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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手艺散文
一、乡村的红薯粉条
家乡盛产红薯，冬天，是加工红薯粉条的最佳季节。如果这个时候你到乡村走一走，一定会为路两旁绵延不绝的晾晒粉条的风景所吸引。
制做红薯粉条是个很费力气的活儿，一般都是几户合伙才能干得了。他们的分工非常明确：有和红薯粉芡的，有烧火的，有端瓢子下粉条的，有从锅里捞粉条的……和粉芡是个基础活儿，需要好几个人一起干：只见他们系好围裙，撸起袖子，在一只圆形的搪瓷大盆里倒入粉芡、明矾和温水，“呼哧呼哧”地搅和起来。和得差不多的时候，下粉条的师傅就会抓起一把粉芡泥，反复地进行试验，直到它们能顺畅地从指缝中流出来。
我觉得制做粉条技术含量最高的，就是下粉条的那份活儿了，而且也最累人。技术不够精湛的话，粉条就会变得粗细不等，而且常常会从中间断裂，影响品质。如果技术好的话，一瓢粉芡可以下成一根长长的完整的粉条，就像做拉面一般。当粉芡和到软硬适中以后，挖起一大块放到下粉条的瓢子里面，下粉条的人左手端起瓢子，右手轻轻叩击左手手腕，柔软的粉芡泥就从瓢子下面的细孔里均匀地流出来，落到滚烫的开水里。捞粉条的人根据火候，把煮熟的粉条捞出来，整齐地绕在提前准备好的细木棍儿上，再挂到外面的架子上。由于那只装满粉芡的瓢子足有五、六斤重，又是一只手端着，时间一长，谁都受不了，就得隔三差五地换人。
过去，红薯粉条按形状分主要有两种：圆形的和扁形的。圆形的很常见，像米线一样，晶莹剔透；而扁形的却有几分像面条了。这种形状上的区别，秘密就在那只下粉条的瓢子上：下圆形的粉条时，用的是带圆眼的瓢子；下扁形的粉条时，用的是带方眼的瓢子。可别小看形状上这些细微的差别，扁形粉条只有具有超高技术的人才能下得成，这就是为什么扁形的粉条少见的原因。
挂在外面的粉条，入了夜就开始结冰了。等第二天清晨，原本柔软的粉条，就变成了僵硬的冰板。人们将这些结冰的粉条悬挂在太阳底下，让他们慢慢解冻，对那些粘连在一起的，还要一一梳理。经过冰冻程序的粉条，既筋道又耐煮，风味很独特。如果是在冬天以外其他季节做的粉条，人们叫它们“热粉条”，味道自然要差一些。
一次和朋友谈起做红薯粉条的事情，他说现在省力气多了，和粉芡有搅拌机，下粉条有专门的机器，他的那些手艺已经没有多少用处，生疏了。我问他，现在用机器做的粉条跟手工的有什么区别，他笑了笑：“都一样，只是人们的感觉不同罢了！”
二、乡村“暖坊”
过完元宵节，开“暖坊”人就开始走街串巷地收鸡蛋。“买鸡蛋啰，谁卖鸡蛋……”吆喝声仿佛报春的`那一声声爆竹，清脆而余味悠长。
“暖坊”是家乡人对孵鸡苗作坊的方言称呼，不过，倒还简练贴切。因为鸭和鹅这些水禽在北方养殖得比较少，都是南方人孵好后再到北方去卖，家乡人并不干这一行。开暖坊人都很精明，他们并不是见到鸡蛋一定要买的，这当中少不了到卖鸡蛋人家里“实地考察”，看有没有公鸡，如果没有公鸡，他们绝对不会要那些鸡蛋的。这些鸡蛋的价格，一般都比市场价高一些，且是论“数”而不是论“斤”。乡人们都讲诚信，也有很多是用鸡蛋换鸡苗的，开暖坊人只是用一个小本子记下村名和姓名，等鸡苗孵出来后就会送到村子里。
等鸡蛋准备得差不多的时候，暖坊就生火开工了。那些鸡蛋，被整齐地摆放在一张张用苇席做成的长方形木匾上，再一层层上到架子上，像超市的货物一样井然有序。生火以后，开暖坊人就不分白天昼夜地守在暖房里，隔三差五地翻动鸡蛋，使它们均匀受热。七天以后，还要挨个检查鸡蛋的发育情况。检查“仪器”很简单，就是用一个小木箱子，里面架起一只白炽灯泡，在箱子的侧面开一个与鸡蛋大小相仿的圆孔，功能很像医院里的“B超机”。经过筛查，对那些没有发育、人们称为“水蛋”的鸡蛋，要淘汰掉，再补充一些新鸡蛋。“小鸡，二十一”，经过二十一天的煎熬，鸡苗就“叽叽喳喳”地破壳而出了。而开暖坊人，已经被烟熏火燎得跟张飞一般模样，面似木炭，双目通红。
开暖坊人叫卖鸡苗的吆喝声又开始在大街小巷里蔓延开来，人们纷纷围上去，挑选自己中意的小鸡。挑鸡苗绝对是个技术活，除了健壮以外，就是性别了。开暖坊人在地上用窄窄的苇席圈成一个小场子，把鸡苗放到场子里，让人们随意挑选。望着大同小异毛茸茸的鸡苗，谁能准确判断出它们是公鸡还是母鸡呢？这时候，人们就会征询开暖坊人的意见，他总能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不过，我倒不认为开暖坊人能够真正识别鸡苗的性别，因为大家都喜欢养母鸡，他的那些公鸡卖给谁呢？
进入新世纪以后，也许是家庭养鸡得不偿失的原因，乡村里养鸡的人家越来越少了，尽管那些散养的“土鸡”价格要比养鸡场的高出一大截儿。因此，开暖坊人到乡村买鸡蛋的难度越来越大，卖鸡苗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生意渐渐萧条下去，曾经兴盛多年的暖坊就此衰落了。开暖坊人在春天里“买鸡蛋”和“卖鸡苗”的吆喝声，稀疏得跟清晨的鸡鸣一样，很难听到了。
现在，偶尔有一些闲散的人们想养鸡，只能到专业的养鸡场去买改良的鸡苗。真正原汁原味的中国“土鸡”，在乡村里再也难觅踪影了。
三、儿时的“煤火”
儿时，家乡人在天气暖和的时节，捡柴禾烧“地锅”做饭。在秋冬寒冷时节，都在堂屋里面建一座“煤火”，做饭、取暖两不误。“煤火”的名字，源于它烧的是煤，而不是柴禾。
煤火一般有一米高，一米五长，七、八十公分宽。它的外层用青砖筑成，最里面一层则是普普通通的土坯，这样的结构既结实又耐烧。炉膛是直径约二十公分的圆筒形，里面用胶泥掺着麦秸抹得光溜溜的，煤烧成的炉渣就顺着炉膛滑到煤火的底部。那里有个出口，可以用铲子掏出来。为什么在寒冷的时节才用煤火呢？我觉得煤与那些俯身可拾的柴禾相比，还是太金贵了，但是在屋子里烧柴禾取暖，又太呛人。情不得已吧！
我很喜欢冬天坐在煤火上取暖，即使母亲做饭炒菜，我也不愿意下来。看着蒸腾的水气，闻着饭菜的香味儿，冬天是那么的诱人。每天早晨，母亲都会把我的棉衣棉裤偎在煤火上，烤得暖融融的，我就没有理由赖在被窝里不起床了。这样的取暖机会，在每一天都不是太多：为了节约，平时煤火都是用湿煤封住，做饭时才用铁通条捅开。
当我长大一些，开始上早自习的时候，煤火就添了一项新功能：烤馍片。我不知道是谁发明的烤馍片，但它确实很流行。每天晚上上床睡觉以前，我就将母亲蒸好的馒头切成薄片，立着围在炉膛的周围。第二天清晨，那些馍片就烤成了。也许是自己的刀工不好，馍片厚的厚，薄的薄，加上炉火也不均匀，有的烤得焦黑，有的却没有一点儿动静。但和小伙伴们比起来，我还不是最差。上学路上，直到我们在黑暗里吃出了苦味儿，才知道那一片一定是烤糊了。
这项新功能可把母亲害苦了。我们姐弟三人都爱烤馍片，每人两个大馍，半锅馍就没有了。但是母亲从来没有埋怨的意思，我们正长身体，多吃总是好事情。与蒸馍比起来，解决我们姐弟因为馍片的纠纷，可就麻烦得多。我是老小，与姐姐们比起来，总是多贪多占，甚至于在馍紧张的情况下，将本就不多的馍片全部收入自己囊中。母亲劝完这个劝那个，不管我多么不愿意，总得按照母亲的办法分出一些，只是常常打了折扣。
当蜂窝煤开始流行的时候，煤火都被彻底改造了。麦秸泥的炉膛换成了一次成型的耐火材料，底部的炉渣出口也失去了作用，被堵得严严实实。这些与时俱进的改造，并没有毁掉煤火的外形，它们还是老样子。不过，我感觉这样的煤火已经没有以前那样暖和了。就好像一辆汽车，烧不了那么多的油，是没有足够的力气的。
世界总是变化太快。蜂窝煤没有时兴几年，就被煤气灶彻底代替了，近几年，电磁炉又大行其道，煤火干脆变成了放它们的台子，终于彻底冷清下去了。随着居住条件的不断改善，土里土气又一无是处的煤火，没有了容身之处，大多数已经被拆除了。到了秋冬寒冷的时候，人们取暖有空调、电热器，煤火也被渐渐淡忘了。
再次想起煤火，还是看到超市货架上的烤馍片。它们风味多样，原味的，孜然味的，五香味的……也许，那个发明新式烤馍片的人，在小时候也像我一样，在煤火上烤过膜片吧！他一定是怀了旧。
四、乡村里没有木头的新房子
邻居二春哥要盖新房子了。从老房子上拆下来的砖头瓦片等杂物，零零乱乱地堆满了院子和院子后面的大街。
“二春哥，这些破东西盖新房子还用得上吗？”看到忙碌得汗流满面的二春哥，我心不在焉地问了一句。
“有啥用？一点儿也用不上！前几年那些房梁、房檩还有人要，现在给人家还嫌沉呢！”二春哥停下手里的活计，擦了一把汗水：“现在盖房子都是钢筋水泥，木料都嫌不结实，没啥用处了。”
“是啊，是啊……”我竭力掩饰着自己的孤陋寡闻。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二春哥的两层半楼房就拔地而起了，整个框架没有一丁点儿木头：楼板是预制水泥板，房梁是预制水泥梁，整个房子里里外外都抹了一层水泥，迎脸的墙上，还贴了漂亮的瓷片。
再过三个月，二春哥的新房子干透后开始装修了。又遇见二春哥时，他热情地邀我去“参观参观”。正在装修的房子已经大变样了：亮白色的不锈钢双扇门熠熠生辉，推拉式铝合金窗户让屋子变得很亮堂，不锈钢楼梯扶手光鲜无比。不过，我没有见到那怕一片木头。
“这房子结实着呢，没有用石灰垒，全部都是水泥。”二春哥幸福极了：“人生在世能盖几次房？我估计就这一次。住上百、八十年应该没有问题吧！”
“以前的砖木老房子还能撑几十年呢。一定没问题！”我附和着。
告别二春哥，我想起以前盖房子的情境来。那时候盖房子离不开木头，木匠是最忙碌的了：房梁要安上叉手，叉手上面是房檩，房檩上面是椽子。门、窗也是临时加工的。父亲就是一名木匠，斧子、凿子、锯子、锛等各种工具一应俱全，在村子里很“吃香”。
变化也就这么快，眼看着那些父辈们盖起的老式房子，一天天被新式的楼房所取代，禁不住感慨万分。乡村正在变成城市的模样，也许用不了二十年，我们就难以找到“青砖碧瓦”了。放眼望去，谁还能认出哪里是乡村呢？
母亲的手艺经典散文
虽然母亲不识字，但我觉得她算是个艺术家，起码在我眼里是这样。
小时候，农村的生活条件不太好，可心灵手巧的母亲总是想办法应对。一家人的穿衣吃饭经她一手操持，还是说得过去的。在我的印象里，单就做主打面食来说，母亲就会很多种花样，像卷子、蒸馍、窝头、锅饼、油饼、水拓烙馍、菜窝窝、韭菜垛、糖包、包子、菜角、豆沙包、枣糕，还有煎饼，可以说花样繁多。如今，餐桌上吃的就比较单一了，基本上是上街买馍，无非是卷子、蒸馍，或是烧饼、火烧。记得那时候，馍分好面馍和杂面馍。好面馍一般很少吃，只是到了春节，平时就吃杂面馍，大多是玉米面掺好面，吃起来有点甜，有时也掺点高粱面，做出来的窝头，父亲叫做“花哩虎”。有的人家吃的是纯玉米面馍，金黄金黄的，偶尔吃一次还可以，吃多了有点剌喉咙。刚出锅的玉米面锅饼倒是好吃，香喷喷的。做馍时，母亲有时为了哄我们，也用面做燕子、刺猬等小动物。当然，很简单的那种。等馍快做完时，母亲便揪一块面团，用双手在案板上揉搓一个长条，然后打一个结，一头用手捏燕子的头、嘴，另一头用刀拍平，交叉切出条纹，算是燕子的'尾巴。最后拣两粒绿豆按进燕子头部当眼睛，于是一个“燕子”做成了。等馍蒸好了，掀开锅盖，母亲小心地将燕子拿出来，呵，一个白白的，热气腾腾的的“小燕子”呈现在眼前，真是舍不得吃呢。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杂面窝头也不做了。
母亲的针线活也是蛮可以的，记得那时候家里有个柳条编的针线筐，圆形的，里面全是针头线脑，还有一个小包袱，也是母亲的宝贝了，只是里面也没什么值钱的，净是些好看的下脚布料。包袱有一个大铜钱做扣子，好像是“道光通宝”，直径大约4厘米左右，现在不知道流落何处，却记忆尤新。每逢街坊四邻娶媳妇嫁闺女套被子，母亲都是少不了的，大家都夸母亲的针线活好，干活又麻利。后来，家里购置了一台大桥牌缝纫机，老家人叫砸衣裳机子，母亲更是“如虎添翼”。一有空闲，母亲便脚踏着缝纫机开始忙碌，为家人，也帮邻居。小时候我们姐弟几个穿的戴的，都出自母亲那一双勤劳的手，无论是棉衣单衣，鞋帽袜子鞋垫，大小样式都很合适，也不知道不识字的母亲怎么学的，让我们自叹不如呢。记得母亲会纳布鞋，做棉鞋，插虎头靴。那时的我可没少穿母亲做的布鞋，母亲常讲：“穿做的布鞋养脚。”到了初中以后，因为“讲好”就很少穿了。去年，我还在家里的一本厚书里，见到了母亲曾用过的鞋样子，有平口鞋、棉鞋、虎头靴等，还有绣花的纹饰。每年冬闲，母亲不忘曹县的老舅，为他做上几双布鞋，其实也没什么，一种心意吧。又过几年，时兴穿毛衣，母亲很快就学会了织毛衣，还有毛裤、毛线手套、毛线袜子、线绒帽子、围脖，样样精致，以至于前后邻居来上门请教毛衣的花样款式。可以说，那些年是母亲用她那双手为我们驱走了寒冷。父亲常对我们说，“你们的母亲不简单，虽然没上过学。”至于裁剪下来的碎布头，母亲也舍不得丢弃，常坐在缝纫机上用心做鞋垫啦，电视机罩啦、枕套啦、椅子座垫啦。也就是半天功夫，一个个图案精美、颜色艳丽的鞋垫、枕套、座垫被母亲“变戏法”似的出现在我们眼前。我觉得母亲的这些作品就是拿到今天来看，也是富有装饰性，富有表现力，视觉冲击力强，也可能是具有独特审美的母亲的天赋吧。当挎着母亲为我们拼缝的漂亮书包，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高兴，在学校的回头率很高的呢。直到现在，带着花镜的母亲依然会为我们做各种鞋垫，有线勾的，有绣花的，有碎步拼的，简直是不可多得的艺术品了。
小时候，我见过母亲为鸡做过“手术”。有一天，心细的母亲发现那只很能“做活”的母鸡有点异常，走路晕头晕脑的，怀疑它在外面误食了“药麦”，如果不救治的话，恐怕会死掉，母亲有点心疼。于是让我逮住那只病鸡抱过来，她找来父亲刮胡子用的刀片，拔掉鸡脖子下的鸡毛，将母鸡的鸡嗉子割开。果然，里面还有未消化的毒麦粒。仔细取出来，冲洗干净，再用针线缝住刀口，最后在伤口上撒了点草木灰，“手术”便大功告成了。别说，两天后，那只鸡恢复了“元气”，开始一天下一个蛋了。当时觉得母亲真是厉害，有点像“神医”呢，尽管救活的是一只母鸡。印象中，母亲会用高粱秸秆做锅拍子（锅盖，也能晾饺子等），当时农村家里少不了这个的。杀鸡时积攒下的鸡毛，她能做成一个漂亮的鸡毛掸子，跟街上卖的相差无异。母亲也擅长腌各种咸菜，像酱豆、糖蒜、萝卜干、咸鸡蛋、酱黄瓜、洋芋头、豆腐乳等，名类繁多，为往日清贫的生活增添了不少的滋味。当然，小时候我们玩的沙包啦、毽子啦，母亲抽空满足我们小小的需求，既省钱也耐用。读初中时，我喜欢早上跑步，母亲还特意为我缝制了一对沙袋绑腿上。说真的，沉甸甸的不只是沙袋，还有母亲呵护子女的心。
母亲就是这样一个人，虽然普普通通，却是肯动手，爱学习，勤俭持家。当然也是我人生中的老师和榜样，尽管我学不到母亲的手艺，但，我继承了母亲对待生活的态度，那就是无论生活怎样，都要好好地活着，不逃避，不退缩，敢于面对。
母亲的手艺的经典散文
一
三姑从北京回来，在我家吃了几顿饭，之后跟我说起，赞不绝口，说母亲的菜做得越来越好了。
其实不光三姑，我们家族绝大多数亲人在我家吃过饭后都是如此，大姑、小姑、表哥、表姐、堂妹等等。
我有次就跟母亲说:“妈，我觉得你随着年记越大，手艺越来越上升到了一个境界了。”
“哦，是吗？”她颇有点自得。
母亲手艺好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小时记事起就有这个印象。我们家族人口多，逢年过节亲人团聚，我们家就是主场，好大一桌子人吃饭，母亲也能从容不乱，将一道一道菜做得味道恰好。
但小时因为条件所限，不能像现在这样鸡鸭鱼肉随便吃，只有节日时才能丰盛一些，平常做得最多的是菜园子里的时令蔬菜和鱼——因为我小时家里承包了鱼塘，吃鱼是不发愁的，无论新鲜鱼和腌咸鱼。
小姑父就曾和我说过，我妈哪怕是一道简单的炒豆角，也能做得脆而鲜，好吃异常。
我读书时代，中餐是要从家里带饭去学校吃，我印象最深，吃得次数最多的就是炒豆角和腌咸鱼，而且不是说两道菜一起带，而是今天豆角，明天腌咸鱼，后天豆角，大后天腌咸鱼，如此周而复始，倒也把我的读书生涯应付过去了，所以我小时候非常瘦，大致可能跟营养不良有关系。
不过也有例外，一次我照常去上学，母亲把饭盒往我书包里一塞，我想着肯定不外乎是那两样菜吧，骑着车就走了。中午吃饭时，我拿出饭盒，一打开，顿时惊呆了。只见饭盒内的另一半扣着饭碗型的一份粉蒸肉。想来母亲是把肉放在饭碗里蒸好，然后把饭碗里的肉直接扣进饭盒，所以才成了这个形状。
我挑了一筷子，肉蒸得极烂，宛若豆腐，但是味道极好，香、鲜、咸，入口特别有回味。那顿中午饭我吃得非常开心，那种感觉到现在都记忆深刻呢。
一次我和母亲说起这事，她竟已不大记得了，她只记得给我带过很多次炒豆角和腌咸鱼。
但母亲的粉蒸肉蒸得好确是事实，我吃过很多地方的同一道菜，单拿这道菜来说，不同人，不同地方做出来的，不是肉硬了，就是味道不对，不正，总达不到母亲的这种恰到好处的程度。她仿佛知道我们人的味觉的最佳品尝点在哪里，每次都是刚刚好，不多也不少，让人佩服。
二
当然母亲的拿手菜并不是粉蒸肉，她会做，而且能做好的菜很多，但这些菜里，我认为以“血鸭”为最佳——这也是我们家族中公认的，甚至外人来我们家吃过以后，也是如此觉得。
小姑父也喜欢做血鸭，可惜每次在卤血的这个过程差点火候，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终究不能成为美食。他就经常念叨一句:“等下次嫂子做血鸭时，我一定要守在一旁看着学。”然而鸭子已不知吃了多少只，他依然未学会母亲的手艺。
我们家乡喜欢养一种麻鸭，是我们这里的特产，养至一斤半到两斤半时，这时称为新鸭，即刚刚长大的鸭子。这么大小的鸭子用来做血鸭最合适。
我亲见过母亲做，去自家鸭圈里抓一只新鸭，宰杀，鸭血流进一只小碗，碗里早就加好了一点盐，然后用筷子搅拌血，这是个很关键的过程，鸭血没有搅拌好，鸭子的味道起码失了一半，等把鸭血搅拌到位，碗搁上神龛，开始开水烫毛，然后褪毛。
褪鸭毛这个过程最烦琐，粗毛好褪，细绒毛难拔，非得有极大的耐心不可。我拔过几次，眼睛盯得目眩，也没有拔下几根，便再也不想碰了。
母亲说过我几次:“还不赶紧学会这些事，等我死了埋了后，难道把我从土里挖出来给你做啊！”
我听完只是心里怅怅。
拔完鸭毛，清洗干净，接着就是给鸭子开膛破肚，然后整理鸭子内脏，鸭肠和鸭胗都需要仔细清理，不然很脏，母亲做这些事时手法熟练而细致，一样一样，妥妥当当，让人安心。
三
开始剁鸭子了，我吃过一些人家里的'血鸭，把鸭子肉剁得极细，大致花生米大小，这我是不喜欢的，母亲把鸭子肉剁至指甲盖大小，既能见形，吃起来也可以辨别出肉来，正是最好。
我极佩服母亲的刀功，上下斩落间既有节奏也有力度，行云流水。
剁好后，母亲把锅放上煤火，她不用煤气火，按她所说，煤气火做的鸭子焦干，不鲜嫩。然后将油倒好，等油稍微热，不等油沸，她便把剁好的鸭肉投进油锅，开始慢慢翻炒，抽空她已把炒鸭子的配料准备好了，红辣椒，少许小米辣，大蒜切片——辣椒尤其是关键，血鸭里的辣味没有提出来，犹如吃苦瓜没有苦味，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鸭肉炒至变色，把切好的辣椒蒜片一起加进去，再加少许蚝油，有时还添一点红油。等到鸭肉里自含的水分炒出来差不多时，鸭肉也已熟了。
母亲调好味精，翻炒两下，然后把锅由火上端开，将之前搅拌好的鸭血倒进锅内，开始给鸭子卤血。
这时候你就看着吧，鸭肉和鸭血慢慢的均匀裹在一起了，动作要快，力道也要掌握好，等完全裹好，再放回煤火上翻炒。这下可不能翻炒时间过长，一长，鸭血就老了，到鸭血可以拔出丝的程度为最佳，赶紧出锅。
你就闻吧，浓郁的鸭肉香味，让人垂涎欲滴；你就吃吧，鲜香嫩口的鸭肉，每一口都是回味。鸭肉本身带有腥味，但这么做出来，即使没有焯水去腥或者腌渍，那也是尝不出丝毫腥味的。
几乎可以这么说吧，每次家庭聚会也好，请外人吃饭也罢，这道菜基本都是压轴菜，总是吃得精光，吃完后剩下的鸭血和辣椒我特别喜欢拿来拌饭吃，美味之极。
吃这道菜时，我喜欢拍照，然后把照片往家族群里一发，马上可以引出一群流口水的图片，有时发在朋友圈，更诱惑得天南海北的朋友为之羡慕，纷纷扬言要来我家里吃鸭子。
两个在外地的妹妹更不用提了，不知有多么嫉妒我可以经常回家，想吃血鸭了，马上就可以吃到。
母亲喜欢养鸭子，喜欢做血鸭，看到我们兄妹这样爱吃她的菜时，更是高兴。
她做得菜是任何地方，任何人都比不了的。
母亲的手艺散文
一、温暖的老棉裤
小时候，很喜欢冬天。那些结了冰的池塘和小河，铺满厚厚白雪的田野，挂着晶莹剔透的“冰喇叭”的屋檐下，都是我们寻找快乐的好去处。但是，那时候的母亲，却不喜欢冬天，常常埋怨冬天的阴冷。
麦子刚一种下去，母亲就着手为我们准备过冬的棉衣了。我们姊妹好几个，需要做的衣服太多了：棉袄、棉裤、棉鞋、棉手套……整夜整夜，母亲就着昏暗的油灯，飞针走线，眼睛熬得通红。在第一场苦霜降临的时候，一切都会安排停当。
说是安排停当，其实棉衣都是只有一套。无一例外，棉袄、棉裤都是将上一年的旧衣服拆开洗净，再接上一截儿而已。我对棉裤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穿那种棉裤，从来没有衬过秋裤，赤条条地，猛一穿上去总是凉飕飕的，禁不住要打几个冷战。不过，它确实很暖和，样式和现在的背带裤有几分相似，从腿到前胸后背，都被紧紧包围着，像一副古代将军的盔甲一样。
有了棉裤的呵护，溜冰，打雪仗，堆雪人……满世界都是我们的脚步和嬉闹声，严冬的寒冷似乎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和冰雪打交道，弄湿衣裤是最常见不过的事情了。不过，一切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不小心掉到池塘里，融化的雪水浸湿裤脚，或者只顾玩耍来不及解开裤子就憋不住尿。遇到这种情况，往往不敢回家，就地找来柴草点着了，小心地进行烘烤。没有经验的我们，常常会把裤脚烤糊。
有时候棉裤湿得太透了，根本没办法烘烤，只好战战兢兢地回家。在母亲担心的责骂声中，躲在被窝里暗自好笑。母亲找来干燥的沙土，一遍又一遍撒在湿淋淋的棉裤上，直到洇干。如果遇到尿湿的时候，还得再拆开洗净。晚上，母亲就把还没有干透的棉裤偎在火炉上。等第二天早上起床，又是热乎乎的棉裤了。许多时候，我并不知道，在漫长的寒夜里，为了不耽误我第二天上学，母亲就着油灯缝棉裤，一直熬到凌晨。
如果说弄湿棉裤有懊悔，那就是不能和小伙伴们一起出去玩耍了。听着他们呼唤过我以后渐渐远去的脚步声，心里的那股滋味真是难受得要命：想睡睡不着，一直想象着大家做的各种游戏。在精神的疲惫里不知不觉入了眠，不时地又会被他们的喊叫声吵醒……
转眼间，一切都变得依稀难辨。现在，我们都不再穿那种老棉裤了，丝棉裤、羽绒裤，又轻便又暖和，做母亲的再也不用为此劳神费力。我一直记得童年的老棉裤，特别是遇到极度的寒冷，我的思念就变得零乱不堪：少不更事的时候，哪里能够体会到母亲为什么不喜欢冬天呢？老棉裤的温暖，是来自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啊！
二、酱豆情深
小时候，各家各户的屋檐下都摆放着两样重要的器皿：一口是装满咸菜的水缸，一只是装满酱豆的坛子。咸菜和酱豆这两样“常年菜”，伴我走过了蔬菜奇缺的童年和少年时光。也许是习惯使然，一直到现在，我对酱豆都是情有独钟。
盛夏三伏，是酿制酱豆的最佳时节。每年的这个时候，母亲就会将黄豆进行精挑细选，然后放到地锅里或炒或煮，制作好酱豆的最初原料。对这些熟黄豆，还要均匀地拌上白面，放到阴凉处进行初步发酵。等到那些熟黄豆浑身长满黄色的绒毛以后，再放到太阳底下进行晾晒。经过这些程序以后，就可以等着装坛发酵了。
酿制酱豆的另一种重要原料就是西瓜，出于节俭的原因，母亲要等到西瓜最便宜的时候才开始大量酿制酱豆。但在这之前，总在一只小罐子里提前进行酿制，这可不是什么实验，而是为了满足我们能早日吃上新鲜酱豆的愿望。在正式酿制酱豆的时候，母亲会拿出一杆老木秤，按照比例称好黄豆、西瓜、食盐，然后再和花椒、八角等调味料均匀搅拌，装到坛子里用泥巴密封严实，最后再放到太阳底下进行暴晒。
可是新鲜酱豆的美味总是太诱人，隔三差五的我们就会悄悄地揭开泥封，挖出一小碗提前进行品尝。小时候，家里比较穷，挖出来的酱豆只是滴上几滴芝麻香油了事。后来，稍微富裕以后，母亲就把酱豆放到锅里面，加入些食用油，和辣椒、大葱等进行爆炒，滋味就鲜美得多了。每一次新炒的酱豆端上饭桌，我都会狼吞虎咽地吃上好几个母亲做的大馒头，往往撑得肚子发胀。由于吃的酱豆太多，还不得不再喝上两三碗水解渴，但是，我还是乐此不疲。
用炒制的黄豆做酱豆比较麻烦，炒熟后还要放到清水里浸泡，但是这种酱豆吃起来比较筋道，黄豆都是一粒一粒的，小时候我总爱专挑豆子吃。用煮熟的黄豆做酱豆就不需要清水浸泡这道程序了，做出来的酱豆质地比较柔软。无论是哪一种酱豆，我都非常喜欢。记得中学时代寄宿在学校，每个星期一，同学们都会从自己家里带回来一大瓶各种风味的酱豆，一直吃到周末。大家凑在一起相互品尝，总是不亦乐乎。
虽说大家都比较喜欢吃酱豆，也许是太普通的原因，在过去酱豆并算不上一道菜，没有人会拿它们来款待客人。近几年，随着人们饮食观念的改变，我和朋友偶尔到一些农家风味饭店，酱豆已经变成了大家必点的一道压轴“大菜”。席间，朋友们总是“啧啧”地赞叹酱豆的独特风味，但是，也许他们并不了解酱豆的前世今生。
现在，超市里各种食品琳琅满目，酱豆也被堂而皇之地摆上了货架，而且价格并不便宜。我曾经买来一瓶试着品味，却怎么也找不到母亲酿制出来的味道……
三、母亲的面鱼儿
夏日的大街上，总是时不时地传来卖面鱼儿人悠长的叫卖声：“凉面鱼儿，卖凉面鱼儿啰……”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不自觉地陷入到往事的回忆里，想起母亲亲手做的面鱼儿来。
在家乡豫北，面鱼儿是夏日里一种最常见的凉食，它和捞面条一样，深受大家的喜爱。但是，要做出可口的面鱼儿，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我的`记忆里，因为兄弟姊妹比较多，每一次做面鱼儿，母亲都是非常辛苦，那座老式的地锅灶台上，不知流下过母亲多少辛勤的汗水。
夏日的厨房总是热气腾腾，没有人喜欢待在那里。许多时候，母亲都是一个人一边烧火一边做面鱼儿的面糊。如果遇到星期天或者中午放学比较早的话，我就会到厨房烧火，帮母亲一些忙，对那种燥热深有体会。但是，为了能够使一家人吃上可口的面鱼儿，对锅里的面糊，母亲总是寸步不离，并且不停地搅拌，防止发糊变味儿。她的汗水总是像雨中的屋檐落水一样，顺着她的额头和面颊“噼里啪啦”地跌落下来，每次做完面鱼儿，衣服都会变得透湿。
当面糊做熟以后，还要用专门的篦子漏到凉水里。这个时候，是做面鱼儿中的我最开心的阶段：我双手端着篦子，母亲把面糊盛到篦子上面，用锅铲平着压过去，那些面糊就会透过篦子的圆孔均匀地落到下面的凉水里，变成了像一条条晶莹剔透的小鱼儿模样的疙瘩。面对这种神奇的技艺，我常常会禁不住年少的好奇和诱惑，动手想翻动它们，母亲就会提醒我注意端好篦子，我也只能强忍着。
面鱼儿做好后，还要浇上韭菜、鸡蛋做成的卤汤，再加上少许蒜汁、老醋、香油，那种鲜美的味道用言语几乎是无法形容的：凉凉的、香香的、酸酸的、辣辣的……每一次，我都会吃上好几碗。但是，母亲从不第一个吃她亲手做出的面鱼儿，当我们姊妹几个狼吞虎咽的时候，她总是静静地坐在旁边亲切地看着我们。当我们把面鱼儿盛到母亲面前的时候，她总是微笑着说：“我凉快一会儿，你们先吃吧！”
做面鱼儿还会产生一种副产品——锅巴。当我们吃完面鱼儿以后，都会争先恐后地往厨房跑去，争着品尝那些美味的锅巴。也许是那时候没有什么零食可以改善我们的胃口，只有锅巴才能时不时满足童年馋馋的嘴巴。现在想来，人们的经济观念真的是无孔不入，锅巴已经被开发出多种口味，琳琅满目地摆在超市的货架上了。
现在，母亲已经变老了，加上患病落下的后遗症，她已经不能再为我们亲手做面鱼儿了。今年夏天，妻子对我说：“我想吃面鱼儿，可是妈妈不会做了！”
我对遗憾万分的妻子说：“你不会做，可以请妈妈教你啊！”
在母亲的指导下，从洗面、做面糊开始，我和妻子动手做起了面鱼儿。这一次，母亲是第一个品尝者，她一个劲儿地夸奖：“好吃，好吃！”
但是我知道，我们是做不出当年的味道的。母亲的夸奖，除了对她做面鱼儿手艺得到传承以外，更多的还是对我们的期许：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并不难，难的是动手实践，难的是永远不依赖别人。
母亲的手艺的散文
周末有空陪陪母亲，虽然她健忘严重，刚放下碗来不久，就不知有没有吃饭，但见到我时，旁人故意问这是谁，她绝不会错认成孙子或其他人，而是坚定地说，这是小儿子。有时我故意搞怪，问她，你老五在哪里去了呢（我自己就是）。她认真地看着我，你就是老五。然后我们都开心地笑了。
母亲前年牙齿掉光后，吃东西必须煮得超级无骨才行，近期更是用豆浆机打成糊。多亏姐姐一家照顾，也算晚年幸福，虽然记性不好，却耳聪目明，脚板硬朗。毕竟快90岁的人了，兄弟姐妹说起来，都在说我们这一代到她这个年龄，不知如何样。
印象中的母亲，就是村里的女强人，屋里屋外一把抓，家里的吃穿度用，地里的农活安排，亲戚间的人情往来，无不是她说了算。弟兄姐妹众多，在国外堪称英雄母亲，可在我们生活的年代，却倍受乡邻的冷眼。在合作社年代，父母亲的工分，与一大家子的开销相比，年年都是超支户，看别人家挑着粮食回家，而我们只一小半背篼粮食，压在母亲肩上的重担，可想而知。年幼的心理，不知“超支”是如何写的，但感觉像日本鬼子一样可怕。
母亲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倔强地认为，孩子一定要读书，将来才能出人头地，这大概是外公将母亲名字取作“尚书”的缘故。因此，虽然弟兄姊妹众多，最低学历也把小学读完，而我因为父母期望，加上兄长资助，得以成为学历最高的一个。
现在母亲还经常念叨，她年轻时熬夜纺纱织布的光荣事迹。虽然不曾亲见，也可以想象，她以自己勤劳的双手，在旧社会为自己赢得尊严。
家庭的寒微，并不能减少母亲对我和弟弟的`呵护。大米在家里是稀罕物，我和弟弟却享受贵族样的待遇。母亲第一手艺活，就是弄米饭给我和弟弟吃。
罐罐饭，现在有些餐厅推出来的锅仔饭有类似，却在我幼时就植入脑海，伴随着浓浓的母爱。在灶台边沿的一个孔，放一个小沙罐，放上大米、生姜、花椒、食盐，和一点猪油，糯糯地带着浓香，我和弟弟一人一小碗，其中倾注的是大家庭多少的关爱呀！
做凉粉，是母亲的又一手艺。无论是玉米凉粉、豌豆凉粉、红苕凉粉，都难不倒她。玉米凉粉，用玉米粉加上芡粉一起，还加一点碱，吃起来有一种特别的清香味。豌豆凉粉，吃起来口感比较特别。红苕凉粉，把红苕洗了粉出来，把水烧开了，把红苕粉打成水芡，新红苕凉粉还有一股甜甜的味道，而经过晾晒干后的就没有这甜味了。
做胆水豆腐，可是母亲又一绝活。每到过年前夕，母亲将黄豆磨了，把渣滤出来，豆浆水在锅里烧着，后来用卤水一点，雪白晶莹的豆腐就出现了，然后用烧箕放着，吃好些天，甚至下月初来客人还有得吃。
煮豆豉，现在的家庭主妇们，可能还不知是如何弄的。这个我记忆不是太清楚了，只看她把黄豆、豌豆煮得快熟的时候，从锅里捞起来，晾在簸箕里，后来加上些生姜、花椒、食盐，放坛子里，一段时间后就可以吃了。无论炒菜，还是吃饭，加上一点，味道好极了。
做霉豆腐，这个最初看起来有点难看，做成了却味道优美。将豆腐切成方块，放在阴暗处，几天后长出白霉，按顺序一块一块地，淹酒、蘸盐、花椒面、辣椒面，然后放在坛子里，过不久，一道美食就成了。
做酱辣椒，这是我幼时的特别记忆。母亲先将大麦、小麦煮熟了，放生霉，然后又用太阳晒干，再和红辣椒一起打成面子，加上食盐、生姜、花椒等调料。做成后，吃面条来上一勺，辣椒也显得湿润起来。
做醪糟，这可是母亲的绝活。她先将糯米、饭米混合着煮到7、8分熟，然后在簸箕里加上酵母粉一起和匀了，放一个酒坛里，密封一段时间后，打开来吃，甜甜的，带着一股酒香。
母亲做的这些吃食，现在或许能够吃到，然而在那个粮食匮乏的年代里，带给孩童的经久回忆，却是再也不能的了。其中母亲的勤劳，面对苦难时的坚韧，都是留给我不尽的财富！
优秀散文：父亲的手艺
常言道：“有家财万贯，不如有一技之长。”
父亲会木工活，有着精湛的手艺，老家的家具、房屋建造无不是出自父亲之手。对于父亲这门手艺，我打心底里崇拜着他。如今，父亲已年过花甲，虽然年迈，但他还热衷于他的手艺。只要邻居有请，父亲便把他的行头收拾整顿好，很欢快地去为乡里乡亲做点事。
在农村，做木工活的人称为“木匠”，尊称“师傅”。在我的记忆里，从来都没有人叫我父亲为“木匠”，都尊称他为“师傅”。记得老家有一位木匠师傅很抠很小气，时常在意人们对他的'称谓。由于小时候我不懂事，每次看见这位师傅时便大叫“木匠”，他会故着视而不理。后来，我把这事告诉了父亲，父亲说你喊他“师傅”即可。果然，再见这位师傅时，一声“师傅”便把他给喊笑了。
父亲在老家贵为“师傅”，不仅是他的手艺精湛，还得益于父亲为人的谦和有礼。父亲自幼失去父亲（我的祖父），受家庭成分的影响，在艰难的岁月中，他便早早走出社会谋求生计，做过大队管粮员，参加过文艺队，做过大队负责人等等。在那满怀理想与特殊环境的岁月中，造就了父亲谦和有礼、敏而好学的秉性和人际交往的能力。当然，学会木工手艺也在情理之中。
记得小时候，乡邻经常请父亲为其打制家具、修缮房屋，我喜欢跟着父亲，骑在父亲的脖子上出门玩耍，因为在乡村人户，只有办事时，家里的伙食是最好的。
父亲的手艺精湛到什么程度呢。只要他看见那家的茶几非常雅致，便量好尺寸，完全可以复制出来，其成品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上世纪90年代前后，正是父亲年富力强的时期，一年除了农忙季节，父亲都在外面干木工活，补贴家用。父亲追逐时尚，为了提高技能，还让远在珠海上班的八姐（堂姐）给他带回两本木工专用书籍，父亲参照书籍打制出很多家具精品。至今，在我老家镇里，一些家庭所使用的家具，都出自父亲之手。
时过境迁，千禧年之后，传统的木工技艺，也随着社会的变革发生着改变。原来干木工活使用推靶、木锯等，都变成了半制动的电锯、电推靶。父亲也不甘心示弱，四年前父亲便邀着老家表叔进城，购置了一批半自动木工工具。在汽车南站送父亲回老家时，我不住的叮嘱父亲，干活时要小心点。两个月后，父亲打来电话，他干活时拇指受伤。我迫不及待赶往老家医院，在病房里，看着父亲，我泪流满面。父亲为他所爱的事业痛失一拇指，作为儿女，心里别有一番滋味。
而今，父亲有空时，还会做一些木工活，因为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在父亲的身上，关于他的木工手艺，作为儿女的我学到的是做事要贵在坚持，不能半途而废，和一种与人相处的“以和为贵”处世哲学吧。
每周都会到某餐馆闲坐等孩子放学。店主夫妻俩为人热情。每次相见话题都是一个接着一个，颇有收益。那日餐馆雇的年轻英俊的小师傅也来凑趣。知道我是当老师的，话题又越到了现在的孩子身上。小师傅说着说着，忽然叹了口气说：唉，以后想要找我们这个行当精通厨艺的，恐怕会越来越难，甚至没有了。
我一时不知何故。问其原因，小师父言道：现在的孩子学手艺没有恒心，吃不得苦，不善钻研，师傅教授的东西也不虚心琢磨。一家一个孩子惯得要命，不用心学，既打不得又骂不得，所以孩子也格外上脸。师傅教一遍不会，再教一遍还是不会。等真正让其实践时，他一会儿师傅这怎么切？一会儿师父那怎么弄？师傅无奈，只好说放那儿吧，一会儿我弄，徒弟此刻乐不颠儿地接旨，早一旁歇着玩儿手机，听音乐去了，他能学出个啥？以前学手艺，师傅教了不会，指不定挨多少打，最后徒弟都能早早立事儿，顶起门面。现在唉。
闻听此言，颇有同感。虽不能完全以强制手段逼其就范，但一定的惩罚对教育来说还是有裨益的，学艺如此，学习也未尝不如此。否则失传的何止是手艺，恐怕连做人的最起码的规矩和礼义廉耻也将失传。育人犹如扶持小树，错过修剪枝枝杈杈的最好时节，一棵树恐怕也只有当烧柴的份了！
教育是一次性的。
周六晚上奶奶不舒服，不能下厨，所以晚饭就由爷爷来“代班”。
“我给你们炒一盘花生米吧，香香的可好吃了。”只见爷爷先在锅里倒了一些油，然后快速地把花生米放进锅里，接着他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挥动铲子，翻炒了两下就把锅里的花生米倒在盘子里，说：“香脆的花生米来啦！”全家人凑过去看。咦，怎么都炒黑了？我们一人夹了一粒，吃完一声不吭，就怕伤了爷爷的心。
接着爷爷又开始烧我最爱吃的红烧鱼了。爷爷会不会把鱼也烧焦了呢？只见爷爷熟练地热油，煎鱼，放调料，最后盖上锅盖。没过多久，锅里飘出了阵阵香味，我的肚子咕咕叫，这次爷爷的手艺应该不错。爷爷烧的鱼终于出锅了，我看着热气腾腾的t烧鱼，筷子都要忍不住伸了出去。只听爷爷喊了一声：“吃饭！”我快速地夹起一块鱼肉，吹了吹，放到嘴里吃起来。爷爷笑眯眯地问我们：“鱼的味道怎么样？”我们异口同声地说：“太好吃了！”
吃完饭，桌上的鱼只剩下了骨头，花生米几乎没有少，看来红烧鱼才是爷爷的拿手菜呀！
他今年三十出头，自小长在那个穷乡僻壤里，从了几年农事，家里人又想让他出去学门手艺，好去大城市里谋个生活。
“手艺”，他反反复复咀嚼着这两个字，思绪被越拉越远，他的脚步也不由自主地循着记忆的指引，停在村头那一处几近坍圮的垣屋。他小心翼翼地，推开那扇尘封往事的木门。
十多年前，这屋里住着个手艺人，雕刻技艺精湛。只是没有人知道姓甚名谁，因为他总是一个人。
年少时的心思总是单纯，总是轻易的就被些小巧精致的玩意儿勾去心神，一有空，他定要溜进那间老屋在一旁默默观赏观赏这神奇的艺术，他看着那鬓发已霜的老人，额上深深浅浅地刻着岁月沧桑，夕阳的余辉被那精致的雕花木窗撞碎，细琐地洒在他脸上，那专注的双眼更显得深邃明亮。他看着老人手里拿着一把小小的刻刀，在一块巴掌大小的木头上轻触了几下，吹影镂尘，在矫捷的刀影里，一个鲜活的生命就在老人手里绽放开来。他从那冥然兀坐的老僧身上，想他曾经过怎样的晨钟暮鼓，踏过怎样的云水生涯；也从那轻舞水袖、回眸含笑的女子身上，似看到一场艳压群芳的惊鸿……或许是老人格外地孤独，才要将这些木刻雕得格外鲜活，他这样想。
当好奇与兴趣一点点累积，渐渐转变成另一种难以言明的情感，他开始痴迷，开始向往。
后来，他拜了师。
岁月总是在热爱中走得特别快，他是个有悟性的人，也跟师父的那几年学到很多，譬如，静心，譬如，孤独。有一次，他听师父说，“以前老祖宗担心每往下传一代人，传下去的东西就少一点，可是现在，竟然连个往下传的人都找不着了……”只是那时，他还不懂。
后来，那是个深秋，他一如往常兴致勃勃地推开那扇门，可屋内，再也无人应答。师父走的那晚，谁都不知道，他生前孑然一身，走后也未在这平静的村庄里掀起什么波澜。他忽然慌了。
那年是个暖冬，可是却只有他一个人感到刺骨的寒。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我们凭什么指望一个少年会在目睹了一个场连挽留告别都没有的孤寂的离去后，还要有勇气将自己的一生押注于此。他不甘，也不敢，很多年，他都未敢再碰这扇门。
前尘隔海。而立之年的他再推门走入，残破的屋内却只有里面那些上好的木雕保存地完好，未被虫蛀，“手艺”这两个字在他心里越沉越深，越埋越香，他扫去屋里的蛛网，转身，万丈霞光。
他终于不再逃，终于正视自己心中那份恋恋不舍、念念不忘的热爱。他在这里守着，也默默地等着，等他鬓发也霜的那天，是否也会有哪个傻小子闯进这门手艺的大门，如他，如他……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主题是这样的：人生在世，总需要会那么一两样的手艺，这在未来的生活上或工作上，总会给到你好处。我细想，好像是那么回事，我们从小就在读书，大部分人连平时的周末都用来补课了，某些家长也想要他们的孩子能掌握一项其他的手艺，比如让孩子去学跳舞、弹钢琴等。
由此便想到了我自己，从小到大，我没有任何能拿得出手的才艺，没有音乐天赋，没有绘画天赋。一直都是平平毋庸的一个人，除了读书便没有其他事情了，关键是书还读的不怎么样。但是后来因为一个机缘巧合我去报了个英语培训班，发现我好像是有那么点学英语的天赋，不知道是不是天赋，或许不是，也可能是之前英语基础还不错，总之我对英语有了兴趣。但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没有继续学下去，因此也荒废了一段时间，也就再也没有读过英语了。
看了这篇文章后也是希望能继续捡起我学一半的英语，希望能继续学习，让英语成为我拿得出的一门手艺，我想学好英语对我接下来的发展只会有利。希望自己能坚持下去，也为自己以后的发展如火天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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