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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从广义角度理解，是研究企业权力安排的一门科学。从狭义角度上理解，是居于企业所有权层次，研究如何授权给职业经理人并针对职业经理人履行职务行为行使监管职能的科学。
摘要：随着时代的进步，如今我国大部分企业都存在企业党建和公司治理两种不同的制度，如何有效的结合这两个制度并且使其更加促进企业的管理和发展，不仅是各企业建设的难题，更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大难题。我国政府和各企业管理者都非常重视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的和谐发展，并且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采取有效的措施，投资了大量人力物力以及财力来促进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和谐发展的制度创新策略研究。
关键词：企业党建;和谐发展;制度创新;公司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党建工作一直处在不断的改革完善中，与此同时，企业的经济发展机制也在不断的改革发展中，但是，由于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导致我国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和谐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有待解决，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我国党建工作的建设完善和社会经济的有效发展，所以，加强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和谐发展非常有必要性，其既是解决企业党建工作现实问题的需要，又是协调企业党建和公司治理制度冲的需要，同时也是研究新时期企业党建工作理论的需要，下面本文具体介绍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和谐发展的几点必要性。
一、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和谐发展的必要性
(1)解决企业党建工作现实问题的需要。由于企业党建工作和公司治理制度存在很多冲突，而且党建工作中的许多弊端都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导致企业的实际管理运行中存在很多问题。如今大部分企业的党组织地位都被虚化，党组织干部在公司中空有其职，没有实权，企业管理体制改革后，很多党组织干部对党建工作的必要性没有足够的认识，认为只要企业法人合理的管理建设，企业就能够有效发展。其实不然，党建工作在企业管理中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如今很多国有企业早已不重视企业的党建工作，更有甚者，有些私营企业的党组织职位早就被撤销，很多企业的党组织干部甚至都成为“地下党”，暗地里对公司进行调查和管理，还有的公司虽然设有党组织职位，也只是管理文化建设方面的内容。这些都是企业党组织作用被弱化，干部形象被矮化的表现，这些现象充分说明党组织干部的工作开展需要一定的保障制度，而这也正是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和谐发展的制度创新所要完成的任务。
(2)协调企业党建和公司治理制度冲的需要。公司治理实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体制制约下的企业管理，以盈利为目的，企业发展体制改革之后，优秀的公司治理制度能够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其有效发展。
如今国内所有的公司治理制度在西方国家早已应用了一般多年了，这种公司治理制度就是始终保持公司经营者的全部经营权，同时又保持公司所有人对经营人的掌控权，但是西方的这一公司治理制度，没有融入党组织党建工作的内容。
但是，在我国企业不只是一种盈利机构，它同时也是党组织的一个载体，公司既要进行有效的盈利发展，同时也要主动为党组织的党建活动提供有利条件。这样一来，企业党建工作就合法的和公司治理制度联系在一起了，而有的企业党组织不是隶属于企业内部的.，而是听命于企业外部另外党组织的一个组织。但是，两种制度体系共存于同一个企业管理中，必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而要解决这些矛盾的存在，促进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的和谐发展，对其进行制度创新非常有必要。
(3)研究新时期企业党建工作理论的需要。一个党组织如何能够有机的、和谐的应用在企业的管理建设中，党建工作如何有效的运作，这是需要眼前的工作体系和制度的。但我们现有的管理体系和制度根本无法难于党建工作有效开展的实际需要，所以，我们更应该就如何有效的开展党建工作，如何正确发挥党组织在公司管理中的作用，如何让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和谐发展，进行有效的分析，并且采取做出更多的理论研究，建立全面的、普遍性的管理制度。我国企业党建工作与公司治理制度的和谐发展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我们的党建工作理论建设需要更多的实践工作，而且国外先进国家的公司治理中几乎都没有融合党建工作，我们无法借鉴，企业党建工作与公司治理制度的和谐处理在一定程度上也为研究新时期企业党建工作理论提供了实践基础。
二、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和谐发展的制度创新策略
(1)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制度创新。首先，规范企业党组织财务重大问题决策的程序，我们应该明确党组织干部参与决策的原则，建立完善的企业党组织参与决策的制度，并且规范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形式，决策期间，党组织干部提出的每一条建议和意见，都必须保证正式，用书面、文本的形式认真记录。其次，我们要充分实现企业的党组织干部的专业性，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灵活、方便的特征，我们应该及时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变化，提高党组织人员的专业素养，或者适当的让企业管理人来领导开展企业的党建工作，既有效避免了党组织人员的不懂行、乱指挥的现象，又可以提高党建工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保证企业管理发展都走向正确的发展方向。
(2)党管干部和党管人才的创新。首先，党组织在人员配置上要有话语权，党组织可推行相关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做国有企业或者国有控股企业的董事长或总经理等掌管公司的职位，这样党组织在具体情况下就可以利用这些职位有效行使话语权。其次，党组织要争取干部和人才配置的主动权，这样，一方面，党组织可以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人才资源，另一方面，企业也可以通过与各部门工作人员的接触，掌握到企业管理建设中的人才空缺，从而制定有效的人才配置策略，并且提供合适的人才培养体系，建立良好的人才配置阶梯服务体系。
(3)企业党组织的管理理念和方式要创新。首先，党组织干部应该增强自己的服务意识，高度为企业管理服务和负责，将企业的事当做自己的事来解决，积极主动的帮助企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光宣传口号不干实事。其次党组织应该高度负责，对决策失误的后果承担责任，如果企业有些重大问题的决策没有经过党组织的参与就可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具体的反应。但是如果党组织参与了重大决策的研究讨论，并且被董事会、管理层实施，造成严重后果，党组织就必须站出来主动承担责任，并做出有效的补偿。再者，企业党组织的奖励以及工资制度要足够明确，党组织干部的公司应该与企业的发展效益联系起来，给予党组织成员适当的奖励和鼓励，充分激发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增强他们对企业的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只有这样，才能更加有效的开展企业党建工作。
三、结束语
总之，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和谐发展对于企业有效发展和建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定要认识到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和谐发展的必要性，认真分析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和谐发展存在的弊端和问题，采取有效的措施，比如说企业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制度创新、党管干部和党管人才的创新以及企业党组织的管理理念和方式要创新，从而加强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和谐发展的制度创新，促进企业党建与公司治理的和谐发展，加强企业的建设发展。
参考文献：
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架构安排与制度创新
企债市场：起步早发展慢
我国企业债券市场从八十年代末开始起步，1987年国家对企业债券实行统一管理开始，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累计发行企业债券多亿元，主要以国有大型企业、大型项目为主。其间在1990-1993年，我国企业债券市场曾出现一轮发债高潮。当时企业发债热情较高，一些地方趁机以债券形式搞起了乱集资，直接导致1994-一些企业债券出现到期不能兑付的现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在这种情形下，管理层曾一度停止批准发行企业债券，市场急剧萎缩。直到以后，一批历经改革洗礼的中国企业真正具备了发行企业债券的条件，加上连续降息以及铁路债券、中信债券等几个信誉高的企业债券的热销，才使企业债券有了恢复性的发展。
在国际成熟的资本市场上，债券市场的规模要远远大于股票市场的规模，债券期货和期权等衍生产品的发展也很快。而我国债券市场不仅在发展速度上明显滞后于股票市场，在规模品种等方面与股票市场以及国际债券市场也有较大的差距，而且与此相对应的债券期货和期权等衍生产品市场尚处于空白阶段，这进一步加剧了债券市场畸形发展的局面。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债券融资是股票市场融资的十几分之一，企业债券市场规模与整个债券市场或者股票市场相比都显得微不足道。而在国外，发行债券是企业融资的一个重要手段，企业通过债券融资的金额往往是通过股市融资的3-10倍。在美国，公司债券发行额突破2500亿美元，为同期股票发行量的5.8倍。统计资料显示，去年，我国包括国债在内的证券市场融资达6400多亿元。其中，国债融资4800多亿元，股票融资1400
多亿元，而企业债券融资仅100多亿元。沪深两地股市交易中的股票已逾千只，而交易中的企业债券只有13只。
三大问题困扰市场
发行市场限制过多，阻碍市场扩大。
我国原有的企业债券实行规模控制、集中管理、分级审批的管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一方面，政府对发债企业的地域、行业、所有制等均要严格审批，准入限制过多，审批环节繁琐，影响了有实力的企业发行债券融资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对企业债券的发行规模、利率以及偿还期限等方面做出严格而又缺乏弹性的规定，导致大多数有能力举债的企业不能利用债券这一融资渠道，使得大量企业为了争指标而竞相“寻租”，许多有效率的企业只能通过非正常渠道来筹资。尤为突出的是，企业债券存在明显的所有制歧视，企业发行的债券按企业归属的不同，分成了中央债和地方债券，并且只允许中央债券在全国发行，筹集大量的资金，这种划分方法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的色彩。在这种管理模式下，作为发债主体的似乎只能是国有企业，而其它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无形中则被剥夺了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的权利。企业债券的发行管理模式，已显然不适应现行的市场条件，严重制约了我国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
流通市场发育缓慢，企业债券流动性差。
与企业债券发行市场相比，流通市场的发育更为滞后，成为阻碍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企业债券上市流通量很小，柜台交易市场还是一片空白，缺乏全国性的交易网络，处于有行无市的停滞状态，流动性差，变现能力弱，阻碍了债券的合理流动，增大了投资风险。不仅降低了投资者的热情，而且阻碍了企业对债券这一筹资工具的运用。在二级市场上，沪深两市去年共有12只企业债券，总市值近180亿元，每天的成交量只有几十万元，每只债券的日成交量只有几手至几十手，有的甚至没有成交。沪深两市股票、基金全年成交金额为6.46万亿元；国债现货交易总额为0.42万亿元；回购交易额1.47万亿元；而企业债券（含转换债券）全年交易总额仅为0.069万亿元。二级市场落后的直接结果：一是企业债券市场功能丧失了一半，不能整体协调发展；二是
流通市场不发达，必然会影响一级市场的发行，国内证券商不愿承销企业债券，从而制约了企业债券市场的总体发展。
流通市场滞后，是与企业债券市场的投资者持券结构有关。根据国外的经验，机构投资者一般占企业债券总投资额的60-70％。在我国，由于所发的企业债券多数是3-5年的短期品种，适合个人投资者的短期投资偏好，因而其持有者也以个人投资者居多。机构投资者比较注重债券的利率和定价方式，以有效规避利率和流动性风险，而期限的长短不是最主要的考虑因素。因此，如果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都很小，且利率水平和定价方式合理，机构投资者则更加愿意投资长期品种。但实际上，机构投资者普遍不看好目前的企业债券。因为目前企业债券市场的规模太小，债券利率以固定利率为主，存在较大的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此外，投资企业债券还需要交20％的利息税，又使收益进一步缩水。缺少机构投资者，企业债券流通市场的活跃只能是纸上谈兵。
利率机制作用未能发挥，投资价值不能实现。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对企业债券利率的确定有明确的政策限制。《企业债券管理条例》规定，企业债券利率不得高于同期银行储蓄存款的40％。随着市场的发展，这项规定开始显现出一些弊端：一是我国银行储蓄存款自195月1日以来已连续7次降息，按照“不超过40％”的规定的企业债券利率，与目前资本市场的实际收益率相比差距很大。以一年期为例，最高利率仅为4％，而投资者目前对资本市场的预期年收益率在10％以上；二是由于“不高于40％”最高利率限制，发行人不管自身信用级别如何，为了能够吸引投资者，都把利率确定在“不高于40％”的最高位。信用级别不同、投资风险不同的企业债券，其投资收益率却是一样的，造成优质企业债券成本偏高，而一般性企业债券又不含风险收益，企业债券利率不能反映资金供求的真实变动情况和不同企业的风险差异，不符合“高风险、高收益，低风险、低收益”的市场规则；三是由于存在利率的最高限制，一些企业债券的发行产生困难，为了能够使企业债券发行出去，就变相提高企业债券的实际收益率，扰乱了企业债券市场运行秩序。企业债券市场缺乏风险机制和价格弹性，阻碍了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
制度创新推动市场发展
企业债券市场的滞后发展与近年来政府在证券市场的发展上采取股票和国债优先而企业债券次之的政策是分不开的，政府倾向于股权融资的政策是由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特殊使命决定的。这就决定了企业债券市场滞后的制度性根源。目前，国内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迫切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证券市场，在中国即将加入WTO的背景下，建立一个符合国际惯例、反映市场经济要求、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债券市场，更显得刻不容缓。 这就需要有关部门积极消除制度性障碍，大力推进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
发行方式：从审批制转向核准制。
改革企业债券监督管理制度首先要淡化或者逐步取消计划规模管理，扩大企业债券发行额度，可采取逐渐扩大规模的办法，最终取消债券发行的额度控制。其次，放宽企业债券募集资金使用限制，在保证主要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同时，可以用于调整债务结构、资产重组等其他真实合法的用途。第三，对
企业债券的审批，在目前情况下，首先应选择大型国有企业和集团以及上市公司，满足一些国有重点企业的.发债需求，逐步安排一部分额度给一些经营业绩优良、却又资金短缺的非公有经济，允许符合条件的非国有企业发行债券，以消除对非国有企业发行债券的歧视。在发行的方式上，由于核准制主要对发行文件进行合规性审查，而且推行核准制可明确和强化参与企业债券运作的社会中介机构的职责，因此要尽快推行企业债券发行核准制。
交易制度：从交易所集中走向与柜台交易并存。
证券交易所和监管部门要为企业债券上市交易创造条件，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债券上市交易，放宽企业债券上市交易的限制条件，简化批准程序，加快审批时间。企业债券二级市场不同于股票二级市场，股票是全国发行，投资者所处地域广大，进行柜台交易存在信息不均等问题。而对企业债券来说，有相当一部分小额债券是区域性发行的，区域内信息获得均等，开设企业债券的柜台交易应不成问题。结合我国企业债券发展的实际，以及以个人持有企业债券为主的特点，管理层要尽快开设柜台债券交易市场，使柜台交易成为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的有益补充。
品种创新：从单一走向多元化。
债券品种的设置要根据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发展历程和实际情况，并参照国际先进经验来构架我国企业债券品种设置。第一，需要发债的发行人有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行业公司、上市公司、公用设施、重点建设项目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第二，在目前我国投资者风险意识还不充分的情况下，发行人必须有充分的偿债能力（垃圾债券不能发行），否则将引发社会问题，因此就必须从偿债资金来源或从信用基础的角度来分析我国企业债券的品种设置：一是以往的盈利和当前信用资质，二是未来稳定的现金收入流。据此，我国企业债券可设置两个种类：第一类可称为公司债券类，指严格按照《公司法》规范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可以是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也可以延伸到可转换公司债券、可换股公司债券。这类债券的最大特点是募集资金不必是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信用基础在于以往的经营业绩和当前信用资历。第二类类似于国际上通行的市政债券类，主要由行业公司、重点建设项目和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法人发行，募集资金须用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信用基础是发行人或投资项目稳定的现金收入流。
发行利率：从行政走向市场。
当前我国的企业债券不论偿债能力如何，都实行同一的利率而不是根据自身的信用度以及市场需求状况来确定相应的利率水平。这种状况极不合理，制约了我国企业债券的发展，今后我国企业债券利率定位的发展趋势将是逐渐放松和取消法定利率上限的规定，而由企业根据自己的信用级别以及偿债能力制定相应的利率，将债券的利率水平与风险进行挂钩。
投资主体：从个人走向以机构为主。
无论是股票市场还是企业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的数量都是其成熟的标志，缺乏机构投资者的市场就从根本上缺少了活力。因此要搞活我国企业债券流通市场必须引入大量的机构投资者，包括保险公司、基金管理公司、财务公司、城乡信用社、证券公司和其他社会法人。首先应允许基金公司投资信用度较高的企业债券，使企业债券进入其投资组合；其次可以考虑允许社会保障基金进入企业债券市场，投资信用度高、风险较小而投资回报相对较高的企业债券，以改善社会保障基金的现金流量；第三可以考虑设立企业债券市场基金，专门支持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为企业债券市场引入更多的资金。
发行区域：从国内走向国际。
企业债券的发行既要立足本地，但又不能局限于本地区，必须面向全国开展跨地区的企业发债；条件成熟的企业发行债券应逐步走向世界，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筹资，开辟一条吸引外资的新渠道。
目前我国股票一级市场的游资有5000多亿元，保险公司资产有3300多亿元，截至4月末，居民储蓄存款超过68365亿元，还有大量的企业自有资金。如果能消除制度性障碍，债券市场的发展空间将十分广阔。随着新修订的《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的即将出台，我国的企业债券市场可能出现转机。
作者：夏有华 来源：《上市公司》
企业物业管理的创新策略与发展途径论文
一、企业物业管理现状
企业物业管理是近年来企业“新增”的管理部分，在我国的很长的一段时间，企业几乎没有涉及到企业的物业管理，但是随着我国商业市场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企业物业管理逐渐提到企业管理的日程当中，逐渐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近些年的企业物流管理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和进展[1]。然后受到其他因素层次的限制，企业物业管理部门的经营管理模式还存在一定的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理念落后，模式单一
管理理念落后，工作方式单一随着公司体制的深入改革，尤其是近年来“三集五大”的推进，使得公司员工对后勤物业管理有了全新的要求[2]。以往，公司后勤物业管理主要作为后勤福利服务部门，只需要满足员工的基本工作需求，但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和公司自身的发展，员工们在工作、生活、学习和娱乐等方面的需求上正在向理想型转变。就目前公司的后勤物业管理而言，部分后勤物业的管理理念还沿袭传统的管理理念，没有能够充分顾及到员工的实际需求，思维死板，工作方式不够灵活，导致员工对其工作内容有所厌倦，不断增长公司需要与物业管理公司落后的服务层次之间的矛盾，以及物业公司与公司的文化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员工的工作思维，这对公司的组织构建和物业管理是不利的[3]。
2.物业管理人员以及专业管理层次较低
物业管理人才匮乏。因为不少公司把物业公司当作后勤服务部门，甚至当作公司安置退休职工的地方，物业在人员配置和专业物业管理人才培养上投入的精力不够，造成人员素质水平有限，缺乏基本的物业管理专业的知识，导致物业管理人才严重不足，尤其是建筑设计、房地产、经济管理等方面的专业人才严重缺乏。在公司改革后，公司物业公司的人员问题更加明显。
3.物业管理体制缺乏活力
目前国内有许多公司对企业的物流进行专项的管理，成立了专门的企业机构，将物业公司从后勤服务部门变为了经营实体，但因为受到公司自身体制的限制，不少物业管理公司并没有真正走向市场，达到市场化的要求，且拘泥于传统的固有模式，导致其工作形式依旧非常单一，在机制和经营机制上缺乏活力，无法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进而在服务内容、社会化管理、专业化分工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影响了物业作用的有效发挥，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4]。
二、企业物业管理创新策略与发展途径
1.强化管理人员的物业管理意识
物业公司要摒弃原有的传统僵化的理念，认识到强化企业后勤物业服务意识是促进后勤物业管理机制改进、丰富后勤物业管理方式和提高后勤物业服务层次的前提、基础和保障。后勤物业管理部门应转变观念，明确自身的服务对象，充分把握工作规律，并以此为导向积极开展后勤物业管理工作。另外，还应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深入了解员工的基本要求，在工作的内容、方式上充分体现出为员工服务的核心和本质。通过实际行动，促使后勤物业管理人员从思想上对服务意识有更深刻的.了解和强化，从而使其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充分落实服务项目，提高服务层次[5]。在服务方式方面，应根据业主和企业的需求，关注业主的情感空间，优化企业的文化建设，破除落后的管理模式，创新服务方式，向“融入”式服务转变。在物业管理过程中，企业要将发展理念、奋斗目标、企业文化等方面融入物业管理中，实现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双赢的局面。
2.强化专人专管，实行专业化管理
企业物业管理提高员工素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①提高后勤物业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这是提高后勤物业服务质量的必要措施，因此，要强化内部管理，利用考核评价方式强化对企业物业管理的内部监管。物业公司不仅要创建月度考核评价和年度考核评价机制，还要创建健全各项规章机制，重新调整内部组织部门，补充和调整部分重要岗位人员，尽快修订物业缺陷管理办法、绩效管理机制和经济责任制考核办法，并切实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晰、机制管人和绩效激励。②积极引进专业的物业管理人员，为后勤物业管理工作注入新鲜血液。要定期培训原有的工作人员，并将学习结果与工作绩效挂钩。③强化与其他企业后勤物业管理部门的沟通和交流，学习其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等，从而不断提升自身的工作层次。
3.创新管理模式
企业的发展方向应该紧紧围绕市场的发展。在管理模式上就应该时刻根据市场的变化而变化，一成不变的管理方式是很难适应现在多变复杂的市场的。因此想要做好企业物业的管理就必须在管理模式上进行创新。使物业管理企业在公司的支持下，创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和独立核算的企业，并积极与市场相融合，不断整合各种生产资料，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规划。
4.提高服务质量，实施质量管理系统
现阶段很多的物业管理公司对于管理还不够重视。对物业管理的品牌效应和质量管理系统建立都不完善。要想提高企业的实力和运作的效率，做好物业的管理已成为重要环节，这就需要企业明确定位，科学规划，强化服务意识，规范服务行为，以达到提高服务质量的目的。另外，物业管理公司应该创建工作、岗位和技术等一系列指标，开展质量管理知识培训等。
三、结论
在新形势下，企业物业管理已经逐渐被企业管理者所重视。对于企业物业管理应该强化物业服务意识，从企业内部进行管理，在员工物业管理培养、管理模式和服务质量进行创新。只有对物业管理进行系统的管理，才能真正提高企业的实力，使企业长久发展。
连锁董事公司治理与企业技术创新研究论文
摘要：近几年来，学者们对于连锁董事关系网络的研究逐渐深入，发现连锁董事关系网络的存在不仅影响着企业的经营绩效、公司治理，同时还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有一定的影响。本文从连锁董事与技术创新、连锁董事与公司治理、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等研究领域出发进行综述。希望完善连锁董事理论研究，并为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关键词：连锁董事；技术创新；公司治理
一、引言
在当前市场经济转型的浪潮中，创新经营一直备受众多企业家的追捧，在技术创新研究的道路上，很多学者专家也是竭尽全力寻求更多突破。连锁董事作为近些年的研究热点课题，在对以往研究成果的分析中发现，连锁董事作为企业获取信息资源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有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而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决定因素在于企业公司的治理水平，因此三者之间是否有必要的联系，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连锁董事与技术创新相关性研究
国外学者对于连锁董事的研究主要源于企业间的社会网络关系研究，在不断的深入研究中发现了连锁董事的重要性。Useem（1984）指出连锁董事的主要作用是在企业间进行信息传递。通过连锁董事传递的企业信息为公司提供了关于其他企业行为的第一手资料，从而为企业的决策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Yeoetal（.2003）发现，在法国企业中董事会之间常常通过共同的董事会成员相互分享CEO服务。而且在1999年，法国公司中就有1/2的公司存在这种连锁，超过50%的公司至少有一个连锁董事关系和80%的CEO兼任主席一职，这给CEO在董事会和高管团队中更大的管理权限，更积极地影响公司的业绩。LuciaBellenzier、RosannaGrass（i2014）通过意大利1998～2011年间企业间连锁董事网络的演变，发现随着时间的转移，网络的稳定性是企业间兼任多个职位的董事即连锁董事维持的。卢昌宗和陈仕华（2009）发现超过80%的上市公司都有连锁董事，这意味着A股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已经形成一个基于连锁董事而形成的网络。朱金菊、段海艳（2013）则从多个角度分析连锁董事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发现连锁董事薪酬、连锁董事学历、连锁董事规模和连锁董事占董事会比例均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呈显著正相关。连锁董事是因个体成员同时在两家或两家以上董事会任职而形成的企业间网络关系。在企业集群当中，企业间因连锁董事而形成的网络能够给企业提供进行技术研发和创新所需要的外界信息。通过连锁董事关系网络取得的信息能够为企业的战略计划及经营方针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企业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些信息资源提取更有价值的技术和知识，以实现企业自身技术的进步和创新功能。连锁董事为企业带来的外部信息还可以与企业拥有的关键技术相联系，创造出更为适应市场需求的创新技术。同时，研究表明连锁董事的网络特征也会影响到企业的技术创新决策，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连锁董事的中心性特征，企业在连锁董事网络中所处位置越是趋近于中心位置，其获取网络资源的能力就越强，对其他相关联企业的影响力也就越强，所以说处在连锁董事网络中的企业能够更加便利地获取为技术创新服务的优质资源。然而在以往的文献研究中，连锁董事与技术创新相关性研究较少，大多数为社会资本、外部董事、独立董事等与技术创新之间的相关性关系研究。而这些与连锁董事在概念上和实质区分中都有很大的重叠性，比如连锁董事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连锁董事也占据了外部董事和独立董事的绝大多数。
（一）董事会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依据社会资本理论，董事会社会资本是董事会成员所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的总和（Coleman，1990）。董事会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相关性研究，其关键点在于社会资本带来的信息资源，因董事会社会网络扮演了信息联结、减弱社会风险以及外部不确定性角色，因此它在企业多样化的技术创新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Baysinger、Butle（r1985）研究发现，能在其他企业兼职董事的董事往往具有较高的声誉，他们能够为企业获取关键资源，包括专业知识、技能及经验等，这些资源能够为企业在制定关键性的决策时提供重要援助。良好的连锁董事关系不仅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声望，还能提高企业资源共享的程度，从而为企业制定高质量的研发项目投资决策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Hill－man（2005）等从董事会社会资本的多个角度分析，发现董事会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企业的绩效越高。董事会在政府机关拥有的资源可以帮助企业更迅速地了解行业发展趋势、政策导向等方面的信息，为董事会制定正确的研发投资决策做好铺垫。Wincent等（2010）在对53家中小型企业的董事会进行纵向研究时发现，董事会的一些特征能影响到企业的创新能力，且提出了董事会中存在的连锁董事对技术创新有较强的推动作用，且董事会的异质性、董事会成员的受教育水平对企业创新能力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国内关于董事会社会资本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成果。周建等（2010）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将董事会资本分为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两个方面，并从这两个方面分别研究了其对企业技术创新支出的影响水平。他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发现，董事会成员的受教育水平、职业背景、异质性等特征都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支出呈正相关关系。段海燕（2014）将董事会社会资本分为董事会内部社会资本和董事会外部社会资本，并提出董事会外部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连锁董事。李垣（2004）提出企业创新活动（主要指创新决策），一般而言，董事将以企业家的身份作为企业创新的决策主体出现在企业创新活动过程中具有较大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并且多数情况下是非程序化的。李永强（2011）对企业家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绩效的负面影响研究中发现，在企业家社会网络关系中，强连带关系有利于社会网络成员之间共享相似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从而加强关系成员之间的信任，但是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家的决策自由。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家决策自由度的降低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水平。而企业家社会资本对创新思想束缚反而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究其原因，是社会资本的三维度———结构维度、关系维度、认知维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刘俊杰（2013）从企业家社会网络的达高性、广泛性、异质性及关系强度等四大方面分析，企业家社会网络的达高性、广泛性对技术创新绩效存在积极的影响作用，而企业家社会网络的关系强度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基于以上分析，董事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主要是企业间知识类资源、资产类资源及社会资本等资源的集聚，这是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必要条件，因此“资源获取”对董事会社会资本与创新能力起到了中间转换作用，有助于高质量决策的产生。即董事会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研发投资决策的质量，进而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投资决策。
（二）外部董事与技术创新。Zahraetal（.2000），JohanBraet（2012）的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与企业的创新能力正相关，当数目达到11之后，呈现负相关。Zahra，S.A、Neubaum，D.O（2000）进一步提出外部董事的知识和经验也会与内部董事形成互补。扩展董事会的视野，提醒经营者抓住创新机会。因此，学者们推论，增加外部董事数量有助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Heralin、Weisbach（2000）两次通过实证研究证实，外部董事占主导地位的董事会，在公司绩效下降面临重组等投资决策能较好地发挥作用。Wright.P、Ferris，S.P、SarinA（1996）提出外部董事的存在可以监督和制约内部董事由于创新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而出现的放弃长期利益的短视行为。Adams、Harris等和Raheja认为外部董事发挥有效治理作用的一个重要理论条件就是要获取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在董事会集体决策的框架内，可以把外部董事当作一个利益共同体，代表出资人的利益，把内部董事当作另一个利益共同体，代表管理层的利益，并且内部董事相对于外部董事具有信息优势。Hoskissonetal.（2002），Zahra（1996），LiandSimerly（1998）等人通过对内部董事与外部董事的研究结果证实，内部董事对企业创新能力有积极的影响。而SvenH.DeCleyn&JohanBraet（2012）的实证结果发现两者之间没有显著关系。外部董事占董事会多数席位可在董事会的投资决策过程中有效制衡内部董事，并对投资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当信息获取成本较低或者知情概率较大时，外部董事能更有效地发挥监督和咨询职能，这一点支持Duchin等的实证研究。杨建君、刘刃（2007）实证研究外部董事数量与企业创新决策关系后发现，外部董事数量对企业创新决策的影响是由董事会结构和规模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外部董事的影响是作为公司治理的一部分进行研究的。方伟（2014）在研究外部董事治理与公司投资决策效率的关系中得出以下结论：外部董事的存在可以起到监督制约内部董事的作用，通过对内部董事治理决策的影响进而影响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投资决策，其主要作用机理在于外部董事对技术创新决策的影响，关键在于其咨询职能和监督职能的发挥。综上所述，外部董事对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对企业内部董事的影响，其中外部董事的监督职能与咨询职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外部董事对企业技术创新决策的积极影响源于其对外界信息资源获取成本较低及对行业或者企业集群的概况知情概率较大，从而直接决定了外部董事在公司治理中的监督作用和咨询作用的发挥。
（三）独立董事与技术创新。Schoorman（1983）认为独立董事本身具备的特点就是其掌握信息的广泛性，这不仅可以为企业获取关键信息及资源提供便利渠道，同时也减少了企业间资源转换的交易成本与协调成本。Yangmin.kim（2007）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的社会资源可以促进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同时独立董事本身所携带的外部资源可以帮助企业建立优质的社会网络关系。Yuva（l2007）在对独立董事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对独立董事的股权激励水平越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就越多。赵旭峰和温军（2011）在对董事会运作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时，通过对2004～2008年501家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发现：独立董事在董事会成员中所占比例越高，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越多。通过以上研究可知，独立董事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之间的相关性关系已经得到众多学者的验证。而独立董事对技术创新投入影响的作用机理主要在于哪些方面，此后也有很多学者给出相应的答案。王永明、宋艳伟（2010）运用2004～2007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分析了独立董事制度中规模、薪酬、年龄以及任期等特征要素对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投资活动的影响，验证了独立董事影响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主要是独立董事薪酬激励、独立董事的任期、独立董事的年龄。陈运森、谢德仁（2011）发现，在独立董事构成的社会网络关系中，企业的独立董事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中心度越高，企业的投资效率就越高。独立董事在社会网络中的中心度代表了其广泛的信息获取渠道和高效的咨询、监督功能。网络中心度高的独立董事在企业中更有威望和说服力，因此他们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有很强的影响效应。高管团队也囊括了连锁董事。自Hambrick和Mason提出“高阶理论”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高管团队特征与企业战略及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其中，一些学者也研究了高层管理者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雷辉、刘鹏（2013）通过从多个角度分析高管团队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得出高管团队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异质性与职能背景异质性与企业技术创新显著负相关，学历、科学与工程专业背景以及输出型职能背景与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而高管团队任期与技术创新不存在显著影响。当然，根据高管管理团队的概念划分，它囊括了企业的股东、董事会成员及正副总经理等在企业的战略决策中有发言权的高层领导者。分析与连锁董事相关的各种概念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研究发现，无论是社会资本、外部董事、独立董事，它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主要在于其公司治理效应的发挥。因此，连锁董事对技术创新的研究影响要借助于公司治理的中介作用。
三、连锁董事与公司治理
连锁董事的研究是基于社会网络研究，连锁董事与公司治理相关性联系也是在社会网络基础上进行的，因为对于企业而言公司治理准则的制定和治理结构的构建离不开社会关系结构的.影响，社会网络形态存在的关键形式之一就是连锁董事。Pfeffer、Salancik（1978）提出连锁董事构成了企业间的相互关联，同时也承载了知识和信息并提供了这些知识和信息的传递的平台。WalkerReview（2009）提出连锁董事网络在构建企业社会关系网络的同时还进一步影响着公司的治理结构作用的发挥。连锁董事关系网络主要是通过影响企业对管理者的激励和监督行为进而影响企业内部治理结构的。段海燕（2014）认为连锁董事关系网络有利于董事会资源提供职能的行使，进而提高董事会治理效率。由于在连锁董事关系网络中所处的位置直接影响董事声誉和非正式影响力的获取，因此董事在连锁董事关系网络中的位置影响其监督动力Kraekhard（t1992）。董事在连锁董事关系网络中越处于中心位置，越能够获取有关治理行为的资源、信息和知识，进而积累的个人声誉及声誉价值越高。出于声誉考虑，声誉越高的董事越有动机对经理层实施监督Yermaek（2004）。谢德仁和陈运森（2012）通过对“2010年上市公司十佳优秀独立董事”的网络关系的分析而发现董事网络对公司的治理行为和效果确实有着重要影响。陈运森（2013）发现连锁董事网络从管理层监督和政策建议制定两个方面对公司治理有效性产生影响，但证据并不统一；而连锁董事———管理层的私人连带关系降低了董事会独立性，更多地带来了负面作用。任兵（2005）同样提出了连锁董事网络对公司治理有一定的影响效力。他在文中指出企业拥有的连锁董事数量越多，企业嵌入连锁董事社会网络的程度就越深，影响企业公司治理机制的效应也就越大。同时他还指出，连锁董事在企业董事会中的比重越大，其对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也越大。这一比重较大，预示着企业受到社会网络资源的影响就越大，那么在这一社会网络中所承载的先进实践或创新就有可能被企业采用。这一观点也暗示了连锁董事通过影响企业公司治理进行影响到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相关性关系。
四、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
Fagerberg（2005）指出企业技术创新需要大量先期投入，是否值得投入、投入多少资金等均是一定决策体系的产物，这种决策体系通常是由公司治理结构决定的，因此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容忽视。Tylecote等（1998）认为，企业技术创新的权、责、利配置必定是在公司框架内运作的，因此公司治理机制对技术创新的投入、利益分配和权力配置具有决定性的影响。Belloc（2011）认为，从企业内部来看，创新取决于个体是否投资于创新项目，个体如何将他们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整合到企业里，而这些主要是通过公司治理体系来决定的。因此，董事会公司治理层面带来的创新信息和决策是企业投入技术创新的前提条件。此后，学者们从公司治理的不同角度分析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Zahra（2000）考察了1991～1997年231家美国中等规模的制造业企业，发现董事会规模与研发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也即中等规模的董事会对创新活动最有利。Lane（2008）研究认为，两职兼任可以强化控制权，减少冗余程度，提高行政效率，两职兼任更有利于做出灵活的创新决策，与创新绩效正相关。Zahra（2000）认为两职兼任容易导致权力的过于集中，对管理层缺乏制约将造成决策的随意，因此说两职分离有利于决策理性化，与研发支出显著正相关。同时，BebchukandFried（2003，2004）也得出同样的结论，由于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即CEO两职的分离，企业的投资效率会有明显提高。国外文献中关于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中，一致认为公司治理对企业技术创新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对于公司治理影响因素研究中，研究结论不一致。杨建君（2002）和魏峰（2004）认为，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投入决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企业家的决策意识决定的。徐金发（2002）通过实证研究验证：企业经营管理者持股水平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呈正相关关系。同时，外部董事数量、CEO两职状态都与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有一定的相关性关系。饶育蕾、王建新（2013）在对公司治理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的过程中从CEO两职状态出发，研究CEO两职状态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他们通过实证研究证实：CEO在过度自信的情况下，CEO两职合一可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的投资决策效率。杨建君（2007）指出企业家的技术创新行为具有明显的公司治理属性，对管理者的激励势必会影响其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进而影响对技术创新类型的选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逐渐分离，由此公司则代表所有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治理的需求产生，从公司董事会的执行监督到对高级经理制订激励计划等内容都属于公司治理这一制度安排的范畴。作为上市公司自主性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投资者关系管理能够优化信息在投资者中间的配置，提高公司的信息透明度，保证信息传递与沟通的主动性、及时性和准确性，合理采纳投资者的良好建议。进行正确的投资决策，有利于投资者更好地发挥监督权和建议权，提高投资者对公司的信任度，更有效地创造公司价值，减少信息不对称，理顺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选择逻辑和相互关系，有利于提高对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层监督的有效性，进而提高投资效率。综上所述，公司治理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中，重点多在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机制上，忽视了公司治理中“资源传递”的重要作用。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治理的激励效应和监督效应上，对于公司治理的资源效应很少触及，其资源效应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依然有待深入探讨。
五、总结
总结归纳连锁董事相关研究成果后可知，已有的连锁董事研究多是围绕国外连锁董事成因和效果展开，从而为全面、深刻认识连锁董事的角色与功能定位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但在知识经济和全球一体化发展背景下，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Dosi，1988），那么连锁董事关系网络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如何？影响产生的条件以及影响机理是什么？公司治理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如何引导企业通过理性建立企业间连锁董事网络关系，充分利用网络中所蕴涵的社会资本来帮助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相关方面的研究鲜有涉及，因此探讨连锁董事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可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同时对于发展与完善连锁董事理论与实践，对于认识连锁董事在企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功能定位，对于帮助企业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均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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