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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上海62）
[摘要]就整个文字系统的历时演变来说，四书中呈直线变化且变化程度较为显著的是象形和形声，前者历时减量，后者历时增量，最终互换了在总字形数和总字频中的主体位置，其字频统计远低于字形统计的增减幅度，更加真实地显示了文字结构的发展速度。会意自西周金文较甲骨文有较大增长后即在字形系统中占据相对稳定的比重，同样体现了正常发展轨迹。只有指事的比重发展缺乏规律，表现了结构发展的某种复杂性.
[关键词]字频；古文字；四书[中图分类号]H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44204-0054-10
字形表达文字本义的构成方式，一直是文字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自许慎首创“六书”体系以来，历代学者多有相关论说。大体来说，古代学者多恪守“六书”总体框架，发展也就是在这个总框架的基础上加以细化、完善而已。而现代学者每每试图颠覆“六书”这个基础，总体来说，目前学界对结构理论框架的新探讨还没有形成一个得到普遍赞同的定论，而许慎首创的“六书”理论虽然每每受到古今学者批评，但明清学者在其基础上形成的“四体二用”之说迄今仍然得到较多的认同。①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人们开始把汉字结构研究落实到某一具体断代的汉字中，注重各结构类型字形的数量统计，进而揭示其总体结构状况。在这种研究中,先秦时段的出土古文字因其时代较早而得到了更多关注（具体述评详见后文）。这无疑是一种更加务实的研究，基于这种研究的积累，汉字结构理论框架的科学构建或许可以获得比较坚实的基础。然而，此类既有研究显然还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
作为结构研究对象的字形，可以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种是静态储存性的，如字典所收的字目，其特征是所有字形一律只有一次露脸的机会；一种是动态使用性的，如文章、书籍用字，其特征为字形是按其出现次数重复计算的。既有相关古文字结构的研究都是以前者为对象的（以下简称为“字形角度研究”），而以后者为对象的探索（以下简称为“字频角度研究”②）迄今尚未有问津者。毫无疑问，字形的`上述两种存在形式是有差别的：前者是经人工整理才得以呈现的状态，后者则保留着文字原始的存在状态。所以，至少对于揭示文字系统原生的结构状态而言，字频角度的研究能够呈现更加真实的信息。鉴此，本文将从字频的角度，通过殷商、西周、战国三个时段汉字的“四书”分布状况的调查统计及相互比较，来描述先秦汉字结构的发展，进而尝试揭示其中内在规律.
在进入正题的讨论之前，有必要就如下几个问题作简要说明：首先，仅仅调查分析“四书”，理由固然可见前文相关研究的评述。但在另一方面，作此种选择，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四书”可以完全概括汉字结构类型。事实上，无法纳入“四书”框架的结构类型已多被人们揭示，本文将视线的直接落点锁定于“四书”，只是为了将研究限定在目前更具可行性的有限范围内。至于古文字其他结构问题的探讨，并不视为本文的任务.
其次，字频视角的“四书”研究是需要一定条件的，这种大致上可以概括为技术的和学术的两个方面。就技术而言，相关古文字材料必须得到数字化的处理，否则，以人工计数为基础来完成字频研究，仅仅存在理论上的可行性。就学术而言，则是被统计文本的用字正确和统一，能够反映最新研究水平。客观来说由于字频研究需要以巨大字量的文本为对象，而古文字材料一方面至今尚未得到电脑通用字符集的支持进而导致数字化处理的诸多盲区，另一方面又在考释研究方面存在不少分歧甚至盲点，要满足这两方面的条件绝非易事，凭借个人力量去完成相关工作更无可能。这也就是字频角度结构研究迄今尚为空白的重要原因所在。本世纪以来，笔者先后主持了多个以古文字数字化为内容的研究课题，经课题组近的不懈努力，才营造了可以支持字频研究的基础平台。作为该基础平台组成部分及本文数据来源的各古文字数据库均经过如下几个方面的加工处理：依据最新资料公布完成材料汇集；根据考释研究的最新进展完成释文校订；对释文用字进行符合数字化处理要求的统一整理，并对集外字逐个造字形成字体支持，进而将经过整理的释文输入数据库，实现其全文检索功能；逐字进行“四书”的标注。因此本文的研究，得益于课题组团队的集体努力的支持，特此说明.
第三，具体字形的“四书”判定是本文讨论的基础，而“四书”类型判定的标准学界尚未取得完全一致，故有必要择其容易形成分歧的若干问题简单说明如下：1，关于“象形”，本文依从象形均为独体的观点，所谓“合体象形”，如段注所言“箕”者，本文视为形声；“眉”者，其中之“目”视为依附性构件，与眉的形象组成一个不可分割之独体。2，关于“指事”，只认定有抽象指示符号者，或单纯由抽象指示符号组成，或由象形符号与抽象指示符号合成，抽象指示符号可以表示种种抽象意义，也可以标志区别性，且两种指事字均视为独体。“乏”、“邸敝类借助象形符号变化表示本义者则视为象形。3，关于“会意”与“形声”：前者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单纯表义或表形字符组合者；后者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组合字符中有标音功能者.
第四，字频的研究，难免涉及海量的材料及验证数据，由此而引发如下两个问题：其一，相对其他材料，古文字材料有着较多考释未定或未有考释者，故大范围地引用材料，便也加大了引证失误的几率。我们的应对方略是，在全面吸收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认真审核材料，对尚无确释的材料加以排除。事实上，在整个研究过程中，这项工作要占工作总量的绝大部分比重。即便如此也不能确保避免所有问题，但对于系统材料提供的巨量数据而言，个别问题不至于影响大局。其二，以传统论文形式的纸张载体，一般是难以胜任承载验证研究结果的海量数据的，本文的应对方略是，论文本身一般只给出最核心的材料数据，而将相关验证材料挂在网上，作为本文的网络附录，供读者查验。后文凡标明“网络附录”者，均属此类。①
一、殷商甲骨文“四书”分布及其初步分析
鉴于可行性要求，我们首先根据统计学的抽样原则，限定了材料范围，确定《小屯南地甲骨》[1]（下文简称《屯南》）和《花园庄东地甲骨》[2]（下文简称《花东》）卜辞为字频统计的资料.
抽样首先是为了限制材料的量，以便在目前条件下确保材料学术和技术加工的完成。当然，这种数量限制是被控制在实现字频研究目标的可允许范围内的。根据统计学原理，在一个总体为250的例子中，“只要样本量不是太小――通常为10或20就够了，统计学理论表明这个分布近似于正态分布。”[3][p9]这也就是说，这两种材料的58544的总字量，可以满足100万以上字量文本的抽样要求，而这个数字，已大大超过迄今所见已经公布的卜辞材料中的字量。①其次，因为需要涉及不同时段文字相关数据的比较，而甲骨文总字数相对偏大，抽样也是比较的对应性所要求的.
当然，由于材料存在残泐模糊、属于习刻，以及释读尚存在盲点的原因，我们并不能将所确定范围内所有文字毫无遗漏地进行结构分析。在确定的可作结构分析字为范围进行统计，得到如下数据：被分析用字总数为43897，其中象形380个字形，总频次31527；指事54个字形，字频数合计5385；会意319个字形，字频合计4516；形声120字形，字频合计2469。（甲骨文四书分布的字形及其出现频次、各频次具体出处详见网络附录《小屯、花东用字结构分析》）以上数据按字频统计，象形占总字频数的71.82%，指事占总字频数的12.27%，会意10.29%，形声占总字频数的5.62%.
字频视角的“四书”分布观察，虽然是一种全新的研究途径，但其真正的认识价值，却是在与字形统计的同类研究结果相比较中才能得以实现的，而后一种统计并不乏既有研究.
郑振峰遵循王宁“汉字构形学”理论，将甲骨文的构形模式分为10种，[4][p41-44]这10种构形模式实际可与“四书”对应，对应后可以得到郑书中关于甲骨文结构的“四书”数据：象形字为271个，占字形总数27.51%，指事字46个，占字形总数4.67%，会意字311个，占字形总数31.57%，形声字357个，占字形总数36.17%。[5][p166]陈婷珠以《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为基础，增补《花园庄东地甲骨》等新材料，并注重吸取学界考释研究最新成果，确定“甲骨文能进行表词结构分析的单字字形总数共2134个，占甲骨文单字的字形总数的35.84%。其中，象形字字形数为821个，占甲骨文字能进行表词分析的部分的38.47%；指事字字形数为108个，占5.06%；会意字字形数为875个，占41%；形声字字形数为330个，占15.46%。”[5][p171]当然，前文完成的甲骨文“四书”分布的频率统计，也同时完成了不重复字形层面的这种统计，而其相关数据为：象形380字，占总字形数43.53%；指示54字，占总字形数6.19%；会意319字，占总字形数36.54%；形声120字，占总字形数13.75%.
纵观以上三种统计结果，不难发现本文的调查数据与陈书的统计结果比较接近，而与郑书的统计结果距离稍大，这或许与郑书的统计主要依据《甲骨文字典》这一相对陈旧的材料有关。而这种差距，如果相对字频角度的“四书”分布统计结果来看，似乎也可忽略不计了.
从比较的对应性考虑，我们就以同一种材料的两种数据加以对比，而它们的差异之大颇为出人意表：象形和指事的比重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前者从43.53%上升到71.82%，后者从6.19%上升到12.27%；而会意和形声则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前者从36.54%下降到10.29%，后者从13.75%下降到5.62%.
上述数据的变化，除了更加准确地呈现了甲骨文各“书”文字投入使用后的真实比重外，还折射了一个极具认识价值的汉字发展史信息：象形、指事字在甲骨文献的动态统计中的比重上升，意味着这两种结构的独体字在甲骨文的常用字集中比其他两书的合体字占据更高的比重，而文字单位之所以取得相对常用的地位是因为它是和语言中相对基本、常用的单位相对应的。一个文字系统中较早产生的文字单位总是和语言中相对基本、常用的单位相对应的，所以象形、指事字也就被证明为甲
3.1加强内涵建设，探索内涵发展之路
中国高校要实施人才强校战略。以经济学视角分析，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必须要大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必须要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的师资队伍，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实用型人才。现代教育的改革本质是为经济发展进行服务，我国高等教育必须要围绕经济社会的发展来开展，要不断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高等教育发展应当要采用市场竞争的运作机制，建立与经济需求相适应的高等教育体系，[2]把培养应用性人才放在首位，推动经济大力发展。
3.2以经济学的视角，探索供给均衡之路
提高高等教育的办学水平，提高国家办学能力，推进民办高等教育发展，必须要满足人民教育不同的需求，形成新的办学格局与竞争机制，提高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的水平，发挥重要的综合社会效益。在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必须要积极发展和有效规范新制独立学院，扩展办学模式的新方式，以此来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积极作用，缩短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缓解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高等教育消费供需的矛盾。此外，还要大力引进境外高等教育优质资源，通过合作办学，引进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提高我们的办学水平，满足教育消费多样化的需要。
3.3建立完善制度，建立健全机制体制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是高等教育的投资主体，对高等教育实行宏观调控及管理。高校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要真正成为面向教育市场，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高校资源配置应建立多方市场主体。高校要和社会建立广泛的联系和沟通，广开资源渠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之外，社会团体与个人都可以与高校有利益交换的关系，高校不仅通过政府获取资源，还通社会与个人多途径取得经费，高校只有努力提高服务的质量，才能获得市场的认可。在市场环境下，高校必须培养社会上需要的人才，使各种资源得到合理利用。高等教育要适应市场需要，为社会发展、经济建设提供充足人才，保证高等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
参考文献：
[1]夏慧夷.从教育经济学视角看高等职业教育战略发展[J].教育与职业,,(14).
[2]刘国瑞,高树仁.高等教育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选择[J].高等教育研究,,(10).
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高校在校人数已经较以前有了很大已发展，现在已达到2610万人，更多地人可以上大学，高等教育已经逐渐走向“大众化”。在教育大众化的今天，当前高等教育办学体制就不能够继续沿袭以往的办学体制，也必须要根据现实的发展，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当前，我国80％的办学资金来自银行贷款和社会力量的投入。并且高校的专业设置、招生就业越来越考虑社会的需求和经济发展所需，产学研合作越来越多，相应的专业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高校完全融入国民经济的发展当中。中国高等教育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也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国际化交流与合作。现代信息技术正在向高校教学和科研的各个环节渗透，数字化校园、多媒体教学、网上大学足以证明中国教育走向全面的信息化。
2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问题
2.1高等教育供给不足
高等教育需求成为居民消费热点，许多家长希望子女受到优质的高等教育的机会。很多企业家也纷纷仿效跨国公司吸引人才的做法，意识到人力资源竞争的重要，留住人才，企业要生存发展还必须重视人力资源的技能培训。这些共同形成了巨大的需求，但是我国的高等教育供给能力还远远不能满足这些要求，高等教育的供需矛盾严重。
2.2人才市场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必须要面对市场问题，但是我国高校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普遍缺乏市场观念。高等教育是为社会服务的，但是许多高校并没有切实树立服务意识，并没有以学生作为教育主体。高等教育的消费者数量惊人，加上消费者日趋成熟，日益理性，高等教育服务的要求却越来越高。[1]总而言之，高等教育在结构、人才培养模式、师资力量等方面远远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2.3体质单一，人才供需矛盾突出
现在我国有很多的高等学校缺乏办学自主权，国家管得过严、过死，这很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随着经济结构多元化，高校走向了合并，但是很多高校在合并后却管理不善，使得教学质量下降。此外，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大，高校毕业生处在“焦虑”状态，社会对高校大学生的认可度降低，人才供需矛盾突出。
基于继承和创新的视角研究教育学的发展论文
摘要：教育学是极为重要的基础学科, 重点面向教育及其发展规律进行研究和探讨, 其主旨在于把握教育学的内涵, 通过教育实践活动提升教育学学科的科学化水平。为此, 要分析教育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从继承和创新的视角研究教育学的发展, 更好地优化教育学的教学效率和质量。
关键词：教育学; 发展; 继承; 创新;
教育学旨在揭示教育规律, 并为教育实践提供一般性的理论说明和依据, 是根植教育、服务教育的知识, 表现出教育知识的实体化、整体化和统一化, 具有特定的理论取向和体系取向, 是具有一定逻辑体系的理论知识, 有其相对严格而精确的学术语言, 各知识要素之间的关系也是紧密且有逻辑顺序的。同时, 教育学还体现出人文取向和价值取向, 是具有价值性的科学知识, 所有关于“培养人”的问题都是教育学中最为前提性和核心的内容, 并引导学习者更好地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 叩问人生存在价值。
一、教育学基本理论研究现状
(一) 对人的关注、实践关注和学科关注
一是教育活动中对“人”的关注。首先是对学生发展的关注, 具体表现在面向实践的立项课题研究, 并总结和归纳渗透性探究学习和独立性探究学习两种模式,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其次是还对教师发展的关注, 可以通过研究性实践、校本课程开发活动、合作研究、课例研究、专题学习等方式, 提升教师个人反思和实践的能力, 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和发展。二是对教育实践变革的关注。这主要是对学校课堂教学和班级建设方面的探索性研究, 并逐渐加强课堂教学、班级建设、教师发展、学校管理与评价等方面的更新性研究。三是对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关注。这主要是多元文化融合背景下的中国教育学科建设问题进行研究, 包括本土化教育学、中国特色教育学、原创教育学等, 以更好地研究和推进教育学学科建设和发展。
(二) 以转型为主题的教育学学科研究基调
在教育学发展的继承与创新的过程中, 转型是教育学学科研究的主旋律和基调, 形成了全方位、多层面的转型讨论和分析趋势, 引发了社会关于教育观念、教育问题的具体研究, 也引发了不同学科领域的特殊问题的研究, 由此也可以看到教育学科在社会转型中的利益、矛盾与冲突。
二、教育学发展中的继承
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 是人们对教育发展变化的认识不断加深的过程, 逐渐地由现象到本质、量变到质变, 体现出对教育思想和理论的继承。如师徒授受关系就是人类教育文明史中极其普遍的成果, 并且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 这种师徒授受关系的继承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主要在于学习者的学习主动性的增强, 由之前的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的学习。教育学发展中的'继承还包括对其他教育学相关学科成果的继承, 是在哲学思想及其方法的引领而不断发展的。在教育学的发展过程中, 它体现出对既有哲学的主动选择和继承, 以其作为教育学研究的认知论和方法论的思想基础。在对既往哲学继承的过程中, 不仅是哲学研究者单方面的过程, 也不仅是教育学研究者的研究过程, 而应当是具有认知活动的人对既往哲学的继承, 表现出领域划分的特点, 并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 体现出对既往哲学继承的多样化特点, 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教育学分支学科。
三、教育学发展的创新
(一) 教育学概念体系的转型与创新
一是教育内涵和外延的变化。当今的教育涵盖极其宽泛, 它不仅包括各种私立和民办的学校, 而且还纳入了研究机构内容;另外, 还出现了新的ICT技术生成的各种网络教育、在线远程教育等。二是教师的专业化转型。在基础教育学改革创新的过程中, 尤其是课程和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的改革, 使教师的专业化成长和转型引发了极大的关注, 包括对教师地位和身份的重构的研究, 要求教师向更高层次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和转型。三是教育活动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当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不断涌入的时代下, 教育活动的理论和实践得到了极大的拓展, 原有的教育结构、类型、层次都有了新的变化, 教育机构、教学方式、教育评价标准也不断更新。以课程为例, 它不仅仅局限于纸质课本, 还涌现出各种不同形式的电子媒介文本和对话, 如:电子学习、网络学校、学校组织再造、团体学习、“愿景”等, 推动了教育活动的创新发展和进步。
(二) 教育学学科理论的反思与创新
一是要坚守学科立场。教育学研究要坚守自身的学科立场, 要确定学科研究的问题域, 以开放的视角重构教育学科知识体系, 使之在多学科研究的语境中秉持其独特的专业气质和特色, 恪守教育学自身的价值取向和科学性。二是推动本土创生。教育学在发展创新的进程中, 明晰了本土创生的教育理论, 即:教育本质论、教育功能论、教育先行论、素质教育论、教育公平论。其中, 教育本质论提出了社会实践活动说, 明晰了教育的本体方位, 为教育实践提供依据。教育功能论明确了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生态等功能。教育先行论明确教育优先发展的内涵, 为科教兴国提供理论支撑。素质教育论着眼于对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德育为先, 促进学生的全面、持续发展。教育公平论则主要包括教育机会公平、教育过程公平、教育结果公平, 更好地促进高水平、高质量的教育。三是促进学科协同创新。要明确教育学研究成果的普适性、系统性和抽象性, 确定教育学原理学科的“元层次”学科属性和学科地位, 为解决教育实践问题提供支撑。同时, 还要扩大学科视野, 注重学术品质, 主要包括教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本土意识”“学科意识”和“方法意识”, 不断优化和创新现有的科研评价机制、学术成果质量保障机制。另外, 还要优化学术队伍, 加强学科之间协同创新, 整合学科资源, 共同探讨和研究学科重大课题, 获取更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三) 合理利用教育学大纲和教材
教育学担负着培养学生教育教学素养的任务, 要通过教学大纲明晰教育学知识体系的内容, 并以教材为主要媒介, 结合学生的不同学习特点和需求进行教学设计。首先要立足基础, 突破重难点。要结合教育学课程的教学大纲, 立足于教育学基础知识概念和体系, 进行教育学内容的深化和扩展, 围绕教学重难点进行学习。其次要合理简化教材学习内容。要以教育学教材内容为主线, 明晰其知识架构, 合理地进行简化, 使教育学知识内容化整为零、化繁为简, 更好地帮助学习者加深和巩固教育学知识的理解和体悟。
(四) 推进模块化与动态教学机制改革创新
要树立大教育学观念, 立足于课程教学一体化和科学知识理论, 将教育学课程组建为基本理论、教学设计、教学手段与方法、教学技能、教学智慧生成、教育教学改革、科研、教育学名人名著欣赏、名师风采等不同模块, 以核心知识团为基础, 精心遴选教学模块群, 根据不同课时和学习需求动态调整。在动态组合教学中, 要使各模块群之间的知识点独立完整且相互联通, 任课教师之间也可以动态组合, 相互交流、沟通、探讨、分享和研究, 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合作教学。同时, 还要采用不同的辅助教学形式, 灵活组织课程教学资源, 根据不同的学习要求, 采用各种辅助教学策略和方法, 提升学习者的教育素养和知识。
(五) 增强学习的主动意识
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 使学生明确自己的学习目的, 端正学习态度, 要根据学生的差异性, 分阶段、分步骤地进行学习, 在合理制定学习计划和任务的前提下, 充分运用发现学习法, 培养学生良好的自学能力, 通过学生的发现学习获悉教育学知识并掌握学科特有的学习方法, 并通过角色模拟、案例研究、合作小组讨论等方式, 引领学生学会如何学习, 在积极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中, 培养学生对教育学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另外, 学校要加大资金投入, 完善信息化基础设施和环境, 教师也要积极运用多媒体信息化教学手段, 利用其直观、生动的特点, 为学生展示和呈现教育学知识内容, 更好地提升教育学教学效率。
(六) 教育评价模式的创新
在教育学发展的进程中, 传统的教学评价模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难以真实完整地反映学生的学习状态, 对于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积极性有较大的挫伤影响。为此, 要对教育评价模式和方法进行创新, 将学生平时的学习表现、学习参与活动、社会实践、考勤及作业完成情况等, 全面把握学生的学习状态, 并进行学生学习状态的信息反馈, 及时有效地帮助学生改进和完善, 促进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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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唐林伟.对我国职业教育学发展困境的一些思考[J].职教论坛, 2017 (2) :1.
基于不平衡发展视角下的区域旅游业研究
摘要：湘西地区具有独特的地貌环境、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悠久的历史文化沉积，旅游资源非常丰富，旅游产业在地区经济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近年来湘西旅游业采用点域发展战略模式培养增长极面临着某些现实困难，为此采用相应的对策，为增长极的形成和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环境。
关键词：湘西;旅游业;不平衡发展;增长极
湘西是指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是湘西州的简称。湘西地处武陵山脉中部，云贵高原东侧，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多山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工业基础薄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境内居住着土家族、苗族、回族、瑶族、侗族、白族等少数民族，人口264.58万人，其中土家族105万人，苗族86万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72.9%，属于典型的“老、少、边、穷”的少数民族集居区。但是，湘西风景优美、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少数民族文化积淀浑厚，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而且特色鲜明。现实条件决定了湘西经济发展只能因地制宜立足本地的旅游资源优势，建立旅游优势产业基地，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使之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兴州富民的重要支点。近年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我国加入WTO以及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湘西应该抓住这一大好机遇，在开发和利用旅游资源的同时，以不平衡发展理论为依据，以生态保护为前提，实现旅游业快速发展，使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三者有机统一，是当前湘西旅游业发展的主要研究论题。 www.dxs518.cn版权所有
一、不平衡发展理论的内涵
不平衡发展理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用来研究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工业为主的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在这之前，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理论一直处于支配地位，以保罗·罗森斯坦-罗丹和拉格纳为代表的平衡发展理论认为区域差异是均衡机制失灵的表现，而这种失灵主要产生于市场的不完善以及妨碍要素流动的制度性瓶颈。但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随着统一市场的形成和经济一体化，区域差异将自动消失。显然，新古典经济学的平衡增长理论是从理性的观念出发，采用静态分析的方法，把问题过于简单化，在实践的过程中暴露出了许多缺点。因此， 大学生入党申请书，不平衡增长理论及其相应的发展战略就被提出来了，这一与平衡发展理论针锋相对的区域经济发展观念认为：经济发展的初期，资源是非常稀缺的，平衡发展所需要的大量的资金、人力资源恰恰是不发达国家所没有的。因此，必须把有限的资源用来优先发展具有优势的地域和产业。这就是不平衡发展理论中极具代表性的理论--增长极理论，最早由法国经济学家弗索瓦·佩鲁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正式提出来。他指出，“增长极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区，而是以不同的速度出现在增长点或增长极，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扩散，对整个经济具有不同的终极影响”。佩鲁的增长极思想所关注的是增长极的产业结构特点，他认为增长极既包括区域内部的主导产业，也包括与其密切相关的推动产业。主导产业与推动产业形成联合化、序列化的技术、生产和经济联系的产业综合体。佩鲁指出产业综合体的形成可以通过其伴随产生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带动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但佩鲁忽略了增长极的空间意义。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布代维尔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把佩鲁的增长极概念做了进一步的推广，首次基于外部经济和集聚经济分析，把地理含义引入到增长极理论之中，认为经济空间不仅包含了一定的地理范围内相联系的产业结构关系，而且包含了经济现象的区位关系。因此，现代的增长极理论中增长极的含义包括了以产业综合体为中心的产业增长极，也包括区域关系中的空间增长极，在增长极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两种经济效应出现。
(一)极化效应
极化效应是指经济活动及其要素向增长极集聚的过程，表现为增长极的生长和隆起运动，其生长的驱动力来源于创新能力很强的推动产业，推动产业将通过产业关联带动相关产业形成产业链。产业链拉动资金、劳动、资源和人才、技术源源不断地流向增长极点，从而形成包括经济极化、产业极化、生产要素极化、功能极化和空间极化的复合型强劲增长极，在这个增长极里企业部门一般可以达到投资成本下降和纯收益增加的效果。
(二)扩散效应
扩散效应表现为生产要素由增长极向周围地区的“倒流”或“外溢”过程。产生“倒流”或“外溢”的主要原因是极化后的增长极的带动作用，随着增长极的增长，它将需要越来越多的原材料及其配套部门发展，必须依托自身通过对外投资、技术转让、传统产业外泄、企业裂变外迁等途径，一方面满足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
二、湘西旅游业发展的概况
自古以来，湘西为湘川咽喉之地，历史悠久、山水奇特、民风淳朴，全州辖有吉首和龙山、永顺、保靖、花垣、古丈、凤凰、泸溪八个县市。在这八县市的广袤大地上旅游资源丰富，自然景观绚丽多彩，历史文化积淀浓厚，民族文化景观荟萃，堪称旅游大观园。在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上，湘西立足自身独特的自然资源和别具一格的民俗文化，开发了一大批美丽神秘、特色宣明、形式新颖的旅游景观。旅游业已逐渐上升为湘西的支柱产业，旅游收入也成为湘西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数据见表1。
湘西旅游业在早期的开发中决策者为了兼顾公平和效率，采取大推动战略为代表的平衡发展观。通过政府的统一规划，有计划的在较大范围内对旅游业和旅游相关的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通过多年的发展和艰苦努力，湘西旅游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无人问津到拥有国际品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从2001年到2005年，全年接待旅游人数增加了3倍，旅游收入从仅仅2.18亿元，几乎增长了10倍达到20亿元，旅游收入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达到16.15%的比例，远远大于湖南省7.01%的平均水平，旅游产业已经成为湘西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产业。湘西州内旅游名胜区、森林公园、民俗园等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实现了县县有景区，多区域、多角度开发多种旅游品种的全面开发，全州总动员大搞旅游项目，具有代表性的旅游景点有凤凰古城、吉首德夯民俗风情园、猛洞河漂流、永顺小溪原始次森林公园等。湘西旅游业开发一遍红火，与此同时，均衡发展的大推动战略模式的弊端也日渐尖锐。旅游产品重复雷同，旅游市场混乱、竞争无序以及重复建设，对本身有限的资金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与破坏。当今，世界旅游市场大爆炸已经开始，我国加入WTO后，旅游市场的开放以及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为湘西旅游业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由于湘西经济的欠发达性、旅游资源的区域差异性、要素的稀缺性和旅游市场的开放性，全面发展的大推动战略已经不再适应这里旅游业发展的需要。市场经济竞争的残酷现实，要求我们集中优势资源和要素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部门和地区，打造自身的核心竞争力。通过有差异的发展优势产业和具有优势的地区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带动作用实现区域全面发展。因此，以不平衡发展理论为指导规划发展湘西旅游业已是当务之急。
三、湘西旅游业采用点域发展战略模式培养增长极面临的现实困难
增长极的培养和发展建立在一定的'条件和政策环境之上，不平衡发展战略的应用，其目的也是通过增长极的发展带动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以达到区域经济整体水平的提升。当然这要一个发展过程，首先是增长极通过极化效应吸取周边地区的资源和要素发展壮大自身，然后，增长极的扩散效应就会带动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当然，在湘西这样一个客观条件存在不足的地区，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实现在湘西这样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存在很多方面的现实困难。
(一)招商引资难导致增长极发展资金供给不足
湘西地处偏远山区，经济基础薄弱，交通又闭塞，对资本的吸引力小。早期的经济开发过程中，政府采取“灵活处理”的态度，地方政府就拼命上项目，不择手段拉投资。部分政府官员大搞“形象工程”，把拉投资作为政治任务来部署，不惜牺牲自然资源和出台与自身条件不相符合的优惠政策来吸引投资。这样做并没有扩大招商引资，由于部分地方政府急功近利造成规划不统一，管理也不严格，导致县市之间、乡镇之间恶性竞争，投资环境日渐混乱，一度出现投资者看好湘西的丰富资源和开发的大好势头却没有合适的项目去投资。2006年1-4月份湘西共有44个项目引进投资，实际到位资金2.7623亿元，位于全省倒数第一位。旅游业开发和发展需要大量资金连续投资，与旅游业开发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样需要巨额的资金支持，失去了招商引资这一重要的融资渠道，光凭政府的财政来开发湘西旅游业是远远不够的。
(二)交通网络不够发达导致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受阻
增长极的发展是通过区位优势吸引周边的资金、人力等要素以产业集聚的形式发展壮大自己，同时，通过技术、组织、生产要素、市场、信息等形式向周围地区扩散，从而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要素的流动、信息的传递都要以运输、邮电、通讯等交通网络为物质基础和媒介。湘西坐落在湖南西部的边远山区，离省会长沙有400多公里之遥，湘西一直把交通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湘西仍然是一个交通闭塞的地区。全州还有30%的行政村没有通公路，每平方公里的公路覆盖率不足1公里，远远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经过州内的319、209、310、320、326国道年久失修，承运能力有限，唯一的一条过境高速公路还在建设之中，对区域内的要素流动贡献也不大。通讯和邮电由于受经济基础的影响也发展缓慢，电话普及率和互联网普及率均少于全省平均水平，落后的交通网络远远不能满足湘西旅游业的飞速发展，成了湘西不平衡发展战略的瓶颈。
(三)经济结构支持不力影响了旅游增长极的发展速度
湘西地区不但经济总量小，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低，而且经济结构也比较落后，第一产业的比重太高，而第二产业比重过小。2005年湖南省的产业结构之比为19.5∶40.0∶40.5，湘西的产业结构之比是21.3：35.7：43，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低于全省平均水平。旅游是一个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活动，缺少第二产业的支持，与旅游相关的商业和服务业就会受阻，游客除了观光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活动。那么，旅游市场的综合竞争力就会大受影响，制约区域旅游业的发展速度。
(四)城镇化建设落后影响了空间增长极的发展
湘西地处偏僻，远离大中心城市，受其辐射作用小，区内城镇数量太少，城镇化水平低，城镇规模小，城镇群体能力弱。因此，城镇内聚力和辐射力偏低，不能充分发挥其城市的应有作用，特别是宾馆饭店、道路交通、电力通讯、给排水 等城镇基础设施难以适应旅游业发展的要求。根据增长极理论，意味着应把资本集中地投入到区域最大的城市中心和产业中心的密集型产业，通过经济中心经济增长所产生的扩散效应，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城镇化建设是旅游空间增长极形成的基础，在旅游业规划、建设中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湘西城镇建设落后严重影响了旅游业的发展。
四、湘西旅游业点域发展战略模式构想
所谓区域经济点域发展战略就是把区域内重点产业作为产业增长极，同时也是把区域内条件优越的点状区域作为空间增长极来发展的战略组合。
由于历史的沉积，湘西一直背着贫苦边区的沉重包袱。2005年全州GDP为123.87亿元，增长10.6%，人均GDP为4 681.76元，而全省GDP增长为11.6%，人均GDP为10 366元。湘西在经济总量的增幅和人均占有量上都远远落后于全省平均水平，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湘西在旅游业开发的区位也很尴尬，北有张家界世界级自然、生态旅游胜地;南有怀化的芷江和通道等风景名胜区，居怀化交通枢纽而有通畅的交通网络;东有长株潭地区，是资金和人才的富有地，在发展旅游方面有资金和人才的相对优势;西有大西南旅游圈，地域广袤、资源丰富。客观上，湘西是旅游业发展的欠发达地区，因此，发展湘西旅游业应该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要素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和具有资源优势的旅游景点。采取不平衡发展观的增长极理论为理论基础的点域发展战略模式，点域发展战略模式是区域经济发展初期阶段所采用的一种空间组织模式，这种模式建立在不平衡发展观的增长极理论上，故点域发展战略模式也可叫增长极战略模式。点域发展战略模式中的增长极包括产业增长极，也包括空间增长极。前者是区域内部的战略重点产业，后者是区域内部的战略重点区域。
(一)确定湘西旅游业发展的空间增长极
空间增长极是指区域内部的战略重点区域，这个区域一般都是发展条件比较好、产业综合优势比较突出、区域条件好、投资环境较为优越、发展潜力巨大，并有在短期内迅速崛起的点状区域，如城市、资源富集区、工业区、经济特区等。因而是决策者集中投资的重点受资区域，通过增长极的繁荣，带动周围地区经济的全面发展。旅游业是一个依托性很强的产业，因此，在发展旅游业的过程中可以在区域内部选择一个资源丰富且集中的点状区域作为发展的重点。通过增长极的极化作用形成包括经济极化、产业极化、生产要素极化、功能极化和空间极化的复合型强劲增长极，为产业的高效发展提供商业、管理以及基础设施服务。增长极的形成和发展还会通过市场运行机制，产生扩散效应，从而带动整个区域旅游业的发展。区域发展战略中，同一区域内部增长极可划分为多个级别的增长极，湘西旅游业可以开发凤凰为一级空间增长极，吉首、永顺为二级空间增长极，采取一级增长极与二级增长极协调发展，共同带动的增长模式。
1.确立凤凰为一级空间增长极。凤凰县位于湖南省西南部边缘，地处武陵山脉南部，云贵高原东侧，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西邻贵州省松桃县和铜仁市，东与本省泸溪县相连，北与花垣县和吉首市接壤，东南与麻阳县为邻。总面积1 759平方公里，全县总人口37.41万人，其中，少数民族27.69万人，占总人口数的74.02%，是一个以苗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的山区县。旅游业在凤凰经济和整个湘西旅游业整体发展中同样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具体数据见表2和表3。
从表2和表3中可以看出，凤凰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如全州平均水平，但是，旅游业的发展远远超过全州平均水平，从2001年至2004年，凤凰接待旅游者数量和旅游收入都几乎达到全州总量的30%。所以，确立凤凰为湘西旅游发展的一级增长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另外，凤凰发展旅游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凤凰历史悠久，历史上是一个辐射影响至湘鄂川(渝)黔四省(市)边区的一个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凤凰县地处湘黔要道，交通较湘西其余各县发达。凤凰人杰地灵、名人辈出，有民国内阁总理熊希龄、著名作家沈从文、著名画家黄永玉等。凤凰人文历史积淀深厚，凤凰古城于2001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第101个历史文化名城，苗疆边墙——中国南方长城是国际国内关注的焦点。凤凰自然资源丰富，山、水、洞、峡谷风光无限，民族民俗独特，原汁原味的楚巫文化、韵味独特的凤凰土话、别具一格的苗族服饰、苦辣咸酸的饮食习惯，还有独特的民族习俗以及玻璃吹画、蜡染、纸扎、苗族银饰等格调清新高古的民间工艺，构成了凤凰独具特点的民族民俗风情。风景名胜、民俗历史装点凤凰奇幻无穷的大地，给凤凰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凤凰具有承载湘西旅游业发展第一增长极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