家银行，以及中石油和中石化拿出来，其它288家股票的平均市盈率就一下子跳升到了17倍以上。再进一步看，在这沪深300只蓝筹股中，市盈率在35倍以上、盈利亏损的有80家，15~35倍的有99家，而15倍以下的为121家。也就是说，在沪深300中，这18家超级公司赚了73%的钱，却只承担了43%的市值；反过来讲，其他其他的的280多家公司只拿到总盈利的27%，却要对应57%的市值。对于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来说，他们市值相对较小，同时其利润又相对较大。而其他一些业绩较差，市值又被炒作的公司，被这种市场的平均主义所掩盖。从整个市场的市盈率去判断股票市场是否处于底部显然是不合理的。
（二）股票市场的欺诈与投机
回顾下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其中不难找出各种投机的案例，这里不仅有钻制度漏洞，还有违法操作的事件。我们股票市场的换手率过高，也就是交易过多。通过低吸高抛，从价格差中获取利润。从“8・10**”，为了一张“股票认购表”，排队哄抢。原本准备三天发行抽签表，结果半天就卖完了。到“3・27国债期货”事件，国债期货事件是中国证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以至于有段时间提到期货就让人联想到欺诈、疯狂混乱，“327国债券期”货事件无疑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再到“5・19”股票市场放量上涨，95%以上股票的涨幅超过50%。经证监会的同意，沪深两市限制在两市交易的股票、基金类证券类交易涨跌幅度，涨跌最高为10%。再到琼民源证券欺诈第一案；“康赛案件”发生的现实土壤和暴露出的制度缺陷；银广夏财务造假的“王牌”；苏三山的最离奇的虚假信息案；亿安科技的庄家强势操控；PT水仙的从旗帜到退市。
中国股市的这种现象不仅和股民趋利性有关，还与证券市场的只能做到的机制相关，更于证券市场的监管有关。
（三）股票市场结构失调
一是股权融资与债券融资的比例失衡。对于大多数的公司来言，能够去股票市场进行股权融资是公司发展的战略之一，而对于债券融资的选择偏好低。郭树清表示，目前我国直接融资的结构也很不合理，股票债券比例失调。我国公司类信用债的余额不到股票市值的1/4。债券市场仍以国债、金融债等利率产品为主，公司类信用债券占全部债券存量的1/5。二是中小板市场规模偏小，准入门槛较高，创业板刚刚起步，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刚刚起步。三是机构投资者整体规模偏小，个人投资者尤其是中小个人投资规模比例偏高。一些大的机构投资者可以借机操纵市场，助长了股票市场的投机之风和非法行为。
（四）证券市场发行体制的实质未变
股票市场中，新股发行和上市公司再融资虽然实行核准制，但任以实质核批为主，核准周期较长，标准不统一，发行核审效率较低，暂停融资还一度成为中国证监会调控市场的一种方式。证券公司、评级公司等市场中介机构以及证券交易所等自律组织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证券市场发行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化。
三、发展展望
中国的资本市场才发展20多年，对市场经济来说，我国的才刚刚起步。相比较欧美等成熟的资本市场，我国股票市场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投资价值发现集资等功能发展并不完善，而是出现层次不协调、运行不合理、结构单一等问题。本文结构历史问题，和《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以及股票市场发展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
第一，规范发展主板和中小板市场，支持中小企业运用资本市场发展壮大。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困扰企业发展，如何让优质的中小企业也能顺利上市去融资，去探索、规范中小板市场对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很有必要的，对推动股市市场功能发挥有重要意义。
第二，逐步引进创业板，提高市场效率，建设多次复合型资本市场。逐步引进创业板进入进入中国市场，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是我国资本市场的现实选择。
第三，扩大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试点，加快建设覆盖全国的统一监管的场外交易市场。与美国的OTC市场相比我国的OTC市场不仅单薄，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还在技术上有很大的差距。推动我场外交易市场发展是适应市场的融资需求，也是构建多层次市场的必然要求。同时，去对其发展进行有效的监管，使其良性发展。
第四，探索建立国际板市场。所谓国际板指境外企业在中国A股发行上市的板块。这些境外企业在中国A股上市后，因其“境外”性质将被划分为“国际板”。国际板正在成为继创业板之后，中国资本市场创新的又一个大市场。探索建立国际板市场的发展，确实体现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新进展。在目前境内外投资渠道仍被隔绝，需要通过QFII和QDII作为中介来实现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时候，先行一步把国际上知名的企业引进来，让境内投资者可以在家门口投资于国际著名企业，迈出了重要一步。
第五，完善不同层次市场间的转板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逐步建立各层次市场间的有机联系，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在创业板和主板与中小板之间也应当建立相应的对流机制，并相应更改目前主板和中小板的退市条件，特别是对于中小板企业，如果盈利能力出现大幅下滑乃至亏损，不应等到3年连亏之后才进入退市程序，而是应尽早向其他市场转板，以警醒上市公司改善业绩。与此相似，对于创业板上市公司，如果盈利能力大幅提升，达到主板和中小板上市规则要求，就应当允许其申请转板，以最大限度发挥资本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天然效用，最终促进整个经济体的健康运行。A股市场现行的退市制度是一个冗长而低效的过程。从企业连续两年亏损给予ST警示开始，再经过半年宽限、给予*ST警示到最终退市至三板市场，一个企业从不再创造价值到真正退市，中间设置了一道又一道的缓冲。即便这样，最终真正退市的上市公司也为数极少。更多的时候是垃圾公司钻规则的空子，借助真真假假的重组吸引投机资金大肆炒作，消耗了大量社会资源。在市场经济领域，优胜劣汰也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素质的不二法门。这样才能真正推动上市公司提高质量，促进市场健康发展，让市场保持长久活力。
第六，继续深化股票发行制度市场化改革，积极探索发行方式创新，进一步弱化行政审批，强化资本约束、市场约束和诚信约束，完善新股发行询价制度，提高发行定价的合理性。
第七，探索建立优先股制度。优先股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化解了限售股的上市流通问题，一旦限售股成为优先股，那么证券市场成为少数人的“造富机器”和多数投资者的“财富绞肉机”这个困扰人们的难题有望得到彻底解决。优先股制度是一项多赢的制度，既能让市场健康走牛，也能促进上市公司融资，还能让A股市场变成投资者的福地。
第八，健全退市制度，坚持优胜劣汰，不断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促进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协调健康发展。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再融资制度和投资者回报机制，引导和鼓励上市公司增加现金分红。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论文
摘要：郭绍虞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极富个性特征，其一，在资料收集上，掌握丰富的史料，且注重“史”与“论”的结合；其二，在方法运用上，注重从思想背景切入分析，并贯之“以问题为纲”的编排体例；其三，融入文化革新的时代潮流．运用“进化论”的观点阐述中国文学批评的演进过程。
关键词：郭绍虞；文学批评史；研究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代。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文学丛书”第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首部文学批评史著作，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诞生。到了30、4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等著名学者的文学批评史专著纷纷出版，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基础，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成为了一门真正的独立学科。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其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无疑是郭绍虞和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先秦至北宋)，l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卷(南宋至清中叶)分两册，1947年出版。由于战争的原因，上下卷前后相隔了l3年。朱自清在1934年为郭著上卷所写的书评中说：“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然不同。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郭著在材料与方法上确有自己的特点，视其为“开创之作”是毫不为过的，因此，郭绍虞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
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而言，其初创时期的史料搜集与整理显得尤为重要，也格外困难。而第一个通过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正是郭绍虞。1928年，傅斯年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强调“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这里他所说的史料学由两个不能分离的侧面合成：历史研究必须依靠材料，材料必须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两者缺一不可。郭绍虞不是简单的堆砌资料，而是尽可能全备地搜集材料以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早在1927年，郭绍虞就开始广泛搜罗各方面的材料。他搜集材料的显著特点是扩大了取材范围，除了传统的诗文评外，还注意从史书的《文苑传》或《文学传序》以及笔记小说、论诗诗等剔抉爬梳，提要勾玄。在各种材料中，诗文评无疑是批评史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所以郭绍虞在这方面用力尤勤。朱白清曾感叹地说：“他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的。”此充分说明郭绍虞在材料的掌握上已大大超越了前人。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其内容芜杂、体例不严，向来不被人所看重。朱自清先生说：“原来诗文本身就有些人看着雕虫小技，那么，诗文的评更是小中之小，不足深论。”但是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而言，诗文评却正是研究资料最为集中的地方。据郭绍虞自述，他当时拟做的工作有这样几种：(一)辑录诗话考，即将前人论诗之著，凡所见或仅见著录、称引者，仿朱彝尊《经义考》之例，考其存佚，录其序跋，问或附加案语，撰为提要；(二)撰《诗话丛话》，成为一种论诗话的话；(三)唐、宋诗话辑佚，将两代已佚各种诗话，予以尽可能采集编订；(四)《诗话新编》，即仿前人成例将各种古代笔记中论诗文之语抽出，汇编成帙，实际上是一种资料摘抄；(五)辑专家诗话，即按诗人为单位选辑有关评论资料。这五项工作相互联系，总起来则构成一个丰富史料的系统。郭绍虞经过多年辛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宋诗话辑佚》和《宋诗话考》等便是其中最杰出的资料搜集成果，可以说，郭绍虞建立起了一个为撰写批评史专著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库。
郭绍虞搜集材料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整理、考订材料时尽量贴近古人，做到根底无易其固；同时在分析、解释时又不失个人的见解，力求裁断必出于己。郭著《白序》有言：“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总之，我想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但在具体的材料辨析过程中，他又总是本着由考订而史述，由史述而论断的原则，以小见大，从现象观本质。
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来看，其实有着两条并行不悖的表述线索，一种是按时间而循序前进的的分期叙述，另一种则是从批评出发的价值判断，简言之，也就是历史过程与现代标准的交织，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史”与“论”的有机结合。应该说，努力探求事物真相及其形成原因，是历史研究工作者所应具有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郭著在这方面的确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但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理论发展史的研究绝不能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材料的罗列史，而应成为一部建立在材料整理基础之上的理论阐释史。正如德国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言：“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不仅仅停留在梳理史料的层面上，而是对史料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深刻阐发。因而在处理“史”与“论”的关系上，郭绍虞恰当地做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
在研究方法上，郭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从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人手，深刻分析文学理论的发展演变。郭绍虞认为：“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以这个方法为基础，他建立起全书的系统来。具体而言，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以及全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与这一方法密不可分的。
分期方面，郭著赖以划分中国文学批评史发展阶段的根本依据就是文学观念的演变，而每一次文学观念的演变则都蕴涵着一定的思想文化背景。郭绍虞说：
大抵由于中国的文学批评而言，详言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一是文学观念复古期，一是文学批评完成期。自周、秦以迄南北朝，为文学观念演进期。自隋、唐以迄北宋，为文学观念复古期。南宋、金、元以后直至现代，庶几成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
显然，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史分期充分着眼于文学与学术的分合，注重挖掘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强调从文学的自觉到批评的自觉的发展历程，也即文学观念正――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
在体例方面，郭绍虞在《白序》中说：
此书编例，各时期中不相一致，有的以家分，有的以人分，有的以时代分，有的以文体分，更有的以问题分，这种凌乱的现象，并不是自乱其例，亦不过为论述的方便，取其比较地可以看出当时各种派别、各种主张之异同而已。
这种体例上的`“凌乱”现象正是由于所述各内容之思想文化背景的不同所造成的。同时，郭著在体例实际上主要是“以问题为纲”，这一表述法的好处在于它既能比较充分地体现研究者对整个批评史的宏观把握，又为有条不紊地讲清楚每个问题的历史线索提供了适宜方式。由于论题集中，往往可以纵横前因后果、旁及左邻右舍，阐发得更加淋漓酣畅、神完气足，从而给人更深刻的印象。这一点可以说是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最重要的特点，也是其长处所在。例如，其中关于南朝文学批评的论述，尤其是“时人对于文学之认识”一节，下设五目，其第三目“风格”论《文心雕龙》之“体性”说，而远至司空图的《诗品》；论神思则指出“远出庄子，而近受《文赋》的影响”；论曹丕、刘勰诸人之“才气”说更是由“唐宋文人之以语势论气者宗之”而直贯“桐城派论文好以阴阳刚柔为言”。由于作者“史”的意识和“以问题为纲”的意识都强，所以从全书看，早已经于宋代(如严羽、杨万里)即开始伏笔，至元代杨维桢、明代李东阳、公安三袁则几已呼之欲出，这样迪逦叙来，到清代便完全水到渠成，令人信服地说明每一种诗论的形成都是历代思想积累演化的结果。
郭绍虞开始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时，正是科学研究新观念倡导、实施并取得多种成果的时期。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篇为《总论》，其具体章目是：第一章，中国：学批评演变概述；第二章，文学观念之演进与复古；第三章，文学观念演进与复古之文学的原因；第四章，文学观念演进与复古之思想的原因；第五章，文学观念之演进所及于文学批评之影响。这一总论性的文字，是作者文学批评观与文学批评史观的集中体现。不难发现，“演进”与“复古”是构成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体系的支撑理念。 1929年光明书局出版的谭正碧的著作就叫《中国文学进化史》，足见进化论思想的深人人心。将进化论的思想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便有了当时十分流行的“演进”一词。实际上，“演进”一词，正是当时新文化精神的某种体现。胡适在评价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历史研究方法时，就曾将其概括为“历史演进的方法”。而这一所谓“历史演进的方法”，其中显然具有进化论的思想内容。进化论的思想，在当时是浸透在各个学术领域的。梁启超1922年在南京讲学时发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问题》，就年初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做出进一步的阐释，其中关于早在20年前就提出的“新史学”之“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的定义，梁启超有新的理解和解释：自然一系的活动受因果律的支配，不具有进化的性质；文化一系的活动则具有进化的性质，而不受因果律的支配。
且不论这种划分有多少科学合理的成分，问题的症结在于其思维本身对进化论的认可。尽管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当时学者并未简单地认为陶潜就比屈原进化得高级，但从进化的角度看文学的历史时必然具有的那种认识，却是十分显眼的。例如，郭绍虞说：
所以我以为文学观念假使不经过唐代文人宋代儒家的复古主张，则文学批评的进行，正式一帆风顺尽有发展的机会。不过历史上的事实总是进化的，无论复古潮流怎样震荡一时，无论如何眷怀往古，取则前修，以成为逆流的进行，而此逆流的进行，也未尝不是进化里程中应有的步骤。
一方面，郭绍虞认为唐宋古文家的思想理论具有阻碍文学批评正常的负面作用，另一方面则又认为这种“逆流的进行”也是历史进化的题内应有之义。如果说这是一种辩证的进化观的话，其基本精神无非是说，这种进化的过程必然是有反复的，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不过，无论怎样反复迂回，其所以为进化者却又是毫无疑问的。
既然是为进化论，势必会认为整个的古代文学批评历史就是一个由初级逐步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因此，郭绍虞在《总论》第一章里写道：简言之，则文学观念之演进与复古二时期，恰恰成为文学批评分途发展的现象。前一时期的批评风气偏于文，而后一时期则偏于质。前一时期重在形式，而后一时期则重在内容。所以这正式文学批评之分途发展期。至于以后，进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则一方面完成一种极端偏向的理论，一方面又能善于调剂融合种种不同的理论而汇于一以集大成。由质言，较以前为精确、为完备；由量言，亦较以前为丰富、为普遍。
这样的判断显然是符合进化论的观念的。在郭绍虞看来，“进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演变”的意思。而这样一来，实际上他就并不是完全按进化论的观念来描述和阐释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了。换言之，他实际是在批评史实与进化论判断之间展开自己的理论身世与价值阐释的。
建国以后，郭绍虞曾先后两次对原著进行修订。1955年，郭绍虞完成对旧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修订，将原来的两卷合为一册，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这次修订形式上变化较大，如作者对编目作了较大的调整，除保留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外，：不再分章节排列，全书列目也不再以问题为纲，而大部分改为批评家。
除此而外书中内容的改动则不是很多。作者在新版《后记》中对此作了解：释：“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研究不够，旧观点不能扇清，对各家意见不能给以应有的评价，均属意料中事。更因在病中，工作起来，每有匀不从心之感，虽然改写的态度自认是严肃的，但结果仍只能是一部资料性的作品。”尽管在有限的改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受时代政治的影响，在书中有意运用政治标准来评判古代文论，并开始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历史分析的：手法。应该说，郭绍虞主观上对旧著改写的态度确实是严肃的、认真的。第一次改写不满意，他又着手进行第二次改写。
1959年作者对旧版批评史上册的第二次修订完成，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为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次改写与旧版面貌完全不同，由于只接受苏联文学的影响，使得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较先前发生了彻底的变革，主要表现为以反映论为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强调阶级分析，注重文学的认识价值，以及推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等。郭绍虞的改写力求体现上述倾向。
他在《绪论》中说：“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可以说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和反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斗争的历史。”作者将“反现实主义”具体理解为“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并认：为“现实主义常和唯心主义相结合的，它所创造的形象是现实中观察到的现象之再现，也就是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理解世界的。形式主义则常和唯心主义相结合，把自己的幻想加在世界之上，所以常从空幻的观念来塑造形象。”既然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作为文学批评史的发展主线，所以书中随处可见什么“现实主义理论批评的萌芽”、“唯心论者的文艺思想”、“儒家文论唯心唯物的分歧”一类的标题。而魏晋南北朝则是形式主义文论的萌芽与发展时期，隋唐五代则贯穿着对齐梁以来形式主义文论的斗争的历史。与此相联系，作者对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也作了调整，放弃了早期依文学观念的发展，按正――反――合的逻辑，将批评史划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的做法。而是“斟酌文学史和哲学史的分期再与社会发展的情况相结合”，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八个时期：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南宋金元、明代、明清之际与清中叶以前。这样的划分与古代社会政治的发展更加贴近了。作者大概也意识到以上做法似乎有些简单化，所以强调在具体运用时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能简单化。他也确实这样努力了。不管是初版，还是修订，郭绍虞都以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对待，这无疑值得后来的研究者们借鉴与学习。
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其特点是明显的，成绩是巨大的。但不足之处也在所难免，例如，受儒家正统文学观的影响，郭绍虞将传统的诗文理论视为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核心，而把明清时期已经兴盛发达的小说、戏曲理论则置于批评史研究的范围之外，这就使得其研究实际上成了中国古代诗文批评史研究，无形中缩小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本应包括的范围。尽管存在不足，但初创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已实属不易，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巨大贡献无疑值得充分肯定。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在诗学研究中的作用论文
[摘要]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流派代表人物罗曼雅各布森、兹维坦・托多罗夫和劳特曼借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方法，从结构上品评诗歌，开拓了文学批评上的结构主义，它使二十世纪以至到现在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壮观。虽然受到其它理论流派的批评和挑战，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在文学批评领域中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诗学；作用
一、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
自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问世以来，世界的语言学研究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他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同时对其它科学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到现在，其影响已远远超出语言学领域，它的一套理论方法被其他社会学科所采用。人类学使用这一套理论方法，形成结构人类学学派，神话学用符号理论分析神话结构类型，取得丰硕成果，精神分析学从结构上分析无意识活动和梦，文学批评从结构上品评诗歌，等等。都借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把各自研究的对象看成是一系列符号组成的结构组合。
索绪尔采用共时的方法研究语言，认为语言是一套在特定的体系中由相互关系决定的符号系统。他把一个个符号看成是能指词和所指词的结合，而这种结合关系是随意性的，是由历史文化发展约定俗成的；符号的能指词这一特性是线性的，也就是说是符号之间是因为不同或者差异产生自己的独特性，体系中每一个符号只是凭着它与其它符号的差异或不同而具有意义。也就是说，意义不是客观存在于每一个符号中，而是功能性的，是与其它符号区别的结果。正是这种不同或者差异关系开拓了文学批评上的结构主义，它使二十世纪以至到现在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壮观，并将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
二、诗学批评中的结构主义
从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发展到诗学研究的结构主义，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不能不提，这就是俄国形式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罗曼雅各布森。他于1920年移居布拉格后成为捷克结构主义的重要理论家，二次大战爆发后他又移居美国，在那里他遇到法国人类学家洛德一列维斯特劳斯．两人交往很深，产生了很多结构主义的思想。雅各布森把诗学看作是语言学的一部分，那么．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就可以在诗学研究里游刃有余了。他认为诗学只有在语言被置于某种对语言本身的清醒意识中才得以存在。语言的诗的功能“促进了符号的可知性”，使人们注意到它们的物质特性，而不仅仅将它们作为交流的筹码来使用。在诗学中，符号脱离了它的对象；符号和所指对象之间通常的关系给打乱了，这就给符号以某种独立性，作为本身就具备价值的客体出现。对雅各布森而言，所有的交流都含有六种成分：说话者，听话者，他们之间传递的信息，使这信息可以理解的共通的代码，交流的接触点或物质媒介，以及这信息所指的背景。这些成分中的每一点都可能在某一个特定交流中起主导作用；从说话者的角度看，语言是某种思想状态的激动或表达；从听话者的角度看，它是意动的或是试图取得一定的效果；如果交流中关注的是背景，语言就是参照性的；如果交流中针对代码自身，语言就是超语言学的；针对接触点本身的交流是交际性的；当交流集中于信息自身时，诗的功能是起主要作用的。而什么人，为了什么目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说了些什么都无关紧要了。
另外一个结构主义理论家，兹维坦・托多罗夫，在他的《诗学的定义》里首先区分两种观点：一种是把文学文本看作完全的知识的传统观点；另一种把每一个具体的文本看作抽象结构的表现，也就是结构主义的观点。结构主义认为这两种观点不是不相容的，而认为它们是互补的；然而，根据强调哪一个方面，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区分这两种观点。在结构主义看来，这种传统观点认为文学作品是崇高的，独一无二的，结构主义把这观点称为解释。解释有很多同义词，如评论，诠解，细读，分析，甚至“批判”。这种观点的目的就是要让文本说话，也就是说忠实于客体，忠实于那个结构之外的”其它“。作为结果，这种传统观点抹杀了主体，也抹杀了主体产生的戏剧效果。这种结构主义观点认为，如果不把一部文学作品暂时放置一下然后把它投射到其它什么上而不是它本身，那么要理解它是不可能的。这种观点如此紧密的支持作品的形式以至于它和作品的形式是等同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每部作品都有它自己的最好的解释形式。
如果解释，也就是所谓的传统观点，是分析的一般术语，文本就是问题的关键了，那么第二种观点，也就是结构主义的观点，可看作是科学体系里的上下文。用这个一般文人不喜欢用的术语，目的是少指向这种活动产生的精确度(精确度必须是相对的)，更多的指向分析家采用的方法；分析家的目的不再是具体作品的分析，意义的定位，而是确定一般的规律，具体的作品则是这些一般的规律的产品。
就第二种观点，也就是结构主义观点而言，可以区分几种不同的看法，乍看起来，这些看法差别很大。的确，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接一个的学科，有分析学的，社会学的，道德学的，还有从哲学及思想史派生出的其它学科。所有这些学科都否认文学的特性是内在的，而把这特性看成是存在于文学作品外部的规律的表现，或那些和心理。社会，甚至人的大脑相关的规律的表现。所有这些科学研究的目标就是把文学作品转化为一个永恒王国――也就是解码和翻译的劳动。文学作品是某种东西的表达，这种研究的目的是通过代码达到这个某种东西这种研究取决于研究的目标是否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或是什么东西，然后归入某一类范畴的语言中去(这些科学之一种)，而每一种语言都有好多分枝。这种活动和科学相关，到目前为止，它的客体不是特定现象而是一些规律(心理学，社会学等)，这些规律却由现象解释。
兹维坦・托多罗夫认为诗学打破了解释和科学在文学领域建立的对称性。和对具体文学作品解释相反，他认为诗学不追求意义，目的是一个一般规律的知识体系，这体系主导着每一部作品的诞生。和其它科学如心理学社会学相反，诗学追求文学内部的规律，因此，诗学是对文学的一种“抽象的”“内在的”方法。
由这些观点引伸开来，文学作品本身并不是诗学的对象；诗学关心的是文学话语的特性。每个作品都是这些一般和抽象的结构的表现，都是实现了这些结构中的某一部分。因此这种科学(结构主义)不关心具体的文学，而是一种可能的文学，换句话说，就是那种文学现象的抽象特性，这种特性构建了文学现象的独特性。这种研究的目标不再是解释一段文章，一部具体文学作品的履历，而是提出一个结构和文学话语功能的理论，这种理论提供了一份文学可能性的清单以便现存的文学作品看起来是取得的具体的成就。作品将被投射到其它别的什么东西上面而不是它自己上面，如同心理和社会学批判那样的情况。这个别的什么东西将不是共容的结构，而是文学话语的结构。具体的文学作品将是我们用来解释文学特性的例子。
按这个结构主义观点广泛的意义来看，所有的诗学，不仅仅是它的一个分枝，都是结构性的；因为诗学的目标不是那些实验性的现象的总和(文学作品)，而是抽象的结构(文学)。那时，引入每个科学领域的理论观点总是结构性的。 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结构主义观点只赋予有限的假设，而这个假设却是由历史因素决定的，因之把语言归纳于一个交际系统或者是符号代码的社会现象，那么，呈现在这里的诗学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结构主义了。因此可以说文学现象，以及相应地决定这现象的话语(诗学)，通过它们的存在，来反对在结构主义形成之初的把语言当作工具的观点。
兹维坦・托多罗夫进一步具体化诗学和语言学的关系。在他看来文学，就最重要的意义而言，是语言的产物。根据这个道理，任何语言知识对诗学家来说都是有趣的。由此公式引伸，联结诗学和语言学的.关系没有联结文学和语言的关系重要。同理，这样的关系对于诗学和所有语言科学一样重要。如果语言学是唯一的语言科学的话，只有诗学才是唯一的把文学当作目标的科学(至少因为它现在存在着)。诗学的目标是某种语言的结构(音素学，语法学，语义学)，不把那些人类学，心理分析学，或者语言哲学要研究的对象包括在内。因此，诗学可以在这些科学中找到帮助，限度是语言在这些学科的目标中的程度如何。诗学最近的亲戚会是那些和话语有关的学科一那个构成修辞的团体，它被广义的理解为话语的科学。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另外一个结构主义理论家的观点，即劳特曼。他在《艺术文本的结构》(1970)和《诗的文本的分析》(1972)这两本著作中，把诗本身看成一个分成层次的体系。其中，意义只是在有上下文的情况下才能存在，并受相同和对应这一套套成分统驭。文本里的差异现象和平行现象本身就是相对的，只有在相互之间的关系上才能显示出来。在诗歌中，正是由落在纸上的各种记号组成的能指词的性质，声音，节奏的模式决定了什么是所指。一篇诗作本身“是渗透着语义的”，较之其它任何话语凝聚着更多的“信息”，但是从一般现代交流理论的角度看，“信息”的增加导致“交流”的减少(因为听者无法统统吸收言者高度浓缩的内容)，而在诗歌中情况则不然，因为诗歌具有自己独特的内部组织。诗歌最少累赘――即那些在话语中出现的旨在促进交流而非传递信息的符号――然而照样可以产生较之任何其他语言形式更为丰富的一套信息。倘若诗不包含充分的信息，那就是劣诗，因为正如劳特曼所说，“信息即美”。每个文学文本都有若干“系统”组成(如词汇，拼写，韵律，音韵等系统)，并通过这些系统之间的不断冲突和对峙而取得效果。
因此劳特曼认为诗的文本是“体系的体系”，各种关系的关系，是所能想象的最复杂的话语形式，它把若干体系浓缩在一起，其中每一体系都有自身的张力，平行，重复和对应的成分，每一体系都在不断地修正所有其他诸体系。实际上一首诗只能反复阅读，而不可能一读便懂，
因为其中的某些结构只有回味方可认知。诗充分发挥了索诸尔语言学中的”能指词”的作用，使其在周围文字的巨大压力下发挥最大的功效，从而释放出最丰富的潜在能量。不论我们在文本里领会到什么意义，都是通过对照与差异而获得的；一个与其他因素毫无差异的因素始终是隐而不现的。甚至某些技法的空白也会产生意义；如果作品制作的那些代码致使我们期望读到某个诗韵或是幸福的结局，但这个诗韵或结局并未出现，那么劳特曼所说的负技法就可能像任何一个意义单元一样效果显著。
劳特曼最为显著的地方是他看到了：虽然诗歌具有语词的丰富性，但诗歌或文学却不能用其固有的语言属性来加以界说。文本的意义不仅是内在的问题，而且，它生来就存在于文本与其它范围更广的意义体系的关系之中，存在于文本与文学和社会这个整体中的其他文本，代码，和准则的关系中。文本的意义在读者的期望的视野中也是相对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他和兹维坦・托多罗夫的差别，后者则认为一切都在文本的结构之中。
这里劳特曼把读者提高了一步，正是读者通过他／她掌握的知识才能把作品中的某一成分认定为一种手法，这一手法不仅仅是作品内在的特征，同时是读者通过特定的代码，根据确定的作品背景才看出的。正是如此，劳特曼已经从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结构主义的限制，向前走了一步。
三、结构主义诗学批评和其他理论的分歧
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流派，结构主义也受到了其它流派的批评和挑战。在这些和结构主义冲突的流派中，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究其实质，有这样几个不同看法值得商榷。
在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看来，结构主义的相对定位方法实在是没有标准的。比如为了确定一个能指词的意义，我们不得不连续的从一个能指到另外一个能指，从它们的差别中定位。这样一个过程，会变成无穷尽的。从常识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这是结构主义的一个极容易受到攻击的地方。
其实结构主义在这里正是闪光的地方。如果我们不和其它事物相比较，我怎么能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比如，一个男人如果不和女人相比较，那么他怎能是一个男人?不和妻子相比较，怎么能是一个丈夫?从批评者的眼光来看，我们应该一下子找到真理，而不是在相互确定中，相互对比中找到，一步步接近真理。
另外一个重要的反对者是前苏联的哲学家兼文学评论家哈伊尔・巴赫金，虽然他攻击的重点是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方法，也是朝着结构主义文学批评而来的。在他1928年发表的《文学研究中的形式方法论》中，他认为符号是斗争和矛盾的焦点。问题不在于简单地问“这个符号意味着什么?”而在于调查它的复杂历史，因为相互冲突的社会团体，阶级，个人以及话语都企图占有这个符号，并赋予它以他们各自的意义。也就是说不同的阶级会有不同的语言，那么索绪尔的语言的共性一说就站不住脚了。
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贡献自然不能在这里一一列出，但如果什么方面都要以阶级斗争来界定，那么，正如特里・伊格尔批评索绪尔“没有中介物”那样，这世界就没有所有阶级可以共用的东西了吗?比如语言。这一个阶级有这种语言，那一个阶级有那一种语言，互不相同。还有什么世界?
我们看任何一个学科，正是它本身有自己独特的地方才能称为一门学科。文学批评应该也是这样。结构主义在文学批评方面，尤其在诗学和神话学研究方面已经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应该给予肯定。当然，在文学其它领域，还有待于继续开拓。现在轻易说“结构主义已经死了”似乎为时过早，正如朱刚所言.“它还是很强大的。”
生死问题作为人类持续关注的终极问题，不管哪种文化都对其有所考量。然而不同的地域文化造就了不同的着眼点。重生轻死的中国传统生死观，就与直面死亡本质，注重探索死亡本性，从终极问题思考人类生存的西方生死观不一样。
儒、释、道三家在生死观上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儒家的“入世”、道家的“避世”和佛家的“出世”作为三个维度相互抵斥又相互制约，最后形成了以儒学为主流, 以佛、道教为两分支而构成中国独特的文化象征。
儒家作为中国传统生死观的主干和正统，倡导从“入世”的角度以生观死。他们重视怎样“生”，如季路问事鬼神, 子曰：“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 焉知死？”意思是，还没想好怎么生存，想死亡做什么，说明在儒家思想里，生与死是割裂的，生排在死的前面。但他们同样也重视怎样“死”，从“仁”的道义出发，儒家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指称。总的来说，儒家从其中心思想仁道义出发，把着眼点放在了生的意义和死的意义上，并且更加看重生前的道德价值而非死亡，其中最本质的是“爱人”和“克己复礼”,，是不可违的天命，每个人都要将自己的价值发挥至最大限度以实现“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然而，这种观念占主导的儒家生死观，很明显地重生轻死，偏离了对死亡本体的思索，在他们看来，“死亡似乎是一个确定的显然的众所周知的因而无须追问也不能追问的生活事件或经验事实”，这样的出发点易导致一定程度的偏见。
以老庄哲学为支柱的道家主张以“道法自然”的观点看待人类的生死问题，也就是说不施加任何外在强加的力量，既是“无为”又是“无所不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顺应产生万物的“道”、按照规律自然发展和变化，不强求，与自然与宇宙和谐相处。老庄认为生与死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所以对待死的态度要和对待生一样，是故“生而不悦，死而不祸”，人从自然而来，最后化归自然而去这是如同昼夜变化春秋替换一样合理的，这就是道家达观的生死观。
佛教的观点类似西方的基督教，认为人一生下来就要承受苦难，苦难才是人生的本质。佛教归纳人生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恚，求不得，五阴炽盛。佛教强调灵魂不死，但人有贪欲所以要受苦，要受六道轮回之苦来灭欲，最后的'圆满状态是“寂灭（涅槃）”。佛教在传入中国几百年多后，受儒家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逐渐消磨“出世”的主张，强调在世俗中“明心见性，见性成佛”。
总的来说，传统中国文化是将生命看作是一种“终极真理”运生万物的自然过程，重在把握生时的作为而回避了对死亡的思考，也就是中国传统生死观将着眼点放在了把握生命本真或者以德、义来构建人生价值的问题上。
而西方最早的生死观来源于当时人们对自然极低的认识力产生的原始宗教信仰与神话。人们否认从出生开始便将走向死亡的必然性，自然而然地否认了死亡的存在，更确切地说，人们认为死亡并非一切的终结而是新生活的开始。
尔后的早期古希腊哲学才开始正式对生死本性进行思考追问。人们认为，人是属于自己的，因此需自觉、独立地去反省、探索自己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不断完善，至死方休。并且那时候还衍生出了生命的道德尺度。苏格拉底说：“追求好的生活远过于生活”，好的生活，就是所谓“是非、正邪、善恶、荣辱”，以此为准绳不断鞭策自己，才能活得有价值。其后，柏拉图提出来“灵肉分离”与“灵魂不朽”说，认为死亡便是净化灵魂与肉体的过程，“哲学是死亡的练习”而死亡是哲学真诚与否的试金石，是纯洁灵魂“离开肉体监狱而获得释放重新进入理念世界”的途径，所以人们应该坦然接受死亡甚至追求死亡。
中世纪，基督教意识形态全面支配西方世界，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基督教对人类生死的看法是：人有原罪，来到世上是为了赎罪的。人们要信仰基督，为了耶稣基督奉献自己的一切，那样人的灵魂才会因信仰而重生，并可得上帝的拯救而获永生，在上帝国里承永远福祉。
中西方传统生死观发展到后来都对死亡的必然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不同的是中国生死观着重考量现世行为体验而西方生死观着重观照灵魂不死的死后生活以及来生。
传统中国货币制度之特征论文
[摘 要]传统中国货币制度表现出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明显特征，由于政治、经济和物产、地区联系等的特殊性，导致我国传统货币制度以中央集权行使管理权，以金属铜作为主要货币材料源，而贵金属由于物产的稀少只作为辅助源材料，且由于封建商品经济的繁茂发展，我国拥有了使用纸币的最初经验。但没有意识到货币供给的经济规律，传统中国货币政策必然是盲目的而难以超越封建的时代。
[关键词]传统货币；中央集权；金属货币；宝钞；货币政策
中国有着悠久的货币活动和使用传统，上溯至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就有了货币的记载。《史记平准书》记高辛氏之前就有了“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古今治平略》“伏羲氏聚天下之铜…以为棘币…而钱币自此始矣”。约到殷商后期逐渐产生金属货币。古代中国大部分地区开始进入到了金属货币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各地区诸侯国货币和制度分呈，但有了广泛的金属货币活动则是不争的历史。首先对货币的统一，是中国的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秦。而汉代秦后，继续了货币制度的统一，由此传统货币制度延续了多年直到近代。同欧洲、近东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相比较，中国在传统货币制度上有着自己的特点。
一、中央集权的货币制度
对于中央集权的货币制度之始，是从秦还是从汉，学者们有所争议。石俊志在《半两钱制度研究》一书中认为“秦代历时甚短，统一的货币制度没有全面贯彻是有可能的。但是从秦王朝轻罪重罚、法网严密所造成的高效率来看，可以相信秦代是比较全面地废除了旧的区域性货币制度，并贯彻了全国统一的半两钱制度。”并考证总结出秦时垄断铸币权的表现在三个方面，禁止民间私铸、确定铸造官署以及统一铸造形制。现在能够普遍认同的是秦代统一了货币的铸造形制“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秦统一中国后，将秦半两的使用推行到全国，统一了货币；但就中央集权的货币制度而言，虽然有禁民私铸的证据，但依据是秦朝之前秦国时期的睡虎地秦墓《封诊式》的私铸犯罪的记载，而铸造官署依据的是《汉书百官公卿表》中对秦代官职治粟内史的记载，问题在于管理货币同铸造货币的专门管理还是有区别的。
也就是说，秦代的禁止私铸和铸造官署的论断还没有直接的史证予以证明。所以秦代是否有效实现了中央政府的统一铸造，还待考证。而张履鹏、史自力等编著的《中国历代货币形制与融通》则将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大臣桑弘羊主持的汉代“三官钱”改革，视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铸币权统一收归中央。“取消郡国铸钱权，专令水衡都尉所属的设在上林苑的钟官、技巧令（均输）、辨铜令三官负责铸造新的五铢钱。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旧币一律废罢。”但不管如何，从漫长的历史时期来看，秦汉时期中国建立起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货币制度是明确的。
其后随着中国天下分分合合，朝代更迭的历史演变，“朝代的更换，对于币制多有所改革；朝代若不更换，则改革属于例外。中国各历代帝王，多不愿改变他们祖宗的成法。譬如汉朝的货币，显然和战国时期的货币不同。王莽变制失败后，光武就恢复了西汉的币制。到唐朝钱制又一变。而宋钱又另具一种风格，制度首尾约略一贯。元明的钱币也各有其独特的体制。”虽然这套制度中的具体操作内容屡有改变，但是各个王朝遵循统一的货币形制制度，统一的中央货币铸造制度，统一的货币量衡制度这些中央集权的货币制度的主要方面却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国家才有权铸造发行货币，惟一只有国家准许形制的货币才能流通，民间没有私铸货币权，国家大致维护货币的固定的重量成色。从历史发展来看，汉法所定5铢（一铢约0.65克），很长一段历史中都大体成为铜钱的重量标准。虽然七铢，十铢，三铢，二铢钱也不少见。
不管具体制度如何，中国传统的货币制度皆令出于君主国法，虽然屡屡有违犯抛弃之史实。任由民间自由决定货币、铸造货币的情况不是常态。货币统治权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统治方面的重要权威。但由于古代中外经济交流总体而言较少，所以中外货币交换并未成为常态，传统货币制度对此也无规定之律。货币权对外的制度空缺，造成了近代清朝在币改之前对于外币国境内流通的忽视态度和如何处理的认识不足。对外之货币主权观念和制度本来仅是近代世界以来的事情。
二、铜币为中国古代的主要货币
“考吾国货币制度，历代兴革，各有差异，大率以铜币为主。汉书食货志有三品袅蹄货布之属，然度其时，已不恒用。宋元以来，则有楮币。顾行之不慎，往往害国病民。为贤者所弗取。故世所通用者，惟铜币而已。”中国选取铜币作为主要货币是有中国自己的原因的。
首先是中国地域内的金银铜三种货币主要金属材料中，铜的产量最大。“如唐代元和年间约计产铁200万斤，铜26万斤，银6千余斤，金160斤。”虽然铁在中国的产区最多，产量最大，但是铁主要用于工具制作用途广泛，若垄断而为货币材料必然影响国计民生，且铁产区过多，矿产来源丰富，不宜控制铸冶。若以铁为币，私铸、滥铸几乎无法避免。所以中国历史上屡有铁币，但是都流行时间不长。而银和金，产量少，不能满足货币流通的需要。所以我国选取铜作为主要货币材料是同中国金属产出相关的。而且就金属而言，产量同价值成反比关系。在以金属价值标量货币价值的铸币时代，，选择价值适中的铜作为主要货币材料也是理所当然的。
另外也有不少论者从经济交换的需求规模上来解释铜币成为了主要货币的原因。中国传统经济以自给自足为主，需要交换的商品不多，日常商品的价值不高，“人们大量日常的交易可能仅是几升、几斗米与几斤几两盐、茶之类的交易。这样的交易规模如果用其他贵重金属来充当交换工具，就难以执行。”在晚清币制改革的争议中就有不少守旧的官僚，如张之洞等以“物贱民俭”为据，反对币制改革。
中国的铜币发展也遵循了货币发展的一般规律。早期是称量货币形制，以重为纪，在铜币上统一书写货币重量，如秦半两，五铢钱，虽然在铸造时候不一定按照称量铸造，或轻或重，但以表面名义重量为铜币价值充当交换等价。其后，发展到以年号为纪，不再在铜币上书写重量而只书写铸造时的年号。这是从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开始的，自此进入通宝钱阶段，直至清末，铜币都是以年号为纪了。政府用年号来标注货币，无疑是对货币用国家权威和法律予以肯定。货币的价值不再寄托于金属本身价值，而是由官府统治权威来支撑了。铜币从重量标称来宣示价值到由国家统治者来宣称货币法定效力和支撑货币价值，由此成为货币意义上的国家法定货币了。而符合中国文化理念和铸币技术实际的'外圆内方的货币形状也随着铜币秦半两之始，成为中国传统货币的法定专用形制，直至清末。
三、金银对货币的辅助作用
《史记平准书》载“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黄金和白银在中国历史上也长期的作为货币使用过。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就未出现过金币或银币，黄金和白银在中国历史中一直是以称量为单位的，从经济交换通货的角度来看，可以称为称量货币。但是若以货币的法定性来定义货币的话，就如本文主要以货币法定性来界定货币，金银不能算做货币。而且前已述，中国金银产量有限，无法承担主要的交换一般等价物职能。所以金银在历史上长期是作为铜币的辅助通货而使用的。
黄金充当货币主要是在魏晋南北朝之前的中国古代。春秋时期楚国就有黄金货币了，称为“爰金”或“卢金”。秦汉时期，黄金形制并无固定，主要以重量作为结算单位。虽然汉代有马蹄金，麟趾金的形制，但宁勿说是货币，不如说是工艺品，用作随葬之用。秦代和两汉从未用固定形制的金以数量单位来计载。而且黄金，用来作为流通手段的，实现交换媒介的货币职能的很少。虽然秦汉都将黄金视为货币，“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镒为名，上币”，汉代“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钱，一黄金一斤”汉代黄金和铜币之间有比价，法定是黄金一斤值铜钱一万枚。黄金使用范围也非同一般铜币。“黄金的使用范围主要是：国与国的交往，封建贵族、大商人买卖珍贵的奢侈品，统治者们朝贡、馈赠、赏赐、贿赂也都使用黄金”黄金在当时年代主要是充当货币功能中的价值尺度和财富象征。而随着黄金用作其他用途如装饰，塑像等方面的逐渐增多，黄金作为货币而使用则逐渐减少。成各种形制的金币虽然在汉后也可以见到，但始终是作为一种价值尺度和财富储藏手段，广泛流通使用的还是各朝的铜币。
四、宝钞制度之兴废
宝钞即纸币。我国是世界历史上最早发行流通纸币的国家。彭信威在其《中国货币史》中说到，“兑换券和纸币是中国所发明的，西汉的白鹿皮币和唐代的飞钱，都有一种纸币的性质…中国纸币的产生和发展，是由于经济原因而促成的。第一是宋代商业的发达，因此不但需要更多的通货，而且需要更轻便的通货。第二是自五代以来，中国形成了许多货币区，不但用的钱不同，而且不准运钱出境，有时使用纸币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铜钱外流。第三是有许多区域使用体大值小的铁钱，携带非常不便。第四是两宋政府军费开支庞大，财政非常困难，常靠发行纸币来弥补开支。”中国最早的纸币称为交子。虽然交子何时产生及由谁创制的，历史上有所分歧不清楚。但是交子作为第一种纸币，是大家都承认的。交子实际上是一种可兑换货币，也就是说它本身没有价值，价值靠它之上所书写的可兑换铜币来确定。铜币在这里成为了交子的本位。
但是这个制度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遵守。“中国不仅发明了法定货币，而且那里的政府也把握了维持硬币储备的必要性，这些储备最初为纸币发行的3/7，11开始出现麻烦，与鞑靼人的战争给国家带来资金压力，这些都只有通过供应大量的纸币来缓解。纸币持有者实际上不再能够兑付到硬币了。”交子的不可兑换性和超发引起的通货膨出使得交子迅速的贬值，并导致交子被废止。而元明清时期也都出现过纸币。元代的中统元宝交钞开创了元代的纸币时代，市场上除了银元宝外，几乎都是纸币。元代货币主要是不可兑换货币，虽然纸币面上书写有铜钱单位，但是由于不可兑换，铜币单位成了一个名义和符号来表征货币价值，而实际情况是铜币在元代初期被禁用，白银流通也受到限制，所以纸币成为了一种以银作为本位的不可自由兑换的法定货币。但是这次纸币实施同所有其他纸币一样，极为容易超发而导致泛滥，因为通货膨胀而崩溃，最终在元顺帝年间又恢复了铜制货币的铸造和流通。明初同元制用钞不用币，发行过“大明宝钞”。但后来还是使用的白银和铜钱为主要货币，尤其是白银得到广泛的使用，纸币逐步的退出了历史舞台。到了清朝时期，纸币的出现和流通也成为了暂时现象，而没有如元代一般，长期大范围的使用纸币。并且纸币在中国的数次使用均以滥发造成通货膨胀而结束。
五、盲目而任意的货币政策
但是开始关注到农商贸易经济的发展与货币的需要和供应，而有意识的调整货币政策，在中国古代还是有的。货币贬值的情况常常是出现在朝廷货币超发的时期，所以解决办法是要么打击金银铜的私采和货币私铸，要么停止引起货币贬值的变币政策。如历代的改铸大钱、铁钱政策最终废止，就是此法；而针对货币数量跟不上经济需要的措施则采用如价格调整“宋会要稿食货四一：‘太祖建隆中，河北谷贱，添价散籴，以惠贫民。’”而发行铁钱，大钱，纸币宝钞也是很好的解决方法，但是变造新币发行，若掌握不好限度又会引起通货膨胀货币贬值。此外，还有限制储藏货币金银和海禁来限制货币外流等方法。这些方法措施一并构成了中国货币法律制度历史中幼稚、粗浅的货币宏观调控政策。
浅谈中国空间科学和技术发展研究论文
( 一) 空间科学技术的意义
自古以来, 人类就有超越地球、飞向空间和其他天体的伟大理想, 对广裹无垠的天疆探索个究竟, 这最能充分地表现出人类的天性、伟大的抱负和文化价值观念。深人空间, 去探索那些困惑着我们的重大科学难题, 如宇宙的起源和演化、生命的起源和演化、太阳系的起源和演化等。尤其是, 人类起源这一令人迷惑不解的难题一直激励着我们探索的热情。我们总会发问, 我们来自何方? 是否存在地外文明?
利用空间技术, 去探索发生在空间的物理、化学和生命等自然现象, 将获得在地面上无法得到的崭新知识, 把科学推向新的前沿。空间, 那无边无际的疆域, 那里存在着无限的资源和能源, 等待着人类去利用。在那繁多的天体上, 存在着无限的宝藏, 如月岩中的多种矿物( 其中6 种是地球上尚未发现的)、月壤中的氦同位素3 (’ H e ) ( 约1 0 万一5 0 万吨), 还有小行星带的裸露矿藏… … 都等待着我们去开发。利用空间环境中高真空、超洁净和飞行器运行获得的微重力等特殊条件, 有利于电子材料、光学材料、金属材料、高纯材料、玻璃金属、薄膜和生物制品等研究, 从而生产出在地面上难以产生的多类产品。特别是, 利用运行在地球空间的各类应用卫星, 如气象卫星、海洋卫星、资源卫星、导航卫星和通讯卫星等, 为居住在地球上的人类服务, 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多种社会需求。
人类作为自然界的骄子虽然诞生在行星地球上, 但是不能满足于在这个天体上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要一步步地向空间和其他天体上扩展。早前, 齐奥尔科夫斯基就说: “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 但是,人类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 他们不断地争取着生存世界和空间, 起初小心翼翼地穿出大气层, 然后就是征服整个太阳系。” 最近, 美国总统布什又说: “ 由于进行更多太空探索而引发的幻想将激发年轻一代更加注重学习数学、科学和工程学知识, 从而产生出新一代的发明家和科学先驱。” 现在, 人类开创的文明已属I 型文明— 能控制和利用本星球地球的物质, 并在其上生存。接着, 人类要开始进人n 型文明— 能利用太阳系行星系统的物质。
概而论之, 空间活动, 意在开创崭新的空间科学、开拓多种空间应用、推进空间技术的发展, 实现空间人类化, 建立空间文明。
( 二) 国际空间科学技术态势
在近半个世纪的空间活动中, 全世界有4 2 2 8 次发射, 共将5 5 2 6 个航天器送人了空间( 截至2 0 0 2年7 月), 其中载人航天飞行约2 30 次, 航天员4 0 余名( 约8 0 人次), 使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迄今, 全世界大约有53 个国家和地区, 都在利用空间进行科学研究、军事活动、商业活动、资源开发和环境监测等, 在空间寻求经济、政治、军事利益等。近来, 全球平均每年发射约1 20 个各类航天器, 总投人经费约3 45 亿美元, 如1 9 9 8 年全球就有犯个国家和地区投入经费共约3 42 亿美元, 其中军用占39 %, 美国投人2 60 亿美元, 占总投入的76 %。同时, 全球卫星产业发展迅速,平均年总收人达到约8 0 亿美元
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制定了空间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和政策, 提出了发展的目标和重点: 美国提出发展航天技术, 促进科技发展, 保持美国对世界航天的领导作用; 重点发展空间科学( 发展小型、便宜的空间探测器, 对太阳系、星系进行科学探索)、对地观测、载人航天。2 0 0 4年1 月15 日, 布什总统宣布了《新的太空发展计划》, 其中, 他强调“ 在追求伟大的'目标中大胆、守纪、富于创造性并精诚团结。美国人民为我们的空间计划而自豪。
航空航天局的冒险和幻想精神扩大了人类的知识, 使我们对宇宙的了解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并创造了令全人类受益的先进技术。在前人成就的鼓舞下, 在明确目标的指引下, 我们今天为美国的航天计划建立一个新的进程。我们将为航空航天局的未来探索活动提供一个新的关注点和新的幻想。我们将建造新的航天器把人类送人宇宙, 在月球上获得新的立足点, 为探索地球以外的太空准备新的旅途。” 接着, 他提出要达到的三个目标: 第一, 在2 0 1 0 年完成国际空间站; 第二, 在2 0 0 8 年之前研制和试验一种新的太空飞船, 并且在2 0 14 年前用这种新型空间探索飞行器进行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 第三, 在2 0 2 0 年前重新返回月球, 这是实施更长远太空探索计划的跳板, 在2 0 3 0 年登陆火星。俄罗斯太空科学研究所大胆地宣布, 在2 0 1 5 一2 0 2 0 年间, 将派六人小组登陆火星。欧洲空间局重点发展航天运载系统、多用途小卫星, 加强地球观测、通信和气象等领域的应用。日本强调“ 寓军于民、以民养军” 的政策, 实现航天技术国产化、空间研究国际化、航天开发产业化, 进行月球和行星际探索。
印度的航天发展战略强调,以自主发展为主, 建立一个独立完整的航天技术及其应用系统, 提高军事空间能力。总之, 各国都自有发展战略目标、重点和政策, 以加速空间事业的发展。在空间活动中, 存在着合作与竞争。合作是社会互动的一种形式。人类只有合作, 才能利用自然界、共同生活, 并形成社会。特别是, 空间研究面对着庞大的天体、浩瀚的宇宙和极其复杂的自然现象, 必将遇到艰难险阻, 因而全人类必须联合行动, 世世代代都要为之奋斗。惟有如此, 才能最有效地开创这一人类共同的伟大事业。人类为了开展对地球、日地系统等天体系统的合作研究, 创建了相关的国际组织, 如1 9 5 8 年国际科联理事会建立了空间研究委员会( 简称C O S P A R ) 等, 并建立了一系列国际合作计划: 早在19 世纪50 年代的“ 国际极年” 、20 世纪50 年代的“ 国际地球物理年” 等都有许多国家参加联合研究;近期已有更大规模的国际合作, 如“ 国际日地物理计划” 、“ 星簇( c lus et r )计划” 、“ 国际空间年” 和“ 国际空间站” 等, 参加的国家和合作的形式增多; 21 世纪前30 年, 将出现规模更大、目标分期和更加艰难的空间研究计划, 如重返月球、火星探索、外行星( 特别是巨行星) 探索、太阳及日层探测, 以及高能天体观测等, 这些则需要更多的国家联合行动。
在国际空间活动中, 竞争与合作并存, 并按竞争性质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类型。一般地, 竞争主要是为获得领先地位这一目标而发生的争夺, 这也是遵循一定规则( 国际空间法、月球条约等) 的一种合作性冲突, 既有积极作用, 又有消极作用。在未来3 0 年内, 美国强调仍将领导国际空间活动多种类型的联合体, 因而在少数空间大国间, 为了争夺多维( 陆上、海上、空中、空间等) 战场中空间这一主战场的优势地位, 必然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因此, 各发达国家, 一些发展中大国都增加巨资( 美国始终高位增长) 用于含军事目的的空间活动。人类要长期地进行空间活动, 要在空间站、空间港、月球基地、火星基地上和轨道定居舱等中生活、工作乃至定居, 必然存在着亲密关系, 有着共同的目的。从积极的意义上说, 人类向空间和其他天体上扩展, 就仿佛像共同“ 买保险” 一样, 一旦有灾难降临脆弱的地球时, 人类还可以在空间和其他天体自由、和平地生活。三 (中国空 间科学技术发展战略 )中国是世界上最先发明火药和原始火箭的文明古国, 迄今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空间大国, 也是世界科技大国。在人类进行空间研究、开发宇宙的进程中, 中国仍应继续做出重大的贡献。
在21 世纪上半叶, 我国空间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思想在于: 要为国家空间事业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以满足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需求, 即激励民族创新精神、促进空间科学技术的发展、增强科技实力、提高综合国力, 确保经济增长和国家安全, 特别是空间安全, 为在2 0 5 0 年前建成世界上先进的知识型强国而努力。为此, 在2 0 2 0 年前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机遇期, 也是空间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在此期间, 我国空间科学技术发展的定性和定量结合的战略目标体系:
其一, 向更高阶段发展, 即具有自主创新性研究的能力, 进人世界空间科学技术的前列; 其二, 形成结构合理、专业齐全的优化研究队伍; 其三, 建成先进的全面的空间大国。在10 一20 年内的战略重点: 其一、空间科学要采用地面、空间立体探测方式, 继续增强日地系统研究、向太阳和日层扩展; 以全波段研究高能天体;以新目标探索月球, 进入火星探索前期; 利用卫星和空间站进行空间生命和微重力科学等研究。
其二, 空间应用主要利用空间站和卫星等观测地球( 含陆地、大气和海洋等) 变化; 开展空间环境( 含空间天气、空间碎片等) 预报。
其三, 大力发展空间运载技术和航天器技术; 提高有效载荷技术水平。为了达到战略目标, 完成战略重点任务, 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战略措施( 接口), 找到战略导人的可行途径, 特别要进行体制和机制创新, 并在G D P 中按比例增加经费投人。我国巫待建立军民统一的国家空间局, 统一协调管理国家空间事业, 制定发展方针和政策, 使军用和民用融合和协调发展, 改变长期存在的畸形发展现象。只有这样, 我国才能全面地发展成为空间大国, 进人世界前列.
郁达夫文学批评文体之作家论、作品论研究论文
[摘要]本文初步探索了郁迭夫的文学批评文体中的作家论、作品论，着重论述这两种批评体式的文本结构、批评方式、话语特色。
[关键词】郁迭夫；作家论；文本结构；批评方式
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体式有序跋、、专著、诗话、词话、评点等。现代文学批评体式在传统文学批评体式的基础上，借鉴西方美学、文学理论批评，在现代思维指导下形成，是对传统体式的发展，也有了自己独特的品格。郁达夫发表批评文章始于19秋，终于1941年7月，这正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体式建构并走向成熟的时期，郁达夫参与了这一过程，他的多样化的文学批评体式和独特的文体风格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显示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实绩，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郁达夫的文学批评体式多样，每种体式又有自己独特风格，本文探索其中的作家论和作品论。
一、作家论
郁达夫的文学批评中有《施笃姆》、《集中于<黄面志>(TheYellowBook)的人物》、《卢骚传》等数篇作家论，数量虽不多，却极有探讨的价值。
作家论既包含对作家的评论，也包括对作家的作品的评论，并以后者为主。当我们通读他的作家论时，却会发现他总是先极其详细地介绍作家的出身、个人经历，然后论及作家作品，或在介绍出身经历时插入对作家作品的评述。如《施笃姆》中对施笃姆生平的综述占全文一多半篇幅，《集中于<黄面志>(TheYellowBook)的人物》中对ErnestDowson的生平介绍也远超过对他的诗作的评述。而《卢骚传》中则通篇介绍了卢骚的生平，另写《卢骚的思想和创作》来评价其思想和作品。如此详细、大篇幅的介绍作家个人经历，在五四的作家论中可谓独树一帜。如苏雪林的《沈从文论》，基本不涉及沈从文的生平，而主要讨论了沈从文的作品、作品的哲学思想和艺术。这与郁达夫的“自叙传”理论是相通的。他认为，一切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评述生平是为了更好的理解作品。这又与孟子的“知人论世”说遥相呼应。
当郁达夫评论外国作品时，引文总是译文、原文同时出现，或先引译文，接着是外文原文，如评论施笃姆的诗时。或先有外文原文，接着是中文译文。这样做的原因，我们可以从他自己的一句话中体味：“换一句话说，就是原文的味儿，是原作者的，但译文的味儿，却须是译者的。”他把译文原文同时引出，也许是为了让读者既能体会原文的味儿，又能体会译文的味吧!
郁达夫作家论中的大部分文字凄惨，悲凉，衰颓，艳丽有韵味，如：“TheYellowBook的一群天才诗人里，作最优美的抒情诗，尝最悲痛的人生苦，具有世纪末的种种性格，为失恋的结果，把他本来是柔弱的身体天天放弃在酒精和女色中间，作慢性的自杀的，是薄命的诗人ErnestDowson”]97“是在伦敦的居停中，――他遇见了他的Beatirce!这就是决定他的一生蹇运的一颗有刺的蔷薇，这也是他日后在悲苦的时候呻出来的神韵飘逸的诗歌的发酵素!”…“他所出没的世界，是黄昏的世界，沉默的世界，哀愁的世界”…“细玩此诗何等的悲痛，何等的优美，何等的余韵悠扬!”
读了这种文字，我们的心也会不知不觉沉入进去，同他和他的文字一起哀愁，散发出颓废美的味。
他的作家论中的文字还自成一种情调，如画，如诗。如：“当时的A．B．虽则病已人了第三期，但在谐声流亮的音乐堂中，和感情激发最易看到的场里，每晚总有他那同影子似的身体坐着”…“她本来是一个寄寓在伦敦的外国街区里的亡命客的女儿，Dowson与她相遇的时候，她正与她的母亲，当那冷静的街角，在经常一家小小的酒馆(Cafe)。十七八的少女，exotic的情调，红绿的酒色，和淡紫的香烟，惨白的少女的微笑，水绿的汽油灯光，是这少女的迷阵，使Dowson一见倾倒，至死都不能解脱。”…这是诗的语言，散文的语言，是有韵味的美的批评语言。
郁达夫爱读美丽的批评文字，他自己写出的便是这样美丽的批评文字。郁达夫的作家论中的批评文字还流露出深切的同情。“唉，耱轲不遇，贫贱终身，原是诗人之分，但是像大卫的身世，也未免太难了”…。；“啊啊，天才薄命，千古同悲，我们对于他的尊敬颂赞，于耱轲不幸的`他，却有何补?”…““‘现在让我来谈一谈这一位到处受压迫，到处中毒箭，流离四方，卒至晚年来因疯自杀的人类解放者的生涯”…，“卢骚卢骚，你也何其不幸到了这一步田地。”他认为自己和这些人一样不幸，是悲人，又是在悲己，是在同情他们，也是在同情自己。 如果说郁达夫是一汪忧郁的水，这些文字都是从这水里浸泡又捞出的，染上了郁达夫的忧郁，这是郁达夫的文字。
二、作品论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重感觉、体悟。批评家也认真思索，也分析批评，但他们把这分析、思索的过程都省略掉了，只把最精华的结果展示出来，因此，古代文学批评的印象、感悟，正是他们删除了理性思索、分析之后，有意保留的一种升华了的高于原始感悟、也高于一般理性分析的独特表达方式――艺术的方式。西方文学批评重逻辑推理，不仅展现结果，而且重视分析过程，因此西方文学批评显得条理、系统、严谨。五四部分批评家在传统文学批评的基础上接受了西方的影响，也重视逻辑推理，开始写作严谨的批评文章。郁达夫的作品论更多地接受了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重感觉，体悟，不太重视分析、推理过程。郁达夫有专门的作品章，但他的序跋，作家论中也有作品论。为叙述方便，他的批评体式中凡涉及感觉，作品品味的议论，在此一并论述。郁达夫的作品论有《杂评曼殊的作品》、<读<赛金花本事>》、《林道的短篇小说》、《读<老残游记>》等等，这些作品论体式随意，重感觉、体悟、品味。
郁达在评论作品时，善于把自己的感觉、体悟抒写出。如“因此我们读了他的小说之后，只是默默觉得消沉下去”…，“范龙的这一种方法，实在巧妙不过，干燥无味的科学常识，经他那么的一写，无论大人小孩，读他的书的人，都觉得娓娓忘倦了。你一行一行的读下去，就仿佛是和一位白胡须的老头儿进了历史博物馆在游览。你看见一件奇怪的东西，他就告诉你一段故事。说的时候，有这老头儿的和颜笑貌，有这老头儿的咳嗽声音在内，你到了读完的时候，就觉得这老头儿不见了，但心里还想寻着他来，再要他讲些古代的话给你听听。”从没有这样的安逸，这样的自在。“就是在读下去的中间，要想吐一口气的工夫都没有。“我读了这一封洪稚存自陕西赶到山西，为他去搬丧回籍的时候写的信，并他做的一篇黄仲则行状之后，心里头真感到了异样的心酸，这种批评语言生动、亲切、传神、形象、富有感染力。
魏晋名士风流自赏，清谈品人，如刘义庆<世说新语》，后人由品人发展到品评文学作品，如钟嵘《诗品》、司空图《诗品》等。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提出了诗的韵味问题，认为优美的诗歌，其所表现的情景，使人感到贴近而不浮浅，深远而含蕴不尽，像食品之有咸酸之外的昧道那样，具有“韵外之致”和“昧外之旨”，即耐人寻味体会的言外的韵味。郁达夫继承了这一传统，善于“品”作品的“味”。这“味”是“诗味”：“他的小说里，篇篇有内热的、沉郁的、清新的诗味在那里”。”，是“美味”：“我所欲推荐的就是这几行文字。诸君要学那神秘的美味，舍此就不能另得了”…，是“近代味”和“快味”：“他的诗是出于定庵的《己亥杂诗》，而又加上一脉清新的近代味的。所以用词很纤巧，择韵很清谐，使人读下去就能感到一种快味””，是“清新味”：“因为他的诗里头有清鲜味”，是“香味”：“所以全篇三万余字，只像是新闻纸上的一段记事，艺术的香味是一点也没有的，是“风味”：“至于他的随笔杂感，……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比喻之巧妙，文笔之简洁，又因其飘逸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种种滋味，像橄榄，又像耐品的龙井，余香满口，韵味无穷。他的这种有滋味的批评文字也像他所批评的原文一样耐咀嚼，有昧儿。
郁达夫的这两种批评文体丰富多彩，摇曳多姿，韵味浓厚，具有独特的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
关于当前我国对中国哲学方法论研究的综述论文
20世纪初至今，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建立以来就一直处于与西方哲学的关系中，关于中国是否有哲学这一讨论也霎时风靡全球，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哲学才算真正站稳脚根。然而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创造与发展却总会伴随着新方法的出现，那当前我国哲学方法论是如何发展的?其研究对象、目的及原则又有哪些呢?本文将从我国哲学方法论研究的现状出发，分析其研究发展的特点、认识其存在的不足，从而为找到合理的解决途径做一些建议。
一、当前我国关于中国哲学方法论研究的现状
(一)当前我国有关中国哲学方法论研究的特征
近几年来，中国哲学界对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的课题相当重视，相关的学术会议、论文发表也不断推陈出新，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当前有许多作者写文章都只是对中国当代哲学人物的著作进行大量引证和转述，却没有自己的见解。比如有许多文章篇幅虽近万字。但相当多的部分都是加有引号的引文。对于不带引号的部分大多数也是对原作者著作的转述，在这种文章中根本就看不到作者对于他所研究的哲学人物的分析和评议，更不可能找到他对所引用的哲人语言及观点的理解，这类文章只是层次最低的研究成果而已。
2.大多数作者在对哲人的著述、观点进行应用时还极力想弄清楚事实的是与非。比如在研究儒家理想人格即“内圣外王”之道时，有的作者分析说儒家比较看重‘内圣’;有的作者则着重强调说儒家人格极力推崇“外王”，而现代哲人冯友兰在其著作《新原人》一书中则指出儒家所说的“内圣”是指人的思想修养，它要求通过培养锻炼以达到内在人格的完善和圆满;‘外王’是指人的社会作用，它要求人投入外在世界的政治活动中去完成社会使命。
3.在对哲人思想转述与引证的同时热切关注现实社会，从而对这些哲人先贤的思想观点作出中肯的是非评估以及社会意义的判断。比如在对孔子“仁、义、礼、智、信”的研究中，有的学者首先注意到了他当时所处的大环境并中肯地指出：“这是孔子作为一位有有抱负的读书人的一些政治理想，表达了他对当时战乱社会的不满以及对百姓疾苦生活的同情”;然而很少有学者在进行了这样的分析之后还会进一步考虑到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并把它与当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分析它们的内在联系，从而为我们的现实社会服务。
有了科学的方法才会使人们在理论向实践的转化过程中更加得心应手，从而获得更为辉煌的成果。而科学的哲学方法论的普遍运用也必将成就中国现代哲学研究的未来。
(二)当前我国有关中国哲学方法论研究的原则
1.遵循理解的历史性与诠释的相应性原则。
所谓理解的历史性，是说要还原当时的真实历史情形，然后将不同时期、不同派别的哲学思想放回属于它的那个时代，分析它在当时社会中实践意义;而所谓诠释的“相应的”是指对于古代文献、古代哲学思想资料我们不能作抽象的、超历史的、粗暴的、非客观的、望文生义的解读。
2.遵循中国哲学学科的主体性与中西哲学的对话性原则。
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没有国别和种族，但不得不说文学、艺术、历史学、哲学等人文学科却是有国别的。因为人文学科受种族和民族的风俗习惯、文化传承、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影响，且人文学家的创造也具有不可重复性，这就是其必然与自然科学不一样。哲学是人们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本源、存在、发展之过程、规律及其意义、价值等根本问题的体验与探求，其发展变化也受国别与种族的影响，因此在研究中国哲学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不能磨灭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
3.遵循“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与丰富性原则。
首先关于中国哲学，梁启超曾说：“西洋哲学由宇宙论或本体论趋重到论理学，更趋重到认识论，而中国哲学主要研究“人之所以为人道”，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直译的philosophy其含义实不适于中国，若勉强使用，只能再加一形容词，称为人生哲学”，然而中国哲学的传统与西方哲学的传统之间的这种差异也是的确确存在着的。其次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而中国哲学跟随着历史的脚步也同样经历了先秦至现代这上下两千多年的洗礼，因此丰富多彩、包罗万象。
二、当前我国在中国哲学方法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在研究过程中许多学者缺乏求索精神。当前在我国许多学者研究中国哲学只具有满腔的热忱而缺乏对现实的求索精神。只是浮光掠影地翻翻史书，对某位哲学家所处的现实背景略知一二就去对其思想发表议论，并没有真正深入的查找资料、进行比对、深入研究过。
2.忽视了各个时代、各个派别的哲学方法论研究的时代背景。哲学是来源于生活的一门学科，因此在研究其方法论时就必须还原当时的'时代背景，这样才能真正弄清楚不同时代、不同派别其哲学思想的特点以及其方法论研究的重点。
三、关于当前我国对中国哲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些建议
首先，需要重视理性精神。一些西方哲学家曾强调“哲学首先是真理，其次才是方法”，以这种观点来看哲学方法论实际上就是关于研究“真理”的方法，所以说理性精神是哲学方法论的根本特点。而理性从根本上说是人的理智能力，能赋予事物以普遍形式。许多学者也都认可“哲学是光辉的日出，理性的从地平线上跃起，使整个世界进入了热闹喧嚣的白天”。由此可见理性精神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在对我国哲学进行研究分析时，必须时刻具备理性精神，以理性思维去分析、思考问题，才能透过事物的现象揭示事物的真正本质。
其次，正确处理与西方哲学的关系。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也就是说既不“崇洋媚外”也不“固步自封”。在我国近代历史上曾出现过片面的西化思潮，当时有些学者就以为西方文化从古到今都有理性，很完美;中国文化从古到今都无理性，很糟糕。这其实是他并未读懂中国文化经典，同时也并未真正理解西方文明而已，他们不是全面理解这些思想系统及其背景与特性，而是由这种立场或情感出发，即他们既未读懂孔子，又未读懂苏格拉底;既扭曲了孔子，又扭曲了苏格拉底，强为比较而两相伤害。
最后，关注现实社会，注重实践意义。正如前面所述，我国哲学研究目前存在着严重的转述与引用现象，许多作者都是没有自己的思考与理解的。那么要怎样思考与理解呢?其实这就是有关“知行合一”的问题，所谓“知”也就是我在文章之前所讲的要还原哲人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去理解其思想的现实意义;所谓“行”就是要结合我们当前的社会现象，将哲人的思想用于解决当前的社会问题，做到古为今用、做到“学会用每个哲学家的眼光看待现实社会”，这样我们的哲学研究才会更有意义与价值。
四、结语
改革开发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几经波折，改革之初，一些中国哲学的研究着重将哲学广义的理解为人类认识的发展史，80年代中后期一些学者又将其与文化史研究相结合，使哲学有了多元化的特点，90年代之后又有人提出将哲学史转为哲学论的观点。可不管其名称与研究对象的如何转变，我们都肩负着创建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现代中国哲学的历史重任。
摘要: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在全球进一步蔓延,对外依存度高达60%的中国经济必然会受到国际需求持续下降的影响而出现大幅回落。对于中国煤炭行业来说,这次经济危机既是一场严峻的挑战,也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煤炭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契机。从经济危机对煤炭行业的影响出发,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循环经济;价格机制;产业链
1.1市场需求减少,价格大幅下滑
国际金融动荡、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大幅放缓,一方面使以美元计价的原油价格大幅走低,而煤炭、石油互为替代的特性,使煤价面临大的调整压力;另一方面,世界经济走弱,使中国外部需求大幅度削弱,中国经济多年来赖以增长的投资和出口部门遭受严峻挑战。煤炭下游钢铁等行业产能弱势供需平衡的格局短时间内被打破,而继续向更趋严重的过剩态势发展,从普遍来看,第二产业即重化工绝大多数产业将无法逃避过剩和不断紧缩的态势,建立于外部需求之上而不是以内需为主导的经济增长结构将不可持续。从2008年第三季度开始,我国煤炭行业多种产品价格出现持续下跌。
1.2煤炭库存增加,供求矛盾进一步凸显
随着煤炭市场需求的大幅减少,我国煤炭供给能力却不断增加(见图1),港口煤炭库存急剧增加。2008年全国原煤产量完成26.22亿吨,同比增长12.8%,增幅同比提高3.4个百分点。在煤炭需求不断减少的状况下,增加的煤炭供应能力已经超过了煤炭需求,从而导致我国煤炭库存量持续攀升,港口库存快速增加,部分地区煤炭中转及库存出现“三高”现象,即部分北方中转港口、南方接卸港口、电厂库存煤炭量均居高不下。作为我国北方沿海煤炭下水的主要港口,截至2008年年底,秦皇岛港煤炭库存创历史新高达940万吨,已经超过该港煤炭储存能力(900万吨)。
2.3煤炭进出口市场格局变化
国际石油、煤炭价格大幅度下滑,而国内煤炭价格虽然有所下滑,但由于价格仍高于国际煤炭市场,这就造成我国煤炭市场供求格局将会进一步发生变化(见图2)。首先,由于国际市场煤炭价格偏低,会刺激我国南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放弃采购国内煤炭,转向采购国际市场煤炭,减少对国内煤炭的需求。其次,由于国际煤炭市场下滑的幅度较大,速度较快,势必倒逼挤压国内煤炭市场,加大国内煤炭市场供过于求的压力。再次,由于国内外煤炭市场价格的反差,再加上煤炭出口加税的影响,势必使我国的煤炭进口增加,出口减少。
图12002-2008年中国原煤产量趋势
数据来源:2009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图22002-2009中国煤炭进出口变化趋势图
数据来源:2009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我国煤炭行业应对经济危机的对策思路
2.1培育大型煤炭企业集团,提升行业抗风险能力
以市场运作为主,强化政府推动和政策引导,打破区域界限,发展跨区域企业集团;打破行业界限,发展煤、电、化、路、港为一体的跨行业企业集团;打破所有制界限,发展各类资本参与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集团;致力于通过兼并重组培养特大型煤炭集团,加快实施战略性重组整合,以提高煤炭产业集中度,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市场波动做准备。把大型煤炭企业集团培育成为优化煤炭工业结构的主体、大型煤炭基地开发建设的主体、平衡国内市场供需关系的主体、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主体,逐步形成若干个由国有资本控股、担负跨省区市煤炭供应的大型煤炭企业集团,提高国家对煤炭资源的控制力和对煤炭市场的调控力,保障煤炭供应安全,提升煤炭行业的竞争力和整体抗风险能力,促进煤炭工业健康稳定协调发展。
2.2完善能源价格的改革机制
今后应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努力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国家要适机取消临时价格干预政策,推动价格改革,充分发挥价格的市场信号作用;煤炭企业要及时更新观念,努力创建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有市场决定煤炭价格,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稳步有序的提高煤炭产品价格;另外,真正实现煤炭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必须将煤炭外部成本外部化,通过征收环境保护税和能源税等措施是煤炭价格准确的体现其真实成本,这样才能有效的解决环境污染等问题,符合现阶段践行科学发展观和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
2.3推动技术创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第一,加快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完善煤层气开发宏观调控管理、法规体系建设和经济扶持政策,协调煤炭开采与煤层气抽采的关系,改进煤层气矿业权管理,加强煤层气开发关键技术的攻关,制定“先采气、后采煤”的具体实施办法,统筹规划建设长输管网。第二,鼓励洁净煤技术产业化。加强技术攻关,解决煤炭气化液化的.技术障碍,制定生产和使用煤制油、醇、醚等替代燃料的财税优惠政策,促进煤炭深度加工转化。完善煤炭产品质量标准,促进煤炭洗选加工的发展,限制未经洗选加工煤炭的长距离运输和使用。第三,加强资源综合利用。新建和扩建煤矿项目,必须提出资源综合利用方案,严禁设立永久性煤矸石堆场。以煤矸石等低热值燃料电厂为重点,建立资源综合利用项目认证和督察制度。对综合利用煤矸石、煤泥等资源,实行更加合理的财税扶持政策。最后,保护和治理矿区环境。研究建立矿区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煤炭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和标准,明确企业和政府的责任,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投入,逐步使矿区环境保护和治理步入良性循环。推动技术创新、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重要的战略选择,符合当前形势下我国对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是实现资源良性循环利用、经济效益和环境保护双赢的必由之路。
2.4不失时机的调整产业结构,延伸产业链条
尽管我国已经建成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现代化煤矿,神华、中煤、大同等大型企业集团快速发展壮大。但是,产业集中度低下、煤炭行业利润水平不均衡、全行业的采煤机械化程度落后等问题十分突出。因此,煤炭行业必须加快推进煤炭产业的结构调整步伐,延伸产业链条,使单位产量煤炭资源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变扩大开采的外延式发展方式为多方挖潜的内涵式发展方式。把发展煤炭循环经济与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相结合,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注入循环经济理念。充分依托煤炭资源优势,拓展“煤矸石-煤泥-热电”煤电化产业链,“焦炭-甲醇-建材产品”煤焦化产业链和“煤矸石-矿井水-合成油”煤油化产业链等,建设具有煤炭企业发展特色的循环经济产业链式集群,逐步形成低投入、高产出、能源消耗低、污染排放少的可持续发展产业体系,最大限度做到资源、能源、排放物、废弃物的合理、高效利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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