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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档案学教育发轫与在台湾发展情况
作者：陈慧娉薛理桂
档案学通讯 04期
[中图分类号]G279.2
1 前言
本文探究中国档案教育源流发展，自韦棣华女士创办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开设档案相关课程之始，至设立档案管理专科等，在毛坤教授等人努力下，培育大量档案专业人才。另一方面，我国自1930年代展开的文书档案改革运动也引发当时政府重视档案人才培育，举办多种在职档案教育训练班，使全国档案专业人才培育得以迅速发展，以妥适管理当时因战争暴增的文书档案。然而，1949年后迁台，档案专业师资因各种因素，无法继续教学，使得档案专业教育中断，直至政治大学设立图书资讯学研究所设立档案组，台湾才又得以建立档案专业人才培育体制。
2 档案专业教育开创背景
中国在1930年代展开文书档案改革运动，提倡科学管理档案，引起人们对档案管理的重视和研究。1933年6月，当时行政院召集改革公文档案会议，讨论由中央各部会18个提案汇集而成的《各部会审查处理公文改良办法》，此次会议决定文卷保管年限原则以及改良保管档案办法，可视为文书档案改革运动的序幕[13]。
1934年9月，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甘乃光主持“文书档案改革运动”，针对文书档案保管分散、混乱的情况，提出文书档案连锁法，作为改革运动的试行方案。其内容主要是将文书收发和档案管理的某些作法统一，使机关的总收发室和总档案室发生密切的连锁，改善文书运转迟缓，以及档案管理分散、垄断的情况。连锁的具体方法是以集中统一的原则组织文书档案工作。连锁办法为透过统一编号、统一分类、统一登记三个环节实施。与此同时，在《行政效率》杂志上，行政界的知名人士，进行许多调查和专门研究，撰写多篇调查报告和论著，总共出版67篇相关文章，1935年5月出版《行政效率・档案专号》[13]。
文书档案改革运动促进档案教育的推展，本文碍于时间限制将就中国档案学教育历史作简要概述。
3 武昌文华图书专科学校历史
3.1 档案管理特别教席
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Boone Library School)为中国第一所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学校，也是中国档案管理专业教育的首创者。由美国韦棣华女士(Mary Elizabeth Wood)于19创办[5]。此校仿效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模式创办，1930年代初期美国图书馆学校开始设立档案管理课程，此时，国民政府也展开“文书改革运动”，亟须专业档案管理人才。因此，1934年秋季开始，在教育部资助下，设立特别教席。
档案管理法课程在图书科和图书讲习班(第三、四期)中，分中、英文讲授，每周各授课二小时，讲授一年，学分1分。英文档案管理由美国费锡恩女士(Grace P.Phillips)任教，费女士毕业于美国伊利诺大学图书馆学系，讲述内容为美国机关团体企业实行的文书档案管理办法[10]。费女士回国后，由美国郝乐德女士(R.A Hill)于1936年9月至1937年6月任教，周爱德女士(Iris Johnston)于1937年9月至1938年7月任教，之后由文华图专毕业生徐嘉麟接任至1939年7月。
中文档案管理课程由文华图专毕业生毛坤先生任教，他是中国第一位讲授档案管理课程的人，他受到“文书改革运动”时期《行政效率》期刊上一系列文章的启发，利用美国图书馆学校赠送的资料，参考国外档案管理理论和实践，并访查当时政府机关档案管理实况，借鉴美国历史学会档案委员会第十三、十四次报告，编写中国第一部有关档案管理的教材――《档案经营法》讲义[7]。此外，他并安排学生每周两小时实习课程，到各机关档案管理部门参观学习，暑假到政府部门档案室见习，应当时中国档案管理所需，教授学生[6]。
3.2 档案管理专科设立
1938年文华图专迁至重庆，因重庆为国民政府陪都，内迁机关林立，且因抗战关系，机关事务增加，产生的档案数量也大增，此时感到档案管理专业人才缺乏。1939年，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迁至重庆一年后，因应各机关之需要，开办档案管理讲习班，由徐家麟先生及毛坤先生担任主讲。招收二十名学生，资格需为高中毕业或具有高中毕业之同等学力，年龄限为二十二岁以下。考试科目为国文、英文、历史、地理及口试。考取的学生每年给公费二百元，修业期限为一年，毕业后由学校介绍工作[2]。
文华图专于1940年9月26日呈文教育部，拟请设立档案管理专科，呈文陈述设立档案管理专科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根据本校五六年来试验之结果，档案管理内容并不简单，如行政组织、公务管理，以及文书制作与处理等，必须循序研究，始能组成一完备之知识。故档案管理再不能以图书馆学之附庸视之，而实有呈科之必要……为求不断供应此项技术人才，并非短期开班或附带于其他学科中研究所能为功，必须设科专门训练以宏造就……不仅在吸引人力致力于此种新兴科学，而最大目的尤在始改革档案管理之理想见诸实行。”此外，并于呈文中提出具体办法：“基于上述理由，本校拟请于本年度(29年度)起，于图书馆学科之外，添设档案管理专科，原设档案管理训练班撤销……该科暂定必修课程22种，选修课8种，分两学年修完，共72学分。”1940年10月17日获教育部高学34635号指令批准，批文为：“29年9月26日呈一件，为拟设档案管理科，并将现有档案训练班学生改入该科肄业，祈鉴核照准由，所请应予照准。件存。此令。”该校将档案管理训练班第一期改为档案管理专科第一届，档案管理训练班第二期改为档案管理专科第二届[11]。
档案管理专科招收对象从1943年秋季招生简章可大致了解，招收档案管理专科新生一班三十名，依考试成绩等地给予补助金，补助金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拨给。报考资格与修业年限，凡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或其同等学校毕业者或具有同等学力者(师范学校及职业学业肄业生不得以同等学力报考)均可报考，在校修业两年毕业。另有保送办法，凡远道学生不便赴渝参加考试，及各机关、学校、团体、图书馆、档案室欲保送学生入学者，可将所需资料寄交本校，经审查合格者，即行通知定期来校应试入学。在学费方面，每学期费用学费五十元，讲义与图书费二十元、实习费十元、杂费二十元，共计一百元，膳食费每月暂定一百五十元(多退少补)。补助金分甲乙丙丁四等，甲等每名每年六百元、乙等四百元、丙等三百元、丁等二百元，分两学期发给。战区学生由学校呈报教育部代请膳食贷金，以资补助。在校学生家境贫困者，由本校函请重庆基督教青年会及其他救济清寒学生之机关，核给补助金[10]。
档案专科班学习课程包含必修课28种90学分，选修课4种14学分，专科班除实习外，每周平均上课25小时。
1940年春季至1947年秋季，文华图专招考档案管理专科六届，详见表1。虽然每年次招收人数为20-30名，但实际录取人数相差很多，真正报到学生更少。因当时社会动荡，学生因事、因病休学、退学现象时有发生。此外，学校办学严谨，对到期未能修满学分和不符合毕业要求的学生不予毕业。
档案管理专科毕业的学生共51人，大部分毕业生成为档案管理的业务骨干，有些还是档案管理的负责人。例如周连宽先生在国民政府内政部从事档案管理工作，协助甘乃光先生推行文书改革运动。另有一部分毕业生担任档案教育教学工作，如周连亮先生在前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学系讲授档案管理课程，黄彝仲在西南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讲授档案管理课程[3]。
3.3 研究班创办
1948年招收研究生，要求“公立或私立已立案之私立大学或独立学院毕业者”均可报名，修业期限为一年。研究班宗旨为“以研究图书馆专门学术，造成我国图书馆高级干部为目的”，但具体研究科目中有“档案学”、“数据管理”等档案专业教育内容[3]。
4 在职档案人员训练班
4.1 教育部主办档案人员训练班
1941年教育部督学钟道赞视察文华图书专科学校时，与校方协商，由教育部指定该校办理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1947年由沈祖荣校长呈文教育部，于1941年7月23日将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开办计划、招生简章等呈文教育部，呈文中提到“本校虽设有档案训练班，后又改以专科因应档案人才需要，惟一则为修业两年所限，不能应付急需；一则现有各机关档案人员事实上不能尽行淘汰，即令大量招生，将来安插时，或不无问题；同时，现任职员中不乏对此事业具有浓厚兴趣者，亦正愿在最短期间略通新法管理之门径，再辅以平时经验，使工作改进有所取资。”计划书中将此班定名为“教育部主办档案人员训练班”，由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负责办理，后来实际执行时定名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附设教育部指办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10]。
此训练班为教育部主办各级机关训练人才，经费来源由教育部拨给，班主任由文华图专校校长兼任，文华图专校教师一人担任班级导师。训练期限，1-4期为三个月，5-7期训练期限为四个月，每年办两期。学员由各机关择优保送，资格限定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力，兼有相当管理档案或办理文书之经历，后来实际招收时，1-4期报告资格为初中毕业，5-7期为高中毕业。学员学行优异者，由文华专班呈由教育部转请保送机关予该员以晋薪加新知考虑[10]。
学员之学费、杂费、住宿等项目均不收费，伙食由文华专校供给，并请保送机关对各学员之原支月薪仍照数发给，使各学员乐于参加受训。入学方式有考试以及机关保送办法，机关保送者由机关以正式公函叙明被保送学生姓名、学历及证件，送校审查合格后，可免试入学。被保送学生毕业后，以回原机关服务为原则。此外，一般生毕业后由文华专业发给证明书，并得介绍至各机关服务[10]。
教育部于1941年12月20日教育部中字49729号训令批准同意，训令中“兹指定该校办理三十年度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一年，共三期，每期时间三个月，规定经费25000元”。此班学生机关团体保送入学者多，有时达全班人数一半以上，但因一至四期学生，入学仅初中毕业且学习时间短，学习与结业后工作有困难。1944年第五期起改收高中毕业生，学习时间为四个月，至1945年7月因教育部停办各种短期职业训练班而停办。自1942年至1945年7月，共开办7期档案人员训练班，培训学员共计220人[10]。
4.2 内政部县级机关档案人员培训班
民国三十一年内政部函以各县政府，有感于档案管理工作人员需要专门之知识与技能，方能胜任此项工作。当时大部分的工作人员都未经训练，且缺乏合法保障，常随机关主管同其去留。因此拟由各省训练团办理档案人员训练班，训练对象由县政府现任人员中调训，规定由各县以调训一人为原则，如各县无适当人员可调者，则由省训练团另行招训。一经训练期满，考试及格以后，即依法分发任用，并切实予以工作上之保障，各主管机关不得任意更换，经由内政部分函各省政府转饬所属县政府遵照[1]。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与内政部订颁《县管理档案人员训练班业务训练课程讲授要点及时数分配标准》，规定课程讲授50小时，业务讨论20小时，业务实习80小时，业务讨论和业务实习时间占业务训练的三分之二时间。此外，课程讲授时有疑难问题，应随时作实地之参观，以资参证；另外规定课程所订之时数分配，必要时可变更或增加，但原订分类、登记、立卷三项所有时数不得减少。自1942年至1944年期间，培训人员达1538人[4]。
5 函授教育
有关档案教育采用函授方式，主要有二所学校：私立崇实档案学校及中国档案函授学校，分述如下：
5.1 私立崇实档案学校
1946年3月由殷钟麒在重庆创办崇实档案学校，由甘乃光任名誉董事长，学校董事有傅振伦、李朴先等。先为函授，1947年9月28日改组，成立函授部、面授部、研究部、出版部、服务部，去除“函授”二字，增设文书科，专门培养档案、文书、公牍人才[14]。崇实档案学校自1946年3月开办，到1948年12月停办，共二年九个月，聘请档案管理的实务专家任教，主要为行政界的知名人士，例如钟舒余为教育部前档案主持人、何晋琮为中央设计局档案主持人、苗作斌为财政部花纱布管理局档案主持人。助教则有刘泽统为四川永川县政府档案主持人、张星全为四川省财政厅档案主持人。共招收学生二百九十四人，其中档案高级班为二百零八人，文书高级班为七十六人。该校并设置档案学会，规定“毕业学员，均得参加为会员，共同研究”[4]。
5.2 中国档案函授学校
中国档案函授学校创办于1948年下半年，修业期限为三个月，对成绩优异、品德好、有进取精神的学员，学校代为介绍文书档案工作[4]。
6 各级学校设置档案课
除了上述专门的档案专科教育之外，当时有些大学科系中设置档案管理课程，例如私立武昌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本科和专科都设置档案管理课程，当时修习该课程人数达到236人，其中女生有136人，男生有100人。另外，北京大学图书专科设置“档案与资料”、南昌中正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开设含有档案管理内容的文书课程、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博系设置档案管理课程等。此外，当时，有些中学也设置档案类课程，例如中央大学附中、江西私立剑声中学开设“簿记学、档案管理”等课程[4]。
7 台湾档案教育发展现况
上述是探讨1949年之前中国内地的档案教育发展情况，以下系探讨自1949年后，台湾地区的档案学发展情况，主要分为三个时期：(一)1958至1971年间；(二)1971至1981年间；(三)至今。除了上述三个时期外，还叙述在职训练课程。
7.1 1958年至1971年间
台湾地区有系统的“档案管理”教育始于1958年，台湾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图书馆组第一届学生，由倪宝坤开始教授“档案管理学”，一年四学分，图书馆组学生必修(以后改为选修)。此后十余年内先后有五所学校有关科系开设“档案管理”相关课程。当时各校授课资料详表2。
7.2 1971年至1981年间
此时其档案管理教育除前述五所学校之外，也有不少五专商业文书科、秘书科以及大学的企业管理系等开设档案管理课程。此时期大学的推广教育内也增设“档案管理”课程，例如淡江大学商学院和铭传商专夜间部均开此一课程以供成人选修。此时期“档案管理”开设课程详细情况，详表3。
7.3 20至今
1981年至年间，在专科学校与技术学院部分，开设与档案管理有关的课程主要有两门课：“档案管理”与“秘书实务”，分别由下列学校开设：台北商业技术学院、致理商业技术学院、崇右企专、台中技术学院、岭东技术学院、环球技术学院等校[15]。但目前上述的技术学院大都已升格为技术学院，且由于系所与人事的更迭，上述的学校中相关的学系原先开设档案管理课程，如今大都已停止开设。
目前台湾在大学部尚未设置专门的档案管理学系，只有在相关系所开设档案相关课程，详见表4。
在研究所阶段，政治大学图书资讯学研究所成立于19，首届所长是胡欧兰教授，当时胡教授在进行研究调查后，发现台湾缺乏档案专业人才教育。因此，在成立之初设置：图书资讯学、档案学与博物馆学三个分组。档案学是属于其中一个分组。在台湾地区图书资讯学发展历程而言，属于新的尝试。
8月，政大图书资讯学研究所更名为“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简称图档所)。增设“图书资讯学数字硕士在职专班”，并于增设博士班，该校兼有图书资讯与档案学两方面之学科，亦即台湾开始有档案学方面之博士班，得以培育台湾档案专业高级教育人才。
除政大之外，台湾大学图书资讯学研究所自起，于硕士班开设“档案研究”课程，系一学期3学分的选修课。淡江大学资讯与图书馆学研究所自起开设档案管理相关课程[12]。世新大学资讯传播学系硕士专班自起开设“档案学研究”课程，系一学期3学分选修课。档案学专业课程于硕博班开设情形见表5。
7.5 在职训练课程
关于在职训练课程在台湾发展的情况，主要有三个单位，分述如下：
7.5.1 档案管理局 档案管理局系台湾地区档案的中央主管机关，该局为倡导档案有关之业务，针对政府机关之档案人员不定期举办档案专业研习课程，以增长档案人员之专业知识。此外，该局与政大合作，举办“档案管理基础班”与“档案管理进阶班”课程，而该局自局长、副局长、组长等同人都担任相关课程讲师。为建立台湾档案管理事业之专业体系，档案管理局除了订定档案管理相关法律规范、辅导政府各机关业务之外，亦针对各机关档案管理人员，规划多元化的档案管理训练课程。该局规划档案管理培训课程的方式分为三种：
(1)档案管理局自办各种单项档案专业培训课程。(2)委托公务人力发展中心、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地方行政研习中心开办“机关档案管理研习班”。(3)建置“档案教育学习馆”在线数字课程，现已并入公务人力发展中心“e等公务园”：“政策法治类――档案管理系列”。
7.5.2 中华档案暨资讯微缩管理学会 此学会自1981年起即致力于举办各种档案与微缩资料管理进修训练，并成为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合格认证之“公务人员终身学习”机构。自3月起，陆续办理“现代档案管理讲习班”(即档案管理基础班)、“档案管理高级研究班”(即档案管理进阶班)，聘请本地区档案典藏机构专业人员、相关学者专家讲授各种课程。同时基于培训及传承档案修裱专业人才之需要，自12月起举办“档案修裱基础班”、“档案修裱进阶班”及“档案管理专业班”之各种研习课程，课程规划详表。自起该学会更将档案管理训练推展至台中、高雄等地区[3]。
7.5.3 政治大学公共行政及企业管理教育中心 政治大学公企中心设立于1962年，原为提供高阶公务员和企业经营主管在职进修的训练机构，在档案管理的`训练方面，该中心主要透过政大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与档案管理局共同开设档案管理基础班、档案管理进阶班、中区档案管理研习班等课程，并曾于受档案管理局委托开办“档案描述人才培训计划”课程，招收现职档案描述人员、文史相关科系大专学生，以及外界对档案描述有兴趣者，提供120小时专业教育训练和课程测验，参训学员结训后取得该中心发给之“档案描述人才培训课程结业证书”[8]。目前该中心设有档案实务基础班、校史馆建置与档案数字化、电子公文与在线签核三种课程，师资部分由政治大学专任教授、档案管理局、实务机关等知名学者专家共同授课。
8 结论
中国档案教育自1930年代开始，始于毛坤先生，毛坤先生借鉴国外档案学理论与原则，采用英国詹金生(Hilary Jenkinson)的论著，辅以当时国内档案管理实务，编写档案教材，提出“尊重档案群”的原则，也就是今日档案学界熟知的“尊重全宗”原则。毛坤先生并具有远见的提出创设档案专业学校的理想，以及设立国家档案机构的构想，使当时的档案学教育与世界各国同步。当时的文书档案改革运动，以及因战争爆发而产生大量的档案，使政府机关相当重视档案人才培育，除私立武昌文华图书专科学校之外，教育部与内政部也相继设立档案在职人员训练班，同时，也有一些档案函授学校创立，毕业的学生也都能经由学校顺利找到学以致用的工作。
然而，因战争的缘故，当时培育的档案人才大多留在中国大陆，使得台湾地区的档案教育无以相继。1949年后的台湾档案教育，大多以现行文书管理为主要内容，直至年政大创办图书资讯学研究所，在胡欧兰教授的调查与远见下，设置“档案组”，并指派薛理桂教授研究档案学，再次将国外档案学理论与原则引进台湾，自此台湾地区档案教育才又开始与世界接轨。台湾的档案法于通过，依据谢邦昌等人[17]于20针对台湾3803个单位所做的调查，有六成(66.4％)的单位均感人力不足，可知台湾的政府机关档案人员缺乏之严重程度。然而，各政府机关对专业档案人才任用仍不重视，由考选部所举办的档案管理职系自20起，办理过9次高考三级考试，共录取28位；普考仅办理过一次，录取一位，以如此微薄的专业人员，实无法满足本地区数千个政府机关对于档案专业人员的需求。相较于1949年前档案教育的蓬勃发展，目前台湾的档案教育师资亟待培育，政府机关档案人才的任用与培育也有极大的改善空间。
作者介绍：陈慧娉，薛理桂，台湾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 台北 11605 陈慧娉，女，1981年生，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档案学、元数据、数字典藏；薛理桂，男，1953年生，政治大学图书资讯与档案学研究所教授兼所长，研究领域：档案学、档案鉴定、编排描述。
现阶段发展中国档案学的若干建议
【 正 文】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广大档案学理论工作者、档案教育工作者和档案实际工作者的共同努力，现代中国档案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档案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宽，档案学的研究内容逐步深化，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毋庸讳言，现代中国档案学还存在着不少问题。笔者认为，要想保持档案学的繁荣局面，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档案学的理论与学科体系，必须着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建立档案学术规范。学术规范问题的核心是学风问题，而学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学科的生死存亡。总的来说，档案界的学风是比较好的，大多数档案学者都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勤于独立思考，勇于开拓创新，并自觉抵制学术腐败，这是我国档案学持续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不竭动力。然而，当前档案学研究中的确也存在着一些不良学风，如抄袭剽窃、自我吹嘘、互相吹捧、买卖文章等。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虽然我们不能像对一般商品那样对档案学术研究设计出一套可以量化的、方便操作的标准，但在科学精神、文风文德、术语概念、学术评论等方面为档案学者制定出一些共同遵守的规范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一）规范学术精神。鉴于档案学的学科特点，每一位档案学者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加强与档案部门合作，紧密联系档案工作实际，善于从鲜活的档案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透过纷繁复杂的档案工作表象抓住档案工作发展规律。力戒纸上谈兵、闭门造车，尤其要避免从理论到理论的文字游戏和空洞说教。即使从事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我们也不能脱离档案工作实际，因为任何一项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都包含着某种特定的应用目的。更何况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和档案学应用理论与技术研究之间本来就互相渗透、互相交叉，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将其非常清楚地区分开来。研究档案史、评价历史上的档案工作现象、档案学思想和档案学理论，也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事实，而不能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实事求是既是一种科学精神，也是一种科学方法，彼此相辅相成，互为前提。
（二）规范文风文德。档案学理论只有不断地推陈出新且被档案实际工作者所接受，才能发挥其对现实的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档案学研究者应努力培养严谨、严肃、严格的科学工作作风，不盲从、不迷信、不附和、不武断，独立思考，大胆创新，善于提出新问题，勇于开拓新领域，探求新知识，并大力提倡运用清新质朴、通俗易懂的文字深入浅出地剖析档案工作现状，揭示档案工作规律，预测档案工作发展趋势。切忌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故弄玄虚，用晦涩、难懂的语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档案学研究者还应加强文德修养，自尊、自信、自强、自律，淡泊名利，谦虚好学，不抄袭剽窃，不买卖文章，把做人与做学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三）规范档案术语概念。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组织专家对现有的档案术语概念进行审查清理，在词形、语义、专指性、配套性等方面严格把关，剔除那些内涵模糊、外延过大、语义陈旧、专业化程度较低的所谓术语概念，重新建立一套符合档案专业特色的、符合档案学发展需要的术语概念，使档案学者们在统一的术语概念基础上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
二、健全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研究档案学发展战略。目前我国档案学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档案科研管理体制不健全而造成的。因此，适应社会和档案学发展需要，改革档案科研管理体制，已经成为当务之急。档案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要与我国档案工作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及档案工作改革的精神相一致，抓大放小，充分调动各级档案科研机构和档案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全国统一的档案科研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国家档案学发展战略，确立档案科研布局，协调各档案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组织全国性档案学优秀成果的鉴定、转让、评奖工作。在此前提下，有计划地逐步改变我国档案学会条块分割的分布状态，使之完成社会化的转变，成为在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指导下的非官方机构，并注重促进学术民主。
与此同时，要逐步改变目前的档案学研究方式，重建档案科研系统结构，实行档案学研究集约化，优化配置档案科研资源。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微观主体是以档案学研究者为最小单位的，档案学研究者的创新性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物质载体，其提高和改进的途径主要在于通过各种方式强化档案科研人才的素质。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宏观主体是以国家为最大规模的，国家的档案学发展战略是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核心力量，档案学的整体水平能否提高，关键在于国家的档案科研政策是否正确。而要实现二者的结合，就必须建立档案科研共同体，即建立以学术带头人为核心的档案科研小组（课题组）或档案科研开发群体。通过档案科研共同体，将不同部门、行业、地区的档案科研机构和科研工作者，特别是将从事理论工作的研究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研究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集中资源，取长补短，高质量地完成档案科研课题，并可避免或减少低水平重复研究。档案科研共同体的大量出现是实现档案学研究集约化的基础和基本任务。
另外，要研究档案学学科发展政策，制定档案学发展战略。档案学发展政策研究大体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总体上对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进行考察，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档案学理论体系的合理发展，才能使其同档案工作实践相适应、相协调：二是针对档案学的具体领域或具体方面的发展，研究需要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保证该领域或该方面具有更大的发展活力。具体来讲，就是要研究各类档案学研究机构的协调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研究经费的划拨政策，档案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政策，档案学理论研究队伍的建设政策等。档案学的发展战略是档案学发展的长远性、全局性蓝图，是对档案学未来发展目标及其实现途径的规定和谋划。它以长远的战略目标来规划当前的行动方案，要求既要重视对事关档案学发展大局的热点问题和重要领域的研究，又要注意档案学理论的整体发展。制定档案学的发展战略一定要结合档案学的学科发展规律，紧跟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尤其要与我国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总体规划相适应。
三、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近20多年来，我国档案学术评论有了一定的发展，不少杂志都先后刊发了篇数不等的述评文章，其中不乏上乘之作。这自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是一种可喜的现象。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档案学术评论所受到的重视与应受到的重视，还有不小的差距；档案学术评论所发挥的作用与应发挥的作用，也有不小的距离。也就是说，档案学术评论还没有被摆上应有的位置，研究水平还比较后，远远不能适应档案学发展的需要。
为进一步加强档案学术评论工作，当前我们应下大力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提高对档案学术评论重要性的认识。首先，档案学理论研究者要正确认识档案学术评论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和范围，进而明确开展档案学术评论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并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义不容辞的职责，切实加以重视。中国档案学会及地方各级档案学会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列入各自的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召开包括档案学术评论在内的专题座谈会和学术讨论会。档案学会会员及其他档案工作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
理论，积极撰写档案学术评论文章，藉此交流经验，逐步完善档案学术评论的内容，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分支学科来建设。第二，开辟档案学术评论园地。目前我国既没有档案学术评论刊物，也没有哪一种档案杂志设置档案学术评论专栏，这显然不利于档案学术评论活动的开展。从长远来看，创办一种以档案学术评论为主要内容的杂志是十分必要的。在当前，各级各类档案杂志应开辟学术评论专栏，增加理论研究的比重，这对提高刊物的质量，扩大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是不无益处的。第三，建立档案学术评论队伍。这支队伍应以档案专业教师为主体，因为这部分研究者为了教学的需要，大都对档案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理论造诣相对较深。有中级以上职称的档案实际工作者也要结合工作实践，积极参与档案学术评论，对档案理论界的一些观点和现象大胆质疑，发表自己的见解。档案专业学生是档案研究的后备军，应重点加以培养。各档案专业教学点应在课程设置时安排档案学术评论的教学内容。攻读档案学硕士、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更要把档案学术评论当作一门专业主干课来学习、研究。
四、努力改善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泛指档案学研究系统之外的与档案学研究系统直接或间接发生联系的一切要素和条件，主要有：向档案学研究系统给予政策支持的政策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入科研人才的教育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划拨科研经费的经济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提供有用理论、技术和方法的知识环境，向档案学研究系统输送组织与管理技术的实践环境，接受与检验档案学理论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以及普及与推广档案学研究成果的中介机制等。
应该肯定，改革开放以后档案学研究系统的外部环境较前有了很大的改善。社会档案意识逐步增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已为不少人所接受。但是，不利于档案学发展的外部环境依然存在。例如，档案学的学科地位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档案科研经费一直缺乏稳定的来源，许多带有规律性的档案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等等。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当前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强宣传，深化研究，努力提高档案学的学科地位。不仅要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档案工作基本知识，而且要宣传档案学及其知识体系，使大家明白建立与完善档案学研究系统、优化其外部环境既是档案学学科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科技、文化及社会生产力整体发展的需要；档案学的发展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社会各项工作的发展也需要档案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档案服务；档案学只有与经济、科技、文化协调发展，才能为社会提供最佳服务。以此唤起社会各界对档案学的理解、重视与支持。各级档案学会要积极鼓励、动员广大会员参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以扩大档案学的社会影响。档案学研究者要刻苦钻研档案学理论，不断深化档案学研究内容，努力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使档案学在现代科学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
第二，多方筹措科研经费，增强档案学研究系统的活力。建议国家档案局在“科技三项费用”之外设立一种档案科研专向基金，或向国家科技部申请增加“科技三项费用”的额度，以资助重大或具有典型意义的档案学课题研究。地方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专业主管机关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划拨一定的经费，专门用于档案科研工作。各级档案学会也要通过各种方式筹集科研经费。此外，档案学研究者要认真组织力量，积极申请国家和地方社科、教委及其他基金项目，也可利用自己在专业知识、科研能力等方面的优势，与其他单位联合开展档案学理论研究，以缓解档案科研经费紧张的矛盾。
第三，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改善档案工作实践环境。首先，要建立、健全档案科研成果的推广机制，使档案学理论能够快速、顺利地运用于档案实际工作，发挥其对档案工作实践的指导、规范作用。其次，要有针对性地开展档案教育培训，注重实效，尽快提高档案工作者的业务素质及理论水平，增强其接受、消化、运用档案学理论的能力。
五、建立、健全文献检索体系。应该说，近年来我国档案学界在建立文献检索体系方面确实已经做了较大的努力，如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编著的《档案学论著目录》将1911―1993年间出版（发表）的论著、教材以题录、书目的形式按专题汇集在一起；不少档案学期刊已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档案学》每期除了全文复印若干文章以外，还按专题公布有关论文索引。这些努力为档案学研究者查阅文献资料提供了一定的方便。然而，仅此还不能满足档案学研究者对文献资料的需要。我国现有各种档案学期刊100多家，而被《档案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收录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因此，有关部门应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充分利用原有基础，建立、健全档案学论文检索体系，全方位、多角度地为档案学研究者提供服务。具体措施有：第一，定期出版《档案学论著目录》；第二，扩大《档案学》（复印资料）的收录范围；第三，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尽可能多的档案学期刊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第四，每年编制一套涵盖面广的档案学论文索引。
台湾橡胶制品在江西的发展
本文对台商投资江西的橡胶制品进行了调查.台湾的制造业与江西相比,基础雄厚,江西的橡胶制造业,包括港澳台独资企业江西泰丰轮胎有限责任公司,已经抓住了江西发展的大好时机,使橡胶制品的`生产,符合海峡两岸人民的利益.
作 者：陈式龙 作者单位： 刊 名：海峡科技与产业 英文刊名：SCIENCE,TECHNOLOGY AND INDUSTRY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S 年，卷(期)： “”(6) 分类号：F403 关键词：台湾制造业 生产结构 结构变迁当代海内外古典文学学者中，叶嘉莹先生不仅以其丰硕的学术成果及独特的研究风貌卓然成一代大家，更为可贵的是她在屡遭忧患坎坷的一生中将大部分精力用在了教学，为古代文学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基础语文古典诗词教育实践
叶嘉莹先生的教学生涯分成了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
自1945年辅仁大学毕业后至1948年赴台，叶先生先后在北京的三所女中同时教5个班的国文课，周课时量为30多个小时。
她说：“由于师生对国文课的共同热爱，使得我对如此沉重的工作量也居然丝毫未感到劳苦。
那时中学的国文课每周都要有一定的进度，而且有时要举行同年级的联合考试。
因此我在讲课之际，除培养同学的兴趣外，对知识方面的讲解也极为认真而不敢掉以轻心。
认真的结果，当然使我自己也获得了不少的教学相长之益……”从1948年至1954年，先生在台湾彰化女中、台北二女中等多所中学任教，期间经历长女出生及拘捕。
出狱后教职、住所具失，经堂兄介绍任教于台南一私立中学。
1953年经友人介绍任教于台北二女中，后经戴君仁、许世英介绍入台湾大学、淡江大学教授国文。
因台二中要求将所教两班高中送到毕业，同时教四班国文，加上作业批改，十分劳累以致气喘。
这一时期的叶嘉莹先生在近的基础语文教育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为今后古典诗词教学辉煌时期的到来做好了教学方法上的充分准备。
但同时由于工作量的繁重和拘捕之难的影响，在早期的教育生涯中先生的重心为基础语文教学，于学术研究致力较少。
自1955至1990年，先生先后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讲学。
这一时期她不仅在教学方面步入辉煌期，同时还在古典诗词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
虽然在中期教育生涯中，叶先生的教学以高等教育为主，但在中小学语文教育方面仍然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主要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一、她通过课堂讲授、讲演、广播电视授课为各种知识层次、各种年龄段的人授课，她的听众中既有老人，也有孩童。
讲授过程中她“在求精与求深的同时，也希望能求其尽量做到大众化。
”尽量顾及到不同的知识层次及接受能力，为提高民众的传统文化修养做出了贡献。
二、她的许多重要学术观点如“弱德之美”“兴发感动”说、“赋化之词”等不仅推动了古典诗词研究，使我们对诗词发展史的认识更为深入，同时也为古典诗词教学提供了理论支撑。
自1991年至今，步入晚年的叶先生其思想进入了又一境界，她说：“在中国的诗词中，确实存在有一条绵延不已的感发之生命的长流，我们一定要有青少年的不断加入，来一同沐浴和享受这条活泼的生命之流，才能使这条生命之流永不枯竭。
”“由于自知老之将至，才急于把自己所得之于古诗词的一些宝贵的体会要传给后来的年轻人。
”在这一理念的驱动下，1991年她在论文《谈古典诗歌中兴发感动之特质与吟诵之传统》中探讨了吟诵这一古老教学形式的历史传统、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以及在教学方面的重要性等。
1995年她与田师善等友人合作为四至十四岁的儿童编写了古诗读本《与古诗交朋友》，并亲自撰写序言、录制吟诵音带。
近年来，叶先生继续呼吁加强中小学古典诗词教育，希望在幼儿园大班到小学三年级学生中开设诗歌唱游课，让孩子一边玩，一边吟诵诗词，由此打下好的人文基础。
二、基础语文古典诗词教育思想
在70年来的教学科研中叶嘉莹先生形成了丰富的古典诗词教育思想。
“兴发感动”说在叶先生诗词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
叶氏的学说将孔门诗教、兴趣说、神韵说、境界说贯穿起来，并吸收了西方文艺批评理论，使其成为一个中西融融会的诗学概念。
她认为“诗的教学第一当然应先培养出一种善于感发的能力……”，而孩童的直觉感强，正是培养这种能力的最佳时期。
对比当前台湾、内地的中小学语文习题，就会发现台湾的习题中有很多让学生说、写读诗感受的题目，更重视学生感发能力的培养。
而内地充斥市面的习题中更多的是关于诗词内容理解方面的题目，苏联模式的影响痕迹还未完全消失。
所以在当前教育形式下，基础语文教育者应当学习叶先生学说，并将其运用到教学实践中。
叶嘉莹先生近年来在基础语文古典诗词教育方面对于吟诵这一教学方法的推广致力颇多。
她不仅多次撰文论述吟诵之于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作用，更是以高龄之身亲自为小学生录制吟诵录音带、现场指导吟诵，其躬行之精神令人钦佩。
她提倡在小学开设唱游的诗词课，并举办类似日本“百人一首”的吟诵竞赛游戏。
先生的愿望，不仅是为了保存中国传统文化，更是想藉此培养下一代的心灵品质和学习能力。
摘要：伴随我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教育体系的不断改革，多种多样的教育模式逐渐出现在教育教学中，而教育模式最重要的是对于教师课堂教学的创新、对教学方式及教学工具的.创新等，但实际上对于考试改革的关注度很低。
但就我国的教育现状看，考试改革也十分必要，并且要提高重视度。
本文针对我国高校古代文学的课程考试改革进行分析且对考试中运用诵读教学的模式进行探析，以期对我国的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考试改革有所帮助，从而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诵读教学;高校古代文学;考试改革
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历经了从重原典—重文学史—重原典的一系列过程。
在当前的古代文学教学中，诵读教学是最重要的教学模式，主要是增强高校学生的诵读能力、知识记忆能力及分析能力，但是和目前的古代文学课程考试有相悖的地方，这就需要教师改变考试模式，例如：将课后的古文作业转变为课堂作业、变重文学史检查转变为重文学作品的检查等，以此使诵读模式下的高校文学课程考试改革可以顺利实行，取得显著成果。
一、诵读教学模式的特征及影响
(一)服务。
站在参与者的角度看，诵读教学模式需要教师与学生、课本的良好配合才能完成，教师需要在课堂教学中解答学生对古诗文产生的困惑和难题，教师主要通过教材对学生进行授课，学生在课本上学习古文知识，所以教师、课本与学生是诵读教学模式的特征。
诵读教学模式主要是指高校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以朗诵方式对知识进行传授。
诵读教学模式有较为显著的特点，第一，从文字表面角度讲，诵读教学模式是教师与学生二者间进行的有声交流，但是需要教师与学生的完美配合才可以完成，并且是有声的相互配合，不是传统意义上“教师讲解—学生记笔记”教学模式;第二，教师在进行诵读教学模式的课堂教学时，要对学生进行诵读技巧的相关指导，并且要对学生进行相关的诵读练习。
(二)在高校古代文学课程中应用诵读教学模式的影响。
从时间的角度观察，在古代教学中便出现了诵读教学模式，直到如今都在沿用诵读教学模式，这也说明诵读教学模式在古文课程教学中的重要价值。
譬如：在古代的《百家姓》、《弟子规》等启蒙教育中都是以诵读教学为主要教学模式。
在高校的古文课程中，诵读教学模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可以提升学生对古代文学中语言文字的语感、音韵的理解能力，还可以调动高校学生对古文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譬如《西厢记•长亭送别》主要讲述了崔莺莺十里长亭送书生张生进京赶考的离别过程，二人在短暂的相恋后要饱受异地相思之苦，学生在朗诵过程中，深刻领会元杂剧的独特魅力，在朗诵中体会两人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和想要冲破现实束缚的决心。
诵读教学模式下的高校古代文学的改革，不仅可以使学生全面了解我国古代文学的魅力，而且可以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学习兴趣，从而更深爱我们的国家。
与此同时，诵读教学模式不仅可以使学生更快理解作者所表达的意境，更容易理解作者所运用的每一个字，探析作者想要真正表达的情感，这样在古文学习中，不仅是对作者的文章进行简单理解与鉴赏，还是对作者创作文章背后的故事进行探析，以此更全面地学习古文。
譬如：杜甫的《蜀相》，这是一首七言律诗，教师如果只是一味讲解诗中的内容，则很难取得良好的教学成果，所以要让学生进行朗诵，更好地领会七言律诗的魅力。
二、目前我国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考试状况
在我国高校课程教学中，古代文学课程占有较大比重，并且在教育改革上要给予更多关注，不仅是教学方式的创新还有课堂教学的创新都是教育改革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内容。
以下是我国高校古代文学课程考试的现状分析：我国高校古代的文学课程考试主要包含：①传统的考试方式。
主要是指，我国的古代文学课程考试需要的试卷都是由任课教师根据自己的课堂教学内容出题，但是教师所出的试卷涉及的知识点比较少，难以对学生的掌握的知识进行检测，而且这样的考试方法的评分标准都是由教师本身制定的，具有较强的主观意识，不能真正考查学生学习古文的能力。
②标准的考试方法。
主要是指有专门的命题人员对我国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进行命题，在经过对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内容的探究和分析后，找出教师教学中出现的考点和难点，得出全面具体的内容，从而进行考试命题。
这种考试方式的运用，可以规避传统考试所具有的不足，确保考试的试题关系到教材的每个知识点，并且对学生的考试以客观的评判标准，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譬如：
固定的考试形式与出题方式会导致学生的创新思维得不到发挥，也会出现学生猜中考试题型的状况，考试答案更具客观性，学生的思维方式出现固化，以至于形成“读死书、死读书”的局面。
三、诵读教学模式下的高校古代文学课程考试的具体实施方法
(一)使考试与日常的诵读教学相融合，增加平时成绩的比重。
高校教师在进行古代文学课程的课堂教学时，可以将考试与日常的诵读相融合，考试并非只有在固定的日期才可以进行。
譬如：教师在日常课堂教学中可以不定时地要求学生默写与背诵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段落和句子，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朗诵比赛，并且可以把这些课堂上所有的活动成绩都作为学生日常成绩，以此增加学生期末成绩的分数，以平时表现的成绩的累计加上期末试卷的成绩，作为学生的期末成绩。
(二)尽量使考试中的答案更具广泛性和主观性。
在诵读模式下的高校文学课程考试中，要尽量避免试卷中的“标准化答案”，在试卷中加入主观题目，为学生创造思维的机会。
诵读模式下的考试答案已经不是以往的固定答案，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可以得到多样各异的答案，可以更有效地发挥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提升学生思维的活跃度，使诵读模式下的高校文学课程考试可以更顺利地进行。
(三)要改变诵读模式下的高校古代文学的课程考试形式。
以往，高校古代文学的课程考试题型绝大程度上是以填空、默写、简答、论述等为主，可是在诵读模式下进行的高校古代文学的课程考试，
可以出古代文学的鉴赏与古代文学改编的考试题型，其主要原因是诵读模式下主要增强学生的古文鉴赏能力和理解能力，主要考查的不仅是学生对于古文的熟记程度，更是高校学生对古代文学思想的深刻理解和领会作者的思想感情的能力。
譬如：在考试中，让学生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一个片段，领会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又或者让学生对一个经典的文学作品进行另一种形式的创新。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使古代文学课程考试形式得以创新，有效规避考试题型简单、枯燥的问题。
四、结语
为响应我国教育体制的创新与改革，我国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考试也要改变。
诵读教学模式下的高校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可以调动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另外，对于考试的题型、考试的评判都会有所变化，
由此可以真正提高高校教师对于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教师还要提升学生的诵读水平，并且要把诵读训练当做考核高校学生古文学习的重要标准，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使诵读模式下的高校古文课程的考试可以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唐芳.诵读教学模式下的高校《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试改革研究[J].湖北科技学院学报，2015(08).
[2]肖献军.诵读教学模式下的高校古代文学课程考试改革研究[J].戏剧之家，20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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