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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与新型民族文化体系的构建
现代化是一个综合的社会概念,文化现代化作为它的内在动力要素,对传统民族文化既有冲击和对抗的一面,又有对其进行文化创新和整合、构建新型民族文化体系的一面;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是文化现代化的`客观条件,是实现国家整体现代化的重要保证.本文对重塑这种新型民族文化体系的途径、实施多元文化教育的普遍意义等进行了探索.
作 者：刘海池 刘海霞 LIU Hai-chi LIL Hai-xia 作者单位：刘海池,LIU Hai-chi(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列教研部,内蒙古,通辽,028043)刘海霞,LIL Hai-xia(华北科技学院,马列教研部,北京,101601)
刊 名：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32(5) 分类号：G05 关键词：现代化 文化现代化 多元文化教育 民族文化体系浅析如何认识民族文化的传统与现代化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统 现代化 保护与发展
论文摘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政治格局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下，国际间的联系日益加强。民族传统文化也正在悄悄的发生变化。在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过进程中，传统与现代、保留和传承一种文化，越来越成为背道而驰的两件事。然而，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实际上是一种发展趋势，同时也反映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深刻规律。
我国至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在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疆域、共同发展祖国民族经济的同时，也共同创造了祖国灿烂的民族文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文化的发展是整个社会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使社会主义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以蓬勃的生机和活力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1、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化趋势
1978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实行改革开放，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转移工作重心，放到经济上来。”中国就加快了现代化进程，沿海城市的开放;国家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加强，其中经济全球化表现最为突出如生产国际化、贸易国际化、金融国际化等。国际间通信、信息及传递，包括网络、电视、电影、电话的提供等，世界被形象的称为“地球村”。在这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众在充分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成果时，传统的民族文化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现代化趋势日益加强的情况下，创新是迎合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创新的重要动力在于吸收一切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新成就来发展自己。不断吸收借鉴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文明成果，才能赋予民族传统文化以新的生命力，才能与时代一起发展进步，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化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和选择。
2、现代化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
社会的转型、旅游的发展、外来文化的侵蚀和渗透，使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学者愁肠百结谈及这一现象，西部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受到西部大开发的影响，作为整体社会转型的一个方面，少数民族的文化正在以不同的形式加速变迁。他们甚至认为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给民族传统文化将带来致命性冲击。如国际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民族文化正面临着庸俗化。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大量年轻人进城打工，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后继乏人，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灭绝。
尽管现代化给民族传统文化带来影响，但我们不应只看到危害和弊端而排斥不接受现代化，不接受先进文化、教育、科学，远离人类现代文明，保持古老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在大家充分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好处时，民族地区衣食住行自给自足的状态才称得上保持了“文化传统”，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将一个民族圈在一方土地内，冠之以“原生态”、“博物馆”、“活化石”的美名，去供人参观、拍照、摄影，从而使之脱离现代化进程，让这里的一切始终在原始落后的轨道上运行[2]。
3 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在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如何科学、创造性的弘扬、继承和保护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挖掘、抢救、记录、整理、出版失传的和濒于失传的文物、文化典籍及民间艺术[2]。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少数民族地区都在努力保护和抢救民族传统文化。贵州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除汉族外，还居住着48个民族，其中世居民族18个。1955年毕节地区成立了彝文翻译组，开始有组织地开展彝文搜查、整理和翻译工作。1984年，省人民政府对全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1985年，省人民政府成立了贵州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下设办公室。1986年，召开了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水族、仡佬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工作会议，制定了全省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七五”规划。，省民委召开全省民族古籍工作会议，提出“九五”计划期间全省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并对机构、人才、经费、出版、发行、协作等方面的为问题提出相应的措施。经过的努力，全省搜查、整理、出版的民族古籍资料有100多种，共4000多万字，其中，民族工作者进行的“六山六水”调查，调查地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80%以上,居住着我省90%以上的少数民族。使我省各民族的民族志资料基本齐备,并为我国的民族研究积累了宝贵资料，对保护和传承民族乃至世界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有苗族的《苗族古歌》，有布依族的《布依古歌》，有侗族的《侗乡好事酒歌》，有彝族的《西南彝志》，有水族的《水书》，有仡佬族的《仡佬古歌》，有回族的《太平天国时期的黔西南白族起义史料》，有土家族的《土家族哭嫁歌》等。
第二，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必须采取“扬弃”的态度，正确对待对与错、先进与落后。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违背科学精神的文化将阻碍先进文化的进步步伐。我们应当科学地继承和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而摒弃那些愚昧、落后的东西。贵州文化传统中的精华无处不在，充满魅力的声乐和舞蹈感天动地，如苗族的古歌和芦笙舞表现出苗族人民淳朴、直爽、敢爱、敢恨。苗族独特的干栏式建筑突显苗族人民适应、改造环境的能力。毋庸讳言，贵州传统文化与其他的传统文化一样，包含着与时代、与科学精神不相符、不相容的糟粕。如迷信，迷信是解放思想的障碍，是转变观念的阻力。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要发展，要进步，必须破除迷信，崇尚科学，转变观念，依靠自身，改变生活，创造幸福。
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在贵阳隆重举行。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联合主办、地方承办，每4年举行一次的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就赛事的民族性、广泛性和业余性等特色，已成为全国较有影响的.大型综合性体育运动会之一，为发掘整理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形式，弘扬民族体育文化，发展民族体育事业和全民健身运动，增强各族人民身体素质，促进各民族团结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举办了8届。
论文关键词：文化传统 现代化 保护与发展
论文摘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政治格局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下，国际间的联系日益加强。民族传统文化也正在悄悄的发生变化。在不断加速的现代化过进程中，传统与现代、保留和传承一种文化，越来越成为背道而驰的两件事。然而，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实际上是一种发展趋势，同时也反映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深刻规律。
我国至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在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疆域、共同发展祖国民族经济的同时，也共同创造了祖国灿烂的民族文化，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文化的发展是整个社会不可分割的重要内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使社会主义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以蓬勃的生机和活力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
1、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化趋势
1978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实行改革开放，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转移工作重心，放到经济上来。”中国就加快了现代化进程，沿海城市的开放；国家间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加强，其中经济全球化表现最为突出如生产国际化、贸易国际化、金融国际化等。国际间通信、信息及传递，包括网络、电视、电影、电话的提供等，世界被形象的称为“地球村”。在这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众在充分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成果时，传统的民族文化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现代化趋势日益加强的情况下，创新是迎合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创新的重要动力在于吸收一切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新成就来发展自己。不断吸收借鉴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文明成果，才能赋予民族传统文化以新的生命力，才能与时代一起发展进步，民族文化传统的现代化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和选择。
2、现代化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
社会的转型、旅游的发展、外来文化的侵蚀和渗透，使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许多学者愁肠百结谈及这一现象，西部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受到西部大开发的影响，作为整体社会转型的一个方面，少数民族的文化正在以不同的形式加速变迁。他们甚至认为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给民族传统文化将带来致命性冲击。如国际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民族文化正面临着庸俗化。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大量年轻人进城打工，民族民间文化的传承后继乏人，一些传统技艺面临灭绝。
尽管现代化给民族传统文化带来影响，但我们不应只看到危害和弊端而排斥不接受现代化，不接受先进文化、教育、科学，远离人类现代文明，保持古老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在大家充分享受现代文明带来的好处时，民族地区衣食住行自给自足的状态才称得上保持了“文化传统”，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将一个民族圈在一方土地内，冠之以“原生态”、“博物馆”、“活化石”的美名，去供人参观、拍照、摄影，从而使之脱离现代化进程，让这里的一切始终在原始落后的轨道上运行[2]。
3 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
在传承和发展的过程中如何科学、创造性的弘扬、继承和保护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挖掘、抢救、记录、整理、出版失传的和濒于失传的文物、文化典籍及民间艺术[2]。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从全国范围来看，各少数民族地区都在努力保护和抢救民族传统文化。贵州是多民族聚居的省份，除汉族外，还居住着48个民族，其中世居民族18个。1955年毕节地区成立了彝文翻译组，开始有组织地开展彝文搜查、整理和翻译工作。1984年，省人民政府对全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1985年，省人民政府成立了贵州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下设办公室。1986年，召开了苗族、布依族、侗族、彝族、水族、仡佬族古籍搜集整理出版工作会议，制定了全省民族古籍整理出版“七五”规划。19，省民委召开全省民族古籍工作会议，提出“九五”计划期间全省少数民族古籍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并对机构、人才、经费、出版、发行、协作等方面的为问题提出相应的措施。经过20年的努力，全省搜查、整理、出版的民族古籍资料有100多种，共4000多万字，其中，民族工作者进行的“六山六水”调查，调查地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80%以上,居住着我省90%以上的少数民族。使我省各民族的民族志资料基本齐备,并为我国的民族研究积累了宝贵资料，对保护和传承民族乃至世界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有苗族的《苗族古歌》，有布依族的《布依古歌》，有侗族的《侗乡好事酒歌》，有彝族的《西南彝志》，有水族的《水书》，有仡佬族的《仡佬古歌》，有回族的《太平天国时期的黔西南白族起义史料》，有土家族的《土家族哭嫁歌》等。
第二，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必须采取“扬弃”的态度，正确对待对与错、先进与落后。优秀民族传统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违背科学精神的文化将阻碍先进文化的进步步伐。我们应当科学地继承和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而摒弃那些愚昧、落后的东西。贵州文化传统中的精华无处不在，充满魅力的声乐和舞蹈感天动地，如苗族的古歌和芦笙舞表现出苗族人民淳朴、直爽、敢爱、敢恨。苗族独特的干栏式建筑突显苗族人民适应、改造环境的能力。毋庸讳言，贵州传统文化与其他的传统文化一样，包含着与时代、与科学精神不相符、不相容的糟粕。如迷信，迷信是解放思想的障碍，是转变观念的阻力。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要发展，要进步，必须破除迷信，崇尚科学，转变观念，依靠自身，改变生活，创造幸福。
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20在贵阳隆重举行。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联合主办、地方承办，每4年举行一次的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就赛事的民族性、广泛性和业余性等特色，已成为全国较有影响的大型综合性体育运动会之一，为发掘整理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形式，弘扬民族体育文化，发展民族体育事业和全民健身运动，增强各族人民身体素质，促进各民族团结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举办了8届。
第三，在创新的基础上大胆吸收、借鉴和利用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赋予优秀传统文化以新的生命力[2]。应当正确对待保护与创新、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文化是动态的、发展的，没有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成不变的。民族文化如果不加以创新和发展，就没有生命力，也就无法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并将逐步失去功能。只有在继承的同时不断创新，才能产生体现时代内容的新文化；只有赋予新生命的传统文化，才能不断得以传播、弘扬和发展。文化创新与发展的形式多样，如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和改良，使传统文明升华为现代文明。这种升华和转化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苗族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出的智慧结晶包括苗药、刺绣、挑花、织锦、蜡染和银饰等工艺。在经过不断的发扬、创新过程中正在作为民族产业蓬勃发展。其中，贵州百灵制药企业博采民族医药之众长，近年随着新科技的应用，开发研制了各类胶囊、口服液、贴剂等药品，咳嗽停糖浆、维C银翘片等遍销全国，大大提高了苗药面向全国和全世界的推广速度。所以只有在继承的同时不断创新，才能产生体现时代内容的新文化；只有赋予新生命的传统文化，才能不断得以传播、弘扬和发展。
第四，着力发展现代教育和科技，不断创新发展模式[3]。人作为文化的载体在掌握了现代科技后，更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但是，在民族地区教育文化相对滞后的形势下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比较困难。导致民族文化难以保护的主要原因：第一，民族地区青壮年外出务工者越来越多。由于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大多数青壮年选择外出务工，只留下老弱病残在家，导致传统文化继承后继无人。第二，由于交流的加强，少数民族被汉化越来越快，如普通话的推广，民族语言的使用机会逐渐减少，民族文化也逐渐被淡化。为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被提到了重要的位置。职业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应用人才和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技能的劳动者，侧重于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这一政策的实行，为民族文化的继承培养了大量的继承者和转播者。除次之外，设立技能大赛培养传统文化接班人也被推出，如贵州举办了“两赛一会”，即“多彩贵州”旅游商品设计大赛、旅游商品能工巧匠选拔大赛和旅游商品展销大会。大规模地展示了众多深藏于民间的精美民族工艺品和民族“绝技”。通过“两赛一会”，提升了贵州文化旅游商品的档次，形成了一批具有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文化旅游商品品牌，挖掘和培养了一批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在“两赛一会”的带动下相关民族产业兴起，在青岩古镇带有民族特色的旅游商品琳琅满目，如“两赛一会”上获奖作品银秀石、苗族刺绣等大受游客青睐。民族文化传统在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的带动下得到了保护和传承。
4、总结
如何对待民族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受到的影响？是选择用开放还是抵制的心态去认识现代化给我们的民族传统文化带来的利弊？社会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都同它以前的历史时期的思想成果有具体的继承关系。任何后来的社会存在都包含了对以往成果的继承。但是这种继承是批判地、有选择的继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的加强，现代化将是必然发展趋势。在发展的同时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切合点来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同时也应该保护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所以，各民族应该在科学有效的方法指导下，保护民族文化传统。同时，抓住契机发展自己，这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参考文献：
[1]夏彤.全球化与民族文化传统[J] .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
[2]王玉海.也谈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DB/OL].-01-09.
[3]肖怀远.论民族文化传统的辩证扬弃[J].西藏研究,(3).
社会公正、民族文化与现代化的张力
历史己可确凿无误地写上：新文化运动期间是20 世纪中国绝无仅有的多元文化得以自由论难的时期。新文化运动内部是多元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其中且有多种复杂的排列组合。
反对阵营也是多元的：国粹派，“学衡派”，东方文化救世派，其化文化民族主义者，同善社及其他鬼神迷信组织……。
两极之外还有形形色色的中间派与调和论。
他们凭藉各自的阵地尖锐、自由地辩驳。个个自以为是，信心十足。没有什么人或什么派自甘堕落，卑鄙告密，勾引、煽动权势者去消灭对方。唯一的裁判是读者的自由选择。鬼怪云集的《灵学丛志》（中华书局出版）是因门庭冷落，香火不继而不得不自行关门的。它与《新青年》的读者群有很大差别。后者对它的猛列批判究竟有没有或起了多大作用，恐怕很难说清。
凭吊当年硝烟，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这不是无是无非的混战。
反对白话为书面交往和文学创作主要言的诸公肯定错了。言文合一，利国便民，为大众交往、文学创作、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工具。胡适、陈独秀、钱玄同诸人促成这一伟业，合当永志青史。林纾、梅光迪、章士钊等人尽管所持理由不一，就反对白话文而言，无疑都错了。
至今莫衷一是的似是两大历久不衰的追求。
一是如何解决社会公正问题。
翻检当年文献，触目皆是对社会不公的忧虑。
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4年零3个月；死亡军人约850万，平民约一千万；直接经济损失1805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1516亿美元。作为富强典范的欧洲百孔千疮，武装革命、和平示威风起云涌。从现象疑及制度，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是：在西方“科学愈昌，工厂愈多，社会偏枯亦愈甚，富者益富，贫者益贫。”[1]在国内，政治经济秩序都面临着转型期的混乱和痛苦。军阀混战，工厂盛行着资本主义初兴期的残酷压榨，贫苦民游民化……。面对如斯局面，中国人何以自处？
这些世界性的难题，难为了剪下辫子不久的中国知识分子。
“劳工神圣！”（蔡元培）、“劳作神圣为世界不可磨灭之公理”（梁启超）、“今后救亡之第一着当从事于社会革命”（许德珩）、“这种社会革命的潮流……将来必至弥漫于世界”（李大钊）、“俄国式的革命DD社会革命DD要到处散布了”（傅斯年）……。
这些思想取向不一的知识界菁英，异口同声争说“劳工神圣”、“社会革命”！各人情况不同，总的说来是正义冲动推动下对世界“新思潮”的追逐。他们期望的是在中国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可是，这些善良的愿望基本上是空泛的理念，从“公正”、“公平”的标准，“社会革命”的具体内容，到实现这些的途径和手段，往往都不甚了了。他们大都是人文学者，笔力甚健；但通常对政治学，经济学和中国社会缺乏系统的研究，对资本主义和苏俄的历史和现状也缺乏深切的了解；加上当时虽有政党却没有健康的政党政治，社会科学大体处于介绍输入阶段；于是，除了一些激进者走上与国民党合作动刀动枪的道路外，多半停留在空泛的理念探讨或“第三种文明”的鼓吹。
二是念念不忘文化民族主义。
昔日辉煌与今日贫弱的反差一直困着19、20世纪的中国人。进入20世纪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它突出地表现在东方文化救世论的兴起。开先河的是辜鸿铭。早在19，他就毫不含糊地给东西文化定性：
“目前在欧洲和远东之间确实有一种文明之争在进行着。不过在我看来，这种斗争似乎不是一种黄种文明与白种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更似一种远东文明与那种可称为欧洲中世纪文明之间的'冲突。”
“……人类未来文明……依赖于中国文明的根基，或更确切地讲依赖于远东民族可称为儒家文明的东西。”[2]
在辜老先生笔下，东西文化之争，是先进的东方与落后的奉行中世纪文明的欧洲之争；中国传统文化不但与现代文明没有矛盾，而且蕴含着现代性的精髓。他写道：
“人们经常断言汉语中没有关于‘自由’的词汇，但令人惊奇的事实是，不仅汉语中有关于‘自由’的词汇，而且这个词还准确地表达了……‘自由’的真正含义……汉语中表示‘自由’的字是‘道’……当它在‘自由’这个意义上使用时，被义定为遵循我们本性的法则DD率性之谓道。”③
新文化运动期间，他更气壮山河地断言：
“在中国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专制即秦始皇的暴政”。
“我认为在中国，我们一直拥有‘理性民主政体’,尽管从统治的形式上来说始终是君主统治。中华民族一直是个民主的民族。我敢说，就我所知，中国人……今天是世界上唯一的真正民主的民族。”④
尽管此老的这些外文著作在国内影响不大，在海外却颇有一些读者。更重要的是他首创一个记录：中国人以所学西学为工具，努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现代性”。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他的结论，仅就历史事实来说，毋庸讳言：时贤孜孜LL进行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类的研究，不过是他的未竟事业的继续。
同时，辜鸿铭不是孤立的，各个时期都有同道，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几乎同步的新文化运动中起而呼应者更大有人在，而就东方文化救世论掀起轩然大波的是梁启超和梁漱溟。最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的立论：
“我希望我们可爱的青年，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已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负四分之一的责任。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进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
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⑤
两个都是世界性的难题。实质是如何处理现代化与社会公正、现代化与多元民族文化的内在张力。
时代变了，即使是东方文化救世界论的鼓吹者也多半吃过洋面包，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他们不是19世纪弄不清有没有陆路可通英吉利的土老帽，也不像后者那样以坚决拒绝西方现化文化为职志。他们赞成有所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有的人笔下还不时出现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之类的字眼；有的争论甚至表现为是谁真正领会了西方文化之争。当今有的论者据此坚决否认他们是现代西方文化的反对者。
如果弄清双方的确实主张，弄清各自的具体追求，也许有助于人们作出自己的判断。
从社会公正和文化民族主义出发非议西方的一方，通常着重在两个方面提出自己的主张：
一是在制度层面。
在经济领域，杜亚泉力倡“凡可从手工制作者，勿以机械代之。”经营者应限于“自给自足之工艺”、“勿视此为投机致富之捷径。”⑥ 他说的已经不是单纯的技术，而是接受还是拒绝以谋取利润为动力的现代经济制度。在张君劢看来，就是不能发展“谋利之工商”，⑦而谋求“均平寡安”的经济制度。进入代后，章士钊也反对中国走西方发展现代工商之路，要求“返求诸农”，建设“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说礼义、尊名分，严器数”的“农国”。⑧从孙中山到社会主义者则冀图以公有制去限制乃至取消竞争，作为“毕其功于一役”的阶梯。
在政治制度方面，有的即使口头上也说几句“自由”、“民主”之类的门面话，实际想的是限制乃至取消。
二是在道德层面。
“东方文化”怎样救世？各人说法不同，核心通常是主张用中国传统道德或人生哲学去“规范”或修正现代经济和政治制度。公、忠、诚、有序、服从、集体、天人合一……据说都是医治西方现代病的灵丹妙药。
他们的矛头通常指向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
可是，历史的走向颇不利于前者。
折腾了80年，“社会公正”对中国人说来仍是颇为遥远的奋斗目标，而付出代价之大，真有点不堪回首。一个更加严峻的事实是，尽管“社会公正”在丑陋的西方也仍须努力，但东方文化对此肯定无能为力；文人学士的各种伟大构想可否付诸实践亦颇渺茫；最切实的途径不能不是研究西方各国在此领域采此的各项措施（税收、社会福利、救济、保险……）的成败得失，然后根据本国情况有选择地移植、改进。
西方各国没有按照中国人的设想，从东方文化中寻求改革的智慧，他们是在不断自我批判中寻找更新之路的。而东方各国和地区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是向西方学习。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是在各项具体制度上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充分暴露了他们与市场经济和法治不符的各自的传统已经成了沉重的包袱。
在道德领域，“与传统彻底决裂”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可是，既要实行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就不能不确立个人主义的核心地位。传统可以衍生现代，但传统的各种观念和规范，只有无碍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部分才会被人们广泛认同和接受。
在现代世界，国家和民族应该是平等的。说到文化，无论是世界范围，还是各国和各民族内部都是多元的，公民才是选择的主体。他人强加的选择标准不可能长期为多数人接受。现代化早已是全球性的不可抗拒的趋势。现代化有它自己的价值标准。这个趋势与各国原有的中世纪的民族文化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但历史是这样无情，现代化的趋势顺之者昌，逆之则亡。民族文化如果不顺应潮流蜕变，而成为抗拒外来文化的坚固堡垒，必然沦为危害国家和公民利益的包袱，大清帝国就是这样的典型。
国家和民族的平等，不等于各国的文化发展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一些落后国家的文人学士喜爱倡导“民族本位文化”，这是狭隘民族主义的煽情。在一个国家急需学习外来先进文化的历史关头玩弄这类把戏，欺骗性很大，但祸国殃民，屡试不爽。
分歧根本不在要不要继承和保护本民族的文化遗产。这些遗产的破坏主要来自战乱和贫穷。随着现代化的实现和社会稳定发展，这些遗产中的一部分虽然不能不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迁，但从整体上看，又为其保护、利用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落后国家和民族只有实现现代化，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缩小或消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才有可能在国际社会中真正争得平等。冀图以本国特性的藉口，蓄意标新立异，讨伐现代文明的公认准则，这不伸无助于缩小差距，维护本国的利益，而且只能逞快于口舌，图虚名，得实祸，扼杀公民的思想自由和创新能力,摧残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动力，把本国拖入困境而难于自拔。
“反语言霸权”、“反后殖民”！修改西文殖民者制定的游戏规则！……这类呼喊豪情万丈、壮怀激烈，令人肃然起敬！可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游戏规则是各个领域发展与挫折中不断自我完善的成果。中国折腾了一百多年，扭扭捏捏开始走上与世界接轨的道路，才开始摆脱被动局面，你们是不是又一次想阻挡这个历史进程呢？！
注释：
[1]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专集之二十三第7页，中华书局1936年上海。
②辜鸿铭：《尊王篇》、《辜鸿铭文集》（上卷）海南出版社版第174、183页。
③同上第150页。
④辜鸿铭：《呐喊》，同上书第544页。
⑤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37－387页。
⑥杜亚泉：《工艺杂志序》、《东方杂志》第15卷4号（194月）。
⑦张君劢：《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科学与人生观》第111页。
⑧章士钊：《农国辨》，上海《新闻报》（1923年11月3日）。
构建新型的企业国有资本与财务管理制度体系
今年4月28日，财政部印发了《企业国有资本与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财企325号，以下简称《办法》）。这是财政部为了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本与财务管理而制定出台的一项重要法规，也是促进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有经济结构调整的重大举措，标志着以出资人管理制度为中心的新型财务制度框架体系已初步形成。一、制定《办法》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从开始，军队、武警、政法系统、中央党政机关先后与所办的企业和直属的各类企业脱钩，组建了一批企业集团，明确其资产与财务由财政部管理。这一重大改革，改变了国有企业长期以来形成的部门管理体制和行业管理格局，对财政部门资产与财务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财政部内设机构职能进行了调整，专设了管理企业资产与财务的司局，对企业资产与财务实行统一管理。为了适应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和财政内设机构职能调整的需要，财政部明确提出了企业资产与财务管理工作的基本思路，即围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这个目标，以建立出资人管理制度为中心，以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为重点，以国有资本管理为突破口，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体制相适应的、统一的企业国有资本与财务管理框架体系。按照上述思路，本着“制度先行”的原则，财政部企业司着手起草拟定《办法》。《办法》从起草到修改，直至定稿，广泛征求了社会各界的意见，先后在全国企业资产与财务管理工作会议、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召集部分中央直管企业、地方财政部门进行多次座谈讨论，数易其稿，基本吸收了各方面提出的积极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办法》的印发，是财政部门与企业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制定《办法》的过程中，我们主要遵循了以下基本原则：
（一）立足于资产与财务的统一，实现资产与财务管理的有机结合。十多年来，我国企业国有资产与财务管理一直处于分割状态，没有形成合力，不利于财政职能的充分发挥。资产与财务，从其本质上讲，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对资产运行结果的反映，即是企业的财务状况；另一方面，企业的财务状况又反映着企业资产运行的质量。因此，资产与财务管理的基本职能是一致的，虽然传统的财务管理具有税收调整、规范会计核算、资本金管理等各种功能，但随着税收制度和会计制度改革的深化，财务管理中的.国有资本管理职能越来越突出，资产与财务管理以政府作为出资人身份对企业营运国有资本进行财务管理的共同特征也越来越明显。为了充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按照资产与财务统管的原则，我们将资产管理与财务管理的内容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融于《办法》之中，构建以出资人管理制度为中心的新型的企业国有资本与财务管理制度体系。
（二）立足于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提高国有经济资源的整体效益。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是当前整个经济工作的主线，对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调整是其主要任务之一。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改组改制、兼并、出售转让等经济行为十分频繁，而且初步形成了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调整机制。为了体现国有资本与财务管理服务于整体经济结构调整目标的精神，《办法》对企业公司制改建、兼并、出售乃至破产等相关的资产与财务管理行为进行了规范，既要防止资本权益受
[1] [2] [3]
构建我国新型石材标准体系的思考
石材在人类建筑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且在当今的建筑装饰中仍是广为应用的.重要产品.我国是世界石材大国,但远未成为世界的石材强国,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尚未建立起一个与我国石材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完整标准体系.本文从我国的石材标准化现状出发,在分析我国现行石材标准体系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及世界石材产业的发展趋势和应对技术贸易壁垒的需要,提出解决目前存在问题的相关策略以及构建我国新型石材标准体系的建议.
作 者：林臻毅 Lin Zhenyi 作者单位：福建省标准化研究所,福建,福州,350013 刊 名：石材 英文刊名：STONE 年，卷(期)： “”(6) 分类号：X650 关键词：石材 标准 标准体系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摘要：进入到信息时代，医院的信息化管理步伐在网络的推动下不断前进，这不仅为医院的内部控制建设提供了条件，更是优化了医院的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但是医院的信息化建设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网络安全风险时刻存在，因此，如何构建网络安全体系，则成为医院信息化建设中需要面临的关键问题。本文从医院网络安全体系构建的重要性出发，结合其中存在的问题，探究了医院网络安全体系构建与实现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医院管理；网络安全体系；阻碍；实现策略
虽然网络体系的构建是医院信息化管理的必要环节，但是其在安全风险防范方面却依旧漏洞百出，使得医院的网络安全体系建设形同虚设，难以充分发挥其风险控制与防范的实际效果。具体来讲，医院网络安全体系构建中存在的问题如下：第一，医院内部系统对数据的收集与应用效果并不理想，目前多数医院对于网络系统的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数据的收集并不完整，例如电子病历的形成尚处于“模板+标签”阶段，缺乏专业化处理，影响了数据传输与共享效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不畅，“信息孤岛”的状况没有被完全打破。第二，网络安全规划缺乏投入，对信息安全的预期投入严重不足，虽然信息安全问题是医院网络信息系统构建的关键，但是从整体上来看，相关部门对于信息安全体系的构建并不积极，例如在硬件投入中缺乏预算支持，使得硬件设备一旦出现损毁就会造成大量医疗卫生信息的丢失；对软件技术的应用不到位，防火墙、加密系统的建立存在漏洞；各部门对于安全系统的认识存在偏见，在某一科室出现网络安全问题的时候则相互推诿，缺乏有效的追责与监督。第三，网络安全体系构建与实现的方案缺乏有效的落实，任何网络安全问题在没有爆发前往往都显得不那么重要，医院在网络安全体系建设中也存在这种侥幸，对安全规划的设计头头是道，但是到了具体的落实阶段却又推三阻四，影响了网络安全体系建设工作的实效性。
医院网络安全体系的构建与实现需要从硬件设备、软件系统、组织管理者三个方面入手。
3.1硬件设备安全的构建与实现
根据信息化管理的技术需要，医院的硬件设备安全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网络布线。对于医院的信息化建设而言，网络布线不仅影响着系统的信息传递速度，更关系着信息沟通的安全，因此，相关技术人员应采取内外网物理断开的方法，对医院网络系统进行科学布线；考虑到信息安全，对于各楼宇的主干线可以采用光纤和备份光纤相结合的方式；在连接客户端的时候，应做好屏蔽处理，及时排除干扰源，保证信号强度，以及信息数据传递的有效性和完整性。第二，根据《电子信息系统机房设计规范》做好对机房的设计，如根据“电子信息系统机房的耐火等级不能低于2级”等规定做好防火安全管理；根据“主机房气流组织、风口及送回风温差”的相关数据做好防潮工作等，确保主机房能够充分发挥信息存储与传输的功能。第三，服务器、交换机的数据安全，在医院网络安全系统构建中，技术人员应对关键设备的基本性能以及冗余做好分析，并确保系统能时刻运行。为避免停电故障造成信息丢失，医院的服务器应采用不间断电源，并在出现安全故障的时候，自动接入另一个服务器完成信息备份，从而做好“双保险”，提高网络系统运行的持续性和安全性。
3.2软件安全系统的构建与实现
在网络安全系统构建中，系统软件可以通过与硬件设备的交互作用，实现对系统的控制与调度，并连接网络，实现信息的传输与存储。因此，医院在网络安全系统构建与实现中，应该不断完善软件系统，从而确保信息数据的安全。医院在软件安全系统的构建与实现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设置安全口令。软件系统的登录应控制开放程度，利用安全口令对访问者的身份进行确定，在使用软件系统的过程中，口令的设置也应该提高安全系数，避免使用缺省值，保证长度不少于八位，且内容包含字母和数字及至少包含两个特殊字符。此外，为进一步确保软件系统的安全，相关部门的操作人员应对安全口令进行定期更换，提高被破译的难度。第二，安装杀毒软件。在医院的网络系统建设中，内外网的完全物理隔离是不可能的，只要存在接入外网的机会，病毒就会见缝插针对网络系统进行攻击。针对此，医院在网络安全系统构建中应该要求客户机及服务器安装杀毒软件，利用软件对病毒进行甄别与抵御，及时检测违规操作，并对高风险行为做出提示，控制病毒对网络系统的威胁。第三，应用防火墙。目前一些软件公司在技术研发中，对防火墙的设计更加严谨，医院在网络安全系统建设中，应利用方便、快捷的防火墙进行定期扫描，及时检测出危险信息，控制恶意脚本在目标计算机上的执行过程，避免外网攻击的入侵，以及信息的'泄露。第四，加强对工作站的安全管理。各个工作站在使用系统的过程中，都应该利用账号、用户权限、网络访问以及文件访问等实行严格管理程序规范进行安全控制，严格监控光驱、软驱，USB接口等外来信息的接入，提高安全管理效果。
3.3组织机构的构建与实现
在医院的网络安全保障系统建设中，工作人员是落实安全措施、执行安全方案的主体。再高端的硬件设备、再完善的软件系统都需要人的操作来发挥作用。因此，医院在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中，应该将人的因素纳入其中，并确定、尊重其主体地位，利用安全管理制度，提高工作人员构建网络安全保障体系的能力。具体来讲：第一，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安全管理小组，体现组织管理效果，并在管理小组内部做好明确分工，确保一旦出现安全问题能够迅速做出反应。第二，完善安全制度建设，对于医院网络安全管理人员而言，制度建设是规范其安全行为，提高安全方案执行效果的关键，因此医院应该从多方面做出安全规定，明确管理细则，推动安全管理人员工作的有序开展。第三，规范内部人员网络操作，根据信息安全问题的调查显示，操作者的不规范操作是造成病毒入侵，信息泄露的主要问题。因此，在组织管理中，医院应对内部人员的违规操作进行严格控制。第四，做好应急预案的制定与演练，对出现的信息安全问题应做好各部门的联动，提高应急能力，及时止损。
4结束语
总之，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信息化已经成为医院内部管理创新的基本思路，信息化的实现需要网路系统的支持，但是在网络系统构建的过程中，无处不在的安全问题使得医院的信息化建设举步维艰。针对此，医院应该从网络安全系统的建设要点出发，增加对硬件设备的投入，做好软件系统的技术应用，加强组织管理建设，进而完成医院的网络安全体系构建与实现。
参考文献：
[1]张宝伟.医院网络安全体系构建及实现方式分析[J].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
[2]沈晓利,郭璞,樊红彬.医院网络安全体系构建与实现[J].网络安全技术与应用，.
[3]陈拥军,肖新文,陈泓伶等.医院网络安全体系构建与实现[J].中国数字医学，.
徐少云
一、中国古代史上的官商关系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工商业的鄙视态度始于战国末年，在此之前，由于商业活动可以盘活经济，改善民生，商人的地位并不低。战国末年以来，反对商业的态度最为坚决的是怀有国家富强抱负的法家，商人倒卖货物，赚取差价的行为在法家的眼中是对国家与国民财富的掠夺。在法家学说成为秦朝的官方意识形态之后，这样的观点成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使改朝换代，儒家代替法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之后，反商的观点也不曾动摇。
（一）官商关系的历史类型
中国历史上官商关系的第一种类型是官禁商，即国家或政府禁止民众从事商业活动，对民间商人严加打击。此种做法出现在秦汉时期，秦始皇曾将商人发配边疆，汉武帝时期发配边疆的七种罪犯中就有商人在列。禁商政策一直到魏晋之后才逐渐缓解。
第二种类型是官抑商，即国家或政府放弃对商业活动的严厉禁止和对民间商人的严酷打击，转而允许商业活动及民间商人的存在并对其加以限制。比如，限制商人从政，向商人征收各种额外的税捐，加派额外的徭役等。这是耳熟能详的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中的“抑商”部分，较之于禁商显得要温和得多，是魏晋之后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倡导的。
第三种类型是国家经商，即由国家对特定的商品行业实行垄断与专营，禁止民间从事此类商品的交易。比如汉代的盐铁专营，唐朝的盐茶酒专营，宋代的盐茶酒醋专营等皆为是例。为了利用商业利益的驱动，吸引商人服务于国家建设，这种方式后来演化为国家通过招商的方式，吸引商人资本，形成官商合作。最为典型的例子当属清代洋务运动后期开办的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
第四种类型是官劝商或者官奖商，即国家提供若干奖励措施鼓励商人进行投资，出现于晚清时期“实业救国”的社会背景之下。
上述四种类型的官商关系是站在国家的角度所确立的。
从商人的视角去窥视官商关系，第一种类型是商趋官，即商人对政府攀岩趋势，例如清末官督商办企业中的商人参与者，寻求与政府的合作以期获得庇护，再比如通过纳捐获得一定官衔的“红顶商人”,将亦官亦商的身份视为其商业财富的保护伞。另一种类型的官商关系则与之相反，是为商避官，顾名思义就是商人尽量与政府保持距离，“是官当敬”、“倚官势，官解则倾”以及“少入公门，毋观囚罪”等警句在不少经商要义之类的著作中被反复强调。
该书认为，前述官商关系历史类型的发展演变，在表面上官方对商业与商人的态度以时间为轴体现出一种由严至松，逐渐宽容的趋势，但是在这种趋势的背后，官方利益始终居于中心地位，调整官商关系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隐藏在演变的官商关系背后的政府的商业政策却至始至终只是“有利即用，无利即抑”的机会主义。我对此深表赞同，即使是清末的官劝商与官奖商此类表面看来官商最为和谐的局面也是以“实业救国”,保全政权为前提的。商人对官方的态度，无论是较为积极的趋商抑或是较为消极的避商，本质上都是商人面对强势的公权力而不得不采取的自我保护。总之，中国历史上的官商关系呈现出“官为体，商为用”的格局。
（二）机会主义商业政策对商人的弊端
书中以清末时期的胡雪岩的荣辱沉浮为例，深刻地揭示了前述机会主义商业政策的弊端。早年间胡雪岩为左宗棠西征新疆筹集借款以作军饷，输送粮草以作军粮，助左宗棠的军事胜利以一臂之力，深得官府赏识，加封官衔。胡雪岩也凭借其“红顶商人”的身份叱咤商海。左宗棠死后，失去了最大的官府保护伞的他，被揭发在先前筹集军饷过程中收取高额的手续费，遭遇官府秋后算账，最终一生的积蓄悉数充公，在穷困潦倒中度过了自己的余生。
该书指出，机会主义的商业政策所带来的.首要弊端就是加剧了商业风险之外的不确定性，主要是商人个人财产权的不确定性，商人在面对市场风险之余，还要提防来自政府的暗算与掠夺，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私人商业活动难以连续进行，而国家按照评估的财富多少为商人设定徭役的做法更使得商人不敢露富，宁愿掘地藏银，也不肯扩大经营。此外，选择改行，将资本投向土地务农者有之，鼓励子弟发愤读书考取功名者也有之。[1]
第二个弊端是公平的缺失削弱了商人商业能力。国家在大肆掠夺部分人的正当财产与利益时，又人为地划定经营范围，将垄断特权赋予个别商人，运用公共权力帮助某些人致富，如此反差之举，实在有违公平。为了逃避这种不公平的局面，商人们往往选择公权力的寻租，找到一个有权有势的官僚或者官僚集团作为靠山。而商人获得的垄断特权则要以商人的独立性与竞争力作为对价，一旦失去庇护，特权商人不可避免会走向衰败。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被驱使和利用的处境，商人不得不选择顺从，当顺从成为一种习惯，商人只会听命于官方权威，而不懂得抗争，即使在拥有足够的正当权利基础时也是如此。
第三个弊端是造成商人内部自治规则的缺失。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古代长期的商业实践培育了一些商业制度与规则，例如东家、掌柜与伙计之间的职责划分，总号与分号的业务往来和账目核算等等。这些商业制度与规则是商人们自发形成的，相当于商人内部的自治规则。但是，上述自治规则是存在国家公权力构建的外部规则并且发挥巨大作用的情形之下发展起来的，与国家意志相比，商人意志实在是微不足道，商业进程的连续性常常被国家的介入打断，商人的精力过多地被耗散于应付国家的威胁上。从而，自治的念头在萌生之初就会在强大的国家意志面前灰飞烟灭。
（三）小结
由前述中国古代史上的官商关系类型以及机会主义商业政策的弊端可知，中国历史上的商人先天就缺乏自治的条件。在“官为体，商为用”之下，商人始终缺乏独立性而只是官府的附庸，他们需要时刻提防来自于官方的侵害，为了自我保护，他们选择在官府面前顺从因而商业能力不断地被泯灭，商人团体的组建与商人自律性规则的构建也受到官方的严格管制，官方的裁判无可争议地具有权威性。因此，虽然中国古代的商业实践较同时期的西方社会更为发达，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闪耀全球商业史，造船和航海技术令西方同行难以望其项背，但是由于缺乏商人自治的条件，指望西方商法的形成路径（经由商人的实践积累成为商人习惯法再经国家认可成为商法）在中国上演毫无疑问是不可能的。
二、西方商法的演化路径
（一）罗马法与西方商法的起源
罗马对于这个世界最为持久，最为彻底的征服所使用的工具——罗马法，是当今法学的起源，难以想象若是没有罗马法，如今的法学会是怎样一番景象。罗马法最为人称道的是其发达的私法体系，商法，根据普遍的观点被认为是民法的特别法，属于私法体系的范畴，然而，通行的观点认为，现代商法的兴起应当归功于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新兴的商人，经由他们的努力，到中世纪末形成了一个全新的行业自治法体系，即商业习惯法。[2]于是，不经让人产生一个疑问：罗马法为什么没能成为西方商法的源头？
该书同样从官商关系的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考察。第一，罗马的商业发展依赖战争，这是一个以军事立国的农业国家，永远处于战争状态，同时所有人都崇尚战争，执政官以此表现他们的雄心，元老院借此转移民众的矛头，士兵以此获得战利品，甚至连留在城里的公民也能分享到军事胜利的果实。于是在孟德斯鸠眼中，罗马没有商业，又几乎没有工业，每个人要是想发财致富，除了打劫之外，没有别的办法。长期大规模的对外战争积累起来的财富，为罗马的商业繁荣打下了基础，但是商业发展对于战争的巨大依赖性，也使得罗马的商业注定会因为帝国后期对外军事失利而衰落。第二，罗马商人阶层受到压制。商人和商业始终受到罗马当时的道德价值观念、国家政策的鄙视与控制。在战争依赖性的商业发展模式下，在商业活动层面，商人利用战争，即依赖发动战争的国家而发财，国家反过来也会利用商人或者强制商人为战争效力。罗马商人始终都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他们的命运最终都掌握在强有力的国家政权手中。商人无力置喙国家强力制定的法律，自然就不难理解商人习惯与国法之间的距离了。
（二）西方商人法的产生
（1）商人习惯法阶段
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欧社会被自给自足、隔绝封闭的庄园经济所统治，商业活动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到了易物换物的原始状态。直至11世纪末12世纪初，西欧的商业活动开始恢复，商法逐渐取得了体系特征，西方商法产生的第一个阶段——商人习惯法阶段由此拉开序幕。与商事关系相联系的各种权利和义务被自觉地看作是一种完整的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商人表现出巨大的创造力，各种新式的融资方法先后被发明，[3]诸多影响后世的法律制度，如票据，有担保的债权也在这一时期被创造出来。
该书的作者认为商人如此巨大的创造力首先得益于城市的强大与国家的弱小。与中国古代社会城市承载的更多是政治与军事功能不同，西方的城市使得商人获得了从事其职业所必需的自由。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大量的农业人口过剩，农奴，自由农民和小贵族纷纷离开庄园来到城市从事工商业。中世纪多元政治权威并存，为了增强自身的军事防御并聚敛钱财，皇帝、国王、封建领主以及教皇和主教，时常用颁发特许状的方式换取城市在经济上的支持。政治权威之间的相互竞争，使得西欧城市获得了自治权，也为商人的自治实践留下了空间。
其次，商事法院的创立让基于商人自治产生的商事习惯变成了活的法律。商人们迫切需要一种较中世纪神判法和司法决斗更为灵活的法律，一种更为迅速、更不依赖偶然性的证明方法，也需要熟悉他们的职业情况、能够凭借知识迅速结束争论的法官。于是，他们同意从同行中选出法官，成立法庭。由于法官和争议双方都希望纠纷解决能有据可依，于是，商人们开始把每个案件的判决都记录下来，并从中编纂出可供法官和当事人遵循的习惯规则。
（2）商事习惯国家法化阶段
自14世纪伊始，西欧社会世俗君主的权力不断集中，民族国家逐渐形成，为了实现国家统一并继续维持封建等级，中央政权需要与商人习惯法进行斗争。由此导致国家有意识地用国家法代替商事习惯规则，商人习惯法要么被固定化为国家法要么被废除。18、19世纪以后，随着“国家主权”概念的兴起，中世纪商人利用政权分化的裂缝而分别进行商事规则创造的现象不复存在，商法在一个个独立国家的内部进行演变。
（三）小结
西方近代商法起源于中世纪商人的实践而非罗马法，古罗马的商业活动因罗马对外军事战争的胜利而繁荣，也因国家战事的失利以及强制商人为战争服务而走向凋敝。在中世纪早期，庄园经济导致城市衰败，商人群体几乎销声匿迹，直至中世纪中期，随着生产能力的提升，在封建领主、国王、皇帝和教会等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不断斗争的夹缝中，商人与城市争取到了一定的自治空间，并在实践中积累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商人习惯。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出现的统一的中央政权，有意识地把商人法纳入国家制定或认可的法律序列中，并最终以国家立法取代了商人习惯法。由此可见，对后世商法产生决定性作用的商人习惯法恰好生成于世俗政权最为薄弱的中世纪中晚期，而在世俗政权较为强大的时期例如古罗马时代，商人的地位相对低下，商事规则的创造力无从发挥。由商法在西方的发展路径，该书最终推出一条历史经验：商法需要和国家政权保持适当的距离才得以实现前进与发展。
三、中国对西方商法的继受
（一）两条继受路径的尝试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长期以来的机会主义商业政策以及“官主商辅”的商业发展模式，中国商人无法如同西方同行一般自发形成商人习惯法。自晚清始，中国抛弃了自己的法律传统，走上了一条学习与继受西方商法的道路。1904年1月21日，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大清商律》。民国成立之后，继续沿用了《钦定大清商律》中的《商人通例》和《公司律》，并于1914年7月19日颁行了《公司条例实行细则》和《商人通则施行细则》，与晚清的商事立法实现了衔接。然而在1928年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不再试图在《民法典》之外制定一部独立的《商法典》，而是尝试着采用“民商合一”的体例，将行纪、仓库、运输等制度编入民法债权编，对于《票据法》、《公司法》等无法纳入民法的内容制定单行特别法。可见，20世纪上半叶中国以西方商法为蓝本进行的继受先后在“民商分立”与“民商合一”两条路径上展开，但都因为政权更迭而历时短暂。20世纪80年代商法研究再度兴起时，民商分离抑或民商合一的继受路径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并且持续至今。
（二）中国商法继受的特殊性
该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商法继受的特殊背景。晚清时代的中国开始继受法、德等大陆法系国家商法文本是清政府应对西方列强的挑战，尽快摆脱治外法权的困扰，争取到平等国际地位而做出的种种努力之一，同时它也包含着西方借强权诱使中国法制变迁的意图。此时中国要继受的是国家法化后的商法，其与当初纯粹的商人习惯法已经产生了距离，加之中国固有的法制体系与商业实践并非一片空白，法律文本与商业实践之间存在间隙在所难免。对此，我十分赞同，商法就与实践紧密相关，以商业实践作为立法基础，法律效果的实现以法律文本与商业实践相互适应为前提，从美国引进的独立董事制度在中国水土不服就是一个很好的反例。如此商法继受的结果，书中总结道，一方面，中国借鉴了西方所谓先进的立法体系，继受了最新的商法文本，另一方面，由于官方长期的机会主义商业政策严重削弱了商人的自主精神与创造性，中国当时的商业实践相较于西方社会还处于十分落后的境地。因此，通过继受在较短的时间里得以完善和提升的商法文本的作用首先体现在了匡正或者“规范”商人的行为，这与西方商法源自商人的习惯差别巨大。商法的这种功能反过来又将进一步削弱中国商业实践中本已十分微弱的主动性和创造力。中国商人并没能像他们期望的那样取得商事立法的话语权，到后来，随着整个商业活动日益限于国家的有形之手，以及本源意义上的商人的消失，商人习惯难觅身影。
（三）官商关系的现代表现
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时间中，国家政权依靠作为国家商业附属物的国企全面控制了商业领域，私人的商业活动几乎无迹可寻，国企成为唯一的市场主体，企业变成了行政序列中的一级，国企的管理人员与政府官员一样属于国家干部行列，具有行政级别，可以互相调动。直到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才使得私人的商业活动渐渐恢复。在此过程中，许多政府部门投身于组建具有垄断性的公司。与之前公权力代替私权利而导致的国企政企不分不同，此时出现的政企不分的公司兼容了计划与市场的弊端，它们首先利用公共权力取得名目繁多的许可证、批件、配额、指标，再在市场上将其转化为巨额的财富，最后输送给作为设立者的主管部门。这种所谓“官倒”的现象虽然经过中央政府数次的大力清理整顿、公司制改革的深入，已经不那么明显，但是书中还是指出了仍旧存在的官商不分或者官商难分的问题。
第一，官商的人员流动与身份交叠。在国家继续管理和控制国有企业的大背景下，国有企业经理人员与政府官员的双向流动渠道始终畅通。政府高官转任国企管理人员的现象十分普遍，同时国企领导人调任地方党政负责人也是屡见不鲜。《公务员法》甚至为公务员到国企挂职锻炼以及国企人员进入公务员行列开辟了通道。某些地方政府还鼓励公务员带薪下海。反过来，私营企业家也热衷于进入政府部门，或成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也会通过各种途径追逐公权力，例如企业付费参与国家标准制定。
第二，地方政府为求政绩而进行“招商”、“护商”、“求商”、“经商”.在鼓励官员下海经商的同时，招商引资是许多地方政府热衷的事业，有的地方政府不惜用行政职务作为吸引投资的条件。地方政府还热衷于推动辖区内企业上市与确保上市资格，向国企控股的上市公司提供补贴。为了确保完成预算收入任务，有的地方政府会收过头税，此外，公权力机关自行或者通过下属机构参股设立公司，参与经商，对市场经济的危害显然更大。例如，各地方政府派驻北京的办事机构（驻京办）陆续建设了“集住宿、餐饮、办公、会议、娱乐、保健、购物等于一体”的宾馆或大厦，模糊、混淆甚至消解了政府与市场之间应有的界限。再比如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政企合一。
（四）小结
书中的观点认为，任何对法律文本的过度倚赖和偏信其实都是危险的，把带有自治色彩的商法文本作为缺乏商人自治实践的中国商法的模本的观点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在一个没有自治传统的国度，仅仅依靠继受一套宣扬自治理念的法律文本不能有效确立和保护自治。中国社会自古至今都是政府主导了经济发展进程，只有政府才能制定法律的情况下，若将构建商法的希望寄托于公权力的拥有者与实施者国家身上，防范和控制国家公权力滥用的目标的实现，只能依赖于政府自身的政策判断与自律机制。因此，若不把解决官商关系问题作为讨论是否承认商法、是否以及如何制定商法这些技术层面讨论的前置问题，“商法”的根基恐怕是不稳固的。在反对中国官商不分的同时，该书也认可政府运用强制手段干预商业活动的必要性，行业习惯、商业习惯也需要接受合法性的检验，制定法律由国家施加强制有时非常必要。这一观点颇值赞同。
四、结语
官商关系是决定商法过去、现在乃至将来的重要力量。在中国，官先于商，官、商地位差距悬殊等事实决定了官与商之间主要是一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一方积极施动，另一方被动接受，造成了中国商人自治实践与西方同行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然而，目前中国的商法仅仅着眼于继受西方而将“民商分立”抑或“民商合一”的争论作为商法体系构建的前提。在现实中，官商关系没有得到足够认真的对待，在商事立法环节它甚至被忽略。继受“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调，单纯提倡由国家继受西方现代商法文本，从而制定自己的商法体系，无助于培养中国商人的自治精神，更不能有效平衡官商关系。因此，中国商业法制进程的第一步，不是争论立法形式的设计，也不是探究商法与相关部门法的边界划分，而是首先应当对官商的界限加以有效界分，提供充分、有效的财产保障，确保每个人都有参与商业经营的机会和权利，限制那些手中握有公权力的个人和组织在这方面的权利，同时在防范私人强制方面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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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健，王建文：《商法的价值，源流及本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页。
[3]例如代替抵押的临时租借、作为直接投资形式的“康孟达”、风险资本以及另地借贷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