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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撞击-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职业道德之冲突
「内容提要」该文作者没有从大家惯常的角度着手论述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职业道德的重要意义和如何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及法官职业道德，而是别出心裁地从两者的冲突着手，勾画出树立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职业的道德的冲突与解决办法，从而指出了法官职业道德也应与时俱进，适应形势发展，以与现代司法理念相融合，从而相互作用共同对法官的判案产生深远影响。一、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职业道德之碰撞
（一）司法理念的内在性与职业道德的外在性的冲突，有时使案件走向摇摆不定。
现代司法理念是经过实践证明的科学的观念，它存在于法官的思维中，并在法官处理案件时发挥着重要作用。道德则是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统一。康德明确将道德的'特征归结为“内在性”，而与法律规范的“外在性”相对立。但现代分析法学家哈特指出，用外在性和内在性作为区分法律与道德的界线，是一种“严重的误导” .他认为道德的重要社会意义在于它对社会成的员“重大社会压力”。②虽然哈特关于法与道德的关系的论述有其明显不足，但他认为道德是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统一则无疑是正确的。法官职业道德则上升到规范角度，我国的法官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称为“基本准则”，使道德的范畴赋予了外在性的拘束力。从道德角度来讲，法官不仅讲究基本准则中规定的义务，更会考虑现实社会对他的评价和认可程度，所以判处案件时就不得不讲求社会效果，追求社会效果事实上成为法官的终极。现在有目共睹的事实就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讲，某某法院办案、某某法官办案讲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现代司法理念，讲求的是司法独立、法官独立。这是个大的方向，随之法官判案时，就应严格法律程序，遵照实体法做出判决，在这个时候，法官应该独立于社会，不能受媒体、社会舆论的左右。英国有个谚语“神与法官不可交”，这也表明，法官的超脱地位。因此，现化司法理念与法官职业道德的外在性产生了矛盾和冲突。
（二）司法理念的法律真实与法官职业道德的客观真实的冲突，有时是摆在法官面前的二难选择。
现代司法理念，讲求法律真实。3月26日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指出，在我国各级法院法官的头脑中，已初步树立了三种现代司法理念，其中就有“初步树立了法律真实的观念，按照传统的司法理念，人民法院处理案件无限度的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忽视了审判规律”。在法律真实中，同时应该树立程序意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证据都有举证期限，若不在举证期限内举证，后果就是证据失权，人民法院不会采纳。这时，人民法院根据程序所获得的有证明力的证据，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会与客观事实不一致，但为了保证法院及时有序地审理案件，督促当事人及时合法的行使权利，这样规定是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法官职业道德对法官公正执法提出了要求，即要实体公正，又要程序公正，基于道德主要体现为法官的内心良知，所以法官判案时更多的是会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职业道德又产生了冲突。
（三）司法理念中的协商性司法与法官职业道德中的责、权利、义务相适应的冲突，有时会对垒于法官的思维之中。
协商性司法，古已有之。中国现代“马锡五式审判方式”则为中国司法调解注入了更大的生机。现代司法理念，强调权利为本，尊重当事人的意思，协商性司法制度的兴起和发展则不可遏制。协商性司法的价值在于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权利，通过协商对话来调解纠纷，在民事审判中我们称之谓调解制度。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案件的若干规定》则在第十四条规定一些案件应当先行调解制度。③，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的“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④则在我国的刑事司法领域掀起了轩然大波。刑事司法领域是否会将这一尝试作为一种制度加以规定并普及我们不去考究，但是，这一案件的出现，也凸现了中国司法实践领域对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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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海军
【内容提要】该文作者没有从大家惯常的角度着手论述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职业道德的重要意义和如何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及法官职业道德，而是别出心裁地从两者的冲突着手，勾画出树立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职业的道德的冲突与解决办法，从而指出了法官职业道德也应与时俱进，适应形势发展，以与现代司法理念相融合，从而相互作用共同对法官的判案产生深远影响。
一、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职业道德之碰撞
（一）司法理念的内在性与职业道德的外在性的冲突，有时使案件走向摇摆不定。
现代司法理念是经过实践证明的科学的观念，它存在于法官的思维中，并在法官处理案件时发挥着重要作用。道德则是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统一。康德明确将道德的特征归结为“内在性”，而与法律规范的“外在性”相对立。但现代分析法学家哈特指出，用外在性和内在性作为区分法律与道德的界线，是一种“严重的误导” 。他认为道德的重要社会意义在于它对社会成的员“重大社会压力”。②虽然哈特关于法与道德的关系的论述有其明显不足，但他认为道德是内在性与外在性的统一则无疑是正确的。法官职业道德则上升到规范角度，我国的法官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称为“基本准则”，使道德的范畴赋予了外在性的拘束力。从道德角度来讲，法官不仅讲究基本准则中规定的义务，更会考虑现实社会对他的评价和认可程度，所以判处案件时就不得不讲求社会效果，追求社会效果事实上成为法官的终极。现在有目共睹的事实就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讲，某某法院办案、某某法官办案讲究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现代司法理念，讲求的是司法独立、法官独立。这是个大的方向，随之法官判案时，就应严格法律程序，遵照实体法做出判决，在这个时候，法官应该独立于社会，不能受媒体、社会舆论的左右。英国有个谚语“神与法官不可交”，这也表明，法官的超脱地位。因此，现化司法理念与法官职业道德的外在性产生了矛盾和冲突。
（二）司法理念的法律真实与法官职业道德的客观真实的冲突，有时是摆在法官面前的二难选择。
现代司法理念，讲求法律真实。年3月26日在全国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指出，在我国各级法院法官的头脑中，已初步树立了三种现代司法理念，其中就有“初步树立了法律真实的观念，按照传统的司法理念，人民法院处理案件无限度的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忽视了审判规律”。在法律真实中，同时应该树立程序意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四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证据都有举证期限，若不在举证期限内举证，后果就是证据失权，人民法院不会采纳。这时，人民法院根据程序所获得的有证明力的证据，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会与客观事实不一致，但为了保证法院及时有序地审理案件，督促当事人及时合法的行使权利，这样规定是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法官职业道德对法官公正执法提出了要求，即要实体公正，又要程序公正，基于道德主要体现为法官的内心良知，所以法官判案时更多的是会追求案件的客观真实。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职业道德又产生了冲突。
（三）司法理念中的协商性司法与法官职业道德中的责、权利、义务相适应的冲突，有时会对垒于法官的思维之中。
协商性司法，古已有之。中国现代“马锡五式审判方式”则为中国司法调解注入了更大的生机。现代司法理念，强调权利为本，尊重当事人的意思，协商性司法制度的兴起和发展则不可遏制。协商性司法的价值在于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权利，通过协商对话来调解纠纷，在民事审判中我们称之谓调解制度。2003年12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案件的若干规定》则在第十四条规定一些案件应当先行调解制度。③20，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的“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④则在我国的刑事司法领域掀起了轩然大波。刑事司法领域是否会将这一尝试作为一种制度加以规定并普及我们不去考究，但是，这一案件的出现，也凸现了中国司法实践领域对协商性司法的热衷。法官职业道德则强调法官的义务，对当事人而言则秉承责、权利、义务相适应这一传统司法理念。法官在办理案件过程中会常常遇到当事人为了及时解决纠纷或者一些现实利益，而宁愿去接受对方提出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这时，作为法官，对于这种交易，在决定是否采纳的同时，是自己道德对这种行为过滤的过程 ，这种不合理的协议，法官在处理案件时心理会产生激烈的撞击。
二、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职业道德冲突之解决
（一） 修德与遵法
“百行德为首”，作为社会的司法者法官来说，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尤为重要。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曾撰文《判决是经过法官道德过滤后的法律》，该文对法官职业道德的重要性及构建法官道德体系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判决与法官的职业道德之间的必然联系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法官职业道德的重要性不得而知。法官职业道德体现为公正、效率、廉洁、文明。在法官职业道德中，也体现了现代司法理念。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在于提高法官职业道德，构画出了中国未来法官的良好风范，其间也昭示了许多的先进司法理念。可见，法官职业道德与现代司法理念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相得益彰的，因此，修德在一定程度上是提升司法理念，促进理性司法的过程。作为现代司法理念，它都会通过某项法律制度，法律规范加以确认或得以体现，因此，司法者遵法尤为重要，这即是司法者具有现代司法理念的一种外在表现，又是司法者具有良好德行的昭示。在遇有两者产生冲突时，遵守法律办案，摒弃自己的感情因素及道德的影响，是树立社会正义的必然要求。亚里士多德认为：“凡是不凭感情因素冶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较为优良。法律恰正是没有感情的；人类的本性便难免有感情。……那么，这就的确应该让最好的人为立法施令的统治者，但是在这样的一人为治的城邦中，一切政务还得以整部法律为依归。”⑤这句话虽是他在讨论法治与人治中的一段精彩描述，但是这段话却说明，人是有感情的，会感情用事，而法律则不同，它没有感情，不会偏私。这对于法官处理案件时也有很大帮助。法官职业道德，它首先是一种感情，是一种内在的可以变化的情感因素，因此，每一位法官都不能保证通过自己的道德、感情所得出的结论会优于通过法律得出的结论，因此，遵法行事，是确保实现正义的最重要的前提。
（二）独立与居中
联合国在《司法独立世界宣言》中确认：“法官个人应当自由地履行其职责，根据他们对事实的分析和对法律的理解，公正地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也不应为任何直接或间接的不当影响、怂恿、压力、威胁或干涉所左右，不论其来自何方或出自何种理由。”在我国，宪法规定了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我国没有规定法官独立，但毋容置疑，法院的独立体现在法官的独立
，没有法官的独立，法院独立只是一句空话。这就需在体制上为法官独立创造条件。法官司法，经常受到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及人民团体的干涉，这如果在体制上进行改革，实行法官独立，则公正司法，实现社会正义绝非难事。但法官经常受到社会舆论的左右，这种社会压力，会使法官道德的筹码产生倾斜，法官的道德与现代司法理念的冲突就会出现，这种矛盾，却非常棘手。法官虽然独立，但他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中，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每一位法官都会感受到，不管这种压力是否倾向于受害者，这都会对法官公正执法产生影响。刚才所说的修德，其主要目的也就是让法官的道德的天平尽量保持平衡，但即使德行再高的人，外界社会的压力都会使其深思如何行为才符合“有德”，使法官对自己的道德的天平进行检讨，而重新调整自己的道德的天平。这样，法官会自觉不自觉的将天平的筹码加到了社会舆论这一边，认为这才是符合法官职业道德的行为。但这却与现代司法理念中的司法独立与居中裁判格格不入，此种情况下，抛弃感情因素，扔掉以道德评价案件的法杖，居中裁判才会落到实处。
（三）目的与妥协
司法是服务于国家与社会的，法律规则是有一定的目的可循的。德国法学家耶林指出：“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事实上的动机。”美国现代法学家富勒也指出：“法律规定最本质的'意义就在于它反映了一个或一些目的。”⑥与此同时，他指出了法律目的性在法律解释时的重要性。他举例证明了他的观点。“禁止车辆进入公园”，如果按照字面解释，一个人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卡车作为纪念品安放在公园里无疑是违反了这条法律。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该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公园里行人安全和保持安静，那么，此人便毫无过失。⑦不管两位法学家对法律目的作了如何阐述，但我们法官在司法中，对于现代司法理念与职业道德冲突引起的困惑，完全可以通过探究法律的目的性来得到较好的处理。比如，在协商性司法与责、权利、义务相适应发生冲突时，我们法官就应该考虑，我们法律的目的是什么，这时困扰我们的难题就会迎刃而解。法律的目的之一既然是解决纠纷，化解矛盾，那么，当事人之间的协商就具有了现实意义。当事人之间的协商，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方或者双方的妥协，这种妥协，也是建立的有一定的现实利益基础之上的，我并不是利益主义的鼓吹者，但利益也是司法追求的目标之一我却深表支持。既然当事人已达成协议，我们法官也应做出相应妥协，只要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我们就不必强迫当事人必须怎样行事，这也是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的一种处分而已。目的性研究，否定法官以社会评价作为目的是否实现的依据，否则，就会走上任由社会舆论摆布，不能独立居中裁判的老路。这种协商性司法的出现会招人异议，司法正义还存在吗？我认为，并不能据此认定司法正义的目的没有实现，相反，这种协商为司法正义的实现留下的更大的空间。司法正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程序上和实体上的处分原则，权利本位是对当事人最大的尊重，正义的实现就是当事人权利的行使过程。
（四）价值与让位
司法的价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立的“公正与效率”主题可窥一斑。公正体现为正义的追求，效率则在程序中得以体现，也是正义的一种表现。现代司法改革，即要实现司法公正，又要追求效率，在两者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对正义的追求，是建立在法院按程序办事，在期限内及时审结之上的。比如说的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冲突，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正与效率、程序之间的矛盾。我们追求司法公正，并不是无限度地去寻求客观真实，这在许多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程序上的公正，却能很容易掌握。我国的三大诉讼法及两大关于证据的解释，⑧都体现了追求程序正义。当我们用怀疑的眼光去看待运用正当程序所得的结论是不是客观事实时，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为了寻求客观真实而牺牲了多少宝贵的财富，包括法院的人力、物力、时间，也包括当事人的人力、物力、时间，最终还是有许多许多案件达到完全的客观真实。这时我们就会反思我们的作为，要得出这种理想主义结果，在很多情况下是遥不可及的，并且是不可预知的，到底怎么样才会是司法的最大价值？这几年的司法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在公正与效率之间寻求平衡，让正义成为一个让世人一看就知的公正，就得依程序办事，坚定以合法程序得出的判决就是合法判决的理念。这时就要对程序的价值进行分析，程序的公正也是一种正义，是通过审判客观规律所反映的正义，是以损失较小的公正（这种较小的公正时常是不可及的，如客观真实）而获取更大的公正（树立裁判权威意识，让公众依法行事），这时，根据价值判断，我们就会择其一而行，价值小的公正就得让位于价值大的公正。
①见尹忠显主编《法官职业道德概论》13页。
②郭道晖《道德的权力和以道德约束权力》。
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很简易程序审理民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十四条规定：“下列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开庭时应当先行调解：（1）婚姻家庭纠纷和继承纠纷（2）劳务合同纠纷（3）交通事故和工伤事故引起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明确的损害赔偿纠纷（4）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5）合伙协议纠纷（6）诉讼标的额较小的纠纷。”
④见郭毅，王晓燕：“国内辩诉第一案审结”《法制日报》年4月19日。该案详情如下：被害人王玉杰与被告人孟广虎国车辆争道而发生争吵，后被告人孟广虎及同伙将被害人王玉杰打成重伤。案发15个月内，因公安机关未能抓到与孟广虎同案的其他犯罪嫌疑人，故无法判断被害人的重伤后果是何人所为。为了尽快了结本案，经公诉机关与辩护人协商：只要被告人认罪，并自愿承担民事责任，控方同意建议法院对被告人适用缓刑从轻处罚。最后法院采纳了控辩双方的交易结果，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孟广虎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开庭仅用了25分钟。
⑤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48页。
⑥富勒：《本世纪中叶的美国法律哲学》。
⑦富勒：《实证主义的忠实于法律》，载于《哈佛法律评论》1958年第71卷，第630页。
⑧二大关于证据的解释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的若干问题的规定》。
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思维方式
论文提要：世界许多法治国家的成功经验证明，现代司法理念可以说是探求法治路径的基石。在涉及法院审判主体改革的法官职业化进程中，同样必须以树立现代司法理念为先导。法官思维方式的与时俱进无疑是法官职业化的重要一环。也是法官践行现代司法理念的内在要求，本文从法官思维方式概念及现存问题的分析入手，来论证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法官应具有的思维方式及特点。全文共6288字。
如果说法院改革初期，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 思想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可以相信，最高法院肖扬院长提出要树立“中立、平等、透明、公正、高效、独立、文明”的现代司法理念，则可以说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这一要求的提出，弥补了前期法院各项制度建构和改革理念准备不足的缺憾。同样也正是由于前期的法院改革仅在低层面上推进，而未注意到系统改革的跟进和人的因素，改革所带来的效用正在逐步减弱。最高法院提出的《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应时出台，这涉及法院审判主体改革问题，属于诸项改革的关键之处，属“点睛之笔”。因为在各项因素中，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而法官思维方式的准确定位，无疑是法官队伍职业化的重要一环。笔者拟从法官思维方式概念分析入手，对当前法官思维方式现状及原因的分析，进而探索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法官应具备什么样的思维方式问题，并借拙文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工程添一砖瓦。
一、法官思维方式的概念
先来了解一下思维的定义。所谓思维，一般意义上应该指依照逻辑推理来观察、认识、判断的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并以语言、文字的等形式加以表现 。
目前许多学者分析论证时往往将法官思维方式与法律思维方式等同起来，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因为法律思维方式，可以说是最近几年才被我国法理学理论界学者从西方法学引进并加以阐述的概念，它是指人们在长期法律实践过程中，随着对法律品性认识的不断提高，系统了解了法律方法之后，逐渐形成的法律思维方法。可以说，法律思维的形成是法制（治）进化的标志，因而它要求人们使用法律思维方式来理解法律规范、法律概念和法律事实。说到底，它就是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职业法律群体的科学思维方式。法官思维方式则是指法官在行使国家审判权的过程中，为了公正、公平地处理案件而按照一定的逻辑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定势，它的践行主体是法官，并不涵盖法律职业群体，这类思维方式会随着法官个体因素的不同、法官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而有差异，是一种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法官这一特殊群体的思维方式。
二、当前法官思维方式的误区及原因
记得有位学者说起过这样一个事例：有一位女法官在审理老年夫妇离婚案件时遇到一个难题，如果严格依法判决，房屋只能判归男方所有，而女方只能流落街头无家可归。女法官脑海里想起自己是优秀党员、“三八红旗手”，于是决意将房屋一分为二判给两方当事人。这样的判决，在许多媒体或者老百姓眼里，无疑是公正的合情合理的判决，甚至许多法官也会支持或同意这样的判决。然而这其中也折射出当前我国法官的思维有一种平民式的实质性思维倾向。这里所谓实质性思维，又称实质主义思维，指法官注重法律的内容、目的和结果，而轻视法律的形式、手段和过程，也表现为注重法律活动的意识形态，而轻视法律活动的技术形式，注重法律外的事实，而轻视法律内的逻辑。与其相对的是形式主义思维。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在法律与情理关系上倾向于情理。有的法官往往以“以人为本”思想为指导来分析处理案件，其断案的基本方法是“衡情度理”，其判案的基本原则是“法本原情”、“原情论罪”，使每个案件的处理在规则的一般性和普遍性以外，考虑了事实的个别性和特殊性。
第二，在法律目的与法律字义面前，倾向于目的。常常以抽象的一般原则作为依据，运用简约、朴实的平民化而非职业化语言，依靠直觉的模糊性思维，而不是靠逻辑推理，探求法律的目的性，即使违背明文法律的字面规定也可以。这是反形式的思维。有的法官在法律解释中，可以超出文字的拘囿，根据目的需要进行“超级自由裁量”。
第三，“民意”重于“法理”，具有平民倾向，把民意作为衡量判决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准。而这种民意通常是平民意志。
第四，重实体轻视程序。传统法官对纠纷的解决首先考虑实体目标，而非程序过程。
对上述我国法官思维方式存在的误区，究其原因，笔者认为：
首先是泛伦理化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受五千年儒家文化伦理思想影响的国家，古代中国人所憧憬的理想秩序是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和谐秩序，而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法治秩序。在古代中国人看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一种伦理关系。把政治理解和构造为“伦理的政治”，把法律理解和构造为伦理型法律。泛伦理化的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法律实践。并延续至今，道德伦理观念可以说在每一个法官心中是根深蒂固的，由此导致法官在处理案件时思维方式的泛伦理化。
其次是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所谓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就是凡事（包括法律问题）都仅仅从政治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思考并提出解决办法。这里所说的政治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指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定势化的政治理论、路线、方针、政策。这种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对法律理论和实践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仅支配着很多人对法律性质、任务的认识，而且对国家法律体制的构造、司法机关的管理方式及工作作风、司法人员的选拔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譬如，在对法律的性质的认识上，强调法的政治性质，而忽视法的其他属性；在对法治的认识上，之所以强调法治，是认为法治是实现某些政治目的和任务的有用工具，而看不到法治的独立自存的价值；在解决问题的思路上，习惯于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解决诸如反腐败、执行难等法律问题；在司法人员的选拔上，强调其政治素质，而忽视法律专业素质。这种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不是按照法律自身的逻辑来思考和解决法律问题，而仅仅从政治的观点和思路来思考和解决法律问题，使法律认识和实践蒙上一层浓重的政治色彩。
第三是诉讼观念的影响。主要是法律工具主义观念。这种观念片面强调法律是达到某种社会目的的手段，强调法律仅仅是治理社会的工具，忽视了法律作为最高标准的价值，即一切手段和目的都必须服从合法性标准的指引。这一观点的发展就是把诉讼程序作为实现实体的工具，强调了诉讼程序对于实体的有用性和诉讼程序的`技术性。 程序工具主义理论影响司法界最为直接的后果即是使司法人员养成“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同时，在片面的工具主义法律观念的影响下，离开合法性这个前提和要求，要求法院和法律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公正、公平形象。
最后是司法制度本身缺陷的影响。主要包括法官管理行政化趋势、审判权易受到行政机关的不正当干预、法官保障制度不健全及法官遴选机制不健全等方面。
综上，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观念和制度上缺陷的原因，导致我国法官存在实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倾向，甚至在一些地区可以说是法官思维方式的主流。
三、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的法官思维方式及其完善
什么是现代司法理念？现代司法理念是指人们在认识司法客观规律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科学的基本观念，是支配人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思维和行动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指导，包括中立、公正、独立、民主、效率、公开等。 现代司法理念是法官的灵魂，是法律文化的积累，是司法客观规律的集中反映，它虽然不包括具体的法律制度，不同于普通的司法理论，但它是促使法官这一群体向职业化迈进的总的指导思想。因此可以说，什么样的司法理念，决定了法官群体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同样法官的思维方式也反映了该法官群体有什么样的司法理念。那么，在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法官思维方式应是怎样的呢？
简单地说，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的法官思维方式应是与大众思维方式相对应的法律思维方式。法律思维方式是职业法律群体根据法律的品性对人的思维走向进行规范、概括所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是受法律意识和法律技术影响的一种认识社会现象的思维方法。 一般认为，法律思维方式相对于大众思维方式有如特征：
首先，它是一种规范性思维方式。强调的是只有规范的行为方式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而思维方式不符合法律规范要求并作出不规范行为的人，发生纠纷或出现违法行为时，必然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为代价。
其次，它是一种站在人性恶的立场上思考社会现象和预测人的行为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法律的出台是以调节各种利益关系、克服人性的弱点为目的的，它强调人们思考一切问题应从人性“恶”的角度着眼，并通过法律去规范和约束，以防止各种“恶”的情况出现。
再次，它是一种求实的思维方式。它强调证据的重要性，这与求真、求善、求美的思维方式有本质的不同，因为法官思考的问题总是时过境迁的事实，不能还原，法官也不能大胆设想，只能根据证据来分析、来判定。即法官必须以证据可以证明的事实作为判决的依据。
第四，它是一种利益性的思维方式。这是因为，法治国家的法律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法律是为维护人的权利而制定的，从而满足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本能，法律本身也强调利益基础上权利义务的对待性。
最后上，它在审判活动中就是一种确定性的单一思维方式。这是指用法律思维方式思考某一问题时，对事实只能作是或否的判断，而不作非此即彼的判断。
既然在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法官思维方式是法律思维方式中的一类，那么，它是否有独特之处？一位与海瑞同时代的英国著名法官曾经说过，法官具有的是“技术理性”，而普通人具有的是“自然理性”。 也就是说法官思维方式，是根据法律的专门逻辑进行的，这种独特的思维方式是在现代司法理念的指导下，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养成的，它有既不同于大众思维方式、又不同于其他法律职业群体思维方式的一些特征。
第一、运用术语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也有学者将之称为转化性思维方式。
法律术语有三个功能，即交流功能、转化功能和阻隔功能。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法官用大众化的语言来分析、判断不就更贴近人民群众吗？这是一个认识误区。其实法律是一门专门的技术，其中法律术语则是这门技术中的基本因素，是法官区别于他人的基本功，法律术语可以帮助法官之间、法官和其他法律职业群体之间交流时及时抓住问题的要害，使争议点凸显，从而提高司法效率。转化功能是指所有的社会现象，不论是具体还是抽象、不论是春秋大义还是鸡毛蒜皮，经过法官的思维，都可以转化成法律术语进行观察、思考和判断。阻隔功能是指法官并不象行政机关公务员，它没有必要通过贴近民众来赢得尊重和信任。相反，他居中裁判的角色要求与民众保持一定距离，否则会使人们对司法的廉洁性发生怀疑。法律语言还能阻隔非专业思考方式的干扰，法律的发展日益与道德与政治因素相疏离，也主要是由于法律专业文化程度的提高，而法律活动的专业化又取决于一种专门的技术知识的形成。
第二、法官只在程序中思考，严守程序逻辑，只追求程序中的“真”，不同于科学中的求“真”。
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核心，也是法官思维方式重要特征。是指程序在思维中占据优先地位，法官以程序为依托进行思考。例如对足球“黑哨”事件，依大众思维会考虑这些没有职业道德的裁判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而这起事件让法官来思考，则会考虑司法介入的程序问题，因为没有相关的司法程序，追究“黑哨”的法律责任无异于空谈。西方有法谚：法的生命在适用。这其实是和经典作家关于审判程序是法律的内部生命的表现的表述不谋而合。从审判程序在已有的制度实践中的作用来看，它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从审判程序在已有的制度实践中的作用来看，它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对于恣意的限制；其二是作为理性选择的保证；其三将是其作为国家与公民个体间联系纽带的功能；其四是其反思性整合的特性。
此外，法官依托程序进行思考，只追求程序中的真，而不是客观事实的真。在科学研究中，学者们总是在找到事物的客观事实后下结论，在没有发现真理的情况下，是不能也是不应当产生结论的。但在法院的司法活动中，即使在影响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查证不清的情况下，法官仍然要对案件事实作出最终的判断，因为司法的目的不是求真，而是求善，是对行为进行价值评判。法官当然要以合法性来思考问题，才能保证对每个案件均能做出及时的裁断。他只考虑以证据推导出的案件事实在法律上是否具有合法性，而不可能追求完完全全的事实的客观真实性。因此，实际发生的事实不被等同于法庭上的“事实”，法庭上的事实只是法庭上证据证明了的情况。法庭上的形式合理性是最高理性。
第三、法官的思维遵循“保守”和“稳妥”。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认为：“国家法官只不过是讲法律的嘴巴，仅是被动物，没有能力削弱法的强制性和严格性。”美国大法官马歇尔则把法官说成“只是法律的代言人”。形象地说明了法官的思维方式应遵循“保守”和“稳妥”。
一切规则都是昨天制定的，所有案件的事实都是以前发生的，法官从来没有执行过明天制定的法律和见过明天发生的案件。法官对待社会问题也好，对待法律问题也好，其态度是保守和稳妥，如果法官象行政官那样预测未来、设计未来，过于激进地思考问题，这会使整个社会的法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法官的权威来源于理性的思维、超然的态度和独立的地位，他们从事法律活动具有被动性，主要表现为法官以“不告不理”为原则，非因诉方、控方请求不作主动干预。由于法官从事的是根据既有法律判断现存矛盾和冲突的工作，而且他还必须运用法律术语在程序内进行思考。所以法官会在思维方式上表现为在分析处理法律问题时应当尽可能的依照遵循先例的原则解释和适用法律，以保证法律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而不是任意改变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也就是通常所言的较为稳妥甚至保守。法官思维方式的这一特性与法律的内在品质──稳定性有着天然的联系。
第四、法官思维方式具有规则性。也就是说注重缜密的逻辑，谨慎地对待情感和情理等因素。
由于司法是法官以法律规则为标准而对于人们行为的判断。因此，法律规则及其逻辑当然就成为了法官思维不可缺少的内容。规则性思维要求法官注重缜密的逻辑，谨慎地对待情感因素。虽然规则性思维并不绝对排斥情感因素，但它与道德思维、宗教思维的情感倾向有着严格的界限。道德思维是一种以善恶评价为中心的思维活动，而法律判断是以事实与规则认定为中心的思维活动，因此法律思维首先是服从规则而不是首先听从情感。法官也拥有情感并捍卫感情，但是都需要在法律规则的范围内，在法律术语的承载下，来谨慎地斟酌涉及情感的问题。事实上西方法律家的技术理性中也未完全排斥情感因素，鲍西亚在威尼斯的法律规则之中运用严格的逻辑推理说服夏洛克放弃诉讼请求，兼顾了法律逻辑与情感。
第五，法官的思维方式是一种确定性思维，判断的结论问题非此即彼，不同于政治思维的“权衡”特点。
卢梭说过：“法律规定了一定行为与一定后果之间稳定的因果关系，将人类一定行为固定化、法律化了。” 法官的思维具有确定性是法律内在的品质──确定性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诉讼性质所决定的，诉讼的性质要求一方胜诉，另一方败诉，所以法官的判决总是有利于一方而不利于另一方。法律必须对许多不允许妥协的问题作出决定。
显然，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的法官思维方式是法治国家重要条件之一。在我国，要进一步完善法官思维方式，在内因上，广大法官必须摒弃一切陈旧的观念，树立现代司法理念，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训练自己的职业思维能力，排除泛伦理化或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的影响，用法律的逻辑去思考、去判断一切社会现象。在外因上，要排除司法体制弊端对完善法官思维方式的障碍，避免法官管理行政化，确保司法独立，杜绝行政权力对司法权的不当干预，进一步健全法官保障制度和法官遴选机制等。法官职业化建设是今后法院队伍建设的努力方向和工作重点。笔者坚信，随着法官职业化建设的不断深入，现代司法理念的确立，法官的职业思维方式必将趋向同一，从而进一步促进法制的统一和司法的权威性，最终实现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依法治国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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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思维方式
论文提要：世界许多法治国家的成功经验证明，现代司法理念可以说是探求法治路径的基石。在涉及法院审判主体改革的法官职业化进程中，同样必须以树立现代司法理念为先导。法官思维方式的与时俱进无疑是法官职业化的重要一环。也是法官践行现代司法理念的内在要求，本文从法官思维方式概念及现存问题的分析入手，来论证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法官应具有的思维方式及特点。全文共6288字。
如果说法院改革初期，是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 思想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可以相信，20最高法院肖扬院长提出要树立“中立、平等、透明、公正、高效、独立、文明”的现代司法理念，则可以说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这一要求的提出，弥补了前期法院各项制度建构和改革理念准备不足的缺憾。同样也正是由于前期的法院改革仅在低层面上推进，而未注意到系统改革的跟进和人的因素，改革所带来的效用正在逐步减弱。最高法院提出的《关于加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应时出台，这涉及法院审判主体改革问题，属于诸项改革的关键之处，属“点睛之笔”。因为在各项因素中，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而法官思维方式的准确定位，无疑是法官队伍职业化的重要一环。笔者拟从法官思维方式概念分析入手，对当前法官思维方式现状及原因的分析，进而探索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法官应具备什么样的思维方式问题，并借拙文为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工程添一砖瓦。
一、法官思维方式的概念
先来了解一下思维的定义。所谓思维，一般意义上应该指依照逻辑推理来观察、认识、判断的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并以语言、文字的等形式加以表现 。
目前许多学者分析论证时往往将法官思维方式与法律思维方式等同起来，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因为法律思维方式，可以说是最近几年才被我国法理学理论界学者从西方法学引进并加以阐述的概念，它是指人们在长期法律实践过程中，随着对法律品性认识的不断提高，系统了解了法律方法之后，逐渐形成的法律思维方法。可以说，法律思维的形成是法制（治）进化的标志，因而它要求人们使用法律思维方式来理解法律规范、法律概念和法律事实。说到底，它就是现代司法理念语境中，职业法律群体的科学思维方式。法官思维方式则是指法官在行使国家审判权的过程中，为了公正、公平地处理案件而按照一定的逻辑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定势，它的践行主体是法官，并不涵盖法律职业群体，这类思维方式会随着法官个体因素的不同、法官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文化背景不同而有差异，是一种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法官这一特殊群体的思维方式。
二、当前法官思维方式的误区及原因
记得有位学者说起过这样一个事例：有一位女法官在审理老年夫妇离婚案件时遇到一个难题，如果严格依法判决，房屋只能判归男方所有，而女方只能流落街头无家可归。女法官脑海里想起自己是优秀党员、“三八红旗手”，于是决意将房屋一分为二判给两方当事人。这样的判决，在许多媒体或者老百姓眼里，无疑是公正的合情合理的判决，甚至许多法官也会支持或同意这样的判决。然而这其中也折射出当前我国法官的思维有一种平民式的实质性思维倾向。这里所谓实质性思维，又称实质主义思维，指法官注重法律的内容、目的和结果，而轻视法律的形式、手段和过程，也表现为注重法律活动的'意识形态，而轻视法律活动的技术形式，注重法律外的事实，而轻视法律内的逻辑。与其相对的是形式主义思维。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在法律与情理关系上倾向于情理。有的法官往往以“以人为本”思想为指导来分析处理案件，其断案的基本方法是“衡情度理”，其判案的基本原则是“法本原情”、“原情论罪”，使每个案件的处理在规则的一般性和普遍性以外，考虑了事实的个别性和特殊性。
第二，在法律目的与法律字义面前，倾向于目的。常常以抽象的一般原则作为依据，运用简约、朴实的平民化而非职业化语言，依靠直觉的模糊性思维，而不是靠逻辑推理，探求法律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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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司法理念与法官制度
[内容提要]现代司法理念以司法立场上的司法中立理念、司法过程上的法律真理理念、司法目的上的司法公正理念为内涵，在不同的法律传统中存在着秩序和自由两种价值本位，但是随着现代司法理念的融合，使现代法官制度在现代司法理念的主导下，呈现出国际化的新趋势，我国的法官制度改革必须以现代司法理念为指导，以法官制度的发展趋势为参照。全文近7200字。[关键词]司法理念 司法公正 司法中立 法律真理 法官制度
[以下正文]
“理念”是西方思想史上非常重要而又非常古老的一个范畴。就“理念”一词的古希腊词源而论，是指见到的东西即形象。柏拉图排除这个词的感性意义，用它指称理智的对象。进而把理念看作是“离开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客观唯心主义理念论。此后从亚里士多德到阿奎那，从康德到黑格尔都对理念有不同的哲学见解，他们把理念归结为思维中对某一对象的一种理想的、精神的普遍类型，这对研究司法理念无疑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司法理念是人们对司法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理性认识与整体把握，是司法实践中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和对法的价值的解读而形成的一种观念模式。司法理念有个体性、独立性、稳定性以及职业性等基本特点。司法理念作为精神性的存在，来自于我们的司法实践和制度实践，因此，现代新型的司法理念对于现代法官制度的理性建构具有指导意义，对于我国法官制度的改革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 现代司法理念的价值蕴涵
如果以司法过程来分析司法理念的贯彻，司法理念的价值蕴涵主要体现在：司法立场上的司法中立观、司法判断中的法律真理观、司法终极目的的司法公正观。
1、司法立场上的中立理念
司法中立的理念是由司法权的性质决定的，司法权的性质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判断权 （称之为判断权说） .何谓“判断”？判断是一种“认识”。司法判断是针对真与假、是与非、曲与直等问题，根据特定的证据（事实）与既定的规则（法律），通过一定的程序进行认识。 “判断权说”阐明了司法权的基本属性，同时其背后隐藏着对司法独立的内在理论需求。司法权作为中立的判断权体现在：司法权对立法权保持中立；司法权对行政权保持中立；司法权在公、私之间保持中立；司法权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保持中立；司法权在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保持中立。
没有司法中立，便没有法治。司法中立是法治的基础性构件之一。司法中立是由人性需求、文化传统、历史经验、现实理性等因素共同育成的。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理性平衡要求是司法中立的个性基础；国家与社会的二分及公权力的分立是司法中立的'社会基础；市场经济的中立性特点是司法中立的经济基础；权利与权力的法治张力是司法中立的政治基础；以理性为内核的权利文化则为司法中立提供着文化给养和精神依据。
2、司法过程中的真理理念
树立法律真理观，必须实现从立法中心主义的立场向司法中心主义的立场的转换后，才能切实有效的进行。所谓司法中心主义的立场，是指在法律活动过程中，主张法官是法律活动的主体，司法是法律活动的核心环节，司法判决是法律的最终表现形式。 因而，司法中心主义要求我们以一个法官、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的身份来看待法律，而不是以立法者或旁观者的身份来看待法律。在司法过程中，法律真理不仅仅意味着判决所要最终达成的目标，而且还要求判决书的制作过程和制作依据也要遵循真理的指引。
在司法过程中，对于法官的法律解释权，历来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和态度：第一、传统的立法中心主义的立场决定了法官只能在立法的阴影里，接受立法者的领导，在这种束缚下，认真严格的适用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成了法官的天职。此观点认为，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只能机械地适用法律而不能创造法律。孟德斯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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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法院参加行风评议与现代司法理念之冲突
[论文概要]各地各级政府组织实施的行风评议中大多要求当地法院、检察院参加，但尽管投入大量精力，但结果仍不理想，很多法院排名靠后，倍受责难。然而首席大法官肖扬在2004年6月30日下午全国法院加强基层建设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为加强基层法官执业保障，切实解决当前基层人民法院法官业外活动负担过重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发布《关于法院、检察院不参与各地行风评议活动的通知》。
肖扬院长的此番讲话，进一步揭示了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宪法地位，表明我们正努力贯彻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提出的“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笔者由此深受启发，并联系现代司法理念的相关内涵，对照法院参加行风评议的种种弊端，突出了这种做法与现代司法理念的冲突之处。全文论述共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以法院地位、司法独立、司法权威为中心，分别阐述了法院参加行风评议对上述现代司法理念的损害。全文共计5141字。
关键词：行风评议、法院地位、司法独立、司法权威
近年来，各级各地政府组织的行风评议（或评比）很是盛行，基本是一年一次，被评议的对象除了工商、税务等各政府部门，还包括政府所在地的法院与检察院，据说，这是各地通行已久的做法。这些林林总总的行风评议在地方上具有极大影响，动辄末尾淘汰，排名靠后的单位不但会受到舆论与领导的严厉批评，其负责人还面临着包括责令辞职在内的各种处分。除此之外，行风评议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地方党政领导在评议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些地方甚至直接规定：领导票折分比重大于群众票。这导致了评议结果除了能够反映一定的民意，同时也可以体现地方主要领导阶层的态度。各级法院历经多次行风评议，为此投入大量精力，但结果仍不理想，很多法院排名靠后，倍受责难。
然而首席大法官肖扬在2004年6月30日下午全国法院加强基层建设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为加强基层法官执业保障，切实解决当前基层人民法院法官业外活动负担过重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发布《关于法院、检察院不参与各地行风评议活动的通知》，希望各级人民法院及时向同级党委汇报并认真遵照执行。⑴事实上，全国各级法院深感行风评议之痛的绝不在少数，内蒙古自治区各级法院在2002年的行风评比中，自治区高院倒数第一，全区12个盟市的法院除一家倒数第5外，其余均为倒数一、二名。人民日报网站就此发表评论文章认为：（行风评比）给审判的中立带来巨大的干扰，对于司法公正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⑵不久以后，葫芦岛市法院和检察院更是明确宣布：退出该市政府下设的纠风办对各部门进行的行风评比。⑶
法院参加行风评议，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竟能引起全国最高审判与检察机关的如此重视，联合专门下文要求各地两院不再参与评议，这其中必然蕴有深意。肖扬院长的此番讲话，更进一步揭示了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宪法地位，表明我们正努力贯彻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提出的“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
尽管有人仍然认为法院参加行风评议可以实现一定的积极作用，甚至认为主动退出评议系“逃避监督”的心虚之态，但笔者认为，法院参加行风评议完全背离司法活动的基本规律，与现代司法理念格格不入，其弊远大于利。笔者拟就以下三点简述之。
一、行风评议与法院地位
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⑷尽管如此，我国现实的政治生活中，对于法院地位仍有不少模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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