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给大家收集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共含14篇），欢迎大家前来参阅。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取什么名字呢”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小额贷款公司是介于正规金融机构与民间信贷资本之间的一种新型融资公司。12月27日，我国第一个票号“日升昌”的发源地———山西平遥县率先组建了日升隆、晋源泰两家小额贷款公司，这标志着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正式诞生。至底，全国5个试点省共成立了7家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5月，银监会和人民银行联合出台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又推动了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迅速发展。截至12月，我国小额贷款公司达到1334家，从业人数14 500人，资金来源940多亿元，贷款余额700多亿元，占银行贷款总额的0.19%。但与此同时，性质定位不明、监管体系不成熟等一系列问题一直困扰着小额贷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一、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缺陷。
市场经济中的任何参与主体，都有着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的良好与否，制度执行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主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绩效。本文认为，小额贷款公司的运作存在制度供给缺陷和制度执行偏颇，是造成其小额贷款运行出现困难的主要因素。
(一)性质定位不明晰。
《指导意见》规定：“小额信贷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以全部财产对其债务承担民事责任。”可见，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范围是金融，但定位却是企业。由于其不由银监部门批准成立，所以享受不到应有的财政补贴，融资只能随基准利率浮动，也不能办理小额贷款的土地房产抵押，这些都制约了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发展，加大了其融资成本。
(二)制度约束软化。
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小额贷款公司指导手册》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投向“三农”贷款的比例不得低于70%。但是目前，虽然小额贷款公司的各项制度已初步建立，但经营方向、方式缺少硬性约束，在实际操作中容易发生偏离。比如，平遥的小额贷款公司在成立之初就明确规定服务对象要以“三农”为主，“三农”的贷款比例不得低于75%,自然人单户贷款金额不得超过10万元，5万元以下农户贷款比例不得低于资本金总额的75%。但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公司以支持企业度过难关为由，大量发放企业贷款，至206月末，平遥县小额贷款公司发放企业贷款余额为2 987万元，占比39.14%,同比上升了18个百分点，已经逐步偏离了初始的市场定位。
(三)监管体系不完善，监管主体模糊。
完善的监管体系是法律法规体系、进入退出机制、运营监测机制、社会监督体系的有机结合，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也要坚持这“四位一体”，才能提升监管效果。但是目前我国对小额信贷公司的'监管还存在很多问题：一是监管体系不完善。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小额贷款公司监管的法律法规，只有《指导意见》等规范性文件，而这些文件也仅仅是做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二是进入、退出机制不完善。《指导意见》中规定由政府部门负责小额信贷公司的设立和审批，但是由于政府部门缺少专业人才，从而造成审批不严的现象。三是监管主体模糊。《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准入和监管制度由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并由地方政府执行，而地方政府往往指定金融办和相关机构具体负责，这就造成由于没有明确统一的监管机构和责任分解而导致的监管内容、监管配合、风险控制上的不吻合，由此还很可能引发金融失控。
二、小额贷款公司制度创新的对策建议。
试点中的小额贷款公司，有着较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乐观的发展前景，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些困难与障碍，克服这些困难、障碍的过程同时也是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过程。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创新：
(一)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地位。
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地位问题是影响其发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深层次问题。没有独立的小额信贷法律，就没有小额贷款业务的标准，小额信贷业务的监督管理也就缺乏相应的尺度。目前，在国家层面上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立法只有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的指导意见》这一部委规章。国家应针对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快速发展的现状，认真研究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立法问题，提高立法层次，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地位，使其在金融维权、税收优惠等方面与正规金融机构享受同等待遇，以保障小额贷款公司的合法权益，同时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义务并使其接受法律授权部门的监督。此外，鉴于小额贷款公司与普通的商业银行有着本质区别，应通过小额信贷法区别对待小额信贷与普通商业贷款，将小额贷款公司开展的目的和形式、利率实施办法、贷款与还款的条款等确定下来，推动其健康发展。
(二)建立正向激励机制，矫正小额贷款公司的服务方向。
各地政府应尽快出台激励政策，从服务“三农”的角度出发，统一制定工商、税务等优惠政策，按照各公司投向“三农”的贷款比例给予其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和补贴。比如：上年投向“三农”的贷款占比低于60%的，按工商企业全额征税;占比60%~70%,由同级财政部门减半返还营业税;占比70%~80%的，全额返还营业税;占比80%以上的，全额返还所得税地方分享部分，并予以适当奖励。通过这种区别政策，用市场的方式引导小额贷款公司确立市场定位，坚持服务“三农”的方向，坚定不移地在农业、农民和农村这个大市场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在服务农业和农村经济中求得自身的发展和壮大。
【摘 要】组建小额贷款公司是有效配置金融资源，引导资金流向“三农”和微型企业的金融创新。本文对山西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对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小额贷款；可持续；发展
一、小额贷款组织的国际探索与中国实践
长期以来，在广阔的农村，正规金融服务的缺失，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摆脱贫困的主要障碍。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民间互助金融组织的基础上，探索出了以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为代表的成功模式。
这些小额信贷组织坚持将贷款的目标客户定位为中低收入者，发放信用贷款，实行比较高的贷款利率以覆盖高成本和高风险，实行分期还款，额度较小。这些做法防范了信贷风险，保证了小额信贷组织的可持续发展。
二、小额贷款公司在山西的试点情况
小额贷款公司之所以能够与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同台竞争，并得到各地政府和群众的认可，主要得益于其独特的制度优势：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小额贷款公司可以填补国有商业银行机构网点逐步收缩造成的“真空”，在农村金融市场发挥“鲶鱼”作用，推动农信社、农业银行等机构的改革创新，从整体上提高了农村金融服务的效率和水平。同时，推动民间闲置资金回补“三农”，将我国庞大的民间储蓄和农村金融需求连接起来，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
对“三农”和微型企业而言，小额贷款公司贷款种类更加细化，开发了公司加农户担保、公务员工资担保、信用户评定贷款信用等品种；贷款审批更加快捷、高效，快则当场办理，慢则2到3天；担保方式更加灵活简单，大部分为信用贷款，无需提供抵押、质押，更加适合“三农”和微型企业的实际需求。
对投资者而言，小额贷款公司给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提供了机遇，可以使民间借贷行为“阳光化”；盈利空间较大，贷款利率一般在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同档基准利率的四倍之内，高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行政干预较少，地方政府不介入公司经营和人事安排，在贷款业务上完全实行自主经营。
对金融监管部门而言，小额贷款组织试点工作充分吸取了历史上农村合作基金会失败的教训，不吸收公众存款，不跨区经营，有效控制了风险，即使出现贷款收不回、机构倒闭的问题，也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属于机制创新。
三、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市场定位偏离问题，对地方“三农”支持力度小
小额贷款公司的设立就是为了有效配置资金资源，引导资金流向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促进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实践中，小额贷款公司更多的是以利益最大为出发点，着眼于中小企业融资，而对于“三农”组织的贷款热情还较为有限，“三农”贷款占比较低。
2.贷款风险度较集中，信贷风险防范困难
根据《小额贷款公司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贷款，应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但目前多数小额贷款公司不同程度地存在贷款行业集聚、垒大户的现象。
3.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业务操作规程亟待规范
山西省小额贷款公司大都是近几年成立的，是一个全新的机构，新知识、新业务、新人员又面临着当前经济金融全球性的危机，而小额贷款公司业务靠手工操作，贷款信息来源狭窄，仅凭信贷员对农户日常的了解，小额贷款公司难以准确掌握借款人的资信状况。
由于未接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小额贷款公司业务以担保和信用放款为主，对借款人的资信状况只能靠贷前调查获得，其准确性无法保证。小额贷款公司的股东，全部是民营企业家出身，对金融政策、金融业务知识还处于逐步认识和了解阶段，如何从民营企业管理转移到金融管理上，也面临严峻考验。同时小额贷款公司普遍缺乏贷款风险管理人才，难以满足信贷风险管理的需要。
4.利率定价机制的科学建立问题
小额贷款公司目前利率的定价方式，是以中央银行基准贷款利率的四倍为主线，并结合贷款用途、贷款期限所确定，并没有根据当地农户的盈利水平及信用等级、贷款方式、贷款风险系数、贷款成本率、贷款目标收益率等指标确定，从而使贷款利率定价方式呆板而缺乏科学性，在无形中设置了较高的客户“门槛”，将大量的客户拒之门外，且一般农户和个体工商户根本无力负担高额的融资成本。 四、相关政策建议
1.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监督管理
小额贷款公司应逐步完善和规范法人治理结构，建立良好的内部运行机制，参考银行类金融机构的贷款管理等制度制订完善规章制度，加强小额信贷公司信贷风险控制。
一是贷款发放应坚持“市场化运作、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注重效益、控制风险”原则。
二是要在资金来源、利率、贷款对象、贷款额度上符合相关政策规定。
三是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加强贷前审查和贷后监督，防范道德风险。
四是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对现有人才队伍分层进行业务素质的强化培训，特别要注重培养管理层的专业素养，使公司能够更加专业地评估风险、细分市场、制定价格、分配库存，充分发挥“小额、短期、分散”的经营优势，形成与商业银行的差别化竞争，突显其“短、频、快”的核心竞争力。
五是应规范业务经营的合法性和合规性，分别从资本金的合法性、资金运作、贷款利率、贷款投向、贷款对象的合规性和工作人员职业道德等方面建立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社会监督机制，促进小额贷款公司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风范。
2.增强收益管理能力，提升利率定价水平
由于客户群体的`风险属性与服务要求直接关乎其能够接受的利率水平，如：贷款风险较高的客户往往能够接受较高的利率，所以小额贷款公司要对市场进行细致划分，识别不同客户群体的各方面特征，做好客户类型评估，为利率定价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加强对贷款发放历史数据的分析，不断改进分类方法，建立信贷发放数据库，为市场细分提供历史经验参考。小额贷款公司应根据客户类型制定其能够接受的最高利率。如：按对贷款需求的迫切性，可将客户分成“急需型”和“非急需型”两类，由于急需型客户对利率价格的敏感性较差，可以实行较高的利率。
3.逐步将小额贷款公司纳入信用体系建设
根据小额贷款公司的实际发展情况，建议条件成熟时逐步将小额贷款公司贷款信息纳入人民银行信贷征信系统，为小额贷款公司查询贷款客户信息提供便利，帮助其提高识别风险能力，对借款人形成一定的约束，督促其按时还款，建设良好的信用环境。
4.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实施优惠政策，扶持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
支持“三农”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题，小额贷款公司就是为服务“三农”经济而进行的试点，政府各级部门应从财政、税收、工商管理等方面给予试点优惠政策，如出台简化注册登记手续、减免税费、适当降低农户贷款中涉及担保、抵押手续方面的登记、评估、公正的费用等配套政策，以增强小额贷款公司服务“三农”的信心，鼓励和推动小额贷款公司健康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为什么要创新、谁来创新、如何创新、为谁创新”等基本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创新的重要论述。新时代的创新是以理论创新为先导、实践创新为基础、制度创新为保障、科技创新为支撑的综合而系统的创新。新时代创新观念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以人民群众为创新主体、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创新动力、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创新目的;新时代创新观念是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是制度建设和制度发展的重要途径，它围绕“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的基本问题促进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在内的一切制度的创新发展。制度创新建立在制度自信的基础之上，“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制度自信是制度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制度创新是制度自信的目的和结果。
制度建设需要坚定制度自信
制度即规矩、规则，是一个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制度问题，“无规矩不成方圆”就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制度文化。制度功能的发挥在于其在实践中的运用，制度是通过治理的方式实现其功能的，制度的重要功能是制度约束与制度激励，制度既会保护遵守规矩和纪律者，也会惩罚违反规矩和纪律者。制度的约束作用是通过约束权力实现的，破坏制度者往往违规使用权力。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来自于制度本身。1987年，邓小平同志谈到“一国两制”时，强调要有制定关于港澳政策的“胆略”和“勇气”，这里的“胆略”和“勇气”是有基础的，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段论述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二是“制定关于港澳政策”就是制度创新。可见，制度创新需要坚定制度自信。
制度自信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四个突出优势。其一，目的优势，即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目的优于资产阶级的革命目的。在中国历史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其二，速度优势，即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国几十年走完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社会主义发展速度明显快于资本主义发展速度。其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即社会主义国家拥有通过计划等调控手段集中各种资源和力量的优势，因此“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习近平总书记把“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归结为我们最大的优势、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其四，本质优势，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度优势都离不开其本质优势。
我们需要正确认识制度自信。一方面，制度自信不是盲目自信，更不是唯制度标准。对于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以社会制度类别为标准衡量国际关系的错误做法，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在国际关系中，摒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标准，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主，并不是制度不自信，而正是制度自信的表现。另一方面，制度自信不仅包括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还包括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把“一些未明文列入纪律的规矩”纳入党内规矩，这是广大党员自我约束的纪律。党内规矩包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党不仅依靠党章和纪律等成文的规矩，还依靠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等不成文的纪律。纪律是刚性的规矩，不成文的纪律也是一种传统、一种范式、一种要求。
制度建设必须坚持制度创新
制度建设的目的是保证公平正义。制度创新应当围绕制度建设的目的展开，公平正义是观照制度创新的一面镜子。制度创新需要以问题为导向，应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抓住关键问题，用新方法、新举措解决矛盾和困难。
制度创新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最终“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坚持正确方向的理论依据，也是制度创新坚持正确方向的重要保障。
制度创新需要坚持依法治理。法治化是制度创新的必然要求，是依法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制度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制度创新也不是随意的创设条文。对于如何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否民主和有效，习近平总书记主张应从“是否依法”角度判断国家领导层、全体人民、执政党等在国家政治制度运行中的行为。制度的生命在于实施，制度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制度创新是在实践中完成的，制度实践是通过治理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依法治理的前提下推进制度创新，既要求以法律为准绳，又要求坚持批判的态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要于法有据，但也不能因为现行法律规定就不敢越雷池一步，那是无法推进改革的”。他引用《淮南子》中的“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进一步说明制度创新与依法治理的关系：“需要推进的改革，将来可以先修改法律规定再推进”。
制度创新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群众的需要是制度创新的动力，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制度创新的目的，人民群众是制度创新利弊得失的裁判者。新时代制度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要求在新时代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制度创新的结果要由历史去检验，让人民来评判，让老百姓看到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效。在制度创新中，还需要秉持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对党和国家事业有利的，该改的就要坚定不移改。
除此之外，制度创新还应当处理好创新与继承、创新与借鉴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继承什么、借鉴什么的问题。制度创新既不是对旧制度的简单翻新，也不是对其他相关制度的盲目排斥。当旧制度在某些层面还存在一定利用价值的时候，我们不能对其武断地抛弃。邓小平同志指出，“采用旧形式必须以表现现实内容为主，方法则应是批判的有选择的利用”;“好的传统必须保留”，“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同时，制度创新还涉及如何学习借鉴别国的经验教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制度创新只有在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上，在坚持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批判性地吸收借鉴国外制度文明的有益成果，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产生新的制度。
把握制度自信与制度创新的关系
制度自信是制度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制度自信贯穿于制度建设的全过程，这种自信来自制度的历史、现状、未来;来自制度的内容、实施过程、实施结果;来自对不同制度下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比较、人们生产生活状况的比较、综合国力的比较等。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而是要把坚定制度自信和不断改革创新统一起来。制度创新是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制度创新是制度自信的外在表现。
制度自信要求推进制度创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任何事物都在发展变化，静止不变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制度也是如此。制度来自于社会发展，又服务于社会发展。社会在发展，某些制度不能不变。要发展就要适当改变制度，不变就不会发展。这是二者关系的理论基础。制度自信不是对某一时段、某一领域的制度自信，而是对制度发展全过程、全领域的自信。如果制度自信仅仅停留在取得的成就，刻意回避发生的曲折与错误，这不是制度自信，这是制度不自信;如果制度自信只对过去或现在的制度自信，并不随着社会发展而改变制度，这种自信也经不起检验。制度要改变，离不开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制度自信的必然要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裹足不前是制度创新的大敌，也是制度自信的软肋。这是二者关系的实践基础。
制度创新需要坚定制度自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制度一定要创新而且一定能创新，这本身就是一种制度自信。那种认为某一社会形态的制度历经数百年不变就是值得称赞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这种认识面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总是从旧制度中寻找答案，而不是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探索新办法;这种错误认识要么是对旧制度的完全迷信，要么是对新制度的形成缺乏信心。制度创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制度创新需要尊重制度历史，尊重制度历史不等于完全肯定历史，对制度历史的完全肯定或简单否定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更不是制度自信的表现。
嫦娥四号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背软着陆，全球最大静音科考船“东方红3”船交付，被称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首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入使用，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回首刚刚过去的，一系列科技领域新突破，展现出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的新时代风貌，更加坚定了我们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不懈努力，我国科技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科技整体能力持续提升，一些重要领域方向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某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领跑阶段，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之所以取得这些历史性成就，根本原因在于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关键在于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结合实际坚持好、运用好我国科技事业快速发展的制度优势和实践经验，我们就能紧紧抓住和用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向着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不断迈进。
放眼当今世界，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走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领先机、赢得优势。可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一段时间里，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综合分析国内外大势、立足我国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科技强国之路，把发展着力点更多放在创新上，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一系列重要部署，为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指明了改革方向。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就在于，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扭住“硬骨头”攻坚克难，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切实营造促进科技创新的良好环境。以改革释放创新活力，激活创新驱动的发展引擎，必将夯实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根基。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两弹一星”、三峡工程、载人航天、超级计算、国产航母、港珠澳大桥等一系列重大科技和工程突破，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极大提升了我国国际地位。今天，只要我们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和创新，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的前进步伐。中华民族必能以更加自信、更加自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记者从8月31日上午召开的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片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在全省98条创新制度中，正定片区范围内可试验的有67条，其中包括14条主要由正定片区来试验。
在深化投资领域改革方面主要是通过全面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探索建立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支持外商独资设立经营性教育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支持“走出去”企业以境外资产和股权、采矿权等权益为抵押获得贷款等措施，深入推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完善投资促进和投资保护机制，继续保持石家庄作为省会城市在“走出去”和“引进来”方面在全省的首位度。
在推动贸易转型升级方面
主要是通过试行展会展品提前备案，以担保方式放行展品，展品展后结转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予以核销的举措，为国际化展会的举办提供保障，打造全国会展区域中心城市。通过研究开展贸易调整援助试点，主动对标国际贸易投资最高标准，重点在市场推广、产品设计研发、供应链管理及融资等方面予以协助，提高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通过争取第五航权、设立进口钻石口岸、申请设立A类低空飞行服务站，鼓励符合条件的航空公司新开、加密、优化国际(地区)国内航线，为打造国际商贸物流重要枢纽提供硬件保障。
在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方面
通过研究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和合格境外投资企业业务试点，拓展境外资金在国内的投资市场，放宽境内资金对境外投资地域、品种、比例等限制，打造京津冀金融服务贸易聚集区。通过支持区内银行按规定发放境外人民币贷款，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
在推动高端高新产业开放发展方面
加快口岸载体建设，早日跻身北京、天津、上海、大连等18个已有进口药品口岸的城市行列，争取成为继北京、上海、广州和重庆之后全国第5个具有首次进口药品和生物制品口岸的城市，在全国率先打造产业高地。通过优化生物医药全球协同研发的试验用特殊物品的检疫查验流程，为区内医药研发企业和机构提供更为便利的服务。通过允许进口入境期限不超过一年的二手研发专用关键设备，降低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研发成本，助力石家庄“4+4”现代产业快速高质量发展。
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
通过允许已在北京、天津取得生产经营资质、认证的企业搬迁到自贸试验区后，经审核继续享有原有资质、认证，来积极承接京津地区的物流、商流。通过建立人才跨区域资质互认、双向聘任等制度，在待遇、职称评定等方面根据个人意愿予以保留或调整，来积极引进京津地区的智流。特别是通过提出开展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试点和医疗器械跨区域生产试点，借助北京在数字化医疗设备领域科研的突出科研能力，推动石家庄医疗器械产业实现质的突破，打造京津冀地区重要的医疗器械制造基地。
创新制度范文2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全面回答了我国经济发展怎么看、怎么干的重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了《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摘选了习近平同志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二日期间的讲话、报告、指示等一百二十多篇重要文献，分十个专题，共计四百九十四段论述。其中许多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该书第五篇重点阐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部分精彩论述如下：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己任，把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使蕴藏在亿万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5月30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8页
一切科技创新活动都是人做出来的。我国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关键是要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要极大调动和充分尊重广大科技人员的创造精神，激励他们争当创新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使谋划创新、推动创新、落实创新成为自觉行动。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205月30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6页
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交织、相互支撑，改革只在一个环节或几个环节搞是不够的，必须全面部署，并坚定不移推进。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年5月30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3-14页
什么是核心技术?我看，可以从三个方面把握。一是基础技术、通用技术。二是非对称技术、“杀手锏”技术。三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在这些领域，我们同国外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如果能够超前部署、集中攻关，很有可能实现从跟跑并跑到并跑领跑的转变。
——《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1页
核心技术要取得突破，就要有决心、恒心、重心。有决心，就是要树立顽强拼搏、刻苦攻关的志气，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更多人力物力财力投向核心技术研发，集合精锐力量，作出战略性安排。有恒心，就是要制定信息领域核心技术设备发展战略纲要，制定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明确近期、中期、远期目标，遵循技术规律，分梯次、分门类、分阶段推进，咬定青山不放松。有重心，就是要立足我国国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紧紧围绕攀登战略制高点，强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任务部署，把方向搞清楚，把重点搞清楚。否则，花了很多钱、投入了很多资源，最后南辕北辙，是难以取得成效的。
——《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0-11页
要继续深化科研院所改革，总的是要遵循规律、强化激励、合理分工、分类改革。对承担国家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研究的科研院所，要以增强原始创新能力为目标，尊重科学、技术、工程各自运行规律，扩大院所自主权，扩大个人科研选题选择权。对已经转制的科研院所，要以增强共性技术研发能力为目标，进一步实行精细化的分类改革，实行一院一策、一所一策，有些要公益为主、市场为辅，形成产业技术研发集团;有些要进一步市场化，实现混合所有制，建立产业技术联盟;有些要考虑回归公益，改组成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国家任务。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8月18日)
全面深化改革，要围绕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来谋划和推进。要建立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创造平等竞争的良好环境，鼓励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加大对创新型小微企业支持力度。要消除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的扭曲，强化风险投资机制，发展资本市场，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财税、金融体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中，要考虑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或投资公司，设立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用于支持创新型企业包括小微企业。要加快军民融合式发展步伐，发挥军民各自优势，全面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208月18日)
科学发现是有规律的，要容忍在科学问题上的“异端学说”。不要以出成果的名义干涉科学家的研究，不要动辄用行政化的“参公管理”约束科学家。很多科学研究要着眼长远，不能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还可能引发学术不端。有的科研人员戏言，现在“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组织科学家们参加国家重大专项、计划、基金项目是必要的，但不要用这些东西把科学家捆死了。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年8月18日)
用好人才，首先要用好科学家。我记得当年拿破仑就格外重视科学家，在遭到敌人猛烈攻击时，他首先想到的是保护科学家，因为他明白科技就是战斗力。科技创新，需要基础研究引领和支撑。要想让科学家多出成果，必须给他们创造条件。在基础研究领域，也包括一些应用科技领域，要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8月18日)
我们要全面研判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大势，既要重视不掉队问题，也要从国情出发确定跟进和突破策略，按照主动跟进、精心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明确我国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对看准的方向，要超前规划布局，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赶超甚至引领步伐。同时，要研究后发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保持战略清醒，避免盲目性，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亦步亦趋。我们在科技方面应该有非对称性“杀手锏”，不能完全是发达国家搞什么我们就搞什么。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8月18日)
牢牢把握集聚人才大举措。“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没有人才优势，就不可能有创新优势、科技优势、产业优势。培养集聚人才，要有识才的眼光、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健全集聚人才、发挥人才作用的体制机制，创造人尽其才的政策环境。要发挥好现有人才作用，同时揽四方之才，择天下英才而用之。要加强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创新条件建设，完善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机制，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让各类人才的创新智慧竞相迸发。
——《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2014年5月23日、24日)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要把科技创新搞上去，就必须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我国一方面科技人才总量不少，另一方面又面临人才结构性不足的突出矛盾，特别是在重大科研项目、重大工程、重点学科等领域领军人才严重不足。解决这个矛盾，关键是要改革和完善人才发展机制。一是要用好用活人才，建立更为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完善评价这个指挥棒，打通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统筹加强高层次创新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实用技术人才等方面人才队伍建设，最大限度支持和帮助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大力造就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高水平创新团队。二是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三是要积极引进海外优秀人才，制定更加积极的国际人才引进计划，吸引更多海外创新人才到我国工作。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9月30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要抓好顶层设计和任务落实。顶层设计要有世界眼光，找准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找准我国科技发展现状和应走的路径，把发展需要和现实能力、长远目标和近期工作统筹起来考虑，有所为有所不为，提出切合实际的发展方向、目标、工作重点。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9月30日)
历次产业革命都有一些共同特点：一是有新的科学理论作基础，二是有相应的新生产工具出现，三是形成大量新的投资热点和就业岗位，四是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发生重大调整并形成新的规模化经济效益，五是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有新的重要变革。这些要素，目前都在加快积累和成熟中。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
创新制度范文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两个轮子要一起转。他在谈到科技创新与改革的关系时还指出：“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一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重要讲话精神，当前应在体制层面着力推进三方面创新。
创新投资体制：集中财力支持核心技术创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国家当然应该支持创新，但国家支持创新并不等于所有创新项目都要由国家投资。事实上，我国现行科技投资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投资过于分散：无需由政府投资的项目投了不少;而应该由政府投资的项目却又投入不足。正是基于此，所以有必要对科技投资体制进行改革和创新。
科技投资体制怎么改?或者说国家投资创新的重点领域何在?总的原则，国家应重点投资核心技术创新。对什么是核心技术，习近平总书记曾作过明确界定：一是基础技术、通用技术;二是非对称技术、“杀手锏”技术;三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政府为何要投资核心技术?习近平总书记分析说：“在这些领域，我们同国外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如果能够超前部署、集中攻关，很有可能实现从跟跑并跑到并跑领跑的转变。”
国家重点支持核心技术创新，从经济学角度讲，是因为核心技术属于公共品或具有公共品特性。首先，基础技术创新需以基础理论研究作支撑，而基础理论研究不同于应用型技术研发。应用型技术成果是商品，可以有偿转让;而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却难以通过市场取得回报。比如达尔文的进化论，举世公认进化论是人类的伟大发现之一，可有谁会花钱买“进化理论”呢?
再看“杀手锏”技术。顾名思义，“杀手锏”技术是事关国家安全的国防军工技术。国家安全是重要的公共品(服务)，故经济学家一致认为政府的首要职能就是维护国家安全。从这个角度看，投资“杀手锏”技术创新，原来就是政府职责内的事;更何况投资“杀手锏”技术并不以盈利为目标，技术成果也不能买卖，要是政府不投资，单靠市场筹资绝不可能搞出“杀手锏”技术。
再看颠覆性技术。颠覆性技术是指对传统产业具有颠覆性影响的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此类技术其实也带有公共品特性。比如数码技术出现后颠覆了胶卷相机巨擘柯达，数码技术就属于颠覆性技术。颠覆性技术具有前沿性、超前性，创新成功不仅能带动国内产业转型升级，而且能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可是颠覆性技术投资大、风险也大，所以也需要国家予以投资支持。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政府重点投资以上三类技术创新，并不表示政府对其他创新就可置身事外。我们知道，政府财政是公共财政。对技术创新来说，公共财政的政策含义有两层：一是非公共品(服务)类的科技创新政府不必投资，此类创新应面向市场融资;二是政府应在科技融资平台、中试车间、技术专利权保护等方面提供公共服务，要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创新融资机制：分散风险鼓励大众创新
核心技术创新由政府投资，风险自然是由政府承担，可非核心技术创新的风险由谁承担呢?倘若全让创新企业承担，势必会抑制企业创新的动力。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在我看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奈特19出版的《风险、不确定性与利润》一书，对我们研究此问题应该有启发，下面让我扼要介绍奈特的主要观点：
奈特认为，但凡风险皆源于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可分两类：一类是可以量度的不确定性;一类是不可量度的不确定性。前者是指风险发生的概率可根据经验数据估算，如汽车交通事故的概率是万分之三，飞机失事的概率是三百万分之一。奈特说，可以量度的不确定性是风险，只有不可量度的不确定性才是真正的“不确定性”。
关于风险损失的处理，奈特提出了两种方法：一是对可量度的风险用“合并”(购买商业保险)方法处理;二是对不可量度的风险用“分散”方法处理。所谓分散处理，就是通过某种制度安排让更多的人一起分担风险。对为何要分散承担风险，奈特作过形象的解释，他说：与其让一个人损失10000元，不如让100人每人损失100元。奈特提出的分散处理方法，显然适用于创新风险的应对。
这里有个问题想问读者：今天全球保险业已十分发达，生老病死、天灾人祸都有保险公司提供保险，可为何没有保险机构为“创新”保险?我的回答是，保险公司肯提供某类保险，一定是该险种的出险概率可以量度;反过来说，保险公司不为“创新”保险，是因为创新失败的概率难以量度，或者即便能够量度，创新者也未必接受。
举个例子说吧。假若根据历史数据计算出某地区创新出险的概率为90%，于是保险公司按90%概率收取保费。你认为投资者会买保险么?我认为不会。道理很简单：创新是“不确定性”事件，而投资者对创新成功的预期通常要高于失败的预期(且预期失败的概率不会超过50%)，否则就不会投资。倘如此，投资者怎会花高保费买保险呢?可是从保险公司角度看，若按50%概率收取保费，出险率一旦超过50%，则必将破产无疑。
据此分析，由于创新具有不确定性，创新失败的损失不能通过“合并”处理。既然不能合并处理就只能分散处理。问题是怎样分散处理呢?经济学的建议，是要建立“有限责任公司制度”。是的，有了公司制度，投资者只承担有限责任，这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分担机制。巴特勒说，公司制度是近代最伟大的发明。事实确实如此。自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共有160多项重大创新，其中80%都是由公司完成的。
然而往深处想，公司制度对创新固然重要，但要分散创新风险仅有公司制度却不够，同时还得有创新融资平台。在这方面，美国“纳斯达克”科创板是成功范例，美国科技领先全球，“纳斯达克”功不可没。可喜的是，我国已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了科创板，并于今年7月22日举行了首批企业上市仪式。万事开头难，下一步应在试点基础上尽快推开，让科创板为支持创新发挥更大作用。
创新分配机制：收益共享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国家支持创新，目的是驱动经济发展;而要用创新驱动发展，必须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强调“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实现科技同产业无缝对接。”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无疑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据公开数据显示，我国近年来每年受理的专利申请达90多万件，获得专利授权16万多件，可目前专利成果转化率却平均不足20%;产业化率更低，不到5%。
我国科技人员为何不重视成果转化?就此问题我曾赴南方几个省市作过调研，据科技人员反映，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一是科技成果评价厚此薄彼。以资金来源分，科技课题有政府纵向与企业横向两类。据湖南、云南等地科技部门负责人反映，目前科研院所评职称往往重“纵向”轻“横向”。在长沙座谈时就有科技人员说，他所在单位评职称，没有国家课题近乎免谈。
二是财政大包大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政对科技投入增长了近百倍，特别是近7年来，财政投入平均增长20%以上。这些资金大多以课题形式投给了科研院所。国家既发工资又拨科研经费，科技人员高枕无忧，自然也就不太关心科技成果能否转化。
三是公共服务平台短缺。目前科技成果难转化的另一原因，是“中试车间”等公共平台短缺。一项新技术成果从实验室到规模化生产通常需要中试，有数据说，新技术成果通过中试后，产业化成功率可达80%;而未经中试成功率仅30%。困难在于，建中试车间一次性投入大，使用率低，科研院所与企业谁也不愿投资建中试车间。
以上因素确实会影响科技成果转化，但我认为并不是关键原因。若说成果评价重“纵向”轻“横向”导致了产学研脱节，请问那些有高级职称的科技人员为何也不重视成果转化?如果说财政包揽导致产学研脱节，欧美国家政府也投资科技研发，可人家的成果转化率为何能达到70%~80%;至于中试车间，表面看是没人出钱，而背后真正原因是科技人员缺乏成果转化的动力。
进一步分析，科技人员缺乏成果转化的动力，是分配机制不合理，确切地说是科技人员未能分享成果转化的收益。以美国为例，1980年以前，美国联邦财政资助研发的技术专利权归政府所有，专利转让收益也归政府，当时美国的专利成果转化率仅为5%。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拜杜法案”，将专利权下放给了研发机构，结果转化率一路飙升，今天已达到80%以上。
中国的情况与此类似。以前，中央财政资助研发的技术专利权也归国家所有，20颁布《科学技术进步法》后，国家将专利权下放给了科研院所。照理，我们的专利成果转化率应该提升，可现实却让人大跌眼镜。何以如此?原来国内的科研院所与美国不同，美国的研发机构是私人企业;而我们的研发机构是国家事业单位，专利权下放不过是“大锅饭”变成了“小锅饭”。
现在看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有两个选择：一是转换科研院所“事业单位”身份，让其成为真正的企业;二是让科技主创人员参与分享专利成果转让收益。前者要改体制，后者相对容易些。中央早已提出“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国家颁布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对此也有相关规定，现在的关键是要抓落实。
三点重要结论
总结以上分析，有三点重要结论。
第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国家当然要支持创新。然而国家公共财政的性质决定了国家投资创新的重点是核心技术领域。核心技术不仅具有公共品特性，而且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投资核心技术创新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基于此，政府对投资创新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应集中财力支持核心技术攻关。
第二，政府对非核心技术创新可以不投资，但也不能置身事外。非核心技术创新同样有风险，创新失败的损失不能全由企业独立承担;同时企业作为纳税人，也有权要求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具体说，政府不仅要搭建融资平台(科创板)为企业分散风险，而且要在中试车间建设、技术专利保护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
第三，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关键在产学研深度融合，实现科技与产业无缝对接，为此政府必须创新分配机制。有两个要点：一是将政府投资形成的技术成果的专利权明确界定给科研院所;二是允许科技主创人员参与分享技术成果转让的收益。只有这样双管齐下，才能激发科研机构与科技人员面向市场进行创新的动力。
创新制度范文4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的学习体会是通过体制创新实现我国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是《决定》的一个重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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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起能够支持一个国家数十年上百年既定发展方向的体制机制
作为相对后发的现代化国家，现代化事业是事先设定的，也就是到一定的历史阶段，我们将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我们已经确定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寻找到通向这个目标的合适路径。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循着一定的路径、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实现的宏伟事业，特别是对于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实现现代化史无前例，世界上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照抄，需要我们自己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广泛吸取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子。寻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子，坚持数十年、上百年，我们的现代化伟大事业才能成功。而能够维持一个国家数十年、上百年既定发展方向的就是这个国家的体制、机制，要靠这样的基本制度来实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形态，或者说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具有一系列内在的规定和表象特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具有现代化理念的体制、机制。体制、机制也就是基本的做法，基本的准绳，有了这样的体制、机制，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依靠这样的体制实现了现代化以后，才能维持这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没有现代形态的基本体制，若干指标就是一时达到了现代化的水准，也难以长久维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宗旨，就是努力建构起具有现代理念、现代气质的体制、机制，从而靠这样先进的体制、机制，支撑现代化的伟大事业。运用具有现代化理念的体制、机制，通过几代人不懈地努力，现代化的国度才能创造出来，现代化的社会才能呈现出来。实现了现代化之后，也要依靠先进的体制，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
基本制度的最大特征是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事物会不断变化，人也处于不断流动之中，唯有体制，基本的做法，可以成为一代代人遵循的基本准则。现代化的目标明确以后，就是要运用具有稳定性的体制、机制来实现这一宏伟目标。
2建构起一整套现代化体制并实现长期发展
改革开放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阶段，我们现在正处于改革开放年代。所谓改革开放，即对内进行体制变革、改革，对外实施开放战略。这两个方面是完全统一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改革，就是要破除过去计划经济的旧体制、旧机制，构建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体制。对外开放，不仅是经济贸易、人员来往，更重要的是有一种世界眼光、全球意识，明确自己在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中的定位，我们要善于吸纳世界上成功的经验，吸取他人的教训，来丰富、完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体制。因为现代化的时代，本质上是一场全球化运动，现代化是一场全球的进步运动，没有哪一个国家将自己封闭起来可以实现现代化。所以，谁要是闭关锁国，必定被现代化的大潮所淘汰。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正处于大变革的历史阶段，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人口大流动，城乡大建设，同时也是现代化建设的起飞时期、关键阶段，在这样的年代，努力建构起比较成熟、定型的体制、机制特别重要，建构起完善、定型、具有现代化理念的体制、机制是这个发展阶段的历史任务、时代责任，事关现代化事业的成功。因为有一系列的体制需要长时间的运行，才能显示出优越性。比如，现代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制度，现在多数国家采用的是基金制，而基金的多少取决于积累的时间长短，一个人如果从一就业就有了养老保障基金，在他退出劳动岗位时已积累了数十年，足能抵御任何风险。再如，我们管理基层社会，需要建构起具有现代化理念的基层社会治理结构，靠这种比较稳定的、定型的治理结构管理我们的基层社会，实现基层社会的长治久安。
处于现代化起飞阶段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构起成熟、定型的现代化体制。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年代，也是现代化体制建设的年代，建构起一套成熟的、定型的现代化建设体制特别重要，也非常迫切。实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项全新的事业，从整个历史长过程来看，从传统到现代，是时代的质的飞跃，现代型社会与传统社会相比，是整个社会质的提升，根本面貌的改变，所以传统社会的一系列规定、做法不适合了，我们要建构起能够支撑现代化事业的新型体制、机制。作为一个大国，实现现代化的路途还很漫长，需要完成的任务特别繁重，前进的道路上难免还会有很多风险，我们要建构起一整套现代化的体制，靠这套先进的体制实现长期发展，靠这套先进的体制抵御前进道路上的种.种风险。
3建构起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整套具有现代化理念的制度体系现代化体制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因为整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是全社会的现代化，整个社会，包罗万象，方方面面，缺一不可，相互依赖。如果经济建设成就突出，社会建设严重滞后，这样的现代化必然严重打折扣。如果人们吃得很好，住得也不差，但生态环境严重污染了，这样的状态也不理想。所以，《决定》讲的是“制度体系”。我们要建构起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独一无二的人口大国，能够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整套具有现代化理念的制度体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正是立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长远发展，就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战略安排，全会的精神在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经过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和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实践，我们建立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体制、机制的条件具备了，我们也应当有能力将实践中一系列好的做法沉淀下来，形成定制。在这样的历史阶段，及时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作为重要工作具有战略意义。
《决定》所论及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法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等，就是实现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运用这些体制、机制，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南京网格学院南京市域现代化研究院执行院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强调，要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精准对接，加快科研成果从样品到产品再到商品的转化，把科技成果充分应用到现代化事业中去。当今国际化竞争凸显为全球价值链竞争，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是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其关键在于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而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更是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南京应以创新名城建设和“121”战略为引领，抓住国家创新强国战略布局机遇期，构建一流的创新生态体系，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筹划，着力破题，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提升城市发展能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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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实基础研究，为“双链”融合注动能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健全鼓励支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制。这充分凸显了基础研究在创新中的核心地位。基础研究是创新的策源地，能够为“双链”融合提供源源不断之动能。更好发挥基础研究的强大创新潜力，应结合南京的现实基础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和战略布局。
加强科教资源与主导产业高耦合。针对南京高校院所优势学科与本市主导产业关联度不高，未能更好实现科研成果就地转化和赋能本土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等问题，为更好发挥科教资源优势为产业链价值攀升提供沃土，应制定具有持续性且可操作的政策鼓励高校院所开设与南京“4+4+1”主导产业高度相关的学科，同时也要本着超前布局的战略视野，积极谋划鼓励高校院所在信息新技术、生物新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等“新工科”方向发展。
加快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集聚。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简称大科学装置，是技术创新的高地。本着以大科学装置打造创新高地，争建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的战略目标，紧紧抓住紫东地区建设机会窗口期，进行高起点谋划，结合南京主导产业体系，明确未来要重点突破的领域，通过积极引进重大项目和高端人才来做强做优大科学装置的集合配置，为实现高端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提供主阵地。
加大高端人才优汇聚。从破题南京高端人才有“高原”无“高峰”的现状入手，继续深化完善人才引进政策体系，加强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采取市场化运作方式重点引进在前沿科技领域引领重大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的企业家，以及从事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引领性成果突破的科学家。从破题南京新引高端人才支撑产业链创新效能偏弱入手，有的放矢地围绕产业链加强相关领域领军人才的政策制定，集中力量引进可助力本土产业创新升级的“高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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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产学研协同创新，为“双链”融合加动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积极发展新动能，强化标准引领，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落实这一精神理念，需牢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断构建和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主导企业、创新载体等形成联动效应，提高创新效率和质量，实现“双链”融合。
扎实推进“科创企业森林”建设。深入坚持企业是技术创新体系的主体，注重对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独角兽和瞪羚企业等类型企业的分类管理和培养，瞄准障碍阻碍，促进其获得质的提升和规模集聚发展，为南京主导产业体系完善做加法。
加强布局高新园区发展。针对南京高新园区存在的产业同质化竞争、创新发展能力不强、管理体制机制不活、统计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打出政策组合拳，着力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由园区牵头召开企业和创新载体对接会，一对一满足企业创新需求，精准服务企业创新发展。
着力统筹新型研发机构发展规划。抓住新型研发机构这个研发型“老母鸡”，以市场化导向为指引，继续探索分配制度和产权制度，激活科研人员和机构活力。同时，围绕南京产业布局和高新园区布局，加强对新型研发机构的统一规划和管理，在量的基础上向质迈进，实现新型研发机构的高质量发展。
聚焦“双链”融合整体布局。围绕主导产业体系，谨慎梳理产业链条，并与现有创新链条相对接，逐块儿对照找差加以完善，实现上下游的“双链”融合。
创新科技金融新内涵。在继续夯实已形成的财政资金与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合作投向科技创新创业领域的联动机制的基础上，加强引导科技金融对高新技术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等对象的信贷服务，持续加强市级科创基金的引导和撬动作用，不断创新科技银行科技信贷产品，辅以科技金融融资方式完善来实现对“双链”融合的融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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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创新政策体系，为“双链”融合筑根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科技人才发现、培养、激励机制，健全符合科研规律的科技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改进科技评价体系，健全科技伦理治理体制。深入贯彻这一精神，要重视创新政策体系对“双链”融合的制度保障，应提高政策的系统性、可操作性及针对性，以制度创新支撑和引领科技创新。
持续强化制度创新。更加突出运用市场化手段来汇聚创新资源，系统推进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等重点领域改革，坚持统筹布局、分类指导，致力于构建竞争力强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深入探索科技成果产权界定。以知识产权激励为切入点，探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改革，使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尽量向科研人员倾斜，让科研人员主动转化科技成果，在科技成果有效转化中激发更大的“鲶鱼效应”。完善转化人才培养和引进政策，落实引进的转化人才在落户、住房、医疗保险、子女教育及就业等方面的待遇。
协调解决区域创新不平衡。在宏观统筹全域“双链”融合的基础上，精准把脉各区各高新园区间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对重大攻关项目进行区域布局和行业倾斜，促进科技人才在区域间均衡发展。从战略层面加强对不同区域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的统筹指导，强化定位和差异化发展，并鼓励区域间的互助帮扶，下好创新支撑和引领产业发展这盘棋。
(作者为中共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讲师)
【声音】
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必须坚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维护党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始终坚持、不能含糊和动摇的一个根本原则。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自成立以来一直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先后制定或修订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等党内法规，使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加具体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实践证明，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之治”的重要制度优势。近百年的历史证明，什么时候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事业就会不断取得胜利;反之，离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破坏党的纪律搞分裂活动，党的事业就会遭受重大损失。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杜玉华
为文化自信提供制度保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是由这个国家的独特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所决定的。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深厚文化根基。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植根的深厚文化土壤，为制度自信提供强大精神动力。离开中华文化的支撑，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然缺乏勇气和智慧;遇到困难和挫折时，也容易失去定力和气节。
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是中华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体现，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制度保障，也奠定了文化自信的底气。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制度优势相辅相成、互推共进。
——上海市委党校教授 陈方刘
“中国之治”引领新型文明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中国之治”所具有的13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基本依据。
要深刻意识到，无论是“四个自信”，还是十三个“显著优势”，都不仅仅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内容更清醒、更自觉的认识，而且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历史地位和作用更明确、更主动的认可。
要深刻意识到，“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归根到底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际的具体结合，来源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植根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的显著优势，“中国之治”给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辟出的未来发展方向也必将具有鲜明的“当代中国”特色和“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性质。
这一未来方向，将是中、西、马三大文化传统有机结合的创造性产物。它是立足于中国古代政治传统，又以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为中介，汲取西方现代性文明成果，全面协调现代社会各种基本关系的新型政治生活、政治文明。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学术月刊》总编辑 姜佑福
为新时代坚定制度自信提供理论指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开宗明义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这个重要论断，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方面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为我们深刻认识“新时代为什么要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这个根本性、方向性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引。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 曲青山
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顺应时代潮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必须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下更大功夫。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健全党的领导体制机制、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加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建设、深化司法体制综合改革、深化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建立国家监察制度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来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袁秉达
记者从8月31日上午召开的中国(河北)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片区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在全省98条创新制度中，正定片区范围内可试验的有67条，其中包括14条主要由正定片区来试验。
在深化投资领域改革方面主要是通过全面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探索建立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支持外商独资设立经营性教育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支持“走出去”企业以境外资产和股权、采矿权等权益为抵押获得贷款等措施，深入推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完善投资促进和投资保护机制，继续保持石家庄作为省会城市在“走出去”和“引进来”方面在全省的首位度。
在推动贸易转型升级方面
主要是通过试行展会展品提前备案，以担保方式放行展品，展品展后结转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予以核销的举措，为国际化展会的举办提供保障，打造全国会展区域中心城市。通过研究开展贸易调整援助试点，主动对标国际贸易投资最高标准，重点在市场推广、产品设计研发、供应链管理及融资等方面予以协助，提高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通过争取第五航权、设立进口钻石口岸、申请设立A类低空飞行服务站，鼓励符合条件的航空公司新开、加密、优化国际(地区)国内航线，为打造国际商贸物流重要枢纽提供硬件保障。
在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方面
通过研究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和合格境外投资企业业务试点，拓展境外资金在国内的投资市场，放宽境内资金对境外投资地域、品种、比例等限制，打造京津冀金融服务贸易聚集区。通过支持区内银行按规定发放境外人民币贷款，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
在推动高端高新产业开放发展方面
加快口岸载体建设，早日跻身北京、天津、上海、大连等18个已有进口药品口岸的城市行列，争取成为继北京、上海、广州和重庆之后全国第5个具有首次进口药品和生物制品口岸的城市，在全国率先打造产业高地。通过优化生物医药全球协同研发的试验用特殊物品的检疫查验流程，为区内医药研发企业和机构提供更为便利的服务。通过允许进口入境期限不超过一年的二手研发专用关键设备，降低生产性服务企业的研发成本，助力石家庄“4+4”现代产业快速高质量发展。
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
通过允许已在北京、天津取得生产经营资质、认证的企业搬迁到自贸试验区后，经审核继续享有原有资质、认证，来积极承接京津地区的物流、商流。通过建立人才跨区域资质互认、双向聘任等制度，在待遇、职称评定等方面根据个人意愿予以保留或调整，来积极引进京津地区的智流。特别是通过提出开展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试点和医疗器械跨区域生产试点，借助北京在数字化医疗设备领域科研的突出科研能力，推动石家庄医疗器械产业实现质的突破，打造京津冀地区重要的医疗器械制造基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全面回答了我国经济发展怎么看、怎么干的重大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了《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摘选了习近平同志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至二〇一七年三月十二日期间的讲话、报告、指示等一百二十多篇重要文献，分十个专题，共计四百九十四段论述。其中许多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该书第五篇重点阐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部分精彩论述如下：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己任，把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全社会推动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使蕴藏在亿万人民中间的创新智慧充分释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5月30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8页
一切科技创新活动都是人做出来的。我国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关键是要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要极大调动和充分尊重广大科技人员的创造精神，激励他们争当创新的推动者和实践者，使谋划创新、推动创新、落实创新成为自觉行动。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205月30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6页
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相互交织、相互支撑，改革只在一个环节或几个环节搞是不够的，必须全面部署，并坚定不移推进。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
——《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年5月30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3-14页
什么是核心技术?我看，可以从三个方面把握。一是基础技术、通用技术。二是非对称技术、“杀手锏”技术。三是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在这些领域，我们同国外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如果能够超前部署、集中攻关，很有可能实现从跟跑并跑到并跑领跑的转变。
——《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1页
核心技术要取得突破，就要有决心、恒心、重心。有决心，就是要树立顽强拼搏、刻苦攻关的志气，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更多人力物力财力投向核心技术研发，集合精锐力量，作出战略性安排。有恒心，就是要制定信息领域核心技术设备发展战略纲要，制定路线图、时间表、任务书，明确近期、中期、远期目标，遵循技术规律，分梯次、分门类、分阶段推进，咬定青山不放松。有重心，就是要立足我国国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紧紧围绕攀登战略制高点，强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任务部署，把方向搞清楚，把重点搞清楚。否则，花了很多钱、投入了很多资源，最后南辕北辙，是难以取得成效的。
——《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0-11页
要继续深化科研院所改革，总的是要遵循规律、强化激励、合理分工、分类改革。对承担国家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技术研究的科研院所，要以增强原始创新能力为目标，尊重科学、技术、工程各自运行规律，扩大院所自主权，扩大个人科研选题选择权。对已经转制的科研院所，要以增强共性技术研发能力为目标，进一步实行精细化的分类改革，实行一院一策、一所一策，有些要公益为主、市场为辅，形成产业技术研发集团;有些要进一步市场化，实现混合所有制，建立产业技术联盟;有些要考虑回归公益，改组成国家重点实验室，承担国家任务。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8月18日)
全面深化改革，要围绕使企业成为创新主体、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来谋划和推进。要建立完善的产权保护制度，创造平等竞争的良好环境，鼓励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加大对创新型小微企业支持力度。要消除价格、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的扭曲，强化风险投资机制，发展资本市场，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财税、金融体制。在国有企业改革中，要考虑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或投资公司，设立国有资本风险投资基金，用于支持创新型企业包括小微企业。要加快军民融合式发展步伐，发挥军民各自优势，全面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208月18日)
科学发现是有规律的，要容忍在科学问题上的“异端学说”。不要以出成果的名义干涉科学家的研究，不要动辄用行政化的“参公管理”约束科学家。很多科学研究要着眼长远，不能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还可能引发学术不端。有的科研人员戏言，现在“不是在开会，就是在开会的路上”。组织科学家们参加国家重大专项、计划、基金项目是必要的，但不要用这些东西把科学家捆死了。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年8月18日)
用好人才，首先要用好科学家。我记得当年拿破仑就格外重视科学家，在遭到敌人猛烈攻击时，他首先想到的是保护科学家，因为他明白科技就是战斗力。科技创新，需要基础研究引领和支撑。要想让科学家多出成果，必须给他们创造条件。在基础研究领域，也包括一些应用科技领域，要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允许科学家自由畅想、大胆假设、认真求证。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8月18日)
我们要全面研判世界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大势，既要重视不掉队问题，也要从国情出发确定跟进和突破策略，按照主动跟进、精心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明确我国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对看准的方向，要超前规划布局，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赶超甚至引领步伐。同时，要研究后发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保持战略清醒，避免盲目性，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亦步亦趋。我们在科技方面应该有非对称性“杀手锏”，不能完全是发达国家搞什么我们就搞什么。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8月18日)
牢牢把握集聚人才大举措。“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没有人才优势，就不可能有创新优势、科技优势、产业优势。培养集聚人才，要有识才的眼光、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健全集聚人才、发挥人才作用的体制机制，创造人尽其才的政策环境。要发挥好现有人才作用，同时揽四方之才，择天下英才而用之。要加强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创新条件建设，完善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机制，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让各类人才的创新智慧竞相迸发。
——《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2014年5月23日、24日)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也是创新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要把科技创新搞上去，就必须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我国一方面科技人才总量不少，另一方面又面临人才结构性不足的突出矛盾，特别是在重大科研项目、重大工程、重点学科等领域领军人才严重不足。解决这个矛盾，关键是要改革和完善人才发展机制。一是要用好用活人才，建立更为灵活的人才管理机制，完善评价这个指挥棒，打通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中的体制机制障碍，统筹加强高层次创新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实用技术人才等方面人才队伍建设，最大限度支持和帮助科技人员创新创业。“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大力造就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高水平创新团队。二是要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创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三是要积极引进海外优秀人才，制定更加积极的国际人才引进计划，吸引更多海外创新人才到我国工作。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9月30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能“脚踩西瓜皮，滑到哪儿算哪儿”，要抓好顶层设计和任务落实。顶层设计要有世界眼光，找准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找准我国科技发展现状和应走的路径，把发展需要和现实能力、长远目标和近期工作统筹起来考虑，有所为有所不为，提出切合实际的发展方向、目标、工作重点。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9月30日)
历次产业革命都有一些共同特点：一是有新的科学理论作基础，二是有相应的新生产工具出现，三是形成大量新的投资热点和就业岗位，四是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发生重大调整并形成新的规模化经济效益，五是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有新的重要变革。这些要素，目前都在加快积累和成熟中。即将出现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重大机遇。
摘 要：制度对旅游可持续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云台山景区不同发展阶段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分析，从法律法规、管理体制、运作模式、行业管理、社区参与以及旅游伦理等方面解释了制度安排对云台山景区可持续发展的促进作用，通过对云台山景区的制度安排进行评述，为景区的制度变迁提供建议，最终促进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制度安排 云台山 可持续发展
1云台山景区发展状况
云台山景区位于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境内，总面积190平方公里，拥有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和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自然遗产等七个国家级称号。从1984年开始旅游资源考察到发展至今，云台山景区的发展速度受到世人瞩目，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年间，景区旅游人数和旅游收入连续稳定增长（如图1所示）①，同时，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被旅游业界称为“云台山模式”。这引起了学界从资源禀赋、景区管理等不同的视角分析其快速发展的原因。但是，对于云台山景区如何保持可持续发展这一重要问题，学者们还未给出较多的解释。而且，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诺斯（1994）认为以往所有经济学家提出的各种经济增长决定论，包括资本决定、技术决定、人力资本决定等都是不正确的，所谓的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累积等各种因素都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其结果，是其外在的表现，而真正起作用的只有制度因素②。余凤龙等也认为中国旅游的发展实际上伴随着许多相关制度的演变与创新，并明显地与制度变迁相联系，制度是影响区域旅游发展水平和旅游经济差异程度的重要原因③。贾生华（）也指出旅游管理体制变迁是我国旅游产业演进的重要动因，而不同时期的不同类型的制度创新都是基于特定的环境和诱因的④。因此，我们认为云台山景区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与其制度安排紧密联系的，为了全面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将云台山景区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来分析：
第一阶段，景区未开发阶段（1984年以前）。在这一时期，云台山景区所处区域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四小”工业的基础上，即小煤窑、小造纸、小水泥、小砖窑。这些污染大、劳动密集程度高但科技含量低、无竞争力的“四小”工业，对云台山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进行着掠夺性开发和破坏，其景观价值未能得到开发和利用。
第二阶段，景区粗放管理阶段（1984-）：这一时期，全国旅游业开始蓬勃兴起，旅游逐渐成为社会消费的热点，在这样的环境作用下，修武县政府认识到了云台山的旅游资源的价值，关停云台山景区范围内的“四小”工业，阻止了其对生态环境的进一步破坏。同时，由于有了旅游业发展的需求，就需要对旅游业发展所依赖的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进行切实有效的保护。因此，在这一阶段，首先成立了云台山景区管理机构，并且在景区管理体制、运作模式和景区规划开发等方面开始了围绕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建设。但是，在这一阶段，景区管理机构更多地关注旅游资源可被利用的经济价值，而且在景区发展初期，缺乏充分的景区管理经验，再加上较少的游客量未对景区环境带来压力，景区的环保意识也相对较弱。
第三阶段，景区规范经营阶段（-）：这一时期，云台山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和提升时期，主要表现在景区成为国家级地质公园和国家4A景区，这也要求景区进行新的制度安排，注重景区的规范管理和环境保护，以保障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阶段，景区可持续发展阶段（20以来）：年，云台山景区成功人选世界地质公园，景区的所有利益主体参与景区发展，制度结构不断完善，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是支配和规范社会中个人行为活动和相互关系的一套行为规范和规则，它旨在激励和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制度安排是指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和经济单位内部合作和竞争方式的一种安排。制度安排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因此，本文在接下来的部分中，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分别对云台山景区不同发展阶段与旅游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制度安排进行评述，探索“云台山模式”背后的本质根源。云台山景区游客量与门票收入统计如图1所示。
2正式制度对云台山景区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分析
正式制度主要是通过国家法律法规、政府政策和命令等形式表现出来，由人有意识地设计并有组织地加以保障实施的规则，而制度变迁主要表现在新制度开始发挥作用和旧制度的退Hi的过程。因此，在云台山景区发展的不同阶段，促进其可持续发展的正式制度安排主要体现在其发展不同阶段的法律法规、管理体制、运作模式、技术标准和社区参与等方面。
2.1 景区未开发阶段
制度安排及其作用的发挥是与其所处的环境相适应的。在景区未开发阶段，云台山不具备旅游业发展的背景和动力，没有专门的旅游管理机构，因此，也就未能产生保障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2.2 景区粗放管理阶段
在这一阶段，云台山景区处于起步阶段，景区的正式制度主要体现在管理体制和技术标准方面，还未能从法律层面提供促进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
2.1.1 管理体制
在构建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制度时，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黄少安（2000）认为政府以行政手段推进市场化进程是转型国家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①。并且政府为追求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目标也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经济增长②。因此，在改革发展的初始阶段，制度以及制度变迁一般是由政府供给和推动。从中国旅游业的发展历程来看，政府不仅具有旅游资源配置的力量，而且也具有巨大的能力解决旅游业发展中的障碍，换句话说，旅游业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以行政力量推动的强制性变迁过程。我们也可以通过云台山景区发展初期的政府行为得以验证，在云台山景区发展初期，没有与旅游经济相适应的市场主体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市场主体缺位，市场机制的功能不能充分发挥，因此也就需要政府的力量通过制度变革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1988年4月，云台山成立了最早的开发机构——修武县旅游筹备处，1989年1月更名为修武县旅游管理局。1989年4月，修武县委、县政府根据云台山景区的开发建设存在与地方事宜难以协调的情况，又把修武县旅游管理局更名为修武县云台山风景区管理局，并采取景（云台山景区）乡（岸上乡）合一的管理体制，将景区内的岸上乡党委、乡政府与景区管理局组成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合署办公。
云台山景区发展初期的“景乡一体”的管理体制的重要优势在于这种体制在制定政策和旅游发展目标时，有利于发挥政府在旅游发展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双重作用，有利于将景区开发和环境保护相结合。但是，在景区发展初期，这一制度安排还不能解决可持续发展的所有问题，如云台山景区的茱萸峰、子房湖、百家岩等景点仍分别隶属于林业、水利、文化等单位管理，还是会出现政令不畅、发展不均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景区的整体开发和环境保护。
2.1.2 技术标准
技术标准主要是指在云台山景区旅游规划开发以及景区管理中使用的相应技术，包括信息技术、环保技术等，技术因素在推动景区管理和产品不断创新与升级的同时，技术开发水平也促使了景区环境得到有效的保护。1984年，云台山景区资源考察队开始旅游资源考察工：作，并在1987年12月，被河南省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省级风景名胜区。1991年12月，完成了云台山景区的第一部总体规划——《河南云台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它为此后云台山景区的各项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1993年5月，云台山被林业部命名为云台山国家森林公园。1994年1月，河南云台山风景名胜区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5月，又编制完成了《云台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总体规划的编制以及景区技术标准的不断升级，确定了景区开发建设的基本原则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思想。从景区开发与管理的角度来看的话，技术标准也代表了为景区的开发和管理提供了相应的制度安排。但是，在这一时期的开发过程中，景区的开发建设还更多地表现在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景区规划，以提高旅游的接待能力，但对景区生态环境的保护还存在不足。
2.3 景区规范经营阶段
2.3.1 管理体制
这一时期，云台山景区进入飞速发展的阶段，而这又是由这一阶段的制度安排所推动的。首先，在19，修武县确定将旅游业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旅游兴县”战略推动了云台山景区跨入了飞速发展的轨道。其次，景区“景乡合一”进而“景政合一”的管理模式，政府为景区发展充分授权，使景区在市场主体、企业运作的过程中，得以政令畅通，在最大程度上享有了政府资源配置的诸多优势。这样，云台山景区在各方面都拥有很大的主动权，可以将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景区持续发展上，为景区在内部与外部都创造了良好宽松的发展秩序和环境。最后，除了政府给予景区充分自主权之外，为整合全县旅游资源，进一步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5月，修武县政府将云台山和青龙峡两个景区合称“云台山风景名胜区”。209月，修武县委、县政府进一步采取“景政合一”的管理模式，将国家森林公园、子房湖水库、百家岩、青龙峡景区管理局等纳入到云台山景区管理局统一管理框架下，实现了人才、资金、资源、建设、管理上的统一调配、合理使用。11月，又将峰林峡景区纳入云台山风景区管理。这一阶段的改制使云台山景区大大提高了景区的影响力，更加有利于景点间的协调开发和景区的整体环境保护，为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体制上的保证。
2.3.2 技术标准
这一时期，云台山景区的规划和开发也不段升级，其中，较多地体现在对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上。以来，云台山风景区管理局重新编制了《云台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云台山旅游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云台山旅游深度开发规划》等系列开发规划。按照规划，为了加强景区环境保护，实现持续发展，对景区经营饭店等所有污染项目进行了集中整治，彻底取缔了不安全、有污染燃料，切断了可能污染水质的污染源；对采矿业进行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关闭取缔了117家采矿点，在景区全面实施了退耕还林；从年7月开始，引进先进的液体喷播技术，对景区破坏山体进行了绿化、美化，并投资安装了喷灌系统，由专人负责绿化养护，使景区周边资源及生态环境得以有效保护。除了硬件建设之外，更把软件（服务）的提升看做是打造云台山品牌的核心，在景区全面实施了ISO9001和IS014001质量环境管理体系，开展了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创建工作，这些技术标准都有助于提升景区的管理水平和景区形象，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2.3.3 行业管理
云台山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整个旅游产业的发展。但是，随着宾馆饭店的剧增，对旅游相关行业的粗放型的管理模式势必造成行业内部的恶性竞争，进而导致服务水平和质量的下降。为此，修武县旅游局先后制定了《修武县旅游定点饭店等级标准》和《修武县旅游定点饭店暂行管理办法》，明确了旅游饭店的硬件设施和服务标准，规定只有取得定点资格后，方可接待旅行社组织的国内旅游团队业务，同时，还制定了《旅游定点宾馆饭店行业诚信经营自律公约》，要求行业内部之间严禁恶性竞争。行业管理规定从制度上保证了行业的经营规范，营造了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旅游服务质量，为游客提供满意的旅游服务，促进了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2.4 景区可持续发展阶段
2.4.1 法律法规
在经历了景区的飞速发展和人选世界地质公园之后，标志着云台山的资源保护丁作已经走上更高的层次，保护意识逐渐强化，保护措施更加健全，保护力度越来越大。而可持续发展制度的确立则需要强有力的法律来加以维护和实施，但是，在我国的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旅游立法明显滞后于旅游产业的发展。因此，云台山景区依据《环境保护法》和《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景区实际，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关于加强云台山风景区资源保护管理的规定》等规章制度，从法律层面做好资源保护工作。同时，按照“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方针，对景区建设进行科学规划，每次规划都将资源保护作为重要内容，从而保证景区资源保护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合理化。
2.4.2 运作模式
政府主导型旅游发展战略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政府所采纳的旅游发展战略，其核心是在坚持政府对旅游经济起主导作用的同时，充分重视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①。云台山景区在发展起步阶段就确立了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相协调的运作模式，在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充分发挥政府在资源调配和环境保护上的优势作用，确立保护性开发的基本原则。而在景区山水旅游品牌的营销上，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主导加市场机制的运作模式在云台山发展初期，既提高了云台山水的知名度，也使景区环境得到有效的保护。而在旅游业发展成熟期，应该实行以市场主导、政府调控为特征的市场主导型发展战略模式，这种转变是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也是适应新的发展形势，进一步发挥和加大宏观调控作用的客观要求②。同时，旅游市场的竞争日趋激烈，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也需要向有限政府主导模式转变。对于云台山景区而言，在可持续发展阶段，云台山也进入成熟期，也需要由政府主导模式向市场化模式转变，12月，云台山景区以焦作云台山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和青龙峡旅游服务有限公司为主体，整合神农山索道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青天河游船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和云台山国际旅行社为子公司，组建成立焦作云台山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涵盖了“食、住、行、游、购、娱”等旅游六大要素。云台山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说明了云台山景区的发展充分发挥以企业为市场主体的运作模式，云台山景区在规范的公司运作模式下，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公司规范化运营。这将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性作用，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将提升景区的旅游形象和核心竞争力。
2.4.3 技术标准
2004年，云台山人选世界地质公园。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就要求云台山景区的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不断加以提升。为了降低游客和车辆尾气排放对景区环境和植被地貌的破坏，，景区建成了一个集主体山门、售验票房、游客中心、购物中心及大型绿色生态停车场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区，并投入使用150辆尾气排放达到欧Ⅲ国际标准的豪华绿色观光巴士，建立了环保高效的内部交通网络，积极规划和实施了环境监测等数字工程系统，实时监控生态环境变化。针对景区的环境保护，10月重新编制完成了《云台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根据规划，景区保护规划将景区分为三级保护区，并确定了每一级的保护标准。一级保护区：即游客对云台山产生景观特征总体印象的主要游览区域，严禁建设与风景无关的设施，自然资源必须保持其原有风貌，人文资源设置必要的保护设施和进行必要的维修，严格控制游客量等；二级保护区：在保护区内，可以安排少量的旅宿设施，但必须限制与风景游赏无关的建设，限制机动交通工：具进入，严禁开采山石，并控制游客量；三级保护区：要有序控制各项建设与设施，并应与风景环境相协调，严禁对景区造成污染的各种生产和活动。除此之外，云台山景区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学习吸收世界先进经验，将云台山的资源保护工作与国际接轨，这些措施都为景区的可持续发展确定了新的技术标准。
2.4.4 社区参与
社区参与也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在景区发展初期，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主要体现在经营旅游服务摊点，主要经营旅游商品和旅游纪念品。随着景区知名度的不断提高，游客人数迅速增加，云台I山景区所处区域的社区居民开始通过家庭宾馆的形式提供住宿餐饮等旅游接待服务。旅游服务市场的迅速形成，也带来了管理上的问题，出现了欺客宰客、胁迫消费、恶性竞争等现象，不仅严重损害了广大旅游者的消费权益，而且严重影响了云台山景区形象。如何通过制度来规范和约束社区居民的参与行为也成为景区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为此，景区管理局针对原有的经营摊点，明确了其所有权，规范其经营。对于家庭宾馆业，为了规范家庭宾馆的经营环境，确立了规模经营、家庭经营、承包经营和代理经营四种经营模式，以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不同需求。并成立了家庭宾馆协会，制定了“统一结算、统一收费、统一管理”的管理办法，定期对从业人员进行优质服务、文明经商培训，引导村民诚实守信、规范经营，树立了景区居民的良好形象，促进了家庭宾馆行业的健康发展。这一制度安排也起到了显著的效果，如景区附近的岸上乡岸上村，20还是贫困村，人均收入只有260元，村民依托旅游业和云台山品牌，20人均收入已达到5万元。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并从旅游发展中受益，促使社区居民有了更高的主动性和热情去保护环境以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3非正式制度安排对云台Ⅲ景区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分析
相对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长期交往中而形成的有关意识形态方面的规则，它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文化观念等。非正式制度的存在为人们减少了相互间交往的摩擦，降低了交往成本，其对正式制度的变迁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可以降低制度创新和发展的成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配合在一起为社会提供规则并维持秩序的。对于云台山景区的可持续发展，非正式制度主要体现在价值理念和旅游伦理等方面。
3.1 价值理念
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造成生态破坏、环境退化及人类与自然关系利益上的冲突的根源不在于人类利益本身，而在于人类对自然认识上的误区。因此，我们应该抛弃人类中心主义，树立生态中心主义的观念。从云台山景区发展历程来看，一般而言，在景区开发初期容易表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认为人类在旅游发展中处于主体的地位，就是在人类自身利益的驱使下，对旅游业发展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进行掠夺式的开发，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极少考虑其行为所带来的生态后果。而且在云台山景区开发初期，粗放式的管理模式、社区居民的盲目参与及利益竞争都对景区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而且随着旅游人数的增加，这一环境压力表现得更加突出，如郭全成指出云台山景区游客人数剧增是生态环境恶化的驱动力，是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变异的重要因素①。李若凝等（2010）通过对云台山景区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后指出云台山处于亚安全状态，一些游客比较集中地段附近的水体水质有恶化趋势，存在较高的生态风险，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的管理，则可能导致旅游区生态安全危机，危及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②。而随着云台山景区发展的逐步深入，景区管理层也逐渐认识到要实现景区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转变落后的经营和发展观念，树立生态价值观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价值理念的转变激励了景区采取措施进行环境保护，如绿色环保观光车的投入，生态环境的监控，社区参与旅游的规范等一系列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的改进都是“生态价值观”理念这一非正式制度发挥作用的外在表现，这些措施能够有效地阻止了生态环境的恶化，有利于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3.2 旅游伦理
旅游伦理是人们在旅游活动中所应遵循的道德规范的总和③。旅游伦理是作为法律制度之外的保障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为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道德层面的支持④。在旅游实践上，旅游伦理就是如何处理在旅游活动中的各种关系，旅游景区作为旅游伦理的重要主体之一，不仅要处理景区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且还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要注重和加强对景区的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旅游伦理教育以实现景区的可持续发展，云台山景区的旅游伦理教育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是对景区的管理者而言，实现由追求单一的旅游效益向追求经济和生态等综合效益的观念的转变，这也是对环境保护最重要的层面。第二，是对旅游社区居民进行旅游伦理教育，主要是通过对社区参与旅游进行集约化的管理以及保证其分享旅游收益，促使其认识到环境保护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从而积极地参与到环境保护中来。第三，是对旅游者的教育，通过游客服务小心的服务和帮助促使游客文明旅游。通过以上几个层面的旅游伦理教育，使景区的利益相关者充分认识到环境保护对旅游景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从而约束自己的行为，以促进对旅游环境的保护，实现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5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正是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促进了云台山景区的可持续发展，不仅体现在云台山景区的发展速度上，而且更体现在云台山景区的环境保护，这一制度安排和变迁的过程，创造了“云台山模式”。但是，制度变迁的过程也就是新制度的产生和旧制度的消失、制度结构由不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并且，制度的需求和供给以及制度的变迁是与其所处的环境是相适应的，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原有的制度安排则会进入不均衡的状态，这就需要景区要随着环境的变化来适时地供给相应的制度。
5.1 加强政府监管，规范景区管理主体行为
云台山景区已成立了独立的企业实体，企业享有对旅游景区的经营权，政府也实现了由开发管理职能向监管服务职能的转变。因此，政府也应从旅游资源的长远保护和持续利用的角度出发，加强对景区管理主体的监督，避免其对景区的过度开发和出现机会主义行为，真正保障景区对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和使用。同时，还要避免景区为了当前利益而吸引大量游客进入景区，引起游客量超过景区最大容量，进而破坏景区的旅游资源和生态环境。如刘燕（）指出在黄金周景区接待游客量远远超过景区最大游客容量，景区数字化监控设施可以对游客数量进行监控，但是景区的超载问题没有得到改善①。政府应加强对生态环境的实时监控，真正发挥制度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实现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5.2 完善旅游资源定价和交易制度
云台山景区现有产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已实现了景区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但景区的经营者在获取经营权的过程中，缺乏竞争主体，这就会使在旅游资源的交易过程中出现旅游资源低价或无价的状况，不利于旅游资源价值的实现和旅游资源的保护。因此，要健全和完善旅游资源的定价和交易制度，吸引多元主体参与到旅游资源的定价中来，真正通过市场化的方式确定旅游资源的价格，保证旅游资源公平和公正交易，实现旅游资源的真正价值，从而自发地形成对景区管理主体的约束，实现旅游资源的合理使用和持续发展。
5.3 促进社区参与和利益分享
社区参与旅游对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云台山景区发展的过程中，社区居民的参与为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促进了其对旅游发展和景区环境保护的认同。但是，要实现景区的持续发展，不仅仅要实现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而且还要加强其对旅游发展规划、旅游环境保护和旅游社区文化建设的全面参与，将景区发展和社区发展统一起来，真正营造和谐的旅游社区环境，以获取社区居民的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
5.4 提高旅游伦理道德意识
旅游伦理观念强调正确认识旅游活动中的各种关系，注重人类利益与自然利益、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和谐发展。通过旅游伦理建设可以引导人们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而旅游伦理建设主要依靠对景区各利益相关者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加强对各利益相关者的自律行为进行监督。对于景区管理者而言，要放弃“人类主体”观念，关注自然主体和自然的价值，摒弃极端“人类小心主义”和极端“生态中心主义”的倾向，建立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人类生态”中心主义。对于旅游者而言，要积极倡导文明的旅游方式，自觉遵守对环境的保护措施。总之，通过旅游伦理教育，形成尊重自然的责任意识，完善旅游道德伦理的规范和约束机制，实现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5.5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容性
在制度结构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结合在一起共同为社会提供规则并维持秩序。而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不同制度之间会存在一个相互适应的过程。在制度设计时，就需要关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容性，真正实现两者的相互促进。因此，云台山景区在丰富和完善正式制度的同时，还必须对景区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培训和教育，使其形成正确的伦理观念，真正能够认识和服从正式制度，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最终实现景区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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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云台山景区可持续发展制度安排评价
4.1 强制性制度变迁
林毅夫（1994）认为有两种类型的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与此相反，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云台山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是景区强制性制度安排的结果，政府在景区发展的每--阶段都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在景区的开发初期，政府为了通过旅游发展获得旅游收益，景区的规划开发和环境保护必须由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来推动。景区管理体制的变革、景区开发与管理技术标准的制定、行业管理和社区参与的模式和规则等都是在政府和景区等的强制性力量下制定并实施。换句话说，政府是制度供给的主体。很明显，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变迁虽然有利于景区的开发管理和环境保护，但是，旅游景区的资源具有白发性垄断特征，另外，加之景区管理主体的有限理性等因素制约，难以完全避免管理者出现机会主义行为。因此，作为政府监管部门还必须加强对景区的管理主体进行监督，真正发挥制度对环境保护的促进作用，实现可持续发展。
4.2 旅游景区产权
长期以来，旅游景区的产权问题一直是制约景区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主要障碍。我国法律规定，旅游资源属于全民所有，因此，必须寻求代理人来实现对旅游景区的经营管理，正是因为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各种广：权关系缺乏明确的界定，国家作为国有旅游资源的所有者无法对代理人实现有效的监督，使得在旅游开发和经营过程中出现旅游资源闲置和浪费以及利用的低效率，甚至出现破坏风景资源的现象，难以实现资源的有效保护和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从产权理论来看，产权是一组权力，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根据产权的可分割、可转让特性，当产权被禁止处置的时候将会降低财产的实际效用，而在不改变所有者性质的前提下，可以使同一资源满足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的不同需要，而且只有在产权可以被分割的情况下，才能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因此，为了实现对旅游资源的充分利用，需要对旅游景区产权委托代理结构进行调整，建立一个责权明晰、激励有力、约束有效和各种利益兼顾的旅游景区管理和运营机制，正确地处理好景区风景资源的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云台山景区属于典型的公有产权，政府作为代理人来实现对景区的经营管理，在景区的发展初期，这种代理模式对景区发展和环境保护起到积极的作用。并且，云台山景区通过组建云台山旅游集团等体制变革和创新，明确了景区的所有权、经营权和收益权，使景区的产权关系更加明晰，实现了旅游资源的有效利用。但是随着多种旅游经营主体参与到旅游活动中来，仍会产生“搭便车”的行为，如果缺乏对参与主体有效的监督和激励仍将对旅游景区生态环境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而且，从景区的现有产权界定状况来看，虽然景区实现了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但是，对于旅游资源的交易和所有者的权利保障等法律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旅游资源的自发垄断和“无价”状况也不利于旅游资源的保护和持续发展。
4.3 政府的地位和作用
在云台山景区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安排上，实现了由政府主导到有限主导的转变，景区逐渐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以实现对景区的独立经营和管理。但是，从目前的组织结构来看，政府和景区管理机构仍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容易产生企业行为政府化的问题，进而产生职权不清，管理越位的问题。因此，如何认清自己的角色，发挥其在旅游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真正实现从政府指令性决策向市场导向性决策转变，仍将需要新的制度安排进行明确。
4.4 旅游伦理观念
旅游伦理观念是非正式制度，但对正式制度的变迁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可以降低制度创新和发展的成本。旅游伦理观念指引着人们如何处理旅游活动中涉及的各种关系，通过旅游伦理，可以更好地规范人们的行为，实现景区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从云台山景区的旅游伦理观念变革可以看出，在对待旅游发展中的人与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关系上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关注旅游资源带来的经济效益，到注重对环境的保护，进而注重对景区的全面保护，这一变化过程充分体现了景区在经营与发展理念上的变革，它不仅仅激励和约束了人们的行为，而且，它还大大地降低了正式制度变迁的成本，使人们更积极地响应制度变迁，更好地发挥了制度的作用，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是，从整体上而言，景区的利益相关者还存在着观念扭曲、伦理道德淡薄等现象，还需要对其进行伦理道德教育，使景区所有利益相关者树立可持续发展的伦理意识。
论中国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基石,包括生态、经济、生产和社会等四个方面的.可持续性,因此,农业可持续发展本身就是一种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行为规范.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创新,是整个工业化跨越发展过程中制度创新的关键.
作 者：刘茂松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商学院,长沙,410081 刊 名：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TIANJIN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年，卷(期)： 6(2) 分类号：F32 X-01 关键词：可持续 农业 制度 规范环境保护机制的创新研究-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
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经济和社会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环境污染的严峻现实要求我们只有在发展的.过程中处理好发展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才能更好地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两者关系.基于此,对环境保护领域的现行机制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有意的环境保护机制,有利于更好地进行环境保护,实现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作 者：徐金秀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桂林,541004 刊 名：经济研究导刊 英文刊名：ECONOMIC RESEARCH GUIDE 年，卷(期)：2009 “”(29) 分类号：F205 关键词：环境保护 环保技术 环境管理体制 环保投资★ 制度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