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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权力结构中的家族因素
[提要] 在农村经济改革中复苏的家族，借助村民直选的制度渠道成了影响农村权力结构的社会因素。通过案例分析与比较，本文揭示了家族结构（房族结构）对村庄的权力配置的均衡作用，揭示了农村资源的重新配置、村民选举的实际结果对党支部、村委会与家族关系格局的深刻影响。具体地，在党支部威信高、村委会权力也到位的村庄（“党强村强”），家族一般能够与村支两委结成良性互动关系；在“党强村弱”的村庄，党支部在控制村委会的同时也控制了家族社会资本；“村强党弱”的村庄，恰恰是党支部不能从家族关系中提取社会资源，而村委会获得了这种社会资本，从而能够扮演村民利益看护人的角色；至于“党弱村弱”的村庄，既有可能出现家族暴政，也有可能出现三者共弱的局面。对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研究，不能忽略的一个社会因素就是家族。传统乡土中国的家族，是包含了家族经济、家族权威、宗法制度及道德教化等要素在内的.民间社会形态。当中国跨入现代门槛之后，家族就像一条旧式的“辫子”而遭受奚落。然而，在20世纪末中国农村非集体化改革过程中，这条发黄了的“发辫”又晃荡起来，家族观念仿佛招魂式地盘旋乡野。
对家族问题研究，笔者的焦点就是家族对农村权力结构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本文试图从民间社会（civic society）的视野，通过案例比较分析，分析当代中国农村家族、党支部和村委会三者的互动关系，从而揭示宗族对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影响。
一、家族：晃荡的“辫子”
1、家族是条什么样的“辫子”？
当我们蹲在乡下观察农民的社会生活，家族这条旧式的“辫子”就会晃荡在眼前。中国80年代初兴起的农村改革，使农民家庭成了自主经营的社会经济单位；90年代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又进一步地确立了农民相对独立的市场竞争地位。这就为包括家族在内的乡土民间社会复苏注入了活力。破碎了的家族组织在重新拼接，发黄了的家族记忆在重新建构，古旧的家族仪式在重演。无论如何，家族这条拖入现代社会的“发辩”被重新梳洗和编织，这多多少少体现了乡土民间社会的特征。而当下的乡土民间社会具有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社区自闭。乡土民间社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都不能跨越村落的界限。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在城乡之间的自然流动。这种社会政策强化了农民与村落社区的依存关系，使得农村社会一切组织的发展都限制在村落这一狭小的空间，促成了“社区自闭”的格局。
第二，民间边缘。农村传统民间组织包括家族、会社、协作单位等，如不被纳入国家的控制，就被边缘化。伴随民间社会边缘化的，就是国家自上而下地在农村另建一套组织体系如50年代的农会、合作社、人民公社；60年代以来生产大队、生产队等，80年代的村委会、党支部等。这些纳入了国家控制范围的村级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反映了乡村社会“被国家化”的发展过程。因此，农村正式组织的“国家化”与村落民间的边缘化是相拌而随的。
第三，家庭本位。乡村民间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家本位意识抑制了农民的个人权利观念。而以“包产到户”为起点的农村经济改革，使农民家庭成为一个生产经营和消费单元，进一步强化了农民的家庭本位意识。因此，农村民间社会的细胞是家庭这个私域，乡村民间社会无不浸透了家族文化。中国农村家庭本位的特性，使得民间社会在中国乡村的发展路径，既不同于西方公民社会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中国城市公民社会的发展途径。然而，蓬勃发展市场经济正在稀释农民的家庭本位意识。
中国农村的家庭本位观念，既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这就是小农经济必须以家庭及扩大的家庭DD家族来组织农业生活、抗御自然灾害、保护家庭的安全；也有深厚的村落家族及家族道德文化来支持，这种村落家族及宗族文化建构了农民心理归属感或文化安全感。尽管村落家族经受了长期的“冰冻处理”，家族的原有资源也几乎被掏空，但家族文化的社会土壤并没有触动，也就很难从农民的心灵深处拔除这种文化认同的根脉。[1]
当然，国内学者对村落家族文化的评价褒贬有之，贬之者众。归纳而言，当下对家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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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二元权力结构论
摘 要:根据作者第一手调查资料,紧密结合广东农村撤区设村、统一实施《村委会组织法》的改革实践,从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着重分析了村民选举后村委会与党支部的权力关系及其变化。认为,直接公开的村民选举导入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权力,促使农村权力关系从一元权力结构向二元权力结构的转型。在现行的宏观政治框架内,建立在权力资源配置多元化和权力来源渠道二元化基础之上的农村党政关系,通过“两票制”和“二选联动机制”把村民选举的制度机制同时引入村委会与党支部建设,有助于“完善党的领导-发展村民自治”双赢目标的实现。
中国自1988年推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内容的基层直接民主取得了实质进步。然而,村民选举制度的导入对基层党组织的权力产生了什么影响?在村民自治的新形势下,党支部与村委会(以下简称“村支两委”)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笔者分析的焦点问题。本文从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利用第一手调查资料和前期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进行经验性研究。
一、 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
在当代中国村级组织中,村支两委是最重要的正式组织。这种“正式组织”的基本特征,就是经由政府认可并纳入了国家治理体系。农村的其他组织,实际上都是可以看成是村支两委的“配套机构”。
建国50年来,中国农村组织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形态。土改时期的农会,合作化运动中的`乡(村)政府,合作化后期的高级社,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大)队,撤社建乡后的村委会等等,都是国家在农村建立的正式组织。无论它们以何种形态出现,其共同特征是:(1)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建立,(2)被纳入国家权力控制范围。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的立废变革,反映了农村不断被纳入国家权力范围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所谓农村国家化的过程。农村国家化与农民政治化的结果,就是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铺就一条自上而下的行政轨道,国家的计划、任务、政策等由此可以贯彻农村,直达农户。农民也可以借此向上诉求利益。
当我们聚焦于农村正式组织的权力结构时,不难得到这样一个总体性判断:中国农村的权力结构是一种党政二元权力结构。①在笔者看来,权力是以资源占有为基础、以合法的强制为凭借、以一定的制度为规范的社会支配能力。权力结构就是权力的资源分配模式、来源渠道、运行规范、支配力的强弱割据等结构要素的有机组合。②根据这个理论视野来透视,中国农村权力关系变化的基本特征,就是自下而上的村民选举制度打破了过去单一的权力来源模式―――自上而下的授权。因此,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着这样的政治变迁,即从以单向授权为基础的一元权力结构向双向授权为基础的二元权力结构转型。
1 权力资源的分配模式及其转变
权力资源是权力主体影响权力客体行为的资本或手段。财富、职位、声望、威胁都可以成为权力的资源。[1](P72～76)尽管权力资源不等于权力,但缺乏资源意味着权力支配能力的弱化。[1](P47)按照吉登斯(An thonyGiddens)的观点,[2](P8～9)可以把权力资源划分为两类,一是配置性资源即经济资源;二是权威性资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所谓“乌纱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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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二元权力结构论论文
摘 要:根据作者第一手调查资料,紧密结合广东农村撤区设村、统一实施《村委会组织法》的改革实践,从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着重分析了村民选举后村委会与党支部的权力关系及其变化。认为,直接公开的村民选举导入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权力,促使农村权力关系从一元权力结构向二元权力结构的转型。在现行的宏观政治框架内,建立在权力资源配置多元化和权力来源渠道二元化基础之上的农村党政关系,通过“两票制”和“二选联动机制”把村民选举的制度机制同时引入村委会与党支部建设,有助于“完善党的领导-发展村民自治”双赢目标的实现。
中国自1988年推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内容的基层直接民主取得了实质进步。然而,村民选举制度的导入对基层党组织的权力产生了什么影响?在村民自治的新形势下,党支部与村委会(以下简称“村支两委”)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笔者分析的焦点问题。本文从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利用第一手调查资料和前期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进行经验性研究。
一、 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
在当代中国村级组织中,村支两委是最重要的正式组织。这种“正式组织”的基本特征,就是经由政府认可并纳入了国家治理体系。农村的其他组织,实际上都是可以看成是村支两委的“配套机构”。
建国50年来,中国农村组织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形态。土改时期的农会,合作化运动中的乡(村)政府,合作化后期的高级社,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大)队,撤社建乡后的村委会等等,都是国家在农村建立的正式组织。无论它们以何种形态出现,其共同特征是:(1)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建立,(2)被纳入国家权力控制范围。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的立废变革,反映了农村不断被纳入国家权力范围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所谓农村国家化的过程。农村国家化与农民政治化的结果,就是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铺就一条自上而下的行政轨道,国家的计划、任务、政策等由此可以贯彻农村,直达农户。农民也可以借此向上诉求利益。
当我们聚焦于农村正式组织的权力结构时,不难得到这样一个总体性判断:中国农村的权力结构是一种党政二元权力结构。①在笔者看来,权力是以资源占有为基础、以合法的强制为凭借、以一定的制度为规范的'社会支配能力。权力结构就是权力的资源分配模式、来源渠道、运行规范、支配力的强弱割据等结构要素的有机组合。②根据这个理论视野来透视,中国农村权力关系变化的基本特征,就是自下而上的村民选举制度打破了过去单一的权力来源模式―――自上而下的授权。因此,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着这样的政治变迁,即从以单向授权为基础的一元权力结构向双向授权为基础的二元权力结构转型。
1 权力资源的分配模式及其转变
权力资源是权力主体影响权力客体行为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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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从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框架，主要根据笔者第一手调查资料，紧密结合广东农村撤区设村、统一实施《村委会组织法》的改革实践，着重分析了村民选举后村委会与党支部的权力关系及其变化。本文认为，直接公开的村民选举导入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权力，促使农村权力关系从一元权力结构向二元权力结构的转型。在现行的宏观政治框架内，建立在权力资源配置多元化和权力来源渠道二元化基础之上的农村党政关系，通过“两票制”和“两选联动机制”把村民选举的制度机制同时引入村委会与党支部建设，有助于“完善党的领导-发展村民自治”双赢目标的实现。
中国自1988年推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内容在基层直接民主取得了实质进步。然而，村民选举制度的导入对基层党组织的权力产生了什么影响？在村民自治的新形势下，党支部与村委会（以下简称“村支两委”）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笔者分析的焦点问题。本文从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利用第一手调查资料和前期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进行经验性研究。
一、 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
在当代中国村级组织中，村支两委是最重要的'正式组织。这种“正式组织”的基本特征，就是经由政府认可并纳入了国家治理体系。农村的其他组织，实际上都是可以看成是村支两委的“配套机构”。
建国50年来，中国农村组织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形态。土改时期的农会，合作化运动中的乡（村）政府，合作化后期的高级社，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大）队，撤社建乡后的村委会等等，都是国家在农村建立的正式组织。无论它们以何种形态出现，其共同特征是：1）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建立，2）被纳入国家权力控制范围。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的立废变革，反映了农村不断被纳入国家权力范围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所谓农村国家化的过程。农村国家化与农民政治化的结果，就是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铺就一条自上而下的行政轨道，国家的计划、任务、政策等由此可以贯彻农村，直达农户。农民也可以借此向上诉求利益。
当我们聚焦于农村正式组织的权力结构时，不难得到这样一个总体性判断：中国农村的权力结构是一种党政二元权力结构。[1] 在笔者看来，权力是以资源占有为基础、以合法的强制为凭借、以一定的制度为规范的社会支配能力。权力结构就是权力的资源分配模式、来源渠道、运行规范、支配力的强弱割据等结构要素的有机组合。[2]根据这个理论视野来透视，中国农村权力关系变化的基本特征，就是自下而上的村民选举制度打破了过去单一的权力来源模式DD自上而下的授权。因此，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着这样的政治变迁，即从以单向授权为基础的一元权力结构向双向授权为基础的二元权力结构转型。
1、权力资源的分配模式及其转变
权力资源是权力主体影响权力客体行为的资本或手段。财富、职位、声望、威胁都可以成为权力的资源。[3]尽管权力资源不等于权力，但缺乏资源意味着权力支配能力的弱化。[4]按照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观点，[5]可以把权力资源划分为两类，一是配置性资源即经济资源；二是权威性资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所谓“乌纱帽”。
人民公社时期的产生大队，虽然在形式上也有党政之分，而实质上是以“党的一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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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权力因素在思想政治教学中的作用
文/周锦辉
摘 要：从非权力因素的作用这个角度，通过教师以高尚的师德引导学生，以渊博的知识熏陶学生，以效仿的榜样感化学生，以丰富多样的活动激发学生，使思想政治课教学取得良好的效果。
在思想政治教学中，有两大因素在发生着作用。一类是“权力性因素”,主要包括教师的身份、职位、资格、权力等因素，这些能给学生强制性影响；另一类是“非权力性因素”,主要包括教师的品德、学识、才干、技能等，这些能给学生自然性影响。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教师往往只重视权力因素，而忽视非权力因素。诚然，这两类因素都对学生产生作用，但非权力因素对学生的影响力、作用力绝不可小视。如果“非权力因素”出现了偏差，势必会影响“权力因素”的活动质量。本文从非权力因素的作用这个角度，提出自己肤浅的见解，以求同行的指正。
一、以高尚的师德引导学生
教育心理学认为，中学生正处于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的重要时期，是长知识、长身体的黄金时代，可塑性和可变性大，模仿性强，而教师的言行举止对学生具有强烈的示范性，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成为学生效仿的榜样。为此，教师应以高尚的师德引导学生。
首先，教师要身先士卒，严于律己。我国古代著名教育家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教师在平时就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做到身正为范，以人格的魅力来影响、感化学生。同时，要积极引导学生对周围的人，包括父母、亲戚、邻居、同学、伙伴等，进行全面的观察、分析、辨别和评判，明白“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道理，并确立学习的榜样。
其次，教师要热爱学生，平等待人。要使学生乐于接受教育，教师和学生就要建立起尊师爱生、民主平等、教学相长的新型师生关系。尊师爱生是指学生对教师的尊敬和信赖，教师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尊师与爱生是师生互动的基础。民主平等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在科学知识面前，地位是平等的，在法律和人格上也是平等的.，师生双方目标一致、利益一致、地位相同。教学相长是指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应相互促进、相互配合，彼此推动，教学过程是师生互动的交往过程。()所以，教师应热爱学生、关心学生、爱护学生，以公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学生，用真挚的情感温暖学生。
二、以渊博的知识熏陶学生
俗话说：“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要有一桶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知识的更新，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身负“既要教好书，又要育好人”重任的思想政治教师不仅要系统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等教育理论和自己所任教科目的专业知识，还要掌握广博的文化基础知识，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运用语言的感染力和机智灵活地处理问题的能力。
一般说来，教师的能力强弱、工作成效大小在很大程度上与知识水平成正比。教师学识渊博，业务精深，面对复杂多样的学生，就能应付自如，有的放矢，因材施教，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例如，对优秀生，可以采取难题共商法、小组讨论法、指导学习法、上台演讲法、实践调查法等。对中等生，可采用“比、学、赶、超”的方法激励他们进步。对后进生，可针对不同类型，分清其“后进”的原因，是属于智力方面的，还是属于非智力方面的，因人施教，具体对待。实践证明，教师学识渊博，业务精深，就能对学生起熏陶的作用，就能科学地教书育人，从而达到以才育人。
三、以效仿的榜样感化学生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对学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思想政治教师要善于提供效仿的榜样，尤其应注意榜样的正面教育作用，充分发挥榜样的激励导向作用，这对学生的学习成长尤为重要。
学生在学习生活中常常以最尊敬、最敬佩的人为榜样。革命领袖、中外名人和科学巨匠、先进人物，青少年喜欢学习和模仿他们，希望自己将来也能有所作为、建功立业，成为传奇人物。在教学中，教师应抓住学生的这一心理特征，恰如其分地启发、激励、诱导学生向他们学习，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习惯和优秀的道德品质，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以保证他们勤学好问、健康成长。同时，教师必须树立典型，表扬先进。因为学生身边的榜样更具体，更具有实力，更具有说服力。教师要及时给予表扬、肯定，并且在学生当中极力宣传，扩大影响。有了榜样，良好的学习才能尽快形成，思想政治教学也会因此更加充满生机，充满希望。
四、以丰富多样的活动激发学生
在思想政治教学中，教师要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必须改变过去枯燥无味的单一教学模式，加强教学方法的研究，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教学活动。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要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计算机辅助教学、网上教学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善于利用漫画、诗歌名句、典型事例等生动活泼的教学素材，积极开展小组讨论、竞赛、辩论、演讲、小品等教学活动，使抽象的内容形象化，变得易于理解，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努力提高课堂教学实效。在课外时间上，教师要克服片面追求分数的倾向，把学生从沉重的学业负担中解放出来，放手让其组织和参与各种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集体活动，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去思考、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使学生在有益的社会实践中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培养良好的思维能力，更好地投入到学习中去。
总之，思想政治教师的非权力因素，是一种内在的潜能和素质。如果说权力因素是一种“硬”的方法，那么，非权力因素则是一种“软”的方法。在思想政治教学中，教师要善于运用这两种方法，“软”“硬”兼施，有机结合，就一定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非权力因素的作用。
（作者单位 福建省泉州市德化五中）
★ 面试中的无形因素
★ 联合体协议书权力
★ 中动结构的界定
★ 家族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