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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锻炼与大学生应对方式抑郁情绪关系研究的论文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调研、心理测量和数理统计等方法，探讨体育锻炼与大学生对方方式、抑郁情绪的关系问题。结果表明:（1)男女大学生在体育锻炼量得分方面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表现为男生的运动量明显高于女生，而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和抑郁情绪方面男女不存在显著差异；（2)体育锻炼与积极应对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抑郁情绪存在显著负相关；抑郁情绪与积极应对显著负相关，与消极应对显著正相关；（3）中等及以上锻炼量与小运动量在积极应对和抑郁情绪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表现为随着锻炼量的增加，大学生更趋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抑郁情绪水平降低；（4）积极应对在体育锻炼与抑郁情绪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消极应对对抑郁情绪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关键词：体育锻炼；应对方式；抑郁情绪；中介作用
1前言
抑郁症是心理障碍中最为常见的一种，通常是由于个体不能正确应付生活应激事件，导致心理失衡造成，表现为情绪低落、沉默寡言、行动迟缓等症状，对身心健康会产生严重影响。已有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在发病期间较多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较少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应对是指个体在应激事件或应激环境中，为了解决因应激事件或应激环境而带来的行为问题，或为了平衡应激事件或应激环境而带来的情绪问题，而采取的种种对付方法或策略活动。国内外关于应对的大量研究也证实，应对是影响身体康复和协调应激以及与应激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是心理应激影响个体生理和心理健康的重要中介变量，对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健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开始探索身体锻炼与应激的关系。研究表明，身体锻炼可以使处于忧虑情景的个体变得放松，注意力得到转移或心境得以改善，身体锻炼为应对应激提供了一种情绪调节或生理对抗，身体锻炼是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国内的多数研究结果也支持了适宜的体育锻炼对应对方式具有积极意义。例如，骆积强对身体锻炼与高中生应对方式的调查、崔冬雪对体育锻炼与女大学生应对方式的研究、刘彬对体育锻炼与老年人应对方式的研究等。但是也有类似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比如刑建辉的研究发现，体育院系大学生在应对应激时更趋向于采用进攻的方式，这种缺乏区分应激源性质的应激应对是一种错误的应对策略。由此可见，上述研究尽管存在一定的分歧，但绝大多数研究还是支持体育锻炼对应对方式具有积极意义，但两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尚未形成共识，二者与心理健康之间的相互影响或作用的路径究竟如何，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本研究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应激角度（心理生物过程）探讨体育锻炼与应对方式、抑郁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大学生抑郁的预防和干预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选取云南省具有代表性的云南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西南林业大学五所大学的本科生1350人，回收有效问卷1223份，有效率为90.59%。其中，男生558人，女生665人。平均年龄在20.84±2.45岁。
2.2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法，问卷包括：⑴《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构成。其中积极应对分量表12个条目，消极应对分量表8个条目。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0.90，重测信度0.89。⑵体育锻炼等级量表。采用《体育锻炼等级量表》PARS-3，由武汉体育学院梁德清修订，该量表从身体锻炼强度、时间和频率三方面考察体育锻炼量。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⑶自评抑郁量表。该量表由WilliamW.K.Zung于1965年编制，用于衡量抑郁状态的轻重程度及其在治疗中的变化。共有20个条目，按1—4级评分。抑郁指数=各条目累积分与80的比值。指数范围在0.25～1.0之间，指数越高，抑郁程度越重。
3结果与分析
3.1不同性别大学生的体育锻炼量、应对方式、抑郁情绪的差异分析
通过对男女大学生的体育锻炼量、积极应对方式、消极应对方式和抑郁情绪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见表1），结果表明，男女生在体育锻炼量得分方面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P<0.001），表现为男生的运动量明显高于女生，而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和抑郁情绪方面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究其原因，男女大学生在锻炼量上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历史对两性角色定位的不同所产生的。从历史上看，男性比女性运动更多，尽管这种差异在近代已经明显缩小，但在锻炼行为模式上的性别差异仍旧存在。例如，加拿大男性（47%）比女性（41%）更喜欢运动。类似的，美国女性比女性保持惯于久坐的生活方式的人数高出14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从男女的性格特点来看，男性比女性更喜爱参与各种高强度的锻炼或力量训练，而女性通常喜欢选择中小强度的锻炼项目。关于应对方式的性别差异问题目前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例如，叶金辉等人的研究发现，大学特困生中男生和女性在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的性别差异到达显著水平，男生的积极应对得分高于女性，女生的消极应对得分高于男生；郭玉江对840名大学生的调查表明，大学生的应对方式存在性别差异；温岚[等人通过对广州地区在读大学生的调查表明，男女生在消极应对方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但是左茜颖等人对体育专业大学生的调查却发现，男女大学生在应对方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抑郁的性别差异问题研究结果也模棱两可，大多数研究表明，大学生群体中，女性抑郁情绪发生率显著高于男性。少数研究认为男性大学生比女性大学生更易发生抑郁。而本研究却得出，男女在抑郁情绪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至于产生上述研究结果截然不同的原因可能是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的差异所致。
3.2体育锻炼量、应对方式、与抑郁情绪间的相关分析
对体育锻炼量、积极应对、消极应对、抑郁情绪间关系进行相关分析（见表2），结果表明，体育锻炼量与积极应对存在显著正相关r=0.088（P＜0.05），与抑郁情绪存在显著负相关r=-0.142（P＜0.01）；抑郁情绪与积极应对显著负相关r=-0.400（P＜0.01），与消极应对显著正相关r=0.279（P＜0.01）。根据上述研究结果，进一步考察不同体育锻炼量对积极应对和抑郁情绪的影响效果。根据体育锻炼等级量表将大学生体育锻炼量情况分为三组，即大锻炼量（分值≥43分）、中等锻炼量（分值在20～42分之间）和小锻炼量（分值≤19分），对不同组别大学生的积极应对和抑郁情绪进行考察。分别以积极应对和抑郁情绪为因变量，以不同组别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不同组别在积极应对和抑郁情绪方面存在非常显著性差异（P＜0.01）。对不同组别的积极应对和抑郁情绪的差异状况进行事后比较，结果发现，中等及以上锻炼量与小运动量存在显著性差异，表现为随着锻炼量的增加，大学生更趋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抑郁情绪水平降低。该研究结果支持了以往的研究结论。即进一步证实中等及以上的锻炼量对应对方式具有积极的意义。适宜的体育锻炼能够有效地改善抑郁情绪，促进锻炼者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降低应激反应，提高锻炼者的心理健康水平。
3.3积极应对方式在体育锻炼与抑郁情绪间的中介作用分析
本研究的假设是应对方式在体育锻炼量与抑郁情绪之间起中介变量作用。采用BaronandKenny提出的三步中介效应方法检验提出的假设模型。由于在前面的研究中积极应对与体育锻炼量相关显著，而消极应对与体育锻炼量之间相关不显著，因此只考察积极应对在体育锻炼量与抑郁情绪间的中介作用。具体步骤：首先，以体育锻炼量为自变量，积极应对为因变量，考察体育锻炼量对积极应对的预测作用；其次，以积极应对为自变量，抑郁情绪为因变量，考察积极应对对抑郁情绪的预测作用；最后，采用层次回归分析考察在加入积极应对后，体育锻炼量对抑郁情绪的影响。体育锻炼量是积极应对的主要预测源，其β值为0.088（P＜0.05），其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0.8%，说明体育锻炼量对积极应对有一定的预测作用。由以抑郁情绪为因变量的方程2可知，积极应对是抑郁情绪的主要预测源，其β值为0.400（P＜0.001），其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16%，说明积极应对对抑郁情绪具有显著地预测作用。由以抑郁情绪为因变量的方程3结果可以看出，体育锻炼量是抑郁情绪的主要预测源，其β值为-0.152（P＜0.01），其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2.3%；当同时考虑体育锻炼量、积极应对时，积极应对对抑郁情绪具有显著影响，体育锻炼量对抑郁情绪影响显著，但其β值减为-0.110（P＜0.05），其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17.1%，解释量增加了14.8%并达到显著性水平，说明积极应对对抑郁情绪具有中介作用。
3.4消极应对方式的作用分析
在相关分析中，消极应对和体育锻炼量的相关不显著，而与抑郁情绪有显著相关。所以采用多层回归分析考察消极应对方式的作用。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性别、体育锻炼量和积极应对的作用后，消极应对对抑郁情绪仍然具有显著地正向预测作用。图1显示了体育锻炼量、积极应对、消极应对与抑郁情绪的标准化回归系数。结合前面的研究结果，体育锻炼量对抑郁情绪的影响显著，该影响由于积极应对方式的加入而变小。这说明体育锻炼量对抑郁情绪影响既有直接作用，亦有间接作用，其间接作用是通过积极应对实现的。该研究结果说明积极应对在体育锻炼量与抑郁情绪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也进一步证实积极应对是体育锻炼影响抑郁情绪的机制之一。这提示我们，要更好地增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降低抑郁水平，既要强调体育锻炼量，同时也要注意培养大学生的积极应对方式。另外，本研究显示，消极应对对抑郁情绪具有显著地正向预测作用，验证了不同的应对方式在抑郁情绪中起的不同作用。
4结论与建议
4.1男女大学生在体育锻炼量得分方面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表现为男生的运动量明显高于女生，而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和抑郁情绪方面得分不存在显著差异。
4.2体育锻炼量与积极应对存在显著正相关，与抑郁情绪存在显著负相关；抑郁情绪与积极应对显著负相关，与消极应对显著正相关。
4.3中等及以上锻炼量与小运动量在积极应对和抑郁情绪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表现为随着锻炼量的增加，大学生更趋向于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抑郁情绪水平降低。
4.4积极应对在体育锻炼量与抑郁情绪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消极应对对抑郁情绪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4.5体育锻炼可以作为一种积极有效的应对资源、应对策略和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应对过程，降低抑郁反应，促进锻炼者的身心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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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崔冬雪，刘希佳.高师女大学生身体锻炼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抑郁倾向的相关研究[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05,19(4):66-68.
[5]刘彬，王小垒.浅析体育锻炼对老年人应对方式的影响[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08,16（3）：125-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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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新生抑郁情绪与心理控制源、自信的关系研究论文
【摘要】目的研究目前高职院校新生抑郁情绪的状况及其与心理控制源、自信的关系。方法选取某高职院校自愿参加研究的一年级学生，以合格研究对象596人，其中，男生159人，女生440人为被试。采用抑郁自评量表(SDS)、心理控制源量表（ANSIE）和个人评价问卷(PEI)。结果高职新生抑郁水平总的异常率为29.5%；抑郁与内外心理控制源呈正相关，与自信水平呈负相关；不同自信水平分组和心理控制源分组的抑郁水平差异有显著性（P<0.05）；心理控制源、自信水平影响个体的抑郁水平。结论心理控制源、自信水平是影响个体的抑郁情绪的重要因素，其中，高外控、低自信更容易诱发抑郁情绪。
【关键词】高职院校新生抑郁心理控制源自信水平
抑郁是一种心境异常低落、不愉快的负性情绪状态，个体长期处于抑郁状态，会导致心理障碍的发生[1]，有资料表明，抑郁已成为影响大学生身心健康和学习的最重要的心理障碍之一[2]。高职新生是大学生的一个相对特殊的群体，社会的不理解、学业不理想、就业压力大等诸多影响使得他们的情绪长期处于相对消极的状态，其中，抑郁情绪已经成为影响其心理健康的普遍因素之一，然而目前关于高职新生抑郁状况的研究仍然较为少见。本研究就高职新生的抑郁情绪现状和心理控制源、自信水平状况做出调查，旨在了解高职院校新生的抑郁情绪现状及其与心理控制源、自信的关系，进而为高职院校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提出一些的建议和参考。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选取某高职院校自愿参加研究的一年级学生，合格对象596人，其中，男生159人，女生440人。
1.2测试方法
1.2.1问卷调查：成人Nowicki-Strickland内―外控制量表(ANSIE)，主要反映个体的控制感倾向，得分越低，越倾向内控，得分越高，越倾向外控；自信水平问卷(PEI)，Shrauger(1990)编制，测验内容为自信程度。该量表由54个条目组成，包括6个维度目，从6个方面考察被试者的自信水平，采用1～4分的4评分，总分值越大表示自信程度越高；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DepressionScale，SDS):由WilliamW.K.Zung于1965年编制.为自评量表，20条目组成，按1-4级评分。评定抑郁程度用抑郁严重度指数，抑郁严重度指数＝各题目得分之和/80(最高分)，指数范围0.25-1.0。抑郁程度的划定：小于0.5分为无抑郁症状，0.5-0.59分为轻度抑郁，0.6-0.69分为中至重度抑郁，大于0.7分为重度抑郁。
1.2.2统计方法：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一般性描述统计、相关分析、非参数检验、多元逐步回归统计分析。
2结果
2.1抑郁量表评估结果及分析
在参与调查的596名大学生中，抑郁水平为正常的学生占70.5%，抑郁水平总的异常率29.5%，重度抑郁的学生为2.5%。高职院校新生抑郁水平评分指数的均值为0.45±0.14，总体属于无抑郁和轻度抑郁状态。
2.2抑郁情绪与内外心理控制源、自信水平的简相关分析
对抑郁评分指标与内外心理控制源得分及自信水平的简单相关分析显示：抑郁与内外心理控制源和自信水平均存在显著相关（P＜0.01），其中，抑郁与内外心理控制源呈正相关，与自信水平呈负相关。
2.3不同自信水平、心理控制源分组对抑郁评分水平的影响
为了更好地了解心理控制源、自信水平对个体抑郁水平的影响，本研究分别根据被试心理控制源量表和个人评价问卷总分分布的两边各取27%的分组方法将被试分成心理控制源的外控组和内控组以及个人评价问卷的高分组和低分组，对不同分组的抑郁水平差异性检验结果显示：心理控制源和自信水平均与抑郁关系密切。就心理控制源而言，外控组抑郁水平要高于内控组，差异在=0.01水平上达到显著水平；而自信水平的高分组抑郁水平低于自信水平低分组，且差异在=0.01水平上达到显著性。
2.4影响抑郁评分的多元逐步回归
以抑郁评分为因变量，内外心理控制源、自信水平为自变量进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入选水准为0.15，剔除水准为0.20，逐步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内外心理控制源、自信水平均进入回归方程，内外心理控制源对抑郁评分为正性影响，自信水平得分对抑郁评分为负性影响。
3讨论
3.1对抑郁量表评估结果的
抑郁是大学生活中较为普遍而又严重的心理问题之一，高职生比大学生面临着更多的挑战和考验，有文献指出，抑郁已成为高职新生心理问题最为严重的方面[3]。在于千等人的报道中显示，高职新生抑郁检出率为32.9%。本次研究用SDS量表测评得，抑郁检出率为29.5%，其中轻度、中度、重度抑郁分别占19.8%、7.2%、2.5%，该结果与国内其他同类研究的检出率基本接近。
3.2抑郁情绪与心理控制源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心理控制源与抑郁评分指标显著正相关，内控组和外控组的抑郁在=0.01水平上差异有显著性，外控组的抑郁水平高于内控组的抑郁水平，且心理控制源能解释抑郁评分的11%的变异量，内外心理控制源对抑郁评分为负性影响，这说明了内外心理控制源与抑郁评分的关系密切。这可能是因为心理控制源外控者比内控者更倾向于认为事情的结局不由个人控制，在面对外界刺激时更易产生消极的'预期，因而处理问题时较为消极和被动[4]，从而难于应付紧张的生活环境、巨大的学习压力和应激性事件等[5]，更易产生无望和无助，进而引发抑郁情绪。
3.3抑郁情绪与自信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显示，自信水平与抑郁评分指标显著负相关，不同自信水平分组的抑郁水平差异有显著性，且自信能解释抑郁评分的10%的变异量，自信对抑郁评分为负性影响。这可能是因为高自信的人比低自信者更会为自己设定更高的目标，并更多地为实现该目标付出不懈的努力。此外，在完成指向目标的行为中，自信的高低还会影响人们的情绪反应[6]。高自信人，持续追求高目标常与积极的情绪反应相联系，而无自信及对目标的放弃则常导致沮丧、自责、自卑[6]、抑郁等消极情绪。
综上所述，高职新生的抑郁情绪受其心理控制源倾向和自信水平的影响。本研究结果也说明了心理控制源、自信会影响个体的抑郁情绪，对抑郁情绪具有较好的预测力，由此提示我们在高职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中，通过调整高职生的心理控制源，增强其自信水平，不仅可以改善或减少学生的抑郁情绪，而且对于高职新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开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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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钟慧，李鸣.心理控制源与抑郁[J].心理科学，，27(1)：17l-174.
大学生归因方式与心理健康关系研究的综论文
摘要: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而大学生的归因方式与其心理健康存在很大的关系。文章对近十年国内外关于对大学生归因方式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综述，同时，提出为了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而对大学生进行归因训练的必要性。
关键词:大学生归因方式心理健康
一、引言
归因方式，也称“归因风格”或“解释方式”，是指个体对事件发生的原因习惯上倾向于作怎样的解释，具有个性的特点，通过个体对多个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判断来评定。归因研究领域的专家(Arkin,1979;Weiner1985)认为，个体对客观事物的归因认知评价与个体对未来目标的期望、某种情感体验的产生是紧密相连的。在成就范围内，当人们把成功结果归因于自身内部原因时，会体验到自豪、自信等情感，从而提高自我价值感；相反的，当把失败结果归因于内部原因时，则会体验到悲伤、挫折等消极情感。因此，为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而进行归因训练就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希望通过对大学生的归因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的综合来探讨两者之间的具体关系。这样，为更好地提高学校更好地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的水平提供参考。
二、大学生归因与心理健康的概述
关于归因方式的纬度，虽然心理学家们有不同的看法(B.Weiner.1978；孙煌明、雨田2001)，认为包括不同的维度，但一般认为归因方式有内在――外在、稳定――不稳定、可控――不可控三个个维度，后来增加了整体―局部这个纬度。对于这三个维度，韦纳提出每一种维度都联系着一批独特的情绪、情感。
大学生是我国的高级知识人才，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他们的心理健康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发现，大学生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其对自我及客观事物没有进行正确的归因，于是难以正确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最终导致产生心理障碍。因此，从根本上排除发生心理健康问题的可能，提高大学生应对问题的能力，对大学生进行归因指导是非常重要的。
三、国外有关研究的回顾
国外的早期研究就有许多涉及归因方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方面，如Peterson等指出，由于低自尊和抑郁高度相关，与一般人相比，情绪低落或抑郁的人倾向于将消极事件的结果归于内在的、个人的和必然的原因，而将积极事件归于外在的、特殊的原因。Cohen报告说，严重抑郁者不会有公正的归因，而更多地表现出自我批评的归因。
TracyR.G.Gladstone等人对成年人性别差异、归因方式和抑郁之间关系的研究证明：采用消极的归因方式的人更有可能出现抑郁症状。日本研究者ShinjiSakamoto和MasahikoKambara（）对日本研究生所做调查发现，不管是面对正性事件还是负性事件时，采用消极的归因方式进行归因的人更容易感到压抑。JohnM.Chamberlain（2004）等人对归因方式的特点和评价的研究中表明，采用消极的归因方式的人更容易出现无助感从而导致抑郁。SuanG.Assonline（）等人对天才学生的归因方式的研究显示，天才学生更倾向于把失败归于学习努力不够（积极地归因方式）而不是不够聪明。这样的归因方式也会带到生活中的其它方面，从而获得健康的身心。
从国外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采取消极的归因方式的人更容易患上抑郁症，从而影响学习和生活。但是，也有研究从正面证实了那些积极归因方式的人能够更好的处理学业和生活中的事情，具有较为健康的心理。
四、国内有关研究的回顾
施承孙、钱铭怡(1998)研究了易羞耻者的归因方式与应对风格，发现易羞耻者和不易羞耻者仅在可控性中等的正性事件上易羞耻者倾向于作他人的归因。而在对负性事件的归因上，易羞耻者更倾向于认为坏事件的原因有较强的自身性、持久性、整体性。李占江、邱炳武、王极盛(2001)研究了青少年归因方式与心理健康水平的关系，发现青少年的归因方式包括内在性、稳定性、整体性三个维度，对负性事件做出稳定和整体归因的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水平低，而内在性维度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作用不大。张学军（）的研究得出的结论认为大学生在对负性事件归因的内在外在性维度、整体局部性维度和可控不可控维度上得分越高。李成齐（2004）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大学生倾向于把负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内在的、整体的和持久的，而把正性事件发生的原因归结为外在的、局部的和暂时的，那么他的`心理健康水平较低；反之则相反。郑金香、吴真、吉峰（）的研究表明：女大学生的社交热虑偏高，心理健康状况偏差对成功的归因多于对失败归因。对人际交往失败的归因仅影响心理不健康组的社交热虑，对学业失败的归因对心理不健康组和心理健康组的社交热虑都有显著影响。从国内的研究来看，绝大多数的研究结论都得出了消极的归因方式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是不利的。
五、小结与建议
通过对大学生归因方式特点的研究，可以看出大学生总体基本上还是以比较科学、合理的方式来进行归因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某些群体在某些情境的归因过程中做出了有可能损害自身身心健康的归因，如把负性事件的发生归因为内在的、可控的原因(如自己的努力)。此外，通过上述相关研究也发现，个体的归因方式将影响其心理健康水平、创造力水平及未来成就能力。因此，对大学生进行归因的指导是很有必要的，而且要常抓不懈。
对大学生进行归因训练，可以从大学生的特征出发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方面：
1.充分掌握背景信息，重新做出科学归因。由于个体的生活范围、认识能力或主观意识等方面的缘故，个体往往会在拥有有限信息的情况下做出一个归因，导致各种误会的发生。要改变这种归因方式，最主要的就是在归因以前充分搜集相关信息，科学分析相互关系，最后做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归因。
2.灵活调整归因策略，适时做出有益归因。原因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更改的，而人们对它的知觉却是主观多变、可以更改的。有时候，个体对事件原因的无偏归因反而会对其身心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那么，不妨调整归因的策略，用不太符合实际情况的但却对自己有益的归因来代替它。罗斯等人(Rosset.al,1969)的研究表明，让人们将消极的经验归因于某种情绪上中性的因素，有助于提高他们随后在类似情境中应付有关恶性刺激的能力。
3.改善不良归因方式，养成良好归因习惯。首先，个体的归因方式是历经无数次对成功和失败进行归因后才得以形成的，它将会对人们的情绪、动机和行为产生深远、持久的影响。其次，在遭受失败时要全面地采用那些以前很少用过的方式来考虑造成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导致失败的外部因素上，不要轻率地、习惯性地做出“都是自己惹的祸”之类的反应。最后，因为一个人归因习惯的改变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个体要时时警惕、处处留心，通过一点一滴的改变来纠正以前不良的归因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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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心理健康与应对方式之研究论述论文
中学为学生身心发展的黄金时段，学校应该积极的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提升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从而使其有效的处理生活、学习以及交际活动中的多样化问题。在困难与挫折面前，个体应用的认知方法与行为方式是检测中学生适应能力高低的有效指标。本文以中学生心理健康与应对方式为论点，辨识出有效型应对方式，最大限度的提升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
一、应对方式的研究
（一）理论模型
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应对理论研究为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Lazarus与Folkman共同提出的场合模式（contextual model），其是现阶段众多研究者善于应用的一个概念模式[1]。该模式最大的特征体，把应对看作个体用来解决多样化问题的系列性、带有变动特征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Lazarus与Folkman提出了以下两个论点：一是应对行为的产出过程体现出繁杂性特征，应对方法的有效性大多数与个体能否对情势改变的正确评估环节上，问题指向影响应对方式的产出效率，否则个体将会在主观情绪的影响下应付各种难题与困局；二是多样化应对方式在不同的场景中应用价值上体现的差异性，一个应对方式在某一场景中体现出巨大的应用价值，但是在其他条件下可能是一无是处的，若个体对其盲目应用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二）影响因素
1。性别与应对方式
应对方式是否在性别上存在差异性，关于这一问题黄希庭等人经过大量的研究与分析工作发现，面对来自生活与学习上的压力，中学生应用宣泄、幻想与忍受三种应对方式在性别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性。与男生相比较，女生在应用宣泄与忍受这两种应对方式次数更多；与女生相比较，男生喜欢以幻想的模式去应对与排解来自生活与学习上的压力。其他类似研究结论也与上述结果体现出相似性特征。此外，还有部分研究证实个体在初中时期，女生更善于应用和情绪相关的或消极的应对方式，参与上述研究工作的`人员还发现，从对保护心理健康的功能层面上解析，男女生在主动式、积极型应对压力上体现的差异并不明显，换句话说男女选用的应对方式的功能上没有明显的差别。
造成男女生应对方式存在差异性的原因是多样化，普遍认为的是人格差异，多数人主观的认为，从始至今女性成功范例较少，这也是其应对困局主动性差、积极性低的外在原因，此时其自信心不足，也没有控制欲望；从某种角度上分析，应对方式的确定与情景因素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女性生活情景被允许主动应对情况较少；社会期望多数指向男性，这也是男性产生主动式应对模式的驱动力。
2。年级与应对方式
个体的惯性思维是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熟，应用的应对方式将会愈发完善化、实用价值更大[2]。肖计划等人的研究证实，个体伴随年龄的增长，成熟型、有效型应对方式的使用量处于不断增加的态势中。而就我国的教育实际情况而言，高中阶段面临的压力比初中阶段面临的压力大得多，学业负担更重，竞争更激烈。不成熟的应对方式对暂时缓解压力比较有效，使用就比较多。所以，高中生更迫切地需要关怀。
二、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影响的研究
应对方式的选择与个体心理健康水平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3]。问题处理是一种主动型积极的应对方式，其在维护与强化心理健康水平方面体现出一定的应用价值。而寻求帮助和逃避应对方式均为中间型应对方式，其有助于缓解中学生的心理压力，在特殊情况下逃避也是一种上策；宣泄、忍受以及幻想为被动式应对方式，其对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经过进一步验证，发现在问题处理维度上，心理健康的中学生与轻、中度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得分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在求助维度、逃避维度上，中度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两项得分显著大于轻度心理健康问题及心理健康的学生；在宣泄、幻想以及忍受维度上，不同心理健康水平学生的得分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具体体现在中度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得分最高，心理健康的学生最低，轻度心理健康问题的学生处于中间层次。
三、对中学生应对方式的思考
（一）对研究的思考
对中学生应对方式的研究刚刚起步，还有诸多缺陷尚未弥补，具体在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一是分类标准缺乏统一性，各类分类方法出发点存在差异性，最终使混乱局面频出；二是应对方式测量工具一致性缺乏，截至今日我国尚未出现与SCL—90量表类似的、信度与效度均优良、被公认的测量工具。
通过本次研究，证实中学生在面对困难之时通常采用的应随方式具有一定的规律可寻，问题处理占首位，其次为忍受、逃避、宣泄、幻想与寻求帮助[3]。上述结论与黄希庭研究成果相一致，代表着中学生伴随年龄的增长与生活阅历的丰满，认知水平愈发完善，善于应用理智的方法解析与处理问题。
（二）对进行应对方式辅导的思考
抑郁情绪与焦躁情绪在青少年群体中是极为普遍的，尤其是在中国应试体制长期作用下，初中生群体的升学压力以及来自社会环境的竞争压力长期得不到缓解。那么，在这样的情景中，中学生能管控与调整的只有自我的应对方式。
四、结束语
在中学时期，学生的各项能力塑造的潜力是极大的，这也是其应对方式发展与强化的重要时段，问题处理这一应对方式的高频率应用，证明中学生已经具备一定抗压能力这一结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者应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工作，引导学生正确选择应对方式，应对多样化情景，最终维护自身心理健康。
参考文献：
[1]易娟，宋丽娟，冯淑丹。汶川县中学生震后心理健康与应对方式的关系[J]。中国学校卫生，，02：225—227。
[2]吴瑞，李建桥，刘琴，王宏。留守中学生生活事件与应对方式对心理健康的影响[J]。卫生研究，2014，04：586—590。
[3]张军勐，晏丽娟，苏雪飞。高职院校学生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03：461—465。
浅析心理弹性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间的关系论文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显得日益突出。 年富士康科技集团连续发生员工跳楼事件，该事件的受害者主要是产线员工( 即流水线员工) ，而目前的产线员工大多数为 90 后。他们的工作方式大多为生产流水线，是一种典型的单调静力作业，它的特征是体能消耗不大，工作单调、枯燥，容易产生隔离感、疲劳感。他们大多刚踏入社会，年龄小且文化程度低，在进入社会时他们心智不成熟，生活、社会经验不足，心理也比较脆弱，对各种压力的调节能力都不够，很容易出现心理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与他们的心理素质、应对方式和心理状况有关。
目前，国内外研究表明，心理健康与多种因素有关，心理弹性、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间存在关联，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应对方式在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间能起到某种作用，但这些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学生人群。本文针对制造企业产线员工，探讨心理健康、心理弹性和应对方式间的关系，以期为企业解决员工的心理问题，建立心理健康干预措施和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提供依据。本文采用 3 个国内外通用的量表 Connor-Davidson 心理弹性量表中文版 ( Chinese Conne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 )和 一 般 健 康 问 卷 ( genera healthquestionnaire 20，GHQ-20)分别测量产线员工的心理弹性、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状况。明确不同性别和年龄间的差异; 分析心理弹性、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间的相关关系; 并且进一步探讨应对方式在心理弹性和心理健康间所起的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年 7 - 9 月选取深圳市 3 家制造企业新招( 即入职一周) 之 1990 年之后出生的产线员工为研究对象。在征得研究对象同意后，以入职日期为单位进行整群抽样。由 3 名公共卫生专业学生负责指导和回收问卷。共发放问卷 800 份，剔除无效问卷，最终得到 753 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94. 13% 。其中男性 530 人，女性 223 人; 独生子女 256 人，非独生子女 497 人; 年龄为( 21. 01 ±1. 96) 岁。
1. 2 研究工具
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问卷和公开发表的心理弹性 CD-RISC、简易应对方式 SCSQ 以及心理健康 GHQ-20 三个通用量表。
1. 2. 1 Connor-Davidson 心理弹性量表中文版CD-RISC 采用 Likert 5 级评分: 1 ( 从不) 到 5 ( 总是) 。量表包含 3 个维度: 坚韧、自强和乐观。得分越高，心理弹性越好。该量表的克朗巴哈 α 系数为 0. 84。
1. 2. 2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SCSQ 包含 20 个条目，由积极应对( 12 项) 和消极应对( 8 项) 两个维度组成。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分量表的克朗巴哈α 系数分别为 0. 51、0. 56。
1. 2. 3 一般健康问卷 GHQ-20 是在 GHQ-30 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该量表是由 20 个条目，3 个维度: 自我肯定( 9 项) 、忧郁( 6 项) 、焦虑( 5 项) 组成，其中忧郁和焦虑采用反向计分的方法。得分越高心理健康水平越好。该量表的克朗巴哈 α系数为 0. 84。
1. 3 质量控制
首先，对问卷的.内容进行初审和复审; 其次，在调查前，对本专业的 3 名学生进行包括问卷内容、问卷技巧和工作态度的培训; 正式调查前先进行预调查; 正式调查后进行审查，对漏做、错做进行重新调查。
1. 4 研究方法
采用 SPSS 17. 0 对数据进行录入、统计、分析。在性别、是否独生子女方面，采用独立样本的t 检验来分析心理弹性、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得分间的差异; 在年龄、学历、月收入、工作年限方面，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来探讨心理弹性、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得分间的差异; 采用 SNK-q 分析两两间的差异; 在探讨心理弹性、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相关关系时用 Pearson 相关系数; 应用结构方程模型软件 Amos 17. 0 进行路径分析，检验水准为α = 0. 05。为了检验应对方式是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 Amos 17. 0，构建以自我肯定、忧郁和焦虑作为因变量，心理弹性为自变量，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为中介变量的关系模型。结合文献，方程拟合优度的判断标准为:GFI、AGFI、NFI、RFI、TLI、CFI 的值均应大于 0. 9;RMSEA 与 SRMR 的值均小于 0. 05。
2 结果
2. 1 心理弹性、心理健康和应对方式的差异分析
在不同性别方面，心理健康和积极应对得分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且男性的心理健康和积极应对得分大于女生，而心理弹性和消极应对差别则无统计学意义; 在学历方面，心理弹性、心理健康和积极应对得分间存在差异( P<0. 05) ，在进行多重比较时，采用 SNK-q分析发现，都是初中及以下学历与高中( 含中专、技校) 学历间有差别，其他学历间无差别; 在是否独生子女、年龄、月收入、工作年限方面，心理弹性、心理健康、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得分间的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
2. 2 心理弹性、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量表各因子间的关系
从总体上来看心理弹性、应对方式和心理健康间都存在线性相关关系。具体来看，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总分及各维度存在正相关关系( P < 0. 01) ; 心理弹性和心理健康总分及各维度均与积极应对存在正相关关系 ( P<0. 01) ; 心理弹性和心理健康总分及各维度均与消极应对存在负相关关系( P <0. 01) 。
2. 3 心理弹性、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路径分析
采用 SPSS 17. 0 分析，发现数据符合多元正态分布，并且数据的 KMO( Kaiser-Meyer-Olkin) 检验系数为 0. 89，表明数据适合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采用最大似然法( maximum likelihood) 进行估计，修正指数( modification indices) 进行修改，最后获得的模型见图 1。经结构方程分析，本模型的 x2/ f 为 1. 218，P = 0. 249; GFI、AGFI、NFI、RFI、TLI、CFI 的值分别为 0. 994、0. 985、0. 995、0. 991、0. 998 和 0. 999;RMSEA 与 SRMR 的值分别为 0. 017 和 0. 012。从模型提供的各项拟合指标可以看出，所得路径模型较好地拟合了数据。由图 1 可见，除积极应对与忧郁、消极应对与忧郁和焦虑的路径系数不显著之外，其他的路径系数均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经分析发现: 首先，心理弹性对自我肯定、忧郁和焦虑有直接的影响，其次，心理弹性对自我肯定、忧郁和焦虑也有间接的影响。对自我肯定的影响: ①心理弹性→自我肯定( β = 0. 67) ; ②心理弹性→积极应对→自我肯定( β = 0. 77 × 0. 15 = 0. 12) ; ③心理弹性→消极应对→自我肯定( β = 0. 045) 。总的影响因子为 β = 0. 67 + 0. 12 + 0. 05 = 0. 835。对忧郁的影响: ①心理弹性→忧郁( β = 0. 82) 。总的影响因子为 β = 0. 82。对焦虑的影响为: ①心理弹性→焦虑( β = 0. 64) ; ②心理弹性→积极应对→焦虑( β =0. 77 ×0. 11 = 0. 08) 。总的影响因子为β = 0. 72。这说明心理弹性既可以直接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又可以间接通过应对方式产生影响，即应对方式是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的中介变量。
3 讨论
JOFF 等指出，应对是个体对现实环境变化产生的有意识、有目的和灵活的调节行为。本研究显示，不同性别积极应对的得分间存在差异( t =2. 524，P = 0. 012) ，且男性的积极应对得分大于女性，说明男性在遇到事情时与女性相比更多采用积极的应对措施，这与郭双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研究对象不同，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产线员工，不同于以上学者所研究的大学生群体，产线基层员工因受教育程度低，常常从事最基本重复性、机械性手工劳动，而且毫无技术含量，加上基层管理的粗暴，工作时间长，内容单调，有时连工资、生活、医疗等都得不到保障等因素影响，会使他们感觉待遇差，工作压力大，成长空间小，前途渺茫等。而大学生的生活环境则比较安逸，压力小，且学历高，在社会中能够找到一份满意工作，工作机会、待遇、发展平台相对来说都会好很多，学历、工作、生活等因素的差异导致了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提示企业及政府在以后的工作中应该把改善产线员工的生活、工作环境作为重点。心理健康得分显示男性与女性间存在差异( t =2. 504，P = 0. 013) ，且男性的得分高于女性，说明男性的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女性，这与陈四兰[10]和唐丹等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这可能与产线员工的生活环境有关。首先，女性面对的生活压力和生存压力远大于男性; 其次，在就业过程中，女性往往会受到性别歧视，与男性相比她们更容易受到伤害，这也造成了其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 还有就是心理健康状态与面对困难时的心态有关，如上所言，男性在面对困难和挫折时，与女性相比更多的是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提示应该重视女性的心理健康问题，可以从给予女性更多的关心与关爱方面着手。
通过 Amos 17. 0 路径分析可以看出，心理弹性可以直接影响心理健康; 而在加入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后，心理弹性对自我肯定、忧郁和焦虑的影响依然是显著的，说明心理弹性又可以通过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间接地影响心理健康，即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是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的中介变量。这与李玲、傅亚强等的研究结果一致。心理弹性水平较高的产线员工对生活热情、乐观，他们善于用积极的态度和乐观的思考方式来看待所面对的问题，善于用积极的态度来处理问题。因此，这类产线员工在面对困难和逆境时，常常能冷静地思考事情发生的真正原因，积极地发现事情对自身有利的一面，坦然地接受事情不利的一面，充分利用自己的能力和各种人际资源，采用积极的情绪去解决问题。综上所述，本文揭示了心理弹性与心理健康的内在机制，为企业开展产线员工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依据。但仅仅通过采用心理弹性和积极应对两种方式并不能完全解决产线员工的心理健康问题，应进一步探讨影响产线员工心理健康水平的因素，为提高产线员工的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依据。
温州高校大学生压力源及应对方式的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的要求日益全面化，当代大学生承受着过重的压力。而由于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地区差异，各地区的在校大学生压力来源及应对方式会有所差异。本研究通过对温州地区高校在校生的压力源、应对方式及其与相关因素的研究，探讨了温州高校大学生压力源及应对方式上的特点。
关键词：大学生；压力源；应对
压力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是指人们在环境中受到各种刺激因素的影响而产生的心理和心理上的异常反应。研究表明过强且长期的压力会使人储备的能量消耗殆尽而产生衰竭，从而引起各种疾病甚至使人死亡。因此，在不断总结大学生压力源的同时，探究相应有效的压力应对方式便是理所当然的任务。东西方学者都已在各自的研究中提出了各种应对方式及其差异。对于大学生压力来源，国外的研究结果一般认为主要来自于学习，社会和情绪方面，或来自于学习和个人方面。我国大学生具有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文化背景和校园生活。针对温州地区的大学生群体进行压力源及应对方式进行探究，找到温州地区大学生压力源及其应对方式的特殊性，不同学校以及不同专业学生所面临压力的区别，这对温州市在校大学生的心理问题进行针对性的预防以及治疗是十分必要的。
一、研究对象
抽取温州3所高校(温州大学，温州医学院和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的530名在校大学生，文理科均有。分布在4个年级。(医学院的03和级学生都归为毕业年级)。本次研究共发放问卷700份，回收有效问卷为496，有效回收率为70.9％。其中属于医学专业的有210人，占42.3％，非医学专业的有286人，占57.7％。
二、研究工具
1、李虹的《大学生压力量表》
该量表共有30个题目，从个人压力，学习压力和消极生活事件三个维度进行测量。每个条目从四个程度进行描述，分别为很大压力(3)，较大压力(2)，轻度压力(1)和没有压力(0)。采用4点计分方式，即“没有压力”记1分，“有点压力”记2分，“有些压力”记3分，“压力很大”记4分。总量表和各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非常满意或满意，Cronbach α=.8322.91。
2、肖计划等人编制的《应付方式问卷(修订)》
该问卷为自陈式个体应付行为评定量表。要求被试认真阅读指导语，然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逐步回答问卷每个项目提及的问题。每个条目的答案有“是”，“否”。如果选择“是”则继续对后面的“有效”“比较有效”“无效”作出评估；如果选择“否”，则继续下一个条目。而评定的时间范围则是指被试近两年来的应付行为状况。该问卷有六个分量表(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每个量表由若干个条目组成，每个条目只有两个答案，“是”和“否”。该问卷五个因子重测信度相关系数分别为：r1=0.63；r2=0.68；r3=0.65；r4=0.73；r5＝0.68。
三、研究结果
1、温州高校大学生压力源的总体情况
表1所示结果是根据《大学生压力量表》所做出的对大学生压力的描述统计，我们将根据此结果对校园压力的特点进行分析。
由表1可见，如果我们用理论中值45来划分压力的高低，大学生压力的平均数远远低于理论中值。换句话说，大学生报告的大部分压力属于轻度压力而非重度压力。同样，学习烦扰，个人烦扰和消极生活事件压力的平均数也都远远低于其理论中值。说明，分别来自这三个压力源的压力也大都属于轻度而非重度。在大学生压力量表的三个维度上，个人压力在总体上是最严重的，其次是学习压力，最后是消极生活事件压力。
2、温州高校大学生压力源的性别特点
以温州高校大学生压力源三个维度上的总平均分为因变量，以性别为自变量进行多元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性别的主效应显著，F=7.535a，p<0.05，进一步检验发现，男女生在消极生活事件压力上几乎不存在差异，在学习压力上，女生高于男生，而在个人事件上，则男生相对比女生要承受更大压力。
3、温州高校大学生压力源的年级特点
用多元方差分析对温州高校大学生压力源年级特点进行分析发现，年级的主效应显著，F=17.13，p<0.05。通过Turky事后检验对压力的年级差异进行检验发现，消极生活事件上，大一大二大三年级并没有显著差异，相对毕业年级在此方面压力较小，而在学习压力上，大二和大三年级相对高于大一和毕业年级，在个人压力上，大二年级显著高于其他各年级。总体来说，大二年级是各方面压力最明显的时期，大四的学生各方面压力相对都相对最轻。(见表2)
4、不同专业温州高校大学生压力源的差异
(1)医学专业和非医学专业学生压力源的差异。将本研究被试所涉及到的15个专业分成医学专业和非医学专业两大类，其中医学专业包括：临床，麻醉，预防，中医，眼视光，护理，和医学检验，非医学专业则包括：生物科学，药学，教育学，市场营销，英语，法学，体育和艺术。结果显示，在总体压力及压力各维度上，专业的主效应均显著。医学专业学生在各方面压力均比非医学专业的学生大。 (2)文科专业和理科专业学生压力源的差异用同样的方法将专业分成理科和文科两大类，其中属于理科专业的有：麻醉，临床，预防，生物科学，药学，中医，眼视光，护理，医学检验，属于文科专业的则包括：教育学，市场营销，法学，体育和艺术。用多重比较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理科专业在总体压力及各分维度上都承受了比文科专业更多的压力。
5、城乡差异和是否独生对温州高校大学生压力源的影响
用多元方差分析对城乡差异和是否独生对温州高校学生压力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在各压力纬度上的差别虽然能够被比较，但两者的主效应都不显著。其中，城乡的主效应，F=2.551，p>0.05，独生与否的主效应，F=2.893，p>0.05。
四、讨论
1、温州高校大学生压力源的总体特点
与假设一致，温州高校大学生的总体压力情况乐观。压力源中最主要来自于个人压力，其次是学习压力，而消极生活事件的影响则明显较小。这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结果有些出入。在其他相关研究中，普遍认为在高校大学生的压力源上，学习压力始终是最主要的来源。如李虹在的研究中指出，相比大学校园压力，学习压力对大学生的影响更加明显：王淑波在其的实证研究中也有指出，学业压力对大学生产生的心理影响排在首位。
本研究所指的个人压力是指来自与个体自身相关的如人际关系，生活环境，个人成长，能力，自信等方面的。之所以温州高校的大学生所受的个人压力最大，本研究认为，主要是因为随着当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大学生群体的日益扩大，社会对该群体的期望值也随之不断提高，并不像以前仅限于对学习成绩的关注，更多的对诸如人际交往，表达适应能力等个人素质的要求。而温州市处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生活节奏较快，也比较容易受新鲜事物的冲击。该时期的高校学生各方面的`承受能力还比较弱，在外界的改变和冲击下，情绪容易波动，并且会十分重视他人对自己的评价。
2、温州高校学生压力源的性别，年级上的差异
对于温州高校学生压力源的性别差异，本研究结果显示，男生在个人压力上要高于女生，而在学习压力上，则低于女生。与其他地区类似，温州高校的男生，相比女生，被赋予了更高的社会期望。社会更多地要求男性要承担“主外”的重任，所以男生承担的家庭责任、社会适应和成就竞争任务更重，自然个人的心理压力感更大，并且男生并不如女生那样喜欢找人聊天或者寻求其他形式来缓解压力，更多的倾向于逃避和压抑。而女生则因面对当前社会择业形势上明显的男女差别，为了更好得择业，必须在学习上刻苦努力，自然容易承受更多的学习上的压力。
对温州高校大学生压力源的年级差异，本研究结果显示，二年级是高校学生普遍压力感最强的时期，毕业年级则是压力感普遍最小的时候。这与李虹教授在04年的研究中指出的“新生神话”的真正破灭是在二年级这一观点是相符合的。他认为，真正缺乏控制感是在二年级，因为二年级开始才真正对大学生活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认识，累积的压力随之而真正爆发。
对于温州高校学生压力源上的专业差异，本研究结果显示，医学专业的学生普遍比非医学专业学生承受了更多的压力。也就是说，在温州的3所高校中，温州医学院的学生在各方面承受的压力比温州大学和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都要大。主要是由于，温州医学院的学生在入学资格的考核上就比其他两所院校要高，其学生对自我的期望值就会相应较高，容易形成较浓烈的竞争意识。其生源更多的是来自外地的学生。而温州大学和温职院中本地的学生相对较多。综合经济，环境及心理上的各种优势，自然承受的压力会比较少。
3、不同人格特质对大学生压力源的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那些具有韧性(Hardiness)者能较好地把自我和目标结合起来，把变化看成一种催化剂，看作成长的机会。“开朗一果断”者有较强的进取心、自我评价较高、善于自我控制，同样是面对学习、前程或人际等方面的生活事件，他们可能比“拘谨一温和”更易关注其中蕴涵的机遇和成功可能性，更能从磨练自身素质，积累经验的角度感知和看待事件，因此“开朗一果断”者在同等情况下感知到的压力往往较小。
本研究关于不同人格对温州高校大学生压力源的影响中，情绪性和宜人性对压力源的产生有正向的预测作用。本结论与已有的发现基本可见一致。
4、应对方式的研究
本研究中关于应对方式的结果显示，在总体和各因素上，应对方式均不呈显著性差异。尽管在个别因素上可以看出些不同之处，比如在年级比较上，大一新生较多使用退避，幻想的消极应对方式，毕业年级学生则更倾向于解决问题的积极应对方式，但是两者差异并没有很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温州高校大学生在应对压力的时候，采取的应对方式都较相似，需要进一步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建议温州高校的心理工作者能够对不同群体采取因人而异的指导，使学生在不同阶段面对不同问题时能够找到最有效的应对方式。
大学生的情绪向性、表达性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
采用量表法以170名大学生为被试研究了情绪向性(分正、负向情感变量)、情绪表达性和心理健康的`关系.差异检验表明:男性的负向情感多于女性,情感表达不如女性,在正向情感、快乐感上无显著性别差异;大一学生的快乐感多于大四学生,在正、负向情感、情绪表达性上无显著年级差异.(2)相关分析表明:快乐感、正向情感与多数心理症状因子呈显著负相关,负向情感与所有心理症状因子呈显著正相关;情绪表达性与人际敏感、敌对、抑郁、焦虑等因子呈显著负相关.(3)回归分析进一步表明:负向情感对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偏执等因子均构成显著回归效应,情绪表达对人际敏感、敌对、抑郁、焦虑等因子构成回归效应.
作 者：邓丽芳 郑日昌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北京,100875 刊 名：心理发展与教育 PKU CSSCI英文刊名：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 年，卷(期)： 19(2) 分类号：B842.6 关键词：大学生,正、负向情感,快乐感,情绪表达,心理健康隔代教养与儿童情绪调节的关系研究论文
隔代教养也被称为“隔代教育”,是一种相对于亲代教养的特殊家庭教育方式。随着社会的变迁，我国的家庭结构已发生较大变化，随着隔代教养现象越来越普遍，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已有研究对隔代教养的成因、利弊和对幼儿心理发展的影响等方面做了探讨，但关于隔代教养对儿童情绪调控影响的研究有所欠缺。本研究通过查阅隔代教养和儿童情绪调控的相关文献，从隔代教养对儿童情绪调控影响的研究入手，对已有文献进行整理分析。
一、隔代教养概述。
（一）隔代教养的界定。
对于隔代教养的界定，不同研究者的表述有一定的差别。总的来说，国外对隔代教养的界定主要是通过区别隔代教养家庭来体现，而我国研究者大多把隔代教养等同于祖父母参与儿童教育。在西方传统文化中，祖父母对孙辈们的作用多定位在娱乐方面，不承担过多的教育责任。但随着 20 世纪 90年代“代理父母”的增多，祖辈对孙辈的教育开始受到关注。
国外研究者对隔代教养家庭主要分为三种方式。按照家庭结构划分，分为由祖父母担负整个家庭的重任和孙子女之父母承担家庭责任两类，在这两类家庭中，祖父母进行的教育活动均称为隔代教育；从祖父母对孙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出发，可以分为祖父母仅负责白天照顾孙子女，祖父母收入为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和祖父母为孙子女的合法监护人三类。第三种是从隔代教养家庭包含的范围出发，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上，只要祖父母是孙子女教育责任承担者之一，则该家庭就属于隔代教养家庭；而在狭义的隔代教养家庭中，祖父母完全替代父母承担孙子女所有的教育责任。
国内学者对隔代教育的定义，主要区别在祖父母对孙子女教育的参与程度及时间上。有研究认为隔代教育是指祖辈承担抚养教育孙辈的主要或全部责任。也有研究认为，隔代教育是父母不在的情况下由祖辈抚养的教养方式，不包括祖父母和父母共同抚养。另外，也有研究者提出，隔代教养是祖父母对孙子女的看护和养育，是在三代家庭中进行的，剔除了完全由祖父母抚养的情况。
笔者认为，研究者对隔代教养的界定有所差异，一是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二是现有的定义大多是实证性研究给出的操作性定义，受研究者研究设计的影响较大。
（二）隔代教养的类型。
国内学者参照亲代教养类型的划分方式，并针对隔代教养的特殊性做出了一定的调整，对隔代教养进行分类。一种较为普遍的划分方式是分四类---关注型、过分监督型、严厉惩罚型和民主理解型。前三种隔代教养类型都存在缺陷：
过分关注型是祖辈家长对孙辈过度溺爱；过分监督型是祖辈家长对孙辈的任何事情都严格监管；严厉惩罚型是祖辈对孙辈一贯地严厉责备，造成孙辈产生严重的自闭、叛逆和自卑等心理问题。民主理解型则是最理想的类型。
国外研究者对隔代教养类型的划分主要从两个角度出发。一是祖父母的教育理念，考察祖父母关注的是祖辈的个人需要还是社会需要，由此划分为分配型（同时关注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象征型（关注社会规范但不强调个人需要）、个人型（关注个人需要而不关心社会期望）和疏远型（很少有强烈的态度期望）。另一角度是祖孙的亲密关系，划分为参与型（祖父母的行为类似父母，在家里的重大事情上有发言权）、伙伴型（祖父母经常遵循“不干涉原则”,不参与对孙子女的抚养、社会化和纪律管教）和疏远型（祖孙关系是正式的和疏远的）。
（三）隔代教养对孙辈的影响。
1.隔代教养对儿童情绪、情感和行为的影响。国外研究者指出，隔代教养下的儿童存在无安全感、易焦虑、行为分裂、性格发展迟缓、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其中，女孩更易出现情感问题。另有研究发现，有 26%的隔代教养儿童存在行为问题，比一般儿童高 10%左右，男孩出现行为问题的概率更高。
情绪方面，一项研究发现，隔代教养中对幼儿的情感发展表达影响最大的恰恰是来自祖父辈的负面情绪。隔代教养下儿童的情绪发展问题多为儿童情感实证研究中的一部分，且一般不是主要部分，相对较宏观，缺少具体细致的分析。但这些研究也证实了隔代教养对儿童情绪会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
2.对儿童性格的影响。某大学对学生性格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经过隔代教养的学生与父母直接教养的学生在性格上存在显着差异。前者表现出强迫症、偏执、歇斯底里和人格分裂等倾向。隔代教养造成的儿童性格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冷漠，缺乏同情心，集体观念淡薄；任性执拗，以自我为中心，很难为他人着想；孤僻，倔强，不愿与他人交流。
对形成这些不利影响的原因，国内学者认为主要是祖辈对孙辈的.教育方式方法存在问题。由于祖辈的守旧思想，以经验代替科学，因此，隔代教养无法与时俱进，导致教育质量下降。
有些祖辈出于补偿心理，认为严厉的教养方式会使家庭失和，便一味满足孙辈的要求而导致对孙辈的溺爱，或对儿童的错误采取忽视态度。
3.对儿童学业的影响。隔代教养的儿童更易产生厌学情绪，辍学现象尤其明显。一项针对农村隔代教养问题的研究指出，隔代教养家庭的学生学习困难，三分之二以上学生学业成绩处于中下水平。
二、儿童情绪调节。
（一）情绪调节的定义及类型。
情绪调节的定义并不是十分清晰。有研究认为，情绪调节是情绪产生、继续的过程和对内部情感状态的发生、强度或持续时间的调节，以及和情绪有关的生理过程。这种定义得到较普遍的认可。情绪调节有三种类型：情绪的控制与调节；与情绪相关的行为调节和控制；对引发情绪的情境的调节和控制。也有从外在表现和内在认知两方面进行的分类：
内在认知包括对情绪的认识，情绪调节策略的解释、提取和选择等；外在表现则是在内在认知基础上采取的具体行为，例如情绪的表达。
（二）情绪调节策略。
儿童运用的情绪调节策略共有 6 种：认知重建、问题解决、替代活动、发泄、被动应付、自我安慰。其中，认知重建是儿童通过积极正面的心态来面对消极事件；解决问题是儿童勇于面对问题，通过自身不懈努力，合理运用适应性行为和方法处理困境，从而减少或消除消极的负面情绪；替代活动是转移儿童在遇到困难时消极情绪的注意力，尽量转移到一些积极的事件中去；发泄指儿童通过使用破坏性或伤害性的行为来表达和宣泄自己的负面情绪；被动应对是指儿童在面临困境时采用逃避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主动面对；自我安慰指儿童通过重复相同的、无意义的身体动作及一些话语来安慰自己的行为。
国内外相关研究发现，在任何年龄阶段，替代活动都是最主要的情绪调节策略，自我安慰和发泄两种策略应用偏少。问题解决、认知重建策略的应用随年龄增长而增加，发泄策略随年龄增长逐渐递减。因此，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情绪调节策略越来越需要认知的参与。
（三）情绪调节的影响因素。
1.家庭环境。照料者为儿童的情绪能力提供发展基础，儿童在与照料者的人际关系情境中逐渐发展自身情绪调控能力。照料者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支持、榜样和引导作用，照料者的情绪表达、情绪状态和情绪调节策略直接影响儿童的情绪发展。已有实证研究表明，中度情绪表达的母亲能引发儿童更多的应用情绪调节策略。
家庭互动对儿童情绪调节能力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照料者的关注程度，对孩子发出的情绪信号是否能及时做出反应；其次是与孩子之间的情绪谈话；最后是父母对孩子情绪表达的态度。过于严格控制儿童的情绪表达，将导致孩子隐藏自身的消极情绪，往往在遇到矛盾冲突的情境时，则表现出较低的情绪调节能力。
由此可见，家庭环境对儿童情绪调节的影响占主导地位。
祖父母精力有限，对儿童情绪的关注可能不如父母及时；受传统教育观念影响，祖父母通常不重视与孩子的情绪谈话；另外，祖父母容易对孙辈的情绪表达采用纵容的态度。这些因素可能会造成隔代教养儿童与亲代教养儿童在情绪表达上出现差异。
2.儿童性格与气质。近年来，研究人员对气质性格和情绪调节之间的关系日益重视。研究人员认为，气质能反映先天的神经活动方式，影响着儿童情绪调节。
一方面，不同的性格气质在相同情景下会有不同的情绪反应模式，性格气质可作为情绪反应的一种预测。
另一方面，在同一压力情境下，不同气质性格人的情绪调节水平也有较大差异。而有关隔代教养的研究发现，隔代教养会对儿童的气质、性格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进一步影响儿童的情绪表达。
三、隔代教养对儿童情绪调控的影响。
笔者通过文献整理发现，国内关于隔代教养对儿童情绪调控影响的研究较少，但在对隔代教养的研究中，儿童情绪调控有时会作为一个考察维度出现。
一项关于隔代教养幼儿心理健康状况的调查指出，在情绪问题上，隔代教养幼儿的得分显着低于父母教养和共同教养的幼儿。祖辈家长在人生价值观、生活习惯、教育观念等方面不能与时俱进，对孩子过度保护、限制，使隔代教养幼儿表现出更多的情绪问题另有研究表明，隔代教养儿童易表现出易怒、歇斯底里等情绪，或是喜怒无常，无法有效控制情绪，易产生人际交往恐惧等心理障碍。
一项关于隔代教养对儿童情绪调控影响的研究，在研究设计时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对比，一是隔代教养与亲代教养的对比，二是城乡隔代教养的对比，三是祖辈文化程度对隔代教养儿童情绪调控的对比。在对比隔代教养和亲代教养儿童的情绪调节问题时，在认知重建上，研究表明亲代教养组得分均值大于隔代教养组；而在被动应付、问题解决、发泄、自我安慰、替代活动等情绪调节策略上，隔代教养组得分均值均大于亲代教养组。在发泄和替代活动上，隔代教养和亲代教养方式有显着性差异。隔代教养组发泄活动得分高，表明祖辈在教养儿童时溺爱现象严重，祖辈允许孩子发泄。在替代活动中，隔代教养组的平均值显着高于亲代教养组，表明可能是父辈对儿童的严格要求。父辈相对较注重儿童在某件事情上的专注力和毅力。祖辈教养孩子大多属于“看管式”教育，这种教育模式使孩子能认识到危险，并在遇到危险时保护自己，但也易造成其知难而退的心理。
在将城镇和农村隔代教养儿童进行比较时，研究者发现，农村隔代教养组幼儿在消极情境中的积极情绪调节策略的各项平均分总体低于城市组，其中，农村组儿童在消极情境中的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得分均值较高，且农村组儿童的自我安慰调节策略的得分较高。研究分析，这种差异很大程度上与城乡家长在教育方式方法、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等方面的差异有关。农村留守儿童因父母不在身边，爷爷奶奶对小孩的不良行为不能及时控制与制止，因此，孩子自我控制能力差，缺乏自主能力。而生活在城市中的祖辈在生活方式、文化素养、教育手段等方面可能比农村祖辈更科学，更符合儿童心理发展的要求。
在考察儿童的情绪调节策略选择的隔代教养过程中，不难发现，祖辈文化程度越高，在消极情境中幼儿更容易倾向于采用积极的方式来应对所面临的消极事件。在发泄、被动应付和自我安慰的情绪调节策略中，接受过中等及以上教育的祖辈教养组得分均值低于接受初等教育祖辈教养组。文化素养高的祖辈在分析和处理问题时也许要比文化程度低的祖辈更为全面和透彻，教育理念与教育方式相对来说更加科学。
四、已有研究的不足及未来研究的展望。
（一）针对性的研究较少，未形成系统研究。
笔者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关于隔代教养及儿童情绪调节问题的研究已有很多，但缺乏针对隔代教养对儿童情绪调控影响的系统研究。家庭环境是影响儿童情绪调控的主要因素，而隔代教养和亲代教养的家庭环境差别较大，这些差异是否对儿童情绪调控产生影响？如何产生影响？影响的表现又有哪些？另外，许多隔代教养对儿童的影响结果，比如儿童的气质性格，也是儿童情绪调节的影响因子，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但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强弱是否明显？这种联系的运行机制是什么？这种联系有哪些影响因素？这一系列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答，需要更加系统且细致的研究。
（二）研究角度较单一，未全方位涵盖儿童情绪调节。
笔者检索到的关于隔代教养对儿童情绪调控的影响，均是从儿童情绪调控策略选择这一方面进行的。
然而，儿童情绪调控的含义十分丰富，包括内在认知（认识情绪，情绪调节策略的解释、提取和选择等）和外在表现（情绪的表达等），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仅仅是内部认知中的一部分，并不能代表整个儿童情绪调节的情况。因此，对儿童情绪调节的研究需要扩大涵盖面，进行多角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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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贫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应对方式的相关研究论文
【摘 要】运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与应对方式问卷（CSQ）量表在大学生进行调查获取有效问卷1488份,其中贫困大学生728名，非贫困生760名,分析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和应对方式的状况，贫困大学生在恐怖、偏执、强迫、敏感、抑郁、焦虑、精神病性七个因子高于非贫困生，贫困生在外在求助方面也明显低于非贫困生。并对比二者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探讨贫困生心理发展与人格特点。
【关键词】贫困生 心理健康 应对方式
1 研究方法与过程
1.1调查对象
选取来自河南省6所高校的本科生为调查对象，抽样比例考虑在校生的男女、年级、专业、生源、籍贯等的实际分布，以使样本结构有充分的代表性。获取有效问卷1488份，其中贫困生728人，非贫困生760人，贫困生和非贫困生在年级、专业等方面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1.2调查的方法与程序
由课题组成员分别与被试所在的学校联系，向被试讲清调查的意义和需要注意的事项，然后由被试根据问卷要求作答，限时45分钟，要求当场回答完所有的问题。
2 结果与分析
2.1贫困生与非贫困生心理健康水平比较
由表1可得出，贫困生与非贫困生心理健康状况相比较，除了躯体化和敌对维度外，其它七个维度分值都高于非贫困生，其中恐怖、偏执维度差异显著（p<0.05），强迫、敏感、抑郁、焦虑维度差异十分显著（p<0.01）。结果显示，特困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总体上比非特困生差，其中抑郁、焦虑、强迫和敏感、精神病性尤其明显。
2.2贫困大学生应对方式的特点
由表2可见,前4种方式的使用程度两者一致。但贫困生在“寻求工具性与情感性社会支持”、“心理与行为解脱”上的得分显著低于非贫困生(P<0.05)。
注:*P<0.05
2.3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分析
用贫困生在各种应对方式分量表上的得分与SCL-90的各因子分作相关分析。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的应对方式与心理健康状况之间存在着选择性的相关,说明应对方式的使用与某些心理症状的形成存在内在的联系。
2.4心理健康状况对应方式的多元回归分析
用SCL-90总症状指数作为评定贫困生总体心理健康水平的指标,求其对应对方式的多元回归。结果显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心理健康影响较大的应对方式主要(标准回归系数、逐步回归)是寻求社会支持(0.458, 0.486)、心理与行为解脱(0.468,0.452)、逃避与否认(0.216,0.178)和克制忍耐(0.172,0.146),其中只有寻求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具有较明显的积极性评价意义。
3 分析讨论
第一，因学习压力较大而产生的焦虑和紧张心理。贫困大学生把取得高学历作为日后提高就业水平，从而让家庭和自己摆脱贫困的有效途径，他们希望通过发奋学习而努力成才，彻底改变现实命运，所以在求学过程中承载着比非贫困生更大的期望和更大的心理压力。
第二，自卑心理严重,自尊心强烈。自卑是一个人对自己的不满、鄙视等否定的感情，是对个体的得失、荣辱过于强烈的一种心理体验。面对经济贫困的现实，由于自卑缺乏承受挫折的忍耐力和克服困难的意志力，从心理上采取了逃避、退缩的应对方式。具体表现为很少与同学交流，不常参加集体活动，消极地对待人生，看待生活中的一切。自卑与自尊的矛盾性是贫困生的心理特点。
第三，因人际交往困难而产生的抑郁、孤僻心理。在目前教育体制中对一个中学生的评价主要依据的是学习成绩。这样，无论是城市贫困生还是农村贫困生，都完全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优异的成绩，从而赢得同学的羡慕和老师的喜爱，得到较高的社会评价和自我评价。然而步入大学后，评价标准的.多元化让贫困生的成绩相应地失去了明显的优势，且社会的贫富差距在校园中凸显，而同学间的人际交往、感情的沟通，常伴随着一些物质联系，对于家庭经济情况较好的同学可能出手阔绰，交际面广泛，而贫困生由于经济匮乏难以支付这类额外开支，如果不能另外开辟人际交往空间，易导致一部分贫困生索性采取“自我封闭”，失去与他人交往的热情。
第四、虚荣、嫉妒心理。少数贫困生好攀比、讲究衣着打扮，追求享乐与高消费，生活上不勤俭节约，也不愿参加稍微艰苦的勤工助学劳动，他们虽然也属于贫困生，但却由于图虚荣，往往打肿脸充胖子挤入阔人之列，想让大家刮目相看，常用资助的钱或者父母辛苦借来的钱大肆摆阔，而对家庭经济困难视而不见。还有些贫困生自尊心极强，且心胸狭窄，与他人比较，发现自己在才能、名誉、地位和境遇等方面不如别人，从而因不满、不服气或者羡慕对他人产生嫉妒情绪。
综上可见，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当强烈的自卑感，极度敏感、脆弱的自尊心，拘谨压抑的性格，尴尬的人际关系，因期望值过高而产生的学业压力等因素共同作用的时候，就会引发问题行为。因此有必要一步加大对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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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生英语作文情绪词汇应用与性别关系研究
中国大学生英语作文情绪词汇应用与性别关系研究文/李爱凌 许莎莎
摘 要：以往的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不仅在情绪反应上有差异，在言语表达上也有差异，对情绪词汇的评估上也有差异。分析结果发现，中英文书写形式的不同，男女大学生作文中的英文词汇应用不同，对英语情绪词汇的应用也不同。
关键词：大学生；情绪词汇；差异
一、引言
1.男性和女性言语表达差异
对于不同性别的词汇使用状况研究最多的是社会心理学、社会语言学。这些研究提出，由于女性和男性的生活目标、价值观的不同，他们的言语表达也有差异。Lakoff（1975）在其着作中提到，女性更喜欢用模糊语（hedges），比如I think，sort of等。也有研究发现这种差异：男性的言语表达更简洁，很少谈论私人话题。女性的言语表达有更多的情绪内容，会更多地谈论亲密的、情绪方面的内容（Janet Holmes，1997）。
女性和男性不仅在母语的言语表达方面表现出差异，在第二语言的应用上也有差异。这方面的研究发现，女性对第二语言的理解能力也胜过男性，她们的第二语言学习模式与男性不同，比男性的学习模式更牢固。女性被试（荷兰语为第一语言）在和研究者用法语（第二语言）进行的双语交流中，常常使用指示词（deictic words）描述时间、空间的概念（Dewaele，2001）。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不同性别在语言表达上有所不同。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有可能与进化有关，也有可能和儿时的教育有关。进化过程中，男性担任的社会角色必然对他们的要求更为严格，肩负的重任可能致使他们的语言表达更简洁明了。而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没有像男性那样严格，因此，在言语表现中可以表现出模糊语或者用指示词描述时间、空间概念。
2.男性和女性情绪反应差异
性别差异不仅在言语表达上有差异，在对情绪反应上也有所不同。大量的神经科学研究证实了这一点。神经科学方面对情绪的研究采用了事件相关电位（Event Related Potentials，即ERPs）、皮肤导电反应、功能性磁共振等研究设备，得出了很多实验结果。这些研究结果大部分都证明情绪反应有性别差异。比如，神经科学的影像研究发现，女性的大脑对负性情绪刺激反应更强烈，男性的大脑对正性情绪刺激反应更强烈（Jennifer S Stevens，Stephan Hamann，2012）。事件相关电位研究发现，不愉快的、高唤醒的刺激让女性被试产生了更大的ERP峰值（N100和N200）（Lithari et al.2010）。皮肤电生理反应的研究也发现，女性在回忆生气的'和爱情的内容时，比男性产生更强的皮肤电反应（Chentsova-Dutton and Tsai，2007）。
心理学研究中采用图片回忆的研究发现，和男性被试相比，女性被试更容易记住负性内容的图片（Felmingham et al.2012）。对情绪词汇的研究也发现了性别差异。比如，英语情感词汇（Affective Norms for English Words,i.e.ANEW）评估中，男性和女性对英语情感词汇的评估也有不同（Bradley & Lang,1999）。比如，男性对情绪词life给出的效价值（高兴―不高兴）为7.00，而女性给出的评估值为7.38；男性对情绪词grateful给出的效价值为7.33，而女性对给出的效价值为7.39。女性给出的效价值与男性不同。
以上文献表明，女性的情绪反应比男性敏感，尤其对负性情绪更加敏感，她们更容易记住负性内容的信息。但是，也有一些研究没有发现以上提到的差异。比如，在一份功能性磁共振研究中，高唤醒的图片（比如，威胁、肢体残缺和色情）对男性和女性引起的情绪反应是一样的，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Bradley et al.，2001）。对话语进行分析的研究发现，男性和女性的话语数据分析没有表现出哪一方的表达比另一方更有情绪特点。Shimanoff（1984）分析了录音带记录的40名美国大学生（20名女生，20名男生）的闲暇交流内容，她发现，(www.fwsir.Com)这些年轻人在情绪词汇的使用数量上没有显着差异，或者在讨论情绪的方式方法上也没有显着差异。即使有，也只是男学生在谈论他们的情绪时，使用的情感词汇多一点（slightly）。
由上可知，目前对两性情绪反应的差异研究没有一致的结果，这也许是由于研究材料、研究方式等因素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研
究结果。本文希望了解中国大学生的情绪词汇应用上是否有性别差异存在。英语作为中国大学生的第二语言，并且，英语属于表音文字，中文属于表意文字，两种文字的表现形式不同，是否会导致对情绪词汇的反应不同是本文希望了解的内容。
二、研究设计
1.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了解英语作为中国大学生的第二语言，英语情绪词汇在英语作文中应用的性别差异。
2.被试
云南民族大学13级学生，男女各20名，分为男生组和女生组。年龄为19――20岁。
3.研究材料
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作文题目The Advantages of Saving Money，学生按考试要求写三段或三段以上的作文。
4.研究程序
第一步：应用antconc筛选出男生组和女生组各自使用的词汇，并统计出使用频率。最后依据词汇使用频率排序。
第二步：依照使用频率排序后的词汇依据英语标准情感词汇
（Affective Norms for English Words,i.e.ANEW）找出情感词汇，并标出对这些词汇的效价（valence），进行对比。在ANEW中，英语词汇的效价评估从不高兴到高兴，即从1级到9级。1级表示最不高兴，9级表示最高兴。因此，数值1到3理解为低效价，4到6理解为中等效价，7到9理解为高效价。最后，将男女两组的情感词汇进行对比。
三、结果及讨论
上表中的词汇来自于antconc软件的筛选结果。男女学生的英语作文先通过antconc软件将作文中应用的词汇依据使用频率排序，挑选出频率为5以上的词汇。频率为5以上的词汇依据ANEW找出情绪词汇及其效价（快乐―不快乐）。上表即依据ANEW选出的结果。
从上表可以看出，女生在作文中应用了更多的情绪词汇，比男生多出4个。男生写作中用到的情绪词汇最高效价为8.26（free），最低效价为4.11（habit）。女生用到的情绪词汇最高效价为7.47
（good），最低效价为2.93（waste）。依据ANEW的划分标准，1-3为低效价，属消极词汇（negative words）；4-6为中等效价，属中性词汇（neutral words）；7-9为高效价，属积极词汇（positive words）。依据这个评估标准，男生用到的情绪词汇中有中性词汇（4个）、积极词汇（3个）。而女生在作文中用到的情绪词汇中涉及积极词汇
（6个）、中性词汇（4个）、消极词汇（1个）。这表明，男生的英语情绪词汇应用倾向于积极词汇或中性词汇，而女生的情绪词汇应用范围比较广，涉及了三种情绪词汇类型。这一结果和前面提到的研究结果一致，即男性和女性对情绪的反应不同，女性对负性情绪的反应更敏感。
本研究的被试主要是中国大学生，英语是被试的第二语言。并且，中文属表意文字，英文属表音文字。两者无论从形态还是拼写方式上都不同。纵然如此，中国大学生对英文（第二语言）的情绪反应还是表现出与英语为母语的被试一样的反应，即对负性情绪词汇表现得比男性敏感。这一点充分表明，无论是表音文字还是表意文字，不同性别对情绪的反应都不会受到语言文字的影响。
依据上面的表格还可得出另外一个结果，即女生的情绪词汇应用范围比男生更广、更丰富。男女生在作文中主要应用了good，life，habit，opinion，clothes这些名词和形容词。女生应用的词汇包括books,children,learn,house,useful，waste等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男生的情绪词汇应用除了和女生组相同的good，life，habit，opinion，clothes这五个词外，只多用了free，hard两个形容词。和女生相比，男生的情绪词汇应用相对单一，主要集中在形容词和名词，而女生除了用到名词和形容词，还用到动词（比如learn,waste）。由此可见，女生的词汇应用具有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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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云南民族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