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长恨歌》的主题倾向与文化意义（共含8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渚薰”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倾向与文化意义
一 “思念”、“仙寻”情节的 “悲苦”内涵
关于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以及其后的仙寻情节，爱情说及双重主题说通常认为《长恨歌》一改前半部分的微讽或讽谕笔调，转而全力抒写李、杨爱情。例如袁行霈认为:“诗的开篇部分写玄宗好色废政，杨妃恃宠而骄，终至于引发安史之乱。这既是对历史事实的基本概括，也是诗题‘长恨’的因由，其中或许包含有一定的讽刺意图，但作者并没有将这一意图贯彻下去。自‘黄埃散漫风萧索’玄宗逃蜀、杨妃身亡起，诗情即为沉重哀伤的悲剧氛围所笼罩，周详的叙事一变而为宛曲的抒情。” ① 即“思念”、“仙寻”情节已经改变了《长恨歌》前半部分的基调和方向，同情和歌颂李、杨爱情成为主要内容。
但这样下结论是有问题的。原因之一是，白居易既在诗的前半部分包含“讽刺意图”，难以想象作者会不顾艺术作品的一贯性和整体性，而在后半部分另起与前面迥异的主题。如果白居易一定要描写一个爱情故事，特别是“纯情”故事，为何不另写一篇专以吟咏爱情，以避免这种前后的抵牾?即使按照爱情说一般认为前半部分不过是《长恨歌》的“背景”，后半部分才是主体，但前半部分“背景”并不支持主体内容，这也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一部成功的艺术作品的“背景”应该与主体协调一致并有利于突出主体内容，而不是相反。
其实，《长恨歌》后半部分描写李、杨生活及互相思念，有一个显著特点，即突出双方的凄凉、悲苦——无论是人间的君王，还是在仙界的杨贵妃，都过着以泪洗面、孤苦寂寞的日子。“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瓦冷霜华重，悲翠衾寒谁与共?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这是《长恨歌》描写的唐玄宗由蜀回长安以后的生活。如果从史实角度看，安史之乱初步平定后，唐玄宗固然没有先前贵为一国之君风光，但以太上皇之尊，也不至于没有其他妃子相陪，晚景未必如《长恨歌》所描写的凄苦，尤其如“孤灯挑尽”之类。白居易显然有意略去了初步平乱、回到长安后的喜庆因素，而完全着墨于悲苦。“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表明杨贵妃所在的仙界亦非可以超然的乐土。
白居易这样安排，并非没有深意。同样取材于李、杨题材，宣称要歌颂这一世间“罕有”之情的清代洪昇《长生殿》，即与《长恨歌》迥异。《长生殿》或叙梦中相会有期，或安排仙界重圆，写得悲悲喜喜，悲喜交集，大大淡化了现实痛苦。例如第45出“雨梦”:
[(玄宗)睡介]……
[生(玄宗)作醒看介]你二人是哪里来的?
[小生、副净]奴婢奉杨娘娘之命，来请万岁爷。
[五般宜]只为当日个乱军中祸殃惨遭，悄地向人丛里换妆隐逃，因此上流落久蓬飘。[生惊喜介]呀，原来杨娘娘不曾死……[小生、副净]为陛下朝思暮想，恨萦愁绕，因此把驿庭静扫，[叩头介]望銮舆幸早。说要把牛女会深盟，和君王续未了。
[生(玄宗)泪介]腾为妃子百般思想，那晓得却在驿中。你二人快随朕前去，连夜迎回便了。
俞平伯从“只为当日个乱军中祸殃惨遭，悄地向人丛里换妆隐逃，因此上流落久蓬飘”引出隐事“新说”，认为诗中隐藏了“皇家逸闻” ② ，是把艺术情节的合理虚构误为真实。若按洪昇之意，本是作为一种假设，目的在于为梦中相会提供可能性，属于唐明皇梦中的合理“想象”。洪昇在《长生殿》中提供这种虚构的希望，是和他“要使情留万古无穷”这一主要创作目的一致的。第50出“重圆”进一步使希望具体化:
[双调引子·谒金门][净扮道士上]情一片，幻出人天姻眷，但使有情终不变，定能偿夙愿。……
[老旦(嫦娥)引仙女，执扇随上]……不想天孙怜彼情深，欲为重续良缘。要借我月府，与二人相会，太真已令道士杨通幽引唐皇今夜到此，真千秋一段佳话也。只为他情儿久，意儿坚，合天人重见。……
[生]妃子哪里?[旦]上皇哪里?
[生见旦哭介]我那妃子呵!
[旦]我那上皇呵![对抱哭介]……
[五供养]仙家美眷，比翼连枝，好合依然。天将离恨补，海把怨愁填。 ③
只要把这些描写和《长恨歌》文本作比较，就不难发现其中的显著区别。《长生殿》的安排似幻似真，其乐融融，把现实的苦幻化为梦中或仙界的美好与幸福。这样，《长生殿》实际上逐渐脱离了李、杨溺情导致的安史之乱的影响，李、杨的悲欢、剧情的发展主要基于帝、妃感情的发展。“情儿久，意儿坚，合天人重见”，表明洪昇之所以安排喜庆的“天人重见”，实是李、杨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非安史之乱可以带来的现实结局。换言之，在《长生殿》中，李、杨感情逐渐成为独立于安史之乱严重后果之外的故事。
但是，需要注意，《长恨歌》“思念”、“仙寻”等情节的描写始终不离“悲苦”，即安史之乱的直接后果，从未淡化或有意脱离，这表明，《长恨歌》并未偏离前半部分确立的劝讽基调，反而从另一侧面进行大力强化。另外，《长恨歌》尽管有“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等表达愿望的诗句，但与《长生殿》逐渐脱离安史之乱背景后全力渲染帝妃感情相比，不只这类描写数量相对甚少，而且力度亦有别。
元代白朴《梧桐雨》亦取材于李、杨题材，《梧桐雨》主题与《长恨歌》有所不同，但在对李、杨持批评而非歌颂态度上具有一致性，其中“黄钟煞”一曲亦突出现实的凄苦、唐玄宗的寂寞:
顺西风低把纱窗哨，送寒气频将绣户敲，莫不是天故将人愁闷搅……斟量来这一宵，雨和人紧厮熬。伴铜壶点点敲，雨更多泪不少。雨湿寒梢，泪梁龙袍，不肯相饶，共隔着一树梧桐直滴到晓。
这些描写同样全无洪昇《长生殿》中的悲喜交集，也是离乱后果的直接写照。“黄钟煞”为《梧桐雨》全剧的结束，和《长恨歌》一样，《梧桐雨》亦没有安排仙界喜庆欢乐的“大团圆”结局 ④ 。
二 《长恨歌》的悲剧性质
张法在《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一书中指出:
中国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大致可以列出四种:仙、自然、酒、梦。 ⑤
“梦”和“仙界”在《长恨歌》与《长生殿》中都已涉及。不同的是，洪昇确实作为悲剧的消解因素，构想梦中相会的可能，安排仙界重圆的喜庆。但在《长恨歌》中，“梦”和“仙界”都没有成为“消解”因素，唐玄宗连杨贵妃的魂魄都不曾梦见。请道士代为寻找，也仅带回信物、誓言，“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实际上否定了“重圆”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周明亦曾指出，“‘天上人间会相见’，相见了没有?没有。临邛道士‘能以精诚致魂魄’，如果真招来了贵妃的魂魄，那是会给玄宗一些安慰的，但是‘致’来了没有?也没有。传说中，汉武帝还能令方士召来李夫人之魂，而玄宗连这须臾的相会也没有得到。” ⑥
由于“梦”和“仙界”都没有成为消解因素，这就使《长恨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也是真正的现实悲剧，它没有采用大团圆模式，没有给出哪怕是虚幻的圆满结局。比较《梧桐雨》、《长恨歌》、《长生殿》的结局，讽意突出、尖锐的《梧桐雨》根本没有“仙界”情节，《长恨歌》描写仙界但终于没有“消解”，只有表达爱情主题的《长生 殿》把梦和仙界作为悲剧彻底“消解”的因素。实际上，对于表达批评主题的艺术作品来说，安排“大团圆”结局是无益的。
研究者一般认为，中国真正的悲剧极少，因为悲剧几乎最后都通过某种非现实的方式进行了“消解”，形成一个通用的大团圆模式。例如，《窦娥冤》在第4折描写誓言应验及昭雪冤情的结局，从剧情和封建社会背景来看，窦娥冤情的“消解”在当时现实可能性极小，但借助非现实的誓言应验等手法，一个旷世悲剧改变了性质。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也有这个特征，最后两家求合葬，焦仲卿夫妻化为鸳鸯，悲剧借助仙界彻底“消解”，激烈的矛盾冲突也解决了。所以王国维说，中国的悲剧“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 ⑦ 。结果，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悲剧似悲而实喜，尤其是大团圆结局，大大冲淡悲剧效果，削弱了悲剧批判现实和推动现实改进的力量。
这种大团圆模式在白居易所处的时代实际上比较流行。马茂元、王松龄指出，“中唐是传奇的黄金时代，名家辈出，佳作如林。……这些作品往往有个共同特点:歌颂对爱情的真诚专一和锲而不舍的追求，而问题的解决，不是靠了一个出神入化的侠客，便是得道成仙，在天上结成眷属，这似乎成了某些作品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出现，正好反映了人们在中晚唐极度**的社会中的悲惨处境，以及在这种处境中的心理状态:对现实绝望，就寄希望于幻想;在现实中破碎了的，就在幻想中修补;在尘世中得不到的，就在天界满足。” ⑧ 马茂元、王松龄主爱情说，认为“《长恨歌》通过对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爱情的坚贞专一，倾诉了对他们在爱情上不幸遭遇的深刻同情，同时在客观上反映了李杨故事的原始创造者——处在中唐战乱时代的人们(包括文人)对美满爱情的理想和渴求，以及在现实生活中爱情被破坏给他们造成的终身痛苦，和对这种痛苦的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把重圆的希望寄托于幻想中的仙山世界”。但马茂元、王松龄恰恰误读了白居易安排的仙寻情节的性质。
审视《长恨歌》就会发现，自居易是“吝啬”的，他没有采用当时通行的，因而也是更容易得到认可的模式，没有给出任何“消解”的可能。张哲俊指出，《长恨歌》中“蓬莱景象大抵同于道教笔下的蓬莱，然而唯一不同的是，这里并非无忧无虑的‘无穷乐’，而是存在爱情的怀恋，无限的愁思，不尽的'泪水。这样蓬莱的象征意义与道教和仙寻笔下的蓬莱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蓬莱成了人寰仙境对立相隔的象征，由于爱的苦楚没有解脱，仙境的金碧辉煌反而成了不通人间的象征，蓬莱‘巨海’‘深难越’的阻隔变成了爱情的断桥。越是‘长生’便越是‘长恨’。象征意义的转变，使蓬莱并没有成为消解悲剧的因素” ⑨ 。这使我们发现，《长恨歌》并非如有的研究者所称的那么浪漫。非大团圆结局的悲剧进一步证明，《长恨歌》对唐玄宗、杨贵妃感情的描绘始终没有脱离溺情荒政导致的安史之乱后果的直接影响。
三 结论与讨论
要之，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有意描写一个真正的人间悲剧——所以他没有写出梦中可以团圆，仙、人可以重逢，“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更以非同寻常的力度，对各种可能的圆满结局加以相当明确的否定。比较而言，洪昇才是在创造一个可以远离自酿的现实苦果、超越生死界限的爱情境界，这是因为《长生殿》主题决定了洪昇的选择。白居易描绘现实无法“消解”的悲苦，必然会牵引阅读者去探究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或警醒，或憎恨。在真正的、未加“消解”的悲剧中，警省、批评的成分，总是超过同情、歌颂的分量，这也正是悲剧的目的和力量所在。
需要作一个补充论证的是，《长恨歌》是否表现了李、杨真情?从白居易与皇家的关系及其态度来看，白居易显然并不否认李、杨之间“有情”，不过，由于太多复杂因素(如杨贵妃出寿王邸的“新台之恶”)的交织，白居易未必认为李、杨感情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爱情，这可以从《赠内》诗“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表达的观点看出来。问题恰恰在于，即使白居易对真实的李、杨感情持有保留态度，但为了写出切肤之痛，甚至锥心之痛，即根据唐玄宗对杨贵妃长期专宠的史实，利用李、杨故事的传奇性，大肆铺张渲染，极尽文辞之美，把李、杨故事写成真挚、悱恻的人间悲剧。在《长恨歌》中，白居易非但没有削弱李、杨之情，反而运 用诗歌艺术的表现力进行了有力的强化，而非如讽谕说者所断言的虚情假意。
部分研究者认为白居易刻意美化统治阶级的感情生活，例如刘大杰以为“主要是把宫闱艳史美化为永恒的爱情” ⑩ ，反映了白居易思想的局限性。从艺术创造来说，“美化”并非没有，如隐去杨贵妃出于寿邸，整体上强化李、杨感情的力度等，但却不是反映白居易思想的局限，而是相反。因为白居易表达进步、积极的劝讽主题需要进行艺术的“美化”，李、杨之爱越美好，感情越真挚，越深厚，就越珍贵，帝王失去的就越多，唐朝政治危机通过这一个侧面反映出来的后果就愈严重，帝王溺情荒政就愈不该。反过来说，如果李、杨之间本无真情，安史之乱给予唐玄宗感情上的直接损失不过是失去一位无足轻重的女子，没有切肤之痛，如何达到劝讽目的?劝讽的效果有多大?《长恨歌》写至深的真情是实，渲染得美好、生动感人也是实，但需要注意，目的指向却不在感情本身。爱情说注意到并大力论证白居易描写的李、杨真情，恰恰忽视了白居易的良苦用心。
但是，另一方面，《长恨歌》也并非表达尖锐、直露的讽谕主题。由于自居易诗歌专有讽谕诗一类，数量多达150首，“讽谕”一语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特殊内涵，具有意旨明确、大胆尖锐、近于杂文的匕首投枪式表现风格等特征。因此，采用讽谕之说，由于无视《长恨歌》描写的帝王之情、人性化特征、婉曲风格及其与讽谕诗的显著区别，学术界就无法统一，这也是目前各种文学史不是采用爱情说就是偏于爱情主题的双重说的重要原因。
除了并没有采用近于杂文的匕首投枪式讽谕诗的表达方式以外，还在于《长恨歌》是从一个特殊角度，即帝王个人生活的角度，反映政治悲剧的严重后果，以特定背景下的悲情故事劝讽帝王。白居易承认李、杨有情，从客观上说，使《长恨歌》摆脱了一般讽谕规劝诗单纯抽取政治因素的片面性，从而使李、杨事件在更大程度上保持了其丰富性和完整性，这也正是《长恨歌》广泛流传的原因之一。需要指出的是，提出“动之以情，婉转劝讽主题说”(劝讽说)，正是基于《长恨歌》的文本特征、讽谕说的特定内涵等作出的选择。《长恨歌》非大团圆悲剧模式的采用，不但直接支持、强化了劝讽主题的有力表达，而且在关于《长恨歌》主题的争论中，也提供了一个重要证明。
敬祖——四大祭祖节日之一
重阳节，又称重九节、晒秋节、“踏秋”，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形成，魏晋时期气氛日渐浓郁，倍受历代文人墨客吟咏，到唐代，被正式定为民间节日，此后历代沿袭。受儒家影响，至今国人将重阳节与除夕、清明节、中元节统称传统四大祭祖节日。以祭拜先人的方式慎终追远，饮水思源。
敬老——新时代的“老人节”
九九与“久久”同音，重阳节被赋予长久长寿的内涵。西汉时人们就开始设宴求寿。1989年，农历九月九日被定为老人节，倡导全社会树立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风气。中华民族尊老敬老优秀传统产生自蒙昧时期，经历了风风雨雨和时间的考验。由传统上升至法律，这无疑是一个进步。
敬孝——孝道传统的承载
一个人所受恩惠莫重于父母，父母是生养我们的人。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谓五常，是家庭和睦兴旺的根本。中国诸子百家思想虽各异，但无不注重孝道。老人渴望孝道，因为其急需人赡养;中年人渴望孝道，因为其不可避免的走向老年;孩子渴望孝道，没有孝道也就没有慈爱;社会渴望孝道，没有孝道，社会将变得冷漠;国家渴望孝道，没有孝道，国人将不忠于国。
感恩——蕴含普世价值
重阳节最广泛、最普世的价值，便是“感恩”。有祭祖、敬老、孝亲等内涵组成的感恩的精神更是重阳节承载的文化意义。在危困时刻，有人向你伸出温暖双手，解除生活困顿;有人为你指点迷津，让你明确前进方向;甚至有人用肩膀、身躯把你擎起来，让你攀上人生高峰;你最终战胜苦难，扬帆远航，驶向幸福彼岸。那么，你能不思回报吗?感恩的关键在于回报意识。回报，就是对哺育、培养、教导、指引、帮助、支持乃至救护自己的人心存感激。感恩是一条人生基本的准则，是一种人生质量的体现，是一切生命美好的基础。更是积极向上的思考和谦卑的态度，是一种处世哲学，一种生活智慧。
重阳节的由来和演变
(1)节日的来历
重阳节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人们在九月农作物秋收的时候祭天帝、祭祖，感谢天帝和祖先的恩德，所以重阳节原本是一种祭祀节日，重阳节与除夕、春节、清明、端午、七月半等均是中国传统的祭祖节日。
(2)节名的来历
在《易经》之中，“九”是阳数，九月初九这一天是两个“九”在一起，是“两九相重”，所以叫做“重九”，又因为是两个阳数合在一起，所以就叫做“重阳”。
(3)历史演变
重阳节最早是一种祭祀节日，在近代时期也被赋予了“敬老节”的含义，因为“九”谐音“久”，久是长远的意思，有着长长久久、长寿的寓意，所以现在的重阳节也被叫做“老年节”，人们会在这一天期待家中的老人长命百岁，长寿健康。
重阳节的风俗
1、登高：在古代，民间在重阳有登高的风俗，故重阳节又叫“登高节”。相传此风俗始于东汉。唐代文人所写的登高诗很多，大多是写重阳节的习俗;杜甫的七律《登高》，就是写重阳登高的名篇。
2、吃糕吃面：农历九月九日吃枣糕，取意早日升高。晋东南地区及五台县等地，则习惯吃寿面。晋南地区有“九月九，家家有”的民谚，意思是说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改善生活。
3、尊老敬老：九九重阳节，今天成了象征老年人长寿的佳节。是日习惯慰问老人。老人们喜欢到门外遛达遛达，锻炼锻炼。体魄强壮者还要登上附近的高处，极目远舒，以壮暮志。
4、赏菊：赏菊也是重阳节的一项传统活动。金秋时节，正是菊花盛开的季节。古人在赏菊之时，还习惯饮菊花酒。今天，不少人仍喜欢在这天饮菊花酒。多数是在酒中泡点干菊花。晋北一些地方，饮酒喜在门外，称为辞青，意喻告别秋天。
5、宴师：旧俗九月九日，各村由学董牵头，组织村民杀一只羊做饭菜，盛情招待先生。同时商讨本村下一年的教书事宜，或继续留聘，或另请高明。今天学校教师多为公职人员，不少农村仍然习惯在这一天宴请老师。
论文关键词：孔雀东南飞娇红记婚恋观意义
论文摘要：刘兰芝、王娇娘均是传统礼教下执着追求爱情的女性形象。
她们在家庭出身、婚恋对象和感情受阻上均有其相似性，但她们的婚恋情形、情感萌生及其她们自身与家人性格上的矛盾有诸多的差异。
她们的婚恋观也由汉末建安时的结发同枕席，夫唱妇随直到白头偕老，发展到明末时追求同心子的知己之爱，这种衍变一方面反映着封建伦理制度对女性的限制程度的变化，另一方面反映了女性自身对理想的生活、美满的婚姻的向往、追求，彰显着进步的理性的文化意义。
《孔雀东南飞》是东汉末年的一首乐府诗，最早收录于南朝人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后来人们习惯以长诗的第一句称之。
《娇红记》是明末孟称舜根据元代宋梅洞同名小说改编的传奇剧。
它们分别产生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期和没落期，是两部体裁不同、题材相当，都是通过一个凄婉的爱情故事和封建家长制下父母为子女操办婚姻的著作。
分别塑造了刘兰芝、王娇娘这两个在文学史上光彩照人的悖逆封建家长认为的以势力和金钱为幸福标准的悲剧艺术形象，同时也反映出青年男女向往的婚恋的变化和对中国传统婚姻的形式的传承和发展。
一、刘兰芝与王娇娘的相似性
刘兰芝与王娇娘悖逆传统礼教、执着追求爱情，但是在封建传统礼孝观念的束缚下，她们既想自主地追求美好的爱情，但又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反对封建礼教下形成的封建家长对于子女的婚事绝对的权利，最终选择以死来作为博取与恋人承诺的长相厮守。
从她们家庭出身来看，两人都出自门第之家，曾受到良好的教育，知书识礼，才貌双全。
刘兰芝美丽善良、温柔宽厚、多才多艺，面对婆婆的虐待而敢于主动请辞，请辞而又不失礼。
王娇娘才貌端妍，聪慧过人，淑静温顺，她有着心细如丝的分析能力和独立识见，以及基于理性思考基础上的人性觉醒和为追求真爱而不惜一死的精神。
作为悲剧的女主角，她们婚恋的对象也很相似。
焦仲卿外柔内刚，当他得知兰芝将被遣返之后马上向母亲诉求，这个孝字当先的的社会里焦仲卿做出对母亲力所能及的抗议，面对愤怒的母亲，他安慰妻子，冷静的却兰芝暂回娘家，从长计议，可谓既对母亲有情，更对妻子有义。
申纯对爱情始终坚贞不渝，每一次挫折都使他痛苦不堪，而每一线希望也会使他欣喜若狂，娇娘死后,他虽身迁高就，荣华富贵，似玉佳人近在眼前，却弃之不顾，殉情而死。
此外，她们的感情受到的阻力也很相似，都是她们父母对于有权有势的求婚者的金钱的向往和对他们拥有的权势的畏惧。
刘兰芝被遣归回娘家，先后就有县令和太守家遣媒来提亲，由于封建条件下形成的家长认为的钱财就是衡量婚姻幸福的首要标准，兰芝的长兄出于这样的传统观念，认为刘兰芝的追逐与仲卿的感情只是一种任性的行为，“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
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
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
”[1]最终答应与太守家的婚姻，迫使恪守爱情誓言的兰芝走上了“举身赴清池”的道路。
王娇娘与申纯屡经误会和间阻，真心相爱，王家却迫于权势而不顾女儿的愿望，将她许配给有权有势、财大气粗的帅公子，即使是申纯身迁高就，家长依然不遂子女的意愿，棒打鸳鸯，爱情如笼中之鸟无法飞腾，不得不服从于驯养者的意志。
逼迫越甚，反抗越强，既然爱情在现实人生中不能实现，他们只能将希望寄予未知世界的死亡，在他们此时的意识里死亡不是爱情和生命的结束，而恰恰是开始。
作为封建社会前后期婚恋悲剧的两个经典形象，刘兰芝可谓是可敬可叹，王娇娘见识过人，两者相互辉映，都是美和善的化身，她们身上的'遭遇就是把美好的东西粉碎了给人们看，从而奠定了他们的悲剧婚姻在中国文学史上可歌可泣的地位。
二、刘、焦与王、申的婚恋差异性
(一)婚恋情形与感情萌生不同
刘兰芝与焦仲卿已是多年的的夫妻关系，是按照严格的封建礼数，经三媒六聘、三书六礼这些中国传统的男女婚嫁的礼法把兰芝娶进了家门的，在婚前没有彼此的了解和感情，但他们的婚姻是幸运的，他们婚后情深意厚，琴瑟相谐。
为了能和焦仲卿的夫唱妇随的白头到老，刘兰芝竭诚尽力，希望感化铁石心肠的婆婆，换得与丈夫焦仲卿长相厮守。
即便是被遣已成事实，刘兰芝还是珍视与焦仲卿的这份感情，把自己陪嫁中的珍爱之物留给焦仲卿做纪念。
临别时面对焦仲卿的一片挚爱之情，她虽然明白世事难料，前途茫茫，他们依然纫如蒲苇、坚如磐石，盼望着破镜重圆的那一天。
这么一对对生活充满了憧憬，对爱情有着深深的期待的希望能忠贞不渝，长相厮守的恩爱夫妻，遭到封建家长的不合情理的棒打鸳鸯，理由仅仅是焦母所谓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
王娇娘与申厚卿的爱情，历经了会娇—和诗、分烬、拥炉—断袖、要盟、赠佩—生别、泣舟这么一断逐步了解的过程，他们的情感从听闻、到相见、相识、相知、再到相思，他俩之间互为依恋、依赖，彼此情感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
每一次的误解，每一次的化解，都使得她们的感情拉得更近，她们的感情经过反复试探和逐步了解得以建立的，有着不可动摇的凝结力。
他们的恋爱,不是为了富贵荣华,也不是为了功名利禄，以身相许在申纯登第得官之前，为了这份真情，宁可舍弃功名利禄,只求两情谐合，这是出于真正的了解、真心的相爱。
(二)刘、焦与王、申的婚恋产生的时代背景差异写作论文
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以不同的体裁形式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或者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
《孔雀东南飞》与《娇红记》的文本叙述时间分别发生在汉末建安中和北宋末宣和年间，作品分别问世于晋代[2]和明末，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期和衰落期。
刘兰芝被婆婆认定为“举动自专由”的无礼节，不堪婆婆的驱使而主动请求遣归，跟焦仲卿依依离别时嘱咐仲卿早些时候来接，以免性情暴如雷的兄长“逆以煎我怀”重新择一门亲事。
而回到娘家时日不久，就有门第兴旺的人家遣媒来说亲。
从这些行为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汉末时由于儒家传统的孝道妇道等思想处在刚起步上升的阶段，对婚姻并没有太多的节制，那时人们对待婚姻还是有相对开放的胸襟。
而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在一定的程度上加大了对人民的人身控制，他们进一步的强调和发展传统思想，尤其是发展到后来的陈朱理学，使得封建礼教一步步的走向反动以致成为一股负面的力量，这成为封建社会对人们思想统治的总趋势。
王娇娘生活在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的北宋末年，一方面她自主地追求和申纯美好的爱情，但当他们的爱受到外力的阻碍后，她没有足够的勇气去反对封建礼教下形成的封建家长对于子女的婚事绝对的权利，只能在飞红的帮助下，前来相会自己认定的同心子，但迫于父亲的外在压力，她也只能哭泣舟中。
(三)刘、王二人在与各自家人性格矛盾上的差异
在《孔雀东南飞》中塑造的焦母是一位个性刚强的女性，作为一个封建寡妇，夫死从子的传统礼教禁锢着她，致使她独自把焦仲卿抚养成人，还培养成了一名小吏，也算是出人头地。
她多年来所受的艰辛非常人所能了解，因此造成了焦母对子女持很严厉的态度,对焦仲卿更是拥有绝对的权利，长时间的这样又养成了她总是想支配别人的性格，因而她对刘兰芝也是以一个要强的女性形象出现。
可刘兰芝也是一个性格果敢的女子，她织素裁衣，手脚麻利，能干肯干。
这样，婆媳两个要强的人长期的相处，双方总不可避免会发生些冲突。
此外，焦仲卿作为婆媳矛盾的调和者，他性格中充斥着叛逆的因素，在得知兰芝遭遣归后，他毅然找到母亲规劝诉说，以致惹得母亲捶床大怒，这在儒家强调礼孝仁义的社会里，焦仲卿已是力所能及，既然劝说母亲不成功，她转为劝刘兰芝暂回家中，所以才有后面的“性情暴如雷”的刘兄逼嫁。
而在《娇红记》中，娇娘的父亲王文瑞是一个嫌贫爱富的谙熟人情世故的怕势的官僚主义者，针对没有功名利就的申纯的请媒求亲，他借故朝廷的“内兄弟不可通婚”为由断然拒绝，可当申纯取第高就后，他基于申纯“前程未可限量”而主动圆成这对内兄弟之间的通婚。
而面对帅公子挑唆，迫于帅府威势，他不愿开罪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开罪于帅府，于是他既不考虑已承诺于申家的婚约，也不关心娇娘是否愿意与帅子相处，便以父之名结了帅府这门亲家。
可王娇娘却是温顺善良、优雅高洁，而又坚贞刚烈的性格，她从小便是父母的掌上明珠，长在深闺使他没有接触其他男子而产生爱情的欲望，而当她认识了申纯后，女性积攒已久的固有的情感需求便权利的倾注于她所钟情的男子——申纯，并在心里认定了申纯即是自己托付一生的伴侣。
但迫于伦理道德的束缚，使得她处理与申纯的恋情时瞻前顾后，不断地试探，外化的表现与内心的情感真实常常截然相反，以致她的心思有时连申纯也琢磨不透。
正是这种瞻前顾后的矛盾心理，使申、娇二人的爱一路遣通而行，进展缓慢。
三、刘兰芝与王娇娘的婚恋观
刘兰芝和王娇娘都具有追求自主婚恋的共性，但她们婚恋观却存在差别。
《孔雀东南飞》塑造了对爱情婚姻的执着追求的刘兰芝形象，她和焦仲卿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为伉俪，婚后他们彼此萌生了感情或是亲情，情深意笃，琴瑟相谐。
为了与焦仲卿结发同枕席，夫唱妇随直到白头偕老，尽管焦母多方的为难，她还是竭尽全力的通过辛勤的劳作来使婆婆改变对自己的映象。
然而，尽管她“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
三日断五匹”，可依然“大人故嫌迟”，可见“君家妇难为”是多么的艰辛。
尽管呆在夫家的日子是如此的艰难，因为爱情，宁可吃这份苦、受这份累，与夫君临别时依然是难舍难分。
依然希望有朝一日能破镜重圆。
与刘兰芝的这种“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夫唱妇随直到白头偕老的婚恋追求相比，王娇娘有着鲜明而独立的婚姻爱情观。
她自觉思考了古往今来女子的不同命运:
“古来才子佳人共谐姻眷,人生大幸,无过于斯。
若乃红颜失配,抱恨难言。
所以聪俊女子,宁为卓文君之自求良偶,无学李易安之终托匪材。
至或两情既洽,虽……身葬荒丘,情钟来世,亦所不恨。
”[3]
通过冷静地思考,她的择偶标准更加纯粹。
她鄙弃那些豪家富室和轻薄才子,愿“但得个同心子,死共穴,生同舍,便做个连枝共冢,共冢我也心欢悦。
”追寻彼此间的情趣相投，追求建立在共同思想基础上的爱情，为彼此间的知己之爱不惜一死。
刘兰芝与王娇娘的婚恋观由汉末建安时的结发同枕席，夫唱妇随直到白头偕老，发展到明末时追求同心子的知己之爱，封建社会的这种婚姻衍变一方面反映着封建伦理制度对女性的限制程度的变化，另一方面反映了女性自身对理想的生活、美满的婚姻的向往、追求，彰显着进步的理性的文化意义。
四、《孔雀东南飞》与《娇红记》反映的封建婚姻的文化意义
《孔雀东南飞》与《娇红记》都是通过封建家长制下父母为子女操办婚姻，在传统的封建礼教的利害关系的影响下，形成了他们以金钱和权势作为衡量子女幸福的标准。
由于需要成就的婚姻与子女所向往的婚姻存在着质上的差别，不能为他们所接受，因此造就了这两段名垂千古的为捍卫爱情不惜牺牲性命的佳话。
从中不难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代的青年男女双方追求婚姻幸福的标准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文化、个人、语境与词汇的内涵意义
词汇的'内涵意义是一个复杂的语言现象.语言学习者要获得词汇内涵意义的正确理解,必须充分理解影响词汇内涵意义的文化、个人和语境三个要素,在了解文化的基础上,依据自身经历,充分结合语境,加强对词汇内涵意义的理解和运用.
作 者：匡曼丽 罗晓语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湘潭,411201 刊 名：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NAN TAX COLLEGE 年，卷(期)： 21(2) 分类号：H313.9 关键词：词汇内涵意义 文化 个人 语境文化生产力的理论意义与发展策略
探讨文化生产力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有利于我们从贯彻发展先进文化的.角度来认识发展文化生产力的重要性,有利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文化利益.
作 者：刘文俭 崔晓雁 作者单位：刘文俭(中共青岛市委党校,科研部,山东,青岛,266071)崔晓雁(中国海洋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部,山东,青岛,266003)
刊 名：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SOCIAL SCIENCES EDITION) 年，卷(期)： “”(6) 分类号：G05 关键词：文化 文化生产力 理论意义主题园建设与文化精致原则
一、前言
主题园（Theme Park）是一种以游乐为目标的拟态环境塑造，或称之为模拟景观的呈现［a＊］。它是从游乐园（Amusement Park）演变而来的，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赋予游乐形态以某种主题，围绕既定主题来营造游乐的内容与形式，园内所有的色彩、造型、植栽等都为主题服务，成为游客易于辨认的特质和游园的线索。
主题园是一个非日常的舞台化世界。美国迪斯尼乐园（Disneyland）最早开创了这种形式并带动了它全世界的普及，而我国于1989年开幕的深圳“锦绣中华”，则创建了一个汇集我国风光名胜并具传统特质的“小人国”，标志着我国主题园发展的起点并成为一个成功的代表。目前国内主题园建设方兴未艾、反响热烈，然而却多基于商业的观点和目的，忽略了许多历史背景及文化传统内涵的承载，规划设计和经营管理也多粗糙和缺陷，长此下去势必会渐渐失去其魅力。
主题园不仅仅是一种游乐方式和商业手段，它还是一种文化形态，因为它具有解释文化的功能。如何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文化特点来发展这种在西方背景下产生的文化形态，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二、主题园的产生及发展
1．游乐园的兴衰
游乐园是主题园的前身，它的形式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罗马时代的集市杂耍，在当时的目的是通过音乐、舞蹈、魔术表演、博彩游戏等手段来营造热闹气氛、娱悦公众及吸引顾客。这种吸引人的媒介随着贸易形态的转变，逐渐演变成专门的户外游乐场地。17世纪初，欧洲兴起了以绿地、广场、花园与设施组合再配以背景音乐、表演和展览活动的娱乐花园（Pleasure Garden），这可称为游乐园的雏形。它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加入了一些机械游具，至1937年的纳也纳世界博览会，其中展示的乘驰（Rides）及多种机械娱乐设施使得世界各地的游客为之一惊，随后各地纷纷效仿，使气氛温和轻松的娱乐花园最终转变成了以机械游具为特色，追求喧哗刺激的游乐园。
游乐园理念很快由欧洲传至美国，1845年在纽约市辟建的Vauxhau Garden是美国游乐园的起点标志。随着19世纪末机械及工艺技术的突飞猛进，机械工业大举进军娱乐业，使游乐园彻底抛弃了表演和游人自娱的形式，转而完全依赖机械设施来满足游人对刺激的需求。尤其是1893年George W·Gale Ferris 所发明的大转盘（Ferris Wheel）在芝加哥纪念哥伦布的博览会上使用后，更刺激了游乐园朝设置大型、惊险性机械游具方向发展。美国成为世界游乐园发展的先锋，新的游乐园如雨后春笋般到处成立，1910～1930年是机械游乐园的黄金时代，30年虽遭经济大萧条（The great.Depression）的影响，大多数游乐园仍能支撑下来。
真正导致游乐园危机的是二战后的科技发展和经济繁荣。随着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人们的游憩偏好也发生了改变，一部分人开始厌倦被动的机械游乐方式。而汽车工业的蓬勃发展导致了交通形态的改变，私家车拥有量的增多使人们可以到离家更远的地方去娱乐度假。游乐园的游人量开始急剧下降，游乐园主为保持赢利只好减少设备更新及管理的人事费用，甚至停开机械、缩短营业时间，由此造成的恶性循环更使游乐园的品质下降，其竞争力开始不如其它娱乐行业如电影院、溜冰场、赌场等。同时，随着城市不断向外扩展，地价及相应税收的上涨也使许多游乐园主纷纷把原位于市郊的游乐园改建为购物中心或住宅，以期获得更高利润。到50年代中期，美国只剩下极少数的游乐园还在苦撑中经营。 2．主题园的兴起
游乐园的衰落并不意味着人们对娱乐需求的放弃，只不过他们需要一种全新的、与时代相符的娱乐形态。电影动画师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顺应时代潮流，以其丰富的想象创造了主题园这种形式，这是他所构想的一种能让人暂时忘却日常生活的烦闷枯燥、工作压力以及污浊环境而沉浸于梦幻的奇妙世界。他花了几年时间规划这种让身心放松的乐土并终于把构想变成了现实，1955年成功地在加利福亚州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主题园——迪斯尼乐园，他将以往制作动画电影所运用的色彩，魔幻、刺激、娱乐、惊栗和游乐园的特性相融合，使游乐形态以一种戏剧性、舞台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用主题情节暗示和贯穿各个游乐项目，使游客很容易进入角色成为“英雄”或被追逐的“坏蛋”，从而极大地改进了游乐方式。以前游乐园中的机械游具虽然还被使用，但已退居次要角色。迪斯尼乐园开幕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游人趋之若鹜，主题园这种形式很快风靡了美国各地。
50～60年代是个特殊时期，美国人生活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核威胁，东西冷战的阴影之下，许多人对现实生活感到失望、厌倦和恐惧，转而对迪斯尼乐园这种的梦幻世界贯注极大的热情，以期获得暂时的麻醉和放松。迪斯尼企业抓住机遇，又于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市（Orlando）辟建全世界最大的主题园——迪斯尼世界（Walt disney World）。这个耗资6亿美元的主题园于1971年开幕，它包含了6大主题：①奇幻王国（Magic Kingdom）；②拓荒地（Frontierland）；③探险地（Adventure land）；④自由广场（LibertySquare）；⑤明白世界（Tomorrowland）；⑥美国大街（Main street U.S.A）．此外还有30km［2］的沼泽生态保留地以及“未来社区的实验原型”（Experimental Prototype Commmunity of Tomorrow简称EPCOT）。每个主题区都通过特定的情节、角色、背景构成特定的情境气氛，场面宏大，场景逼真。迪斯尼世界还开始应用激光，电子高科技来创造效果。其设施和服务也日趋综合化，周围附设的众多旅馆、网球场、游泳池，高尔夫球场、餐厅、购物中心等可以同时容纳大量游客。
3．主题园的世界性普及
迪斯尼企业的决策再次大获成功，迪斯尼世界在设立的5年内调高了9次票价，每年约有3亿美元的收入。在它的带动下，许多大型企业纷纷投资主题园。1970年全美国只有3个主题园，至1980年增到18个，目前已有大型主题园23个，每年吸引游客超过7000万。美国式主题园的概念也进一步推广至全世界范围，并结合各国的文化传统、自然特色和经济状况产生了许多新的类型。它还影响了很多传统意义的博物馆、展览馆、植物园、动物园等的展示概念，使它们的表现主题和形式愈趋丰富，产生了如展示植物生态及地理环境的植物主题园、展示动物生存环境和习性的动物主题园，以及可让游客参与劳动与收获的农业主题园等。而主题园发展最具影响力的两个类型是“小人国”和“民俗村”。
1950年荷兰的马都洛夫妇为纪念他们死在二战纳粹集中营的爱子，投资以与实物1／25的比例将荷兰典型城镇缩小建成世界上第一个小人国“马都洛丹”（Madurodam），本来是纯粹作为展览纪念之用，只是建筑模型的集合。但这种形式很快成为主题园发展所利用的重要体裁
，因为它的浓缩形式便于在短时间，小范围内展示悠久的历史或广阔的空间。主题情节的贯穿使本来独立、冰冷的模型变成了有生命、能向人们讲述历史和描绘自然风光的情景空间。由于手段简单而效果显著，如今“小人国”这种形式在世界各地风行一时，成为主题园营业模式中最受欢迎的一种。“民俗村”则源于早期的野外博物馆，原来是用来专门保存和展览历史建筑物、构筑物及其局部环境的，如日本1965年开辟的明治村，把明治时代遗留下来有保存价值或属重要文物的建筑（包括建筑的一部分）近60件，相继迁到名古屋市北一片约1km［2］的丘陵地上，经复原后展出，随着主题园概念的普及，一种综合娱乐和展览的新类型——“民俗村”产生了。它利用野外博物馆的形式来展示民俗风情以及过去和现代的生活情境。游乐成为主要目标，展品也摆脱了必须完全是文物的限制，而只是作为一种背景或道具。“民俗村”和“小人国”一样，也具有浓缩历史与风情的优点，而且加入了人的活动，更易于主题情节的表现。如夏威夷的波黑尼西亚文化中心，通过演员和志愿者的现场表演，展示各岛土著的生活起居和不同文化层面，提供了一个西太平洋群岛的缩影。如今，“民俗村”这种形式尤其受那些具有浓郁民俗风情的国家和地区的欢迎，成为它们发展主题园的主要方向。
“民俗村”的主题展示方式还反过来影响了野外博物馆的建设方向，使其开始强调动态展示和寓教于乐。如日本的明治村开馆后，就经常举办各种模拟过去生活情境的展览，并让身着当时服饰的人物和现在的营业方式相配合。村内还铺设了轨道，把明治时代最早的有轨电车和蒸汽机车用作参观工具，大大提高了参观者的兴趣。
4．亚洲主题园的发展
主题园的世界性推广近10年来尤其在亚洲获得巨大响应，日本是最早将主题园作为一种西方文化来输入的，最初主要应用于博览会的建设上。而1983年东京迪斯尼乐园的开幕则真正揭开了日本发展大规模主题园的序幕，它完全以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迪斯尼世界为样板，设施与管理也几乎完全相同地输入，其丰富的主题和展示方式给日本的娱乐业以巨大的震撼。在其成功的吸引下，许多企业纷纷投资主题园，1983年长崎的荷兰村、1986年日光江户村、1989年Guriyuch五国、1990年Space World、天保山Harbour Village……等大规模主题园相继开业，如今已开发的主题园有近30所，而据建设省资料。包括自治团体、民间企业所提出的计划已达130所。
台湾地区也是亚洲主题园建设的一个热点，1983年亚哥花园的建立标志着台湾主题园的诞生。随后相继开发了“小人国”、九族文化村、八仙乐园、剑湖山乐园等等。如今正朝着高科技应用方向发展。
东南亚国家和地区近年随着经济进步也大兴主题园的建设。大部分是配合旅游业的发展，以浓郁的民俗风情和地域文化为表现题材。
5．中国大陆主题园的发展
中国大陆在80年代建设了一批机械游乐园，带动了许多城市游乐性园林的发展。而真正具主题意义的主题园则诞生于改革开放以后的深圳。1989年“锦绣中华”的开幕为中国大陆园林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向，也为旅游业的发展显示了一种新的手段，其惊人的游人量（高峰时每日达1．5～2．0万人）和巨大的收益终于打消了许多人对这种新形式的疑虑。1991年“锦绣中华”附近的“中国民俗文化村”开村，又获巨大成功，几乎成为去深圳人的必游之所。从此，主题园这种形式便随着近年经济的发展，在全国各地纷纷出现，表1罗列出我国近年来已建，正建和拟建的一部分有主题概念的园林和游乐场所，可见“主题园”建设之热烈程度。
三、我国主题园的发展方向
1．我国近年发展主题园的得失
主题园概念在我国的普及引发了主题类园林和主题性游乐场所的建设高潮。这些“主题园”风格各异，规模大小相差悬殊，有的占地几10km［2］，有的仅仅借助公园的一隅而建成，还有许多是从旧游乐园、游乐场改建而来。它们变幻的形式、鲜艳的色彩、神秘的名称和传统游乐园构成极大反差，迅速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并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改变了人们游乐选择的方向和比重，如今已占据了游乐市场的绝大部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娱乐需求层次的提高，特别是主题园建设密度与强度的继续增加，许多缺陷也开始暴露出来了。
首先是许多主题园未作详细的论证和可行性研究就匆匆开工建设。“锦绣中华”的轰动效应导致了后继者追求经济效益的偏向，急于富起来的地区和单位把它当作一种致富手段，过分追求“投资少、见效快”，以至题材重复甚至模仿抄袭。从表1中的名称就可见一斑；其次是规划设计的水平偏低。（甚至缺乏规划设计）由于设计人员对主题的理解肤浅导致了表现方式简单粗糙，不能充分展示主题的文化内涵。（虽然选择开发的主题大部分都采自我国传统历史文化中的精华）许多规划只是将一个个模拟或微缩景点进行排列组合；第三是施工粗糙，不仅缺乏细部推敲，而且很多工程对大的尺度、比例都把握不当，造成一些不伦不类的“怪园”。此外，还有经营方式僵化、缺乏想象力、管理不善、运转不佳等缺陷。尤为不足的是大部分“主题园”中现代科技的应用几乎为零，技术水准还不及一般的机械式游乐园，大大影响了表现力。严格来说，我国目前的“主题园”还不具备完善的主题形态，只是一种端倪的初露。
2．我国主题园的发展方向
主题园形式丰富、内容包罗万象，无论对我国的园林、旅游或是娱乐业的发展都有广阔的前景。但我国毕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目前阶段不论是民众对主题园的需求量，还是政府及企业开发主题园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因而其建设不可脱离国家和地方的发展水平，要注意技术的可能性和经济的现实性。
根据有关统计资料，［b＊］1955年美国洛杉矶Disneylend开放时，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3975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2419．3美元；1983年日本东京迪斯尼乐园开放时，日本国内生产总值达11799．8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9894．2美元；而我国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为3711．7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25美元，据预测，到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可能达到9557．4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只有722．4美元。虽然这两项指标并不能完全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和国民的实际消费水准，但至少可以提示人们，近阶段在中国大陆建设像迪斯尼世界这样大型的主题园，并不是很容易模仿和成功的。因为它背后需要庞大的资金、人才库，以及高科技和传播媒介的支持，而且要有广阔的市场来维持。
根据我国的国情，主题园建设朝小型化方向发展更符合实际，也更易成功。小型主题园往往强调单一主题，虽不及大型主题园内容丰富，但能深入发掘主题的各个侧面，而且投资少、建设期限短，能根据大众趣味的变化而迅速调整方向，有精巧而灵活的特点。实际上，我国现有的真正称得上主题园的也只有小型规模。（“锦绣中华”占地30hm［2］，“中国民俗村”占地18hm［2］，而如今美国开发一个中型主题园在平地上就需要80多hm［2］。
主题园的小型化并不意味着要减少主题的内涵容量，要完善其主题形态仍须发掘主题的深度。我国主题园建设既然受资金、规模、设施种类和技术水平的限制
，则必须在主题开发上扬长避短，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以强调文化精致的手段来改善主题园的商业形象，提高它的品味和教育功能。我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着精致的历史，也正是依赖许多精致的文化载体来体现社会的水准与内涵，主题园作为如今大众文化的传统媒介，有责任继承文化精致的传统，以精致的文化内涵来完善其高层次、互动，并具中国特色的主题形态。目前世界主题园的发展正处于转换期，许多先进国家的主题园已达到饱和状态，正在调整其经营方向；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世界范围内的信息交流更加迅速，不同文化相互了解，相互渗透的机会越来越多；交通的发达更促进了世界性文化旅游的高涨，“娱乐性教育”（Recreational education）已成为主题园发展的新方向，其核心是“相互了解”——不仅了解人类创造的人工物，而且要了解自然的进程、人类与自然共同创造的历史、文化、特别是人类过去因为地域隔绝在地球的不同位置、不同时间里创造的文化。现在世界文化的'格局已从过去以西方为中心演变成为尊重各地区文化的多元中心，发掘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即意味着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我国有着广袤的疆域、雄奇的自然风光、多彩多姿的民俗风情，更有悠久灿烂的文明历史，这些都是主题园开发的不竭源泉，也是展现文化精致的有利手段，利用这些宝藏可以改变我国如今主题园开发中形式类同、题材集中，表现粗糙等的缺陷。
当然，强调文化精致并不意味着主题园都必须以深刻的历史文化为主题，它更强调的是一种对文化的态度——一种反对肤浅、粗糙的传递文化方式的态度，是对主题园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文化媒介的尊重。绝不能因为它的肤浅、粗糙而贯输给游人对文化的简单化、庸俗化，甚至错误的理解。
表1（附图 {图}）
注本表参照华东师大1993年吴杰的硕士论文《人造文化景点开发探析》而列，所搜集项目并不完全。其中许多园（或宫）也只是仅有主题经营的意味，而不是严格意义的主题园。 四、我国主题园发展的精致化方向
1．主题开发
我国目前主题园开发的主题方向主要有：①以传统文化、地域风情为主题，如深圳锦绣中华、中国民俗村。②以历史情境或人物为主题，如北京秦始皇艺术宫。③以神话传说、宗教故事为主题，如山东八仙幻宫、四川丰都鬼城。④以文学遗产为主题，如各地的封神榜宫、西游记宫、大观园。⑤以异国文化和风景为主题，如深圳世界之窗，北京世界公园。⑥以动植物观赏为主题，如深圳野生动物园。这些主题方向的覆盖面呈不算狭窄，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利用也极为重视，但在具体选题时（可参照前表所列主题园名称）却往往有重复和简单化的缺点。这是因为开发者对题材的特点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例如，许多主题园选择那些源自神话传说或古典名著的主题，以为大众耳熟能解即会有吸引力，实际上它们未必都具有游乐特质；有些主题园只选择有代表性的主题，过分强调其教育意义，结果显得呆板严肃，缺乏趣味；有些主题园求大、求全，动辄冠以“国际”“世界”“中华”等前缀，反而给其开发增加负担；还有不少主题园求奇、求怪，渲染题材的耸人听闻，以至走向庸俗甚至恶俗。
我国丰厚的传统文化为主题开发提供了不尽的源泉，但有时也会成为一种障碍和负担。因为传统文化中也夹杂着许多封建时代的糟粕、落后的意识和陈旧的观念，即便是积极向上的内容也未必都适合主题园的娱乐形态和商业包装。主题开发的精致化即是要识别美丑善恶，选择那些既真正能代表我国文化中的精华，又易与主题园的娱乐形态相结合，易于表达、易于辨识及具吸引力的主题。如果没有良好的方式来表现严肃文化的主题，宁可卸去这个重担，去寻找日常生活中浅显有趣的题材，只要认真挖掘和雕琢，也可以表现出精致的文化内涵。
主题园的主题开发是属于开发者（或经营者）所为。目前我国大部分主题园的开发者是民间机构或地方政府部门，他们的素质参差不齐，并且往往因为本位主义而盲目选题、选点，缺乏相互协调。从这点上说，主题开发的精致化还必须依赖高层次的政府和规划部门参与干预、引导方向。最好能分别有国家级、省级和市级机构来管理各层次的主题园和投资，制订开发政策，提供主题选择的咨询和建议等。这样不仅可在题材选择、地点分布上统筹计划，而且能把投资相对集中，用来研究或引进高科技以提高整体技术水平，更重要的是可以把握主题园的品味方向，限制庸俗的题材，改变目前一些主题园文化媚俗的形象，保证其健康发展和走向国际化。 2．规划设计和施工
主题园虽以主题情节取胜，但最终需落实于具体的物质环境，对这个物质环境处理的优劣直接导致主题呈现的优劣，而这处理的最重要部分就是规划设计和工程施工。目前在我国的许多主题园建设中对规划设计都不甚重视，即使重视也缺乏对这一特定专题的深入探索，使不少有创意的主题由于规划设计者无甚匠心和处理手法的呆板僵硬而降低了表现力。而工程施工的不严谨更是极为普遍，甲方要求的都是如何省钱省时，施工单位则在工地上对一些细部要求不严、任意修饰、结果造成整个环境的粗糙简陋、移位变形影响了游憩品质的提高。尤其影响了那类以园林为环境载体的主题园，使游客产生排斥反应，难以沉浸入主题气氛中。因此，不论从主题园的文化生命力还是商业感召力来看，都有必要强调精致的规划设计功夫与工程施工水平。
精致的规划设计要求规划师充分发挥想像力和创造才能，利用各种手段让主题强烈地呈现出来，其涉及的层面除了建筑设计、园林设计、工程设计，还包括经济可行性分析、环境影响评估、游憩心理调查、市场调查等等。我国主题园中有许多是以历史题材为主题的，而真实历史的可看性是有限的，因而规划设计还应寻求一条适合表现我国特定历史文化、能让游客在娱乐中了解历史而又不降低其精神力度和震撼力的途径。本文试根据主题园的规划特质列出四条原则：①特殊性原则——规划设计寻求“不可替代性”，强调呈现主题的独特视角。②饱和性原则——保证足够的信息刺激，重视高潮的安排与充分的情节积累空间。③艺术性原则——提升主题形象的审美品位，以艺术手段渲染主题情境气氛。④有机性原则——不以静态内容来固定主题情节，结构能适应大众需求的变化而汰旧换新。
精致的施工则要求施工人员通过尺度、材料和细部的精确处理完善人和环境的交流，准确传达规划意图。不仅对大的建筑物、雕塑、绿化要认真对待，而且对每一块铺地、每一只园灯、每一个指示牌也不能随意马虎了事，因为它们都是体现主题园精致环境的必要手段。当然，精致的施工绝不是繁琐的工艺堆砌，也不是昂贵材料的拼贴，尤其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它应该是具有简洁、凝炼精神实质，既讲求审美也讲求施工效率的建设艺术。需要甲方、规划师及施工人员之间彼此信赖合作，以对环境的责任感来实现。 3．经营管理
精致的经营管理是指对同主题园相关的一切细节作精心的计划和安排。保护其良好的运作。从广告宣传、货物运输、设施维护到游客路线安排，排队长度甚至工作人员的制服样式等，都进行仔细研究和设计。它包括硬经营与软经营两方面。前者保证主题园的物质环境处于最佳状态，它依赖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先进的管理技术来实现。以美国迪斯尼乐园为例，园内旋转木马的铜把手每夜要拭擦光亮，射击场每天清晨5点要重新油漆，地
面若有烟蒂须于20秒内清扫干净，同时园内各游乐设施点都有摄像机监视其运转是否正常。软体经营的目的则是保证主题园内所有要素处于最佳组合中，建筑、设施、服装、音乐、色彩都是传递主题的媒介，通过它们的良好积极组合，能保持信息的饱和更新频率，使游客不断受到吸引，点燃想象的火花，获得高品质的游憩体验。软件经营比硬体经营更为重要，也更为复杂，它需要在主题园开始规划的同时就加以考虑。例如游客都希望购票入园后多玩几个项目，因此，经营规划须考虑游客的入园时间和在每个项目点的逗留时间，以决定场景的变换间隔、设施的数量及分布等。软体经营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先进的经营观念及相应的经营方式上。再举美国迪斯尼乐园为例，它每天制造气氛的大游行让人人参与其中，随着米老鼠、唐老鸭狂欢，游客因行为和主题情节契合而会留下深刻印象。相应我国许多主题园的经营方式却显得平淡，大多注重静态观赏而少有参与性活动，缺乏游客融入主题情境的机会，自然也就降低了游客的刺激体验深度。这可能是许多主题园难以吸引“回头客”的重要原因。如果说硬体经营的不足还可以依靠时间、人力或技术来弥补，软体经营的精致化则非要经营者殚精竭虑，细致组合每一要素，并以开放的经营方式激发游客的能动体验才能实现。 五、主题园的社会学意义
Millicent Hall在1976年的“主题园：环游世界80分钟”［c＊］一文中详细讨论了主题园兴起这一社会现象，她认为其产生和普及主要是受汽车文明及电视文明的影响，前者影响了人们对速度和动态的追求，是造成主题园前身机械游乐园勃兴的原因，过山车、太空船的疯狂速度象征着汽车文明的标致。而电视文明则直接和主题园的构想相呼应。电视文明的发展不仅加强了主题园内的视听效果展示，其表现的时空感和生活形态也直接和主题园的呈现方式相对应。例如，电视单元每个节目的时间都很短，因此故事情节往往甚多巧合；电视观众每夜收视的节目多达5～6个，从“星际战争”到“昆虫世界”，从“神话传说”到“现实生活”，致使观众的时空感变化频繁。而主题园也是让游客入园后，“可以在一天之内经历18世纪的欧洲、2000年的太空、非洲荒漠、海底世界、童话王国，然后还赶得上回家吃晚饭”。
主题园的电视文明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它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人最强烈的信息冲击，提高了人们接受新鲜事物的效率。但是，这是需要代价的。由于“将时空压缩，并将文化或社会历史上所有的痛苦教训皆过滤而去，也不考虑历史事件发展的逻辑关系”，它在加强信息刺激频率和强度的同时，也失去了表现文化深刻内涵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主题园在本质上是一种非精致的文化。
但主题园又确实承担起了传递文化的重担，而且人们是将其表现的内容作为文化来理解和接受的。尤其是在目前这样的商业社会，俗文化的作用和占据的成分越来越大，它对人们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强，它的一点点失误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都会很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强调主题园作为一种重要社会文化角色的精致责任，这种精致是以不虚伪、不欺骗、不庸俗、不粗糙为根本，并在以基础上追求真善美，尽可能提高文化承载的质与量。即使是纯粹以娱乐为目的的商业推销，也必须保留有让人思考和批判的精神空间，不应对娱乐手段过份夸张而使游客在心理上失去主见和消极被动，至少应暗示人们，除了这种虚幻的方式外，还有其它更真实表现文化的方式，文化本身也还有更深的内涵。这是本文强调主题园需要文化精致的关键。此外，主题园是一种文化商品，商品要被人接受还需要包装，文中所强调的文化精致也包括这种包装，从主题开发，规划设计到工程施工、经营管理，精致的包装是传递文化内涵的物质基础，也是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的重要手段。 注释：
a＊ 主题园的存在环境可以分为非园林类（如室内或地下的娱乐场）和园林类两种，本文侧重对后者的分析，即以园林景观为环境载体的主题园。
b＊ 引自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世界经济年鉴》1991年版。
c＊ 此段中的引用转引自［台］《造园》第三卷，第一期“从狄斯耐乐园中的主题园谈起”一文。
参考书目：
①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
② 《旅游大观——深圳专辑》，中国旅游出版社，1992。
③ 李明字，“从狄斯耐乐园中的主题园谈起”，［台］《造园》第三卷，第一期。
④ 马国馨，“日本的野外博物馆”，《世界建筑》1985．3。
⑤ 李建军，“主题园主题选择与规划设计”，1994年同济大学硕士论文。
⑥ 《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1993。
⑦ Geoffery and Sasan Jellicoe,1987.The Landscape of Man,Thamesand hadson lnc
主题园建设与文化精致原则
一、前言
主题园（Theme Park）是一种以游乐为目标的拟态环境塑造，或称之为模拟景观的呈现［a＊］。它是从游乐园（Amusement Park）演变而来的，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赋予游乐形态以某种主题，围绕既定主题来营造游乐的内容与形式，园内所有的色彩、造型、植栽等都为主题服务，成为游客易于辨认的特质和游园的线索。
主题园是一个非日常的舞台化世界。美国迪斯尼乐园（Disneyland）最早开创了这种形式并带动了它全世界的普及，而我国于1989年开幕的深圳“锦绣中华”，则创建了一个汇集我国风光名胜并具传统特质的“小人国”，标志着我国主题园发展的起点并成为一个成功的代表。目前国内主题园建设方兴未艾、反响热烈，然而却多基于商业的.观点和目的，忽略了许多历史背景及文化传统内涵的承载，规划设计和经营管理也多粗糙和缺陷，长此下去势必会渐渐失去其魅力。
主题园不仅仅是一种游乐方式和商业手段，它还是一种文化形态，因为它具有解释文化的功能。如何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文化特点来发展这种在西方背景下产生的文化形态，是本文研究的目的。 二、主题园的产生及发展
1．游乐园的兴衰
游乐园是主题园的前身，它的形式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罗马时代的集市杂耍，在当时的目的是通过音乐、舞蹈、魔术表演、博彩游戏等手段来营造热闹气氛、娱悦公众及吸引顾客。这种吸引人的媒介随着贸易形态的转变，逐渐演变成专门的户外游乐场地。17世纪初，欧洲兴起了以绿地、广场、花园与设施组合再配以背景音乐、表演和展览活动的娱乐花园（Pleasure Garden），这可称为游乐园的雏形。它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加入了一些机械游具，至1937年的纳也纳世界博览会，其中展示的乘驰（Rides）及多种机械娱乐设施使得世界各地的游客为之一惊，随后各地纷纷效仿，使气氛温和轻松的娱乐花园最终转变成了以机械游具为特色，追求喧哗刺激的游乐园。
游乐园理念很快由欧洲传至美国，1845年在纽约市辟建的Vauxhau Garden是美国游乐园的起点标志。随着19世纪末机械及工艺技术的突飞猛进，机械工业大举进军娱乐业，使游乐园彻底抛弃了表演和游人自娱的形式，转而完全依赖机械设施来满足游人对刺激的需求。尤其是1893年George W・Gale Ferris 所发明的大转盘（Ferris Wheel）在芝加哥纪念哥伦布的博览会上使用后，更刺激了游乐园朝设置大型、惊险性机械游具方向发展。美国成为世界游乐园发展的先锋，新的游乐园如雨后春笋般到处成立，1910～1930年是机械游乐园的黄金时代，30年虽遭经济大萧条（The great.Depression）的影响，大多数游乐园仍能支撑下来。
真正导致游乐园危机的是二战后的科技发展和经济繁荣。随着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人们的游憩偏好也发生了改变，一部分人开始厌倦被动的机械游乐方式。而汽车工业的蓬勃发展导致了交通形态的改变，私家车拥有量的增多使人们可以到离家更远的地方去娱乐度假。游乐园的游人量开始急剧下降，游乐园主为保持赢利只好减少设备更新及管理的人事费用，甚至停开机械、缩短营业时间，由此造成的恶性循环更使游乐园的品质下降，其竞争力开始不如其它娱乐行业如电影院、溜冰场、赌场等。同时，随着城市不断向外扩展，地价及相应税收的上涨也使许多游乐园主纷纷把原位于市郊的游乐园改建为购物中心或住宅，以期获得更高利润。到50年代中期，美国只剩下极少数的游乐园还在苦撑中经营。 2．主题园的兴起
游乐园的衰落并不意味着人们对娱乐需求的放弃，只不过他们需要一种全新的、与时代相符的娱乐形态。电影动画师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顺应
[1] [2] [3] [4] [5]
2012年02月13日 10时12分，《英语网:英语论文：浅论《红楼梦》英译本中的意义翻译与文化取向[1]》由出国英语编辑整理.
论文关键词:红楼梦文化信息意义翻译文化取向
论文摘要:翻译就是翻译意义。“意义”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既包括概念意义也包括文化内涵、感情色彩及文体风格等（刘实庆，北京:1999 8.).现通过《红楼梦》中富含中华民族文化信息的词汇和段落的翻译所采取的“归化”与“洋味”表现形式的比较，论述了意义翻译的丰富内涵和保特翻译的文化取向的意义.
翻译要译什么?翻译就是译意.巴尔胡达罗夫从话语语言学角度，指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在保持内容方面也就是意义不变的情况下改变为另一种语言的言语产物的过程”西方现代翻译理论的杰出代表、翻译研究中的社会符号学派人物奈达则认为(1974): “Translating m eaning implies translating the total significance of messages in terms of both its lexical or prepositional context and its rhetorical significance.”语言研究的系统功能学派明确地指出译文必须与原文在多层意义上对等:翻译的对等不能建立在一种意义通常是概念意义的基础上，在寻求两种语言的语篇概念意义对等的同时，还必须寻求两种语言的语篇在表达讲话者的态度、动机、判断、角色等人际意义，以及在表达媒介、渠道、修辞方式等语篇意义上的对等。一般情况下，好的译文需要在这三种意义上都与原文对等.在语用学家看来实现翻译的目标，即达到译文与原文等值或等效十分困难，根源在于译文要求与原文在多层语义平面上对等。对翻译就是译意这一命题，我国另一些学者作了同样精辟入理的论述。柯平认为，译文应“在保证特定上下文中最突出或最重要的意义优先传译的前提下应尽可能全面地传达其他有关意义”。论文论文参考网金岳霖早就认识到意义翻译内涵的丰富性，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译意译味”之说。他认为翻译除译意，还得译味，而且“译味麻烦得多。味包括种种不同的趣味与情感，而这些又非习于语言文字的结构而同时习于引用此语言文字的历史环境、风俗习惯的人根本得不到”。
意义翻译的内涵极其丰富，翻译所要处理的意义是个多维的概念，译文需在多层平面上与原文相等，否则，则失“信”.英国语言学家Geoffrey Leech在Semantics中，将最广泛的“意义”划分为七种同的类型:概念意义、内涵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反映意义、搭配意义，主题意义，并把后六种意义统称为联想意义。一般而言:概念意义，即所指意义是用词语来表示某一客观事物、某一思想概念时所获得的意义，是词语自身的，处于静态的抽象意义，不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明确性，即通常词典上所标出的意义。而联想意义则指人们在使用语言时附加给语言的一种语言之外、人体感觉以及社会行为方面的意义，通常产生于人们的感情和想法之上。因而这种意义带有隐性特点和主观色彩，常常隐含于所指意义之内，语义表达突出语境因素、关系因素、文化因素，强调个人感受，准确含义不易确定。它显示特定语言集团的社会文化特征。这种特征反映的是某一社团全体或大多数成员对某一事物的共感和同知，它所提示的隐蔽在显性的物质文化层、风俗制度层和观念文化层中的`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心理现实，是词语的文化内涵意义，是词语在读者意识中依据自己的文化知识基础，在特定的语境中，对一个词所产生的某种特定感受。
语言是社会意识与文化传统的载体，而翻译就是两种文化的对话。文学翻译就更是如此，它不仅要将语言信息转换到译文中去，而且应将译出语语言所包含的文化移植到译入语中去。正如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约翰所说，“特定的社会的语言是这个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每一种语言在词语上的差异都会反映使用这种语言的社会的事物、习俗以及各种活动在文化方面的重要特征。”在译文中应力求保留原语文化、引入清新活泼的表达法。翻译的这种文化取向与翻译中的死译、硬译压根儿是两码事。在英、汉语中有相当一批词语虽指称意义相同，但语用涵义相差悬殊甚或截然相反，这时若一味直译，则不可避免地严重歪曲原意。翻译时保持高度的文化意识，并以其指导我们对译语形式的选择。
《红楼梦》是我国18世纪的一部著名长篇小说，由于其深厚的文化历史内涵和高超的艺术成就，使之成为我国文学领域的经典作品，享有崇高的地位。书中涉及官制、家风、宗教、礼仪、园林、服饰、诗文、饮食等等，无所不包。因此，要把《红楼梦》这样一部代表中国文化背景的鸿篇巨著翻译成代表西方文化的英语所遇到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在文化方面。《红楼梦》月前有十余种外文译本，其中有两个版本影响较大:一是中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翻译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另一种是戴卫.霍
2012年02月13日 10时12分，《英语网:英语论文：浅论《红楼梦》英译本中的意义翻译与文化取向[1]》由出国英语编辑整理.
霍克斯(David Hawks)和约翰.敏福德(John Minford)合译的Thr Story of the Stone。如何在译文中准确传递语言表面的概含意义和语言深层次的联想意义，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霍克斯有着各自不同的方法。
一、保留原文形象的异化翻译
尽管英汉两种语言之间有着许多差异，但不同的文化和人文环境还是可以赋予词语以相同的联想意义。而且随着中西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交融，英汉两种语言逐渐呈现出趋同的趋势。英语和汉语中有些词语不仅在内容和形式上对等，并具有相同的涵义，在译文中直接使用原语的形象，对于保留原文的形象和传达原文的涵义无疑是最佳的一种方式。
例二“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第三回)
杨译:“She doesn’t take after her father, son-in-law of our Old Anoestress, but looks more like a Chia.…”
霍译:…She doesn’t take after your side of thefamily Grannie. She’s more like Jia.…”
从原文中我们知道，王熙凤称贾母“老祖宗”一来是讨好贾母，二来是表明贾母在贾家的地位身份。因此“老祖宗”一词在原文中并非是一般意义下的“老奶奶”，而是有着特定的内涵意义。霍译“老祖宗”为“Clrannle n r从所指层面来看，其信息在原文和译文中是等值的，而在语用层面上，与原文信息差别很大，不够忠实。而杨译将“老祖宗”译为“Old Ancestress ”,既表明了原著中贾母在贾家有权威、受尊敬，又保留了中国封建社会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的民族色彩。
例2“…因贱荆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无人依傍教育，前已谴了男女船只来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未及行…”
杨译: She has sent two boats with male and female attendants to fetch the child…”
霍译:“…and she has already sent some of her folk here by barge to fetch her away…”
男尊女卑、男女有别的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思想体系的一个特点。本例句中林如海说“贾府谴来男女船只来接黛玉”，反映当时男女之间授受不亲的社会习俗。杨译忠实地传达了原文的意义，反映了当时的文化背景。而霍译则发挥创造的成分似乎多了一些，也不够忠实于原文。
美籍意大利裔学者Venuit高举解构主义大旗，在《译者的隐形》一书中，对归化翻译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力创异化式或阻抗式翻译(resistant translation)，以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Venuit认为翻译要“偏离本土主流价值观，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差异” (Venuti.2001: 240)。后殖民翻译学者Robinson认为，“一个‘好’的译本总是要保留原来‘外语’文本中的某些有意义的痕迹”。从历史上讲，这种观点与‘直译’和‘字译’相关联，只是没有直译派那么极端，因为它并不坚持在翻译中略守原文句法序列中个别词语的意义，但却坚持要保留原味。Robinson 1997:有异国情调”，“必须兼顾两面，存着原作的丰姿。”好的译文“必须一当然力求其解，一则保。
以上几个例句可以表明，杨宪益夫妇的译本，在处理词语的过程中如实地保留了原文的内容，既展示了原语的形象，又让外国读者领略了2012年02月13日 10时12分，《英语网:英语论文：浅论《红楼梦》英译本中的意义翻译与文化取向[1]》由出国英语编辑整理.
rface fll be your side. When the autumn leaves fall I shall bid you adieu For our marriage must ertd when the summer is through Jia Zhen thought that the answer must be a bamboo wife as they call those wick work cylinders which are put between the bedclothes in summetime to make them cooler.
宝钗的谜底是竹夫人，该物用竹蔑编制，圆形，有孔，透风，睡觉时抱着取凉。这是中国特有的器物，原语文化的成员能够理解基于这种器物生发的文化含义，而目的语文化成员没有这种器物的经验，也就难以理解这种器物所关联的文化含义。就宝钗的灯谜而言，由于缺少关于竹夫人的经验，英文读者不可能根据谜底猜到谜底，进而 更不可能理解其中关于宝钗的命运的信息。霍克斯教授在译文这中加入竹夫人形状的描述，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是使目的语读者能够获得最大程度的等值信息，即使他们也能认识到竹夫人是宝钗命运的不详之兆。
二、改换原语形象的归化翻译
有些汉语词汇如果采用直译处理，在译入语中会产生语义空白或歧义。如果译入语中有相当或相似的形象词汇，则可以采用译入语中的形象来表达原语的意义。
例4.二十年前，他们看承你们好，如今是你们拉硬屎，不肯去就合他，才疏远起来(第六回)
杨译本:Twenty years back they treated you not badly. Since then of course you’ve been too pig-headed to go near them, so that now you’ve drifted apart.
“拉硬屎”是一个极为形象的、平民化的汉民族俗语，表示做某件事情虽力不从心，但碍于面子又硬要做，有“愚倔”的喻义。如果简单直译“拉硬屎”，不仅译文中产生语义空缺，甚至还会令读者有翅靛不雅的感觉。译者处理这个词语时，除去原语中的形象比喻，选用了英语语义相当的pig headed意译“拉硬屎”，使原文处世不灵活，碍于面子不肯屈就”的内涵意义表现得独特、到位。
论文论文参考网 例5.今既入了这园，在遇见湘云、香菱、芳蕊等一干女子，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二语不错(第六十二回)
杨译本:Coming here now and meeting I-Isiang-ling, Fang-kuan , Jur-kuan and the other girls，it was a genuine case of“like attracts like”or“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中的“人”为实指，是实实在在的有生命的人;“物”为虚指，到底是什么“物”，读者不得而知。译者翻译这句俗语时，将汉语中的实指的“人”虚化成可指人又可指物的“like“，而把虚指的“物”具象成了“birds”。实变虚，虚变实。译者在虚实之间以译入语读者熟悉的形象比喻将原文生动而准确地传达给他们。
三、舍弃原语形象的归化翻译
汉语中有不少带有浓重的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词语，用上述的几种译法都无法确切地传达原文的意蕴。为了使译文更具有英语韵味，译者根据语言文化的需要，遵循了“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 (郭建中.2000: 181)
“在透彻理解原语的基础上，用简洁生动的语言译出原语的含义，尽可能缩小译语与原语对各自读者所产生的语义联想和艺术感受的差距。”（2001:152)但是舍弃原语的形象实在是不得以而为之的一种手段.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红”的翻译。“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阳光、幸福、热烈、繁荣、运气、闺阁等，在现代则更具有革命的意义，而在英语中则缺少这些象征的意义，2012年02月13日 10时12分，《英语网:英语论文：浅论《红楼梦》英译本中的意义翻译与文化取向[1]》由出国英语编辑整理.
，也是考虑到《石头记》这个名字本身的故事性，强调了作者无才补天的自怜，但却失去了“红楼”，失去了“梦”，削弱了由题目引起的社会意义的联想，给内容涵盖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
另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关于女主人公林黛玉的译文处理。林黛玉的住处是潇湘馆。对于这个住所的名称，作者可是煞费苦心。潇湘馆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韵味，不但有泪痕斑斑的潇竹，预示着林黛玉的秉性和坎坷的爱情悲剧结局，而且从中可以看到舜帝之二妃哀悼舜帝苍梧之死的优美中国神话的影子。可这一名称所引发的联想和感情触动，极大地提高和加强了林黛玉的形象。就像肖像画的背景一样，潇湘馆成了林黛玉这个形象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名称，霍克斯把“潇湘馆”译成了Naiad’s House. Naiad是希腊神话中的水泉女神，住在河流、湖泊和泉水中，被描写成美丽、快活和仁慈的人物。和其他仙女一样，她们虽然不能长生不老，但寿命极长。既然对潇湘馆做了这样的处理，就只好把林黛玉的绰号。
“潇湘妃子”译成River Queens霍克斯把他认为英文读者无法理解的东西，用西方文化取而代之，于是终日忧伤洒泪的潇湘妃子在这里就成了快活仁慈的水底女神。霍克斯也以牺牲原语文化为代价赢得了英文读者的青睐。
五、音译或归化翻译加页脚注释
这种处理方法在杨译本中较为常见，其目的是兼顾“名从主人”原则和便于读者理解。全书共加页脚注释70多条。
例6.“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气
杨译:She looked more sensitive than Pikan , more delicate than His Shih.
1. A prince noted for his great intelligence at the end of the Shang Dynasty
2. A famous beauty of the ancient kingdom of Yueh.
霍译:She had more chambers in her heart than the martyred Bi Gan; And suffered a tithe more pain in it than the beautiflll Xi Shi.
“比干”“西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在普通汉语读者心目中一个是智慧的象征，一个是美女的象征。杨译本为了让英语读者领会其深层的文化意韵，先采用意译的手法，说明黛玉聪明无比，且病弱娇美胜过西施。然后以加脚注的方式介绍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让英语读者充分了解传说中“比干”和“西施”的深刻内涵.从而达到文化信息的移植。这种变通的手法使译文既表现原文又达意。而霍译采用直译的手法但并没有加注补义，这样，原语文化信息难免遗失，读者也会如坠云雾，更谈不上达意。
总之，翻译，如果还是翻译，必须咬住原文“意义”不放，必须忠实于原文，过于归化的译文语言，不仅产生对原文语义的截流，有时甚至还会扭曲原文含义司显柱。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建立了自己的文化体系，由于人类思维和认知的共性与客观事物的某些类似属性和各民族文化传统的个性、自然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等的相异性，同一理性要领意义在不同文化民族心理可产生不约而同、或相去甚远的心理联想和心理现实，而一些概念意义不同的词语或与外在现实相异的事物或行为也可在不同文化的民族心理生成相同或相似的心理现实。在语际转换和跨文化交际中，只有恰当、有效地将这种隐藏在不同民族文化深层结构中的隐性部分传递出来，才能使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达到心灵上的沟通。
从文化交融的角度来看，“既然翻译的任务是要尽可能地传达原文的艺术信息，形象转换就仅可作下策，不得已而为之。如果一味地执着于传统的心理、语言习惯，必然会导致堵塞文化交通的通道，损失原文信息，这是有悖于翻译在文化交融中的使命的”。译者应当尽可能地保留原语文化的特色，让译文保留原文的原汁原味，最大程度地减少因为译者的介入而引起的文化损失。
2012年02月13日 10时12分，《英语网:英语论文：浅论《红楼梦》英译本中的意义翻译与文化取向[1]》由出国英语编辑整理.
[ 结 束 ]
我们猜您可能喜欢以下文章： 2011年英语:初一积累新英语900句——谈论语言今年英语:英语四六级考前30天考生最关注的问题解今年英语:英语论文：论析阐释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英语网:英语论文：浅论《红楼梦》英译本中的意义翻英语:英语论文：从知识管理论析翻译中文化信息的失英语网:英语论文：论析影视字幕翻译中跨文化信息的2011英语:英语论文：介词短语在句中分析与翻译的实英语:英语论文：从目的论视角探讨知名汽车商标在过英语资源网:英语论文：外事翻译管窥兼谈外文翻译的英语:英语论文：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和语用推理[1]
★ 长恨歌主题争论
★ 白居易 长恨歌
★ 长恨歌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