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余光中散文语言的特质解读（共含9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好好好好月嗷”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余光中散文语言的特质解读
余光中散文语言的特质是怎样的呢?主要体现在哪里?
余光中散文语言的弹性、密度和质料，实际上只是给读者的一种审美感受，一种语言风格的体验。呈现这种审美感受的，是余光中娴熟至臻、灵活多样的表现技巧。其中最突出也是我们比较易于学习的表现手法有：文言语体，包括文言词语、文言句式、模拟古诗文名句和连缀古诗文意象;多姿的句式，包括长短句的互用，使语言节奏变化有序，运用反复、排比句把文字“拉长”，增强语言气势;运用意识流的手法，通过想像和通感的手法，使作品意象密集，文势跌宕，蕴含着丰富的艺术容量;妙用动词，再现壮美，使笔力劲健，气势纵横，表达深广的内涵。
余光中散文创作的理论集中体现在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撰写的《剪掉散文的辫子》、《左手的缪思》、《杖底烟霞——山水游记的艺术》、《逍遥游·后记》、《我们需要几本书》、《散文的知性与感性》等一系列重要文章中。最应值得我们予以关注的，应该是他在《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中所提出的、关于散文应当具备的“弹性”“密度”和“质料”的理论观点。
什么是“弹性”?余光中先生认为，“所谓‘弹性’是指这种散文对于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包融和无间的高度及适应能力。文体和语气愈变化多姿，散文的弹性当然愈大;弹性愈大，则发展的可能性愈大，不至于迅趋僵化”。因此，在余先生的散文作品里，我们能经常遇到简洁浑成的文言，井然有序的西语，亲切自然的现代口语，这三者和谐融合，形成了一种张力结构，既保持着流畅的白话节奏，又呈现出充满弹性的语言风格。如“坐在参天的老橡树下，任南风拂动鬓发，宿醒中，听了一下午琐琐屑屑细细碎碎申申诉诉说说的鸟声，声在茂叶深处渗出漱出。他从来没有听过那样好听的鸣禽，也从未像那天那么想家。他说不出是知更还是画眉。鸣者自鸣。聆者欢喜赞叹地聆听。他坐在重重叠叠浓浓浅浅的绿思绿想中。他相信自己的发上淌得下沁凉的绿液。城春。城夏。草木何深深。泰山耸着。黄河流着。东方已有太多的伤心。又何必黯然，为几个希腊太妹?”(《塔》)这里有文言词语的.运用，如“宿醒中”、“鸣者自鸣”、“聆者”、“草木何深深”;有文言诗词的化用，如“琐琐屑屑细细碎碎申申诉诉说说”、“重重叠叠浓浓浅浅”模拟李清照词《声声慢》中的词句;也有文言句式的运用，如“又何必黯然，为几个希腊太妹?”等，这些文言语体使语言显得典雅，抒发感情自由真切。也有西语的长短互用，更有俚语的亲切鲜活，读来感到长短句错落有致，节奏张弛有敛，音调轻重相间，由此实现了散文语言的多元且富有“弹性”。又如“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窗外在喊谁”， (《听听那冷雨》)这里是一个倒装句与插入句。原意是“雨在窗外喊谁”，并插入了“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作为雨滴的譬喻。“窗外在喊谁”是倒装句，且既可解为“在窗外喊谁”，又可解为“谁在窗外喊”。如此歧义、倒装又兼拟人，增加文意解读的乐趣与迷离的气氛。
余光中说，“所谓‘密度’，是指这种散文对于美感要求的分量;分量愈重，当然密度愈大”。 “美感要求的分量”，显然是指他善于运用充满奇句新语、高度压缩密集的语言，在一定的篇幅里为读者提供足够的美感震撼。如：“古老的黄河，从史前的洪荒里已经失踪的星宿海里四千六百里，绕河套、撞龙门、过英雄进进出出的潼关一路朝山东奔来，从斛律金的牧歌李白的乐府里日夜流来，你饮过多少英雄的血，难民的泪，改过多少次道啊发过多少次泛涝，二十四史，哪一页没有你浊浪的回声?几曾见天下太平啊让河水终于澄清?”(《黄河一掬》)，“从史前的洪荒里已经失踪的星宿海里四千六百里”这个新奇的语句，实际上要表达的是“从史前的洪荒年代里、已经失踪的星宿海里，走了四千六百里路”把时间和空间压缩起来，给读者塑造了一个巨大的美感空间。选取“潼关”、“牧歌”、“乐府诗”、“二十四史”等文化典故让人联想到黄河的历史文化积淀，增强语言的厚重感。“浊浪”、“澄清”意象，显然有他多重含义，两个反问把读者的思考带向悠远。又如“白。白。白。白外仍然是不分郡界不分州界的无疵的白⑴，那样六角的结晶体那样小心翼翼的精灵团⑵一英寸一英寸地接过去接成了千里的虚无⑶什么也不是的美丽，而新的雪花如亿万张降落伞⑷似地继续在降落，降落在洛矶山的蛋糕上⑸那边教堂的钟楼上⑹降落在人家电视的天线上⑺最后降落在我没戴帽子的发上⑻当我冲上街去张开双臂几乎想大嚷一声⑼结果只喃喃地说：冬啊冬啊你真的来了我要抱一大棒回去装在航空信封里⑽寄给她一种温柔的思念美丽的求救信号⑾说我已经成为山之囚后又成为雪之囚白色正将我围困。⑿”这段文字有个显著的特点：该断句时不断句该加标点的不加标点，任由思维恣意汪洋，读来很有气势，把“雪”写得酣畅淋漓;连用12个意向，从不同的角度写雪，写出了“雪”的丰富意蕴。
余光中在《逍遥游·后记》写到：“我尝试着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叠去……”很显然，这里他是把写雪的文字“拉长”“拆开”，从而增强了他散文语言“美感要求的分量”。在余光中的许多散文中，他经常善于运用想象和通感，有效地丰富着作品的内涵和韵致，开启读者的颖悟和体验，来增强作品的审美“密度”。他把“山”想象成“蛋糕”：“落矶山峰已把它重吨的沉雄和苍古羽化成为几两重的一盘奶油蛋糕”(《丹佛城》);把“夏季”想象成“南瓜”，而“人”则变成“蝉”：“当夏季懒洋洋地长着，肥硕而迟钝如一只南瓜，而他，悠闲如一只蝉”(《塔》);如“落月的昏朦中，树影屋影融成一片灰蓬蓬的温柔。”(《伐桂的前夕》)，《听听那冷雨》这个题目就用了通感的修辞手法。
再看看余光中散文语言的“质料”，按照余先生的说法，所谓“质料”，就是“指构成全篇散文的个别的字或词的品质”。(《剪掉散文的辫子》)。请看他在《南太基》一文中是如何将“风”写的质地有形的：“仍有十几只，追随船尾翻滚的白浪，有时急骤地俯冲，争啄水中的食物。怪可怜的芭蕾舞女，黄喙白羽，洁净而且窈窕，正张开遒劲有力的翅膀，循最轻灵最柔美的曲线，在风的背上有节奏地溜冰。风的背很阔，很冰。风的舌有咸水的腥气。乌衣巫的瓶中，夜，愈酿愈浓。北纬四十一度的洋面，仍有一层翳翳毛玻璃的什么，在抵抗黑暗的冻结。”先是用“海鸥”来写“风”，乍看起来是写的“海鸥”，其实写的是“风”，“循最轻灵最柔美的曲线，在风的背上有节奏地溜冰”写出了“风”的形状;风有“背”吗?风有“舌”吗?在余先生看来，风是有“背”有“舌”的。毛玻璃像风吗?夜的海面上的风的确像毛玻璃。余先生通过通感、比喻和细致的描绘，把“风”这个无形的很柔的东西写得有型可感。再看看他在《丹佛城》一文的开头写到：“城，是一片孤城。山，是万仞石山。城在新的西域。西域在新的大陆。
新大陆在一九六九年的初秋。你问：谁是张謇?所有的白杨都在风中摇头，萧萧。但即使是新大陆也不太新了。四百年前，还是红番出没地，侠隐与阿拉伯火的武士纵马扬戈，呼啸而过。”写的景色是多么地空阔辽远，句式遣词是多么地有气势，“所有的白杨都在风中摇头，萧萧”，句式独特，语气铿锵，神形兼备;余光中尤其擅长于动词的妙用，他能将恰当的动词用在最合适的地方，使作品充满奇思妙想，新意迭出。“我说：‘这里离河水还是太远，再走近些好吗?我想摸一下河水。’”(《黄河一掬》)“一拉窗帷，那么一大幅皎白迎面给我一掴，打得我猛抽一口气。”(《丹佛城》)“我们的白豹追上去，猛烈地扑食公路。远处的风景向两侧闪避。近处的风景，躲不及的，反向挡风玻璃迎而泼过来，溅你一脸的草香和绿。”(《咦呵西部》);余光中散文中使用得最多的手法之一是反复、排比，在他的每一篇散文里几乎都运用了词语、句子，甚至是段落的反复。如“她来后，她来后便是后，和我同御这水晶的江山。她来后，一定带她来塔顶，接受寂寞国臣民的欢呼，铜像和石碑的欢呼，接受两军铁炮冥冥的致敬，鼓角齐奏，鬼雄悲壮的军歌。她来后，一定要带她去那张公园椅上，告诉她，他如何坐在那椅上，读她的信。也要她去抚摸街角的那个信箱，那是他所有航空信的起站。她来后，一定要带她去那家德国餐馆，要她也尝尝，那种冰人肺腑的芳冽，他想。她来后。她来后。她来后。……”这种手法的运用，不仅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当时内心的复杂情绪，而且起到了很好地结构篇章、和谐音节的作用，使作品具有诗的韵律，具有一咏三叹的修辞效果。
余光中散文语言的特质
余光中散文语言的弹性、密度和质料，实际上只是给读者的一种审美感受，一种语言风格的体验。
余光中散文创作的理论集中体现在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撰写的《剪掉散文的辫子》、《左手的缪思》、《杖底烟霞——山水游记的艺术》、《逍遥游·后记》、《我们需要几本书》、《散文的知性与感性》等一系列重要文章中。最应值得我们予以关注的，应该是他在《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中所提出的、关于散文应当具备的“弹性”“密度”和“质料”的理论观点。
什么是“弹性”?余光中先生认为，“所谓‘弹性’是指这种散文对于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包融和无间的高度及适应能力。文体和语气愈变化多姿，散文的弹性当然愈大;弹性愈大，则发展的可能性愈大，不至于迅趋僵化”。因此，在余先生的散文作品里，我们能经常遇到简洁浑成的文言，井然有序的西语，亲切自然的现代口语，这三者和谐融合，形成了一种张力结构，既保持着流畅的白话节奏，又呈现出充满弹性的语言风格。如“坐在参天的老橡树下，任南风拂动鬓发，宿醒中，听了一下午琐琐屑屑细细碎碎申申诉诉说说的鸟声，声在茂叶深处渗出漱出。他从来没有听过那样好听的鸣禽，也从未像那天那么想家。他说不出是知更还是画眉。鸣者自鸣。聆者欢喜赞叹地聆听。他坐在重重叠叠浓浓浅浅的绿思绿想中。他相信自己的发上淌得下沁凉的绿液。城春。城夏。草木何深深。泰山耸着。黄河流着。东方已有太多的伤心。又何必黯然，为几个希腊太妹?”(《塔》)这里有文言词语的运用，如“宿醒中”、“鸣者自鸣”、“聆者”、“草木何深深”;有文言诗词的化用，如“琐琐屑屑细细碎碎申申诉诉说说”、“重重叠叠浓浓浅浅”模拟李清照词《声声慢》中的词句;也有文言句式的运用，如“又何必黯然，为几个希腊太妹?”等，这些文言语体使语言显得典雅，抒发感情自由真切。也有西语的长短互用，更有俚语的亲切鲜活，读来感到长短句错落有致，节奏张弛有敛，音调轻重相间，由此实现了散文语言的多元且富有“弹性”。又如“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窗外在喊谁”， (《听听那冷雨》)这里是一个倒装句与插入句。原意是“雨在窗外喊谁”，并插入了“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作为雨滴的譬喻。“窗外在喊谁”是倒装句，且既可解为“在窗外喊谁”，又可解为“谁在窗外喊”。如此歧义、倒装又兼拟人，增加文意解读的乐趣与迷离的气氛。
余光中说，“所谓‘密度’，是指这种散文对于美感要求的分量;分量愈重，当然密度愈大”。 “美感要求的分量”，显然是指他善于运用充满奇句新语、高度压缩密集的语言，在一定的篇幅里为读者提供足够的美感震撼。如：“古老的黄河，从史前的洪荒里已经失踪的星宿海里四千六百里，绕河套、撞龙门、过英雄进进出出的潼关一路朝山东奔来，从斛律金的牧歌李白的乐府里日夜流来，你饮过多少英雄的血，难民的泪，改过多少次道啊发过多少次泛涝，二十四史，哪一页没有你浊浪的回声?几曾见天下太平啊让河水终于澄清?”(《黄河一掬》)，“从史前的洪荒里已经失踪的星宿海里四千六百里”这个新奇的语句，实际上要表达的是“从史前的洪荒年代里、已经失踪的星宿海里，走了四千六百里路”把时间和空间压缩起来，给读者塑造了一个巨大的美感空间。选取“潼关”、“牧歌”、“乐府诗”、“二十四史”等文化典故让人联想到黄河的历史文化积淀，增强语言的厚重感。“浊浪”、“澄清”意象，显然有他多重含义，两个反问把读者的思考带向悠远。又如“白。白。白。白外仍然是不分郡界不分州界的无疵的白⑴，那样六角的结晶体那样小心翼翼的精灵团⑵一英寸一英寸地接过去接成了千里的虚无⑶什么也不是的美丽，而新的雪花如亿万张降落伞⑷似地继续在降落，降落在洛矶山的蛋糕上⑸那边教堂的钟楼上⑹降落在人家电视的天线上⑺最后降落在我没戴帽子的发上⑻当我冲上街去张开双臂几乎想大嚷一声⑼结果只喃喃地说：冬啊冬啊你真的来了我要抱一大棒回去装在航空信封里⑽寄给她一种温柔的思念美丽的求救信号⑾说我已经成为山之囚后又成为雪之囚白色正将我围困。⑿”这段文字有个显著的特点：该断句时不断句该加标点的不加标点，任由思维恣意汪洋，读来很有气势，把“雪”写得酣畅淋漓;连用12个意向，从不同的角度写雪，写出了“雪”的丰富意蕴。余光中在《逍遥游·后记》写到：“我尝试着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叠去……”很显然，这里他是把写雪的文字“拉长”“拆开”，从而增强了他散文语言“美感要求的分量”。在余光中的许多散文中，他经常善于运用想象和通感，有效地丰富着作品的内涵和韵致，开启读者的颖悟和体验，来增强作品的审美“密度”。他把“山”想象成“蛋糕”：“落矶山峰已把它重吨的沉雄和苍古羽化成为几两重的一盘奶油蛋糕”(《丹佛城》);把“夏季”想象成“南瓜”，而“人”则变成“蝉”：“当夏季懒洋洋地长着，肥硕而迟钝如一只南瓜，而他，悠闲如一只蝉”(《塔》);如“落月的昏朦中，树影屋影融成一片灰蓬蓬的温柔。”(《伐桂的前夕》)，《听听那冷雨》这个题目就用了通感的修辞手法。
再看看余光中散文语言的“质料”，按照余先生的说法，所谓“质料”，就是“指构成全篇散文的个别的字或词的品质”。(《剪掉散文的辫子》)。请看他在《南太基》一文中是如何将“风”写的质地有形的：“仍有十几只，追随船尾翻滚的白浪，有时急骤地俯冲，争啄水中的食物。怪可怜的芭蕾舞女，黄喙白羽，洁净而且窈窕，正张开遒劲有力的翅膀，循最轻灵最柔美的曲线，在风的背上有节奏地溜冰。风的背很阔，很冰。风的舌有咸水的腥气。乌衣巫的瓶中，夜，愈酿愈浓。北纬四十一度的洋面，仍有一层翳翳毛玻璃的什么，在抵抗黑暗的冻结。”先是用“海鸥”来写“风”，乍看起来是写的“海鸥”，其实写的是“风”，“循最轻灵最柔美的曲线，在风的背上有节奏地溜冰”写出了“风”的形状;风有“背”吗?风有“舌”吗?在余先生看来，风是有“背”有“舌”的。毛玻璃像风吗?夜的海面上的风的确像毛玻璃。余先生通过通感、比喻和细致的描绘，把“风”这个无形的'很柔的东西写得有型可感。再看看他在《丹佛城》一文的开头写到：“城，是一片孤城。山，是万仞石山。城在新的西域。西域在新的大陆。新大陆在一九六九年的初秋。你问：谁是张謇?所有的白杨都在风中摇头，萧萧。但即使是新大陆也不太新了。四百年前，还是红番出没地，侠隐与阿拉伯火的武士纵马扬戈，呼啸而过。”写的景色是多么地空阔辽远，句式遣词是多么地有气势，“所有的白杨都在风中摇头，萧萧”，句式独特，语气铿锵，神形兼备;余光中尤其擅长于动词的妙用，他能将恰当的动词用在最合适的地方，使作品充满奇思妙想，新意迭出。“我说：‘这里离河水还是太远，再走近些好吗?我想摸一下河水。’”(《黄河一掬》)“一拉窗帷，那么一大幅皎白迎面给我一掴，打得我猛抽一口气。”(《丹佛城》)“我们的白豹追上去，猛烈地扑食公路。远处的风景向两侧闪避。近处的风景，躲不及的，反向挡风玻璃迎而泼过来，溅你一脸的草香和绿。”(《咦呵西部》);余光中散文中使用得最多的手法之一是反复、排比，在他的每一篇散文里几乎都运用了词语、句子，甚至是段落的反复。如“她来后，她来后便是后，和我同御这水晶的江山。她来后，一定带她来塔顶，接受寂寞国臣民的欢呼，铜像和石碑的欢呼，接受两军铁炮冥冥的致敬，鼓角齐奏，鬼雄悲壮的军歌。她来后，一定要带她去那张公园椅上，告诉她，他如何坐在那椅上，读她的信。也要她去抚摸街角的那个信箱，那是他所有航空信的起站。她来后，一定要带她去那家德国餐馆，要她也尝尝，那种冰人肺腑的芳冽，他想。她来后。她来后。她来后。……”这种手法的运用，不仅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当时内心的复杂情绪，而且起到了很好地结构篇章、和谐音节的作用，使作品具有诗的韵律，具有一咏三叹的修辞效果。
余光中先生散文语言的特质
余光中的散文，通过想像和通感的手法，使作品意象密集，文势跌宕，蕴含着丰富的艺术容量。
余光中散文创作的理论集中体现在他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撰写的《剪掉散文的辫子》、《左手的缪思》、《杖底烟霞——山水游记的艺术》、《逍遥游·后记》、《我们需要几本书》、《散文的知性与感性》等一系列重要文章中。最应值得我们予以关注的，应该是他在《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中所提出的、关于散文应当具备的“弹性”“密度”和“质料”的理论观点。
什么是“弹性”?余光中先生认为，“所谓‘弹性’是指这种散文对于各种语气能够兼容并包融和无间的高度及适应能力。文体和语气愈变化多姿，散文的弹性当然愈大;弹性愈大，则发展的可能性愈大，不至于迅趋僵化”。因此，在余先生的散文作品里，我们能经常遇到简洁浑成的文言，井然有序的西语，亲切自然的现代口语，这三者和谐融合，形成了一种张力结构，既保持着流畅的白话节奏，又呈现出充满弹性的语言风格。如“坐在参天的老橡树下，任南风拂动鬓发，宿醒中，听了一下午琐琐屑屑细细碎碎申申诉诉说说的鸟声，声在茂叶深处渗出漱出。他从来没有听过那样好听的鸣禽，也从未像那天那么想家。他说不出是知更还是画眉。鸣者自鸣。聆者欢喜赞叹地聆听。他坐在重重叠叠浓浓浅浅的绿思绿想中。他相信自己的发上淌得下沁凉的绿液。城春。城夏。草木何深深。泰山耸着。黄河流着。东方已有太多的伤心。又何必黯然，为几个希腊太妹?”(《塔》)这里有文言词语的运用，如“宿醒中”、“鸣者自鸣”、“聆者”、“草木何深深”;有文言诗词的化用，如“琐琐屑屑细细碎碎申申诉诉说说”、“重重叠叠浓浓浅浅”模拟李清照词《声声慢》中的词句;也有文言句式的运用，如“又何必黯然，为几个希腊太妹?”等，这些文言语体使语言显得典雅，抒发感情自由真切。也有西语的长短互用，更有俚语的亲切鲜活，读来感到长短句错落有致，节奏张弛有敛，音调轻重相间，由此实现了散文语言的多元且富有“弹性”。又如“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窗外在喊谁”， (《听听那冷雨》)这里是一个倒装句与插入句。原意是“雨在窗外喊谁”，并插入了“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作为雨滴的譬喻。“窗外在喊谁”是倒装句，且既可解为“在窗外喊谁”，又可解为“谁在窗外喊”。如此歧义、倒装又兼拟人，增加文意解读的乐趣与迷离的气氛。
余光中说，“所谓‘密度’，是指这种散文对于美感要求的分量;分量愈重，当然密度愈大”。 “美感要求的分量”，显然是指他善于运用充满奇句新语、高度压缩密集的语言，在一定的篇幅里为读者提供足够的美感震撼。如：“古老的`黄河，从史前的洪荒里已经失踪的星宿海里四千六百里，绕河套、撞龙门、过英雄进进出出的潼关一路朝山东奔来，从斛律金的牧歌李白的乐府里日夜流来，你饮过多少英雄的血，难民的泪，改过多少次道啊发过多少次泛涝，二十四史，哪一页没有你浊浪的回声?几曾见天下太平啊让河水终于澄清?”(《黄河一掬》)，“从史前的洪荒里已经失踪的星宿海里四千六百里”这个新奇的语句，实际上要表达的是“从史前的洪荒年代里、已经失踪的星宿海里，走了四千六百里路”把时间和空间压缩起来，给读者塑造了一个巨大的美感空间。选取“潼关”、“牧歌”、“乐府诗”、“二十四史”等文化典故让人联想到黄河的历史文化积淀，增强语言的厚重感。“浊浪”、“澄清”意象，显然有他多重含义，两个反问把读者的思考带向悠远。又如“白。白。白。白外仍然是不分郡界不分州界的无疵的白⑴，那样六角的结晶体那样小心翼翼的精灵团⑵一英寸一英寸地接过去接成了千里的虚无⑶什么也不是的美丽，而新的雪花如亿万张降落伞⑷似地继续在降落，降落在洛矶山的蛋糕上⑸那边教堂的钟楼上⑹降落在人家电视的天线上⑺最后降落在我没戴帽子的发上⑻当我冲上街去张开双臂几乎想大嚷一声⑼结果只喃喃地说：冬啊冬啊你真的来了我要抱一大棒回去装在航空信封里⑽寄给她一种温柔的思念美丽的求救信号⑾说我已经成为山之囚后又成为雪之囚白色正将我围困。⑿”这段文字有个显著的特点：该断句时不断句该加标点的不加标点，任由思维恣意汪洋，读来很有气势，把“雪”写得酣畅淋漓;连用12个意向，从不同的角度写雪，写出了“雪”的丰富意蕴。余光中在《逍遥游·后记》写到：“我尝试着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叠去……”很显然，这里他是把写雪的文字“拉长”“拆开”，从而增强了他散文语言“美感要求的分量”。在余光中的许多散文中，他经常善于运用想象和通感，有效地丰富着作品的内涵和韵致，开启读者的颖悟和体验，来增强作品的审美“密度”。他把“山”想象成“蛋糕”：“落矶山峰已把它重吨的沉雄和苍古羽化成为几两重的一盘奶油蛋糕”(《丹佛城》);把“夏季”想象成“南瓜”，而“人”则变成“蝉”：“当夏季懒洋洋地长着，肥硕而迟钝如一只南瓜，而他，悠闲如一只蝉”(《塔》);如“落月的昏朦中，树影屋影融成一片灰蓬蓬的温柔。”(《伐桂的前夕》)，《听听那冷雨》这个题目就用了通感的修辞手法。
再看看余光中散文语言的“质料”，按照余先生的说法，所谓“质料”，就是“指构成全篇散文的个别的字或词的品质”。(《剪掉散文的辫子》)。请看他在《南太基》一文中是如何将“风”写的质地有形的：“仍有十几只，追随船尾翻滚的白浪，有时急骤地俯冲，争啄水中的食物。怪可怜的芭蕾舞女，黄喙白羽，洁净而且窈窕，正张开遒劲有力的翅膀，循最轻灵最柔美的曲线，在风的背上有节奏地溜冰。风的背很阔，很冰。风的舌有咸水的腥气。乌衣巫的瓶中，夜，愈酿愈浓。北纬四十一度的洋面，仍有一层翳翳毛玻璃的什么，在抵抗黑暗的冻结。”先是用“海鸥”来写“风”，乍看起来是写的“海鸥”，其实写的是“风”，“循最轻灵最柔美的曲线，在风的背上有节奏地溜冰”写出了“风”的形状;风有“背”吗?风有“舌”吗?在余先生看来，风是有“背”有“舌”的。毛玻璃像风吗?夜的海面上的风的确像毛玻璃。余先生通过通感、比喻和细致的描绘，把“风”这个无形的很柔的东西写得有型可感。再看看他在《丹佛城》一文的开头写到：“城，是一片孤城。山，是万仞石山。城在新的西域。西域在新的大陆。新大陆在一九六九年的初秋。你问：谁是张謇?所有的白杨都在风中摇头，萧萧。但即使是新大陆也不太新了。四百年前，还是红番出没地，侠隐与阿拉伯火的武士纵马扬戈，呼啸而过。”写的景色是多么地空阔辽远，句式遣词是多么地有气势，“所有的白杨都在风中摇头，萧萧”，句式独特，语气铿锵，神形兼备;余光中尤其擅长于动词的妙用，他能将恰当的动词用在最合适的地方，使作品充满奇思妙想，新意迭出。“我说：‘这里离河水还是太远，再走近些好吗?我想摸一下河水。’”(《黄河一掬》)“一拉窗帷，那么一大幅皎白迎面给我一掴，打得我猛抽一口气。”(《丹佛城》)“我们的白豹追上去，猛烈地扑食公路。远处的风景向两侧闪避。近处的风景，躲不及的，反向挡风玻璃迎而泼过来，溅你一脸的草香和绿。”(《咦呵西部》);余光中散文中使用得最多的手法之一是反复、排比，在他的每一篇散文里几乎都运用了词语、句子，甚至是段落的反复。如“她来后，她来后便是后，和我同御这水晶的江山。她来后，一定带她来塔顶，接受寂寞国臣民的欢呼，铜像和石碑的欢呼，接受两军铁炮冥冥的致敬，鼓角齐奏，鬼雄悲壮的军歌。她来后，一定要带她去那张公园椅上，告诉她，他如何坐在那椅上，读她的信。也要她去抚摸街角的那个信箱，那是他所有航空信的起站。她来后，一定要带她去那家德国餐馆，要她也尝尝，那种冰人肺腑的芳冽，他想。她来后。她来后。她来后。……”这种手法的运用，不仅真实地记录了作者当时内心的复杂情绪，而且起到了很好地结构篇章、和谐音节的作用，使作品具有诗的韵律，具有一咏三叹的修辞效果。
余光中乡愁解读
余光中：1928年生于南京，祖籍福建永春，现居台湾。1946年考入厦门大学外文系，1948年发表第一篇诗作，次年随国民政府赴台。主要诗作《乡愁》、《白玉苦瓜》、《等你，在雨中》。诗集有《灵河 》、《余光中诗选》。其乡愁诗别具特色，有深厚的历史感与民族感，意味深长。
写作背景: 1971年，20多年没有回过大陆的余光中思乡情切，在台北厦门街的旧居内赋诗一首。写完后，诗人热泪盈眶，沉吟良久。这就是后来被海外游子不断传唱的《乡愁》，当时大陆与台湾互不往来，几乎隔绝。
乡愁 -----全诗是按时间顺序组织安排的。这四节诗层层深入，由个人的故乡之思上升到了对祖国的思念。同时表达了诗人盼望祖国早日统一的美好愿望。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抓住邮票这个意象，说小时候的乡愁，一个在外求学的学子的 乡愁，是母亲从远方寄来的信件上贴着的那一枚枚小小邮票引发了他的乡愁。(母子分别)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抓住了船票这个意象，说长大后的乡愁，一个在异国(异地)孤客的乡愁，是那一张张把他从新娘身边拉走的窄窄的船票引发的乡愁。(夫妻分离)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抓住坟墓这个意象，说母亲去世后留给他的乡愁，一个孝子的乡愁，是使他抱恨终天的是那一方矮矮的坟墓。(母子诀别)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抓住了海峡这个意象，说现在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抓住了海峡这个意象，说现在的 乡愁，引发他乡愁的是那一湾浅浅的海峡.一个游子对故土的思念以及期盼早日统一的思想感情。(游子与大陆的分别)
《乡愁》的形式美。它的形式美一表现为结构美，一表现为音乐美。《乡愁》在结构上呈现出传统的.美。统一和变化，就是相对地均衡、匀称;段式、句式比较整齐，段与段、句与句之间又比较和谐对称。《乡愁》共四节。每节四行，节与节之间相当均衡对称，但是，诗人注意了长句与短句的变化调节，从而使诗的外形整齐中有参差之美。《乡愁》的音乐美，主要表现在回旋往复、一唱三叹的美的旋律，其中的“乡愁是——”与“在这头……在那(里)头”的四次重复，加之四段中“小小的”、“窄窄的”、“矮矮的”、“浅浅的”在同一位置上的重叠词运用。而“一枚”、“一张”、“一方”、“一湾”的数量词的运用，不仅表现了诗人的语言的功力，也加强了全诗的音韵之美。
余光中散文的语言情趣
余光中先生散文的语言情趣，实际上是一个充满了勃勃生机的由多种要素组合而成的语言艺术系统。这个系统呈现了绚丽的色彩和多维立体的动态感觉：既有叠音的四起，又有异音的喧哗;既有鲜明的节奏，又有激情的标点;既有新奇多变的文法，又有魅力无比的辞藻。余光中散文的语言跳出了传统散文语言的窠臼，有声有色，亦画亦诗，演奏出了一曲曲悦耳动听的和谐乐章。打开《桥跨黄金城》(人民日报出版社版)，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从1952年的《猛虎与蔷薇》到1995年的《桥跨黄金城》四十余年的六十篇散文。无论是《逍遥游》，还是《丹佛城》;无论是《莲恋莲》，还是《听听那冷雨》，无不深深地刻下了余光中散文语言主张的印迹，作品中处处闪烁着作家创造的语言光芒。余光中在建构异彩纷呈的语言形象过程中有自己独特的修辞手法，那就是在语音、句法、辞格等不同的层面变化出新，达到有声有色的效果。
一、密集型聚合的叠音
余光中对叠音形式情有独钟。他不仅利用语言中现成的叠音词语，而且根据不同的语用需要自创了以重叠的形式造出新词，也涵盖了词语的重叠形式。这些叠音现象按照一定的规律构成，并被作家艺术化地排列出来，创造出特有的音响效果。以散文《听听那冷雨》为例，文中出现的叠音形式达八十多个，像这样高频率密集型聚合地运用叠音形式的手法，实属罕见。在《听听那冷雨》中，读者欣赏到的并非呆板、拘谨的统一样式，而是变化多端的富有弹性的叠音风貌。
1. AA式。如：阁阁、啾啾、唧唧、深深、纷纷、纭纭、铿铿、听听、看看、最最。
2. ABB式。如：天潮潮、地湿湿、潮润润、湿漓漓、灰蒙蒙、一点点、白茫茫。
3. AABB式。如：料料峭峭、滂滂沱沱、嗅嗅闻闻、间间歇歇、潮潮润润。
4. AABBCC式。如：清清爽爽新新、细细琐琐屑屑。
5. ABABAB式。如：淅沥淅沥淅沥。
6. AABBAA式。如：轻轻重重轻轻、滴滴点点滴滴。
这些不同形态的叠音形式，自然地穿行在散文的字里行间，余光中似乎要用这些有声有色的叠音音响，在描绘清明时节的纷纷雨声中，倾听自己在黑白默片似的中国历史风雨中感受中国文化的心灵的声音。尤其是叠音的密集型聚合，更让读者在听雨中享受听觉的盛宴。如：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乎把伞撑着……(《听听那冷雨》)
文章一开篇便以高频率出现的叠音连用形式向读者展示了“春寒加剧”，让读者感受到料峭袭人的春寒，淅沥的冷雨绵绵不断，天地之间的潮湿烦闷。又如：
不然便是雷雨夜，白烟一般的纱帐里听羯鼓一通又一通，滔天的暴雨滂滂沛沛扑来，强劲的电琵琶忐忐忑忑忐忐忑忑，弹动屋瓦的惊悸腾腾欲掀起。(《听听那冷雨》)
我们古诗的句法，或是二二的四言(对酒/当歌)，或是二三的五言(低头/思故乡)，或是四三的七言诗，最多的是古风中的变化有十言(君不见/黄河之水 /天上来)。散文美相对于诗美，其形式上的美感在于句法有更大的自由，有参差错落之美。散文中“忐忐忑忑忐忐忑忑”的叠音形式，形成“忐忐/ 忑忑/ 忐忐/ 忑忑”四个音步的组合模式，语音节奏鲜明;再加上暴雨的“滂滂沛沛”声，“弹动屋瓦的惊悸腾腾欲掀起”声……多种声音意象与电琵琶的声音，在同一个时空中奏响，生动地再现了雷雨夜雷声如羯鼓如电琵琶的震撼效果，表达出节奏铿锵的韵律感，达到扣人心弦而出神入化的境地，使读者身临其境。
二、新颖的字汇和意象
余光中早年生活在战乱年代，先后在金陵大学、厦门大学、台湾大学读书，后又去美国留学。曾任台湾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丰富的人生阅历、广博的知识修养、写作的能力和英语的水平，使他接触到东西方的文学创作资源，这些都为他的创作奠定了深厚基础。经历了一个旧中国、一个新中国和一个岛屿的余光中，作为“回头的浪子”，他对西方文化不再盲从，对传统有了重估，创作中更多地融合了东西方的语言和文化的光彩。如：
1. “我们去Fremont歇一歇吧。”(《咦呵西部》)
2. “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淅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也好Pluie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听听那冷雨》)
3.“而我立在最高峰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任苍老的风将我雕塑，一块飞不起的望乡石，石颜朝西，上面镌刻的，不是拉丁的格言，不是希伯莱的经典，是一种东方的象形文字，隐隐约约要诉说一些伟大的美是什么，但是底下八百万人中，没有谁能够翻译。”(《登楼赋》)
在散文写作中，余光中往往情不自禁地把英语单词或语句融入汉语的正常语流中，读者在习惯于纯净的单一的汉语语音的叙述中冷不防听到异样的音节，这会引起读者的好奇心和注意力，去关注异音的多姿多彩和陌生化效果。例2中，余光中对比汉语和英文中“雨”的不同表达的视觉美;例3中，写余光中登上纽约102层的帝国大厦，感觉“我”是一块镌刻着东方象形文字的“望乡石”的意象新颖，表现出对古老象形文字美的赞赏，传达出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挚爱。余光中以现代人的口语为基础，语言表达摇曳多姿，表现出生命运动的张弛;在特定的时空距离中，传统的“前无古人”变为“前，无古人”，大胆新颖的调配语言，使人物的形象更突出，在独特的情境中读者能获得会心而多元的美感。 余光中先生在散文语言运用中，自创了不少新的词语。这些词语可能不合乎语言规范，但由于巧妙布局，使词语由规范化表达层面提升到艺术化表达层面而熠熠生辉。作者独具匠心地赋予汉语中固有的词语以新的内涵和用法，拓展了词语的运用空间，丰富了汉语的艺术表现力。比如“冷雨”、“残山”、“剩水的意象”， “清清爽爽新新”、“蠢蠢而蠕”、“嗅嗅闻闻”、“细细嗅嗅”等叠词，都是作者在独特语境中的创新。余光中用心铺排：“雨气空蒙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沐发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和蜗牛的腥气吧。”(《听听那冷雨》)在特定的语境之中，你会发现本不合“法”的“细细嗅嗅”，不仅可以说得通，而且生动传神;而雨气的空蒙和迷幻，是必须靠“细细嗅嗅”才能体味到的。从规范化层面看是反常，从艺术层面看却巧妙，收到了反常合道的修辞效果，为散文语言风格的丰赡增添了光彩。
三、多姿多变的节奏
节奏，是散文创作中的音乐性问题，文章的节奏实际上是以语言的形态模拟内在精神世界的律动：或平和缓慢，或急切快速;可以快，也可以慢，长句或短句的奇妙的排列组合，如音乐拨动着读者的心弦。
在《缪斯的左右手》中，余光中说：“音调之道，在整齐与变化。……说得更单纯些，其中的关系就是常与变。”他有意地调整句型，控制速度。短句因其音节少、结构简单，而具简洁明快、灵活多变的修辞效果。余光中的散文非常重视语言的运用，大量运用了短句，有些长句也被他有意无意地碎分形成音节数量不等的短句，尤其是符合现代节奏的短句式频繁出现，表现出特定时代的紧迫、焦虑或纷乱的心态。如：
1.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听听那冷雨》)
2.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在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听听那冷雨》)
例1中仅仅21个字(不含标点)，却被作者断成了5个句子。少年时的“杏花春雨江南”，如今是“杏花。春雨。江南。”6个方块字断成3句，叠印的意象，给人以想象的时间和空间，感受到祖先的回忆和古曲的意蕴，晕染出江南春雨的风韵，文白交融又洒脱自如。例2中的句子，2-3-2-3-4-3-3-3，句子的音节量变少，而单位时间内句子出现的频率却变大了，也具有了音乐性。冷冷的雨珠，穿起了古中国的记忆，历史文化的风风雨雨，凄凉、凄清、凄楚，凸显出表达主体所构拟的话语节奏，形象地再现清明雨纷纷的时节之长，覆盖面之宽广，随着物象的先后次序，读者的视线便由人而物，由近物而远景，渐渐融入冷雨的空濛。
余光中的散文中还有大量的无标点语句。这是作者提高语言表达效果而采用的另一修辞手段。最能体现余光中散文节奏上独创的是“卡旦萨”的实验。“卡旦萨”源自意大利语的音乐术语，是指在独奏或独唱即将结束时，一种自由抒发式地充分表现表演者技巧的乐段。余光中借音乐技巧于抒情散文创作：“一篇作品达到高潮时兴会淋漓的作者忽然挣脱文法和常识的束缚，吐露出的高速而多变的句子。”(《六千个日子》)余光中在句型节奏上自成一格，显示出创新的勇气和胆魄。他往往依据自己的情感与心理感受，大胆取消句中标点，缩短句际停顿来控制散文节奏，获得不同凡响的修辞效果。如：
3.“黄巾之后有董卓的鱼肚白有安禄山的鱼肚白后有赤眉有黄巢有白莲。”(《逍遥游》)
4.“雨是潮潮润润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舔舔那冷雨。”(《听听那冷雨》)
例3和例4，都是典型的无标点语句。句中该有标点的地方却是标点的缺位，句子之间的停顿被人为地大幅度缩短，原来的分读因标点缺失而不得不改为连读，一气呵成。这无疑会使语言的节奏由舒缓而变得急促，恰恰符合现代社会紧张和快速的节奏频率，凸显出作者想把所要描述的对象引发心中所想继而想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的强烈愿望。例3中，以现代人的眼光来回溯中国历史上的叛乱与农民起义，因标点的不出现而层见叠出，在纷繁历史长河中的战争令人沉思和警醒。《逍遥游》融汇了古典与现代，历史事件以极其高速的流变节奏和缤纷的色彩扑面而来，让读者在极短的时间内感受历史的纷纭变迁与色彩的纷繁变幻，表达了现代人的新体验、新感觉，是更能符合现代艺术的'新手法，具有新的美学特质。如果对例3进行断句，加上标点后会变成：
黄巾之后，有董卓的鱼肚白;董卓的鱼肚白之后，有安禄山的鱼肚白;安禄山的鱼肚白之后，有赤眉之后，有黄巢;黄巢之后，有白莲。
添加了标点后的语句，增加了一些词语，符合语法常规，句子四平八稳，但平淡无奇;节奏变慢了，又显啰嗦，与作者创设的语境无法匹配。
《听听那冷雨》在创造散文的感觉性上堪称绝响。作者运用重重叠叠的字句，参差有致的韵语段落，调动起各种感官，雨景、雨声、雨味，雨腥，造成了浑然一体的心象。例4中的感觉、听觉和味觉组成了通感，唤起读者全身心而新颖的审美体验。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已融入余光中的血脉里，他写下：“云缭烟绕，山隐水迢的中国风景，由来予人宋画的韵味。那天下也许是赵家的天下，那山水却是米家的山水……”传承怀古咏史的诗歌传统，山川景物、诗词意蕴之美的中国风景穿行在作者往、今、未来的时空中，不着痕迹地书写着历史人物、太白与东坡，抒发朝代更替而艺术永存的真知与卓见。
四、综合运用多重修辞格
在文学创作中，作家要想多重并用修辞格而又用得巧用得好并非易事。余光中散文中多重修辞格的综合运用，堪称巧夺天工。他根据不同的题旨情境，恰当且多侧面地运用了富有特殊审美表现力的积极修辞手段，如排比、对偶、反复、拟人、夸张、比喻、示现、反问、通感、顶针、回环等，这些熟悉的修辞格，被作者或轻描，或浓抹，而变得趣味盎然，丰富了散文的语言趣味。比如：
1.“鸟声减少了啾啾，蛙声沉了阁阁，秋天的虫吟也减了唧唧。”(《听听那冷雨》)
2.“八股文。裹脚布。阿Q的辫子。鸦片的毒氛。租界流满了惨案流满了租界。大国的青睐翻成了白眼。小国反复着排华运动。”(《逍遥游》) 例1从总体上看运用了排比修辞格式，三个语句的字数大致相当，结构相同，语气一致，这就使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凑，节律感明显增强，形成一种均衡之美。在这个排比句内部还包含着三个摹声修辞格式，即“啾啾”“阁阁”“唧唧”，使该句修辞文本声情并茂。例2由7个短句组接而成，第1、2句为3音节名词的排列;第3、4句为5个音节的名词性短语，后3句则都是主谓宾句的排列。这些名词性成分、主谓宾格局所表达的物象、事件表面上互不相干，但经作者蒙太奇式的剪辑衔接，便形成了一幅中国近代史的画卷。读者由具体物象而穿越时空，寻找历史的足迹和尘封的记忆，回忆起一连串具有悲剧意义的场景。“租界流满了惨案流满了租界”，还隐含着一个回环。在叙述文本中，作者没有按常规的回环格式组句，而是借助于心理流程省去了标点和“惨案”一词，而又通过该词使“租界流满了惨案”与“惨案流满了租界”牢牢地套叠在一起，句中第2个“惨案”虽无出现，但作者对祖国的备受蹂躏、满目疮痍状的悲愤之情跃然纸上。第6、7句运用了对比手法，再现了彼时的中国所面临的外交困境，语义更显突出。余光中散文对多重辞格的综合运用，丰富了散文语言的艺术魅力，引起人们的慨叹与惊奇。
余光中的语言观、创作观及审美观对其散文语言风格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在《六千个日子》(见《桥跨黄金城》)中认为，“散文可以做到坚实如油画，遒劲如木刻，而不应永远是一张素描，一幅水彩”，“现代散文应该在文字的弹性、密度和质料上下功夫;而在节奏的进行上，应该更着意速度的控制，使轻重疾徐的变化更形突出”;而“一个有才气有胆识的作家，不妨更武断地使用标点”，他认为创作中完全可以挣脱文法和常识的束缚，追求散文语言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和放荡不羁，“从心所欲”而酣畅淋漓地把自己对人生、对社会的心理感受，用一种奇异的笔法倾吐出来。余光中用自己的散文实践完成了所倡导的散文语言观，并通过其语言构建来体现“孤岛与大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对应”，来表现“狭窄对广阔的渴望、瞬间对永恒的渴望”。(冯林山语，见《桥跨黄金城》编后)
散文与诗歌相比，形式上的美感，表现在结构和语言上的更大自由。余光中多次为文指出，现代散文的作者和读者都应具有更多元的美学感受力，摆脱道德说教与风花雪月的古典趣味。他的散文把旧中国、新中国和台湾岛三个空间交织在今、昔、未来的时间之流里，写蒲公英飘扬在风中的流浪感，也写江湖行逍遥游的倜傥潇洒。余光中在《左手的缪斯·后记》中说：“我尝试着将中国的文字压缩、锤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迭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要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挥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余光中如音乐指挥家，他善于利用汉字的音节色彩之美，叠音叠字、排句对偶，唤起读者的视觉、听觉兼及嗅觉、触觉等感官经验;利用和改造中国文化中的意象典故和意境，加上时空交错、纵横开阔而又缜密严谨的结构布局，使他的散文具有现代诗的密度与张力。接受西方现代文艺精神的洗礼，余光中把现代艺术表现手法引入散文创作，小说的意识流，诗歌的意象转换，电影的蒙太奇技巧，绘画的瞬间印象等都为其所用，以现代人的口语为节奏的基础，也吸收了欧化的句式，大胆使用文言句法，形成白话、古文、洋文各类句型相映生辉，大胆创造了独具特色、富有情趣的散文语言风格。
惊蛰一过，春寒加剧。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连在梦里，也似乎把伞撑着。而就凭一把伞，躲过一阵潇潇的冷雨，也躲不过整个雨季。连思想也都是潮润润的。每天回家，曲折穿过金门街到厦门街迷宫式的长巷短巷，雨里风里，走入霏霏，令人更想入非非。想这样子的台北凄凄切切完全是黑白片的味道，想整个中国整部中国的历史无非是一张黑白片子，片头到片尾，一直是这样下着雨的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淅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在海峡的船上，清明这季雨。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雨气空濛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沐发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蜗牛的腥气吧，毕竟是惊蛰了啊。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吧，那腥气。
雨不但可嗅，可观，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有一种美感。大陆上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更笼上一层凄迷了。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二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在僧庐下，这便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雨，该是一滴湿漓漓的灵魂，窗外在喊谁。
雨打在树上和瓦上，韵律都清脆可听。尤其是铿铿敲在屋瓦上，那古老的音乐，属于中国，王禹在黄冈，破如椽的大竹为屋瓦。据说住在竹楼上面，急雨声如瀑布，密雪声比碎玉，而无论鼓琴，咏诗，下棋，投壶，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样岂不像住在竹筒里面，任何细脆的声响，怕都会加倍夸大，反而令人耳朵过敏吧。
雨天的屋瓦，浮漾湿湿的流光，灰而温柔，迎光则微明，背光则幽暗，对于视觉，是一种低沉的安慰。至于雨敲在鳞鳞千瓣的瓦上，由远而近，轻轻重重轻轻，夹着一股股的细流沿瓦槽与屋檐潺潺泻下，各种敲击音与滑音密织成网，谁的千指百指在按摩耳轮。“下雨了”，温柔的灰美人来了，她冰冰的纤手在屋顶拂弄着无数的黑键啊灰键，把晌午一下子奏成了黄昏。
因为雨是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彼端敲起。瓦是最最低沉的乐器灰蒙蒙的温柔覆盖着听雨的人，瓦是音乐的雨伞撑起。但不久公寓的时代来临，台北你怎么一下子长高了，瓦的音乐竟成了绝响。千片万片的瓦翩翩。美丽的灰蝴蝶纷纷飞走，飞入历史的记忆。现在雨下下来，下在水泥的屋顶和墙上，没有音韵的雨季。树也砍光了，那月桂，那枫树，柳树和擎天的巨椰，雨来的时候不再有丛叶嘈嘈切切，闪动湿湿的绿光迎接。鸟声减了啾啾，蛙声沉了阁阁。秋天的虫吟也减了唧唧。七十年代的台北不需要这些，一个乐队接一个乐队便遣散尽了。要听鸡叫，只有去诗经的韵里寻找。现在只剩下一张黑白片，黑白的默片。
正如马车的时代去后，三轮车的时代也去了。曾经在雨夜，三轮车的油布篷挂起，送她回家的途中，篷里的世界小得多可爱，而且躲在警察的辖区以外。雨衣的口袋越大越好，盛得下他的一只手里握一只纤纤的手。台湾的雨季这么长，该有人发明一种宽宽的双人雨衣，一人分穿一只袖子，此外的部分就不必分得太苛。而无论工业如何发达，一时似乎还废不了雨伞。只要雨不倾盆，风不横吹，撑一把伞在雨中仍不失古典的韵味。任雨点敲在黑布伞或是透明的塑料伞上，将骨柄一旋，雨珠向四方喷溅，伞缘便旋成了一圈飞檐。跟女友共一把雨伞，该是一种美丽的合作吧。最好是初恋，有点兴奋，更有点不好意思，若即若离之间，雨不妨下大一点。真正初恋，恐怕是兴奋得不需要伞的，手牵手在雨中狂奔而去，把年轻的长发和肌肤交给漫天的淋淋漓漓，然后向对方的唇上颊上尝凉凉甜甜的雨水。不过那要非常年轻且激情，同时，也只能发生在法国的新潮片里吧。
大多数的雨伞想不会为约会张开。上班下班，上学放学，菜市来回的途中，现实的伞，灰色的星期三。握着雨伞，他听那冷雨打在伞上。索性更冷一些就好了，他想。索性把湿湿的灰雨冻成干干爽爽的白雨，六角形的结晶体在无风的空中回回旋旋地降下来，等须眉和肩头白尽时，伸手一拂就落了。二十五年，没有受故乡白雨的祝福，或许发上下一点白霜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补偿吧。一位英雄，经得起多少次雨季？他的额头是水成岩削成还是火成岩？他的心底究竟有多厚的苔藓？厦门街的雨巷走了二十年与记忆等长，一座无瓦的公寓在巷底等他，一盏灯在楼上的雨窗子里，等他回去，向晚餐后的沉思冥想去整理青苔深深的记忆。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听听那冷雨。
七等生的短篇小说《余索式怪诞》写一位青年放假回家，正想好好看书，对面天寿堂汉药店办喜事，却不断播放惑人的音乐。余索走到店里，要求他们把声浪放低，对方却以一人之自由不得干犯他人之自由为借口加以拒绝。于是余索成了不可理喻的怪人，只好落荒而逃，适于山间。不料他落脚的寺庙竟也用扩音器播放如怨如诉 的'佛乐，而隔室的男女又猜拳嬉闹，余索忍无可忍，唯有走入黑暗的树林。
我对这位青年不但同情，简直认同，当然不是因为我也姓余，而是因为我也深知噪音害人于无形，有时甚于刀枪。噪音，是听觉的污染，是耳朵吃进去的毒药。叔本华一生为噪音所苦，并举歌德、康德、李克登堡等人的传记为例，指出几伟大的作家莫不饱受噪音折磨。其实不独作家如此，一切需要思索，甚至仅仅需要休息或放松的人，皆应享有宁静的权利。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论调，认为好静乃是听觉上的优洁癖”，知识分子和有闲阶级的“富贵病”。在这种谬见的笼罩之下，噪音的受害者如果向“音源”抗议，或者向第三者，例如警察吧，去申冤投诉，一定无人理会。“人家听得，你听不得？你的耳朵特别名贵？”是习见的反应。所以制造噪音乃是社会之常态，而干涉噪音却是个人之变态，反而破坏了邻里的和谐，像余索一样，将不见容于街坊。诗人库伯（William Cowper）说得好：
吵闹的人总是理直气壮。
其实，不是知识分子难道就不怕吵吗？《水浒传》里的鲁智深总是大英雄了吧，却也听不得垂杨树顶群鸦的聒噪，在众泼皮的簇拥之下，一发狠，竟把垂杨连根拔起。
叔本华在一百多年前已经这么畏惧噪音，我们比他“进化”了这么多年，噪音的势力当然是强大得多了。七等生的《余索式怪诞》刊于一九七五年，可见那时的余索已经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十年以来，我们的听觉空间只有更加脏乱。无论我怎么爱台湾，我都不能不承认台北已成为噪音之城，好发噪音的人在其中几乎享有无限 的自由。人声固然百无禁忌，狗声也是百家争鸣：狗主不仁，以左邻右舍为刍狗。至于机器的噪音，更是横行无阻。最大的凶手是扩音器，商店用来播音乐，小贩用来沿街叫卖，广告车用来流动宣传，寺庙用来诵经唱偈，人家用来办婚丧喜事，于是一切噪音都变本加厉，扩大了杀伤的战果。四年前某夜，我在台北家中读书，忽闻异声大作，竟是办丧事的呕哑哭腔，经过扩音器的“现代化”，声浪汹涌淹来，浸灌吞吐于天地之间，只凭其凄厉可怕，不觉其悲哀可怜。就这么肆无忌惮地闹到半夜，我和女儿分别打电话向警局投诉，照例是没有结果。
噪音害人，有两个层次。人叫狗吠，到底还是以血肉之躯摇舌鼓肺制造出来的 “原音”，无论怎么吵人，总还有个极限，在不公平之中仍不失其为公平。但是用机器来吵人，管它是收音机、电视机、唱机、扩音器，或是工厂开工，电单车发动，却是以逸待劳、以物役人的按钮战争，太残酷、太不公平了。
早在两百七十年前，散文家斯迪尔（Richard Steele）就说过：“要闭起耳朵，远不如闭起眼睛那么容易，这件事我常感遗憾。”上帝第六天才造人，显已江郎才尽。我们不想看丑景，闭目便可，但要不听噪音，无论怎么掩耳、塞耳，都不清静。更有一点差异：光，像棋中之车，只能直走；声，却像棋中之炮，可以飞越障碍而来。我们注定了要饱受噪音的迫害。台湾的人口密度太大，生活的空间相对缩小。大家挤在牛角尖里，人人手里都有好几架可发噪音的机器，不，武器，如果不及早立法管制，认真取缔，未来的听觉污染 势必造成一个半聋的社会。
每次我回到台北，都相当地“近乡情怯”，怯于重投噪音的天罗地网，怯于一上了计程车，就有个音响喇叭对准了我的耳根。香港的计程车里安静得多了。英国和德国的计程车里根本不播音乐。香港的公共场所对噪音的管制比台北严格得多，一般的商场都不播音乐，或把音量调到极低，也从未听到谁用扩音器叫卖或竞选。
愈是进步的社会，愈是安静。滥用扩音器逼人听噪音的社会，不是落后，便是集权。曾有人说，一出国门，耳朵便放假。这实在是一句沉痛的话，值得我们这个把热闹当作繁荣的社会好好自省。
一九五七年的雪佛兰小汽车以每小时七十英里的高速在爱奥华的大平原上疾驶。北纬四十二度的深秋，正午的太阳以四十余度的斜角在南方的蓝空滚着铜环，而金黄色的光波溢进玻璃窗来，抚我新剃过的脸。我深深地饮着飘过草香的空气，让北美成熟的秋注满我多东方回忆的肺叶。是的，这是深秋，亦即北佬们所谓的“小阳春”（Indian Summer），下半年中最值得留恋的好天气。不久寒流将从北极掠过加拿大的平原南侵，那便是戴皮帽、穿皮衣、着长统靴子在雪中挣扎的日子了。而此刻，太阳正凝望平原上做着金色梦的玉蜀黍们；奇迹似的，成群的燕子在晴空中呢喃地飞逐，老鹰自地平线升起，在远空打着圈子，觊觎人家白色栅栏里的鸡雏，或者，安格尔教授告诉我，草丛里的野鼠。正是万圣节之次日，家家廊上都装饰着画成人面的空南瓜皮。排着禾墩的空田尽处，伸展着一片片缓缓起伏的黄艳艳的阳光，我真想请安格尔教授把车停在路边，让我去那上面狂奔，乱嚷，打几个滚，最后便卧仰在上面晒太阳，睡一个童话式的午睡。真的，十年了，我一直想在草原的大摇篮上睡觉。我一直羡慕塞拉的名画《星期日午后的大碗岛》中懒洋洋地斜靠在草地上幻想的法国绅士，羡慕以抒情诗的节奏跳跳蹦蹦于其上的那个红衣小女孩。我更羡慕鲍罗丁在音乐中展露的那种广阔，那种柔和而奢侈的安全感。然而东方人毕竟是东方人，我自然没有把这思想告诉安格尔教授。
东方人确实是东方人，喏，就以坐在我左边的安格尔先生来说，他今年已经五十开外，出版过一本小说和十六本诗集，做过哈佛大学的教授，且是两个女儿的爸爸了；而他，戴着灰格白底的鸭舌小帽，穿一件套头的毛线衣，磨得发白的蓝色工作裤（在中国只有中学生才穿的）球鞋。比起他来，我是“绅士”得多了；眼镜，领带，皮大衣，笔挺的西装裤加上光亮的黑皮鞋，使我觉得自己不像是他的学生。从反光镜中，我不时瞥见后座的安格尔太太，莎拉和小花狗克丽丝。看上去，安格尔太太也有五十多岁了。莎拉是安格尔的小女儿，十五岁左右，面貌酷似爸爸——淡金色的发自在地垂落在头后，细直的鼻子微微翘起，止于鼻尖，形成她顽皮的焦点，而脸上，美国小女孩常有的雀斑是不免的了。后排一律是女性，小花狗克丽丝也不例外。她大概很少看见东方人，几度跳到前座和我挤在一起，斜昂着头打量我，且以冰冷的鼻尖触我的颈背。
昨夜安格尔教授打电话给我，约我今天中午去“郊外”一游。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们所谓的“郊外”是指何处，自然答应了下来。而现在，我们在平直的公路上疾驶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还没有停车的意思。自然，老师邀你出游，那是不好拒绝的。我在“受宠”之余，心里仍不免怀着鬼胎，正觉“惊”多于“宠”。他们所谓请客，往往只是吃不饱的“点心”。正如我上次在他们家中经验过的一样——两片面包，一块牛油，一盘蕃茄汤，几块饼干；那晚回到宿舍“四方城”中，已是十一点半，要去吃自助餐已经太迟，结果只饮了一杯冰牛奶，饿了一夜。
“保罗，”安格尔太太终于开口了，“我们去安娜摩莎（Anamosa）吃午饭吧。我好久没去看玛丽了。”
“哦，我们还是直接去石城好些。”
“石城（Stone City）？”这地名好熟！我一定在哪儿听过，或是看过这名字。只是现在它已漏出我的记忆之网。
“哦，保罗，又不远，顺便弯一弯不行吗？”安格尔太太坚持着。
“O please，Daddy！”莎拉在思念她的好朋友琳达。
安格尔教授OK了一声，把车转向右方的碎石子路。他的爱女儿是有名的。他曾经为两个女儿写了一百首十四行诗，出版了一个单行本《美国的孩子》（American Child）。莎拉爱马，他以一百五十元买了一匹小白马。莎拉要骑马参加爱荷华大学“校友回校游行”，父亲巴巴地去二十英里外的俄林（Olin）借来一辆拖车，把小白马载在拖车上，运去游行的广场，因为公路上是不准骑马的。可是父母老后，儿女是一定分居的。老人院的门前，经常可以看见坐在靠椅上无聊地晒着太阳的老人。这景象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我曾看见一位七十五岁（一说已八十）步态蹒跚的老工匠独住在一座颇大的空屋中，因而才了解佛洛斯特（Robert Frost）《老人的冬夜》一诗的凄凉意境。
不过那次的游行是很有趣的。平时人口仅及二万八千的爱荷华城，当晚竟挤满了五万以上的观众——有的自香柏滩（Cedar Rapids）赶来，有的甚至来自三百英里外的芝加哥。数英里长的游行行列，包括竞选广告车，赛美花车，老人队，双人脚踏车队，单轮脚踏车，密西西比河上的古画舫，开辟西部时用的老火车，以及四马拉的旧马车，最精彩的是老爷车队；爱荷华州全部一九二〇年以前的小汽车都出动了。一时街上火车尖叫，汽船鸣笛，古车蹒跚而行，给人一种时间上的错觉。百人左右的大乐队间隔数十丈便出现一组，领先的女孩子，在四十几度的寒夜穿着短裤，精神抖擞地舞着指挥杖，踏着步子。最动人的一队是“苏格兰高地乐队”（The Scottish Highlanders），不但阵容强大，色彩华丽，音乐也最悠扬。一时你只见花裙和流苏飘动，鼓号和风笛齐鸣，那嘹亮的笛声在空中回荡又回荡，使你怅然想起司各特的传奇和彭斯的民歌。
汽车在一个小镇的巷口停了下来，我从古代的光荣梦中醒来。向一只小花狗吠声的方向望去，一座小平房中走出来一对老年的夫妻，欢迎客人。等到大家在客厅坐定后，安格尔教授遂将我介绍给鲍尔先生及太太。鲍尔先生头发已经花白，望上去有五十七八的年纪，以皱纹装饰成的微笑中有一影古远的忧郁，有别于一般面有得色、颇有余肉的典型美国人。他听安格尔教授说我来自台湾，眼中的浅蓝色立刻增加了光辉。他说二十年前曾去过中国，在广州住过三年多；接着他讲了几句迄今犹能追忆的广东话，他的目光停在虚空里，显然是陷入
往事中了。在地球的反面，在异国的深秋的下午，一位碧瞳的老人竟向我娓娓而谈中国，流浪的乡愁是很重很重了。我回想在香港的一段日子，那时母亲尚健在……
莎拉早已去后面找小朋友琳达去了，安格尔教授夫妇也随女主人去地下室取酒。主客的寒暄告一段落，一切落入冷场。我的眼睛被吸引于墙上的一幅翻印油画：小河、小桥、近村、远径，圆圆的树，一切皆呈半寐状态，梦想在一片童话式的处女绿中；稍加思索，我认出那是美国已故名画家伍德（Grant Wood，1892—1942）的名作《石城》。在国内，我和咪也有这么一小张翻版；两人都说这画太美了，而且静得出奇，当是出于幻想。联想到刚才车上安格尔教授所说的“石城”，我不禁因吃惊而心跳了。这时安格尔教授已回到客厅，发现我投向壁上的困惑的眼色，朝那幅画瞥了一眼，说：
“这风景正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在石城有—座小小的别墅，好久没有人看守，今天特地去看一看。”
我惊喜未定，鲍尔先生向我解释，伍德原是安格尔教授的好友，生在本州的香柏滩，曾在爱荷华大学的艺术系授课，这幅《石城》便是伍德从安格尔教授的夏屋走廊上远眺石城镇所作。
匆匆吃过“零食”式的午餐，我们别了鲍尔家人，继续开车向石城疾驶。随着沿途树影的加长，我们渐渐接近了目的地。终于在转过第三个小山坡时，我们从异于伍德画中的角度眺见了石城。河水在斜阳下反映着淡郁郁的金色，小桥犹在，只是已经陈旧剥落，不似画中那么光彩。啊，磨坊犹在，丛树犹在，但是一切都像古铜币一般，被时间磨得黯淡多了；而圆浑的山峦顶上，只见半黄的草地和零乱的禾墩，一如黄金时代的余灰残烬。我不禁失望了。
“啊，春天来时，一切都会变的。草的颜色比画中的还鲜！”安格尔教授解释说。
转眼我们就行驶于木桥上了；过了小河，我们渐渐盘上坡去，不久，河水的淡青色便蜿蜒在俯视中了。到了山顶，安格尔教授将车停在别墅的矮木栅门前。大家向夏屋的前门走去，忽然安格尔太太叫出声来，原来门上的锁已经给人扭坏。进了屋去，过道上、客厅里、书房里，到处狼藉着破杯、碎纸，分了尸的书，断了肢的玩具，剖了腹的沙发椅垫，零乱不堪，有如兵后劫余。安格尔教授一耸哲学式的两肩，对我苦笑。莎拉看见她的玩具被毁，无言地捡起来捧在手里。安格尔太太绝望地诉苦着，拾起一件破家具，又丢下另一件。
“这些野孩子！这些该死的野孩子！”
“哪里来的野孩子呢？你们不能报警吗？”
“都是附近人家的孩子，中学放了暑假，就成群结党，来我们这里胡闹、作乐、跳舞、喝酒。”说着她拾起一只断了颈子的空酒杯，“报警吗？每年我们都报的，有什么用处呢？你晓得是谁闯进来的呢？”
“不可以请人看守吗？”我问。
“噢，那太贵了，同时也没有人肯做这种事啊！每年夏天，我们只来这里住三个月，总不能雇一个人来看其他的九个月啊。”
接着安格尔太太想起了楼上的两大间卧室和一间客房，匆匆赶了上去，大家也跟在后面。凌乱的情形一如楼下：席梦思上有污秽的足印，地板上横着钓竿，滚着开口的皮球。嗟叹既毕，她也只好颓坐了下来。安格尔教授和我立在朝西的走廊上，倚栏而眺。太阳已经在下降，暮霭升起于黄金球和我们之间。从此处俯瞰，正好看到画中的石城；自然，在艺术家的画布上，一切皆被简化、美化，且重加安排，经过想像的沉淀作用了。安格尔教授告诉我说，当初伍德即在此廊上支架作画，数易其稿始成。接着他为我追述伍德的生平，说格兰特（Grant，伍德之名）年轻时不肯做工，作画之余，成天闲逛，常常把胶水贴成的纸花献给女人，不久那束花便散落了，或者教小学生把灯罩做成羊皮纸手稿的形状。可是爱荷华的人们都喜欢他，朋友们分钱给他用，古玩店悬卖他的作品，甚至一位百万财主也从老远赶来赴他开的波希米亚式的晚会——他的卧室是一家殡仪馆的老板免费借用的。可是他鄙视这种局限于一隅的声名，曾经数次去巴黎，想要征服艺术的京都。然而巴黎是不容易征服的，你必须用巴黎没有的东西去征服巴黎；而伍德只是一个摹仿者，他从印象主义一直学到抽象主义。他在塞纳路租了一间画展室，展出自己的三十七幅风景，但是批评界始终非常冷淡。在第四次游欧时，他从十五世纪的德国原始派那种精确而细腻的乡土风物画上，悟出他的艺术必须以自己的故乡，以美国的中西部为对象。赶回爱荷华后，他开始创造一种朴实、坚厚而又经过艺术简化的风格，等到《美国的哥特式》一画展出时，批评界乃一致承认他的艺术。不过，这幅《石城》应该仍属他的比较“软性”的作品，不足以代表他的最高成就，可是一种迷人的纯真仍是难以抗拒的。
“格兰特已经死了十七年了，可是对于我，他一直坐在长廊上，做着征服巴黎的梦。”
橙红色的日轮坠向了辽阔的地平线，秋晚的凉意渐浓。草上已经见霜，薄薄的一层，但是在我，已有十年不见了。具有图案美的树尖上还流连着淡淡的夕照，而脚底下的山谷里，阴影已经在扩大。不知从什么地方响起一两声蟋蟀的微鸣，但除此之外，鸟声寂寂，四野悄悄。我想念的不是亚热带的岛，而是嘉陵江边的一个古城。
归途中，我们把落日抛向右手，向南疾驶。橙红色弥留在平原上，转眼即将消灭。天空蓝得很虚幻，不久便可以写上星座的神话了。我们似乎以高速梦游于一个不知名的世纪；而来自东方的我，更与一切时空的背景脱了节，如一缕游丝，完全不着边际。
体系博大、思虑精纯的哲学名家不少，但是文笔清畅、引人入胜的却不多见。对于一般读者，康德这样的哲学大师永远像一座墙峭堑深的名城，望之十分壮观，可惜警卫严密，不得其门而入。这样的大师，也许体系太大，也许思路太玄，也许只顾言之有物，不暇言之动听，总之好处难以句摘。所以翻开任何谚语名言的词典，康德被人引述的次数远比培根、尼采、罗素、桑塔耶纳一类哲人为少。叔本华正属于这澄明透彻易于句摘的一类。他虽然不以文采斐然取胜，但是他的思路清晰，文字干净，语气坚定，读来令人眼明气畅，对哲人寂寞
而孤高的情操无限神往。夜读叔本华，一杯苦茶，独斟千古，忍不住要转译几段出来，和读者共赏。我用的是企鹅版英译的《叔本华小品警语录》（Arthur Schopenhauer：Essays and Aphorisms）：
“作家可以分为流星、行星、恒星三类。第一类的时效只在转瞬之间，你仰视而惊呼：‘看哪！’——他们却一闪而逝。第二类是行星，耐久得多。他们离我们较近，所以亮度往往胜过恒星，无知的人以为那就是恒星了。但是他们不久也必然消逝，何况他们的光辉不过借自他人，而所生的影响只及于同路的行人（也就是同辈）。只有第三类不变，他们坚守着太空，闪着自己的光芒，对所有的时代保持相同的影响，因为他们没有视差，不随我们观点的改变而变形。他们属于全宇宙，不像别人那样只属于一个系统（也就是国家）。正因为恒星太高了，所以他们的光辉要好多年后才照到世人的眼里。”
叔本华用天文来喻人文，生动而有趣。除了说恒星没有视差之外，他的天文大致不错。叔本华的天文倒令我联想到徐霞客的地理，徐霞客在游太华山日记里写道：“未入关，百里外即见太华兀出云表；及入关，反为冈陇所蔽。”太华山就像一个伟人，要在够远的地方才见其巨大。世人习于贵古贱今，总觉得自己的时代没有伟人。凡高离我们够远，我们才把他看清，可是当日阿罗的市民只看见一个疯子。
“风格正如心灵的面貌，比肉体的面貌更难作假。模仿他人的风格，等于戴上一副假面具；不管那面具有多美，它那死气沉沉的样子很快就会显得索然无味，使人受不了，反而欢迎其丑无比的真人面貌。学他人的风格，就像是在扮鬼脸。”
作家的风格各如其面，宁真而丑，毋假而妍。这比喻也很传神，可是也会被平庸或懒惰的作家用来解嘲。这类作家无力建立或改变自己的风格，只好绷着一张没有表情或者表情不变的面孔，看到别的作家表情生动而多变，反而说那是在扮鬼脸。颇有一些作家喜欢标榜“朴素”。其实朴素应该是“藏巧”，不是“藏拙”，应该是“藏富”，不是“炫穷”。拼命说自己朴素的人，其实是在炫耀美德，已经不太朴素了。
“‘不读’之道才真是大道。其道在于全然漠视当前人人都热中的一切题目。不论引起轰动的是政府或宗教的小册子，是小说或者是诗，切勿忘记，凡是写给笨蛋看的东西，总会吸引广大读者。读好书的先决条件，就是不读坏书：因为人寿有限。”
这一番话说得斩钉截铁，痛快极了。不过，话要说得痛快淋漓，总不免带点武断，把真理的一笔账，四舍五入，作断然的处理。叔本华漫长的一生，在学界和文坛都不得意。他的传世杰作《意志与观念的世界》在他三十一岁那年出版，其后反应一直冷淡，十六年后，他才知道自己的滞销书大半是当作废纸卖掉了的。叔本华要等待很多很多年，才等到像瓦格纳、尼采这样的知音。他的这番话为自己解嘲，痛快的背后难免带点酸意。其实曲高不一定和寡，也不一定要久等知音，披头的歌曲可以印证。不过这只是次文化的现象，至于高文化，最多只能“小众化”而已。轰动一时的作品，虽经报刊鼓吹，市场畅售，也可能只是一个假象，“传后率”不高。判别高下，应该是批评家的事，不应任其商业化，取决于什么排行榜。这其间如果还有几位文教记者来推波助澜，更据以教训滞销的作家要反省自己孤芳的风格，那就是僭越过甚，误会采访就是文学批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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