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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经》与《忏悔录》人学思想的比较
在中国佛教史上，汉传佛教中国僧人著作中惟一称经的就是南宗禅的典籍《坛经》，是惠能弟子法海记录南宗禅创始人惠能事迹与语录的典籍。、《坛经》综合了大乘有宗和空宗的观点，提出“众生是佛”、“自性自度”和“顿悟成佛”等命题，正是回答人的价值、人的解脱及解脱途径等人学问题的。《坛经》的人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宋、元、明时代的周、二程、朱、陆、王等理学大师，都深受其心性本位论的影响，朱熹的“一旦豁然贯通”的工夫脱胎于“顿悟说”;王守仁认为“致良知”，人人可以成为圣人说，可以看得出是由“我心即佛”而来的;至于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有“心外无物”说的影子。
从严格意义上说，《忏悔录》并非是一本宗教典籍，而是一本自传体的有宗教色彩的文学作品。是奥古斯丁自述自己一生蒙受天主恩泽，忏悔自己的罪恶，赞美正义和善良的天主，以激发人们的理智与思想归向上帝，这也正是奥古斯丁撰写《忏悔录》的目的所在。
奥古斯丁是早期基督教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著名教父，他著述颇多，但大多佚失，只有少量传世，《忏悔录》即是其一。在《忏悔录》里奥古斯丁成功地改造了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犹太教典籍，初步阐述了基督教的世界观和人学思想：人的罪恶是由自由意志造成的;人的幸福是上帝赐予的;永恒的幸福在来世;只有皈依上帝，认识上帝的智慧的人才能获得拯救等等。奥古斯丁的入学思想是以上帝为出发点和原因，在一切为了上帝的前提下，来阐述人与上帝的关系。奥古斯丁的人学包括信仰与理性关系的论述，理性为信仰作准备，信仰为理解开辟道路，这些论述对中世纪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间接地孕育了文艺复兴的诞生。
《坛经》与《忏悔录》由于在人学思想论证方面的相似性，在人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及入学思想内容方面的差异性特点的存在，因而具有可比性。下面我们将对《坛经》与《忏悔录》中的主要人学思想作一分析和对比研究。
一、《坛经》中的人学思想
南宗禅是在中国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中国化佛教。南宗禅之所以在中唐以后兴盛除了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因素和佛教理论的自身发展等内因外，更显著的外因就是中唐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社会富足，人民生活安定，注重现世的幸福，就使得传统的出世佛教向着世俗化方面转化;再者作为精神文化的主体中国士大夫阶层曾经动摇于隐与仕两极，士大夫阶层与禅僧的交流酬答，很容易从观念上抹平世间和出世间的鸿沟。由于这几个因素的合力，使得南宗禅兴盛势所必然。以下分四个方面对《坛经》中的人学思想作一阐述。
1.明心见性，心性为本。
南宗禅之所以被称为佛心宗或心宗是与它强调心性的本位作用分不开的。经弘忍传付衣钵给惠能时指出南宗禅的独特之处是“自古佛佛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本体就是本心，又和佛性、自性、本心是同一个概念，以般若智彻悟自己的本性就能成佛。一方面南宗禅心性为本的观点是由大乘佛教“三界唯心”的传统观点发展而来的，只不过南宗禅把心的作用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另一方面南宗禅对心的性质的看法来自《大乘起信论》的“一心二门”的观点，认为心是真如、无爱、无染与无明、有欲、有染的集合体，正因为佛性与罪恶皆来自于一心，所以一者众生才有皆能成佛的可能性，世间即世世间，只要能悟本心即可;二者众生若为无明所遮蔽，即不见自性就成不了佛，所以才需要“度”，正因为善恶、染净皆来自一心，所以南宗禅修证佛性的宗旨是“不假万物”。我们可以这样说，南宗禅以心性为本位，是其人学思想的基石，南宗禅正是从心性本位出发，破除了众生与佛的界限，填平了世间与出世间的鸿沟，扫除了众生成佛道路的障碍，只要明白“即心是佛”的道理，就算是踏上了成佛的阶梯。
2.自性平等，众生皆能成佛。
这是《坛经》中的佛性论，也是人性论观点。“众生是佛”即人人皆具备成佛的可能性，与中国儒家的性善说有相通之处，但它本身也是大乘佛教佛性论的发展结果。《涅槃经》中提出“一阐提断善根不断佛性，能得菩提”的论断，经南朝竺道生发挥为“佛性本有”说，认为人人皆能成佛;《胜鬘经》中也有众生皆有“如来藏”的类似提法;《大乘起信论》更是以如来藏为中心理论，提出了“真如缘起”说，这些观点都成为《坛经》中佛性论的理论渊源。
惠能初见弘忍时，表示他“远来礼师，惟求作佛”，弘忍当面责问他“你是岭南人，又是獦獠怎么能作佛?”惠能傲然回答“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猫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简单的三两句话，就把佛性学说扼要提出来了。这种人学观点与儒家的性善论成圣学说有相通之处，和道家的道法自然成至人说也有契合之处，后世南宗禅对“众生是佛”发挥到“道在瓦砾”的“有情”之属，诸如“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就是此意。
3.自性自度，不假万物。
惠能的佛性论不囿于烦琐的经义，而要求成佛的简易之功，他提出“明心见性”由于《坛经》把佛性看成是人的惟一本质特征，所以人的本性就是佛性。《坛经》认为人性中一切具备，不假外求，才有“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人性广大，无所不包，成佛的条件一切具备，关键在于本性的觉悟。惠能的这一思想也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受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求，乐莫大焉”的影响，强调人的心性作用，对宋明心学的理论产生过直接的影响，陆王心学就提出“心外无事、无物、无理”的命题。
以自我和心为本位，在对自我和心的修证中获得最后解脱，是佛学一切宗派的共同特征。但较之诸家，《坛经》中提倡自性自度，前提是不假万物，却有其独特的色彩和内涵。南宗禅从心佛一体论出发，不认为佛是外在权威，再加上南宗禅主张不立文字，以心传心，就彻底否定了外来经典的权威。“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惠能对那些不识“自性即佛”和“身中净土”而念佛求生西方的人大声斥责道“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南宗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破除了众生与佛的界限，否定了天国，淡化了众生对来世的企盼。这种不假万物权威，反经典的宗风在南宗禅发展到成熟时期就演化为呵佛骂祖的狂禅之风。
4.以慧为主，顿悟成佛，世间即出世间
南宗禅以“自性即佛”作为前提，把大小乘佛教各派作为成佛桥梁的三学六度的修行方法贬得一钱不值，从而在修行方法上只强调“惟此一心是佛”，“离一切相即佛”的般若智，而把其余的视为多余甚至是“造业”。《行由品》说惠能混迹猎人队伍时，“每至饭时，以菜寄煮肉锅。或问，则对曰‘但吃肉边菜”’，是惠能为了生存下去能够弘扬南宗禅的顿教佛法，既然躲藏在猎人队伍中，吃肉边菜自然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但吃肉边菜”的故事表现了南宗禅对于戒律的全新态度。南宗禅既然强调心性的本位作用，只要明心见性，即可成佛，至于吃或不吃肉边菜并不与能否成佛的宗旨相抵触，纯属外在行迹。
表面看来，《坛经》对戒定慧一律否定，其实对慧还是看重的。惠能就反复强调自性的“迷”与“悟”的问题，“还”则是“众生”;“悟”则是成佛的关键，“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因为“一悟即至佛地”。悟是需要智慧的，这不是指一般人的普通智慧，而是一种能够成佛的特殊智慧，它的全称应该是“般若波罗蜜”。传统佛教宗派认为只有般若智才能使一切众生成就所谓的“一切智”，达到佛的境地，这是一种近乎神秘主义的直觉思维方式，表现在《坛经》中就是要用“自识本心，自见本性”的顿悟方法才能成佛。
顿悟成悟包含两层含义，一层是刹那间开悟成悟。向内体验“我”即佛，因此南宗禅的成佛不是一个过程，在电光石火的刹那，运用般若智，体验到真如，即是成佛。另一层含义就是当世成佛，此岸成佛。与传统小乘佛教的来世成佛，西天成佛的思想相对立，南宗禅是完全否定有一个西方净土，佛国的存在。当如来拈花微笑，把自己及整个世界传给了迦叶以后，哪来什么西天佛国?成佛何必修证来世。借惠能之口在《坛经》中问“东方人造罪，含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含佛求生何国?”成佛就在此岸，就在当世。
作为累世修行，西天成佛的对立面，“行住坐卧皆道场”就是南宗禅当世成佛的具体表述。“行住坐卧皆道场”的提法与当世成佛说互为表里，互相补充，它把佛放在当世，放在此岸。“行住坐卧皆道场”是当世成佛说的必然结果，又是当世成佛说的最后完成。
二、《忏悔录》中的人学思想
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以《圣经·旧约》中的人学思想原罪与救赎观点为依据，接受了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者的神秘主义倾向，吸收了斯多葛学派厌世的思想，提出了“理性是信仰的基础”、“人人皆有原罪”、“上帝救赎”、“禁欲苦行”和“往生天国”的人学命题。他认为，人类罪恶深重，因此不能自救，人必须忏悔苦行，依靠教会，才能求得上帝的宽恕，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热爱上帝和信仰上帝，才能在上帝的天国里永享福祉。因此奥古斯丁人学思想的主题就是上帝和人，在这个主题下研究人的幸福、自由意志以及心灵深处的忏悔。
1.人有理性，理性是信仰的基础。
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并非全是理性的暗夜。也许我们曾经认为是荒谬之至的行为：中世纪神学家对上帝的存在，基督就是逻各斯的不厌其烦的论证，就是完美运用形式逻辑的实例，而这正是理性精神的体现。当然这种理性为信仰服务的例子在《忏悔录》中即可看到最初的端倪，这也正是古希腊爱智哲学传统在中世纪的独特显现。《忏悔录》中奥古斯丁自叙平生对基督教教义先怀疑后笃信再论证的思想历程，就贯穿着奥古斯丁渴望真理，对恶的来源不断追问的理性精神。在奥古斯丁笔下，理性和信仰并不是对立的两极，对于上帝的真理，在信仰之前就需要某种程度的理解，否则人们就不会信仰;在信仰之后，更需要对信仰作更深入的理解。因此，奥古斯丁说，“如果我们没有理性的灵魂，我们甚至不能信仰”，正因为如此基督教一直享有理性主义宗教的称谓。
2.人人皆有原罪。
奥古斯丁承袭《圣经·旧约》的观点，认为人类罪恶深重，人人皆有原罪。《创世纪》里所隐含的意思是知识导致罪恶。善恶树的英语原文为knowledse tne，即知识之树。上帝唯独不肯赐予人类的，只是知识和智慧，亦即理性。相对于伊甸园的永生，圣经神话中的知识确实就推导出“罪”与“死”，这是中世纪人学中信仰先于理性的先声。在《忏悔录》里，奥古斯丁对原罪的由来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万物是上帝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从总体来讲，起初是好的，但是，每一具体事物和上帝相比，都缺乏上帝的至善。这种缺乏就是恶的来源，表现在人身上，就出现了人的原始罪恶。人为什么会犯罪?奥古斯丁认为，犯罪作恶并非由于恶自身有什么原因，完全是由于人滥用了上帝赋予的自由意志，从而丧失了向善的能力。奥古斯丁认为亚当的罪不仅把上帝所宣判的死刑带给了他的后代，哪怕没有犯过本罪的婴儿他们出生时已带来这原罪。奥古斯丁证明甚至啜乳的婴儿也充满了罪恶，如贪食、嫉妒和其他一些可怕的邪恶，因为“在你面前没有一人是纯洁无罪的，即使是出世一天的婴孩亦然如此”，他如此写道：“婴儿的纯洁不过是肢体的稚弱，而不是本心的无辜”。奥古斯丁认为人人都有犯罪的倾向，当他到达一定的年龄，这种犯罪的倾向就会使他犯必然要犯的罪。《忏悔录》中记载了奥古斯丁少年时代的一件事。有一次他和一伙年岁相仿的同伴偷摘了邻居树上的梨，当时他并不感到饥饿，而且在他家中还有更好的梨。他终生一直认为那是一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邪恶。例如因为饿，或由于没有其他办法得到梨吃，那么这种行为还不至于邪恶。但事情却在于这种恶作剧纯然出自对邪恶本身的爱好，而正是这一点才显得这事邪恶得不可名状。于是他请求上帝宽恕他：“噢，上帝，请你鉴察我的心!……它在没有邪恶引诱的时候，去追寻邪恶本身”。当奥古斯丁进入青春期后，他被情欲制服了，他与一位妇人同居，并有了一个男孩。到了他该结婚的时候，他订婚了，但由于未婚妻年幼，还不能马上成婚，其间他又结识了一个情人，但这次却较隐秘。他的良心使他越发不安了，他祷告说：“上帝啊，赐给我贞操和克制吧，只是不要在当前”。在他婚期尚未到来以前，宗教终于获得了全胜，此后他终生一直过着独身生活。奥古斯丁用“我是在犯罪”忏悔了童年时的偷吃、嬉戏、撒谎、打架及少年、青年时期的看戏、追逐风尚、浪得虚名与荣誉，并把这一切都视为罪恶。奥古斯丁这种普遍罪恶感的看法与中世纪残酷的异端裁判所和火刑柱的产生不无关联。
3.以教会为中介得救与神赐得救并重。
由亚当产生的整个人类，毫无例外，每个人都将堕落的本性随身带进了尘世，这种本性靠自己的力量或意志是不可能变好的，这种继承罪是对原罪的惩罚。据此可知：人毫无例外都需要赎罪，都需要依靠教会祈求神的恩赐而获救。基督教人学思想的两个相关部分由此而来，一部分是人与教会的关系，另一部分是个人的灵魂与上帝的相通关系。及至后世，天主教徒特别强调前者，而新教徒则强调后者，路德的“因信称义”就是否定教会在人与神之间的中介作用，而强调人与神的心灵相通。但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二者都是均等存在的，并无丝毫的不调和。得救者是上帝预先决定拯救的人，但一个人若不接受洗礼成为教会的一员则绝对不能得救，这就使得教会成为得救者与上帝之间的媒介。一些宗教的仪规如领圣餐、洗礼等也要依靠教会而进行。由于教会有拯救众生的特殊力量，奥古斯丁把教会称为“我们的精神母亲”。
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把信仰的意志引入即将被救赎者的心中，激发他们行善的愿望，保护他们不至于误人歧途。奥古斯丁以自身得救的经历来说明神启的确实存在，如基督教史上著名的“花园里的奇迹”即是一例。《忏悔录》中类似的神启例子还有多个，这不过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4.禁欲苦行，彼岸重子此岸，追求天国幸福。
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中出现的禁欲苦行既有希伯来人强烈的道德倾向，也有奥菲斯教宣扬通过宗教仪式和灵魂苦修获得净化的赎罪思想。从一般意义上说，禁欲苦行指的就是节制食欲、克制情欲进行无休无止的心灵忏悔，这是一种宗教修炼的方法。由于古希腊、罗马文化以形式逻辑为主要工具的思维模式导致了推崇纯洁灵魂，贬低罪恶肉体的倾向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开始存在，这种通过某种宗教修炼而获救的思想便一路沿袭下来，无论从柏拉图、斐洛学派、斯多葛学派还是普罗提诺的哲学论著中皆可看出这条线清晰的发展脉络。为了求得精神上的净化人们必须克制一切欲望，放弃物质的世俗的东西，才能依靠上帝的拯救，获得幸福。这种幸福不是现世的而是在来世，它是永恒的，真正的幸福，正如罗素所表述的那样“地上善人的一生只是奔向天国的旅程;除了最后进入永福的坚贞的德行以外，尘世间就不可能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起先实施禁欲苦行的主要推动力是对末日审判即将来临的恐惧，等到这种恐惧幻灭之后，取而代之的是感官与理智、肉体与灵魂的冲突，便成为对基督徒是否能够得救的考验问题。凡是希望在基督徒生活中得到更高成就的人，都多少按照节欲的方式折磨自己的肉体，诸如节食、禁欲、鞭挞、自阉等等，因此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对肉欲进行无休无止的鞭笞就不足为怪了。
禁欲苦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往生天国，获得人生的最大幸福。因为世间万物都不是完满的，沉溺于世俗生活是不可能幸福的。无限完美的只有上帝，至真、至善全在于上帝，只有虔诚地信仰上帝，才能获得幸福的生活。但是，达到这一目标的进程是十分遥远的且十分痛苦，必须禁绝一切世俗的干扰，才能一步步接近上帝。因此，奥古斯丁为了少年时代偷摘几个梨的问题，忏悔了整整七章的内容，这在现代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他所处的时代，这正是神圣的一种标志。正因为这种不厌其烦的忏悔，一则形成了奥古斯丁对“内在经验”关注的哲学特征;二则正可表明禁欲苦行的痛苦与艰巨，这也是奥古斯丁为了上帝的光荣，向上帝所奉献的忏悔之祭。奥古斯丁在《忏悔录》卷九第十节，就用了整整一节的内容写下了通过玄思达到与常在本体——上帝的契合，描绘了灵魂升人天国的动人景象，为基督徒指明了通向天国的壮丽之路。往生天国也就意味着基督徒除了要彻悟上帝的真谛，通过一生的刻苦修行，除尽世间的污垢和罪孽，最终才能在死来临之际，彻底摆脱肉体的束缚，走向天国，走近上帝。
三、比较及评价
《坛经》与《忏悔录》或因其在宗教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坛经》之于南宗禅)，或因其作者的影响力(奥古斯丁是基督教早期最杰出的思想家)而成为中西方宗教文化的代表作之一，它们共同的主题就是人类希望通过宗教尽可能地获得自由，以摆脱痛苦和世间的道德束缚。两者都强调心的作用，南宗禅有心宗、佛心宗的别称;基督教注重用“心灵的言语”向上帝忏悔，这种对“内在经验”的强调，并以此作为哲学的出发点，使得奥古斯丁成为近代思想的奠基人之一。两者对心的性质的认识也大致一样，南宗禅认为心是真如与无明的集合体;基督教也认为罪恶是由人的自由意志造成，而人的内在理性是与上帝相通的，并成为得救的必要条件。只不过《忏悔录》强调人的原罪一端，而《坛经》则着重于众生成佛的一端，两者作为宗教类作品，神秘主义色彩随处可见。例如《坛经》中有关惠能死前的遗嘱、死后的异象的大段文字，当然这更多是后世为尊者立传的附会笔墨，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坛经》归为无神论作品。至于《忏悔录》中“花园里的奇迹”的类似神启式的例子，当是奥古斯丁关注内心体验而出现的幻觉，因而宗教气息更浓烈一些。
《坛经》与《忏悔录》不同之处有三点：一是《坛经》与《忏悔录》中人学思想形成极大的反差，主要是流传地本土文化哲学传统的背景不同。犹太教与印度佛教都发源于东方，一为希伯来，一为印度，两者都为一元化神，这个神是人格神;两者早期的.有关入学的教义有许多类似之处，如犹太教的“原罪”说，小乘佛教的“无明”说等等。犹太教与印度佛教经不同的途径传人欧洲和中国后，与流传地的哲学传统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异彩纷呈的局面，其人学的差异性明显可见。古希腊、罗马人擅长的是主客相分的思维模式，这是古希腊、罗马人主体意识强烈，把人与外在于人的物对立起来加以认识，因此早在公元前五、六世纪就有了关于灵魂与肉体、天上与人间、人和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经斐洛学派、普罗提诺再到奥古斯丁就把感性与理性、天国与世俗、人与上帝、彼岸与此岸等等彻底地对立起来了;中华民族擅长浑然一体的思维模式，无论儒家和道家都强调一体观点，就是把人和自然、主体和客体、心和物都看作是一个整体，因此南宗禅的“我心即佛”很容易与传统哲学找到共鸣，于是世间即出世间，“此岸即彼岸”的提出就毫不奇怪了。例如对灵魂的看法，古希腊、罗马人从主客相分的认识论出发，认为肉体是灵魂的坟墓，从而鄙视肉体，推崇灵魂，这就是基督教人学中禁欲苦行的最初由来。而中国古代神农时代是把祖先的灵魂当作不死的存在，到了夏、殷时代，才把灵魂与肉体分离开来成为独立存在的东西;到了战国时期，开始以“神”和“形”相对举，但“形”与“神”并非是对立的，庄子说“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荀子说“形具而神生”丝毫没有认为灵魂是高贵的，肉体是低贱的味道，正是这种形神一体的哲学传统，才显得后世南宗禅禅僧们的语录“饥来要吃饭，寒到即添衣，困时仲脚睡，热处爱风吹”掷地有声。所谓的“饥”、“寒”、“困”、“热”是生理的需要，即肉体、形的需要，在禅僧看来，这肉体的需要与“摁教伊成佛作祖去!”的神的灵魂的需要并无两样;二是满足传人地世俗的需要程度的不同。产生于公元——世纪的基督教，经过两个多世纪才被罗马帝国官方接纳，主要原因在于他的出世教义与古希腊、罗马文化中重视现世的幸福与享受的思想反差极大。在罗马帝政时期，斯多葛学派、斐洛学派的厌世倾向已经很明显，要求人们远离现实，在内心世界中去追求幸福、寻找安慰;至于普罗提诺的学说已经融神学、宗教等神秘主义为一炉，反映了人们已厌倦尘世生活而向往灵魂在彼岸世界飞升，正基于这种世俗的需要，原本是苦难的希伯来人的救肚宗教几度兴盛几度被铲除，终于在公元3，基督教被官方认可为罗马帝国的国教，由此而开始了一千多年的基督教时代。早期的基督教的传播是满足了罗马人的末世精神需要，而基督教成为国教后的长期稳固地位是得力于它建立了基督教的道德价值。基督教一方面采了圣经中的道德思想：遵守犹太教律法，并以“爱”为信仰的核心内容和道德的最高境界;另——方面吸收古希腊、罗马哲学中的道德思想：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要学会节制，出现道德思想与宗教思想的综合。在此基础上，奥古斯丁进一步把圣经宣扬的爱、信、从三德与希腊文化倡导的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加美德结合起来，并以热爱—上帝和信仰上帝作为德性的根本，因此基督教道德价值既强调群体价值又注重个体价值，以信仰为中心，个人灵魂与上帝相结合是最高的幸福。但是同样是基督教在唐代曾传人中国，称为景教，除了官方扶持以外在民间外无太大影响，由于黄巢起义的扫荡，在唐未曾一度灭绝，为何同一种宗教在不同的流传地两种命运呢?就在于它要求世俗化程度越高，才能常流不衰。南宗禅是中国文化佛教，在它初创时期就具有鲜明的中国化特征，因而大受士大夫阶层的欢迎，宋人有形容南宗禅兴盛的话“儒门淡?白，收拾不住，皆归释氏”。从《坛经》的版本流传来看，早期的版本从大乘佛教中脱胎而出，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家修行的思想较接近，“自性自度”无戒无定全然是活泼泼无拘束的;到了后期的版本出现了儒家式的道德说教的倾向，如《无相颂》中所说“但向心中除罪缘，各自性中真忏悔;若悟大乘忏悔，除邪行正即无罪”。这样一来，南宗禅就变成了一种却恶向善、除邪行正的法门，与儒家的“正心”教义相契无间。到宋代，新儒家就把儒、道、佛三家的思想融合形成了新的道德价值，即个人以出世精神，做人世的事业，从而实现个体价值与群体价值的结合。南宗禅思想在20世纪基督教世界中还产生过影响，形成过所谓的“基督教禅”。三，由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坛经》与《忏悔录》对人学思想渭泾分明的阐述，即对人本质的理解不同，即心即佛，众生皆能成佛佛与人人皆有原罪;人的价值实现程度也即自由度不同(成佛作祖，当世此岸成佛与上帝贬落世间卑微的罪人忏悔，赎罪往生天国，来世、彼岸与上帝同在，上帝是外在于人的异己);实现人的价值也即解脱途径不同(顿悟、不假外物、明心见性、自性自度与渐悟、依靠《圣经》与教会、忏悔、上帝神赐)等等。
总之，作为佛经中的人学思想来说《坛经》的“即心即佛”强调了人的主体意识，赋予人更大的自由向度;作为宗教经典来说，《坛经》的蔑视外在权威、经典的批判精神也宣告了南宗禅教义的冰蚀与瓦解。对于《忏悔录》来说，它的人学是以神学为本位的，信仰主义与理性主义并重，因此，经过教父哲学、经院哲学阶段，理性为后来文艺复兴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就仅这一点来说，奥古斯丁就无愧为近代思想的奠基人之一。
六祖与《坛经》思想
《坛经》是浩浩三藏典藉中的唯一一部具有中国特独风格的经典。作为禅宗的重要经典，它所处的时代，正处于中唐诸宗争秀的时期，而且由于慧能本人的弘扬，独盛于晚唐，五代时期，可以肯定它在当时的思想浪潮中的价值和对禅宗的重大影响。
禅是梵语“禅那”DHYANA一词的简称，译为弃恶、功德丛林、思维修等义;新译为则为静虑、禅定，是属於色界的心地定法。印度禅法成为很早在释迦之前《奥义书》中的思想家为了与“梵”合一，从不净的肉体解放出“我”，便采用瑜伽的修定主义,作为甚修行法。瑜伽，为相应之宗，即人与神彼此的相应冥合，从而达到人种冥合之境，便是禅定。后来释迦佛在菩提伽耶的金刚宝座上端坐思维，降一切心魔，成就无上正道。由于应用了此内证之法，所以，?quot;禅那“一法列入六波罗密教纲中。”禅那“一词，在印度是制心于一处思维观法之意，原为一种修炼方法的通称，也就是一种调心、调息、调身的渐进实修法门。佛教中无论是、空、有、大乘、小乘甚至婆罗门教以及外道，各派都以”禅那“为主要修习法;比如婆罗门仙人阿罗迦修”非想非非想“、佛教大乘修”六度禅“、小乘修”四谛十二缘起法“、法相宗”五重唯识禅“、天台宗有”三谛三观禅“、华严宗有”十玄六相法界观禅“、真言宗有”三密瑜伽禅“等等，这些禅的内容与方法虽然修法不同，其层次与意境也有高下区别。然而万流总归宗，其源只至一处，相传昔日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指月》卷一。至此禅法如是於一花一微笑的密意中付界下来，这个传说之后遂为禅宗以心传心的承统依，但隋唐间的大师们无此”释迦拈花“的说法，大藏所收的经话中也末记载，唐德宗时有金陵沙门慧炬撰《宝林传》始记此事。此法由迦叶而下，印度禅师代代相传，然而这一传承始终末脱佛教禅观和外道瑜伽的影响，仍以禅定为主要修行法门。后来菩提达摩来到中国，将此实证之法，引进一传再传，至六祖慧能之手创立南派顿悟法门，始奠立中国禅顿教的基础。
慧能禅这一系统之所以有中国特色，它与菩提达摩所传之印度禅法有明显不同，印度禅对于”禅“的概念，是从因位渐次修习，以至证果成道，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方法，一步不能差离，称为”渐修禅“，也就是六祖大师之前的禅门主修之法，而慧能所开创出来的禅宗心要,则摆脱了此一禅法，他打破了传统观念，循序渐进的作风，直截了当地明心见性，由本心大体去参本来面目，立地成佛，所谓”见则便见，擬议“即差”，步步皆是菩提，称为“顿悟禅”。
“顿悟禅”也就是《坛经》思想内容的具体体现。《坛经》的内容十分丰富，它不但在达摩所传《楞伽经》的基础上，吸收了《大乘起信论》一心二门思想，主张“真如缘起”。更广泛的吸收了《文殊问般若经》、《金刚经》、《华严经》、《法华经》、《涅槃经》、《十地经论》、《维摩诘经》、《心王经》等诸经的思想，使中国禅宗由真常唯心系而转向般若性空方向。中观的般若性空说，把佛性、真常心统一于人们念念无住的当下之心，以自心性为成佛根本，主张念念无着，不立文字，任心自在，识心见性，顿悟成佛，所以说慧能《坛经》是以真常本有自性的思想为基础，完善了《涅槃经》佛性理论，并且与般若思想相统一，形成一支独特的中国禅--南宗顿禅。
对六祖慧能本人的记载在《六祖坛经、行由品》中说，慧能原是岭南一樵夫，因卖柴路过一户人家，念《金刚经》，而有所悟，《坛经》中慧能自述：
……善知识净听，慧能慈父，本官范阳，左降迁流岭南，作新州百姓，慧能幼小，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
在《曹溪大师别传》中记载：……慧能大师，俗姓卢氏，新州人也，少失父母，三岁而孤。虽处群辈之中，介然有方外之志。
由此得知，慧能当时的家庭情况不好，在社会阶层中处于劳动贫困阶层，生活只能够“市卖柴” 为生。当然、这样也就说明他不可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和识字的能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蕲洲黄梅县东禅寺参见五祖弘忍，在几句有关出身问答后，令其“ 随众作务” ，于碓房中踏碓，踏碓需力，惠能自嫌身轻，乃系大石着腰，坠令重，一日一夜春米得在十二石米。这样八 个月后，弘忍要传法退位，让人各做一偈，以表自己在修证上的见地。惠能作偈，叫人代笔，因自不识字，但此偈获得五祖认可，并私下传衣钵。在传法时，五祖又为惠能说金刚经，?quot;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大彻大悟。惠能从金刚经而有所悟，至此他后来在弘扬佛法时，也就极力称赞般若法门。<<坛经>>云: 师开座，告大众日∶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密。又曰∶”善知识，若欲 入甚深法界得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经, 即得见性。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经中(《坛经、般若品》)。
虽然禅宗有“教外别传，不立文字” 之说。当日佛传迦叶云：“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咐嘱摩诃迦叶。” 但是否禅宗真正不立文字呢? 实则此上妙道，在离言亲证，非文字所能及，故此禅宗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quot; 单传佛心即也。之所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 并非屏去一切语言文字之教义，不过以文字言教为指月之标，渡河之船，以文字即离文字，不为判教之绳索所缚，直达教之精髓。此处往往有些禅僧起误解，不明“藉教悟宗，依教明禅”之理，最后罪归六祖。在《坛经》“行由品第一”中曰：印宗延至席上，征洁奥义，见慧能言简理当，不由文字。“真是不由文字吗?在《坛经》”付嘱品第十“中曰：”既云不立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文字，亦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着文字。“所以，慧能显然是赞成用文字的。大慧珠海禅师有云：经有明文，我所说者，非语非文，众生说者，文语非义，得意者超于浮言，悟理者超于文字，法过语言文字，何向数句中求，因而禅宗乃有”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而在达磨初传禅法，并未言不立文字。因他有《楞伽经》四卷问世，三祖亦有《信心铭》，四祖有《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五祖有《最上乘论》，六祖自己也有《坛经》问世，何况历代的禅门宗匠都有禅语、开示流传后世。这些例子怎能说禅宗是不立文字呢?更何况在大藏经中的'诸宗部，亦以禅宗所留下的语录文字最多，即是慧能不识一字说，并不等于慧能没有文化。其实，不立文字之义，归纳起来有三点，一，佛教宗旨，在于求解脱，慧能是中唐之人，诸宗竞争激烈，当然对佛教义理研究者特多，但不重实践。所以慧能提倡修行实践，矫正空谈之过，提倡亲证，弥补专事知解之失。二，修行人关心开佛知见，不应执着文字，之所以”不立文字“是以警策”文字乃渡河之舟，标月之指也。“令行人超情离见，摒除语言文字之束缚，体悟不生不灭之本性。三，证悟必须”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因诸佛妙理，实相之法，非语言文字所能表达，非口说心思及文字所能揭述，只有亲自体验证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以不立文字，只是”藉教明宗，依教明禅“的权巧方便之说。
《坛经》的理论核心是解脱论。它反对任何理论的空谈，认为解脱从根本上并不是假名安立，而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六祖把解脱归结为人心的解脱，所谓若心不解脱，人非解脱相应。所以慧能提倡”直指人心，顿悟成佛“，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为佛。他认为，自心圆满具足一切，自心有佛，自性是佛，迷悟凡圣皆在一念之中，不必向外寻求，只要识心见性，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便能解脱成佛，如”般若品第二“云：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乃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
六祖的禅法体系中，对”心“是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如集中体现了南宗顿禅的般若思想特色。比如在《坛经》中，有关心的概念有自心、本心、自本心、妄心、邪心、直心、清净心等等。如”菩提本清净，起念即是妄“，”若言看心，心原是妄，妄如幻故，天所看也“。心是看不到的，只靠个人去体验。六祖认为心的本来是清净的，而在凡夫时，只有在清净的觉悟状态下是清净的，而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迷妄。所以，慧能说：无明烦恼与真如佛性本自具足。从而形成烦恼即菩提的说法，而它们二者的关键在于转”心“而没有可断的”烦恼“。对”真心、佛性“的认识《坛经》又云：”善知识!法无顿渐，人有利钝，自识本心，是见本?quot;，“识的见性，自成佛道”，“不假外修，但于自心念本心常起正见”，何不从于自心、顿见真如本性?慧能把自心与本性联起来，从现象的“自心”入手，达到本质的“本性”，也就是“佛性”。所谓的“识心”是用，“见性”是体，从用上见体，从体上显用，体用不二，不即不离。在迷为心，在悟称性，心性同体，而用有别。
对于心性论，慧能作了一个比喻：“心即是地，性即是王，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心与性的管系是心无性无以存，性无心无以在，性心依心而居，心必依性而有。所谓“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quot;
慧能心性论的思想导出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法宗旨，但慧能对佛性的理解，他主张人人皆有佛性，在《坛经》中有五处讲佛性，如”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人即有南北，佛性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身不同，佛性有何差别?“虽有五处论及佛性，但佛性在《坛经》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大般涅槃经》据二十七说：”佛性者，即是一切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中道种子。“因此，佛性指众生成佛的可能性、因性、种子。《坛经》说”佛性常清净“，是强调佛性本质永恒存在、清净本然。所以佛性也就是法性、本性。《坛经》把自心、自性、真如、佛性、本性的等同，这也就是把众生共同有的、永恒的、无所不包的心等同了。慧能对心性的等同，意味着佛性依靠自身在体悟、实证。但慧能的佛性思想与如来藏思想是有差别的。他把般若实相无相说引用到《坛经》中，从而将真性引向了众生的当下之心，强调佛性的”不二之性“，无可执着。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清净佛性的独立存在，它只存在于自然心念之中。这充分表露了慧能的般若无所得思想。
慧能解脱论的终极目的即是单刀直入的”顿悟成佛“，这也是《坛经》的中心思想。所谓悟，就是任心自在念念不起执着，自心本性自然显现。这就决定了”悟“必在当下一念之中得以实现。”顿悟“说是用般若实相说改造的，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全新概念和修行方法，认识自心本来清净，自性本自具足，心佛众生无差别，从而明心见性、顿入佛地，于刹那间自心等同佛性，便是成佛之时。因此，强调自心的觉悟，把自心的迷悟看作是否成佛的标准。慧能认为，顿悟不假渐修，融修于悟之中。《坛经》多次强调”顿修“;”迷即渐契，悟入顿修“。”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渐次“，顿是为了突破渐。慧能把迷悟归于当下的一念之心，融修于悟中，顿悟顿修，正是修而无修，以不修为修。听起来好像很矛盾，其实不然，慧能指出：”我此法门，从上以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这又充分体现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法特色。但是《六祖坛经》并不是专讲顿悟，而废渐修，其实法无顿渐，所以南北二宗并没有什么不同。所谓”法即一种，见所迟速，见迟即渐，见疾即顿。"顿悟成佛，悟的是自性，是指理上通达明了，而于事相上，还必须经过长时劫的修行，才能圆满福慧，最终达至圣位。这也指出了顿悟之后，还是需要坚持不懈修行，从事相上证位。
慧能顿禅之所以在中唐之后，能够独盛，与当时的其它各派相继衰落，以繁琐的名相探讨文字，最终被不立文字的顿禅取而代之是不无关系的。
纵观《坛经》的思想，慧能俨然是一位佛教实践家，他以佛言佛语作为自己的言行标准，《坛经》思想又与佛法相应，再一次指出佛的言教代替不料亲证解脱，所谓说食不饱，画饼充饥，正是此理。
慧能正是把他伟大的思想和现实主义精神注入到《坛经》中，从而开创了中国特色南宗顿禅，而且它以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来启迪我们的智慧和净化人心。它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六祖坛经的思想
坛经的思想系统，虽用般若经，实则是沿袭如来藏的观点，用般若的空慧，实证真如佛性，即是明心见性。坛经中引用。《金刚般若经》者凡五见，引用《文殊说般若经》者一处。其目的是在证明相无而性有，强调本心及本性实在。所引般若经典，乃在取其作为修证的观行方便，那便是般若三昧及一行三昧。
坛经引用《维摩经》者计六例，共有五种观念：顿悟、守心与直心、行住坐卧的日常生活即是修行、动静一体、不二。此外尚可在坛经中见到《大涅盘经》、《菩萨戒经》、《法华经》、《华严经》、《观无量寿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等的思想。
坛经的心理实践，名为「无念法门」，它又有无住、无著、无相等不同的名称，以无念得智慧，以无著离烦恼，以无相证佛性。坛经的生活实践是以忏悔、发愿、受三归依戒为准则，而又将之导归心理实践的「无相法门」。
一、前言
从传统的观点和信仰来说，《六祖坛经》是禅宗的第六祖惠能大师(纪元六三八年~七一三年)所说，但自从敦煌本的《坛经》出现之後，日本和中国的学术界对於《坛经》的作者产生了争论----究竟是出於六祖惠能的思想，还是出於神会(纪元六六八年~七六○年)伪造?本文不拟讨论这些问题，而只讨论其思想内容。《坛经》收在大正大藏经第四十八卷的有两种。第一种叫《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通常被称为《敦煌出土六祖坛经》;第二种叫《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是中国通用且流传最广的一种，乃元朝至元年间比丘宗宝所编，而敦煌本《坛经》是由六祖的弟子法海所辑。看起来敦煌本的应该比较可靠，而且宗宝编的《坛经》在文字上也比较通顺，可能是後期经过传、抄、润饰而成。目前又发现曹溪本，其实就是宗宝本的另一种抄本。以上三种，文字各有出入，特别是敦煌本，其段落次第的衔接和其他两种版本都不一样。因此可以证明，这三种版本属於两个系统，但也不能确定宗宝编的《坛经》原始资料，比敦煌本更晚出。这些乃属於学术界的版本考证问题，本文也不加以论述(注1)。本文所想讨论的是《坛经》的思想内容，参考各种版本(注2)，采取各本中共同所有的资料加以综合，做为讨论的重点。
二、《坛经》的思想系统
我们知道，中国的禅宗传自印度的菩提达摩，他於纪元五二七年到达中国，成为中国禅宗的第一代祖师。他的思想源头是根据四卷本的《楞伽经》;北宗神秀的弟子净觉所集的《楞伽师资记》，就是介绍从印度禅传承到中国禅的系统，也可以讲这是北宗禅，是以《楞伽经》的思想为主流。可是南宗的六祖惠能，虽也接受《楞伽经》思想的体系，但他却以《金刚般若经》做为他的禅法的依据。因此，从《坛经》的内容固然可以看到浓厚的如来藏思想的成份，那是受了《楞伽经》系统的影响;同时又发现他特别强调般若和智慧功能，所以又是属於般若思想的传承者。照道理，般若的思想是属於「空」的，也可说是属於中观哲学的范畴;而《楞伽经》的思想既强调唯识，更强调如来藏，实际是以发挥如来藏思想为其重心，这是印度大乘佛教的另一个系统。至於《六祖坛经》怎麽可能把如来藏和中观的两系合而为一，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其实《六祖坛经》是以般若为方法，以如来藏为目标，用般若的空观来破除烦恼的执著，以期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所谓「明心」就是无烦恼的清净心，「见性」就是见到与佛无二无别的佛性。佛性是如来藏的另一个名字，清净心是般若智慧的别名，它是用般若智慧以达见性成佛的目的。此二者虽有不同的名字，也有不同的立场，然而是一体的两面。若得其一，必得其二，不见其一，不得其二;明心一定能见性，见性一定是心地光明。从中观的立场看般若，若得般若即见诸法自性是空，那就是目的，不再另有如来藏、佛性、法性等目的可求。可是从如来藏系统来看，般若只是功能，不是其本体;功能必定有其所属，所以产生了如来藏和佛性等思想。於是《六祖坛经》虽让人见到般若的思想，实际上是以如来藏为根本，这是非常明显的事。
三、《坛经》里的般若思想
《坛经》用了两种般若系统的经典，一是《金刚般若经》，二是《文殊说般若经》。经中引用并提到《金刚经》的句子和内容的，有如下几处：
1.行由品：「惠能一闻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注3)2.同品又说：「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注4)3.同品又有：「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注5)4.般若品全品都谈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意义，同时强调「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又说：「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注6)，而称此法门为「般若三昧」(注7)。5.定慧品引《文殊说般若经》所提倡的「一行三昧」(注8)来说明《净名经》(即《维摩经》)的「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注9)这两句话。
现在我们要讨论它所引的般若系统经典的思想及其目的。首先我们必须注意《金刚经》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对於《坛经》思想的重要性和惠能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禅宗史上最伟大的禅师的原因。这句话虽然是《金刚般若经》的精义所在，但不一定是最重要的经句。《金刚经》的通常论法是：「无法相，亦无非法相」，「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非法非非法」。这是排除执著，不执空也不执有;执有固然是有，执空还是落於「有」的一边，「空」「有」是相对的。可是就六祖最受用的那句话而言，虽然叫它「无住」，但还是要有「心」。这个心在现象上是智慧心，无住是不住於烦恼心，虽不住於烦恼心，但仍然有智慧心。因为求见清净的佛性需要智慧，而对众生的救济也需要智慧，所以是「有」而不是「空」。若将这句话连著《金刚经》的前文来看，是说生了清净心的菩萨，庄严了佛的国土，等於没有庄严佛的国土，那才叫庄严了佛的国土;也就是行一切善等於没有行一切善，那才叫行一切善。的确，这种清净心就是无执著的智慧心，六祖惠能听了
这句经文就开悟，也就是跟智慧心相应。不过《金刚经》没有说到开悟之後悟的是佛性，开悟本身就是目的，这跟六祖所体会的有所出入。至於《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将这两句的前後经文连起来看，是说不要把如来的身相当成真实的如来，因为如来不可以用他的身相来衡量和范围，也可以说如来是遍於一切相而不等於任何一相，不能认定任何一相就是佛;对所有一切相都不执著才能真正见到如来。所以其下还有两句经文：「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可是从《坛经》的观点来看，「相」是虚妄的，而心性是实在的，所以《坛经》说：「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本不生灭」(注10)，这种不生又不灭的本心和本性，在《金刚经》中是看不到的。也就是说，相无性有，这与《楞伽经》的思想有些相同。在《坛经》中没有举出《文殊说般若经》的名字，但其所举「一行三昧」是出於《文殊说般若经》，而且在第四祖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早已引用过此经的「一行三昧」之修行方法，目的是在以该经的「念佛心是佛」说明《楞伽经》的「诸佛心第一」(注11)。《文殊说般若经》提到，在没有进入一行三昧之前，「应处空闲，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系心一佛，专称名字」。进入一行三昧之後，便是「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如法界缘，不退不坏，不思议，无碍无相」。可见《坛经》引用一行三昧的目的，不在於般若的思想，而是在於修行的目的;著重的是一行三昧的本身，不是进入三昧的方法。所以《坛经》说：「於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文殊说般若经》中并未作如是说，那是《维摩经》的境界，也可以说，法界一相，无碍无相;因为无碍，所以行住坐卧的日常生活，都在三昧之中。这到後来的「无门关」便说出：「那伽(以龙喻佛)常在定，无有不定时」(注12)的`思想，实际上也是智慧的功用。至於「般若三昧」之名，未见於任何其他经典，而《坛经》说修行般若行，持诵《金刚般若经》，就能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所谓般若行，是指离一切境而无生灭，能够「来去自由，心体无滞」(注13)，它就是「无住无往亦无来」的大智慧，以此智慧观照一切法而能够「无念无忆无著」(注14)，这就是见性成佛的般若三昧。在《坛经》中也特别强调摩诃般若波罗蜜，并且要大众以清净心来念这句话，能得智慧;念时不仅是用口念，而且要心口相应(注15)，可见这是修行的方法。他把「摩诃」解释为广大的心量，如虚空无有边，没有一法可得，因为自性真空。可是《坛经》又提醒我们，不要认为是空就以空心静坐而成无记空(注16);也就是说，既对一切法不可执著，也不可让心中成为一片空洞。这还是从修行的方法来肯定「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观点，同时也否定了一般所说的「沈空滞寂」就是悟境的观念。禅宗的悟是指在活活泼泼的生活中，不受任何境界所动摇的心。
四、《坛经》里的《涅盘经》和《维摩经》思想
如来藏在不同的经论中有许多不同的名字，但指的是同一个观点，例如：佛性、自性、法性、本性、如来藏、法藏、真如、清净心等都是。《坛经》中提到六祖惠能曾为无尽藏比丘尼解释《大涅盘经》的妙义，此外他也在广州法性寺见到印宗法师讲《大涅盘经》。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即出於《大涅盘经》，可见六祖惠能当时所处的环境，佛性思想的信仰非常普遍。《坛经》中有几处也引用《维摩经》(注17)，兹列举如下：
1.般若品云：「净名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性。」(注18)2.疑问品云：「所以佛言，随其心静，则佛土净」(注19)，出於《维摩经》佛国品(注20)。3.定慧品云：「如净名经云：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注21)出於《维摩经》菩萨品(注22)。4.定慧品云：「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维摩诘诃」(注23)，这是出於《维摩经》弟子品(注24)。5.定慧品云：「故经云，能善分别诸法相，於第一义而不动」(注25)，出於《维摩经》佛国品(注26)。6.行由品云：「佛法是不二之法」(注27)，是出於《维摩经》入不二法门品(注28)。
从以上对《维摩经》经文的引证之多，可见其对於《坛经》的影响之大。《维摩经》的思想被《坛经》所用的，第一是顿悟的观念，第二是净心直心的观念，第三是行住坐卧的日常生活就是修行的观念，第四是动静一体的观念，第五是不二的观念。1.所谓顿悟的思想，应该是从「教相判释」的思想而来的。从印度到中国唐朝的佛教史上，对佛经性质和层次的分类有许多家教相的判释。大致上认定佛对上根人用直接法的顿教，对中下根人则用迂回次第而说的渐教。六祖惠能既然能在听了《金刚经》的经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而立时开悟，当然就是《净名经》所说「即时豁然，还得本性」，那也就是顿悟。所以《坛经》中有五处以上用到「顿教」来形容他的法门，又提到「顿见真如本性是顿悟菩提」，这都是从《维摩经》的观点而来。2.《坛经》以直心和净心来解释智慧，以智慧做为佛性和清净心的作用，把不动的自性称为「定」。因此他说「定」和「慧」相当於灯和光的关系(注29)，没有光不叫灯，是灯一定有光，它是不二之法。「直心」的心就是清净的心，有了清净的心一定是通过智慧而见到了佛性，是体用不二;如果行直心，必定是净心，那一定能见佛性。所以他劝人不要执著心外的一切法，如此则离烦恼而证菩提。3.日常生活就是修行，这与中国南方的山林佛教有关，必须劳作以维持生活;同时也与提倡佛教的普遍化有关。此外，六祖惠能自己的开悟是在听到《金刚经》的经句便「言下大悟」(注30)。他原先是打柴的樵夫，到了五祖的道场还是去做厨房里的杂务，开悟之後又到猎人的队伍去做帮手。所以他不以为必须经过打坐修行才能明心见性，只要当下能够於一切法不执著，便与佛同。因此他要引《维摩经》所说的「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维摩诘所诃责」的例子为他的知己;禅宗也因《坛经》做如此的提倡而开出与印度佛教不相同的局面。4.动静一体的观念。一般人的看法，动和静是两种不同的现象，动的时候不是静，静的时候无法动。可是从《坛经》所见，在一切境界里，身体可以跟著动，而智慧心也有所反应，但是称为「真如」的心体是不动的(注31)。然而不要以为叫做智慧的作用真的会动，它只是随境反映的作用，不是对境起执的作用。反映是外境本身的现象，起执就是内在烦恼的作用;既然只是反映，它没有真正的动。如镜中的像，水面的影，与镜和水本身无关。但它不是没有作用，而是有大作用，这就把佛法用之於世间而不逃避世间。禅宗能够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能够长久普遍地受到欢迎，就是由於它能像佛经里所说，莲花出於污泥而不为泥所染，处於动态的环境还能保持不动的宁静心。5.《维摩经》的不二思想。在该经中有二十七位菩萨提出二十七种不同的观点来说明对於「不二」的看法，都是用两个相对的观念和事物来说明既非一亦非二的道理(注32)。世间的一切学问，不论是由哲学、宗教和科学等任何立场来看世间的现象和观念，都不出相对的或二分法的观点。即使是讲一元论也是二分法，因为讲二是对立的，讲一也是等於二，因为单独的一不能成立也不可能出现，只有从多才能见到一，或者从一切的现象而看全部的本体。如果要讲一，一定是二或是多，所以不管站在那个立场，总有它的矛盾不通之处，因《维摩经》提出不二的观点。不二不等於一，也不等於二，那是真不二。也可以说，二是一的两面，一是二的全体;有一一定是与二同在，有二一定不离一。此即《坛经》所说定慧不二(注33)、动静不二(注34)、善恶不二(注35)、众生与佛不二(注36)、世间与出世间不二(注37)等等。因此，《坛经》最後的咐嘱品说：「动用三十六对」(注38);所谓动用，是从清净的自性而取智慧的功用。六祖理出三十六对相对的观念和事相，要大家能够出离两边而通达地运用，实际上也就是不二法门的衍伸。
五、《坛经》里所见其他经典的思想
在《坛经》中所见的如来藏系统的经典，除以上所举的《大涅盘经》和《维摩经》之外，尚有《菩萨戒经》、《法华经》、《华严经》、《观无量寿佛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等。
1.般若品无相颂首句云：「说通及心通」(注39)，是出於《楞伽经》的一切佛语心品(注40)。2.般若品及坐禅品两处引用：「菩萨戒经云：我本元自性清净。」(注41)，这是指《梵网菩萨戒经》(注42)。3.般若品又说：「一切草木，有情无情，悉皆蒙润」(注43)，这是出於《法华经》的药草喻品(注44)。4.机缘品云：「若悟此法，一念心开，是为开佛知见」(注45)，这是用《坛经》的心法解释《法华经》义(注46)。5.忏悔品引用《华严经》的净行品三归依的偈而云：「经云，分明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自佛不归，无所依处。」(注47)。6.疑问品：「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若论相说，里数有十万八千」，此处引的是《观无量寿佛经》及《阿弥陀经》(注48)。7.忏悔品引用菩萨的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是出於《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注49)。
现在将以上所引资料，说明其意义如下：(1)《坛经》所说：「说通和心通」，通常称为「宗通、说通」，是指教理和证悟。如果没有实际证悟的经验，不会真正懂得佛陀所说甚深的教理;如果对经典真正认识了解的话，也必定是有了实际证悟经验的人。所以，在惠能以一个没有受过什麽教育的人，能够听懂《金刚经》，而且又能为人解说《涅盘经》，然後又把他自己对於佛法的所知所见说了出来，完成一部《坛经》，这就是实证的悟境和教理的认识彼此呼应。有一样通达，必能两样一起通达。所以自古以来，在佛教里有两句话，「从禅出教」和「藉教悟宗」(注50)。惠能讲出《坛经》从禅出教，他闻《金刚经》而开悟是藉教悟宗。禅也好，宗也好，都同样是指佛性和自心的一体之两面，此即如来藏思想的表现。(2)《梵网菩萨戒经》的思想架构是属於《华严经》的系统，所以它跟《华严经》一样，主张以清净心为本。清净心实际上就是众生的本有佛性，所以《维摩经》叫它为「本心」。所谓开悟就是悟此清净的本心和众生的本性，也是非常坚固而富有感化力的佛性，在众生称为如来藏;它里边藏著的是本来的佛，也就是自心之中藏著本有的佛性。如果能够一念之间顿息一切执著攀缘妄想，便叫做「顿见真如本性」，发觉众生与佛无二无别。清净心的色彩贯穿著《坛经》的思想，也可以说，《坛经》的所谓最尊最上最第一的法门，便是叫人明自心见自性的法门。(3)《法华经》原来的比喻，是指佛法平等，但众生根器有大小，所得的利益也有多少。《坛经》则把雨水比成佛性，雨水能够普及一切草木，有情和无情众生都能得到利益，那表示佛性遍於一切众生，乃至於无情，也都有佛性。虽然如此，《坛经》也看到有些脆弱的草木若遇到大雨，不但不得利益，还会受到损害，因此又把《坛经》所说的法门比喻为大雨，根性小的人听到之後，反而会产生障碍(注51)。因此它强调，众生的自性虽与佛性无二，但若是小根小智的人，并不会生信心。(4)本来《法华经》所说佛的知见，就是成佛的意思;佛所知佛所见，是圆满无缺的智慧的功能，不是众生的知识和烦恼的执著，因此把佛的知见解说为禅法的内容。不过《法华经》并没有说开佛知见就等於《坛经》所讲的见性和开悟;两者是否相同，尚有斟酌余地，在《坛经》的立场则认为相同。(5)因为《华严经》主张净心缘起，所以受到《坛经》的重视。本来《华严经》净行品所讲的自归依是指归依三宝的那个人自己归依三宝了，因此下边还有一句「当愿众生」也能像自己一样，从三宝得到利益，并未肯定地说是归依自己的自心三宝。可是《坛经》却把自己归依三宝解释为归依自己的自心三宝。如果从《华严经》的基本思想来讲，可以像《坛经》如此解释;不过《坛经》是用《梵网菩萨戒经》所说「本源自性清净」的观点来解释《华严经》所说的三归依偈。(6)《坛经》出现的时代，弥陀净土的思想和信仰在中国已非常盛行，像《坛经》这样主张开发自心和自性世界的佛教信仰，必然和求生西方净土的阿弥陀佛信仰有观念上和方法上的冲突。弥陀净土重视以佛力往生佛国，而禅宗重视自净其心，言下顿悟，不立文字，不向心外求法，也不见心外有佛，故有与弥陀净土信仰辩论的必要。可是它也不能否定弥陀法门的价值，所以《坛经》根据《观无量寿经》所说的：「阿弥陀佛去此不远，汝当系念谛视彼国，净业成者」，著重在「净业者」这一点上。所以《坛经》说，如果能自净其心，「即除十恶等障，念念见性」，则弥陀佛土「去此不远」，其实就是後来有人解释为「自性弥陀，唯心净土」的思想，而把《观无量寿经》主张的要修三种福业的观念省略了。从这一段看，阿弥陀净土的思想，虽也属於如来藏的系统，比如称阿弥陀佛的因地为法藏比丘，意即一切法的库藏，含有如来藏的意思在内;但是《坛经》不能接受怀著不善之心也能念佛往生的观念。也就是说，必须先要做到自净其心，才能往生佛国净土。(7)《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的四弘誓愿，是菩萨戒的基础，又叫做一切菩萨成佛的通愿。发大乘心，求成佛道，就是菩萨初发心。若要求受菩萨戒，先要忏悔、发愿，然後接受三归，《坛经》就是以此架构来劝人实践它的法门。不过，《坛经》在四弘誓愿之上多加了「自心」和「自性」的观念，因为自心是无量广大的智慧心，自性是清净不动无障碍的佛性，所以发愿度无量众生不是心外真有众生可度，断一切烦恼不是心外真有烦恼可断，修学一切法门不是心外真有法门可学，成无上佛道不是心外真有佛道可成。如果不是这样，便成了心外有众生、有烦恼、有法、有佛，那是二法，不是不二法;那是执著攀缘;不是解脱自在。但也因此造成许多人的误解：自己尚在烦恼中而说没有烦恼，也不需要断烦恼;不懂佛法而认为没有佛法可学;无能帮助众生而认为心外没有众生需要度;不知佛道是什麽就认为不需要成佛。这就变成了邪见，亦即《坛经》所说的「邪迷」、「诳妄」、「不善」、「嫉妒」、「恶毒」等的心理现象(注52)。
六、《坛经》的心理实践
《坛经》的法门叫做无念法门，《坛经》的修行叫无念行;连带著无念的观念，还有许多名词。在般若品有「无住无往亦无来」(注53)、「无念无忆无著」(注54)、「无相」(注55);在定慧品有「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注56);在忏悔品有「无相忏悔」(注57)、「无相三归依戒」(注58)。「无念」一词最早见於《大乘起信论》(注59)，但《坛经》是不是受了起信论的影响，不得而知;在《金刚经》有这种暗示，那就是「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注60)，《坛经》不用无心而用无念，可能是怕把染著心和清净心混淆。《坛经》中所讲的自心一定是清净心，无念是指前念、今念、後念，念念不被愚迷、骄狂、嫉妒等心念所染;而且念念之中，前念、今念、後念不被前境所缚(注61)，所以「心不染著是为无念」(注62)。「无住无往亦无来」是用之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的，它说明了用大智慧来超越一切烦恼的事实，所以《坛经》说「打破五蕴烦恼尘劳」(注63)。它不是本来没有而现在有，也不是现在一直停在这儿，从来没有离开过;不能说它是有或是没有，不能用任何话来形容它。同样地，如果运用大智慧能使我们的心，不停留在任何一个念头上，也不被任何念头所吸引。「无住」是指现在，「无往」是指过去，「无来」是指未来。也就是在每一个念上面都没有我，实际上就是无我的意思。「无忆无著」，所谓「忆」和「著」是指对过去现在未来的念头和事物有取有舍，那就是烦恼。因此《坛经》说：「以智慧观照於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注64)「无相」这个名词也是从《金刚经》的经句而来。前面已举过《坛经》所用的《金刚经》的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注65)，而且《金刚经》又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注66)。其实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这三种是指众生的自我中心，和他的生活环境，寿者相是众生在时间上活动的现象，四种相也就是众生在时空中的关系和现象，这些叫做一切相。唯有离开一切相，才能发现无上的真如心。因此《坛经》要求我们以无念得到智慧，以无相亲证佛性。所谓无相是指离开内外相对的相以及体用相对的相。
七、《坛经》的生活实践
佛教徒的生活实践通常是用戒定慧三无漏学作依准;依戒摄身，依定摄心，依慧指导身心的行为，这是佛法不变的原则。在受戒之前需要发愿、忏悔，发愿是愿意接受佛法修行佛道，如《坛经》忏悔品，所举的四弘誓愿;忏悔是对於三世的罪障以至诚恳切心来忏悔。凡夫在受戒之後，对於戒律的持守，尚有违反可能，所以还要忏悔;一次一次地违犯，再不断地忏悔，就能持得愈来愈清净，犯过失的可能愈来愈少。《坛经》也鼓励这一点，所以设有忏悔品，里边包括忏悔发愿和受三归依戒。然其与一般经典所不同的，是强调「无相」的观念。无相的意思是心外无法，一切法皆是从自己的心中所显现，归依三宝也即是归依自心，以「自心」归依「觉」、以「自心」归依「正」、以「自心」归依「净」，便是归依了三宝(注67)。一般的说法是以坐禅来达到定和慧的目的，而《坛经》於此也有不同的观点。通常认为坐禅的方法不出於禅观，也就是用各种不同的观想法，例如数息观和不净观，或五停心观等，来达到身心统一及超越身心之外的目的。可是《坛经》对此有所批评，它主张既不要著心，也不要著净，也不是不动。如果著心，那是妄想;如果著净，那是妄念;如果是不动，只有自性才能办得到。所以他说：「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注68)。这对於传统的次第禅观而言，是不相同的。传统的次第禅观，是要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用心去放在一定的方法上，然後使得散乱心逐渐减少，以至消失而入定境。可是《坛经》所说的坐禅不在於打坐，乃在使得自己的心当下不起杂念而能见到不动的自性，叫坐禅。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内心自然不乱，所以也叫定，并且说这是真正的禅、真正的定。从外面看叫做禅，从内看叫做定;实际上，坐禅、禅定，是指同一椿事。也可以叫三位一体的不二法门吧!
注解
(注1)有关《坛经》的考证，最早有日本的宇井伯寿撰《第二禅宗史研究》第一篇「坛经考」;在中国有印顺法师的《中国禅宗史》第六章「坛经之成立及其演变」;此外，铃木大拙、柳田圣山等日本学者，均对坛经作过考证的工作;在美国的坛经英译，我所见到的两种：(1)ThePlatfotmSutraofTheSixthPatriarchbyPhilipB.Yampolsky(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67)(2)ThePlatformScripture-TheBasicClassicofZenBuddhism,translatedbyWing-tsitChen.
(注2)本文对《坛经》文句的引用，是依据大正大藏经的宗宝编集本。(大正大藏经
160页
，以下简称大正)
(注3)《坛经》，大正四八卷三四八页上。《金刚经》，大正八卷，七四九页下。
(注4)《坛经》，大正四八，三四八页下。《金刚经》，大正八卷，七四九页上。
(注5)大正四八，三四九页上。
(注6)大正四八，三五○页下。
(注7)大正四八，三五一页上及中。
(注8)a《坛经》定慧品，大正四八，三五二页下。b《文殊说般若经》，有两种译本：(1)《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上下二卷，梁扶南国三藏曼陀罗仙译。(2)《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一卷，梁扶南国三藏僧伽婆罗译。提及「一行三昧」的是二卷本的卷下，见於大正八，七三一页。为四祖道信所引者，亦正是此段经文。
(注9)《坛经》定慧品，大正四八，三五二页下。
(注10)大正四八，三四九页上。
(注11)道信的资料被收於《楞伽师资记》，其所引《文殊说般若经》的内容，见於大正八，一二八六页下至一二八七页上。
(注12)大正四八，二九八页中。「那伽」是龙，佛常在定如龙。
(注13)大正四八，三五一页中。
(注14)大正四八，三五○页下。
(注15)大正四八，三五○页上。
(注16)大正四八，三五○页上。
(注17)《维摩经》有前後三译：(1)《佛说维摩诘经》二卷，吴支谦译;(2)《维摩诘所说经》三卷，姚秦鸠摩罗什译;(3)《说无垢称经》六卷，唐玄奘译。梵文维摩诘，有「净名」、「无垢称」两种意译。
(注18)大正四八，三五一页上。
(注19)大正四八，三五二页上。
(注20)大正一四，五二○页中有云：「菩萨以意净故，得佛国净」。又於大正一四，五三八页下云：「依佛智慧，则能见此佛土清净」。又云：「若人心净，便见此土功德庄严。」
(注21)大正四八，三五二页下。
(注22)大正一四，五四二页下有云：「我问道场者何所是?答曰：直心是道场，无虚假故。」此下尚有发行、深心、菩提心、六波罗蜜、四无量心等，都是佛的道场。道场即是佛土。
(注23)大正四八，三五三页上。
(注24)大正一四，五三九页下。
(注25)大正四八，三五三页中。
(注26)大正一四，五三七页下。
(注27)大正四八，三四九页下。
(注28)大正一四，五五○页中至五五一页下。
(注29)大正四八，三五二页下。
(注30)行由品，大正四八，三四九页上。
(注31)参看《坛经》般若品及定慧品，讲解般若、真如、定及慧之与心性之关系。
(注32)参见(注28)。
(注33)定慧品云：「定慧一体，不是二。」大正四八，三五二页下。
(注34)行由品云：「不是幡动，不是风动，仁者心动。」大正四八，三四九页下。
(注35)行由品云：「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大正四八，三四九页下。
(注36)般若品云：「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大正四八，三五一页上。
(注37)般若品无相颂云：「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大正四八，三五一页下。
(注38)咐嘱品云：「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大正四八，三六○页上及中。
(注39)大正四八，三五一页中。
(注40)《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一，一切佛语心品云：「显示一切说成真实相，一切佛语心」。大正一六，四八四页上。
(注41)般若品，大正四八，三五一页上。坐禅品，大正四八，三五三页中。
(注42)《梵网菩萨心地戒品》卷下有云：「金刚宝戒，是一切佛本源，一切菩萨本源，佛性种子一切众生皆有。」又云：「本源自性清净」。大正二四，一○○三页下。
(注43)大正四八，三五○页下。
(注44)《妙法莲华经》卷三，大正九，一九页中有云：「如彼大云雨，於一切卉木丛林及诸药草，如其种性，具足蒙润，各得生长」。
(注45)大正四八，三五五页下。
(注46)《妙法莲华经》卷一，方便品云：「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知见，使得清净故，出现於世。」大正九，七页上。
(注47)a.《坛经》忏悔品的引文处，大正四八，三五四页中。b.被引用的《华严经》文：(1)出於六十卷本第六卷净行品，为「自归於佛」。大正九，四三○页下。(2)出於八十卷本第十四卷净行品，亦为「自归於佛」。大正十，七○页上。
(注48)a.《坛经》引文处，大正四八，三五二页上。b.《观无量寿佛经》被引之处有「阿弥陀佛，去此不远」之句。大正一二，三四一页下。c.《阿弥陀经》有「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人世界名曰极乐」之句，大正一二，三四六页下。
(注49)四弘誓愿，在诸经典中，有不同的表现：(1)《道行般若经》卷八是诸未度者悉当度之，诸未脱者悉当脱之，诸恐怖者悉当安之，诸未般泥泅者悉当泥泅。(2)《法华经》卷三药草喻品，有与道行般若经相同的四宏誓愿。(3)《菩萨璎珞本业经》卷上，是以苦集道灭的四圣谛为四弘誓愿。(4)《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卷七，则以誓度一切众生，誓断一切烦恼、誓学一切法门，誓证一切佛果，为一切菩萨的四愿。以上资料参阅日本《望月佛教大辞典》一七五五页及一七五六页。
(注50)a.根据印顺法师的《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六一四页有云：「太虚大师曾说：天台与贤首，从禅出教，是重经的。三论与唯识，是重论的，重传承的。」印顺法师接著又说：「然从学派的发展去看，一切大小宗派，都是根源於禅观的修证。等到从禅出教，形成大流，学者大都就重於传承及论书了。」此书於一九六八年六月初版，出版者为印顺本人，流通处为台北市的慧日讲堂。b.菩提达磨的《二入四行》有云：「理入者，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俱为客尘妄想所覆，不能显了。若要舍妄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於文教，此即与理冥符。」大正四八，三六九页下。
(注51)此在《法华经》卷一方便品，曾叙述：释迦世尊将说法华经时，预言「若说是事，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当警疑，增上慢比丘，将堕於大坑。」大正九，六页下。
(注52)《坛经》忏悔品有云：「从前所有恶业，愚迷、骄诳、嫉妒等。」又云：「善知识!心中众生，所谓邪迷心、诳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如是等心，尽是众生，各须自性自度，是名真度。」大正四八，三五四页上。
(注53)大正四八，三五○页下。
(注54)同前注。
(注55)般若品有云：「吾有一无相颂，各须诵取。」大正四八，三五一页中。
(注56)大正四八，三五三页上。
(注57)大正四八，三五三页下。
(注58)大正四八，三五四页上。
(注59)大正三二，五七六页中有云：「心起者无有初相可知，而言知初相者，即谓无念」。
(注60)大正八，七五一页中。
(注61)《坛经》忏悔品所用句子。大正四八，三五三页下。
(注62)《坛经》般若品云：「若见一切法，心不染著，是为无念」。大正四八，三五一页上。
(注63)大正四八，三五○页下。
(注64)大正四八，三五○页下。
(注65)大正八，七四九页上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注66)大正八，七五○页中。
(注67)《坛经》忏悔品云：「劝善知识，归依自性三宝，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自心归依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离财色，名两足尊。自心归依正，念念无邪见，以无邪见故，即无人我贡高，贪爱执著，名离欲尊。自心归依净，一切尘劳爱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者，名众中尊。」大正四八，三五四页中。
(注68)《坛经》坐禅品，对於坐禅的定义，有其独特的界定法，参阅大正四八，三五三页中。
《坛经》思想简析
《坛经》，唐惠能说，法海集记，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现行本有四种系统：第一，敦煌本，不分卷，现今计有六种不同的抄本。(1)旅博本，即旅顺博物馆藏本，现下落不明，只有首尾两页的照片。(2)S5475号，即斯坦因本，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馆，收于{大正藏》第四十八册。(3)冈48号，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为片段。(4)敦博077号，即敦煌博物馆藏本。(5)北敦8958号，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残件。(6)西夏文抄本，共12残页，现分藏各处。第二，惠昕本，二卷。原本是晚近在日本京都堀川兴圣寺发现的覆刻宋本，题作《六祖坛经》。此本原为宋邕州罗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听以古本文繁，·于干德五年(967)所改订，分二卷，十一门。绍兴二十三年(1153)晁子健于蕲州刊行，后流传日本，经兴圣寺翻刻。第三，德异本，即曹溪原本，不分卷，但开为十门，题作《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此本是元代德异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所刻古本。第四，宗宝本，不分卷，亦开为‘卜晶，是元代风幡报恩扔禅寺住持宗宝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所改编，题作《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前有德异序。现今存世的古代《坛经》抄本、刻本总计二十余个，大致不出上述五个系统。
关于本书作者之问题，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争论，其起因为胡适于1930先后发表《荷泽大师神会传》、《坛经考之一——跋曹溪大师别传》，主张坛经之作者非为六祖惠能，而系其弟子神会。从目前讨论的情况看，大多数学者认为，胡适的主张是不确切的。《坛经》的主体部分(即较早形成的部分)仍然能够代表六祖惠能的思想。本文即以《坛经》为依据对慧能的佛学思想作简单论述。
一、“心”与“性”
慧能是不识文字却能悟道开山的典范。为了确立“自性成佛”的宗旨，他一方面倡导“佛是自性作，莫向心外求1n，“若向身中觅自见，即是成佛菩提因”;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破除人们对经典、偶像等权威的崇信，认为“一切经书及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用人置，因智慧性故，故然能建立。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无不有。”为确立人内心的自觉与自信，禅宗走上了贬损外在权威、仪式的道路。后期禅宗所出现的毁经谤佛，如丹霞天然那样取寺中木佛取暖的极端行为，正是这一精神的体现和发展。自性自度原则的确立将成佛之道归结为个体的瞬间顿悟。“直指心源”的“见性”当然是仅属于个体的独有直觉体验。这样的体验若欲借助于作为公共交流工具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自然是难于尽如人意的。从这个角度看，“不立文字”的原则确实是禅宗唯—‘可能的选择。而《坛经》的“三无”之旨以及在此基点之上得出的“顿悟”之法门确实构成了禅宗“不立文字”的重要根由。要搞清楚“三无”之旨，还须从“心”与“性”的概念说起。
由于慧能理论兴趣并不太高，更重要的是由于《坛经}的口语化叙述与成文成书过程的复杂性，作为慧能禅法及南宗禅的宝典，{坛经》对概念的使用随意性较大，内涵并不很清晰、稳定。但经过梳理，仍能见出系统性和大致的内涵。从心性论角度提纲契领地说，自心与自性是《坛经》最重要的概念，完全可以作为其核心范畴。
“性”是《坛经》中最常出现的概念，它也称为“自性”，与此相近的概念还有法性、本性、自本性等。《坛经》云：“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见。”’又说：“见自本性，即得出世。”’在《坛经》里，自性既是万法之本体，又是众生之本体，也是众生成佛之根据。总括《坛经》所言，自性可有以下五义：其一，自性是清净性。“自性清净”、“自性常清净”‘等语屡屡出现。其二，自性是真如性。《坛经》称，自性“即自是真如性”‘，所谓真如性就是真实如此的本性。其三，自性是智慧性，“本性自有般若之智”’。其四、自性是空寂性。《坛经》认为众生之本源空寂，“性本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性”是超时空、无生灭、无去来的绝对之存在。其五，自性是含藏义。“自性含万法，名为含藏识，”’即是此义。以上五义可以合并为“真如佛性”而言之。换句话说，《坛经》所言之自性是蕴含于众生之中的真如理体。因此，它才有诸多功能——含容万法、观照万法、思量自、化及生三身佛。
“心”作为主体性范畴在佛学中逻辑地包含了真心与妄心两方面。与北宗禅以真妄混合释“自心”不同，《坛经》所言之“自心”是超越真妄二元对峙的“当下现实之心”。与此义相近，《坛经》中亦用自本心、本心替换“自心”而使用之。“本心”之“本”是本来状态、本来如此、本来清净的意思。在此意义上，“本心”也就是净心。《坛经》说：“菩提般若之知，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这是说，菩提、智慧、觉悟就是众生之心的本来状态，是众生之心的本质，不过由于其迷惑即无明而使其妄染。这一解释符合心性本净的模式，但其将妄染的“客尘”之来源全归于主体的迷惑，使这一心性论模式所著力强调的主净、客染的性质区分在主体心之-上得到统一。这一变动使“客染”失去了非染其心不可的必然性，使众生之心本净的一面得以抬升其地位。在此前提F，慧能强调本心的重要性就是必然而合理的。这一心性定位明显不同于北宗禅，尽管二宗所使用的概念是相同的。正是以众生之本性为净的前提下，{坛经》也改变了北宗禅关于体用的见解。尽管从“用”的角度看，心之起动、作用必然有两种情况、两种可能，但是慧能认为善心、净心与本心是一致的，而恶心、染心则是与本心相违的。从体用关系看，恶染之心用并非心体的真实作用，也不是心体必然而有的功能，它祗是众生之心的一时迷乱所致。这是《坛经》体用关系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慧能又十分强调净心就在妄心之中。《坛经》说：“何不以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众生“自色身中，邪见烦恼，愚痴迷妄，自有本觉性。”’慧能甚至明确地说：“净性在妄中”，“淫性本是清净因”。慧能认为，本心与现实心、真心与妄心，虽然层次与性质有所不同，但彼此又是体用一如的关系，众生不应离妄另去求真，而是要即妄求真，或者说即妄显真。这就是“呈自本心”之禅法的来由，也是南宗禅区别于北宗守本真心之禅法的根本原因所在。
正如方立天先生所说：“作为慧能《坛经》主要思想范畴的心与性，两者的关系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是对立、统摄、依存和同一的多重关系。”‘不过，《坛经》中著名的“心地性王”’命题之中所涉及之“心”，指的是作为众生主体的整体的“心”，网罗了“心”之所有方面。所谓“心地”也就是心之本体、本性，这样的“心地”自然是自性了。从以上角度所言之“心”与“性”的关系，自然可以有如上引文所说的几种关系。从“心性本体”论的角度看，“心”与“性”，准确地讲是“自心”与“自性”，袱能有一种，即同一关系。这种“心性”同一可有两方面意义：一是就众生的证悟即解脱方面而言;二是就含容万法来说，“心”与“性”也是同一的。前者是就佛性而言，后者是就“法性”而论。总合二义，“自心”即“自性”，既是众生的本体，也是万法即万物的本体。而“三无”则是“自性”、“自心”的“体”、“相”、“用”。
二、“三无”宗旨
所谓“三无”是指《坛经》所说的“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无相”的标准定义是“于相而离相”。“外离一切相，但能离相，性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这样的“无相”是对心体本然状态的一种说明。世人对于声色诸相容易产生执着，神秀等北宗禅师教人看心就易于着于心相，看净而着于净相亦有违心体的本来面目。取相着相就障蔽了自己的本性，如果离相就可顿见性体的本来清净，如云散而虚空明净一般。所以，无相不祗是离一切相，更是因离相而显性体清净，因而自心是以无相为体的。不过，《坛经》并未停留在这一层面，而是着重于其运用。它对一切修为，统统冠以“无相”的。限定词，如“无相戒”、“无相忏悔”、“无相三皈依戒”、“无相偈”等等，都是它的具体化。特别是其“无相戒”更是《坛经》的一大特色。“无相戒”全称为“无相心地戒”，“心地”即自性、佛性。《坛经》中两次引《菩提戒经》所言“戒本源自性清净”。据杨曾文先生研究，慧能的无相戒与《菩提戒经》所言之“佛性戒”、“持心戒”有关。因佛性、心体(禅宗将二者看作一回事)是无相之实相，所以可称之为“无相戒”。慧能不是简单地继承此“佛性戒”的提法、作派，而有很大发展。具体的进展就是将其与“四弘誓愿”、“忏悔”、“三皈依”融为一体。这样的嫁接，使得戒体被牢靠地建立在心体之上。隋唐以来，律学对戒体为何叠有争论，是“色”?是“心”?还是“不相应行”?众说难一。“《坛经》摈弃了律学的各种主张，将戒体统一于修体，并定修体为无相，使得戒律的意义完全变了。因为戒律是种外在的行为规范，需要以特殊的仪表相状贯穿于衣食住行等各种宗教和非宗教生活中。假若取消了这种仪表相状，使戒律仪规置于不着诸相的原则之下，就等于消解了它们应有的拘束、制约的功能。”杜继文先生的这段评论准确地揭示了慧能“无相戒”的意义，但对其评价稍多贬抑。因此，还应补充一点，“无相戒”实际上是弘扬“自净其意”的内省修习。如宗密在《圆觉经大疏钞》卷三疏解“修悟”时说：“谓以无相为修，分明为悟。悟即慧也，用也。修即定也，体也。荷泽云，即体而用。”’这是荷泽神会对“无相”之修悟的诠释。这样的“悟”、“修”结合，昭示的是一种不拘外在行迹而专注于内心的反省，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大为发扬，贯彻其中的是伦理的自愿、自觉的原则。，这一变革，符合大乘佛教以“心”的转变为旨趣的宗教品格。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坛经》中的提法，而在于众生在修行实战中应该寻求自愿、内省与强制、监督两种力量之间的平衡与合力。后期禅宗所出现的抛开一切戒律、规章的“狂禅”作派，便是两种力量失去平衡的必然结果。
“无住为本”的命题是从《维摩诘经》“从无住本立一切法”演化而来的。依僧肇的释文，“无住为本”就是“以心动为本’“。这与《大乘起信论》以心之初动为世界生灭的根源是一致的，所以，可以简单地说“无住”就是“心动”。《坛经》说：“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无有断绝。若一念断绝，法身即是离身。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于一切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人的本性是念念不住的，在一生中从不断绝。“性”本来不住，从本来不住的自性起一切法。依《肇论》’解释，一切法是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的。仔细观察起来：“昔物自在昔，不从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从昔于至今。”念念相续，这是生命的律动，然而其实质却是“法法不相到”，“性各住于世”的。人们不了解“知往物而不来，而谓今物而可住”，所以就念念执着了。《坛经》反对众生顾恋过去，欣求未来，执着现在，在念念中系缚，往来生死。因为这种理解，与佛教的生命观、时空观相距甚远，甚至是背道而驰的。众生若能体悟自性、自心的本来不住，一切法是迁流不息，难有固定之相可住，树立了这样一种生命观、世界观，就会对一切对象、一切事情都来而不住，去而不留，如雁过长空，不留痕迹。这就是念念相续而不住的生命的真实相状。慧能的目标在于将作为生命之真相的“无住”转作实践的原则，从而使心无所住，不执着：情无所寄，无爱憎。这种念念不住的心，是自在无碍、随心任运的。所以，南宗禅坚决反对所谓“直言坐不动，除妄不起心”的“枯木禅”，而提倡在行住坐卧动静语默中自见本性，在活泼自在无碍的境界中，当下顿悟。
“无念”一语，在佛教其它典籍中偶尔也用，集中加以发挥的是《大乘起信论》。《起信论》云：“心起者，无有初相可知，而言知初相者即谓无念。是故一切众生不名为觉，以从本来念念相续未曾离言，故说无始无明。若得无念者，则知心相生、住、异、灭，以无念等故。”《起信论》将“无念”作为心体和最高境界的同义语，用以突出“心”的本然状态为“不动”的静态。在《起信论》中，“无念”是心体离言静寂，心相的流动迁流全不复存在的状态、《坛经》所言则与其相反。《坛经》言：“于一切境上不染，名为无念;于自念上离境，不于法上念生。”慧能以为，生命的本性就是念念不断的，如真的什么念都没有，“一念断即死，别处受生”，所以劝人莫以“百物不思”为目标。同用“无念”一语，《坛经》变《起信论》的静寂义为“心动”义。因此，《坛经》中的“无念”属于心用的范围，它的标准定义是：“念而不念”，“于一切境上不染”。念是心之动，心所对的是境(法)。一般人于境上起念，如境顺于心思则起贪念，如境违逆其意念则起嗔心。这样的念是依境而起、随境而转的。这样的念是妄念，众生终日被境所驱使，不得自由与自在。所以{坛经》说“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念从此而生。”因此，无念就是“于自念上离境，不于法上念生”，也就是不依境起，不依境转。“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无者，离二相诸尘劳;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自性起念，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于自念上离境”，主体之心虽然还能听、能见、能思，但这种见、闻、觉、知却不受外境所染，不受外物的干扰。流传颇广的“风动”还是“幡动”的掌故就很能觉知(认识活动)，而是要人们把对说明问题：“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面对世俗世界而不受制于世俗世界，认识外境、内境而不对其产生执着。这就是“无念为宗”的实质所在。它无意于强行抑制主体的见闻外境的直觉感受完完全全转化成为内心的自觉体悟。
《坛经》所使用的概念系统以自心(自性)为中心，并且以“无相”、“无住”、“无念”诠释心之“体”、“相”、“用”，从此悟入自性就可见性成佛。不过，《坛经》言“三无”的顺序是“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不合于先“体”后“用”(相)的体用表述惯例。然而，考虑到以下三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一，慧能及其同代禅师文化水平不高，难于如同台、贤、唯识诸师般从事严整的逻辑思维，这种表述显得朴素、古拙，倒也合乎其身份：其二，以“无念”为首，显然表示禅宗将解脱修行法门置于更重要地位的意图，以“宗”为“无念”之谓词，表明其立“无念”为宗眼的鲜明态度。其三，《坛经》敦煌本第一七节的具体论述，还是先言“体”后言“用”的。
三、“心用通性”与“顿悟成佛”
《坛经》是以“自心”为中心范畴的`。“无相”是性体清净的“体”，无住是本性无缚、心无所用的“相”，无念是真如起用、不染万境的“用”。从此悟入就可“见性成佛”。”《坛经》说般若、定慧都是约“自心”而言的。如《坛经》说：“般若常住，不离自性。””自性心地，以智慧观照，内外明尺，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自心”、“自性”就是众生生命的本然状态，无相、无住、无念是“自心”的“体”与“用”。如此看来，禅人所孜孜以求的悟境并不神秘，而是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本然状态之中。这样，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目的就在于揭示出一种全新的修行方法，提倡直觉能力的自然发挥，简化修行成佛的顺序、步骤，以般若之智悟见自心佛性、顿入佛地。这是围绕着顿悟而展开的修行方法。将自心“三无”之旨归贯彻于日常事务及其修行活动之中而不光停留于义理讨论，这是禅宗的特色。这种贯彻，在心性思想上表现为对于“直心”的特别强调。在门风上表现为随缘任用的“顿悟成佛”论。
“直心”一语出于《维摩诘经·佛国品》所说“直心是菩萨净土”。僧肇对此解释说：“直心者，谓质直无谄，此心乃是万行之本。”’此经“菩萨品”说“直心是道场，无虚假故”，僧肇解释说：“直心者，谓内心真直，外无虚假，·斯乃基万行之本，坦进道之场也。”此中所言“直心”是指坦诚正直之心。《起信论》释“发心”时说：“一者直心，正念真如法故”，亦即随顺真如实相之正念是也。《坛经》将“东山法门”之精髓“一行三昧”用“直心”释之：“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净名经}云：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莫行心谄曲，口说法直，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直心，非佛弟子。但行直心于一切法上无执着，名一行三昧。迷人着法相，执一行：昧，直心坐不动，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这里所言之“直心”是一种对任何事物无所爱恶、无所取舍的自然无为的立场和态度。从“三无”之旨出发，慧能以“但行直心”变“东山法门”之坐禅看心为随缘任用。慧能批评北宗静坐不动的禅法是障道因缘，他认为：“若言看心，心元是妄，妄如幻故，无所看也。若言看心，人性本净，为妄念故盖覆真如，离妄念本性净。不见自性本净，起心看净，却生净妄。”‘依慧能之见，看心看净的禅法不仅不能使人解脱，反而成为使人着相执着的枷锁。《坛经》的这一理论，对后世禅宗的影响甚深且远，是禅宗随缘任用作风的根由。
从“顿悟说”的历史发展看，此说当然并非慧能首创，但是慧能却是将顿悟作为解脱成佛之根本方法的第一人。南宗禅与北宗禅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一个主“顿悟”，一个主“渐修”。因为北宗禅师虽然将众生的本性定位于“自心”观之，但众生与佛共有的本体却是真心，因此必然的修行法门便是“守本归真”，以净心对治、磨灭妄心以显现清净圆明的心体。这也是《最上乘论》反复强调“但心真谛，守自本心”，“但了然守本真心，妄念云尽，慧日即现”的原因。宗密将北宗禅的宗旨概括为“息妄修心”是很准确的。一个“修”字，一个“守”字，确实是北宗心性论的最大特征。而南宗禅则提倡“直指人心”的“见性成佛”之法门。如《坛经》所说：“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是故将此教法流行后代，令学者顿悟菩提，令自本性顿悟。”“迷者经累劫，悟者刹那间。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慧能认为，众生无须经历累世的修行，祗要刹那间领悟自心等同于佛性，便是成佛之时。他以亲身经历告诉禅者，自己就是在其师弘忍处顿悟的。这一“顿悟”思想，王维在《六祖能禅师碑铭》中作了如下记述：“举手下足，长在道场。是心是情，回归性海。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穷小无疑，直开宝藏。”
慧能的这一学说，开辟了一条简易成佛的道路，影响巨大，被后世称之为“六祖革命”。既然成佛在一念之间，祗是对“即心即佛”的刹那直觉和体悟，那么，传统佛教所主张的读经、坐禅等一系列修行功夫，也就失去了中心地位。传统佛教重视诵经，慧能却主张“不立文字”而直须自悟;传统佛教提倡布施、造寺、立像等功德行为，慧能却视之为“修福”而非积功德;传统佛教主张念佛往生西方净土，慧能却指出，“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传统佛教主张坐禅用功，慧能却反对传统意义上的“坐禅”，以“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主张“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的新观念;传统佛教鼓励出家修行，慧能却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慧能打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旗帜，开创了仅仅依靠信仰的自力成佛之路。这一派别，作为解脱成佛的修行实践，要从“自识本心”的简易功夫入手，即“直指人心”;作为解脱成佛的理论前提，要求理解’、体味“见性成佛”的意义，因而要“自见本性”。作为南宗禅的完整体系，二者互相联系、渗透，融为一体。“顿悟”就是二者相统一的自然的延伸。
我们说，禅悟的本旨就是对生命本体的本然状态——“自心”、“自性”的体悟，而“三无”是自心的三种相状。也就是说，这生命的本体——本心、自性，在禅者那里，是清净无染的，是常在而超离衫恶染净的。对于这样的生命本体，如果用常识、推理去做理性的追求、分析，那是不可能得其精髓的。因此，在禅宗看来，“见性成佛”与“不立文字”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任何语言文字祗是人为的枷锁，它不仅是有限的、片面的，僵死的、外在的东西，不能使人真正把握到真实的本性。而且正是由于执着于这种思辨、言说以及认识活动，反而束缚了众生的心智，阻碍了众生把握真性的能力的发挥。禅宗抛开了这一工具，干脆用种种形象的、直觉的方式表达和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和传递的东西。《景德传灯录》卷四的那句名言，很好地概括了禅悟所具的难于表达的特性：“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佛法的胜义谛即最高义是绝对不可言说的。如果有人试图从文字上去求解佛法，便是痴人，因为“言说者，众生妄想故。”《楞伽经》明确宣言：“第一义者，圣智自觉所得，非言说妄想境界，是故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义。言说者，生灭动摇展转因缘起。若展转因缘起者，彼不宣示第一义。”’禅宗受四卷本《楞伽经》影响很大，禅宗因此也认为，思想、文字与真如佛性以及众生之自心，实不相及。简言之，禅宗之旨祗可意会，不可言传。实际上，禅宗在常人看来，意会亦复不可得，何况言传?禅，不可言说毕竟又要言说，不可表达却必须有所表达：既不能落入平常的思辨以及理性、语言层面，又必须藉助于某种手段传达某种悟境。禅宗的这种矛盾，正好预示了慧能及其以后禅宗发展、变迁的轨迹。南宗禅之“自心”是一种缘构发生型的“当下现实之心”，是心灵世界向外境、外物的全面开放。在开放态中，自我与外在世界在视域交融中当下证成清净的心、性合一状态。这里，未发或待构成的自心是真如心即真心，心体之发用流行便成有体有用的“当下现实之心”。禅宗与华严宗一样，同持真心立场。但与华严宗不同，禅宗是将此真心加以个体化而变为自心，再将自心依“心用通性”原理加以诠释便成“当下现实之心”。这一变化，改变了北宗禅将真心看作静态的死寂从而主张消极地修成净心、守住真心的路向。正因为这一改变，才有了禅宗随缘任用、任性逍遥的生活化、行为化的顿悟解脱方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六祖革命”的历史意义不可低估。真正能够将禅法从静坐修禅的方式解放出来的是六祖慧能。后来的禅宗继承的正是慧能禅的这一发展路向。理论高低与深广不同，境遇自然有别。此中原因，不光是人为压制、辩论可以促成。我们认为传统上以慧能为禅宗的实际开创者是正确的。无论从禅宗的理论基础上，还是从修行实践上，以道信或者弘忍为禅宗开创者的说法都是找不到充分根据的。现在的证据大多集中在宗派的组织形式与规模方面，是很难成为定谳的。
《坛经》的“顿悟思想”
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是佛教南禅宗的奠基者，是中国佛教史上里程碑式的领袖人物。他一字不识，但在其圆寂之后，弟子们根据他身前说法记载下来的《坛经》，却成为唯一一部称之为经的汉文佛教经典著作。
在这部经典中，慧能大师以佛性论作为其禅学理论的基础，“以空融有，空有相摄”，从此衍生出即心即佛、自在解脱的解脱理论，以及“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修行法门。这些思想，在继承六朝佛学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创新，形成了一种具有革命性价值的理论体系，进一步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不仅在其时成为南宗禅的核心理论，而且在其后，经过弟子神会和尚的弘扬，最终成为禅宗的指导思想，为广大信众所尊奉。更应该指出的是，《坛经》思想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宗教界而广披思想文化界，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关于此点，前人多有论说，毋须赘述。当今要对慧能大师思想作进一步深入研究，其重要前提之一，必须回归经典，重读经典，以期建立研究的厚实基础。本文在此种思想的指导下，对《坛经》的核心思想“顿悟”做一解读，方隅之。
《坛经》中最大的闪光点、也是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便是其“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思想。此一思想，通过其弟子神会和尚的弘扬，走出岭南，影响遍及北方，日后随着北宗的衰微，“南顿北渐”的定评，竟然成为判定南北宗乘高下的标准。但是，当我们仔细品读《坛经》的时候，可以发现，慧能在强调“顿悟”，指出其与“渐悟”的差别的同时，并未对其进行完全的价值评判，其论说之宗旨，乃在通过“顿”“渐”之对比，建立自己的佛学理论，而非进行是非的评价。从下面所引《坛经》之语，便可见出其大意：
‘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
真如本性。是故将此教法流行后代，令学道者顿悟菩
提，令自本性顿悟。”
‘(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
现真如本性。《菩萨戒经》云：‘我本元自性清净。’
识心见性，自成佛道。”
“说通及心通，如日处虚空，惟传顿教法，出世
破邪宗。”
‘仳但是顿教，亦名为大乘，迷来经累劫，悟则
刹那间。”
“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顿教大
乘，念佛往生路遥。”
在以上这些论述中，非常清楚的表明以下几层意思：
1.世界的本真，在于人的本性，而人的本性，就其本质而言，是清净不染的，亦即慧能自己所言的“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之意，世人只要顿见这真如本性，便可自成佛道。
2.说明“顿悟”之法在解脱道路上的迅疾功效，一悟之后，“见西方只在刹那”;反之，则是“念佛往生路遥。”
3.以自己悟道的亲身经历，说明“顿悟”之法的高明之处，即“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
在这些论述中，将“顿悟”的理论基础、顿悟的功用等思想解释得非常清楚。所需注意的`是“惟传顿教法，出世破邪宗”之句，从外表看，似有推崇本宗之意;但如果研读全经，仔细品味，可以考见此处所言之“邪宗”，似不应包括“渐悟”在内，从其论“顿”“渐”之不同，便可推而见之：
‘世人尽传南能、北秀，未知根本事由。且秀禅师，
于南荆府当阳县玉泉寺主持修行;慧能大师于韶州城东
三十五里曹溪山住。法即一宗，人有南北，因此便立南
北。何以顿渐?法即一种，见有迟疾，见迟即渐，见疾
即顿。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立渐顿。”
‘墩即无顿渐，迷悟有迟疾，若学顿教法，愚人
不可悉。”
‘善知识!法无顿渐，人有利钝。迷即渐契，悟
人顿修，自识本心，自见本性，悟即元无差别，不悟
即长劫轮回。”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以来，顿渐皆立无念
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从以上所论可见，《坛经》认为，从宗乘的本旨而言，“顿”“渐”本为一宗，并无差异，都“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何谓“无念”、“无相”、“无住”?慧能解释说：“何名无相?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不念;无住者，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无有断绝;若一念断绝，法身即离色身。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于一切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善知识!但离一切相，是无相;但能离相，性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于一切境上不染，名为无念;于自念上离境，不于法上生念。”在这一大段阐述中，慧能用“中道”思想，详细解释了“无念”、“无相”、“无住”的意义，慧能所说之依据，即大乘的“中观”思想，同为大乘的北宗禅，自然不会有违此教义，所以，慧能才会认为“法即一种”，“教即无顿渐”。那顿渐的差别何在?从《坛经》看，主要在于以下数端：
1.以人而言，神秀在北方，而慧能在南方，故分“南北”，即“人有南北，因此便立南北”;
2.以内容而言，北宗与南宗之主要差别在于内心领悟佛法大义之快慢不一样，“何以顿渐?法即一种，见有迟疾，见迟即渐，见疾即顿”，说的便是这一意思。
3.从修行者的根性而言，利根之人为“顿”，钝根之人便为“渐”。“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立渐顿”;“法无顿渐，人有利钝。迷即渐契，悟人顿修”。这种解释，很清楚说明修行者因根性之不同，决定其在修行过程中，出现“顿”“渐”的差异。
以上所引之言已经非常清楚表明，“顿”与“渐”，是两种不同的修行方法，其差异，在于悟道的快慢而已，本质上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出现这些差异的内在原因，在于修行之人根性之不同，两者间并不存在根本上的差另Ij。
从上所言，可见慧能并未从根本上否定“渐修”。但“顿”与“渐”毕竟存在差别。这种差别，在慧能看来，主要在于修行者如何体认原始佛教中所言“戒、定、慧”的修行阶次。依传统佛教教义，修行者要破除迷妄，进入解脱境界，首先在于通过外在戒力的作用，使修行者内心生出定力，主动抵御外在世界的种种诱惑，由此而生出智慧，破除迷妄、烦恼，从而进入涅椠的境界。“戒、定、慧”三者，有着一定的阶次顺序，修行者须循序渐进;方能达到目的。
慧能“顿悟说”的革命性，在于打破了“戒、定、慧”的等次顺序，将“戒、定、慧”等同视之。此一新的观点，在理论层面上，强调心性的本体作用，破除了对“法相”的执着;在修行实践层面上，缩短了修行的时间与路径，“见西方只在刹那”，给予修行者一种极大的自信，显示出一种新的修行方便法门。从下面所引经文便可见出：
‘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第一勿迷言定
慧别。定慧体一不二。即定是慧体，即慧是定用。即
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善知识!此义即是
定慧等。学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
定慧各别。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口说善，心不善，
定慧不等。心口俱善，内外一种，定慧即等。”
‘善知识!定慧犹如何等?如灯光。有灯即有光，
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即有二，
体无两般。此定慧法，亦复如是。”
“大师谓志诚曰：‘吾闻汝师教人，唯传戒定慧，
汝和尚教人戒定慧如何?当为吾说。’志诚曰：‘秀
和尚言戒定慧：诸恶莫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
自净其意名为定。此即名为戒定慧。彼作是说，不知
和尚所见如何?’慧能答曰：‘此说不可思议，慧能
所见又别。’志诚问：‘何以别?’慧能答曰：‘见有
迟疾。’志诚请和尚说所见戒定慧。大师言：‘汝听
吾说，看吾所见处：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乱自性
定，心地无痴自性慧。’慧能大师言：‘汝师戒定慧，
劝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劝上人。得悟自性，亦不立
戒定慧。’志诚言：‘请大师说，不立如何?’大师言：
‘自性无非、无乱、无痴，念念波若观照，常离法相，
有何可立?自性顿修，立有渐次，契亦不立。”’
在这些论述中可见，慧能认为，“定慧体一不二”，二者相互涵容，定中有慧，慧中有定，犹如灯与光一样，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与光，是体与用的关系，“定慧”亦复如此，两者更无本质差别。既然如此，当然也就没有先后等次的差异。领悟及此，在修行时，也就没有必要强分戒定慧的阶次。慧能还特别指出，世人强分戒定慧的阶次，乃是执着于法相，心口没有统一，这乃是一种法执。缘此，他批评神秀所说的戒定慧是为“小根智人所言”，而他所说的“定慧无别”，乃是为上根智人而言。慧能还进一步指出自己所言戒定慧统一的根本，在于人的“自性”，即要求“自性无非、无乱、无痴，念念波若观照，常离法相”。这样，慧能在其心性论的基础上，对戒定慧作了新的解释，给予其新的内涵，其意义，在于破除了执着于法相的错误看法，而建立了自己以空摄有，空有一如的观点。此种新的佛学观点，在其时，确实具有惊世骇俗的效用。以致于神会在南阳临湍驿向以“诗佛”著称的诗人王维宣扬此种“定慧等学”的新观点时，王维会惊愕地说“大奇，曾闻大德皆未有如此说。”并评价说：“此南阳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议。”
从上所论可见，慧能强调“顿悟”，但他并未对“渐修”进行完全的否定。在《坛经》中，他多次论及到“渐修”，指出“渐修”是小根器人之所为。但是，从慧能自己的修行实践而言，他虽宣称自己“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可从《曹溪大师别传》等文献记载来看，慧能本身的修行，亦有一个“渐修”的过程。今不烦文字，抄录大要如下：
“慧能大师，俗姓卢氏，新州人也。少失父母，
三岁而孤。虽处群辈之中，介然有方外之志。其年，
大师游行至曹溪，与村人刘志略结义为兄弟，时春秋
三十。略有姑，出家配山涧寺，名无尽藏。常诵《涅
口经》。大师昼与略役力，夜即听经，至明，为无尽
藏尼解释经义，尼将经与读，大师曰：‘不识文字。’
尼曰：‘既不识文字，如何解释其义?’大师曰：
‘佛性之理，非关文字;能解，今不识文字何怪?’众
人闻之，皆嗟叹曰：‘见解如此，天机自悟，非人所
及，堪可出家，住此宝林寺。’大师即住此寺修道，
经三年……后闻乐昌县西石窟有远禅师，遂投彼学坐
禅……时有惠纪禅师，诵《投陀经》，叹曰：‘经意
如此，今我空坐何为?’……惠纪禅师谓大师曰：‘久
承蕲州黄梅山忍禅师开禅门，可往彼修学。’……”
(《曹溪大师别传》，引自郭朋《坛经校释》附录)
以上记载尽管十分简略，但仔细分析，仍不难见出慧能大师的修行，实有几个阶段：其一，听无尽藏尼夜诵《涅架经》;其二;跟从乐昌县西石窟远禅师学习坐禅;其三;听惠纪禅师诵《投陀经》而有所悟;其四;在蕲州黄梅山弘忍大师处修学;从这些记载来看，已经十分清楚表明慧能大师自己的修行，有着一个渐进的过程，他自己所言的“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理应视为一次质的飞跃，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关节点，其变的内在要素，在于“顿见真如本性”，也就是说，他以前的修行，还未“顿见真如本性”;但如果没有以前的那些修行，他在弘忍大师处的“顿见真如本性”，是难于实现的。《曹溪大师别传》的这些记载，尽管具有“小说家言”的性质，然在无其它文献材料可资借鉴的前提下，它透露出来的此一信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言，可以见出，《坛经》中所言的“顿悟”思想，是慧能大师在佛性论思想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次宗教革新。其意义在于：从理论层面上，将六朝以来的佛性论思想进一步深化，普及化，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从宗教实践层面上，它提供给修行人一种方便法门，而对此种方便法门的领悟，须修行者具有大智之利根。“顿悟”的主要内容，是破除按照戒定慧依次修行的传统方法，而倡导“定慧等学”。值得注意的是，《坛经》在宣扬此种新的修行方法的同时，并未对“渐修”进行彻底否定，“渐修”仍是那些小根器人所必须经历的阶段。如此认识《坛经》的“顿悟”，方可望进一步接近《坛经》的本意。
《坛经》主要禅法思想
佛性思想是慧能的基本思想，也是《坛经》的理论核心。所谓佛性，也意译为如来藏性、如来性、觉性等原指佛陀的本性，后来发展为众生觉悟之因，众生成佛的可能性，这是中国佛教界对佛性的最一般的理解。
(一)佛性思想
佛性思想是慧能的基本思想，也是《坛经》的理论核心。所谓佛性，也意译为如来藏性、如来性、觉性等原指佛陀的本性，后来发展为众生觉悟之因，众生成佛的可能性，这是中国佛教界对佛性的最一般的理解。在《坛经》中，慧能有时将佛性称为性、心、心性、本性、自性、法性、真如等，这些词其义相同，都是指佛性。关于佛性首先他认为：
1、人人皆有佛性，皆可以成佛
慧能继承发扬了竺道生一阐提人皆得成佛的佛性理论，旗帜鲜明地宣扬“人人皆有佛性，皆可以成佛”的思想。这一思想在他第一次参见五祖弘忍时，就明确地表白出来了“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猲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这一番不同凡响的回答，强调了佛性人人具有，在成佛面前众生平等。此后慧能在说法中反复强调这一思想，在一部《坛经》中表达这一思想的论述也俯拾皆是。
2、自性本来清净
在慧能看来人人所本具有的自心、佛性是本来清净，纤尘不染，就象日月一样，永远明郎，只是由于妄念浮云之所覆盖，才遮盖了清净的本性。如他说：“世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这些都说明了自性是本来清净的。
3、自性本来具足，含藏一切万法
《坛经》中说：“自性含万法，名为含藏识”、“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这些都说明我们的自心、自性是万物的本源，一切万法无非是自性中所现之物。所以他说：“何期自性能生万法……何期自性本来具足……”。
4、佛性不二
关于佛性，慧能还认为佛性真谛超越万法，不落有形，是非常非无常、非善非不善，即佛性是不二的。如他说：“佛性是不二之法，《涅槃经》明其佛性不二之法，即此禅也。……佛性非常，非无常……佛性非善，非不善，是故不断，名为不二。又云：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无二……故知佛性是不二之法。”在慧能看来佛性是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的。慧能这种佛性不二的思想，在整个佛教义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这是佛教心性学说的逻辑起点，只有理解和坚持佛性乃不二之性的原理，顿悟成佛的修行方法才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二)般若思想
般若思想可以说是慧能禅法思想另一大理论来源。在《坛经》中慧能始终是以般若为方法，以如来藏佛性为目标，用般若的空观来破除烦恼的执著，以期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
在《坛经》中慧能引用了《金刚经》、《文殊说般若经》、《维摩诘经》等般若系的经典，并且在第二〈般若品〉全品都是在谈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意义。在《坛经》中慧能非常重视《金刚经》。由于慧能对般若思想的重视，使得他的禅法既干脆、利落，不落阶渐，又活泼泼地充满生机。在《坛经》中慧能很多禅法理念都是建立在般若思想下。
1、般若三昧
关于般若三昧慧能在〈般若品〉中说：“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本解脱，即是般若三昧”。他又说：“般若三昧即是无念，而所谓无念是见一切法心不染著，用即偏一切处，也不著一切处，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碍，即是般若三昧。”看来他的般若三昧就是让人于一切时，一切处，用般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无取无著，如此来去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三昧，在慧能看来若人能行此般若三昧，即能入甚深法界，甚至见诸佛境界，至佛地位。
2、一行三昧
一行三昧本是般若经中所说的18种三昧之一，在《放光般若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中，都明确的说明了它的中道内涵。在《文殊说般若经》中言一行三昧“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四祖道信据此就曾非常提倡一行三昧。而慧能则认为所谓一行三昧，是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他引用《维摩诘经》中所说“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来说明若但能行于直心，于一切法无有执著，就名为一行三昧。在这里慧能所说的直心，除了指无谄曲的心之外，还指离分别、妄想、执著的清净心，这个清净心也就是所谓应无所住，于相离相的般若心，用这颗无住、离相的般若心，任心自任，就是行直心，也就是般若三昧。所以慧能接下来说“但能行直心，于一切法上无有执著，即名一行三昧”。
3、一相三昧
所谓一相三昧出现在《坛经》<付嘱品第十>说：“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也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詹泊，此名一相三昧。”可见一相三昧也是让修行人无住离相，如果能无住离相，自然能于一切法不取不著，不生憎爱，而能使心性达到安闲恬静，虚融詹泊的境界，这也就是一相三昧的境界。总的来说无论是一行三昧或是一相三昧都是让人无住离相，达到成就菩提妙果的境界。
(三)识心见性，自修自悟
慧能在继承从菩提达摩以来的重心性转变的禅法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以“识心见性”为中心的禅法理论。这种禅法理论的基础就是大乘佛教的佛性论和般若中观学说。
慧能认为既然自心有佛，自性是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因此应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如此识心见性，自修自悟，自成佛道。在慧能这里，“识心”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自识本心有佛，本心即佛，强调的是“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二、是由了知自心本来清净，万法尽在自心而自净其心，念念无著，还得本心。后世禅宗一般也用“明心”来表示上述二义。“见性”这个概念也有两层意思：一、是了悟、彻见之义，即自见自心真如本性，自见本性般若之知;二、是显现义，即通过净心、明心而使自心本性显现出来。识心即能见性，见性即成佛道。因此从根本上说，识心和见性是一回事，但在这里的“识”与“见”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见，而是一种证悟，是佛教所特有的“现观”、“亲证”，它是不以任何语言概念或思维形式为中介的直观。在这种“识”与“见”中，没有识与被识，见与被见之区分，它是一种整体的圆融，、是自心、自性的自我观照、自我显现。
在《坛经》中慧能这种识心见性，自修自悟的思想也可谓是俯拾皆是。在〈忏悔品第六〉中，他所说的无相忏悔、传自性五分法身、自心四弘誓愿、自性三宝归戒，自性一体三身佛，这些他无不是从自心、自性来加以诠释、说明，让人自悟自修，回归本有的觉性。在他看来“不识本心，学法无益”， “众生各须自性自度”，自修自悟，识心见性。
(四)顿悟成佛的禅法思想
在中国禅学思想史上，慧能禅法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使禅宗一脉别开生命。在继承前人思想及禅法的基础上，又自然地提出了他惊世骇俗的宣言：顿悟成佛。慧能禅法思想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其“顿悟成佛”说。关于顿悟，慧能在《谈经》中有许多阐述，如他说：“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悟真如本心。”“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是故将此教法流传后代，令学道者顿悟菩提，令自本性顿悟。”“若悟无生顿法，见而方只在刹那，不悟顿教大乘，念佛往生路途。”“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
何谓顿悟?所谓顿悟就是于瞬间领悟宇宙实相之理，而实相在众生身上即体现为佛性，众生佛性为烦恼所障而不为众生所见，一旦顿悟断惑，佛性便显现。因此，众生证悟实相也就是反归自身本性，这就是所谓的“见性成佛”。因此从宗教角度看，慧能顿悟是一种快捷简便的解脱论，通过瞬间觉悟，进入佛的境界，成就解脱;如果从哲学的角度看，慧能之顿悟论则又是一种强调直觉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超越了世俗认识理论中的程式化语言以及记忆、想象、分析、推理、归纳等思维形式，而实现突发性的飞跃。但无论从宗教角度还是哲学角度而言，慧能的顿悟论所强调的只是要人返归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从人的生命主体的能动因素“心性”、“觉性”上寻找解脱的内在根据。以佛教根本教义为指导，在改变心理，转换观念的基础上使人的精神面貌产生升华与飞跃，这即是慧能顿悟成佛论的根本精神。慧能所谓顿悟成佛，虽然就是指于自心顿现真如佛性，瞬间觉悟，见性成佛，但他更认为所谓顿，乃至与之相应之渐，都是因人而言。并非是指佛法本身有顿渐之分，而之所以说顿说渐，是因为人们认识能力有差异，根性有差异。根性差的觉悟比较慢，需要渐次逼近佛性，而根性锐利的，则可以瞬间觉悟，不假阶渐。由此可见慧能的顿悟是建立在人性的差异之上的，只是因人之根机不同而立的假名施设。如他说：“法无顿渐，人有利顿，迷人渐契，悟人顿修。”
顿悟义虽非慧能始创，但慧能的顿悟说却有其独创之处。他的顿悟思想有以下一些特点：直指人心，顿悟本性;顿悟是识心见性的内省，是自心烦恼的顿除，自心佛性的顿现;顿悟是一念相应的瞬间，顿悟顿修，不落阶渐;顿悟是完全彻底的开悟，瞬间完成，完全觉悟，是瞬间实现的永恒;顿悟是自性自度的自主;顿悟是悟无所得，任性自然。
慧能的顿悟学说在中国佛教史乃至思想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慧能的顿悟是他将佛教禅学的中国化推向极至，以与印度禅根本区别的显著标志。其次慧能的顿悟禅开辟了一条简捷的成佛道路，在我国佛教史上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慧能的顿悟论在我国佛教史上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具有重大的意义及深远的影响。
(五)不二的禅法特色
通过对《坛经》的研究，可以发现，慧能在《坛经》中除了大量引用《金刚经》、《般若经》、《涅槃经》、《菩萨戒经》、《观无量寿经》等大乘经典外，他还特别重视《维摩诘经》，在《坛经》中慧能引用此经计六例之多，原因是此经提出“不二”的观念，慧能受其不二思想的影响，在讲法时，大体上都是以“不二法门”作为中心思想，他的顿教禅法就正是建立在他所理解的“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即是佛性”的思想基础上的。
所谓“不二”也就是“无二”，是《维摩诘经》等某些章节所提倡的大乘佛教的一种思维方法和修行原则。所谓二法是指生灭、垢净、善不善(恶)、断常以及生死与涅槃、烦恼与菩提之类，也称之为“二边”，指互相对立的两方(事物、概念)。而所谓“入不二”或“不二”是既不是此方，又不是彼方，如非空非有，非常非非常、非善非不善以及一相即是无相、色即是空、无明实性即是明、世间即是出世间等，都是入不二法门。不二法门微妙甚深，不二不等于二，也不等于一，但有“一”，一定是与“二”同在，有“二”一定不离“一”，此是真不二。此不二者乃是离四句，绝百非，而又即四句即百非。说似一物即不中，不说一物也不中，此即是般若性空、中道正见，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不可说不可说，所以不二与“中道”、“实相”同义。在《坛经》中的佛性不二、定慧不二、动静不二、菩提与烦恼不二、众生与佛不二、世间与出世间不二，乃至临终时嘱咐弟子的三科三十对法等，都体现了慧能的不二思想。
不二思想可以说它是贯穿于慧能整个禅法之中的，它就像一把钥匙，如果不明了它，就不能把握慧能思想的纲骨，慧能很重视中道不二法门，它的顿门禅就顿在不二法门上，不二思想在慧能禅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六)无相、无住、无念的禅法特色
在《坛经》〈定慧品第四〉中慧能曾说：“我此法门，从上已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这里宗、体、本，皆是心要之义，可见这三无思想在慧能禅法中的重要性。
所谓无相，即是于相而离相，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因此虽见闻觉知不染万境，更何况实相无相，性体清净，因此若能离一切诸法之相，则本具的法体自然清净，正如《金刚经》中曾说：“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无住，慧能说乃是人的本性，根据敦煌本《坛经》所说“无住者，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无有断绝，若一念断绝，法身即离色身。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于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可见无住，是要人虽随顺念念迁流不息的心性，但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没有执著、取舍，自然任运，内外不住，去来自由，此即是无住;所谓无念，慧能说，于念而离念，于诸境上心不染著，称为无念。他还说，于自念上，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这就是无念。因此无念并非是让人百物不思，什么也不要想，什么也不要念，而强将一切念头予以断绝，他认为若真的一念断绝，就无异成为死人。无念之无，是无二相，无诸尘劳之心，也就是对一切万法没有分别取舍。念这是念真如之本性，此念乃是真如本性所发出的一种作用，此念与真如是一种体用的关系，所以他又说，真如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既是由真如自性所发出之念，因此念非同寻常之念，而是真心、真念。由此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却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这就是无念。慧能的无念强调的是真如佛性的任运发挥，自然作用。在他看来若悟无念法者，能至佛位地，可见无念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可以说是与佛性相契合的一种境界。
总的来说无相所强调的是于相而离相，无住所强调的是于念而离念，无念则是真如自性的任运发挥、任运作用。这三无是相互关联的，其着眼点都在于直显心性，让修行者从无相、无住、无念中，顿见自己的真如本性，不假外修，而于自心常起正见，由此自性自得解脱，自得无碍大用。这三无思想体现了曹溪禅全新的禅法特色与修行观，在这三者中，无念又可以说是一个总概念，它不仅是指导坐禅的原则和方法，而且是修行者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七)强调以佛性为戒体的所谓无相戒
关于无相戒在宗宝本坛经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过，但结合敦煌本坛经来看，事实上宗宝本坛经<忏悔品第六>中所讲的内容主要就是无相戒的内容。在敦煌本坛经中，开篇就讲慧能在大梵寺为僧俗讲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所谓无相戒，“无相”，即是让人“于相而离相”，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以无相为戒，即是让人在持戒时不要只执著戒律之相，而要内心清静，于相而离相，这才是大乘佛教上上乘的持戒。在佛教当中，戒可分为出家戒和在家戒，或分为声闻戒和菩萨戒。佛教导弟子通过持戒关闭一切诸恶趣门，而开起一切诸善之门，所以佛教的戒有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由戒而定，由定而慧，在佛教的三学中，戒又居于首要，可见戒律的重要性。慧能的无相戒据杨曾文教授说是属于与《梵网经》相关的一种大乘“佛性戒”，慧能在《坛经》中曾两次引用《菩萨戒经》也即《梵网经》云：“戒本源自性清静”，而这句话又出自于《梵网经》的<菩萨心地品之下>，中曰：“吾(按：指佛)今当为此大众，重说无尽藏戒品。是一切众生戒，本源自性清静”。《梵网经》属于大乘的菩萨戒，慧能所说的无相戒就是指经中所提到的佛性戒，这种戒是以佛性为戒体，故称为佛性戒。有关佛性戒，在记载北宗神秀禅法的《大乘无生方便门》中也有说：“菩萨戒，是持心戒，以佛性为戒性。心瞥起，即违佛性，是破菩萨戒。护持心不起，即顺佛性，是持菩萨戒”。杨教授认为，以佛性为戒体的这种戒，或名“持心戒”，大概是在道信和弘忍时就有了。慧能将这种思想继承和发展为无相戒，让人在修行持戒时一切立足于心上，强调持戒应该以自心为本。因为此心人人本具，无形无相，不可言说;本来清静，纤尘不染;本来具足一切万法，不假造作。所以修行者只要自识本心，自修自悟，还得本来清静之心，于相而离相，而不执著于戒律等种种之相，持而不持，不持而持，这样才是名为大乘菩萨之戒，也才是佛性戒，或名无相戒。由此可见，慧能的无相戒完全是落实在人的自心自性上，让修行者把向外的`追求，转向为向内的自心证悟，从而走向内在的解脱超越之路。所以在《坛经》中，慧能还说：“此事须从自性起，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自修其行，见自己法身，见自心佛，自度自戒”。让人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自修自悟，识自本心，见自本性，这就是自度自戒。若果真还得本来清静之心，见自本性，则是“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参禅”了，若还得本来清静之心，还有什么戒律可持，还有什么禅可修?无时不刻都是清静、自在、解脱，这也许就是慧能无相戒的根本所在。
正因为慧能的无相戒是立足于自心、自性，所以在无相戒之后他所提出的皈依自三身佛、四宏誓愿、无相忏悔、自性三皈依戒等都应该是其无相戒的主要内容。它们也都是围绕着自心的觉悟而展开的，都不离自心、自性。慧能这种无相戒，强调戒应以心为本，这与他即心即佛、自修自悟、识心见性乃至于相而离相，无所执著的禅学思想特点是联系在一起的。无相戒也是慧能对传统戒法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慧能独特的戒律观。
(八)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中
由于慧能提倡一行三昧，般若三昧，乃至无相、无住、无念，定慧不二等禅法主张，这就使得他的禅法范围扩大，更加生活化、简易化，成佛悟道就在日常行为日用当中，正所谓 “行、住、坐、卧皆是禅”，“运水搬柴皆是道”，而不必端身正坐、看心、看净了。在《坛经》中他对北宗神秀看心、看净，直坐不起的禅法提出批评，认为那是病而非禅。在〈坐禅品第五〉中慧能对于坐禅提出了他独到的观点，他很明确地说：“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而所谓禅定，他说：“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由此可见慧能对“坐禅”和“禅定”作了新的解释。首先他说明什么是“坐”、“禅”，他认为于外境无念是名为“坐”，见本性不乱是名为“禅”。其次，他解释什么是“禅”、“定”，他认为对外境没有分别相，离一切相是名为“禅”，在内心不为外境所动，心不乱不动，这就名为“定”。修行者若能一切时，一切处都能做到如是无念、离相，心不为外境所乱，如如不起心，不动念，于一切不取不著，那么无论是行、住、坐、卧，便无不是禅，无不是定。因此所谓修行办道，所谓坐禅就在生活日用当中，不是偏重于枯坐冥想，而应活泼的修定，语默动静无不可修行入定。他把“道法”和凡夫生活日用之事，结合了起来，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中，由此使禅的观念扩大了，不拘形式，使得南宗禅活泼泼的充满了盎然生机。
所谓修行办道，坐禅就在生活日用当中，慧能据此进一步的提出“若欲修行，在家也得不由在寺”的主张，他把修行活动深入到世俗生活的每个角落，而不仅仅限于僧侣生活，从而使禅更趋平民化、世俗化。因此扩大了南宗禅传播的范围，影响也越来越大，正所谓“凡言禅者皆本曹溪”。
(九)唯心净土思想
有关净土思想乃是大乘佛教的普遍思想，在大乘佛教认为十方世界皆有佛的净土。中国佛教比较推崇西方净土，认为只要具备信、愿、行三资粮，无论老少或善恶的人都可以称念阿弥陀佛的圣号往生西方净土。那么禅宗又是怎样看待往生西方净土的问题呢?在慧能看来他并不否认西方净土的存在，但他认为这是为下根人，不能了悟自性的人所开设的方便法门。对于上根利智的人来说，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使自心清净，则随其心净即国土净，后人将慧能这种思想称为唯心净土思想。在《坛经》〈疑问品第三〉中，慧能对韦刺史说：“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若论相说里数，有十万八千。即身中十恶八邪，便是说远。说远为其下根，说近为其上智。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使君，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虽西方人，心不净也有愆。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又说：“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外照六门清净，能破六欲诸天。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地狱等罪一时消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
总的来说，慧能所倡导的是唯心净土的思想，在他看来修行者应向自心见自性弥陀，心净即是国土净，无需向外别求成佛，别求净土。
(十)对文字的观点
禅宗一向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按照禅门的解释，“不立文字”的主要含义是指以心传心。当年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以“拈花微笑”的方式，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传授给摩诃迦叶，这被认为是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开始。从历史上看，打出“传佛心印”的“教外别传”之旗号，是从东山法门开始的。而正式标榜“不立文字”则是慧能南宗的特色。慧能本人虽然并没有明确说过“不立文字”，但他的禅学思想和禅法要求都充分体现出了“不立文字”的基本精神。慧能的不立文字，主要是不执著文字，而并不是象有些人所渲染的那样完全不要文字。在《坛经·付嘱品第十》中他就很明确的表明了自己对文字的观点。在他看来如果说不立文字，那么人就不应该要语言了，连话也不应该说。甚至口口声声所言不立文字，这个“不立”二字就属于文字。因此所言不立文字，是要人不要执著语言文字，望文生义。因为语言文字只是一种符号、工具、手段，只是用来指月的手指，并非月亮的本身。修行者应通过手指看月亮，而不能以指为月。更何况，佛法大义不可言说，超言绝虑，非语言文字所能及，因此不能执著于语言文字，而应得意忘言，去体认语言文字背后那超言绝虑的诸法实相，这才是禅宗所言不立文字的真意。
基于不立文字的真义，慧能对于读经也作了全新的解释。他从“自性般若”出发，认为“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也在人性中，本自具有”，而自性起般若观照是“不假文字”，只要识心见性，去除执心，就能觉悟成佛，因此经典只是启发修行者开悟的外缘，关键还在于自悟。所以并不在于执著一部或几部经典，而是强调“心悟”。即使是读经，也应该是心转经文而不是被经文所转，正如他对法达所说：“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这些都说明，慧能并不是绝对地排斥经教，他只是强调应领宗得意，自性觉悟，而不能执著文字，更不能被文字相牵着鼻子走，也就是所谓应得意忘言、得鱼忘筌。慧能这种对待语言文字的态度，可以说是深受达摩“藉教悟宗”的影响，反对执著语言文字，强调不立文字，直契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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