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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与情报检索的评价研究相联系的，即主要是评价情报检索服务的成本与效率。随后，情报商品化、情报的价值与价格、情报传递的成本与效益，以及情报工作的效率与情报事业的经济管理也成为了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主要议题，再接着是情报市场、情报（检索）产业、情报事业的经济发展及其宏观经济研究等领域，直至最后作为一门学科形式关注整个情报经济现象，使有关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成果得到了系统化了的“情报经济学”的产生。情报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其标志是1979年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国际性的情报经济学年会。经过20多年的发展，情报经济学已初具雏形，与情报研究学、情报检索学、情报咨询学、情报管理学等一道成为了情报学众所周知的重要分支学科。理论界就认为包括情报经济学在内的共计11门具体的分支学科共同构成了情报学的整个分支学科体系[8]。对于情报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国外有学者将其归纳为情报产品和情报服务的成本分析、情报的价格、情报服务的效果与效率、情报传播的成本――收益分析、情报价值的实例分析、情报和生产力的宏观经济研究以及情报服务的增值过程、联机检索的经济问题、情报处理的经济问题等9个领域[9]，而国内的学者则将其归纳为情报价值的研究、情报商品属性的研究、情报产业的研究、情报市场的研究、情报资源分配与管理的研究、情报效益的研究、情报成本与价格的研究、情报经济管理的研究、情报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情报学与经济学关系的研究这10个方面[10]。但通常我们一般将情报经济学研究归纳为情报商品与情报市场研究、情报经济效益研究、情报经济管理研究、情报产业和信息化社会发展研究这4个方面，围绕上述4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国内阶段性的集大成著作中得到了一定的反映[11]。这些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进一步证实“经济学帝国主义”存在的同时，也更加明显地表明了情报学研究的经济化特征与趋势。
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之上，面向新千年的20世纪的情报学“经济化”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情报经济学作为一个分支学科被纳入到“信息经济学”这样一个更大、更为宽阔的范围内加以研究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情报学的“经济学”研究从围绕某一主题零散地开展研究，如情报的经济问题[12][13]、情报市场[14][15]、情报产业[16]、情报商品[17]等等，发展到体系化地、系统地进行研究，如相应地正式出现了以“情报经济学”命名的理论著作[18]（以上举例均指国内的研究情况，不涉及国外的情况，以下举例与此相同），这是一次飞跃。现在又由情报经济学的系统化研究发展到站在信息这样一个新高度，在信息经济学这样一个更大的范围、更为宽阔的视野内系统化地研究情报经济学[19]，则又是一次飞跃。在实践工作中，“情报”与“信息”是难以绝对区分开的，而“情报”实际上也就是一种知识信息，一种情报信息，因此将“情报经济学”纳入到“信息经济学”中进行研究，这表明了情报学“经济学化”研究的向前推进与发展。情报经济学在信息经济学中的定位是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分支学科，具体地讲，就是信息经济学是以一切有关信息转换的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和内容的，而情报经济
学则仅仅只是其中的有关“知识与情报传输系统的经济研究”[20]，或者说，仅仅是其中的有关“知识信息服务的经济研究”[21]。当前情报经济学已经很少单独作为对象进行研究，而是更多地将它纳入或者说融入信息经济学中，以信息经济为对象予以研究。对于这一点，有人提出了这么一种观点，认为曾经流行于图书情报界的情报经济学之所以会销声匿迹，其原因就在于情报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不能成立的；情报经济学与信息经济学是同一门学科，二者具有同一性；这是由于两门学科共一个英文学名因而在学术界造成的学科分类混乱现象[22]。毫无疑问，这种看法是极其错误的，情报经济学作为信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而被纳入到信息经济学这样一个更大的范围之内进行研究，并不能否定情报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存在的事实，二者不是同一学科[23]。实际上，情报经济学的发展一时一刻也没有离开作为其上位类学科的信息经济学的影响，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也同时促使情报经济学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等方面不断得以拓展和创新。对于由情报经济学拓展演化而来的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有研究者从经济行为中的信息活动、信息产品与信息服务、信息系统和信息市场、信息产业、社会信息化这5个方面对信息经济学所取得的进展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和归纳，描绘了经过20世纪的大发展，面向21世纪的信息经济学的新景观，指出“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信息经济学带有浓厚的信息学（情报学、文献学、图书馆学）色彩，那么（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经济学则带有浓厚的经济学味道了”[24]。总的说来，20世纪情报学视野中的信息经济学研究其涉足领域主要围绕着信息与信息资源、信息商品、信息市场、信息营销、信息产业、信息经济效益、信息投资、信息工作经济管理、宏观信息经济与社会发展以及信息经纪人等主题而深入展开[25][26]。
20世纪的情报学“经济学化”研究所取得的新发展所体现出来的另外一方面特点，在于它随着所处社会经济这个外围大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它所运用、移植的经济学理论与方法，以及由此而来的它的实践取向随着经济学自身发展而得以发展。还是以国内研究为例。大致地说，国内经济在改革开放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初期是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从1992年起至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内的情报学理论与实践工作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所处经济环境的烙印，而随着上述经济环境的发展而发展。这可以从诸如《论计划经济下的竞争情报》[27]、《市场经济与情报信息工作》[28]这一类学术论文的文题及其内容得以清楚地反映。又如，我们国家自1958年建立起科技情报事业，一直到改革开放，都与前苏联与东欧国家一样，由于实行的是单一的传统计划经济，对商品经济持否定态度，因而理论界严格遵循前苏联情报学家米哈依洛夫的观点：“科学情报不是商品”[29]，而不将情报当作商品，认为社会应无偿使用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产品，整个情报机构属于非经济性、非赢利性的社会公益性事业机构。但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化取向经济改革的向前推进，情报开始商品化，情报理论界及其实践体现――情报机构与情报事业也相应发生转变，于是乎曾经作为计划经济棋盘中一个棋子的情报机构也开始相应地进行情报体制改革，使之转型为作为市场经济大家庭一员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性实体”[30]。再如，即使同样是探讨“情报经营”的论文，通过对其内容的分析，也会明显地发现有的烙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痕迹[31]，而有的则烙着“市场经济”的痕迹[32]。
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在早期还仅仅只是引入经济学中的效用、效益等概念，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投入―产出分方法等这些基本方法，借鉴当时流行的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经营责任制、合同制等经济实践模式，作为其研究基础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是劳动价值论，而研究所用的经济学范多也还是当时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如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阶段模式[33]。但是随着经济学自身理论研究的向前发展，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所运用的经济学概念、方法，以及基础原理，甚至是“范式”、整个的理论体系也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为了更加深刻地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以情报（信息）商品价格的形成基础这一问题为例。信息商品的定价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情报理论界与实践界。总的来看，有关信息商品的定价基础，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垄断价格论[34]、效用价格论（使用价值决定论）[35][36]、价值决定论（价值价格论）[37]。前面的两种观点尽管很早就同价值决定论一道被提出，但是由于受所处外部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与束缚，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从整体上说国内情报学界对前两种观点持的是否定或批判的态度，而对价值决定论则持肯定或者说维护的态度。长期以来，国内经济学界奉传统的劳动价值论为“圣经”，不敢越雷池半步。受经济学界这种认识的影响，国内情报学界对于情报（信息）商品的定价基础问题也采取了与这一时期经济学界相一致的做法，即不容置疑的主流理论观点是“劳动价值论是信息商品价格的理论基础”[38]，而对其它观点横加批判，或者依然以劳动价值论为主，借鉴其它观点进行“折衷”，如有研究者就认为信息商品生产过程所具有的不同于物质商品生产的非重复性这一特殊性决定了信息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在事实上具有了同一性，二者在信息商品中是等价的和不可分的，因此信息商品价格的形成基础既是信息商品的价值，也是它的效用（或使用价值）[39]。毫无疑问，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价值决定论与效用决定者进行“折衷”，其分析方法与研究框架依然还是属于价值决定论范畴，其实质是在价值决定论的范围内进行局部的修补与改良。随着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1993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开始建立，一批充分体现上述精神与认识的有代表性的学术论著纷纷出版[40][41]。可以说，这些认识在改变国内经济学界原有的旧观念的同时，正在日益成为理论界新的主流观点。与此相对应，国内情报学界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也开始对长期以来处在主流地位的将劳动价值论作为信息商品价格基础的这一观点予以重新的审视，这一迹象早在国内经济学界开始争论要不要捍卫传统的劳动价值论的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已显露，如文献[42]就从价值决定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或者说价值规律出发，通过论证劳动价值论（价值规律）所面临的危机和价值决定论对信息市场的种种误导，明确地对长期处在“话语霸权”状态的信息商品价值决定论提出了置疑，指出在马克思提出劳动价值论的时代，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和信息产业是微不足道的，而在其后的100多年时间里，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这些理论需要在实践中加以补充和发展。因此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当大力提倡信息商品的价格市场决定论，以此来取代长时期在情报学界处于主导地位，流行一时的信息商品价格价值决定论。
除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自身发展会推动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向前发展之外，国内经济学界对于西方经济学的重新审视与评价也极大地促进了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目前，随着国内较以前更加注重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引进，越来越多的
西方经济学理论，甚至是前沿理论被引入到情报学的研究中来，这也极大地推动了当前情报学研究的经济学化发展趋势。例如，运用从经济学的“母体”中脱胎而来的市场营销理论来竞争情报研究[43]；运用经济管理领域的供应链管理理论来从事竞争情报研究[44]和（情报）信息服务模式研究[45]；运用经济管理领域的另一热点理论――流程再造理论来审视网络环境下的情报工作[46]。又如，引入当前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对情报（信息）经纪业进行了深入探讨[47]。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情报学研究中对于博奕论理论的引进。自从1994年三位研究博弈论的经济学家荣获了该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以来，博奕论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学思想和方法，被经济学界广为运用，成为当前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与前沿。有研究者敏锐地抓住这一前沿，将博弈论引入了竞争情报研究[48]。更有研究者指出“经济学中研究的信息其实质就是情报学意义上的‘竞争情报’”，“经济学（特别是引入博弈论后的经济学）使人们更好地了解了竞争情报的作用方式”，通过介绍西方微观经济学中市场结构理论里的“库诺特”（古诺）模型在引入博弈论后的几种演变模型，对竞争情报进行了深入探讨，强调了要充分利用博奕论和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加强竞争情报研究中的情报分析手段[49]。此外，作为市场经济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竞争理论也与竞争情报研究联系了起来[50]，在竞争情报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环境相适应的竞争情报理论体系，从而为竞争情报实践提供高水准的理论与操作指导，已经成为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
而与此同时，将曾经流行一时的情报经济学纳入其中的信息经济学研究在走向21世纪之际也有了新的发展与突破。这种发展与突破主要是沿着以下3条主线进行的：
(1)第一条主线是有关信息资源、信息经济等的基础理论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较以前有了突破，更向前推进了一步。情报或者说情报资源，作为情报学的研究对象，被纳入到信息资源这样一个层次更高、视野更为广阔的范围加以审视和研究。围绕信息资源的系列经济学考查自然成为了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在研究的早期信息资源的经济学特征被认为是作为生产要素的人类需求性、稀缺性、使用方向的可选择性等这3种所有经济资源都共同具有的一般经济学特征，和共享性、生产中的不可分性、使用中的不可分性、不同一性、驾驭性等这5种只有其自身才具有而其它经济资源所无法替代的特殊经济学特征[51]。而现在信息资源的经济属性被认为是稀缺性、预算约束性、边际性、外部性和非竞争性等，除此之外，信息资源作为一种无形资源还具有作为人类开发利用有形资源的中介、提高有形资源的利用率以及减少其消耗、一定程度上替代有形的物质资源、拓展人类可利用的.有形资源的范围、创造新的物质资源等重要经济功能[52]。两者加以比较，当前对于信息资源的经济属性无疑较以往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除经济学特征之外，信息资源的经济学配置问题也是近年来该角度信息经济学研究的一大突破领域。毫无疑问，信息资源的配置是信息经济学的主要内容[53]，早期这方面的研究总的来说侧重于对信息资源配置的具体问题与方法的操作层面进行分析，如信息资源配置的质量问题[54]、信息资源的区际配置[55]、信息网络（信息资源）的区位整合[56]等。随着研究的深入，西方经济学中的福利经济学理论，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帕累托最优”理论被引入信息资源的配置研究中，当信息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时，我们则认为此时实现了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它具体地表现为信息生产、信息市场与信息产业三方面在经济效率上具有着有效性[57]。然而，运用帕累托最优分析资源配置，其前提是所配置的资源必须是实物形态的资源，它们只能“替代”而不能同时空“共享”。而信息资源不具备物质资源那样的时空惟一性特点，将帕累托最优理论用于分析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或者说配置效率时，必然存在着先天缺陷。因此，理论研究的缜密性迫使我们必须深入地探讨信息资源有效配置中“帕累托最优”理论的适用性问题[58]。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信息资源的配置效率时，必须将知识产权要素纳入进来作为一个经济参数予以考虑。信息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其实质意义也就在于信息资源做到了充分共享，使信息内容取得了时空分布的社会效用最大化。随着研究的向前发展，所有用户对某一公共物品的收益之和即资源共享的“联合收益”这一概念及其相关理论被引入了信息资源的共享研究领域[59]，这是当前信息资源共享研究得以继续向前深入发展的一个新亮点与突破口。武汉大学马费成教授所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共享的效率研究”获得批准立项，有关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的“联合收益”及其成本测定研究已经同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共享效率的测评指标及模形研究、网络环境下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模式及对策研究一道被视作是完成这一重大课题而需要努力加以解决的三大难题[60]。另外，由于信息资源配置具有“公共性”等，因此，信息资源配置中往往会出现“市场失灵”现象，这就需要进行“政府干预”，但政府干预市场的同时也会产生“政府失灵”。这样有关信息市场失灵与相应的政府干预，以及如何防范由此带来的政府失灵，而建立有效的政府干预机制，并使市场与政府干预手段有效地相结合等研究成为了当前信息资源的经济配置研究中的又一大突破口和又一新的闪亮点。[61][62]。
除上述信息资源的基础理论研究取得新的进展之外，情报学界在跨入21世纪之际对有关信息经济的基础理论研究也同样取得了新的进展。西方经济学中有关外部性、公共物品、非竞争性、垄断、不完全信息以及产权等理论先后被引入信息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研究之中，如运用外部性理论研究和考查信息生产与信息服务[63]、运用产权理论，从产权的角度审视信息服务活动[64]等。而有关这一方面的探索在国内情报经济学与信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权威学者武汉大学的马费成教授翻译的《信息经济学》一书中得到了较为全面详尽的反映[65]。
(2)第二条主线就是沿着从情报经济到信息经济再到知识经济这条逻辑思路演进。自从经合组织(OECD)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专题报告中提出“知识经济”以来，知识经济成为了国内理论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国内情报学界早前对“情报经济”，而后是对“信息经济”的热烈探讨与关注也随之转移到了“知识经济”身上。一时间对知识经济本身的理论探讨，和有关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两者的关系与比较研究成为了情报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许多研究者就从情报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索。例如，有研究者就从与情报学密切相关的“信息学”与“知识学”，以及经济学、资源学这四个角度对知识经济进行了探讨，对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分析[66]。而从情报学角度对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二者关系进行研究的论文则更是层出不穷，如文献[67][68][69][70][71]。至于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二者的关系，信息经济不家乌家培将已发表的众多论文中的观点归纳成以下四种类型关系：实同名异、大同小异、小同大异、实异名异，指出这四种关系中前两种是符合实际的，因而是正确的；而后两种难以成立，不尽正确[72]。毫无疑问，乌家培先生的观点是极其正确的，在通
常情况下，对于二者的关系，我们的看法是“知识经济的基础是信息经济”[73]，信息经济向前发展便会是知识经济。对于从信息经济到知识经济的这种演进发展及其内在实质联系与相互差异，国内著名情报学家马费成教授特意以“从信息经济到知识经济”为题名，撰文予以了深入的探讨[74]。我们知道，曾经流行一时的情报经济由于随后被纳入信息经济的范畴而在当前变得销声匿迹，而信息经济又是作为知识经济的基础而存在的，由此可见，情报经济与知识经济及其有关理论研究之间是有着一脉相承的某种内在联系和逻辑演进的。对此，乌家培先生给予了肯定，明确指出：“前几年，国内把情报经济学改称为信息经济学，其实情报经济学同时也是知识经济学”[75]。
(3)第三条主线是向着电子商务与网络经济的方向演进。电子商务被视作是“21世纪信息时代的信息经济核心”[76]，这种将电子商务作为信息经济的新发展，而纳入信息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之内的做法，较之将电子商务仅仅视作是一种“新型商务手段”[77]而言，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超越。电子商务是网络经济的重要表现形式，或者说就是网络经济的核心，因此对网络经济的研究也就成为了当前信息经济学研究大力拓展的又一新领域，武汉大学的马费成教授在《情报理论与实践》杂志所做的“信息经济学”讲座中就专门以“因特网发展的经济分析”为题对网络经济研究领域进行了探讨[78]。还有研究者对两者的内在实质联系进行了探讨，从而得出了：“网络经济效应”是21世纪信息经济增长的主体效应的结论[79]。除此之外，基于拥塞理论的网络定价研究[80]、网络站点信息服务的经济学分析，如成本收益分析[81]等等也成为了当前情报学界对网络经济进行研究所到得的阶段性成果。至此，我们如果将上述当前信息经济学研究向前演进发展的后二条主线结合起来加以考虑，就会不难发现有关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与网络经济三者的研究[82]很明显已经成为了当前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和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这一点已经很明显地体现在了当前的情报学教育，尤其是情报学研究生教育中，对此南开大学的王知津教授就作了有关的实证分析研究。王知津教授为了分析和研究我国情报学研究生教育的研究方向，收集和查阅了包括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在内的28个情报学硕士点的招生目录，通过将各硕士点单位所设置的研究方向与教学课程合并归类为理论类、应用类、技术类、管理类这四种类型，从而得出了当前我国情报学研究生教育的整体现状和发展趋势。在王知津教授的实证研究中，有关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俨然已经成为了当前我国情报学研究生教育中重要的理论类研究方向，这反映在整个的情报学研究生教育课程设置上就是其强烈地面向经济趋势[83]。总的来讲，当前这方面研究的发展势头是好的。随着20世纪末“昙花一现”的美国“新经济”现象的出现给情报学研究带来了启示，以及加入WTO为国内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可以预见，面向21世纪的情报学“经济学化”研究必将会在这块领域于不远的将来获得新的更大突破。
收稿日期：-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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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历程及其发展展望
【内容提要】文章指出当前情报学研究所呈现出来的“经济学化”研究趋势是经济学向情报学扩张与渗透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又一具体表象，并对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历程进行了回顾，对其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摘 要 题】理论探索
【关 键 词】情报学/经济学化/情报经济/情报经济学/信息经济/信息经济学
1 “经济学帝国主义”与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
近数十年来，经济学不断地向其他社会科学扩张与渗透，形成了许多以经济学方法作为分析方法或体现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学科。经济学界称这种现象为“经济学帝国主义”[1]。情报学究竟是不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界一直都存在着争议。文献[2]明确提出情报学就是一门社会科学；文献[3]则认为情报学是介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综合性边缘学科，这种观点在国内情报学界一度影响较大；而文献[4]则针对这种分歧，就国外的最新进展情况，对上述情报学的学科性质问题作了综述研究，予以了有关问题以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指出国外情报学界目前依然有许多研究者把情报科学视作一门社会科学。尽管情报学的社会科学的学科性质定位至今在理论界仍未完全取得一致，但是不管怎样，情报学与社会科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情报学本身就具有着社会科学的属性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学已经渗透、侵入到情报学领域已是不争的事实，情报经济学的产生如同法律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家庭经济学等学科一样已经成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又一具体表象。
“经济学帝国主义”对情报学的这种侵入与扩散换一个角度而言实际上也就是情报学的经济学化研究趋势。情报学具有跨学科领域的本质。国外有研究者将情报学研究划分为三大领域：管理问题（如工作表现测评、个人技能、个人隐私）、核心活动（如数字图书馆、智能代理、交互性、情报检索、知识管理）、应用性（如工作流、文献管理、互联网与内部网），情报学这三大领域的发展涉及并依赖于多个学科领域：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范畴的工商管理、计算机科学、工程技术[5]。可见，情报学研究所呈现出的经济学化特征就是作为其来源与支柱的经济学范畴的工商管理领域对上述三大领域的情报学研究发展施以影响与作用的必然结果。情报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与情报学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出现正是这种影响与作用的具体表象，它的向前发展则表明情报学研究的经济学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情报学是为了解决情报需求与情报服务而产生的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作为信息产业的组成部分，情报工作的开展、情报事业的发展必然要涉及到现实经济问题，必然要认真地考虑其经济效益。尤其当处在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这个大背景下，情报工作更加强化经济核算与管理，突出经济效率与效益这一目标；整个情报事业开始市场化；情报产品不再作为一种福利品而是成为一种商品；出现情报产业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与情报经济这种新的经济现象已成为必然。纵览情报事业的整个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情报事业的发展历程也就是一部情报事业的经济化演进历程，情报产业与情报经济现象的出现是其最终必然结果，我们可以将它的整个发展历程简约地归纳成以下演进路线：情报工作的诞生、情报机构的建立与情报事业、数据库事业的形成和发展、情报事业的产业化、情报产业[6]，直至情报经济的出现。当然有研究者为了突出情报检索在情报工作与事业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如下的演进路向：情报（的产生）、情报检索（的出现）、情报检索技术及系统（的出现）、数据库（的产生）、数据库服务产生（情报服务产业）的兴起[7]，直至情报经济的出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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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系统的研究及其发展展望
文章介绍了地理信息系统的.概念、国内外发展现状以及目前主要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重点阐述了GIS与其它学科结合的未来发展趋势.
作 者：欧瑜枫 作者单位：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广西,桂林,541006 刊 名：大众科技 英文刊名：POPULAR SCIENCE & TECHNOLOGY 年，卷(期)： “”(3) 分类号：P208 关键词：GIS 空间数据 计算机技术北京市轨道交通发展历程回顾与展望
北京轨道交通发展总体情况 自世界第一条地铁线于1863年在英国伦敦诞生后,现已有51个国家建成运营地铁及轻轨线,总里程已超过9000公里,平均每年建成63.3公里.
作 者：高振华 作者单位：北京市规划委员会 刊 名：北京规划建设 英文刊名：BEIJING PLANNING REVIEW 年，卷(期)：2009 “”(3) 分类号：U2 关键词：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与展望论文
1、机械传动技术的萌芽
因为传动系统是机械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所以传动系统与机械是同时产生的，甚至可以说，因为有了传运装置，机械才得以产生。比如，我国春秋时期即已经广泛使用的桔槔，便可以视为简单的机械，其中，最为智慧的，就是杠杆原理的运用，而这里的杠杆，恰恰就是传动系统，可见传动系统在机械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说明，对于机械的不自觉使用，早在春秋时期，智慧的先人就已经开始了。另外，指南车是展示我国先人智慧的又一发明，这是利用齿轮传动系统和离合装置来指示方向的车辆。关于指南车的记载，虽有神话成分，或存在史实上的矛盾，但《宋史舆服志》记载的指南车结构和技术规范，尤其是齿轮大小和齿数的详细记载，不仅证明指南车在我国古代确实存在，也显示了我国古代机械制造的高超水平。另据考证，早在战国到西汉之间，机械传动的重要标志——齿轮，就已经诞生了，另参酌其他古籍，当可推知，指南车的发明，肯定早于宋代，中国古代科技史学家王振铎认为，三国时期的马钧发明了指南车，颇为可信。放眼国外，关于机械的记载与使用也比较早。早在古希腊时期，就有机械传动的记载。罗马时代，则发明了水力驱动，木制齿轮传动的“谷物碾磨机”，后来，瑞典人在谷物磨中率先采用了斜齿轮传动，在传动技术史上称得上是突破，只不过，这种斜齿轮是由石头制成的，在材料上显得过于原始。进入14世纪，以时钟的发明为标志，齿轮传动系统产生了一个飞跃。因为时钟比较精细，传动齿轮自然也需要精密化、小巧化，于是，人们开始研究金属齿轮。先人的智慧值得景仰，但在工业革命之前，各类传动系统也和机械本身一样，处于原始阶段。直到18世纪初，蒸汽机进入实用，相续在矿井排水、铁路机车、加工制造等领域大显身手，现代意义的机械才得以产生。从本质上来说，蒸汽机是机械的动力系统，它的飞跃对于传动系统自然提出了更高的需求，从那以后，高标准、高质量的金属齿轮传动得到了极大应用。
2、机械传动技术的发展
19世纪末，电动机和内燃机获得广泛使用，对机械传动技术提出了更高要求，到20世纪初期，机械传动技术有了很大发展，直齿轮、斜齿轮、锥齿轮和蜗杆传动相继问世，性能、精度及耐久性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基本上可以满足机械工业的需要。20世纪40年代后，齿轮几何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齿形、啮合及齿轮之间的展成关系，可以通过数学计算实现精确化，这使得机械传动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在精确计算的支撑下，研究人员逐步掌握了齿轮传动的表面接触强度及轮齿弯曲强度，基于动载荷的机械传动设计也初步成型，并应用于高速重载的汽轮发电机传动系统。这期间，研究人员还提出了齿轮齿廓和齿向修形设计的方法，以提高承载能力。
进入20世纪60年代，肇端于美国的宇航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导航系统、火箭助推器对传动系统的要求非常高，不仅要求传动系统体积小、承载能力强，可靠性更成为首要的考量标准。为此，研究人员不遗余力，对直齿、斜齿、锥齿的表面疲劳强度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进行严谨的可靠性增长试验，通过研究，发现传动系统的原材料和齿轮的啮合性不仅关乎其承载能力，也与其可靠性密切相关，这一发现促成了非金属材料（如高强度塑料）齿轮的产生。进入70年代后，机械传动技术更有了飞跃式的发展，空间啮合理论成为这一时期的亮点，研究人员相继推出曲线锥齿轮、环面蜗杆、点接触蜗杆及圆弧齿轮等新式传动系统，极大推动了机械传动技术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正是在这一时期，在机械传动技术领域，迎头赶上发达国家，达到了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机械传动技术更是突飞猛进，在空间啮合理论的推动下，少齿差行星传动、变型伺服传动、新型蜗杆传动等新型传动系统相继出现，弹性变形理论、制造误差的啮合理论、局部共轭理论及失配啮合理论，都达到很高水平，齿间载荷分配和应力分析也得到广泛应用。这期间，传动系统减振降噪研究，也成为一个热点，并获得诸多成果，轮齿三维任意可控修形设计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创举，根据轮齿修形的要求，多自由度数控齿轮加工机床纷纷问世。传动系统动力学研究更为深入，研究人员提出了齿轮传动系统故障诊断、状态监控和失效预警的思路，并开发出相应的监控与诊断软件，用于冶金、船舶、电厂等大型关键设备的传动系统，使之走上了智能化的台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同时，传动系统的研究由微观返向宏观，即传动系统的研究并不单纯以传动系统为对象，而是把机械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传动系统与整机的匹配、协调，越来越受到重视。
3、机械传动技术的展望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机械传动的模式早已不再局限于齿轮、链条等接触式传动，通过电磁感应原理来传递动力的`非接触传动（如电磁轴承、电磁传动等）已进入实用，与传统的接触式传动相比，非接触传动具有无磨损、寿命长、效率高等优点。当然，传统的轴承等接触式传动，仍大有用武之地。今后，机械传动技术领域的研究，应在优化改进传统传动技术的基础上，探寻创新型传动模式，在一段时间内，研究重点仍然是前者。大体来说，机械传动的研究方向主要有以下几点：
3.1提高机械传动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信息化和智能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涉及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机械传动领域也不能例外。机械传动技术应与计算机控制技术相结合，实现信息化和智能化，即根据原动力系统的效率特征和执行系统的功能要求，通过计算机控制技术，精确实现动力传动功率和速比的实时控制，从而使原动力系统、传动系统和执行系统趋于最佳匹配与融合，这一研究也是机械装备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的重要基础。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传动系统的信息化与智能化，以至于机械装备的信息化和智能化，已经获得重大进展，在汽车、工程机械和军工机械生产领域广泛应用。目前，自动变速传动是最为主要的信息化、智能化传动模式，一般来说，包括三种形式，即机械自动变速ASM（Automaticshiftmanualtransmisson）、液力机械自动变速传动AT（Automatictransmission）和无级自动变速传动CVT（Continuouslyvariabletransmission），这三种传动形式的技术已相当成熟，代表着传动技术信息化、智能化的主流。但在国内，相对而言，AT、CVT技术还存在较大差距，应重点攻关。
3.2传动系统新材料的突破
现代材料科学肇端于20世纪50年代，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之后，人们认识到，先进材料对于高科技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后，材料科学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热门词汇。在传动技术领域，新材料的运用也方兴未艾，比如梯度材料、陶瓷材料、纳料材料、高分子聚合物、智能材料、表面涂层及自修复材料等，均以其鲜明而独特的性能特点，推动着机械传动技术的发展和性能的提高。材料科学是多学科交叉与结合的结晶，是一门与工程技术密不可分的应用科学，我国材料科学的研究水平位居世界前列，有些领域甚至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我们应保持并发挥这一优势，将其扩展到机械传动等生产领域，为国民生产提供科学技术支持。
3.3提升机械传动的适应性
现代机械工程的发展日新月异，对于机械传动系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比如，宇宙空间的高真空、微重力、大温差，海洋环境下的海水腐蚀，以及强磁场或强强电场等特殊（极端）环境下的机械，就需要与该环境相适应的传动系统。这类特殊（极端）环境下的传统系统开发及其适应性研究，以及传动系统在该环境下的服役特性研究，也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重点。此外，微机械中的微型传动系统，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因为尺度效应的影响，微型传动系统与普通机械传动机械管理开发的工作原理和性能特征均有很大不同，当传动系统的尺寸小到微米或纳米级时，会产生很多新的科学问题。比如传动副元件的表面积与体积之比增大，表面力学、表面物理效应将起主导作用，同时微传动系统的摩擦学、热传导与常规尺度的传动系统不同，这就需要加大研究力度。
4、结语
本文回顾了机械传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并对其研究方向作了简要的展望。传动系统是机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定机械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随着科技的发展，机械传动系统也与原动力系统、执行系统相协调，产生了飞跃式的发展。总体来说，机械传动系统的发展是朝着高效率、重荷载、低噪音，适用性强且成本低的方向发展，并特别强调传动系统的节能与环境意识。
链接分析法-情报学研究新方法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链接分析法是网络信息计量学的重要研究方法，是情报学研究的新领域。它完善了情报学方法论体系，丰富了情报学理论，是情报学逐渐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文章简单介绍了网络信息计量学，并对链接分析法进行了分析。【摘 要 题】理论纵横
【关 键 词】链接分析法/网络信息计量学/情报学/方法论……
【 正 文】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数字化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通讯技术综合而成的现代信息技术，引发了人类社会的第二次信息革命，人类业已迈入知识经济时代。新的社会环境使包括情报学在内的学科研究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我们需要新的理论和方法来加以研究和利用，情报学的传统方法在面对新的问题时，就要进行自身的转化。如面对浩瀚的网络信息资源，传统的文献计量学方法就显得力不从心，相应地网络信息计量学（Webmetrics or Cybermetrics）就应运而生，用新的研究方法如链接分析法来描述和组织网络信息世界。
1 网络信息计量学
网络信息计量学是在网络信息环境下迅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作为信息计量学的一个新的发展和重要的研究领域，它的出现使传统的基于文献和信息的文献计量学、信息计量学面临着新的变革。关于其定义主要有：网络计量学是一门计算机科学，是一门研究互联网上数据相互引用的科学，是一门对网络文献规律进行统计分析的科学，基于Web和软件计量分析工具，集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计量学方法、统计学方法于一体，其应用范围覆盖了所有基于网络通信技术的信息测度。网络计量学是综合采用文献计量、信息计量、统计学方法、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对网络文献规律进行统计分析的`一门科学。网络信息计量学是采用数学、统计学的各种定量方法，对网络信息的组织、存储、分布、传递、相互引证和开发利用进行定量描述和统计分析，借以揭示网络信息的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主要是由网络技术、网络管理、信息资源管理与信息计量学等相互结合、交叉渗透而形成的一门交叉性边缘学科。
2 链接分析法研究现状
2.1 链接分析法的内容
链接分析法是网络信息计量学中一个重要方法，它可以看成是文献计量学中引文分析法在网络环境中的应用。网络超文本通过链可以将结点链接起来，一般使用两种方法――索引链和结构链进行链接，它既可以表示信息之间的关系，又是构成网络的手段。在将网络相关信息资源内容链接起来形成新的信息链或信息集合的基础上，融合了参考文献链接功能，并通过引文关系来分析链接网络信息资源的方法。可以按照引用程度和引用权威信息源来分析，在网络信息组织、检索、评价、服务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2.1.1 链接分析法在网络信息组织方面的作用
网络信息资源生产者如网页创作者使用链接分析，创建一些对访问者有用的链接，可以链接到不同主题或相同主题质量更优秀的网页。一般来说链接类型大致有：合作链接（被链接网站和链接网站之间存在合作关系）、友情链接（网站之间可能由于在资源或其它相关方面有关系，相当于影视术语中的友情客串）、推荐链接（被推荐网站由于质量好、人气旺、访问用户多或是热门网站等原因链接）、内容链接（被链接网站和链接网站在内容上存在着互补或相通关系等），可以起到网络导航的作用，大大方便用户在网上冲浪。Google还通过链接分析来确定网络上的权威信息源来进行相关的排名。Google认为网页制作者仅创建他们认为重要的网页的链接，链接到另外的网页就像一本书的引文，网页之间的这种引文关系“像是对网页进行评论的过程”。例如，网页的制作者们创造了几千个Yahoo的链接，困此Yahoo被当作一个重要程度点；如果许多重要的网页都指向Yahoo，则其重要程度会更高。这种方法的好处是网页制作者不可能误导网站的排序，并且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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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xx年3月8日，美国芝加哥女工团要求男女平等权利而举行示威，次年8月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国际第二次社会主义者妇女大会上决定，为了促进国际劳动妇女的团结和解放，以每年3月8日为妇女节。也叫国际妇女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战争的阴影笼罩着世界，帝国主义企图瓜分殖民地。19xx年8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了国际社会主义者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17个国家的代表，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反对帝国主义扩军备战，保卫世界和平;同时还讨论了保护妇女儿童的权利，争取8小时工作制和妇女选举权问题。领导这次会议的著名德国社会主义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克拉拉·蔡特金倡议，以每年的3月8日作为全世界妇女的斗争日，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拥护。从此以后，“三八”妇女节就成为世界妇女争取权利、争取解放的节日。19，俄国妇女号召在2月23日 罢工以要求“面包和和平”,抗议恶劣的工作环境和食物短缺.这天依据俄国使用的儒略历是当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折合成欧洲广泛使用的格里高历是3月8日。19xx年的3月8日为第一个国际劳动妇女节。
1917年3月8日，俄国彼得格勒的女工，勇敢地举起了“三八”节的战斗红旗，举行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沙皇制度、反对饥饿的游行示威。
中国妇女第一次举行“三八”节纪念活动是在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州劳动妇女举行纪念会和游行。会议由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何香凝主持，会上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保护妇女儿童”的口号。这次活动显示了中国劳动妇女的觉醒和力量。
1938年3月8日，宋美龄动员妇女积极参与抗战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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筒仓侧压力研究历程回顾与展望论文
摘要：筒仓侧压力的确定是筒仓结构设计的关键，筒仓侧压力的确定常用的有三种方法：理论计算方法、试验方法和数值分析方法。本文是对这三种研究方法所取得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做一个回顾，并对今后的发展方向提出看法。
关键词：筒仓；侧压力；试验方法；理论分析；数值方法
一、前言
筒仓是一种功能性构筑物，它不但可以用来贮存散体物料，而且可以向外进行卸料。决定筒仓仓壁设计的主要因素是物料作用于仓壁上的压力，而物料的散体介质力学特性及其流动时所产生流态的不同决定了筒仓仓壁受力的复杂性，所以筒仓的受力一直是各国学者关注的问题。研究筒仓压力的方法主要有三种：理论计算方法、试验方法和数值方法。下面就回顾一下国内外各种方法的研究历程，并对未来研究提出展望。
二、筒仓压力研究历程回顾
（一）理论计算方法。1895年Janssen根据静力平衡原理，推倒了著名的Janssen公式，目前大多数国家的筒仓设计规范，仍然是在Janssen公式的基础上修正而成的。1976年Reimbert根据试验结果，推导出静力条件下筒仓侧压力公式，并认为该公式适合于筒仓在装料、静止贮料时的压力计算。苏乐逍以贮料及仓壁的弹性为研究问题的基础，讨论了弹性变形在卸料过程中对动压力的影响，并指出贮料及仓壁的弹性变形及其传播有助于破拱和削弱压力峰值。李国柱、刘定华在从理论上探讨筒仓仓壁的动态压力的计算问题，考虑了筒仓的流动压力及侧压力系数随仓体深度而变化的情况，建立和求解了微分方程，得出仓壁的动态压力近似计算公式。A.Khelil和Z.Belhouchet从理论研究和数值分析入手，研究筒仓在对称荷载作用下，根据各种贮料的特性以及与圆柱筒仓壁的相互作用建立了平衡方程，通过求解平衡方程来得到侧压力的分布特性。
（二）试验方法。塔赫塔美谢夫在1938～1940年对多处实体筒仓进行了大规模的试验。试验中，通过改变填仓速度、卸料状况、出料口布置等因素得出了极其复杂的仓内散粒体应力状态图形。1980年森山、上竹对圆柱形钢筒仓进行试验，试验表明，模型仓的某些部分出现了高动压，并测量到模型仓上的侧压力情况。1995年刘定华利用小模型筒仓模拟大型圆筒煤仓，采用三个模型筒仓，其中三个模型的直筒部分相同，而漏斗部分分别做成漏斗口直径和漏斗高度两两相等，以此来对比漏斗参数的变化对仓壁压力及仓内物料流动状态的影响。屠居贤采用有机玻璃做成的深仓模型，分别对粒状煤、小麦和干砂进行了卸料试验。试验表明仓壁最大侧压力发生在两种流动形式交界处而不是在筒仓根部，并在试验的基础上导出了仓壁侧压力的计算公式。C.J.Brown做了方形筒仓的模型实验。贮料采用砂和大豆，测出了筒仓在装料、贮料、卸料状态时的应力、应变状态，并提出墙的刚度对侧压力分布有较大的影响以及装料过程和卸料过程中贮料的应力状态是不同的。
（三）数值分析方法。目前，研究筒仓压力的主要数值分析方法有：有限单元法和离散单元法。
1、有限单元法。19T.Karlsson假设筒仓内储料在静止和流动时密度为常量，服从Mohr-Coulomb屈服准则，采用Euler坐标系统模拟筒仓在卸料瞬间（1秒内）的力场和位移场。同年，曾丁认为筒仓内的散体是服从Mohr-Coulomb屈服准则的理想弹塑性介质，散体与仓壁的摩擦属于Coulomb摩擦接触问题，建立了接触单元，从连续介质的角度，用有限单元方法模拟了散体对带漏斗的筒仓的静态仓壁压力，以静态解为初始条件，用给定位移的方式，模拟了卸料初期的仓壁动压变化情况。20J.Tejchman和T.Ummenhofer做了筒仓的分层模型试验，并结合了有限单元的分析，在数值计算时采用能突出散体物料特性的极硬塑性本构关系，并认为单纯的数值模拟不能反映出筒仓受力的真实情况。年D.Briassoulis使用有限单元分析了筒仓在受非对称荷载作用下的性能，分析了筒仓在装料和卸料时受非对称荷载情况下筒壁的性能和应力的发展状态，结果表明，筒仓贮料能产生非对称压力的特性在筒仓结构设计中是不能忽略的。M.A.Martinez和I.Alfaro运用有限单元对筒仓进行了分析，并从考虑物料的物理特性入手，采用不断更新、划分网格和单元的方法，选用Drucker-Prager和Mohr-Coulomb非联合屈服准则更好的计算筒仓静态下的仓壁受力性能，在轴对称情况下的`卸粮过程中的动态侧压力，并在前面结果符合标准的情况下进行了筒仓在震动情况下的力学性能分析。
2、离散单元法。1991年魏群为了印证Janssen公式与实验结果存在的较大差别，模拟了一个直径为300cm、高450cm的圆形筒仓，在筒仓中按正态分布随机产生了颗粒半径为12cm的颗粒散粒体，分析其在静态和动态作用下对筒仓的作用力。1994年P.A.Langston使用1，000个颗粒单元，通过减少摩擦系数来模拟管状流动向整体流动的转变，并且还分析了颗粒半径、卸料口开口半径以及漏斗倾角对筒仓侧压力的影响。2000年俞良群、邢纪波利用离散单元法模拟了筒仓装卸料过程中的力场和流场，并探讨了颗粒密度和物料密实度的影响。20Shie-Chen Yang和Shu-San Hsiau模拟了在筒仓卸料时加入正八字形楔体和倒八字形楔体分流器的情况，发现两种楔体都能将管状流动转为整体流动，在加入楔体后筒仓内的压力分布变化很明显，并且能够减少作用在仓壁上的压力。杜明芳等运用颗粒流程序模拟了筒仓压力及其流态，并证实了用颗粒流程序来模拟筒仓压力是可行的。
三、筒仓侧压力研究方法发展展望
筒仓仓壁受力的两个主要特点就是：
1、要考虑散体的介质特性及其流动特性；
2、仓壁受力主要是由散体的自重应力水平决定的。那么，研究筒仓受力较好的方法就是既要能够考虑散体的介质特性，又要考虑筒仓内的实际自重应力水平。
而上述研究方法中的理论计算方法和有限单元法主要的特点就是：把筒仓内的散体物料看成是连续的，并没有考虑散体的介质特性和流动特性，所以不能反映筒仓的实际受力机制。
试验方法中的现场足尺原位试验是最具有说服力的方法，它得出的试验数据是最真实的，是最能反映筒仓的实际受力情况的，但试验费用非常昂贵，并且所得数据只有单一代表性，较难得出普遍的规律。而筒仓模型实验，操作方便，可重复进行，但因几何尺寸的缩小，普通的筒仓模型并不能重现原型筒仓的重力场，无法再现原型筒仓的力学特性，从而降低了试验的说服力。那么，如果能在一个模型筒仓上得到一个接近于原型筒仓的重力场，再对这样的模型筒仓进行试验，这时的试验结果就能很好地反映原型筒仓的受力情况了。
离散单元法虽然能考虑散体的介质特性和流动特性，但是由于原型筒仓内的颗粒数量巨大，用离散单元法来模拟原型筒仓内的实际数量的颗粒因计算机容量的限制难以实现，所以离散单元法模拟的结果实际上是模型筒仓的受力状态，其不能反映原型筒仓的受力状态。
在应用离散单元法来模拟筒仓的受力时，为了弥补重力场的不足，就要通过增大散体物料所受的重力。有两种途径可以实现：
1、增大散体物料的重力密度；
2、增大散体所受的重力加速度g，这两种途径在离散单元法中很容易实现。这样的离散单元法模拟结果也可以反映原型筒仓的受力情况了。
总之，研究筒仓受力的这三种方法各有优缺点，所以在实际研究中应使这三种方法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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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格里高利.曼昆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他学生时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当教员时，他讲授过各种课程，包括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统计学和经济学原理。多年前他甚至还在长滩当过一个夏天的帆船运动教练。
曼昆《经济学基础》第一章讲的是经济学十大原理。他讲的第一个原理就是“人们面临权衡取舍”。的确关于“权衡取舍”，它无处不在的体现在人们生活与工作之中。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们往往为了得到一样心爱的东西而必须放弃另一件东西，这些都是权衡取舍。但是人的天性是贪婪的，我们有不少人是什么都想得到，但实际结果有可能什么都得不到。比如：时间安排，你既然安排了看电影的时间，那你就得牺牲做其它的时间;还比如：“大炮与黄油”之间的选择，国家用更多的钱去加强国防，国家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钱就少了。等等，这样的道理非常的多。
今年四月份，在关于干茧战略决策的重大问题上，我们内部发生了严重分歧。因为一直以来，我们的干茧交易都未让人满意，它也严重影响市场的发展。但是，大部分人将交易做的不好的原因归结为是我们的标准制定的不好。他们认为，按照现行的广西茧标准进行交易，无疑将广西以外的茧挡在门外，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乍一看他们的看法似乎有些道理，但那仅仅是从现货角度出发的。中远期交易是标准化交易，既然如此，它首先要求交易的商品要尽可能地达到一定的标准化程度，如果没有这点保证，它的交易是不可能做起来的。蚕茧如果从全国角度看，它的标准化程度是不高的，比如：山东蚕茧一粒茧丝长可以达到1200——1300米，而广西茧只有600——700米，所以它们根本不是一类茧。
将“广西茧”修改为“全国茧”它违背了经济学上的“权衡取舍”原理，即：我们又想将交收范围扩大，但又想将中远期交易做起来，也就是鱼和熊掌我都想得到，但那是不可能的。今年的蚕茧已经全部结束，实际的结果非常令人失望，我们的交易、交收均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当然，我们不能将下跌的原因全部归结为是调整了标准，但它应该是主要的原因。
影响干茧交易的因素还很多，比如：货证相符度、升贴水合理度、开发方式等等，我们应从这些方面多去找原因。如果一种标准化程度不高的商品都能做中远期交易的话，那什么东西都能做了，比如：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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