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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异地高考”在于高考利益的调整
众所周知，解决“异地高考”难题，主要在于高考利益的调整。其中，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具体利益冲突，区域间的高考录取指标不均衡、教育质量不均衡又是主要原因。
――学者熊丙奇在博客中论述“异地高考”：假如一直在这些问题上纠缠，“异地高考”的方案很难出笼。道理很简单，改革不是“零和游戏”，并非一方得利，一方必然受损，但作为一项改革政策，不可能完全既让本地人满意，又让外地人满意，如果所有人都十分满意，政策早就出笼了。
愿意一个人在家里待着的`孩子多数都是性格比较内向、不善与人沟通的。但其实性格内向、腼腆的孩子并不是因为自己不想交朋友，而是因为害羞、怕被拒绝，所以从不主动跟人交往。
――学者王金战在博客中论述如何让孩子告别“宅男宅女”：如果家长能够打消孩子的顾虑，鼓励孩子积极主动地交友，并给孩子适当的指导，相信孩子会很快走出“宅男宅女”的生活，去迎接外面更精彩的世界。
中国大学网异地高考是场利益的拉锯战
对于众多非京籍家长来说，在北京参加高考的梦想随着《北京市20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名通知》下发而变得渺茫起来，虽然北京市教委出面澄清公布的高考方案是针对本市户籍考生的高考报名事项，未涉及非京籍考生参加北京高考的内容，但“有关非京籍考生的高考方案目前还在研究制订当中”仍让人觉得前途未卜。面对异地高考，人们是时候该冷静下来了，它是场各方利益纠结的拉锯战，不是教育部门一纸文件就能玩转的利益再分配。
异地高考喊了很多年，今年相继也有山东、安徽等多地放出了异地高考信号，但在大多数人眼中，这些地方的异地高考因为录取分数过高，几乎不具备任何吸引力。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说得很坦率：“从教育部门看，考生在当地参加高考，技术上没问题。但当地的.利益就不是教育部能管得了的了，要把各种因素进行仔细分析，因为现在的情况不像以前那么单一。”
目前，高等教育资源基本是按地域和户籍分配的。上世纪90年代高校管理体制改革，中央向地方大规模转移了高教投入。到，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有2358所，其中地方院校占了94.7%。大学的地域性非常明显，这自然造成了“大学地方化”，招生更倾向当地。
朱清时曾表示，若异地高考真的要实施，首先还是要解决户口问题，取消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差异，如果农村城市户口一视同仁，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实施异地高考的难度，不是一两年能解决的问题。毕竟公平不是绝对的“一刀切”，不考虑社会现实和环境的公平，最终只能是乌托邦的妄想。一步到位放开高考户籍限制，很有可能引发严重的利益冲突，这是现在异地高考难产的关键所在。
实现异地高考须破除“利益壁垒”
近日，教育专家、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教育部已经开始制定方案，以回应异地高考这一民生问题。社科院副研究员曲相霏表示，一些地方政府在户籍政策上不大可能放开，反而可能会越来越紧，这跟教育部的想法并不一致。
其实，异地高考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复杂，一些地方政府不愿意放禁随迁子女在本地高考，并以户籍作为限制，并不完全是出于户籍福利的考虑，而是更多地考虑到本地户籍考生考取大学的几率。毕竟，现有教育体制下，高考终究还是一个分配高等教育资源的方式，各类高校将招生计划配额给各省和直辖市，通过高考予以分配。随迁子女的加入，本地考生能够分配到的蛋糕只会越来越少。
与此同时，由于各地教育手段、教育方式的不同，学生考试获取分数的能力也不相同，在某些省份，异地高考无形之中还会让本地考生失去竞争力。
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影响，很多地方相对于其它领域的公共资源，加快向外来人口放禁的同时，却始终不愿意在户籍上让外来人口子女实现“高考移民”，本质上是基于地方对“高考资源”固守之下的“利益壁垒”。尽管“利益壁垒”的存在，客观上与城市化的发展背道而驰，也与外来人口的民生诉求相去甚远，但是异地高考后，大量随迁子女的涌入，又的确给地方争取全国高等教育资源蛋糕的利益，带来整体损害。
事实上，异地高考从另一层面考验的还是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如果不从分配上向一些人口流入基数大的省市倾斜，单纯地苛求遵循教育公平，也是不合理与不公平的。要想真正实现异地高考，破除地方的“利益壁垒”，就必须重新审视高考作为分配高等教育资源基本手段的'属性，调整与改革分配方式，建立弹性的招生机制，确保地方在推进异地高考的过程中，不发生利益受损。
比如，改变高考对地方招生的配额方式，高考的招生与所在地参考人数在全国高考总人数中的比例相挂钩。这样的方式，还原了考生享有教育公平的普遍权利，并有效地解除户籍对权益的束缚，为异地高考构建畅通的渠道，而各个地方所需要做的仅仅只是如何防止“高考移民”中利用教育质量“地区差”，带来的不公平“高考竞争”，真正推进异地高考与随迁子女分享公共教育资源的有机融合。
中国大学网 ■地方利益搅动异地高考 专家称改革势必有牺牲
20余名京籍人士抗议异地高考据《21世纪经济报道》10月19日报道 18日上午9时，20余名家长代表到访北京市教委信访办，希望能约见北京市教委姜沛民主任，就异地高考政策问题进行交流。
不到9点钟，北京市教委信访办接待人员到岗后，一位身材高大的京籍青年就带着准备好的材料走进了办公室。
虽然信访办工作人员不断提醒他，接待时间是自9点开始，但对方仍然按照手头的材料读完，并向信访办工作人员阐述了自己反对“异地高考”的理由。
在这位京籍人士看来，外地孩子素质极差，打架斗殴带坏了本地小孩。除此之外，外地孩子不断涌入，占用了过多的本地教育资源，“要想享受作为北京人的权利，必须先要承担责任”。
在互联网上，京籍人士将支持开放异地高考的家长称为“异闹”。明确申明，北京包括教育资源在内的公共资源本来十分充裕，正是因为不断涌入的.外地人口，严重影响了本地居民的正当权益，而开放异地高考则会促使更多外地人口涌入北京。
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在今年两会期间，曾明确表示“既要解决这些外来人口子女的考试就学问题，但也要考虑到城市的承载能力、当地学生的权益不受影响”。
地方利益“搅动”异地高考
专家称，只要向着大的公平方向发展，少部分人要做适当牺牲
多年来，与异地高考、取消高考户籍限制的呼声相伴，反对的声音也一直存在，大都来自高等教育优质资源丰厚、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地区。专家认为，异地高考改革正是使教育向着大的公平方向发展，是大势所趋，势必要打破地方利益的垄断。
“门槛”设定>>地方政府是关键
按照教育部日前的有关通知，各地应在年底前出台异地高考相关方案细则。“这其实是把制定政策的门槛，下放给地方政府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制订异地高考方案牵涉到三个平衡，即本地户籍人口和非本地户籍人口的高考利益平衡；本地教育资源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教育需求的平衡；开放异地高考与防止高考移民的平衡等。“要解决好这些平衡，就需要意见交锋、利益博弈的平台；要制订合理的异地高考门槛条件，必须建立起让公众参与博弈的决策机制。”
“没有这样的民主决策过程，由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拍板制订的异地高考方案，很可能既得不到户籍人口的支持，也难以满足进城务工人员的诉求，结果是两头不讨好。”熊丙奇说。
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志业认为，“涉及了谁的利益谁就跳出来反对，改革就无法进行了。改革是个调整利益的过程，只要向着大的公平方向发展，就势必有少部分人要做适当的牺牲。”
熊丙奇认为，在方案出台过程中，异地高考问题被人为地复杂化了。“既要推进异地高考，又要维护现行高考制度，保证地方高考利益，异地高考当然十分复杂。”他说，如果从根本上改革按计划集中录取制度，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熊丙奇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做法，一是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统一录取；二是全国统一考试、高校自主招生。
相对而言，熊丙奇更赞成后一种做法，因为第一种做法进一步强调了分数在录取中的重要作用，会加剧基础教育的应试教育，再就是我国各地的教育资源并不均衡，不发达地区的教育落后，学生的竞争力会受到影响，难以和发达地区的学生竞争，虽然消除了“高考移民”，还是会出现“教育质量移民”。而第二种做法，首先符合我国高考改革的方向，可以打破一考定终身格局，并落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其次，高校在录取中，可以结合考生统一考试成绩、中学学业成绩、大学面试考查和地区教育因素进行综合评价录取，尤其是可以通过地区教育因素，校正各地的教育质量差异，实现地区间的高考录取实质公平。(记者 杨凡 徐洁)
专家称异地高考需统一布局
高考>><<“身在故乡为异客”
“候鸟”的高考
编者按
“身在故乡为异客。”这是高考“候鸟”们的切身感受。离开熟悉的他乡，回到陌生的故乡，去参加一场或许会决定一生命运的考试，个中滋味，或许只有这些正处于心理敏感期的十几岁的孩子知晓。
走近这些“候鸟”个体，其实不难理解他们的心理轨迹：自小跟随父母在打工地长大，他们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朋友圈子其实早已将“他乡当故乡”，在这种情况下回到家乡参加高考，或许他们从情感到心理都是抵触的。
好在政策已经松动。近期以来，山东、安徽、广东等部分省份表示将对异地高考制度“试水破冰”，这对高考“候鸟”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
“城市的繁华像冰冷的钻石，闪着光却不现实”
“多么梦想留在这个美丽的城市，可当我临近毕业时发现，甚至不能和我朝夕相处三年的同学一起高考时，我顿时觉得，原来城市的繁华就像冰冷的钻石，闪着光却不现实。”18岁的王思兴一边翻着历史书，一边告诉记者。转学回乡参加高考，他近半年来就租住在这间20平方米的小黑屋里，楼下是嘈杂的火锅店。
1994年初，王思兴的爸爸妈妈从家乡贵州黔西南州兴仁县远赴广西桂林打工，随后，他和弟弟在漓江之畔出生。随着小哥俩在桂林一天天地长大，家庭的生活开销也一天天在增长，从王思兴记事起，他就几乎很少看到自己的父亲在家停留，因为他太忙了。
王思兴对故乡的记忆非常模糊，只知道这是一个和桂林一样山清水秀的地方，家里还有年迈的爷爷奶奶。今年2月份，王思兴和很多农民工子女一样，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回到父亲的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最终，他转回到故乡的兴仁县二中，开始了独自一人参加高考的生涯。因为忙，他的父母没法回到家乡陪他。
6月1日晚7点，王思兴轻轻推开房门，来到过道上的灶台，轻轻生起了火。水很快烧开了，翻腾着气泡，王思兴有些不耐烦地扯开方便面的包装，“哗啦”一下倒进锅里。因为吃不惯辣椒，他已经整整吃了一个星期的方便面。几分钟后，锅里的方便面煮好了，他面无表情地把面倒进碗里，起身回到房间。
“砰”地一声，王思兴把门使劲一关，整个过道传来一声巨响，这声音甚至吓到了楼下的火锅店食客。
回到房间后，王思兴就几乎与外界“隔绝”。因为害怕碰见陌生的新同学，他在班上表现得极为沉默。晚上自习结束后，他就闷在房间里，打开笔记本电脑，打上一通宵的游戏，第二天在课堂上趴着睡一会。他的父母在电话里也尽量不提高考的事情，只是鼓励他好好看书。
不仅仅是心理上的陌生感，王思兴还隐约感受到了新同学对他的“敌意”。他在桂林上学时成绩算中上游，转回老家上学后，三次摸底考试下来，他都稳居高三全年级前60名，这意味着只要高考发挥正常，他起码能上一所二类本科院校。有些同学悄悄说他是“高考移民”，来抢占本地学生的升学名额。
“桂林到贵州兴仁县，相隔1000多里地的距离，我如今是身在故乡为异客。赶紧考，管它能上什么学校，考完走人，我再也不想呆在这里，我要回桂林家里。”王思兴咽了一大口面，可能是心急呛着了，他捂住胸口剧烈地咳嗽起来。
“看到大儿子的状况，我以后哪里也不去了”
今年4月份，为了大儿子乔郎的高考，乔山艺决定从务工地深圳举家搬回到故乡贵阳花溪区。
下午5点多，其他同学放学回家后，乔郎打开数学书，补课老师正准备为他和其他几个孩子“开小灶”。乔山艺这时刚好从贵开路挤上一辆公交车，他要出去谈业务。在巷口，乔郎的母亲大声为自己的菜摊招揽顾客：“没削皮的土豆1.5元1斤，削了皮的1.8元1斤！”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乔郎的父母就开始出门打工。五年前，他们把孩子从贵阳接去，安顿在广州一所民办学校，“孩子离得近，方便照顾。”因为收入不佳，，他们又到深圳一家鞋厂去工作，儿子随他们转了过去。
从四川内江、广州到深圳，再辗转回到家乡贵阳，不断的迁徙，乔郎的学业也因此“支离破碎”。记忆里，他的理科成绩基本没上过90分，最好的是地理，能考个80分左右。为了儿子的`前程，去年岁末，乔山艺决定返乡。“贵州的分数要略低一些，或许还能有个奇迹吧。”乔山艺带着些许期望。
为了尽快提高儿子的理科成绩，乔山艺为乔郎报了一个考前强化辅导班，把老师请到家里，和邻居的几个孩子一起补习。看着满篇函数公式，乔郎听得有些脑袋发晕，他趴在桌子上走了神。“啪”，老师一个粉笔头丢了过来，乔郎缩了下脑袋，又装模作样听起了课。
“我讲的这些很可能是要考到的，你们要认真听，要不然怎么对得起父母？”老师冷冷丢下一句话，继续讲课。
半小时后，老师讲完了，并布置了作业，要求明天必须做完。乔郎等老师出了家门，就兴奋地跳了起来，他偷偷扯住另外一个孩子，小声说：“明天的作业借我，谢啦。”然后，他就一溜烟消失在门外，赶去巷口帮母亲卖菜。
回到贵阳后，乔郎觉得自己的学习压力大了许多。“我实在看不懂，教材也不一样，咋整？不如不学了，做点实际的事情。”乔郎自己打算，能考个高职学校就不错了，“现在高职好上，我准备认真学门技术，考了本科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在深圳时，他最喜欢的就是去电子批发市场，跟人学进货、发货。
“看到大儿子的状况，我以后哪里也不去了。”对乔郎既内疚又生气的乔山艺准备一直留在贵阳谋生，直到让二儿子读完高中。
“异地高考需要国家统一布局，很难靠一个地方进行试点”
7月，教育部针对异地高考表示，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入学，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比如父母在这个城市工作、纳税等，一旦符合条件并已经在城市完成义务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学习，那么这些随迁子女就有权利在所在城市参加高考。但对收入微薄、流动性强的农民工家长来说，这无疑更像是一个“画饼”。更多的农民工家长难以符合条件，他们的子女，也只能成为为高考而迁徙的“候鸟”。
异地高考带来的弊端不言自明。近期，山东、安徽、广东等省份纷纷表示，力争在左右实现“异地高考”。
但担忧依然如影随形。“可能导致高考移民和‘恶意打工现象’，也就是父母为了孩子读书、考试，到教育不发达地区工作，挤占当地稀缺的教育资源，导致新的不公平。”一名专家指出，长期以来，不少来自发达地区的学生，纷纷以迁户口、开假证明等方式，向落后地区“移民”，挤占了当地稀缺的高考升学资源。
贵州财经大学教授陈祖君指出，早在，国家就加强了对高考移民的整治，进一步强化了户籍、学籍制度，对高考报名采取“学籍、户籍”双认定原则，这加大了“移民”难度，短时间内遏制了高考移民。不过其反作用很快显现，一些有学籍、无户籍的随迁子女，也丧失了在栖身地高考的机会。
陈祖君认为，“异地高考”破解的难点，涉及到户籍制度和高校招生权这两个需要全国通盘解决的问题。探索“异地高考”与破解“高考移民”，需要国家统一布局，很难靠一个地方进行试点。
“异地高考还应该与高考改革结合起来，现行的高校自主招生，还与统一高考联系在一起，而统一高考要求‘户籍+学籍’相结合的报名制度。这就要求政府部门真正赋予高校自主招生权，打破集中录取。”陈祖君认为。(记者 李丰 赵福中)
“异地高考”实施细则应界定各方利益边界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转发了教育部等部门《〈关于做好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工作意见〉的通知》。该意见要求，在因地制宜的方针指导下，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关随迁子女升学考试的方案原则上应在年底前出台。
具体的异地高考方案，还需要各地“因地制宜”具体制定。在笔者看来，为切实解决异地高考问题，尤其是矛盾复杂的京沪等地的异地高考问题，需在国家意见基础上再出实施细则。
首先，应在国家层面，根据异地高考人数变化划拨高考计划的具体措施应尽快制定和公布，该措施将直接影响各地户籍人口对推进异地高考的态度，及地方政府开放异地高考时设置的条件如果国家措施力度大，那么地方政府可能设置较低门槛，让更多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享受这一政策；而如果国家层面只是象征性调整各地计划，那么考虑到本地户籍人口的高考利益，地方政府就可能在进城务工年限、住房、社保、学生学籍年限及报考院校方面设置很高要求。
在京沪等地推进异地高考，直接矛盾就是本地户籍人口和进城务工人员之间的高考利益冲突，本地户籍人口担心开放异地高考影响自身利益，只有打消其顾虑，才能让异地高考顺利推进。意见明确指出，“教育部、发展改革委采取适当增加高校招生计划等措施，保障当地高考录取比例不因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参加当地高考而受到影响。”若无明确方案，有关部门确定招生计划时不透明，意见很难真正落实，因此，具体方案应明确公布，同时向公众公开新增高考人数等情况。
其次，应由国家教育部门明确各地高考报名规定和异地借考的具体处理办法。考虑到各地会为异地高考设置条件，此次意见指出，“对不符合在流入地参加升学考试条件的随迁子女，流出地和流入地要积极配合，做好政策衔接，保障考生能够回流出地参加升学考试；经流出地和流入地协商，有条件的流入地可提供借考服务。”这如果简单交给地方政府执行，是难以完成的。比如，回原籍高考，牵涉学籍和户籍分离的问题，按目前的'高考报名规定，有的地方为打击“高考移民”，实行“户籍+学籍”制度，如无国家层面对相关考生身份的认定规定，靠地方政府的力量恐难做好衔接。
再比如，异地借考涉及各地考题不同、录取率不同的问题。这需要由国家出方案，不然地方由于争议大，不愿实施；就是考题相同，也牵涉各地教育质量不均衡问题（考生在发达地区求学考试，回不发达地区参加高考会被当地老百姓认为不公平）。如由地方政府出面协调，定然难以协调成功，这也需要国家明确具体的操作措施。事实上，异地借考的概念早在多年前提出，可最终基本没有实施，变为在省内不同地级市借考。
要解决异地高考问题，从国家到地方，都应立足“就地高考，就地录取”的原则推进。除眼下按放宽高考报名条件限制的思路来推进外，还有必要通过推进高考改革来实现。如果我国能实行基于统一测试的高校自主招生（高校不再分省列招生计划，也不再按计划实行集中录取），高考报名的户籍限制将不再存在，异地高考也就绕过户籍问题真正得以实现。
解决异地高考问题需要国家层面对关键问题出具体措施（包括改革措施），为地方解决异地高考排除具体困难。不然，面对本地实际高考利益，在高考指标调整、省际间协调方面能力有限的地方政府，很难有多大作为。
（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喊了多年的“异地高考”政策终于在各地陆续解冻，有人欢欣，也有人担心。对于教育基础比较薄弱的海南来说，想必担心的家长还有不少。
其实，“异地高考”的出现本身就说明了教育资源分布不均，高考招录的地域差异在国内普遍存在。
对于北上广这些发达地区来说，这种差异更像是一种保障既得利益的地域特权;而对于海南这个教育基础比较薄弱的地区来说，这种差异更多的是一种政策倾斜，以维护相对弱势群体的应有权益。这样一说，海南“异地高考”政策的松动似乎更让人担心了。
然而，需要海南的师生家长正视的是，内地学习、工作竞争激烈，孩子们从小便具备竞争意识。而海南高考录取率相对较高，学生的危机感和竞争意识不是太强，这对他们的成长未必是好事。
海南的“异地高考”政策设置了合理的门槛，既堵住了“高考移民”的空子，又惠及了那些为海南经济建设作出贡献的外省籍务工人员的子女。对海南学生来说，不是“狼”来了，而是“鲇鱼”来了。这些外省籍务工人员子女带来了压力，但也将唤起本省学生的危机意识和竞争求胜之心。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异地高考”将促进海南教育更加积极地“补课”，迈开更大的步伐前行。
因此，对异地高考政策，与其抵触，不如宽容，勇敢面对，迎接挑战。
海南省异地高考方案出台，引起外来务工家庭的高度关注，对于方案中社保、学籍、居住等家长们关心的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部门。
社保：有劳动合同可补交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一些外省务工人员反映，他们在我省居住超过6年，其子女能够满足6年学籍，但由于他们有的是灵活就业人员，有的工作变动大，缴纳社保的时间不到6年，能否补缴社保?
对此，省人社厅社会保险一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灵活就业人员只参加从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两项保险，省政府文件规定，这部分人不能向前追补社会保险，只能向后延交。至于用人单位的从业人员，如果出现单位漏保的情况，可以持单位原始的会计工资凭证和劳动合同书等材料，通过单位补缴各项社会保险。
没有签定劳动合同怎么办?省人社厅劳动监察处有关负责人说，只要和单位有实际的劳动关系，比如说有领工资的凭证，就可以补签劳动合同。
还有家长问，如何理解方案中提及的有合法稳定职业，对此，社保一处负责人说，稳定，当然是指每月有固定收入。合法，是指收入来源是合法的。
还有外来务工人员非常关心6年社保和3年社保的具体截止时间，是按高考报名之时起算，还是按高考开考之日起算。对此，省教育厅新闻发言人韩小雨说，我省还将就异地高考方案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
学籍：两个管道管理防作假
对于我省异地高考政策中涉及的.学籍认定问题，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有关负责人介绍，学生的学籍管理实行纸质和网络两个管道管理，防止弄虚作假。省教育厅要求初中和高中学校在学生就读期间，建立完整的档案材料，包括考勤、考试评价、综合素质评价、日常表现等内容。
学生进入初一年级就读，学校就要将学生名单报给市县教育局审批备案，随后为学生办理学籍卡。
认定高中学籍相对较严格，具体要求是：学生至少在我省初三年级就读满一年参加我省的中考考试，并被高中学校录取就读。录取学生经过市县教育局审批，报给省教育厅备案统一确认学籍。同时，省考试局获得学生名单从高一年级开始为学生建立考籍。
省考试局有关负责人表示，3个3和3个有规定中的学籍和就读经历，均要求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意味着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均符合条件，同时3个有规定本人在我省有高级中等教育就读经历，并取得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证书中没有限定毕业证书一定要是我省的高级中等教育学校。
居住：申报暂住户口登记
对于异地高考政策中涉及的户籍不在我省的常住人口居住证明问题，省公安厅治安总队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海南省流动人口管理规定》，非本省户籍的进城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属于流动人口，应当到所在市县人口管理部门申报暂住户口登记并办理《暂住证》，其随迁子女信息也将会同时登记。这可以作为进城务工人员及随迁子女居住证明的有关依据。
同时，我省已经将陵水、琼中作为试点实施人口居住证制度，这是对流动人口实施新的管理制度，明年将在全省逐步实施。包括进城务工人员在内的符合有关条件的流动人口将到居住地办登记和办理《居住证》，其随迁子女信息也将被录入，也可作为居住证明的有关依据。
★ 调整情绪备战高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