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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喂养方式，生长发育，疾病
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倡导婴儿出生后6个月内以纯母乳喂养为最佳的喂养方式。母乳喂养最大的优点是预防感染，尤其是初乳中含有大量的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抗体，这些物质能保护婴儿免受细菌和病毒的感染。论文写作，疾病。论文写作，疾病。其次，母乳中所含各种营养成分的含量和组成更适合婴儿生长发育的需要，并能随着婴儿的生长发育而改变其成分和分泌量。论文写作，疾病。有资料表明，4-6个月纯母乳喂养婴儿的发病率和腹泻死亡率比其他母乳代用品喂养的婴儿分别低2.5倍和25倍。论文写作，疾病。为了解本地区不同喂养方式婴儿与疾病的发生及生长发育的关系，本文对博乐市1000例婴儿进行了分析比较，结果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10月---9月在博乐市妇幼保健站儿保科建立儿童保健手册的0--6个月的婴儿1000例，排除先天性疾病存在，其中男婴590名，女婴410名。
1.2 方法 按喂养方式不同，分为：
母乳喂养: 指纯母乳喂养; 混合喂养: 指母乳占婴儿全部食物的20%―80%。人工喂养: 指婴儿全部食物是母乳代乳品。
1.3统计学方法采用X2和F检验。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1000名婴儿中，母乳喂养680 例， 占 68%；混合喂养274例，占 27.4%；人工喂养46例，占4.6%；
2.2 体格发育与喂养方式的关系 不同喂养方式的婴儿在6个月时体重与身高的增长关系情况，见下表：
戏曲表演方式与美学特点的关系论文
对于戏曲艺术来说，是我国民族的瑰宝之一，紧跟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人们观念的逐步转变，戏曲艺术越来越重视其审美的情绪。就我国传统的戏曲理论而言，戏曲是属于表演类的，可见，戏曲的基本特征就是表演。
基本上所有的艺术都是来自于生活，同时，戏曲就是人们对于生活的反映。然而，就实际情况来看，紧跟着戏曲表演形式和内容的逐步完善，戏曲逐渐从反映生活转变为鉴赏艺术，为此，戏曲艺术的审美显得尤为重要。
一、戏曲表演形式和审美的联系
紧跟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戏曲也逐步形成了固定的方式来表演，最为明显的就是表演角色的变化，以往角色主要是按照戏曲的内容来变化，而现在角色主要分为五种角色，主要是生、旦、净、未、丑，为此，在进行编写戏曲的时候，就会把全部的人物角色分为这五大类，从而造成了戏曲表演的角色逐步采用固定的方式来表演。
同时，当戏曲内容提及某一些道具的时候，往往都是采用无实物模拟的形式，从而促使了文化特征十分的生动突出。就实际情况来看，戏曲表演的形式已经逐步固定，为此，在进行戏曲表演的时候，能够更好的欣赏每个角色。然而，由于演员的生活经验以及表演经验都不一样，从而造成演员不能够对戏曲的认识以及理解达成一致，同时，演员在扮演同一个角色的时候，对角色的诠释也是不一样的。对于戏曲鉴赏来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戏曲鉴赏一定要有生活阅历来诠释，从而才能促使戏曲表演越来越生动形象。总的来说，戏曲表演形式已经趋向一致，而审美就会因为主体的不一样，从而所产生的认识也不一致。而且，紧跟着戏曲表演形式和审美有着这种妙不可言的关系，人们对于这种艺术审美行为更加的喜欢。
二、戏曲表演形式的审美特征
（一）舞台
对于戏曲表演来说，舞台是必备的，在戏曲的创作过程中，人的地位越来越高，为此，紧跟着戏曲表演的不断发展，幕表制在戏曲的特色中尤为突出。在幕表制中，创作的情节以及对象都要具备一定的地点以及时间条件。
比如，锡剧的音乐就是曲牌板腔综合体，同时，男女分腔这个特征也十分的明显，而且，创作主体的意识并不是固定的，是会紧跟着戏曲内容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的。
然而，戏曲主题是属于精神层面的，为此，将会导致戏曲表演以及创作更加困难。在安排戏剧的情节的过程中，一定要合理的把所有的环节都安排在舞台中，从而才能够促使舞台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并能够更好的表现出戏曲中的情感。在观众的严重，完美的融合戏曲和舞台，更能够展现出戏曲之美。在舞台上，戏曲的合理展示能够体现出表演更具有空间性，同时就时间来说，更加倾向于主观化。就如同《珍珠塔》，其表演舞台的时间具有一定的间隔，同时，就具体的时间来说，能够更加明显的体现出戏曲的场景以及人物，特别是《方卿羞姑》，能够入木三分的对势利小人进行讽刺，能够在舞台空间中体现出人心的险恶。同时，为了突显空间的虚拟性，戏曲一般都会采用道具，以往都会把道具称作为砌末，而紧跟着戏曲的发展，这些道具都能够在戏曲表演中得到充分的`利用。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每一个人看待事物的时候，都会附带实践性以及空间性，为此，在进行戏曲表演的时候，一定要有效的利用该特征，促使戏曲表演具备一定的审美特征。
（二）程式
程式实质上就是舞台动作，但是程式要经过一定的加工以及提炼，从而才能够更好的体现出人物的特性，并能够更加贴近生活，更好的创造出符合生活实际的角色，最大可能的为观众带来一定的审美愉悦。对于戏曲程式来说，和表演技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戏曲程式是以表演技巧为前提基础的，不管是做、打还是念、唱都需要具备程式，特别是对于锡剧来说，主要讲解的是勇气、行腔以及咬字，同时要按照剧本的特征利用不同的方言。锡剧主要发源于上海一带，主要是由常州、无锡这一带的东乡小调逐步发展而来，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吸收了江南民间的多种舞蹈，从而才能够更好的展现出锡剧独特的美。对于锡剧来说，主要擅长于抒情，同时也具备了一定的江南特色以及情趣，一般情况下，都会在上下句之间添加比较短或者比较长的清版，其中唱腔主要是曲牌板腔综合体，男女分腔十分明显，而曲调主要是簧调。就这些特征来看，剧种的发展以及形成和该地方的方言有着不容忽视的联系。对于剧本来看，语文不单单能够体现出作者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同时也包含了作者对世界的审美情趣。剧本的语言一定要具备真实性，同时，表达方式也一定要真实，从而才能够为审美特征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基础前提。
同时，戏曲艺术特别重视舞台性，为此，在必要的时候，一定要有武术来辅助，就动作角度来说，戏曲是逐步从武术演变而来的，是经过加工的武术。而且，艺术要求有效的统一形式以及内容，比如，就锡剧来说，其发展的颠峰时期就是百花齐放的时期，通过锡剧，能够体现出社会百态。在欣赏戏曲作品的时候，形式是首要的鉴赏对象，同时，戏曲也在不断的发展中形成独特的程式，从而能够为审美提供一定的保障。
（三）脸谱
脸谱能够充分的把角色的种类表现在演员的脸上，而且，脸谱具有一定的夸张性，一般情况下，脸谱艺术都会采用比较明显以及漂亮图案，通过脸谱，能够体现出脸部化妆艺术的变化。就实际情况来看，观众对角色的第一印象都是通过脸谱来体现的，从而观众能够初步认识该角色，而且脸谱也能够古往今来我国对美学的认识。就明清时期，脸谱艺术很完善了，不管是勾画还是人物个性，都能够体现出戏曲艺术的发展。同时，脸谱能够促使戏曲内容更加形象生动，促使观众更加轻易的认识和理解戏曲的内容，进而能够更加好的在民间普及戏曲艺术。就演员而言，脸谱能够帮助演员更加好的体现出戏曲美，同时也能够促使演员的表演更加贴近现实，更容易被观众接受。
（四）行当
古往今来，戏曲表演都会把演员分为不同的行当，行当是角色的综合，就实际情况而言，行当是戏曲表演经过漫长发展的产物，在唐代的时候，参军就已经是一个固定的行当了，当到了宋代的时候就已经区分的十分清楚了。比如，就锡剧来说，其角色行当是有分工的，但是一般都是比较粗略。例如，在对子戏的时候，男角称作上手，而女角将会称为下手，而紧跟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角色行当正逐步发展为花旦、老旦、滑稽、老生以及小生。一般情况下，戏曲表演主要是源于生活，与其他艺术相比较，戏曲表演更加的贴近人们的生活。就锡剧来说，每一个角色行当由于表演的需要，演员一定要根据表演的要求进行表演，同时，成功的戏曲一定要统一表演形式以及内容，不能出现僵硬等情况。为此，行当在戏曲表演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通过行当的不断完善，能够更好的体现出戏曲表演戏曲的审美特征。
三、结语
总而言之，戏曲艺术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瑰宝，紧跟着时代的不断进步，人们的审美情趣也发生了变化，为此，在发展戏曲艺术的时候，一定要融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不断的推陈出新，促使戏曲的审美特征更好的满足时代的需要。
参考文献：
[1] 杨燕，董琳 . 中国电视戏曲栏目的发展现状与分析 [J]. 现代传播 （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01）。
[2] 郑兆雨 . 戏曲艺术的审美价值研究 [J]. 东方青年・教师，（22）。
大学生归因方式与心理健康关系研究的综论文
摘要: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而大学生的归因方式与其心理健康存在很大的关系。文章对近十年国内外关于对大学生归因方式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综述，同时，提出为了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而对大学生进行归因训练的必要性。
关键词:大学生归因方式心理健康
一、引言
归因方式，也称“归因风格”或“解释方式”，是指个体对事件发生的原因习惯上倾向于作怎样的解释，具有个性的特点，通过个体对多个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判断来评定。归因研究领域的专家(Arkin,1979;Weiner1985)认为，个体对客观事物的归因认知评价与个体对未来目标的期望、某种情感体验的产生是紧密相连的。在成就范围内，当人们把成功结果归因于自身内部原因时，会体验到自豪、自信等情感，从而提高自我价值感；相反的，当把失败结果归因于内部原因时，则会体验到悲伤、挫折等消极情感。因此，为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而进行归因训练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希望通过对大学生的归因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的综合来探讨两者之间的具体关系。这样，为更好地提高学校更好地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水平提供参考。
二、大学生归因与心理健康的概述
关于归因方式的纬度，虽然心理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B.Weiner.1978；孙煌明、雨田)，认为包括不同的维度，但一般认为归因方式有内在――外在、稳定――不稳定、可控――不可控三个个维度，后来增加了整体―局部这个纬度。对于这三个维度，韦纳提出每一种维度都联系着一批独特的情绪、情感。
大学生是我国的高级知识人才，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他们的心理健康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发现，大学生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其对自我及客观事物没有进行正确的归因，于是难以正确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最终导致产生心理障碍。因此，从根本上排除发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可能，提高大学生应对问题的能力，对大学生进行归因指导是非常重要的。
三、国外有关研究的回顾
国外的早期研究就有许多涉及归因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方面，如Peterson等指出，由于低自尊和抑郁高度相关，与一般人相比，情绪低落或抑郁的人倾向于将消极事件的结果归于内在的、个人的和必然的原因，而将积极事件归于外在的、特殊的原因。Cohen报告说，严重抑郁者不会有公正的归因，而更多地表现出自我批评的归因。
TracyR.G.Gladstone等人对成年人性别差异、归因方式和抑郁之间关系的研究证明：采用消极的归因方式的人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症状。日本研究者ShinjiSakamoto和MasahikoKambara（）对日本研究生所做调查发现，不管是面对正性事件还是负性事件时，采用消极的归因方式进行归因的人更容易感到压抑。JohnM.Chamberlain（）等人对归因方式的特点和评价的研究中表明，采用消极的归因方式的人更容易出现无助感从而导致抑郁。SuanG.Assonline（）等人对天才学生的归因方式的研究显示，天才学生更倾向于把失败归于学习努力不够（积极地归因方式）而不是不够聪明。这样的归因方式也会带到生活中的其它方面，从而获得健康的身心。
从国外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采取消极的归因方式的人更容易患上抑郁症，从而影响学习和生活。但是，也有研究从正面证实了那些积极归因方式的人能够更好的处理学业和生活中的事情，具有较为健康的心理。
四、国内有关研究的回顾
施承孙、钱铭怡(1998)研究了易羞耻者的归因方式与应对风格，发现易羞耻者和不易羞耻者仅在可控性中等的正性事件上易羞耻者倾向于作他人的归因。而在对负性事件的归因上，易羞耻者更倾向于认为坏事件的原因有较强的自身性、持久性、整体性。李占江、邱炳武、王极盛(2001)研究了青少年归因方式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发现青少年的归因方式包括内在性、稳定性、整体性三个维度，对负性事件做出稳定和整体归因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低，而内在性维度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作用不大。张学军（）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大学生在对负性事件归因的内在外在性维度、整体局部性维度和可控不可控维度上得分越高。李成齐（2004）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大学生倾向于把负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内在的、整体的和持久的，而把正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外在的、局部的和暂时的，那么他的`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反之则相反。郑金香、吴真、吉峰（）的研究表明：女大学生的社交热虑偏高，心理健康状况偏差对成功的归因多于对失败归因。对人际交往失败的归因仅影响心理不健康组的社交热虑，对学业失败的归因对心理不健康组和心理健康组的社交热虑都有显著影响。从国内的研究来看，绝大多数的研究结论都得出了消极的归因方式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是不利的。
五、小结与建议
通过对大学生归因方式特点的研究，可以看出大学生总体基本上还是以比较科学、合理的方式来进行归因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某些群体在某些情境的归因过程中做出了有可能损害自身身心健康的归因，如把负性事件的发生归因为内在的、可控的原因(如自己的努力)。此外，通过上述相关研究也发现，个体的归因方式将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创造力水平及未来成就能力。因此，对大学生进行归因的指导是很有必要的，而且要常抓不懈。
对大学生进行归因训练，可以从大学生的特征出发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方面：
1.充分掌握背景信息，重新做出科学归因。由于个体的生活范围、认识能力或主观意识等方面的缘故，个体往往会在拥有有限信息的情况下做出一个归因，导致各种误会的发生。要改变这种归因方式，最主要的就是在归因以前充分搜集相关信息，科学分析相互关系，最后做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归因。
2.灵活调整归因策略，适时做出有益归因。原因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更改的，而人们对它的知觉却是主观多变、可以更改的。有时候，个体对事件原因的无偏归因反而会对其身心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那么，不妨调整归因的策略，用不太符合实际情况的但却对自己有益的归因来代替它。罗斯等人(Rosset.al,1969)的研究表明，让人们将消极的经验归因于某种情绪上中性的因素，有助于提高他们随后在类似情境中应付有关恶性刺激的能力。
3.改善不良归因方式，养成良好归因习惯。首先，个体的归因方式是历经无数次对成功和失败进行归因后才得以形成的，它将会对人们的情绪、动机和行为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其次，在遭受失败时要全面地采用那些以前很少用过的方式来考虑造成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导致失败的外部因素上，不要轻率地、习惯性地做出“都是自己惹的祸”之类的反应。最后，因为一个人归因习惯的改变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个体要时时警惕、处处留心，通过一点一滴的改变来纠正以前不良的归因方式。
参考文献：
[1]余洁.大学生自尊与自我效能感及归因的相关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
[2]青少年归因方式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的研究.中国心理杂志,2001,15(1):6-8.
[3]张学军.打学生归因方式与心理健康创造性未来成就能力的相关研究.河南大学,2002.
[4]李成齐.大学生归因方式及其心理健康的关系.华东师范大学,2004.
浅析心理弹性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间的关系论文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显得日益突出。 年富士康科技集团连续发生员工跳楼事件，该事件的受害者主要是产线员工( 即流水线员工) ，而目前的产线员工大多数为 90 后。他们的工作方式大多为生产流水线，是一种典型的单调静力作业，它的特征是体能消耗不大，工作单调、枯燥，容易产生隔离感、疲劳感。他们大多刚踏入社会，年龄小且文化程度低，在进入社会时他们心智不成熟，生活、社会经验不足，心理也比较脆弱，对各种压力的调节能力都不够，很容易出现心理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与他们的心理素质、应对方式和心理状况有关。
目前，国内外研究表明，心理健康与多种因素有关，心理弹性、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间存在关联，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应对方式在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间能起到某种作用，但这些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学生人群。本文针对制造企业产线员工，探讨心理健康、心理弹性和应对方式间的关系，以期为企业解决员工的心理问题，建立心理健康干预措施和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提供依据。本文采用 3 个国内外通用的量表 Connor-Davidson 心理弹性量表中文版 ( Chinese Conne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 )和 一 般 健 康 问 卷 ( genera healthquestionnaire 20，GHQ-20)分别测量产线员工的心理弹性、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状况。明确不同性别和年龄间的差异; 分析心理弹性、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间的相关关系; 并且进一步探讨应对方式在心理弹性和心理健康间所起的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年 7 - 9 月选取深圳市 3 家制造企业新招( 即入职一周) 之 1990 年之后出生的产线员工为研究对象。在征得研究对象同意后，以入职日期为单位进行整群抽样。由 3 名公共卫生专业学生负责指导和回收问卷。共发放问卷 800 份，剔除无效问卷，最终得到 753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94. 13% 。其中男性 530 人，女性 223 人; 独生子女 256 人，非独生子女 497 人; 年龄为( 21. 01 ±1. 96) 岁。
1. 2 研究工具
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问卷和公开发表的心理弹性 CD-RISC、简易应对方式 SCSQ 以及心理健康 GHQ-20 三个通用量表。
1. 2. 1 Connor-Davidson 心理弹性量表中文版CD-RISC 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 1 ( 从不) 到 5 ( 总是) 。量表包含 3 个维度: 坚韧、自强和乐观。得分越高，心理弹性越好。该量表的克朗巴哈 α 系数为 0. 84。
1. 2. 2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SCSQ 包含 20 个条目，由积极应对( 12 项) 和消极应对( 8 项) 两个维度组成。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分量表的克朗巴哈α 系数分别为 0. 51、0. 56。
1. 2. 3 一般健康问卷 GHQ-20 是在 GHQ-30 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该量表是由 20 个条目，3 个维度: 自我肯定( 9 项) 、忧郁( 6 项) 、焦虑( 5 项) 组成，其中忧郁和焦虑采用反向计分的方法。得分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好。该量表的克朗巴哈 α系数为 0. 84。
1. 3 质量控制
首先，对问卷的.内容进行初审和复审; 其次，在调查前，对本专业的 3 名学生进行包括问卷内容、问卷技巧和工作态度的培训; 正式调查前先进行预调查; 正式调查后进行审查，对漏做、错做进行重新调查。
1. 4 研究方法
采用 SPSS 17. 0 对数据进行录入、统计、分析。在性别、是否独生子女方面，采用独立样本的t 检验来分析心理弹性、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得分间的差异; 在年龄、学历、月收入、工作年限方面，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来探讨心理弹性、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得分间的差异; 采用 SNK-q 分析两两间的差异; 在探讨心理弹性、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相关关系时用 Pearson 相关系数; 应用结构方程模型软件 Amos 17. 0 进行路径分析，检验水准为α = 0. 05。为了检验应对方式是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 Amos 17. 0，构建以自我肯定、忧郁和焦虑作为因变量，心理弹性为自变量，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为中介变量的关系模型。结合文献，方程拟合优度的判断标准为:GFI、AGFI、NFI、RFI、TLI、CFI 的值均应大于 0. 9;RMSEA 与 SRMR 的值均小于 0. 05。
2 结果
2. 1 心理弹性、心理健康和应对方式的差异分析
在不同性别方面，心理健康和积极应对得分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且男性的心理健康和积极应对得分大于女生，而心理弹性和消极应对差别则无统计学意义; 在学历方面，心理弹性、心理健康和积极应对得分间存在差异( P<0. 05) ，在进行多重比较时，采用 SNK-q分析发现，都是初中及以下学历与高中( 含中专、技校) 学历间有差别，其他学历间无差别; 在是否独生子女、年龄、月收入、工作年限方面，心理弹性、心理健康、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得分间的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
2. 2 心理弹性、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量表各因子间的关系
从总体上来看心理弹性、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间都存在线性相关关系。具体来看，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总分及各维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P < 0. 01) ; 心理弹性和心理健康总分及各维度均与积极应对存在正相关关系 ( P<0. 01) ; 心理弹性和心理健康总分及各维度均与消极应对存在负相关关系( P <0. 01) 。
2. 3 心理弹性、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路径分析
采用 SPSS 17. 0 分析，发现数据符合多元正态分布，并且数据的 KMO( Kaiser-Meyer-Olkin) 检验系数为 0. 89，表明数据适合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采用最大似然法( maximum likelihood) 进行估计，修正指数( modification indices) 进行修改，最后获得的模型见图 1。经结构方程分析，本模型的 x2/ f 为 1. 218，P = 0. 249; GFI、AGFI、NFI、RFI、TLI、CFI 的值分别为 0. 994、0. 985、0. 995、0. 991、0. 998 和 0. 999;RMSEA 与 SRMR 的值分别为 0. 017 和 0. 012。从模型提供的各项拟合指标可以看出，所得路径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数据。由图 1 可见，除积极应对与忧郁、消极应对与忧郁和焦虑的路径系数不显著之外，其他的路径系数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经分析发现: 首先，心理弹性对自我肯定、忧郁和焦虑有直接的影响，其次，心理弹性对自我肯定、忧郁和焦虑也有间接的影响。对自我肯定的影响: ①心理弹性→自我肯定( β = 0. 67) ; ②心理弹性→积极应对→自我肯定( β = 0. 77 × 0. 15 = 0. 12) ; ③心理弹性→消极应对→自我肯定( β = 0. 045) 。总的影响因子为 β = 0. 67 + 0. 12 + 0. 05 = 0. 835。对忧郁的影响: ①心理弹性→忧郁( β = 0. 82) 。总的影响因子为 β = 0. 82。对焦虑的影响为: ①心理弹性→焦虑( β = 0. 64) ; ②心理弹性→积极应对→焦虑( β =0. 77 ×0. 11 = 0. 08) 。总的影响因子为β = 0. 72。这说明心理弹性既可以直接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又可以间接通过应对方式产生影响，即应对方式是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的中介变量。
3 讨论
JOFF 等指出，应对是个体对现实环境变化产生的有意识、有目的和灵活的调节行为。本研究显示，不同性别积极应对的得分间存在差异( t =2. 524，P = 0. 012) ，且男性的积极应对得分大于女性，说明男性在遇到事情时与女性相比更多采用积极的应对措施，这与郭双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研究对象不同，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产线员工，不同于以上学者所研究的大学生群体，产线基层员工因受教育程度低，常常从事最基本重复性、机械性手工劳动，而且毫无技术含量，加上基层管理的粗暴，工作时间长，内容单调，有时连工资、生活、医疗等都得不到保障等因素影响，会使他们感觉待遇差，工作压力大，成长空间小，前途渺茫等。而大学生的生活环境则比较安逸，压力小，且学历高，在社会中能够找到一份满意工作，工作机会、待遇、发展平台相对来说都会好很多，学历、工作、生活等因素的差异导致了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提示企业及政府在以后的工作中应该把改善产线员工的生活、工作环境作为重点。心理健康得分显示男性与女性间存在差异( t =2. 504，P = 0. 013) ，且男性的得分高于女性，说明男性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女性，这与陈四兰[10]和唐丹等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这可能与产线员工的生活环境有关。首先，女性面对的生活压力和生存压力远大于男性; 其次，在就业过程中，女性往往会受到性别歧视，与男性相比她们更容易受到伤害，这也造成了其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还有就是心理健康状态与面对困难时的心态有关，如上所言，男性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与女性相比更多的是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提示应该重视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可以从给予女性更多的关心与关爱方面着手。
通过 Amos 17. 0 路径分析可以看出，心理弹性可以直接影响心理健康; 而在加入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后，心理弹性对自我肯定、忧郁和焦虑的影响依然是显著的，说明心理弹性又可以通过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间接地影响心理健康，即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是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的中介变量。这与李玲、傅亚强等的研究结果一致。心理弹性水平较高的产线员工对生活热情、乐观，他们善于用积极的态度和乐观的思考方式来看待所面对的问题，善于用积极的态度来处理问题。因此，这类产线员工在面对困难和逆境时，常常能冷静地思考事情发生的真正原因，积极地发现事情对自身有利的一面，坦然地接受事情不利的一面，充分利用自己的能力和各种人际资源，采用积极的情绪去解决问题。综上所述，本文揭示了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的内在机制，为企业开展产线员工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依据。但仅仅通过采用心理弹性和积极应对两种方式并不能完全解决产线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应进一步探讨影响产线员工心理健康水平的因素，为提高产线员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依据。
不同产业结构下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论文
1 引言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节能减排来保护环境，能源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如果存在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那么保护能源的节能政策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相反，如果存在从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或两者没有因果关系，那么节能政策可能对经济增长没有或者有很小的影响。围绕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实证检验，但迄今为止没有达成一致或令人信服的结论。本文尝试从产业结构的角度为实证结果的不一致给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
历史经验表明，由于不同产业部门生产等量GDP所消耗的能源不同，产业结构对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都有着重要影响。一般而言，第二产业单位增加值耗能要大大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若经济中第二产业的比重较高，经济增长就会更多地依赖能源投入；反之，经济增长对能源投入的依赖程度就会较弱。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如果把具有不同产业结构的省份划分在一个区域，必然会影响回归结果的显着性或者低估回归参数，得到不准确的结论。因此，本文以产业结构为标准对我国28个省市自治区进行划分，研究不同产业结构下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的划分方法具有两个优点：一是相对于已有的国别研究，利用我国不同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别来研究两者关系，可以避免国家社会制度、经济体制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差异对两者内在依存关系的影响。二是相对于东、西、中地理位置的划分，更具经济合理性，所得结论也可为我国各地区电力需求预测、能源政策以及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
2 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存在着重要的政策涵义，因此学术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Ozturk（2010）[1]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发现针对不同国家的实证结果不同，即使针对同一个国家，不同样本区间的实证结果也不一致。如Kraft J和Kraft A（1978）[2]利用美国1947~1974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存在GNP（国民生产总值）到能源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然而，Akarca和Long（1980）[3]利用比Kraft J和Kraft A（1978）[2]更短的样本区间时，却发现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但Ozturk并没有给出引起差异的原因。本文认为，也有可能是不同区间，其产业结构不同所致，而这正是本文实证检验的部分。
在早期文献中，学者们大多运用对时间序列平稳性非常敏感的Granger和Sim因果关系检验，但很多研究在没有检验时间序列平稳性的情况下，直接使用时间序列的水平值进行检验，这种不科学的计量方法必然导致实证结果的不可靠。近年来，随着计量经济学的发展，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两个主要趋势：一是采用多变量模型，除了两变量模型中的GDP和能源消费变量外，还加入了资本、劳动和二氧化碳排放等变量，如林伯强[4]、Ghali和El-Sakka（）[5]、Huang等（）[6]和Apergis等（）[7]等。二是采用面板协整检验，利用多国数据或省级数 据 来 检 验 能 源 消 费 与 经 济 增 长 的 关 系，如Lee（）[8]、Francis等（）[9]、Mehrara（2007）[10]等。采用多变量模型是因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在回归中不能单纯考虑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两个变量，还要考虑到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等因素；采用面板数据是为了克服短期时间序列的缺陷以及小样本所造成的影响，增加检验的自由度。
近年来，也有很多学者对我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
Zhang和Cheng（2009）[11]利用我国1960~数据进行研究的结 果 表 明，我 国 经 济 存 在 从GDP到 能 源 消 费 的 单 向 因 果 关 系。韩 智 勇 和 魏 一 鸣（2007）[12]的实证结果则表明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不具有长期协整性。吴巧生（2008）[13]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再次检验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我国整体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东部地区只存在从能源消费到GDP的单向因果关系，而西部地区只存在从GDP到能源消费的单向因果关系。相对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结果，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结果比较一致，大部分文献认为我国只存在电力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关系，如Shiu和Lam（2004）[14]、Yuan等（2007）[15]和Yuan等（2008）[16]等。林伯强（2003）[4]基于三要素生产函数检验了电力需求与GDP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电力需求和GDP之间存在长期相互关系，而且从短期来看，显着 地 存 在 电 力 消 费 到GDP的 因 果 关 系。
Li等（2010）[17]将我国30个省份分为两组进行分析发现人均实际GDP和电力消费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但是，由于划分标准和检验方法等诸多问题，这方面研究还比较少。
与已有研究不同，本文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基于各省市产业结构的差异，将其划分为三个区域，并利用面板误差修正模型检验了不同区域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为避免虚假回归，本文首先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如果变量为平稳序列，则直接建立VAR模型。如果变量为非平稳序列，则检验变量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若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建立相应的误差修正模型；若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则需要经过差分，得到平稳序列后再建立VAR模型。总之，实证检验各区域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大致需要三步：面板单位根检验、面板协整检验和面板因果关系检验。
3 数据说明与区域划分
3.1区域划分
对各省市自治区如何进行区域划分是本文实证检验的关键。由于资源禀赋条件和产业政策影响，我国各省市的产业结构存在明显差异。为检验这种差异对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影响，本文将依据各省市产业结构对其进行划分。一般来讲，产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中产业的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研究中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衡量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比如产值结构、劳动力结构、相对劳动生产率等。产值结构（即三大产业增加值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是研究中常用的一种方式。本文将依据各省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对我国28个省市（因数据所限，不包括西藏、重庆和海南省）进行区域划分。因为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数据，不同时期各省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会略有不同，所以本文利用各省市1985~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的均值来衡量它们的产业结构。虽然在此期间各省市产业结构有一定的变化，但是总体而言没有太大的变化。除北京和上海以外，在此期间其他省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的方差均小于0.005且大部分省市小于0.001.因此，本文认为各省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的均值可以用于衡量它们在这一时期的产业结构。基于此，本文将我国28个省市划分为三个区域：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小于0.4（区域I）、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大于0.4小于0.5（区域II）和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大于0.5（区域III）。表1给出各区域所包含的省市。
3.2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1985~20的年度数据，主要包括我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电力消费量（ELC），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本文采用电力消费而非能源消费的数据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一是因为相比煤炭、石油等一次能源的消费数据，由计算机直接读出的电力消费数据更为准确，二是因为电力消费是中国能源消费的主要方式。因此，使用电力消费更能准确反映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联系。GDP采用实际GDP数据，由名义GDP和以1978为基期的GDP平减指数计算得到①。所有变量均采用自然对数的形式。
4 实证分析结果
4.1面板单位根检验
面板单位根检验与普通时间序列单位根检验略有不同。假定面板数据的一阶自回归过程如下：yit =ρiyit-1+x′itδi+μit,i=1,2,…，N;t=1,2,…，Ti（1）式中，xit表示模型中的外生变量，包括各截面的固定影响和时间趋势。
N表示截面成员个数，Ti表示第i个截面成员的观测时间长度，参数ρi为自回归系数，随机误差项μit满足独立同分布。如果|ρi|<1,则yit为平稳序列，如果|ρi|≥1,则为非平稳序列。依据对参数ρi的不同限制，面板单位根检验分为两大类：一类假设各截面序列具有一个相同的单位根，LLC（Levin-Lin-Chu）检验和Breitung检验；另一类假定各截面序列具有不同的单位根 过 程，如Im-Pesaran-Skin检验、Fisher-ADF检 验 和Fisher-PP检验。本文将利用LLC检验、Im-Pesaran-Skin检验和Fisher-ADF检验，综合判断各区域电力消费及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表2给出了不同区域各变量的水平值和一阶差分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对于所有区域，对数GDP和对数ELC的水平值在1%的水平下都不能拒绝原假设，即存在单位根，为非平稳序列。但一阶差分序列均拒绝了原假设，不存在单位根，表明对数GDP和对数ELC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4.2面板协整检验
由于面板序列为非平稳序列，因此需要进一步作协整检验。
Pedroni（）提出了基于Engle和Grange两步法的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方法，该方法利用协整方程回归残差构造的七个统计量来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就本文而言，可考虑以下回归方程：lnGDPit=αi+θit+βilnELCit+εit,i=1,2,…，N;t=1,2,…，T（2）lnGDPit表示第个省市第t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lnELCit则表示第个省市第t期电力消费量的对数。
αi和θi分别表示每个省市的个体效应和趋势效应，βi为协整参数。由EG两步法可知，若上式残差序列为非平稳序列，则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相反，则存在协整关系。
在对残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时，Pedroni将具体的原假设和备择假设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维度内（within-dimen-sion）检验，主要检验同质面板数据的协整关系，包括面板方 差率统计量（Panel v-Statistic）、面板ρ统计量（Panelrho-Statistic）、面板PP统计量（Panel PP-Statistic）和面板t统计量（Panel ADF-Statistic）；另一类为维度间（be-tween-dimension）检验，主要检验异质面板数据的协整关系，包括组间ρ统计量（Group rho-Statistic）、组间PP统计量 （Group PP-Statistic）和 组 间ADF统 计 量 （GroupADF-Statistic）。Kao面板协整检验与Pedroni检验方法基本相同，不同之处是Kao检验在第一阶段将毁归方程设定为每一个截面个体有不同的截距项和相同的系数。表3报告了两种检验方法的检验结果。
如表3所示，在5%的显着水平下，对于所有区域，Kao检验的T统计量都显着。这表明不管是全国还是各区域，经济增长和电力消费之间都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Pedroni检验的七个统计量并不完全显着。在这种情况下，应依据哪个统计量的检验结果，Pedroni（2004）给出了结论：对于小样本面板数据，小 样 本 面 板 数 据，GroupADF统计量和Panel ADF统计量相对比较稳定。因此，本文主要关注这两个统计量的检验结果。如表3显示，在10%的'显着水平下，所有区域的Group ADF统计量和Panel ADF统计量都拒绝了原假设，表明所有区域的经济增长和电力消费之间都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基于上述分析，为避免变量的内生性或误差项的相关性，本文利用FMOLS模型（group-mean panel FMOLS）来估计各省市的长期协整系数。简单来讲，面板协整系数可由下式得到：^β*GFM= N-1∑Ni=1^β*FM,i^β*GFM面板协整参数，^β*FM,i则表示第i个单方程FMOLS估计。相应的T统计量则为t^β*GFM= N-0.5∑Ni=1t^β*FM,i,t^β*FM,i为第i个单方程FMOLS估计的T统计量。由于各变量均取了对数，因此，回归系数即为弹性系数。根据FMOLS的估计 结 果，我 国GDP的 电 力 消 费 弹 性 大 于1,为1.1548,即电力消费每增加1%,GDP将增长1.1548%.地区I、地区II和地区III GDP的电力消费弹性分别为1.0869、1.148和1.3105,均大于1,且随着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的提高，弹性系数也在不断增加，表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越高，GDP对电力消费的变化越敏感。同时，本文也发现，对于我国的一些不发达地区，如青海、宁夏、贵州、内蒙古等地，GDP对电力消费的弹性系数小于1,表明这些省份的GDP增长对电力消费的变化并不是很敏感。
4.3因果关系检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
Granger因果关系是指增加变量X的过去信息来预测Y比不增加时预测得更好。协整检验只能验证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但并不能表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了进一步检验两变量之间的长期及短期因果关系，本文通过误差修正机制，建立了如下的面板误差修正模型：ΔlnGDPit=α1i+∑qk=1φ1kΔlnGDPit-k+∑qk=1γ1kΔlnELCit-k+λ1ECTit-1+ω1itΔlnELCit=α2i+∑qk=1φ2kΔlnELCit-k+∑qk=1γ2kΔlnGDPit-k+λ2ECTit-1+ω2it（3）Δ表示差分算子；q表示滞后阶数，由1IC信息准则确定；ω2it为满足标准假设的误差项。
ECTit-1表示误差修正项向量，由方程（2）得到。系数矩阵λ表明变量之间的长期因果关系，反映了变量之间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将其调整到均衡状态的速度。系数矩阵γ表示变量之间的短期因果关系。本文利用F检验，对系数矩阵γ和λ的显着性进行检验。
表5给出了动态误差修正模型的检验结果。首先，分析关注各方程ECT的显着性。
ECT系数的大小表明各因变量在本期对前一时期偏离其长期均衡水平修正的程度，其显着性说明该变量关于长期参数的弱外生性。如表5所示，从全国范围来看，GDP不是弱外生的，即GDP会在t期对t-1期的偏离做出响应。但ELC是弱外生的，并不对t-1期的偏离做出响应。可见，从长期来看，电力消费是GDP的Granger原因，但GDP却不是电力消费的Granger原因。对于区域I、区域II和区域III来讲，结果也是如此。但是，对于不同地区，短期因果关系却不同。从全国范围来看，F检验的结果表明电力消费是GDP增长的短期Granger原因，但没有证据表明GDP是电力消费的短期Granger原因。对于区域I,结果却正好相反，这或许是因为区域I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较低，导致电力消费没有成为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GDP的增长却拉动了电力消费的增加。对于区域II,GDP和ELC互不存在短 期Granger因 果 关 系。对 于 区 域III,GDP和ELC互为短期Granger因果关系，这或许是因为区域III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高，其GDP的电力消费弹性也相对较高造成的。
基于以上实证结果，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①从长期来看，所有地区的电力消费与GDP均存在着均衡关系，且电力消费是GDP的Granger原因。
②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越高，GDP对电力消费的变化越敏感。例如，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最高的区域III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最低的区域I相比，GDP对电力消费的弹性系数要高18.6%.
③从全国范围来看，存在从电力消费到GDP的短期Granger因果关系，反之，却并不成立。
④从区域来看，对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较低的地区，电力消费与GDP之间并不存在短期的Granger因果关系；对于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较高的地区，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可见，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越高，电力消费与GDP增长的关系越密切。
5 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我国1985~年的数据，以产业结构为标准对我国28个省市进行区域划分，研究了不同产业构成下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对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有着重要影响。相关部门在制定能源政策时，不应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而应充分考虑各地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差异，进行全面的调查和研究，制定符合各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源政策。
从全国范围看，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且电力消费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因此，抑制电力消费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短期或长期的电力短缺可能造成GDP增长的减缓。政府相关部门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电力短缺，一方面应增加电力投资，尤其是风电、水电和核电等清洁能源的投资，另一方面应采取措施来提高电力能源的利用效率，比如推进电价改革、限制高耗能产业项目的过分扩张、加快产业升级等。
从区域范围看，各地区产业结构存在较大差异，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也不相同。因此，要根据各地区的不同特点，制定差异化的能源政策。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较高的地区，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更紧密。对于这些地区，采取不适当的节能政策会制约经济发展，应该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降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占比；而对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不高的地区，由于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并不显着，因此可以采取较为严厉的能源保护措施。但从长期来看，还是应该采取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各项措施，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体育锻炼与大学生应对方式抑郁情绪关系研究的论文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调研、心理测量和数理统计等方法，探讨体育锻炼与大学生对方方式、抑郁情绪的关系问题。结果表明:（1)男女大学生在体育锻炼量得分方面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表现为男生的运动量明显高于女生，而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和抑郁情绪方面男女不存在显著差异；（2)体育锻炼与积极应对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抑郁情绪存在显著负相关；抑郁情绪与积极应对显著负相关，与消极应对显著正相关；（3）中等及以上锻炼量与小运动量在积极应对和抑郁情绪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表现为随着锻炼量的增加，大学生更趋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抑郁情绪水平降低；（4）积极应对在体育锻炼与抑郁情绪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消极应对对抑郁情绪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关键词：体育锻炼；应对方式；抑郁情绪；中介作用
1前言
抑郁症是心理障碍中最为常见的一种，通常是由于个体不能正确应付生活应激事件，导致心理失衡造成，表现为情绪低落、沉默寡言、行动迟缓等症状，对身心健康会产生严重影响。已有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在发病期间较多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较少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应对是指个体在应激事件或应激环境中，为了解决因应激事件或应激环境而带来的行为问题，或为了平衡应激事件或应激环境而带来的情绪问题，而采取的种种对付方法或策略活动。国内外关于应对的大量研究也证实，应对是影响身体康复和协调应激以及与应激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是心理应激影响个体生理和心理健康的重要中介变量，对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探索身体锻炼与应激的关系。研究表明，身体锻炼可以使处于忧虑情景的个体变得放松，注意力得到转移或心境得以改善，身体锻炼为应对应激提供了一种情绪调节或生理对抗，身体锻炼是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国内的多数研究结果也支持了适宜的体育锻炼对应对方式具有积极意义。例如，骆积强对身体锻炼与高中生应对方式的调查、崔冬雪对体育锻炼与女大学生应对方式的研究、刘彬对体育锻炼与老年人应对方式的研究等。但是也有类似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比如刑建辉的研究发现，体育院系大学生在应对应激时更趋向于采用进攻的方式，这种缺乏区分应激源性质的应激应对是一种错误的应对策略。由此可见，上述研究尽管存在一定的分歧，但绝大多数研究还是支持体育锻炼对应对方式具有积极意义，但两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尚未形成共识，二者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相互影响或作用的路径究竟如何，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本研究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应激角度（心理生物过程）探讨体育锻炼与应对方式、抑郁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大学生抑郁的预防和干预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云南省具有代表性的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西南林业大学五所大学的本科生1350人，回收有效问卷1223份，有效率为90.59%。其中，男生558人，女生665人。平均年龄在20.84±2.45岁。
2.2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法，问卷包括：⑴《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构成。其中积极应对分量表12个条目，消极应对分量表8个条目。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0.90，重测信度0.89。⑵体育锻炼等级量表。采用《体育锻炼等级量表》PARS-3，由武汉体育学院梁德清修订，该量表从身体锻炼强度、时间和频率三方面考察体育锻炼量。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⑶自评抑郁量表。该量表由WilliamW.K.Zung于1965年编制，用于衡量抑郁状态的轻重程度及其在治疗中的变化。共有20个条目，按1—4级评分。抑郁指数=各条目累积分与80的比值。指数范围在0.25～1.0之间，指数越高，抑郁程度越重。
3结果与分析
3.1不同性别大学生的体育锻炼量、应对方式、抑郁情绪的差异分析
通过对男女大学生的体育锻炼量、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和抑郁情绪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见表1），结果表明，男女生在体育锻炼量得分方面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P<0.001），表现为男生的运动量明显高于女生，而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和抑郁情绪方面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究其原因，男女大学生在锻炼量上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历史对两性角色定位的不同所产生的。从历史上看，男性比女性运动更多，尽管这种差异在近代已经明显缩小，但在锻炼行为模式上的性别差异仍旧存在。例如，加拿大男性（47%）比女性（41%）更喜欢运动。类似的，美国女性比女性保持惯于久坐的生活方式的人数高出14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从男女的性格特点来看，男性比女性更喜爱参与各种高强度的锻炼或力量训练，而女性通常喜欢选择中小强度的锻炼项目。关于应对方式的性别差异问题目前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例如，叶金辉等人的研究发现，大学特困生中男生和女性在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的性别差异到达显著水平，男生的积极应对得分高于女性，女生的消极应对得分高于男生；郭玉江对840名大学生的调查表明，大学生的应对方式存在性别差异；温岚[等人通过对广州地区在读大学生的调查表明，男女生在消极应对方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左茜颖等人对体育专业大学生的调查却发现，男女大学生在应对方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抑郁的性别差异问题研究结果也模棱两可，大多数研究表明，大学生群体中，女性抑郁情绪发生率显著高于男性。少数研究认为男性大学生比女性大学生更易发生抑郁。而本研究却得出，男女在抑郁情绪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至于产生上述研究结果截然不同的原因可能是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的差异所致。
3.2体育锻炼量、应对方式、与抑郁情绪间的相关分析
对体育锻炼量、积极应对、消极应对、抑郁情绪间关系进行相关分析（见表2），结果表明，体育锻炼量与积极应对存在显著正相关r=0.088（P＜0.05），与抑郁情绪存在显著负相关r=-0.142（P＜0.01）；抑郁情绪与积极应对显著负相关r=-0.400（P＜0.01），与消极应对显著正相关r=0.279（P＜0.01）。根据上述研究结果，进一步考察不同体育锻炼量对积极应对和抑郁情绪的影响效果。根据体育锻炼等级量表将大学生体育锻炼量情况分为三组，即大锻炼量（分值≥43分）、中等锻炼量（分值在20～42分之间）和小锻炼量（分值≤19分），对不同组别大学生的积极应对和抑郁情绪进行考察。分别以积极应对和抑郁情绪为因变量，以不同组别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不同组别在积极应对和抑郁情绪方面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对不同组别的积极应对和抑郁情绪的差异状况进行事后比较，结果发现，中等及以上锻炼量与小运动量存在显著性差异，表现为随着锻炼量的增加，大学生更趋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抑郁情绪水平降低。该研究结果支持了以往的研究结论。即进一步证实中等及以上的锻炼量对应对方式具有积极的意义。适宜的体育锻炼能够有效地改善抑郁情绪，促进锻炼者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降低应激反应，提高锻炼者的心理健康水平。
3.3积极应对方式在体育锻炼与抑郁情绪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本研究的假设是应对方式在体育锻炼量与抑郁情绪之间起中介变量作用。采用BaronandKenny提出的三步中介效应方法检验提出的假设模型。由于在前面的研究中积极应对与体育锻炼量相关显著，而消极应对与体育锻炼量之间相关不显著，因此只考察积极应对在体育锻炼量与抑郁情绪间的中介作用。具体步骤：首先，以体育锻炼量为自变量，积极应对为因变量，考察体育锻炼量对积极应对的预测作用；其次，以积极应对为自变量，抑郁情绪为因变量，考察积极应对对抑郁情绪的预测作用；最后，采用层次回归分析考察在加入积极应对后，体育锻炼量对抑郁情绪的影响。体育锻炼量是积极应对的主要预测源，其β值为0.088（P＜0.05），其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0.8%，说明体育锻炼量对积极应对有一定的预测作用。由以抑郁情绪为因变量的方程2可知，积极应对是抑郁情绪的主要预测源，其β值为0.400（P＜0.001），其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16%，说明积极应对对抑郁情绪具有显著地预测作用。由以抑郁情绪为因变量的方程3结果可以看出，体育锻炼量是抑郁情绪的主要预测源，其β值为-0.152（P＜0.01），其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2.3%；当同时考虑体育锻炼量、积极应对时，积极应对对抑郁情绪具有显著影响，体育锻炼量对抑郁情绪影响显著，但其β值减为-0.110（P＜0.05），其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17.1%，解释量增加了14.8%并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积极应对对抑郁情绪具有中介作用。
3.4消极应对方式的作用分析
在相关分析中，消极应对和体育锻炼量的相关不显著，而与抑郁情绪有显著相关。所以采用多层回归分析考察消极应对方式的作用。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性别、体育锻炼量和积极应对的作用后，消极应对对抑郁情绪仍然具有显著地正向预测作用。图1显示了体育锻炼量、积极应对、消极应对与抑郁情绪的标准化回归系数。结合前面的研究结果，体育锻炼量对抑郁情绪的影响显著，该影响由于积极应对方式的加入而变小。这说明体育锻炼量对抑郁情绪影响既有直接作用，亦有间接作用，其间接作用是通过积极应对实现的。该研究结果说明积极应对在体育锻炼量与抑郁情绪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也进一步证实积极应对是体育锻炼影响抑郁情绪的机制之一。这提示我们，要更好地增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降低抑郁水平，既要强调体育锻炼量，同时也要注意培养大学生的积极应对方式。另外，本研究显示，消极应对对抑郁情绪具有显著地正向预测作用，验证了不同的应对方式在抑郁情绪中起的不同作用。
4结论与建议
4.1男女大学生在体育锻炼量得分方面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表现为男生的运动量明显高于女生，而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和抑郁情绪方面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
4.2体育锻炼量与积极应对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抑郁情绪存在显著负相关；抑郁情绪与积极应对显著负相关，与消极应对显著正相关。
4.3中等及以上锻炼量与小运动量在积极应对和抑郁情绪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表现为随着锻炼量的增加，大学生更趋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抑郁情绪水平降低。
4.4积极应对在体育锻炼量与抑郁情绪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消极应对对抑郁情绪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4.5体育锻炼可以作为一种积极有效的应对资源、应对策略和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应对过程，降低抑郁反应，促进锻炼者的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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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认知方式、空间图形认知能力与创造性思维的关系研究论文
人类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离不开人类的创造力，创造力的本质在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思维在先天遗传，更在后天教育。越来越多的教育学家，心理学家正在致力于创造性的研究与开发。初中生正处于创造性思维发展的黄金时期，他们的空间图形认知能力也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空间图形认知能力恰恰是创造性的重要指标之一。它要求人们在从事创造性活动时，能够从不同角度呈现对象时仍能认出对象;能想象外形运动或想象其各部分之间的转换;对观察者自身与所处空间之间关系进行准确思考。
国内外的研究发现，认知方式与空间图形认知能力存在密切关系。认知方式指个体在心理活动中倾向于依靠外在参照还是内在参照为依据。依靠外在参照就是场依存型，依靠内在参照就是场独立型。Witkin等人发现场依存型和场独立型的人格差异与空间认知能力密切相关。Globerson研究发现认知方式与空间认知能力及其他认知能力均有显著的正相关。最近国内的研究发现认知方式是影响图形推理水平的重要人格标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最近的一项对中学生的认知方式与空间图形认知能力关系的研究发现，不同认知方式的中学生空间认知能力存在差异，场独立型学生空间图形认知能力最强，场中间型学生次之，场依存型学生空间图形认知能力最弱。认知方式是影响创造力的重要因素之一。20世纪80年代至今，国内外心理学家关于场认知方式对创造力的影响给予了较多关注，大都认为场独立性特征在创造力中具有很高的价值，场独立性强是富有创造性个体的人格特点之一。
从上述研究可知，国内外学者更倾向于考察认知方式、空间图形认知能力及创造性思维的两两关系，而很少涉及认知方式、空间图形认知能力与创造性思维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此外，在空间图形认知能力方而，绝大多数研究者普遍选择儿童作为研究对象，而对初中生空间图形认知能力的发展特点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以初中生为研究对象，从认知方式、空间图形认知能力两个维度入手，揭示二者与创造性思维的关系。
1对象与方法
1. 1对象选取宁波一所中学七、八、九3个年级的学生为被试，从每个年级随机抽取两个班。发放310份问卷，有效问卷为283份。被试的分布情况:男134名，女149名;其中七年级90名，男44名，女46名;八年级89名，男43名，女46名;九年级104名，男47名，女57名。
1.2方法
1.2.1团体镶嵌图形测验(GEFT)
采用北师大心理系根据国外有关测验编制的《团体镶嵌图形测验》(GEFT)。测验题目包括3部分，练习部分共9题，正式测验共两部分，分别有10题。统计结果取30%的高分组为场独立组，30%的低分组为场依存组。该测验是以棒框测验为效标，效度为0. 49，达到显著水平。该量表总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
1.2.2空间图形认知能力测验
采用首都师范大学连四清编制的《空间图形认知能力测验》。测验材料包括心理折叠、心理展开和心理旋转3个部分。3项测验合计分数规定为空间图形认知能力总分。得分越高表示空间图形认知能力越强，反之亦然。该测验的分半信度为0. 73。
1.2.3创造性思维测验
采用北京师范大学郑日昌、肖蓓玲编制的《创造性思维测验》。该测验包括创造性思维测验练习和创造性思维测验手册两部分。全套题目从流畅性(Fl ) ,变通性(F2)和独创性(O) 3个方而记分，以上3个分数加起来合成练习总分。该测验未指明信度和效度，但经他人多次使用，证明较为真实可靠圈。
1.2.4施测发放问卷，给予标准指导语。
由于本研究的3个测验都要求被试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因此测验使用秒表作为计时工具。回答完毕后即回收问卷。
1.3统计处理使用SPSS 17. 0软件进行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及回归分析。
2结果
2. 1认知方式、空间图形认知能力、创造性思维的相关分析 见表1。
认知方式与空间图形认知能力、创造性思维及各因子的得分均成显著正相关;空间图形认知能力得分与独创性得分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2. 2认知方式、空间图形认知能力对创造性思维及各因子的回归分析。
分别以认知方式、空间图形认知能力为预测变量，以创造性思维及各因子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见表2。
2. 3空间图形认知能力对认知方式的`回归分析以空间图形认知能力为预测变量，以认知方式为因变量做回归分析可得表3。
结果表示:空间图形认知能力对认知方式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2. 4认知方式在空间图形认知能力和创造性思维的中介效应分析在空间图形认知能力对创造性思维独创性的影响上考虑认知方式的中介作用。
加入认知方式变量后，空间图形认知能力对独创性的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表4显示，加入认知方式变量后，空间图形认知能力对独创性的预测作用由原来的显著预测到预测作用不明显。
根据Baron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标准，说明空间图形认知能力可能通过认知方式的中介作用影响创造性思维中的独创性这一维度。
3讨论
本研究中，认知方式对空间图形认知能力、创造性思维及各因子的得分均有预测作用，表明有场依存性的学生，其空间图形认知能力、创造性思维较强。空间图形认知能力得分与独创性得分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空间图形认知能力从独创性方而可以代表创造性思维，对创造性思维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认知方式是空间图形认知能力对独创性影响的中介变量。也就是说空间图形认知能力是通过认知方式对创造性思维产生作用。这与Witkin的理论一致，他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空间定向和垂直知觉的经典性实验研究时，发现了空间图形认知能力的场依存型和场独立型问题。他认为场独立个体具有较强的认知改组能力。并有研究者发现，有空间认知能力参与的创造性活动大都需要较强的场独立性才能有效完成。由此可见，空间认知能力对创造力作用积极效果需要通过特定的认知方式才能得以彰显。
本研究探讨了认知方式、空间图形认知能力与创造性思维三者的复杂关系，并提出可能的中介作用模型。在理论上加强了初中生创造性思维实证研究的理论构建，深化了对创造性思维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的认识;在实践上，有助于教育者通过对初中生认知方式的引导以及空间图形认知能力的提高，培养初中生的高水平创造性思维及抽象思维，为学生日后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摘要】目的:探讨初三学生考试焦虑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为预防和改善初三学生的考试焦虑提供依据。方法:使用考试焦虑量表(TAS)和父母教养方式量表（EBMU）对渭南市6所中学的536名初三学生进行测试，运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在调查对象中考试焦虑的检出率为58.3%。有无考试焦虑在父母亲情感温暖理解、惩罚严厉、拒绝否认、父亲过干涉、母亲过干涉过保护方面均存在统计学差异；多元回归分析显示考试焦虑与学生的性别、中考信心、母亲拒绝否认、母亲过干涉过保护成正相关。结论:初三学生的考试焦虑与父母教养方式尤其是母亲的教养方式密切相关。
【Abstract】 Purpose: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de Students and Parenting Styles in Test Anxiety, Provides the basis for prevention and improve test anxiety of the grade students. Method: Testing 536 middle school students from 6 middle schools in Weinan City by Test Anxiety Scale (TAS) and the Parenting Style Scale（EBMU）,Statistical analysis using SPSS software. Results: The detection test anxiety was 58.3%. Test anxiety in parents without warmth and understanding, punishment, rejection, his father had interference, the mother had interfered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exist in protection;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est anxiety and students of gender, faith in the examination, the mother refused to deny that protection of the mother had interfered with a positive correlation. Conclusion: Parenting, especially mothers rearing related to test anxiety
【Key words】Grade students；Test Anxiety；Parenting
考试焦虑在学生中是一种常见现象，较高的考试焦虑会对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研究表明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的心理发育、人格形成及心理健康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初三学生正面临中考，承受着较大的压力，与高中生相比其心智还不够成熟，应对压力的调节能力较弱。因此探讨初三学生的考试焦虑及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对于了解初三学生的焦虑状况，指导父母如何对子女进行教育及如何缓解学生的考试焦虑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笔者对536名初三学生进行了调查，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于4月-205月对渭南市初三学生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法抽取6所学校共12个班级536人作为调查对象。共调查学生536名,收回有效答卷521份,有效回收率为97.2%。其中男生229人，女生292人；独生子女187人，非独生子女334人；城市学生189人，农村学生332人；对考试有信心的361人，没有信心的160人。
1.2方法:采用统一调查问卷,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测试。整个测查过程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完成。
1.2.1研究工具
（1） 自行编制的一般情况调查表。（2） Sarason考试焦虑量表（Test Anxiety Scale，TAS），由美国著名临床心理学家Irwin G. Sarason教授于1978年编制完成，是国际上广泛使用的考试焦虑量表之一。中文版的TAS是王才康翻译而成［1］，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适合在我国进行考试焦虑的测试，该量表既可以对个体进行测验，也可以对团体进行测查。（3）父母教养方式问卷(EBMU)，该问卷是1980年由瑞典Umea大学精神医学系Perris等共同编制,用以评价父母教养态度和行为,共11个分量表,包括父亲教养方式6个分量表和母亲教养方式5个分量表。该问卷1993年由岳东梅等翻译修订成中文版,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2］。
1.2.2统计分析方法:采用EpiData建立数据库，SPSS 13.0软件分析所得数据。
2结果
2.1考试焦虑的检出情况及特点:按照TAS的使用要求，总分大于或等于15分就认为明确地感受到了面对考试而产生的不适感，即可认为存在考试焦虑，总分低于15即认为无考试焦虑［3］。结果显示521人考试焦虑人数304人，考试焦虑检出率58.3%。经2检验，考试焦虑的检出率在性别、家庭所在地、对中考的信心三方面存在统计学差异。其中女生考试焦虑的检出率高于男生，城市学生的检出率高于农村学生、对中考没有信心的学生高于对中考有信心的学生。见表1。
表1考试焦虑的检出及对比分析
2.2有无考试焦虑父母教养方式的t检验:以被调查者有无考试焦虑分组，对EMBU各因子得分进行t检验，结果见表2。 2.3各因素与考试焦虑的多元线形回归分析:依次引入人口统计学变量(性别、学校、班级、是否独生、居住地、中考信心、性格类型)、父亲教养方式和母亲教养方式。将选定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考试焦虑分值作为因变量，经多元线性回归（逐步回归法）分析。最后进入方程的变量为中考信心、母亲拒绝否认、性别、母亲过度干涉过度保护，分析结果见表3。
表2有无考试焦虑父母教养方式的t检验
3讨论
3.1考试焦虑的检出情况及特点:此次调查发现，女生考试焦虑的检出率高于男生，一方面可能与男女两性的生理及心理差异有关，心理方面，女生比男生更敏感、细腻，因此在应对压力情境时易产生焦虑情绪。另外学校招生、社会就业等方面的男女差别，使女生对前途与未来的担忧更甚于男生，因此会更重视考试的结果。城市学生考试焦虑检出率高于农村，可能因为城市学生的家长大多对他们寄予的期望更高，管教更严，使得学生的`竞争意识更强，心理压力也就更大，因此更容易产生考试焦虑。对中考没有信心的学生考试焦虑检出率高于有信心的学生，原因在于有自信心的学生，有着积极的自我评价且一般学习成绩较好，因此在面对压力的时候，能够较为理性的评估压力大小及自己的应对能力，进而可以将焦虑调整到适当的水平。而没有自信心的学生一方面有着消极的自我评价且通常学习成绩一般或较差，另一方面对压力也会通过放大镜来认知，因而更容易产生考试焦虑。
3.2考试焦虑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多元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学生性别、中考的信心与考试焦虑成正相关；父母教养方式中母亲过干涉过保护、母亲拒绝否认与考试焦虑成正相关。这与国内研究有相似之处［4］［5］。母亲的教育对子女的影响更主要，可能与中国家庭教育的重担在大多家庭中由母亲承担有关。
研究结果表明,调查学生中有一半左右的学生存在着显著的考试焦虑，且父母不正确的教养方式会加重学生的考试焦虑，因此需要引起学校、教师和家长的关注。对面临毕业的初三学生学校应适当采取一些措施缓解考试前的不良情绪，尤其是女生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而父母方面则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学习正确的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方法，改变传统的不良教育理念，从而更好的教育子女，使子女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参考文献
［1］王才康.考试焦虑量表在大学生中的测试报告［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5（2）:96-97．
［2］岳冬梅,李鸣皋.父母养育方式:EMBU的初步修订及其在神经症患者的应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3,7（3）:97-101．
［3］Newman E．No More Test Anxiety［J］. Los Angels:Learning Shills Publications,,1:14．
［4］侯东辉.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焦虑的影响研究［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16（2）:174-176．
［5］李建芬.中学生焦虑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性研究［J］. 邯郸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 19(3): 192-193
父母惩罚教养方式与初中生学业归因关系的实证论文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韦纳于1972年提出的成败归因理论，“归因就是人们对他人或对自己的某种行为或倾向的原因进行分析、解释的过程”。[1]学龄儿童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矫正自己的学习行为，同时也在逐步形成自己的价值观。而学生的归因方式，是在与其他人不断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根据“多维―多向归因量表（MMCS）”的分类，归因方式可归为两类，人际关系归因与学业成就归因。学生归因方式的建立过程十分重要，是影响其成长的重要因素。归因方式有积极和消极之分，对学生人格的形成也会产生影响。有研究表明，学生的学业成就动机及学业归因与学业表现相关，因此，不可忽视个人品质因素对学业表现的影响。[2]但是外界环境的影响，如父母教养方式是否会影响其个人品质的形成和发展，影响其学业表现？应该说对学生而言，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都和其人格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但是，这两个环境之间是否也会互相影响，从而也综合地影响到学生的人格发展及学习风格呢？就此问题，本文尝试讨论父母教养方式与学生对其学业成败的归因两者之间是否会互相影响，为家庭和学校引导学生形成正面的归因方式提供依据。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被试选自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集团）初一、初二两个年级的部分学生，共200名，有效样本数为151名，其中男生73名，女生78名。被试平均年龄M=12.75岁，标准差SD=0.75。问卷完成情况良好。
（二）研究工具
1.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MBU）的父母惩罚严厉分量表
采用由Perris C编制、岳东梅修订的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抽出其中父母惩罚严厉的分量表作为测量工具，共21个条目。其中父亲惩罚严厉因子的同质性信度为0.83，分半信度是0.76；母亲惩罚严厉因子的同质性信度为0.80，分半信度是0.82。[3]
父母教养方式调查问卷（EMBU）是一个自评量表，让被试通过回忆来评价父母的教养方式。问卷要求被试在正式回答问题前除了仔细阅读指导语外，还需要回答关于被试的人口统计学特征背景资料，如性别、年龄、父母健在情况、父母婚姻现状、父母亲文化程度。经岳冬梅修订后为115个条目，其中父亲教养方式分量表有58个条目，包含的惩罚严厉因子有12个条目；母亲教养方式分量表有57个条目，包含的惩罚严厉因子有9个条目。量表采用四点评分方法，分量表所含条目得分之和即为分量表的总分。[4]
在本实验中，父亲惩罚严厉因子的同质性信度为0.840，分半信度为0.838；母亲惩罚严厉因子的同质性信度为0.812，分半信度为0.849。信度系数都较岳冬梅修订的EMBU中的惩罚严厉维度的信度高，说明本实验数据有效。
2.多维―多向归因量表（MMCS）的学业成就归因分量表
采用由Lefcourt等人编制的“多维―多向归因量表（MMCS）”中的学业成败归因分量表，其α系数在0.58至0.80之间。在本实验中，学业成就归因分量表的同质性信度为0.753，分半信度为0.665。信度系数较高，说明本实验数据有效。
三、结果与分析
（一）初中生父母惩罚教养方式特点分析
图1 父母亲总和分数整体均值发展趋势图
从图1看出，在回忆父母亲采取惩罚严厉的控制行为中，得分都随年龄变化而变化，整体来说，父亲采取的惩罚严厉行为明显比母亲采取的更频繁，且会随着子女年龄的增大而增加频率。
在回忆父母亲采取惩罚严厉的控制行为中，男女生的分数趋势有所不同。男生中回忆到的惩罚严厉行为总是比女生的多，且有随年龄增大而增多的趋势。
（二）初中生学业成就归因方式特点分析
根据“多维―多向归因量表（MMCS）”设置，共有48个条目，学业成就归因分量表有24个条目，成功与失败的结果归因各占一半，四种归因倾向各占三题。其中能力和努力归为内向归因，情境与运气归为外向归因。通过差值比较法，将内外向归因分数相减得到学业成就内外向归因方式程度。即在学业成就归因分量表中，内向归因分数减去外向归因分数，得到“总差分”，可以了解学业成就归因水平。
图2 学业成就归因方式分布图（%）
总差分若是正数，则分值越大，内向性归因越强；若是负数，则绝对值越高，外向性归因越强。根据频数分析，在151名被试中，有11名是属于外向性归因方式，占7.3%；135名是内向性归因，占89.4%；其余5名的归因方式较不明显。由此可看出，在151名被试中，就学业成就的归因方式，采用内向性归因方式的人明显多于采用外向性归因方式的人。
总差分的平均数为11.22分，标准差为8.15，中位数为11分，众数为13分，分值范围在-5分～31分之间。针对于总差分，其男女获得的分数以及不同年龄获得的分数描述统计如下：
表1 总差分的均值比较结果
平均数 频 数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方 差
女生总计 11.74 788.45 0.96 71.39
男生总计 10.66 737.83 0.97 61.37
被试总计 11.22 1518.15 0.66 66.40
在所有被试中，男生总差分的平均数比女生总差分平均数和总体平均数都低1分，女生总差分的平均数与总体平均数差不多，即男生对自己的学业成就，内因性归因方式的程度较低。但男生总差分的离散程度比女生总差分和整体总差分的更集中，说明男生在学业成就内因性归因方式的程度表现的差异性较小。在学业成就归因方式中，女生表现出年龄越大，内归因程度越高，而男生则无明显变化趋势。但总体来说，表现出年龄越大，内归因程度越高。
（三）父母惩罚教养方式与学生学业成就归因方式的关系分析
表2 父母惩罚严厉教养方式得分与学生学业成就归因方式得分的相关系数
父亲总和 母亲总和
总 差 分 -0.289** -0.295**
成功差分 -0.234** -0.287**
失败差分 -0.202* -0.156
父亲总和 1 0.599**
母亲总和 0.599** 1
父母亲惩罚严厉分数的总和分别与总差分、成功差分在0.01显著性水平上呈负相关；父亲惩罚严厉分数的总和与失败差分则在0.05显著性水平上呈负相关。这表明，父母亲在子女成长阶段所采取的惩罚严厉措施频率越高，其子女在学业成就归因上就越容易偏向外向性归因方式，即非归因为自身的努力以及能力水平。
此外，父亲惩罚严厉分数的总和与母亲惩罚严厉分数的总和呈显著正相关。所以说，在家庭中，父母采取的惩罚严厉行为的频率是相互影响的。
四、结论与讨论
（一）初中生父母教养方式的惩罚因素特点
采用的父母教养方式惩罚严厉分量表的.21个条目得分中，所有题目得分的平均数都处于1分至1.5分之间，在18道题中，近85%的被试回忆父母亲惩罚严厉的情况时都选择“从不”。这表明学生已懂得父母的惩罚严厉行为的初衷是帮助自己成长，而不是恶性伤害行为。但在被试的回忆中，母亲当众责骂的情况比父亲要频繁得多。这符合我国传统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情况，所以在管教孩子方面通常由母亲主理，但也有可能是父亲较母亲能控制惩罚严厉的合适时机。因为对于儿童来说，当众被责骂会使其自信心受挫。父亲常在子女心目中或是家庭中都扮演中心威严角色，对家中事务或是子女的行为控制欲较强，所以题目提到的这一情况出现频率较高。
在父母亲总和分数方面，显示出父亲总是较母亲多采取惩罚严厉的行为。但是对于所有父亲来说，惩罚严厉的程度相差较大，而相反大部分母亲的惩罚严厉程度都差不多。这表明，父亲在家中塑造权威角色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偏向使用惩罚严厉措施使子女对自己产生畏惧感，据此建立威严。另外也因性别差异，女性惩罚严厉的程度往往没有男性强烈，所以在初中生的回忆中，可能对父亲的惩罚严厉措施印象较深刻。
此外，父亲总和与母亲总和呈正相关，可以看出，在家庭中，父母采取的惩罚严厉行为频率相互影响。
（二）初中生学业成就归因特点
在学业成就归因方式上，从总差分可以看到，151名被试中，有135名都属于内向性归因，明显比采用外向性归因方式的多。这对学生日后学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大部分学生能清楚认识到自己的学习能力不足等自身原因，通过学业成就不断调整自己。在学业成就的内归因方式程度上，女生普遍表现出年龄越大，内归因程度越高的趋势，而男生则无明显变化趋势。但总体来说，这151名被试都表现出年龄越大，内归因程度越高。
在学业成功归因方式中，女生在对自己学业成就获得成功的内因性归因方式程度较高。在学业成功的内归因方式程度上，151名被试整体表现出年龄越大，内归因程度越高。从成功差分的四个组成分数与成功差分、总差分的相关性检验中可知，成功能力与成功努力、总差分、成功差分呈正相关；成功努力与总差分、成功差分呈正相关；成功情境与成功运气呈正相关；成功情境与总差分、成功差分呈负相关。这表明，对学业成功的归因外向性程度越大，其学业成就归因方式也越偏向内向性归因程度。这对初中生在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阶段有积极意义。初中生能够正确认识自己的成功，同时仍能继续根据自己能力做出调整，而努力获得长期的成功，这是令人感到欣慰的。
（三）初中生父母教养方式的惩罚因素与学业成就归因的关系
从父母惩罚严厉的教养方式与子女学业成就归因方式的相关分析看，前者给后者带来的影响以负面影响为主。父母亲总和分数分别与总差分、成功差分呈极显著负相关；父亲总和与失败差分则呈显著负相关，母亲总和与失败差分也呈负相关，但不显著。这表示，父母亲在子女成长阶段所采取的惩罚严厉措施，会深刻影响其子女在学业成就的归因方式。子女容易对学业成就采取偏向外向性的归因方式，即非归因为自身的努力以及能力水平，无法正确看待自己的能力，更可能影响他们自我同一性的发展。
在惩罚严厉的教养方式上，父亲比母亲对子女造成的影响会更大。这与父亲被赋予的社会角色以及社会责任有关。子女感受到父亲的权威性，其素质发展情况必然会受到父亲的惩罚严厉行为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父亲应给予更多鼓励，树立子女的自信心，教予正确的归因方式。相比较而言，母亲的惩罚严厉行为影响没有父亲深刻，但依然会对子女的学业成就归因方式带来负面影响。
（四）初中生父母惩罚教养方式与学业成就归因的发展趋势分析
在回忆父母亲采取惩罚严厉的控制行为中，男生回忆到的惩罚严厉行为总是比女生的多，且有随年龄增大而增多的趋势；相反，女生回忆到的惩罚严厉行为随年龄增长而减少。这表明，男女生在家庭中受到的教养方式有明显差异，且随着年龄增长，父母会对儿子使用越来越多的惩罚严厉措施，以此来控制并矫正其行为；相反，对女儿则逐渐减少此类教养方式。
随着年级的升高，初中生的学业成就归因方式发生了转变。女生随着年龄增长，其学业归因方式更趋于内向性归因，将学习事件逐渐正确归因于自己的努力、能力等内在因素。这较好地解释了初中学习阶段学习拔尖的学生常以女生居多的现象。需要指出的是，家长和学校应时刻留意男女生在青少年时期发展的异同。随着年龄增长，女生越容易在学业成就归因上偏向内因性，但同时也容易造成自责、自卑等过多负面情绪；相反，对于男生，则需要多引导其内归因，正确认识到自己的努力与能力才是影响学习结果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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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罗红玲.父母教养方式与儿童青少年发展研究综述[J].考试周刊，2007（2）.
★ 医患关系论文
★ 劳动关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