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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李庄，男，1961年--出生，汉族
户籍所在地：河北省石家庄市==号，经常居住地：北京市海淀区--号，现在押于重庆市第二看守所
上诉人因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一案，不服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江法刑初字第711号刑事判决，现依法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1、撤销(2009)江法刑初字第711号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无罪。
2、贵院通过重庆市高级法院，请示最高法院针对《刑法》第306条第307条释法，据以界定该罪系属结果犯或行为犯。
3、贵院通过重庆市高级法院，请示最高法院释法，据以界定辩护律师向被告人宣读或出示同案人口供是否违法。
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判决程序违法。
1、一审判决未依法决定和送达上诉人提出的公诉人回避、审判长回避、审判员回避的申请，同时剥夺上诉人申请复议的权利。
2、一审判决未依法提押或拘传上诉人已申请到庭作证的证人出庭作证。
3、一审判决缺少前置程序，本末倒置。
依法应在龚刚模案终审判决后庭审。
4、一审判决送达前，公诉人庭审宣读的未提交法院、拒绝出示、承诺在休庭后三日内提交法院的若干证人证言至今未提交，对这些证言的真实性、合法性尚未经过上诉人、辩护人质证，而一审据此作出一审判决。
5、本案公诉人幺宁系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检察员，根据《检察官法》第十四条之规定，幺宁依法不能同时在江北区检察院任职，故幺宁依法不能担任本案的公诉人。
显然，幺宁参与本案的审查起诉和出庭公诉均存在违法情形。
6、其它(详见二审辩护词)。
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1、一审判决公然回避辩护人对一审证据的核心异议。
2、一审判决无视公诉人未能依法举示定罪必须具备的上诉人伪造的“证据”，在公诉机关举证不能的情形下认定上诉人构成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
3、一审判决无视公诉机关出示的及未出示的证据明显存在虚假、违法、矛盾及自相矛盾，依旧承继公诉机关的不能自圆其说的观点，依据上述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认定上诉人构成犯罪。
4、一审判决无视龚刚模等证人证言之若干矛盾和多种说法，甚至不顾龚刚模在涉黑案庭审时已然翻供拒不承认其为黑暗社会团伙老大及多宗罪行的事实，认定上诉人教唆翻供。
一审判决无视辩护人举示的、由侦查机关提取的龚刚模在认识李庄之前多次供述“自己被敲诈”的白纸黑字的供述，公然认定龚刚模未言被敲诈，并据此认定上诉人编造龚刚模被敲诈的虚假证言，进而认定上诉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即构成伪证罪。
一审判决无视上诉人介入龚刚模案时该案已进入刑事诉讼第三阶段，即审判阶段。
此时证据已关门，已不存在警察再行侦查取证之可能，上诉人不可能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向警察作任何伪证。
况且，龚刚华自相矛盾的证言又证实上诉人是让龚刚华安排员工遣散，以免作证。
5、其它事实认定错误(详见二审辩护词)。
三、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1、一审判决承袭公诉人的定论，任意解释《刑法》306条为行为犯，此举属无权解释，据此判决必然误判。
2、《刑法》306条第二款是对该条第一款之注释与说明，即必须有疑似伪造的证据出现，方有可能构成本罪。
故，《刑法》306条应为结果犯而非行为犯。
退一步，即使可以解释为行为犯，则本罪行为既遂或成就的标志，也必须要有疑似伪造的证据出现，本案核心问题是公诉人也承认没有疑似伪证出现。
3、一审判决以公诉人出示或拒绝出示的明显或虚假或违法或矛盾的证言证据认定事实无法可依，且与《刑事诉讼法》冲突。
4、一审判决认为侦查机关在看守所拘留证人取证，然后继续拘留证人，仍属合法收集证据，无法可依，且与《刑事诉讼法》冲突。
5、一审判决对辩护人根据事实、依据法律提出的上诉人无罪的辩护意见一概不予采信无法可依。
6、龚刚模案尚未庭审，其侦查、起诉两阶段均无上诉人介入。
一审判决凭空认定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受到上诉人妨害，既无事实根据，亦无法律依据。
7、其它法律适用错误(详见二审辩护词)。
四、特别提示
1、一审判决未查明和认定龚刚模是否被刑讯逼供。
一审法庭首先应查明龚刚模是否被刑讯逼供，如果龚刚模存在被刑讯逼供情形，则李庄就是根据《律师法》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职责，而提示龚刚模在庭审时推翻原在侦查阶段因各种原因和压力所做的不真实供述。
如此则李庄的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基础即不复存在。
需要向二审法庭说明的是，关于发生刑讯逼供来自于龚刚模的自述，刑讯逼供的情节完整细致到有具体的时间阶段、地点、实施人姓名、情节、时间、实施期间曾制止刑讯逼供人的姓名和职务、治伤医生的姓氏、性别。
其自述内容自然连贯。
任何有判断力的律师甚至自然人，都很难怀疑这些情节是在有办案人员在场情况下，由于李庄的突然眨眼暗示，而引起龚刚模突然起意的完整、连贯、有声有色的编造，除非龚刚模是故事大王。
有报道在此后龚刚模案的审理中，同案34名被告中实际还有多名被告声称受到类似的刑讯逼供。
实际辩护人在李庄案一审开庭前也已获知上述龚刚模陈述或编造的被刑讯逼供情节，但是出于本案已被媒体广泛关注和报道以及一审开庭有众多媒体旁听的原因，辩护人基于对重庆扫黑除恶斗争整体大局负责等因素考虑，特别没有对此项证据进行举证也未对外披露相关情况。
在二审阶段，辩护人也不准备披露，但将通过组织渠道向有关部门报告。
一审判决以“对质证意见的评判”取代认定是否发生刑讯逼供，以“重庆法医验伤所出具的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不能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且龚刚模本人供述未受到刑讯逼供”回避认定是否存在刑讯逼供太过轻率，如此而实际忽略了关键事实。
尽管司法验伤报告确实不能直接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但其结论“龚刚模(除左腕外)未见确切伤情”，起码证明龚刚模左腕确有伤情，进而与龚刚模向李庄陈述“被吊打多日”情节及证据对应。
李庄对发生刑讯逼供产生的合理怀疑，除根据龚刚模自述外，也因确实曾看到了伤情。
2、一审判决未查明认定李庄是故意伪造证据，还是因龚刚模被刑讯逼供的陈述产生合理怀疑。
《刑法》第三百零六条是故意犯罪，法庭应该查明认定李庄是否存在犯罪故意。
根据本案公诉机关证据，可以确定李庄会见龚刚模时的.原话是：“从笔录看出刑讯逼供的现象”，进而询问龚刚模是否发生刑讯逼供，龚刚模关于受到刑讯逼供的陈述由此引起。
李庄的上述询问属于正常履行律师职责。
龚刚模此前并不是早有黑暗社会打砸等恶劣行径的恶徒，打黑斗争前龚刚模有多年正当生意，其本人是企业主，甚至被商业界称为摩托车销售奇才，龚刚模突然由商业界的奇才转变为被称为“杀人生产队”的黑暗社会组织第一号案犯的过程和原因是律师正常辩护中需要关注的。
李庄是出于职业感觉和合理怀疑而进行询问，李庄没有故意伪造证据的动机，上述询问不构成威胁、引诱，更不构成教唆。
李庄与龚刚模存在先问后答的关系，有关龚刚模被刑讯逼供的情节全部是来自于龚刚模陈述，而不是李庄的编造。
要说明的是，在辩护人办理李庄案期间，获知龚刚模自述被刑讯逼供的过程、情节和具体细节后，也自然产生了是否发生刑讯逼供的合理怀疑。
辩护人由此联想推及李庄同样作为辩护律师，因为龚刚模具体、生动的陈述，还看到其手腕的伤痕，进而引发是否发生刑讯逼供的怀疑，是正常合理的辩护人反应。
辩护人认为，李庄起码是因龚刚模自述或编造的刑讯逼供情节太具体和逼真，由此产生职业性的合理怀疑，进而试图查明事实真相，以获得相应的证明。
由此李庄询问曾长期供职于公安部门的吴家友，能否寻找知情办案人员作证，也只是为了查明是否发生刑讯逼供的事实。
因此李庄的行为动机是出于职业性合理怀疑而试图求证，并无伪造证据的动机。
而根据《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辩护人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一审判决未查明李庄并无伪造证据的故意，未查明李庄思想、言行均是出于合理怀疑的重要事实和情节。
3、一审判决对李庄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的认定存在错误。
李庄询问吴家友能否寻找知情警察作证的性质，与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作伪证的性质完全不同，也与《刑法》第三百零六条有关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构成要件完全不同。
12月16日经重庆办案机关特批中国青年报对吴家友的采访报道是：“11月下旬，我和李庄、龚云飞、马晓军几个人在大浪淘沙酒店的大厅商量，李庄让我找公安作假证，说看到或曾经对龚刚模实行过刑讯逼供。
龚云飞跟我说，会花钱把事情摆平。
我那时候就断然拒绝了。
”
由此报道起码可以确定，表示“贿买”警察意思的主体并不是李庄，而是龚云飞。
而一审判决列示的公诉方证据21号吴家友证言，却对此节关键事实改变为，“李庄让他去找几个参加龚刚模审讯的或是看到龚刚模审讯的警察出来作证，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了，最好找几个参加龚刚模审讯的警察来出庭作证，李庄说要是能找到警察出庭作证，花几百万元也可以。
当时龚云飞也在场。
他没有去找”。
吴家友此时证言与此前对中国青年报采访时的陈述有了微妙和关键的改变。
由于吴家友被重庆办案机关拘留，也未出庭作证，辩护人无法判断和设想吴家友在前后两次陈述中出现关键性变化，将表示“贿买警察”的主体由龚云飞变换为李庄的原因，但法庭有责任对吴家友前后矛盾的陈述进行判断。
可以确定的是，李庄在此节事实上，既未发生“威胁、引诱潜在警察证人”的结果，也没有行为，只有语言，李庄甚至都不可能接触潜在警察证人。
此节事实不符合《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构成要件。
五、请二审法院依法纠正一审判决的若干错误，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以免一审错误判决继续影响倍受群众拥护的重庆依法打黑的正面效果。
此致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李庄
1月18日
上诉人：潘xx……现羁押于沈阳市皇姑区看守所。
上诉人因故意伤害一案，不服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xxxx)皇刑初字第1122号刑事判决，现依法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依法撤销(xxxx)皇刑初字第1122号刑事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无罪。
事实与理由
第一、一审程序严重违法。
1、一审法院严重妨害甚至剥夺被告人质证权。上诉人在案件审查起诉、审判阶段均委托有律师辩护，但无论是皇姑区检察院还是一审法院，均拒绝让辩护人复制能证明上诉人无罪的关键证据：案发现场录像资料;拒绝给上诉人及其辩护人充分、合理的录像证据识别及论证异议时间，仅在开庭前向辩护人播放并在庭审中出示录像证据;而且，庭审中公诉人出示录像证据时，偌大的法庭仅用一台显示器为十几吋的电脑播放，在上诉人、一审其他被告人、辩护人及旁听人员都无法看清录像内容的情况下，公诉人拒不说明录像内容证明的案件事实，企图以“一群人在殴打被害人”蒙混过关，虽辩护人强烈抗议，但法庭拒不让公诉人释明录像证明的事实，在辩护人一再坚持下，法庭才允许辩护人就录像证据的关联性发表质证意见，辩护人认为：此录像内容包括全部打架现场，而打架现场并没有上诉人，录像内容恰恰证明上诉人无罪。
2、上诉人在侦查期间受到诱供和刑讯逼供。
(1)诱供：侦查卷第5卷：侦查人员8月30日对上诉人的第二次讯问笔录里，侦查员“问：现有证据摄像中所摄情况证实你当时过去后用拳头打被害人头，对胸部进行殴打，你怎么解释?答：我当时喝多了记不清了，录像里摄到我打对方了，那就打了呗。问：在被害人被打倒在地上后，你又对被害人怎么殴打的?答：记不清了。问：现有你同案证言证实在对方被害人倒地后你与其他人对被害人头部、胸部用脚踢打，你怎么解释?答：记不清了。”在录像证据里根本不存在上诉人打人、无任何其他被告人如此指证的情况下，侦查人员此种讯问方式属典型诱供。遗憾的是，一审法院对此装聋作哑。
(2)刑讯逼供：xxxx年8月28日晚案发时，上诉人因为醉酒，对于现场细节大多忘记，但上诉人隐约记得以下情节：在孟凡龙(现役军人，另案处理)与一审其他4名被告人(下称其他4名被告人)从菊餐厅门厅冲出去殴打被害人时，自己在后边曾试图阻止，失败了;他们5人冲出去后，上诉人想出去拉架，但走出门厅后看见他们已经打得很厉害了，雨大地湿，而且上诉人也不想掺和此事，但如果退回餐厅的话又觉得对不起朋友，便站在门厅东门外挨着菊餐厅北墙根站定，其他5人(包括孟凡龙)殴打被害人期间上诉人始终没有参与。案发次日凌晨，上诉人接到被告人李晓东电话，李晓东在电话里说，被害人周洪敏已经死亡，要上诉人一起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虽然上诉人知道自己没有打架，但考虑到案发当时自己毕竟在现场，便和李晓东一起在xxxx年8月29日上午8时去沈阳市公安局皇姑分局说明情况，上诉人告诉侦查人员自己不知道事发起因，也没有参与打架。但侦查人员对上诉人拳打脚踢，并威胁上诉人：如果不承认殴打被害人周洪敏，就要抓上诉人妻子门秀敏和侄子潘磊。上诉人在案发当晚醉酒，对大多细节本就记忆模糊，此种情况下，只好承认自己“冲出去划拉了几下。”但在羁押期间，上诉人逐渐回忆起一些细节，比如：自己出餐厅东门后，距离打架现场7、8米，比如自己挨着餐厅北墙，脚下有跟铁管(停车位挡车轮的，临地呈东西方向铺设)……因此，上诉人第四次接受侦查机关讯问时，供述自己到门厅看见孟凡龙、相立冬、裴盛、赵宇航、李晓东五个人和对方的人在厮打，自己想过去拉架，就站在马路栏杆旁边站着，站在那里没有动。直至他们打完了，就过去拉着赵宇航上车走了。因为醉酒，上诉人将上述车位阻挡车轮的铁管错记成马路栏杆。录像证据显示：在孟凡龙和其他4名被告人殴打被害人周洪敏始终，所有录像资料里都找不到上诉人，经辩护人现场勘查，只有站在上述车位阻挡车轮的铁管与餐厅北墙之间，才会在录像中消失(消失原因下文阐述)，除此之外，无论潘xx去哪里，都会在摄像头的摄像范围内出现，而这个监控录像拍摄的死角距离打架现场最近距离为3-4米。所以，被刑事拘留后，侦查人员又数次讯问上诉人，上诉人均供述：自己没有打人，出去目的是为了拉架。直到一审开庭前，辩护人看过录像后会见上诉人并告知录像内容，上诉人才知道：录像里有全部打架现场，打架现场没有上诉人。在一审法庭调查期间，上诉人详细陈述了侦查机关的刑讯细节，但一审法院对此视而不见。
第二、一审判决无视客观录像证据证明当事人无罪之事实，专门选择对上诉人不利、矛盾百出的口供给上诉人定罪。
1、本案录像证据证明：在孟凡龙与一审其他被告人在菊餐厅门厅外东北方向殴打被害人周洪敏时，上诉人不在案发现场。本案有两份关键录像证据：菊餐厅大厅内正对门厅的录像(A录像)证明，xxxx年8月28日22时15分，孟凡龙及其他4名被告人与被害人周洪敏的纠纷已经开始，22时16分潘xx上完洗手间与赵丽然下楼，到大厅后潘xx和妻子说话，22时17分过后，潘xx和赵丽然走向门厅，赵丽然到门厅后返回大厅，潘xx站在门厅里最靠里(西)的位置，挨着大厅门框缓慢(一审判决却认定上诉人是冲出去的)往外(东)移动，直至17分08秒从A录像消失 (自此，打架事件结束前，潘xx未在任何录像中出现);菊餐厅北墙东端顶部录像(B录像)证明：xxxx年8月28日22时17分10秒(比潘xx在A录像消失时间晚2秒，以下时间点用分、秒计，代表xxxx年8月28日22时X分X秒)，孟凡龙与其他4名被告人冲开崔伟东的阻拦，开始殴打东门外的被害人周洪敏。殴打被害人周洪敏的有5个人，即孟凡龙与本案其他4名被告人，录像中，最先在菊餐厅东门东北方向3、4米开外，除被害人外有6个人，即孟凡龙、本案其他4名被告人及证人王利佳(阻止打架);之后，在餐厅东门东北方向7、8米开外，被害人倒地，录像显示有5个人，即孟凡龙与本案一审另4名被告人殴打被害人，直到结束。也就是说，录像显示，案发现场殴打被害人的始终只有5个人，即孟凡龙和另外4名被告人，案发现场录像里打架始终没有上诉人的影子。辩护人在一审中当庭提出：本案是一个因口角瞬间引起的偶发的故意伤害案，录像证据显示有5个人(包括现役军人孟凡龙)殴打被害人周洪敏，孟凡龙移交军方处理后，只留下4个人，现在又指控5个人涉嫌故意伤害罪，请公诉人明示，到底把哪个人指控错了?但公诉人始终不予回应。
2、一审判决给上诉人据以定罪的证据不仅与录像内容相反，而且互相矛盾，选择侦查笔录内容时断章取义，甚至颠倒黑白，将上述能够证明上诉人无罪的录像作为证明上诉人参与殴打被害人周洪敏的证据。
(1)一审判决书第3页第1行 “……潘xx相继到公安机关投案”。但实际情况是，上诉人作为案发当晚的见证人，主动到公安机关说明情况，只是在刑讯逼供之下，才承认自己“划拉了几下。”
(2)一审判决书采信的第6项证据(第7页)上诉人妻子门秀敏的证言“我就在门斗内(门厅)停顿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我就出去了，走到潘xx跟前(离倒地的那人有1米的距离)，用手抓着潘xx的手臂把他拉走了，然后我就和潘xx就上车了，赵丽然也跟着过来上了车，后赵宇航也上车了。”而门秀敏的完整证言除了上边这段话还包括“我丈夫潘xx在挤出门斗前，就对一个上穿白色上衣的男的(崔伟东)说：打仗的是你一伙儿的吗?你去劝一下吧。那个穿白色上衣的男的到最后我走时也没过去劝架”。
如上所述，A录像显示17分08秒时上诉人潘xx挨着餐厅北墙，在宽1.2米的门厅(辩护人现场测量)、与被害人之间隔着8个人、距离超过1.5米(菊餐厅大厅东门门框距离门厅东门之间的混凝土墙长度经辩护人现场测量为1.5米，被害人周洪敏在东门外)的情况下缓慢向外(东)移动并从A录像里消失;B录像显示,孟凡龙与其他被告人在17分10秒(比潘xx从A录像里消失时间晚2秒)冲开了崔伟东的阻拦开始殴打被害人。17分08秒前A录像内容显示，上诉人未参与其他被告人与被害人周洪敏的纠纷;17分10秒之后B录像内容显示，打架过程始终现场都没有上诉人。那么，17分08秒至17分10秒之间的2秒时间里，上诉人是否有可能打被害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17分08秒上诉人从A录像消失时，上诉人往外(东)移动非常缓慢，当时上诉人距离被害人超过1.5米，门厅宽度1.2米，在上诉人与被害人之间有8个人：孟凡龙、其他4名被告人、公安厅高婷婷、公安厅处长崔伟东(当时站在东门口展开双臂隔开被害人周洪敏与其他人)及其司机王利佳。这种情况下，上诉人不仅挨不到周洪敏，甚至，因为上诉与被害人周洪敏之间中间隔着的8个人中有4个人身高超过1.8米，身高1.7米的上诉人在最里边甚至都看不见门外的被害人周洪敏。17分08秒时，被害人周洪敏在门厅外抡着拳头往门厅里冲，试图打孟凡龙和其他被告人，但因为崔伟东的阻拦周洪敏始终在东门外未能冲进去。在17分10秒孟凡龙与其他被告人冲开东门处崔伟东阻拦出去殴打被害人周洪敏后，上诉人才有可能移动到东门口，因此，上诉人移动到东门口的时间不会早于17分10秒，假定上诉人在其他人冲出去后，走到东门口用时1-2秒，崔伟东被孟凡龙和一审被告人冲到门外后返回(需要2-3秒)，上诉人对崔伟东说：“对方是你一起的不?是你一起的你去劝劝。”(说这句话需要3-4秒)，在崔伟东没有理睬上诉人的情况下，上诉人潘xx走出门厅东门，站在菊餐厅北墙与铁管(用于停车场拦车轮)之间(需要2-3秒)，这整个过程按8秒计，上诉人潘xx站定的时间点应该是17分18秒，而录像显示，在17分18秒的时间点，被害人周洪敏已经被孟凡龙和一审其他4名被告人打到了距离菊餐厅东门东北方向7、8米开外。被害人周洪敏分别于两个地点倒地，并被殴打(先距离餐厅北墙垂直距离最远时5-6米，后距离菊餐厅北墙垂直距离3-4米)。而潘xx移动的路径，始终在餐厅北墙下1米之内。辩护人两次到现场勘查，并比对侦查卷第二卷之现场卷照片，证明了以下事实：菊餐厅背墙东端顶部的摄像头(拍摄出打架现场的B录像)，由于菊餐厅北外墙上部有灯箱及灯箱外凸起的“菊”字标识遮挡，加上深夜灯箱亮起后灯光的影响，致使距离菊餐厅北墙外1米之内的范围从餐厅大厅东门框起往东方向均是摄像盲区，摄像头根本拍摄不到该区域，而上诉人从门厅里A录像里消失后移动的路线始终在北墙外1米之内的摄像盲区，距离打架现场最远时7、8米，最近时3、4米，直至其他人打完架后，上诉人才上前拉被告人赵宇航离开，这时候妻子门秀敏出来，恰好看见潘xx距离被害人有1米左右(其实门秀敏的说法并不准确，录像显示，潘xx拉被告人赵宇航离开时，距离以坐姿倒地、背靠面包车的被害人周洪敏应当是2米左右，因为当时赵宇航在距离被害人周洪敏1米左右面朝被害人，而上诉人是从被告人赵宇航身后拉赵宇航走的)，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打架过程中始终没有在录像中出现的上诉人潘xx才和妻子门秀敏、证人赵丽然在B录像里晃动了一下人头(此次出现是上诉人从A录像消失后唯一在B录像里出现的一瞬)，和被告人赵宇航4人一起离开现场。而且，打架结束后，上诉人妻子门秀敏与证人赵丽然从门厅里出来的路径与上诉人一致，因此，赵丽然、门秀敏也是从先A录像消失后，直至走到门厅东门往东7、8米时因为和上诉人一样朝外(北)拐了一下，才在B录像里晃动了一下人头，之前在B录像里也看不见门秀敏与赵丽然，这一事实完全能够印证：在孟凡龙和其他被告人殴打被害人的过程中，上诉人始终在B摄像头盲区、距离被害人周洪敏最远时7-8米，最近时3-4米的事实。以上录像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辩护人在一审庭审中已详细分析，但一审判决对此视而不见。
(3)一审判决采信的第6项证据(第7页)“辨认笔录：辨认人关丽分别辨认出潘xx……系发生在白兰菊日本料理店(菊餐厅)门前打架事件当晚在207号包房就餐的人。”在侦查笔录里，关丽陈述：自己当晚只是在餐厅内听说外边打架了，并未看见打架;关丽能够辨认的只是就餐的客人，不可能辨认出涉嫌故意伤害的嫌疑人。
(4)一审判决采信的第16项证据(第9页)“公安机关调取白兰菊日本料理店(菊餐厅)的监控录像，并制作光盘附卷，庭审时经当庭播放，控辩双方予以确认”。一审的实际情况是，法庭仅允许辩护人就录像资料的真实性发表意见，辩护人认可该录像的真实性。后来，在辩护人的一再坚持下，法庭才允许辩护人就录像的关联性发表意见，辩护人当庭表示，对监控录像关联性不予认可，因为监控录像、尤其是上述A录像、B录像显示，在打架过程的始终，并无上诉人潘xx参与，该监控录像不仅不能支持公诉人的指控，恰恰证明上诉人无罪。但尤为无耻的是，一审判决无视录像内容之真实内容恰能证明上诉人潘xx无罪之事实，公然撒谎，竟然认定“该录像显示：被告人相立冬、赵宇航、李晓东、裴盛、潘xx和孟凡龙一起对被害人周洪敏进行殴打”。
(5)一审判决采信的第20项证据为一审被告人裴盛的证言“我……潘xx都从门斗里冲出去，我印象中这几个人都动手打周洪敏了”侦查机关讯问过裴盛5次，前四次裴盛都说没看见上诉人潘xx，笔录却在第五次发生这样的变化。而且，在一审法庭调查中，公诉人讯问裴盛，裴盛回答“好像看见潘xx了”，辩护人问裴盛“好像是什么意思”，裴盛回答“好像的意思就是没记清楚”。退一步讲，即便是裴盛或任何人陈述 “潘xx从门斗里冲出去，殴打了周洪敏”，完整呈现打架现场与打架经过的客观、排他的监控录像证据证明了潘xx没有打被害人的事实，该事实可以排除所有与录像证据矛盾的证言。
(6)一审判决采信的第21项证据是上诉人在侦查机关的供述：“我也冲了出去，我过去用手划拉这名男子几下，打着他什么部位我记不得了。”首先，该段笔录是刑讯所得;其次，公诉人宣读笔录时明明是“挤出去”，而不是冲出去，当辩护人对公诉人证据的关联性提出异议时，公诉人满脸通红说，反正是出去了;再次，潘xx除在刑讯之下的第一份笔录说自己出去划拉了以外，其他所有笔录都陈述，自己出去没有打，是为了拉架，也就是说，上诉人不仅没有殴打被害人周洪敏，而且丝毫没有主观犯意。但一审法院无视录像证据证明的上诉人无罪之事实，恶意用刑讯取得的供述给上诉人归罪。
三、一审法院对客观证据视而不见，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与客观事实严重悖离，错误认定事实导致错误适用法律。
1、一审法院用不实的、矛盾百出的供述和证人证言排除客观的、排他的、证明力最强的客观录像证据，不仅对证明上诉人无罪的监控录像证据视而不见，甚至颠倒黑白，将该证据认定为上诉人潘xx有罪的证据并认定上诉人潘xx故意伤害罪名成立，其指鹿为马的行径，荒唐至极!
2、一审法院在错误认定事实的基础之上引用法律，不仅无任何廉耻之心，礼仪之态，而且冠冕堂皇、大言不惭，以上诉人潘xx当庭翻供为由对上诉人从重处罚，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上诉人本来无罪，何来翻供之说?将无罪之人从重处罚，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的法律依据何在?
四、特别说明：上诉人无罪，而且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对被害人周洪敏在此次故意伤害案中的责任只字不提，故意加重其他被告人的责任，有意掩盖案件真相，一审判决事实不清。
1、虽然上诉人不知道该案起因，但一审法庭调查中其他被告人均当庭陈述，在门厅里发生纠纷时，是被害人周洪敏先动手掐的第一被告人相立冬的脖子，因此，被害人周洪敏过错在先。
2、B录像显示， 17分10秒前，门厅里的孟凡龙和其他被告人被崔伟东拦在身后，被害人周洪敏在门厅东门外不顾崔伟东的阻拦，抡开拳头试图殴打崔伟东身后的其他被告人，因此，不仅周洪敏过错在先，而且其行为直接导致纠纷升级为故意伤害案。
3、经法医鉴定被害人周洪敏“在乙醇中毒的基础上，因头面部受到钝性外力作用造成脑底左侧小脑下后动脉与左侧椎动脉连接处破裂，引起弥漫性蛛网膜下腔出血，并继发肺淤血、水肿、出血、导致呼吸、循环功能性障碍而死亡”，可见，周洪敏的死亡是乙醇中毒与外力击打的双重结果，但一审判决对周洪敏的死亡成因及其他被告人的伤害行为给对周洪敏死亡所产生的作用未作任何区别分析，笼统地让所有被告人承担被害人周洪敏死亡的全部责任。
4、打架事件结束后，被害人周洪敏晕过去。周洪敏同伴崔伟东、证人王利佳等人并未立即帮助被害人周洪敏就医，而是先把其拖到车上，拉到嘉年华洗浴中心准备洗浴，到洗浴中心大厅后发现情况严重才拨打医院急救电话，待医务人员到达时，被害人周洪敏已经死亡。其间耽误一个小时左右，无疑延误了抢救时机。
以上情况均表明，不仅被害人周洪敏在本案中过错在先，而且其死亡的事实也明确为多因一果。打架事件结束后，其同伴崔伟东对周洪敏延误就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一审判决对这些情况只字未提，一味偏袒被害人周洪敏的态度显而易见。
综上，上诉人是否涉嫌故意伤害罪，本应是一个不用辩护的案件，无论是皇姑区公安局还是检察院、法院，只要有一个部门具备基本的法律操守和人之良知，看到证据之后都应当即将上诉人无罪释放，但可悲的是，上诉人不仅接受了审判，而且，任凭上诉人和辩护人拼尽全力做无罪辩护，上诉人仍被一审法院归罪。请二审法院纠正一审错误，撤销原判，改判上诉人无罪。
此致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上诉状副本2份
上诉人:潘xx
辩护人：xx
xxxx年12月31日
上诉人：杨xx，男，19xx年x月xx日出生，身份证号码：xxxxxxx，汉族，农民，住址：xx省xx市xx区，现羁押于xxxx看守所。
上诉人因故意伤害罪一案，经xxxx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现已做出xxxxx号刑事判决书。上诉人认为，一审判决用于定罪量刑的伤残鉴定意见书在取得方式、取得时间上程序性违法，法律适用错误且量刑过重，故依法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请求依法xxxxx号刑事判决书对上诉人的判决，在查明事实后依法改判。
事实和理由：
一、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定罪量刑所使用的伤残鉴定意见书是法院自行收集取得的，属于取得方式程序性违法，不得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条、第49条、第146条之规定，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证据应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收集，法院只有审判的职能，而无收集证据的职权。受害人xxx与被告人杨xx亲属达成了赔偿协议，并得到受害人的谅解，受害人撤回伤残等级鉴定申请书，且已经履行完毕，在受害人未依法再提出申请鉴定的前提下，法院不得依职权要求受害人进行伤残等级鉴定，故伤残鉴定意见书的取得方式违法了程序性规定，属于程序性违法。
二、一审法院对上诉人定罪量刑所使用的伤残鉴定意见书是在庭审之后取得，属于取得时间程序性违法，不得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237条、240条之规定，合议庭评议案件，应当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法律规定，依法作出判决、裁定。此伤残鉴定意见书属于庭审之后取得的证据，而非庭审之前取得的证据，不属于庭审之时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故此伤残等级鉴定意见书取得的时间违反程序性规定，属于程序性违法，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三、一审法院认定事实错误，法律适用错误，对上诉人罪名定性不当，上诉人属于过失犯罪，而非故意犯罪。
1、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明知瓶内溶液为腐蚀性极强的溶液而使用伤害他人，属于事实认定错误。由于上诉人所使用的三轮车电瓶长期漏液，故而在三轮车修理厂购买电瓶液用于弥补漏液现像，上诉人在购买电瓶液的时候卖家并没有告知上诉人为腐蚀性溶液，且正常情况下的电瓶液溶液为稀硫酸，腐蚀性极低甚至不具有腐蚀性，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本案中上诉人小学文化程度，对化学常识一无所知，在卖家没有明确告知的情况下，上诉人有理由相信电瓶液为非腐蚀性溶液，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所以上诉人主观上不知为腐蚀性溶液，属于过失。
2、案卷材料显示，在张xx殴打申xx的过程中，上诉人将散落在地上的电瓶液用手抓起向张xx脸上抹去，由此可以看出上诉人对腐蚀性溶液是不知情的，倘若知道为腐蚀性极强的溶液，上诉人是不会用手抓起地上的溶液的。据此仍能推算出上诉人主观上为过失。
四、一审法院判决在认定上诉人防卫过当、认罪态度较好、积极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及初犯等量刑情节的情况下，判处六年有期徒刑的刑罚，明显量刑过重。
《刑法》第20条2项规定，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河南省高院《量刑指导意见》实施细则第3条6项4款规定，对于防卫过当，应当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防卫过当的程度、造成损害的大小等情况，减少基准刑的60%以上或者免除处罚。该意见第3条19项1款规定，积极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40%以下。上诉人认罪态度较好且已年过六十岁，年老体弱又系初犯、偶犯。法院对个案的判决要兼顾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加重对犯罪嫌疑人的处罚不是刑罚目的，目的是预防犯罪、罚当其罪、实现公平正义。上诉人是在遭受他人殴打的情况下，迫不得已才进行的反抗，具有防卫性质，其造成的后果属于防卫过当，且主观上对腐蚀性溶液不知情属于过失，上诉人本身也属于受害人，伤害后果也是上诉人意料不到的。此案已过去九年的时间，受害人从新提起本案的目的是想得到一部分经济赔偿，上诉人与受害人达成了赔偿谅解协议，其目的已达到，受害人对伤残申请予以撤回并表示不予追究上诉人的刑事责任。上诉人现已年老体弱，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六年刑罚，量刑过重，不公平不公正，与刑罚的目的背道而驰。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中证据使用程序性违法，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希望二审法院充分考虑上诉人的实际情况及主观恶意程度，在查明案件事实后，依法改判从轻判处，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从某种程度来说，上诉人也是受害者。望贵院能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
此致
Xxx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xxx
Xxx年xx月xx日
上诉人：钱某，男，24岁，汉族，XX市人，XX市XX工厂工人，住XX市XX路XX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因钱某、黄XX盗窃、销赃一案，不服XX市XX区人民法院X月X日X字第X号刑事判决，现提出上诉。上诉的请求和理由如下：
上诉人钱某为钱某、黄XX盗窃、销赃案中的第一被告。本案经XX市XX区人民法院以X字第X号判决，判处钱某有期徒刑七年。被告人(上诉人)钱某认为本案判决在认定犯罪方面是正确的，但是在量刑方面偏重，适用法律不当。理由为：
(一)本案第一被告钱某犯盗窃罪、销赃罪，原判决引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二条，共判刑七年。上诉人认为第一被告钱某盗窃作案数额虽属较大，但案发后，赃款已全部退回，并且主动坦白认罪，以这个情节衡量，无论如何总不该顶格判刑(徒刑五年)。而本案第一被告的销赃罪行，原判决亦认定“钱某系帮助黄XX销赃”的，意即黄XX是本案销赃罪的主犯，钱某是销赃罪的从犯。原判决对黄XX的销赃罪判处徒刑二年。那么，作为销赃罪帮助犯的钱某总不该令其负二年有期徒刑的刑事责任。 因此，根据上述理由，上诉人认为原判决对本案第一被告钱某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是畸重的。
(二)本案第一被告钱某既犯有盗窃、销赃两罪，触犯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一百七十二条，是属于“数罪并罚”。原判决没有按照《刑法》第六十四条关于“数罪并罚”规定，对数罪分别作出判决，再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这是不合《刑法》规定的。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判决对本案第一被告钱某判处有期徒刑七年，量刑太重，刑罪不当，要求重新判处。
此致
XX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本案第一被告)钱某
20xx年X月X日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陈______，男，______岁，江苏省大丰县人，汉族，现在押。
上诉人因收受贿赂一案，不服______市中级人民法院于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刑经字第___号刑事判决，现提出上诉。上诉的请求和理由如下：
1.原审判认定上诉人收受贿路，已构成犯罪，上诉人没有意见。但是，主诉人收受贿赂确实不是为了装进自己腰包,收受的5000美元,除领出5000美元,500美元作为在国外的.开支费用外，其余4500美元，当即汇回国内。
2.原审判认定上诉人由于“收受贿赂，在商务谈判中不仅对引进机械议价不利，价格较高，而且承担了单方罚款的不合理附加条款„„ ”。事实是这样的：______国在______年搞了一个皮革机博览会，在技术上作了很大改革，价格比较稳定，我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国，经过谈判，外商给了我们18%的优惠，这怎么能说是“议价不利，价格较高”呢?______年第二季度，______国货币贬值，价格下降。同时我驻该国大使馆，告知我们：“如现在直接与制造商成交，最低可少花100000美元。”这是向______国厂商了解的。而厂
商开盘价格比之贸易集团报价成交价要低5%一15%。这也是正常现象。因此，用______年______月份的厂商价格与______年初的市场贸易集团价格相比，作为论证“议价不利，价格较高”的根据，显然是不妥的。而且拍板成交的主谈人是王______，所以，对这一点上诉人只能承担领导责任，而不能承担直接谈判责任。
关于附加条款。出国时，正是国内贯彻深化各项改革的方针，______国就我国______厂中止引进设备要求赔偿损失的时候，因此，外商提出签订合同：
(l)要付5%预定金;(2)不履约需要赔偿1%的损失费(即罚款)。这一点是由于上诉人对业务不熟悉而犯的错误，并非因为受贿而增加的条款。
3.照机机、闪光灯是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在______国______市用个人节约的伙食费和20元零用买的。上诉人同意上缴，但不应以赃物没收处理。通过政府的耐心教育，上诉人对自己所犯的罪行，在认识上有了很大提高，恳请政府依照刑法第32条和第192条之规定，从宽处理，给上诉人一个继续为人民服务和立功赎罪的机会。
此致
______省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陈______
____年___月___日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xx，男，1953年10月21日出生于xx省xx市，汉族，无业，住xx市xx街15委10组。系被害人赵xx之父。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宋xx，女，1956年8月17日出生，xx省xx市，汉族，无业，住xx市xx街15委10组。系被害人赵xx之母。
诉讼代理人：张xx，山西xx律师事务所。
被告人：李xx，又名李xx，二伟，小二，男，1984年4月30日出生于xx省xx市，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xx市xx区xx镇xx村，暂住xx市xx区xx厂宿舍。
辩护人：向x，刘xx，山西xx律师事务所。
被告人：任xx，又名任xx，男，1983年3月19日出生于xx省xx县，汉族，初中文化，无业，住该县xx乡xx村，暂住xx市xx区xx村。
被告人：张xx，又名张xx，张xx， 男，1980年10月26日出生于辽宁省铁岭市，满族，小学文化，无业，住该市xx县xx镇xx村。
诉讼请求：
1 依法追究三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2 要求三被告人共同赔偿死者死亡赔偿金xxxx元，丧葬费xxx元，被扶养人生活费xxx元，住宿费xxx元，交通费xxx元，餐饮费xx元，合计经济损失人民币xxxxxx元。 事实与理由：
2004年6月2日凌晨，被告人李xx，任xx，张xx，同付xx，何xx，等人在xx市xx村综合市场千喜大厦南侧老家串吧内，因琐事与赵xx，宋x，“小豹”等人发生争执，被告人李xx，任xx，张xx，等人遂持刀，酒瓶，椅子，等物于对方打斗，期间被告人李xx持刀捅伤赵xx左胸部，致其死亡，后逃离现场。经法医鉴定，赵xx是因单刀刺器致心脏破裂而死亡。被告人李xx的恶劣行为为赵家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年轻的生命流逝，赵xx的父母因年迈无独立生活能力，并无生活来源，也没有人照顾。以上事实均有证据证明。
因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之规定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处。
此致
xx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赵 x x 宋 x x
2 0xx 年 x 月 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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