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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解释分析论文参考
1我国当前行政解释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1行政解释主体过多
我国当前行政解释主体主要有以下几种:国务院、国务院主管部门、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务院某个办事机构、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省会市人民政府、省会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
如此之多的行政解释主体产生了两方面的问题：①超越法律规定的行政解释主体的范围。在我国法律实践中存在的这些行政解释主体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及《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规定的范围。法律解释的主体应该由法律或立法机关授权，而实际上存在的这些行政解释主体很多却是法律解释主体再授权的结果，这就违背了法律的本意，超出了法律的界限。②现实中几乎每一部法律的出台都必然伴随制定实施细则、实施办法，并由下级机关再制定实施细则的实施办法，但法律对于不同行政解释的效力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造成了法制文件的混乱，行政解释冲突严重，严重削弱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法律赋予行政机关法律解释权的目的是规范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减少规范性文件的相互冲突，使下级机关可以灵活的适用法律条文，从而达到法治的目的，但当前存在的行政解释主体过多的问题显然违背了这一立法初衷。
1.2缺乏完善的行政解释程序
我国关于行政解释程序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三个法律文件之中，即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43号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行政法规解释权限和程序问题的通知》、《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
我国当前的行政解释的程序明显存在诸多问题，不能很好的规范和约束行政解释行为，比如行政解释程序规定的比较简单，未规定行政解释期限、行政解释制定过程中陈述意见或听证程序，缺少违反行政解释程序的后果和责任规定等等。
完善的行政解释程序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而且对于限制行政恣意，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亟需进行相关的立法制度建设。
1.2行政解释缺乏有效的监督
“一切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有界限为止。”一切权力都有无限扩张的本性，更何况是行政权这种积极的权力，因此对行政解释权进行监督是必要的，这种监督既包括内部的监督，也包括外部的监督。如果说完善的行政解释程序是一种内部监督，那么此处所指的就是一种外部监督。行政机关在做出行政解释之后，应由何部门来审查其合法性？现行法律没有规定。这种制度缺失是当前亟需解决的。
正因为行政解释中存在的这些问题，有的地方行政机关把行政解释作为了维护部门局部利益的手段，以部门利益而不是立法原意作为行政解释的依据，不但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严重影响了我国法治建设，而且严重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2完善我国行政解释制度的几点建议
2.1规范和限定我国行政解释主体
当前存在的过多的行政解释主体，不但有越权解释之嫌，而且客观上导致了行政解释规定的泛滥和混乱，不利于我国法治建设，为此，必须要对我国行政解释的主体进行规范和限定。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①取消当前存在的一些行政解释主体。比如一些仅仅是内部行政机构且无相应的行政管理权的行政解释主体、法规规章自定的行政解释主体。这些行政解释主体的存在实际是行政越权的.产物，不符合我国的立法意旨。
②制定新的完善的行政解释法律，明确规定行政解释的主体和权限。在行政解释主体的确定上，应与我国的立法体制相适应。应严格禁止行政解释机关再授权其他机关进行行政解释。明确各级行政解释机关的解释权限，禁止越权解释。
2.2完善我国的行政解释程序
我国的法律实践中一直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虽然现在这种状况略有改观。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
在我国行政解释程序的立法中，至少应该包括行政解释的授权、行政解释提议主体、提议形式、对提议的处理及答复程序、行政解释的拟订程序、行政解释的期限、行政解释的发布，以及违背行政解释程序的后果等这些基本的内容，具体制定上可以参照行政立法程序的相关规定，以更好的规范行政解释行为，保障人民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财税法论文
财税法论文范文一：优化纳税服务
摘要：近年来，全国各级税务部门围绕满足纳税人的需求，不断拓展纳税服务，税收服务不仅在形式上得到丰富充实，而且在质上也有了新的提升和飞跃。
但作为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我国目前纳税服务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服务观念更新和服务手段的创新方面，纳税服务的实践还处于低层次、低水平的阶段，因此，如何进一步转变征管理念，优化纳税服务，从根本上提高我国纳税服务的质量与水平，
成为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本文将从现阶段我国纳税服务的问题进行阐述，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关键词：纳税服务 优化 征管
0 引言
纳税服务，是指税务机关依据税收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以提高税法遵从度和优化税收环境为目标，在征纳双方依法行使征税权利和履行纳税义务的过程中，在税收征收管理、检查和实施法律救济过程中，为确保纳税人依法纳税、
指导和帮助纳税人正确履行纳税义务并维护其合法权益，而向纳税人提供的服务事项和措施的总称，它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税务机关行政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纳税人依法诚信纳税和税务机关依法诚信征税的基础性工作。
由在多年的研究、实践中我国的纳税服务工作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是我国目前的纳税服务工作仍然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片面强调服务的表层优化，纳税服务“越位”与“缺位”并存
1.1 片面强调服务的表层优化 长期以来，税务部门片面追求硬件环境，既与纳税服务的初衷相违背，又给人民群众造成不良印象和影响，对税收服务工作不利。
1.2 纳税服务“缺位”与“越位”并存 纳税服务“缺位”，是指因税务机关执法不到位或者程序不规范，手续繁杂，致使纳税人合法权益难以得到切实保障或承受不应有的人力、物力和精神上的负担，主要表现在：因税务人员素质不高、
办事效率低下导致纳税人为办理同一纳税事项而多次往返，久拖不决;因税收工作流程不规范，存在程序繁杂、手续繁琐、票表过多的问题，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因税收法制不完备，使纳税人不能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等。
纳税服务“越位”，是指超越法律规定的义务范畴,越权提供不合法的服务，以及将不属于纳税服务范畴的内容作为纳税服务提供给纳税人，如有的税务部门仍然存在擅自减免税或扩大税收优惠范围的现象;有的税务机关片面强调培植税源的服务，为纳税人跑项目、拉贷款、清债务。
当前我国的纳税服务中“缺位”与“越位”并存的问题大量存在，直接影响了纳税服务实效的发挥。
2 纳税服务机构设置和职责分工不尽合理，纳税服务考核评价机制不健全
2.1 纳税服务机构设置和职责分工不尽合理 现行的机构设置是从便于税务部门管理出发、以对纳税人实施管理和打击为依托的一种管理模式，在这种管理模式下，从而分割了纳税服务职能，缺乏为纳税人提供整体和有效服务的机制，
未能将税收服务提升到税务机关的基本职责和法定职责的高度。
2.2 纳税服务监督考核评价机制尚需完善 目前，对于税务机关的纳税服务质量和效果还没有一套科学、完备、合理、有效的监督考核评价机制。
现有的考评机制侧重于对税收计划完成情况、征管和干部队伍建设的考核，往往那些需由多部门、多环节协调配合解决的涉税事项产生推诱扯皮的现象，纳税服务时效以及质量都难以保证，纳税人投诉报怨时有发生，使纳税服务大打折扣。
3 纳税服务信息化程度不高，没有充分发挥信息化的优势
目前，纳税服务信息化程度不高，服务的手段和方法还很落后，从而使纳税服务实效受到影响。
针对我国纳税服务中存在的问题，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流程再造理论的要求，并积极借鉴其它国家和地区纳税服务的成熟经验，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优化我国的纳税服务：
3.1 改革现行征管模式，树立现代纳税服务观
3.1.1 要进一步转变纳税服务观念 要正确认识纳税服务的涵义和本质，树立纳税服务是税务机关应尽的义务的理念，从服务于纳税人的角度来审视整个税收工作，从对纳税人纳税过程控制导向向纳税过程服务导向转变，加快由单纯执法者向执法服务者角色的转换，
将管理和服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服务促进管理，寓管理于服务之中，把纳税人满意不满意作为开展工作、评价工作的标准，把纳税服务作为税务机关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项重要工作抓好。
3.1.2 要实现纳税主体由控管对象向商业客户的转变 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借鉴私营部门“顾客至上”的理念，将纳税人视作税务机关服务的“客户”，按照纳税人的需求提供各类纳税服务，以纳税人的满意程度作为衡量纳税服务优劣的'重要标准。
3.2 建立健全纳税服务机构并合理界定其职责，注重提高税务人员素质 在税收征管改革的信息化、专业化的条件下，按照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流程再造理论的要求，必须逐步实行税务组织机构扁平化模式。
应突破现有的根据行政区划设置基层税务机关的做法，以纳税人需求为导向来重新构建组织结构，针对特定纳税人的需求和问题，按照经济区划设置税务部门，每个职能部门负责通过最佳的内部结构设置，向有相似需求的一组纳税者提供服务，
减少管理层次和单位数目，提高基层单位和核心管理职能的集中化程度，彻底改变目前组织机构复杂臃肿的状况，实现管理“扁平化”，减少管理层次、压缩职能机构，使得管理组织设置简单、管理程序简化、上层决策贴近实际、信息传递更加流畅，
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理层级过多导致的高昂监督成本以及协调合作成本，使分工的专业化经济带来的好处得以充分体现。
同时，在职能部门设置上，实行“征、管、查、审”四分离的格局，通过集中征收和体外审理，加强职能部门之间的监督制约，严格执行重大税务案件审理委员会制度，协调“征、管、查、审”之间的工作关系。
要在着眼于未来税收工作发展要求基础上，加大现有税务人员的培训教育力度，应做好教育培训总体规划，创新思路，转换机制，调整重点，改变过去传统填鸭式的单向教育培训方法，加强实用技能培训力度，努力建立学习型组织。
同时，要加强对税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廉政教育，使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切实转变工作作风，自觉遵守税务人员的各项廉政规定和服务制度，很刹吃、拿、卡、要、报等不正之风，树立税务干部公正严明、文明高效的良好社会形象。
3.3 加强信息技术在纳税服务中的运用，推进纳税服务的信息化 提供深层次的纳税服务必须以信息技术的深化应用和加快信息化进程为基础，以便能够在使分工的专业化经济的好处充分得以体现的同时，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协调合作成本、监督成本等交易费用。
因此应积极构建功能齐全、协调高效、资源共享、监控严密、安全稳定的纳税服务系统，提升信息技术的应用水平;应尽快全面运行办公自动化，为系统信息数据畅通运行提供渠道，完善、升级现行软件功能模块，全面运行CTAIS(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软件，
加强管理维护，确保信息安全，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应加快与有关部门及纳税人的横向联网，扩大信息交换的范围，实现社会信息资源的共享。
要不断完善网上纳税服务工作的保证措施，做到统一规划、明确分工、责任到位，建立相应的网上纳税服务工作考核机制，对信息的发布、更新、维护以及网上纳税服务工作所涉及的各部门进行考核;加强高素质网络管理人才的培养，适应新形势下税收征管的需要;
建设一流的信息数据库，逐步建设税收法规库、制度公示信息库、纳税指南问题库、发票税控信息库、企业资信信息库、纳税记录信息库、行政审批信息库等。
财税法论文范文二：乡镇财政预算执行工作的探讨
一、乡镇财政预算编制与执行工作中的问题分析
(一)预算编制科学化水平较低
第一，乡镇预算编制工作效率不高，预算编制与执行过程中的信息反馈机制存在不合理之处，从而造成预算编制工作中经常会发生交叉现象;第二，乡镇财政预算编制主体的参与积极性不高，并且相关财务人员对资产状况、业务活动以及人员的流动情况等缺乏了解，
关于税法的论文
同学们有了解过税法吗？以下是有关税法的论文，一起来看看吧！
关于税法的论文
税法能否得到普遍适用，直接关系到其调整目标的有效实现，其中蕴含的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就是税法的普适性问题。（注：对于法律的普适性问题，已有一些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并对一些主张绝对普适的理念进行过批评，在此不再赘述。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是强调所谓“绝对普适”，而是更关注具体的税法在适用上是否应具有普遍性，以及能否做到普遍适用的问题。）税法的普适性（Universality），作为税法理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其原理和原则对于评价和完善一国的税制，分析和解决税法实践中的相关问题 ，具有重要价值。
对于普适性，就像对现代性一样，人们的认识存在许多差异，既有一般的偏于否定的看法，也有具体的侧重于肯定的观点。这些认识差异，主要缘于人们对于“普适性”的理解的不同。根据该领域的研究现状，本文将着重探讨，税法普适性的法理基础及其现实体现，从而说明是否要区分“局部普适”和“一般普适”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说明税法的普适性存在哪些局限，并对这些局限作出分析和评判。
一、对税法普适性的认识
一般认为，法律的普适性其实就是法治的基本要求。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来看，尽管绝对的普适性不存在，但一项有效的制度必须具备相对的普适性，这种普适性应具备三个方面的特征，即普遍性、确定性和开放性。其中，普遍性或称一般性，按照哈耶克的说法，就是指制度应“适用于未知的、数目无法确定的个人和情境”；（注： F.A.Hayek，Law，Legislation andLiberty，vol.1，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3， p.50.）而确定性，则强调制度必须是可 以被认识的，是一般人容易清晰地认知和辨识的，因此各种秘而不宣的“内部文件”或含糊、多变的规定都不符合确定性的要求；此外，开放性是指制度应当具有较大的包容性，以使主体可以通过创新行动来对新环境作出反应和调适。（注：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版，页148.）普适性的上述三个方面的特征，实际 上也是在保障制度的有效性方面应当遵循的准则。
在普适性的上述三个特征中，普遍性是最为基本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适性也可看作“普遍适用性”的简称，其核心要求是制度适用上的普遍性。而确定性和开放性更主要地是从制度的形成上而言的，或者说是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对立法提出的要求。它们对于立法如何做到简明扼要、疏而不漏更重要，是对制度适用的普遍性的保障。因为制度只有在内容上是确定的，才能真正实现在实质上的普遍适用；制度只有是开放的，才能顺应时势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适，才能更广泛、更持久、更稳定地得到普遍适用。
普适性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制度适用的公正性，关系到对相关主体的普 遍和平等适用。如果违背普适性原理确立各项准则，就会削弱人们对制度的遵从，从而会提高奉行费用，降低社会的整体福利，影响社会公共利益。也正因如此，才需要强调税法的普 适性，及其重要价值。
普适性对于各类制度的形成和适用都有重要意义，这在税法上体现得更为突出。但由于相关的探讨微乎其微，因而有必要先对税法普适性产生的法理基础问题予以简要分析，并考察普适性原理在现实的税法制度上的具体体现，这样，才能对税法的普适性问题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以便进一步分析我国税法在普适性方面存在的问题或局限。
（一）税法普适性的法理基础
普适性对于各类制度都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对税法更重要？这是研究税法的普适性问题时 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对此，有必要从税法上的基本权利保护，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类基本原则的 角度，来探寻税法普适性存续的法理基础。 税法关乎国民的财产权、工作权等基本权利，（注：税款的征收主要通过税法的适用来实现，而征税本身则是对国民财产权的一种侵犯。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征税还会侵害国民的工作权，或者认为税款的征收关系到人民的生存权。这些观点都强调现代税法对私法主体的适用效应，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经济运行和社会运行的影响。）影响市场主体的理性选择和自由竞争，从而会在总体上影响经济和社会运行，以及公共利益和基本人权的保障等问题，故税收立法必须谨慎从事，力求周全，而不能随意和轻率。为此，许多国家都确立和坚持税收法定原则，并在具体的立法领域实行“法律保留”和“议会保留”原则，（注：法律保留原则和议会保留原则，作为税收法定原则的体现和保障，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第6期。但是，随着现代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的作用和加强，是否仍然要固守议会保留原则，又成了需要探讨的新问题。）以力求确保税法的安定性、妥当性和可预测性，确保国民的信赖利益和基本人权，同时，也确保基本的税收法制的统一 .在现代法治国家，法制的统一至为重要，因为它与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密切相关，直接关系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注：在经济层面存在的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等多种二元结构，在客观上可能会带来法律适用的不统一，从而可能会影响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为此，必须通过法律（包括税法）的调整，来使其具备基本的公平竞争的外部条件（这是应由政府提供的重要公共物品）。其实，国际层面的GATT及WTO等已经为此作出了很多努力，一国政府更应为此而尽力。）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当某个国家是一个政治上、社会 上、尤其是经济上的整体时，它必定要求最低限度的法制统一。在一个法制支离破碎的国家，不可能形成现代经济。在美国，没有最低限度的法制统一，就不可能形成全国性的工商业。（注：参见马克斯？莱因斯坦在韦伯的《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一书中所写的导论，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版，页32.）而在这其中，统一的税收法制无疑起着重要作用。
从法制统一的要求来看，对于财政、税收、金融等重大事项，不仅在立法上要保持其统一性，或者说要保持立法权力行使的“一元化”，而且，在强调“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这一 “庞德命题”的情况下，法制的统一性本身就包含着执法的统一。而执法的统一，不仅包括有权适用法律的主体的统一，而且更是指对法定范围内的主体在适用法律方面的统一。这些对法制统一的要求，与前述对法律的普遍适用性和确定性的要求也是一致的，因而与普适性的 要求也是一致的。
其实，从通常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税法对主体的统一适用问题来看，其核心仍然是强调税法的普适性，即对具备法律规范所假定条件的各类主体，原则上都应一体适用，一视同仁，而不应厚此薄彼，或分亲疏远近。为此，在税法适用上就必须既要考虑形式公平和 实质公平，又要考虑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 按照税收公平原则的要求，要实现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J.M.Buchanan）曾经指出，（税收）纵向公平是横向公平的一个重要推论，而横向公平原则的根源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且，税收问题在本质上是法律问题。参见布坎南等著：《公共财政》，赵锡军等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页57-59.由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就是要求法律具有普适性，因而税收公平原则与普适性原理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就必须真正做到普遍征税和平等征税，以真正实现“量能课税”，这与税法普适性的内在价值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税法的普适性，不仅是前述的税收法定原则和法制统一原则的要求，而且也是税收公平原则的要求。这些基本的原则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构成了税法普适性的法理基础。
税法普适性的法理基础，体现了一种应然状态。从这一法理基础出发，应当更多地强调税法的普适性，以更好地实现税法在保障基本人权、调控经济和社会运行、保障稳定等多个方面的价值和目标。（注：随着国家职能的日益扩大，现代税法的价值和目标也是多元的，这不仅直接影响到税法制度的形成，而且对税收优惠制度等会产生较大影响，同时也会对税法的适用范围产生影响。其实，这也是税法上许多问题较为特殊的重要原因。）这也是实现依法治税，建立“法治的税收国家”所需要的。仅是在这个意义上，税法的普适性问题也应当引起税法研究者的特别注意。
对于确立税法普适性的上述基础，虽然以往缺少探讨，但一般不会有太多的争议，因为它是可以从上述基本原则中推演出来的。但是，税法普适性的应然状态与实然状态之间究竟有多大差距？税法的普适性可否度量？它会受到哪些限制？要回答这些问题，则还需对税法普适 性的现实体现作进一步的考察。
（二）税法普适性的现实体现
从一般法理来说，税法的普适性主要可以通过税法的制定和适用体现出来。由于在普适性中，普遍性是更为基本的，因此，下面有必要先着重探讨税法适用的普遍性，然后再对确定 性和开放性略做分析。
税法适用的普遍性，具体体现在时、空、人三个维度上，或者说可以用时间、空间和主体三个标准来度量。从时间维度上说，税法在其有效实施的期间内，应是普遍适用的；从空间维度上说，税法在其有效实施的地域范围内，也应是普遍适用的。但是，由于时间是“均质”的，而地域则是存在千差万别的，因此，税法在空间上的普遍性往往更易引发问题。
从税法适用的空间维度来看，在国内法层面，税法的立法级次的差别，以及诸多原因导致的一些特殊“税收管辖区”，或者其他意义上的“特殊区域”的存在，使得各类不同渊源的税法规范在适用地域的普遍性上也多有不同。也就是说，税法适用的普遍性会在实际上存在“量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是由于税法渊源的差别造成的。（注：例如，由于法律渊源的不同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具体法律制度上的差异，在我国存在着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等不同的税收管辖区，因而在我国并无统一适用于整个国土的税法存在。此外，在存在一些特区的情况下，由于在经济特区或实际上的“民族特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税收优惠区）也存在着一些特殊的税收制度，使得某些方面的税法规范也不同于特区以外的其他地区，因而在地域上这些税法规范并不具有普适性。）随着地方获得税收立法权的可能性的增大，以及事实上地方握有的税收立法权的增加，在国内法层面的普适性被肢解的问题还将凸显，这是一个需要深度关注的现实问题。
此外，在国际法层面，由于涉及到相关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税法协调，以及相关规范的“国内化”问题，因此，国际层面的税法规范所适用的空间范围一般都会更广，从而使“税境”超越一国领域。从一国的立场上看，这样的税法规范的适用范围更为广阔，因而其在地域上也具有更大的普适性。（注：如WTO所确立的相关税法规范，实际上适用的范围是非常大的，有时不仅存在着缔约方的守约性遵从，而且还存在着一些非缔约方的默契性遵从。此外，区域性国际组织所确立的税收方面的规范，也大大超过一国税境，而在多国生效。）另外，因特定主体及其行为而导致的“域外适用”问题，还形成了税法适用普遍性方面的特殊问题。
除了上述的时空维度以外，主体的维度也很重要。税法究竟具体对哪些主体适用，是一个 关系到实际征税范围的重要问题。由于许多国家都并施属人原则与属地原则，同时行使不同类型的税收管辖权，因而税法在主体上的适用更应具有普遍性。这不仅与所谓的主权等问题有关，而且还与国家利益的保护、政府的税收收益以及“国际税收竞争”等有关。当然，尽管上述相关因素会使国家存在扩大纳税主体的刚性和驱动力，但不同类型税法由于存在诸多不 同，其对主体的普适性也不尽相同。
例如，如果把税法规范按照立法的级次，或法律渊源来划分，则立法级次较高的税法规范，对主体的适用一般也较为普遍，反之，立法级次不高的税法规范，在主体的适用范围上则 较为狭隘。
又如，在把税法规范分为税收实体法规范和税收程序法规范的情况下，由于在税法程序上有统一性的要求，因而相对来说，税收程序法对各类主体更具有普适性；而税收实体法的适用范围，则因对各个税种的征税范围不同，特别是因对于各类主体具体规定的不同，而会有所不同。通常，税收实体法规范的普适性会相对受限。当然，如果把整个税收实体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则其适用便会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可能会把具有可税性的领域都纳入其适用范围（注：关于可税性的条件或称影响因素，可参见张守文“论税法上的可税性”，《法学家》20第5期。）。
此外，即使是在税收实体法领域，由于在实行“分税立法”模式的情况下，各个税种所对应的税法各不相同，因此，各类实体税法规范适用的普遍性也不尽相同。例如，由于商品税和所得税课征广泛而普遍，并往往易被各国选为主体税种，因而相应的商品税法和所得税法的适用，自然也会有更突出的普遍性。另外，即使是在商品税或所得税内部，各个具体税种的适用范围也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商品税中，增值税为多环节课征，因而对主体和地域的适用范围都更广；而关税则仅在单一的进出口环节课征，因而适用领域较窄。与此相对应的各类税法的适用情况也是如此。又如，在所得税中，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都有其自身的适用范围，但企业所得税一般更主要适用于公司制企业；而个人所得税则一般不仅适用于自然人，而且也适用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
上述列举的几类情形表明，税法适用的普遍性是相对的，切不可一概而论。由于税法的渊源是多元的，具体的适用范围不尽相同，因而不可能具有共同的普遍性；同时，由于税法规范的性质也各异其趣，具体调整的领域都未尽一致，因此，现实的税法普适性与理论上的要 求肯定会存在距离。
其实，不仅在税法适用的普遍性方面存在上述问题，在普适性所要求的确定性和开放性方面也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例如，一般认为，税收具有固定性或明确性的特征，而税法上更是要求课税要素法定和课税要素明确，并以此作为税收法定原则的重要内容。但是，由于短视和立法技术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的税法存在着不够简明、不易掌握、不易为普通公众认知等诸多问题，甚至如业内“行话”所说-“内行说不清，外行搞不懂”，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我国税法的确定性。特别是过多的“通知”、“批复”的存在，更是严重地侵蚀着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注：大量的“通知”、“批复”的存在，不仅可能存在违反税收法定原则的情况，而且也进一步增加了税法的模糊性，导致税法主体待遇的不平等，从而对于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都会带来影响，同时，它们也会对可税性带来侵蚀。张守文：“论税收法定主义”，《法学研究》19第6期；以及“论税法上的可税性”，《法学家》年第5期。）影响着税法内容的确定性或称明确性，从而影响着税法的普适性。
又如，在开放性方面，税法因其自身的特点，特别是突出的公法和强行法性质，一般更强调税收法定原则，从而留给法律主体具体调整的余地相对较小，因而它不会体现出像私法制度那样的开放性。但是，税法定得再严密，也会因其特点而产生“密而有漏”（而不是“疏而不漏”）的问题，从而导致实际上存在的诸多罅隙。其实，税法所调整的领域广阔，税法主体复杂，客观情况变化万千，税法主体在遵循基本的税法宗旨和原则的前提下，必须或必然对制度作出适当的调适，从而使税法也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尽管这种开放性并非一定符合 立法者之愿望。
以上简略列举了税法的普适性在不同维度和不同层面上的现实体现，从中不难发现：实际上并不存在整个税法规范统一的、无差别的普适性，亦即并不存在理想状态的普适性。由于税法规范的形成和适用范围往往受制于多种因素，从而使税法的普适性受到影响，因此，普 适性只能是相对的，需要对其做具体的考察。
上述探讨表明，从不同维度和不同层面的税法适用的实践来看，现实的税法普适性，主要是要求在符合该税法规定的时间、地域、主体范围内普遍适用，而并不是要求它一定是永恒的'、对全国乃至更大地域范围内的一切主体都适用。因此，对各种不同类型的税法的普适性，应当有不同的要求。这样理解也许更全面一些，也才能把普适性的一般问题概括进去；同时，还体现了考察具体的现实问题对于检讨一般理论的重要性。
在上面的探讨中，还可以看到，从税法的普适性的法理基础，特别是从税收公平原则和法制统一的要求出发，强调全面的、整体上的普适性是非常必要的，这样的普适性可称为“一般普适”，它解决的是“整体上”的主体利益的“一般均衡”问题；但是，从税法适用的时空维度和主体维度的现实来看，由于税法自身的特点，特别是税收立法体制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现实税法的普适性同理想状态的普适性尚有很大距离。即现实中的税法不仅有“一般普 适”的情况，而且也有仅对税法所规定的相对较小范围的特定时空、主体普遍适用的“局部普适”的情况，并且，后者解决的是利益分配的“局部均衡”问题。（注：我认为，均衡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都要研究的核心问题甚或是理想状态，只不过在各个学科上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例如，法学上所追求的公平正义，无论是刑法上的罪刑相应，还是民法上的等价有偿、损害赔偿或恢复原状；无论是行政法上的“平衡论”，还是经济法上的“协调论”，都是在追求一种均衡。税法调整的重要目标，就是各类主体的税收利益的平衡。张守文：《税法的困境与挑战》，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页339-340.因此，这里提出的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并不是经济学概念的简单套用，而是在更广泛意义上的使用。）因此，如果提出“一般普适”和“局部普适”的概念，也许更有助于解释和说明税法普适性的现实状况，并更有 助于对普适性问题作出具体分析。
一般普适的存在，表明税法在现实中有符合其基本原则和法制统一原则的一面，也有在整个税法适用领域确保税收公平和税收效率（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本身就是税法的基本原则）的一面；而局部普适的存在，表明税法虽然在总体上遵从普适性的一般原理和原则，但实则还是对一般普适作出了变易和限制。为此，有必要研究对一般普适的交易和限制是否合理，特别是税法的普适性究竟有哪些局限性，其中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等等。这样，才能对税法的普适性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才不至于片面地强调理论上的普适性，而忽视现实中的局限性，才能更好地解决应当如何看待和强调普适性的问题。
二、税法普遍适用的多重局限
如前所述，从一般原理和原则的要求来看，应当强调税法的普适性；但从税法普适性的现实体现来看，普适性只是相对的，与其法理基础的要求是有一定差距的，这体现了税法普适性的现实局限。税法普适性的现实局限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法律在其应有的效力范围内不能普遍、有效适用；税法的不确定性突出、模糊和不易把握之处太多，人们无所适从；开放性不够，不能随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发展而作出相应的调整，等等。税法普适性的局限，从法制的角度说，较为重要的是立法上的局限和执法上的局限。但限于篇幅和研究的需要，下面将着重从税收立法的角度，探讨其现行立法对税法适用的普遍性的局限，以及税收立法 的不确定性对于普适性的局限。
（一）税收立法对税法适用的普遍性的局限
税法的普适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税收立法。但在现实中，可能恰恰是税收立法本身，为税法的普适设置了障碍，并成为其限制性的因素。其中，立法体制和立法内容对普适性的局 限是最大的。
例如，由于立法权限的不统一而带来的法律渊源的多元化，就是使普适性受到局限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如果税收立法权的分配实行共享模式，则会使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都享有税收立法权；另一方面，在强调分税制，以及由此确立地方税收立法权的情况下，法律渊源的复杂性就更为突出。尤其在一国国内存在多个税收管辖区的情况下，税制和税法的适用，便更显复杂，由此不仅会严重影响税法的“一般普适”，而且还会带来税法适用的“区际冲突”。因此，在一国内部存在不同的税收管辖区，或实行各级政权分享税收立法权的“财政联邦制”的情况下，对税法的适用必须进行有效协调，否则会严重影响税法整体的普遍适用。
上述立法体制因素，一般会通过具体的立法内容-即有关税法的构成要素的规定-来影响税法的普适性，这主要体现为税法主体、征税对象、税率、税收优惠等主要课税要素对普适性的限制。由于税法主体中的纳税主体与征税对象直接相关，同时与其他相关课税要素也都有一定关联，因而下面主要以税法主体为例，来探讨税法普适性的局限，以及局部普 适的问题。
从征税主体的角度看，国际上较为通行的体制，是由税务机关和海关具体代表国家担当征税主体，分别行使税收征管权和入库权。这种国际通例，也是我国相关体制改革和税权分配的一个方向。但它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两类机关分别适用不同的实体税法和程序税法，因而即使仅从这个意义上说，就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税法程序上的普适。（注：《税收征收管理法》一般被认为是我国最重要的税收程序法，但它仅适用于税务机关对各类税收的征管，而不适用于海关税收的征管。通常，程序法往往更具有共通性和普适性，但在税法领域，程序法也并不是统一适用的。由此可见税法普适性的相对性和局限性。）
在上述的征税主体之外，是纳税人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主体，如扣缴义务人、税收担保人 、税务代理人等，这些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等都不尽相同。因此，税法不可能对他们都一样适用，而是要区分对待。这同在私法上对于各类私法主体适用一致的基本规则是不同的。
从纳税主体的角度来看，税法的普适性通常强调的普遍征税，实际上只是对符合法定课税要素的纳税主体才是适用的。而事实上，由于税法是与具体税种相联系的，而各个税种不可能对各类主体都适用。尽管就税法的总体而言，对主体有着较为广泛的适用性，但从具体的实体税法来看，往往在主体的适用上会受到许多局限。此外，税法主体可以是各类主体，但纳税主体在理论上却不能包括国家或政府。因为后者应当是受税者，而非纳税者，不具有可税性。（注：关于可税性的条件或称影响因素，可参见张守文“论税法上的可税性”，《法学家》2000年第5期。）即使是排除了国家机关甚至是第三部门的主体范围，也还会因诸如税收优惠或等问题，而使实际上适用的主体范围受到进一步的局限。
此外，对于具体的纳税主体，税法的适用实际上也是有分别的，因而不同的主体在税法上的待遇可能是不同的。例如，增值税法中的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所得税法中的居民 与非居民，在税法上的地位和待遇都是不同的。（注：例如，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因其可以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因而可以用扣税法进行税款的抵扣；而小规模纳税人则因其无权使用专用发票，因而不能进行税款的抵扣；此外，居民纳税人要就“环球所得”纳税，而非居民纳税人则仅就源于收入来源国的所得纳税，等等。这些都反映了不同主体在税法上的待遇的不同。）可见，税法的普适性是被分为多个层面的，只有在多个层面上来理解其普适性，只有对具备相同法定条件的主体谈普适性，才是有意 义的。
另外，主体的“适用除外”制度，也是税法普适性的一个限制性因素。从纳税主体是否具有可税性的角度说，某些类别的主体无论从经济、社会还是政治意义上说，都不应成为纳税主体，因而有必要排除税法对它们的适用。这种除外适用，在具体的立法中，有的是通过不列入征税主体来体现，而有的则可能是通过免税的形式，或者通过国际条约的优惠安排来体现。由于这种适用除外直接影响到纳税主体这一课税要素的确立，因而必须在具体界定时予 以明确。
通常，在税法理论和实践领域，一般都认为对同时具有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主体不应征税，因而事实上对于不从事营利活动，同时又具有公益性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都是不征税或免税的，（注：对于这些主体的税收征免原则，我曾作过一些探讨。可参见拙文“第三部门的税法规则”，《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以及前引“论税法上的可税性”。）这实际上是一种主体上的适用除外。当然，在有些情况下，即使这些主体违背其设立宗旨而从事营利活动，并成为纳税主体，也有可能因执法的不规范而 获取税收的减免优惠。
再有，依据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等国际公约，对于外国的国家元首、外交使节等人是不能征税的，（注：可参见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第23、28、34、36、37、39条；以及1963年《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第32、39、49、51、60、62条等。）这既是国际惯例的要求，更是国际公约规定的义务。我国在理论上也认为这些主体具有代表国家的特殊身份，不能成为纳税主体，因而在立法上也规定了上述主体及相关主体的税收豁免权。（注：根据我国立法的规定，使馆、领馆的馆舍免纳捐税，其办理公务所收规费和手续费亦免纳捐税；此外，对外交代表和相关人员的个人收入、财产等，也有一些税收豁免的规定。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第5条、第16条、第18条、第23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第5条、第17条、第19条等。）
以上仅是从税法主体的角度，例证税收立法对于税法普适性的限制。其实，税收立法影响税法的普遍适用的情况还有很多。这些立法例其实都一再说明：税法的普适性是受到多重限 制的。
（二）税收立法上的不确定性对于普适性的局限
不确定性本身就会影响适用的普遍性。税收立法的不确定性在我国也有多方面的表现，如征税范围、税率、税收优惠制度的频繁调整等。为此，下面有必要以另一核心要素-税率 为例，来说明不确定性对于普适性的局限。
从大的方面来说，由于94年推出的新税制，至今仍未尘埃落定，因而必然会积聚很多不确定因素。如果说由于改制而造成的一些过渡性安排尚可理解的话，那么，此外的某些不确定 因素就是不可理喻或不可容忍的了。
从实际情况来看，一些税率的不确定，与公然直接违反法律规定有关。例如，在市场经济中非常重要的银行业，其税率就一直很不确定，也很“与众不同”。在税改后，其企业所得税税率，按规定本应统一降为33%，但却长期仍执行过去较高的55%；其营业税税率，按规定应为5%，但却因财政的需要，在未进行相关的正式修法活动的情况下，被直接调高为8%（其中新增的3%转归中央收入）；而从起，基于银行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基于加入WTO的需要，其营业税税率又要开始逐年降低，这些做法都是极不规范的。（注：尽管许多人都认为银行业收益较高，因而为了国家的财政“宰它一刀”也应该，但从法律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则不能不说上述看法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事实上，今天的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问题之所以很突出，过去过重的税收负担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对银行业继续实行这种“重税榨取”政策，则其负面影响可能会很快显现，使在入世压力下本已惨淡经营的银行业更是雪上加霜。）
其实，不经过立法程序，而直接改变税率的情况比比皆是，甚至许多具体的税法规定中都有此类情况，如出口退税率的不断调整、（注：出口退税率的忽低忽高的频繁调整，是非常能够说明问题的。它带来了税收、外贸、金融、海关甚至外交等领域里的一系列问题，同时，也对纳税人的权利产生了重要影响。参见拙文“略论纳税人的退还请求权”，《法学评论》第6期。）一些具体商品的增值税税率的频繁变化，以及烟酒消费税等税率的频繁变化，都说明了这个问题。至于关税税率的多次大幅度调整，虽是常事，但与上述情况尚有不同，尽管它也有加大法律的不确定的一面，但多认为这是关税本身的特点使然，因而它更是开放性的体现。此外，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的调整，也是个问题（注：小规模纳税人由于不能实行扣税法，因而采用销售额与征收率相乘的简易计算办法。本来，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征收率一律为6%，但从197月1日起，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一律调减为4%，这样，不仅在小规模纳税人与一般纳税人之间存在着税负不公的问题，而且在小规模纳税人之间也形成了新的不公平。）。另外，用证券交易印花税来代替证券交易税，本来已是“问题”，但即使如此，其税率还要频繁调整，就更是“问题”了。本来，按照严格的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像税率这样的直接关系到国民财产权的核心要素，必须实行课税要素法定原则，甚至应当实行“法律保留”或“议会保留”原则，而在我国的现实中，不仅没有很好地实行议会保留原则，而且政府还在超常规地大量制定基本的税法规范，甚至就连政府的职能部门都能够在事实上影响税率，并通过大量的“通知”“批复”来对税法制度的形成和实施发挥作用。这些其实是对税法确定性最大的影响，也是对国民的信赖利益和可预测性的最大“侵害”，不仅严重限制了税法的普遍适用，而且会影响依法治税的实现。由此可见，遵循基本的立法程序是很重要的。布坎南曾经特别强调过立法程序对于保障普适性的重要价值，（注：布坎南曾经强调，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不能以某种任意的和区别对待的方式对公民课税（这当然包括这里探讨的随意调整税率的情况）。他认为，政府必须符合普遍性的标准，以满足宪法规定的正当程序的要求，因为程序上的约束，尤其是特别多数的通过要求，能够更好地避免“财政榨取”。布坎南，前引⑧，页165.）这是有道理的。在人类尚未找到更好的替代手段的情况下，形式上的程序还是需要的，因为即使仅仅是“ 形式上”的，也毕竟会形成一种制约。
其实，强调税法的普适性，并不是主张税率要僵化。恰恰相反，税率作为重要的调控杠杆，它需要适时适度地变动。例如，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曾多次大幅度调低进口关税税率，并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税率的适当变动无可厚非，关键是变动一定要遵守法定的程序，应当在一定的秩序，一定的税权分配架构下进行。否则，不仅会严重影响税法的权威性和实效，而且也会加大税法的执行成本和市场主体的奉行成本，甚至可能还会以不规范的立法形式来侵害国民的财产权，或者导致主体之间税收利益的不均衡，从而影响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降低社会的总体福利。由此足见税法的“非普适”的危害之巨。
税率的不统一，也与国土辽阔、地域千差万别有关，从而也同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利益协调有关。作为协调中央与地方税收利益关系的重要制度-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要求对地方的税收利益要适当兼顾，同时，也要给地方以适当的税收立法权。为此，尽管我国一直在强 调税权要高度上收中央，但还是下放了若干税种的开征权和停征权，（注：例如，自94年税制改革以来，已陆续下放了屠宰税、筵席税、牧业税等税种的开征权与停征权，从而使地方政权可以根据本地的需要，来决定这些税的存废与多少。）同时，通过在全国统一立法中规定幅度比例税率或地区差别比例税率的立法技巧，来把确定税率的重要权力，在事实上让渡给地方。例如，农业税、城镇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对娱乐业征收的营业税、对车辆征收的车船使用税等，都实行幅度比例税率，其税率的实际确定权往往掌握在省级政府甚至更低级的地方政府。此外，资源税实行幅度税额，尽管其税率的确定权被下放给了有关职能部门，但最终也与地方的情况直接相关。这些税率确定权的下放，会对整体税法的普适性产生直接影响，从而也形成了对税法的普遍适用的限制。
以上主要分别以税法主体和税率的立法为例，来说明现实立法对于税法普适性的诸多限制问题。事实上，在征税范围、税收优惠制度等方面存在的立法的不确定性和随意性，对税法的普适性的限制更是非常突出。不难想见，在较为严肃的立法环节中，影响普适性的问题尚如此之多，那么，在整个税收法制环境欠佳的情势下，在执法等其他环节，限制或影响税法普适性，甚至公然违反税法的情况，就更是屡见不鲜的。近些年来发生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多宗惊天税案，（注：如号称新中国第一税案的“金华税案”，以及后浪推前浪的“远华税案”、“潮汕税案”等，影响之大、牵涉之广，都是世所罕见的。这些案件中所蕴涵的一些问题，有许多共同之处，对此我曾作过一点探讨。参见拙文“‘第一税案’与财税法之补缺”，《中国法学》第4期。）都足以说明这些问题，在此已无须赘述，因为本文更需要探讨的是那些易被人们忽视或漠视的问题。
当然，除了上述立法和执法上对税法普适性的局限以外，征纳双方的法律意识，以及法律监督机制等方面的局限也值得注意。但这些方面都与上述两类局限有直接的关联，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也可归入其中。这样，就可以从法制的角度，来分析税法普适性的局限根源与增进对策，这与经济学家对于某个税种究竟应在全国范围内抑或局部地域范围内开征的分析，也有一定关联。（注：经济学家主要根据公共物品的受益范围，以及各级政府提供各类公共物品的效率、征收的效率、税种的流动性及其与整体经济的关系等，来确定某个税种的开征范围。例如，一般认为所得税就应当由国税机关征收并纳入中央收入；而财产税则应由地税机关征收并应纳入地方收入。）
上述诸多方面对税法的普适性所构成的多重局限，已经使理论上完美的普适的税法被撕扯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这样的税法不仅做不到完全的“一般普适”，甚至有时连“局部普适”也可能无法企及。有鉴于此，对于上述税法普适性多重受限的现状，还有必要做一些分 析和评判。
三、对税法普适性多重受限的分析和评判
无论是从前面对税法普适性的现实体现的考察，还是从税法普适性的局限的微观分析，都不难发现，税法的普适性是多重受限的，这些限制来自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包括合理的或具有合法性的因素，但也有许多不合理的或不具有合法性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为什么能够鱼龙 混 杂，共栖共生，确实值得深思。
税法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它不可能有完全的普适性，或者说，它不可能都是或总是“一般普适”的，而必然会存在诸多的“局部普适”的情况。其实，就税法而言，根据实际需要，真正做到“局部普适”，往往可能就已经达到了普适性原理的一般要求。这是因为上述对税法普适性的限制，有些是合理的，因而还需要对各类限制做具体的分析。
从上面谈到的税法普适性的诸多限制来看，影响税法普适性的因素，主要包括但不限于税收立法体制、立法内容、立法程序、税收执法、税法意识等方面，其中有些限制是具有合理性的。例如，从税收立法体制的角度说，鉴于公共物品的受益范围以及不同级次政府的提供效率的不同，实行“财政联邦主义”（Fiscalfederalism）多被认为是合理的，（注：关于财政联邦主义的合理性的论证，已经有施蒂格勒（G.Stigler）、奥茨（W.Oates）、布坎南（J.Buchanan）等多位著名经济学家作出。这种理论为税收分权提供了经济学理论上的支持。此外，美国等许多国家的分权制度，也作出了很好的诠释。对于有关的分权理论，可参见平新乔：《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上海三联书店等1995年版，页338-356.）因而需要给地方以适当的税收立法权。而在地方行使税收立法权的情况下，由于法律渊源的不同，就必然会造成税法普适性受到限制的问题，这种限制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同样要求实行“议会保留”原则，即地方税法应按照地方的立法程序来制定，这样才可能实现“局部普适”。因此，基于税法本身的特点，特别是全国性税法规范与地方性税法规范并存的特点，就不能要求全部的税法规范都在全国范围内普遍适用。此外，基于税法普适性所应有的开放性，不仅相关国际条约的义务应转化为国内税法规范，同时，国际上通行的惯例和税法原理的基本要求，也应体现在税法的规定之中，因此，上面诸如对外交代表之类的税收豁免，对非营利的国家机关或第三部门的免税，作为对纳税主体范围的限制，也都是合理的，因为这样一般并不存在主体上的不公平的问题，也不会降低经济效率。
研究税法的普适性，不仅要关注哪些是对普适性的合理限制，从而保持这些制度的连续（这本身也是普适性的要求），而且更要找到哪些是不合理的限制，从而排除这些限制，提高税法的普适度。由于从理论上说，强调税法的普适性，不仅有助于保障公平，实际上也有助于提高效率。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扩大税法的普适性是必要的。为此，就需要铲除影响税法普适性的不良因素，以提高税法适用的普遍性和确定性。
目前影响税法的普适性的主要因素，首先是各类主体的税法意识的淡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税收立法的失范和失序，以及税收执法的随意和恣意。其实，无论从税收法定原则还是从《立法法》等相关规定来看，对于税收立法等方面的要求是非常清晰的，但现实的立法却与此相距甚远。不仅“外行”的个人意志、部门利益等充斥其间，而且权限不清、越俎代庖普遍，从而才出现了那么多税率混乱的问题，才需要有数不清的“通知”、“批复”去做具体的指导。而这些与现代税收法制所要求的简明、易行、效率、公平的精神相去甚遥。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则即使是税法的“局部普适”恐亦无法实现，更遑论“一般普适”。
上述诸多限制，又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例如，上述对税法普适性的合理限制，是否违反税收法定原则？对税收法定原则应如何理解，是否全部要素都要由法律加以规定？这些是目前学术界尚有争议的问题。从税法“一般普适”和“局部普适”的划分来看，税收法定原则中的“法”，虽然主要是指狭义的法律，但也可以指按照“议会保留原则”所定之“法”；适用于全国的课税要素，当然要实行狭义的“法律保留原则”，但这种“保留”也主要限于狭义的课税要素，而未必包含税法的全部构成要素。如果这样理解，就能使税收法定原则，与对税法普适性的合理限制统一起来，从而能够形成内在统一的税法法理。
又如，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涉及宏观调控，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下，是否要给地方一定的选择空间，是否要保留地方执行税法的弹性，在哪些方面坚持税法的一些基本原则，等等，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仅坚持单一的“一般普适”，就不能很好地说明这些问题；而如果从局部普适的角度来理解，就可能会有一定的解释力。因此，“一般普适”和“局部普适”的提出，至少有利于分析和解决理论和实践中的上述问题。
像其他的现代法一样，现代税法在其理论和制度中也充满了一系列内在的矛盾。其中，理 论上的普适性和制度的非普适性，就是一种矛盾的现象。而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问题，与现代法的职能和宗旨有关。事实上，诸如经济法等现代法在制度构成上都包括“核心部分”与“边缘部分”。如前所述，该“核心部分”是相对稳定、不宜频繁变动的部分，因而也是适用范围较广、确定性较强，从而普适性也较为突出；而“边缘部分”则具有易变性，也是国家据以进行宏观调控，或者体现不同政策精神的部分，它有时不具有普遍的适用性，而只是局部普适。这种区分有助于认识税法乃至整个宏观调控法的规范构成，也有助于消释相关研究中 的一些困惑。
前面的探讨表明，税法并不像一般的民商法或刑法等传统的法律那样，更加“一般普适”，其普适性要受到很多限制。这主要是因为传统法律的适用，是假设其所适用的主体无差别；而在税法中，所适用的主体则是存在千差万别的。由于税法的职能并非单一和单纯，它尤其具有特定的经济调控职能，而不只是单一的损害赔偿或惩处犯罪的职能，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各种合理的限制，恰恰是税法实现其宗旨和内在职能的需要，这些限制应该具有“ 合法性”的。
此外，以上探讨的主要是税法普适性的限缩。但同时还应当看到，税法普适性不仅可能因受限而缩小，而且也可能有扩大的情形发生。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迅速发展的情况下，税境超过国境的情况已经很多，（注：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信息化，都需要加强税收立法的国际协调，从而使相关税收立法的适用范围超越一国的疆界，这在关税同盟，以及税法的域外适用、重复征税等领域体现得尤为突出。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版，页218、35、110.）从而使税法的普适性有扩大化的倾向，同时，国际通行的规则和惯例，WTO的入门条件等，也要求扩大税法适用的普遍性。（注：WTO要求其缔约方全盘接受其规则，而不得对某些规则或条款作出保留，并且，强调WTO规则要优于国内法，取消了GATT中的“祖父条款”，等等，这些都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扩大税法适用的普遍性。）因此，对税法的普适性及其局限都要有一个适当的估价。
从实践需要来看，强调税法的普适性已有一定的现实压力。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国际通行的规则越来越多，（WTO及其他国际组织对此功不可没），这些被较为广泛遵守的规则，对提高税法的普适性提出了新的要求。（注：例如，WTO要求其缔约方在全部税境，要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来实施与贸易、服务、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措施。这实际上是对法律的普适性提出的要求。）为此，我国也在大范围地修改税法，并强调在已实现商品税的统一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实现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各自统一，等等。（注：在这方面，主要是准备把影响较大的企业所得税统一起来，同时，也要把房产税、车船使用税等统一起来，改变在这些领域长期存在的“内外有别”的两套税制，从而实现这些税种领域的局部普适。）而这些修改本身，则体现了普适性特征中的开放性，体现了对税法制度的自觉调适。
四、结论
税法的普适性，既是法制和时代的要求，也是公平、效率的要求，同时，还是税法的基本原理和原则的要求。从普适性的法理基础来说，应当强调税法上的普适性；（注：强调税法的普适性，不仅涉及到公平竞争或公平与效率等多方面的价值，而且还涉及到与这些价值相关的具体的税收征收管理等问题。例如，当税法的普适性受到严重局限，从而在一国内部形成多种税负区域的情况下，一国境内的转让定价问题就会发生，而它所带来 的问题又是多方面的。而这个问题在我国事实上已经存在。参见张守文：“‘内部市场’的税法规制”，《现代法学》年第1期。）但从税法普适性的现实体现来看，税法的普适性却受到多重局限，使理想状态的普适受到严重肢解和抵消。因此，研究税法普适性的限制性因素，将其中的不合理因素加以摒弃，对于完善税收法 制，增进税法的普适性，甚为重要。
基于对税法复杂性的把握，本文把税法规范分为核心规范和边缘规范，其中，核心规范是相对稳定、明确，能够广泛普遍适用的规范；而边缘规范或称外延规范，则是相对易变、模糊，仅在相对较小的特定时空和主体范围内适用的规范。由于两类规范的普适程度有所不同 ，因而前者的适用称为“一般普适”，后者的适用称为“局部普适”，它们对于各类利益主体的整体利益平衡，分别起着“一般均衡”和“局部均衡”的作用。一般普适和局部普适的相对划分，主要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普适性原理与现实的税法制度状况的离散与交融，促进相关理论问题的解决。如果上述认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一般化”，则本文便有了有限的价值。
在某些领域里，税法的一般普适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全国范围内开征的税种，与其相对应的税法通常就应当是一般普适的，这对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相关主体的公平竞争，都至为重要；同时，对于提供全国性的公共物品也很重要。而对于那些不具有全国意义的地方性税种，与其相对应的税法当然可以局部普适。这样就可以实现税法功能、效力 的有效分工，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其调整效益。
正视税法普适性的价值及其局限性，既是高效率、标准化的现代法制的要求，也是追求法律调整的多元目标的现代法的要求。本文只是对税法的普适性及其局限方面的一些主要问题略做探讨，但还有一些问题尚未展开，更未在相关法律领域进行较多拓展，因此，对于一般普适和局部普适的划分在其他领域是否合适，是否具有一定的“一般化”价值等问题，还需 要进一步的探索。
税法方向专科论文
【摘要】税法的适用，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利益，更关系到公民的财产权，非常重要。法的适用离不开法律解释，税法亦然。现阶段我国的税收工作正朝着法治化的方向迈进，在这个过程中，税法解释问题变的越来越突出。本文分析了我国现阶段税法解释的现状，并针对我国税法行政解释存在的问题提出改善的方向与建议。
【关键词】税法解释，行政解释，税收法定
一、我国现阶段税法解释现状
所谓税法解释是指一定主体对税收法律文本的意思所进行的理解和说明。在这里说的主体指的是有权解释的主体，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和有关行政机关。在税收法律适用中，立法机关和有关行政机关对税法具体适用问题进行解释。根据法律规定，根据有权解释的机关不同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行政解释三种。目前，由于我国立法机关赋予了行政机关大量的立法权，而且立法机关又怠于行使税法解释权，使我国的税法解释制度出现了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软弱，行政解释一支独大的现状。
二、税法行政解释存在的问题
（一）解释背离税收法定主义
税法行政解释的范围是对税法的“具体应用”问题进行解释，但事实上，我国税法行政解释往往更多的是“进一步明确界限”或作“补充规定”的抽象解释，特别是国务院根据税法直接授权制定的实施细则或实施条例，几乎很少有关于“具体应用”的解释。税法行政解释脱离“具体应用”问题，造成了行政机关对税收法律进行立法解释的事实，致使行政机关无形中既拥有税法的立法权，又拥有税法的执法权。
（二）部分税法行政解释形式上不具备法律效力
目前，税法行政解释除行政法规、规章外，更大多数解释是以“通知”“批复”形式表现出来，虽具有实效，却不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实践中，行政机关关于税法解释的文件的数量非常多，其表现形式相当繁多，但至今没有一项税法解释文件在名称上明确使用“解释”这一概念。除行政法规、规章外，大多数表现为“通知”、“批复”、“办法”等等，即使对税法条文的进一步补充或说明，甚至是关于税法某一部分的细则性规定，也仍贯以“通知”或“批复”字样。这此大量的“通知”和“批复”，虽具实效，却不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
（三）税法行政解释缺乏程序保障
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税务部门规章制定实施办法》，其中规定税务规章的名称一般称作“规定”、“规程”、“规则”、“实施细则”、“决定”或“办法”，对于其他的以“通知”“批复”命名的解释性文件，并非都要求以规章的形式进行规范往往以国家税务总局某司的名义作出。这种内部的、缺少公开化和监督机制的解释文件制作过程可能产生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解释文件本身的不合法、不合理性，甚至前后解释不一致、相互矛盾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四）税法行政解释缺少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
《行政复议法》的颁布，虽然规定了关于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制度，但从税务系统目前的状况看，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实际上操作具有很大的困难。税收规章与“规定”的界限不明确，两者之间难以区分，这样导致在行政复议实践中对“规定”申请审查缺少可操作的标准，从而影响行政复议制度功能的发挥。其次，缺少对税法行政解释的司法审查。与税收有关的诉讼一般都是行政诉讼，我国的《行政诉讼法》规定，我国的司法机关只能审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目前的税法行政解释大多数属于抽象行政行为。这类税务抽象行政行为不仅适用范围广，而且还具有反复适用性，因此侵害纳税主体权益的机会也就更多，范围也就更广。
三、完善我国税法解释问题的建议
（一）在我国宪法中明确税收法定主义原则
应当完善税收授权立法，严格遵守《立法法》的规定，坚持税收法律保留原则，明确税收立法的事项、权限、程序及如何对授权立法予以监督；严禁接受授权机关将授权事项二次授权给下一机关。对涉及纳税人权益的税法行政解释，依行政公开原则，公开税法行政解释活动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对具体涉及到纳税人权利的，如税率的确定方法、税前扣除的方法，应举行听证，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保障纳税人的在税法行政解释过程中的.参与权、被告知权等程序性权利。
（二）加大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在税法解释中的地位
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的民主机关， 其制定的法律和作出的解释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但是由于现阶段我国立法机关任务繁重， 加上税法解释工作专业性和实践性特别强， 这方面的工作做的不多。司法机关也是如此。所以应该逐渐改善这种情况，加大立法和法解释的力度，以一种中立的态度对法律法规进行解释。
（三）严格限制税法解释的行政主体
在实行分税制下，中央税及中央与地方共享税的行政解释应由国家税务总局制定，地方税的应由省一级地方税务行政机关制定。下级税务行政部门认为税法规范需要解释的，应向逐级上报到有解释权限的税征机关，严禁无权解释、越权解释，无权解释、越权解释无效，建立健全无权、越权解释的责任追究制度。
（四）明确限定税法行政解释的范围
目前我国税法行政解释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了对税种、税目、税率、减免税、征收管理等税法全方面的解释。税务行政机关既是税法的执行者，又是税法解释者，甚至是税法的制定者，这显然违背了当代政治的分权原则。我国应该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做法，严格限制行政解释权的行使范围，对于涉及到课税要素的内容，税法行政解释应该严格限定在法律条文字面文义可能的范围内，不能任意作扩大或缩小的变更解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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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论文初稿
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下面是行政论文初稿，请参考！
行政论文初稿
行政管理的法律规避问题分析
摘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不断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动。出现了法律的一些变动状况。其中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存在着一些规避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是具有双面性的。它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为了使行政管理方面逐步的走向规则化法制化的道路。对法律规避的一些现象，要去正确的指引，人们要对它也要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努力的去克服一些在发展的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努力的去建设法治的社会。
关键词：行政；管理；法律规避
前言
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在一些条令颁布以后，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定规避现象就变得更为突出。如果长此以往，会严重地阻碍我国其他方面建设的发展。对于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的一些现象，我们要去仔细的针对他进行一定的研究。既要看到它积极的一面，也要看到它消极的一面，采取一定的措施去解决这些负面的东西，推动行政管理走向科学化法治化的发展道路。
一、行政规定的法律规避的表现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受行政管理本身内容的一些影响，容易出现内容繁杂交叉的现象。拥有管理权的一些部门，从自己部门的利益出发，为了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对于自己内部的职员他们就会来制定一些比较对于自己内部员工有利的一些规定。并且指定能够有利于自己行使行政权力的一些法定规定案件。有些行政部门为了使一些行政法律规则对自己的某个方面有力，把同一个事情的问题制定出了两个方案去解决，这种处理方式不利于行政管理方面法律化和制度化。级别管辖上存在一定的法律规避，有些法律法规对于行政管理的问题是十分有着明确的规定的，但是一些部门不愿意去行使这种规定，他们去逃避这种出现的问题。他们故意的将所规定的内容进行一定的调整，把大的最新的一些项目改成一些小的项目，不用去缴纳巨额的资金，但又使它符合政府的一些相关的标准。有些地区自行去设置一定的标准，设置对于自己有利的一些标准，而不是顾全大局。在传统的行政管理方面中存在着一些责任分管的不明确的现象，如果发生问题之后，这些负责管理的部门只会互相的推卸责任。而不是真正的去解决问题，这种职责不明的现象在某一些地区的行政机关中时有出现。还有一种情况是几种部门想去行使行政管理权，发生了一个事件由几个部门去负责的现象，这样既不有利于人民去一个地点行使自己的权利，也不有利于事行政的案件去高效率的解决。各种临时的去处理行政案件的部门，也会失误的出现这种现象。政府有时候设立去一些临时的行政管理机构去处理紧急的案件，如一些打击私方面的上层组织小队或者紧急的城市道路扩建的.部门等等。这些机构的出现，是为了协调与其他部门之间的和谐关系，解决所出现的矛盾处理的。但是，他有很大的自主性和随意性。存在着一些私底下进行自主处理的现象。处理的过于着急有时候会造成不公平的现象，不利于老百姓们去公平的行使自己的权利。
二、行政实体法律规避的现象
如果一些行政案件涉及到自己的利益问题，那么许多行政办事机关就会受到一些利益的驱动，如果这个案件不属于自己的管辖，也会自己去处理一些财务，甚至与当事人进行协商。有一些公安系统查获了一些案件的话，他们有些会不走实际的程序去将财务方面进行处理，法院也在逐渐的调查这种情况。有些原告在进行私了之后，可能会出现重新上诉的现象，这次向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这种情况是被告会对原告进行撤诉的一些处理，而避免承担更大的一些行政责任。这种现象也展示了一些行政机关对人民的一种不负责任，不能够真正的做到为人民去进行积极的服务。在进行行政处理的时候，有些行政机关会与当事人进行一定的协商，来减少一些行政方面的麻烦。采取一些相对人能够去积极配合行政方面的工作。相对人接受了有关机关所提出的意见之后，与行政机关签订了一定的合同，并且做出了一定的保证之后才会行使某种形式的权利。而且行政机关滥用自己的行政权力，违反了一些法律的宗旨，对于法律进行规避。比如说一些卫生检查的机关对于饭店的某些服务不满意，或者是没有给予一定的优惠，就进行随意的行政处决。或者在其他方面给予他一些不公平的对待。还有些行政部门，对于一些态度恶劣的服务，也会给予一定的处罚。这种处罚都是自己私自决定的，没有经过法律程序，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不公平不公正的现象，人民群众也会对此种现象有所反感。
三、对于行政现象中的一些规避现象的评析
行政管理中法律存在一些法律规避现象，这种现象虽然不能够禁制，但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去进行减少。他出现这种状况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一些工作人员的思想意识上，并没有十分科学和先进经验，停留在过去的一些处理方式上。有些法律法规掌握得并不是十分完备，地区差异在此方面表现的十分明显，有些地区接受到一些法律教育要明显的比其他区域较好。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也会使行政的有关部门去作出相应的举措。为了使行政管理方面尽量的去避免一些规避的现象，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去积极的改进，努力的提高和改进所出现的这些问题，尽量的去减少一些情况的发生。国家也要在此方面进行一定的调控措施，让政府能够真正的为人民去进行服务。
四、结语
对于行政管理中法律规避的问题，我们要针对所出现的这些问题逐一的去进行解决，要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之下，遵循着国家的一些规定的道路，并且坚持不懈的走下去，不要因为一点困难就放弃。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促进我国行政管理法制化的一些发展，如果在这方面发展成功的话，将会有力的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作出一定的贡献。要将行政管理中的问题变的灵活化和简单化。要有一定的原则性和规则性，努力的发挥各种监察管理机构的一些作用，更好去的建设行政管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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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频频曝光，背后的权益错综复杂。权力联手暴力在一个个小范围内形成强制力，形成自己的规矩，架空国家的法律，实施违法行为，侵犯人民利益。地方政府可以加强立法，执法，行政各方面的制度建设，制约地方黑恶权势的介入，实施有效的人民监督和明细的惩罚机制，以期解决激化的民众逆反心理。
关键词：地方政府 法社会学 制度建设
一、问题的提出
每年各地政府都会投入大量的警力、财力整顿脏乱差的进街道。但是现象层出不穷，暴力抗法现象也屡禁不止。前两年电视上有两则报道：一是开种子商店的农民用硫酸泼了工商执法人员；一是，一位残疾青年身泼汽油，抱住主持清理非法运营摩托车的某局长。这样真实的案件时时上演，类似的事件曝光更多。网络上流传一段关于广州某城管中队的执法视频。视频显示，一名城管队员在执法过程中，不仅踢翻小贩摊位，还涉嫌殴打用手机拍摄视频的路人，甚至语出惊人地对小贩称，“那你去死吧，这么多人，死你一个两个有什么问题？”众所周知，城管形象之不佳，已有时日。甚至有顺口溜这么描摹城管：“一声霹雳一把剑，一群猛兽是城管，抢必狠，打必烂，砸掉摊位再罚款！”这种定义虽有偏颇之处，但城管在坊间有如此恶劣形象，还是值得反思的。
二、我国联合执法机制
联合执法是我国很特殊的一项行政管理机制。一般由政府行政命令再由区城管局组织，消防大队，街道办事处办，派出所，环卫所、以及各社区居委会各部门通力合作的联合执法行为。
虽然名义上执法主体是各个行政机关，但是，大部分联合执法机关都雇佣临时工进行实际执行。雇用临时工的行为在我国学理上属于行政委托行为。但是行政委托的法律要件中包括行政委托对象应当是符合法定条件的有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或者个人。行政委托对象合法性是指受委托人如果是企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则其必须是依法成立，具有法人资格，以及具有实施行政事务的现实条件等；受委托人如果是个人，则应当具有完全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并且具备实施行政事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但是由现实状况来看，在拆迁，清场等行为中需要强制执行时，参与执行的临时工大多不具备这种权利能力和素质。甚至由实践可知，参与执法的部分人员是地方组织的人员，在执行过程中，会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显然这样的行政委托对象是不适格的。但是，为何有些地方机关会联合这样的不适格社会力量去参与执法。
三、机制滋生的权益
本文也要探析为何事件在全国各地屡屡上演却屡禁不止。首先，被雇佣执法者多是当地地霸，比行政机关更了解每条街的情况，当没有程序限制时，他们可以用各种方式迅速的让这些商贩搬迁，当出现不配合时也可以使用各种方式包括暴力方式，促使他们拆迁，充分显示了效率性。而且一旦发生纠纷，法律责任由这些组织承担，执法机关不需要承担任何行政责任。执法机关认为每次清理完这些违章帐篷或板房就是完成了任务。每次刚刚清理好的街面，不到三天即死灰复燃，到底是谁让人民这么心安理得，踏踏实实的重新拉电，搭帐篷，而且也确确实实的安安稳稳的度过一年又一年不检查的日子呢？这背后的权利屏障让人深思。“地方政府黑化”这一名词折射出一些利益链条的脉络。
走访小商贩我们就会知道有自称是城管的管理者按时收取管理费和摊位费，管理供电设施。假若他们真的是城管，那么他们的行为无疑是违反行政法律法规的。假若他们不是城管，那么假冒城管的行为更是违反刑法的。但是抛开假冒城管这一行为不谈，存在这样的一个固定组织在小范围内部进行的管理行为确实具有一些社会学上社会控制的性质。他们所实施的管理规责及惩罚规则（即不服从安排，就丧失占地经营权）本身具有社会制度的特征，这些规则是自然的适应的演进，是人们在长期地相互交往和不断地社会生活实践中，通过不断地经验试错而逐渐、自然地形成一些调整、协调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则并沿袭下来而形成的小型局部社会制度。这些制度一方面，为社会主体提供普遍的、确定的行为标准和交往模式，指示和引导社会主体的行为，使其行之有据。另一方面，制度为社会主体划分明确的行为界限和相应的后果，对合乎规则的自主行为予以肯定与保护，对逾越界限和违规的行为则明确惩处，由此激励社会主体遵循规则，积极有效地追求和实现制度肯定和保护的利益。制度通过对人们交往模式、行为程序及违规的惩罚性后果的昭示及执行，强制人们在相互交往中按事先的规则和程序行事。由此联想到法人类学家霍贝尔说：“这样的社会规范就是法律规范，即如果对它置之不理或违反时，照例就会受到拥有社会承认的、可以这样行为的'特权人物或集团，以运用物质力量相威胁或事实上加以运用。”所以在这个小的社区内部，这样约定俗成的，带有暴力威胁的要求，此时充当了法律的角色。这样的规范在埃利希那里就是所谓“活的法”，即直接产生于社会并在社会生活中实际起作用的那些规则。这些规则与社会同时出现和发展。控制着权力所能辐射到的最大范围。至于在西苑这个小小的街区，就是当有第三方试图侵占既得利益的小商小贩的地盘时，他会以此社会规则对抗第三方。获得其他群体越轨行为者的支持，保证自己的利益。当然这个第三方不包括政府。
那为何这个第三方不能包括政府？因为，在目前我国的权力结构中，性质组织的权力，不能离开国家权力的包庇或者纵容。这样的利益链条，使性质组织不论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怎样称霸一方，非法控制，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最终，他们也受公权力限制。这也是为何，当行政机关需要整顿，清查时，他们会积极配合。但是，这样的国家法的社会控制与性质的社会控制掺杂之后，损害最大的是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例如，事发后当询问被拆的商贩，对政府每年这样的行为如何看待，这些商贩及其谨慎的怀疑询问者的身份并回答“我们是自愿拆的。”其他商贩，则是习以为常的说：“拆一下，我们交些钱，政府拨些款，有些人从中赚些钱，我们三天后就能恢复营业了，没关系。每年都这样。”这样的言论，无疑跟我们昭示着，以下几点，第一，乱搭乱建帐篷及板房的行为已经形成了一种集体越轨行为。这一行为已经由一种社会习惯力量及的强制力在控制。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第二，性质的社会组织在实现社会控制的时候，过分运用自己的权力，暴力压制人民，欺瞒政府。二者联合执行整顿行为后，行为恶性后果由政府完全买单。人民认为政府一年一度的整改行为，不过是部分官员的面子工程，也是搜刮民脂民膏，基层执法人员骗取政府专项拨款的大好机会，而对此类违规行为本身是持纵容的态度。自己的行为既然获得政府的默许，当然具有合法性。如此一来，政府花费人力财力物力的整顿行为，防火安全，卫生安全的一切设想，都只不过是群众心中的幌子。政府行为的正义性丧失。这些后果造成的原因离不开行政机关内部部分人员贪赃枉法，利用制度上的缺陷与不法社会力量共同牟取私利。而政府本身也未能协调好国家法与其它社会控制形式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在国家法尚能控制对象及范围时，放弃了对社会的控制权。这种放弃不是积极的放弃而是消极的被蚕食，例如，在西苑街区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规则，这个规则瓦解了人民和政府的牵连。而创造这个规则的管理者，一方面用暴力威胁指导人们怎样去遵守他们的规则，一方面也带领这些人民共同规避国家法的干预。从而形成一个社会中的社会。法的国家控制的影响正在这个行业范围内缩小。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社区是国家法应该干预的行政区域。假若国家的行政权一步一步被侵蚀，必将损害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 四、政府如何化解社会矛盾若干建议
（一）首先，小商小贩的生存权必须首要考虑，同时必须兼顾公共安全。
我国小商小贩大多外来务工人员，还包括一些下岗无业人员，数量庞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全国外出农民工总量14533万 ，总数达2.42亿人，预计会达到2.44亿人左右。这些小商小贩属于农民工的一大部分。他们的的生存权是人权的基本内容，是法律首要保护的对象，也是我国民生问题的关键。政府不应该让社会管理权与人民的权利发生冲突，而是秉持政府只是人民的守夜人的理念，管理权转变为服务义务。兼顾协调各方利益，统筹规划城市管理，合理优化权力格局。
（二）整合、强化、完善社会控制系统。
1.首先，必须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尽可能地使各种社会控制手段协同配合、形成合力，也就是要实行“社会的综合治理”。而不是政府权力让位于社会私力，无为不治，不敢治，一味的对地方恶霸力妥协，或者相互退让，甚至让这些私利群体同流合污，架空法律，使法律折扣执行或者法律悬浮。从而使法律规范在实践中几乎没有产生任何正面实际效果，法律效力预设值也不能实现。即使表面看上去，没有大的影响，现状稳定，当那也只是短暂的，强权暴力下的权力必然会导致更尖锐的社会矛盾，打砸事件的一次次曝光足以说明这一点。基于中国社会的国情来看，全力打击地方街霸，地痞，组织团伙，净化行政机构内部人员的素质是走出行政灰色困境的唯一出路。2.其次不仅要通过立法来完善各项制度，改变现有利益结构，也必须通过行政和执法将立法调整的利益结构付诸实践。通过立法完善公共选择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在公务员选拔制度上，必须保持高门槛，高薪金，高责任的姿态。提高公务员法治理念，执政执法专业化文明化，全力保证问责机制细致化。在行政立法中出现违反立法法和宪法或者上级法律法规的地方行政法规，必须予以废止，同时追究立法，执法人员的行政责任。以此杜绝地方土政策架空国家法的状况。通过行政和执法健全和完善公共服务机制。首先政务公开，加强行政事务透明化。建立和完善社会“安全阀”机制。所谓社会安全阀机制其实就是安定和维持社会基本秩序的制度安排，它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利益采纳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这样一来，使人民的利益诉求达到满足，政府的行政行为是实实在在的为民办实事。人民与政府在交互往来的沟通中确立最适当的制度机制。以此使社会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例如，在整治乱搭乱建，占道经营问题上，政府可以考察当地实际状况，合理安排公共资源，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顺应市场经济规律，改“围堵”为“疏导”，就近建立集中的自由贸易市场，完善电力，卫生等基础设施，尽量少收或者免收管理费用，形成坚固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困难及就业问题。而不是每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用来劳民伤财，还使人们每年上缴大量管理费给地方黑恶势力。3.加强执法监督的实际效果，不要再流于形式。公民直接参与执法监督，一旦发生贪腐，推诿，在执行法律过程中只做表面文章，不落实具体的法律措施，敷衍规范，只开会，下达文件，贯彻执行停留在领导视察的那一两天的情形，立即投诉，实现真实投诉必罚，对违法违规单位或者个人予以公开处罚。
结语
随着事件的多次曝光，政府高层也应该对此类事件采取一定的规制措施。从政府内部体制改革做起，逐步建立，高效、完善、便民的司法，执法机制。不仅做到依法执法，也要做到文明执法。只有人民与公正开放的政府相互沟通，理解，共同抵抗社会黑恶势力，才能形成真正的和谐社会。意欲不劳而获的懒惰者，失去贪婪的庇护者，也终将改邪归正或者被正义社会所抛弃。体制不仅要经得起逻辑的检验，更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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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论文范例
摘要：人类社会生活的改变，最终是由社会生产力所决定，当今社会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日益凸现，信息科学技术作为现代先进科学技术体系中的前导要素，它所引发的社会信息化则将迅速改变社会的面貌、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关键词：信息技术 公共行政 影响
一、信息技术概述
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简称IT)，是指利用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手段获取、传递、存储、处理、显示信息和分配信息的技术。信息技术的学科结构十分复杂，但具体来看，信息技术主要包括以下几门技术：感测与识别技术、信息传递技术、信息处理与再生技术、信息施用技术。
信息技术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行动方式进而改变着人们生活的环境。信息技术的影响渗透到经济增长方式、人类社会时代、思维方式、教育方式、生活方式等等方面。公共行政是信息技术方方面面渗透并影响的一个方面，下面我们将简述信息技术对于公共行政的影响。
二、信息技术对公共行政影响
公共行政，就是国家行政机构依法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活动。而其主要功能有以下几点：提供公共产品、实现社会公平、实施管制、宏观调控。因此，公共行政对于人的生活以及国家的管理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公共行政运行过程中涉及行政管理模式、行政组织与人员、行政公文、行政环境等因素，下面我们将就这些因素分别论述信息技术对公共行政的积极影响以及消极影响。
2.1 信息技术对公共行政的推动促进
(一)促使公共行政中管理模式的更新。为迎接信息社会的挑战，推进政府部门办公自动化、网络化、电子化、全面信息共享，从而提高公共行政的效能已成为全球范围追求的新的政府管理模式。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为提高国际竞争优势，相继推出基于网络构建的“电子化政府”，作为提升政府效率的重要措施。所谓电子化政府是指政府有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不同的信息技术服务设施对政府机关、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提供方便、快捷、高质量的公共服务，用以促进政府与社会的双向沟通。它的基本功能包括：传递信息、政府网上办公、开展政府公共关系。
信息技术的这一应用实现了精简政府机构、减少政府开支、提高政府效率以及更好的开展政府公共关系。
(二)促使公共行政中主体人员的自身进步。行政人员是公共行政中的主体人员，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有利于其提高自身素质。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公共行政人员的知和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信息技术带来的教育方式的更新也为行政人员学习管理识、开阔视野、全面发展节约了时间，提供了便捷的方法。有助于行政人员了解最新的公共行政管理趋势，不断地接触新鲜事物，了解世界形势，充实自己，提高个人的管理水平创造了条件。
(三)更加准确定位行政目标，使行政方法更加便利。从公共行政的概念可以得知，其客体是社会公共事务，因而行政决策的目标必须围绕着社会公共事务来展开，一切应以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满意为决策。因而决策过程必须民主公开，最大程度的让民众参与决策，集合众力准确把握目标，减少失误。而信息技术的应用为政府于人民提供了更多便利的沟通交流方式，有利于增强处理公共事务的凝聚力，也使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相对提高。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电子化政府”越来越完善，这就促生了新的行政方法。改善现有行政方法的信息基础和信息通讯手段。电子会议、远距离控制，分布式工作等新方式的产生大大便利了行政方法的实施。
2.2 信息技术对公共行政的消极影响
(一)增加了政府以及个人信息的不安全因素。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大量信息以及文件记录的电子化，网络化。网络中众多不安全因素如病毒，黑客等极可能导致信息的冗余，篡改或是丢失。同时对于行政公文还有诸多不利因素：文件记录的原始性、凭证性受影响。电子文件的可随意复制和编辑使其原始性难以确认：重要的原始文件容易丢失。由于电子文件形成过程中只考虑其现实作用，不具备传统文件的～整套严密的管理流程，这导致大量电子文件流失；由于存储设备状况的未知性也致使许多电子文件的丢失同时由于存储设备的'不断老化和更新致使大量文件的冗余或是不可再用。
(二)公共行政的信息化、公开化在增加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的同时也弱化了行政机构的主权。在社会的注视、舆论的监督和外部干预的影响下，行政机构对于事务做出决定的自主性日益受到削弱。 三、小结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必然会使人类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影响力渗透各个领域。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公共行政注入了新鲜血液和活力，使行政人员不断审视自身，提高自身素质和综合能力；使政府不断审视自身，提高自身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效率。同时也给公共行政的完善带来更为严峻的挑战。公共行政要紧随时代发展，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谋求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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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完善
摘要：我国目前的税法法律规范存在一定的模糊性，税法解释作为弥补税法规范这一缺陷的主要方法，对税法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我国目前的税法解释制度存在许多缺漏和不足之处，使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故深入研究税法解释制度的完善问题对税法的有效实施是有所裨益的。本文首先介绍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现状，然后分析该制度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说明完善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必要性，最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完善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几点建议。关键词：税法解释；行政解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
引 言
有这样一个案例：3月，王某成立了甲公司，但是王某经营一年多从未在税务机关申报纳税。该市国税局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不申报缴纳税款定性问题的批复》，对其作出处罚决定。王某请求复议，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王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审理，法院认为《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不申报缴纳税款定性问题的批复》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的偷税手段作了扩大解释，违背了纳税人的权利，因此未予以使用，即该处罚决定在法律依据上存在问题，判决予以撤销。 [1]但行政机关认为法院对行政解释没有再解释权，故不执行判决。
在以上这个简单的案例中，我们认为其至少蕴涵了三个与税法解释有关的问题：一是税法解释权应遵循怎样的划分原则；二是税法解释应遵循怎样的方法；三是税法解释应遵循怎样的价值取向。这正是税法解释制度的三个核心、基础问题，即税法解释主体的解释权、税法解释的原则、方法以及税法解释的价值取向。由于我国税法学起步较晚，税法解释的理论研究仅处于起步阶段，故尽管税法解释制度已初步建立，但前述三个核心问题仍存在一定的缺陷。
一、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所谓税法解释是指一定主体对税收法律文本的意思所进行的理解和说明。 [2]从定义可看出，税法解释属于法律解释的范畴，同时其解释对象是税法法律规范，故一国的税法解释制度的现状主要受该国税法法律规范体系和法律解释制度的影响。
（一）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现状
目前，由于立法机关向行政机关过度地让度税法的立法权，以及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怠于行使税法解释权，我国税法解释制度呈现了行政解释垄断以及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完全滞空的现状。究其原因，一方面，立法机关由于考虑到自身工作的繁重，以及对税法专业知识、信息的欠缺，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四部税收法律，即《税收征收管理法》、《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农业税条例》外，其他大量的税种如关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一般授权行政机关作出规定。根据“谁立法谁有权解释”的立法原则，行政机关理所当然地对其制定的大量的条例、规章拥有解释权。另一方面，由于立法解释在实际中处于一种虚置状态，没有积极、及时发挥其在法律解释中的主导性地位，致使行政机关在实践中对税收解释有迫切需要时，即具有充分理由进行各式各样的行政解释，甚至介入到立法解释中。实际中，立法机关往往在自己制定的法律中，索性就授权行政机关通过制定“实施条例”、“实施办法”、“实施细则”或“补充规定”等对其进行解释。这使得行政机关取得了“准立法机关”这样一种与立法机关相当的税法解释权。另外，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权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这是因为与税收有关的诉讼一般均为行政诉讼，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诉讼事项。这实际上就将司法机关的税法解释权剥夺了。加之，税法的专业性强，大多数法官对财税知识掌握非常有限，不具备解释税法的知识体系和能力，故司法机关无法将税法解释权作为日常职责之一来执行。
在此情况下，行政解释无可厚非地担起了税法解释的“重担”。在实践中，这些以“通知”、“决定”、“命令”或“批复”命名的行政解释的强制效力遍及纳税人，甚至代替其解释对象，成为指导税务执法的主要依据。
（二）现行税法解释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在行政解释在税法执法中担任如此重要角色的情况下，对行政解释的限制、监督却没有跟上，行政解释的过度“繁荣”致使整个税法解释制度出现以下几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第一，各个行政部门、各级税法机关越权解释税法的情况普遍，致使税法解释体系相当混乱。目前我国对税法作出有权解释的行政机关包括国务院及其所属关税税则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同时还包括地方人民政府主管部门。但实践中，一方面，有权解释的机关由于各自所要实现的执法目标不同，故其势必从最便于自身执法目标实现的角度出发来税法解释，以致出现一个法律文本或法律规范有几种有权解释的现象，破坏了国家税法法制的统一性。另一方面，一些非税务机关为了自身执法的需要，对与管理的行业相关的税法条文进行解释。该解释尽管可能从该行业的实际情况出发，更具有现实操作性，但从法理上来说，作为非有权解释机关作出的解释，其本身的程序非法性排除了其具有实质适用性的资格。另外，一些地方税务机关基于地方的实际情况，出于地方保护的需要，也发布“通知”、“批复”等，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税法和国务院制定的法规进行税法解释。
第二，行政解释随意性强，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立法本意，侵犯了纳税人的权利。行政解释的随意性主要表现在行政机关对税法进行任意地扩大或变更的解释。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于的，在国家税务总局或国家税务总局与财政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的解释性文件中，对既定税法规范作出扩大或变更解释，而且目前仍在普遍实施的文件多达1000件左右，许多内容对原有规范进行了实质性的突破。 [3]我国税法解释采取扩大或变更解释的方法是具有一定现实依据的。由于我国现行税法体系建立于1994年以前，当时立法之时受传统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理念的影响，一些法律规章仅对相关问题作原则性规定，没有制定任何具体的标准。另外，随新形式的出现，相关立法已显出滞后性，有关标准、数据、指标、条件已不适合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所以，扩大或变更解释不失为弥补立法漏洞、填补立法空白的方法之一。但过度的扩大或变更解释，超越了“解释”应有的限度，违背了“解释”的本意，违反了立法者的目的，实有造法之疑。另外，这些扩大或变更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税务机关作为国家税收的管理者对“国库”来源的维护权，而忽略甚至剥夺了纳税人应有的权利，即当存在可作有利于纳税人利益的解释时，行政机关总试图向更有利于国家税收的方向进行解释。
第三，行政解释公布途径不完善，导致纳税人与征税机关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尽管目前国家税务总局每个月都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法规公告，但这仅限于税收法规。由于我国绝大部分的行政解释是以“通知”、“批复”等形式作出的，带有明显的行政机关体系的内部化色彩，故一般都是上级对下级的指导、指示和意见，对于处于税务行政机关这个共同体之外的`纳税人来说，是完全隐秘和封闭的。 [4]这使得纳税人未能及时了解国家最新税法动态，适时履行新的纳税义务，以致造成非故意性地违税、抗税，也增加了税务机关的执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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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反映了税法解释制度三个核心问题所存在的缺陷，首先就税法解释权而言，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解释权的划分不明确，立法解释权、行政解释权与司法解释权三者的位次混乱。其次对税法解释原则、方法来说，行政解释采从宽解释，即可扩大或缩小解释不利于我国税法制度的建构。最后从税法解释的价值取向来看，采“有利国库推定”原则“使纳税人权利不受重视。二、完善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必要性
从目前税法解释制度的现状不难发现，税法解释制度的三个核心问题的缺陷，使税法解释制度一定程度上违背税法的有关基本原则，阻碍税法关系新理念的实现，逐渐动摇、摧毁税法的基石。为了建构健全的社会主义税法大厦，完善税法解释制度则颇具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完善税法解释制度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我国税法改革正朝法制化方向努力发展，税收法定主义是这一改革所应遵循的最重要的原则。税收法定主义是指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都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 [5]我们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在税法解释制度中至少在两方面应得到充分的遵守：一是税法解释主体权限的法定性，即法律赋予解释权的主体才有资格解释税法，并且应在法律规定的各自的解释对象范围内行使权力；二是行政解释的内容不得涉及有关纳税主体、纳税客体、税基、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税收的增加和减免等基本税收要素。但这两方面内容正是目前税法解释制度所缺少的，若得不到完善，税法建设就无法达到法定主义的要求。
第二，完善税法解释制度是税收公平主义的必然体现。税收公平原则指纳税人的地位必须平等，税收负担必须在依法负有纳税义务的主体之间进行公平分配，该原则是宪法规定的法律平等原则在税法领域的具体表现。简而言之就是纳税人条件相同的纳同样的税，条件不同的纳不同的税。但在实践中，各个行政部门、各地税法机关依据不同的方法来进行税法解释，如有的采取扩大解释，有的却采用缩小解释，这势必使适用于某一人群的规则因地区、行业的不同而不适用于处于相同情况的其他人。因此，为税法解释确定一个统一、科学的解释方法是税收公平主义在税法解释制度上的首要要求，这是因为“统一的相同标准可以避免主观的意气用事、偏袒或个人的偏好，并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免于遭受多数人的侵害。如果前后不一致而采取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则将违反体系，而导致不同的群体，在有关的相同情况下，遭受不公平的、偏袒的待遇。”[6]
第三，完善税法解释制度是保护纳税人权利的重要途径。在税法改革的过程中，我国传统的税法理念已从税收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不对等性向权利义务对等性发展。这将要求税法从过去单一的管理职能向管理税收法律关系、限制征税机关的权力、维护纳税人的权利等多重职能方向转变。但是，目前我国税法解释的行政解释垄断性决定了税法解释根本无法真正兼顾征税机关权力与纳税人的权利，担任起限权、维权的角色。故完善税法解释制度，打破行政解释的垄断，是保护纳税人权利的重要途径。对于保护纳税人权利这一先进、科学的税法理念，税法解释制度不应成为其发展的绊脚石，而应发挥其灵活性和能动性，成为积极地推动者。
三、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完善
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缺陷的形成并非偶然，因此尽管其完善具有迫切性，但该制度的健全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法律解释制度和税法法律规范体系双体系的改革同时启动，需要立法、司法、行政三机关的相互配合，从深层次来说，更需要全社会税法观念的转变。故我们在此仅从税法解释制度的三个核心问题入手，提出几点拙见。
（一）重构立法、司法、行政三机关的税法解释职能
为了打破行政解释的垄断状况，必须在实践中恢复立法、司法机关的解释职能，使其真正成为立法、司法机关的基本职责，同时将行政机关的解释职能严格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1、确立立法解释在税法解释制度中的主导性地位。这是由立法机关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中的扮演的角色以及立法解释本身的立法性特点所决定的。首先，立法解释机关在我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其作为代表公共民意授权的机构，本身并不会像行政解释主体一样有为了达到行政效率而滥用解释权力的倾向，也不会像司法解释主体一样有为了实现个案公平的需要。故立法机关作为税法的制定者，其作出的解释将最符合立法意愿，最能体现立法本意。其次，立法解释具有立法性这一区别于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的特点。从立法学的角度看，立法解释主体的解释权限与立法权限相对应，可以视为立法权限的延伸。立法解释是所解释的法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所解释的法具有同等的法的效力。 [7]我国目前的税法在立法之时乃遵循“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故许多税法条文模糊不清。加强税法的立法解释，对于消除当前税法条文的不周全性，丰富法条所涵盖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立法机关在税法解释上的无话语状态理应被打破。立法解释在税法解释制度中的主导性地位体现在决定性和权威性两方面。这要求一方面，根据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对于税法规范中有关税收基本要素等核心性内容的解释权应收归立法机关所有，以此实现立法机关行使决定性的税法解释权。另一方面，立法机关作为税法立法的“作者”，其进行的解释不仅应结合立法意图对税法的现实可行性进行预测和指导，同时为了维护立法的稳定性和法律文本的权威性，并消除立法的滞后性，立法机关应通过解释活动来维持税法的现实效力，需在解释中具备一定的前瞻性，即在不改变立法原意的前提下，赋予那些已不适应社会客观现实的法条以新的含义，为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作出一定的指引。
2、严格限制行政解释的范围。纵观世界各国的税法解释制度，一般很少由行政机关对税法进行解释，即使有解释，范围也很小。这是因为税收机关身兼“国库主义”和“纳税指标”的重担，在进行税法解释时倾向于提高行政执法的效率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容易导致寻租和创租行为。故各国均将行政解释视为三个税法解释环节中最不值得信任的一环，将其严格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目前存在的绝大部分问题的根源也主要在于行政解释的范围过大，因此严格限制行政解释的范围税法解释制度的完善颇具意义。行政解释是指有权的行政机关针对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而进行的解释。 [8]根据该定义并结合我国现状，我们认为限制行政解释的范围应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限制行政解释的内容范围。行政机关的解释应严格限定在对税法操作性问题的解释，不容许其介入到立法机关享有的税收基本要素等核心性内容的解释权内。另一方面是限制行政解释的适用范围。从法理上来说，行政解释应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规则，其作用应仅限于指导税务机关在执法中的操作细节，不应当具有与行政法规、规章相当的效力。为了限制行政解释内容的范围，我们认为应设立专门的税法监督部门，来审查和监督行政解释有无违宪、违法。另外，由于限制了行政解释的适用范围，行政解释就具有了内部性，为了使纳税人及时了解最新解释，以克服信息不对称导致纳税人权利受损、义务增加的情况，还应设立行政解释公开公示制度。行政解释只有经过前述两个程序，才可生效。尽管审查制度和公开公示制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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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减慢行政解释出台的效率，但是“效率绝不能以牺牲法律的公平、公正为代价”这样一个亘古不变的法律理念说明了这两个制度存在的必要性。3、加强司法解释的监督功能。司法解释在国外的税法解释制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带有强烈的维权和救济色彩，对维护纳税人的个体权利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其无需如立法解释一样站在国家的高度，强调解释的广泛适用性，而仅针对具体个案中当事人双方的实际情况，通过进行法律解释，达到实现个案的实质公平的目的。另一方面，其区别于行政解释，无需着眼于行政效率，而仅注重纳税人个体合法权利是否得到实现。故司法解释在国外常常扮演维护纳税人权利的重要角色。但司法解释这一重要作用在我国税法解释制度中并未得到发挥，致使对于纳税人认为不合理或侵犯了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解释，除向税务行政机关以复议的方式提出外，纳税人再无其他救济途径可寻。这是因为我国司法机关只能审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审查其抽象的行政行为，而行政解释属抽象的行政行为，故不属于司法审查的范畴。我们认为，司法机关的税法解释权亟须恢复，即司法机关应将税法解释融入到对具体个案的裁判过程中。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对纳税人做出的行政解释不为纳税人所接受时，纳税人有权求助于司法程序，通过司法机关对行政解释的不正当性进行修正，以维护自身权利。故应确立司法解释的效力层级处于行政解释之上位的原则，使司法机关可按照自己的理解独立地对法律作出第二次解释，以对行政解释作出评估，使司法解释成为行政解释的另一道监管线。
（二）确立从严解释原则作为税法解释的基本原则
从严解释原则和从宽解释原则为目前各国税法解释的基本原则的两个取向。从目前实践中可看出，我国是采用从宽解释这一原则的。我们认为，从宽解释原则的适用造成了随意税法解释现象的大量存在，致使侵害纳税人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很有必要将从严解释原则确定为税法解释的基本原则。这是因为税收法律与纳税人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按照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不得征税，所以在对税法进行解释时，赋予文字的含义应是它本身体现出来的含义；如果逾越了这一限制，那就有可能创设新的纳税义务，这无疑将损害纳税人的利益。[9]
对税法解释适用从严解释原则，这从长远看来有助于增强纳税人的税法意识，提高税收效率，保护纳税人的权利。但是，在我国税收立法尚远未完善的情况下，要求绝对地从严解释税法，这无疑是一种苛责，更不利于税法体系的完善。因此，我们认为，当前对于不同的税法解释，从严解释的要求程度应该不同。对于行政解释，因其解释范围限制于税法操作性问题，故必须绝对地适用从严解释原则，也就是说即使税法确实存在漏洞或不完善，行政机关也不得对法律内容作实质性的补充解释。在进行解释时，应采取文义解释的方法，即要求解释机关严格地按照税法文本进行解释，不得进行任何目的性解释或其他意图的解释。就立法解释来说，由于我国现行税法法律的不完善，应该允许其针对税法的模糊性，进行必要的扩充解释或限缩解释。但是，应该强调，无论扩充解释还是限缩解释，都必须忠实于立法者的原意，不能任意地扩大或缩小，否则，就会落入目前行政机关的随意解释的窠臼。
（三）确定“有利于纳税人”作为税法解释的价值取向
一般来说，若国家主义盛行的话，则“有利于国库”势必作为税法解释的价值取向。按照我国传统税法理论的观点，国家为税收法律关系的权利人，不承载任何义务，故税法解释无需考虑纳税人的利益，仅应关注如何使行政机关运用最少的人力物力征得最多的税收。所以税法解释的价值取向总是偏向“有利于国库”这一原则。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私有财产的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时就要从有利于纳税人的解释出发，防止税法对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的侵犯。在我国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已经写入宪法的背景下，将“有利于纳税人”作为税法解释的价值取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遵循这一价值取向，“有疑则不课税”应成为最重要的原理，即在法律条文的文义呈现出模糊性而使是否课税成为问题时，解释应承认并肯定纳税人的利益而选择不予课税。
我国关于交强险的立法经过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阶段。笔者试图从对交强险立法经过的分析，指出我国现阶段行政立法权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弊病，并提出可能的解决之道。
5月1日，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开始实施。该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我国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其立法本意在于，由于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属于现代社会客观存在的高危行为，因此要实行社会保险责任机制，强制有此高危行为的相关主体参加保险，以避免单位主体无法承担的风险，实现巨大风险的分散化。根据该法第十七条规定，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由于国务院未能及时出台交强险的具体办法，导致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省法院针对审判实践中无法可依的许多问题下发了各种各样的司法解释与指导意见，其中不乏相互冲突的地方（实际上有很多省与省不一致、最高院与省院不一致的地方）。
3月1日，国务院终于出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于同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但该条例并未立即对人们最关心的交强险的赔偿限额作出规定，而是再次授权保监会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卫生主管部门和农业主管部门规定。6月19日，保监会批复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同意该协会制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以下简称《条款》）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费率方案》，其中前者的第八条明确了交强险责任限额的分项限额标准和赔偿项目，即保险人按照交强险合同的约定对每次事故在下列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一）死亡伤残赔偿限额50000元；（二）医疗费用赔偿限额8000元；（三）财产损失赔偿限额元；（四）被保险人无责任时，无责任死亡伤残赔偿限额为10000元；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为1600元；无责任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为400元。
从以上整个交强险的立法过程来看，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不符合我国现行立法法的规定，更有违行政立法权运行所应遵守的法律理念。
一、行政立法主体较长时间内怠于行使行政立法权，导致法律缺位。诚然，交强险作为一种全新的法律分配风险的责任机制，对行政立法部门来说具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我国10月28日即颁布《道路交通安全法》，至次年4月1日才正式施行，已经留有一定的时间余地，但国务院未能根据该法积极履行行政立法职责，而明确国务院该立法职责的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也未能实施有效监督。
二、行政立法主体连环授权，与立法事项有利害关系的行业协会事实上行使了立法权。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国务院主要是针对三种事项制定行政法规，一是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二是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三就是法律制定条件尚不成熟经人大或其常委会授权的。那么如何看待《道交法》第十七条“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的性质呢？一些学者将其看作是国务院为执行法律规定而需要制定行政法规，另一些学者则将其看作是国务院被人大常委予以授权。不管我们如何看待它的性质，它都明确了一点，交强险具体办法的立法主体应当是国务院而不是其它国家机关或者其它部门、组织。但国务院在其制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将最具有实质性影响意义的赔偿限额规定权授权给保监会等国务院下属事业单位和部门。而保监会行使被授予的立法权方式竟然是批复同意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制定的交强险条款。试问批复同意属于哪一种立法法规定的立法方式？这实质上是不是等同于授权给保险行业协会立法？保险行业协会在事实上行使了如此重要的.立法权，违背了利害关系主体应当回避的立法原则。实际上这种做法也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弊病，比如集装箱拖车等特种车辆每年的交强险保费约5600元，但是发生财产损失最多赔偿2000元，这还叫保险吗？还能发挥保险的风险分散机制吗？保险须以小博大，其射幸性是最大的本质特征，上面这样的保险还要实施强制，岂不成了“强交险”？在实质上，条款是一个披着规章外衣的格式合同！
三、下位法违背上位法立法原则，但得不到有效纠正。《道交法》第76条规定交强险赔偿限额内的损害不问加害人的过错直接由保险公司承担，对于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则根据民法的侵权责任机制予以分散，也就是说是采用的无过失保险模式。而《条例》则将责任限额划分为被保险人有责任和无责任的限额，并赋予了保险公司在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时享有不予赔偿的抗辩权利，采用的不是无过失保险模式，而是责任保险模式。保监会批复同意的《条款》则更是大肆修改法律的规定，甚至对法院在审判中如何分配诉讼费负担加以规定。如第十条就规定对于间接损失和仲裁、诉讼费用交强险不负责赔偿或者垫付。我国《立法法》规定当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时，可以由有关机关予以改变或者撤消，但这种上位法对下位法的监督，主要采取的是一种从上至下的方式，如果从下至上，人大或者下位法的备案机关针对提出来的审查或者建议则可听可不听。况且人不遇到与己有关的事情，何必自寻烦恼，等真正发生了交通事故，再要针对适用的法律法规向有权机关提出审查建议，则为时已晚。
针对上述弊端，笔者简要提出以下几点需要对行政立法权实施控制的地方：
一、人大及其常委在明确或者授予国务院等行政机关某项立法权限时，应当同时另行宣布该立法权限行使的期限，防止行政立法主体长期怠于行使立法职责。
二、人大及其常委在明确或者授予国务院等行政机关某项立法权限时，应当注明被指定的行政立法机关不得再行授权。我国《立法法》已经规定在授权立法时，被授权机关不得再行授权其他机关行使立法职权，但对于在法律本身只是指定某机关立法时，《立法法》并未规定这一点，这就容易导致立法权限的连环授权的情况，导致立法权限实际落入并不具有立法资格的主体手中。交强险的立法权限即是如此。
三、赋予案件当事人以个案（不论是行政争议还是民事争议）为诱因而针对某项规章或者法规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的权利，也就是畅通从下至上对行政立法权的监督途径。《行政复议法》已经规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国务院部门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但同时明确上述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其实这还是将从下至上对立法所进行的监督软化了。并且《行政复议法》只是规定了人们不服具体行政行为时可以一并提出对抽象性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但却未明确人们在其他的争议纠纷（特别是民事纠纷）中对抽象行政行为内容不服时所应享有的权利。行政诉讼法对此则还尚未有任何规定。
自中共十七大提出“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以来，全国各地积极响应，公众立法参与意识有了显着提高，但在实践中公众参与地方立法仍然存在诸多难题。本文拟对现阶段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推进我国地方立法的公众参与有所裨益。
一、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意义
公众参与，是指政府及其机构之外的个人或社会组织，通过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的途径，直接参与政府公共决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从而影响公共决策，维护公共利益的行为。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特指公众直接参与地方权力机构、地方行政机关创制、修改、废止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的活动和制度，是与公民选举代表参与立法相对应的公民参与方式之一。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具有确立地方法规正当性、地方法规适应性和地方法规权威性的价值。
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实现“以人为本”，加强公民的主体意识
公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他们有权管理国家，有权参与立法。但以往在“全能政府”的条件下，公民的立法参与权得不到有效行使，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放弃了自己的参与权，导致其主体意识逐渐淡薄，对地方立法表现得极为冷淡。因此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有利于唤醒公民主体意识，增强公民责任感，提高公民管理国家、管理社会、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
(二)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
在立法过程中地方立法机关往往关注的是本地区政府职能和权限条款，在制定法规时往往扩大权力，减少责任;而公民、法人关注的则是自身权益问题，他们希望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地方法规的公平、公正和完整。当地方立法机关的权力不断扩大、责任不断减少，而公众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有效表达时便容易引发公众和立法机关的对峙，滋生社会矛盾。因此，公众参与地方立法不仅可以弥补以往立法中缺少管理相对人意见的缺憾，还可对行政机关权力进行监督、制约，能够化解地方立法机关和公众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三)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化建设
在以前公民立法参与意识较弱，并不关心法律法规如何出台、如何规定，当某一规定涉及自身利益时常常表示不满甚至做出一些过激行为，严重阻碍地方立法顺利进行。而今公民立法参与意识逐渐增强，不仅关注地方立法、学习地方法规，而且对所制定的地方法规能够表示理解和支持，在这一立法参与过程中公众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显着提高，不仅保证了地方法规的顺利贯彻执行，而且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化的建设和发展。
二、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存在的问题
(一)公众参与积极性不高
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法治化程度较低，公众的民主、法律意识比较淡泊，加上公众自身环境、利益、性别、年龄、职业等条件的限制，除了一部分政府官员、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以外，其他群众的参与热情普遍不高。尤其是外来人口，由于对当地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人文景观不那么熟悉，更加会感觉无所适从。在他们大多数人看来，地方立法就是当地政府的事，与己无关，他们忽略了自身所应有的参政权力，只关注自身利益、眼前利益，对那些关系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地方立法不够关注，缺乏参与地方立法的激情与兴趣。
(二)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方式比较单一
现阶段让公众直接参与地方立法最主要的途径是开展立法听证会，但在实践中这一方式大都过于注重形式，搞排场，导致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成本高，收效少。座谈会、论证会、协商会等也是目前实践中大力推广的，但就目前观察而言这些参与方式所针对的只能是很少一部分人，广大公众要想全员参与很不现实。网络征求民众意见最近也很受推崇，但它是否能够征求到各个年龄层次、各个职业、各个地区、各个民族的意见，以及征求来的意见是否真实可靠、是否有利于地方立法活动的展开，都还值得探讨。
(三)公众参与缺少平等对话机制
在地方立法过程中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对话方式和渠道较少，多数情况下是由地方政府主动通过公报、新闻媒体、发布会、布告等方式将立法信息公开后公众才能知晓，否则公众很难获取相关信息。就这层面来看，地方政府享有主动权，而公众则显得比较被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参与地方立法活动时，公众提供的建设性意见和反映的问题常常得不到立法部门的重视，参加听证会很多时候也只是走走过场，使得公众认为自己被政府牵着鼻子走，无法有效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很大程度上自己的参与权、知情权、监督权等都受到制约，在地方立法活动中自己参与不参与根本没区别，感受不到自身的主体地位，政府与公众很难有一个平等的对话机制，不能形成互动，民主立法尚有难度。
(四)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没有一个统一健全的法律保障
我国的宪法、立法法虽然都涉及到了公众参与立法的相关细节，5月开始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在法律方面对公众参与进行了一定的规定，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法律规范。现有法律中的规定大都过于原则化、宽泛化，在公众参与的方式方法、参与的范围以及参与的保障和司法救济等方面没有具体规定，给公众参与立法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
三、对推进和完善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建议
公众参与地方立法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补充和完善，如何更好地发挥这一制度的作用，笔者将结合上述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存在的问题提出几点建议。
(一)提高公众参与意识
公众缺乏参与地方立法的热情与积极性，那就需要地方立法部门加大宣传培训力度，动员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参与地方立法。地方立法部门可通过电视节目、新闻媒体、广播等形式定期向群众通报地方立法的内容、范围、技术指标要求等，给民众提供一个了解地方立法的机会。同时要多邀请公民参加地方立法座谈会、听证会;聘请公民担任地方立法监督员。此外，要主动到社区、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开展地方立法专题讲座，发动机关干部、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应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参与地方立法，借此提高全体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主动性及积极性。另外，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多以个体形式出现，处于无序状态，因此需要地方立法机关适当加以引导，尤其要引导个体公众所在的不同利益团体参与地方立法，鼓励各类利益阶层团体对地方立法发表各自意见，以利益团体名义参与地方立法则公众意见较为集中，易于提高其参与地方立法的影响力和主动性。
(二)建立多元化公众参与途径
地方立法的公众参与，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部分，也是提高立法质量的客观需要。法律法规要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必须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实现公众参与立法途径的多元化。除了充分利用并完善传统的电话、函件、意见箱、网站留言版、民意调查问卷、邀请市民参与有关的展示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征求意见外，还应当勇于创新寻找更加行之有效的途径征求意见，如网络听证等，创造更多机会，使广大群众与立法者和决策者能共同进行讨论、商议、评估、选择。对于效益很好的公众参与立法的方式应当将其固定化、制度化，成效不高的方式就应当扬弃。地方立法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将立法程序依法向社会公布，让公众享有地方立法的知情权，接受公众的监督，真正让公众参与立法深入人心，端正对公众参与的认识，放下身架，弯下腰来倾听公民的意愿，而不是召开多少座谈会、征集了多少网上意见，要知道专家座谈会和论证会、网上征集意见等方式都各有其局限性，不能代替真正的公众参与。
(三)搭建公众参与的“支持平台”，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
地方立法部门要通过法律法规，要在本地区实施，就应当积极通过新闻媒体、固定的广告牌、宣传册、网站，向市民公告并进行宣传，鼓励民众主动参与到立法的活动中来，转变当前立法部门主导型的公众参与模式，转向交涉性的沟通模式，尊重民众的意见，对民众的意愿给予关注并进行分析研究，无论是否采纳都要及时作出反馈，让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成为公民的切实权利而不是流于形式。我们可以考虑在立法过程中，创建一个便捷的信息处理系统成为公众参与的主要支持平台。比如，立法部门将网站作为发布通告、收集评论、公布法规的重要渠道，公众也将网站作为获取立法信息、交流互动的主要途径。这样一来就能努力做到立法公开透明，把立法部门的决策和政策法规置于阳光下，接受群众参与和监督，防止立法权被寻租，遏制不当利益法制化，推进立法的公共参与，加快公众参与立法的法制化进程。
(四)建立一套较为完备的公众参与立法制度
由于我国不存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所以在公众参与问题上，完全凭借各个单行法的零散规定，而即便是这些零散的规定，也仅仅是“提到”公众参与，对公众参与具体形式往往并未做细致的程序性规定，相应配套制度的缺失阻碍了公众参与的实际运作。要防止公众参与立法徒于形式，保证立法的民主化，就应当建立一套较为完备的公众参与立法制度，完善公众参与立法的范围、方式和程序，建立完善的公众参与制度。比如：通告制度，所有立法环节都应当进行通告，否则无效;反馈制度，立法机关必须认真分析公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并就是否采纳作出解释与说明，同时还须向公众提供法规咨询，答复公众提出的问题;听证制度，听证是公民直接参与立法的重要形式，什么情况下应该组织听证、有谁来决定举行听证、如何确定听证的主体和内容等都要明确。立法过程中只要公众要求听证，立法机关就必须召开听证会;监督制度，公民、社会组织和其他政府机构若对某部法规的制定过程提出异议，可提起诉讼，由法院判定是否有效。这样一来就能够避免地方立法中可操作性与程序性不强的缺陷，以防止立法者的随意性，通过制度约束建立长效机制。
总之，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尚处于起步阶段，在今后的工作中还会面临更多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的立法工作者们端正对公众参与的认识，不盲目追求形式上的全民参与、普遍参与，而是实事求是地追求公众参与立法活动的最优化、效率化，科学地认识公众参与立法活动的作用，积极探索公众参与立法活动的规律性，创造公众参与立法活动的新机制、新制度，以更好地发挥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
总结：行政法论文：浅谈地方立法的公众参与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行政组织学论文
【摘要】
现代公共行政强调对公正和社会公平的追求，认为实现正义和社会公平恰恰是公共行政的根本目的。结合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需要，新公共行政学的社会公平理论有着更为重要的社会现实价值。对我国政府管理的改革和执政能力的建设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新公共行政 社会公平政府 启示
一、浅析对于社会公平的理解
从学科定义的角度看，社会公平是指按照一定的社会标准(法律、道德、政策等)正当的秩序合理地待人处事，是制度、系统、重要活动的重要道德品质。公平包含公民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其他生活的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分配公平。公平是维护社会群体团结的黏合剂，不公平感会加剧社会的不信任，可以预料，不公平会导致政体合法性的下降。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决定了它的公正性和正义性。现代社会要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是要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的协调，使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在公共行政中发扬公平正义的精神。
二、“新公共行政”之社会公平理论解读
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理论，发展了社会公平理论，认为经济和效率不是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核心价值应是社会公平，主张将“效率至上”转为“公平至上”;强调公共行政组织变革的终极目标是建立民生行政之模型，强调公共行政的顾客导向。 学派对威尔逊以来的“政治—行政”二分法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与唾弃。他们认为，建立在这种二分法基础之上的研究局限在一个非常狭窄的领域-——执行政策上，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政府机关预算、人事、编制等内部事务以及大量其他的所谓“中性”问题上，相反却很少重视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的政策制定与政策分析等问题的研究，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问题、处理社会危机的需要。
他们的基本思想是，要以社会公平作为核心的价值，建构一种入世的、改革的、具有广泛民主的新公共行政学，其主要观点是：
1、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是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新公共行政学认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注重公共服务管理的效率、经济和协调性，它的焦点在于高层管理和重要职能部门的管理，以至于有效的、经济的和协调性经常以社会公平为代价，而实现社会公平恰恰是新公共行政的基本目标，因此要在公共行政学的经典目标和理论基础中增加社会公平一项，并以此为核心重塑现代公共行政的价值体系。总之，倡导公共行政的社会公平是要推动政治权力以及经济福利转向社会中那些缺乏政治、经济资源支持，处于劣势境地的人们。” 据此，新公共行政学提出自己的目标：现代公共行政必须考察政府提供的服务是否促进社会公平，效率必须以公平的社会服务为前提、为代价。
2、以社会公平为核心，致力于突破传统公共行政学以政治与行政两分法为基础的思维框架。新公共行政学拒绝“政治中立”的观点，认为行政系统游离于政策制定之外的状况根本不存在。行政人员既从事行政执行，也从事政策制定，“行政管理者不是中性的。应责成他们承担责任，把出色的管理和社会公平作为社会准则、需要完成的事情或者基本原理。”
对行政人员的决策地位的认识采取积极态度，有助于提高行政机关及其人员的自觉意识，即除在执行政策中尽职尽责外，更以主动的态度设计政策议程，并使用裁量权发展公共政策，使政策更加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
3、主张民主行政。新公共行政学认为，民主行政的核心在于尊重人民主权和意愿，实现社会正义和社会公平，反对滥用权力和行政无能。民主行政要求公众需要是行政系统运转的轴心，即公众的权利或利益应高于政府自身的利益扩张和利益满足。他们期待着公共行政发展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领域，即建立民主行政的模型，并主张通过行政改革使民主行政得以实现。
新公共行政学的理论主张对公共行政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关于公共行政的价值观、道德观和关注现实政策的主张，一直是当代公共行政的中心议题。
三、当代中国社会公平现状分析
从当代中国现状来看,由于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现象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
首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差距在逐步扩大。有学者认为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城乡居民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矛盾,城乡差距已经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也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最大的体制性障碍。尽管农民人口最多,但却是最大的弱势群体,受到社会其他阶层的`歧视,突出表现为机会不均等,待遇不公正,社会地位低下。其次,由于原有基础和主客观条件不同,我国地区发展差距也在逐年扩大。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地区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是“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不仅表现为人均收入或人均GDP差异大,而且还表现为其他经济、社会指标差异甚大。从各地区看,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占总人口的2.17%,相当于世界的高收入国家;第二世界是天津、浙江、广东、福建、江苏、辽宁,占总人口的21.8%,相当于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第三世界像山东等地区,相当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占总人口的21.76%;第四世界大部分是中西部地区,占总人口的50.57%。还有,我国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健全,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不公正现象,等等。尽管改革开放不到三十年,全国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由此现状来看,我们的政府还任重而道远。
四、社会公平理论对改善我国现状的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法治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了许多新思想，采取了许多新举措，取得了法治建设新成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必将促进社会公
平的全面实现。然而社会公平的实现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其中各级政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具有公共行政职能，公共行政占有且支配各类社会资源，代表社会公正，公平和正义，主导社会发展的方向，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国政府的行政改革应该以法治为契机，针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实现面向社会公平的公共行政改革。具体说来，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来进行：首先，政府在管理过程中要树立以人为本的行政理念，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和为了人，时刻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牢固树立人民主人观和权力服务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服好务，建立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实现“阳光”行政。其次，建立和健全服务型政府的职能体系。树立服务理念，充实和强化社会服务职能，加强诸如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保险等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完善。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公平和稳定。再次，逐步完善以社会公平为取向的公共政策。社会公平的实现需要政府通过制定公共政策来保证，否则，社会公平的实现将没有现实的依托，只能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最后，政府部门要不断建立和完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从根本上给人民群众的生活给与制度上的保障，消除人们的后顾之忧，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社会的稳定和谐，也才是真正的社会公平。
总之，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追求的永恒主题，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和政权的合法性，是各国政府公共行政中都应重视和坚持的加值标准。通过对新公共行政中关于社会公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对于我们更深刻的理解公共行政的精神以及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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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俞可平.社会公平和善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石[N].光明日报，-3
[4]景天魁等.社会公正理论与政策[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
社会行政相关论文
社会社会行政相关论文
社会行政事业单位内部会计控制主要通过财务核算和利用会计信息对各项工作进行指导。内部控制制度是社会行政事业单位的控制核心，只有建立切合社会行政事业单位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才能防控财务风险。文章通过分析研究，提出了内部会计控制的措施和对策，以期通过执行严格的财经纪律，进一步提升财务管理水平。
关键词：社会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制度；会计控制
社会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是单位为保护资产，加强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和可信性，提高经营效益，贯彻执行所制定的各项管理政策，促进单位经济健康成长而在单位内部所采取的组织规则和一系列调节方法与措施。长期以来，由于社会行政事业单位经济业务核算较企业来说相对简单，涉及环节较少，内控度认识不到位、执行力度不够，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财务收支无法控制、会计信息失真等问题。如何通过建立符合社会行政事业单位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充分发挥内部会计控制对社会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的促进作用，达到防止财务风险、提高管理水平、严格财经纪律的目的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目前社会行政事业单位内部会计控制现状
（一）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有待完善
20xx年6月财政部颁发《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内部会计控制规范--货币资金》，2月财政部颁布《内部会计控制规范--销售与收款》。上述关于内部控制规范适用范围包括社会行政事业单位在内，但主要在企业单位实行，却没有关于社会行政事业单位的内部会计控制度详细解释，而社会行政事业单位控制的理论研究也比较少。
（二）社会行政事业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存在的问题
1.内控意识不足，内控制度弱化。有的单位认为建立控制制度需要耗费人力、物力，而这种人力、物力的耗费所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又难于确定，因此对建立内部会计控制缺乏积极性、主动性。
2.会计基础工作较为薄弱。目前，会计人员综合素质不高，很少组织进行专业知识学习，很大一部分人是“半路出家”,没有经过专业培训。有的单位会计人员是一岗多职，岗位之间没有起到相互牵制、相互监督的作用。
3.监督考核机制不到位。目前，内审机构大多与会计部门平行，依附于执行机构，权威性和独立性不够；在审计内容上对单位内各组织机构执行指定职能的效率评价涉及不多，无法起到监督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情况。同时， 毕业设计论文总结，社会行政事业单位忽视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与考核挂钩的监督机制，形成了重考核，轻内部会计控制的现象。
二、社会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机制分析
内部控制机制的主体是内部控制结构，有了合理的结构就能有比较理想的机制。其内部控制结构包括：控制项目及环境、财务会计系统、控制流程。其中控制项目指内控制度的基本单位。控制环境是指对建立或实施某项政策发生影响的各种因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控制环境不能无限扩大，应该控制在单位可控范围之内，否则内控制度就很难操作。第二，社会行政事业单位内控环境受其上级部门影响比较大。财务会计系统指会计核算和会计监督的业务活动方法程序。财务会计系统有很强的.内控作用，但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事前控制作用差，所以不能简单的由财务会计制度替代内控制度。控制流程指管理者单位制定的方针政策、程序，用以保证达到内控目的，社会行政事业单位内控流程通常较少考虑成本效率制约而把严密性、政策性放在首位。以上三者相辅相成构成了内控结构，为合理建立内控机制奠定了基础。
三、社会行政事业单位内部会计控制措施和对策
内部控制包括会计控制、管理控制、业务控制和法规执行控制。会计控制作为首要控制方式具有很强的控制力度。为加强社会行政事业单位内部会计控制，采取多层次、多方位的会计控制方法，来达到内部控制目标。
（一）内部会计控制制度
会计的基本职能是反映和监督，监督和控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会计系统采取了一系列特定程序，从而成为强有力的内控手段。
l.会计岗位职责明确、相互牵制。无论会计岗位如何设置，都应当符合以下要求：一是会计岗位设置应当与单位内部管理和会计业务相适应；二是各会计岗位都必须有明确的职责并能够进行考核；三是各会计岗位之间分工明确，业务往来应当有记录，以分清责任；四是实行职务分离，即一个人不能同时兼管可以隐匿自己所犯错误和不轨行为的职务，如出纳人员不得兼管稽核，会计档案，保管和收入，支出费用，债权和债务账目的登记工作；五是对各个岗位进行定期考核。坚持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确保不相容机构和岗位之间全责分明，相互制约、相互监督。
2.会计核算按程序办理。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会计核算业务流程控制，主要是会计核算的程序、方法等应当符合会计法规政策的要求。二是会计核算具体业务的控制，是指在办理具体会计核算业务时应当贯彻有关内部控制的要求，以保证会计核算的质量，对会计业务的控制，由于核算业务不同而各异，如对现金的核算，应当体现职务分离，相互核算，权限控制的要求，现金收支人员应当及时与会计人员进行核对并定期盘点。
3.严格控制财务收支。财务收支控制是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中非常重要的环节。而对财务收支权限的控制应当是收支的重要控制点，其基本要求是：一是授权批准控制。授权批准控制是指单位在处理经济业务时，必须经过授权批准以便进行控制。包括：（1）应规定每一类经济业务的审批程序，以便按程序办理审批，以避免越权审批、违规审批的情况发生；
（2）授权批准的范围；
（3）授权批准的层次；
（4）授权批准的责任。二是权限统一。财务收支权限的授权应当体现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不能将单一的财务收支审批权经办权同时授权多个人，否则，失去控制的有效性。三是职权分离。是指财务收支的审批人与经办人必须职务分离。 4.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控制。对国有资产的有效控制应当是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做到以下几点：一是由专人保管。即单位和各项财产应当专人保管，限制无关人员接近财产。二是职务分离。即财产的保管人员，使用审批权限应当经过授权严格执行，只有经过授权批准的人员才能接触资产。三是定期清查。即财产保管人员定期进行账物清点，保证账物相符，确保各种财产的安全完整。
（二）授权批准与集体决策制度相结合
通常情况下，任何经济业务均可以划分为五个步骤，即授权、主办、批准、执行和记录。每一步骤应由一个相对独立的人员或部门来完成，任何人员或部门都不能在未经其他人员或部门核算、复核或记录的情况下进行一项业务。单位各级管理层必须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职责，经办人也必须在授权范围内办理业务。同时，授权批准要与集体决策相结合。单位重要事项决策是上级或法律赋予单位领导人的权利，即单位领导人的职务行为。内控制度要求，每一种权利都要接受纵向制约（即单位内部上下级之间），同时也要受到横向制约（即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之间）。在实际操作中，不一定每件事都必须集体决策，可以按照重要性原则规定审批金额起点，对于起点以下的经济决策事项实行授权审批，起点以上的经济决策实行集体决策。
（三）预算制度
社会行政事业单位资金为财政资金，也就是说，社会行政事业单位收支的依据是经过批准的预算，预算规定了单位支出方向和支出规模水平，所以预算是内部控制不可缺少的手段。部门预算必须形成一套严格的程序和系统。主要表现在预算编制、上报、批准、执行、分析、考核等各个环节环环相扣。为提高预算管理水平，一要把单位预算和内设部门预算合二为一；二是完善部门预算的调整制度，从调整时间、方法、程序等作相应的规定；三是推行部门预算和所属各级预算，对单位所属各级非独立核算的事业单位要求编制预算，克服预算内容不实、预算约束不强和预算执行不了的情况；四是建立预算的跟踪、分析和评价制度，完善预算控制制度，确保资金的正确使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四）加强内部审计监督和考核
社会行政事业单位要提高内部审计机构层次，强化其权威性和独立性。对内部单位定期进行各项审计，并对单位的内部控制制度设计的效果及其实施的有效程度作出评价，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做到财务制度健全、会计核算合规。内部审计人员要提高政治素质、审计业务素质、审计法规素质，不断增强服务意识。加强跟踪落实审计决定、审计意见，真正做到通过内部审计加强内部会计控制，提高单位各项管理水平。
为了保证内部会计控制制度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定期对内控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与考核，检查内部会计制度是否得以有效遵循，执行中还存在什么问题，原因如何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同时对于严格执行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给予精神或者物质奖励；对于违规违章的，坚决给予社会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只有做到压力与动力相结合，才能是最终达到内部控制的目的，使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综上所述，社会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中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需要利用机制、系统的观点来对其进行探讨、研究和实践。如何设计出一套符合社会行政事业单位实际，科学、有效的会计控制制度，对社会行政事业单位的管理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参考文献
[1]尹款梅。加强社会行政单位内部控制初探[J].当代经济（下半月），,（6）。
[2]韦道龙。社会行政事业单位内部会计控制探讨[J].科技与经济，2005,（4）。
[3]杨雄胜。内部控制理论面临的困境及其出路[J].会计研究，2006,（2）。
[4]韩小玲。谈社会行政事业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建立与完善[J].中国农业会计，2005,（12）。
[5]季娟。建立健全社会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几点思考[J].中国西部科技，2005,（11）。
行政管理制度论文
行政管理最广义的定义是指一切社会组织、团体对有关事务的治理、管理和执行的社会活动。同时也指国家政治目标的执行，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等。狭义的定义指国家行政机关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又称为公共行政。下面是行政管理制度论文，请参考！
行政管理工作的办公室沟通协调作用
【摘要】行政管理工作本身具有综合性、复杂性，接触面相对较广，不仅要参与政务，还需管理事务，为促进行政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应加强办公室的沟通协调。本文将对行政管理工作中办公室沟通协调对策加以探讨。
【关键词】行政管理；办公室；沟通协调；对策
办公室对行政管理工作的落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办公室工作应按科学发展观相关要求，创新思维，努力探索，促进行政管理工作的有效实施。笔者将分别从办公室管理工作职能、行政管理工作中办公室沟通协作对策研究这两个方面来阐述。
一、办公室管理工作的职能
办公室是一个单位的“窗口”，在行政管理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办公室人员应对办公室的地位加以重视，使其更好适应时代发展趋势，促进办公室管理水平的提升。办公室作为联系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桥梁，确保事业单位每个环节的有效衔接，树立全方位服务理念，创建良好的“窗口”形象，确保办公室各项工作的一一落实。办公室管理工作具有多项职能，包括：综合职能、协调职能、参谋职能、服务职能以及督查职能，笔者将对其一一阐述。
（一）综合职能。综合职能作为办公室管理的主要职能，是实现内外沟通、协调各方的重要枢纽，同时也是单位管理系统的心脏。一般来说，单位许多决策由办公室来负责，行政管理工作实施情况应及时向办公室反馈。（二）协调职能。除综合职能外，协调职能也是其中之一，该职能贯穿于单位各项管理工作当中，办公室应协调好单位各部门间的关系，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办公室起着承上启下、联系内外的作用，可使单位各部门工作步调一致，确保单位工作目标的有效统一，为自身发展创造更优质的环境。（三）参谋职能。办公室作为领导的助手与参谋，平常与单位领导接触较多，能第一时间获取上级精神，了解单位领导工作思路，同时还参与到单位决策过程中，从而赋予了其参谋的职能。基于此，办公室人员应依据领导意图，把握上级决策，广泛收集信息，听取基层意见，实施改革创新，更好地辅助领导决策。（四）服务职能。众所周知，办公室在单位行政管理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职责是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服务，在办公室管理中，应围绕中心工作，树立服务意识，对人民群众的`诉求加以了解，尽自己的能力来解决各项问题。（五）督查职能。所谓督查，实际上是指对单位或单位领导推行的决策落实情况加以了解，督查职能的落实是促进单位各项工作实施的主要动力，如相关决策无法有效执行，便会对整体工作效率造成影响。办公室管理在事业单位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事业单位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工作方法和新思想不断出现，办公室管理的弊端也随之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为办公室管理体制不完善，尤其在事业单位综合性监督管理方面还需不断完善；处理重大事件的能力不足，缺少对重大事件的处理措施和方法；档案管理工作不到位，部分办公室工作人员对档案重视程度不够，意识较为淡薄；相关办公室人员业务素质较低，导致工作效率降低。
二、行政管理工作中办公室沟通协作对策研究
综上，笔者对办公室管理工作职能进行了分析研究，为促进办公室沟通协作，还应采取多种管理对策，如：对管理制度加强健全、进一步发挥各项职能，笔者将从以下方面来阐述。
（一）对管理制度加强健全。在单位行政管理工作中，为促进办公室的沟通协作，首先应对管理制度加以健全，使各项工作有据可循，实现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在原本规则制度的基础上，对工作程序加以规范，以防凭经验办事现象的发生。单位领导应从办文、办公、办事等方面来制定严格的执行程序，对操作方法加以明确。此外应对工作关系进行梳理，确保各项工作分工的明确性，为促进行政管理工作的有效实施，还应将激励机制应用其中，激发员工工作热情，提高考核指标体系的科学合理性，将定性与定量方式结合在一起，强化考核的比重。（二）进一步发挥各项职能。办公室作为贯彻领导决策、反馈员工意见的主要机构，应提高自身服务意识，以发展为大局，增强工作的主动性与计划性，通过办文、办会、办事等环节把握好程序关。最后，办公室应树立勇于创造、勇于进取的精神，依据新形势要求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最后解决问题。作为领导的“参谋”，办公室应将工作重点放到主动参谋上，对当前形势认真研究，对管理业务认真钻研，对重要的民意、各种突发事件准确反馈，办公室应善于发现新信息，把握事物发展规律，为领导提供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参考服务。
三、结束语
综上，笔者对办公室管理现状及职能展开了研究，就目前来看，办公室在行政管理工作中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若得不到解决便会对其管理工作造成影响，基于这种情况，单位领导应对管理制度加以健全，加强员工考核力度，促进办公室自身职能的有效发挥。
【参考文献】
[1]刘丽敏.探析行政管理工作中办公室的沟通协调作用[J].科技风,(20):6-7.
[2]王红艳.浅谈如何做好办公室行政管理工作[J].中小事业单位管理与科技(上旬刊),(11):57-58.
[3]刘翠贤.浅谈如何在新形势下做好办公室行政管理工作[J].办公室业务,(19):33-34.
【摘要】行政管理工作本身具有综合性、复杂性，接触面相对较广，不仅要参与政务，还需管理事务，为促进行政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应加强办公室的沟通协调。本文将对行政管理工作中办公室沟通协调对策加以探讨。
【关键词】行政管理；办公室；沟通协调；对策
办公室对行政管理工作的落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办公室工作应按科学发展观相关要求，创新思维，努力探索，促进行政管理工作的有效实施。笔者将分别从办公室管理工作职能、行政管理工作中办公室沟通协作对策研究这两个方面来阐述。
一、办公室管理工作的职能
办公室是一个单位的“窗口”，在行政管理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办公室人员应对办公室的地位加以重视，使其更好适应时代发展趋势，促进办公室管理水平的提升。办公室作为联系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桥梁，确保事业单位每个环节的有效衔接，树立全方位服务理念，创建良好的“窗口”形象，确保办公室各项工作的一一落实。办公室管理工作具有多项职能，包括：综合职能、协调职能、参谋职能、服务职能以及督查职能，笔者将对其一一阐述。
（一）综合职能。综合职能作为办公室管理的主要职能，是实现内外沟通、协调各方的重要枢纽，同时也是单位管理系统的心脏。一般来说，单位许多决策由办公室来负责，行政管理工作实施情况应及时向办公室反馈。
（二）协调职能。除综合职能外，协调职能也是其中之一，该职能贯穿于单位各项管理工作当中，办公室应协调好单位各部门间的关系，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办公室起着承上启下、联系内外的作用，可使单位各部门工作步调一致，确保单位工作目标的有效统一，为自身发展创造更优质的环境。
（三）参谋职能。办公室作为领导的助手与参谋，平常与单位领导接触较多，能第一时间获取上级精神，了解单位领导工作思路，同时还参与到单位决策过程中，从而赋予了其参谋的职能。基于此，办公室人员应依据领导意图，把握上级决策，广泛收集信息，听取基层意见，实施改革创新，更好地辅助领导决策。
（四）服务职能。众所周知，办公室在单位行政管理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职责是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服务，在办公室管理中，应围绕中心工作，树立服务意识，对人民群众的诉求加以了解，尽自己的能力来解决各项问题。
（五）督查职能。所谓督查，实际上是指对单位或单位领导推行的决策落实情况加以了解，督查职能的落实是促进单位各项工作实施的主要动力，如相关决策无法有效执行，便会对整体工作效率造成影响。办公室管理在事业单位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事业单位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新工作方法和新思想不断出现，办公室管理的弊端也随之暴露出来。主要表现为办公室管理体制不完善，尤其在事业单位综合性监督管理方面还需不断完善；处理重大事件的能力不足，缺少对重大事件的处理措施和方法；档案管理工作不到位，部分办公室工作人员对档案重视程度不够，意识较为淡薄；相关办公室人员业务素质较低，导致工作效率降低。
二、行政管理工作中办公室沟通协作对策研究
综上，笔者对办公室管理工作职能进行了分析研究，为促进办公室沟通协作，还应采取多种管理对策，如：对管理制度加强健全、进一步发挥各项职能，笔者将从以下方面来阐述。
（一）对管理制度加强健全。在单位行政管理工作中，为促进办公室的沟通协作，首先应对管理制度加以健全，使各项工作有据可循，实现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在原本规则制度的基础上，对工作程序加以规范，以防凭经验办事现象的发生。单位领导应从办文、办公、办事等方面来制定严格的执行程序，对操作方法加以明确。此外应对工作关系进行梳理，确保各项工作分工的明确性，为促进行政管理工作的有效实施，还应将激励机制应用其中，激发员工工作热情，提高考核指标体系的科学合理性，将定性与定量方式结合在一起，强化考核的比重。
（二）进一步发挥各项职能。办公室作为贯彻领导决策、反馈员工意见的主要机构，应提高自身服务意识，以发展为大局，增强工作的主动性与计划性，通过办文、办会、办事等环节把握好程序关。最后，办公室应树立勇于创造、勇于进取的精神，依据新形势要求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最后解决问题。作为领导的“参谋”，办公室应将工作重点放到主动参谋上，对当前形势认真研究，对管理业务认真钻研，对重要的民意、各种突发事件准确反馈，办公室应善于发现新信息，把握事物发展规律，为领导提供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参考服务。
三、结束语
综上，笔者对办公室管理现状及职能展开了研究，就目前来看，办公室在行政管理工作中还存在诸多问题，这些问题若得不到解决便会对其管理工作造成影响，基于这种情况，单位领导应对管理制度加以健全，加强员工考核力度，促进办公室自身职能的有效发挥。
摘要：从新公共管理时期以来，伴随着行政管理体制的形成和成熟，工具理性主义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随着工具理性弊端和局限的暴露，以及以人为本观念的不断传播，这个社会对人的价值、尊严、本质的重视重新被唤醒，从此价值理性强势回归。在扬弃工具理性自身特点的同时，价值理性利用自身优点，与工具理性相互竞争、相互合作，辩证的作用于现代公共价值的管理，打造出一个全新的现代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本文主要研究了行政管理的理性转变以及转变带给自身的时代意义，分析了我国行政体制在此转变中存在的问题，对社会发展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行政管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时代意义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体制也在完成自身的演化，理性主义承载了主导者的责任，公共行政管理也在不断的完善自我，提升自我，使得行政管理自身越来越趋向科学、民主和理性。行政管理理性主义模式的转变，顺应了时代潮流，也契合了行政管理大的演变规律。
一、行政管理理性及其转变的必然性
马克斯韦伯认为，价值理性即“通过有意识的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它不像工具理性那样注重效率和利益，它在行为过程中重点关注的就是“价值”这两个字，注重人自身的属性和本质，价值理性可以体现出一个人对于社会的价值思考，更体现了一个人对于价值的理性思考。
（一）工具理性主义的消极影响
1.“机器式管理”的危害“机器式管理”指的是把一个行政管理系统看作是一个冰冷的没有感情的机器，在这个机器身上，各个零件只能在各个位置上发挥它们各自的功能和作用，彼此之间不可共生和互通。而工具理性模式下的组织系统，组织内部的运作就是这种机械化的关系，互相之间不共通。各个岗位上的人员就像机器人，在工作中不会投入更多的激情和心力，当然也不会有饱满的热情，工作过程中缺乏干劲，缺乏创新，一切都是在一个既有秩序却又死气沉沉的环境下运行。2.形式主义的误导形式主义在工具理性主义影响下的行政管理体系中很容易滋生。在官僚制中，规章制度是其运行的制度基础，甚至对政府的规章制度过分的强调、过分的崇拜，导致了这种形式主义掩盖了价值理性的内在价值。组织成员对于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都自觉地严格遵循着，他们为组织内部的工作营造了井井有条的和谐氛围，对制度的遵循也渐渐地趋向了简单的完成任务，保证整个组织机制高效有序的协调运转。久而久之，形式主义就这样形成了。
（二）从工具理性走向价值理性的必然性
1.价值理性是公共管理演化的结果一方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经济基础在发生变革的时候，上层建筑的变革也是必然的。追溯人类社会的经济成长史，从一开始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模式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以工业经济为主流模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再到以知识经济为发展主干线的现代社会，是经济领域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发展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如果以以上三种经济模式作为三个时间段去追溯政治发展史的话，农业经济对应的是君权主义，工业经济对应的是政权主义，而所谓知识经济对应的就是人权主义。现代社会的知识经济模式正在起步阶段，它将不断发展完善自己，伴随着它的脚步的就是人权主义了。另一方面，在行政管理体制中，国家在着力于把“管理型政府”打造成一个“服务型政府”，人们对人权的呼声日益高涨，民主意识、民主观念空前觉醒，对强制性、冷漠型的管理方式越来越排斥甚至反抗，这也是一种管理模式的演化结果，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价值理性的回归是时代发展变迁和公共管理演化的结果。
2.价值理性是公共价值管理的理性选择首先，核心价值由新公共管理时期的绩效转变为公共价值管理时期的公共价值创建。价值根源于人的期望和感悟，公共价值的创造才是人们追求的新目标。其次，人性倘若由新公共管理时期的理性经济人转变为公共价值管理时期的反思理性人，当人的角色转化成反思理性人的时候，他的思维已经会考虑到自身的利益价值，有了对自我价值的理性判断。再次，政府角色由之前的掌舵人变更为其后的“战略家”。政府不再是一个管理者的角色，而是一个出谋划策的`战略家，在观望的同时从旁协助。
3.价值理性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随着变革的深入，经济格局的调整，社会步入高度复杂化和高度不确定化。价值理性便是主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呼唤人的本性，坚持以人为本，为群众服务，走群众路线，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才是构建公平正义和谐社会最本质的要求。落实并发挥价值理性的作用，有助于政府更好的权衡利弊，尽量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有助于政府合理分配社会资源，消除贫富差异；有助于人民和政府和谐相处，便于决策更高效的施行落实；有助于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二、行政管理理性主义转变的时代意义
（一）有效解决了行政管理中的矛盾冲突
1.解决了行政过程中公平与效率的冲突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一个很明确的区别就是：前者主要处理效率问题，后者主要处理公平问题。然而公平和效率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人们对政府的期待和要求，一方面希望政府大力维护公众利益，合理分配社会资源；另一方面期待政府承当起社会责任，促进经济成长，所以就产生了这对矛盾。在行政管理体制由以工具理性为重心转变为以价值理性为重心的今天，以人民利益为依据，保障个人基本权利为前提，以共同富裕为口号，为政府在解决这对矛盾方面提供了指路明灯。这就是以价值理性为主，工具理性为辅，两者辩证统一，竞争融合，共同作用于社会的进步。
2.解决了行政执行中信念与责任的冲突责任是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组织都具有的重要特征，具有制度性，是一个可以量化和衡量的概念。信念是一个人的主观意识，信念不具有强制性、客观性、规律性。当信念冲破责任的底线，就会和责任发生摩擦。行政理性的转变不仅是理论知识的转变，而且理论作用下的实践方式也在相应的调整着。
3.解决了行政管理中道德与法律的冲突道德和法律的表现形式正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两种差异理念的表现。道德体现了人的主观意识，其中夹杂着主观信念和情感表达的部分，具有非强制性。而法律具有道德所不具备的强制性、制度性和明确性，它更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手段，强制要求这每一位公民去遵守。德治与法制的统一是现在社会急需落实的事情，当价值理性更主动的作用于行政管理时，行政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就会站在价值的角度，理性的去判断，既要合情合理，符合人之常情，又能遵守法律的规定，不偏不倚。所以要合理的运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让它们相互融合，辩证的作用于现代行政管理体制的建设。
（二）重塑了行政管理中价值理性的内核
在现代行政管理体制中，我国本土的公共行政深受西方早期工具理性的影响，甚至有过过分推崇的时期。在我国本土价值理性尚不成熟、尚不完善的时候，西方工具理性在中国的越位发展使国内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产生了碰撞和扭曲。在实践运用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应该是相互依存，辩证统一的，两者中任何一个单独作用于行政治理，都将会造成行政管理道路的停滞，甚至倒退。行政管理体制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变拯救了日渐势弱的价值理性，填充了价值理性的内核，扩宽了价值理性的层面，使原来狭窄滞后的内核变得宏大且包容。这样的价值理性才可以运用到社会实践中；才可以为工具理性提供价值指导，做工具理性的精神支柱；才符合行政发展的需求。这种转变后的融合新理性的行政模式才会和时代发展相契合。
（三）引导了行政行为走向科学化理性化
1.促进了行政目标逐渐趋向合理化价值理性作用下的行政文化具备一个明显的特性，即就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价值理性是种以人类主体为重心的理性，它和工具理性最大的区别就是更多的眷顾人们的需求，关切事物存在的价值，是对现在的行政目标涵盖着更多的价值成分的考量。相比于工具理性的机械化、官僚化的行政统治，价值理性的行政文化偏向人治、德治的成分较多。这种德性行政所关注的是人的价值需求和意愿选择，包括人们的民主选举，民主参与。
2.引导了行政行为更加规范化在之前的行政文化中，人们在组织中分工明确，规范有秩序的做着自己的工作，不考虑工作的意义和目标，不考虑这样做的价值和后果。而价值理性是一种批判理性，它为人们带来了一套具体的批判标准，使人们的自主意识得以觉醒，更加关注人的主体意识。规范了行政行为，明确了行政目标和发展方向。
3.促使了以德行政得以实现价值理性作用下的行政文化形成了一种称之为道德理性的思维模式。道德理性是用良心致良知，是一种美好的、纯净的内在心灵思维方式，它所寻求的是一种尽善尽美的存在，是一种大德大爱的展现，追求一种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道德范式，集中传播道德规范、道德理想、道德原则、道德精神等，以这种方式来指导人们设定正确的行政目标。
三、我国行政体制在此转变中需注意的问题
（一）管理过程容易造成工具理性的膨胀
现代的行政管理技术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且快速更新换代的时代，政府在注重绩效的同时，会引发管理模式的技术化效应，这种模式会慢慢走向僵化，会加剧工具理性的蔓延和膨胀。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1.管理目标的置换政府的公共管理目标是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幸福指数。想要为人民谋利益，就需要每时每分关注着人民，及时为人民解决问题。而如果只注重管理技术的创新和改革，政府集中在人民身上的精力就会大大减少。久而久之，管理就会偏离主干道，忘记初心。
2.管理思维的僵化管理思维的僵化，主要是站在地方政府的角度说的。现代管理技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使得政府形成了一种固定式的单项度思维，特别是地方政府，很容易形成一种误区，即就是按照新的管理技术去执行就是正确的。这种思维方式会转移地方政府行政管理重心，把本该放在行政结果、行政效益上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该运用那种行政方法上，使地方的行政管理受制于新技术的视野，他们会或自觉或不自觉的去遵循技术的程序，并按照其路线走下去。这种现象持续和蔓延下去，会削弱地方政府行政治理水平。
3.管理方法的单调地方政府除了承担治理一方区域的责任，还肩负着跟着党走的使命。这使得他们对国家机关新的管理精神无条件服从和执行。它们认为新的管理方法才会让它们紧跟上级组织的脚步，让政府公共事业管理换发生机。但其实，针对有些问题，传统的管理方法会取得比现代管理方法更好的效果。这就需要地方政府懂得取舍，灵活运用管理方法。不然会适得其反，管理成本上升，管理效益却没有太大变化。
（二）两种理性的运用失衡
两种理性的失衡主要是工具理性的敦促作用。工具理性文化与以人为本的价值文化有着迥然不同的理念，工具理性的推广和运用主要从三方面加剧了两种理性失衡：
1.政府本位政府本位和民众本位是两个基础性的选择，是一个政府要进行公共事务管理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从本质上出发，政府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政府工作和行为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事实上，在工具理性主义的影响下，绩效考核会成为政府行为的追求目标，对于体察民情之类的事情做的是少之又少。
2.功利倾向对地方政府而言，他们希望自己的所作所为能为人民带来利益，能受人民欢迎。但这操作起来并不是那么的轻而易举。人民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群体，他们的利益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且其中还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分歧，譬如：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等。而功利倾向对地方政府最大的影响就是在上述利益冲突中，他们的选择不会是理性的，而是被功利心左右，偏向眼前和局部利益。这既不利于长远发展，又不能做到顾全大局，对国家前进的脚步有阻碍作用。
3.唯形式论唯形式论主要指政府走形式主义，对看得见摸得着的绩效内容甚为看重，而对一些具有真正意义和精神的东西视而不见，使政府华丽的业绩外表下空空如也，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就要求政府组织对工具理性的传播和运用必须小心谨慎，把它控制在一个合适的度上，万不可使其越俎代庖，从而影响国家机关对政府治理道路的整个设想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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