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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关于新刑诉法适用下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完善
近几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 整个社会都在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我国也针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在新刑诉法中做了进一步的规定与完善。
一、关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新规定
1、建立品格证据调查制度
根据新刑诉法第268条的规定，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要综合考虑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动机和目的、犯罪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以及是否属于初犯，归案后是否悔罪，成长经历、一贯表现和监护教育条件等因素，即对未成年犯罪人实施品格证据调查。在执法实践中，品格证据调查既是对未成年人采取强制性措施的重要参考，也是检察机关决定是否起诉、法院进行定罪量刑的考量依据。新刑诉法明确品格证据调查的主体为公安、检察、法院三家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应当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对品格证据调查的监督上面。即对于公安机关，如果在提请批捕、移送审查起诉时，卷宗中没有品格证据的调查材料时，要求公安机关提供，检察机关在对品格证据真实性进行审查的基础上，做出是否批捕、起诉、建议从轻处罚等决定；对于人民法院，检察机关要审查法院判决依据品格调查证据从重、从轻处罚是否适当等。
2、建立羁押必要性审查及分押、分案处理等制度
结合新刑诉法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第269条和第93条的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和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在操作性上，建立未成年人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可以采取如下程序：首先，根据法律的规定，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时，认真听取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关于是否应予羁押的意见；其次，建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申请重新审查的机制，告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在检察机关做出逮捕决定后，可以依法向同级检察机关或上级检察机关控申、未成年人案件办理机构等申诉，要求进行重新审查；其次，建立羁押复审制度。wWW.11665.CoM新刑诉法93条为检察机关依职权复审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对于已经批准逮捕的案件，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时或者提起公诉后受到被告人方复查申请的，仍然需要对其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发现没有羁押必要的依法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最后，做好羁押必要性书面说理。检察机关依法做出逮捕决定或认为被告人方复查申请理由不能成立的，要对逮捕必要性应进行充分说理，以解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的疑虑。
此外，为充分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减少关押带来的弊端，使未成年人能顺利回归社会，根据新刑诉法第269条的规定，还应当建立分别羁押、分案处理等制度。即，对于未成年犯罪人要与成年犯罪人分开羁押，没有分开羁押的检察机关应当及时建议侦查机关予以纠正；对于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原则上也应当依法分案处理。
3、建立讯问时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
新刑诉法第270条扩大了原刑诉法第14条第2款讯问未成年人时到场成年人的范围，确立了合适成年人制度，并将 “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改成“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可以对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的主要内容和实施程序进行更加详细的列举。例如检察人员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第一次讯问时，发现其法定代理人有无法通知、有碍侦查、身份不明、已亡故或下落不明、监护能力丧失或不足、无法及时到场等情形，提出是否需要合适成年人的意见，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送达《征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意见书》，并作必要的口头解释。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同意，再由检察机关决定委托一或二名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并向合适成年人送达《合适成年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合适成年人接受委托后，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也要及时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并向合适成年人送达《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合适成年人到场通知书》，告知其享有的各项权利和应履行的各项义务。因故不能参加的应及时告知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可以另行通知。检察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必须听取合适成年人的意见，向他们了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生活、学习、就业、家庭以及帮教等情况，填写《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诉讼情况表》，在此基础上向法院提出量刑建议。
4、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修改后的刑诉法第275条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也叫前科消灭制度），针对新刑诉法的这项规定，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行使这项权利。一是制作《未成年人污点限制公开权利义务告知书》，对于检察机关在作相对不起诉或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以《告知书》的形式，及时告知涉案未成年人有申请污点限制公开的权利。二是建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档案，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统一归档，由专人进行管理，管理人员不得泄露档案内容。除司法机关外，任何人不得借阅、复制、摘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档案。
5、建立法律援助制度
新刑诉法第267条专门规定了强制辩护制度，即只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公安、司法机关就必须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
鉴于司法实践中指定辩护与委托辩护在辩护质量上存在一定的差别，而辩护权又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重要权利，因此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应当首先征求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是否愿意为其委托辩护，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法定代理人没有经济能力或不愿意为其委托辩护时，再为其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新刑诉法第33条第2款对此作出了相关规定，具体到检察工作实际，就是对于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通过审查案件如果发现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如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在一定期限内表示不会为其委托辩护时，再为其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
6、设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
（1）建立健全附条件不起诉审查决定机制
新刑事诉讼法第271条至273条对附条件不起诉的规定充分体现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非刑罚化的处理原则。为此我们要根据条文规定准确把握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条件、审查决定程序、监督程序、撤销程序。
（2）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帮教考察机制检察院、公安机关、基层组织（包含学校、单位、居住地的村委会、居委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要建立“三位一体”的帮教考察体系，组成帮教小组，签订帮教协议，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间的表现加以监督考察和综合评估；并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写出保证书，其法定代理人或保证人出具担保书，共同落实帮教措施。被附条件不起诉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考验期内没有出现应当撤销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情形的，考验期满后，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3）建立健全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救济机制
人民检察院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后，应当制作附条件不起诉决定书，并在三日以内送达公安机关、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及其诉讼代理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对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公安机关认为不起诉决定有错误的，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要求复议、提请复核。被害人不服不起诉决定的，可以在收到不起诉决定书七日以内申诉。上级检察机关发现下级检察机关的附条件不起诉决定发现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撤销或者指令下级检察机关纠正。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人民检察院决定附条件不起诉有异议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起诉的决定。
四、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
1、成立未成年人犯罪心理咨询机构
了解犯罪未成年人的成长过程及犯罪原因，为检察官审查案件提供了依据，能够更好地有针对性地教育、感化、挽救犯罪未成年人。从事实情况来看，有很大比例的少年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心理问题。因此有必要成立专门的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矫正机构，以更好地帮助有心理问题的未成年人。
2、建立完善的社区矫正制度
可以通过立法的形式在司法行政系统内组建以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为主，社区学校、社区基层组织、志愿者机构为辅，或以这些机关的主要工作人员与律师、心理专家等组成专门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执行机构， 统一负责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执行， 使社区矫正工作为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3、建立回访制度，开展犯罪预防
为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建立个人信息档案，在办案过程中对其成长经历、犯罪原因、教育改造条件等进行调查了解，并在结案后对其定时回访，以便掌握第一手资料，开展后期帮教工作。拟在近期与共青团、关工委、妇联、教育机构等单位和社区矫正组织建立长效机制，对未成年人进行法律宣传教育，开展犯罪预防工作。
（五）结语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我们检察机关要严格执行法律，严格依照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办案，并深入思考新刑诉法适用下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完善，使新刑诉法能取得良好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困惑与完善的论文
自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有关未成年人权益保障的立法完善问题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其中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的设置对于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建设乃至整个刑事司法制度的发展均具有重大意义。但不可否认的是，技术性因素所导致的立法瑕疵及承载权利义务规范的语言文字涵义的可扩张性，使立法层面的规范仍然存在诸多不可忽视的外在障碍和内在缺陷，集中表现在一些规范的制定过于原则，在制度的启动、实施、解除、救济等方面缺乏细致规定，必将使规范在实践层面遭遇适用困境。面对这一难题，笔者认为，较之体系性的评判与问题性的颠覆，规范内的另途寻法或许更具实效。
一、面临的价值判断：诉讼效益抑或未成年人权益
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直接孕育于普通刑事司法制度，一开始就注重对犯罪的惩罚方面，针对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设计理念始终是刑罚中心主义，刑事诉讼程序更多地追求诉讼效益。但是，纵观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确实在人权保障、庭审方式、权利救济等方面有巨大进步。面对未成年人这个特殊群体的犯罪，面对二元的价值诉求，司法机关该如何体现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如何凸现这些需要特殊保护的权利？是完全遵照传统刑事诉讼的指导理念推进程序运行，还是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进行适当突破？是否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诉讼权益就可以对法律规范的适用进行调整？在这二元价值冲突中，寻找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打击刑事犯罪的诉讼价值的平衡点，防止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已成为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部门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
二、必须正视的冲突：法律规范面临的适用难题
总体来看，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规定相对比较粗糙，可操作性不强，适用时除了面临一些内部程序上的检视与质疑外，还有诸多刑事司法体系外部的问题亟待解决。如果这“一内一外”两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造成规范与实践的冲突，并最终导致规范的虚置和适用无序。
（一）法律规范的局限性是冲突产生的根源
社会在不断发展，人的观念也在不断变化，法律与事实、规范与实践之间的不和谐性是固有的，这是由法律规范的局限性决定的。即使是“新出炉”的法律规范也不能保证与当下的社会事实完全符合，也不能保证在实践中毫无障碍地适用，这种困境已经开始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中显现，必须通过后天的矫正和完善予以解困。
（二）相关制度未进行细致规定是产生冲突的直接诱因
笔者结合实践反馈，主要以以下三个制度的适用情况为例进行说明：
1.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该制度的设立是恢复性司法的具体体现，有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和挽救，从具体操作层面看，法律规定在“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但实践中发现，不同的办案人员及办案风格，对于同样的案件可能出现不同的量刑，从而导致该制度适用上的随意性。同时，法律对所附“条件”、考验期内未成年人的矫正方式及撤销后程序设计等方面都未加以细化，给制度适用带来困难。
2.情况调查制度。未成年人情况调查制度是刑事司法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一项新举措，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适用困境。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268条只是规定了调查主体和调查范围两方面的内容，而关于调查方式、手段、措施，调查启动的时间，调查人参与诉讼的方式、时间、诉讼地位、权利、义务等诸多重要问题均无明确规定。这一方面会使情况调查工作存在重复调查和相互推诿等情况，另一方面基于各个调查主体角色本能的不同，在调查内容方面可能各有侧重，造成调查结果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必将引起诉讼各方相互质疑、争辩，使情况调查制度难以发挥其积极作用。
3.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该制度的出现基于“少年权益最大化”理念，但规范设计上的笼统必将给实践带来困惑：在侦查阶段遇到一时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年龄，或通过鉴定发现该犯罪嫌疑人年龄在18周岁上下的情形时，侦查机关是否应当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对于知道或应当知道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司法机关在讯问时未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的，取得的证据是否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可见，统一适用标准的缺失将可能出现“同案不同办”的现象，使该制度在实践中的效力大打折扣。
4.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该制度在适用中存在的困难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缺乏操作细则，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涉及户籍、学籍、档案等多部门，操作起来比较复杂，犯罪记录封存难以一蹴而就；二是未成年人前科评价体系应当包括刑事、民事、行政甚至社会非规范性评价，但该制度中设有但书条款，授权有关单位依法查询，有可能造成犯罪记录的外泄，使该制度无法在社会评价体系中获得实质效力。
（三）机构专门化的不同步将减弱规范的适用效果
为有效解决原有司法机构设置和工作模式制约未成年人工作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发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这两个司法解释中，在机构模式上都要求设置专门工作机构或工作小组，条件不具备的也应指定专人负责。虽然“两高”通过司法解释细化了机构专门化或人员专业化的规定，但从全国情况来看，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的落实情况参差不齐，一些地区的法院至今没有单独设置少年刑事审判庭，公安、检察机关没有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处理机构。还有些地区虽然设立了机构但并无独立的工作地位，如目前有些地区检察机关的未检部门只有公诉权而没有审查逮捕权，不能独立地行使其专属工作职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机构建设步伐的不同步，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在侦查、批捕、审查起诉、审判、羁押服刑和矫正帮教等阶段，不同参与方在工作理念、适用标准、执法方式上的差别很大，各部门各单位间缺乏统一规范的沟通平台，难以形成工作合力，直接影响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在实践中的适用效果。
三、利益的权衡与选择：四大指导原则
如何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并保证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得到有效适用，在社会观念中得到认可，这是各级司法机关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笔者认为，要解决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中规范与实践之间的价值冲突，应以下基本原则为指导：
（一）严格依法原则
法律必须得到普遍的尊重和遵守，这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所谓严格依法原则，是指各级司法机关应当严格执行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这既是司法机关贯彻程序法定原则、落实程序制裁理念、确立刑事诉讼法权威的重要表现，也在根本上迎合了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将未成年人特别程序单列为篇的根本动因。
（二）细化区分原则
实践证明，未成年人犯罪有其特殊性，承认这一点，就需要制定特殊的刑事司法制度，要有专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对未成年人实行非刑化、轻刑化、非监禁化的司法保护，不仅可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保证法律对他们处理的公正合法性，同时也有助于对他们的教育、感化和挽救。因此，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引下，应当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实行有别于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制度，如实行“宽严相济、以宽为先”的刑事政策、有限的定罪范围、不完全的刑事责任、减弱的刑罚制裁、刑罚为辅的干预手段以及专门化的处理机制和程序。
（三）适度扩张原则
适度扩张的对象专指未成年人的权益。无论是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还是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未成年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制度规定，均有一定可扩充的空间。例如，在未成年人出庭作证问题上，针对启动程序、出庭范围、询问方式、保证机制等方面并无具体的规定。笔者认为，可以由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活动中基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需要，作适当的制度尝试。但要注意的是，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活动中权利的扩张及探索必须以严格依法原则为基础，在不损害法律规范权威的前提下进行。
（四）最佳效益原则
一般地讲，一定效益的'产生或获得总是以一定成本的支出作为前提和代价，在规范与实践之间产生冲突时，有必要对各种选择进行成本权衡，选择最佳效益是人类行为的重要原则，也是解决价值冲突的核心原则。对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理解，至少应当涵盖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应当关注未成年人本身的愿望或要求，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个体理解，而不是作为家庭或者学校的附属部分；二是在未成年人利益与其他个体利益甚至局部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考虑未成年人生存、学习需要。如关于未成年人作证问题，既不能片面考虑未成年人利益而拒绝全部作证要求，也不能为实现一个具体案件的公平正义而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而应在两者间寻找平衡点，尽可能在保证未成年人不受伤害的情况下参与庭审质证（该原则已经在“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一般不通知其出庭作证”的司法解释中得到了体现）。
四、对接体系的构建：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之策
对法律规范的理解不应是对抗性的，而应该是合作性的；对法律规范的适用不应是擅断性的，而应该是合法性的。法律规范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两者之间的对接是运用法律解决社会冲突事务的必要途径。
（一）以司法解释为路径
相较于法律规范严格且需时日的过程性操作，我国司法解释具有灵活、务实、针对性强的特点，运用得当可以巧妙地化解规范与实践之间的冲突。例如，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未成年人出庭作证制度、前科消灭制度及情况调查制度的规定较为笼统，曾引来学界和实务界人士的热烈探讨。底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针上述三项制度在实践中的困惑和问题，对其适用范围、操作程序等方面作了进一步完善和细化，在推动制度规范顺利实施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由此可见，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发展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开了一个好头，但完整、完善、高效的制度的建立仍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探索，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应充分重视通过司法解释的管道来达到理想与现实、规范与实践之间的对接，充分发挥司法解释功能，寻求正义实现的科学路径。
（二）以改革探索为方向
通常来讲，规范与实践的关系是先由立法机关出台法律规范，再由司法机关去适用法律。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实务部门调研工作的广泛开展，许多地区的司法机关开始主动进行一些改革探索，然后再推动成果的政策化、制度化。因此，可积极探索未成年人犯罪司法工作新途径，大胆地进行改革试验，是司法机关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不断进步的努力方向。
（三）以辅助制度为补充
近年来，各地司法机关均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实践中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积累了大量成熟的经验，形成了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如情况调查、暂缓判决、法律后果二元化、合适成年人参与、刑事污点消除、社会观护及社区矫正等，其中一些制度已经被纳入到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应当适时将另外一些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形成的、较为成熟的经验充分吸收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中去，如法庭教育、圆桌审判、心理辅导、亲情感化和简案快审等，通过赋予未成年人更多的诉讼权利及保障措施，满足未成年人犯罪审判及教育惩治的实践需要，推动我国建立更加完善、系统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
（四）以循序渐进为要求
任何制度的完善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急不躁，使每一项改革之举都于法有据，使每一项完善之策都稳妥务实。因此，在建立健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进程中，我们要坚持循序渐进、稳妥务实的工作要求，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指引下，不断推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审判、帮教工作长远发展。
浅析新刑诉法下律师会见权保障的完善论文
律师会见制度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律师会见权是律师会见制度的核心内容。律师会见权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律师根据家属的委托享有的或为了行使辩护职能，依法与被追诉人面对面会见，与交流案件情况和法律相关信息、沟通确定辩护思路或意见、接受犯罪嫌疑人法律咨询，并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和确定某种辩护思路的一种诉讼权利。它是辩护律师的一项法定权利，是与犯罪嫌疑人之间信息沟通搭建的一项桥梁。
一、律师会见权保障的进步
新刑诉法第37 条以立法形式确定了我国“律师会见权”新的规定，辩护律师只要持三证(律师执业证、会见证明和委托书)即可要求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至迟不超过四十八小时内安排。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新刑诉法较之前老刑诉法规定有如下进步之处：
1.会见的时间前移。新刑诉法规定将律师介入时间再次前移，而且规定为辩护人。即在“嫌疑人被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这规定，较之老刑诉法规定，是把“讯问”这个词的后面去掉了一个“后”字，也就是使得律师真正在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时刻起即可以委托辩护人了。
2.会见权律师身份特定。新刑诉法第33 条规定：“在侦查阶段，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据此规定，侦查阶段只能是“律师”才能受托人主体介入到刑事诉讼中来，同时规定，侦查阶段也是称谓“辩护人”。因此，可以这样说，侦查阶段辩护律师，已享有可以对案件实体部门作出处理的“辩护人”的权利。另外，新法第37 条特别指明“辩护人”要求是律师，至于其他辩护人经许可，也可以同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同时作为律师的辩护人主体，可以同在押人会见和通信，无需许可。
3.三证会见的程序硬性规定。新刑诉法第37 条作了“三证会见”的硬性程序规定，这样一方面：就排除了侦查机关的批准和安排，原老刑诉法规定，律师会见需由侦查机关安排人陪同，侦查机关以此为由限制了律师会见。为了解决律师会见难问题，经多年的努力，法律界终于迎来了律师会见的“春天”，无需经过侦查部门这一道坷;另一方面，律师办理会见只要凭三证即可办理;再者，会见直接向看守所提出，即直接向羁押部门提出，无需向侦查部门提出，同时规定了看守所应当在48 小时之内安排。也就是说会见应当安排，只是时间可以延长一天。
4.会见不受监听。新刑诉法吸收了20xx 年律师法的规定，明确律师会见“不被监听”。这样规定主要考虑到律师会见的实际效果问题，如果会见犯罪嫌疑人时被监听，就会使得嫌疑人、被告人顾虑重重，不敢对律师讲案件的真实情况;律师也受到我国《刑法》第306 条规定，也不敢同嫌疑人交流什么信息。会见不被监听，包括不得派员在场，也不得进行秘密录音。旧刑诉法时，律师侦查阶段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派员在场，不仅在场看着律师会见情况，还监听律师交谈什么内容，并现场阻挠即或中断律师会见。因此，新刑诉法比起旧刑诉法是重大进步。
二、律师会见权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律师会见次数增多与频率增高
律师会见大量涌现，基于法律制度的改变，新刑诉法下，一方面第37 条改变过去需派员陪同的模式，而只需凭三证即可会见。这样就使得，实践中律师会见改变了过去派员陪同模式，而无需批准，只要手续齐全，就能见到犯罪嫌疑人。另外一方面，第33条规定了律师提前介入到侦查阶段的辩护工作，也称之谓辩护人。
基于以上两种理由，承办刑案的律师如释负重，在办理刑事案件时，加大的会见的力度与频率。使得看守所特别是沿海地区的看守所，律师会见排长队情况。
(二)会见不受监听，谈话内容遭疑
新刑诉法第37 条规定了，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这里的不被监听，既包括“有人”在旁边监听，也包括“监听设备”的监听。因此，这样客观上造成了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充分自由的状态。这种自由状态就使得：一是保证了双方在一定区域空间内，完全放松、充分自愿建立信任关系;二来保证了双方向对方倾述的完全自由，犯罪嫌疑人可以充分向辩护人倾述需陈述的对象与内容，律师也可以有充分的空间和自由向犯罪嫌疑人沟通什么信息、法律知识等内容。这种沟通交流的内容是由会见双方自行把握的，外人完全不知道。
这样就使得实践中，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沟通交流内容，从对公部门来看是无法把握和监管的。尤其对于一些刑事案件，客观证据比较少，而靠犯罪嫌疑人本人口供作为主要定案依据的案件，律师会见交流内容遭疑。这正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
(三)会见导致翻供，司法实务面临的难题
律师只要凭三证即可会见犯罪嫌疑人，律师会见不受监听，这样就使得律师会见的次数增多、频率增高。律师与犯罪嫌疑人交谈内容由律师自行把握，以及律师为了行使辩护权，在黄金37天内“挽救”被追诉人。这样，就造成了律师会见两种情况：一种，律师保守式的交流，即律师只是被动的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件，提供法律咨询;另一种，就是开放式的交流，即律师除了向被告人了解案件情况，提供法律咨询外，还可能向犯罪嫌疑人沟通更深入的信息和情况，指使、教授嫌疑人如何供述、指使嫌疑人与外界证人等串供，向犯罪嫌疑人泄露侦查秘密。
因此，实际中造成了，律师会见后导致案件翻供增多。翻供的情况主要表现为多样的，一是前面供述有罪，后面翻供改为供述无罪。二是口供印证难，例如律师参与共同犯罪或者关联性案件辩护，各犯罪嫌疑人的辩护人分别会见后可能进行沟通、商讨，当再次会见传达给嫌疑人，就使得共同犯罪案件口供相互印证难。
(四)经济利益诱因，律师缺乏底线
众所周知，律师也是人，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成员中的一分子，也要吃饭、生活和养家糊口。因此，律师肯定要有收入，律师的收入也是维系律师行业存在和稳定的重要部分。作为社会存在的一部分，律师同样需要考虑现实中生存的需要，通过正当、合法、诚信的劳动所得来了工作成果，已求得到委托人的认可，获得正当收入。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是维系一个行业存在必需具备的一部分。实践中，大部分民众将案件胜诉作为衡量律师能力等级分类的重要参考标准，并将其作为是否达到委托预期效果和律师高低的决定性因素。于是，在律师费的经济利益诱因下，部分律师不顾职业道德，为达胜诉目的而不择手段。教唆翻供、帮助违法避罪、教授接受讯问方法、帮助伪证、引诱作伪证等情况还是有的。辩护人从独立的辩护地位，人权的捍卫者，摇身一变，成为了经济利益诱因下的“金钱的奴隶”。
三、律师会见权保障完善的建议
新刑诉法对律师会见保障的权利来之不及，但是进步的同时也尚有一些不足之处，还需进一步完善。例如：新刑诉法最终没有确认“会见权”是一种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对于律师会见权，也只是规定限于“律师提出会见”，而非律师“会见权”。同时，新刑诉法第42 条规定，坚持了对“律师伪证罪”的适用。因此，对于这种坎坷境界，笔者认为，在过渡时期通过完善制度保障，不免是种好途径的。
(一)明确律师会见权中的帮助避罪和合理避罪的违法和正当性
律师的无“障碍”会见权情况，以及律师会见不受监听，这是国家的法治建设的'进步，律师得以较之前老刑诉法的巨大改变，即新法出来以后，会见的次数和频率出现大增，诸多看守所律师会见排长队。律师会见过程中，与犯罪嫌疑人沟通的尺度与深度也更深层次。那么，这里面应有一种是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过程中的一种法律规范，二种就是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与外面家属、旁人之间的一种规范。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过程中，为了能够“捞人”，特别在公安侦查阶段，能够让侦查部门取保候审，或者是检察院的不逮捕，使尽手段，其中不乏律师会见过程中教授犯罪嫌疑人如何脱罪、如何避罪之类型的，教授犯罪嫌疑人如何翻供等情型的。
我们说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最主要工作就是：向嫌疑人了解其在侦查部门的供述。了解其供述就是了解案件事实，可以通过问话他如何向侦查部门交待的反映给律师，即就是了解了案件事实;其次是提供法律帮助，即在会见接近结束，回答其的一些提问，解答其一些疑惑;再次就是相互沟通、交流。这里的沟通交流是开放型的，也有封闭型的交流。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界定何种情况属于帮助避罪行为，哪些情况是律师正当尽职履行职务行为。
(二)制定司法解释，明确刑罚与行业处罚标准
笔者提到了律师同犯罪嫌疑人的这个沟通交流是个很复杂的情况。辩护律师在维护嫌疑人程序公正权利的同时，也在介入到实体部分的处理。因此，有必要制定更细的司法解释，在完全调查的基础上，制定出试行的规定，就我国《刑法》第306 条和新《刑事诉讼法》第42 条规定，出具详细解释，这些解释，即是哪些属于律师违法规定，帮助脱罪扰乱司法秩序情况。或以案例的形式，让执业律师对于刑事辩护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和哪些可灵性把握，有了更进一步清晰的规则，让一项更明确的规范实施下来，从而为提高和促进我国的刑事辩护业务质量作出了法律的保障。律师身份是独立的、特殊的，律师是一项法律职业，不是委托人的随从，也不是只要能收钱就甘作为奴的职业，那样更失去律师职业的本性。因此，有必要加强对辩护律师的执业纪律、职业素质责任培训，制定相关行业规范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完全靠律师自觉，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因此，有必要就律师违反会见制度规定，交流内容导致违反执业纪律、职业素质的情况，可以由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制定相关行业细则，对于违反行为进行行业内部处罚。
(三)界定会见权交流的内容和限制
新刑诉法将律师会见交流权提前到侦查机关，自“第一次讯问时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而且，还要求侦查阶段委托的辩护人“只能是律师”，也即律师在侦查阶段就成了十足的“辩护人”。加之新法对于律师会见的“无障碍”保障问题，律师会见无时间、次数限制。在这个时候，律师的执业行为，不仅是维护犯罪嫌疑人的程序公正问题，抗衡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侦查行为外，实质也在影响着犯罪嫌疑人实体上的认定。
但是，这个法定“提前”的律师会见权，其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时间长短、次数是不受限制的。那么律师会见同嫌疑人沟通交流什么内容呢?会不会存在不该沟通交流的内容和信息，会见完以后同犯罪嫌疑人家属、证人、同案人沟通交流情况，是否会涉及到我国刑法所规定了律师帮助伪证罪情形呢?这些有必要通过相关规定加以引导和界定。
(四)改变以侦查为中心的思维定势
长期以来，侦查部门就是做材料、做案卷，做好案卷以后，检察院审查起诉，到法院最后审判案件，都是以案卷“材料为中心”。这种以侦查为中心主义导致了多少冤假错案，例如： 年念斌案、呼格吉勒图等。这些冤假错案有个原因，就是侦查机关“材料中心主义”，冲着这种材料中心主义，侦查部门就会动用低成本的“口供”主义的言词证据为主。为了达到“破案”的目的，当犯罪嫌疑人有违抗他们之意的，特别是律师会见后导致翻供的，就会把矛头指向律师。
可以肯定的是，近几年来国家提出司法体制改革，已形成逐渐一种观念就是要改变以侦查为中心的思维定势，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体制模式，这种思维必将影响和促进国家的司法公正和社会的公平正义，这成为必然趋势。
浅谈新刑诉法框架下完善证人保护制度的思考
论文摘要在新刑诉法的框架下完善我国证人保护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应借鉴他国立法和实践经验，适当扩大保护对象的范围，明确保护机关的职责，确立责任追究制度并把握保护力度，细化保护措施。
论文关键词证人保护 保护范围 保护措施
一、完善证人保护制度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一)必要性
证人证言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证据种类之一，是知晓案件事实的人在法庭上对所感知事实的具体阐述。证人出庭作证并接受当庭质证，既可通过当事人对原始人证的询问揭穿并排除证人证言的虚假成分，肯定其真实成分，使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得到强化，也可使法官通过庭审质证感知事实的真相，形成对证据真伪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做出公正的裁判结果。然而，我国目前证人保护的法律规定过于笼统宽泛，缺乏操作性，证人、举报人致残、致死案件频发，甚至数量有上升趋势。这种现状，无法给证人足够的安全感，难以消除证人的思想顾虑，证人出庭积极性很差，出庭率一直较低，证人出庭作证的重大价值无法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充分发挥。
在新刑诉法的框架下完善我国证人保护制度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是改变当前证人出庭率低的必由之路，可有效打击犯罪，维护法律权威;第二，有助于规范司法行为，维护司法公正和权威;第三，有利于实现追诉犯罪中的程序正义，是有效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需要;第四，既是法律制度内部的完善，也是从司法秩序的维护到社会秩序维护的重要保障，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内容。
(二)可行性
我国修订后的刑诉法第61条增加了对证人出庭保障的措施，是我国证人保护制度完善的重要步骤，然而纵观我国当前关于证人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立法在以下方面还存在不足，有继续完善的空间：
1.保护对象范围狭窄
首先，只有非常有限的几类案件的证人及近亲属可以提出保护申请。其次，与证人关系密切的其他人，即使因证人作证而受到伤害也无法获得法律的'保护。再次，对财产权、名誉权的保护，法律尚未涉及。
2.保护机关权责不明
法律只规定了证人保护的机关，对于各机关职责的具体落实缺乏具体、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难以避免公、检、法三机关相互推诿、扯皮现象的出现。而且目前也缺乏对证人保护不利的责任追究制度。
3.保护措施有限
我国现行法律侧重于事后救济措施，立法不应只限于事后对打击报复者依法追究责任，应当考虑规定必要的事前防御性保护规定，并且应当完善对证人遭受侵害后的补偿性保护的相关内容。
二、其他国家的证人保护概况及我国的实践
如何有效地保护证人，是世界各国司法机关都面临的一个重要而棘手的问题。应当说，世界各国不仅在证人保护的重要性上已达成共识，而且许多国家制定了证人保护的相关法律，有的国家甚至还制定了专门的证人保护法。
(一)美国的证人保护概况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以立法的形式实施证人保护的国家。1970年出台的《有组织犯罪控制法》就开始涉及证人保护的内容，之后又相继出台了《证人安全方案》、《证人安全改革法案》。美国在司法部还专门设立了证人保护机关——证人安全处，专门负责证人保护工作。美国规定检察官执法办公室是专门负责证人保护审批和管理的机关，法警局则负责具体执行工作。证人保护的对象是为保障公诉成功而要出庭作证、证人或者其家人的生活处于危险之中的人。证人保护措施除了对阻碍、干扰、威胁证人作证的违法行为进行警告、起诉等传统措施以外，还包括为证人更改身份信息、紧急或长期迁居、审前和庭审安全措施、社区辅助工作等措施。
(二)英国的证人保护概况
英国制定了单独的《证人保护法》，且在《青少年司法和刑事证据法》中也吸收了许多证人保护的措施。2002年英国成立部门间证人工作小组，以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英国的证人保护主要由警察负责实施，警方对毒品、恐怖等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协助侦破案件的证人提供如改变姓名、身份、住址、相貌等全方位的保护。
(三)我国证人保护的立法和司法实践
我国近年来也在不断加强证人保护方面的研究和实践。除了刑诉法中对于证人保护的内容不断完善之外，早在200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我国某些全国人大代表就曾提出制定单独的证人保护法的立法建议。2011年，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正式出台了《龙岗区人民检察院特别证人出庭作证程序细则》，对申请人的范围、申请程序，保护措施和经济补偿等关键内容都作出了详细规定。
我国司法实践中也有实施证人保护的案例。如1998年11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一起涉嫌重大职务侵占案时对该案的主要证人出庭作证进行了全程跟踪保护。2012年4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办理李春田、李玉东故意伤害一案时，通过承诺司法机关保护证人的安全，打消了证人作证的顾虑，取得了关键目击证人的证言。并在开庭前，检察机关与被告人的律师对关键证人的身份予以质证。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在示证阶段隐去证人的身份情况。以上都是我国证人保护的成功案例，对于完善我国证人保护制度具有实践指导意义。
三、完善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的立法构想
通过考察外国的立法司法实践，笔者认为我国制定独立的证人保护法势在必行。通过制定证人保护制度的专门法，可将保护对象的范围、证人的作证权与作证义务、保护机关和人员的法律责任、保护措施、申请条件及运作程序等进行系统明确的配套衔接。然而制定一部法律需要充分的酝酿论证，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当前可先进行法律的完善补缺，先解决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一)适当扩大保护对象的范围
第一，实践中，因证人作证造成证人的近亲属，乃至未婚夫(妻)、男(女)朋友，与证人具有抚养或者赡养关系的一般亲属或者邻居等人的人身安全、名誉或者财产受到威胁的情况不同程度的影响着证人作证的决心，成为证人作证的重大心理障碍。因此，将这些因与证人“具有特定利害关系”而使自身安全、名誉权和财产权存在危险的人全部纳入证人保护的范围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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