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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批评史》读后感
《中国文学批评史》于三月开卷，正值春暖花开之际，久坐于中心花园，书捧诗书，掩卷沉思，静嗅花香，一大乐事哉！寥寥收获记于此。
《中国文学批评史》，作者郭绍虞，所读版本为一九三四年版。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能将一个人的名字与学科紧密联系起来的，先生与中国文学批评史当属其中之一。《中国文学批评史》，顾名思义，是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发展流变。何为文学批评史？它是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文学批评史，窥一隅而见全貌，我们可以据此来了解中国文学史的发展流变，此亦是先生作书之本意。文学批评所由形成的主要关系，一者文学的自觉，二者思想的关系。
纵观全书，作者以纯文学为逻辑中轴展开论述，复古与演进的主体皆是纯文学，一言以蔽之，纯文学始终被杂文学意识所笼罩压制，至清朝成复古之完成期。
华夏悠远的历史同时也造就了丰厚的文化遗产，而文学可以说是其中重要部分，从诗三百为源头的古代文学到现代文学，无不流光溢彩。先生所著之书，分上下两册，每册分三个时间段，清晰地揭示文学批评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流变。
自周秦到南北朝是文学观念的演进期，文学形式偏于文，文学作品与应用学术文的区别由含混到明晰。自隋唐到北宋，是文学观念的'复古期，两者区别又从明晰到含混。自南宋至于清，是文学批评的完成期，此期又分为三个阶段，以南宋金元为第一期，是批评家正想建立其思想体系的时期；以明代为第二期，是批评理论各主一端推而至极的偏胜时期；以清代为第三期，是批评理论折衷调和的综合时期。此大概是文学批评的发展流变。下而详述之。
在文学观念的演进期，可大致分为三段，周秦、两汉、魏晋。而前两期是文学观念的演进，迨至魏晋，方有专门论文之作，而进入文学自觉期，专重纯文学者亦是产生。周秦之时，文学即文章博学之意而不同于今。至两汉，文学与文章分野。至魏晋，文章分为文、笔；文近于纯文学，笔近于杂文学，文学分为儒、学，儒者通其理，学者识其事。
周秦，重点在于诸子之文学观，文学之称虽始于孔门，然诸子之文学非纯文学。孔门之文学观，一言尚文，诗重在创，以达意；二言尚用，文重在述，考古昔之遗文。其论诗重无邪，偏于质；又重于道，于是不离用，因而有文道合一之倾向。而儒家之神影响至文学批评分作、评两方面言之，作，正名主义之修辞；评即体会之方法。儒家之论神，有待与知，故近于科学；道家之论神，无待于知，故近于玄学。后人喜引诗佐证，均由孔门文学观尚用推而至极之果。孟子主于诗，提出知言养气说，与神近。荀子主于文，与道近。然荀子论文虽偏于道，然亦把尚文、尚用结合，故言传统之文学观确定于荀子。墨家论文极端质而尚用，以三表法，本之、原之、用之而立仪，其尚用为功利的尚用。道家视文学为陈迹、为糟粕，行不言之教，其提出性命说、神道说。
至两汉，论诗多沿袭周秦旧说，论赋，自扬雄开复古之声后，皆儒学之立场。扬雄者，受儒道两家之影响，论文尚质，复古宗经，却又故作艰深。王充的文学观偏于革新，受桓谭之影响，论文主于真（记载事实）受班彪之影响，论文主于善（真伪之平，善恶之实）反对泥古相袭，受史家之影响颇多。
郭绍虞（1893―1984），江苏苏州人。主要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语言学等方面的研究，为建立中国文学批评史体系做出了贡献。
至魏晋，出现专门论文之作，文学进入自觉期，曹魏时期，曹丕、曹植创作上沿袭古典文学旧型，同时开六朝淫靡之风气。此时期，因文学通才备其体之说，文学偏于贵族化，又因文学批评随喜好而无标准，生文人相轻之陋习。晋初文学首推二陆，而重在陆机之《文赋》。 其对于文学批评之贡献提出文体的辨析，即对各种文学体裁、风格性质加以甄别，提出骈偶的主张，论文偏妍丽，开元嘉文学之风气，又提出音律说，其音主要指自然之音调，评论重在音节。至于左思，其论赋谓后人之赋失实，因而主张求真，皇甫谧为左思之《三都赋》作序亦认为赋极端尚美而渐离于真。此期，涌现一批总结之结撰者，()如挚虞之《文章流别集》，属于叙论性质的总结，其选辑的宗本于儒家的见地，即不专尚丽辞。至于东晋，有李充之《翰林论》，相比于挚，论文体之外尚兼评论。故言《文章流别集》为总集之始，《翰林论》为文史之始。二晋亦涌现一批反时代潮流的批评家，如虞、裴、葛等人。
文学批评至于南朝而进入重要时期，所讨论的问题空前绝后，如文笔之区分，音律之发明；文学批评的专著产生，批评家亦用多种方法进行批评。钟嵘之《诗品》是对文学作品的批评，刘勰之《文心雕龙》是对文学评论的批评。此时论文，文质相重，而不是后世之重质轻文。汉魏文学批评重才性而不重门第，东晋、南朝严流品而不重申清议。而此时立文之道有三，行文、声文、情文，三者合而风格体制生。而萧统之《文选》别文体三十九种，亦是批评史上的一大进步。至于文笔之分，文学之性质始渐亦明显。至沈约倡四声八病之音律说，论者亦分二端。北朝之文学批评，不如南朝之发达，北之文学推王褒、庾信，而批评当推颜之推。颜氏之文学观多偏于折衷，而成为复古思想之萌芽。南朝刘勰以厚道主张，开唐代文坛风气，北朝颜之推以不废音律之故树唐代诗坛先声。
文学批评的演进期大致如此吧。
学批评之内容宏多，先记第一期于此。
.3.31
白泽
摘要：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为核心，在批评-批评史-文学史的多重关系中，清理批评史研究的概念及相关学理问题，着重提出批评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问题、批评史研究的目标及其意义和价值等基本问题。
由此认识、强化当代文学批评史的学术独立性和研究主体地位。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文学批评;历史逻辑;价值地位
从一般文学评价、文学史的发生来看，在相当程度上，所谓文学史其实是由批评史所支持甚至塑造的。
只是相对于后来文学史研究的明显强势，批评史本身倒被边缘化了，或被置入了广义的文学史。
何谓批评史?最简单的回答，批评史就是文学批评的历史。
但是要具体、准确说清批评、批评史、文学史三者的关系(彼此如何联系、区别或交叉)，实在很难;引经据典恐怕也无济于事，甚至会如坠云里雾中。
还是从自己的想法和经验为主来谈这个问题。
一般所指的文学批评，可分广狭二义。
狭义是指关于当代作家作品的批评，广义也包括对一般当代文学现象的研究，但其方式和形态有别于通常的文学史、思潮史及一般文学理论的研究。
因此，文学批评史主要就是关于作家作品批评历史的研究，同时兼及一般文学现象的批评和研究的历史。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时间范畴，一般上限取通行狭义的1949年，下限划至近年(何年)则并无通则惯例可循。
(因《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项目于获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则时间下限也可顺势划定在，上下时限整60年。
由此产生的问题或难题，待后略详)
有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般视野和具体实践中，类似“熟悉的陌生人”。
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与现状，既与文学发展的自身状态、演变逻辑等直接相关，也显著地受到政治走向、社会环境、文化思潮等宏观条件的影响或制约。
所以文学批评及其相关研究，既一向受到关注和重视，同时又往往会被更为宏大的背景问题所遮蔽，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滞碍了文学批评研究自身学术意义的充分阐明和认识，也模糊了对其功能、价值的认知和利用。
同样 作为广义的当代文学范畴里的研究，当代文学史的研究颇见发达，学术水平也相当突出，比较而言，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则明显软弱，学术理论意义仍待进一步阐发和明确。
首先，当代文学批评与国家政治包括不同时期政治生态演变的关系十分紧密，在大多数时候，当代文学批评甚至可以说关联、关涉国家意识形态的直接或间接的表达。
对于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意义。
这也就意味着，可以将当代文学批评视为一种特定的文学政治，或与国家文化权利相关联。
这也是对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宏观认识。
事实上，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已经可以证明文学批评对于近现代中国国家意识、国家文化建构的重要作用。
而当代(1949年以来)文学批评史中所具有的国家政治特性和内涵，应该就是更显制度特色的中国国情、中国经验的体现。
尤其是在有关国家权力概念歧义、制度变革进退矛盾的当下，我们更应重视中国文学批评本身所具备的国家权力及多种力量博弈的复杂因素，需要在理论上对文学批评-国家权力-当代中国社会的关系，进行更为系统、深入的学术意义阐发。
简言之，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首先须着眼于对中国当代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特性的认知，在与当代中国政治生态演变的关系互动中，厘清批评史的历史面貌，阐释其发展逻辑。
其次，文学批评的形态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理论，而更近于原生态、直接性的审美意向表达，兼具文学审美的经验性和理论性的特征。
这也就意味着文学批评的综合体量、它所可能含有的内容，不仅具有无限多样的社会广阔性，而且还有着形象性、具体性和动态性的表现特点。
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就是要将这样一种审美资源、文化资源和社会资源，进行综合性的资源梳理和整合研究，通过历史化的`学术逻辑，升华、呈现为理论形态。
从整个文学活动的过程来看，文学批评和批评史的区别与联系可以这样表述：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过程及其表达，文学批评也是一种文学的再创作、再生产的过程及方式，其本身具有经验性和审美感性的性质特点;批评史则是对文学批评的历史化研究，也属于对文学再生产活动过程(历史)的一种逻辑性研究。
文学批评和批评史均属文学再生产的大范畴，但两者的性质和形态有别，批评史属于学术理论研究的范畴。
再次，在以往的专业认知和专业实践中，相比于古代和近现代的文学批评史，当代文学批评史更多地被兼容在了文学史、思潮史的系统中，即当代文学批评史的专业独立性和主体性尚未得到应有的彰显，它是被学术理论和历史研究所明显边缘化的。
因此其中的学科专业内涵和意义无法获得充分的学术认识。
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视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学术研究对象，意味着将一种直接对应于文学创作活动和一般文学现象的经验感知、知性认识、审美判断，经由历史化的学术途径，获得与一般文学史、思想(思潮)史同等的地位，其中的专业建设意义和价值无疑十分明显。
就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而言，首先必须阐明的是当代文学批评自身的建构和发展的历史，同时也要阐明其在当代文学整体建构和发展中的历史作用与地位。
最后，当代文学批评实际上也是以一种准理论形态的方式，体现了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精神探求。
文学批评呼应的是全社会的审美感性的广泛表达，批评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专业担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体现为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
一部文学批评史也就是一部以文学审美活动研究为特征的批评家、知识者的独特思想史和精神史。
而且，广义地来说，在历史书写形态中，文学批评史或许是最有条件融通文学史、思想史、社会文化史乃至政治史的一种史著形式。
综上概述，我们的文学批评史观或者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的基本观念，就是将文学批评作为文学整体中主要对应于文学创作的一种审美经验、审美观念的直接表达方式，在其与当代国家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态等的多重关系中，探讨当代文学批评如何建构、形成自身相对完整、独立的历史逻辑及其价值地位。
简言之，批评史就是文学批评表达、彰显自身的价值观，从而建构自身历史的过程。
《中国科学技术史》读后感
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1900-1995）是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著名专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文学院院士，英中友谊协会会长。李约瑟博士主编的七卷本英文版《中国科学技术史》从1954年开始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被认为是是二十世纪完成的重大学术成果之一，是欧洲人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
李约瑟博士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和证据，全面而又系统地阐明了四千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展示了中国在古代和中世纪科技方面的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所做的贡献。
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了西方汉学界，《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世界上研究中国科技史最完备、最深刻、最具特色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在这本书里，李约瑟博士引用了大量详实的资料，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和证据，全面而又系统地阐明了四千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历史，展示了中国在古代和中世纪科技方面的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所做的贡献，证明了中国的文明在世界科学技术史当中的重要作用。
李约瑟博士的治学方法可概括为六个方面：兼收并蓄古文献、图片与考古史料，实地考察生产和生活传统，模拟实验与技术复原研究，中西比较研究，内史与外史研究相结合，国际大协作。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卷总论，首先介绍全书总的'计划，考察汉语及汉字结构，论述中国地理概况和中国的历史，最后阐述几个世纪的中西科学技术交流；第二卷论中国科学思想史和科技发展的思想背景，论述了中国古代哲学各流派和科学思想的演变发展，讨论了有关自然的有机论哲学概念和自然法思想的地位；第三卷论数学、天文学、气象学和地学；第四卷论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五卷论化学及相关科学技术；第六卷是生物科学及相关技术，包括农业和医学；第七卷分析传统中国文化社会和经济结构，讨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特殊思想体系的作用，刺激或抑制科学发展的各种因素，最后回答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发地产生近代科学。
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深入了解中国科学技术史，仰观天文，俯察地理 ；大哉言数，数理精微 ；以农为本，国脉水系；岐黄医术，造福百世；四大发明：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术，不仅推动了中国文明的发展，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中国的文献考古证据和图画见证，清楚地向我们显示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发明与发现。
读完这本书，除了佩服李约瑟博士，更多是对我国科学技术史深切的的自豪感。这些历史都表明我们并不比他国差，人的聪明智慧是不会停歇脚步的，终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依然会引领时代的潮流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是第一部以系统翔实的资料全面介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过程的宏篇巨著。这部巨著计划出版7卷，共34册。全书出齐时，将超过4500万字。目前已出版18册。这部著作对中国的科学思想史、各学科专业史，如数学、天文学、地学、物理学及相关技术、化学及相关技术、生物学及相关技术以及社会背景都做了详细的介绍、论证和分析。它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内容之深都是令人惊讶和叹服的。写就这部巨著的就是英国著名的科学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当今世界公认的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大师――李约瑟博士。
在这本书中，作者引用大量详实的资料，来证明中国的文明在世界科学技术史当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明非常繁多，李约瑟在这书中，把中国一些著名的技术发明由A到Z列到26项。李约瑟说，中国的文献考古证据和图画见证，清楚地向我们显示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发明与发现。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系列科学创始精神、突出的技术成就和关于思考的洞察力。
翻开人类社会的文明史，每个领域、每个时期都产生过具有巨大影响的世界名著。世界名著不仅带给我们阅读的美感，更重要的是带给我们思维方式的革命和观念的更新。在名著的背后，往往站着一位伟人，他们和他们的思想，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然而，对于广大青少年读者来说，普遍存在对名人名著“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困惑，而名著，是人类进步的阶石，它在与物质世界的比照中，体现了精神的价值和力量，这是当代人最需要的精神食粮，也是最深层的素质培养。
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跟西方的人恰恰相反，例如阴阳五行和人体这个系统联系到一起形成了中医，潮起潮落，花开花谢和王朝兴替，人生以及家族兴衰等等联系到一起，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厚德载物，把天地合道德，人格联系到一起。也许外国人不能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用筷子这种餐具，按照他的解释：“如果真的饿了，首先想到的`餐具一定是手，其次是身边所带的工具，如刀子，叉子，用筷子，这太不可思议了，因为熟练使用筷子需要很长时间联系才能做到，难道中国人不饿？”用西方的逻辑推导出这个结果的，这不是逻辑的错，而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系统到系统，这两者之间联系也只有中国人，或者说中国古人才明白。
统计工具中，可以用DOE找到变量和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是却没有一种工具可以告诉你，农历到底是太阳历还是月亮历，还是耕作的计划表，但是农历就这样存在了，而且能告诉你这诸多因素之间是有关系的。也正是由于中国古人这种特定的思维方式，让中国人在科技发展上领先世界上千年。但是从明代锁紧的科举制和清代的文字狱，让中国人，不得不放弃发散性的思维，变得咬文嚼字，从点到点，而近代我们也一直在努力改造我们的思维方式，变得不再是发散式的，而是逻辑的，希望能在同样道路上突飞猛进继而追上和超过西方人。从历史上看，中国人用6的时间都没能转变这种发散式的，场或波的思维方式，却东施效颦般从西方舶来点到点的思维。
我们目前所面对的体系困境，不如说是另一种对于李约瑟难题的解读。难道，只有将中国人都改造成西方人那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科学的质量管理吗？还是我们需要像日本人那样找到符合自己的发展的道路？我想这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是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花费了自己的大半心血撰著的一本书，他通过丰富的史料、深入的分析和大量的东西方比较研究，第一次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和证据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且这部著作对中国的科学思想史、各学科专业史的相关技术以及社会背景都做了详细的介绍、论证和分析。它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内容之深都是令人惊讶和叹服的。
读了《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本书后，我们可以深入地了解中国科学技术史，其内容涉及哲学、历史、科学思想、数、理、化、天、地、生、农、医及工程技术等诸多领域，这不仅推动了中国文明的发展，也对世界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的文献考古证据和图画见证，清楚地向我们显示了一个又一个不平凡的发明与发现。另外，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他的治学方法大概可以概述为兼收并蓄古文献、图片与考古史料，实地考察生产和生活传统，模拟实验与技术复原研究，中西比较研究，内史与外史研究相结合，国际大协作。同时，《中国科学技术史》是第一部以系统而且祥实的资料全面介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过程的宏篇巨著。
此外，在这本书中，作者李约瑟还用了一些篇幅介绍了自己特殊的家庭气氛，自己的经历，自己对待每一个人的态度，对时间的态度以及自己与中国的情结等等。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李约瑟博士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我们就更好地理解李博士，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更加容易地去读他的作品，更深入地理解他的书。
正是因为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本书，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以及其对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另外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对世界做出的重大贡献。
读完这本书，除了佩服李约瑟博士，更多是对我国科学技术史深切的自豪感。人的聪明智慧是不会停歇脚步的，终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依然会引领时代的潮流的。另外，别的国家的人可以花费人生大数的时间，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史进行研究。我们作为中国人，更应当对自己国家宝贵的财富有深刻的认识。
《中国科学技术史》读后感
《中国科学技术史》是第一部以系统翔实的资料全面介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过程的宏篇巨著。这部巨著计划出版7卷，共34册。全书出齐时，将超过4500万字。目前已出版18册。这部著作对中国的科学思想史、各学科专业史，如数学、天文学、地学、物理学及相关技术、化学及相关技术、生物学及相关技术以及社会背景都做了详细的介绍、论证和分析。它所涉及的范围之广、内容之深都是令人惊讶和叹服的。写就这部巨著的就是英国著名的科学有、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当今世界公认的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大师――李约瑟博士。 《中国科技技术史》讲述了些什么呢？”这些恐怕是每一个初知此事的人都急于想知道的问题。为了解开这些“问号”，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李约瑟博士，读一读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翻开人类社会的文明史，每个领域、每个时期都产生过具有巨大影响的世界名著。世界名著不仅带给我们阅读的美感，更重要的是带给我们思维方式的革命和观念的更新。在名著的背后，往往站着一位伟人，他们和他们的思想，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然而，对于广大青少年读者来说，普遍存在对名人名著“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困惑，而名著，是人类进步的阶石，它在与物质世界的比照中，体现了精神的价值和力量，这是当代人最需要的精神食粮，也是最深层的素质培养。 年初，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海飞首先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为了加强对青少年的`素质教育，通过通俗、生动、简明的导读，使青少年对于中外历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著名人物有更加切实的了解，对于曾经并继续产生重大影响的名著有一定的领会，从而开阔视野、启迪思维、调整和完善知识结构。接着，出版社组织了编委会，由一些专家、学者通过认真的筛选和反复的论证确定了书目。本套丛书最终确定的书目，打破以往名著丛书的单一架构，特别注意到了知识的整体结构，除文学名著外，还选了一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名著，使知识的分布合理，较全面地反映了人类历史进程中“文化的力量”。每册书基本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作者生平；第二部分介绍原著梗概；第三部分是评介和导读，这样的编排有利于青少年的阅读和名著的传承。 本套书选定书目的原则是： 1．首先考虑权威性和知名度，即经过历史检验被公认为具有重要地位、价值和重大影响的名著。 2．在比例分配上，文学名著约占 52％，计26本；人文（社科）名著约占36％，计18本；自然科学（非纯专业，带有一定的人文价值和哲理色彩）名著约占12％，计6本。 3．适当考虑时间跨度，从古代到近现代，同时，也考虑到典型性，如《马可・波罗游记》、《中国科学技术史》等。《中国思想小史》读后感
写在前面：常乃肯壬的《中国思想小史》是一部扼要有趣的.小书，虽不是严谨著述之作，但思路畅快，真如葛兆光先生所评，是思想史而非学说史。有感，本作它诗，但思路不自觉转到此处，先成一副产品。胡乱作的，有些部分点像西江月，但也算不上。 华夏狄夷融变，源时陆海山川，东夷智者阴阳生，哲思希腊空灵。北南墨攻儒起，东海稷下学宫，出者道家蝶梦醒，用法综集大成。灿烂百家争鸣，花开一枝流瑛，汉承秦制黄老兴，五百年，麈尾挥动，清谈品评、几何性情、不过狂生！思学罔殆之问，宗教与学论衡，在名在辨佛道中，五百年，战火平，五胡铁骑、六朝歌舞，含元殿前、汇成一渠清。周张二程朱公，理学人欲灭生，儒道释教融三统，五百年，宗教学理分杂空、三藏万千字中，拓开文烦词扰，日知录、王阳明。思无邪、雨雾泓，风掠夜光层云，闪烁过月流星，白银世界风，舟舸大洋行，五百年，莫无所成，可算张之洞？可怜世情，五四一声，人文化成，堪破再难兴。 烟台市市府街 3月25日原创： 复兴
最近看有关古代解剖与早期中医理论形成的资料，涉及经络理论部分，友人便推荐看黄龙祥，于是借来了这本《中国针灸学术史大纲》，随翻即受益匪浅。
黄师从经络学说的起源与内涵入手，旁征博引，史料详实，其以手阳明脉为例阐述学说建立的历程：古人在长期脉诊实践中发现，大指次指间（合谷穴）至手腕桡侧阳面（阳溪穴）诊脉处可以诊候口齿部病症，同时针灸这一区域又能有效治疗相应的口齿部病症，古人将事实、规律与推测、理论交织在一起，因此，经络学说中带有很大主观推测成分的“解释”成分是以一种貌似客观性描述的形式出现，它遮蔽了含有较多实践成分的“规律”部分，而在中医学说中，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并非只存在于经络学说之中。同时，中医学说“规律”更为常见的情况是既有来源于实践总结的成分，还有主观的成分。主观成分又有两种情况：其一，用想象、猜测充填缺少的事实以构建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二，并不缺乏客观事实，但为了维护体系的完美，采取“削足适履”的方式对事实进行剪裁、修饰。因此，作者提出本书的核心观点即古代经络学说即古人对人体特定部位之间特定联系的一种解释，它的精髓在于其中的观察对象本身――人体上下内外联系的规律，而不在于其直观、类推式的理论说明――十二经脉循行线。同时，中医学说科学价值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该学说中“规律”部分的实践含量，而不在于其对于“规律”的解释以今天的标准衡量是否合理。
作者在本书经络部中详述了经脉概念的形成与经络学说的建立，试概述如下：
首先，参考《灵枢》、《甲乙经》等文献，经脉的概念源于脉诊，对比十二经标本部位与三部九候脉诊部位可以发现，手太阴、少阴、阳明，足少阴、足阳明之本的部位与三部九候相应的脉诊部位完全相同，可见十二经标本原本是脉诊部位。在上下二部脉中，腕踝处脉可诊远隔部病症故称“本”,相应的上部脉称为“标”或“末”,《灵枢》中“人迎”与“寸口”以及《伤寒论》“人迎”与“冲阳”即是此例；
其次，古人发现手足腕踝处脉可诊断局部病变，还可诊断远隔部位的`病变，而后在实践中发现刺灸局部还能治疗相应病症，说明两者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因此，古人从上下相应的两脉相联系，()形成最初简单的“两点连一线”的经脉循行线，参考连线上的其他脉动处，描绘出一幅与马王堆出土帛书经脉文献记载酷似的静脉循行图；
最后，在古人观念中，“经脉”虽不可见，但其“出”于体表之脉动点可见，体表这些脉动点的轨迹便是“伏行分肉之间，深不可见”之经脉的走行分布。《灵枢・经脉》篇十二经中不少分支正是为实现一个内外相连、上下相贯的复杂经络网络系统而增设的。而这类设定是汉代“天人相应”哲学思想影响下的产物。
此外，作者还对针灸的实验研究感到了深深地困惑与忧虑，一方面，流传至今的经络文献中因种种原因有一部分经文是错误的，却也能得到实验结果的支持；另一方面，古代文献并没有错，但实验研究者不能正确理解，根据片面、错误的理解所设计的实验也能得到阳性结果。
本书有点大部头，上文只是概括了“经络部”一个章节，专业性较强，因愚本非针灸专业，也只能浅尝辄止，但独到见解确实令愚豁然开朗，不禁慨叹此书不仅从业针灸者必读，凡中医业者皆应读之，方能于杂乱的中医学说之中有所超脱与感悟。
文末想到一则故事――叶公好龙，中医业者大都喜欢无比骄傲和自豪的鼓吹中医的伟大，其理论不知比西医先进几千年，然而诸君若知道中医的本来面目并非如此耀眼，甚至粗鄙不堪，问君是否还会如此热爱它呢？
孙钦善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的改良主义者，18与康有为一起倡导维新，发动戊戌政变，二人并称“康梁”.梁启超早年即热衷于史学的探讨，不时有论著发表。晚年在清华大学等校讲学，得以集中时间和精力进行学术研究，写了不少学术著作，如《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儒家哲学》、《古书真伪及其年代》等，成为著名的学者。
一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在梁启超的学术著作中占据重要地位，与《清代学术概论》关系密切，实为姊妹篇。《清代学术概论》撰成于1910月，他本是梁启超与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所做的序言，曾以《前清一代思想史之蜕变》为题，连载于1920年11、12月出刊的《改造杂志》3卷之3、4、5期。次年2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改为今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原为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任教时所编的讲义，始撰于1923年冬，约于1925年春完成全书。其中《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的四章，曾单独连载于1924年6月至9月出刊的《东方杂志》21卷之12、13、15至18各号。以全书出版的版本有1929年上海民智书局版、1932年中华书局《饮冰室》版（第17册）、1936年中华书局单行本等。1983年朱维铮作了校注，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与《清代学术概论》合刊的《梁启超论清史二种》本。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实际是清代学术史，为述及清代学术的前因与后变，故首尾包括了三百年的时间。关于这一点，作者开宗明义，在本书开头就作了交代：“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与价值。为什么题目不叫做清代学术呢？()因为晚明的二十多年，已经开清学的先河，民国十来年，也可以算清学的结束和蜕化。把最近三百年认作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单位，似还适当，所以定名为《近三百年学术史》。今年是公历1923年。上溯到三百年前至1623年，为明天启三年，这部讲义就从那时候讲起。”他还说明了此书与《清代学术概论》的关系：“我三年前曾做过一部《清代学术概论》。那部书的范围和这部讲义差不多，但材料和组织很有些不同。希望诸君预备一部当参考。”这说明两书的宗旨和内容是差不多的，只是写法有所不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无作者自序，其写作宗旨可以从《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中间接了解到。《清代学术概论・第二自序》之（二）说：“久抱著《中国学术史》之志，迁延未成。此书既脱稿，诸朋好益相督责，谓当将清代以前学术一并论述，……于是决意为之，分为五部：其一，先秦学术；其二，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其三，隋唐佛学；其四，宋明理学；其五，则清学也。”由此可见，作者本想写五部构成序列的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为其中的一部。又之（三）说：“本书属稿之始，本为他书作序，非独立著一书也，故其体例不自惬者甚多。既已成编，即复怠于改作，故不名曰《清代学术史》，而名曰《清代学术概论》，因著史不能若是之简陋也。五部完成后，当更改之耳。”由此可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相对《清代学术概论》而言，实即“更改”之作的《清代学术史》，之所以不称《清代学术史》，盖因其他几代的学术史没有完成，没有并称的必要，而之所以以“三百年学术史”命名，前引该书开宗明义的话已经说明。
二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内容丰富、全面，前后两大部分，一纵一横，反映了清代学术发展的来龙去脉和各个方面。
全书共十六讲，前十二讲为“纵”的部分：第一讲《反动与先驱》为“楔子”,分五点说明了“明朝煞尾二三十年间学术界所发生的新现象”,即“舍空谈而趋实践”,由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务虚的心学，向务实的考据学发展。第二讲至第四讲，分别为《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之（上）（中）（下），就政治对学术的影响，分期历述清代学术的发展。（上）讲述清初期，包括顺治、康熙两朝。作者从清政府对汉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政策着眼，大概分了三期：第一期，顺治元年至十年约十年间，利用政策。第二期，顺治十一二年至康熙十年约十七八年间，高压政策。第三期，康熙十一二年后，怀柔政策。作者认为“除第一期没有多大关系外，第二期的高压和第三期的怀柔，都对于当时学风很有影响”,致使由“前明遗老支配学界”,倡“经世致用”、“”日趋于健实有条理“的考证学，”其时学术重要潮流，约有四支：一、阎百诗（若璩）、胡东樵（渭）一派之经学，承顾（炎武）、黄（宗羲）之绪，直接开后来乾嘉学派；二、梅定九（文鼎）、王寅旭（锡阐）一派之历算书，承晚明利（玛窦）、徐（光启）之绪，作科学先锋；三、陆桴亭、陆稼书（陇其）一派之程朱学，在王学汉学之间，折衷过渡。四、颜习斋（元）、李刚主（b）一派之实践学，完成前期对王学革命事业而进一步“.（中）讲述清中期乾嘉考证学，此期”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学术界全部几乎都被他占领。但汉学派中也可以分出两个支派：一曰吴派，二曰皖派。吴派以{定宇（栋）为中心，以信古为标帜，我们叫它做‘纯汉学’；皖派以戴东原（震）为中心，以求是为标帜，我们叫它做‘考证学’。此外尚有扬州一派，领袖人物是焦里堂（循）、汪容甫（中），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广博；有浙东一派，领袖人物是全谢山（祖望），章实斋（学诚），他们最大的贡献在史学。“（下）讲述清末、民初三四十年间，包括洋务活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的新学。第五至第十二讲”将各时期重要人物和他的学术成绩分别说明“:第五讲《阳明学派之余波及其修正》，论述黄宗羲，附论孙奇峰、李、、余姚王学家、李绂等；第六讲（[代经学之建设》，论述炎武、阎若璩，附论胡渭、万斯大卜等；第七讲《两畸儒》，论述王夫之、朱之瑜；第八讲《[初史学之建设》，论述万斯大、全祖望，附论初期史学家及地理学家；第九讲《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论述张履祥、陆桴亭、陆陇其、王懋f，附论其他；第十讲《实践实用主义》，论述元、李埭，附论王源、恽鹤生、程廷柞、戴望；第十一讲《科学之曝光》，论述王o阐、梅文鼐等，附论其他；第十二讲《[初学海波⒂嗦肌罚论述方以智（附黄生）、陈确、潘平格、费密、唐甄、胡承诺、刘献廷、毛奇龄（附朱彝尊、何焯、钱谦益）、吕留良、戴名世等。以上属于纵论，又可分为两部分：前四讲以时期论，第五至第十二讲以学派及人物论。全书后四讲为横的部分，分学科论述：第十三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一）》，论述经学、小学及音韵学；第十四讲《[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二）》，论述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第十五讲《[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论述史学、方志学、地理学及谱谍学；第十六讲《[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四）》，论述历算学及其他科学、乐曲学。在横的部分中又照顾到纵的历史线索。总之，本书不仅内容丰 富，而且谋篇布局纵横交错，颇具章法。
三
梁启超写作此书，既不是闭门造车，又不是蹈袭他人，而是较好地处理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首先，关于学术史的内容和体制，他总结、吸收前人的经验，而 又作了别开生面的创新。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学术史之编著及其他》中，他对学术史之作，作了历史的考察，认为”旧史中之《儒林传》、《艺文志》，颇言各代学术渊源流别，实学术史之雏形“,”及黄梨洲《明儒学案》六十二卷出，始有真正之学史，盖读之而明学全部得一缩影焉“;他还对有关清代学术之作，作了特别考察和评论，说叙清代学术者有江子屏（藩）之《国朝汉学师承记》八卷、《国朝宋学渊源记》三卷；有唐海镜（鉴）之《国朝学案小识》十五卷。子屏将汉学、宋学门户显然区分，论者或病其隘执。……二书中汉学编较佳，宋学编则漏略殊甚，盖非其所喜也。……子屏主观的成见太深，其言汉学，大抵右元和惠氏一派，言宋学则喜杂禅宗。观《师承记》所附《经师经义目录》及《渊源录》之附记，可见出。好持主观之人，实不宜作史，特其创始之功不可没耳。唐海镜搜罗较薄，而主观抑更重。其书立‘传道’、‘翼道’、‘守道’三案，第其高下；又别设‘经学’、‘心学’两案，示排斥之意。盖纯属讲章家‘争道统’的见解，不足以语于史才明矣。”总结历史是为了学习经验，汲取教训，超越前人。在同书第五讲中谈到《明儒学案》时说广著学术史有四个必要的条件：第一，叙D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学派全数网罗，不可以爱憎为去取；第二，叙某家学说，须将其特点提出来，令读考有很明晰的观念；第三，要忠实传写各家真相，勿以主观上下其手；第四，要把各人的时代和他一生经历大概叙述，看出那人的全人格。梨洲的《明儒学案》，总算具备这四个条件。“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正是自觉努力这样做的，而且他的观点比古人更为先进和高明。
其次，在此书具体内容的各个方面，梁启超也总是注意在借鉴前人的成果的基础上加以开创。例如关于清代学术的分派，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两书明显分为汉、宋两派。至于乾嘉时期的学术，江藩亦有两派之说，如《汉学师承记序》云：”三惠之学，盛于吴中，戴震诸君，继起于歙，从此汉学昌明，千载沉霾，一朝复旦。“此为学分吴、皖之始。至章学诚，在《检论・清儒》中把乾嘉学派分为吴派、皖派、浙东派、扬州派，其后又述及桐城派与朴学分途，今文家与朴学对立。梁启超对此有所继承和发展。又如关于清代学术的分科，戴震有义理、文章、考核三学之说（见段玉裁《戴东原年谱》、《戴东源集序》）”,王鸣盛有义理、考据、经济、词章四学之说《王戆愚先生文集序》，《西庄居士始存稿》卷25），龚自珍有训诂、校勘、目录、典章制度、史学、金石、九数、文章、性道、掌故十学之说“阮尚书年谱第一序”,皮锡瑞论清学的主要成就有辑佚、校勘、小学之说（《经学历史〉第十章），等等。梁启超对此亦有所继承和发展（见《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对每一学科的论述也是如此，如关于校勘，他已总结出四种方法，虽不如后来陈垣的“校勘四法”精密，但已比较全面；又如关于辨伪，他总结出系列的方法，比胡应麟的“辨伪八法”更有发展，并且在后来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又有所前进。具体辨伪成果也是如此。在辑佚方面，他也能借鉴前人成果而有所发展。他认为清代“辑佚之举，本起于汉学家之治经”,继之以从《永乐大典》辑佚书向上一步之辑佚，乃欲将《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中曾经著录而今已佚者，次第辑出“,甚符实际情况。他还全面地总结了辑佚方法，揭示了佚书材料渊薮，规定了辑佚书优劣之标准（出处详明、求备、求真、求还其本来面目甚有指导意义。其他方面，继承与创新的例子亦多，不一一列举。
四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全面论述了清代学术的复杂内容，并且抓住了其特色，即以古典考证学为中坚，为正统。对这一特色的形成原因，也作了认真的分析。因此，此书的成就是非常突出的。但是也还存在一些局限，而且往往是成就与局限并存于同一成果上，需要仔细分析，恰切评价。例如关于清学起因的探讨，他能比较客观地考虑到各个方面，在解答”为什么古典考证学独盛“之问题时说明季道学反动，学风自然要由蹈空而变为核实一由主观的推想而变为客观的考察。客观的考察有两条路：一、自然界现象方面，二、社会文献方面。……文献包括范围很广，为什么专向古典部分发展，其他多付阙如呢？问到这里，又须拿政治现象来说明。”（《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中）》）这里虽然谈到历史原因，最终还是归结到造成人人自危的{压政策。他还触及到古典考证学兴盛的社会、经济原因，说：“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乾嘉间考证学所以特别流行，也不外这种原则罢了。”（同上〉但总是把主要原因归结到政治、文化上{压与怀柔的两手政策。实际上以古典考证学为主的清代学术，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古文献学内部考据传统的推动，其次也直接与在明代衰亡之后学界对空疏心学的检讨与批判有关。以文宇狱为代表的{压政策和稽古右文的怀柔政策，当然也有影响，不容忽视，但作为外因，始终未占据主要地位。理由是：第一，两手政策主要用来对付反满的民族矛盾，其在清初似乎对学界未起到多大作用，因为清初的知名学者，大多坚持民族气节，既不怕压，又不受拉拢；两手政策在考证学发展{蜂的乾嘉时期似乎已无意义，因为当时学界对已完全接受中原文化传统、并且取得经济发展、国势稳定的满族统治者，已经认同。第二，清代的{压政策，始终没有用来主要对付离经叛道的异端思想，而学界主流在维护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正统思想上，与统治者又毫无二致。当时虽有沸沸扬扬的“汉宋之争”,但主要表现在学术方法上，而不在意识形态上，如作为正统考证学派的代表人物惠士奇，在自家红豆山房楹联上就明确写着：“六经宗服（虔）郑玄百行法程朱。（《国朝汉学渊濂记・前记》）说明在治经方法上宗尚以服、郑为代表的汉学，而在道孕惺律显蚬恪⑼耆奉行程朱理学。强调高压因素，与清末改良派、革命派中的反满思潮有关，如章炳麟就是如此。梁启超本来就是改良派人物，加之在清朝被推翻已达十年之后写此书，持这种观点也不奇怪。实际上这是一种片面、不当的观点。又如认为清代学术的主流和特色是古典考证学，这种把握是准确的；但又把考证学兴盛的清代视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则在实质上偏离了实际情况。如前所说，清代考证学派在意识形态上并未超出封建主义范畴。再如此书在内容上堪称广博，这是成就；但在一些方面又不够精深，这又是局限。面对广博的学术领域，梁启超并不否认他自己的不足，书中屡称自己是”门外汉、如关于历算、《水经注》等》，难免“粗浅的推测”或“粗浅之说”,颇有自知之明。此外，此书材料非常丰富，但在引用上又有不少疏误，朱维铮校注多有指明。
一般认为，梁启超的学术风格是{屋建瓴，洞察敏锐，博大有余而精深不足。《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典型地体现了梁启超的学术风格，此书虽然有失，但无论从历史意义上看，还是从现实价值上看，都不愧为经典之作，只要我们善于研读，定会受益无穷。
来源：文史知识，,（第1期）。
散章 静嘉张读书笔记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者梁启超，又任公，斋于饮冰室。由文首作者解释，这是一部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的讲义。上追晚明，即清代学术的先河，下至民国十年，晚清学术之末，终始之间约三百年，故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说起来任公个人著作我之前读的不多，倒是在他列的国学入门书单指引下读过几本书。但这样一个在近代有重要地位的大学问家，不论因为学术影响或者政治原因及其他，我们大多在心里对他有些印象。学生梁实秋为任公写过一篇流传颇广的《记梁任公的一次演讲》，说任公上台讲课前第一句话是“启超是没有什么学问的”,说完眼睛上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真是谦逊而又自负的话。先生他博学强记，讲课旁征博引能大段地背书，有时候卡住停下来用手指敲打着自己的秃头，学生们都紧张地屏息，直到他随后又流利地背诵起来。更有趣的是，任公讲演到兴致高潮，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太息。讲到《桃花扇》的“高皇帝，在九天，不管，”任公当一众学生涕泪交错不能自己，学生们也被引入情境，心有所悟。讲到“剑外忽传收蓟北”,任公在涕泪中又大笑了。
我看到有学者讨论治学境界说过一段话，其大意为如果忽略体认自得的实践而空谈理论，那就无法掌握学问的真谛，而就学术实践而言，如果只是研究阐明，不能用切至的功夫去体认终究无法得起真髓。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才能有所得失，不作隔阂之论。我想梁任公定是有足够的学问境界，怀陈寅恪所言“同情之了解”,才有如此动人的魅力。所谓二流的学者看能力，一流的学者看胸怀，大致如此。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起首一节为《反动与先驱》先由明代阳明学末流讲起，王学自形成起一代代支流颇多影响甚大，从学术发展规律上来说每一学问发展缘起都有其生气勃发开阔明朗的时候，而后学问思想形成稳定便趋于陈腐衰微。就阳明学来说因他有致良知谈心性的旗帜口号，吸取禅宗经验在格物致知外反求我心，便到了末期产生一大群不肯用功，不治学问的人，却持良知心性忝在阳明学门下，风气很坏。我想他们并非不知王守仁在悟出良知心性前有多少格致的功夫，只是庸儒无力深研罢了。所谓“无事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虽然王学之末流学问没做好，但明清之际受此影响竟出了不少有品格的烈士。梁任公在《反动与先驱》中又提出，“这种反动，不独儒学方面为然，即佛教徒方面也甚明显。”宋、元、明三朝就像除禅宗无佛教，他举出三位大师即莲池、憨山、q益，他们提倡净土宗，有反禅宗精神。这涉及三朝佛教界主流禅宗的渊源，也有禅净之争的问题。“禅净优劣本来很难说――我也不愿意说，但禅宗末流，参话头，背公案，陈陈相因，自欺欺人其实可厌，莲池所倡净宗，从极平实的地方立定，做极严肃的践履工夫。”我觉得任公这一段分析是极有见地和洞察力的，“禅宗末流，参话头，背公案，陈陈相因，自欺欺人其实可厌”,就我的阅读了解，禅宗走向各种变化多样的打机锋辩论游戏，说是明心性求悟道，但宗下各派流的佛理根基与心性修短不同，难免有许多走向轻薄偏颇甚至自欺欺人。任公短短一句话批评准确深刻而有力，若非有全面的学识和总体上对学术史的把握能力，不能写的这么精辟独到。
梁任公写到这一点对我很有提示，我对禅宗有些许简单了解，但总是理不清脉络。从历史的角度看禅宗后期发展，禅宗束书不观走向虚浮，净土便以实学原典这样根本的学问修持来做矫正。了解这一点很有助全面理解禅宗。而实学的意义如楼宇烈在宗教研究讲记中所说，没有深入佛学学理的研究是没有所谓顿悟的。
书中梁任公用三章写了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很有趣地，梁任公引用佛家概念来叙说。“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全盛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在这里任公论了一，清朝对儒生的政策，即分阶段地利用，高压，怀柔。二，科学的兴起与中止，即中国的八股，西方教会乱入皇室斗争而失败。科学发展失败的一个原因竟然是教会高层乱入政治斗争失败，这让我不禁对那陈腐的封建盛世什么都要卷入政治泥淖，产生一种巨大的失望。三，清初学派甚多而后转入考据一门，学风由蹈空转入实学，而封建高压和思想控制是主要原因。四，考据没落，社会政治各种乱事带来思想界异动。
可以说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影响是本书中梁任公着力讨论的，而确实，这是个重要的问题。每朝的学问有每朝的特点，在封建社会集权下，学术被一种从上而下的干涉力影响，从来只有有限范围的自由。远者焚书坑儒然，独尊儒术亦然；近者，元朝蒙古族主中原，汉族知识分子毫无地位；满清治中国，拥兵入关，先屠后治。强兵虽得胜，无法治国便对知识分子先打压，打压不成而怀柔。统治时期更是各种高压黑暗政策，明史案，文字狱不忍说，修《四库》不异焚全书。清人考据学成就高，搞小学搞朴学搞古经，实在是无法做学术只能把精力总在别处。即使是沿脉络从上古各代梳理下来，清代学术有功力而小思想成就的特点也是很明显的。然我们也看到学术的生命力在于，稍有自由空气，它便活跃起来。有一点很有趣，梁任公自己写学术史，而这一段自己也是史中人，公车上书，康梁变法。清末新气象潮流，梁启超办《时务报》，鼓吹革命，输入外国学说。
梁任公的博学通识，全面的把握能力，精要的分析见解，洁雅的文字，都令人十分佩服。应该说大多数学者从自我学识到写作之间是有距离的，学术作品的写作又是另一个异于学术能力的事情。而就选《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来细读，梁任公实在高超！这本学术史的另一个特色之处是任公选写主要学者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万季野等，在这样的组织方式下由学者写了阳明学，经学，史学程朱等，更延伸到实践实用主义，科学曙光。这样写学术史很特别，写作方法大概取于史记纪传体。每章节都有一定的独立完整性，喜爱某个学者可以抽出单读，学术史有了一种精神传的`味道。譬如写梨洲先生，任公笔力深邃，其治学路径，其学问成就，其人格德行，昭昭然。偶有间其语录，相得益彰，更显出任公学问厚积让人佩服。如写到阳明学传人孙夏峰时引出《夏峰语录》“诸儒学问，皆有深造自得之处，故其生平各能了当一件大事。其间虽异同纷纭，辩论未已，我辈只宜持平心探讨，各取所长，不必代他人争是非胜负也。一有争是非求胜负之心，却无前人不相干，便是己私，便是浮气，此病关系殊不小。”我觉得这诚求学问之心，太令人敬佩了，风格之高值得我辈学习。这些经由任公筛选的语录闪着古人思想的光芒，值得抄录以为座右铭。比如顾炎武之“某虽学问浅陋，而胸中磊磊，绝无阉然媚世之习！”在这些部分外，梁任公还录了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举有经学、校注古籍、史学和历算学等。
读完此书，感到胸中磊磊然精神。我把这本学术史推荐给几个朋友，说这是一本值得细读的书。梁任公笔下学术为本，学人精神卓然突出，这高出一本学术史的价值之外。我想到梁启超本人，号饮冰室主人。所谓饮冰，含义“十年饮冰，难凉热血”.饮冰二字出自《庄子？人世间》，“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余光中观饮冰室书斋说：“其室饮冰，其人犹热。”这不需注释，忧国忧民，心急如焚，心怀阔大，前辈学人就是这样做的吧！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发端于20世纪代。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文学丛书”第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首部文学批评史著作，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诞生。到了30、40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等著名学者的文学批评史专著纷纷出版，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基础，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成为了一门真正的独立学科。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发展，其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无疑是郭绍虞和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先秦至北宋)，l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卷(南宋至清中叶)分两册，1947年出版。由于战争的原因，上下卷前后相隔了l3年。朱自清在1934年为郭著上卷所写的书评中说：“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然不同。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郭著在材料与方法上确有自己的特点，视其为“开创之作”是毫不为过的，因此，郭绍虞实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奠基人之一。
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而言，其初创时期的史料搜集与整理显得尤为重要，也格外困难。而第一个通过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正是郭绍虞。1928年，傅斯年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强调“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这里他所说的史料学由两个不能分离的侧面合成：历史研究必须依靠材料，材料必须以科学的方法研究，两者缺一不可。郭绍虞不是简单的堆砌资料，而是尽可能全备地搜集材料以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早在1927年，郭绍虞就开始广泛搜罗各方面的材料。他搜集材料的显著特点是扩大了取材范围，除了传统的诗文评外，还注意从史书的《文苑传》或《文学传序》以及笔记小说、论诗诗等剔抉爬梳，提要勾玄。在各种材料中，诗文评无疑是批评史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所以郭绍虞在这方面用力尤勤。朱白清曾感叹地说：“他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的。”此充分说明郭绍虞在材料的掌握上已大大超越了前人。
中国古代的诗文评，其内容芜杂、体例不严，向来不被人所看重。朱自清先生说：“原来诗文本身就有些人看着雕虫小技，那么，诗文的评更是小中之小，不足深论。”但是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而言，诗文评却正是研究资料最为集中的地方。据郭绍虞自述，他当时拟做的工作有这样几种：(一)辑录诗话考，即将前人论诗之著，凡所见或仅见著录、称引者，仿朱彝尊《经义考》之例，考其存佚，录其序跋，问或附加案语，撰为提要;(二)撰《诗话丛话》，成为一种论诗话的话;(三)唐、宋诗话辑佚，将两代已佚各种诗话，予以尽可能采集编订;(四)《诗话新编》，即仿前人成例将各种古代笔记中论诗文之语抽出，汇编成帙，实际上是一种资料摘抄;(五)辑专家诗话，即按诗人为单位选辑有关评论资料。这五项工作相互联系，总起来则构成一个丰富史料的系统。郭绍虞经过多年辛勤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宋诗话辑佚》和《宋诗话考》等便是其中最杰出的资料搜集成果，可以说，郭绍虞建立起了一个为撰写批评史专著所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库。
郭绍虞搜集材料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整理、考订材料时尽量贴近古人，做到根底无易其固;同时在分析、解释时又不失个人的见解，力求裁断必出于己。郭著《白序》有言：“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总之，我想在古人的理论中间，保存古人的面目”。但在具体的材料辨析过程中，他又总是本着由考订而史述，由史述而论断的原则，以小见大，从现象观本质。
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来看，其实有着两条并行不悖的表述线索，一种是按时间而循序前进的的分期叙述，另一种则是从批评出发的价值判断，简言之，也就是历史过程与现代标准的交织，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史”与“论”的有机结合。应该说，努力探求事物真相及其形成原因，是历史研究工作者所应具有的基本原则和科学态度，郭著在这方面的确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但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的是，理论发展史的研究绝不能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材料的罗列史，而应成为一部建立在材料整理基础之上的理论阐释史。正如德国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所言：“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实的解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不仅仅停留在梳理史料的层面上，而是对史料的价值与意义进行深刻阐发。因而在处理“史”与“论”的关系上，郭绍虞恰当地做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
在研究方法上，郭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从大的思想文化背景人手，深刻分析文学理论的发展演变。郭绍虞认为：“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以这个方法为基础，他建立起全书的系统来。具体而言，郭绍虞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以及全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与这一方法密不可分的。
中国古代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古人凭借自己生活的气候环境从而营透了许多适合居住的宫殿、陵墓、桥梁、楼阁、移至阶基以及大众化的民宅······梁思成先生用毕生精力完成这本著作。
书中将中国建筑从上古时期到春秋战国到秦汉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十国到元明清以及清末民国的建筑物，可以说是详细的为我们将古代到民国时期的建筑呈现给我们，尤其是那些黑白配图，不仅让我了解了古今中国的建筑历史建筑要素，还让我了解到许许多多的古代文化与历史事件，因为建筑形式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宗教信仰是密不可分的，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从一本书中去感悟到许多，也应该学会很多。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中国建筑也随着历朝历代的更迭在不断向前发展着。在原始社会时期的漫长岁月里，我们的祖先从艰难地建造穴居和巢居开始，慢慢地掌握了营建房屋的技术奴隶社会时期，因为有大量劳动力和青铜工具的使用，很多宏伟的都城、宫殿、宗庙得以建成经过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国古代建筑逐步走向和谐统一，让我们不得不为它的恢弘大气而感慨。这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
有了后人的虚心学习我们的古代建筑文化才不会在发展的社会中慢慢让遗忘，我国现在仅存的几本书，宋朝李诫的《营造法式》、《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坊间通行的《鲁班经》，等等，书中保存的是先辈们的苦心孤诣，需要我们年轻人不忘历史眼看未来地去创造更实用美观的建筑。
建筑是文化的记录，是历史的见证者，梁思成先生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趁着我们年轻，思想还跟得上步伐，更应该好好领略我们自己的建筑文化，撇开走马观花，真正的用心去看建筑!
中国传统建筑和城市格局的大规模崩坏有两次，一次是上世纪初叶，大量西式砖石结构建筑的涌入，以及因通商、交通等因素新兴起的城市或造成的城市中心偏移，余波一直持续到上世纪40年代，建筑技法以及城市规划理念都发生的根本的转变，造就了一批中西混合的城市和建筑，但因其地域和时代局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及当时的发达地区。
第二次就是现在，由房地产和政府投资拉动的全国范围的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彻底破坏了一息尚存的古典城市格局，也将那些仅存的古典建筑都分割、包围在钢筋混凝土、千篇 一律的现代楼宇之中。这种改变，对于古典时代的城市和建筑来说，是毁灭性的。
去年去西安，看到现代化的曲江新区中矗立着一座大雁塔时，感觉很是异怪，登上大雁塔向西面瞭望，看到的都是高楼大厦，总觉得有一种历史的割裂感。古典建筑的庄严、厚重和典雅与现在大兴土木的现代建筑的呆板、轻佻和浅薄根本不可能有机结合。很多城市的当家人都只把这些历史遗迹当做赚钱的工具，才会生出这种无知势利的理念。
不过目前，这种风气似乎终于有了一丝扭转的迹象。先是复古建筑的兴起和流行，尽管仍是造假，但证明认识上已经有了提高;而现在，对于城市格局的重视、保存和恢复似乎也终于被提上了日程。
在现在这个时代去读梁先生这部开创新的杰作可谓正当其时。展开书卷，看到那一幅幅老照片、独到一段段叙述，古朴的气息扑面而来。如果不是专业的研究学习，可能读起来会有些枯燥。但这本书其实不需要精读，总体浏览先熟悉大概，了解各时代的特征，即算完成了读这本书的第一步。
现在生活条件优越了，旅行根本是家常的事，在旅行有机会探访书中的古建筑时，再把书拿出来，在实物面前找到相关章节精读、细读，与实物对比着读，才会在这样的过程中体会到读书和旅行的另一种乐趣。
书上列举的所有建筑，我知道我有生之年是不可能全部看遍的了，不过古建筑比较扎堆的一些地方，像山西的五台、大同，北京，西安，河北正定等等，一定要去的。去的时候带上先生的这本书，然后在古建筑里面对着书上讲的看上一天。这些古建筑的所有特征，书上基本全部讲的清清楚楚。读着书里对每一个建筑的细致描写，能感受到作者写书时花费的心血。
在书末尾的附文里，作者这样写道：“这部建筑史是抗日战争期间在四川南溪县李庄时所写。因为错误的立场和历史观点，对于祖国建筑发展的前因后果是理解的不正确。例如：以帝王朝代为中心的史观，将各时期人民辉煌的劳动的创造和智慧的累积，竟说成了封建主和贵族的成就……(写于1954.1)” 现在看来，这几句被刻上深厚时代烙印的话，该是先生故意说的吧。作为一个对中国建筑史乃至中国历史有着那么深的研究的人，他肯定知道，当几十年后人们读到这几句生硬的套话，唏嘘的不会是作者的庸俗无知，而会是那个黑暗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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