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我国淡水鱼流通组织模式评价与选择（共含7篇），以供大家参考借鉴!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不瘦不改名的札”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根据笔者对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以及湖北等销地及产地水产批发市场、超市、饭店以及水产养殖户、合作社等的调查，按淡水鱼流通过程中各功能主体之间的联结方式(包括资本、协议、合同)，可把我国淡水鱼流通组织模式分成市场交易型、联盟合作型和企业产运销一体化型三种。
市场交易型指淡水鱼流通过程的各功能环节由不同主体承担，各主体之间没有协议或合同，一般根据市场行情变化随机进行对手交易。
根据流通过程经过的渠道环节不同，我国淡水鱼市场交易型流通组织模式目前主要包括四种：水产生产者――销地批发商――水产零售商――消费者、水产生产者――水产贩运商――销地批发商――水产零售商――消费者、水产生产者――产地批发商――销地批发商――水产零售商――消费者、水产生产者――水产贩运商――产地批发商――销地批发商――水产零售商――消费者。
联盟合作型指淡水鱼流通过程的各功能环节由不同主体承担，各主体之间以某种协议或合同明确各自分工，形成长期交易联盟关系，实现了淡水鱼供应链风险和利益共担合作机制。
根据流通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主体属性，我国淡水鱼联盟合作型流通组织模式目前主要包括三种：以水产优势产区的名特优淡水鱼生产合作社为核心的合作社主导型：以产地批发商和销地批发商为核心，有效连接各自上游供货商(生产者、贩运商等)和下游零售餐饮企业的批发商主导型：以超市、餐饮企业或星级饭店等为核心，直接与产地养殖户建立订单农业或与水产贩运商、产地批发商或销地批发商等形成稳定的长期联盟合作关系的定点零售餐饮企业主导型。
企业产运销一体化型指淡水鱼从生产到消费的流通过程各功能环节均由企业同一个主体完成。
这种淡水鱼流通组织模式，生产环节实施一般实行集约化、规模化养殖，运输环节生产者自建流通配送中心，销售环节自建连锁专卖店或专卖区，甚至参股零售餐饮企业的经营，流通更快、更准、更优。
目前这种模式多见于品牌化经营的水产企业或合作社。
我国淡水养殖面积和产量均居世界第一。
淡水鱼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淡水养殖品种，养殖历史悠久。
种类繁多，为我国消费者提供了丰富而质优的蛋白源。
目前，我国居民淡水鱼消费具有鲜活性、连续性、规模性，且消费品种已从大宗的淡水鱼，如青鱼、草鱼、鲢鱼、鳙鱼、鲤鱼、鲫鱼、鳊鱼等，扩展到黑鱼、鲶鱼、鲈鱼、鲑鱼、罗非鱼、鲟鱼、鳗鱼、鲳鱼等。
而我国淡水鱼的养殖区域则主要分布在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安徽、四川、浙江、河南、辽宁、山东等省，生产具有季节性、小规模养殖的分散性以及区域性等特点，因此，我国淡水鱼产销间存在着南方北方、东部西部、城市乡村等区际的大量流通。
淡水鱼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主要是生活消费领域)的流通过程，一般包括淡水鱼的集货(出塘、暂养、装车)、运输、批发、零售等一系列功能环节。
淡水鱼流通组织就是参与淡水鱼流通过程，承担集货、运输、批发、零售等一系列功能活动的相关流通主体。
由于各相关流通主体之间存在不同的联结方式，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淡水鱼流通组织模式。
淡水鱼流通组织模式不同，其运行的效率也不尽相同。
如何评价不同的淡水鱼流通组织模式的运行效率，并找出影响淡水鱼流通组织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以此提出淡水鱼流通组织模式选择策略，对解决我国水产品季节性、区域性的供求平衡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淡水鱼流通组织模式运行绩效的高低，应依据其满足相关主体的需求程度而定。
淡水鱼流通过程的相关主体主要包括市场流通主体(如水产品经销商、贩运商等)、消费者和政府管理部门。
流通主体追求的是经济效益，消费者追求的是质优价廉且安全充足的淡水鱼供给，政府追求的是保证淡水鱼食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效益。
故淡水鱼流通组织模式评价可从流通组织的质量保障能力、数量保障能力、成本竞争优势、快速供应市场能力和节能减排优势五方面进行。
(1)质量保障能力及其作用机理
保障淡水鱼质量是消费者和政府对淡水鱼流通最基本的需求。
这包括保障淡水鱼流通过程中安全、卫生、鲜活、营养等。
淡水鱼质量越高，营养、鲜活度、安全、卫生状况越好，给消费者及政府带来的满足程度就越高。
由于淡水鱼质量受流通各环节主体行为的共同影响，只有各环节主体采用协调的行动，才能保证淡水鱼质量达到标准要求。
若淡水鱼流通过程参与主体越多，不可控因素就越多，淡水鱼质量受损可能性就越大，质量安全性就越低。
故淡水鱼流通组织模式质量保障能力可由模式中参与主体多少来衡量，参与主体越少，质量保障能力越高。
(2)数量保障能力及其作用机理
数量保障能力是淡水鱼流通组织模式产出和规模的体现，可反映其满足消费者数量需求的程度，这也是政府为保障生鲜农产品市场稳定供应的基本要求;另外，在满足消费者质量和数量需求前提下，充足的市场供应，也会提高流通主体获益水平;当然，过大的市场供应，则会降低流通主体的市场快速反应。
淡水鱼流通组织模式的数量保障能力主要依赖于淡水鱼生产主体的生产量，参与淡水鱼流通运输的主体数量以及消费者对淡水鱼市场需求量。
若淡水鱼消费者需求量大，生产供应量大，就会吸引较多的淡水鱼运输主体参与淡水鱼运输，流通组织的数量保障能力就会越强。
(3)成本竞争优势及其作用机理
淡水鱼流通过程中费用支出水平的高低，不仅可以反映消费者剩余的多少，也可反映淡水鱼流通过程的管理效率及各利益主体的盈利水平，当消费者对价格较敏感时，较高流通成本，会减少消费者剩余，进而会降低产品竞争优势和参与主体获利水平;而当消费者对产品质量敏感度高于价格敏时，则形成高质量的高成本以及高价格，会提升产品价值和各参与主体的获利水平。
淡水鱼流通过程的成本高低取决于淡水鱼运销主体的初始运销设施投资，以及运销过程中的交易费用。
若淡水鱼流通运销主体初始运销设施投资高，运销过程参与主体多，经过环节多，各主体为寻找适宜合作伙伴，需花费大量搜寻费用和甄别费用，则淡水鱼流通的成本高，成本竞争优势就低。
(4)快速供应市场能力及其作用机理
淡水鱼在流通中耗用时间越短，鲜活性越强，
周转速度越快，流通主体的获利能力就越高：同时，运输时间的缩短还可以保证跨区域运输的顺利进行，以及市场上淡水鱼稳定快速的供给，进而保证了居民日常生活中稳定的水产品供应。
淡水鱼流通过程从产地到销地的距离越近、经过环节越少，运输路线设置越合理、运输道路越通畅、运输设备效率越高，流通时间就会越短，快速供应市场能力就越强。
(5)节能减排优势及其作用机理
淡水鱼从起鱼到消费各环节的'运输过程中，运输设备的能源消耗状况会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影响。
不同淡水鱼流通组织模式，采用的运输设备各不相同，消耗的能源和排放量也不相同，因而对环境的影响也不相同。
在淡水鱼流通中，产地到销地的距离越短、经过环节越短、使用运输设备越先进，产生的污染排放和使用的能源消耗就越少，节能减排优势就越明显。
(1)大宗淡水鱼流通组织模式选择
大宗淡水鱼主要包括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鳙鱼)、鲤鱼、鲫鱼和鲂鱼等品种，是我国人民在食品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水产生产的主要品种构成。
从消费看，大宗淡水鱼价格低廉，消费群体以广大家庭为主;从生产看，大宗淡水鱼养殖面广，主要分布于我国的东南、华南和华中等区域，市场供应量大，持续性强;从流通距离看，大宗淡水鱼主产区一般也是主销区，少部分品种会在区域间流通，运输距离中短途为主;从运输设备看，大宗淡水鱼运输大多使用较为简陋的设施装备，比如低端三轮车、拖拉机、农用车等，稍长距离的运输则会采用中型活鱼运输车，而大型进口集装箱式活鱼运输车在大宗淡水鱼中很少见到。
作为我国城乡居民食品结构中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宗淡水鱼，其流通组织模式满足各评价指标的次序依次为：消费者对数量需求、消费者和政府对质量要求、流通主体对运输成本和运输时间需求以及政府对流通能耗指标的需求。
因此，针对大宗淡水鱼流通，市场交易型模式是优选模式，企业产运销一体化与联盟合作型模式则是其未来发展的方向。
(2)特优淡水鱼流通组织模式选择
特优淡水鱼是指具有地方特色或养殖技术特点，或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优质优价的淡水鱼，例如鲈鱼、鳜鱼、罗非鱼、黄颡鱼、斑点叉尾鲴、鲟鱼、虹鳟鱼等。
这些品种是提高我国居民淡水鱼消费档次的重要品种。
从消费看，特优淡水鱼价格高，一般居民消费频率低，主要以饭店消费为主;从生产看，特优淡水鱼养殖对水温、水质等具有独特性，产量相对较少;从流通距离看，特优淡水鱼除自产自销外。
一般会运至全国各大中城市，流通运输距离属中长途;从运输设备看，由于消费群体对价格不敏感，以追求高质量为主，为保障长途运输鱼体的鲜活性，特优淡水鱼运输大多采用中型活鱼运输车或高端的大型进口集装箱式活鱼运输车，许多情况下会委托给专业物流公司进行。
由于特优淡水鱼单价高，消费层次高，消费量相对大宗淡水鱼低，其流通组织模式满足各评价指标的次序依次为：消费者和政府对质量要求、流通主体对运输时间需求、消费者对数量需求、流通主体对成本要求、政府对流通能耗指标的需求。
因此，针对特优淡水鱼流通，联盟合作型模式是优选模式，企业产运销一体化模式次之。
(3)品牌化淡水鱼流通组织模式选择
品牌化淡水鱼一般是指由企业规模化、标准化养殖的无公害、有机淡水鱼，并由企业打造品牌推向市场。
从消费看，品牌化淡水鱼的无公害、有机特性，其价格相对大宗淡水鱼高，一般以高级酒店或礼尚往来为主，或以经济收入较高、对质量很敏感的家庭为主;从生产看，品牌化淡水鱼养殖企业一般在不同水产养殖区，分别进行标准化、规模化养殖，以供应当地消费市场;从运输设备看，由于消费群体更多追求的是质量，对价格不敏感，为保障运输水产品的鲜活性，企业一般自建物流配送中心，利用专用运输设备进行运输。
品牌化淡水鱼企业为塑造品牌，其流通组织模式满足各评价指标的次序依次为：消费者和政府对质量要求、消费者对数量需求、流通主体对运输时间需求、流通主体对成本要求、政府对流通能耗指标的需求。
因此，针对品牌化淡水鱼流通，其组织模式选择中，企业产运销一体化模式是优选模式，其次是联盟合作型模式。
海水鱼与淡水鱼的差异【2】
众所周知，海水鱼终生生活在汪洋大海里，而淡水鱼则终生生活在江、河、湖泊和溪涧的淡水中。
在生物进化的几千万年间，鱼类生息繁衍，代代相传，造就了生活在不同水域的两大体系。
一般说来，地球上海水的含盐浓度为16～47(一般为35)，而淡水的含盐浓度只有0.01～0.5，两者相差悬殊。
按照鱼类耐盐变化适应能力的大小，可将鱼类分广盐性和狭盐性两类。
广盐性鱼类能耐受盐度较大的变化，观赏鱼类中的射水鱼、蝙蝠鲳、黄鳍鲳、金鼓鱼等就属于广盐性鱼类，既能在谈水中空运，也能在海水中生活，这是与众不同的特点。
至于狭盐性鱼类，则经不起盐度的轻微变化，盐度的突变，常常是导致狭盐性鱼类死亡的重要原因。
美丽的珊瑚鱼即属于狭盐性鱼类，它经受盐度不足1的变化，这也正是珊瑚鱼好看而不好养的原因。
海水鱼鱼体组织的含盐浓度比外界海水的含盐浓度要低得多，由于海水中有大量盐分，故比重高、密度大。
根据渗透压原理，海水鱼鱼体组织中的水力，将不断地从鳃和体表向外渗出。
为了保持体内水分平衡，海水鱼便不得不吞食大量海水，以弥补体内的失水。
然而，由于大口大口地吞食海水，进入鱼体内的盐分也大大增加了。
这样，海水鱼除了从肾脏排除掉一部分盐分外，主要还是依靠鳃组织中的“泌氯细胞”来完成排盐任务。
此外，也有一些海水鱼(主要是软骨鱼类)，如鲨鱼则将代谢后的氮化物以尿素形式贮存于血液中，使血液浓度增高，渗透压也变得与海水相当，这样也就不存在吞水和排盐问题了。
淡水鱼与海水鱼大不一样，淡水鱼鱼体组织的含盐浓度比外界谈水的含盐浓度要高，也就是说淡水的含盐浓度低、比重低、密度小，根据渗透压原理，外界淡水将不断地大量进入鱼体，为此。
淡水鱼只有通过肾脏，将过多的水分排出体外。
根据生存竞争规律，地球上任何种生物，为了其自身的生存和延绵不断地繁衍后代，必须设法使自身与周围环境相适应。
这是必然的自然法则和进化规律，但需经过漫长的岁目。
鱼类对水环境的盐度适应性很大，各种鱼类能在不同盐度的水域中正常生活，这与其具有完善的生理调节机制有关。
但调节作用只限于一定的盐度范围内，否则将影响其生存。
(1)质量保障能力评价
市场交易型模式下，淡水鱼流通渠道长，参与主体多，各运销主体以随机交易为主，关系极不稳定，组织化程度低，产品质量可追溯性差;联盟合作型模式虽然流通渠道可能较长，流通环节可能较多，但由于各主体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合作关系，稳定性较高，可形成一定的质量追溯体系：企业产运销一体化模式流通渠道最短，环节最少，只有一个运销主体直接面对消费者，可形成良好的质量追溯体系，且针对市场变化可及时调整生产规模和生产种类，对市场做出较快反应，且针对市场变化可及时调整生产规模和生产种类，对市场做出较快反应。
故从质量保障能力看，企业产运销一体化模式>联盟合作型模式>市场交易型模式。
(2)数量保障能力评价
市场交易型模式下，淡水鱼以广大养殖户生产大宗淡水鱼(如“四大家鱼”、鲫鱼、鲤鱼等)为主，面向中低收入家庭，运输则以庞大的个体贩运商为主，流通过程总体数量保障能力很强：联盟合作型模式下，以广大养殖户生产名特优淡水鱼为主，运输一般委托第三方物流公司，或自建流通配送中心，客户多为酒店、超市以及特色餐饮企业，最终面向中高端消费者。
由于各流通主体合作关系稳定，流通过程数量保障能力较强：企业产运销一体化模式下，企业主要生产大宗淡水鱼，终端客户多为超市以及特色餐饮企业，面向中端消费者，需求量相对较大。
但由于企业资金以及管理水平制约，产量扩张会受到一定限制。
故从数量保障能力看，市场交易型模式>联盟合作型模式>企业产运销一体化模式。
(3)成本竞争优势评价
市场交易型模式下，运销主体的初期设施固定投资一般不高，但由于产运销由不同主体控制，交易环节较多，各主体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搜寻、甄别合作伙伴以及进行价格谈判：联盟合作型模式下，运销主体设施固定投资一般较大，但由于运销规模较大，流通主体关系稳定，搜寻和甄别交易合作伙伴，价格谈判成本等费用较低;企业产运销一体化模式下，同一主体涉及生产、流通、销售等环节，期初设施投资很高，不过由于主体的单一性，搜寻、甄别合作伙伴以及谈判等交易费用很低。
故从成本竞争优势看，联盟合作型模式>市场交易型模式>企业产运销一体化模式。
(4)快速供应市场能力评价
市场交易型模式下，流通环节和参与主体较多，运输设备效率低，且各主体间没有形成稳定关系，随机交易，故流通时间相对较长;联盟合作型模式下，各流通主体之间有稳定的合作关系，谈判时间较少，运输路径明确，运输时间相对较少：企业产运销一体化模式下，流通环节最少，运输设施先进，组织化程度高，淡水鱼在途时间最短。
故从快速供应市场能力看，企业产运销一体化模式>联盟合作型模式>市场交易型模式。
(5)节能减排优势评价
市场交易型模式下，流通环节多，运输主体以个体贩运商为主，运输车装载量少，动力性能较差，加之车主对车况及运输路线较少进行科学设计，能耗水平相对较高;联盟合作型模式下，由于第三方物流公司的参与，运输车辆先进，动力性强，装载量大，加之统一调度，可形成规模效应，降低总体能耗水平;企业产销一体化模式下，运输距离一般不会太长，多采用先进环保装备，并进行运输路线优化，单位能耗水平会较低。
故从节能减排优势评价，企业产运销一体化模式>联盟合作型模式>市场交易型模式。
融资模式效率比较与我国融资模式的选择
摘 要:从保持距离型融资模式与关系型融资模式的内在效率分析,两者都具有经济合理性;从世界融资模式的发展趋势来看,两者有相互融合的趋势;由于我国的特殊情况,现阶段企业的融资模式应采取过渡模式,即间接融资为主并逐渐减少,直接融资为辅并大力发展的过渡模式;目标模式应符合世界融资模式的趋势,是融两种融资方式于一体的有中国特色的融资模式。一、导论
两种融资模式———保持距离型融资模式与关系型融资模式———究竟哪种更有效率,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国内外一直存在较大分歧:东亚危机之前,由于经济的持续繁荣,以及日本企业在世界市场上强劲的竞争力,主流的观点认为,关系型融资模式在法制和市场环境相对不完善的情况下,较好地解决了市场残缺和市场失灵问题,使信息、产权和激励机制统一起来(青木昌彦,;斯蒂格利茨,;伯格络夫,1995)。东亚危机使东亚金融体制的脆弱性暴露无遗,经济学界批判的矛头指向东亚的融资体制,认为关系型融资模式是政府主导性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它导致了过密的银企关系和银行体制的脆弱性,并且必然随着金融深化而消失(王跃生,1999;张昌彩,1999),即关系型融资本身是不具备效率的模式。同时,世界市场经济国家的融资模式出现了趋同的势头,英美的融资模式有向关系型融资模式演化的趋势(Moerland,1995)日德的证券市场也日趋活跃,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即关系型融资本身是否具有经济合理性,还是有其他因素影响了其效率。
二、融资模式效率分析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中不确定性的广泛存在,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必须通过某种渠道对企业监督控制,一般来说,有两种典型的融资模式:以英美为代表的保持距离型融资和以日德为代表的关系型融资(控制导向型融资模式)。所谓保持距离型融资是指投资者并不直接`干预经营战略决策,只要他们得到合同规定的支付,信息的收集和对企业的监督靠市场和法律来实施;关系型融资是投资者直接干预经营战略决策来保证其利益的实现,信息的收集和对企业的监督主要在密切的长期的交易关系中进行。投资者对融资模式的选择也就是对信息的收集监督方式的选择,这使投资者必须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权衡:
1.信息租金和信息成本的权衡。所谓信息租金就是通过信息的收集减少投资风险,增加投资收益,其实质是减少代理成本。它大致来源于三个方面的信息收集:事前对企业风险态度的了解和项目风险的估测,避免逆向选择问题;事中对资金使用去向的监督,避免道德风险问题;事后跟踪监督,了解企业经营成果和经营状况,保证利益的实现。信息租金越大,投资者收集信息的动力越强烈。
从市场收集信息要花费成本,其大小取决于以下因素:从制度安排上来看,首先是法律制度的完备性和可置信程度。一般来说,法律制度越健全,规则越细致,人们的行动就越可能被准确地预期;法律制度的执行越严格,司法越公正,法律制度的可置信程度越高,契约的实施执行越有保证;因此,完善的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增强社会预期,降低信息收集成本。其次是激励机制的设计。信息的不对称和不确定性的存在使激励机制成为必要,而使契约双方利益相容的激励机制又可以使信息被正确地显示,从而降低信息收集成本(Hart,1995)。第三,产权的清晰程度。按照德姆塞茨的定义,“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们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交易时的合理预期。”(德姆塞茨,1994)产权越明晰,就能提供越多的合理预期,从市场上收集信息的成本就越低。从经济的角度看,一是市场交易规模影响着信息的收集成本。一方面,交易规模的扩大与伴之而来的分工深化,使信息的收集存在分工优势和规模经济(施蒂格勒,);另一方面,产权本身不仅是交易的前提,而且在交易中得到进一步界定(巴泽尔,1997)。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和分工的深化,产权得到更为明确的界定,提高社会预期。二是市场的竞争程度。市场竞争越完全,价格信号越能够包含更多的信息,这也降低了信息收集成本。因此,制度越健全,市场越完善,从市场收集信息成本越低,反之通过组织内部收集信息成本越低。假定其他条件相同而制度和市场条件不同,保持距离型融资更依赖市场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在相同的信息租金下,市场和法律制度越完善,信息成本越低;而关系型融资可以更少地依赖市场和法律,在法律制度和市场体系较不完善的情形下,通过市场收集信息成本较高而通过长期交易关系和组织内部收集信息成本较低(如图1)。两者在a点边际信息租金和边际信息成本相等,保持距离型融资与关系型融资效率相同;当通过市场收集信息的边际成本Mc大于a时关系型融资更有效率;当Mc小于a时保护距离型融资更有效率。
2.退出成本与监督成本的权衡。所谓退出成本,即投资者从企业中抽回资金的成本。投资者的退出可以是在证券市场上“用脚投票”,也可以是清算企业收回投资。投资者从证券市场上退出,其成本受到以下限制:第一,证券市场的规模。一般来说,证券市场的规模决定其流动性程度,规模越小,资产流动性越差,退出成本越高;第二,退出者投资权益的比重。若某一投资者拥有较大的比重,则从证券市场上退出往往导致证券价格的大幅下跌,使投资者受损。若清算企业收回投资,则受资产流动性的限制。若企业资产流动性越强,则清算企业收回投资越多,成本越低;反之,成本越高。因此,即使是同样的信息成本和信息租金,当退出成本大于监督成本时(假定在同样信息成本和信息租金下,监督成本不变),对企业实施直接监督可能是有效率的,应采取关系型融资方式;当退出成本小于直接监督成本时,通过市场的间接监督是有效率的,应采取保持距离型融资方式(如图2)。
这可以解释即使在发达的美国证券市场上,为什么持有大量股权的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开始介入公司的经营决策。
3.第一类谬误与第二类谬误的权衡。
所谓第一类谬误,即在投资者与企业仅保持平等的债权债务关系下,根据正常的破产程序,许多有效益的项目可能被清算,保持距离型融资方式容易导致此类资源的误配置;所谓第二类谬误是在投资者与企业保持长期的交易关系从而成为利益共同体时,许多应被清算的企业却续存下来,关系型融资方式容易导致此类的资源误配置。这两类谬误都具有其机制上的内生性,因此对其进行权衡时,必须考虑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两类谬误存在的不同规模。经济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比较旺盛,但往往受到资金缺乏的限制,企业的扩张往往面临债务的束缚;另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轨经济国家,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稳定增加了企业的破产风险,被清算的项目并不一定没有效率,因此更应该克服的是第一类谬误。在发达国家,需求的增加往往减缓,市场趋于饱和。同时,市场上资金较为充足,企业面临的更多的是寻找有效益的项目而非寻找资金,此时应该克服的是第二类谬图3误。在权衡第一类谬误和第二类谬误时,还要受到就业状况的制约。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较大的就业压
力使企业的续存不仅有经济上的效益,而且有更为重要的社会效益。而发达国家则较少面临就业约束。假定融资模式的成本包括谬误导致的资源误配置和失业成本,关系型融资和保持距离型融资方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不同的。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采用保持距离型融资方式,第一类谬误的规模大于第二类谬误以及更大的失业损失,成本更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企业自我积累能力的增强,其成本迅速下降。与之相反,关系型融资模式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能更好的解决第一类谬误和失业问题,成本较低,而随着经济发展,第二类谬误增加,较之保持距离型融资方式,成本下降较慢。当经济达到某一点时,两者无差异,低于这点,关系型融资模式有效率;大于这点,保持距离型融资模式有效率(如图3)。三、影响融资模式效率的因素分析
以上在比较纯粹的法律和市场环境中分析了两种融资模式的效率,事实上,其效率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关系型融资模式容易受到政府干预方式、金融政策及政治环境的影响: 1.政府直接干预和赶超型战略的结合,扭曲了银行激励机制,加剧了融资风险
政府为了实现赶超战略,必须对资金进行非均衡配置并对大企业给予特殊扶持(王跃生,1999),但这在两个层次上扭曲了激励机制。一是政府和银行之间的关系。中央政府为了实现其产业政策,直接对中央银行及商业银行的存贷规模与投贷方向进行控制。由于政府与银行、政府与企业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作为委托人的政府在谈判中处于劣势,加上银行对于政府保护的预期,大大刺激了银行的贷款冲动及冒险倾向,最终收益由银行获得,风险由政府承担,加剧了银行道德公害。二是扭曲了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由于有扶持重点企业的义务,即使企业进行了没有效率的投资,银行一般也不会对企业清算。企业预期到这一点,资金就有被无效率使用的可能。更为严重的是,政府与银行和企业的博弈中,面临着银行与企业合谋的风险。经营不善的银行和企业受不到市场的惩罚,在预期到政府的保护的情况下,会结成利益共同体,共同成为针对国家的不公平博弈的一方。因此扭曲了信息与决策、风险与收益的对称关系。
2.“市场增进论”与“市场倾斜论”
实行何种融资模式应取决于市场选择,投资者通过对风险和收益的比较自发地选择对企业的监督方式。不恰当或僵化的金融政策影响会阻止自发的选择而影响融资效率。尤其是关系型融资更易受金融政策的影响。政府实施低利率和限制竞争的政策的前提是资金不能通过其他渠道流入企业,如收益率较高的证券市场。政府为了保护银行的利益必须限制证券市场的发展,这种政策被称之为“金融约束政策”(斯蒂格利茨,1997)。政府的行为被认为是对市场的增进,解决了信贷市场过度竞争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并且通过设置政策性租金增加银行对企业的监督的积极性。虽然对银行竞争的限制在市场经济国家普通存在,但这种政策性租金一旦和政府干预结合,使银行道德风险有自我增强机制。第一,由于要获得政策性租金,必须满足政府的条件,如保证低的企业破产率或向指定部门贷款,银行在企业应该清算时也会努力使其续存下去,导致银行风险积累,而银行风险越大,越有可能挺而走险,将资金投向风险更高的领域。第二,对信贷市场的过度保护导致证券市场在长期内得不到发展,证券市场有效配置资金的渠道被阻塞;而且银行系统也因过度保护而变得更加脆弱。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人为的压抑证券市场的发展提高了融资主体的退出成本,使关系型融资长期在退出成本高于监督成本的位置运行,如A点(见图2)。因此,与其说是市场增进不如说是市场倾斜。这种市场倾斜政策在短时期内可能集中大量的资金以保证政府政策得以贯彻实施,但是从长期来看,它会导致金融体制的畸形发展,是非常有害的。
3.政治租金的大量存在增加了银行经营风险,损害了关系型融资的效率。
东亚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有讲关系重人情、重人治轻法治的特点,法制不完善,政治不透明。政治不透明与经济交易关系的长期化相结合,必然存在大量的幕后交易,扭曲了关系型融资的激励机制,极容易扩大第二类谬误的规模,损害关系型融资模式的效率。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不同的法律和市场条件下,关系型融资模式与保持距离型融资模式都是有效率的;第二,东亚金融危机不能给关系型融资模式提供伪证,不恰当的政府干预、僵化的金融政策及政治环境尤其会影响关系型融资模式的效率。
四、我国融资模式的选择
1.我国企业融资的目标模式
从以上效率分析可以看到:保持距离型融资方式与关系型融资方式在不同的制度条件和不同的市场条件下,两者之间存在互补的关系。
从世界融资的发展趋势来看,保持距离型融资方式与关系型融资方式有相互融合的趋势。在美国和英国,一些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开始直接介入公司的监督运行并向其提供后续融资。而日本和德国也大大加速了证券市场的发展,银行和企业的关系开始向更为松散的融资形式发展。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使竞争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两种融资方式将在更深的层次上相互借鉴并相互融合。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顺应世界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与世界经济接轨。不论是英美的融资模式还是日德的融资模式本身都在发生变化,都不应是我国融资的目标模式的选择。我国的目标模式应该是有中国特色的融合两种模式于一体的模式,而不是对某种具体模式的照搬。
2.我国企业融资的过渡模式
企业融资的过渡模式的选择是旧模式向目标模式转轨路径的选择,它必然受到现有条件和目标模式的影响。
一方面,受现实条件的制约,较多地实行保持距离型融资方式不太可能。这是因为:
第一,法律体系的不健全及现存法律制度的不可置信性,增加了信息成本。首先,所有的转轨经济国家都面临着法律监督跟不上经济现实的问题。由于转轨国家经济的不断转变,而法律制度必须在问题被普遍认识后才能设立并逐步执行,因此,法律制度滞后于经济现实。其次,法律制度框架虽被设立,但具体的细节有待规范和深化。再次,在我国的经济转轨过程中,法律的效力还受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对经济纠纷不予受理,受理了不予判决,判决了不予执行,导致投资者的权益受不到法律应有的保护,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可信任度。
第二,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特征表现为人事的行政强控制和产权的弱控制,这导致了事实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企业内部人对资产的强控制增加了投资者收集信息的难度,这表现为:第一,外部投资者对内部人的风险态度不了解导致逆向选择问题。第二,外部人由于信息的缺乏无法了解资金的使用去向,容易出现道
德风险。第三,内部人操纵财务报表,自由现金流量的在较大程度上被随意支配,资产以各种隐蔽的渠道流向内部人的腰包,使投资者的收益难以实现。总之,“由于内部人掌握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与资本所有权没有统一,内部人控制的企业会造成资本这种稀缺资源的浪费。”(张春霖,1995)因此,外部投资者一般不会在信息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向企业融资,企业须更多地依靠内部资金。第三,普遍存在的产权不明晰。产权的高度不明晰与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使国有企业有强烈的投资饥渴;而且由于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都是国家所有,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的融资有内源融资的性质,这产生两个结果:一是由于没有其他融资途径,国家为了维持国有企业,要求银行向企业融资,在产权不明晰的情况下,资金被无效率使用而没有很好的监督和控制;二是银行本身的产权不明晰加上国有银行的垄断经营,银行经营者没有动力监督企业,造成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以及银行不良债权的大量存在。从市场收集信息会出现信息失真问题。 第四,证券市场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尚需规范。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缓慢发展起来, 虽然近期有了迅速的发展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首先,证券市场功能定位需要重新调整。长期以来,证券市场的主要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工具,融资向国有企业倾斜,而不是为了资源在全社会的优化配置,这一功能恰恰是证券市场的首要功能。其次,证券市场的监管法规不健全,幕后交易和操纵市场的行为大量存在,价格的扭曲影响了证券市场作为信息传递和市场监督的手段。第三,金融中介机构薄弱,尤其是提供信息服务的资产评估机构、咨询服务公司、律师事务所及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数量少质量差,运行极其不规范,中小投资者从市场上获得可靠的信息极为困难,其利益难以得到保证。第四,市场退出兼并机制不健全,业绩差的公司很难被市场淘汰。 由于受到上述条件制约,通过市场获得的信息成本较高,信息租金较少,资本市场的缺陷使退出成本较高,保持距离型融资模式可能难以形成。而法制的健全、市场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等问题不能在短期内解决,而必须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得到解决。同时,转轨经济国家监督资源相当短缺,市场分工监督的优势因而得不到发挥。
从制度的继承上看,新的融资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计划体制的影响,存在着路径依赖。原来银行与企业间,长期交往建立起来的信息资源应得到充分应用,发展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直接监控关系,相对来说磨擦较小。在金融中介机构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也较集中地使用了监控资源,因而间接融资及银行对企业的监控在现阶段仍然是有效的。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大量不良债权的负担,银行经营有较大风险,继续太多地依赖银行融资也不现实,必须大力发展证券市场。第一,银行背负着遗留下来的大量不良债权,资本金普遍不足,导致银行的支付能力和存贷组合质量较差,面临着较大的系统性风险。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以后,相应的市场融资方式没有建立起来,使企业融资强烈依赖银行贷款,形成畸形的银行融资体制,大大加剧了银行风险;第二,国企退出和银行不良债权的消化与处理也需要一个运行良好的资本市场;第三,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卖方市场已经转为买方市场,第二类谬误开始增加第一类谬误减少,保持距离型融资模式更有效率;第四,随着我国法律建设和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企业竞争的不断加剧,市场约束力也在不断增强。目前,我国证券市场有了一定的发展,并且还有相当大的发展前途,可以作为银行监督的辅助手段(见表1);随着通过市场收集信息的成本降低,融资方式将更多的采取保持距离型融资(见图1)。因此,过渡模式应当是银行的直接监督为主和证券市场监督为辅,二者相互结合并共同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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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模式效率比较与我国融资模式的选择
摘要:从保持距离型融资模式与关系型融资模式的内在效率分析,两者都具有经济合理性;从世界融资模式的发展趋势来看,两者有相互融合的趋势;由于我国的特殊情况,现阶段企业的融资模式应采取过渡模式,即间接融资为主并逐渐减少,直接融资为辅并大力发展的过渡模式;目标模式应符合世界融资模式的趋势,是融两种融资方式于一体的有中国特色的融资模式。一、导论
两种融资模式―――保持距离型融资模式与关系型融资模式―――究竟哪种更有效率,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国内外一直存在较大分歧:东亚危机之前,由于经济的持续繁荣,以及日本企业在世界市场上强劲的竞争力,主流的观点认为,关系型融资模式在法制和市场环境相对不完善的情况下,较好地解决了市场残缺和市场失灵问题,使信息、产权和激励机制统一起来(青木昌彦,1999;斯蒂格利茨,1997;伯格络夫,1995)。东亚危机使东亚金融体制的脆弱性暴露无遗,经济学界批判的矛头指向东亚的融资体制,认为关系型融资模式是政府主导性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它导致了过密的`银企关系和银行体制的脆弱性,并且必然随着金融深化而消失(王跃生,1999;张昌彩,1999),即关系型融资本身是不具备效率的模式。同时,世界市场经济国家的融资模式出现了趋同的势头,英美的融资模式有向关系型融资模式演化的趋势(Moerland,1995)日德的证券市场也日趋活跃,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即关系型融资本身是否具有经济合理性,还是有其他因素影响了其效率。
二、融资模式效率分析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中不确定性的广泛存在,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必须通过某种渠道对企业监督控制,一般来说,有两种典型的融资模式:以英美为代表的保持距离型融资和以日德为代表的关系型融资(控制导向型融资模式)。所谓保持距离型融资是指投资者并不直接`干预经营战略决策,只要他们得到合同规定的支付,信息的收集和对企业的监督靠市场和法律来实施;关系型融资是投资者直接干预经营战略决策来保证其利益的实现,信息的收集和对企业的监督主要在密切的长期的交易关系中进行。投资者对融资模式的选择也就是对信息的收集监督方式的选择,这使投资者必须对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权衡:
1.信息租金和信息成本的权衡。所谓信息租金就是通过信息的收集减少投资风险,增加投资收益,其实质是减少代理成本。它大致来源于三个方面的信息收集:事前对企业风险态度的了解和项目风险的估测,避免逆向选择问题;事中对资金使用去向的监督,避免道德风险问题;事后跟踪监督,了解企业经营成果和经营状况,保证利益的实现。信息租金越大,投资者收集信息的动力越强烈。
从市场收集信息要花费成本,其大小取决于以下因素:从制度安排上来看,首先是法律制度的完备性和可置信程度。一般来说,法律制度越健全,规则越细致,人们的行动就越可能被准确地预期;法律制度的执行越严格,司法越公正,法律制度的可置信程度越高,契约的实施执行越有保证;因此,完善的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增强社会预期,降低信息收集成本。其次是激励机制的设计。信息的不对称和不确定性的存在使激励机制成为必要,而使契约双方利益相容的激励机制又可以使信息被正确地显示,从而降低信息收集成本(Hart,1995)。第三,产权的清晰程度。按照德姆塞茨的定义,“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们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他与其他人交易时的合理预期。”(德姆塞茨,1994)产权越明晰,就能提供越多的合理预期,从市场上收集信息的成本就越低。从经济的角度看,一是市场交易规模影响着信息的收集成本。一方面,交易规模的扩大与伴之而来的分工深化,使信息的收集存在分工优势和规模经济(施蒂格勒,1996);另一方面,产权本身不仅是交易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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