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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经》的禅学思想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慧能大师这个振撼人天的名偈，在中国佛学史上已经是有口皆碑了。然而《六祖坛经》，却很少有人对它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研究。
《坛经》是浩淼三藏典籍中唯一的一部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本土经典。作为禅宗的重要经典，它创始于中唐诸宗竞秀的时代而又一枝独盛于晚唐、五代时期，可以肯定它在当时的思想潮流中价值所在和在禅宗中的重要影响。事实上，禅宗的问世才标志着中国禅宗的正式建立，在此之前的禅宗，只是以达磨所传《楞伽经》为主的禅学而已，所以说《坛经》是研究慧能思想及禅宗的重要依据。
《坛经》的内容十分丰富而又复杂。它本来是真常唯心系的思想，在达磨所传《楞伽》的基础上，吸收了《大乘起信论》一心二门思想，主张“真如缘起”。从四祖道信一直到六祖慧能则更广泛的吸收了《文殊问般若经》、《金刚经》、《华严经》、《法华经》、《涅 经》、《十地经论》、《维摩诘经》、《心王经》等诸经的思想，使中国禅宗一转而向般若性空方向发展。用般若性空说改造了佛性论，把佛性、真常心统一于人们念念无住的当下之心，以自心性为成佛根本，主张念念无着，不立文字，任心自在，识心见性，顿悟成佛，所以说《坛经》是以真常、本有自性的思想为基础，进而又发展了《涅 经》佛性理论，并与般若中观思想有机的结合，形成内涵丰富而又独特的南宗禅法。
一、六祖与《坛经》
关于慧能大师的生平事迹，《坛经》和《曹溪大师别传》中已祥载，此文仅述简历。据法海《六祖大师缘起外记》中载：大师名慧能(638—713)，姓卢氏，父讳行 ，唐武德三年九月，左官薪州。母李氏……唐贞观十二年戊戌岁二月八日子时生能……三岁丧父，葬于宅畔，母守志鞠养。既长，鬻薪供母。年二十有四，闻经有省，往黄梅参礼，五祖器之，付衣法令嗣祖位。时龙朔元年辛酉岁也，南归隐遁(一十六年)。至仪凤元年丙子正初八日，会印宗法师，诘论玄奥，印宗悟契师旨。是月十五日，普会四众，为师剃发。二月八日，集诸名德，授具足戒。……次年春，师辞众归宝林，直至曹溪。……”
从文中可以看到，慧能只是个一字不识、以打柴为生的劳动者。然而却一跃而成为一个承嗣祖位、诘论玄奥的祖师。虽说他具有很深的根器，然而从他初谒弘忍所发表的佛性论的惊人见解，怎么会是一个从未接触过佛经的人所能做到的?说他没有读太多的书，固然可以，若说全不会读经，则不尽然。比如，他听了别人读《金刚经》，便立即有所领悟，岂是不识一字的人所能做到的?并且《别传》中又载，大师去黄梅之前，曾去曹溪，与无尽藏尼释《涅 经》中佛性之义。假如慧能不会读经，又怎能仅凭听了一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便能阐释涅 深义?从《坛经》中看，大师不仅明了《金刚经》、《楞伽经》、而且对《法华》、《涅 》、《维摩》、《梵网》等经都相当明了。盖传说大师一字不识者，无非为警策那些因执文字而不肯实践修行之辈而已，然而真是每个僧人都不识字、不读经、不研教，那么浩翰之三藏将何以传世利生?佛法之奥旨将何以明心驱迷?故为僧者，须明此处。
慧能的禅学思想，以《坛经》为主要依据，但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吕 先生认为：“根据《坛经》来研究慧能，这是不可靠的”，①因为《坛经》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过不断的修改补充，形成了多种版本，每种版本的说法又不一致，所以其中究竟还保存了多少慧能的思想就很难说了。所以说《坛经》思想并不能完全代表慧能的思想，但它的大部分还是以慧能思想为根本的，所以吕 先生认为：现在仍宜以王维的《碑铭》作依据，《碑铭》虽是由神会提供材料，但当时还不可能根据神会的话去修改《坛经》，所以用它作标准分析《坛经》，再辅以敦煌本《坛经》和《曹溪大师别传》来参考，还是可以探寻原来的面貌的。②
关于《坛经》的作者及年代，有各种传说和推论，中日学者考究很多，至今尚难定论。据柳田圣山先生研究，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坛经》本子不下十几个，宇井伯寿先生则认为有二十种之多。这些异本，其正文极不一致，有的地方表达的思想完全相反，甚至有的内容决非慧能主张，这就给《坛经》的研究带来很大的难度，但是却反映了各个不同时代禅学思想的变化。现已经发现的《坛经》分属于唐、宋、元三个朝代纺订的，具有代表性的有四个版本：一为法海集本(即敦煌本)，二为惠昕本，三为契嵩本(或德异本)，已佚)，四为宗宝本(或宗宝校编本)。在这四种本之中，法海本基本上还保持着原貌，所以也是最受人欢迎的一种版本和最古的《坛经》本子，是当时慧能弟子法海记录大梵寺说法内容的记录本。所以后代研究《坛经》多以法海本为主要依据。《坛经》的内容大致分三：一是慧能生平自述;二是开法授戒说般若禅;三是慧能与弟子们的问答及临终咐嘱。其中后二部分最能反映各版本之间的差别，很容易看出《坛经》演变的历史足迹，所以《坛经》复杂的思想渊源、演变及流传等问题，曾一度成为佛学界和学术界诤论的热门话题。
二、教外别传，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之旨，此乃禅宗向上作略，不施设文字，不安立言句，直传佛祖之心印也。此可追朔到佛陀之世，佛于灵山会上，拈花示众，唯有迦叶破颜微笑，会佛不言之旨，故佛曰：“吾有正法眼藏，涅 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咐嘱摩诃迦叶。自是厥后，历代祖师，以心传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形成禅门独特的风格。实则无上妙道，在离言北证，非文字所能及，故此禅宗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即不以经论为所依，于佛一代藏教外，单传佛心印也。然所谓不立，所谓教外，非屏去一切语言文字之教义，不过以文字言教为指月之标，渡河之筏，以文字即离文字，不离不即，不为判教之荆棘法数所缚，直得教之真髓也。然而一般邪见懒惰禅僧，不明“藉教悟宗，依教明禅”之理，籍言参禅修行，非由文字，而看轻十二部奥藏，盲修瞎炼，重蹈当初释迦老子雪山六年苦行之错轨，认为“转经礼拜皆是起心，起心即是生死，不起即是见佛。”形成真正的不重言教的禅者，真正的称为“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了。
再看《坛经》，我们可以知道，《行由品第一》中曰：“印宗延至席上，征诘奥义，见慧能言简理当，不由文字。”又《机缘品第七》曰：“诸佛妙理，非关文字。”鉴于此文，所以一些断章取义之辈便大肆鼓吹《坛经》的禅法乃主张“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事实上，慧能大师真有这样的主张吗?试看《咐嘱品第十》中曰：“既云不立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二字，亦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着文字。”由此可见，慧能显然不赞成不用文字语言。大慧珠海禅师曰：“经有明文，我所说者，义语非文，众生说者，文语非义，得意者超于浮言，悟理者超于文字，法过语言文字，何向数句中求，因而禅宗乃有‘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而在达磨初传禅法，并未言不立文字。”因他有《楞伽经》四卷问世，三祖亦有《信心铭》，四祖有《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五祖有《最上乘论》，就是六祖亦有《坛经》传世，怎能说禅宗是不立文字的呢?何况大藏经中的诸宗部，亦以禅宗所留下的语录文字最多。即是慧能不识一字之说亦属讹传。归纳不立文字之义，其实有三：一者，佛教之宗旨，在于求解脱，盖慧能乃中唐之世，诸宗竞秀，所以研习佛教义理者很多，但不重实践。针于此，祖乃提倡修行实践，矫正空谈之过，提倡亲证，弥补专事知解之失也。二者，修行人当致力于开佛知见，不应执着文字。说不立文字，乃警之以“文字乃渡河之舟，标月之指也。”令行人超情离见，屏除语言文字相之束缚，体悟不生不灭之本性。三者，证悟必须“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因为诸佛妙理，实相之法，非语言文字所能表达，非口说心思及文字所能描述，唯亲自体验证悟可知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故《中论疏》曰：“大乘实相，言亡虑绝。”由此可知，“不立文字”之旨，实为历代祖师的权便巧说，然为引导众生，又不得不说也。所谓“籍教明宗，依教明禅”是也。所以“不立文字”更确切地说是不执着语言文字相，“教外别传”应该是离开言教亦无别法可传，然而无上妙道是亲证境界，又非是语言文字之教义所能传达表示。
三、“识心见性，顿悟成佛”的解脱论
《坛经》的理论核心是解脱论，它一般并不涉及宇宙的生成或构成等问题，而是注重解脱与修行实践的紧密的结合，它反对任何理论的空谈，认为解脱从根本上并不是纸上谈兵，而应该是名符其实，所以它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从而开辟了禅宗重实践的解脱道路。这正充分体现了佛教的“人本精神”，也是“人间佛教”的萌芽。慧能禅法的解脱论又是围绕着自心的迷悟而展开的，它的修行实践，旨在明心见性，识心自度，不假修习，顿悟成佛。把人的解脱归结为心的解脱，所谓，若心不解脱，人非解脱相应，所以慧能提倡“直指人心，顿悟成佛”，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佛。它以般若实相来贯通涅 佛性说，以般若学的遮诠方法来显自心佛性的真实性，使自心佛性不再是一个可以观、可以修的“真心”，而是心与性统一于一念之当下，破除一切执着，任心自在。他认为，自心圆满具足一切，自心有佛，自性是佛，迷悟凡圣皆在一念之中，不必向外寻求，只要识心见性，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便能解脱成佛。如《般若品第二》中曰：“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
佛性、自性与自心
《坛经》在解脱论上是主张佛性论的，而佛性的实质，即是心性论，也等于说解脱的关键即在于自心的迷悟，“前念迷即是凡夫，后念悟即是佛”，所以禅宗“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也就是把修行的着眼点，落实到自身、自心、不假外求。
在慧能的禅法体系中，“心”是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它不仅是整个解脱论的其石，而且集中体现了南宗禅特别的般若思想特色。在《坛经》中，论述有关心的学说时，阐述了很多心的概念，如自心、本心、自本心、妄心，邪心。如《坛经》中曰：“菩提本清净，起念即是妄。”又曰：“若言看心，心原是妄，妄如幻故，无所看也。”“心”主要是指人们的心理活动，精神现象，个人的内在生命主体。心的本来状态是清净的，而在凡夫只有在清净的觉悟状态下是清净的，而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迷妄的，在这一点上，吸收了《起信论》的一心二门说，视世人之心即真心，清净、觉悟，真心同时也是妄心，染污烦恼，所以慧能认为：无明烦恼与真如佛性本自具足。故云：“菩提本清净，起心即是妄，净性在妄中，但正除三障。”从而形成了烦恼即菩提的说法，而它们二者的关键在于一个转“心”而没有一个可断的“烦恼”。宗密曾说：迷起一切烦恼，烦恼也不离此心，悟起无边妙用，妙用亦不离此心，妙用烦恼，功用虽殊，在迷在悟，此心不异，欲求佛道，须悟此心，这迷悟一体的心，即是禅宗核心思想“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根源，那么《坛经》中的“心”是不是唯心系的“真心”呢?一般慧能是不即“真心”意义上使用“心”这个概念的，因为“心”并不能表达他的“真心”思想。“心”是就“凡夫”说，“真心”是就悟后而言，而涉及到“真心”、“佛性”等问题时，一般都是用“性”来表达的。如《坛经》中曰：“善知识!法无顿渐，人有利钝，自识本心，是见本性”，又曰：“识心见性，自成佛道”，“不假外修，但于自心令本性常起正见”，“何不从于自心，顿见真如本性?”由此可见，慧能是把自心与本性联系在一起的，从现象的“自心”入手，达到本质的“本性”(真如佛性)的领悟，也就是“识心见性”，“识心”为用，“见性”是体，从用上见体，从体上显用，体用不二，不即不离。在迷为心，在悟曰性，心性同体，而用有别。
心之与性，是对立、统摄、依存与同一的关系。对于心性论，慧能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心即是地，性即是王，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从“心是地，性是王”来看，似乎心性一分为二，其实是在说明身心与性的依在存关系。心无性无以存，性无心无以在，性必依心而居，心必依性而有。所以欲见本性，必识破自心，始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所谓“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由于心性在解脱论上，本质是一回事，所以《坛经》中有时说心是佛，有时说性是佛，有时说菩提即烦恼，烦恼即菩提，所以在强调心性的关系时，也十分强调从心开发本性，也就是“识心见性”、“顿悟成佛”。这种同一的思想在意义上有两个方面：一是就众生的证悟解脱身来说，心性是同一的，如：“识心见性，即悟大意”。二是从含容万物来说，心与性也是同一的，万事万物皆是心性所显现，这种心性论在禅宗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慧能心性论的思想导出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法宗旨，然而“见性”一词指什么呢?见性，即是开发自性，彻见自己本来的心性，自觉到本来具有佛性。达磨《血脉论》曰：“若欲见佛，须见自性，性即是佛。”日本永平道元禅师曰：“见性者，佛性也，万法之实相，众生之心性也。”这些都说明了见性即是见佛性。慧能也是位佛性论者，他主张人人皆有佛性，他的解脱论就是以佛性论贯的摄的，然而在《坛经》中，却只有五处讲佛性：如：“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人即有南北，佛性无南北， 身与和堂不同，佛性有何差别?”而在《坛经》中占了主导地位原却是“自性”一词，如：“何期自性本来清净，何期自性本不生灭，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无动摇，何期自性能生万法。”所以说从《坛经》上看，似乎并不重视佛性，佛性只是在众生成佛的因性上被使用，并不是本原实体的真如义。而在《别传》中“佛性”一词却俯首可拾，但也是从“佛性不二”的角度去发挥的。而“自性”一词却与“清净心”、“本心”、“如来藏”、“真如”、“实性”、“法性”等词等同起来，如“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见。”到了后来慧能的弟子神会，又用“佛性”而不用“自性”。那么“佛性”与“自性”到底是一个概念还是两个概念呢?《大般涅 经》卷二十七说：“佛性者，即是一切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中道种子。”所以佛性，即是佛种性，指众生成佛的可能性、因性、种子。这在敦煌本《坛经》中可以找到佐证，如“无情无佛种”，即是说佛性是有情才具有的，无情具有法性，而不具有佛性，当然“佛性”就不能代表本性了，然而在《坛经》中又说：“佛性常清净”，“强调佛性本质永恒存在，清净本然，所以说佛性也就是本性、法性。佛性、法性本是一体，在有情曰佛性，在无情曰法性，而其本质是相同的。至于“自性”又名本性，又名法性，在体悟时，名为识心见性;在见性后，名曰本性。“本”是本来如此，本来清净，从这一意义上则名本心。万法在自性，性含一切法，所以称法性。就自性本质说，自性是清净性，自性是真如性，自性是智慧性，自性是空寂性，自性是含藏性。从自性功能上说，自性含容万法，自性观照万法，自性思量万法，自性生三身佛。所以“自性”是一种具有清净智慧和功能，超越一切而又具足一切的实体，是事物的本体、生命的主体。由上可见，本性、法性、本心、自心、自性、佛性，实质上是同体不同用而已，本质相同，随其大用而别标名字。由上“佛性”、“自性”义分析，在“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意义上，“自性”比“佛性”在意义上更接近本性，这大概也是《坛经》多用“自性”而少用“佛性”的原因罢。
事实上，《坛经》把自心、自性、真如、佛性、本性是等同起来的，这也就是人人所普遍共同具有的、永恒的、绝对的、无所不在的“心”。慧能是典型的佛性论者，而它的佛性思想大量的以“性”、“自性”、“自本性”来取代 ，这就意味着，佛性依靠自己去领悟、实证。这种说法，就是把佛性进一步落实到众生当中，使人们更容易掌握自悟、自证的修行方法。但慧能的佛性思想，与传统的佛性，如来藏系的思想是有差别的，他融摄了般若实相无相说而将真性引向了人们的当下之心，强调佛性的“不二之性”，无可执着。欲知心要，须一切善恶都无思量，只要任心自任，清净佛性便自然显现。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清净佛性的独立存在，它只存在于自然的心念之中，或者说它就是自然心念的本身。这种对佛性的解释，充分表露了慧能禅法的般若无所得倾向。慧能将涅 佛性论与般若空观作了有机的结合，作为解脱成佛的理论前提，而这两者又是相互联系、渗透、融为一体的，无前后次第可言，“顿悟”说突出在两者的统一性上。
(二)“顿悟”——解脱的目标
慧能解脱论的终]极目的即是单刀直入的“顿悟成佛”，这也是《坛经》的中心思想。但这种说法并非由慧能首创，在传统佛教中，虽主张渐修，但也不乏“顿悟”的思想，如《阿含经》曰：“如是精进住故，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等，如是修习不久，当得速尽诸漏。”并且在其前竺道生的“顿悟”说已经很有影响了，但慧能之“顿悟”说在《涅 经》的思想上又有所创新。慧能的顿悟说，从立论基础到顿悟的内涵都是有其新特点的，如“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顿教大乘，念佛往生路遥。”
慧能“顿悟”说的立论基础是人们的当下的现实之心。所谓悟，就是任心自在念念不起执着，自心本性自然显现，这就决定了“悟”必在当下一念之中得以实现。“顿悟”说是用般若实相说改造了佛性论，把佛性真心皆统摄于当下一念之心，运用《金刚经》、《维摩诘经》的般若思想，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全新概念和修行方法，认识自心本来清净、自性本自具足，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从而明心见性，顿入佛地，于刹那间自心等同佛性，便是成佛之时。因此，强调自心的觉悟，把自心的迷悟看作是能否成佛的标准。
慧能认为，顿悟不假渐修，融修于悟之中，顿悟、顿修;顿修、顿悟，如《坛经》中多次强调“顿修”：“迷即渐契，悟人顿修。”“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渐次”顿修是为了破“渐次”，由诸法寂灭，不立一切法，实际上，顿修也就无法可修。他说：“悟此法者，悟般若法，行般若行”，“一切时中，念念不愚，常行智慧，即名般若行”。由于人的本性即是觉，所以，般若常在，不离自性。可见慧能把迷悟归于当下的一念之心，融修于悟中，顿悟顿修，其奥正是修而无修，以不修为修，这是“顿悟”说的又一个特点。正因为如此，所以慧能又多次强调了法无顿渐，顿渐在机，关键在于自心的迷悟程度不同。他说：“我此法门，从上以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这表明他的顿悟不但要“识心见性”，还要有见性之后的实践，这充分体现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法特色。
《六祖坛经》是不是专讲顿悟，而废渐修呢?不然，因为六祖是传见性法门。圭峰禅师曰：“理可顿悟，事须渐修。”推根究底，法无顿渐，所以南北二宗也并没有什么不同，“法即一种，见所迟速，见迟即渐，见疾即顿”。而顿见清净自性之后，还必须去发挥自性的妙用，于事相上，念念不着，心心清净。诸法自性，本属我法二空之真理，世出世间染净诸法，皆同此一空理，故一悟一切悟，一空一切空，而自属于顿。同是大乘修行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若不顿悟，则不能自觉，自不觉便不能以法义觉他，而学佛无由起步，又怎能“觉行圆满”而证佛果呢?顿悟成佛，悟的是自性，是理上通达明了，而于事相上，还必须经过长时劫的修行，才能渐渐圆满福慧资粮，到达涅 城，所经慧能在教诫行人时也说终身修行，定入圣位。这就是说，顿悟之后，也要久久修行，坚持不懈才入圣位，若生懈怠，则仍难免生死，所以初果罗汉也还有可能再退回凡夫位。
慧能的“顿悟说”是与唐宋时期的佛学演化相适应的，“安史之乱”以后，慧能禅宗独盛，其它各派相继衰落，以繁琐的名相挥讨、追求文字为直下承当，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的“顿悟说”所取代，从而也一改隋唐以来的“如来禅”而开始了“祖师禅”的禅风。
四、《坛经》的般若思想
《坛经》解脱论的实践，是运用般若思想来透视佛性论从而达到“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可以说整个顿悟的过程，都是以般若不二的思想奠基的，所以《坛经》中的般若思想处处可见，可以说慧能是个佛性论者，同时更是一个中观学的发扬者。他的般若思想主要来自《金刚经》和《维摩诘经》，如《坛经》的“唯心净土”之旨，就是来自《维摩诘经》中的《佛国品》;“惟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是来自《维》的斥舍利弗“宴坐”之旨;“无住无相无念”则是来自《金刚经》等，又《坛经》中曰：“悟此法者，即是无念、无忆、无着，莫起 妄，即是真如本性，用智慧观照，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见性成佛道。”所以说，慧能不但发展了佛性论，更与般若中观巧妙结合，创立了“顿悟”说的新形式，同时又把大乘佛学的精神实体拉回到人们的现实心中来，使早期佛教的心之解脱经过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发展，又获得了新的形式，开辟了新的道路。
(一)无住、无相、无念的思想
“无住、无相、无念”是《坛经》的又一重要思想，六祖就是巧妙地运用这个手法，使佛性、真心统归当下的一念，自心觉悟、自心解脱，从而顿见佛性、顿悟成佛的。《坛经》中说：“我此法门，从上以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就是无一切念，一切处无心，六根即无染，自然得入诸佛知见，即称无念，那么，入佛知见又从何而立呢?从无念立，如《维摩诘经˙观众生品第七》曰：“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坛经》中曰：“无念者，于念而不念……于一切境上不染，名为无念，于自念上离境，不于法上生念，若百物不思，念尽除却，一念断即死，别处受生。”所以无念是无的妄念，而不是离自念，是于念上除妄念，不于境上生执着分别念，并不是百物不思，若百物不思，一念断绝，等同木石。所以他说念念不断，念念相续，即真如自性起念，而念念生起，念念以般若观照，常离法相执着，这也就是，识自本心，自在解脱，是用般若实相，把真心拉向了现实的当下之心。所谓“无相为体”，诸法实相，是一切法无相，在无相中不去分别佛与众生，若起分别即见相起相，不见法界平等相。真如佛性本来无相，《金刚经˙如理实见分第五》曰：“凡是有相，即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坛经》曰：“但离一切相，是名无相，但能离相，性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无相有二层含义：一是对万法真实性的否定，一切法皆无常性，刹那生灭，无有实体，故不可执着。二是实相无相，性体清净，这是破邪显正，以无相之实相，来表无相之自心。自心无相，无相即佛，即心即佛，佛心平等，无生佛之殊，所以说，无相即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无相即平等，无相即无着，无相即智慧般若常观照，无相即是实相真如。所谓“无住为本”，无住即实相的异名，实相即性空的异名，如《维摩经》中曰“无住为本。”《坛经》曰：“无住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无有断绝，若一念断绝，法身即是离色身，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生，念念即住，名系缚，于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从上文看，无住即是人的本性，无住即是人的心性，这有二层含义：一者无住是万法无常，迁流不止，如《金刚经˙应化非真分第三十二》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二者无住为人之本性，它就体现在人们当下的心念当中，它是念念相续不绝而又于一切法上无所着，如《金刚经?庄严净土分第十》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慧能闻此，即于言下大悟，所以说慧能的“无住”思想就是般若性空思想的再现。从整个禅宗思想体系来看，“无念”和“无住”都是任心自在义，只是角度有所不同，无念重在说明妄念不起，无住旨在说明正念不断，但都是在实相无相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无住、无相、无念”不仅是禅宗的重要修行方法和思想，而且也体现了慧能禅法的理论基础和特色。
(二)定慧不二和一行三昧
坐禅，成为修禅人的一种普遍认识，自达磨以来也很重视坐禅修持，而到了六祖慧能，却一转祖传禅风，提出“禅不在坐”的新禅法主张。他运用般若无相的观点，把坐禅融于行住坐卧之中，把真心落实到实现实的当下觉心中来实现，以达到“识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目的，他认为，心于一切境界上不起染着为坐，于心不生妄想执着为定，“外离相即禅，内不乱为定，外禅内定，故名禅定。”他突破了传统的按着规定形式坐禅的方法，开创了新的坐禅方法，主张自性定，注重心的觉悟，心的解脱，若心在定，则行住坐卧皆在定，若心不定，纵坐千年，也是障碍徒劳，并作一偈曰：“生来坐不卧，死去卧不坐，一具臭骨头，何为立功课。”只要任心自在，能所皆泯于当下无住无念之心，则无时不定。这种坐禅观完全是般若无所得的思想在禅修观上的体现。
慧能融禅于行住坐卧之中，用般若中观思想解释他的坐禅观，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定慧不二。慧能在提出新的坐禅观的时候，指出了“定慧等学”的观点。慧能认
为：“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第一匆迷言定慧别，定慧体一不二，即定是慧体，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善知识!此义即是定慧等。”又曰：“法有二相，口说善，心不善，定慧不等，心口俱善，内外一种，定慧即等。”传统的坐禅观，定慧都是分开来说的，定的意志的锻炼功夫，是修行的功夫，慧是指在定的基础上得出的体验和悟解，也就是通过自心的观照，得出的智慧。而慧能则认为，豁然无念是定，见闻觉知是慧，不动是定，此不动即是从定发慧。因此他主张，定慧体一不二，相即互合，名即有二，体无两般。心在定时，当下无念，自性清净，自然而生观照般若，而观照般若所照之心，必然清净本然，不染外境。慧为定之体，定为慧之用，体用不二，收摄万念于一念当下的自性的清净心中，则何定不成，若定慧不等，即是众生之自性，定慧不二之体即无念心，它是自性本有，不假修习，只要自心觉，则行住坐卧，恒在定中，“搬柴运水，无非妙道”。本觉自性念念观照，时时寂静，寂照同时，即是真实佛性的显现，所以能明心见性顿成佛道。慧能的定慧等以人们的当下念念无住的本觉之心为依持，因而将禅坐融于行住坐卧中，也是必然的。
一行三昧。一行三昧并不是慧能之独创，在此之前的东山法门和北宗神秀，亦主
张“一行三昧”，但本质上却在不相同。慧能的“一行三昧”主要依据《大乘起信论》的“不住见相，不住得相”之思想而立，显然与神秀的“时时勤拂拭”大相径庭，与东山法门的“端坐正念，闭目合口”也大相异趣。慧能认为，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亦无取舍等，即此名一相三昧，若于一切处，行住坐卧，纯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此名一行三昧，此思想与《维摩诘经˙佛国品第一》中“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随其心净，则佛土净”的思想一拍即合。慧能的一行三昧就是直心，或曰“行直心”，直心即真心。佛性的不加修饰的直接体现，其中无造作，亦不假外修，即所谓“平常心是道”。慧能的这种一行三昧完全把生活中的一切行、住、坐、卧等统摄于吾人当下一念平常心中，自心自悟，不向外求，如《坛经》中曰：“菩提只向心觅，何须向外求玄。”心是净土，心是菩提，心是清净佛性。只要抓住自心本觉，则无事不办。所谓“心空及第归”，这正是大乘空宗的般若思想的反映，同时也表现出慧能不同的革新立场和对般若学的重视。
(三)三十六对和佛性不二思想
从《坛经?咐嘱品》的“三十六对”和对“佛性不二”的解释来看，慧能的禅法最终还是归向了般若中道，这一思想显然是受了《维摩经》般若性空学和不二法门的中道实相思想的深刻影响，对一切精神、物质现象和有无采取不取不舍的态度，屏除两边而恰得其中。
三十六所显的中道观
在第十咐嘱品中，祖师最后提出了三十六对，即①对法外境，无情五对;②法相语言十二对;③自性起用十九对。此三十六对均是相对性的概念，如天与地，有与无，长与短，上与下等，故均属两边性之义。此三十六对边义涵盖一切经义。因为凡是经义，皆非中道，皆系因机制宜而说。边不立，则中无由显也，三十六亦如是，无论出入，均应即离两边，以免使人滞言执义，如祖曰：“若人有问汝义，问有，将无对;问无，将有对;问圣将凡对，问凡将圣对。”即凡众生有所执着，即以其相对的见解，破除其执着，可谓是对症下药，如《金刚经˙正信希有分第六》中“法尚应舍，何况非法”，《非说所说分第二十一》中“说法者，无法可说，是名说法。”这就是说宇宙中万法皆无定则可言，不必籍言成执，认指为月。比如一件衣服，有叹其华者，有贬其劣者，不同的人观点亦不同。三十六对即是破除人的种种执着成见，达到以无相之心，顺一切相，不著一切法，而于自心运任自在，于一切法不取不舍的中道思想，如祖曰：“若有人问法，出语尽双，皆取对法，来去相因，究竟二法尽除，更无去处。”这充分反映了般若中道观在慧能思想中地位。
2、“佛性不二”的思想
慧能对佛性的解释是以非有非无的不二之性来解释的，以众生当下之心的念念无着为解脱成佛道的，它将自心、佛性、众生同归于人们的当下之心，以明即心即佛、生佛不二。只要了知自心有佛，自性是佛，于一切法不取不舍，即能开佛知见，顿悟成佛。什么是佛性?《别传》里亦是以“不二”来释佛性义的，如“佛性非常非无常，佛性非善非不善，无二之性，即是佛性。”由此可见，慧能对佛性的解释，与吉藏的“以中道为佛性”及僧肇的“入一空不二法门”的思想是完全相符的。慧能回答薛简之问时说：“明与无明，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在凡不减，在圣不增，住烦恼而不乱，住禅定而不寂，不断不常，不去不来，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这里慧能说出了禅定的最后见解。个体的心，也是宇宙的心，心只有一个，心是如如，菩提是它，烦恼也是它，迷而为烦恼，悟而曰菩提，所以菩提烦恼无二无别。心本自不生，今亦不灭，明此理者，则曰见性。慧能不仅以非有非无的无二之性来解释佛性，而且进一步把不二之性与现实之人及人心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以“无念、无相、无住”的当下本觉心把空与万法，人心与佛性、众生与佛，圆融无碍地摄为一体，从而更突出了人们的当下解脱，并赋予“即心即佛，见性成佛”以新的含义。
五、关于《坛经》的净土思想
中国的净土思想，本是大乘普遍的思想，并说十方世界皆有佛的净土，西方去此，过十万亿佛土，有西方极乐净土，东方有净琉璃药师净土，上方有弥勒净土，然而影响最深的，却是弥勒净土。因此往生净土极乐，不但是自古，就是现今，亦仍是最受人喜欢的净土法门，所以一提净土法门，人们便自然想到是弥勒净土。然而慧能大师却别开生面，独辟蹊径，而大力提倡“唯心净土”，从而形成了他的禅法的又一特色。
慧能的“唯心净土”的主张，其实是渊源于《维摩经˙佛国品第一》，经曰：“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若人意清净者，便自见诸佛佛国清净。”庞居士亦说：“一念心清净，处处莲花开，一花一净土，一土一如来。”可见净心是多么重要。佛国就在尘世，净土就在娑婆，差别就在于人们的心净与净，所以佛陀以足指点地，三千国土顿现七宝庄严，这也正是慧能“净土思想”的立论基础，如《坛经》中曰：“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 “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可见慧能的净土说是把重点放在自身、自心的觉悟，“识心见性”的解脱修行方法，他主张，即心即佛，自净其意，自心顿悟。圣境不离凡境，出世间不离世间，一心正即出世间，一念迷即世间，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觅兔角。”所以说他的“唯心净土”更确切的说，便是“人间净土”说，因为他把真心、自性清净的本觉心一下子落实到现实世间来觉悟，在世间成佛的观点。
有的人说，慧能大师提倡唯心净土，不承认“十万亿佛土”外另有一个西方净土，如莲池大师《弥陀疏》曰：“《坛经》又言：西方去此十万八千里，是错以五天竺等为极乐也。盖《坛经》乃学人记录，宁保无讹。”又《竹窗随笔》曰：“六祖不识字，一生靡事笔研，《坛经》皆他人记录，故多讹误。”其实不然，前文已说过，六祖并非一字不识之人，更何况他十分崇重般若中观之道，怎会偏重“唯心”，而舍事相上的存在?若如此，则非中道思想，亦非正见也。盖“十万八千里”是种象征手法，喻人身中十恶八邪而已，若身中有“十恶八邪”，纵念佛往生，路途遥远，“念佛往生难到”，若心地但无不善，则“西方只在刹那”，“念念见性，常行平直，到如弹指，便睹弥陀。”这一点是和西方净土说十方冥符的，可见，他并不否定西方净土的存在，而是从“万法在自性”，自心具足一切的观点出发去融摄“西方净土”，如《坛经》曰：“只为下根说远，说近只为上智。”诚然，西方净土，须是自心清净才能顿生净土，见佛闻法，若心不净，纵带业往生，也是长时劫的在花中“沉睡”，不能见佛，不能亲睹净土，何异西方路遥。上根之人，识自心性本来清净，故虽处娑婆而心常清净，惟心常净，故不见娑婆之不净，所以能于现实世间广集资料，速成正觉。这一点和《无量寿经》中娑婆成佛比净土成佛快的说法是完全一致的。慧能的自心觉悟，当下心即净土的思想是从利根的角度出发。若从钝根角度讲，“生西方”实是一条捷径方便，所以佛陀无问自说，以救世人，行方便尔。藕益大师《净土十要》亦有“化城”说，认为西方净土化城方便尔，非究竟。真实之路在于自心的觉悟，慧能正是抓住这个关键，从根本上着手，倡导自性是佛、识心见性的唯心净土说，同时亦为以后的禅净融合打下了基础。其实，心若清净，则十方国土清净，在娑婆亦净土，在西方亦净土。净土在于觉悟，而不在于执着。
六、《坛经》的现实意义及佛学地位
《坛经》中把“自心是佛，顿悟成佛”的主题思想，通过佛性论与般若思想的巧妙结合，将凡夫与佛、净土与人间，烦恼与菩提，统一起来，指出了一条宽广而平实的新道路，把禅的生活拉回到现实生活中，面向人生，面向社会，面向现实。现实世界就是理想的世界，理想的世界应该在现实世界中去追求，并不是理想世界外另有一个现实世界。他主张“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成佛解脱应在现实生活中求取，离开现实生活，也就没有佛可成，从而把出世的禅修融入人群和生活当中，他认为：“了法本因人兴，一切经书，因人说有，若无有人，一切法本之不有。”从而强调了从人成佛的重要性。由出世的佛教，变成人间的佛教。他打破了山林的传统净修，把禅修融入了日常生活、行住坐卧、人伦日用、吃饭穿衣、担柴运水，乃至尊老爱幼等都是禅修的机会。禅门人物不住山林，而住人间，不单闭门诵经、亦从事日常劳作，表现了一种超越的人生智慧及生活境界。他打破了出家在家的界限，“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从而把佛法广泛的扩展到社会的各个阶层，把禅修落实到一切人，把成佛转化为作人。有一首无相颂最能体现慧能朴实的禅风：“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参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宣;若能钻木取火，污泥定生红莲。……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慧能通过般若实相将真心改造为当下之心，把禅修、悟境与日常生活完全结合到一起。使出世的佛教完全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变成了人间佛教，这即为东山法门的农禅并重找到了证明，亦为日后的农禅生活准备了条件。
《坛经》中唯一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经典，它的出现，使中国禅风为之一转，在唐代大一统的文化背景下，不仅沿袭了传统的佛学思想，而且进一步发展了心性学说，开辟了自己新的禅学理论，形成了一个从解脱到修行方法，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完整的禅学思想体系，它不仅打破了传统了观点，而且树立了自己的禅修原则，不但保留了山林特色，而且使禅的修行在下层众生当中得到发展，不但注意出世的解脱，更注重现实生活的体验;不但要求作佛，更注重作人;不但发扬理论，更注重实践，乃至六祖慧能以后《坛经》思想仍为禅门的思想主流，开辟了中国禅宗五家七宗的新面貌，神密的禅变得富于人情味了，也艺术化了，做人与学佛统一了。这种思想不仅代表了中国佛教的一种本质所在，也表现了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华民族性中的一分奇特的生命智慧，同时也确立了《坛经》在佛学思想史以及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
结语
《坛经》是一次思想革新的产物，是新旧思想交替的结果，他所引证的经典有几十种之多，如《金刚经》、《华严经》等，所以说它的思想来源复杂，内容丰富，但始终是以般若实相贯摄佛性思想，来完成“自心是佛，见性成佛”的顿悟解脱论的，它是集诸家之长而形成的一种超然的新的禅学思想，所以很难说它是属于哪一个思想体系。慧能是一位佛教实践家，所以他必须以佛言佛语作为自己的言行标准，他的思想是与佛法相应的，所以说是则皆是，然而佛的言教毕竟由名言组成，它代替不了证悟解脱，说食不能肚饱，画饼岂能充饥，所以说非则俱非。
总之，禅宗的实践价值和人生意义是不可估量的，它如一部医书，应病与药，使我们的身心得到清凉自在;它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我们怎样生活，怎样做人;它如一位哲人，给我们以无尽的启迪和智慧;它是一位向导，指引我们走出生活的误区和生命的迷茫;它使我们知道成佛并不神秘，净土并不遥远;它用一种超然的智慧，净化着人心世界，美化着人间，在我们今天大力提倡人间佛教的时候，更应该了解《坛经》的伟大思想和现实主义精神，发扬《坛经》和积极作用，让人间变为净土。
慧能《坛经》的禅学奥秘
慧能被称为是禅宗六祖，他的禅学理论是佛学中国化和中国禅宗走向成熟的标志，他的禅学理论同时也是佛学理论上的巨大变革，他的禅学思想是中国唐以后佛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基础，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慧能的禅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坛经》一书中，《坛经》是慧能一生讲授佛法的记录，是佛学思想史上的最重要的典籍之一。《坛经》被尊称为禅宗的“宗经”，在中国古代僧人所编撰的佛学著作中，只有《坛经》是唯一一部被称为“经”的典籍。
《坛经》的禅学基本理论历来是佛学界、哲学理论界和文化思想界关注的佛学理论焦点，禅宗对佛学的变革，南禅的理论特点，中国化佛学的理论特色等，禅学发展的很多“奥秘”都体现在《坛经》中，所以，精读《坛经》，了解慧能的佛学思想，弄清禅宗的基本理论观点，是了解中国化佛学禅宗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
《坛经》是具有“经书”级别的佛学典籍，《坛经》是中国禅宗的划时代理论巨著，《坛经》是南禅的禅学理论旗帜，《坛经》隐藏着慧能禅学思想的秘密。
下面，从佛教哲学的角度对《坛经》的几个重要的观点进行解读，希望有助于对《坛经》奥秘的知解。
一、缘起论：“心即真如”
佛教很重视“缘起论”，讲缘起，讲因缘。佛教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依存、转化的，万事万物互为条件。“缘”是生发的根本，是事物的本原：“起”是起点，是“缘”展开的功能。“缘起”是指一切事物赖以生起的因缘，也就是哲学上所说的宇宙的本原，存在的根源。事物的`因缘关系实际上也是事物的因果关系，有因必有果，果为因生。《杂阿含经》卷十二给“缘起”下的经典定义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其意是，因为有此，所以有彼，由此生彼，彼因此生。通俗地说，是因为有这个东西，才有那个东西，有这个东西，那个东西才能生发出来。“缘起论”是佛教理论的基石，因缘问题是佛教理论的核心论题，佛教的各种理论都是由“缘起论”而展开的，佛教大乘、小乘各派都是以“缘起论”作为理论基石而扩展开来的。佛教各派的思想分化、理论分歧，也都是由于对“缘起”的不同看法而发生理论分野的。在佛教的各派理论中，有“自性缘起论”、“真如缘起论”、“法界缘起论”、“业感缘起论”、“中道缘起论”等等，对事物“缘起”的不同定义和解说决定了佛学各派的理论走向。
六祖慧能所主张的是“真如缘起论”。
“真如”是梵文意译，其意思是真正如实、常住不变的存在，也可以说是一种脱离现实世界、超越一切的永恒精神本体，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它而派生的。所谓“真如缘起”，就是说以“真如”为“缘”而生“起”在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真如即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坛经·定慧品》)六祖慧能明确表示“真如”是本体，而且“真如”也能有“用”之功能，所以才能以它为“缘”而生“起”世界上的一切。
在六祖慧能看来，世间万物的本性就是“真”，而万物的形相就是“假”，就是“虚妄”。他临终前说了一首《真假动静偈》：一切无有真，不以见于真。
若见于真者，是见尽非真。
若能自有真，离假即心真。
自心不离假，无真何处真?
(见《坛经·付嘱品》)
这首偈的意思是说世间的一切都不是真的，不要将假的当作真的来看。如果认为看到的东西都是真的，那么你的认识就不是真的。如果你能回光返照，反求诸己，在自性里就知道它是真的。如果你能离开世间一切的假形假相，那就是你的真心。你自己心里不离开假，何处能找到真呢?六祖慧能在这里说的“真”就是“真如”，也就是万物的本性、众生的本性、人的本性。六祖慧能认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万物有生有灭，所以是虚妄不实的，而“真如”则是“性本无生无灭”。
慧能认为：“于自性中万法皆现”(《坛经·忏悔品》)，这句话是“真如缘起论”的典型观点。这里的“自性”是指真实的本有体性，也就是“真如”。“万法”是指包括主体存在和客体世界在内的整个客观世界，也就是宇宙万有。宇宙一切都是由“真如”派生出来的。“真如”是世界的本原。“真如缘起论”体现了中国大乘佛教有宗论的基本思想，有宗论承认有本体，有彼岸性的最高存在。因此，六祖慧能的这种“自性”而现“万法”的观点，既体现了作为佛教哲学的基本特征，也反映了中国佛教的传承与联系。
六祖慧能企图改变传统佛教对“本体”的烦琐解释，他一方面把“本体”看成直接是源于人心的，试图从现实中活生生的人的心理活动中去寻找活力;另一方面又把人的心理活动看成是本体，把“心”看成是世界的本原。直截了当地指明主体之心即是客体之本原。因此，在慧能看来，所谓“成佛”就是于“自性”求真，也就是说，“证真如”不在于遥远的彼岸世界，而在于当下的现实世界之中，在于人的自我意识，在于能自觉自悟。
慧能反复说明这种以自悟“证真如”的观点，他说：“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参看《坛经·般若品》)
“汝今当信佛知见者，只汝自心，更无别佛。”(参看《坛经·机缘品》)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参看《坛经·疑问品》)
“一切般若知，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参看《坛经·般若品》)
“真如即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参看《坛经·定慧品》)
这就是说：“心”就是“佛”，“心体”就是“真如”。而且，“心”要区别“心体”(“念之体”)和它的作用(“见闻觉知”等)。慧能就这样把“真如”本体看成直接是源于人心的。“证真如”或“成佛”不再是追求超现实的“佛智”、“佛性”，而是自我觉悟，了彻“自心”。由此看来，“般若”从“自行”生，“菩提”向自心觅，佛国乐土与人的自心是合一的，人没有必要到遥远的彼岸世界去领悟“真如”，只须通过自我觉悟去顿见“真如本性”，“万法尽在自心”。
慧能的这一基本观点，实际上是反对在自心之外去构设一个本体，“自心”之外再无本体，正是人的“自心”，也只有人的“自心”，才是真如佛性的存在，才是万物的本原。在“自性”、“自心”、“本心”之中自有真如佛性。
在佛就在心中，不用从外面去求佛性，平常，是因为被妄念遮盖着佛性，因而不见真如。一旦去掉妄念，内外明彻，一念了悟，就可顿见“真如本性”。
传统佛教所讲的“真如缘起”论的重点在于阐述真如随缘而生万法，“真如”像是彼岸世界的精神本体，而慧能的“真如论”讲的则是“人心”与“真如”的关系，认为“人心”即是“真如”，所注重的是每一个个体当下活生生的现实之心，慧能确信“佛性”即在“自心”之中，自我觉悟是根本，真如与万法的关系还在其次。
慧能正是在“心即真如”的理论基点上来展开他的禅宗佛学理论的。
二、佛性论：“即心即佛”
“心即真如”回答的是缘起论或本原论的问题，而紧接着就是佛性论问题。佛性论阐述的是众生能不能成佛，怎样成佛的问题，这也是佛教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佛教不同宗派对这一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大乘佛教把佛性看成是众生觉悟之因，是宇宙的本体真如，是至高无上的般若智慧。而在一切众生是否都有佛性的问题上，有一种看法主张那些作恶多端的人，即佛教所说的“一阐提”的人，是没有佛性的;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一阐提”的人也是有佛性的，比如，东晋名僧竺道生就主张“一阐提”之人有佛性。竺道生的主张在当时被认为是奇谈怪论，为当时僧众所不容，他被逐出僧团。可是，当后来当《大般涅槃经》被译出后，才知道，原来佛学主张“一阐提”之人也可成佛，竺道生的学说逐渐为僧众所接受。
六祖慧能在“真如缘起论”方面主张“心即真如”。与此相联系，他在《坛经》中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实际上，在《坛经》中，慧能反复阐明佛性，并用各种不同的名词来指称，如真如、本性、自性、法性、法身、净性、真心、直心、本心等等，从缘起论方面看，慧能讲到宇宙本体时多是用“真如”等词汇来表达佛性;而当讲到众生皆可成佛，都有其成佛的根据时，就用“真心”、“本心”、“佛性”等词语来说明。
慧能认为，自性清净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前提。他说：“世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思量一切恶事，即生恶行;思量一切善事，即生善行。如是诸法，在自性中。如天常清，日月常明，为浮云盖覆，上明下暗，忽遇风吹云散，上下俱明，万象皆现。世人性常浮游、如彼天云。善知识!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于外著境，被妄念浮云盖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识，闻真正法，自除迷妄，内外明彻，于自性中，万法皆现。”(参见《坛经·忏悔品》)
也就是说，人的“本心”，人的“佛性”，人的“自性”本来就是清净明澈的，犹如蓝天清明一般，只是由于杂念妄念、“无明”烦恼的干忧，就像是被浮云遮盖了，所以“自性”不明，只有让智慧常明，拨去浮云，去除妄念，方能内外明彻，豁然开朗，使清净的自性顿现，一念觉悟而成佛。
在慧能看来，世人性本清净，不仅皆有佛性，而且皆是平等之佛性。当他第一次参见五祖弘忍时就表达了佛性平等的观点，他说：“人虽有南北，佛性无南北。獦獠(当时对南方少数民族的侮称)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坛经·行由品》)显然，在他看来，獦獠与和尚一样，有同等的佛性。这种佛性平等的思想为更多下层民众参修禅宗打开方便之门，使禅宗更加大众化，民间化。
从佛性论上看，既然人人皆有平等佛性，而且，佛性就在人的心中，那么，去除妄念后，人的“本心”、“真心”就是“佛性”。“自性”就是“自佛”。慧能说：“佛者，觉也。”(《坛经·忏悔品》)“自性觉，即是佛。”(《坛经·疑问品》)正因为人人皆有佛性，所以人人皆能悟佛，“愚人智人，佛性本无差别。”(《坛经·般若品》)“我心自有佛”，“自性若悟，众生是佛。”(《坛经·付嘱品》)从顿悟了悟的角度看，“我心”已是“真心”，因而“我心”亦是“佛性”，心即是佛。这就是慧能说的“即心即佛”(《坛经·机缘品》)的观点。“即心即佛”的观点使佛性与人心、真心与我心、真如与本心等统一起来了，抽象的佛性被落实到具体的人心之上。真如、佛性变成了不仅人心所能达到的，而且本来就在人心中，并且还是每一个具体的、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所能够从自己的心中所觉悟到的。
大多数的佛教都主张把佛性与人性分开，人为只有在修行中用佛性取代人性，才能成佛。慧能则不仅主张人人皆有成佛的本性，而且把佛性与人性统一起来，佛性成了人的本性，“人心”即有“佛心”，正像慧能所说的：“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坛经·疑问品》)其含意是如欲成佛，寻于自心，别去外求。心外无佛，佛在心中。
慧能的“即心即佛”的观点，实际上是使佛由神秘的、高不可攀的神降为活生生的人心，去除了对神的偶像崇拜，突出了人性的自由自觉。众生自心是佛，心的自觉便是自性清净，便是智慧常明，便是觉悟成佛。这样的观点对于传统佛教，具有巨大的冲击力和解放的作用。
三、觉悟论：“明心见性”
从佛性论看，人人皆有佛性，那么，佛与众生有何区别呢?
慧能认为佛与众生的区别关键就在于“觉”与“迷”。他说：“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坛经·疑问品》)“觉”即是对佛性的觉悟：“迷”即是对佛性的不觉悟。“自性”是“人心”，是“自心”，是个人之心。如果“自性迷”，即“自心”不觉悟，那么，诵经、拜佛、坐禅等，都是无用的，觉悟不了，悟不到“佛性”。只有“自性觉”，即于“自心”中去除妄念，觉悟到“佛性”，才能成佛。这种“觉”而不“迷”的过程，在慧能看来，就是“明心见性”。去除妄念，还心性本净，便是佛性顿现。慧能说：“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本解脱。”(参见《坛经·般若品》)也就是说，无论佛或是经，所表现的佛性本来就在人的心性中，心性通佛性，人心即本心，而本心即有菩提智慧。人一旦识其本心，便觉悟佛性，因而就解脱成佛。
传说中，慧能有一首著名的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是把大乘佛教所讲的“一切皆空”进一步推到了“自性真空”的境界。心空一切空，“菩提”不是“树”，“明镜”也不是“台”，本来就无一物存在，何来“树”与“台”，何处来尘埃呢?
只有“明心见性”，“自心”于“觉”中悟觉真如，方能顿悟成佛。
这就是心佛统一，心性与佛性一体，人心即真心，真心亦真如的“彻底”的禅学思想，是慧能对佛学禅宗的巨大贡献，亦是佛学中国化的最大的成就。
《坛经》禅学思想对般若与佛性的会通
佛性与般若是贯穿整部《坛经》的两个重要概念, 惠能对它们作了相互贯通的阐释。佛性本合中道般若, 佛性不二, 心性不二, 自心不二; 般若之非有非无也在于显现佛性, 般若与佛性体用一如相辅相成而为《坛经》顿悟解脱论的理论基础。
《坛经》是唯一由中国僧人撰写并称之为经的佛教典籍，它既是佛教中国化的逻辑结论，又是中国佛教的理论总结。佛教中国化由小乘禅学到魏晋般若学再进至南北朝佛性论,般若学与佛性论成为中国佛教的两大理论支柱。般若与佛性在印度佛教中一般归入空宗和有宗，两者在理论上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但佛教传入中国是多头并进、数典并弘的，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各学派或宗派在佛学思想上虽各有偏重，但摄空融有、会通般若与佛性却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趋势，惠能禅学的创立则是这种趋势的最终完成。惠能禅学以非有非无的中道观来阐释佛性，将实相无相与心性本净相结合。佛性不二，心性不二，自心不二;般若是即有即无、非有非无的不二之智，因此，般若与佛性也是不二，它们体用一如地融会于当下一心而成为顿悟成佛的重要依据和价值指向。
一、般若与佛性会通的历史渊源
中观般若学应归于龙树、提婆所创立的中观学派，该派发挥了般若类经典的缘起性空思想，以“八不”来破除一切邪见，用《般若经》的真俗二谛说把性空与假有统一起来，并发展为非有非无的中道观。佛性论一般归于有宗的涅槃佛性论这一系思想，佛性论的兴起本身是对空宗“诸法性空”思想的反动，“诸法性空”的流弊是一切皆空，甚至连佛、佛法也要空掉，这对佛教本身也是一种威胁，其微弱的中道实相难以弥补“空”的负面影响。佛性-如来藏思想转向对成佛主体的肯定，虽然它因具有较浓厚的印度神我论色彩而很快被唯识学所取代，但佛性思想的广泛张扬使得佛性论与般若学并列为整个佛学的两大基本理论。佛性论发展于般若学，对佛性的论述必然对般若学有所承继。《涅槃经》中说：
“佛性者，名第一义空，第一义空名为智慧。……智者见空及不空、常与无常、苦之不苦、我与无我。空者一切生死，不空者谓大涅槃，乃至无我者即是生死，我者谓大涅槃。见一切空，不见不空，不名中道。乃至见一切无我，不见我者，不名中道。中道者，名为佛性。”
此处把中道就是佛性，这有着般若学的渊源。大乘般若学虽然倡导诸法性空，但它又在非有非无的诠释中以“超四句、绝百非、无形无相、忘言绝虑”为实相，从而为通向涅槃之有提供了契机。《大智度论》中说：“一切诸观中，空观为第一;一切诸法中，涅槃为第一。”
上述般若与佛性的关系只能算作学术思想发展中不自觉的上下贯通，而到被后世禅宗先驱楞伽师所宗奉的佛教典籍《楞伽经》中，般若与佛性则明显具有会通的趋势。《楞伽经》有把如来藏与阿赖耶识合二为一的倾向，经中认为，“如来藏(佛性)自性清净”，但其为“无始虚伪恶习所熏”，为“客尘所染”，便成为生起一切法的阿赖耶识而有一切“善不善”之因，修行在于以般若之智破除对言相及诸法的执著而使得如来藏自性清净。此处的般若与佛性会通虽然表现在功用上，但它为《坛经》深层次融会般若与佛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渊源。
中国佛教大乘中观般若学的真正确立则始肇于罗什。罗什除广译大乘般若学经典及大力阐发般若中观学说外，还翻译了许多佛性-如来藏系经典，其弟子则各有所长但他们的学说也有相互贯通的趋势。僧肇在阐发非有非无的中观思想中已显中道实相的端倪。竺道生被誉为中土涅槃圣，但他本从罗什学习般若学，深得般若学扫相绝意之精义。“体法为佛，法是佛性，法即佛”，“当理为佛，理为佛因，理即佛”，佛及佛性的含义与般若之义多有相通。隋唐时代相继建立的中国佛教宗派以“六经注我”的态度融摄空、有两家思想。三论宗虽独宗中观般若学但又以中道为实相;天台宗的性具说本就是以中观会通佛性的产物;华严宗主张法界缘起说但又重视“十玄”观法。禅宗先驱楞伽师宗奉《楞伽经》，从东土五祖到神秀北宗，其禅学思想中会通般若与佛性的态势愈为强烈，其中江南般若三论系的法融牛头禅对惠能禅学的影响为最大。在惠能之前，般若与佛性虽互助互称但分属认识领域和心性领域，惠能禅学的建立使般若与佛性真正实现了融合。
二、以体极为宗的般若思想
惠能禅学改变过去楞伽师宗奉《楞伽经》的传统而宗奉《金刚经》该经内容展示一种“性空幻有”、“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般若智慧，也倡导“心无所住”、“离相无念”、“扫相破执”的修行脱论。《坛经》中般若思想对此多有承继，其中包括空的观念和中道思想，中道思想又延及二谛观、“三无”观和“三科三十六对”禅法。惠能般若思想的最大特点在于由般若的顿悟而达佛性的顿悟。
首先，《坛经》继承了传统般若学的“诸法性空”思想。《般若品第二》中说：
“诸佛刹土，尽同虚空。世人妙性本空，无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复如是。……须弥诸山，总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
此处的“空”既是“法空”(诸佛刹土，尽同虚空)又是“我空”(世人性空);既是“相空”又是“体空”(自性真空)，但《坛经》并不止于“体空”，而是继承了般若学的中道思想，以中道释空。《般若品第二》中说：
“善知识，莫闻吾说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静坐，即著无记空。”
《机缘品第七》中说：
“世人外迷著相，内迷著空。若能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即是内外不迷。”
也就是说，“于空离空”“于相离相”的中道智慧才符合真正的般若精神。这种即有即无、非有非无的中道思想又具体体现于《坛经》的“三无”思想、二谛观及“三科三十六对”禅法之中。
“三无”思想即“无念”、“无相”、“无住”。
《定慧品第四》中说：
“无念者，于念而无念。……于著境上，心不染，曰无念。” “无相者，于相而离相。……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能离于相，则法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 “无住者，人之本性。……于诸法上，念念不往，即无缚也。此是以无往为本。”
“三无”思想的实质就是既不离诸法，又不执著诸法，即有即无;既要看到诸法的空性，又不可执著于空，非有非无，如此才能证入般若实相。“无住”“无相”本是《金刚经》中的重要概念，惠能在此基础上发挥出“无念”这一概念并把它与佛性联系在一起。《定慧品第四》中又说：
“无者无二相，无诸尘劳之心，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自性起念，非眼耳鼻舌能念。”“真如即是念之体”。
般若由“无相”“无住”进入“无念”从而勾通真如自性，因为真如本为无念之念。
“二谛”指真、俗二谛。按中观学理论，既不可执著于世俗诸法，必须认识到诸法的性空，又不可否定诸法的幻有，而是借假修真，不离假而求真。《坛经》倡导“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反对人们执著于佛教经典。《般若品第二》中说：“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大小两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身不有。”但是，惠能又反对完全排斥经典。《机缘品第七》中说：“若全著相即长邪见。若全离空，即长无明，执空之人有谤经，直言不用文字。即云不用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文字，亦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著文字。汝等须知自迷犹可，又谤佛经。不要谤经。罪障无数。”正确的做法是既依经典，又不执著于经典，深入到经典的本义之中，反观自心。所谓“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坛经》中“不离世间觉”的修行观也体现了这一思想。出世不离世，入尘不染尘，在滚滚红尘中即身成就。“三科”指“阴、界、入”三方面，它是惠能禅学借用唯识学对客观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划分。阴也译作蕴，即色阴、受阴、想阴、行阴、识阴五阴;界指十八界，包括六尘、六门、六识;“入”也译作“处”，指六根和六境。世界万法可以以“三科”作总的划分，而其中又有“三十六对”之分。语言法相十二对，外境无情五对，自性起用十九对，总计三十六对。例如，“天与地对，日与月对”，“有与无对，有色与无色对”，“邪与正对，痴与惠对”。[vii]惠能对世界万法二元对立的划分实际上是让人们超越世俗二分对立的思维，帮助人们“出没即离两边”，以达到“究竟二法尽除”，达到直契本性的境界。这是惠能非有非无中道观在具体禅法上的应用。
惠能禅法中道观要求离两边而处中道，能于相而离相，于念而离念，则可由无相、无住进至无念而得现自性。般若以现性为宗极，但无相、无住与无念并非循序渐的关系，而是体(无念、真如)用(无相、无住)一如的关系，即体即用，一心无相，则同时具足无住、无念;一心无念，自性得显，则同时无相、无住，其内在的根据则在于其特有的佛性论。
三、非有非无的佛性论
《坛经》在佛性论上主张佛性平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和佛性清净，但这也是竺道生以后中国佛性论的主流思想。惠能的革命性在于把抽象的、本体性的佛性拉向人的自性，自性就在于众生现实的当下一心。惠能南宗禅法因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心性论和入世情怀而成为中国佛教的'代表。但是，惠能禅学的革命性还应该在于其以非有非无的中道观阐释佛性，融般若与佛性一如于当下一心，并以此作为其顿悟解脱论的理论支柱。
首先，佛性是不二之性。《行由品第一》中说：
“法师讲《涅槃经》，明佛性是佛法不二之法。……佛性非常非无常，事故不断，名为不二。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佛性。”
即佛性是非善非恶、非常非无常的不二之性，此理本就是中观之道。天台智者大师也力图以“性具论”将中道观融进佛性论之中。《观音玄义》中说：
“阐提断修善尽，但性善在。佛断修恶尽。但性恶在。”
即修得成佛的人，他本性中善因子得到完全显现，但恶的因子并没有消除，仍然潜在自身之中。但是，此结论与印度佛教“佛性即实相”和“佛性本净”的含义不符，而且也不完全符合中观思想。惠能的不二佛性论则使般若与佛性达到精细圆融的理论层次。佛性不二与佛性本净并无矛盾，它们是从不同层面对佛性的解读。
其次，心性不二。佛性落于自性，自性就在于当下一心。自性虽本来清净但又有迷觉不同，自性之迷觉又在于现实之心的清净与污染。自性与自心是二不离一、一不离二的关系。《疑问品第三》中说：
“心是地，性是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性坏。”
性是心的本质，没有性的心就不是心，没有性的心也是不存在的，修行在于自心回归自性。性与心是一体多相、一实多名的关系，一心染即自性迷，一心净即自性觉，故顿悟就在于当下一心。
再次，自心不二。修行在于修心，修心又在于修不二之心,不二之心就是于相离相，于空离空，不落两端，具足不二。不落两端首先在情感上表现为超越好恶、贪厌、谄佞等心态，常见自心过愆，不见他人是非好恶，即亦见亦不见。《坛经》中记载惠能曾举杖打神会三下并问痛与不痛，神会答为既痛又不痛。惠能认为，不痛即同木石，痛即同凡夫。神会答法本不错，但关键是他以理论认识来作答，而不是从自性上去体悟。此“不二之心”论也存在于惠能弟子神策与禅者智隍有关入定的对答之中。玄策认为，若无心入定，一切无情草木瓦石应合入定;若有心入定，一切情识含识之流亦应得定;若不见有有无之心，即是常定。惠能之禅定则是妙湛圆寂，体用如如，不出不入，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
《坛经》以“不二”来统摄佛性、自性和自心，自心若处处不二，时时不二，自心就是自性，自心就是佛性，自心之不二就是中观之智，所谓“一念觉众生即佛，一念迷佛即众生。”
四、融般若与佛性于一心的顿悟解脱论
惠能以非有非无的中道观融会佛性论，佛性是不二之性，般若是不二之智，“不二之义”是融会两者的内在根据。佛教终极价值的实现在于当下一心的顿悟般若与顿现佛性，但般若与佛性在这一心的顿悟中又处于什么关系呢?在佛性论上，惠能主张即心即佛，佛性平等。《般若品第二》中又说：
“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莫错用意，名为真性。”
佛性与般若都为人之本有，都存在于人的自性之中，但般若与佛性并不是不同的两者存在于自性当中，它们本为一体，就是人的自性，只不过是对自性的不同解读而已。《行由品第一》中说：
“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滞，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若如是见，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
修行无论是从涵养心性入手还是从体悟般若入手，两者都是互助互成的。若从个人心里上看，当你心中充满烦恼而自性有染时，你可以以般若学为认识论来看待所面临的人和事，当你真正能看开时，你此时才真正体会到般若之智，而你此时的心性也必然是清净的。
上述体用一如的思维方式还可从《坛经》的定慧观中略见一斑。《定慧品》中说：
“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第一勿迷，言定慧别。定慧体一不二。即定是慧体，即慧是定用。即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
惠能在此处对定慧作了区别于传统的阐述，定慧是体用相即的关系，成就智慧则心性自然安定，心性安定时则必具智慧，两者互助互成，体用不二。般若与佛性之关系同于此理，顿悟般若时自性必顿现，顿现自性则般若自具。敦煌本《坛经》中记惠能偈两首，其中之一为：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敦煌本后的各版本《坛经》中则将“佛性常清净”改为“本来无一物”。后人对此争议较大，有人认为其以般若思想窜改了佛性论而有失惠能的原义。事实上，从惠能融会般若与佛性的思想来看，所改并未离开惠能本义，只不过强调重点略有不同而已。清净在于佛性的存在状态，无一物在于佛性的存在方式，改后反而更为符合惠能的顿悟般若顿现佛性思想。
般若与佛性体用一如地归于众生的当下一心，修行就在于修当下的一心。这当下的一心，在认识上无相、无住、无念;在体性上无善无恶，非有非无;在情绪上无喜无悲，虽有相而离相，直达本源，顿悟成佛。惠能之顿悟说强调顿悟菩提，顿见本性，但惠能还主张顿修。当然，顿修并不是指一修即成之意，事实上包括佛陀在内也没有人不需要渐修的。“本来正教，无有顿渐，人性自有利顿，迷人渐修，悟人顿契。”(《定慧品第二》)此处顿修是指悟前的修行直指当下一心，当下一心又直指般若中观之智，直指无善无恶的清净本性，方法与结果高度统一，但能否统一就是一个渐修的过程了。般若与佛性合于一心的解脱论无论是理论意义还是实践意义都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特征。
虚云和尚禅学思想初探
虚云和尚继承、发扬、光大了禅宗思想和宗风,形成了丰富多采的禅修思想和方法,为禅宗的发展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在禅宗史上树立了一块丰碑.
作 者：周祝英 Zhou Zhu-ying 作者单位：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刊 名：五台山研究 英文刊名：MT WUTAI RESEARCHES 年，卷(期)： “”(2) 分类号：B94 关键词：虚云 禅学 思想 法脉 宗风中国禅学思想发展脉络
本文将会阐述禅学的渊源，并浅谈禅学的发展脉络。本文参考、引用的典籍为洪修平先生于创作且由中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禅学思想史》，在此特向洪修平先生致敬！本文仅供有缘人了解禅学，不做学术论证及历史考证之用。禅学起源于印度，禅学繁盛于中国。禅的渊源：印度瑜伽与外道禅禅，为梵文“dhyana”―“禅那”的音译，意译为“静虑”，即静中思虑，是佛教的一种修行方式，但它并非始于佛教，而是渊源于古印度的瑜伽术。禅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印度的《吠陀》和奥义书。瑜伽为梵文“yoga”的音译，为“结合”、“和谐”的意思，即通过静坐、调息来改善人们生理、心理、情感和精神的运动方式，以达到人神（个体意识与宇宙精神）相合的境界。《白骡奥义书》和《慈氏奥义书》等书不仅比较详细地记述了瑜伽的种种行法，还对瑜伽法进行了分类，明确提出了禅和定等范畴，把“禅”包括在瑜伽之中，这便是关于禅的最早文字记载。瑜伽禅定曾为印度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等许多教派普遍采用，在民间也广为流行。释迦牟尼在得道前曾跟随数论派的先驱者阿罗陀・迦蓝和郁陀迦・罗摩子修习过禅定，他因证得“无上菩提”而觉悟成佛据说也是在禅定过程中实现的。佛教正式创立以后，把禅定吸收为求解脱的重要修行方法。不过，佛教对禅定的思想和方法都作了专门的阐述和发展，特别是以“无我”破除了个体意识和宇宙精神的实在性，也不再以禅定为修习的最终目的，而是把禅定视为获取无上智慧的方法，甚至把佛教的一些基本思想和教义也融入禅之中，进而把佛教之外的各种禅称为“外道禅”以示区别。从这个角度来说，瑜伽禅定属于外道禅的范畴。印度佛教禅：大乘禅与小乘禅印度佛教的“禅”种类很多，主要有大乘禅和小乘禅两大类。佛教禅的本义有两层含义：一是使心绪意念宁静下来，与“止”或“定”相近；二是正审思虑，如实了知所对之境，与“观”或“慧”相近。小乘禅即小乘佛教的禅，它一般都有比较固定的内容和行法。大乘禅即大乘佛教的禅，它是在小乘禅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大乘禅不再拘泥于静坐等某些固定形式，而是依附于大乘佛教的理论。佛教禅虽不以获得神通为目的，但并不否定禅定可以引发神通。佛教始终十分重视禅定的修习。小乘以戒、定、慧这“三学”来概括全部佛法，大乘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等“六度”来概括其修习的主要内容，禅定在大小乘佛教的解脱理论与修行实践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禅在中国的发展历程1、东汉末年大小乘禅的传入大小乘禅在东汉末年已由西域传入中国，最早来华传译佛经的主要有安世高与支娄迦谶，安世高译介的是小乘禅数之学，支娄迦谶译介的是大乘般若学，与此同时，他们也译介了数部禅经，把大小乘禅法传入中国。由于汉代社会盛行神仙方术，而小乘禅学所倡导的禅定修习等许多方法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吐纳养气等道家方术相近，因此得以流传的以小乘禅数之学为主。安世高所传的小乘禅数之学虽也主张“止观俱行”，但实际发生影响的却主要是凝心入定、坐禅数息的形式与方法。当时禅与定结合在一起，往往是以定摄禅，长坐不卧即为修禅的主要形式。2、魏晋时期魏晋时期，玄学的盛行带来了大乘般若学的繁兴，佛教禅经过离言扫相的般若学的洗礼，禅学的形式化倾向受到了冲击与改造，禅的重心逐渐由修持形式转向对宇宙实相的证悟。依教修心与禅智双运是这个时期禅学的主要特点。3、南北朝南北朝兴起的佛性论，与般若学一同成为中国禅学的两大理论基石，为中国化的禅学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由于宇宙实相与众生自性趋于合一，在自性本觉的基础上，禅修的主要内容变为自性自悟，禅行生活也开始出现随缘而行的倾向。如此一来，禅学的进一步发展为中国禅宗出现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南北朝时期，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菩提达摩禅师于此时来中国传法。4、隋唐时期隋唐时期，佛教模仿世俗封建宗法制度，确立了传法世系，开始进行创宗活动。而禅家又特重师承，认为“无师道终不成”，因此南北朝时期来华传授“南天竺―乘宗”之禅法的菩提达摩便被追奉为禅宗始祖。慧可禅师是佛教的禅宗二祖。他师从达摩，从学六载，精究一乘。他虽不是中国禅宗的开山祖师，但他把印度佛法教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使佛教彻底的中土化，成为深受中国士大夫与百姓尊崇的中国佛教，这是慧可对中国文化最伟大的贡献。僧璨禅师，曾跟随二祖慧可学佛数年，后得授与衣钵为禅宗三祖。僧璨对禅宗的改造与推动，有几个明显的表现。其一，由面向达官显贵变为面向下层群众。佛教初入中国，信仰接触者多为贵族，僧璨改变靠上层弘法的方略，变为在村夫野老中随缘化众；其二，变在都市城廓建寺院为在深山僻壤布道场；其三，变居住无常的“头陀行”为公开设坛传法；其四，变“不立文字”为着经传教。在禅宗发展史上，三祖僧璨是一个重要的坐标。初祖达摩将禅法带到中国，当时人们是遇而未信，至二祖慧可时，人们是信而未修，在三祖僧璨时才是有信有修。道信禅师，为隋唐高僧，佛教禅宗四祖。他提倡“择地开居，营宇立象”，建立固定的传授禅法的道场，结束了自达摩以来居无定所、行无定初的游化局面，并在禅法思想上，形成了戒行与禅修结合、楞伽与般若诸经相融、知解与践行相扶、渐修与顿悟相连、坐禅与作务并举的禅风、禅理和禅法，从而把禅宗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成为中国禅宗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道信禅师对禅宗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农禅并举”的主张，并且发明一个名词，把出家人种地叫“出坡”。自此出家人开始种地，自己养活自己，僧人生活有了保障，使中国佛教得以发展壮大。弘忍禅师，东山法门开创者，被尊为禅宗五祖。他是道信的弟子，继承了道信的禅学传统，主要强调“守本真心”，并发展了道信倡导的山林佛教特色，聚徒定居，生存自给，寓禅于生活之中，随缘自在，把搬柴运水，都当作佛事。至此，中国禅宗的基本组织形式与生活态度基本得到了确立，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深远。神秀和尚，唐代高僧，为禅宗五祖弘忍弟子，北宗禅创始人。北宗主张“渐悟成佛”的方法。在北宗看来，体悟佛教的真理或认识自己的本性，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成的，应该“凝心入定，住心看净”，因而觉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惠能禅师，师从五祖弘忍，被尊为禅宗六祖，对中国佛教以及禅宗的弘化具有深刻和坚实的意义。惠能得到五祖弘忍传授衣钵，继承了东山法脉并创立了南宗，弘扬“直了见性，顿悟成佛”的顿教法门。南宗认为：一旦认识了自己的本性（清净本性或本有的佛性），就可在一刹那的时间内觉悟。神会禅师，是禅宗六祖惠能晚期弟子，菏泽宗的创始者，建立南宗的一个得力人物，也是六祖著名的法脉传人之一。他提出一代一人的付嘱制度，以袈裟为证，反对分灯普化的付法制度，在禅宗史上具有深远意义。他为南宗地位的确立作了两件大事：一、由郭子仪出面申请，请为菩提达摩――初祖立谥；二、由广州节度使韦利见启奏，请六祖袈裟入内供养。从此，确立了惠能及其南禅在中国禅宗历史上的地位。神会禅师离世后39年时，德宗皇帝敕命皇太子：“楷定禅门宗旨，遂立神会禅师为第七祖。”青原行思禅师，唐佛教禅宗高僧，惠能大师门下首座，后弘法于吉安市青原山净居寺，四方禅客云集，为六祖下弘传最盛的两大法嗣之一，其后出云门、曹洞、法眼三大宗支。南岳怀让禅师，禅宗六祖慧能弟子，唐代高僧，后弘法于南岳福严寺，六祖下弘传最盛的两大法嗣之一，其后出临济、沩仰二大宗支。慧能南宗的主张经过门下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传扬后，禅师们更是把禅法融会在日常生活里，认为坐住行卧、搬柴挑水等人伦日用都可体现禅法，形成一种随缘任运的`主张，同印度佛教思想以及中国其他教派的思想大相径庭。5、宋朝时期宋代禅宗流派都依赖统治者的支持，著名禅师常与上层人物交往，思想上越来越充分肯定现实。禅学与理学关系密切是宋代禅学的主要特点。由此禅学思想的发展又发生显著变化，出现了3种类型的禅：（1）文字禅。禅宗本以“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见性成佛”相标榜，但随着禅宗的发展，入宋以来，禅宗走向了“不立文字”的反面，大量语录、灯录和对“公案”的拈颂评唱，标志着禅学的文字化和“文字禅”的盛行。禅学走上文字之途，一方面有助于理解，但同时一方面也催生舞文弄墨的现象。（2）看话禅。看话禅是禅宗所谓的通过“看话头”而达到开悟的一种参学方式，“看”指内省式的参究，“话头”指把禅门公案里禅师的一些典型答语作为参究的题目。两宋之际临济宗禅师宗杲反对文字禅，他主张通过“时时提撕花头”来达到对宇宙实相的证悟和对自己本来面目的了解，认为这样才能自发地产生智慧，达到自悟成佛的目的。（3）默照禅。曹洞宗禅师弘智正觉和宗杲交谊颇深，但他反对看话禅，提倡默照禅，即于默然静坐中进行内心关照的禅法，这实际上这是以前禅宗北宗的禅法。这种禅法既是对传统坐禅形式的复归，又融入了慧能南宗以般若空观说心性的禅学思想。默照禅出现，禅宗南宗流派转而采用北宗的禅法，标志着南宗禅学已走到自身发展的尽头，自此以后禅学思想就愈来愈趋于停滞了。6、元明清时期元代的中国，蒙族主要崇奉信喇嘛教，对汉地佛教也给予一定支持，禅宗因得到明相耶律楚材和大臣刘秉忠等人的支持而得到一定的推动与发展，但禅宗的发展速度却非常缓慢。明代的中国，统治者主推正统儒家思想，程朱理学、王阳明心学盛行，明朝统治者虽有振兴佛教之举，但禅道却没有随着大明的兴盛而恢复生机。清代的中国，帝王直接参与并干预禅宗的发展，禅学思想却未得以复苏，到了清朝末期，禅学没落无比。明清时期，由于禅宗宗门衰败，宗门的规模虽愈发盛大，但禅学的宗旨却愈发泯没。佛教内部的禅净合一和佛教同儒道的归一是元明清时期整个佛教和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特点。7、近代至今禅门自元明清时期衰落之后，由近代至今未能恢复往日元气，禅学复兴之路任重而道远。禅学：源远流长，中华瑰宝禅学真可谓是源远流长之文化体系，禅学在中国的发展，始终与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紧密相容，中国化的步伐一直在行进，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的创新也在不断发生。正是由于禅学与中华文化的相互融合与渗透，禅学才在中华文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产生巨大的影响，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华之瑰宝。我是明月，认真写字，认真生活，欢迎关注，点击“关注”按钮即可！六祖坛经的思想
坛经的思想系统，虽用般若经，实则是沿袭如来藏的观点，用般若的空慧，实证真如佛性，即是明心见性。坛经中引用。《金刚般若经》者凡五见，引用《文殊说般若经》者一处。其目的是在证明相无而性有，强调本心及本性实在。所引般若经典，乃在取其作为修证的观行方便，那便是般若三昧及一行三昧。
坛经引用《维摩经》者计六例，共有五种观念：顿悟、守心与直心、行住坐卧的日常生活即是修行、动静一体、不二。此外尚可在坛经中见到《大涅盘经》、《菩萨戒经》、《法华经》、《华严经》、《观无量寿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等的思想。
坛经的心理实践，名为「无念法门」，它又有无住、无著、无相等不同的名称，以无念得智慧，以无著离烦恼，以无相证佛性。坛经的生活实践是以忏悔、发愿、受三归依戒为准则，而又将之导归心理实践的「无相法门」。
一、前言
从传统的观点和信仰来说，《六祖坛经》是禅宗的第六祖惠能大师(纪元六三八年~七一三年)所说，但自从敦煌本的《坛经》出现之後，日本和中国的学术界对於《坛经》的作者产生了争论----究竟是出於六祖惠能的思想，还是出於神会(纪元六六八年~七六○年)伪造?本文不拟讨论这些问题，而只讨论其思想内容。《坛经》收在大正大藏经第四十八卷的有两种。第一种叫《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通常被称为《敦煌出土六祖坛经》;第二种叫《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是中国通用且流传最广的一种，乃元朝至元年间比丘宗宝所编，而敦煌本《坛经》是由六祖的弟子法海所辑。看起来敦煌本的应该比较可靠，而且宗宝编的《坛经》在文字上也比较通顺，可能是後期经过传、抄、润饰而成。目前又发现曹溪本，其实就是宗宝本的另一种抄本。以上三种，文字各有出入，特别是敦煌本，其段落次第的衔接和其他两种版本都不一样。因此可以证明，这三种版本属於两个系统，但也不能确定宗宝编的《坛经》原始资料，比敦煌本更晚出。这些乃属於学术界的版本考证问题，本文也不加以论述(注1)。本文所想讨论的是《坛经》的思想内容，参考各种版本(注2)，采取各本中共同所有的资料加以综合，做为讨论的重点。
二、《坛经》的思想系统
我们知道，中国的禅宗传自印度的菩提达摩，他於纪元五二七年到达中国，成为中国禅宗的第一代祖师。他的思想源头是根据四卷本的《楞伽经》;北宗神秀的弟子净觉所集的《楞伽师资记》，就是介绍从印度禅传承到中国禅的系统，也可以讲这是北宗禅，是以《楞伽经》的思想为主流。可是南宗的六祖惠能，虽也接受《楞伽经》思想的体系，但他却以《金刚般若经》做为他的禅法的依据。因此，从《坛经》的内容固然可以看到浓厚的如来藏思想的成份，那是受了《楞伽经》系统的影响;同时又发现他特别强调般若和智慧功能，所以又是属於般若思想的传承者。照道理，般若的思想是属於「空」的，也可说是属於中观哲学的范畴;而《楞伽经》的思想既强调唯识，更强调如来藏，实际是以发挥如来藏思想为其重心，这是印度大乘佛教的另一个系统。至於《六祖坛经》怎麽可能把如来藏和中观的两系合而为一，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其实《六祖坛经》是以般若为方法，以如来藏为目标，用般若的空观来破除烦恼的执著，以期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所谓「明心」就是无烦恼的清净心，「见性」就是见到与佛无二无别的佛性。佛性是如来藏的另一个名字，清净心是般若智慧的别名，它是用般若智慧以达见性成佛的目的。此二者虽有不同的名字，也有不同的立场，然而是一体的两面。若得其一，必得其二，不见其一，不得其二;明心一定能见性，见性一定是心地光明。从中观的立场看般若，若得般若即见诸法自性是空，那就是目的，不再另有如来藏、佛性、法性等目的可求。可是从如来藏系统来看，般若只是功能，不是其本体;功能必定有其所属，所以产生了如来藏和佛性等思想。於是《六祖坛经》虽让人见到般若的思想，实际上是以如来藏为根本，这是非常明显的事。
三、《坛经》里的般若思想
《坛经》用了两种般若系统的经典，一是《金刚般若经》，二是《文殊说般若经》。经中引用并提到《金刚经》的句子和内容的，有如下几处：
1.行由品：「惠能一闻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注3)2.同品又说：「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注4)3.同品又有：「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惠能言下大悟。」(注5)4.般若品全品都谈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意义，同时强调「持诵金刚般若经，即得见性。」又说：「闻说金刚经，心开悟解」(注6)，而称此法门为「般若三昧」(注7)。5.定慧品引《文殊说般若经》所提倡的「一行三昧」(注8)来说明《净名经》(即《维摩经》)的「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注9)这两句话。
现在我们要讨论它所引的般若系统经典的思想及其目的。首先我们必须注意《金刚经》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对於《坛经》思想的重要性和惠能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禅宗史上最伟大的禅师的原因。这句话虽然是《金刚般若经》的精义所在，但不一定是最重要的经句。《金刚经》的通常论法是：「无法相，亦无非法相」，「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非法非非法」。这是排除执著，不执空也不执有;执有固然是有，执空还是落於「有」的一边，「空」「有」是相对的。可是就六祖最受用的那句话而言，虽然叫它「无住」，但还是要有「心」。这个心在现象上是智慧心，无住是不住於烦恼心，虽不住於烦恼心，但仍然有智慧心。因为求见清净的佛性需要智慧，而对众生的救济也需要智慧，所以是「有」而不是「空」。若将这句话连著《金刚经》的前文来看，是说生了清净心的菩萨，庄严了佛的国土，等於没有庄严佛的国土，那才叫庄严了佛的国土;也就是行一切善等於没有行一切善，那才叫行一切善。的确，这种清净心就是无执著的智慧心，六祖惠能听了
这句经文就开悟，也就是跟智慧心相应。不过《金刚经》没有说到开悟之後悟的是佛性，开悟本身就是目的，这跟六祖所体会的有所出入。至於《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将这两句的前後经文连起来看，是说不要把如来的身相当成真实的如来，因为如来不可以用他的身相来衡量和范围，也可以说如来是遍於一切相而不等於任何一相，不能认定任何一相就是佛;对所有一切相都不执著才能真正见到如来。所以其下还有两句经文：「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可是从《坛经》的观点来看，「相」是虚妄的，而心性是实在的，所以《坛经》说：「识自本心，见自本性」，「本不生灭」(注10)，这种不生又不灭的本心和本性，在《金刚经》中是看不到的。也就是说，相无性有，这与《楞伽经》的思想有些相同。在《坛经》中没有举出《文殊说般若经》的名字，但其所举「一行三昧」是出於《文殊说般若经》，而且在第四祖道信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早已引用过此经的「一行三昧」之修行方法，目的是在以该经的「念佛心是佛」说明《楞伽经》的「诸佛心第一」(注11)。《文殊说般若经》提到，在没有进入一行三昧之前，「应处空闲，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系心一佛，专称名字」。进入一行三昧之後，便是「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如法界缘，不退不坏，不思议，无碍无相」。可见《坛经》引用一行三昧的目的，不在於般若的思想，而是在於修行的目的;著重的是一行三昧的本身，不是进入三昧的方法。所以《坛经》说：「於一切处行住坐卧，常行一直心」，《文殊说般若经》中并未作如是说，那是《维摩经》的境界，也可以说，法界一相，无碍无相;因为无碍，所以行住坐卧的日常生活，都在三昧之中。这到後来的「无门关」便说出：「那伽(以龙喻佛)常在定，无有不定时」(注12)的`思想，实际上也是智慧的功用。至於「般若三昧」之名，未见於任何其他经典，而《坛经》说修行般若行，持诵《金刚般若经》，就能入甚深法界及般若三昧。所谓般若行，是指离一切境而无生灭，能够「来去自由，心体无滞」(注13)，它就是「无住无往亦无来」的大智慧，以此智慧观照一切法而能够「无念无忆无著」(注14)，这就是见性成佛的般若三昧。在《坛经》中也特别强调摩诃般若波罗蜜，并且要大众以清净心来念这句话，能得智慧;念时不仅是用口念，而且要心口相应(注15)，可见这是修行的方法。他把「摩诃」解释为广大的心量，如虚空无有边，没有一法可得，因为自性真空。可是《坛经》又提醒我们，不要认为是空就以空心静坐而成无记空(注16);也就是说，既对一切法不可执著，也不可让心中成为一片空洞。这还是从修行的方法来肯定「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观点，同时也否定了一般所说的「沈空滞寂」就是悟境的观念。禅宗的悟是指在活活泼泼的生活中，不受任何境界所动摇的心。
四、《坛经》里的《涅盘经》和《维摩经》思想
如来藏在不同的经论中有许多不同的名字，但指的是同一个观点，例如：佛性、自性、法性、本性、如来藏、法藏、真如、清净心等都是。《坛经》中提到六祖惠能曾为无尽藏比丘尼解释《大涅盘经》的妙义，此外他也在广州法性寺见到印宗法师讲《大涅盘经》。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即出於《大涅盘经》，可见六祖惠能当时所处的环境，佛性思想的信仰非常普遍。《坛经》中有几处也引用《维摩经》(注17)，兹列举如下：
1.般若品云：「净名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性。」(注18)2.疑问品云：「所以佛言，随其心静，则佛土净」(注19)，出於《维摩经》佛国品(注20)。3.定慧品云：「如净名经云：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注21)出於《维摩经》菩萨品(注22)。4.定慧品云：「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维摩诘诃」(注23)，这是出於《维摩经》弟子品(注24)。5.定慧品云：「故经云，能善分别诸法相，於第一义而不动」(注25)，出於《维摩经》佛国品(注26)。6.行由品云：「佛法是不二之法」(注27)，是出於《维摩经》入不二法门品(注28)。
从以上对《维摩经》经文的引证之多，可见其对於《坛经》的影响之大。《维摩经》的思想被《坛经》所用的，第一是顿悟的观念，第二是净心直心的观念，第三是行住坐卧的日常生活就是修行的观念，第四是动静一体的观念，第五是不二的观念。1.所谓顿悟的思想，应该是从「教相判释」的思想而来的。从印度到中国唐朝的佛教史上，对佛经性质和层次的分类有许多家教相的判释。大致上认定佛对上根人用直接法的顿教，对中下根人则用迂回次第而说的渐教。六祖惠能既然能在听了《金刚经》的经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而立时开悟，当然就是《净名经》所说「即时豁然，还得本性」，那也就是顿悟。所以《坛经》中有五处以上用到「顿教」来形容他的法门，又提到「顿见真如本性是顿悟菩提」，这都是从《维摩经》的观点而来。2.《坛经》以直心和净心来解释智慧，以智慧做为佛性和清净心的作用，把不动的自性称为「定」。因此他说「定」和「慧」相当於灯和光的关系(注29)，没有光不叫灯，是灯一定有光，它是不二之法。「直心」的心就是清净的心，有了清净的心一定是通过智慧而见到了佛性，是体用不二;如果行直心，必定是净心，那一定能见佛性。所以他劝人不要执著心外的一切法，如此则离烦恼而证菩提。3.日常生活就是修行，这与中国南方的山林佛教有关，必须劳作以维持生活;同时也与提倡佛教的普遍化有关。此外，六祖惠能自己的开悟是在听到《金刚经》的经句便「言下大悟」(注30)。他原先是打柴的樵夫，到了五祖的道场还是去做厨房里的杂务，开悟之後又到猎人的队伍去做帮手。所以他不以为必须经过打坐修行才能明心见性，只要当下能够於一切法不执著，便与佛同。因此他要引《维摩经》所说的「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维摩诘所诃责」的例子为他的知己;禅宗也因《坛经》做如此的提倡而开出与印度佛教不相同的局面。4.动静一体的观念。一般人的看法，动和静是两种不同的现象，动的时候不是静，静的时候无法动。可是从《坛经》所见，在一切境界里，身体可以跟著动，而智慧心也有所反应，但是称为「真如」的心体是不动的(注31)。然而不要以为叫做智慧的作用真的会动，它只是随境反映的作用，不是对境起执的作用。反映是外境本身的现象，起执就是内在烦恼的作用;既然只是反映，它没有真正的动。如镜中的像，水面的影，与镜和水本身无关。但它不是没有作用，而是有大作用，这就把佛法用之於世间而不逃避世间。禅宗能够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能够长久普遍地受到欢迎，就是由於它能像佛经里所说，莲花出於污泥而不为泥所染，处於动态的环境还能保持不动的宁静心。5.《维摩经》的不二思想。在该经中有二十七位菩萨提出二十七种不同的观点来说明对於「不二」的看法，都是用两个相对的观念和事物来说明既非一亦非二的道理(注32)。世间的一切学问，不论是由哲学、宗教和科学等任何立场来看世间的现象和观念，都不出相对的或二分法的观点。即使是讲一元论也是二分法，因为讲二是对立的，讲一也是等於二，因为单独的一不能成立也不可能出现，只有从多才能见到一，或者从一切的现象而看全部的本体。如果要讲一，一定是二或是多，所以不管站在那个立场，总有它的矛盾不通之处，因《维摩经》提出不二的观点。不二不等於一，也不等於二，那是真不二。也可以说，二是一的两面，一是二的全体;有一一定是与二同在，有二一定不离一。此即《坛经》所说定慧不二(注33)、动静不二(注34)、善恶不二(注35)、众生与佛不二(注36)、世间与出世间不二(注37)等等。因此，《坛经》最後的咐嘱品说：「动用三十六对」(注38);所谓动用，是从清净的自性而取智慧的功用。六祖理出三十六对相对的观念和事相，要大家能够出离两边而通达地运用，实际上也就是不二法门的衍伸。
五、《坛经》里所见其他经典的思想
在《坛经》中所见的如来藏系统的经典，除以上所举的《大涅盘经》和《维摩经》之外，尚有《菩萨戒经》、《法华经》、《华严经》、《观无量寿佛经》、《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等。
1.般若品无相颂首句云：「说通及心通」(注39)，是出於《楞伽经》的一切佛语心品(注40)。2.般若品及坐禅品两处引用：「菩萨戒经云：我本元自性清净。」(注41)，这是指《梵网菩萨戒经》(注42)。3.般若品又说：「一切草木，有情无情，悉皆蒙润」(注43)，这是出於《法华经》的药草喻品(注44)。4.机缘品云：「若悟此法，一念心开，是为开佛知见」(注45)，这是用《坛经》的心法解释《法华经》义(注46)。5.忏悔品引用《华严经》的净行品三归依的偈而云：「经云，分明言自归依佛，不言归依他佛，自佛不归，无所依处。」(注47)。6.疑问品：「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若论相说，里数有十万八千」，此处引的是《观无量寿佛经》及《阿弥陀经》(注48)。7.忏悔品引用菩萨的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是出於《大乘本生心地观经》(注49)。
现在将以上所引资料，说明其意义如下：(1)《坛经》所说：「说通和心通」，通常称为「宗通、说通」，是指教理和证悟。如果没有实际证悟的经验，不会真正懂得佛陀所说甚深的教理;如果对经典真正认识了解的话，也必定是有了实际证悟经验的人。所以，在惠能以一个没有受过什麽教育的人，能够听懂《金刚经》，而且又能为人解说《涅盘经》，然後又把他自己对於佛法的所知所见说了出来，完成一部《坛经》，这就是实证的悟境和教理的认识彼此呼应。有一样通达，必能两样一起通达。所以自古以来，在佛教里有两句话，「从禅出教」和「藉教悟宗」(注50)。惠能讲出《坛经》从禅出教，他闻《金刚经》而开悟是藉教悟宗。禅也好，宗也好，都同样是指佛性和自心的一体之两面，此即如来藏思想的表现。(2)《梵网菩萨戒经》的思想架构是属於《华严经》的系统，所以它跟《华严经》一样，主张以清净心为本。清净心实际上就是众生的本有佛性，所以《维摩经》叫它为「本心」。所谓开悟就是悟此清净的本心和众生的本性，也是非常坚固而富有感化力的佛性，在众生称为如来藏;它里边藏著的是本来的佛，也就是自心之中藏著本有的佛性。如果能够一念之间顿息一切执著攀缘妄想，便叫做「顿见真如本性」，发觉众生与佛无二无别。清净心的色彩贯穿著《坛经》的思想，也可以说，《坛经》的所谓最尊最上最第一的法门，便是叫人明自心见自性的法门。(3)《法华经》原来的比喻，是指佛法平等，但众生根器有大小，所得的利益也有多少。《坛经》则把雨水比成佛性，雨水能够普及一切草木，有情和无情众生都能得到利益，那表示佛性遍於一切众生，乃至於无情，也都有佛性。虽然如此，《坛经》也看到有些脆弱的草木若遇到大雨，不但不得利益，还会受到损害，因此又把《坛经》所说的法门比喻为大雨，根性小的人听到之後，反而会产生障碍(注51)。因此它强调，众生的自性虽与佛性无二，但若是小根小智的人，并不会生信心。(4)本来《法华经》所说佛的知见，就是成佛的意思;佛所知佛所见，是圆满无缺的智慧的功能，不是众生的知识和烦恼的执著，因此把佛的知见解说为禅法的内容。不过《法华经》并没有说开佛知见就等於《坛经》所讲的见性和开悟;两者是否相同，尚有斟酌余地，在《坛经》的立场则认为相同。(5)因为《华严经》主张净心缘起，所以受到《坛经》的重视。本来《华严经》净行品所讲的自归依是指归依三宝的那个人自己归依三宝了，因此下边还有一句「当愿众生」也能像自己一样，从三宝得到利益，并未肯定地说是归依自己的自心三宝。可是《坛经》却把自己归依三宝解释为归依自己的自心三宝。如果从《华严经》的基本思想来讲，可以像《坛经》如此解释;不过《坛经》是用《梵网菩萨戒经》所说「本源自性清净」的观点来解释《华严经》所说的三归依偈。(6)《坛经》出现的时代，弥陀净土的思想和信仰在中国已非常盛行，像《坛经》这样主张开发自心和自性世界的佛教信仰，必然和求生西方净土的阿弥陀佛信仰有观念上和方法上的冲突。弥陀净土重视以佛力往生佛国，而禅宗重视自净其心，言下顿悟，不立文字，不向心外求法，也不见心外有佛，故有与弥陀净土信仰辩论的必要。可是它也不能否定弥陀法门的价值，所以《坛经》根据《观无量寿经》所说的：「阿弥陀佛去此不远，汝当系念谛视彼国，净业成者」，著重在「净业者」这一点上。所以《坛经》说，如果能自净其心，「即除十恶等障，念念见性」，则弥陀佛土「去此不远」，其实就是後来有人解释为「自性弥陀，唯心净土」的思想，而把《观无量寿经》主张的要修三种福业的观念省略了。从这一段看，阿弥陀净土的思想，虽也属於如来藏的系统，比如称阿弥陀佛的因地为法藏比丘，意即一切法的库藏，含有如来藏的意思在内;但是《坛经》不能接受怀著不善之心也能念佛往生的观念。也就是说，必须先要做到自净其心，才能往生佛国净土。(7)《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的四弘誓愿，是菩萨戒的基础，又叫做一切菩萨成佛的通愿。发大乘心，求成佛道，就是菩萨初发心。若要求受菩萨戒，先要忏悔、发愿，然後接受三归，《坛经》就是以此架构来劝人实践它的法门。不过，《坛经》在四弘誓愿之上多加了「自心」和「自性」的观念，因为自心是无量广大的智慧心，自性是清净不动无障碍的佛性，所以发愿度无量众生不是心外真有众生可度，断一切烦恼不是心外真有烦恼可断，修学一切法门不是心外真有法门可学，成无上佛道不是心外真有佛道可成。如果不是这样，便成了心外有众生、有烦恼、有法、有佛，那是二法，不是不二法;那是执著攀缘;不是解脱自在。但也因此造成许多人的误解：自己尚在烦恼中而说没有烦恼，也不需要断烦恼;不懂佛法而认为没有佛法可学;无能帮助众生而认为心外没有众生需要度;不知佛道是什麽就认为不需要成佛。这就变成了邪见，亦即《坛经》所说的「邪迷」、「诳妄」、「不善」、「嫉妒」、「恶毒」等的心理现象(注52)。
六、《坛经》的心理实践
《坛经》的法门叫做无念法门，《坛经》的修行叫无念行;连带著无念的观念，还有许多名词。在般若品有「无住无往亦无来」(注53)、「无念无忆无著」(注54)、「无相」(注55);在定慧品有「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注56);在忏悔品有「无相忏悔」(注57)、「无相三归依戒」(注58)。「无念」一词最早见於《大乘起信论》(注59)，但《坛经》是不是受了起信论的影响，不得而知;在《金刚经》有这种暗示，那就是「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注60)，《坛经》不用无心而用无念，可能是怕把染著心和清净心混淆。《坛经》中所讲的自心一定是清净心，无念是指前念、今念、後念，念念不被愚迷、骄狂、嫉妒等心念所染;而且念念之中，前念、今念、後念不被前境所缚(注61)，所以「心不染著是为无念」(注62)。「无住无往亦无来」是用之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的，它说明了用大智慧来超越一切烦恼的事实，所以《坛经》说「打破五蕴烦恼尘劳」(注63)。它不是本来没有而现在有，也不是现在一直停在这儿，从来没有离开过;不能说它是有或是没有，不能用任何话来形容它。同样地，如果运用大智慧能使我们的心，不停留在任何一个念头上，也不被任何念头所吸引。「无住」是指现在，「无往」是指过去，「无来」是指未来。也就是在每一个念上面都没有我，实际上就是无我的意思。「无忆无著」，所谓「忆」和「著」是指对过去现在未来的念头和事物有取有舍，那就是烦恼。因此《坛经》说：「以智慧观照於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注64)「无相」这个名词也是从《金刚经》的经句而来。前面已举过《坛经》所用的《金刚经》的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注65)，而且《金刚经》又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注66)。其实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这三种是指众生的自我中心，和他的生活环境，寿者相是众生在时间上活动的现象，四种相也就是众生在时空中的关系和现象，这些叫做一切相。唯有离开一切相，才能发现无上的真如心。因此《坛经》要求我们以无念得到智慧，以无相亲证佛性。所谓无相是指离开内外相对的相以及体用相对的相。
七、《坛经》的生活实践
佛教徒的生活实践通常是用戒定慧三无漏学作依准;依戒摄身，依定摄心，依慧指导身心的行为，这是佛法不变的原则。在受戒之前需要发愿、忏悔，发愿是愿意接受佛法修行佛道，如《坛经》忏悔品，所举的四弘誓愿;忏悔是对於三世的罪障以至诚恳切心来忏悔。凡夫在受戒之後，对於戒律的持守，尚有违反可能，所以还要忏悔;一次一次地违犯，再不断地忏悔，就能持得愈来愈清净，犯过失的可能愈来愈少。《坛经》也鼓励这一点，所以设有忏悔品，里边包括忏悔发愿和受三归依戒。然其与一般经典所不同的，是强调「无相」的观念。无相的意思是心外无法，一切法皆是从自己的心中所显现，归依三宝也即是归依自心，以「自心」归依「觉」、以「自心」归依「正」、以「自心」归依「净」，便是归依了三宝(注67)。一般的说法是以坐禅来达到定和慧的目的，而《坛经》於此也有不同的观点。通常认为坐禅的方法不出於禅观，也就是用各种不同的观想法，例如数息观和不净观，或五停心观等，来达到身心统一及超越身心之外的目的。可是《坛经》对此有所批评，它主张既不要著心，也不要著净，也不是不动。如果著心，那是妄想;如果著净，那是妄念;如果是不动，只有自性才能办得到。所以他说：「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注68)。这对於传统的次第禅观而言，是不相同的。传统的次第禅观，是要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用心去放在一定的方法上，然後使得散乱心逐渐减少，以至消失而入定境。可是《坛经》所说的坐禅不在於打坐，乃在使得自己的心当下不起杂念而能见到不动的自性，叫坐禅。能够达到这样的程度，内心自然不乱，所以也叫定，并且说这是真正的禅、真正的定。从外面看叫做禅，从内看叫做定;实际上，坐禅、禅定，是指同一椿事。也可以叫三位一体的不二法门吧!
注解
(注1)有关《坛经》的考证，最早有日本的宇井伯寿撰《第二禅宗史研究》第一篇「坛经考」;在中国有印顺法师的《中国禅宗史》第六章「坛经之成立及其演变」;此外，铃木大拙、柳田圣山等日本学者，均对坛经作过考证的工作;在美国的坛经英译，我所见到的两种：(1)ThePlatfotmSutraofTheSixthPatriarchbyPhilipB.Yampolsky(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67)(2)ThePlatformScripture-TheBasicClassicofZenBuddhism,translatedbyWing-tsitChen.
(注2)本文对《坛经》文句的引用，是依据大正大藏经的宗宝编集本。(大正大藏经
160页
，以下简称大正)
(注3)《坛经》，大正四八卷三四八页上。《金刚经》，大正八卷，七四九页下。
(注4)《坛经》，大正四八，三四八页下。《金刚经》，大正八卷，七四九页上。
(注5)大正四八，三四九页上。
(注6)大正四八，三五○页下。
(注7)大正四八，三五一页上及中。
(注8)a《坛经》定慧品，大正四八，三五二页下。b《文殊说般若经》，有两种译本：(1)《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上下二卷，梁扶南国三藏曼陀罗仙译。(2)《文殊师利所说般若波罗蜜经》一卷，梁扶南国三藏僧伽婆罗译。提及「一行三昧」的是二卷本的卷下，见於大正八，七三一页。为四祖道信所引者，亦正是此段经文。
(注9)《坛经》定慧品，大正四八，三五二页下。
(注10)大正四八，三四九页上。
(注11)道信的资料被收於《楞伽师资记》，其所引《文殊说般若经》的内容，见於大正八，一二八六页下至一二八七页上。
(注12)大正四八，二九八页中。「那伽」是龙，佛常在定如龙。
(注13)大正四八，三五一页中。
(注14)大正四八，三五○页下。
(注15)大正四八，三五○页上。
(注16)大正四八，三五○页上。
(注17)《维摩经》有前後三译：(1)《佛说维摩诘经》二卷，吴支谦译;(2)《维摩诘所说经》三卷，姚秦鸠摩罗什译;(3)《说无垢称经》六卷，唐玄奘译。梵文维摩诘，有「净名」、「无垢称」两种意译。
(注18)大正四八，三五一页上。
(注19)大正四八，三五二页上。
(注20)大正一四，五二○页中有云：「菩萨以意净故，得佛国净」。又於大正一四，五三八页下云：「依佛智慧，则能见此佛土清净」。又云：「若人心净，便见此土功德庄严。」
(注21)大正四八，三五二页下。
(注22)大正一四，五四二页下有云：「我问道场者何所是?答曰：直心是道场，无虚假故。」此下尚有发行、深心、菩提心、六波罗蜜、四无量心等，都是佛的道场。道场即是佛土。
(注23)大正四八，三五三页上。
(注24)大正一四，五三九页下。
(注25)大正四八，三五三页中。
(注26)大正一四，五三七页下。
(注27)大正四八，三四九页下。
(注28)大正一四，五五○页中至五五一页下。
(注29)大正四八，三五二页下。
(注30)行由品，大正四八，三四九页上。
(注31)参看《坛经》般若品及定慧品，讲解般若、真如、定及慧之与心性之关系。
(注32)参见(注28)。
(注33)定慧品云：「定慧一体，不是二。」大正四八，三五二页下。
(注34)行由品云：「不是幡动，不是风动，仁者心动。」大正四八，三四九页下。
(注35)行由品云：「一者善，二者不善，佛性非善非不善，是名不二」。大正四八，三四九页下。
(注36)般若品云：「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大正四八，三五一页上。
(注37)般若品无相颂云：「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大正四八，三五一页下。
(注38)咐嘱品云：「动用三十六对，出没即离两边。」大正四八，三六○页上及中。
(注39)大正四八，三五一页中。
(注40)《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一，一切佛语心品云：「显示一切说成真实相，一切佛语心」。大正一六，四八四页上。
(注41)般若品，大正四八，三五一页上。坐禅品，大正四八，三五三页中。
(注42)《梵网菩萨心地戒品》卷下有云：「金刚宝戒，是一切佛本源，一切菩萨本源，佛性种子一切众生皆有。」又云：「本源自性清净」。大正二四，一○○三页下。
(注43)大正四八，三五○页下。
(注44)《妙法莲华经》卷三，大正九，一九页中有云：「如彼大云雨，於一切卉木丛林及诸药草，如其种性，具足蒙润，各得生长」。
(注45)大正四八，三五五页下。
(注46)《妙法莲华经》卷一，方便品云：「诸佛世尊，欲令众生，开佛知见，使得清净故，出现於世。」大正九，七页上。
(注47)a.《坛经》忏悔品的引文处，大正四八，三五四页中。b.被引用的《华严经》文：(1)出於六十卷本第六卷净行品，为「自归於佛」。大正九，四三○页下。(2)出於八十卷本第十四卷净行品，亦为「自归於佛」。大正十，七○页上。
(注48)a.《坛经》引文处，大正四八，三五二页上。b.《观无量寿佛经》被引之处有「阿弥陀佛，去此不远」之句。大正一二，三四一页下。c.《阿弥陀经》有「从是西方过十万亿佛土，人世界名曰极乐」之句，大正一二，三四六页下。
(注49)四弘誓愿，在诸经典中，有不同的表现：(1)《道行般若经》卷八是诸未度者悉当度之，诸未脱者悉当脱之，诸恐怖者悉当安之，诸未般泥泅者悉当泥泅。(2)《法华经》卷三药草喻品，有与道行般若经相同的四宏誓愿。(3)《菩萨璎珞本业经》卷上，是以苦集道灭的四圣谛为四弘誓愿。(4)《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卷七，则以誓度一切众生，誓断一切烦恼、誓学一切法门，誓证一切佛果，为一切菩萨的四愿。以上资料参阅日本《望月佛教大辞典》一七五五页及一七五六页。
(注50)a.根据印顺法师的《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六一四页有云：「太虚大师曾说：天台与贤首，从禅出教，是重经的。三论与唯识，是重论的，重传承的。」印顺法师接著又说：「然从学派的发展去看，一切大小宗派，都是根源於禅观的修证。等到从禅出教，形成大流，学者大都就重於传承及论书了。」此书於一九六八年六月初版，出版者为印顺本人，流通处为台北市的慧日讲堂。b.菩提达磨的《二入四行》有云：「理入者，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俱为客尘妄想所覆，不能显了。若要舍妄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更不随於文教，此即与理冥符。」大正四八，三六九页下。
(注51)此在《法华经》卷一方便品，曾叙述：释迦世尊将说法华经时，预言「若说是事，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当警疑，增上慢比丘，将堕於大坑。」大正九，六页下。
(注52)《坛经》忏悔品有云：「从前所有恶业，愚迷、骄诳、嫉妒等。」又云：「善知识!心中众生，所谓邪迷心、诳妄心、不善心、嫉妒心、恶毒心，如是等心，尽是众生，各须自性自度，是名真度。」大正四八，三五四页上。
(注53)大正四八，三五○页下。
(注54)同前注。
(注55)般若品有云：「吾有一无相颂，各须诵取。」大正四八，三五一页中。
(注56)大正四八，三五三页上。
(注57)大正四八，三五三页下。
(注58)大正四八，三五四页上。
(注59)大正三二，五七六页中有云：「心起者无有初相可知，而言知初相者，即谓无念」。
(注60)大正八，七五一页中。
(注61)《坛经》忏悔品所用句子。大正四八，三五三页下。
(注62)《坛经》般若品云：「若见一切法，心不染著，是为无念」。大正四八，三五一页上。
(注63)大正四八，三五○页下。
(注64)大正四八，三五○页下。
(注65)大正八，七四九页上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
(注66)大正八，七五○页中。
(注67)《坛经》忏悔品云：「劝善知识，归依自性三宝，佛者觉也，法者正也，僧者净也。自心归依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离财色，名两足尊。自心归依正，念念无邪见，以无邪见故，即无人我贡高，贪爱执著，名离欲尊。自心归依净，一切尘劳爱欲境界，自性皆不染者，名众中尊。」大正四八，三五四页中。
(注68)《坛经》坐禅品，对於坐禅的定义，有其独特的界定法，参阅大正四八，三五三页中。
《坛经》思想简析
《坛经》，唐惠能说，法海集记，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现行本有四种系统：第一，敦煌本，不分卷，现今计有六种不同的抄本。(1)旅博本，即旅顺博物馆藏本，现下落不明，只有首尾两页的照片。(2)S5475号，即斯坦因本，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馆，收于{大正藏》第四十八册。(3)冈48号，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为片段。(4)敦博077号，即敦煌博物馆藏本。(5)北敦8958号，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残件。(6)西夏文抄本，共12残页，现分藏各处。第二，惠昕本，二卷。原本是晚近在日本京都堀川兴圣寺发现的覆刻宋本，题作《六祖坛经》。此本原为宋邕州罗秀山惠进禅院沙门惠听以古本文繁，·于干德五年(967)所改订，分二卷，十一门。绍兴二十三年(1153)晁子健于蕲州刊行，后流传日本，经兴圣寺翻刻。第三，德异本，即曹溪原本，不分卷，但开为十门，题作《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此本是元代德异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所刻古本。第四，宗宝本，不分卷，亦开为‘卜晶，是元代风幡报恩扔禅寺住持宗宝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所改编，题作《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前有德异序。现今存世的古代《坛经》抄本、刻本总计二十余个，大致不出上述五个系统。
关于本书作者之问题，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争论，其起因为胡适于1930先后发表《荷泽大师神会传》、《坛经考之一——跋曹溪大师别传》，主张坛经之作者非为六祖惠能，而系其弟子神会。从目前讨论的情况看，大多数学者认为，胡适的主张是不确切的。《坛经》的主体部分(即较早形成的部分)仍然能够代表六祖惠能的思想。本文即以《坛经》为依据对慧能的佛学思想作简单论述。
一、“心”与“性”
慧能是不识文字却能悟道开山的典范。为了确立“自性成佛”的宗旨，他一方面倡导“佛是自性作，莫向心外求1n，“若向身中觅自见，即是成佛菩提因”;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破除人们对经典、偶像等权威的崇信，认为“一切经书及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用人置，因智慧性故，故然能建立。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无不有。”为确立人内心的自觉与自信，禅宗走上了贬损外在权威、仪式的道路。后期禅宗所出现的毁经谤佛，如丹霞天然那样取寺中木佛取暖的极端行为，正是这一精神的体现和发展。自性自度原则的确立将成佛之道归结为个体的瞬间顿悟。“直指心源”的“见性”当然是仅属于个体的独有直觉体验。这样的体验若欲借助于作为公共交流工具的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自然是难于尽如人意的。从这个角度看，“不立文字”的原则确实是禅宗唯—‘可能的选择。而《坛经》的“三无”之旨以及在此基点之上得出的“顿悟”之法门确实构成了禅宗“不立文字”的重要根由。要搞清楚“三无”之旨，还须从“心”与“性”的概念说起。
由于慧能理论兴趣并不太高，更重要的是由于《坛经}的口语化叙述与成文成书过程的复杂性，作为慧能禅法及南宗禅的宝典，{坛经》对概念的使用随意性较大，内涵并不很清晰、稳定。但经过梳理，仍能见出系统性和大致的内涵。从心性论角度提纲契领地说，自心与自性是《坛经》最重要的概念，完全可以作为其核心范畴。
“性”是《坛经》中最常出现的概念，它也称为“自性”，与此相近的概念还有法性、本性、自本性等。《坛经》云：“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见。”’又说：“见自本性，即得出世。”’在《坛经》里，自性既是万法之本体，又是众生之本体，也是众生成佛之根据。总括《坛经》所言，自性可有以下五义：其一，自性是清净性。“自性清净”、“自性常清净”‘等语屡屡出现。其二，自性是真如性。《坛经》称，自性“即自是真如性”‘，所谓真如性就是真实如此的本性。其三，自性是智慧性，“本性自有般若之智”’。其四、自性是空寂性。《坛经》认为众生之本源空寂，“性本无生无灭、无去无来”‘，“性”是超时空、无生灭、无去来的绝对之存在。其五，自性是含藏义。“自性含万法，名为含藏识，”’即是此义。以上五义可以合并为“真如佛性”而言之。换句话说，《坛经》所言之自性是蕴含于众生之中的真如理体。因此，它才有诸多功能——含容万法、观照万法、思量自、化及生三身佛。
“心”作为主体性范畴在佛学中逻辑地包含了真心与妄心两方面。与北宗禅以真妄混合释“自心”不同，《坛经》所言之“自心”是超越真妄二元对峙的“当下现实之心”。与此义相近，《坛经》中亦用自本心、本心替换“自心”而使用之。“本心”之“本”是本来状态、本来如此、本来清净的意思。在此意义上，“本心”也就是净心。《坛经》说：“菩提般若之知，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须求大善知识示道见性。”这是说，菩提、智慧、觉悟就是众生之心的本来状态，是众生之心的本质，不过由于其迷惑即无明而使其妄染。这一解释符合心性本净的模式，但其将妄染的“客尘”之来源全归于主体的迷惑，使这一心性论模式所著力强调的主净、客染的性质区分在主体心之-上得到统一。这一变动使“客染”失去了非染其心不可的必然性，使众生之心本净的一面得以抬升其地位。在此前提F，慧能强调本心的重要性就是必然而合理的。这一心性定位明显不同于北宗禅，尽管二宗所使用的概念是相同的。正是以众生之本性为净的前提下，{坛经》也改变了北宗禅关于体用的见解。尽管从“用”的角度看，心之起动、作用必然有两种情况、两种可能，但是慧能认为善心、净心与本心是一致的，而恶心、染心则是与本心相违的。从体用关系看，恶染之心用并非心体的真实作用，也不是心体必然而有的功能，它祗是众生之心的一时迷乱所致。这是《坛经》体用关系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慧能又十分强调净心就在妄心之中。《坛经》说：“何不以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众生“自色身中，邪见烦恼，愚痴迷妄，自有本觉性。”’慧能甚至明确地说：“净性在妄中”，“淫性本是清净因”。慧能认为，本心与现实心、真心与妄心，虽然层次与性质有所不同，但彼此又是体用一如的关系，众生不应离妄另去求真，而是要即妄求真，或者说即妄显真。这就是“呈自本心”之禅法的来由，也是南宗禅区别于北宗守本真心之禅法的根本原因所在。
正如方立天先生所说：“作为慧能《坛经》主要思想范畴的心与性，两者的关系是多方面的，归结起来是对立、统摄、依存和同一的多重关系。”‘不过，《坛经》中著名的“心地性王”’命题之中所涉及之“心”，指的是作为众生主体的整体的“心”，网罗了“心”之所有方面。所谓“心地”也就是心之本体、本性，这样的“心地”自然是自性了。从以上角度所言之“心”与“性”的关系，自然可以有如上引文所说的几种关系。从“心性本体”论的角度看，“心”与“性”，准确地讲是“自心”与“自性”，袱能有一种，即同一关系。这种“心性”同一可有两方面意义：一是就众生的证悟即解脱方面而言;二是就含容万法来说，“心”与“性”也是同一的。前者是就佛性而言，后者是就“法性”而论。总合二义，“自心”即“自性”，既是众生的本体，也是万法即万物的本体。而“三无”则是“自性”、“自心”的“体”、“相”、“用”。
二、“三无”宗旨
所谓“三无”是指《坛经》所说的“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无相”的标准定义是“于相而离相”。“外离一切相，但能离相，性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这样的“无相”是对心体本然状态的一种说明。世人对于声色诸相容易产生执着，神秀等北宗禅师教人看心就易于着于心相，看净而着于净相亦有违心体的本来面目。取相着相就障蔽了自己的本性，如果离相就可顿见性体的本来清净，如云散而虚空明净一般。所以，无相不祗是离一切相，更是因离相而显性体清净，因而自心是以无相为体的。不过，《坛经》并未停留在这一层面，而是着重于其运用。它对一切修为，统统冠以“无相”的。限定词，如“无相戒”、“无相忏悔”、“无相三皈依戒”、“无相偈”等等，都是它的具体化。特别是其“无相戒”更是《坛经》的一大特色。“无相戒”全称为“无相心地戒”，“心地”即自性、佛性。《坛经》中两次引《菩提戒经》所言“戒本源自性清净”。据杨曾文先生研究，慧能的无相戒与《菩提戒经》所言之“佛性戒”、“持心戒”有关。因佛性、心体(禅宗将二者看作一回事)是无相之实相，所以可称之为“无相戒”。慧能不是简单地继承此“佛性戒”的提法、作派，而有很大发展。具体的进展就是将其与“四弘誓愿”、“忏悔”、“三皈依”融为一体。这样的嫁接，使得戒体被牢靠地建立在心体之上。隋唐以来，律学对戒体为何叠有争论，是“色”?是“心”?还是“不相应行”?众说难一。“《坛经》摈弃了律学的各种主张，将戒体统一于修体，并定修体为无相，使得戒律的意义完全变了。因为戒律是种外在的行为规范，需要以特殊的仪表相状贯穿于衣食住行等各种宗教和非宗教生活中。假若取消了这种仪表相状，使戒律仪规置于不着诸相的原则之下，就等于消解了它们应有的拘束、制约的功能。”杜继文先生的这段评论准确地揭示了慧能“无相戒”的意义，但对其评价稍多贬抑。因此，还应补充一点，“无相戒”实际上是弘扬“自净其意”的内省修习。如宗密在《圆觉经大疏钞》卷三疏解“修悟”时说：“谓以无相为修，分明为悟。悟即慧也，用也。修即定也，体也。荷泽云，即体而用。”’这是荷泽神会对“无相”之修悟的诠释。这样的“悟”、“修”结合，昭示的是一种不拘外在行迹而专注于内心的反省，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大为发扬，贯彻其中的是伦理的自愿、自觉的原则。，这一变革，符合大乘佛教以“心”的转变为旨趣的宗教品格。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坛经》中的提法，而在于众生在修行实战中应该寻求自愿、内省与强制、监督两种力量之间的平衡与合力。后期禅宗所出现的抛开一切戒律、规章的“狂禅”作派，便是两种力量失去平衡的必然结果。
“无住为本”的命题是从《维摩诘经》“从无住本立一切法”演化而来的。依僧肇的释文，“无住为本”就是“以心动为本’“。这与《大乘起信论》以心之初动为世界生灭的根源是一致的，所以，可以简单地说“无住”就是“心动”。《坛经》说：“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无有断绝。若一念断绝，法身即是离身。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于一切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人的本性是念念不住的，在一生中从不断绝。“性”本来不住，从本来不住的自性起一切法。依《肇论》’解释，一切法是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的。仔细观察起来：“昔物自在昔，不从今以至昔：今物自在今，不从昔于至今。”念念相续，这是生命的律动，然而其实质却是“法法不相到”，“性各住于世”的。人们不了解“知往物而不来，而谓今物而可住”，所以就念念执着了。《坛经》反对众生顾恋过去，欣求未来，执着现在，在念念中系缚，往来生死。因为这种理解，与佛教的生命观、时空观相距甚远，甚至是背道而驰的。众生若能体悟自性、自心的本来不住，一切法是迁流不息，难有固定之相可住，树立了这样一种生命观、世界观，就会对一切对象、一切事情都来而不住，去而不留，如雁过长空，不留痕迹。这就是念念相续而不住的生命的真实相状。慧能的目标在于将作为生命之真相的“无住”转作实践的原则，从而使心无所住，不执着：情无所寄，无爱憎。这种念念不住的心，是自在无碍、随心任运的。所以，南宗禅坚决反对所谓“直言坐不动，除妄不起心”的“枯木禅”，而提倡在行住坐卧动静语默中自见本性，在活泼自在无碍的境界中，当下顿悟。
“无念”一语，在佛教其它典籍中偶尔也用，集中加以发挥的是《大乘起信论》。《起信论》云：“心起者，无有初相可知，而言知初相者即谓无念。是故一切众生不名为觉，以从本来念念相续未曾离言，故说无始无明。若得无念者，则知心相生、住、异、灭，以无念等故。”《起信论》将“无念”作为心体和最高境界的同义语，用以突出“心”的本然状态为“不动”的静态。在《起信论》中，“无念”是心体离言静寂，心相的流动迁流全不复存在的状态、《坛经》所言则与其相反。《坛经》言：“于一切境上不染，名为无念;于自念上离境，不于法上念生。”慧能以为，生命的本性就是念念不断的，如真的什么念都没有，“一念断即死，别处受生”，所以劝人莫以“百物不思”为目标。同用“无念”一语，《坛经》变《起信论》的静寂义为“心动”义。因此，《坛经》中的“无念”属于心用的范围，它的标准定义是：“念而不念”，“于一切境上不染”。念是心之动，心所对的是境(法)。一般人于境上起念，如境顺于心思则起贪念，如境违逆其意念则起嗔心。这样的念是依境而起、随境而转的。这样的念是妄念，众生终日被境所驱使，不得自由与自在。所以{坛经》说“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念从此而生。”因此，无念就是“于自念上离境，不于法上念生”，也就是不依境起，不依境转。“无者无何事?念者念何物?无者，离二相诸尘劳;念者，念真如本性。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自性起念，虽即见闻觉知，不染万境而常自在。”“于自念上离境”，主体之心虽然还能听、能见、能思，但这种见、闻、觉、知却不受外境所染，不受外物的干扰。流传颇广的“风动”还是“幡动”的掌故就很能觉知(认识活动)，而是要人们把对说明问题：“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面对世俗世界而不受制于世俗世界，认识外境、内境而不对其产生执着。这就是“无念为宗”的实质所在。它无意于强行抑制主体的见闻外境的直觉感受完完全全转化成为内心的自觉体悟。
《坛经》所使用的概念系统以自心(自性)为中心，并且以“无相”、“无住”、“无念”诠释心之“体”、“相”、“用”，从此悟入自性就可见性成佛。不过，《坛经》言“三无”的顺序是“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不合于先“体”后“用”(相)的体用表述惯例。然而，考虑到以下三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其一，慧能及其同代禅师文化水平不高，难于如同台、贤、唯识诸师般从事严整的逻辑思维，这种表述显得朴素、古拙，倒也合乎其身份：其二，以“无念”为首，显然表示禅宗将解脱修行法门置于更重要地位的意图，以“宗”为“无念”之谓词，表明其立“无念”为宗眼的鲜明态度。其三，《坛经》敦煌本第一七节的具体论述，还是先言“体”后言“用”的。
三、“心用通性”与“顿悟成佛”
《坛经》是以“自心”为中心范畴的`。“无相”是性体清净的“体”，无住是本性无缚、心无所用的“相”，无念是真如起用、不染万境的“用”。从此悟入就可“见性成佛”。”《坛经》说般若、定慧都是约“自心”而言的。如《坛经》说：“般若常住，不离自性。””自性心地，以智慧观照，内外明尺，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是解脱。”“自心”、“自性”就是众生生命的本然状态，无相、无住、无念是“自心”的“体”与“用”。如此看来，禅人所孜孜以求的悟境并不神秘，而是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本然状态之中。这样，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目的就在于揭示出一种全新的修行方法，提倡直觉能力的自然发挥，简化修行成佛的顺序、步骤，以般若之智悟见自心佛性、顿入佛地。这是围绕着顿悟而展开的修行方法。将自心“三无”之旨归贯彻于日常事务及其修行活动之中而不光停留于义理讨论，这是禅宗的特色。这种贯彻，在心性思想上表现为对于“直心”的特别强调。在门风上表现为随缘任用的“顿悟成佛”论。
“直心”一语出于《维摩诘经·佛国品》所说“直心是菩萨净土”。僧肇对此解释说：“直心者，谓质直无谄，此心乃是万行之本。”’此经“菩萨品”说“直心是道场，无虚假故”，僧肇解释说：“直心者，谓内心真直，外无虚假，·斯乃基万行之本，坦进道之场也。”此中所言“直心”是指坦诚正直之心。《起信论》释“发心”时说：“一者直心，正念真如法故”，亦即随顺真如实相之正念是也。《坛经》将“东山法门”之精髓“一行三昧”用“直心”释之：“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是。《净名经}云：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莫行心谄曲，口说法直，口说一行三昧，不行直心，非佛弟子。但行直心于一切法上无执着，名一行三昧。迷人着法相，执一行：昧，直心坐不动，除妄不起心，即是一行三昧。，这里所言之“直心”是一种对任何事物无所爱恶、无所取舍的自然无为的立场和态度。从“三无”之旨出发，慧能以“但行直心”变“东山法门”之坐禅看心为随缘任用。慧能批评北宗静坐不动的禅法是障道因缘，他认为：“若言看心，心元是妄，妄如幻故，无所看也。若言看心，人性本净，为妄念故盖覆真如，离妄念本性净。不见自性本净，起心看净，却生净妄。”‘依慧能之见，看心看净的禅法不仅不能使人解脱，反而成为使人着相执着的枷锁。《坛经》的这一理论，对后世禅宗的影响甚深且远，是禅宗随缘任用作风的根由。
从“顿悟说”的历史发展看，此说当然并非慧能首创，但是慧能却是将顿悟作为解脱成佛之根本方法的第一人。南宗禅与北宗禅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一个主“顿悟”，一个主“渐修”。因为北宗禅师虽然将众生的本性定位于“自心”观之，但众生与佛共有的本体却是真心，因此必然的修行法门便是“守本归真”，以净心对治、磨灭妄心以显现清净圆明的心体。这也是《最上乘论》反复强调“但心真谛，守自本心”，“但了然守本真心，妄念云尽，慧日即现”的原因。宗密将北宗禅的宗旨概括为“息妄修心”是很准确的。一个“修”字，一个“守”字，确实是北宗心性论的最大特征。而南宗禅则提倡“直指人心”的“见性成佛”之法门。如《坛经》所说：“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是故将此教法流行后代，令学者顿悟菩提，令自本性顿悟。”“迷者经累劫，悟者刹那间。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慧能认为，众生无须经历累世的修行，祗要刹那间领悟自心等同于佛性，便是成佛之时。他以亲身经历告诉禅者，自己就是在其师弘忍处顿悟的。这一“顿悟”思想，王维在《六祖能禅师碑铭》中作了如下记述：“举手下足，长在道场。是心是情，回归性海。商人告倦，自息化城，穷小无疑，直开宝藏。”
慧能的这一学说，开辟了一条简易成佛的道路，影响巨大，被后世称之为“六祖革命”。既然成佛在一念之间，祗是对“即心即佛”的刹那直觉和体悟，那么，传统佛教所主张的读经、坐禅等一系列修行功夫，也就失去了中心地位。传统佛教重视诵经，慧能却主张“不立文字”而直须自悟;传统佛教提倡布施、造寺、立像等功德行为，慧能却视之为“修福”而非积功德;传统佛教主张念佛往生西方净土，慧能却指出，“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传统佛教主张坐禅用功，慧能却反对传统意义上的“坐禅”，以“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主张“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的新观念;传统佛教鼓励出家修行，慧能却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慧能打出“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旗帜，开创了仅仅依靠信仰的自力成佛之路。这一派别，作为解脱成佛的修行实践，要从“自识本心”的简易功夫入手，即“直指人心”;作为解脱成佛的理论前提，要求理解’、体味“见性成佛”的意义，因而要“自见本性”。作为南宗禅的完整体系，二者互相联系、渗透，融为一体。“顿悟”就是二者相统一的自然的延伸。
我们说，禅悟的本旨就是对生命本体的本然状态——“自心”、“自性”的体悟，而“三无”是自心的三种相状。也就是说，这生命的本体——本心、自性，在禅者那里，是清净无染的，是常在而超离衫恶染净的。对于这样的生命本体，如果用常识、推理去做理性的追求、分析，那是不可能得其精髓的。因此，在禅宗看来，“见性成佛”与“不立文字”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任何语言文字祗是人为的枷锁，它不仅是有限的、片面的，僵死的、外在的东西，不能使人真正把握到真实的本性。而且正是由于执着于这种思辨、言说以及认识活动，反而束缚了众生的心智，阻碍了众生把握真性的能力的发挥。禅宗抛开了这一工具，干脆用种种形象的、直觉的方式表达和传递那些被认为不可表达和传递的东西。《景德传灯录》卷四的那句名言，很好地概括了禅悟所具的难于表达的特性：“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佛法的胜义谛即最高义是绝对不可言说的。如果有人试图从文字上去求解佛法，便是痴人，因为“言说者，众生妄想故。”《楞伽经》明确宣言：“第一义者，圣智自觉所得，非言说妄想境界，是故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义。言说者，生灭动摇展转因缘起。若展转因缘起者，彼不宣示第一义。”’禅宗受四卷本《楞伽经》影响很大，禅宗因此也认为，思想、文字与真如佛性以及众生之自心，实不相及。简言之，禅宗之旨祗可意会，不可言传。实际上，禅宗在常人看来，意会亦复不可得，何况言传?禅，不可言说毕竟又要言说，不可表达却必须有所表达：既不能落入平常的思辨以及理性、语言层面，又必须藉助于某种手段传达某种悟境。禅宗的这种矛盾，正好预示了慧能及其以后禅宗发展、变迁的轨迹。南宗禅之“自心”是一种缘构发生型的“当下现实之心”，是心灵世界向外境、外物的全面开放。在开放态中，自我与外在世界在视域交融中当下证成清净的心、性合一状态。这里，未发或待构成的自心是真如心即真心，心体之发用流行便成有体有用的“当下现实之心”。禅宗与华严宗一样，同持真心立场。但与华严宗不同，禅宗是将此真心加以个体化而变为自心，再将自心依“心用通性”原理加以诠释便成“当下现实之心”。这一变化，改变了北宗禅将真心看作静态的死寂从而主张消极地修成净心、守住真心的路向。正因为这一改变，才有了禅宗随缘任用、任性逍遥的生活化、行为化的顿悟解脱方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六祖革命”的历史意义不可低估。真正能够将禅法从静坐修禅的方式解放出来的是六祖慧能。后来的禅宗继承的正是慧能禅的这一发展路向。理论高低与深广不同，境遇自然有别。此中原因，不光是人为压制、辩论可以促成。我们认为传统上以慧能为禅宗的实际开创者是正确的。无论从禅宗的理论基础上，还是从修行实践上，以道信或者弘忍为禅宗开创者的说法都是找不到充分根据的。现在的证据大多集中在宗派的组织形式与规模方面，是很难成为定谳的。
《坛经》的“顿悟思想”
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是佛教南禅宗的奠基者，是中国佛教史上里程碑式的领袖人物。他一字不识，但在其圆寂之后，弟子们根据他身前说法记载下来的《坛经》，却成为唯一一部称之为经的汉文佛教经典著作。
在这部经典中，慧能大师以佛性论作为其禅学理论的基础，“以空融有，空有相摄”，从此衍生出即心即佛、自在解脱的解脱理论，以及“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修行法门。这些思想，在继承六朝佛学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创新，形成了一种具有革命性价值的理论体系，进一步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不仅在其时成为南宗禅的核心理论，而且在其后，经过弟子神会和尚的弘扬，最终成为禅宗的指导思想，为广大信众所尊奉。更应该指出的是，《坛经》思想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宗教界而广披思想文化界，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关于此点，前人多有论说，毋须赘述。当今要对慧能大师思想作进一步深入研究，其重要前提之一，必须回归经典，重读经典，以期建立研究的厚实基础。本文在此种思想的指导下，对《坛经》的核心思想“顿悟”做一解读，方隅之。
《坛经》中最大的闪光点、也是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便是其“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思想。此一思想，通过其弟子神会和尚的弘扬，走出岭南，影响遍及北方，日后随着北宗的衰微，“南顿北渐”的定评，竟然成为判定南北宗乘高下的标准。但是，当我们仔细品读《坛经》的时候，可以发现，慧能在强调“顿悟”，指出其与“渐悟”的差别的同时，并未对其进行完全的价值评判，其论说之宗旨，乃在通过“顿”“渐”之对比，建立自己的佛学理论，而非进行是非的评价。从下面所引《坛经》之语，便可见出其大意：
‘善知识!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
真如本性。是故将此教法流行后代，令学道者顿悟菩
提，令自本性顿悟。”
‘(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
现真如本性。《菩萨戒经》云：‘我本元自性清净。’
识心见性，自成佛道。”
“说通及心通，如日处虚空，惟传顿教法，出世
破邪宗。”
‘仳但是顿教，亦名为大乘，迷来经累劫，悟则
刹那间。”
“若悟无生顿法，见西方只在刹那;不悟顿教大
乘，念佛往生路遥。”
在以上这些论述中，非常清楚的表明以下几层意思：
1.世界的本真，在于人的本性，而人的本性，就其本质而言，是清净不染的，亦即慧能自己所言的“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之意，世人只要顿见这真如本性，便可自成佛道。
2.说明“顿悟”之法在解脱道路上的迅疾功效，一悟之后，“见西方只在刹那”;反之，则是“念佛往生路遥。”
3.以自己悟道的亲身经历，说明“顿悟”之法的高明之处，即“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
在这些论述中，将“顿悟”的理论基础、顿悟的功用等思想解释得非常清楚。所需注意的`是“惟传顿教法，出世破邪宗”之句，从外表看，似有推崇本宗之意;但如果研读全经，仔细品味，可以考见此处所言之“邪宗”，似不应包括“渐悟”在内，从其论“顿”“渐”之不同，便可推而见之：
‘世人尽传南能、北秀，未知根本事由。且秀禅师，
于南荆府当阳县玉泉寺主持修行;慧能大师于韶州城东
三十五里曹溪山住。法即一宗，人有南北，因此便立南
北。何以顿渐?法即一种，见有迟疾，见迟即渐，见疾
即顿。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立渐顿。”
‘墩即无顿渐，迷悟有迟疾，若学顿教法，愚人
不可悉。”
‘善知识!法无顿渐，人有利钝。迷即渐契，悟
人顿修，自识本心，自见本性，悟即元无差别，不悟
即长劫轮回。”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以来，顿渐皆立无念
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
从以上所论可见，《坛经》认为，从宗乘的本旨而言，“顿”“渐”本为一宗，并无差异，都“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何谓“无念”、“无相”、“无住”?慧能解释说：“何名无相?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不念;无住者，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无有断绝;若一念断绝，法身即离色身。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于一切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善知识!但离一切相，是无相;但能离相，性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于一切境上不染，名为无念;于自念上离境，不于法上生念。”在这一大段阐述中，慧能用“中道”思想，详细解释了“无念”、“无相”、“无住”的意义，慧能所说之依据，即大乘的“中观”思想，同为大乘的北宗禅，自然不会有违此教义，所以，慧能才会认为“法即一种”，“教即无顿渐”。那顿渐的差别何在?从《坛经》看，主要在于以下数端：
1.以人而言，神秀在北方，而慧能在南方，故分“南北”，即“人有南北，因此便立南北”;
2.以内容而言，北宗与南宗之主要差别在于内心领悟佛法大义之快慢不一样，“何以顿渐?法即一种，见有迟疾，见迟即渐，见疾即顿”，说的便是这一意思。
3.从修行者的根性而言，利根之人为“顿”，钝根之人便为“渐”。“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立渐顿”;“法无顿渐，人有利钝。迷即渐契，悟人顿修”。这种解释，很清楚说明修行者因根性之不同，决定其在修行过程中，出现“顿”“渐”的差异。
以上所引之言已经非常清楚表明，“顿”与“渐”，是两种不同的修行方法，其差异，在于悟道的快慢而已，本质上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出现这些差异的内在原因，在于修行之人根性之不同，两者间并不存在根本上的差另Ij。
从上所言，可见慧能并未从根本上否定“渐修”。但“顿”与“渐”毕竟存在差别。这种差别，在慧能看来，主要在于修行者如何体认原始佛教中所言“戒、定、慧”的修行阶次。依传统佛教教义，修行者要破除迷妄，进入解脱境界，首先在于通过外在戒力的作用，使修行者内心生出定力，主动抵御外在世界的种种诱惑，由此而生出智慧，破除迷妄、烦恼，从而进入涅椠的境界。“戒、定、慧”三者，有着一定的阶次顺序，修行者须循序渐进;方能达到目的。
慧能“顿悟说”的革命性，在于打破了“戒、定、慧”的等次顺序，将“戒、定、慧”等同视之。此一新的观点，在理论层面上，强调心性的本体作用，破除了对“法相”的执着;在修行实践层面上，缩短了修行的时间与路径，“见西方只在刹那”，给予修行者一种极大的自信，显示出一种新的修行方便法门。从下面所引经文便可见出：
‘善知识!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第一勿迷言定
慧别。定慧体一不二。即定是慧体，即慧是定用。即
慧之时定在慧，即定之时慧在定。善知识!此义即是
定慧等。学道之人作意，莫言先定发慧，先慧发定，
定慧各别。作此见者，法有二相，口说善，心不善，
定慧不等。心口俱善，内外一种，定慧即等。”
‘善知识!定慧犹如何等?如灯光。有灯即有光，
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名即有二，
体无两般。此定慧法，亦复如是。”
“大师谓志诚曰：‘吾闻汝师教人，唯传戒定慧，
汝和尚教人戒定慧如何?当为吾说。’志诚曰：‘秀
和尚言戒定慧：诸恶莫作名为戒，诸善奉行名为慧，
自净其意名为定。此即名为戒定慧。彼作是说，不知
和尚所见如何?’慧能答曰：‘此说不可思议，慧能
所见又别。’志诚问：‘何以别?’慧能答曰：‘见有
迟疾。’志诚请和尚说所见戒定慧。大师言：‘汝听
吾说，看吾所见处：心地无非自性戒，心地无乱自性
定，心地无痴自性慧。’慧能大师言：‘汝师戒定慧，
劝小根智人，吾戒定慧，劝上人。得悟自性，亦不立
戒定慧。’志诚言：‘请大师说，不立如何?’大师言：
‘自性无非、无乱、无痴，念念波若观照，常离法相，
有何可立?自性顿修，立有渐次，契亦不立。”’
在这些论述中可见，慧能认为，“定慧体一不二”，二者相互涵容，定中有慧，慧中有定，犹如灯与光一样，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与光，是体与用的关系，“定慧”亦复如此，两者更无本质差别。既然如此，当然也就没有先后等次的差异。领悟及此，在修行时，也就没有必要强分戒定慧的阶次。慧能还特别指出，世人强分戒定慧的阶次，乃是执着于法相，心口没有统一，这乃是一种法执。缘此，他批评神秀所说的戒定慧是为“小根智人所言”，而他所说的“定慧无别”，乃是为上根智人而言。慧能还进一步指出自己所言戒定慧统一的根本，在于人的“自性”，即要求“自性无非、无乱、无痴，念念波若观照，常离法相”。这样，慧能在其心性论的基础上，对戒定慧作了新的解释，给予其新的内涵，其意义，在于破除了执着于法相的错误看法，而建立了自己以空摄有，空有一如的观点。此种新的佛学观点，在其时，确实具有惊世骇俗的效用。以致于神会在南阳临湍驿向以“诗佛”著称的诗人王维宣扬此种“定慧等学”的新观点时，王维会惊愕地说“大奇，曾闻大德皆未有如此说。”并评价说：“此南阳郡有好大德，有佛法甚不可思议。”
从上所论可见，慧能强调“顿悟”，但他并未对“渐修”进行完全的否定。在《坛经》中，他多次论及到“渐修”，指出“渐修”是小根器人之所为。但是，从慧能自己的修行实践而言，他虽宣称自己“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可从《曹溪大师别传》等文献记载来看，慧能本身的修行，亦有一个“渐修”的过程。今不烦文字，抄录大要如下：
“慧能大师，俗姓卢氏，新州人也。少失父母，
三岁而孤。虽处群辈之中，介然有方外之志。其年，
大师游行至曹溪，与村人刘志略结义为兄弟，时春秋
三十。略有姑，出家配山涧寺，名无尽藏。常诵《涅
口经》。大师昼与略役力，夜即听经，至明，为无尽
藏尼解释经义，尼将经与读，大师曰：‘不识文字。’
尼曰：‘既不识文字，如何解释其义?’大师曰：
‘佛性之理，非关文字;能解，今不识文字何怪?’众
人闻之，皆嗟叹曰：‘见解如此，天机自悟，非人所
及，堪可出家，住此宝林寺。’大师即住此寺修道，
经三年……后闻乐昌县西石窟有远禅师，遂投彼学坐
禅……时有惠纪禅师，诵《投陀经》，叹曰：‘经意
如此，今我空坐何为?’……惠纪禅师谓大师曰：‘久
承蕲州黄梅山忍禅师开禅门，可往彼修学。’……”
(《曹溪大师别传》，引自郭朋《坛经校释》附录)
以上记载尽管十分简略，但仔细分析，仍不难见出慧能大师的修行，实有几个阶段：其一，听无尽藏尼夜诵《涅架经》;其二;跟从乐昌县西石窟远禅师学习坐禅;其三;听惠纪禅师诵《投陀经》而有所悟;其四;在蕲州黄梅山弘忍大师处修学;从这些记载来看，已经十分清楚表明慧能大师自己的修行，有着一个渐进的过程，他自己所言的“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理应视为一次质的飞跃，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关节点，其变的内在要素，在于“顿见真如本性”，也就是说，他以前的修行，还未“顿见真如本性”;但如果没有以前的那些修行，他在弘忍大师处的“顿见真如本性”，是难于实现的。《曹溪大师别传》的这些记载，尽管具有“小说家言”的性质，然在无其它文献材料可资借鉴的前提下，它透露出来的此一信息，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综上所言，可以见出，《坛经》中所言的“顿悟”思想，是慧能大师在佛性论思想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次宗教革新。其意义在于：从理论层面上，将六朝以来的佛性论思想进一步深化，普及化，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从宗教实践层面上，它提供给修行人一种方便法门，而对此种方便法门的领悟，须修行者具有大智之利根。“顿悟”的主要内容，是破除按照戒定慧依次修行的传统方法，而倡导“定慧等学”。值得注意的是，《坛经》在宣扬此种新的修行方法的同时，并未对“渐修”进行彻底否定，“渐修”仍是那些小根器人所必须经历的阶段。如此认识《坛经》的“顿悟”，方可望进一步接近《坛经》的本意。
《坛经》主要禅法思想
佛性思想是慧能的基本思想，也是《坛经》的理论核心。所谓佛性，也意译为如来藏性、如来性、觉性等原指佛陀的本性，后来发展为众生觉悟之因，众生成佛的可能性，这是中国佛教界对佛性的最一般的理解。
(一)佛性思想
佛性思想是慧能的基本思想，也是《坛经》的理论核心。所谓佛性，也意译为如来藏性、如来性、觉性等原指佛陀的本性，后来发展为众生觉悟之因，众生成佛的可能性，这是中国佛教界对佛性的最一般的理解。在《坛经》中，慧能有时将佛性称为性、心、心性、本性、自性、法性、真如等，这些词其义相同，都是指佛性。关于佛性首先他认为：
1、人人皆有佛性，皆可以成佛
慧能继承发扬了竺道生一阐提人皆得成佛的佛性理论，旗帜鲜明地宣扬“人人皆有佛性，皆可以成佛”的思想。这一思想在他第一次参见五祖弘忍时，就明确地表白出来了“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猲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这一番不同凡响的回答，强调了佛性人人具有，在成佛面前众生平等。此后慧能在说法中反复强调这一思想，在一部《坛经》中表达这一思想的论述也俯拾皆是。
2、自性本来清净
在慧能看来人人所本具有的自心、佛性是本来清净，纤尘不染，就象日月一样，永远明郎，只是由于妄念浮云之所覆盖，才遮盖了清净的本性。如他说：“世人性本清净，万法从自性生”，“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这些都说明了自性是本来清净的。
3、自性本来具足，含藏一切万法
《坛经》中说：“自性含万法，名为含藏识”、“自性能含万法是大，万法在诸人性中”、“三世诸佛、十二部经在人性中，本自具有。”这些都说明我们的自心、自性是万物的本源，一切万法无非是自性中所现之物。所以他说：“何期自性能生万法……何期自性本来具足……”。
4、佛性不二
关于佛性，慧能还认为佛性真谛超越万法，不落有形，是非常非无常、非善非不善，即佛性是不二的。如他说：“佛性是不二之法，《涅槃经》明其佛性不二之法，即此禅也。……佛性非常，非无常……佛性非善，非不善，是故不断，名为不二。又云：蕴之与界，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明与无明，凡夫见二，智者了达其性无二。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无二……故知佛性是不二之法。”在慧能看来佛性是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不生不灭、性相如如，常住不迁的。慧能这种佛性不二的思想，在整个佛教义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这是佛教心性学说的逻辑起点，只有理解和坚持佛性乃不二之性的原理，顿悟成佛的修行方法才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二)般若思想
般若思想可以说是慧能禅法思想另一大理论来源。在《坛经》中慧能始终是以般若为方法，以如来藏佛性为目标，用般若的空观来破除烦恼的执著，以期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
在《坛经》中慧能引用了《金刚经》、《文殊说般若经》、《维摩诘经》等般若系的经典，并且在第二〈般若品〉全品都是在谈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意义。在《坛经》中慧能非常重视《金刚经》。由于慧能对般若思想的重视，使得他的禅法既干脆、利落，不落阶渐，又活泼泼地充满生机。在《坛经》中慧能很多禅法理念都是建立在般若思想下。
1、般若三昧
关于般若三昧慧能在〈般若品〉中说：“智慧观照，内外明彻，识自本心，若识本心，即本解脱，即是般若三昧”。他又说：“般若三昧即是无念，而所谓无念是见一切法心不染著，用即偏一切处，也不著一切处，但净本心，使六识出六门，于六尘中无染无杂，来去自由，通用无碍，即是般若三昧。”看来他的般若三昧就是让人于一切时，一切处，用般若智慧观照，于一切法无取无著，如此来去自由，心体无滞即是般若三昧，在慧能看来若人能行此般若三昧，即能入甚深法界，甚至见诸佛境界，至佛地位。
2、一行三昧
一行三昧本是般若经中所说的18种三昧之一，在《放光般若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中，都明确的说明了它的中道内涵。在《文殊说般若经》中言一行三昧“法界一相，系缘法界，是名一行三昧。”四祖道信据此就曾非常提倡一行三昧。而慧能则认为所谓一行三昧，是于一切时中行、住、坐、卧常行直心，他引用《维摩诘经》中所说“直心是道场，直心是净土”，来说明若但能行于直心，于一切法无有执著，就名为一行三昧。在这里慧能所说的直心，除了指无谄曲的心之外，还指离分别、妄想、执著的清净心，这个清净心也就是所谓应无所住，于相离相的般若心，用这颗无住、离相的般若心，任心自任，就是行直心，也就是般若三昧。所以慧能接下来说“但能行直心，于一切法上无有执著，即名一行三昧”。
3、一相三昧
所谓一相三昧出现在《坛经》<付嘱品第十>说：“若欲成就种智，须达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于一切处而不住相，于彼相中不生憎爱，也无取舍，不念利益成坏等事，安闲恬静，虚融詹泊，此名一相三昧。”可见一相三昧也是让修行人无住离相，如果能无住离相，自然能于一切法不取不著，不生憎爱，而能使心性达到安闲恬静，虚融詹泊的境界，这也就是一相三昧的境界。总的来说无论是一行三昧或是一相三昧都是让人无住离相，达到成就菩提妙果的境界。
(三)识心见性，自修自悟
慧能在继承从菩提达摩以来的重心性转变的禅法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以“识心见性”为中心的禅法理论。这种禅法理论的基础就是大乘佛教的佛性论和般若中观学说。
慧能认为既然自心有佛，自性是佛，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因此应自识本心，自见本性，如此识心见性，自修自悟，自成佛道。在慧能这里，“识心”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自识本心有佛，本心即佛，强调的是“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二、是由了知自心本来清净，万法尽在自心而自净其心，念念无著，还得本心。后世禅宗一般也用“明心”来表示上述二义。“见性”这个概念也有两层意思：一、是了悟、彻见之义，即自见自心真如本性，自见本性般若之知;二、是显现义，即通过净心、明心而使自心本性显现出来。识心即能见性，见性即成佛道。因此从根本上说，识心和见性是一回事，但在这里的“识”与“见”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见，而是一种证悟，是佛教所特有的“现观”、“亲证”，它是不以任何语言概念或思维形式为中介的直观。在这种“识”与“见”中，没有识与被识，见与被见之区分，它是一种整体的圆融，、是自心、自性的自我观照、自我显现。
在《坛经》中慧能这种识心见性，自修自悟的思想也可谓是俯拾皆是。在〈忏悔品第六〉中，他所说的无相忏悔、传自性五分法身、自心四弘誓愿、自性三宝归戒，自性一体三身佛，这些他无不是从自心、自性来加以诠释、说明，让人自悟自修，回归本有的觉性。在他看来“不识本心，学法无益”， “众生各须自性自度”，自修自悟，识心见性。
(四)顿悟成佛的禅法思想
在中国禅学思想史上，慧能禅法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使禅宗一脉别开生命。在继承前人思想及禅法的基础上，又自然地提出了他惊世骇俗的宣言：顿悟成佛。慧能禅法思想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其“顿悟成佛”说。关于顿悟，慧能在《谈经》中有许多阐述，如他说：“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悟真如本心。”“我于忍和尚处，一闻言下大悟，顿见真如本性。是故将此教法流传后代，令学道者顿悟菩提，令自本性顿悟。”“若悟无生顿法，见而方只在刹那，不悟顿教大乘，念佛往生路途。”“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
何谓顿悟?所谓顿悟就是于瞬间领悟宇宙实相之理，而实相在众生身上即体现为佛性，众生佛性为烦恼所障而不为众生所见，一旦顿悟断惑，佛性便显现。因此，众生证悟实相也就是反归自身本性，这就是所谓的“见性成佛”。因此从宗教角度看，慧能顿悟是一种快捷简便的解脱论，通过瞬间觉悟，进入佛的境界，成就解脱;如果从哲学的角度看，慧能之顿悟论则又是一种强调直觉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超越了世俗认识理论中的程式化语言以及记忆、想象、分析、推理、归纳等思维形式，而实现突发性的飞跃。但无论从宗教角度还是哲学角度而言，慧能的顿悟论所强调的只是要人返归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从人的生命主体的能动因素“心性”、“觉性”上寻找解脱的内在根据。以佛教根本教义为指导，在改变心理，转换观念的基础上使人的精神面貌产生升华与飞跃，这即是慧能顿悟成佛论的根本精神。慧能所谓顿悟成佛，虽然就是指于自心顿现真如佛性，瞬间觉悟，见性成佛，但他更认为所谓顿，乃至与之相应之渐，都是因人而言。并非是指佛法本身有顿渐之分，而之所以说顿说渐，是因为人们认识能力有差异，根性有差异。根性差的觉悟比较慢，需要渐次逼近佛性，而根性锐利的，则可以瞬间觉悟，不假阶渐。由此可见慧能的顿悟是建立在人性的差异之上的，只是因人之根机不同而立的假名施设。如他说：“法无顿渐，人有利顿，迷人渐契，悟人顿修。”
顿悟义虽非慧能始创，但慧能的顿悟说却有其独创之处。他的顿悟思想有以下一些特点：直指人心，顿悟本性;顿悟是识心见性的内省，是自心烦恼的顿除，自心佛性的顿现;顿悟是一念相应的瞬间，顿悟顿修，不落阶渐;顿悟是完全彻底的开悟，瞬间完成，完全觉悟，是瞬间实现的永恒;顿悟是自性自度的自主;顿悟是悟无所得，任性自然。
慧能的顿悟学说在中国佛教史乃至思想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首先慧能的顿悟是他将佛教禅学的中国化推向极至，以与印度禅根本区别的显著标志。其次慧能的顿悟禅开辟了一条简捷的成佛道路，在我国佛教史上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慧能的顿悟论在我国佛教史上是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具有重大的意义及深远的影响。
(五)不二的禅法特色
通过对《坛经》的研究，可以发现，慧能在《坛经》中除了大量引用《金刚经》、《般若经》、《涅槃经》、《菩萨戒经》、《观无量寿经》等大乘经典外，他还特别重视《维摩诘经》，在《坛经》中慧能引用此经计六例之多，原因是此经提出“不二”的观念，慧能受其不二思想的影响，在讲法时，大体上都是以“不二法门”作为中心思想，他的顿教禅法就正是建立在他所理解的“无二之性即是实性”、“实性者即是佛性”的思想基础上的。
所谓“不二”也就是“无二”，是《维摩诘经》等某些章节所提倡的大乘佛教的一种思维方法和修行原则。所谓二法是指生灭、垢净、善不善(恶)、断常以及生死与涅槃、烦恼与菩提之类，也称之为“二边”，指互相对立的两方(事物、概念)。而所谓“入不二”或“不二”是既不是此方，又不是彼方，如非空非有，非常非非常、非善非不善以及一相即是无相、色即是空、无明实性即是明、世间即是出世间等，都是入不二法门。不二法门微妙甚深，不二不等于二，也不等于一，但有“一”，一定是与“二”同在，有“二”一定不离“一”，此是真不二。此不二者乃是离四句，绝百非，而又即四句即百非。说似一物即不中，不说一物也不中，此即是般若性空、中道正见，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不可说不可说，所以不二与“中道”、“实相”同义。在《坛经》中的佛性不二、定慧不二、动静不二、菩提与烦恼不二、众生与佛不二、世间与出世间不二，乃至临终时嘱咐弟子的三科三十对法等，都体现了慧能的不二思想。
不二思想可以说它是贯穿于慧能整个禅法之中的，它就像一把钥匙，如果不明了它，就不能把握慧能思想的纲骨，慧能很重视中道不二法门，它的顿门禅就顿在不二法门上，不二思想在慧能禅法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六)无相、无住、无念的禅法特色
在《坛经》〈定慧品第四〉中慧能曾说：“我此法门，从上已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这里宗、体、本，皆是心要之义，可见这三无思想在慧能禅法中的重要性。
所谓无相，即是于相而离相，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因此虽见闻觉知不染万境，更何况实相无相，性体清净，因此若能离一切诸法之相，则本具的法体自然清净，正如《金刚经》中曾说：“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无住，慧能说乃是人的本性，根据敦煌本《坛经》所说“无住者，为人本性。念念不住，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无有断绝，若一念断绝，法身即离色身。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无住，一念若住，念念即住，名系缚，于一切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可见无住，是要人虽随顺念念迁流不息的心性，但念念时中于一切法上没有执著、取舍，自然任运，内外不住，去来自由，此即是无住;所谓无念，慧能说，于念而离念，于诸境上心不染著，称为无念。他还说，于自念上，常离诸境，不于境上生心，这就是无念。因此无念并非是让人百物不思，什么也不要想，什么也不要念，而强将一切念头予以断绝，他认为若真的一念断绝，就无异成为死人。无念之无，是无二相，无诸尘劳之心，也就是对一切万法没有分别取舍。念这是念真如之本性，此念乃是真如本性所发出的一种作用，此念与真如是一种体用的关系，所以他又说，真如是念之体，念即是真如之用。既是由真如自性所发出之念，因此念非同寻常之念，而是真心、真念。由此真如自性起念，六根虽有见闻觉知，却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这就是无念。慧能的无念强调的是真如佛性的任运发挥，自然作用。在他看来若悟无念法者，能至佛位地，可见无念是一种很高的精神境界，可以说是与佛性相契合的一种境界。
总的来说无相所强调的是于相而离相，无住所强调的是于念而离念，无念则是真如自性的任运发挥、任运作用。这三无是相互关联的，其着眼点都在于直显心性，让修行者从无相、无住、无念中，顿见自己的真如本性，不假外修，而于自心常起正见，由此自性自得解脱，自得无碍大用。这三无思想体现了曹溪禅全新的禅法特色与修行观，在这三者中，无念又可以说是一个总概念，它不仅是指导坐禅的原则和方法，而且是修行者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七)强调以佛性为戒体的所谓无相戒
关于无相戒在宗宝本坛经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过，但结合敦煌本坛经来看，事实上宗宝本坛经<忏悔品第六>中所讲的内容主要就是无相戒的内容。在敦煌本坛经中，开篇就讲慧能在大梵寺为僧俗讲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授无相戒。所谓无相戒，“无相”，即是让人“于相而离相”，因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么以无相为戒，即是让人在持戒时不要只执著戒律之相，而要内心清静，于相而离相，这才是大乘佛教上上乘的持戒。在佛教当中，戒可分为出家戒和在家戒，或分为声闻戒和菩萨戒。佛教导弟子通过持戒关闭一切诸恶趣门，而开起一切诸善之门，所以佛教的戒有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由戒而定，由定而慧，在佛教的三学中，戒又居于首要，可见戒律的重要性。慧能的无相戒据杨曾文教授说是属于与《梵网经》相关的一种大乘“佛性戒”，慧能在《坛经》中曾两次引用《菩萨戒经》也即《梵网经》云：“戒本源自性清静”，而这句话又出自于《梵网经》的<菩萨心地品之下>，中曰：“吾(按：指佛)今当为此大众，重说无尽藏戒品。是一切众生戒，本源自性清静”。《梵网经》属于大乘的菩萨戒，慧能所说的无相戒就是指经中所提到的佛性戒，这种戒是以佛性为戒体，故称为佛性戒。有关佛性戒，在记载北宗神秀禅法的《大乘无生方便门》中也有说：“菩萨戒，是持心戒，以佛性为戒性。心瞥起，即违佛性，是破菩萨戒。护持心不起，即顺佛性，是持菩萨戒”。杨教授认为，以佛性为戒体的这种戒，或名“持心戒”，大概是在道信和弘忍时就有了。慧能将这种思想继承和发展为无相戒，让人在修行持戒时一切立足于心上，强调持戒应该以自心为本。因为此心人人本具，无形无相，不可言说;本来清静，纤尘不染;本来具足一切万法，不假造作。所以修行者只要自识本心，自修自悟，还得本来清静之心，于相而离相，而不执著于戒律等种种之相，持而不持，不持而持，这样才是名为大乘菩萨之戒，也才是佛性戒，或名无相戒。由此可见，慧能的无相戒完全是落实在人的自心自性上，让修行者把向外的`追求，转向为向内的自心证悟，从而走向内在的解脱超越之路。所以在《坛经》中，慧能还说：“此事须从自性起，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自修其行，见自己法身，见自心佛，自度自戒”。让人于一切时，念念自净其心，自修自悟，识自本心，见自本性，这就是自度自戒。若果真还得本来清静之心，见自本性，则是“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参禅”了，若还得本来清静之心，还有什么戒律可持，还有什么禅可修?无时不刻都是清静、自在、解脱，这也许就是慧能无相戒的根本所在。
正因为慧能的无相戒是立足于自心、自性，所以在无相戒之后他所提出的皈依自三身佛、四宏誓愿、无相忏悔、自性三皈依戒等都应该是其无相戒的主要内容。它们也都是围绕着自心的觉悟而展开的，都不离自心、自性。慧能这种无相戒，强调戒应以心为本，这与他即心即佛、自修自悟、识心见性乃至于相而离相，无所执著的禅学思想特点是联系在一起的。无相戒也是慧能对传统戒法的继承和发展，体现了慧能独特的戒律观。
(八)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中
由于慧能提倡一行三昧，般若三昧，乃至无相、无住、无念，定慧不二等禅法主张，这就使得他的禅法范围扩大，更加生活化、简易化，成佛悟道就在日常行为日用当中，正所谓 “行、住、坐、卧皆是禅”，“运水搬柴皆是道”，而不必端身正坐、看心、看净了。在《坛经》中他对北宗神秀看心、看净，直坐不起的禅法提出批评，认为那是病而非禅。在〈坐禅品第五〉中慧能对于坐禅提出了他独到的观点，他很明确地说：“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而所谓禅定，他说：“外离相为禅，内不乱为定。外若著相，内心即乱。外若离相，心即不乱。本性自净自定，只为见境、思境即乱。若见诸境心不乱者，是真定也。”由此可见慧能对“坐禅”和“禅定”作了新的解释。首先他说明什么是“坐”、“禅”，他认为于外境无念是名为“坐”，见本性不乱是名为“禅”。其次，他解释什么是“禅”、“定”，他认为对外境没有分别相，离一切相是名为“禅”，在内心不为外境所动，心不乱不动，这就名为“定”。修行者若能一切时，一切处都能做到如是无念、离相，心不为外境所乱，如如不起心，不动念，于一切不取不著，那么无论是行、住、坐、卧，便无不是禅，无不是定。因此所谓修行办道，所谓坐禅就在生活日用当中，不是偏重于枯坐冥想，而应活泼的修定，语默动静无不可修行入定。他把“道法”和凡夫生活日用之事，结合了起来，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中，由此使禅的观念扩大了，不拘形式，使得南宗禅活泼泼的充满了盎然生机。
所谓修行办道，坐禅就在生活日用当中，慧能据此进一步的提出“若欲修行，在家也得不由在寺”的主张，他把修行活动深入到世俗生活的每个角落，而不仅仅限于僧侣生活，从而使禅更趋平民化、世俗化。因此扩大了南宗禅传播的范围，影响也越来越大，正所谓“凡言禅者皆本曹溪”。
(九)唯心净土思想
有关净土思想乃是大乘佛教的普遍思想，在大乘佛教认为十方世界皆有佛的净土。中国佛教比较推崇西方净土，认为只要具备信、愿、行三资粮，无论老少或善恶的人都可以称念阿弥陀佛的圣号往生西方净土。那么禅宗又是怎样看待往生西方净土的问题呢?在慧能看来他并不否认西方净土的存在，但他认为这是为下根人，不能了悟自性的人所开设的方便法门。对于上根利智的人来说，若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使自心清净，则随其心净即国土净，后人将慧能这种思想称为唯心净土思想。在《坛经》〈疑问品第三〉中，慧能对韦刺史说：“世尊在舍卫城中，说西方引化经文，分明去此不远。若论相说里数，有十万八千。即身中十恶八邪，便是说远。说远为其下根，说近为其上智。人有两种，法无两般。迷悟有殊，见有迟疾。迷人念佛求生于彼，悟人自净其心。所以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使君，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虽西方人，心不净也有愆。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所住处恒安乐。”又说：“佛向性中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自心地上觉性如来，放大光明，外照六门清净，能破六欲诸天。自性内照，三毒即除，地狱等罪一时消灭，内外明彻，不异西方。不作此修，如何到彼。”
总的来说，慧能所倡导的是唯心净土的思想，在他看来修行者应向自心见自性弥陀，心净即是国土净，无需向外别求成佛，别求净土。
(十)对文字的观点
禅宗一向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按照禅门的解释，“不立文字”的主要含义是指以心传心。当年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以“拈花微笑”的方式，将“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传授给摩诃迦叶，这被认为是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开始。从历史上看，打出“传佛心印”的“教外别传”之旗号，是从东山法门开始的。而正式标榜“不立文字”则是慧能南宗的特色。慧能本人虽然并没有明确说过“不立文字”，但他的禅学思想和禅法要求都充分体现出了“不立文字”的基本精神。慧能的不立文字，主要是不执著文字，而并不是象有些人所渲染的那样完全不要文字。在《坛经·付嘱品第十》中他就很明确的表明了自己对文字的观点。在他看来如果说不立文字，那么人就不应该要语言了，连话也不应该说。甚至口口声声所言不立文字，这个“不立”二字就属于文字。因此所言不立文字，是要人不要执著语言文字，望文生义。因为语言文字只是一种符号、工具、手段，只是用来指月的手指，并非月亮的本身。修行者应通过手指看月亮，而不能以指为月。更何况，佛法大义不可言说，超言绝虑，非语言文字所能及，因此不能执著于语言文字，而应得意忘言，去体认语言文字背后那超言绝虑的诸法实相，这才是禅宗所言不立文字的真意。
基于不立文字的真义，慧能对于读经也作了全新的解释。他从“自性般若”出发，认为“三世诸佛，十二部经，也在人性中，本自具有”，而自性起般若观照是“不假文字”，只要识心见性，去除执心，就能觉悟成佛，因此经典只是启发修行者开悟的外缘，关键还在于自悟。所以并不在于执著一部或几部经典，而是强调“心悟”。即使是读经，也应该是心转经文而不是被经文所转，正如他对法达所说：“心迷《法华》转，心悟转《法华》”。这些都说明，慧能并不是绝对地排斥经教，他只是强调应领宗得意，自性觉悟，而不能执著文字，更不能被文字相牵着鼻子走，也就是所谓应得意忘言、得鱼忘筌。慧能这种对待语言文字的态度，可以说是深受达摩“藉教悟宗”的影响，反对执著语言文字，强调不立文字，直契心性。
六祖与《坛经》思想
《坛经》是浩浩三藏典藉中的唯一一部具有中国特独风格的经典。作为禅宗的重要经典，它所处的时代，正处于中唐诸宗争秀的时期，而且由于慧能本人的弘扬，独盛于晚唐，五代时期，可以肯定它在当时的思想浪潮中的价值和对禅宗的重大影响。
禅是梵语“禅那”DHYANA一词的简称，译为弃恶、功德丛林、思维修等义;新译为则为静虑、禅定，是属於色界的心地定法。印度禅法成为很早在释迦之前《奥义书》中的思想家为了与“梵”合一，从不净的肉体解放出“我”，便采用瑜伽的修定主义,作为甚修行法。瑜伽，为相应之宗，即人与神彼此的相应冥合，从而达到人种冥合之境，便是禅定。后来释迦佛在菩提伽耶的金刚宝座上端坐思维，降一切心魔，成就无上正道。由于应用了此内证之法，所以，?quot;禅那“一法列入六波罗密教纲中。”禅那“一词，在印度是制心于一处思维观法之意，原为一种修炼方法的通称，也就是一种调心、调息、调身的渐进实修法门。佛教中无论是、空、有、大乘、小乘甚至婆罗门教以及外道，各派都以”禅那“为主要修习法;比如婆罗门仙人阿罗迦修”非想非非想“、佛教大乘修”六度禅“、小乘修”四谛十二缘起法“、法相宗”五重唯识禅“、天台宗有”三谛三观禅“、华严宗有”十玄六相法界观禅“、真言宗有”三密瑜伽禅“等等，这些禅的内容与方法虽然修法不同，其层次与意境也有高下区别。然而万流总归宗，其源只至一处，相传昔日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指月》卷一。至此禅法如是於一花一微笑的密意中付界下来，这个传说之后遂为禅宗以心传心的承统依，但隋唐间的大师们无此”释迦拈花“的说法，大藏所收的经话中也末记载，唐德宗时有金陵沙门慧炬撰《宝林传》始记此事。此法由迦叶而下，印度禅师代代相传，然而这一传承始终末脱佛教禅观和外道瑜伽的影响，仍以禅定为主要修行法门。后来菩提达摩来到中国，将此实证之法，引进一传再传，至六祖慧能之手创立南派顿悟法门，始奠立中国禅顿教的基础。
慧能禅这一系统之所以有中国特色，它与菩提达摩所传之印度禅法有明显不同，印度禅对于”禅“的概念，是从因位渐次修习，以至证果成道，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方法，一步不能差离，称为”渐修禅“，也就是六祖大师之前的禅门主修之法，而慧能所开创出来的禅宗心要,则摆脱了此一禅法，他打破了传统观念，循序渐进的作风，直截了当地明心见性，由本心大体去参本来面目，立地成佛，所谓”见则便见，擬议“即差”，步步皆是菩提，称为“顿悟禅”。
“顿悟禅”也就是《坛经》思想内容的具体体现。《坛经》的内容十分丰富，它不但在达摩所传《楞伽经》的基础上，吸收了《大乘起信论》一心二门思想，主张“真如缘起”。更广泛的吸收了《文殊问般若经》、《金刚经》、《华严经》、《法华经》、《涅槃经》、《十地经论》、《维摩诘经》、《心王经》等诸经的思想，使中国禅宗由真常唯心系而转向般若性空方向。中观的般若性空说，把佛性、真常心统一于人们念念无住的当下之心，以自心性为成佛根本，主张念念无着，不立文字，任心自在，识心见性，顿悟成佛，所以说慧能《坛经》是以真常本有自性的思想为基础，完善了《涅槃经》佛性理论，并且与般若思想相统一，形成一支独特的中国禅--南宗顿禅。
对六祖慧能本人的记载在《六祖坛经、行由品》中说，慧能原是岭南一樵夫，因卖柴路过一户人家，念《金刚经》，而有所悟，《坛经》中慧能自述：
……善知识净听，慧能慈父，本官范阳，左降迁流岭南，作新州百姓，慧能幼小，父又早亡，老母孤遗，移来南海，艰辛贫乏，于市卖柴。
在《曹溪大师别传》中记载：……慧能大师，俗姓卢氏，新州人也，少失父母，三岁而孤。虽处群辈之中，介然有方外之志。
由此得知，慧能当时的家庭情况不好，在社会阶层中处于劳动贫困阶层，生活只能够“市卖柴” 为生。当然、这样也就说明他不可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和识字的能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蕲洲黄梅县东禅寺参见五祖弘忍，在几句有关出身问答后，令其“ 随众作务” ，于碓房中踏碓，踏碓需力，惠能自嫌身轻，乃系大石着腰，坠令重，一日一夜春米得在十二石米。这样八 个月后，弘忍要传法退位，让人各做一偈，以表自己在修证上的见地。惠能作偈，叫人代笔，因自不识字，但此偈获得五祖认可，并私下传衣钵。在传法时，五祖又为惠能说金刚经，?quot;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大彻大悟。惠能从金刚经而有所悟，至此他后来在弘扬佛法时，也就极力称赞般若法门。<<坛经>>云: 师开座，告大众日∶总净心念摩诃般若波罗密。又曰∶”善知识，若欲 入甚深法界得般若三昧者，须修般若行，持诵金刚经, 即得见性。当知此经功德无量无边。经中(《坛经、般若品》)。
虽然禅宗有“教外别传，不立文字” 之说。当日佛传迦叶云：“吾有正法眼藏，涅磐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咐嘱摩诃迦叶。” 但是否禅宗真正不立文字呢? 实则此上妙道，在离言亲证，非文字所能及，故此禅宗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quot; 单传佛心即也。之所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 并非屏去一切语言文字之教义，不过以文字言教为指月之标，渡河之船，以文字即离文字，不为判教之绳索所缚，直达教之精髓。此处往往有些禅僧起误解，不明“藉教悟宗，依教明禅”之理，最后罪归六祖。在《坛经》“行由品第一”中曰：印宗延至席上，征洁奥义，见慧能言简理当，不由文字。“真是不由文字吗?在《坛经》”付嘱品第十“中曰：”既云不立文字，人亦不合语言，只此语言，便是文字之相。“又云：”直道不立文字，即此不立文字，亦是文字，见人所说，便即谤他，言着文字。“所以，慧能显然是赞成用文字的。大慧珠海禅师有云：经有明文，我所说者，非语非文，众生说者，文语非义，得意者超于浮言，悟理者超于文字，法过语言文字，何向数句中求，因而禅宗乃有”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旨，而在达磨初传禅法，并未言不立文字。因他有《楞伽经》四卷问世，三祖亦有《信心铭》，四祖有《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五祖有《最上乘论》，六祖自己也有《坛经》问世，何况历代的禅门宗匠都有禅语、开示流传后世。这些例子怎能说禅宗是不立文字呢?更何况在大藏经中的'诸宗部，亦以禅宗所留下的语录文字最多，即是慧能不识一字说，并不等于慧能没有文化。其实，不立文字之义，归纳起来有三点，一，佛教宗旨，在于求解脱，慧能是中唐之人，诸宗竞争激烈，当然对佛教义理研究者特多，但不重实践。所以慧能提倡修行实践，矫正空谈之过，提倡亲证，弥补专事知解之失。二，修行人关心开佛知见，不应执着文字，之所以”不立文字“是以警策”文字乃渡河之舟，标月之指也。“令行人超情离见，摒除语言文字之束缚，体悟不生不灭之本性。三，证悟必须”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因诸佛妙理，实相之法，非语言文字所能表达，非口说心思及文字所能揭述，只有亲自体验证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所以不立文字，只是”藉教明宗，依教明禅“的权巧方便之说。
《坛经》的理论核心是解脱论。它反对任何理论的空谈，认为解脱从根本上并不是假名安立，而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六祖把解脱归结为人心的解脱，所谓若心不解脱，人非解脱相应。所以慧能提倡”直指人心，顿悟成佛“，前念迷即凡夫，后念悟即为佛。他认为，自心圆满具足一切，自心有佛，自性是佛，迷悟凡圣皆在一念之中，不必向外寻求，只要识心见性，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便能解脱成佛，如”般若品第二“云：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乃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
六祖的禅法体系中，对”心“是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如集中体现了南宗顿禅的般若思想特色。比如在《坛经》中，有关心的概念有自心、本心、自本心、妄心、邪心、直心、清净心等等。如”菩提本清净，起念即是妄“，”若言看心，心原是妄，妄如幻故，天所看也“。心是看不到的，只靠个人去体验。六祖认为心的本来是清净的，而在凡夫时，只有在清净的觉悟状态下是清净的，而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迷妄。所以，慧能说：无明烦恼与真如佛性本自具足。从而形成烦恼即菩提的说法，而它们二者的关键在于转”心“而没有可断的”烦恼“。对”真心、佛性“的认识《坛经》又云：”善知识!法无顿渐，人有利钝，自识本心，是见本?quot;，“识的见性，自成佛道”，“不假外修，但于自心念本心常起正见”，何不从于自心、顿见真如本性?慧能把自心与本性联起来，从现象的“自心”入手，达到本质的“本性”，也就是“佛性”。所谓的“识心”是用，“见性”是体，从用上见体，从体上显用，体用不二，不即不离。在迷为心，在悟称性，心性同体，而用有别。
对于心性论，慧能作了一个比喻：“心即是地，性即是王，性在王在，性去王无。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坏，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心与性的管系是心无性无以存，性无心无以在，性心依心而居，心必依性而有。所谓“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quot;
慧能心性论的思想导出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法宗旨，但慧能对佛性的理解，他主张人人皆有佛性，在《坛经》中有五处讲佛性，如”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人即有南北，佛性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身不同，佛性有何差别?“虽有五处论及佛性，但佛性在《坛经》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大般涅槃经》据二十七说：”佛性者，即是一切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中道种子。“因此，佛性指众生成佛的可能性、因性、种子。《坛经》说”佛性常清净“，是强调佛性本质永恒存在、清净本然。所以佛性也就是法性、本性。《坛经》把自心、自性、真如、佛性、本性的等同，这也就是把众生共同有的、永恒的、无所不包的心等同了。慧能对心性的等同，意味着佛性依靠自身在体悟、实证。但慧能的佛性思想与如来藏思想是有差别的。他把般若实相无相说引用到《坛经》中，从而将真性引向了众生的当下之心，强调佛性的”不二之性“，无可执着。事实上，并没有一个清净佛性的独立存在，它只存在于自然心念之中。这充分表露了慧能的般若无所得思想。
慧能解脱论的终极目的即是单刀直入的”顿悟成佛“，这也是《坛经》的中心思想。所谓悟，就是任心自在念念不起执着，自心本性自然显现。这就决定了”悟“必在当下一念之中得以实现。”顿悟“说是用般若实相说改造的，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全新概念和修行方法，认识自心本来清净，自性本自具足，心佛众生无差别，从而明心见性、顿入佛地，于刹那间自心等同佛性，便是成佛之时。因此，强调自心的觉悟，把自心的迷悟看作是否成佛的标准。慧能认为，顿悟不假渐修，融修于悟之中。《坛经》多次强调”顿修“;”迷即渐契，悟入顿修“。”自性自悟，顿悟顿修，亦无渐次“，顿是为了突破渐。慧能把迷悟归于当下的一念之心，融修于悟中，顿悟顿修，正是修而无修，以不修为修。听起来好像很矛盾，其实不然，慧能指出：”我此法门，从上以来，顿渐皆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这又充分体现了”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法特色。但是《六祖坛经》并不是专讲顿悟，而废渐修，其实法无顿渐，所以南北二宗并没有什么不同。所谓”法即一种，见所迟速，见迟即渐，见疾即顿。"顿悟成佛，悟的是自性，是指理上通达明了，而于事相上，还必须经过长时劫的修行，才能圆满福慧，最终达至圣位。这也指出了顿悟之后，还是需要坚持不懈修行，从事相上证位。
慧能顿禅之所以在中唐之后，能够独盛，与当时的其它各派相继衰落，以繁琐的名相探讨文字，最终被不立文字的顿禅取而代之是不无关系的。
纵观《坛经》的思想，慧能俨然是一位佛教实践家，他以佛言佛语作为自己的言行标准，《坛经》思想又与佛法相应，再一次指出佛的言教代替不料亲证解脱，所谓说食不饱，画饼充饥，正是此理。
慧能正是把他伟大的思想和现实主义精神注入到《坛经》中，从而开创了中国特色南宗顿禅，而且它以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来启迪我们的智慧和净化人心。它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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