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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现代政府理念在行政许可法中的体现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以及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新形式的出现，政府的职能也需要逐渐转变。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树立现代政府的新理念成为政府发展的新方向。 8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终于获得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并于7月1日起实行。《行政许可法》是继《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颁布实施之后又一部规范政府行为的重要法律，集中体现了现代政府执政为民的宗旨，体现了现代政府作为“服务型”政府的理念。 一、现代政府是有限的政府而非全能的政府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作用是全方位的，不仅要发挥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利益的作用，而且要发挥分配资源、安排生产等作用，其结果是一方面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另一方面政府管的过多，权利过大，市场失去了自我调节能力，无法发展、完善。《行政许可法》严格设定了行政许可的事项范围，对直接涉及国家安全，有限资源开发利用等市场经济无法有效调节的事项设定了行政许可，充分利用和发挥政府的管理职能。同时《行政许可法》规定了四项不必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通过以上四种方式可以规范的，都可以不设定行政许可。这充分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和权力的行使应当是有限的，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的作用是为市场竞争创造公平宽松的制度环境，为市场主体提供良好服务，解决市场机制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的问题，现代政府应该是一个有限的政府而不能是一个“保姆式”的政府。 《行政许可法》对设定权限做了合理的划分，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规章外，其他规范性文件一律不得设定行政许可。对行政许可的设定权限的规定充分体现了政府权力有限的理念，消除了只要是行政机关可以随意设置门槛的错误观念，从源头上解决行政许可过多过滥的问题。 二、现代政府是公开透明的政府而非神秘型的政府 信息公开、透明正逐渐成为现代政府的行为准则和目标。公开、透明的基本要求是行政权力运作的主体、依据、程序是公开的；行政权力运作的过程是开放的，公众可以依法参与。行政许可法的总则中提出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应当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实施行政许可的依据。并对行政许可的申请与受理，审查与决定，听证程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并规定起草设定行政许可的机关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的形式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保证行政许可的设定公开透明，将公开、透明问题由道德自律转变为法律强制，对已经设定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法同样规定有定期评价制度。这些措施有利于保障公民对行政管理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使行政机关处于公众监督之下，防止行政腐败，实现了公开、透明的政府理念。 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决定的期限作出了明确规定，是对行政对象的承诺。 三、诚信政府、责任政府 诚信是建立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建设社会信用，首先政府要讲信用。如果政府在决策上随意性大，甚至出尔反尔，其结果不仅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而且损害行政效率，影响政府的权威和形象。行政许可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行政领域的诚实信用、信赖保护原则。按照这一原则，行政机关必须做到：一是所发布的信息必须真实可靠，政策要相对保持稳定，确需变更的要尽可能事先规定过渡期，给百姓明确的预期；二是所作的决定、政策不能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三是因客观原因，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政策、决定确需改变的，由此给百姓造成财产损失，行政机关要依法予以补偿。诚信不仅要求行政机关诚实守信，按法办事。行政相对人也应当讲诚信，不能采取欺诈、胁迫或行贿的方式骗取行政许可实现双方互相信任。 权利和责任是一对孪生兄弟，“只要启动了权力，就应当预设其责任”，行政机关应该合理、合法的正确行使手中的权利，如果没有正确形式权力要承担应负的责任。《行政许可法》倡导责任政府，第七章《法律责任》就是以法律的形式将许可的责任属性固定下来，规定对于当事人的申请行政机关不仅有依法受理和审查的责任，而且对于违法实施的许可行为还负有国家赔偿的责任。 四、现代政府是服务型政府而非管理型政府 传统的行政理念是“政府中心主义”，它简单地将管理方与被管理方对立起来，以为双方只是管制与服从的关系，习惯于“管”字当头，“罚”字殿后。现代政府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职能已经发生改变，即政府的职能主要是服务职能。行政许可法把便民、高效作为立法的重要原则之一，规定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循便民的原则，提高办事效率，提供优质服务。体现出浓重的亲民、便民的服务色彩。它规定行政许可既可以由相对人自己提出，也可以委托代理人提出；规定可以用现代化手段提出申请；规定行政许可申请书文本应又行政机关免费提供，行政机关应将行政许可的办事程序公开公示等，体现出“服务是政府的天职”、“管理就是服务”的现代政府理念。 以人为本是现代管理理念的出发点和归宿。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宗旨之一是方便群众，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要求设定行政许可必须遵循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则，体现出法以民为本的鲜明特色。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许可原则上不收费，没有规定收费的一律不准收费，依法收费的应当按照规定的标准收费。收费必须收支两条线，不得强迫相对人搭配购买相关商品或服务，用法律形式遏制政许可乱收费。 五、现代政府是法治的政府而非人治的政府 行政许可法对多方面，各个环节做了具体的规定，实现了法治。长期以来，我国传统的行政行为受约束较小，操作的灵活性较大，从而出现了政府官僚武断和伸手过长的现象，也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一些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片面地认为政府就是行使权力、管理社会、约束相对人行为的，把行使权力当作政府唯一的存在方式，忘记了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于是，实践中不断出现争夺审批权、处罚权、强制权、收费权等现象，也产生了漠视相对人权利的各种官僚主义。为防止行政机关借行政许可争权夺利，在行政许可权的设定上，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比行政处罚法更加严格，它排除了国务院部委规章设定行政许可的可能性，规定只有省一级人民政府的规章能设定行政许可，剥夺了较大市政府设定行政许可的权利。这是行政许可法的重要贡献，也是现代政府依法行政的充分体现。 行政许可法在保持行政机关进行有效活动所需的灵活性的同时对各个环节的程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程序的正当、合理是实现公平、公正的基础，没有程序就没有公正，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根本区别。 现代政府理念应当是关心个体、服务大众、行政为民、以人为本。政府行政理念的转变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我国政府职能的转换毕竟在向前大踏步地迈进，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和实行将进一步推进现代化政府理念的发展、完善。现代政府理念及其在行政许可法中的体现
湖北伟宸律师事务所 张绍明（汉口新华下路9-1号 邮政编码：430015）
在早期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依法行政的思想基础主要是社会契约论和自由放任主义学说。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是人类缔结的社会契约的产物。这份社会契约规定了国家设立、存在的宗旨是保护社会个体的天赋权利与自由。因此，国家权力除了保护社会个体的权利与自由之外，别无它用，不能越雷池一步。在这样的思想学说指导下，“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就成为政府执政的理念,社会奉行“适者生存”法则，为充分发挥个体自由竞争的能力，国家在社会生活中只扮演着一个“守夜人”的角色，此时的国家被称为“夜警式”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20世纪后，从德国《魏玛宪法》的制定开始，人们逐渐否认个人主义的极端化，强调国家对个人生存权的保障。国家对人民的生存照顾之则日益受到重视，国家逐渐向“福利型”国家发展。人们对行政权的主动作为产生了强烈的期待。此时，“能提供最好服务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已成为政府行政的理念。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政府再也不是过去的无为而治的守夜人，而是较多地规定了国家对个人的照顾义务，“从摇篮到坟墓，都有行政权在作用”。
行政许可法是继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之后又一部规范政府行为的重要法律，集中体现了现代政府执政为民的宗旨，体现了现代政府作为“福利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具体表现在：
一、现代政府是有限的政府而非全能的政府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作用是全方位的，不仅要发挥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利益的作用，而且要发挥分配资源、安排生产等作用，其结果是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行政许可法严格限制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范围，《行政许可法》第十三条规定了四项不必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通过以上四种方式可以规范的，都可以不设定行政许可。这充分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和权力的行使应当是有限的，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的作用是为市场竞争创造公平宽松的制度环境，为市场主体提供良好服务，解决市场机制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的问题，现代政府应该是一个有限的政府而不能是一个“保姆式”的政府。
二、现代政府是法治的政府而非人治的政府
长期以来，一些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片面地认为政府就是行使权力、管理社会、约束相对人行为的，把行使权力当作政府唯一的.存在方式，忘记了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于是，实践中不断出现争夺审批权、处罚权、强制权、收费权等现象，也产生了漠视相对人权利的各种官僚主义。为防止行政机关借行政许可争权夺利，在行政许可权的设定上，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比行政处罚法更加严格，它排除了国务院部委规章设定行政许可的可能性，规定只有省一级人民政府的规章能设定行政许可，剥夺了较大市政府设定行政许可的权利。这是行政许可法的重要贡献，也是现代政府依法行政的充分体现。
三、现代政府是服务型政府而非管理型政府
传统的行政理念是“政府中心主义”，它简单地将管理方与被管理方对立起来，以为双方只是管制与服从的关系，习惯于“管”字当头，“罚”字殿后。现代政府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职能已经发生改变，即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给付职能或者称之为服务职能。行政许可法把便民、高效作为立法的重要原则之一，体现出浓重的亲民、便民的服务色彩。它规定行政许可既可以由相对人自己提出，也可以委托代理人提出；规定可以用现代化手段提出申请；规定行政许可申请书文本应又行政机关免费提供，行政机关应将行政许可的办事程序公开公示等，体现出“服务是政府的天职”、“管理就是服务”的现代政府理念。
四、现代政府是公开透明的政府而非神秘型的政府
信息公开、透明正逐渐成为现代政府的行为准则和目标。公开、透明的基本要求是，行政权力运作的主体、依据、程序是公开的；行政权力运作的过程是开放的，公众可以依法参与。行政许可法将公开、透明问题由道德自律转变为法律强制，规定了行政许可的申请、受理程序，审查、决定程序，听证程序。并规定起草设定行政许可的机关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的形式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保证行政许可的设定公开透明。对已经设定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法同样规定有定期评价制度。这些措施有利于保障公民对行政管理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促进了政府行政措施的公开透明。
五、现代政府是诚信的政府而非无信的政府
诚信是建立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建设社会信用，首先政府要讲信用。如果政府在决策上随意性大，甚至出尔反尔，其结果不仅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而且损害行政效率，影响政府的权威和形象。行政许可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行政领域的诚实信用、信赖保护原则。按照这一原则，行政机关必须做到：一是所发布的信息必须真实可靠，政策要相对保持稳定，确需变更的要尽可能事先规定过渡期，给百姓明确的预期；二是所作的决定、政策不能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三是因客观原因，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政策、决定确需改变的，由此给百姓造成财产损失，行政机关要依法予以补偿。
六、现代政府是人本的政府和亲民的政府
以人为本是现代管理理念的出发点和归宿。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宗旨之一是方便群众，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要求设定行政许可必须遵循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则，体现出法以民为本的鲜明特色。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许可原则上不收费，没有规定收费的一律不准收费，依法收费的应当按照规定的标准收费。收费必须收支两条线，不得强迫相对人搭配购买相关商品或服务。体现出行政的目的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予民以利，是对付行政许可乱收费的尚方宝剑。
一位学者根据权力运用曾将社会历史分为三个时期：一是黑铁时期，即权力要人民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期；二是黄金时期，即权力认为人民需要什么就谋求什么的时期；三是钻石时期，即人民需要什么，权力就服务什么的时期。封建专制下的政府是黑铁政府，它靠恐吓和武力维持统治；自由资本注意时期的政府是黄金政府，它象是一位守夜人，守护着个人的私有财产；现代政府是钻石政府，它关心个体、服务大众、行政为民、以人为本。我国政府职能的转换，政府行政理念的转变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毕竟在向前大踏步地迈进，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和实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现代政府理念在行政许可法中的体现
行政许可法是继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之后又一部规范政府行为的重要法律，集中体现了现代政府执政为民的宗旨，体现了现代政府作为“福利型”政府、“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具体表现在： 一、现代政府是有限的政府而非全能的政府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作用是全方位的，不仅要发挥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利益的作用，而且要发挥分配资源、安排生产等作用，其结果是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行政许可法严格限制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范围，《行政许可法》第十三条规定了四项不必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通过以上四种方式可以规范的，都不设定行政许可。这充分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和权力的行使应当是有限的，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的作用是为市场竞争创造公平宽松的制度环境，为市场主体提供良好服务，解决市场机制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的问题，现代政府应该是一个有限的政府而不能是一个“保姆式”的政府。 二、现代政府是法治的政府而非人治的政府 长期以来，一些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片面地认为政府就是行使权力、管理社会、约束相对人行为的，把行使权力当作政府唯一的存在方式，忘记了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于是，实践中不断出现争夺审批权、处罚权、强制权、收费权等现象，也产生了漠视相对人权利的各种官僚主义。为防止行政机关借行政许可争权夺利，在行政许可权的设定上，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比行政处罚法更加严格，它排除了国务院部委规章设定行政许可的可能性，规定只有省一级人民政府的规章能设定行政许可，剥夺了较大市政府设定行政许可的权利。这是行政许可法的重要贡献，也是现代政府依法行政的充分体现。 三、现代政府是服务型政府而非管理型政府 传统的行政理念是“政府中心主义”，它简单地将管理方与被管理方对立起来，以为双方只是管制与服从的关系，习惯于“管”字当头，“罚”字殿后。现代政府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职能已经发生改变，即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给付”职能或者称之为服务职能。行政许可法把便民、高效作为立法的重要原则之一，体现出浓重的亲民、便民的服务色彩。它规定行政许可既可以由相对人自己提出，也可以委托代理人提出；规定可以用现代化手段提出申请；规定行政许可申请书文本应由行政机关免费提供，行政机关应将行政许可的办事程序公开、公示，体现出“服务是政府的天职”、“管理就是服务”的现代政府理念。 四、现代政府是公开透明的政府而非神秘型的政府 信息公开、透明正逐渐成为现代政府的行为准则和目标。公开、透明的基本要求是，行政权力运作的主体、依据、程序是公开的；行政权力运作的过程是开放的，公众可以依法参与。行政许可法将公开、透明问题由道德自律转变为法律强制，规定了行政许可的申请、受理程序，审查、决定程序，听证程序。并规定起草设定行政许可的机关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的形式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保证行政许可的设定公开透明。对已经设定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法同样规定有定期评价制度。这些措施有利于保障公民对行政管理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促进了政府行政措施的公开透明。 五、现代政府是诚信的政府而非无信的政府 诚信是建立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建设社会信用，首先政府要讲信用。如果政府在决策上随意性大，甚至出尔反尔，其结果不仅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而且损害行政效率，影响政府的权威和形象。行政许可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行政领域的诚实信用、信赖保护原则。按照这一原则，行政机关必须做到：一是所发布的信息必须真实可靠，政策要相对保持稳定，确需变更的要尽可能事先规定过渡期，给百姓明确的预期；二是所作的决定、政策不能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三是因客观原因，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政策、决定确需改变的，由此给百姓造成财产损失，行政机关要依法予以补偿。 六、现代政府是人本的政府和亲民的政府 以人为本是现代管理理念的出发点和归宿。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宗旨之一是方便群众，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要求设定行政许可必须遵循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则，体现出法以民为本的鲜明特色。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许可原则上不收费，没有规定收费的一律不准收费，依法收费的应当按照规定的标准收费。收费必须收支两条线，不得强迫相对人搭配购买相关商品或服务。体现出行政的目的不是与民争利而是予民以利，是对付行政许可乱收费的尚方宝剑。 一位学者根据权力运用曾将社会历史分为三个时期：一是黑铁时期，即权力要人民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时期；二是黄金时期，即权力认为人民需要什么就谋求什么的时期；三是钻石时期，即人民需要什么，权力就服务什么的时期。封建专制下的政府是黑铁政府，它靠恐吓和武力维持统治；自由资本注意时期的政府是黄金政府，它像是一位守夜人，守护着个人的私有财产；现代政府是钻石政府，它关心个体、服务大众、行政为民、以人为本。我国政府职能的转换，政府行政理念的转变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毕竟在向前大踏步地迈进，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和实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当前我们法制政府建设的工作重点应该是以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法制工作。行政许可法的贯彻实施，对政府法制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充分认识做好新时期政府法制工作的重要性，把加强政府法制建设、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摆到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当前，要通过实施行政许可法，进一步加强政府立法工作、规范性文件制定工作、执法工作和执法监督工作，进一步推进政府管理创新，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严格依法行政。要学会善于依法处理经济社会事务，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加快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努力把各级政府建设成为人民群众真正拥护和满意的政府。 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需要清理完善行政许可有关制度，规范行政许可行为，强化对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这些工作的法律性、专业性很强，政府和政府部门的法制工作机构在这方面负有重要责任。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要适应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要求，严格按照国发[]23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法制建设的要求，进一步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其协助本级政府或者本部门领导办理法制事项的参谋、助手作用。 政府法制机构要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开创政府法制工作新局面。《国务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通知》要求：“法制工作机构也要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提高自身素质，积极履行好政府和部门领导在依法行政方面的法律顾问的职责。”做好政府法制工作，推进依法行政，切实履行好政府和部门的法律顾问的职责，目前还面临许多困难，同时又有许多有利条件。全区政府法制系统的同志一定要认清形势，提高认识，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一是要进一步加强学习。要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穿于政府法制工作的实践中去；要结合工作实践，努力学习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伦理学、法学、WTO规则等方面的知识，努力把政府法制机构建设成为学习型机关、研究型机关，成为培训法律人才的重要基地。通过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素质和业务水平。二是要进一步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增强服务意识。要坚持执政为民的宗旨，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提高为领导服务、为部门服务、为群众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论现代政府理念在行政许可法中的体现
[关 键 词]：行政许可法 法治 依法行政 理念 《行政许可法》是继《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复议法》之后又一部规范我国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重要法律。应当承认，行政许可法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集中体现了行政机关执政为民的宗旨；适应了行政机关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符合了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治本之需；充分昭示了现代行政行为的新理念，必将对我国各级行政机关的行政理念和权力行使规则产生深远的影响。现代政府的理念在行政许可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 一、行政许可法明确了服务型政府的理念 传统的行政理念是“政府中心主义”，它简单地将管理方与被管理方对立起来，以为双方只是管制与服从的关系，习惯于“管”字当头，“罚”字殿后。而现代行政法则是以“社会本位”作为自己的基础，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价值比较上，它视两者是互相一致的；在道德观念上，它认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是可以互相信任的。因而，政府行政行为的理念就是服务，以实现个人的合作。也就是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行为关系是一种服务与合作的关系，即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在公民的参与下所作的一种服务行为。所以，现代政府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其职能主要是给付职能或者称之为服务职能。 行政许可法把便民、高效作为立法的重要原则之一，体现出浓重的亲民、便民的服务色彩。它要求政府不仅是管理的政府，更应该是服务的政府、便民的政府。它规定行政许可既可以由行政相对人自己提出，也可以由其委托代理人提出；规定可以用现代化手段提出许可申请；规定行政许可申请书文本应由行政机关免费提供，行政机关应将行政许可的办事程序公开公示等，充分体现出了“服务是政府天职”的现代政府理念。这就要求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按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牢固树立“服务就是政府的天职”、“管理就是服务”的理念。 二、行政许可法确立了有限政府的.观念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作用是全方位的，其不仅要发挥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而且要发挥分配资源等作用，其结果就是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长期以来，政府的权力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张，管理触角延伸到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各个领域。而行政许可法则是严格限制了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范围，规定了什么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什么事项不可以设定行政许可。例如，《行政许可法》第十三条就规定了四项不必设定行政许可的事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事项；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事项；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事项。只要以上述四种方式可以规范的社会关系，都可以不设定行政许可。这充分表明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和权力的行使应当是有限的，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政府的作用应当是为市场竞争创造公平宽松的制度环境，为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服务，解决市场机制解决不了也解决不好的问题。现代政府应当是一个有限的政府而不应是一个“保姆式”的政府。 三、行政许可法树立了法治政府的思想 长期以来，一些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片面地认为政府就是行使权力、约束行政相对人行为的，把行使权力当作政府唯一的存在方式，忘记了政府应当承担的责任。于是，在实践中不断出现了争夺审批权、漠视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官僚主义等现象。而事实上，承担责任是政府的第一要义。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过程，也就是其履行职责的过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和侵权须赔偿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行证许可法的重要贡献，就是用法律的形式将行政许可的责任属性固定下来，规定了行政机关在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过程中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倡导了责任政府的理念。同时，为了防止行政机关借行政许可争权夺利，在行政许可权的设定上，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比行政处罚法更加严格。它排除了国务院部委规章设定行政许可的可能性，规定只有省一级人民政府的规章才能设定行政许可，剥夺了较大市的政府设定行政许可的权力，充分体现了现代政府应当依法行政的思想。 四、行政许可法强化了透明政府的准则 信息公开、透明现今已经逐渐成为了现代政府的行为准则和目标。信息公开、透明的基本要求是：行政权力运作的主体、依据、程序应当是公开的；行政权力运作的过程应当是开放的，公众可以依法参与。行政许可法通过规定行政许可的申请、受理程序，审查、决定程序，听证程序等，将信息公开、透明的问题由道德自律转变为法律强制；并规定了起草设定行政许可的机关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的形式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保证了行政许可的设定公开透明。对已经设定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法同样规定有定期评价制度。通过规定这些措施，行政许可法不仅保障了公民对行政管理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而且促进了政府行政措施的公开透明。 五、行政许可法强调了诚信政府的概念 诚信是建立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建设社会信用，首先政府要讲信用。如果政府在决策上随意性大，甚至出尔反尔，其结果不仅是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而且会损害行政效率，影响政府的权威和形象。而行政许可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行政领域的诚实信用、信赖保护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行政机关必须要做到：一是所发布的信息必须真实可靠，政策要相对保持稳定，确需变更的要尽可能事先规定过渡期，给百姓明确的预期；二是所作的决定、政策不能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三是因客观原因，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政策、决定确需改变的，由此给百姓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要依法予以补偿。 六、行政许可法实现了人本主义精神 人本主义精神是现代行政管理理念的出发点和归宿。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而行政许可法正好顺应了这一趋势。其立法宗旨之一就是方便群众，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要求设定行政许可必须要遵循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原则，体现了法以民为本的鲜明特色。这就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要认识到，经济发展并不是社会的终极目的，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因此，行政机关应当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培养人、塑造人、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标，从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和帮助人的层面入手，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 因此，从公民的角度来看，行政许可法实现了公民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转变，是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一次真正的回归。综观我国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最成功之处就在于通过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确立了公民个人的市场主体身份。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中有200多部法律从不同的角度赋予了公民个人市场主体的资格。但是在经济生活中，公民个人的抱怨却并没有减少，因为他们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权利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究其根源，就在于这些法律规范虽然承认了公民具备了市场主体能力，却并没有从根本上交还公民作为市场主体所应当享有的权利。而《行政许可法》的出台，则标志着公民个人权利的真正回归。因为，在行政许可法实施之后，公民个人能够真正成为权利的主人，以前束缚公民的的众多行政审批事项交由他们自己自主决定。行政许可法为公民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到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 同时，由于行政许可制度可以通过保障追求适度的个体利益来增进公共利益，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同时兼顾，促进社会整体利益得到有序增长。所以，政府运用行政许可调控经济运行、规制社会秩序时，也可以维护和促进社会整体利益(包括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两方面)的增长，实现公民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双赢局面。 综上所述，行政许可法充分体现了现代行政行为的新理念。其实施，必将会为我国建设一个现代公共服务型的法治政府，实现了公民权利的回归，深入完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持，真正实现公民、政府和整个社会 “三赢”的局面。 从公民的角度来看，行政许可法保障公民实现了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是一次权利的回归。行政许可法实施之后，公民将真正成为权利的主人，他们可以自主决定任何事项，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到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行政许可法促使政府实现了从放权到控权的过渡。我国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公民的权利受到了广泛限制，而政府的权力却不受约束。而行政许可法第一次改变了立法观念，从技术上限制了行政机关权力扩张的欲望，防止了行政机关损害公民基本权利现象的出现。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行政许可法实现了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的动态平衡。现代政府是公民基于共同契约而组建的，政府的存在是为了更好地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但是，由于政府本身耗费了大量资源，并且时时刻刻存在着权力扩张的冲动，因此，必须通过一系列的法律规则，在公民权利和政府权力之间实现动态的平衡。《行政许可法》的实施，第一次在这种立法的自觉和技术的可操作性上，实现了这一平衡，标志着中国的行政立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因此，为了深入贯彻实施好行政许可法，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在认真学习、深刻理解这部法律的基础上，尽快转变不适应行政许可法要求的思想观念，树立起正确的行政理念。《行政许可法》促进了政府行政理念的更新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8月27日通过了《行政许可法》，这标志着我国各级政府执政为民，再造有限、透明、服务政府和强化行政审批监督的理念在法律上得到了具体的体现。一、《行政许可法》体现了政府执政为民的思想
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建立，实现了主体的回归，公民和其他市场主体第一次能够独立地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由于政府的执政理念没有转变，在开展各项经济活动时，公民和其他市场主体还要经常性地受到政府的干预。种类繁多的行政许可捆住了市场主体的手脚，降低了市场运行的效率。公民虽然拥有市场主体的身份，却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市场主体应有的权利。一些基本的经济活动必须经过几个甚至几十个政府部门的批准，在一个又一个行政审批的环节中，市场主体的权利被消解掉了。
《行政许可法》确立了有限政府的观念。它第一次将那些市场主体做得了而且做得好的事项完全交给了市场主体，大大缩小了政府审批的范围，从根本上实现了还权于民。因此，《行政许可法》的颁布，是公民和其他市场主体权利的一次大解放。《行政许可法》从限制政府的许可权力，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基本权利两方面体现了执政为民的思想。
《行政许可法》明确规定了行政许可的平等原则，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行政审批标准的全国统一，为建立公平合理的竞争秩序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证。与此同时，为了防止行政审批中出现与民争利现象，《行政许可法》还规定了审批服务的具体规则，对那些朝令夕改的审批行为，法律还特别规定了行政机关的补偿机制，这一点对遏制市场经秩序管理混乱现象，保护公民和其他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因此，《行政许可法》的颁布，为贯彻执政为民的思想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证。
《行政许可法》在严格程序中也彰显了执法为民的思想。在总共8章83条的法律中，有29条是关于行政许可实施程序的规定，占条文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其涉及申请、受理、审查、决定、期限、听证、变更、延续、特别程序等行政许可实施的方方面面。严密、细致的程序规定，极大地方便了群众，体现了执法为民、依法行政的精神。有关程序的每一个条款中，无不体现了便民原则：省级政府经国务院批准，可将几个行政机关行使的行政许可权相对集中；一个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涉及机关内部几道环节的，应当“一个窗口”对外；依法需要几个部门几道许可的，可以由一个部门牵头征求其他部门意见后统一办理，或者实行联合办理、集中办理，尽量减少“多头审批”；行政机关应当将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条件、数量、程序、期限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在办公场所公示，以防止“暗箱操作”；行政许可申请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书面方式提出，也可委托代理人提出，不必都亲自到行政机关办理；行政许可决定尽量做到当场受理、当场决定，不能当场决定的，要出具受理凭证，并最迟在30日内作出决定。行政许可法在程序方面的规定不仅严格，而且细致，极具可操作性。如规定行政机关的受理决定要加盖公章并注明日期，以便有据可查；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应当一次性告知，以免当事人多跑路；不予受理的行政许可要书面答复等等。
二、《行政许可法》再造有限、透明、服务政府
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启动，到《行政许可法》的出台，我国政府的管理理念、工作思路、施政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行政许可法》的出台，“跑”审批将一去不复返，曾经高高在上的政府将在一个相对平等的平台上与公民对话。从“行政审批”到“行政许可”，一词之差，却反映了政府在管理理念上的变化和突破，意味着政府正从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透明政府和服务政府转变。
有限政府。《行政许可法》将行政许可的设定权严格限制在法律、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以上，剥夺了部门规章和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设定权，有力地遏制行政权力扩张的趋势。这一规定意味着，今后只有法律、法规有权设定行政许可，其他任何形式的红头文件都不得染指许可，否则均属无效。
为了从根本上减少和控制行政许可的种类和数量，《行政许可法》还通过划定许可范围，列出许可项目等方式规范立法机关的设定行为，强调凡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行政机关采用事后监督等其他行政管理方式能够解决的事项，均不得设定许可。即使已经设立定的行政许可，也不宜长期存在，行政许可的设定和实施机关必须适时进行许可评估，及时修改和废止已经设定的行政许可。当然，尚未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因行政管理的需要，确需立即实施行政许可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可以设定临时性的行政许可。临时性的行政许可实施满一年需要继续实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否则应停止实施。这些规定对于保障各级行政机关依法实施必要的行政管理，遏制各级行政机关滥设行政许可具有重要意义。
透明政府。随着政务公开的蔚然成风，建立透明政府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但在没有制度和保障的前提下，公开显得相对乏力。《行政许可法》明确要求，设定和实施行政许可应当遵循公开原则。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条件、程序、期限等必须公开，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许可的依据，而且申请人有权要求行政机关提供相关的资料。起草法律草案、法规草案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草案，拟设定行政许可的，起草单位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说明设定该行政许可的必要性、对经济和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听取和采纳意见的情况。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行政机关作出的准予行政许可决定，要将有关决定和申请人的资料予以公开，允许公众查阅。由此可以看出，公开透明的行政许可不仅是人们的普遍诉求，也是治愈行政腐败顽疾的“特效药”。有了法律保障和透明行政许可将给所有申请人提供一个更加公平的竞争机会，对那些长期笼罩在神秘政府阴影下行政使特权的许可机关和公务员来说，新的许可制度无疑是一束耀眼的强光，让所有腐败没有藏身之处。
服务政府。浏览《行政许可法》条文，处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和公平、公正的原则：申请材料不齐全的，应当场或者在5日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符合条件、标准的，应根据受理先后顺序作出决定；受理行政许可应在20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行政许可不得收取任何费用……这些人性化的规定，都将有利于政府依法行政，树立良好形象，更好地服务百姓。针对目前办理行政许可环节过多、手续繁琐、时限过长等问题，《行政许可法》规定：经批准，一个行政机关可以行使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权；一个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实行“一个窗口”对外；依法需要几个部门办理几道行政许可的，可以确定一个部门受理行政许可申请并转告其他有关部门分别提出意见后统一办理，或者实行联合办理、集中办理；申请行政许可可以通过信函、电报等方式提出，申请人不必事事都到行政机关办公场所提出申请；行政机关要在网站上公布行政许可事项，方便老百姓申请行政许可，并应当与其他行政机关共享有关行政许可信息，提高办事效率；申请人提供的'申请材料齐全，不需要对行政许可申请作实质性审查、核实
的，行政机关原则上应当当场作出决定；除当场作出决定和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行政机关原则上应当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作出决定；对涉及申请人与第三人重大利益的行政许可事项，行政机关应当告知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听证的权利。这些制度将大大简化行政许可程序，减少许可环节，方便老百姓申请和获得行政许可。其精神实质就是将行政许可由政府的权力转变为义务，从过去老百姓求政府办事转变为政府必须为老百姓服务。
三、《行政许可法》重审批更要重监管
实践中，行政机关重许可、轻监管或者只许可、不监管的现象比较普遍；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往往只有权力、没有责任。为了解决重许可、轻监管或者只许可、不监管的问题，《行政许可法》通过把对行政许可事项的监督检查作为行政许可权的必要延伸，设专章规定了对从事需要行政许可的活动的严格监督检查，把事前行政审批与事后严格监管有机统一起来，有利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改变管理方式。
《行政许可法》对行政机关的监管责任作了多项具体的规定。如上级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行政许可实施中的违法行为。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履行监督责任。行政机关应当创造条件，实现与被许可人、其他有关行政机关的计算机档案系统互联，核查被许可人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行政机关可以对被许可人生产经营的产品依法进行抽样检查、检验、检测，对其生产经营场所依法进行实地检查。行政机关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设备、设施进行定期检验等等。
《行政许可法》还明确规定，把行政许可权行政许可的实施权，延伸到对被许可人活动的监督的环节，即“谁审批谁监督”。同时，对监督行为本身也做了非常明确的规范。
第一，实施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他有权的机关对被许可人必须进行监督，但是这种监督原则上以书面监督为主，即我们的监督检查一方面要督促它，另一方面又不能扰民。
第二，对一些需要实地检查的，行政机关在行使权的过程中要尽量减少与老百姓发生冲突。
第三，允许老百姓举报和被许可人举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允许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被许可人的活动投诉举报，这是充分利用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来强化行政许可监督的重要方式，无论是那种方式，行政机关都不得干扰影响被许可人，都不允许吃、拿、卡、要。
《行政许可法》对行政机关该许可的不许可、不该许可的乱许可等行为，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同时，规定了实施行政许可原则上不准收费，实施行政许可不得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从而确保了权力与责任挂钩、权力与利益脱钩，从制度上防止利用行政许可“寻租”。
总之，《行政许可法》的颁布施行，对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革行政管理方式，推进依法行政进程，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保证行政许可法全面、正确地实施，是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也是建设法制政府的一项重要任务。因此，各级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应该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执政为民、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高度，充分认识实施《行政许可法》的重要意义，认真学习、准确理解、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卞军民）
市领导在行政许可法实施1周年座谈会讲话
这次座谈会的主题是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实施一周年，深入探讨依法行政、建设法治与服务型政府的若干问题。
行政许可法作为规范政府共同行为的重要法律，颁布实施一年来，我市普遍开展学习培训、实施四项清理、完善配套制度、采取便民措施、加强监督检查等，为全面深入贯彻实施奠定了基础。同时，也还要清醒地看到存在的问题，比如，部分干部和执法人员对实施行政许可法的重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不足，行政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的转变缓慢；对行政许可法的宣传普及乏力，从市政府组织的网上问卷调查结果看，群众对行政许可法还不十分了解，对依法维权的规定陌生；配套制度建设不完善及少数许可项目在相关部门之间衔接不畅通，使行政许可法规定的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层级监督方法不多，效果不好，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在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检查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及时发现；重审批、轻监管的状况还未有根本改变，甚至认为行政许可是依申请的行为，当事人不申请，行政机关就可以不管；有行政许可职能的部门，领导将精力、人力、物力及财力放在如何办理许可证、许可事项上，对许可证发放后疏于监管；电子政务建设与应用滞后，绝大多数行政许可事项还不能实现网上受理，等等。这也是下一步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与服务型政府的重点工作方向。
一、以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为契机，全面加强法制建设
一是加快转变观念。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不单是法律执行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改革体制、转变职能、规范行为。行政许可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和一系列制度、措施，不仅是对行政许可的规范和改革，也是对政府工作的规范和改革。要树立责任、义务的观念，切实把履行法定责任义务作为行政管理的第一要义；要树立公开、透明的观念，凡是涉及行政许可的一切过程都要力求充分公开；要树立效能、便民的观念，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变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环境上来，降低行政成本、提高社会效率。
二是加大宣传普及力度。各级政府要接受人民的监督。体现人民的监督，就必须让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了解行政许可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制度和具体规定，让广大的人民群众熟悉行政许可法中关于行政机关义务和纪律的规定，以便他们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合法权益。要以行政许可法实施一周年为契机，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手段，采取以案例分析、专题讲座等形式加大宣传普及工作力度。司法局和法制办要把行政许可法的普及作为“四五”普法验收的重点。
三是加强层级监督。依法行政必须坚持“立法是基础，执法是关键，监督是保障”。各级政府要加强对下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的行政监督，政府各部门要加强对下级工作部门、内设机构、授权管理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监督，特别要强化对重要部门、重要岗位、重大事项的监督。要建立健全能正确判断问题、及时纠正错误、有效追究责任的监督检查机制。政府法制部门和部门法制机构要加强规范性文件和重大行政许可决定的备案审查，对行政许可中的听证和招投标等程序要全程参与和监督。政府法制部门、监察部门要切实履行监管职责，督促行政部门规范行政许可行为。
四是加强后续监管。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要严格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对被许可人是否按照取得行政许可时所确定的条件从事被许可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凡被许可人违法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或行政管理相对人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应当取得行政许可的活动的，要依法制止并处置，做到“谁审批、谁负责，谁许可、谁监管”，杜绝“以批代管，一批了之，不批不管”的现象。
五是加快推进电子政务。行政许可法第一次从法律的高度对电子政务做出规定，明确了方向和原则，确定在行政许可领域公开政务信息的义务。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要督促各地、各部门把实施行政许可法与推进电子政务紧密结合，将有关行政许可项目的名称、条件、程序、收费标准等规定在网上公布，提供可在网上申报和下载的行政许可申请书格式文本，逐步实现网上申请、网上审批、网上查询行政许可审查进展、网上监督等等。为此，要求各行政机关间要尽快实现网络互通互联和信息实时交换，及时处理行政许可申请、监督检查申请人、被许可人以及实施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
六是加强配套制度建设。行政许可法确定了行政许可的六项原则、四大制度（即：合法原则、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便民原则、救济原则、信赖保护原则、监督原则，以及设定范围制度、设定权制度、实施制度、监督与责任制度）。对此，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行政许可法实施的配套制度建设，统筹规划、科学分类、总体安排，加强部门协调和专家咨询工作，搞好合法与合理性审查，保证不与国家法律、法规和现行路线、方针、政策相抵触。
七是加强法制机构建设。江泽民指出：“政府法制机构是做好行政、经济法制工作的组织保证，是领导在管理和决策方面的重要助手”。各级政府及部门必须把加强政府法制机构和队伍建设作为大事来抓。同时，要认真研究在新形势下，加强法制机构建设的具体措施，切实解决好经费、条件和人员待遇问题，使政府法制机构的设置和队伍建设与全面、深入、持续推进依法行政的要求相适应。各级政府的法制机构更要站在全局的高度，为各级领导当好参谋助手，提供及时有效的法律保障。
二、以行政许可法的要求为准则，全面提高执法水平
一要确保国家法律法规的充分执行。改革开放二十六年来，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其中，80以上的法律、法规和所有行政规章都由行政机关实施，90以上的政府部门拥有行政执法职能。我们要把行政许可法的贯彻实施作为带动各项法律、法规充分执行的重大机遇，因为行政许可法为实施其他法律、法规和规章提供了基本准则，规定了政府权力为“法无允许则禁止”，公民权利为“法无禁止则允许”的原则。这些法就包括了：统计法、预算法、环保法、土地法、质量法、劳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都必须得到同等的重视与全面的贯彻实施。政府的权力是法律法规授予的，法治政府就是体现在使行政权力的“授予有据、行使有规、监督有效”，做到依法治“官”、依法治权、依法办事，严防行政权力的缺失和滥用，按照“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要求，从体制、机制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入手，加强和改善行政执法工作，切实做到严格、文明与公正执法。
二要严格法定权限、规范行政程序。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要认真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根据法律授予的权限管理经济社会事务和其他行政事务。行政程序是行政机关正确行使权力的保障，当前行政执法中忽视程序现象普遍存在，成为滥用职权和执法犯法的重要隐患。为此，要把加快完善行政程序制度规定作为落实行政许可法的制度基础，使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切实按法定程序办事，做出行政决定要符合法定程序，执法行为要遵守法定程序，行政执法要保障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杜绝违法行使权力、侵犯当事人利益的行为。
三要完善行政执法管理体制。要按照“职权法定、权责一致”的原则，清理和规范行政执法主体，明晰职责权限，从源头根治多头执法、重复执法、交叉执法的'问题。要完善行政执法经费保障机制，使行政机关的收费和罚没收入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的规定，坚决制止各种形式的乱罚款和乱收费。
四要加强行政执法队伍建设。行政执法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执法人员的素质关系人民政府的公正形象，执法工作的成效关系经济社会的发展环境。各级行政机关要以从严治政的要求，高度重视并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强化执法为民的观念；加强法律知识及业务知识培训，增强依法行政、办事的能力；要强化执法人员资格管理制度，严格管理和监督；要严肃查处徇私枉法、执法违法行为。
三、以行政许可法为动力，努力增强行政能力
对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对照建设法治、服务型政府的方向，对照人民群众和公共服务的需要，我市的行政能力还明显地与之不适应，表现在：为人民服务的行政意识淡薄，削弱了人民政府的行政基础，有的甚至擅自更改政府决定，削弱政府公信力；计划经济的思想、小农经济的意识、行政命令的方法、长官意志的陋习固化，有的过于依赖行政手段，疏于学习掌握并运用市场的、法律的手段；思维方式陈旧，缺乏战略眼光和理性思维，缺乏系统思考、剖析问题和总结分析的能力，有的行政不是从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出发，而是以少数领导满意和部门得失为标准；行政行为失范，部门利益、小团体利益甚至个人利益至上，视“公权”为“私权”而不惜损害公众利益，有的见利争抢、无利推诿，甚至借依法行政之名行以权谋私之实，“吃、拿、卡、要”；行政作风飘浮，浮夸风、奉承风、吃喝风、文牍风、人情风盛行，等等。对这些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并认真加以克服。
一要勤于学习、善于研究、勇于创造。科学、民主、依法行政，核心是科学行政。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和新要求，必须坚持以科学的理论、科学的观念和科学的方法来武装、充实和提高自己。
二要加大行政效能监督力度。要进一步加大行政效能监督力度，重视建立深入调查研究、制定发展规划、健全决策机制、落实执行责任、强化督办考核的工作体系。市政府侧重于决策、部门侧重于执行，二者不可颠倒。部门不能替代市政府决策，市政府也不能包揽部门执行。重大决策必须坚持科学、民主程序，建立健全公示、听证和责任追究等制度。监督考核要改变面面俱到、职责不清甚至混淆的方式，以充分体现对政府和部门履行职责的评测，以科学的政绩观落实科学发展观。今年，市政府将重点考核和检查各部门、各单位按照“三定”方案履行职责的情况，重点考核和检查人大议案、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办理情况以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各项任务特别是十件实事的落实情况。
三要切实加强廉政建设。认真实施《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和严格监督，充分发挥审计、监察、纪检、财政、国资等部门对政府及部门在行政过程中，对财政资金、资产、资源使用情况和使用效率的审计监督、纪律检查力度，教育引导各级公务员增强为民服务的意识，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
总之，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对于约束行政权力和规范行政行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彻底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各级行政机关更新管理观念、创新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水平意义重大而深远。
谈现代司法理念与审判监督
一、现行审判监督机制存在的缺陷（一）监督主体和方式的多元化，消弱了裁判的权威性和效力
审判监督与审判监督程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审判监督的含义、内容和范围比审判监督程序要广泛得多。根据宪法和诉讼法的规定，法院的审判活动，除了法院内部监督外，还存在党委、人大的个案监督、检察机关的个案监督。法院内部的监督包括法院院长的监督、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和本院自身的监督，以及对检察机关抗诉案件的监督。仅就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监督而言，其审判监督的任务，也并非仅仅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来实现，还包括了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依照死刑程序复核、核准案件，以及通过司法解释、批复、总结审判经验教训等方式进行业务指导等。各种监督主体通过受理申诉，以不同的方式对法院作出的裁判进行监督。这样，一方面，监督者从不同的角度和观点评判生效裁判，看法不一，容易发生争议，往往造成久监不决，使裁判的权威和效力得不到体现和落实。就目前而言，司法的法律监督体系是复杂的。如果把司法狭义地理解为法院审判的话，那么，法律监督体系还是完备的：上有上级法院的审判监督（二审，指令再审或者提审），下有当事人的制约（上诉、请求抗诉、申请再审）；前有检察院的专门监督（抗诉），后有当地党委的监督（召开公检法联席会讨论案件）、人大的工作监督（质询、评议、审查工作报告）；内有本级院长的监督（提起监督程序），外有群众舆论监督。上下前后内外的监督不可谓不周全，然为何依然不公？关键在于上述监督形式各有一定弊端，使之没有形成一股合力。如一审法官为了最大限度降低上诉发改率，往往就某些疑难案件逐级向庭长、院长、乃至上级法院请示汇报，其结果自然使院长、上级法院的监督流于形式；再如由于检察院对一个判决是否抗诉往往规定了严格的条件，按照司法实践中的说法，没有120%的把握，就不要抗诉，这就导致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能力大大削弱。而人大对法院的一般工作监督由于太过宏观，往往是按年初的工作计划，由法院先写好工作报告，再给人大审查。这种监督往往浮于表面，没有深入其实质。由此可见，尽管监督之网看起来相当严密，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未得到很好执行，致使错案冤案层出不穷而并不能得到有效避免。
（二）当事人申请通道不畅，弱化了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
诉讼法对当事人的申诉或申请再审的条件作了些规定，但总的看来，这些规定不够具体明确，缺乏可操作性，法律规定的宽泛表面上似乎为当事人申请再审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实际上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却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因为按照法律规定，法院、检察院均无须征得当事人同意即可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检察院抗诉的，法院应当再审）。而当事人启动再审程序的前提是，提交申请再审材料须经法院审查决定立案或经检察院审查决定提起抗诉。当事人形式上作为再审启动的主体，其实完全依附于法、检两家。这样，当事人能否能进入再审具有偶然性和盲目性，而法院和检察院对能否进入再审和进行抗诉具有很大的裁量机动权。
（三）启动再审程序的随意性，动摇了司法裁判的稳定性
首先，提起再审的条件过于原则。三大诉讼法规定了法院院长对本院生效裁判提请审判委员会决定再审的条件是认为原判确有错误，上级法院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的条件也是认为原判确有错误，但确有错误的内涵是什么？是指刑诉法第204条、民诉法第179条及行政诉讼法第63条规定的几种情形还是法官的酌定情形？未经法院的再审审理，如何认定确有错误？如果在再审前的审查阶段就认定了确有错误，是否存在先定后审的问题？这些都没有明确规定，很容易造成随意监督。其次，启动再审程序没有时效和次数的限制。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和次数均未作限制，民诉法第182条、最高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解释第73条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时效限定为裁判生效后两年内提出，但法院、检察院依职权提起再审不受此限。同时，按照最高院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民事案件经再审维持原判的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这种对申请再审时效次数的限制性规定，一是不完整（意味着未维持原判的仍可继续申请），二是法院、检察院不受此限。这样，当事人可以反复提出申诉或通过法院、检察院来提出申请再审，再审程序可以无数次地被启动，使二年时效限制性规定流于形式。再次，再审管辖不明，难以终审。我国的诉讼法虽规定当事人对生效裁判不服，有权选择原审法院或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但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又赋予上级法院选择原审法院审理，实际上限制了当事人的选择权，致使绝大多数案件都回到原审法院审理，上级法院提审的情况少之又少。申请再审的案件又由原审法院审理，当事人多有不信任的心态。同时，交原一审法院再审的案件，还可能会出现新一轮的上诉、申请再审的局面，事实上形成对两审终审制的巨大冲击。
（四）再审审理程序混同于一、二审程序，影响法院的权威和法律的严肃性
对再审案件的审理适用何种程序，三大诉讼法的规定是一致的，即生效裁判是一审作出的，按一审审理，原生效裁判是二审作出的，按二审程序审理。这种笼统的规定显然未能体现再审的特点，且不符合再审审判的实际情况。因为再审程序在审理对象、裁判方式等方面与一、二审程序是有诸多不同的，将两者简单的混同而不对再审程序作特殊规定，使得法院在审理再审案件时无所适从。
二、审判监督制度的重构
（一）建议取消部分再审启动权
建议修改宪法及三大诉讼法，取消人大和人民检察院对个案的监督权，取消上级人民法院及本院院长对再审程序的启动权，将再审请求权完全交还给当事人。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申诉认为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予以立案审理。
（二）建立界定机制
针对部分当事人滥用申诉权、无理缠诉等情况，坚持提起再审的标准，建立科学的界定机制，变无限申诉为有限申诉。规定严格的再审程序启动的立案标准，如当事人必须拥有充分确凿的证据能够证明原审认定事实不清，或证据不足，或审判程序违法等事项，人民法院才能立案，对案件进行再审，否则，不予立案。
（三）实行复查时限制度
对申诉案件复查，规定必须在收到当事人申请后三个月内复查完毕，参照审判流程管理办法，由庭长对复查案件采用催促限期办结、办案超期预警等措施，进行动态管理，加强对复查全过程的有效监督。
（四）提起再审和再审审判权应由上一级法院统一行使
由上一级法院统一行使提起再审和再审审判权具有以下优点：首先，有利于发挥审判监督的职能作用。原审法院自我监督，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处于同一业务水平层次，无从保证再审审判一定比原审审判更加正确，从而在实践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将正确的案件改错的现象。正是在这些因素下，由原审法院对自己作出的生效裁判进行监督，其监督的职能作用不可能得到充分体现。相反，由上一级法院对原审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行使审判监督权力，不仅可以破除原审法院因自我监督、自我否定而带来的排斥心理，而且可以消除当地对案件审判的干扰和影响。同时，上一级法院在总体上有一支法律知识更为丰富、业务水平更为精深的法官队伍，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行使再审审判权。其次，有利于实现再审裁判的公信力。由上一级法院统一行使提起再审和再审审判权，能够在保证审判监督机制有效运行的同时，由于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所固有的权威优势，更容易使当事人产生信服感，从而有利于实现再审裁判的公信力。这样可以避免本院法官审理再审案件如纠正以往裁判，容易产生的“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有损法院自身形象”、“容易影响与同事间的关系”等不正当现象，也可避免一、二审程序与再审程序的混杂。
（五）加大法律文书改革力度，增强司法裁判公信力
针对过去驳回申诉复查的法律文书说理过于简单笼统的不足，认真探索法律文书改革，做到“三个加强”，即加强对当事人诉讼理由及请求的表述，加强对事实的分析认定，加强针对性和说理性，着重加强对事实和证据的合法性、关联性、客观性的论述，充分运用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严密论证，全面反映案件审查的全过程，使当事人真正赢得舒心、输得甘心。
（六）建立动态监督体制
1、动态监督的基本理念。强化内部监督，促进公正执法，提高办案质量，是内部监督制度设立的初衷，也是我们开展监督工作的指导思想。目前存在的纪检监督和审判监督程序监督，是一种静态的监督，作为事后监督手段，还应当允许其继续存在并发挥相应作用。但是，监督应当从源头上下功夫，这里有一个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问题。现在有一种倾向，对司法监督主要放在了实体裁判的结果上，忽视了对程序问题的监督，对如何从源头上防止错案的发生似乎重视不够。应该看到，当前司法不公正主要是程序不公正，而且多数实体不公正也是由程序不公正导致的。司法公正就如同用秤称东西，实体不公正说明这个具体物品没有称准，它影响的.是个案。而程序不公正就等于秤的定盘星没有定准，定盘星定不准，称什么都不准，它破坏的是整个机制。监督实体事倍功半，只解决个案。监督程序解决的是机制问题，收事半功倍之效。因此，在加强对实体监督的同时，应当将监督的重点放在对程序的动态监督上。如果说要真正持续稳定地提高案件质量，确保司法公正，那就必须通过建立健全内部动态监督机制，对各审判庭办理的案件实行动态跟踪监督，通过监督，及时发现问题，查找原因，切实纠正问题，以有效提高案件办理质量。这种对案件的督查，不是指导办案，更不是干涉办案，而是通过改革案件审理的方式，对案件的办理情况进行动态的跟踪监督。这种动态监督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案件办理情况进行：一是对案件的实体处理情况进行督查，也就是对实体法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二是对案件的各诉讼程序进行督查 ；三是对办案纪律及文书制作情况进行督查。通过实施动态监督，尽可能实现案件办理程序公正，尽可能减少错案发生的机率，实现监督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进而借此实现法院管理的现代化。
2、动态监督的实施主体。笔者认为应设立“一委三部门”的机构作为动态监督的实施主体，一委是指案件质量管理委员会，三部门是指在院长领导下通过研究室、审判委员会办公室、院长办公室三个部门来开展工作。这一管理模式实际上是在现有法院内设机构框架内，对内设机构按职能性质进行分工和初步整合，是一种实行分类集中管理的过渡性模式。具体说来，案件质量管理委员会由一名副院长兼任主任，负责案件动态监督的决策、实施和最终对审判庭办案质量的考评，其他三部门关于案件质量的监督工作由其负责指挥。研究室是案件质量监督的办事机构，统一管理立案、审判、执行、审监、国家赔偿等各环节的案件质量监控管理等程序性工作。审判委员会办公室作为审判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要发挥审判委员会的预审机构作用，负责将案件质量监督情况向审判委员会作汇报，通过审判委员会议事程序将动态监督落实到案件的实体处理上来。院长办公室作为院长直接领导的综合办事机构，负责综合文稿、协调、联络、秘书、全院性会务等必须由院长亲自掌握的全局性综合性管理工作，设立目的是将案件质量监督和审判研究的部门专门化，与研究室协调配合抓好案件质量监督工作，将案件监督的情况及时总结并服务于全院性工作。
3、对动态监督运作机制的初步构想
建立健全动态监督基础网络。笔者设想的动态监督基础网络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改革确立能够确保程序公正的科学审判方式，这是实施动态监督的基础；二是必须创新案件审判流程管理方式，这是实施动态监督的载体；三是及时准确地收集审判运行信息，这是动态监督实施的手段。关于第一方面内容，是实施监督目的的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动态监督的目的也就是通过审判方式改革的实施并对其实施有效监控从而实现程序公正，最终达到案件高质量审结的效果。关于第二方面的内容，关于审判流程的管理，应采取填写办案运行卡的方式，审判流程管理侧重在审限管理上，对促进办案效率的提高发挥了一定的功效，但是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其一是案件排期、审判过程监督管理未纳入流程管理，其二是对影响办案效率的有些环节尚未完全纳入管理程序，如案件的移送、上诉和退卷等，其三是对案件质量的管理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如对庭审质量、合议质量、裁判文书质量、卷宗质量、社会效果质量等还没有完全纳入案件流程管理的程序。因此，要在案件审判流程管理制度的内容和方式方法上创新，形成涵盖案件审理全过程的效率控制和质量控制相结合的全方位审判管理新格局、新机制。关于第三方面的内容，不少法院已把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到案件审判质量管理工作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审判质量管理具有具体性、重复性和程序规范性的特点，所以，适合应用计算机技术手段。从目前一些法院在案件审判流程管理中应用计算机程序的经验，由于把案件从立案、审理、宣判、执行、归档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输入计算机，这就使办案全过程在网络上公开化，既便于各级领导随时监督管理，又便于各审理环节相互监督促进。同时，由于计算机设定的程序是上一个环节工作没有输入就不能进入下一个工作环节，这一方面使案件审理程序更加科学有序，另一方面也把案件审理全过程置于不讲情面、不会通融的铁面无私的计算机控制之下，从而制约审理工作中违反程序的随意性现象，严格案件审理程序，从程序上保证案件的质量。
对办案庭和办案人员实施百分考核制。就目前各地法院的审判质量管理而言，虽有填写办案运行卡等管理措施，但并未落实到对审判业务庭和个人的政治目标考核和物质奖励惩扣上来，这就显得有些软弱无力。为提高案件的办案质量和效率，可以对案件数量、案件质量、审限期、信息报送、卷宗装订等各项审判指标进行量化考核。总分确定为一百分，根据各办案庭实际再细化到案件实体处理结果和审判程序的每一方面。如在案件质量方面规定：上诉案件改判或按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无论什么原因，只要改判的每件扣10分，相当于审理10件案件的奖励分；每发回重审一件扣20分，等同于审理20件案件的奖励分数。将错案降到最小程度，将责任落到实处，改变过去以“汇报案情不全面或曾经向领导汇报过”的理由，而推卸审判人员自身责任的现象。再如卷宗质量和审限期方面规定：每月定期报结案件后，三日内按报结案件数量向内勤交齐卷宗，每延期一天，每本扣一分，坚决杜绝卷宗丢失现象。未按法定期限审结案件，每延期一天扣一分。期限既包括审限期，也包括各种诉讼文书和法律文书送达期限、上诉案件移送的法定期限等。这种考核方式能够增强审判人员的责任感，提高办案质量和效率。办案工作评估的办法，每名办案人在案件结案后，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填写案件考核登记表，对照案件的评估条件，进行自我评定档次，并把自评结果报本庭室主管领导审定。案件质量评查组，负责对本院各合议庭审结的案件质量进行重点评查、抽样评查或逐件评查，并负责对各业务部门申报的考核案件进行审核把关，对与业务部门意见不一致的案件，都要及时提请院领导决定提请审判委员会研究讨论，并把考核结果定期向全院通报。
实施办案质量预警制。在对往年办案数据进行分析，并在初步探索办案工作规律的基础上设定预警标准。如：1、案件临近审限期；2、法官有单方会见当事人行为；3、办案人员未按期开庭；4、某业务庭一段时期的案件审结率下降，等等。预警标准还可以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作相应修订。对某项办案指标达到或者超过了预警标准的，案件质量管理委员会将向相关办案业务部门发出预警通知书并报分管院长。有关业务部门接到通知书后，及时组织调研，对预警的一些问题进行解剖，针对存在问题督促采取相应措施予以解决，并按期提交调查报告。
适当调整行政首长与审判组织的工作关系。在法院内部监督对于提高办案效率、实现司法公正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目前各级法院实施的法院内部监督，除了审级监督和院、庭长对案件办理的行政监督以及立、审、执各环节的相互监督外，还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纪检监察部门为监督实施主体，针对违反审判纪律行为和错案责任追究而进行的纪律监督；另一种是审判监督庭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生效判决实施的法律监督。前者是各级党政部门通用的监督形式，后者是针对我国目前审判水平较低较差的状况而实施的特殊补救措施。不可否认，这两种监督形式有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因其属于事后监督的局限，对于审判过程的监督显得较为乏力，难以完全实现法院内部监督的目的。近年来，各地法院都在积极探索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内部监督制度改革，推出诸如大立案、“三二一”审判机制等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只是在审判业务范围内的中间层次上进行的一些管理机制改革，并未触及法院工作的整体管理模式。同时，这些自下而上的改革，也难以在更大范围推广适用。如何对案件实施有效的监督？笔者的建议是在案件办理的事前、事中、事后均实行多渠道的动态监督，即对案件的立案、诉讼保全、排期、送达、开庭、结案等不同审理环节进行跟踪监督、协调的综合系统管理。行政监督方面，主管院长、庭长、质量管理委员会如何履行职责、开展工作，是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重要问题。笔者认为，搞好监督，必须分清院长、庭长、监察部门的审判职责、管理职责。依照法律规定，院长、庭长是具有双重身份的人员。作为合议庭、审委会成员时，院长、庭长要依法履行其法律规定的审判职责，如担任审判长、主持审委会等。作为管理者出现时，则须履行其管理、监督职责，如分配案件，组织合议庭，决定有关人员是否回避，审核法律文书与审判委员会、合议庭决定是否一致并签发法律文书，监督审限，发现错案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等。不少法院推行的充分发挥院、庭长对合议庭监督管理职能的方式，在目前法官素质总体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应该说有积极作用。但是，也要防止有人利用这种方式推卸责任，因为，院长在审批案件时，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可能做到逐一阅卷审核证据，如果仅凭承办人汇报即作出决定，就有可能产生判断失误。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加大合议庭的职权和责任，适当减少院长签发具体案件的范围，这样既增强办案人员的责任心，又使院领导腾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加强管理。
充分发挥审判委员会办事机构职能。目前的审判委员会会务工作，仅为会议通知和记录工作。要真正发挥审判委员会办公室的作用，应该将其作为一个预审机构对待，即对于拟报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首先要对合议庭意见进行分析，并通过阅卷审查等方法，提出对证据认定、适用法律、实体处理的建议，为审判委员会提供可靠的参考意见，将审判庭对案件的审理与审判委员会对案件处理的最终决策很好的结合起来。对于少量疑难案件，可以参照医院会诊制度，把各庭室办案经验丰富和水平较高的法官集中起来，成立兼职的疑难案件咨询中心，对审判业务庭和基层法院审判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并提供科学的参考性意见。
（七）弱化外部对法院审判活动的不良牵制，强化内部监督机制，为杜绝审判工作中出现的各类腐败现象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是改革法院的人事和财政体制。将省高院的主要负责人由地方党委或人事部门推荐改由最高人民法院院党组推荐，实行省级一下法院的主要负责人由省法院院党组推荐的办法。下级法院的主要负责人应主要从上级法院的工作成绩突出的优秀人才中选拔任用，下级法院中的优秀法官任职一定期限后，如上级法院法官职位空缺，可选拔到上级法院任职，逐渐完善实施全国法院系统的人才上下流动工程。实行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垂直领导与业务指导相结合，逐渐淡化地方党委、人大、政府对法院司法权的影响。创造条件，尽快实现由国务院集中向最高院进行拨款，再由最高院根据实情向地方法院拨款，以供应法院的各项支出，保障法院正常工作的开展。以从财政角度减少或彻底避免地方政府对法院的牵制。充分发挥中央政权对地方司法审判权支配作用和主导作用，以维护国家法制和司法权的有机统一。二是建议取消相关的庭室设置，如刑庭、民庭、行政庭等，将有审判资格的法官集中起来在法院内部设置一个审判大队。法官的审判业务不分刑、民、行政等，而是实行抽签分案制。案件立案以后，在开庭前一日由法官进行抽签，以确定合议庭成员或独任审判员的人选。对该人选要求保密，直至案件开庭前一个小时才由后勤人员正式将开庭时间、地点等情况通知合议庭成员或独任审判员，以最大限度地防止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在开庭前不良交往行为的发生。三是建议建立法官腐败惩治委员会。法官腐败惩治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严惩腐败法官。只要发现法官在案件审理中有违法乱纪行为，就对其毫不客气，坚决将其开出法官队伍，情节严重者将其送交司法机关严惩。做到从根源上杜绝法官腐败现象的发生。从机制中让法官们感到自身生活条件的优越，自身职业来之不易，弃之可惜，又感到腐败行为后果的严重性，即使出现审判中较轻微的不公行为，也将会身败名裂，在社会公众之间失去信用力。四是将法官审理案件的透明度放到最大，让公众有充分的机会去评案说法。各地法院与当地主要新闻媒体建立固定的联系。争取将法官审理的每一件案件的庭审过程均录下来（不公开审理的除外），在当地新闻媒体上进行报道，使整个诉讼活动的情况家喻户晓。只有这样，才能杜绝法官的暗箱操作，防止法官与当事人之间做“桌下文章”。只有这样，人民法官的威信才能提高上去，当事人对法官的无端猜疑才会越来越少，法官腐败也越来越没有了其得以滋生的土壤。
（作者：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 邮编：257500 电话：0546－252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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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现代司法理念与审判监督
一、现行审判监督机制存在的缺陷（一）监督主体和方式的多元化，消弱了裁判的权威性和效力
审判监督与审判监督程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审判监督的含义、内容和范围比审判监督程序要广泛得多。根据宪法和诉讼法的规定，法院的审判活动，除了法院内部监督外，还存在党委、人大的个案监督、检察机关的个案监督。法院内部的监督包括法院院长的监督、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和本院自身的监督，以及对检察机关抗诉案件的监督。仅就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监督而言，其审判监督的任务，也并非仅仅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来实现，还包括了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依照死刑程序复核、核准案件，以及通过司法解释、批复、总结审判经验教训等方式进行业务指导等。各种监督主体通过受理申诉，以不同的方式对法院作出的裁判进行监督。这样，一方面，监督者从不同的角度和观点评判生效裁判，看法不一，容易发生争议，往往造成久监不决，使裁判的权威和效力得不到体现和落实。就目前而言，司法的法律监督体系是复杂的。如果把司法狭义地理解为法院审判的话，那么，法律监督体系还是完备的：上有上级法院的审判监督（二审，指令再审或者提审），下有当事人的制约（上诉、请求抗诉、申请再审）；前有检察院的专门监督（抗诉），后有当地党委的监督（召开公检法联席会讨论案件）、人大的工作监督（质询、评议、审查工作报告）；内有本级院长的监督（提起监督程序），外有群众舆论监督。上下前后内外的监督不可谓不周全，然为何依然不公？关键在于上述监督形式各有一定弊端，使之没有形成一股合力。如一审法官为了最大限度降低上诉发改率，往往就某些疑难案件逐级向庭长、院长、乃至上级法院请示汇报，其结果自然使院长、上级法院的监督流于形式；再如由于检察院对一个判决是否抗诉往往规定了严格的条件，按照司法实践中的说法，没有120%的把握，就不要抗诉，这就导致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能力大大削弱。而人大对法院的一般工作监督由于太过宏观，往往是按年初的工作计划，由法院先写好工作报告，再给人大审查。这种监督往往浮于表面，没有深入其实质。由此可见，尽管监督之网看起来相当严密，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未得到很好执行，致使错案冤案层出不穷而并不能得到有效避免。
（二）当事人申请通道不畅，弱化了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
诉讼法对当事人的申诉或申请再审的条件作了些规定，但总的看来，这些规定不够具体明确，缺乏可操作性，法律规定的`宽泛表面上似乎为当事人申请再审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实际上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却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因为按照法律规定，法院、检察院均无须征得当事人同意即可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检察院抗诉的，法院应当再审）。而当事人启动再审程序的前提是，提交申请再审材料须经法院审查决定立案或经检察院审查决定提起抗诉。当事人形式上作为再审启动的主体，其实完全依附于法、检两家。这样，当事人能否能进入再审具有偶然性和盲目性，而法院和检察院对能否进入再审和进行抗诉具有很大的裁量机动权。
（三）启动再审程序的随意性，动摇了司法裁判的稳定性
首先，提起再审的条件过于原则。三大诉讼法规定了法院院长对本院生效裁判提请审判委员会决定再审的条件是认为原判确有错误，上级法院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的条件也是认为原判确有错误，但确有错误的内涵是什么？是指刑诉法第204条、民诉法第179条及行政诉讼法第63条规定的几种情形还是法官的酌定情形？未经法院的再审审理，如何认定确有错误？如果在再审前的审查阶段就认定了确有错误，是否存在先定后审的问题？这些都没有明确规定，很容易造成随意监督。其次，启动再审程序没有时效和次数的限制。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和次数均未作限制，民诉法第182条、最高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解释第73条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时效限定为裁判生效后两年内提出，但法院、检察院依职权提起再审不受此限。同时，按照最高院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民事案件经再审维持原判的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这种对申请再审时效次数的限制性规定，一是不完整（意味着未维持原判的仍可继续申请），二是法院、检察院不受此限。这样，当事人可以反复提出申诉或通过法院、检察院来提出申请再审，再审程序可以无数次地被启动，使二年时效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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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行审判监督机制存在的缺陷
（一）监督主体和方式的多元化，消弱了裁判的权威性和效力
审判监督与审判监督程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审判监督的含义、内容和范围比审判监督程序要广泛得多。根据宪法和诉讼法的规定，法院的审判活动，除了法院内部监督外，还存在党委、人大的个案监督、检察机关的个案监督。法院内部的监督包括法院院长的监督、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监督和本院自身的监督，以及对检察机关抗诉案件的监督。仅就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监督而言，其审判监督的任务，也并非仅仅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来实现，还包括了依照第二审程序审理案件，依照死刑程序复核、核准案件，以及通过司法解释、批复、总结审判经验教训等方式进行业务指导等。各种监督主体通过受理申诉，以不同的方式对法院作出的裁判进行监督。这样，一方面，监督者从不同的角度和观点评判生效裁判，看法不一，容易发生争议，往往造成久监不决，使裁判的权威和效力得不到体现和落实。就目前而言，司法的法律监督体系是复杂的。如果把司法狭义地理解为法院审判的话，那么，法律监督体系还是完备的：上有上级法院的审判监督（二审，指令再审或者提审），下有当事人的制约（上诉、请求抗诉、申请再审）；前有检察院的专门监督（抗诉），后有当地党委的监督（召开公检法联席会讨论案件）、人大的工作监督（质询、评议、审查工作报告）；内有本级院长的监督（提起监督程序），外有群众舆论监督。上下前后内外的监督不可谓不周全，然为何依然不公？关键在于上述监督形式各有一定弊端，使之没有形成一股合力。如一审法官为了最大限度降低上诉发改率，往往就某些疑难案件逐级向庭长、院长、乃至上级法院请示汇报，其结果自然使院长、上级法院的监督流于形式；再如由于检察院对一个判决是否抗诉往往规定了严格的条件，按照司法实践中的说法，没有120%的把握，就不要抗诉，这就导致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能力大大削弱。而人大对法院的一般工作监督由于太过宏观，往往是按年初的工作计划，由法院先写好工作报告，再给人大审查。这种监督往往浮于表面，没有深入其实质。由此可见，尽管监督之网看起来相当严密，但在实际操作中并未得到很好执行，致使错案冤案层出不穷而并不能得到有效避免。
（二）当事人申请通道不畅，弱化了当事人的申请再审权
诉讼法对当事人的申诉或申请再审的条件作了些规定，但总的看来，这些规定不够具体明确，缺乏可操作性，法律规定的`宽泛表面上似乎为当事人申请再审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实际上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却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因为按照法律规定，法院、检察院均无须征得当事人同意即可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检察院抗诉的，法院应当再审）。而当事人启动再审程序的前提是，提交申请再审材料须经法院审查决定立案或经检察院审查决定提起抗诉。当事人形式上作为再审启动的主体，其实完全依附于法、检两家。这样，当事人能否能进入再审具有偶然性和盲目性，而法院和检察院对能否进入再审和进行抗诉具有很大的裁量机动权。
（三）启动再审程序的随意性，动摇了司法裁判的稳定性
首先，提起再审的条件过于原则。三大诉讼法规定了法院院长对本院生效裁判提请审判委员会决定再审的条件是认为原判确有错误，上级法院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的条件也是认为原判确有错误，但确有错误的内涵是什么？是指刑诉法第204条、民诉法第179条及行政诉讼法第63条规定的几种情形还是法官的酌定情形？未经法院的再审审理，如何认定确有错误？如果在再审前的审查阶段就认定了确有错误，是否存在先定后审的问题？这些都没有明确规定，很容易造成随意监督。其次，启动再审程序没有时效和次数的限制。现行刑事诉讼法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期限和次数均未作限制，民诉法第182条、最高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解释第73条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时效限定为裁判生效后两年内提出，但法院、检察院依职权提起再审不受此限。同时，按照最高院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民事案件经再审维持原判的当事人不得申请再审。这种对申请再审时效次数的限制性规定，一是不完整（意味着未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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