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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伦理―蔡元培的国家观念
蔡元培先生为追求自由、民主，建设新国家，以翰林身份参加革命。辛亥革命后先后主持教育部、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以教育、学术为实现理想的途径，力图通过提高国民的知识与道德水平达到复兴民族，再造国家的目的。他的政治思想同他的伦理思想是紧密相联的，这突出体现在他的国家观念之中。一、国家的涵义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加强，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建立一个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广大中国人的共同愿望。但是，由于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世界形势的影响，国家学说在中国并不十分发达。唐君毅说，由于儒家思想总是以和天下为最高目标，于是中国现代人也动辄想到全世界、全人类，而慕向世界主义、国际主义。又因为西方的国家主义，恒化为侵略的帝国主义，所产生之反感，所以中国现代人形成了重民族而轻国家的观念习气。孙中山先生认为民族是自然形成的，国家为武力造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这些观念，对中国人的政治意识影响很大。
与孙中山有所不同，蔡元培对国家思想很早就有较为密切的注意。19他编了《文变》一书，就收录了梁启超等人讨论国家思想的文章。在初步了解了西方国家思想的派别和变化趋向之后，他试图融合中西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国家观念和公民道德体系，以促进统一的国民政治意识的形成，推动新国家的建设。
19蔡元培在《上皇帝书》中说：“国者，公司也。民者，出资之股主也，天子者，总办也，诸侯也，官也，皆总办所自辟之分办也。”（1）卢梭民约论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政治思想影响甚大。蔡元培在这里也以民约论的观点，主张主权在民。到19留德前后，蔡元培为商务印书馆编纂了《中国修身教科书》，进一步较完整地阐述了他的国家观念，极力提倡国家伦理，把国家建筑在道德基础之上。
在蔡元培看来，国家也是自然形成的，它是人类群性的结果。由夫妇到家庭，到宗族、邻里，进而形成了社会和国家。他说，“凡趋向相同利害与共之人，集而为群，苟其于国家无直接之关系，于法律无一定之限制者，皆谓之社会”，“然人类恒因土地相近种族相近者，建为特别之团体，有统一制裁之权，谓之国家，所以弥各种社会之缺憾，而使之互保其福利者也。”（2）所以国家在社会之上，是对社会的有益补充，并对社会有“统一制裁”的权力。
国家的权力来源于其“独立之主权”・因而蔡元培说，“国也者，非徒有土地有人民之谓，谓以独立全能之主权，而统治其居于同一土地之人民者也。”（3）国家的产生正是于行使权力的需要，权力是国家的`基础，因而“国家之所以成立者，权力也。“（4）由国家的公权取代各人的自卫权，使人人不必自危，也不得自肆，公平正直，各得其所；离开了国家，权利漫无限制，则无谓的争阋，将日增一日。所以国家的产生是为了维护各人的生命与权利，“欲安全其国家者，不可不巩固其国家之权力，而慎勿毁损之，此即人民对于国家之本务也。”（5）
蔡元培把国家看作一个道德有机体，认为家族、民族、社会、国家等都是意志团体。他说，“以道德言之，一国犹一人也，惟大小不同耳。国有主权，犹人之有心性。其有法律，犹人之有意志也。”（6）法律是国家意志的表现，个人不仅要广泛地承认国家的意志，也应承认国家立法的道德价值。他说，法律者，维持国家之大纲，吾人必由此而始能保有其权利者也。”（7）他认为，法律不仅可以使个人的平等权利在共同体中得以保障，使人人服从正义，而且可以维持一国的独立，保全一国的福利。
虽然蔡元培也提出要复兴民族，但并不认为民族主义可以取代国家主义，更不主张极端的汉族种族主义。1903年因不甚赞同邹容在《革命军》中提出的“杀尽胡人”的见解，在《苏报》上发表《释仇满》一文，认为满族血统已与汉族混合，其语言文字也已为汉语、汉字所淘汰，所以满洲人这一名词只不过是政略上占有特权的一种记号罢了，因而“近日纷纷‘仇满’之论，皆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8）这种观点在“当时注意者甚少。及辛亥革命，则为舆论矣”（9）。195月蔡元培参与发起“五族国民合进会“。该会认为满蒙回藏汉五族国民“原同宗共祖之人，同一血统”，“同一枝派，同是父子兄弟之俦”，所以应“举满蒙回藏汉五族国民合一炉以冶之，成为一大民族，即和满蒙回藏汉五族豪杰之才识能成为一大政党”，最后达到消弭五族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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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伦理-蔡元培的国家观念
蔡元培先生为追求自由、民主，建设新国家，以翰林身份参加革命。辛亥革命后先后主持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部、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以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学术为实现理想的途径，力图通过提高国民的知识与道德水平达到复兴民族，再造国家的目的。他的政治思想同他的伦理思想是紧密相联的，这突出体现在他的国家观念之中。一、国家的涵义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加强，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建立一个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广大中国人的共同愿望。但是，由于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世界形势的影响，国家学说在中国并不十分发达。唐君毅说，由于儒家思想总是以和天下为最高目标，于是中国现代人也动辄想到全世界、全人类，而慕向世界主义、国际主义。又因为西方的国家主义，恒化为侵略的帝国主义，所产生之反感，所以中国现代人形成了重民族而轻国家的观念习气。孙中山先生认为民族是自然形成的，国家为武力造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这些观念，对中国人的政治意识影响很大。
与孙中山有所不同，蔡元培对国家思想很早就有较为密切的注意。1903年他编了《文变》一书，就收录了梁启超等人讨论国家思想的文章。在初步了解了西方国家思想的派别和变化趋向之后，他试图融合中西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国家观念和公民道德体系，以促进统一的国民政治意识的形成，推动新国家的建设。
1900年蔡元培在《上皇帝书》中说：“国者，公司也。民者，出资之股主也，天子者，总办也，诸侯也，官也，皆总办所自辟之分办也。”（1）卢梭民约论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政治思想影响甚大。蔡元培在这里也以民约论的观点，主张主权在民。到1907年留德前后，蔡元培为商务印书馆编纂了《中国修身教科书》，进一步较完整地阐述了他的国家观念，极力提倡国家伦理，把国家建筑在道德基础之上。
在蔡元培看来，国家也是自然形成的，它是人类群性的结果。由夫妇到家庭，到宗族、邻里，进而形成了社会和国家。他说，“凡趋向相同利害与共之人，集而为群，苟其于国家无直接之关系，于法律无一定之限制者，皆谓之社会”，“然人类恒因土地相近种族相近者，建为特别之团体，有统一制裁之权，谓之国家，所以弥各种社会之缺憾，而使之互保其福利者也。”（2）所以国家在社会之上，是对社会的有益补充，并对社会有“统一制裁”的`权力。
国家的权力来源于其“独立之主权”・因而蔡元培说，“国也者，非徒有土地有人民之谓，谓以独立全能之主权，而统治其居于同一土地之人民者也。”（3）国家的产生正是于行使权力的需要，权力是国家的基础，因而“国家之所以成立者，权力也。“（4）由国家的公权取代各人的自卫权，使人人不必自危，也不得自肆，公平正直，各得其所；离开了国家，权利漫无限制，则无谓的争阋，将日增一日。所以国家的产生是为了维护各人的生命与权利，“欲安全其国家者，不可不巩固其国家之权力，而慎勿毁损之，此即人民对于国家之本务也。”（5）
蔡元培把国家看作一个道德有机体，认为家族、民族、社会、国家等都是意志团体。他说，“以道德言之，一国犹一人也，惟大小不同耳。国有主权，犹人之有心性。其有法律，犹人之有意志也。”（6）法律是国家意志的表现，个人不仅要广泛地承认国家的意志，也应承认国家立法的道德价值。他说，法律者，维持国家之大纲，吾人必由此而始能保有其权利者也。”（7）他认为，法律不仅可以使个人的平等权利在共同体中得以保障，使人人服从正义，而且可以维持一国的独立，保全一国的福利。
虽然蔡元培也提出要复兴民族，但并不认为民族主义可以取代国家主义，更不主张极端的汉族种族主。1903年因不甚赞同邹容在《革命军》中提出的“杀尽胡人”的见解，在《苏报》上发表《释仇满》一文，认为满族血统已与汉族混合，其语言文字也已为汉语、汉字所淘汰，所以满洲人这一名词只不过是政略上占有特权的一种记号罢了，因而“近日纷纷‘仇满’之论，皆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8）这种观点在“当时注意者甚少。及辛亥革命，则为舆论矣”（9）。1912年5月蔡元培参与发起“五族国民合进会“。该会认为满蒙回藏汉五族国民“原同宗共祖之人，同一血统”，“同一枝派，同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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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与伦理DD蔡元培的国家观念
蔡元培先生为追求自由、民主，建设新国家，以翰林身份参加革命。辛亥革命后先后主持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部、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以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学术为实现理想的途径，力图通过提高国民的知识与道德水平达到复兴民族，再造国家的目的。他的政治思想同他的伦理思想是紧密相联的，这突出体现在他的国家观念之中。一、 国家的涵义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加强，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传入中国，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建立一个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成为广大中国人的共同愿望。但是，由于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和世界形势的影响，国家学说在中国并不十分发达。唐君毅说，由于儒家思想总是以和天下为最高目标，于是中国现代人也动辄想到全世界、全人类，而慕向世界主义、国际主义。又因为西方的国家主义，恒化为侵略的帝国主义，所产生之反感，所以中国现代人形成了重民族而轻国家的观念习气。孙中山先生认为民族是自然形成的，国家为武力造成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这些观念，对中国人的政治意识影响很大。
与孙中山有所不同，蔡元培对国家思想很早就有较为密切的注意。19他编了《文变》一书，就收录了梁启超等人讨论国家思想的文章。在初步了解了西方国家思想的派别和变化趋向之后，他试图融合中西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国家观念和公民道德体系，以促进统一的国民政治意识的形成，推动新国家的建设。
19蔡元培在《上皇帝书》中说：“国者，公司也。民者，出资之股主也，天子者，总办也，诸侯也，官也，皆总办所自辟之分办也。”（1）卢梭民约论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政治思想影响甚大。蔡元培在这里也以民约论的观点，主张主权在民。到19留德前后，蔡元培为商务印书馆编纂了《中国修身教科书》，进一步较完整地阐述了他的国家观念，极力提倡国家伦理，把国家建筑在道德基础之上。
在蔡元培看来，国家也是自然形成的，它是人类群性的结果。由夫妇到家庭，到宗族、邻里，进而形成了社会和国家。他说，“凡趋向相同利害与共之人，集而为群，苟其于国家无直接之关系，于法律无一定之限制者，皆谓之社会”，“然人类恒因土地相近种族相近者，建为特别之团体，有统一制裁之权，谓之国家，所以弥各种社会之缺憾，而使之互保其福利者也。”（2）所以国家在社会之上，是对社会的有益补充，并对社会有“统一制裁”的权力。
国家的权力来源于其“独立之主权”?因而蔡元培说，“国也者，非徒有土地有人民之谓，谓以独立全能之主权，而统治其居于同一土地之人民者也。”（3）国家的产生正是于行使权力的需要，权力是国家的基础，因而“国家之所以成立者，权力也。“（4）由国家的公权取代各人的自卫权，使人人不必自危，也不得自肆，公平正直，各得其所；离开了国家，权利漫无限制，则无谓的争阋，将日增一日。所以国家的产生是为了维护各人的生命与权利，“欲安全其国家者，不可不巩固其国家之权力，而慎勿毁损之，此即人民对于国家之本务也。”（5）
蔡元培把国家看作一个道德有机体，认为家族、民族、社会、国家等都是意志团体。他说，“以道德言之，一国犹一人也，惟大小不同耳。国有主权，犹人之有心性。其有法律，犹人之有意志也。”（6）法律是国家意志的表现，个人不仅要广泛地承认国家的意志，也应承认国家立法的道德价值。他说，法律者，维持国家之大纲，吾人必由此而始能保有其权利者也。”（7）他认为，法律不仅可以使个人的平等权利在共同体中得以保障，使人人服从正义，而且可以维持一国的独立，保全一国的福利。
虽然蔡元培也提出要复兴民族，但并不认为民族主义可以取代国家主义，更不主张极端的汉族种族主义。1903年因不甚赞同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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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与柏拉图伦理政治观比较
孟子与柏拉图的政治观都是伦理政治观,具有相似性.但是,由于具体政治环境和政治文化的影响,二者的伦理政治观存有一定的差异.孟子致力于政治的伦理性解释,以仁义为价值取向,主张王道反对霸道,建构的政治体是伦理国家;柏拉图致力于政治的道德性解释,以正义为价值取向,重视人治轻视法治,建构的`政治体是道德城邦.文章从这些角度比较了孟子与柏拉图的伦理政治观,分析了他们的思想对各自政治思想传统走向的影响.
作 者：仲崇盛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天津,300073 刊 名：孝感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AOGAN UNIVERSITY 年，卷(期)： 23(4) 分类号：B222 关键词：伦理政治观 孟子 柏拉图 伦理 道德环境伦理观念的演进路径与后现代性
在近现代西方社会,环境伦理观念主要经历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演变,其整体的演进过程及趋势则呈现出鲜明的'后现代性.
作 者：薛勇民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哲学系,山西,太原,030006 刊 名：运城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YUNCHENG UNIVERSITY 年，卷(期)：2003 21(4) 分类号：B82-06 关键词：环境伦理 人类中心主义 非人类中心主义 后现代性白居易的文学观念与政治情怀
白居易的文学观念中由于渗入了很多为政治服务的因素，因而与人们对文学的期望存在较大的距离。
白居易的文学观念与政治情怀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0卷作为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772-846)，因为其《长恨歌》、《琵琶行》等名篇而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同时，诗人的《与元九书》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篇目，不仅袒露了自己的文学观念，而且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情怀。不过，就广大读者和文学史对其创作的推崇与白居易自己的偏爱来说，中间的距离又是明显存在的。这样说的意思是，广大读者更推崇的是《长恨歌》、《琵琶行》等感伤诗，而白居易本人偏爱的却是《新乐府》等讽喻诗。可以说，这是一个富有意味、值得思考的文学现象。之中涉及到了作家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实际所导致的不同倾向，更涉及到了如何更好地理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问题。而本文正是基于这一方面来提出问题，以求得大家的进一步思考。
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创作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讽喻诗在于美刺比兴、因事立题，闲适诗仅为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而感伤诗则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这三类均是从诗歌内容着眼的分类。至于杂律诗，却是从形式方面着眼的：“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等等。就这四类诗歌来说，白居易最看重的是讽喻诗，原因在于这类诗是他“兼济之志”的具体体现，所以也就将之放在第一类的位置。可是，白居易自己所看重的讽喻诗，恰恰又是人们所并不看重的。对之，当时的诗人已经深有察觉：“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1] 96102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反差呢?白居易囿于自己的局限是说不清楚的。
白居易之所以说不清反差的原因，在于他所理解的诗歌本质是存在偏差的。本来，文学艺术是人类求证其自由本性、想象并创造其美好生活的一种特殊方式。这种特殊就特殊在她是情感的、想象的和形象的。自然，人们所喜爱的也就是那些既突出了情感、想象和形象而又能够予以创新的文学作品，是能够提供给人们不同于生活实际并且有益于人的某些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恨歌》与《琵琶行》确实是“讽喻诗”所远远比不了的。那么，作为诗人的白居易为什么不了解这一点呢?或者说，他为什么看重人们所看轻的对象呢?这显然又与他的文学观念分不开。在白居易看来，诗歌应该是“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目的正如其《新乐府序》所言：在于“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自然，这是一种政治功利很强的文学观念。由于这样的观念，而讽喻诗恰恰是具体贯彻、体现这一观念的，所以在白居易看来，它也就是最重要也最好的了。换句话说，在白居易那里，诗歌并不是用来以抒发个人情感和体现审美追求为主的，而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的。
应该说，中国古人的文学观念中，由于政治意识的干预，往往有着突出的教化色彩，与之相应，政治因素的渗入也就顺理成章。只是，在古代的社会实际中，人们还不可能对政治有全面的、正确的理解，因而也就难以很好地解释并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尤其是，在文化资源并不发达的时代，各个方面都想通过文学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自然，统治者也就更不会放过文学能够为政治服务的功能，从而对之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来。而对于参政热情浓郁的文人和作家来说，也往往响应着、实践着文学的教化功能，因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主张和理论也就成为了一条明显的主线。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作为封建官员且具有高度参政热情的白居易，提出他的诗歌主张，表达他的文学观念，也就不难理解了。
作为一代大诗人的白居易，其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以及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生动的案例，客观上倒是有利于我们很好地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创作中正确对待政治的介入。
很显然，作为生活实际中的重要内容，政治是任何人(包括作家)都难以回避的，自然，也是文学创作所回避不了的。然而，文学毕竟不是政治学，她也可以不表现有关政治治理的内容，再加上特定历史时期政治对文学的伤害，也使得有人提出文学应该远离甚至脱离政治。可是，某作家的远离政治并不意味着所有作家都能够脱离政治，所以，我们应该探讨的并不是文学表现不表现政治的问题，而是如何表现政治的问题。更何况历史上既表现了政治内容又具有很高文学价值的创作并不少见呢?比如屈原的《离骚》、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等等。
儒家伦理政治与保守政治模式的建构
提要：本文认为 ,中国传统的政治模式是保守的政治模式。这一模式来源于早期儒家对于伦理政治的设计。这一模式的基点有三 :推崇传统 ,以传统作为伦理政治的原型 ;道法自然 ,以宗法血缘的自然秩序建构伦理政治秩序 ;以精英和大众分割形成的维护稳定的二元社会结构。对早期儒家伦理政治建构来说 ,在一种以保守宗法制的制度安排和价值观众氛围中生活的思想家们 ,自然具有“先天的”保守倾向。同时 ,以对夏商周的消逝历史追溯、以对传说时代的神话的历史转化来建构其伦理政治体系的思想家来讲 ,保守倾向只会被强化。加之这种伦理政治的构思 ,原则上是以对伦理修为的外推感召的推崇为核心的 ,伦理政治设计 ,尽管都承认“应天革命”的正当性 ,但在一般的社会主张方面 ,则都对现存社会秩序进行改良式的加固。并以传统优位、伦理感化为社会导向 ,由此还凸现出伦理政治要求的精英社会特质。
(一 )推崇传统 :以消逝历史的挖掘组成伦理政治的原型
孔孟荀董四位早期儒家思想家来讲 ,伦理政治的建构 ,并不是一个纯粹思辨的理论创造活动 ,而是他们对历史的一种理解方式。从孔子以仁说礼的关涉结构去理解历史与社会开始 ,到董仲舒以介入汉代政治史谋求伦理政治的实践可能上 ,四人都是站在轴心时代历史的需要上面 ,去反观理想政治的历史型态 ,并从中获得理想政治建构的精神资源的。对于他们来讲 ,尧舜禹传说时代的历史重组 ,与夏商周三代历史的再次挖掘 ,是一种以历史思伦理、以历史思政治的必须。在此情形中 ,伦理政治必须以历史已提供的原型 ,去证明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传统 ,成为最丰厚的合法性凭据。在孔子 ,对传说时代的关注 ,对夏商周史的辨析 ,是其理论致思的兴奋点之一。对孔子来讲 ,由传说时代到周代历史 ,已被历史证明为合理的东西 ,也就具有现实合理性的品格。在这方面致思 ,体现为三点。其一 ,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作为政治活动的楷模 ,以及抒发政治胸臆的凭借。前者如《尧曰》篇对尧舜言论的认同、对商汤王的引用、对周武王的赞赏 ,以及“大哉尧之为君也”。① “禹 ,吾无间然矣” ,“吾老矣 ,吾不复梦见周公矣”② 等等 ;后者如孔子在夸张地表达仁之为政的理想之高妙时所说的 ,“必也圣乎 ,尧舜其犹病诸。”其二 ,以周文即周的礼乐制度为政治制度的典范 ,如其一再表白对周的礼乐的赞赏和尊崇 ,“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吾其为东周乎” ,③而且 ,以《乡党》全篇来看 ,孔子期望的政治治理方式 ,也确实是以周礼为原型的。其三 ,孔子在政治哲学的层面上 ,是以对“先王之道”的追溯 ,来表达和构想理想政治的基本原则的。如对礼的一般功用规定“和” ,孔子便认为“先王之道 ,斯为美”。
孟荀董坚持了孔子以传统作为统治合法性根据之一的思路 ,并从立场的清晰性、取法的方式上、法古的`依托上 ,强化了孔子立场和深化了孔子论说。孟子的思维方式特点 ,就其基本表现上 ,曾被人总结为“孟子道性善 ,言必称尧舜”。④ 言必称尧舜 ,对理解孟子思想 ,有三方面的启发作用 :其一 ,这意味着孟子是以尧舜之道为思考问题的基本设准的 ;其二 ,这意味着孟子是以尧舜的古典至世为理想依托的 ;其三 ,这表明孟子是以尧舜为言述背景的。前者 ,以孟子称尧舜禹的相禅而谓“分人以财谓之惠 ,教人以善谓之忠 ,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为代表。居中一点 ,则以孟子所说的“尧舜之道 ,不以仁政 ,不能平治天下”为典型。后一点 ,孟子所说的 ,“尧舜既没 ,圣人之道衰” ,以及相反映衬的“及纣之身 ,天下又大乱”为证明。但整个来看 ,则如孟子对“先王之道”的夸奖 ,“尧舜 ,性者也 ;汤武 ,反之也。动容周旋中礼者 ,盛德之至也。”⑤ 由此可见 ,孟子是以往古历史的明君为政治理念、制度敷设、治世之道的典范的。
这一点 ,在孟子自我表白的“在我者 ,皆古之制也”一句话中 ,得到最明白的体现。古之制 ,除了因循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得民得天下 ,构想出来的“制民之产” ,还有就是托古而出的“井田制” ,这些 ,都成为伦理与政治得以成方圆的“规矩”。荀董的言述对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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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政治伦理建设
经济全球化给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空前严重的挑战,为此我们必须加强政治伦理建设.政治伦理的核心理念和最高价值标准要求公民确立国家和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意识和爱国精神.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需要拓宽视野,丰富其内涵,突出树立正常民族心态的内容.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加强理论研究,在坚持对青少年教育的'同时,也要将党和国家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列为教育的重点.
作 者：钱广荣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安徽,芜湖,241000 刊 名：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PKU英文刊名：JOURNAL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30(2) 分类号：B822.1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政治伦理 爱国主义 民族心态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政治伦理建设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正在缩小世界各国间的时空距离，出现了所谓“地球村”现象。11月10日，中国“入世”成功，表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不可逆转地融进世界体系之中。无疑，在“地球村”内，我们同别国可以开门相望，不仅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也可以相互支持、相互帮助，这样就可以更多地获得发展的机会和活力，给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巨大的好处。但是，仅仅这样看问题又是远远不够的。在思想观念上如何适应这种历史性的变化，已经成为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结束闭关自守的旧时代、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当代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便蜂拥而至，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乃至主流意识形态发生着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在我们以往单一、僵化的思维活动中融进了不少新鲜活泼的东西，但其消极因素也早已在思想文化领域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当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未来主义思潮的“趋同论”，不少中国人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接受了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人的“全球主义”和“超民族主义”的观点，相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对立将不复存在，各民族国家正在走向所谓共同的“信息社会”。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之后，这些影响再一次顽强地表现了出来，一些青年学者甚至在公开的论坛上宣称，世界各国一切政治与文化的纷争正在退居到同一的“公域生活”的背景之后，中国人正在成为“世界公民”。
只要我们睁眼看看当今世界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在我们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与活力的同时，也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和挑战。因为，在“地球村”内，“大户”与“小户”、“穷户”与“富户”的'差别依然存在，善良“人家”与霸道乃至恶霸“人家”的对立依然存在。“各家各户”为了要谋得自己的利益，需要建设一个和平的“地球村”，同时也需要建设一个只属于自己、足以抵抗、战胜对手的“家庭”。这种同是“一村”人却不是“一家”的情况，说明人类在“类”或“村”的意义上所需要和实现的联系与沟通，只具有相对的价值，而差别与对立却是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概言之，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出现的“地球村”的真实情况是：一方面是“全球化”趋势在发展，另一方面是“民族化”趋势在增强；一方面是存在机遇与机会，另一方面是存在危险与危机；“全球化”与“民族化”，机遇、机会与危险、危机，既彼此对立和消解，又相互依存和适应。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本质上并不是各国各民族的经济利益的全球化，而只是各国获取其自身经济利益的手段和方式的全球化。由于经济手段和方式的运行能否奏效，从根本上来说从来不在于经济手段和方式本身，而在于“竖立其上”的制度和文化。这就使得经济全球化不会是各国社会经济制度、社会政治制度的全球化，不会是军事或军事联盟的全球化，当然也不会是社会意识形式的全球化。为什么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会出现政治格局的多级、军事格局的纷争与对抗，会出现文化价值观念上的分野、渗透和碰撞？原因就在这里。
从人口因素来说，中国是一个“大户人家”，但从经济因素来说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从政治和军事因素来说，中国又是一个爱好和平、正在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有志于在本世纪内加速发展以成为“经济大户”，而从中国的国情看要如此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地球村”内的种种迹象早已清楚地表明，那些“富户”、霸道恶霸、在“家政家风”上与我一向不同的“人家”是不会高兴的。他们在“地球村”内所干的那些政治颠覆、军事扩张、文化渗透的事情，军事上的有些事情甚至干到了“地球村”之外的太空，是针对谁的？因此，我们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我们需要在把握发展机遇的同时，认真思考和采用我们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无疑应当包括文化建设战略。历史证明，一国经济落后会挨打，文化特别是政治伦理文化上的落后同样也会受欺侮。葛兰西在总结殖民统治的经验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搞文化霸权是一切殖民主义惯用的伎俩，在后殖民时代，推行文化霸权和文化控制仍然是资本帝国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如果领导权不首先是文化的、伦理的，从而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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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隆技术发展的超前预想与伦理观念的适当介入
本文将结合克隆技术的发展实际,谈及克隆技术与伦理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正是人们对克隆技术发展的某种超前预想引起了社会公众在伦理层面上的.诸多争议和恐慌,而伦理观念的不适当介入将会影响到克隆技术的健康发展.我们以为,伦理观念对技术的发展应该起到一定的预警作用,而不仅仅是为技术的发展设定“禁区”,伦理框架应该趋于开放.
作 者：刘科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河南,新乡,453007 刊 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DI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2004 14(3) 分类号：B82 关键词：克隆技术 伦理观念 适当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