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心得体会（共含17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荷包蛋在吃我”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内容简介：近20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发展日新月异，世界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政治发展的多极化趋势日趋明显，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相连，特别是近年来国际形势扑朔迷离，国际热点此起彼伏，大国关系不断调整，人们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以及国际关系变革的关注程度日益提高，研究也越来越多而且深入，取得许多研究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并为了更好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两课”课程实际相结合、与当代大学生实际相结合、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与当今世界实际相结合，我们编写了这本教材，以适应大学生“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课程教学的需要。
作者严格遵照修订说明，认真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对疏漏不妥之处进行了认真修订，并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我国对外战略的调整，补充了大量新的观点、材料和内容，使之更加符合教学基本要求，更加适用于教学实际。修订过程中，全体编者进行了多次讨论，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因此，第三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每个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自身的利益。但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和全球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日趋增加，维护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例如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成为中国和许多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许多国家签订了《京都议定书》，限制本国二氧化碳排放，尽管这会增加本国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毕竟保护大气环境，防止地球变暖，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也符合各国的根本利益。因此，追求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并未颠覆国家利益之上的原则，而恰恰是这一原则在当代条件下的具体体现。维护共同利益本身就是维护自身利益。争取自身利益不是为所欲为，要尊重别国利益。随着国际社会的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契合度将进一步提高。
都说我们这代人太过幸运，没有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没有体验过被欺压被奴役的痛楚，没有遭受过三年自然灾害的浩劫，没有经历过十年“”的折磨。自小便生长在和平繁荣的环境里，作为家中的独生子女，被长辈们当作“小皇帝”“小公主”般宠着溺着。因而如温室的花朵一般受不起一丁点儿打击与挫折，又尤其强调“个性”，强调“自我”，叛逆任性又嚣张，盲目地追崇流行与时尚，哈韩哈日非主流;世界观匮乏，价值观畸形，对于传统的道德观则是嗤之以鼻。甚至有人说八零后是垮掉的一代，九零后是脑残的一代。如此说来，出生在九零年代却随着八零后长大的我似乎应该是垮掉的脑残。我并不知道这些观点是公正抑或是偏见，也根本从未考虑过这些。从小学到中学，我一直习惯于扮演父母眼中的“乖乖女”，老师眼中的“模范生”。
直到现在，依旧在为了让父母高兴而疲于拿奖学金，入党，考四六级……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做这些是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于我而言，我的人生就是按照父母的希冀考上大学，毕业后找份稳定的工作，最后嫁给一个讨他们喜欢的男子，安安分分，平平庸庸地过完这辈子……我从没想过这样的生活是否有意义，也从未想过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我就是这样一个人，生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觉得做好自己的事就是了。对于外面的大千世界却一点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美国攻打伊拉克袭击五角大楼，巴以冲突不断……世界这么大，每分钟都在发生很多大事，我却从来没有关心过，宁愿花上一整天时间看庸俗无聊的肥皂剧也不愿花上一分钟看一下新闻。一直记得这么一句话：“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每次看到“爱国”这两个字，我的心里都不知道该作何感想。
进大学时参加了话剧社，参演的第一个节目就是田汉先生的《毕业歌》，歌词写道：“同学们，团结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可是对于现在的我们，至少是现在的自己而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已经是过去时。总是抱着麻木的心态，看待一切国事风云。对于我们党的态度也是一样。虽然一直在争取着入党，但动机却十分的不单纯，内心深处对我们的共产党并没有多大好感。只是人云亦云的想着我们的党有多腐败多黑暗，想着它所造成的那摧毁人性的十年“” ，却从没想过它对我们政局的稳定，社会的安定和谐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所以，当我在课堂上看到那么多震撼人心的图片，听到那么多慷慨激昂的言论时，猛然意识到曾经的自己是多么无知，多么狭隘，多么自私，多么失败。
一直记得第一节课上听到的这么一句话：“很多人都说这种政治课是用来洗脑的，是的，我就是在给你们洗脑，但难道你们别的时候就没有被洗脑吗?”仔细想来确实是这样，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和环境里，内容不雅甚至是肮脏的文章不胜枚举;对于社会主义，对于党和国家的极其不公的抨击批评和言论也比比皆是。我们凭什么对于他们的话就深信不疑，对于我们党和政府的言论就嗤之以鼻。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我们的社会主义，我们的党和政府也不例外，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优点是大于缺点的。
每一次，当我看到阅兵式上我们的解放军和子弟兵们步调一致，整齐划一，器宇轩昂地走过天安门广场时;当我看到08北京奥运会气势恢宏、震惊世界的开幕会时;当我看到浮动在世界众多地方众多场合的五星红旗时;当我看到神五、神六、神七在太空中翱翔时;当我看到战士们在滚滚洪水中用身体筑起一座坚固的墙时;当我看到汶川的废墟上那一片带来了光明的白色、红色和绿色时;当我听到到奥运颁奖典礼上缓缓奏起的义勇军进行曲时……我的心都比无比的振奋与感动，鼻子总会不由地酸起，一种自豪感油然升起。
是的，我自豪，我是中华儿女。同样，当我看到海外的留学生们用鲜艳的五星红旗挡起藏族分子的旗时，当我看到活跃、忙碌在奥运会馆和汶川的废墟之中的青年志愿者时，当我看到为灾区人民捐款捐物，真心祈福的大学生们时，我也被深深地感动着。我知道，我们并没有垮掉，“祖国”这两个字仍深深铭刻在我们许多人的心里。海子说道：“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现在，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姑且让我说一句：“从明天起，关心新闻，关心家事与国事……”
下午专业停课，于是去旁听文艺美学和管理心理学，正巧老师开会，停课。于是上了一节杨冬老师的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最大的感悟就是人一定要有判断力、
世界就是这样，太多的以利益为中心，不论是听师长讲述他的观点，还是看南方周末看三联生活周刊，只是借鉴，只是启发，而不是被动的一味接受。人要有自己的判断力。这在当今的社会尤其的重要。
晚上帮C上有机化学，其实我是想上中国古代美术的。想想换种感觉也不错，学些生活常识，结果让我很是心烦，讲的全是高中化学，自己看《思维与设计》也看不进去，那本书需要全心的投入，而我还时不时的在听课，我突然很想问人为什么要一天按时的吃三顿饭，虽然那个老师讲的内容我真的不敢恭维，但我却对他有别样的好感。我觉得自己以后应该找个学理科的老公，来互补一下。而看到那些化学分子式，我这个外行中的外行只能感叹一句AMAZING!之后不了了之、即使我真的有很多的疑问，关于基础化学的，某些艺术性的，天马行空的，比如红糖为什么是粗纤维为什么含铁呢，有必然联系吗?这些我估计自己可以偷偷地私下百度一下，而为什么有人可以潜心的研究这些乏味的分子式?这种涉及到哲学，行为学，人类学的无聊问题我想只能不了了之。
看幻灯片上的那些结构，那些图片，我除了用艺术上的，审美上的图形角度来看，别没什么。我想学语言的应该对角落处的字母单词比较有想法吧。
放学吃完饭走到去逸夫楼的路上，听到大活传来乐队的声音，我不专业，难以凭不清楚的音乐来判断好坏，而我却觉得自己感同身受、那架子鼓，那吉他的声音，总能深刻的调动着我。这与我五音不全完全没有关系，我被音乐所打动着。
我就在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现在玩音乐的他们，也许几十年后踏实的过着自己的小日子，有人成为知名的企业家，有人靠大学专业外语吃饭。。。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我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反对自己的孩子在其年轻的时候玩音乐，如果他喜欢，即使你觉得后悔。
昨晚把自己从大一到大四所学的专业整理了一遍，发现真的如果这么学下去的话是远远不够的、
还有觉得教室里自己一个人的晚上能让自己无比的专注，那坏境和灯光，造就心境。
写的有些草，是时间顺序的思考而并非逻辑顺序。
寝室晚上停电了，我在盲打，水平还行。明天去交电费。
都说我们这代人太过幸运，没有出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没有体验过被欺压被奴役的痛楚，没有遭受过三年自然灾害的浩劫，没有经历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折磨。自小便生长在和平繁荣的环境里，作为家中的独生子女，被长辈们当作“小皇帝”“小公主”般宠着溺着。因而如温室的花朵一般受不起一丁点儿打击与挫折，又尤其强调“个性”，强调“自我”，叛逆任性又嚣张，盲目地追崇流行与时尚，哈韩哈日非主流;世界观匮乏，价值观畸形，对于传统的道德观则是嗤之以鼻。甚至有人说八零后是垮掉的一代，九零后是脑残的一代。如此说来，出生在九零年代却随着八零后长大的我似乎应该是垮掉的脑残。
我并不知道这些观点是公正抑或是偏见，也根本从未考虑过这些。从小学到中学，我一直习惯于扮演父母眼中的“乖乖女”，老师眼中的“模范生”。直到现在，依旧在为了让父母高兴而疲于拿奖学金，入党，考四六级……一直以来我都觉得做这些是理所当然，毋庸置疑的。于我而言，我的人生就是按照父母的希冀考上大学，毕业后找份稳定的工作，最后嫁给一个讨他们喜欢的男子，安安分分，平平庸庸地过完这辈子……我从没想过这样的生活是否有意义，也从未想过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我就是这样一个人，生活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觉得做好自己的事就是了。
对于外面的大千世界却一点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美国攻打伊拉克，恐怖分子袭击五角大楼，巴以冲突不断……世界这么大，每分钟都在发生很多大事，我却从来没有关心过，宁愿花上一整天时间看庸俗无聊的肥皂剧也不愿花上一分钟看一下新闻。一直记得这么一句话：“国家国家，有国才有家。”每次看到“爱国”这两个字，我的心里都不知道该作何感想。进大学时参加了话剧社，参演的第一个节目就是田汉先生的《毕业歌》，歌词写道：“同学们，团结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可是对于现在的我们，至少是现在的自己而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已经是过去时。总是抱着麻木的心态，看待一切国事风云。对于我们党的态度也是一样。虽然一直在争取着入党，但动机却十分的不单纯，内心深处对我们的共产党并没有多大好感。只是人云亦云的想着我们的党有多腐败多黑暗，想着它所造成的那摧毁人性的十年文革 ，却从没想过它对我们政局的稳定，社会的安定和谐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所以，当我在课堂上看到那么多震撼人心的图片，听到那么多慷慨激昂的言论时，猛然意识到曾经的自己是多么无知，多么狭隘，多么自私，多么失败。一直记得第一节课上听到的这么一句话：“很多人都说这种政治课是用来洗脑的，是的，我就是在给你们洗脑，但难道你们别的时候就没有被洗脑吗?”仔细想来确实是这样，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和环境里，内容不雅甚至是肮脏的文章不胜枚举;对于社会主义，对于党和国家的极其不公的抨击批评和言论也比比皆是。我们凭什么对于他们的话就深信不疑，对于我们党和政府的言论就嗤之以鼻。
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我们的社会主义，我们的党和政府也不例外，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优点是大于缺点的。每一次，当我看到阅兵式上我们的解放军和子弟兵们步调一致，整齐划一，器宇轩昂地走过天安门广场时;当我看到08北京奥运会气势恢宏、震惊世界的开幕会时;当我看到浮动在世界众多地方众多场合的五星红旗时;当我看到神五、神六、神七在太空中翱翔时;当我看到战士们在滚滚洪水中用身体筑起一座坚固的墙时;当我看到汶川的废墟上那一片带来了光明的白色、红色和绿色时;当我听到到奥运颁奖典礼上缓缓奏起的义勇军进行曲时……我的心都比无比的振奋与感动，鼻子总会不由地酸起，一种自豪感油然升起。是的，我自豪，我是中华儿女。同样，当我看到海外的留学生们用鲜艳的五星红旗挡起藏族分子的旗时，当我看到活跃、忙碌在奥运会馆和汶川的废墟之中的青年志愿者时，当我看到为灾区人民捐款捐物，真心祈福的大学生们时，我也被深深地感动着。
我知道，我们并没有垮掉，“祖国”这两个字仍深深铭刻在我们许多人的心里。海子说道：“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现在，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姑且让我说一句：“从明天起，关心新闻，关心家事与国事……”
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在世界格局新旧交替之际，中国所面临的外部形势是机遇和挑战并存 从机遇方面看，两极格局的瓦解，世界局势的缓和，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在多极格局中，中 国对国际战略平衡的影响，已比过去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也得到提高。特别是在亚太地区建 立新的政治、经济合作体系，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 从挑战方面看，首先是随着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保护主义盛行，中国的对外经济面临着激烈 的竞争。其次，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形势的变化， 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程度的制约。再次，少数发达国家推行一种新的强权政治，施加种种 压力，企图迫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坚持独立自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 会主义的道路，才能利用有利因素，抵制外来的不利影响，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尽快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 从世界近现代史看，不少贫弱的民族和落后的国家，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经济起飞，虽然 有着各不相同的具体条件和有利因素，但重视教育，善于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则是其共同特点。 我们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勤劳智慧的人民，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坚定地依靠科技进步，经过五六十年坚韧不拨的努力，就一定能够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简述冷战对世界的影响
冷战这一用语是二战及战后时代的产物。所谓的冷战，我认为就是一种在战争威胁下的军事、政治、经济的较量。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政治与经济是其主要的战场，而军事竞备仅仅是其表象。
在美苏冷战期间，既没有发生世界大战，也没有发生大国之间的直接大规模的战事。在此期间虽然冲突仍频，小战不鲜，乃至大国之间时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紧张对抗，而且军备、尤其是核军备及竞赛达到空前的地步，然而，这一时期最终没有打破世界和平，仍然保持了全球的大致稳定，总的说来，属于和平时期，是对峙的双方之间兼有对话与对抗、紧张与缓和而趋向对话与缓和的时期。在此期间，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或集团之间在和平状态下，进行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尤其是军事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国民生活水平诸方面的较量，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
冷战最终以前苏联的解体而告终，这场没有硝烟的对战争给以后的世界格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经济安全建设
苏联解体后，世界经济格局的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冷战后随着国际形势的日趋缓和，越来越多的国家从美苏和日德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认识到，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将不再以军事力量的竞争为主，经济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将不断上升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日益增大，经济安全将成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内容，经济手段成为实现政治目的重要方式，经济利益成为各国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经济外交将更加活跃。
冷战后，各国都强调“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而不再强调所谓的“集团利益”和“阵营利益”。在国际关系中，尤其是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对立和差异被逐渐淡化，不再成为判断亲疏敌友的标准。国家之间的投资、贸易、技术、信息、劳务等领域将越来越非意识形态化，过去那种集团利益的概念也将逐渐淡化，国家利益日益被置于集团利益之上。例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明确提出美国外交的“三大支柱”是：确保美国的经济安全、改编更新美国的军事力量、推行美国的民主人权。在这三大支柱中，把确保美国的经济安全放在首位。俄罗斯经过多年酝酿和准备，制定了《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于八月被叶利钦总统批准。这个《构想》明确提出了对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威胁不是军事方面，而主要在内政、经济、社会、生态等领域，其中经济安全也是关键。近年来，中日和中美之间的经贸互补性和巨大的合作潜力已成为改善和发展双边关系的主要动力。
二、利用经济手段解决国际政治问题
答案补充
在国际竞争和交流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和经济纠纷往往成为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重要内容。同时，国家间政治上的分歧和冲突也将更多地采用经济手段来解决。冷战前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在世界经济中占有的优势和有利地位，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者采取经济制裁、经济封锁，或者实行经济援助、经贸合作，这些手段都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或是为了推行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人权”，或是企图干涉别国的内政，颠覆别国政权。冷战后，西方国家改变以往的做法，开始实行“接触”战略，谋求与我国建立某种“伙伴”关系。 2月，欧盟外长会议决定，欧盟及其成员国都不在日内瓦人权会议上支持或联署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提案。3月，美国政府也宣布不在该会上提反华方案。在经济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与中国的经贸往来有很大发展。试图通过经济手段，达到同化我国的政治制度的目的。
三、强调军事威胁，控制战争规模。
答案补充
冷战结束后，国际上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消失，而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军事大国。从军事实力上看，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之抗衡。因此暴发大规模的战争可能性很小，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各国把发展经济作为其主要的任务。在安全上，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采取军事上围堵、监视与经济上的渗透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控制。例如在欧洲，通过北约东扩来防止社会主义力量东山再起;在亚太地区，重新确立了日美安全同盟，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进行修改，把重点防御苏联改为针对中国、朝鲜等国家;安全合作的范围也扩大到包括中国台湾海峡
然而自从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活动上升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要威胁。经济控制手段不能立竿见影的解决国际安全的问题。恐怖主义作为冷战结束后的遗留物，严重影响则国际安全。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超级大国，在战略上，以先行打击为预防的手段，针对所谓的“流氓”国家以军事打击消灭现政权，建立亲美政权的手段，通过可以控制规模的局部战争，重新建立国际社会秩序。
政治当代世界经济分析题解题技巧
政治当代世界经济分析题解题技巧就在下面，作为一个考生，当你遇到世界经济的时候是怎么样解题的？请看下的政治当代世界经济分析题解题技巧哦！
1。现象对比说明题（地图题，图表题）。
第一，文字描述现象的对比：概括文字中心思想，并对两段（或以上）材料反映的现象进行对比，说明其中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分析存在这些对比的原因，最后说明改进题目所涉及问题的措施和建议。
第二，对地图类题目（主要关注土耳其地图和中东地区的地图）：概括说明地图所示的国家和地区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土耳其处于东西方对峙的前沿，连接欧亚的十字路口;中东地处亚非两大洲交界，是世界石油资源最富集的地区）;分析地图对应地区的历史文化影响（土耳其面临宗教势力和世俗势力的冲突;中东地区历史上是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的发祥地，拥有灿烂的历史文化，同时也是不同文明和信仰冲突集中之地）;分析地图对应地区冲突的国际因素（对土耳其来说是与美国关系的微妙变化，以及随着俄罗斯在反恐问题上的直接介入，土俄关系变得敏感;对中东地区来说，既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分而治之的策略，又有美国、欧盟对亲西方政权的扶持，及其背地里支持的所谓“阿拉伯之春”，还有俄罗斯不愿意放弃对叙利亚等传统势力的努力）。
第三，对图表类题目：一般来说，这类题目以可持续发展或其他全球问题的考察为主。
这种类型的题目，关键是对图表信息的分析和概括，即概括出图表反映的主要变化，然后再分析这些变化的原因。
2。引言理解题。
第一，分析引言的背景。
一般来说，题干会交代引言的时代背景。
此外，还要注意引言作者的立场，有的材料会交代引言作者的背景资料（国别、职位等）。
这些信息一定不能忽视，而且应该在答案中有所体现。
第二，说明引言的内涵。
结合背景和立场，抓住引言的关键字，说明引言作者所要表达的内涵。
第三，说明引言的意义（正面）或危害（反面）。
在准确表述引言内涵的基础上，应揭露其实质，表明引言所要表达的目的。
进而提炼其意义，说明其深远影响，或批判其错误和可能导致的危害。
3。观点定性题（反驳美国、称赞中国的万能公式）。
第一，反驳美国的万能公式：美国的上述行为或主张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表现;违背了联合国宪法章程的宗旨和原则;践踏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不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国际事件的是非曲直做出的客观判断;肆意干涉别国内政，是新干涉主义的表现;不利于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发展;不利于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不利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和全球治理;不利于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不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利于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福祉。
第二，称赞中国的万能公式：中国上述行为或主张符合联合国宪法章程原则和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国际事件的是非曲直做出的客观判断;有利于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发展;有利于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有利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和全球治理;有利于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福祉。
4。原因解析题。
第一，主观原因：本国的整体利益或者国情、实际情况。
第二，客观原因：当今世界的大背景（包括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金融危机、恐怖主义等）。
第三，历史原因：奉行的政策是国家特点的体现，并且简析政策发挥的.重要作用。
第四，现实原因：国家的现实情况及面临的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比如：中国的中国梦;美国的债务危机、战略东移;欧洲的难民危机;日本的右倾等）。
5。 办法途径题（措施题）。
第一，地区冲突：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通过政治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尊重本国、本地区人民意愿选择发展道路，坚决反对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新干涉主义;加强文化交流融合，消除民族和文化隔阂;多种途径加快地区发展，消除地区动荡的根源。
第二，恐怖主义：坚决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加强反恐全球合作，反对在反恐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反对以反恐为名干涉别国内政，甚至入侵他国;标本兼治，在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帮助落后国家和地区加快发展，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
第三， 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发展：尊重各国人民选择本国制度和发展道路的自由，鼓励各国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切实可行的发展措施;加强南北合作，发达国家履行承诺和义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最大可能的帮助;加强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在国际经济新秩序构建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依据历史发展、能力大小，为气候变化等可持续问题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考研政治大纲变化-形势政策以及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
为方便考生能有针对性的复习，考研教育网将与考试大纲做了对比，对有变化的内容做了区分，方便考生学习理解。
章节2016大纲备注大纲形势与政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现阶段的重大方针政策。年度间(201月―2015年12月)国际、国内的重大时事。
时间段变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现阶段的重大方针政策。年度间(1月―月)国际、国内的重大时事。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两极格局解体。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综合国力竞争。大国关系。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地区局势与热点问题。西方干涉主义的新特点。
联合国等主要国际组织的地位、作用和面临的挑战。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南北关系。南南合作。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中国对外工作新思想、新论断。
无变化两极格局解体。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综合国力竞争。大国关系。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地区局势与热点问题。西方干涉主义的.新特点。
联合国等主要国际组织的地位、作用和面临的挑战。
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南北关系。南南合作。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中国对外工作新思想、新论断。
注：
1、新增：绿字内容为20新增内容。
2、删除：蓝字部分为2015年知识点，但是2016年已经删除掉该知识点。
3、调整：红字部分为2016年修改了2015年的部分表述。
4、调换位置：为内容没更改，但是知识点位置有调整，需要考生关注。
5、本表为考研教育网老师整理，请注明出处。
高考政治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知识点
第一，经济利益制约着世界各国对外政策的抉择。由于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及经济发展对国家综合国力提高的巨大影响，各国对外政策的取舍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经济利益的制约，并为实现经济利益服务。
在当今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社会中，国家对外行为的动因具有十分鲜明的经济色彩。国家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障其经济利益的实现。
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军事因素在全球政治中地位的下降，经济因素更是被提到了首要地位，各国之间的竞争也主要集中在世界经济领域里争夺优势地位。
第二，不同国家间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差异成为世界性政治对抗和冲突的基本根源。主权国家由于统治阶级的性质和社会制度的不同，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的差异，各国间的经济利益总是相互独立的，并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
无限制地追求一国的经济利益，势必损害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矛盾的加深，必然扩大国家利益的冲突，因此，经济的冲突对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将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有可能使国家间的政治合作出现裂痕，并导致政治冲突的发生。
纵观今日之世界，各种政治军事冲突与对抗的背后，都可以找到经济利益上矛盾和冲突的原因。
第三，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具有强烈的政治性，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突出特征。由于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重要性，因此在国际政治中，一些经济大国经常利用经济手段来影响对象国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使之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建立某种政治关系。国际经济关系中的经济援助和经济制裁等手段经常交替使用，以利相诱，以害相逼，迫使对象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削弱对手的影响。
经济手段的经常利用，使得世界政治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了，它构成了当今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反映了世界政治的现实。
2。世界政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能够反作用于世界经济
世界政治体系是在世界经济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一经形成就对国际社会的经济关系以重大的影响。例如，战后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出现的两种彼此隔绝的不同经济体系类型，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各自独立的经济体系和两个平行的经济市场，就是东西方政治对立的产物。国际关系的实践表明：国家间政治上的相互依赖对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无疑占有首要的地位。和其他因素相比，政治因素无论是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对经济关系都具有更为直接、更为重要的影响。
政治因素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方式表现在：
(1)世界各国的对外经济活动是整个国家对外政治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对外政治目标的手段。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是通过自己确定的政治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来体现的。无论这些手段是怎样的，它们永远是为了实现国家的政治目标服务的。
冷战时期，国家之间的贸易、金融、投资以及对外经济援助等都服务于国际政治中两极对抗的现实。美国等西方国家或利用贷款、投资以及提供商品等经济援助手段，或利用经济封锁、贸易禁运、技术限制等经济制裁措施，来达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限制对手发展的政治目的。一些其他国家为了安全利益和维护政治经济独立的根本利益，在一定的时期内可能缩小对外经济联系，甚至在国际贸易中忍受明显的损失。这就表明了政治利益和政治目标对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对外经济行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瓦解，经济因素在国家决策中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但这并未改变各国对外经济服务于政治目标的性质与职能，只不过是经济手段在实现国际政治目标和国家利益时变的更为重要和更加有效了。
(2)意识形态因素对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制约作用。国际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主要是指国际社会中一定阶级和政治集团利益的政治理论或政治价值观念。因此，它本质上也属于政治因素的范畴。
冷战期间，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对抗都具有十分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80年代之后，随着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全球性问题的增多，国际关系中出现了非意识形态化的趋势和潮流。这种潮流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将意识形态作为国家之间建立和发展正常关系、进行经济文化往来的先决条件的主观愿望。但是，只要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功能没有彻底改变，它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中就仍然会对国家间的经济关系产生制约作用。
(3)军事因素对国家间经济关系的影响。军事因素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因素。一国军事力量的发展是建立在工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并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的。与之同时，军事因素本身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关系也具有反作用。国家间的军事合作与对抗对经济关系的发展既有促进作用，也有阻碍作用。
在两极格局下，随着两大集团军事对抗的不断升级和军备竞赛的加剧，一方面，国家内部的军事工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军事对抗使得战争的威胁增大，各国都将发展军事力量作为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重要内容。因此，对wuqi的需求也日益扩大，国家间的贸易得到极大的发展。同时，军事对抗关系的发展乃至军事冲突和战争，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还表现出消极的破坏作用。
工业对经济的刺激只是一种暂时的、畸形的振奋和促进，它对国民经济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长远利益却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冷战期间，苏联为了在与美国进行的军备竞赛中获胜，将国民生产总值的大约20%用于发展国防工业和军费开支，严重阻碍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最终使国民经济的基础受到了破坏。
生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1]
引论、国际政治学家眼中的生态环境问题 依国际政治学家眼光看，生态环境问题是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依不同兴趣研究的，哪怕从国际问题研究（而非国内问题研究）这样一个大范围来看亦是如此。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著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主权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主权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
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主权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主权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主权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上篇、生态环境政治――主权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 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主权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主权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色色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主权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著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
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17］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9]
另一类课题是，生态环境因素如何构成了国家间暴力冲突的新来源，情况有多严重？西方有国际冲突研究专家指出，生态环境的改变会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平衡，在某个区域或全球范围内导致新的不稳定，并诱发各种冲突乃至战争。［注10］例如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些问题：气候的变暧，导致北冰洋不冻航线的紧张并引起对南级资源的争夺；膨胀的人口和土地压力造成移民潮，给接受国的国内秩序和周边地区的稳定带来消极后果；水资源的紧张（尤其是水供应的下降）和上游的污染，导致相关国家的矛盾与冲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食品的缺乏造成城乡之间、定居者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如果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粮食出口国用食品作为要挟或施压的武器；联合国海洋法的生效，加剧沿海国之间的“蓝色圈地运动”、以及沿海国和内陆国之间的生存权利之争。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易受到环境遭破坏的影响，并导致彼此间的麻烦，因为发展中世界仍然没有充分意识到环境退化的恶果，仍然在使用旧的开发方式加剧生态环境威胁（如滥伐森林、农田退化、水资源过度汲取、渔业资源枯竭等）；也有人认为，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在环境之战中显得更脆弱和易遭攻击，例如生态问题导致的移民潮肯定向欧美方向移动，核污染主要出现在工业化区域，汽车和电器等现代消费品的大规模使用严重加剧了工业化国家对石油等矿物原料的依赖程度，“生态恐怖主义”势力打击的主要目标当然是以美、日、欧为中心的西方国家。不论我们赞成哪一派观点，有一个现象是毋庸置疑的：生态环境在当代所受到的破坏，给国际战争和国家间冲突增加了许多新的变量，使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同时变成某种新形式的“人质”――生态环境可怕退化的“人质”。［注11］
论述到目前为止，生态环境威胁对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挑战，仍然限于“传统的安全关注”的层面，就是说，它只是给国家提出了新的任务或压力（包括设置新的功能与目标），并没有要求限制甚至改变国家本身；国际格局仍然被视为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的竞争和冲突环境，全球一体化与合作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生态环境之被破坏给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各种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挑战，不如讲是一种激励；在国家角色的塑造上，这些问题被当成是“建设性的”，而不具有“破坏性的”后果。
生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2]
3．国家主权关注依照国际政治学的分析，生态环境给民族国家带来的麻烦，不止表现为直接的安全威胁，更体现在对国家主权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利所受到的约束和制衡上。然而，如何认识这种约束和制衡，人们却有着大相径庭的立场与观点。基本上可以看出两种大的利害关系和思考方向：一种是从主权国家的利益出发的，另一种则主要着眼于全球共同体的利益。本节仅考察前者，后面（下篇）将专门讨论国际社会的态度。
从国家行使管理权利的角度看，以生态环境遭破坏为核心的全球性危机的加深，给各国政府提出了许许多多的难题，其中不少涉及到国家主权、威胁到原有的统治能力。比如，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会议和国际规定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严格；从环保标准上看，环境保护也趋向于定量化和加强监督过程，对各国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世界各个地方，尤其是比较发达的地区，到处能够听到所谓加强“全球村居民”之间合作的呼声，其中最强烈的吁求来自“绿党”、新社会运动、各国政府及民间的环保机构、反核组织、各种专门的国际组织。到目前为止，各国对于这种势头抱有一种多少有些矛盾心理：当仅仅涉及生态保护、难民安置、水资源分享等比较具有技术工艺层面的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时，它们愿意显得比较慷慨大度，主动出让一部分曾经属于主权范围下的权利和权力；而一旦触及比较敏感的国家安全、军事和政治利益等领域时，最典型的如国际核监督、资源信息等等，主权受到损害的意识便会增强，相应地，在行动上也变得比较谨慎甚至有敌意（法国政府默许情报部门对新西兰等国的绿色和平组织的反核船只实施秘密爆炸行动便是一例）。冷战结束后的这几年，国际关系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形形色色的国际干预日益增多。国际干预在当代的加强及其结果，无形中使国际法律秩序得到了某种硬化或加固。按照传统的理解，国际法原则上只对同意这些规则的国家有约束力，如果主权国家表示异议，即等于本应适用于主权国家的规则失效或名存实亡。当代的世界政治现实与此并不完全一致，而且看上去似乎越来越不一致：如果涉及的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协定、国际法院的判决或权威的法学家的著作等国际法的渊源，主权国家的不承认或口头承认后的不履行，的确可能导致国际法的失效；在上述诸方面，“软约束”表现得十分明显。然而，一旦涉及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决议，就难以讲同样的话。很清楚，在90年代的今天，谁也不敢拿安理会的决议当耳旁风；在很多场合，“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当然是许多主权国家不愿见到的情形。
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对国家主权的关注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它们看来，如果说国际社会的环保决议或各种标准确实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意愿（至少是多数国家的意愿）所致，那倒还容易理解一些；问题是其中相当多的东西是“少数发达国家塞进去的私货”，仅仅代表着一些西方国家的利益和要求。从根本上讲，西方国家凭借其军事、经济实力和信息及技术上的优势，支配着许多国际制度、规章和条约的起草和执行，逼迫发展中国家接受它们本来不应当接受（起码程度上有别）的环保方案，甚至以预防环境被破坏为名、行控制发展中国家之实。这里面又可区分出三个方面：一是西方国家对议事程序和国际规则及优先性的控制，比如多数发展中国家会认为发展优先、环保只能在此基础上跟进，而多数发达国家从既得利益出发，则有相反的强调，最终的国际规则往往是后者意志的体现（世界银行近年来关于环保标准在用于发展援助的贷款项目中的强制性要求，就是一明显的例子）；二是决策权力和权威有利于发达地区的分配，比如凡是与生态环保问题有关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构，关键的位置均由欧美日地区出身的专家出任，发展中国家推举的代表充其量能够担当一些名义性、礼仪性等比较次要的职务［注12］；第三表现在对环保协定的执行和监督上面，比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巴黎统筹委员会及“伦敦核供应俱乐部”等重要国际核管理组织对核原料的控制、对发展中国家核技术的封锁、以及对所谓“麻烦国家”的制裁。［注13］
各国政府、尤其是较为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主权关注”，由此自然产生出来；简单说，它的基本含义是，在一个经济相互依赖、生态问题日益严重的全球化时代，如何既能够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利用比较成本优势，使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又能够学会适应国际上日益加大的重视生态压力和各种环保标准，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摆到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平衡点上，同时又能够确保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发言权，避免陷入某些发达国家设下的“游戏圈套”，尤其是防止涉及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根本权益受到损害，不致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少数“核心国家”的“依附性外围”。这里的关键词是“依附”（英文为“dependence”），按照其发明者之一的界定，它“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即一些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它所依附的另一国经济的发展与扩张。两个或更多国家的经济之间以及这些国家的经济与世界贸易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结果某些国家（统治国）能够扩展和加强自己，而另外一些国家（依附国）的扩展和自身加强则仅是前者扩展――对后者的近期发展可以产生积极的和／或消极的影响――的反映，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就呈现依附的形式。无论如何，依附状态导致依附国处于落后和受统治国剥削这样一种总局面。”［注14］因此，所谓“国家主权关注”，实际上就是指沦为经济及政治上的依附国的担忧。
无论是地理政治关注，还是生态威胁关注，或者是国家主权关注，反映的都是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行为体的思考及忧虑。然而，象我们前面指出过的那样，民族国家并不是唯一的行为体，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被当成是最重要的行为体；在后面这些场合，生态环境政治引起的关注自然也有了另外一些内涵。
下篇、生态环境政治――国际社会的视角
最近二十年多来，全球主义政治观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它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透视，它在进行这种透视时所采取的独特视角，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传统国际政治结构和国际思维框架的局限性，感受到了建立新的合作与协调模式的必要与可能，感受到了世界在新的时代所发生的改变与演进。从国际社会的利益和要求出发，全球主义政治观在观察生态环境问题带来的冲击时，揭示了一系列具有“破旧立新”意味的命题与思想，把人们的眼光置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下。英国牛津大学讲师安德鲁・胡里奥（Andrew Hurrell ）指出，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挑战，是对旧式的国家主权观念的冲击。这个构造传统国际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在生态危机的全球性扩展面前，日益展示出其时代的局限性。“生态的挑战迫使我们重新
开启有关自然与国家主权局限性这一问题的探索之门。向传统的主权观念发出质疑的，既有国家处理生态威胁的有限能力（地方性和全球性两方面兼而有之），也有新社会力量围绕环境问题显示出来的动员能力及其潜力，还有国家控制全球经济的力不从心的各种表现，以及管理生态保护问题的国际制度的各种安排显示的力量及其前景。不仅如此，世人环境保护意识的增长和‘人－境’相互依赖感的强化，增加了一种新的星球意识（a new sense of planetary consciousness），它导致了不是基于领土之上的政治认同感，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组织和行动的机制。”［注15］
依照这种“新的思维”，生态环境危机给国际关系结构和国际政治研究带来的深远改变，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国家主权的受制约和相对弱化
与上篇提到过的“国家主权关注”不同，这里讲的主权问题，是从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出发的。按照新的观念，由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新趋势，显示出传统的国家主权结构和观念的衰变。国家在新的全球生态危机面前要么显得太大，那么显得过小：所谓“太大”，是指它无法设计和承担各种各样的具体的可持续发展的任务，它们只能从下面、从基层、从各个地方逐渐实现；所谓“过小”，是说国家无法应对跨国界的生态问题，后者经常是由国际组织和NGO处理的。“从这个角度看，正在分崩离析的主权国家体系已经成为管理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最重要的一个障碍。”［注16］另一方面，全球生态危机的加深，和世界对待它们的反应的变化，为“世界主义道德意识”（a cosmopolitan moral consciousness）的增长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它的资源是有限的，所有人必须负责任地分享这个世界，“星球方舟”上的全体乘客不得不同舟共济，保护生态环境，为子孙后代保留一个健康、和谐的家园――资源必须在所有民族（国家）之间保护和分享、在不同代际之间保护和分享的这种观念，与旧的国际政治学中所讲的'国家利益、权力斗争或集团本位主义有质的区? 稹?/P>
“地球村”意识的发展，有可能导致限制国家主权的要求：首先，全球意识的加强将要求约束国家主权的范围和功能，比如，限制矿物能源的消费，控制可能造成对臭氧层的破坏的物质（如氟利昂）的使用，制止对雨林及森林地区的砍伐等等。其次，全球意识的强化将要求加大对全球NGO和各国内部个人及集团权利的保护，促进资源、财富和活动余地的公平分配，推动可持续发展在不同层面的实现。例如，在新的国际气氛下，对少数（个人和集团）的保护和重视会比从前多得多。再次，全球意识的发展将要求人们注意一些过去不曾注意或注意不够的互斥关系，如自然环境的高度保护与经济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关系、迅速的经济成长与传统文化（包括历史遗址、传统技艺等）的保留的关系、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关系、新技术新科学的发明与道德尺度的维护的关系。总之，“全球环境变化和生态环境问题的现有政治经济结构发出的挑战，向我们提出了世界重新设计与组织的严肃课题，比如，国家间谈判与合作的形态，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世界财富的分配和全球民主化的新形式，等等。……在国家观念的现有尺度内，秩序、正义等标准已经形成特定的模式；而一旦超越这种尺度，就会发现许多不完善之处。……环境问题和生态政治可能正在改变占支配地位的偏好和价值，创造新的思维空间”。［注17］
从国际制度层面观察，全球生态环境挑战及其“制度效应”（即不断设立解决相关问题的各种制度、规范和法律），会逐渐导致国家间关系中以往存在的“无政府现象”的减弱，同时令各国的本民族意识淡化，国际化、全球化程度提高。由于世界各国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地卷入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各种机制，世人已经不可能再把国家视为某种完全自主的单元。这一“缠绕过程”（process of enmeshment）将持续延绵下去，逐渐增强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在此过程中，权力正不知不觉地从各国的上层向各种国际制度转移（如联合国环境纲要、联合国发展纲要、联合国海洋法、联合国发展援助、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海牙国际法庭、世界自然保护协会、国际货币基金及世界银行等等），而各国从开始时的不情愿、不主动地进入国际合作与协调过程，逐渐朝比较情愿、比较主动的协作方向迈进。作为这一过程的结果，既往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一面是正式的主权国家的权利要求，另一面是国际社会的权威性；变化的趋势是前者弱化，后者加强。国际范围的各种机制和规范，逐渐成为新的权威中心，各国政府的旧的权威地位受到日益增长的削弱。国际制度的不同层次，把不同的约束（实践的和规范的）施在国家主权的概念上面。各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高密集度的国际准则、规定、规范和制度的约束，也不得不学习和适应这些约束；即使是那些强国大国，它们的国际权力和地位及影响他国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们是否“有力”和“有效”地利用各种国际合作安排。 总之，从全球主义者角度看，生态环境危机造成的一个国际结构性的变化是，国家的传统权利及权力在淡化，而国际社会的共同职责在加强，影响在扩大；变化的特点，是从最低限度的合作目标，朝建立国际规则和承担更大责任的方向演进，朝改善及改造国家内部的组织功能的方向演进，朝形成共同的星球意识的方向演进。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主权受制约的时代。
2．国际国内的界限逐渐模糊
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重要的思想传统建立在一个认识之上，即国际关系从根本上有别于国家内部的政治过程。然而，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和世界解决这种问题的新的努力，使上述旧的认识受到越来越强烈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和国家意识到，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与各国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过程之间，存在着日益强烈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使每个国家成为国际社会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有了某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内在结构，并且，逐渐消蚀着、侵割着、淡化着传统的国家边界和政治分野，把各国内部各个领域的各种变化在全球范围内折射、放大和再现。因此，不论是纯粹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或者是政治家和企业界人士，甚至于艺术家和出版家，都必须面对全球共同的挑战，把自己生活的小环境与国际大背景联系起来加以对待。如果说内河污染、森林乱伐、生物物种灭绝，还可以看成是某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至多对周边区域造成一定影响，那么，国际水域的污染、大片森林地区的沙化、某些地球生物的绝种，影响所及便大大超出单独的国家；至于世界性气温急剧升高、全球“热岛效应”的形成、臭氧层出现空洞等恶果，更是殃及整个人类乃至整个地球的生物圈。
一个典型的事例是生态环境
退化与暴力冲突之间的联系。按照既往的解释，由于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冲突，正是现实主义者所说的典型的“资源战争”（比如围绕中东地区水资源发生的各种冲突）。然而，这一类解释却漏掉了生态环境安全中最重要的方面：环境退化的危机已经和正在削弱弱小国家的社会构造，不仅严重加剧国家内部的动荡和暴力，而且造成周边国家和整个地区的不安。例如，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片非洲区域，由于长期缺少治理，也因为人为利用的不当，生态条件正急剧恶化，人为造成的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从短期和局部后果上看，它严重危及到黑非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政治稳定，从长期和更大范围观察，它给世界造成了一波又一波可怕的战争冲突、难民潮流、援助需求和疾病传染等威胁。换句话讲，生态环境安全的观念，已经无法简单按照旧的国内冲突与国际冲突的界限，或者军事威胁与其它形态的不安定的界限，加以划分和对待。
另一个事例具有同样的意味：在国家利益的认同问题上，传统观念的一个判断――国家实力大小决定国家所获得的利益――由于生态环境危机的加深同样有所失效。即使是最强大的美国，也有可能在生态恐怖面临束手无策或遭受严重的打击――假如这种威胁来自臭氧层的遭受破坏、或者海平面的非自然升高、或者某种可怕的生物物种对人类的难以抵挡的侵害的话。显然，在生态危机面前，人们不可能完全根据国家的实力大小和传统地位，确定什么样的程度有害、什么样的程度无害的问题。在生态环境政治学里面，人们更多地是根据科学与政策的关系作出判断；国家的“环境学习”不得不适应于科学的揭示，国家利益的塑造必须服从于自然的法则；国内行为者的角色和国内的价值经常不得不与国际上生态环境的尺度协调，内部的议事日程常常不得不与国家对外的生态方针一致。
再如，当人们谈起国际生态环保制度和措施时，必须考虑它们的贯彻和效能。“传统的关注点”在于制度的构成、制度与权力的联系、制度延续的因素等方面，但问题在于如何使这些制度行之有效。十分清楚，国际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之一，在于国家的内部弱点和结构上面。非洲和南美一些国家的事例证明，当国家内部政治构造十分陈旧和虚弱时，国家的政权是很难执行国际协定的。笔者曾经指出：“从历史上看，大凡民族比较单一、文化发展线脉比较有连续性、环境造成的大的冲击比较少见、社会进步比较平衡的国家，政府的对内统治对外独立的权利都有较好的保证；相反，在那些群际族际关系比较复杂、文化演进过程中‘断层’较多、外部挑战内部忧患的‘双重变奏’反复出现、社会现代化举步维艰的国家，国家的主权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保障。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主权问题一般都被放入国际关系的背景下加以说明，国家主权与社会进步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离开了对各国国家内部事务的考察，我们不可能真正认识和理解当代的国际关系。”［注18］
上述事例证明，国际政治理论需要更多地聚焦在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互动关系上。无论如何，以往所说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内秩序”的标准，已经不能令人满意。当我们问道，国家是否能够在其边界内有效地贯彻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政策？与国际压力这种“外生变量”相比，国家自身治理生态污染的能力的下降，在多大程度上标志着主权的弱化？国际上所说的许多“半主权国”（quasi-state），是因为它们失于管理环境退化问题，还是由于经济失败或政治合法性丧失，或者其它原因的综合所致？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在探索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势必跨越传统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界限，产生一些新的研究范式和范畴。
3．NGO基础上形成“全球市民社会”
从全球主义角度分析，对旧的国际政治造成深刻巨大冲击的另一个因素，是世界范围内“跨国性市民社会”（transnational civil society）的萌生。由新的国际行为体组成的全球性市民社会网络，不论组织形式还是政治纲领都有别于国际政治学家已经十分熟悉的方式和内容。
在新的国际行为体中，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NGO）最引人注目。一般说来，NGO是指非官方的、非盈利的、与政府部门和商业组织保持一定距离的专业组织，它们通常围绕特定的领域或问题结成团体，有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代表社会某些集团或阶层的愿望或要求。处在地方、民族、区域、国家、国际等不同范围的NGO，情况可以有很大的差别。按照“国际组织联盟”1993年年鉴的统计，1909年，全球范围的NGO为176个，1972年达到2173个，1992年超过27190个。NGO色杂样多，形式特点一言难尽。有的NGO是全球性的，有的是地区性或次区域性的；有的政治色彩浓厚，有的纯粹是专业人员和技术精英的俱乐部，；有的NGO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经常出现在国际政治的画面中心，有的仅仅表达少数人的偏好和追求；有的同联合国和各国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有的则与正式的官方的机构格格不入；有的财政来源丰富、组织网络遍布全球，有的NGO入不敷出，或者靠不稳定的某些赞助和课题维持有限的活动。
不论组织大小、范围广狭，总起来看，各种NGO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的角色。例如，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除了各国政府的正式代表外，另有1400个NGO的4000多人出席了这次世界瞻目的会议，与此同时，在主会场附近，还有来自167个国家的25000名代表不同NGO的个人，围绕同一主题举办了“全球论坛”；更重要的是，在里约同时召开的这两个大会，最后通过的文件都强烈反映了重要的国际NGO对世界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见解。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中，有来自各国各地区的各种NGO的代表978位，一些国家的官方代表团里也有部分NGO成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一些小岛国由于无法负担参加一些国际会议的费用，常常委托某些著名的NGO的代表作为临时代言人；例如，太平洋岛国瑙鲁便是请两位环境保护组织的活动家代为出席在伦敦举行的“防止废料倾倒国际会议”。从生态保护领域观察，各种国际NGO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除上面已经提到的以外，还可举出的事例有：协调世界各国沟通南北方对话，达成各种环保协议；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人类可持续发展概念对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重要性；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保护的各项具体工作；向国际社会和舆论揭露世界各地发生的破坏生态环境、违背有关协定的现象；努力揭示各国内部社会进步、政治民主、经济平等的过程同国际自然生态环境改善的内在联系；等等。
从发展前景看，国际NGO在未来的活动范围及其影响可能会进一步扩张。原因之一是联合国的支持和鼓励。不少专家指出，UN实际上是NGO的天然盟友，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国际
主义的”行为主体。现在，各种NGO参与联合国的程度日益加深，联合国与一些重要国际NGO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另一点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出现的、未来一段时间还可能进一步增强的世界“缩小和碎片化”趋势。目前的种族主义急剧上升、国内冲突大量外溢、国际干预不断增强、各国内部动荡不稳等现象，具有明显的跨国界跨地区特点；在电视等传媒的作用下和人们的日常感觉里，这个世界不仅变得越来越小，而且更加支离破碎，原有的维系手段和尺度却在日益失效。在这种情况下，各种超国家的、跨地区的、次区域的、纵向横向的NGO显示出强劲的崛起势头，迅速填补了或力图填充民族国家衰败后的某些真空。所以说，国际政治不仅不再是、而且越来越不止是国家间政治，如未来学家托夫勒指出的那样，它是21世纪的大趋势之一。此外，也不能忽视NGO成长壮大的社会内部原因。市场化潮流使市民社会的发育成为难以阻挡的过程，它在令各国认同法人规则、产权规则和竞争规则的同时，给予个人、团体、利益群体自我表达的机会，使政府的调控及整合能力受到这样那样不无益处的挑战。因此，NGO的境遇以及它能否与政府建立建设性的批评伙伴关系，是全球市民社会成熟与否的一个象征。从各国历程观察，比较有弹性有包容性的社会，会有比较多有特色的专业化的NGO，会有更丰富更生动的多种行为主体互动的画面。同理亦适用于国际社会：比较和平、稳定与发展的时期，可能有国际NGO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有特色的“补空”方式。［注19］
4．重新思考国际研究的内涵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全球主义者在看待生态环境问题时，建立了不同于传统的国际政治学派的视角与方法。他们重新考察了国家的作用和主权的观念，重新估计了国际社会的道德与组织力量，主张用更大的单元（国际共同体甚至全球村）取代民族国家的主导地位，主张以社会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历史以及对外关系）的综合分析代替权力政治为中心的单一视角，主张赋予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比国家更大的单元如世界社会、或比国家更小的单元如个人或集团等）更重要的角色，主张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概念取代“国家间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或“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等概念。
“全球主义”并不是一个思想整体。全球主义者中又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有的学者以乐观主义态度看待国际体系发生的新变化，有些人则比较悲观，故国际上又有“乐观论的全球主义者”（optimist-globalist）与“悲观论的全球主义者”（pessimist-globalist）之分。前者相信，“如果相互依赖的程度持续上升，它将最终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或世界‘文化’的形成，这又会进一步促进能够管理日益增长的相互依赖进程的世界‘国家’的发展。”他们同时赋予跨国单元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动和影响以更多的政治和安全含义，肯定它们对国际稳定与和平的积极贡献。［注20］后者认为，“并不存在肯定的理由说，相互依赖的增长会导致一个世界共同体的出现”；相反，它有可能产生更多的冲突，因为，“系统性的相互依赖的增长，在世界政治中一般会同时创造新的冲突机会和新的合作领域。”［注21］悲观论者承认经济领域的相互依赖，但他们主要从“全球性问题”的角度加以考察和得出结论。“罗马俱乐部”的两份重要报告《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于转折点》，是悲观论的典型。不过，总起来讲，全球主义立场代表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观的视角，它使人们拉开了与传统的权力政治位置的距离。
全球主义理论家提出的许多问题，有些在比较保守的现实主义者看来，可能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但这些问题确实启发了人们的思考、扩大了研究者的视野。对所谓“人类中心主义”的抨击，可看成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者发展出的多样性的一个事例。
美国研究生态与道德关系的一位著名专家亨利・舒（Henry Shue）指出，西方的多数道德是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之上的，这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所谓“人类中心主义”，是指人类活动所追求的全部的和唯一的利益，归根到底是人类自身的好处和需要；人类不会为了任何非人类的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如生态体系）去干任何事情，除非它们适合了人类的某种需求或偏好。例如，假如人认为某种非人的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很漂亮”，或“很有趣”，或“很稀罕”，有“医用价值”或“营养价值”或“观赏价值”，人类可能会采取这样那样的行动，去保护、拯救或培育它（们）。人类养身的目的、娱乐的目的、休闲的目的等等，才是人类提出生态保护或环境改善的理由。生态系统和它的各个组成部分，被人类视为仅仅具有“工具性价值”（instrumental value）。因此，一旦某种（或某些）动物、植物或其它种属被觉得过于“丑陋”，或过于“肮脏”，或“数量过多”，或直接对人的生存“产生威胁”，人类就可能毫不犹豫地置其于死地或限制其生存、活动范围。“人类从不把自己当成仅仅是一种手段，或者是为其它什么种属提供服务的工具；但人类却把人以外的其它种属当成人的潜在资源、能源和利用对象，在人的眼中它们没有自身的独立的存在价值；它们的‘可持续性’仅仅服务于人类的‘可持续性’，‘可持续的资源’最终仍然不过是资源而已”。从根本上讲，现在世界各国和多数环保组织所谈论的生态环境保护，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避免人类受到自然的伤害，哪怕这种自然伤害的致因来自于人类反复无常的行为。“在气候变化上人类采取的行为的目标，是服务于人类的长期经济福利，尽管现有的植物和动物种类也将受益于这一过程。国际道德的考虑几乎完全是在人类范围内展开，其关注焦点是如何在世界各国之间分担防止地球燃烧所需的成本。”试想象，假使大气环境和山川地理的改变，会使人更加赏心悦目或更加舒适方便，而不是现在科学家们所担忧的使人类面临各种连锁性的消极反应，人类可能不是采取目前的限制性措施，而是会使用各种鼓励、诱导、“开发”式的手段（比如人造地震、特大水库、观赏性运河和山丘等等）。亨利・舒教授比喻道，这就好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质不过是表达了西方人对非西方的“非我族类”的利用、排斥和“自我中心主义”心理一样，现在欧美国家所宣传的“生态保护主义”的背后，实际上透射出一种“居高临下、为我所用”的傲慢的人类种属中心主义。［注22］
可以想象，当然不是所有人都会同意亨利・舒的上述观点及其比喻，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生态政治论在当代世界歧展延伸的程度，反映出国际关系学在全球主义推动下出现的思考多样性。
本文的上下篇分别叙述了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
对待生态环境问题的不同态度，依笔者看，虽然角度各异、对策有别，它们已经具有、并且将越来越具有深刻的国际关系含义，这就是，使世界各国及其决策者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地面对在新的全球性问题面前传统安全观和主权观面临的新问题、新矛盾及新挑战，不能不寻找新的政策选择和思维方式，不能不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方法改变或完善自己国家和周围世界的现有存在形式，尽管各种选择之间存在矛盾与磨擦，但从更高的视角观察，它们最终构成了一种“合力”，共同推动着国家及国际社会朝更高的阶段上迈进。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进步，是生态环境政治引发的当代国际关系的积极变化。
98年元月初稿
注解：
1．参见阿．佩切伊：“全球问题研究的发端”，王兴成、秦麟征编《全球学研究与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第1－24页。
2．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 The Ecological Perspective on Human Affair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3．这方面最有代表的新作之一是：Andrew Hurrell and Benedict Kingsbury, eds.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ENVIRONMENT, Actors, Interests, and Institutions,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2.
4．例如李少军认为，应当将“生态”与“环境”二者区分开来使用，见他的《国际安全警示录》第153页，金城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5．拙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5章《地缘政治的观念与现实》（第177页至225页），对西方地理政治学有一个总体的分类介绍与评论，或许可供有兴趣的读者参阅。
6．Raymond Aron, Peace and War, Garden City, New York:Doubleday, 1966, P191.
7．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页。
8．转引自《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第4页。
9．Henry Shue, “The Unavoidability of Justice”,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ENVIRONMENT,ibd, PP373-397.
10．转引自《国际安全警示录》，第169页至171页。
11．赵英在《新的国家安全观――战争之外的对抗与抉择》一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中，详尽描绘了生态战的某些新方式，可供读者参阅。
12．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ENVIRONMENT, ibd, PP45-46.
13．见《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八章“霸权和平与‘国际规则’”关于国际核控制机制的介绍与分析，第373页至375页。
14．特・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310页。
15．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ENVIRONMENT, ibd, P136.
16．Andrew Hurrel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 in Ken
Booth and Steve Smith,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ODAY,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48.
17．A.Hurrell,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 ibd,
PP150-152.
; 18．《当代国际政治析论》，第二章“主权观念及其制约”，第60页。
19．参见王逸舟：“国际政治中的非政府组织”，《东方》，1995年第5期。
20．21．Oran Young, “Interdependence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24, Autumn 1969,
P728.
22．Henry Shue, “Ethics,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71, 3 (1995), PP453-461.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前，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分工不够发达，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运输工具无法达到达到长途运输的迅捷性和安全性要求，商品交换的内容和范围极其有限，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都不发达，还存在真正意义的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世界经济也没有形成。到14-15世纪，围绕地中海进行东西方贸易发展起来，但商品交换只限于那些具有资源优越或生产成本差别很大的少数商品，贸易的地理位置范围也十分有限，国际分工和商品交换带有很强的区域性，也还没有形成把各国经济链接在一起的世界经济。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世界经济财逐步开始形成。
通过学习这一门课程，我知道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脱离与其他国家交往而独立存在，通过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国家之间建立了经济关系，其中包括企业、个人的关系。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效率在不断增长，但这种效率增长产生的“红利”却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着不公正、不全理、不公平的分配。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在全球内的两极分化是并行的，并且是严重对立的。在现实中，越来越多国家意识到，世界经济格局的急剧变化更加突出了国家的安全问题。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突飞猛进，每一个国家都很清楚经济全球化对本国经济的重要影响。特别是战后国际经济格局的形成，若一个国家并不能跟上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他将会被社会淘汰。所以，无论是国家政府还是个人，都应该好好地去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去观察世界，认真去思考。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速使得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联盟、、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等贸易区域的出现。同时，使得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实行开放以经济政策。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殊途同归、互动发展的关系。这对于每一个贸易区的成员经济的发展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区别。经济全球化主要依靠科技进步、跨国经济，资本和市场的国际化，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推动，是市场机制其主导作用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则是通过市场机制把世界各国联结在一起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以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和有序发展为目标，在政府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推行区域经济一体化措施、实现一体化目标，是国家期主导作用的过程，区域经济一体化是通过国家对国家的谈判把那些愿意参加一体化结盟的国家联结在一起的;在全球自由市场的状态下，风险是很难规避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风险;而在经济区域化的状态下，风险是可以得到控制和化解，一体化的区域经济由于可以有效地降低资源配臵的成本，降低违约风险。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是由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决定的，两者之间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 经济全球化刺激、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向更高形式发展，又不断地冲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限制。全球化给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经济全球化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断增进区域经济组织间的合作，以便得到更多的合作利益。
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经济全球化准备了条件。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了国家分工，加强了区域内部各加盟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了各加盟国的经济发展，再此基础上通过强化跨国公司的贸易功能，必然进一步促进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区域经济一体化使集团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所以特定区域外的国家要想获得竞争力，就要通过跨国公司进行直接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贸易制度也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相比较来说，区域经济对经济全球化的阻碍作用比较明显。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的合作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欧盟等发展完善。各加盟国对区域经济依赖性加强，再加上区域对外合作能力的提高，给世界经济带来更大的竞争局面，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经济也制造了贸易壁垒。如区域经济组织的排他性与全球化背景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之间就存在隔阂。区域经济是为了实现区域内的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区域内部成员之间分工合作，相互依存。经济全球化则是为消除全球经济间的贸易壁垒努力，区域经济在这一方面与之出现矛盾，区域经济以地域为名为贸易提供一种新的保护手段，这种保护手段对于区域外的成员来说就是阻碍他们之间相互合作的贸易壁垒。区域经济强化了其内部产品的竞争力，对区域外的产品采取了比较严格的防范制度和措施，不惜一切手段组织其他区域或国家的产品进入。这一行为，满足了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但是对与经济全球化来说，则伤害了全球经济之间平等合作的基础，加大了国与国或区域与区域之间对话的难度，妨碍了经济全球化的程。从长远利益来，不利于经济全球化的顺利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但这两者之间的 矛盾又是对立统一的。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漫长的过渡时期，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会慢慢形成互补。两者之间虽然实施途径相异，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都为企业创作了统一的市场环境，为世界各地的商务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其正面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负面的消极的影响是次要的,。因此，WTO要进一步加强对区域经济集团的监督和约束，协调好各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改进和完善其倡导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同时，各区域经济集团也要不断扩大自身的对外开放程度，将自身运作纳入WTO的监控范围，充分发挥集团经济的优势和特长。只有如此，才能尽量消除或减少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负面影响，使区域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发展，成为促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一支重要力量。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影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两者之间应该加强合作与交流，相辅相成，在全球化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克服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最终推动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学习了课文，我认识到了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认识到世界全球化的必然性，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市场的不断扩大，世界全球化将更加深入。所以我们国家要更好的发展国家经济，提高GDP指数，改善民生，就必须要适应世界全球化的脚步，跟上世界全球化的脚步，我们才能与时俱进，发展我国经济，再加上我过市场广阔，是各国经济投资首要考虑对象，所以我国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作为参与中国未来发展的一员的我们，要努力学习经济的基本知识，了解世界发展趋势，了解我国市场与世界市场之间的联系。为更好地投身我国经济建设做好准备。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
1
哈耶克：自由至上主义在20世纪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谱系上，哈耶克的政治哲学是自由至上主义的最杰出的典范。他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大致上由四个相互联系的主要概念构成：自生秩序;知识分立;方法论个人主义和自由。哈耶克从人类认识的分散性即知识分立的状态出发，说明人类的“必然无知”，并从这一知识论基础出发论证自发生成的“自生秩序”的优越性，从中推导出自由市场经济的天然合理性，强调自由市场经济和私有财产的存在是个人自由的基础。2
汉娜·阿伦特：古典共和主义阿伦特复兴的古典共和主义是当代共和主义政治哲学中最具原创性、最有内在潜力的学说。阿伦特的政治哲学基本理论是一个以极权主义批判为中心的完整的思想体系，由极权主义批判、行动的政治观和古典共和主义的理想追求等三大互相联系的理论部分构成。她总结了当代极权主义的六大特征，对极权主义的起因、条件、表现形态和特点做了缜密的分析。同时，她从人性道德层面反思个人和集体的责任，批判为虎作伥的“平庸之恶”。阿伦特创立了独特的政治观，认为只有政治是属于人的自由的行动。只有实现公民对公共事务的政治参与，落实政治自由，才能阻挡通往极权主义之路，才能达致她所追寻的共和主义理想。3
罗尔斯：平等的自由主义罗尔斯是20世纪英语世界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其平等的自由主义理论代表了政治哲学和规范伦理学的现代复兴，对现代自由主义乃至整个西方政治哲学主流的学术贡献无人可及。罗尔斯的理论体系由四组概念构成：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的两项原则;原初状态与反思均衡;重叠共识与公共理性。罗尔斯以“原初状态”为逻辑起点，从最无可争议的前提条件(“无知之幕”)出发，推演出作为公平的自由、正义的两项原则、反思均衡、重叠共识、公共理性等一系列概念，建立了一个正义理论体系。4
诺齐克：权利至上的自由主义诺齐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最重要的古典自由主义复兴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权利至上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以对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利和最小国家的强调为特征。诺齐克的理论体系由下述主要概念构成：个人权利;最小国家：(1)自然状态;(2)赋权理论;(3)乌托邦。诺齐克的个人权利中心的赋权论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其最小国家论是对自由主义政治伦理的底线界定，其政治哲学体系是对当代规范政治哲学的强力促进。5
福柯：后现代主义福柯是继萨特之后法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大家，是当代世界后现代主义文化革命的旗手。他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颠覆了西方思想传统的后现代主义具有奠基性的贡献。福柯的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体系有三大支柱概念：知识、权力和主体。福柯用“知识考古学”探究现代人文科学，颠覆了启蒙传统的理性主义知识观;他用“权力系谱学”解秘权力与知识的关系，对权力进行历史寻根，颠覆了理性主义的历史观。基于此，福柯全面解构西方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揭示今天的人的秘密，探讨了人如何被知识\权力机制形构为主体的历史过程。福柯的后现代主义旨在彻底摧毁现代性制造的一整套“神话”—理性、主体、真理、历史连续性和必然性，进而激活现代性理性化秩序背后的微观权力机制，发掘异质性、偶然性、边缘性的多元活力，通过确立差异的地位来反抗权力，追求最彻底的人性自由。6
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理论哈贝马斯是20世纪欧洲最伟大的理论社会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当代世界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第二代当之无愧的思想领袖。哈贝马斯的整个思想体系大致由四组概念构成：公共领域与现代性;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交往行动、交往理性与生活世界;商谈伦理与商谈政治。哈贝马斯最初提出公共领域理论，开启他的现代性批判事业;中期用“交往行动”取代“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开辟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的新批判方向;最终建立了交往行动理论体系，以交往理性全面审视和批判资本主义“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并在全球化的时代运用交往行动理论研究西方国家法律建制的规范基础，倡导新型的“商谈伦理”与“商谈政治”。哈贝马斯在形成和创建其政治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倾其全力推动西方民主制度的建构和发展。7
桑德尔和麦金太尔等：共同体主义以桑德尔、麦金太尔、沃泽尔和查尔斯·泰勒为主要代表的共同体主义(也有人译社群主义、社团主义)，是对1970年代以来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一次理论反拨。它的异军突起为20世纪晚期西方政治哲学的复兴添加了重要的内容。共同体主义不是一个严整的、系统的政治哲学流派，其代表人物的观点各异，但是他们在支持共同体价值方面是一致的。他们都坚持用“共同体”对抗“自我”，进而从元理论的层面深化对伦理学普遍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之间关系进行理论探讨，并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向“公民资格理论”和“多元文化主义”延伸，以存续其理论生命力。8
查尔斯·泰勒：多元文化主义查尔斯·泰勒被公认为共同体主义政治哲学和多元文化主义政治哲学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泰勒主要通过本真的自我、社会想象、承认政治、多元现代性四大概念，构筑了他的独具特色的多元文化主义理论体系。他用“本真的自我”对抗原子论个人主义的自我，批判当代个人主义背离本真性道德理想，导致了现代性的危机。他创造了“社会想象”概念，认为现代的自我认同是社会想象即普通人对周围事物的想象方式以及日常话语中的思维框架的产物，从而以文化道德根源解释了以个人自我为中心的现代性的产生、形成和变异。他用“本真性理想”重新解释平等尊严政治，提出了以重视差异为特点的多元文化主义承认政治，以及基于此的公民社会理论。而泰勒对现代自我的道德根源和现代社会想象蕴含的道德背景框架的探求，丰富了人们对现代性的社会想象，为理解现代性的多元性奠定了基础。
学好高中政治
1、大胆质疑，培养学生的质疑能力
“学起于思，思源于疑”。质疑是思维的导火线，是学生的内驱力，是探索与创新的源头。加强学生质疑能力的培养，即培养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俗话说“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因此，学生要学着不断去质疑、释疑，培养自己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在学习中，培养自己的科学思维能力，积极地锻炼逆向思维，求异思维，发散思维，大胆怀疑，大胆想象，大胆创新，并能对某些共性的看法或结论提出质疑。
2、整体把握，理清课本内容层次
把繁杂、冗长的知识一层一层地进行梳理，犹如剥洋葱一样，将所学的知识梳理出层次，然后从整体上把握这些知识层次。将其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这就是所谓的“先放后收”。它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从内容上，要求学生理出哪些是基本知识，即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这些知识不仅要求学生找得出来，更要理解、记住它。从结构层次上，要求学生看书后，了解课本中讲了几个问题，先讲什么，后讲什么;这些问题又是从哪几个层次和角度阐述的?列举了哪些事例来论证的。这部分内容在整个知识体系中处于什么地位，与前面的知识有什么联系等。
3、抓住线索，清晰知识的发展脉络
如果知识是珍珠，那么线索就是将珍珠串起来的那根线。学生要去发现所学知识的线索，抓住了线索就抓住了所学知识的脉络。在自学中要注意“三大问题”，即先讲是什么，后讲为什么或重要性，最后讲怎么样。
4、划出关键词，突出知识核心结点
线索是学习内容的“网”，关键词则是这张网中的“结点”。在知识学习中，要求学生在加深理解的基础上抓住某些“闪光词”即关键词，将知识高度压缩在认知结构中，再应用时依据线索，快速检索出关键词，由此引出自己所学的知识。
5、简要概括，把课本由厚变薄
这要求学生建立在整体把握课本的基础上，领会其精神实质。可先对一节或一段内容进行归纳，用一两句话，一两个字概括。随着学习归纳能力的提高，逐步发展为对一课，一章的概括，例如高三《思想政治》第一、二课内容压缩为“国家”两个字，由此引申出：国家的基本阶级和阶级关系;国家制度──民主;国家性质──国体;国家管理形式──政体;国家职能──对内对外职能：国家结构──我国的“一国两制”等。
6、写读书笔记，进一步内化所学知识
学生自学完一框、一节或一课后，写出自己的读后感，体会，或者对课本进行评述，写出眉批，如果能长此以往，坚持下去那就真正达到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学生的理论水平及运用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会得到较大提高。
一、国际资本流动对于世界经济、国际金融的影响
1.国际资本流动对于世界经济、国际金融的积极影响
(1)促进经济全球化的稳步实现。
从世界经济这一角度而言，国际资本流动利用数额巨大的资金流强有力地冲击世界各国的经济市场壁垒，与此同时结合贸易商品流通、大宗资源流通以及文化观念融合，逐步推动国际金融、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稳步促进经济全球化。
①促进银行业不断提高信用水平，不断完善金融市场。
各个国家的银行业务考虑到外汇业务、风险规避以及利润获取的需要，往往持续进行套汇套利、短期拆放等国际金融活动，大量在世界货币市场、世界金融衍生物市场从事经济行为。
在这种大背景下，国家金融监管部门以及国际性的金融监管单位都会逐步健全组织管理措施、提高国际间信用水平、逐步优化国际金融行业。
②投机性的国际资本流动也会促进国际金融的一体化。
国际性的资本流动归根结底就是追求金融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由市场所决定的“利益至上”观念势必使得大量国际资本聚集于具有极高利润、同时具有极高风险的市场投资领域。
从这个角度而言，国际资本流动恰恰契合了金融资金配置的内在动力要求，促使大量资金的国际间合理再分配，客观地发挥着繁荣、优化国际金融市场、世界经济的良性作用。
(2)维持暂时性的国际收支均衡。
从调节国际性收支的角度而言，当某国家在国际收支领域出现暂时性的收支逆差，该国家的整体货币汇率往往下跌。
一旦国际资本卖家认定货币汇率下跌为暂时性情况时，往往大量买入该国家流通货币，以期望汇率上升后的倒卖利润，这种投机性的国际资本流动能够产生短期的国际资本内流现象，与此同时减少乃至彻底扭转一个国家的贸易收支逆差现象。
这样一来，国际资本流动有助于各个国家更为方便地调节贸易收支平衡。
具体而言，有关政府机关能够向国际性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用于弥补这种贸易收支不平衡;国家中央银行能够相应调高货币利率、逐步公开金融市场业务，已达到吸引国际金融资本的目的。
面对国际贸易收支的暂时性顺差，相关部门则可以选择与前面所述相反的宏观调节手段，政策性鼓励个人以及本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争取实现国际贸易收支的平衡稳定。
(3)减弱经济、金融领域的周期性波动。
国际资本流动并不单单局限于国际资本输出、输入国家的基本经济领域，也绝不单单是微调、被动的资本运作，它在优化资本输出、输入国家金融、经济领域方面具有突出作用。
国际资本流动一方面允许资本的输出国输送大量的过剩资本，另一方面使得资本输入国利用有限的金融成本进口大量资金，给予输入国走出经济衰败的资金保障，进一步避免了时间范围内的经济衰退;与此同时，满足输出国向外输出扩张金融资本的要求，进一步巩固了输出国的经济，从两方面弱化了国际经济的周期化波动。
2.国际资本流动对于世界经济、国际金融的消极影响
(1)冲击世界货币体系。
伴随着国际资本流动日趋壮大、迅猛发展，国际间惯用的浮动汇率体制受到了不良影响。
一方面而言，国际资本流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国际性汇率的`短期浮动，加强了国际货币汇率体系的不稳因素;另一方面而言，各个国家的金融管理部门会针对本国实际调节、干预现行的浮动汇率货币体制，而国际流动资本往往会针对政府宏观调控产生极大的削弱作用。
(2)破坏世界经济、国际金融的稳定。
国际资本的世界性流动逆转，极有可能造成世界范围的经济动荡以及国际金融波动。
众所周知，戴蒙德、戴维格的金融恐慌模型以及其他经典的经济危机模型都无一例外地采用实践方法探讨了国际性的资本流动对于经济、金融市场的不利影响。
这些经典理论直接表明国际资本流动产生突发逆转的深层次原因;更加重要的是，这些模型都突出强调了国际资本流动一旦面临突发逆转，就会给世界经济带来严重危机以及不可估量的损害。
(3)打破国际持久性贸易收支的平衡。
上文已经说到国际资本流动可以减弱甚至消除贸易收支的暂时性不均衡情况，但是一旦某国经历持久性的贸易逆差现象(具体特征就是本国的货币汇率持续快速下跌)，国际性的投机资本家预测该国的货币必将贬值，由利益驱动便会迅速撤回资金，更有甚者将手中持有的该国货币全部兑换以保证自身利益，这样一来势必造成大量国际资本外流，加剧该国的贸易收支逆差状况。
与此同时，国际资本巨头的投机行为也会伴随各国货币利率的变化而时有发生，这种纯粹投机性质的资本在国际金融市场中频繁流动，逐步扩大了国家贸易收支的不平衡情况。
此外，国际流动资本会在部分地区局势动荡时进行规模化的输入输出，也给国际贸易收支平衡造成的不良影响。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际贸易顺差国家往往采用提高货币利率、缩小通货膨胀等手段减少货币发行，但伴随着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在保障货币平价汇率稳定的条件下，某个国家的利率提高往往吸纳大量国际资本，使得该国外汇储备激增，并且伴随着国内货币的流通量增加等迫使货币利率下降的状况，也完全抵消了该国政府实行的货币紧缩政策。
同理可知，国际贸易逆差国家的种种货币宽松政策也会被愈加流通的国家资本市场所抵消殆尽。
综合而言，独立国家的货币宏观政策针对贸易收支项目的作用往往相反于国际资本流通的作用方向，也就不可避免地减弱甚至抵消政府宏观调控针对贸易平衡的调节作用。
二、我国针对国际资本流动消极作用的必要措施
1.有序放松市场以及解绑资本管制我国现有外汇管理的首要目标是保障以人民币为币种的国际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性，但是也要明确我国的相关资本项目采取循序渐进，有序管理的开放政策，也就是说资本开放的过程必须提前预测、优先控制。
大量经验告诉我们，必须首先保障合理有序的政府宏观政策、稳健可行的银行体系以及切实有效的部门监管，才能实现资本项目的成功开放。
2.扩展货币政策的应用范围以及政策工具的灵活性现有的外汇管理制度往往无法有效控制管理大规模的国际资本流入，使得央行投放市场货币时必须被动考虑资本流入的不良影响。
针对这一问题，中央银行务必灵活采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施行针对资本流入的冲销办法，减弱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的不利影响。
这种冲销行为可以利用再贷款业务、调整相应的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公开部分市场业务等办法实现。
具体而言，公开市场这一主动举措能够实现更好的冲销效果。
中央银行可以利用公开市场买卖一定限额的有价证券，以此来明确调整政府的净债权，自由调控大量基础货币。
最终实现基础货币总供应量的有效控制。
针对货币宽松政策，央行可以尝试买进有偿债券，加大基础货币的投放力度;针对货币紧缩政策，也可以任意自如的施行返销举措。
3.提升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力度我国务必施行有效政策扩大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政府监管，预测、评估、控制资本流动所带来的重大风险，努力保障我国经济、金融市场的安全稳定。
具体而言，有关部门应该尽快建立健全国际资本流动控制的监管体制，使得监管工作有效、明确、直接、规范。
三、结论
国际资本流动的新特点、新变革对世界经济、国际金融产生了众多影响，那些不良后果也给我国的金融监管部门带来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务必采取必要措施，充分迎接国际资本流动所带来的新兴挑战。
/世界经济的回顾与展望
第三季度以来，美国经济开始减速，这是周期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9・11”事件造成了美国经济“硬着陆”，冲击是休克性的'，经济影响则是短期的。全球经济增长因美国经济衰退而明显减缓。由于各国降息和扩大财政支出、美国军费剧增，以及低油价和低通胀等因素，20美国和全球经济将出现复苏。但各地区和国家的发展很不平衡，机遇与挑战互现。美国“新经济”经过调整仍有极大发展和扩散空间。欧元现钞流通，远期将与美元形成竞争格局，近期汇率仍处窄幅盘整。日本经济低迷症结在于结构。中国经济发展态势较好，应把握入世良机，加速制度创新。
作 者：朱乃新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210013 刊 名：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PKU CSSCI英文刊名：FORUM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年，卷(期)： “”(1) 分类号：F1 关键词：世界经济 回顾 展望 衰退当代俄罗斯的政治自由主义
本文检析了戈尔巴乔夫时期(1985-1991)苏维埃俄罗斯以及叶利钦任总统时期(1991年至今)独立俄罗斯的学者和活动家关于政治自由主义原则的讨论。作者先回顾了戈尔巴乔夫时代自由主义发生的历程，接着着重分析了俄罗斯后共产主义国家建设时期出现的政治自由主义的三种模式：国家自由主义、法治自由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这三种自由主义模式互有分歧，提供了不同版本的政治自由主义原则，也提供了使自由主义制度化为后共产主义政体基础的必要战略。在后共产主义转轨的紧要关头，俄罗斯正面临着一个难题：在缺乏社会、经济和制度基础的条件下如何促进政治自由主义，这一难题植根于其多灾多难的政治史中。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寻求发展自由政体的俄罗斯活动家和分析家面临着如下难题：在俄罗斯背景中，自由主义意味着什么？何以解释自由主义作为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组织原则的软弱性？在最近若干年里，当代俄罗斯活动家和分析家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
这些问题与俄罗斯1905-19期间的革命有关，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学者和活动家指出了俄罗斯自由主义软弱性及其最终无法赢得民众或者大多数正在出现的政治、经济领导人的想象力和支持的若干原因。尼古拉?伯达伊夫(Nicolas Berdaev)在《俄罗斯的观念》(1948)一书中坚决认为，植根于俄罗斯性格中的品性，不管是“先天的”抑或是国家主导的社会化的结果，的确有碍于自由政体中国家、社会和个人关系的自由主义指导原则。乔治?费雪(George Fischer)在《俄罗斯自由主义》(1958)一书中认为，俄罗斯社会构成要素和结构中缺乏能够承载自由主义观念的社会阶层；不仅小业主和小商人阶级，连大部分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都是非自由主义的。保尔?米留可夫(Paul Miliukov)在《俄罗斯及其危机》(1906)一书中认为，俄罗斯国家主导一切的历史妨碍了“正常”发展的进程：在政治过程中大众参与的政治问题在城市工人阶级物质福利的社会问题出现之前就提出来了。1861年改革之后政治问题也先于社会问题出现，这也弱化了优先考虑政治权利的自由主义，而有利于强调社会正义的社会主义。另一些人则解释了沙皇对知识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压制如何遏制了始于1825年十二月党人的自由主义进程。最后，还有人抱怨自由主义组织，如最著名的立宪民主党(Kadets)，都没有设计可以发展社会支持基础以及使自己加强国家权力的战略。
在当代俄罗斯，有关俄罗斯自由主义本质和命运的讨论，在提出问题的术语、给出的解答、在讨论过程中提出的假设和断言，(与本世纪初)有着显著的相似性。许多当代俄罗斯的分析家引用本世纪初同行的思想来解释后苏维埃时期自由主义的软弱性。尽管政权转轨及其由此引起的社会大变动产生了涉及有关建设新政体模式的相似的理论参量，但转轨发生于其中的经验背景，无论在本国特色还是在国际支持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这些不同充分地反映在俄罗斯知识界关于当代俄罗斯自由主义的.讨论之中。自由主义在发生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俄国有什么意义，辩论这一问题的历史持续性与俄罗斯转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的独特性绞缠在一起，导致了关于二十世纪末俄罗斯自由主义的本质和进程的讨论，这一讨论尽管有时候非常悲观，但却富有内涵和活力。本文将详细考查当前俄罗斯自由主义拥护者和分析家们的讨论，以说明这一讨论的背景以及从1988年到1991年和从1992年到现在这两个时期提出的问题的参量。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系统探讨声称自由主义倾向的俄罗斯政党。本文的重点在于检析俄罗斯政治自由主义的内
[1] [2] [3]
高三政治《当代国际社会》教案
播放录像：《联合国》中有关中国与联合国的内容。
教师总结：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也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国大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一切权利。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后，始终不渝地为维护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上，中国一贯坚持国家不分“大小”、“穷富”一律平等的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国际纠纷和争端，在国际事务中坚持独 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谋求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公正、合理解决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发挥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作用。同时，我国人民也从联合国及有关组织得到有益的支援。
中国对联合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从联合国及有关组织得到有益的支持。投影展示材料，教师结合观点（3）讲解：
1.990年以来中国派遣了1000人次的工程兵、军事观察员和文职员，为和平解决柬埔寨等问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1993年月1月29日，安理会通过804号决议，要求安可拉冲突双方立即停火，恢复坚话。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安理会审议安哥拉局势时发言，呼吁外来势力不要介 入安哥拉冲突，并提出，联合国及国际社会不应放弃政治解决安哥拉问题的'努力。
3.1995年9月，在北京胜利召开的举世瞩目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表明了中国对妇女工作的重视，积极促进世界妇女事业的发展。
4.1979年6月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正式签署合作协定。至1994年开发署共向中国提供4亿多美金的无偿援助，受援项目达500多个，范围涉及机械、电子、能源、冶金、化工、轻工、建材、地矿、广播电视台、农林渔牧、文教卫生、科技文化及经济体制改革诸多领域。
板书设计：
联合国
联合国的产生与发展
联合国的主要机构
联合国的作用：
联合国初期的作用
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作用
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等
协调国际关系促进各国发展
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
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1971年联大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一切权利
中国对联合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获得有意的支持
我作为一个即将走向社会的，知法是重要的权利义务，学法是重要的必修课程，守法是重要的师德内容，用法是重要的基本功架，护法是重要的基本职责。然而许多人不懂公民基本法，所以即使有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也不懂利用这些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教师作为一支具有很高文化素质的社会队伍，学好法律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用法也有实际的必要。
在学习过程中，老师给我们讲解了很多鲜活生动的案例，使我们理解了经济法规，学习合同法，学习婚姻法，学习教育法等。掌握了基本的法学知识，理解宪法和法律的基本精神、基本规范，提高对法的重要性的认识，增强法律意识，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通过学习这门课程，加强自我修养，依法规范自己的行为。
通过《法律基础》课程的学习，使我自己的法律意识有了明显提高，以前，对法律只是很表面理解，很感性的认识，现在能够领悟到法律的深层次内涵，有了理性的认识，通过学习使我的法律意识产生了质的转变。学习结束后，我静下心来，参照课本，对照笔记，联系一些法律事例，以及观看普法宣传节目，感觉到在法制建设方面，我还有很多需要学习，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需要考虑。
法律知识是我们必备素质之一，我们必须通过它，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促进和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正确的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公平交易，平等……，在生活过程中，遵守法律，享受个人权利，履行义务。
由于我们专业的知识体系过于单一，导致我们很少接触到能使自己综合素质提高的知识。而这门课很好的弥补了我们专业所缺乏的，并使我们的知识视野扩大。对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很有好处。比如：在找兼职做的时候，能够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利益等。
在这一个学期的学习中，我感觉到自己有了很大的变化。其中实体法部分对我以后很有帮助，它主要介绍我国几大基本的部门法和几个重要的单行法的相关内容，，使大家了解包括行政法、民法、婚姻法、继承法、知识产权法、经济法、刑法的立法目的、原则及基本规定和精神，培养大家的知法、守法、护法、用法的自觉意识。
总之，在本学期学习的这门《法律基础》课上，我掌握了法学的基本理论，了解并明确了各主要法律部门的基本精神和规定，并在一定法律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了有关法与法律现象的知识、思想、心理、观点和评价。并学会了运用法律知识和法律规范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通过这门课，我还了解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掌握了我国宪法和有关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内容，增强了法律意识，提高了法律素质。并会坚持做到遵纪守法，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也能够正确理解和坚持实行依法治国方略，并决心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奋斗。
我深刻的理解到了我们的权利和义务，能够在日后的学习工作生活过程中正确的行使我们的权利，正确的.履行我们应尽的义务。在学习工作过程中，更能正确地遵守法律规定，更能够在工作生活中免受困扰，保护自身生命财产安全;更加了解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和维护这些权益的程序和方式。也初步具备了依法自我保护的意识，并有了一定的寻求法律救济的能力。
★ 政治教学心得体会
★ 暑期政治心得体会
★ 当代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