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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财政对基础设施产业投资的几个问题
摘要 :扩大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 ,既是医治经济紧缩的救急良药 ,也是积累长期经济增长后劲的有效举措。但是 ,财政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有一个优化和合理选择的问题。本文认为 ,只有在投资领域、融资方式与体制等方面进行科学地选择与安排 ,才能实现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的最大经济效益与社会福利后果。我国经济发展的指标显示 ,进入 90年代中期 ,国民经济已开始从短缺经济转为结构性的过剩经济。为了拉动经济增长 ,扩大投资、启动内需的需求管理政策便成为宏观调控的主旋律。 1 9下半年以来 ,我国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即通过扩大政府公共投资来增加投资需求 ,带动消费需求的增长 ,目前已初见成效。但是 ,由于我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欠帐太多 ,加之投资体制改革的滞后 ,现有的投资仍不能为日益增大的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提供有效的供给。在现有的财政投资中 ,由于我们对财政职能的转换方面的理论积累相对薄弱 ,实践中仍不能抵御旧体制的惯性冲击 ,使投资不能产生理想的预期经济效益。因此从理论上探讨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亟待解决的问题 ,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试从这方面提出自己初浅的看法。
一、财政投资基础设施产业最适领域的界定和行业选择
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最适领域的界定和行业选择 ,是首先应解决的问题。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 ,我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只有单一的政府投资渠道。无论是新增的基础设施投资 ,还是对原有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 ,都完全由财政拨款来满足。这种投资体制 ,一方面造成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匮乏 ,财政枯竭 ,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基础设施有效供给的严重不足和有效需求日益增长的尖锐矛盾 ,使得反映我国基础设施拥有水平的许多指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如人均发电量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城市人均拥有道路面积只是平均水平的一半 ,城市平均污水处理率只有 1 0 % ,电话的普及率也很低。这些情况表明 ,中国的基础设施产业欠帐较多 ,它在未来需要有个大发展 ,以满足国民经济增长的需要。可是 ,政府的财力又十分有限。根据联合国的.推荐 ,基础设施投资额占 GDP的比重应为 3-5% ,而我国在 1 953-1 983年这一比重仅为 0 . 37% ,近几年也只有 2 %。目前 ,在财政还要承担大量的体制改革成本的条件下 ,基础设施建设完全依靠财政增加投资来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是很难办到的。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一方面必须扩大投资渠道 ,使投资主体多元化。另一方面 ,更要优化投资结构。由于基础设施产业的特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 ,未来财政投资的重点仍然是基础设施领域 ,但不能是全部。因此 ,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提高投资效益 ,这首先就需要明确界定财政投资基础设施的最适领域。一般地说 ,基础设施产业按照其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程度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完全不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纯公共产品生产领域 ,如电力传输、有线通讯、城市的雨水排放系统、城市街道照明和绿化系统、环卫环保和防灾系统。这些产品生产的增加 ,并不引起边际成本的增加 ,其个人使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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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产业对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
一、国际上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的兴起
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的兴起与以下几个因素密切相关。
首先，加强基础设施产业建设投资(尤其是在该产业比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十分必要。基础设施产业是决定一个经济体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其质量是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也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融入全球经济的关键。新兴市场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国际化发展迅猛，对基础设施服务的需求也急剧增加。对于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一日千里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是实现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关键。
其次，基础设施投资具有高度资本密集性和复杂性的典型特征，资金短缺和效率低下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疲于应付。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在基础设施产业对外开放，吸引大量外资流入。尽管这样，这些国家仍然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非洲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高达400亿美元，而-跨国公司累计直接投资协议金额仅为450亿美元(WIR，UNCTAD)。
第三，基础设施产业的对外开放。面对基础设施产业巨大的市场和投资需求，一些国家需要更大程度上吸引跨国公司等私人资本。UNCTAD下属的全球投资促进机构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70％的投资促进机构正积极寻求基础设施的外来投资。为此，这些国家在基础设施产业进行自由化改革和放松外资收购管制，邀请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项目。为利用这些制度变化以及当地经济增长带来的获取市场和实现规模经济的机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充分利用在网络设计和运营、工程能力、环境保护知识、项目管理能力和默会知识、实践技能以及盈利模式和财务实力等方面的专业技能纷纷进入外国基础设施产业。
二、全球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现状
(一)外来直接投资规模快速扩张
1990-20全球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金额增长了31倍，达到786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金额增长了29倍，达到1990亿美元(WIR2008，UNCTAD)。全球内向直接投资存量中基础设施产业所占比重从1990年的2％快速扩张到年的接近10％。其间大多数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金额持续增长，电力和通信产业增长最为显著，交通和水务产业则增长较少。其中1996-2006年跨国公司在该产业的私人股权投资累计高达2460亿美元。
(二)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来源集中但有所分化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仍然支配着全球基础设施产业的国际化投资(WIR2008，UNCTAD)。2006年基础设施产业全球100强跨国公司中，53家来自欧盟(53家公司海外资产和总资产分别占据全球100强的76.7％、63.7％)，14家来自美国(14家公司海外资产和总资产分别占据全球100强的7.4％、23.4％)，而其中22家总部设立在发展中国家或者转型经济体(海外资产和总资产分别占据全球100强的11.6％、8.6％)。欠发达国家在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国际化过程中总体上仍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1996—2006年期间欠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产业私人股权投资中所占比例略高于5％，2006年则仅占2％。但是来自亚洲地区的跨国公司参与显著增加，其中绝大多数来自香港(5家)、马来西亚(3家)、新加坡(3家)。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产业中，来自南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发挥着更加突出的作用。在亚洲和大洋洲，1996-2006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协议投资几乎占据50％，在通信和交通产业占据大多数比例。非洲40％的基础设施产业协议投资金额来自发展中国家，其中通信产业58％的协议投资金额来自发展中国家。但是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来自发展中国家投资者的参与则非常有限(仅占16％的私人协议投资额)。
(三)跨国公司的参与形式多样但因产业而异
跨国公司采用直接投资、特许经营、私有化和绿地投资、管理与租赁协议等多种形式参与基础设施产业直接投资，但是不同产业的主要参与形式各有不同(WIR2008，UNCTAD)。在跨国公司进入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基础设施产业过程中，通信产业绝大多数情况下采取直接投资。在电力行业，最常使用特许经营(占62％)，交通(超过80％)和水务产业(占70％)绝大多数情况下也都采用特许经营。其次是私有化和绿地投资(占36％)。水务产业使用管理和租赁协议的情况也相对较多(占25％)。
(四)不同国家和产业开放程度各异
发达国家和相对较为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与转型经济体由于拥有更加发达的制度和管制能力，尤其是近二十年来基础设施产业对外更加开放。例如，1996-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吸收了该产业跨国公司私人股权投资的67％，而20以来非洲和亚洲的份额增长则相对更快(WIR2008，UNCTAD)。产业方面，那些相对容易放松管制和引入竞争的基础设施产业一般对跨国公司的参与更加开放。例如，移动通信产业最为开放，水务开放程度最低。2006年发达国家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100强中，65家来自电力和通信产业，只有5家来自水务产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50强中，30家来自电力和通信产业，只有2家来自水务产业。
三、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
(一)产业促进效应
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扩散、产业竞争、产业合作和服务供应几种途径产生产业影响。
1技术扩散效应
直接投资是向接受投资的国家传授资本经营技能和技术知识等经营资源的综合行为。基础设施产业的跨国公司主要通过技术扩散向东道国输入硬件(例如水净化专业设备)和软件技术(例如组织和管理实践)。东道国政府一般选择信誉好、实力强的外国投资者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提高建设效率、降低成本和价格，并为国内企业提供比较、学习和借鉴的机会。例如，通信产业国际经营者的进入降低了信息通讯技术的获取和使用门槛。跨国公司通过经营国际经济合作第8期流程再工程化设计，改善采购和分包实践，改进客户记录和搜集方法等带来软件技术。技术扩散的主要路径包括合资企业、人员流动和示范效应。在中国电力行业，外来跨国公司在大型合资项目的参与中涉及到与中方系统而广泛的项目管理合作。不过这种技术扩散的效果还取决于国内企业是否具有强大的吸收能力这一关键因素。
2产业竞争效应
跨国公司通过产业竞争促进效益。基础设施产业竞争程度越强，跨国公司的参与越是可能提高效益(WIR2008，UNCTAD)。在许多国家，由于通信产业的技术变革和产业改革，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已经形成。在乌干达，本国企业和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导致通信价格的下降和移动电话普及率的提升。国别研究也表明，私有化和竞争之间相互促进：竞争促进私有化的收益，反之亦然。不过，在本质上仍然是自然垄断性质的水务产业，跨国公司的进入会导致国家垄断转变为私有的外资垄断，这将限制竞争从而改进效益的空间(WIR2008，UNC—TAD)。在其他基础设施产业，跨国公司参与在提升竞争和效益的同时，也限制了国内企业的进入和排斥了现有企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在竞争性相对更强的电力和通信领域，跨国公司进入在某些方面存在反竞争行为。
3产业合作效应
东道国基础设施产业除了通过公司变革，还可以与跨国公司进行产业合作提升效益。在有些收入水平较高或者规模较大、国内企业竞争能力较强的发展中国家，通过部分私有化允许外来跨国公司持有少数股权，这种合作利于提升竞争力和效益(WIR2008，UNCTAD)。例如摩洛哥电信通过这样的方式变得更有竞争力。在中国，外来跨国公司主要通过与国有企业合资参与基础设施投资，相关企业绩效得到很大提升。在印度，塔塔电力等私有电力企业利用私有化契机，通过与外来跨国公司合资进入电力产业。基础设施产业全球100强跨国公司中来自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的参与者更有能力与外来跨国公司进行合作。尤其是在通信和交通产业，因为这两个产业中来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参与者已经成为主要参与者甚至全球领导者。
4服务供应效应
跨国公司还影响到东道国基础设施产业服务供应和价格。跨国公司参与一般会增加东道国基础设施服务的供应和质量，但是价格影响则情况各异(WIR2008，UNCTAD)。有些情况下定价超出穷人的支付能力，因此，跨国公司参与带来的产业影响改进未必会转化为所有社会成员福利的增加(表现为更多的选择和更强的购买力)，尤其是对穷人和居住在农村、边远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来说。在通信领域尤其是移动通信领域，跨国公司在改善供应、扩大服务覆盖率、降低价格和增强可获得性方面的影响最为明显。随着跨国公司引入新的商业模式，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过一场“移动革命”，低收入群体也能享受到移动服务。跨国公司进入交通领域极大程度地改善了主要港口的服务质量从而增强了发展中国家与全球经济的联系。
但是，在电力和水务产业，跨国公司的影响则较为复杂。跨国公司参与对电价、水价及其可获得性的影响取决于政治、社会、契约问题以及生产率和效益改进等因素(WIR2008，UNC—TAD)。如果政府没有对使用者进行补贴，增加供应、提升生产效率和效益并不足以在维持收支平衡情况下保持低价。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也表明，增加私人部门(包括跨国公司)在电力行业的投资会增加电力供应、增强网络连结性，从而稳定改善电力供应的可靠性和服务质量。考虑到相关因素，电力价格因为跨国公司的进入优势会有所下降，但是价格变化趋势并不确定。尽管有证据表明在良好设计的框架下供水服务会得到显著改善，但是跨国公司在水务领域的参与对使用者可获得性的影响并不令人满意(WIR2008，UNC，TAD)。
5总体产业影响
相关研究表明，基础设施产业的外来直接投资有助于改进产业的生产效率、可靠性和质量(WIR2008，UNCTAD)。外来直接投资者的参与就使得通信和交通产业服务价格下降和数量增加。例如增加通信和交通产业服务供应和降低相应服务的价格。但是在特定产业，这些积极效应还取决于特定的政策因素。尤其是在电力和水务产业，如果跨国公司效率的改善(供应增加和质量提高)不足以在弥补成本的同时维持低价而且政府不对使用者提供补贴，一部分人尤其是穷人的用水、用电就会受到影响。而且技术扩散的效应取决于东道国的学习吸收能力，产业竞争过程中可能排斥竞争，产业合作可能使得小国家基础设施产业被外国控制。因此，电力和水务等特定领域如何发挥外来直接投资的积极的产业影响，还需要当地政府从社会学的视角制订和执行重要的政策措施。这给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产生埋下伏笔，也给有关国家的行政当局带来严峻挑战，后面就将讨论这两个问题。
(二)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国家经济安全是一种国家经济不受内外环境干扰、威胁、破坏而维持正常运转的一种状态。它既包括一国抗击各种风险的能力，也包含该国为确保经济持续发展而确立的战略目标以及为此而采取的策略与措施(赵英，)。近年来，国际化取向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备受重视。尽管全球总体倾向于对外来直接投资保持开放姿态，与对外直接投资潜在相关的政策改革中的74％目的在于增强东道国对外来直接投资的吸引力(WIR2008，UNCTAD)。但是全球针对不断增长的保护主义的关注和争论也日益增加，过去几年中对外来直接投资不太友好的政策变革逐渐增长。美国对与国家安全可能相关的直接投资项目采取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独联体国家和俄罗斯联邦尽管整体上对外来直接投资日益开放，但是仍然限制外来直接投资在采掘业和其他战略产业的投资行为。俄罗斯联邦20通过战略产业法律，规定外国投资者在这些产业只能拥有少数股权。在哈萨克斯坦，新通过的自然资源法赋予政府在相关协议损害国家在石油、金属和矿产业的经济利益情况下单方面修改协议的权力。在南美洲，采矿业比较开放，但是石油、天然气行业仍受高度管制。
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积极效应的不确定性使得各国担心国家经济安全受到威胁。例如，中国水资源稀缺正在加剧，外资进入中国城市水务项目日渐增多，其中全球最大三家水务公司(法国威立雅、苏伊士里昂水务集团、泰晤士水务公司)无一例外都把中国作为其全球市场的重要部分，其获利动机迟早会与中国市场的价格承受水平发生冲突。一些国家对允许外资企业控制某些基础设施产业项目(包括电力生产和输送、港口经营和通信)日益谨慎(WIR2008，UNCTAD)。出于国家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考虑，一些国家正大量引入新的限制措施。UNCTAD下属的全球投资促进机构协会的一项调查表明，有24％的投资促进机构没有积极寻求基础设施的外来投资。而那些积极寻求外资投入的领域主要集中于电力生产、网络服务和机场，而不是电力分销和传输领域。欠发达国家的交通产业则更倾向于吸引来自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参与。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这些国家或者地区对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考虑。
基础设施产业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产生主要同其产业属性密切相关。其一，基础设施服务经常涉及到建造有形的网络，本质上具有寡头或者垄断的属性，外资的进入和控制容易引起垄断嫌疑和激起反垄断诉求与调查。其二，基础设施产业提供的服务具有公共产品的特征，许多国家将进入基础设施服务领域视为一大社会和政治问题。外资的进入和控制可能降低公共服务产品的可获得性和提高服务价格，损害到部分社会成员和组织的利益，容易引起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争议。
(三)政策挑战
尽管外来直接投资有助于改进基础设施产业的生产效率、可靠性和质量，但是这种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道国是否具备完善的管制环境(WIR2008，UNCTAD)。为利用好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积极影响，东道国政府在说服外商投资本国、营造管制环境、制定政策和施政方面却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1说服外资参与充满挑战
许多国家积极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的基础设施，但是如何说服外资企业参与投资则充满挑战。来自发达国家和大型新兴经济体日益增长的需求导致潜在投资者要求更高的回报率。欠发国际经济合作20第8期达的低收入国家由于市场较小，在吸引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投资和最大化跨国公司参与的收益方面力不从心、不具优势。这在需要大规模资本投资、盈亏平衡困难和社会问题众多的情况下更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不仅如此，项目失败和各种投资争议还使得海外投资者(尤其是发达国家投资者)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更加谨慎。这样一来，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基础设施产业的直接投资面临巨大风险。对相关仲裁决议的回顾显示，不足50％的补偿有利于提出申诉的`跨国公司，而且所补偿的损失远低于投资者所主张的赔偿金额。尽管这些跨国公司的母国和国际组织拥有各种有助于在短期内动员向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的风险管理措施，但是目前的很多风险模型并不能适应低收入国家的实际情况。例如，当地货币融资需要一个有效的货币互换市场，而当地恰恰缺乏这种市场。
2缺乏完善的制度和管制框架带来风险
不管如何确定私人投资和公共投资比例，完善的制度和执行机制对于确保基础设施服务的效率和公平都很关键(WIR2008，UNCTAD)。加强对外来投资者保护和是降低他们的风险往往以政府管制灵活性下降为代价。如果没有完善的制度和管制框架，对外资开放基础设施产业失败的风险就会增加。而且一旦自由化，则很难逆转。理想状态下，开放前就应该进行竞争性重组、引入管制政策和建立独立的管制机构，这样有助于明确潜在投资者的竞争规则、使得政府从容应对特定的项目管理。而实际上，很多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开放往往走在广泛变革的前面，结果往往不甚理想。直到建立起有效的管制框架，发展中国家才可能改善公共部门开放的效应。
3政府官员承受更强的压力
制定和执行能够驾驭跨国公司在基础设施产业潜在作用的政策需要具备高超的技能(WIR2008，UNCTAD)。例如，东道国需要考虑何时和在多大规模上引入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最为合适。由于不同的国家政策优先考虑的因素有所不同，私人和公共投资之间的最优比例情况各异。东道国政府需要对不同项目的竞争性需求进行优先选择，为选中的项目确定明确而符合实际的目标，并将这些目标整合进入更高层次的发展战略之中。政府还需要找到一些确保跨国公司参与的项目带来预期发展效应的方式。这意味着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部门需要掌握必要的引导、谈判、管制和监督项目方面的制度性技能。
吸引跨国公司参与基础设施服务的提供增加了政府官员的责任和压力。基础设施产业的投资需要密集的双方谈判，形成的协议要反映各个项目的特定要求和协议各方的意愿。因此，培养政府官员具备确定跨国公司参与的最优水平和形式以及谈判和监督项目执行的能力就非常重要。但是，跨国公司和东道国政府之间往往在信息和经验方面存在不对称性，政府官员在协议谈判过程中，可资利用的资源和能力不及外来跨国公司。大多数跨国公司倾向于使用国际法律公司和其他在项目融资交易方面拥有专长的专家，但是这在发展中国家几不可能。
四、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现状
(一)政策条件
1983年起我国开始利用外资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1986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中外合资建设码头优惠待遇的暂行规定》，中国港口建设最早开始向外资开放。1991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促进了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的发展。该法第七条第三款规定：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或者设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属于能源、交通、港口、码头或者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的，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其《实施细则》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设立的从事能源、交通、港口建设的项目的生产性外资企业，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实施细则》第七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在十五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而《国务院关于扩大外商投资企业从事能源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税收优惠规定适用范围的通知》(国发13号)则规定：自1月1日起，将外资税法实施细则关于从事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规定扩大到全国。1月1日我国正式实施的《港口法》将港口的建设和经营列为鼓励外商投资的项目，并且在投资比例方面取消了限制。
(二)主要方式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借用国外贷款，包括借用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国际商业贷款。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广泛推进，外商开始直接投资于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外商直接投资我国城市基础设施的最早形式是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例如，和黄集团1993年持股50％与上海港务局合资组建了总投资达56亿人民币的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随后又持股73％与深圳盐田港集团合资成立盐田国际集装箱码头公司，开创了外方控股中国大陆港口的先河。而近年来BOT(Build-Oper-ation-Transfer)、TOT(Trans-1et-Operation-Transfer)等新型直接投资模式则屡见不鲜。
(三)主要问题
1投资规模不足
整体上看，我国吸引的外资中超过50％集中于加工工业，近30％用于房地产，投资于基础设施领域的比例很低。仅从基础设施内部的投资比例来看，近年来外商直接投资比例不足5％。这往往与以下因素有关：外商投资者往往固守中国资金短缺的传统观念提出很高的、不合理的预期投资回报率要求；外商出于对中国政治政策环境稳定性的偏见性的误解(例如外商对我国尚未完成市场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经济、法律政治环境缺乏足够的信心)而实施项目繁多、复杂的审慎调查工作，往往贻误很多在华投资的良机；国内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心理上存在排斥和担忧。
2产业分布不合理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达地区的通信、电力、供水、供热等公用事业，而对垃圾污水处理、道路桥梁、公共交通等(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方面投资严重欠缺。这可能同各产业间的投资收益率差异以及相关产业价格和投融资体制改革进程不同步直接相关。
3地区分布不协调
全国外资中86％均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基础设施行业也基本是这个比例。外商直接投资明显侧重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上海、江苏、辽宁、广东等沿海省市有不少外企直接投资城市基础设施，而大量内地省市几乎没有利用外资，西部地区微乎其微。这可能同内地市场发展程度不足、收益风险较大、外资缺乏了解直接相关。
五、政策启示
为充分利用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对于缓解资金压力、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增进社会福利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积极作用并削弱消极影响，我国需要从国家经济安全和完善投资环境方面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
首先，高度重视基础设施产业安全。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而基础设施产业安全则是产业安全的基础。对于日益扩大开放的中国而言，必须高度重视基础设施产业的安全问题。尽管直到2007年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我国国有投资，但逐步多样化的投资主体和资金来源意味着产业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威胁仍然存在。在基础设施产业安全问题上，我国需要牢牢把握两点：不能为了解决资金、技术不足的矛盾而放弃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控制权；不能因为没有失去对基础设施产业的控制权而对产业安全威胁置若罔闻。因为外资对于产业安全的威胁不完全基于对股权比例的表面控制，更多的会是基于技术和管理优势的经营行为操控所带来的实质性威胁。出于产业安全的考虑，在我国管制环境尚待完善、欠缺管制经验的情况下，在吸引外资企业参与基础设施产业方面最好继续坚持小规模进行而不是大张旗鼓，而且最好在较少引起安全争议的基础设施产业(例如电力和交通)开始扩大外资引进规模。即使在这样的前提下，也要高度重视管制外资经营行为的制度建设。
其次，高度重视完善投资环境。有效优化和改善投资环境是发挥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积极效应最可持续的路径。具体包括：
做好说服外商投资于我国基础设施产业的引导工作。随着内外资政策的逐步统一和国民待遇原则的普遍适用，仅靠优惠的税收和关税政策吸引外资不可持续。为说服外商，需要做好三项引导工作。一是引导外商投资者提出合理的预期投资回报，因为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国基础设施供需瓶颈已经得到很大缓解，投资回报已经趋于正常水平，过高追求投资回报率可能丧失在华扩大市场份额的先机和优势。二是引导外商投资者合理评估投资风险，提出合理可行的融资方案，减少项目繁多、复杂的审慎调查工作，适应中国快速成长的市场环境建立精明、强干、决策和执行迅速的项目管理团队。因为中国市场规模巨大、成长速度快速、人民币值稳定偏强、外汇储备丰富、社会稳定，盲目夸大政治和国家风险就会丧失投资信心和诸多重大的市场机会。三是引导外商投资者负起社会责任，因为我国吸引外资正从注重数量向注重质量转化、从以高回报率为条件向以互惠互利、权力义务平等、合理回报率为条件转化。
立足于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带来的持续市场需求，营造稳定、透明、公正、法治的管制环境。一是鉴于基础设施产业的特殊性，我国需要制定国家级的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产业的管理办法或者规定，就基础设施项目的服务功能优化、监督和管理、风险分担、审批程序简化和审批时间缩短、国家经济安全影响评估和控制、诚信履约控制等共性问题实行统一指导、规范管理。二是重视建立信用调查评估渠道。一方面，培育和发展符合国际惯例和我国实际的信用评估中介机构，借助这些专业机构做好针对外商投资者的信用评估和调查。另一方面，实施独立会计师事务所制度，规范信息披露，妥当提供符合国家公认会计准则和外商投资需要的系统的财务信息及其会计报表，配合外商投资者及其贷款银行的信用调查。
内容提要近年来全球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蓬勃兴起。跨国公司的参与通过技术扩散、产业竞争、产业合作以及服务供应等途径可能改进东道国基础设施产业的生产效率、可靠性和质量，但在电力和水务等特定产业，这些积极的产业影响并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引起了针对国家经济安全和政策挑战的担心。本文还结合我国基础设施产业外来直接投资的现状和问题提出了政策启示。
山西省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数量分析
通过回归分析法、投入产出法、常规分析法分析和论证了山西省基础设施的`地位和作用,旨在为政府部门制定计划和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作 者：王国定 李来儿 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山西,太原,030012 刊 名：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PKU CSSCI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X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年，卷(期)： 22(5) 分类号：F224 关键词：基础设施 经济增长 投入产出模型浅谈中国企业对坦桑尼亚投资问题研究
摘要：非洲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的前沿阵地；坦桑尼亚有着丰富的资源和良好的吸引外资政策。而中国与坦桑尼亚的合作由来已久，随着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欲到坦桑尼亚或与其经济政治环境相类似的非洲国家投资。因此，研究中国对坦桑尼亚投资问题也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坦桑尼亚国内概况
坦桑尼亚作为中国企业投资非洲的首选地之一，其本身有着天然的优势；坦桑尼亚国内政局稳定，近些年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是非洲国家中发展速度较快的国家之一；在坦桑尼亚投资既可以利用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又可以利用其政府为吸引投资制定的优惠的政策。
第一，经济发展情况。坦桑尼亚位于非洲东部、面积945087km2,人口3400万，其经济以农牧业为主，结构单一，基础薄弱，发展水平低下，是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农业作为坦桑尼亚第一大产业，产值约占GDP的50%.近年来经济运行平稳，矿业、旅游业外资流入增多，截至，GDP总额为2063亿美元，增长率为6.1%,出口18亿美元，其中中国和印度为主要出口国，主要出口产品为：黄金、咖啡、腰果、棉花及其他加工产品。近些年经济发展迅速，但是其经济基础仍然薄弱，主要依靠矿业、旅游业和农牧业；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水、电、通讯等费用高，且供应不稳定，企业运营成本高等因素成为制约坦桑尼亚经济发展的瓶颈。
第二，国内资源环境。坦桑尼亚有着丰富的农业、旅游业以及矿业资源。农业方面：坦桑尼亚拥有可耕地3950万公顷，土地肥沃，但是其利用率不到20%,坦桑尼亚位于热带有着发展热带经济作物和水果的天然优势。旅游业方面：坦桑尼亚旅游资源得天独厚，自然景观多种多样。近几年随着其政府对旅游业发展的重视，当地旅游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由于坦桑尼亚国内管理水平低下、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等原因阻碍了其旅游业的持续发展。矿业方面：坦桑尼亚矿产资源丰富，现已查明的主要矿产有：金、金刚石、铁、镍、磷酸盐、煤以及各类宝石、铜、锡、铅、铀等。目前除天然气、黄金、镍等矿产有较大规模开发外，其他多数仍未得到有效开发利用。坦桑尼亚的矿产资源潜力非常大，还有很多露天矿床，较易于开采。
第三，政策环境。近些年坦桑尼亚国内政局稳定，大力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是非洲国家少有的内政稳定的国家之一。自1990年以来坦政府在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支持下执行经济整改计划，推行私有化，致力于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坦桑尼亚政局长期稳定，经济持续发展。以市场化、私有化和投资贸易自由化为特征的经济体制运行比较平稳，投资法和新近设立的“出口加工区”为外来投资提供了较多优惠政策。作为东非共同体和东南非经济发展共同体成员，市场潜力较大，除了经济发展命脉的行业外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对外开放，在坦桑尼亚投资可以享受很多的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政策帮扶以及金融支持等。
二、中国企业在坦桑尼亚投资的现状
据坦桑尼亚投资中心相关报表显示：截至1月，中国在坦投资的各类商业企业为71家，注册资本总额约为1.5亿美元，投资领域涉及农业畜牧业（3个）、自然资源开发（6个）、旅游业（1个）、制造业（43个）、建筑（6个）、交通运输业（1个）、服务业（11个）。目前，经商务部批准或备案在坦桑尼亚投资设立的大型企业主要有：
第一，中坦航运有限公司，1967年6月成立，目前是东非地区唯一拥有远洋运输船舶的海运公司，现有一万五千吨级远洋船舶3艘。货运量和周转量每年都保持较好势头，目前该公司与中远相关单位共同介入船舶的买卖和租赁业务，以求得到长期、稳定、较高的投资回报。
第二，坦中合资友谊纺织厂，10月登记注册，注册资本1700万美元，其中，中方为873万美元。4月开始生产运行。由于种种原因，经营状况不尽人意，已通过中国政府优惠贷款，进行二期技术改造，二期技改后生产能力有所提升。
第三，中坦制药有限公司，3月正式投产，中坦合作项目，中方占股55%,坦方45%,主要生产扑热息痛、阿司匹林等药品。
第四，中国安能建设总公司承建的于2月份竣工的坦桑尼亚CP3国际工程投资项目；坦桑尼亚CP3管网整修和加固工程是坦桑尼亚政府通过其执行机构――达累斯萨拉姆供排水局进行达累斯萨拉姆市供水系统的整修和扩建的项目，改扩建管线长约83km.
中国民营企业和个体人员在坦桑尼亚的投资额约有1100多万美元，产品包括凉鞋、绢花、建材、水产、果汁等及开办餐馆、旅馆、诊所、家具制作、制盐、纸制品生产等领域。另有个体餐馆8家，中医诊所约18家。
三、中国企业对坦桑尼亚投资中出现的问题
根据目前中国企业在坦桑尼亚投资实际情况来看，效果并不尽人意，虽然中国政府也扩大了对这些企业的支持力度，但在对坦桑尼亚投资中经济效益好且有影响的中国投资项目较少，综合中国企业在坦投资的亏损原因可以发现很多的问题。
第一，对国家政策的依赖性过强。由于中国一直以来对坦的政策导向是以援助为主，所以相应加大了对坦桑尼亚投资企业的资金支持以及政策上的倾斜，这些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企业在坦桑尼亚的发展，但是过多的资金和政策的支持也会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中国在坦桑尼亚企业目前出现的问题是过度依赖国家的资金和政策的扶持，其结果导致管理体制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员工普遍的生产积极性并不高，产品的竞争力不大；而一旦中国减少了对这些企业的支持，则其就会很容易因为各种原因出现亏损的局面，坦中合资友谊纺织厂就是一个例子。
第二，员工素质不高。由于坦桑尼亚本身的工业落后，其技术水平相对来说比较低，而其国内的技术工人更是稀缺，中国部分企业在坦桑尼亚投资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很多工作计划都很不错但是在具体工作上就面临无人可用的地步，并且由于当地员工普遍的接受能力较差，严重影响了在坦桑尼亚投资企业的生产质量以及技术革新的进程；由于中坦远隔重洋，气候与生活习惯不同，文化差异巨大，尤其是当地的生活条件艰苦，工作环境较差，面对当地文化习俗的不同，工作的思路和效率也有很大差异，所以从国内调派优秀技术人员的成本比较高，随着中国在坦桑尼亚企业规模的扩大，这个人才缺口也会越来越大，而从国内调派往往会出现如入乡随俗、环境适应等问题。
第三，产品竞争力不强。国际竞争压力与中国投资者内部竞争压力增大，可谓内外竞争性并存。仍以纺织业为例，目前，欧盟已经与非洲国家形成了一个分工协作的纺织服装产业链。欧盟将其占有技术优势的纺织面料出口到非洲国家，或直接到这些国家投资设厂，利用当地便宜的劳动力加工生产成服装成品，再销售。其结果是，大多数非洲国家的纺织品依托于欧盟强大的技术实力，占据着相当大的市场份额。而中国的纺织业投资在坦桑尼亚，由于技术水平较低，相对来说除了价格优势外，并没有其他显着的优势，由于坦桑尼亚本身市场狭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纺织品并不具备强大的竞争力，长期以往其市场份额必然会不断的萎缩，最终影响到中国在坦投资的企业效益。而在其他的在坦桑尼亚投资行业中，中国基本上都不占优势。
第四，企业运营成本较高。这方面主要的原因在于坦桑尼亚国内的状况。坦桑尼亚国内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交通状况很差，目前交通主要以公路为主，但是全国有很多地方公路建设都不完善；水、电、燃料价格高，其电力工业发展滞后，电力供应严重短缺，断电现象经常发生，坦桑尼亚国内工业用电价格较高，约为周边国家的2倍-3倍；并且坦桑尼亚劳动力价格较高，劳资矛盾多，相较于非洲其他的国家，坦桑尼亚的劳动力价格高了将近1倍；再者坦桑尼亚政府官僚主义盛行，办事效率低下，官员贪污****等现象严重；以上种种原因都导致了目前在坦投资企业的运营成本加大。这些因素也是现有项目经营困难及影响中方扩大投资的主要原因。
四、中国企业在坦桑尼亚投资的对策
目前中国企业在坦桑尼亚投资中出现的问题，既有客观的环境因素的'制约，又有主观上政府政策和企业方面的因素影响，因此，中国政府和企业需共同努力，这样才能促进中国在坦桑尼亚的企业壮大以及可持续发展。
第一，扩大在坦桑尼亚的企业的自主权。国家也需要放宽对在其国企的控制力度，给予他们自主的发展选择的空间；可以尝试把国内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的模式复制到在坦桑尼亚投资的国有企业上面；也可以在维持中国控股的基础上吸引部分的其他资本投资，以达到减低国家负担同时能够有充裕的资本使自己得到发展；同时要改变一贯的以援助为主的政策导向，要使企业明白去坦桑尼亚投资是为了获得可观的利益而不仅仅是支援；国家要形成有利于帮扶在坦桑尼亚的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优惠政策，而不像现在仅仅是单纯的资金支持。
第二，加强员工培训。选调坦桑尼亚优秀的员工到中国进行技能培训，提高其专业技能；其结果既可以提高坦桑尼亚的技工水平又可以为中国的企业提供优质的当地员工，还可以促进中国文化在坦桑尼亚的渗透；增加坦桑尼亚来中国留学的学生名额，从教育的角度循序渐进的改进；在国内遴选一批既具有专业技能又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精通管理，具有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而且开创事业的敬业精神的员工到坦桑尼亚发展，给予这些员工较高的福利补贴等，可以以互动的方式促进在坦桑尼亚的中方人员与其本地居民的交流与合作，使其尽快适应当地的习俗。
第三，化压力为动力，提高竞争力。面对竞争我们因该努力提高自身竞争力，强化我们在价格方面的优势，弥补由于技术水平低下而导致竞争力不足的劣势。加大技术创新的力度，鼓励企业依托坦桑尼亚的实际情况合理地调整技术方针和生产模式来提高产品竞争力；建立优质的销售渠道以及良好的售后服务体系，以“软实力”增强产品的竞争力，以服务取胜；树立良好的产品信誉；在以维持中国投资企业声誉的情况下，可以采取灵活多面的经营方式，寻找到适合自己在坦桑尼亚的持续发展的方法，提高自身竞争能力。
第四，开源节流，降低成本。在基础建设方面，由于目前坦桑尼亚国内基础建设发展有限，在短时期内基础设施落后的情况并不会得到太大的改善，这就需要在坦桑尼亚企业想方设法地减少企业运营的成本，依托当地已有的交通路线合理布局生产基地，相较于坦桑尼亚的内陆交通来说其海运更为发达，中方企业可以考虑把生产基地建设在离海港较近的地方，节省交通成本；同时中国的工程建设企业也可以加大对坦桑尼亚投资的力度，协助其建设基础设施，另一方面也为中国企业在坦桑尼亚的发展提供便利。
参考文献：
1、宋国明。坦桑尼亚矿业投资指南[J].国土资源情报，（6）。
2、坦桑尼亚前总统姆卡帕谈中非关系和非洲形势[Z].-09-12.
3、中国信保。坦桑尼亚投资与经贸风险报告[J].国际融资，（6）。
财政投资评审对工程造价的过程控制
关键词:财税论文发表,财政投资,评审工程,造价项目,阶段过程控制
一、财政投资评审对工程造价过程控制的重要意义
某项工程建设过程中所花费的全部费用即为工程造价，工程造价的过程控制工作主要是指财政投资评审机构做到在项目的各个阶段控制费用使其在批准的投资限额内，工程造价涵盖了工程的全过程，因此工程造价的过程控制可以有效实现工程造价降低的目标，并最终实现工程财政投资的最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另外，与其他商品不同的是，工程造价需要多次性计价，这一基本特征决定了工程造价的动态性和复杂性，因此对工程造价过程控制可以加大其有效性与稳定性。
二、财政投资评审对工程造价过程控制的各项目阶段
(一)项目决策阶段的工程造价控制分析
项目决策阶段是工程造价的起始环节，也常常被认为是工程造价过程控制中尤为重要的一环，因为正确的决策预示着正确的投资(据统计，影响度可高达 90%)，这一过程中各项经济决策及技术决策的制定对项目的投资效果和项目运行后的整体效益发挥着不容小觑的影响。项目的决策阶段即工程的可行性研究和分析，是筛选和确定投资方案的过程，因此为避免可行性研究工作的错误与遗漏，必须在立足于实事求是的基础上，进行系统全面的基础资料收集，做好投资预算工作。另外，需要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针对性的进行投资方案的优化论证，可以从自身基本条件、国家需要、市场前景等多个方面综合比对分析。
(二)项目设计阶段的工程造价控制分析
据统计，设计阶段所产生的费用开支只占工程整体造价的百分之一，但是项目设计对整个工程造价的影响度可高达80%左右，因为项目设计是在技术和经济上对拟建工程进行整体规划的过程，是工程建设的关键所在，因此我们要充分重视这一阶段的造价控制工作。财政投资评审机构应加强对这一阶段的造价控制，严格审查设计功能与决策要求、设计投资规模与计划投资规模之间的契合度等，同时对设计方案要进行详细的分析研究，发现不合理、不完善的地方要及时作出改善，保证项目设计预算准确性达标，及对工程造价过程控制的源头性因素可以得到有效且可靠的把握。
(三)项目招投标阶段的工程造价控制分析
我国政府投资工程走向市场化、规范化的标志之一就是实行工程的招投标，建设工程的招投标制度是有效控制工程造价必不可少的措施，财政投资评审部门应结合工程自身条件和当地的相关政策，综合分析，保证工程项目招投标过程监督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在招投标阶段对招标文件、工程量清单等相关的招投标文件及招投标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需进行系统的审核，并及时提出参考意见和修改建议，以保障项目特征描述的准确有效性。同时也要注意严格审查投标单位的资质及资金技术实力等，以免影响到后期的工程质量和工程进度，进而影响到整体项目费用的控制。
(四)项目施工合同阶段的工程造价控制分析
项目施工阶段是整个项目的核心和重点，是投资相对最大的一个阶段，也是财政投资评审机构工作量最大的一个阶段，首先相关工作人员应该树立依法按合同办事的意识，签订合同时要充分借助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合同所涉及的承包方式、计价方式及结算方式等进行合法合理性审查，尽量避免建设过程中出现设备或材料价格变动等引起的索赔纠纷;其次再引入投资监理，因为施工阶段相对来说时间较长且复杂多变，因此需要相关工作人员深入工程施工现场，以保证能在第一时间掌握施工的变更和执行情况;最后财政投资评审的工作人员还需对工程造价实施跟踪控制，随时掌握和调整实际费用与预算费用的偏差，无法调整的重新进行评估论证，建立健全工程现场签证手续，最大限度的做到事中主动控制工程造价。
(五)项目竣工结算阶段的工程造价控制分析
竣工结算阶段是工程造价过程控制的最后阶段，反映了整个工程的实际造价，也关系到项目工程造价的最终结果，这一阶段的造价控制侧重点在于对建设项目竣工图纸的审核，及上述四阶段工程的各种变更问题的有效处理，并审核承包单位的工程竣工结算书予以结算上报，值得注意的是，只有符合合同要求的施工内容才能够进行结算，变更部分得到有效处理的才能予以结算。此外，整个过程的造价资料应当进行全面有序的整理并录入计算机存储系统中保存，这样便于以后调阅使用。
三、结束语
总之，加大对工程造价的控制力度可以有效提高财政投资管理效率，提高了工程投入运行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随着我国工程建设的迅速增多，如何加强工程造价的过程控制，实现建设资源的合理配置，这些都值得业内相关工作人员去研究探讨，进而使财政投资评审工作真正意义上成为控制工程造价成本的有效举措。
参考文献：
[1]黄琳.浅析建设施工合同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措施[J].广西轻工业,2009
[2]张静,张伟,孙春梅.招投标过程中的造价控制要点及注意事项[J].中国电力教育,
联合证券 廖梓君
产业(风险)投资基金在我国还是一项刚刚起步的崭新事业，市场对其的认识大都还停留在有关概念和作用的理论介绍上，而具体在实践中究竟如何运作、如何管理却少有探讨研究，尤其是对产业(风险)投资基金微观层面的方法论，如投资策略、经营风险等问题涉及不多。本文现结合我们在实际参与投资基金工作中的切身体会，重点探讨产业(风险)投资基金设立后在具体投资管理实务中可能遇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以及基金为规避投资风险所应采取的相应策略。
在我国目前的国情大背景下，基金投资所涉及的各个领域无一例外地都具有浓厚的中国本土色彩。如何既引进国际先进的基金管理技术和机制，又能因地制宜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在产业(风险)投资实际操作过程中尽量避免出现重大投资失误呢？因此，对过去一段时间基金投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走过的歧路进行深刻反思、认真思考，总结业内人士的经验和教训,制定正确的投资策略，对发展我国目前正大力推进的产业(风险)投资基金具有现实意义。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国内将专门投资于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基金大致分为两类：投资于已经开始批量生产的企业、提供资金进行扩大规模生产的称为产业投资基金；投资于刚完成商品化样机阶段的企业称为创业投资基金，又称风险投资基金。在国外较少这样分类，而是统称为直接投资基金。虽然有时我们会看到一些叫创业投资基金的机构，但实际上仍是我们认为的产业投资，所以国外在叫法上也没有完全统一。
投资基金在我国的实践回顾
随着改革开放，瞄准我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国外投资基金开始进入我国，1990～，先后进入我国的国外直接投资基金总额保守估计约40亿美元。从宏观上讲，直接投资基金属于财务性投资，即通过资本与财务方面的运作，从而达到增值的目的。外国直接投资基金的进入，为我国投资领域带来了新的投资理念和投资形式。另外，90年代中期，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如广东、上海、北京、西安等地，陆续也建立起一批主要针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创业投资公司。这些以财务性投资形式运作的国内外资本，对完善我国投融资体系、推进新型投资理念的建立无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虽然有几百亿人民币的投入，但投资绩效却不容乐观，投资成功的例案是少之又少，特别是境外进入我国的近40多亿美元的投资基金几乎都遭遇“滑铁卢”。这些对未上市企业进行股权投资的基金在我国的投资回报远远低于预期值。又如在港上市的11只境外中国投资基金的每单位市场平均价格较其平均净资产值折扣率均超过了50%，同时，超过80%的投资我国的基金净资产值都低于其投资成本，也就是说，基金的投资者实际上蒙受了双重损失。上述这种令基金投资者和管理者沮丧的投入产出结果，直接导致了自19以来进入我国的直接投资基金数额的急剧下降。事实上，自年后已经没有新的财务性投资基金进入我国了，以基金形式进入我国投资的外资几乎断流(但对国内新兴的IT行业的投资除外，自中开始，我国IT 行业有引进国际风险资金的个案存在)。正如一篇专业研究报告中提到的问题：在过去几年中，为什么我国经济平均以两位数字的速度增长，而我们基金所投资的企业却跟不上同期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通过一段痛苦的磨难和反思，业内人士能够逐渐以较为平和的心态面对现实，并思考所遇到问题的症结何在，从一个个单一的投资项目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入手，进行剖析探究发现：很少有投资项目在投资后的现金流量能达到投资前的预测水平。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投资环境的不健全、在我国很难监控被投资企业、缺乏退出的渠道等等因素。但我们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投资策略和投资方法的失误所致。
投资策略和方法的失误
导致投资项目的失败
1992～1995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在我国的直接投资基金进行实践所依据的基本概念是：我国经济有超过两位数的增长，挑选超过平均增长水平的行业，同时挑选行业前三名的企业，在该企业扩张阶段进行投资，再加上专业投资机构的增值服务，那么应该可以在几乎零风险的情况下实现20%以上的投资回报。基于以上概念所制定的投资策略是：1.选择超过经济平均增长水平的行业内的前几名企业；2.选择处于投资扩张阶段的企业；3.企业须有三年赢利增长记录，并用过去业绩判断管理水平；4.全部现金投入占小股；5.参加董事会，但不参与日常管理；6.通过增加企业现金投入，扩大生产规模，推动赢利增长，进而企业上市后套现。
上述概念很容易被大众了解，也很容易被推销出去打动投资者。但投资的实际收益情况如何呢？实际上几乎没有一家企业能够达到投资前的利润预测，较好的情况是企业虽然没有预期的利润回报，但还能维持投资前的利润水平，较差的情况是企业甚至连投资前的利润都达不到。当时典型的沮丧说法是：我国的企业不投资还好，一投资利润就往下掉。初时，投资方的直觉反应是企业会不会在做手脚。但仔细一想这种可能性不太可能，因为基金每个月都会收到企业的财务报表，基金有一套成熟的财务预警机制，企业每年还要经国际认可的会计师审计，不太可能在发生重大财务问题时没被发现。另外，即使个别企业发生欺骗行为，但所有企业利润回报都很差，就不能简单地以欺骗来解释了。认真探询其原因，上述基金的投资策略及方法并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市场环境。
首先，重复建设造成我国产品生命周期较短。
1992～1995年我国经济经历了两位数的高速发展阶段，但是我国经济的总体实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社会总体购买能力还很有限，消费结构比较单一，投资热点不多。另一方面，我国经济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市场运行还不成熟，透明度也还很低，企业行为成熟度不高，突出表现为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不注重产品技术创新和企业战略制定，同时大量假冒伪劣产品冲击正品市场，经典行业进入的壁垒原则，如投资大、见效慢、技术含量高等条件都挡不住企业介入为数不多的几个赢利行业。这样的结果是生产能力快速进入过剩，全行业赢利水平很快下降甚至亏损，一些高毛利
率产品能在短短二、三年内变得没有钱可挣了，大举投资维生素C、浮法玻璃、VCD、鳗鱼养殖等等都是惨痛的教训。投资热点少、企业不成熟、盲目重复建设，再加上企业急功近利不注重技术创新，形成了我国企业发展不同于国外的一个特点，就是产品生命周期普遍较短，很多在国外有七、八年生命周期的产品，在我国的赢利状况从明朗化到产品跌入低谷，仅仅只有三、四年的时间。
现在再回头看看多数直接投资基金在我国的投资策略，通常是以在国外的经验推断我国的情况，即通过对企业以往三年财务状况的审计，分析企业经营管理状况和产品发展水平，但事实上这时候恰恰是很多被投资企业的黄金时期。假设产品生命期只有五、六年的话，完成投资、购买设备到可以投产时，该产品可能也已进入低赢利状态了，这就出现了令很多基金经理沮丧的投资结果。
其次，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的企业管理层普遍还不成熟。
我国经济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管理层较容易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企业的定位、产品技术创新、对市场的把握和对待股东的态度等方面。作为经营实体，企业存在的目的是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企业应以为股东创造最多利润为己任。但是，长期的国有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企业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资产尤其是有形资产的最大化。传统经济体制下企业领导人虽然不是企业资产的所有者，但是他对企业资产有完全的处置权，是企业资产的实际控制者，社会评价成功的标志也是看该领导人能控制多少资产，对企业评判的标准是产值、固定资产、人员等指标。这无形中就造成了企业行为追求资产最大化的倾向。这种追求资产最大化的倾向不光存在于国有企业，集体、民营企业也相当程度地存在。
企业管理层的不成熟，还表现在对企业的生产前景普遍过于乐观，企业预算普遍不能完成，对企业缺乏控制，对市场可能的变化缺乏风险意识。国内企业对计划预算管理相当不重视，对年度计划的制定更多地是跟着感觉走，一个经常性的理由是市场变化太大、预算没有用。同时企业内部又缺乏一套有效的预算控制系统，不能有效地根据市场的变化重新配置内部资源，以保证年初预算目标的实现。预算缺乏控制导致了企业运行的低透明度，降低了投资者的信心，造成在实际工作中基金经理将企业的预算作40%折扣后再行考虑。从以往的经验我们看到：在我国当前的市场环境下，在企业面临资金短缺压力时，管理层的决策和行为可能还比较经济和理性，而当这种压力得到无约束的缓解时，如基金注入数额巨大的资金后，他们的决策就可能出现非理性和非经济的倾向甚至行为了，比如盲目上马尚未经仔细研究论证的项目，将投资资金投向非生产领域的奢华消费上，如购买汽车、住房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对国内企业管理层的现状有了大致的认识，现在我们回头反省一下现有基金的投资策略是怎样安排的：现金投入占小股，参加董事会，但不参与日常管理。在没有控制权和经营权又缺乏必要的法律约束情况下，基金投资的权益如何保障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如果企业有一个值得信赖的领导班子，很多风险是完全可以控制的。投资成功与否，人是第一位的，投资企业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人的投资，是对人预期成功的投资，人在企业中的作用提到任何高度都不为过。但也正是对“人”的判断最为困难，既没有定量的标准而且判断又非常地个性化。因此，我们基金认为上述的被动式管理并不完全适合我国，这样的投资策略在发达国家适用，在我国就会带来投资的额外风险。在今后的实践中，基金有必要对以往的投资策略进行调整，要把对企业管理层的评价始终作为第一要素考虑，关键是看企业管理层是不是一个具有可塑造性的班子。同时，基金管理人要更积极地影响、灌输、引导企业，要加强控制和约束。当然，这要有一个条件：在很多方面，基金管理者要比企业管理层看得更高、更远。
适应我国产业(风险)
投资基金的优化策略
下面就基金管理的一个重点――投资策略的制定谈谈我们的观点和认识。
一、 选择合适的投资阶段，做真正的风险投资
我国经济从1995年前的过热很快进入到开始的通货紧缩，GDP从1991～1995年的年平均增长12%降到19的7.8%，反映在日常投资工作中就是明显感到进入1996年以后，更加难找有价值的投资机会。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国经济总体发展速度下降，造成企业销售增长速度随之下降，经济不景气也进一步加剧企业之间的竞争，有投资价值企业的总体数量下降，这是主要的因素。第二个原因是企业融资渠道拓宽，如国内A股上市企业数量的剧增。虽然表面上对A股上市企业有很多的要求，但在实际投资及投资后的监管方面，投资基金比A股上市对企业的约束和监管力度要大得多。上市本身对企业是一笔很大的无形资产，在上市的大帽子下可做很多文章，所以选择上市成为企业首选。面对具备投资价值的项目数量的整体减少以及我国目前产品生命周期短的现实，新成立的我国产业投资基金在选择投资阶段时可能应投资更早期的项目，即投资开始商品化生产且有一、二年赢利记录的创建期后期的企业。创建期企业在内部管理如开发、设计、生产、财务等方面不如扩张期企业成熟，相对而言管理风险较大，但对比扩张期企业所面对的社会生产量迅速增长的市场风险，前者更容易被接受，因为管理风险是内部风险，容易发现和控制。投资创建期后期的企业可能还可以享受一、二年企业高速增长所带来的好处。而投资创建期初期的企业，不仅面临着企业的管理风险陡然上升，同时产品被市场接受的风险也加大，投资于该阶段的风险和投资扩张期企业的风险相比较，则是另一范畴的事了，更多地是在进行产业投资还是进行风险投资之间比较。
事实上目前社会各界大力推崇风险投资，除了风险投资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提高产品竞争力方面的积极意义外，从投资机构的角度看风险投资是一个不得不为之的出路。因为在我国企业增长潜力转弱的背景下，有成长性的扩张期企业愈来愈难找到了，只能将投资阶段往前提。另一方面，创建期的小企业要能脱颖而出，提高企业的生存能力，只能走技术创新的道路。结合投资机构的投资趋向，投资高技术含量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为社会各界所大力推崇确有其原因。
二、 投资熟悉的行业且投资行业
相对集中
我们强调投资行业应相对集中，原因基于三方面的考虑：投资前分析、投资后监管和投资附加值的提高。投资机构管理经费和人员有限，不可能对所有具备增长潜力的行业都进行分析、研究和考察，只能重点对其中几个行业进行深入了解。如果投资行业太分散，基金经理对所投资行业缺乏较深的理解，就不能有效地对企业的一些非理性决策提出建议和进行约束，很容易造成投资的损失。投资行业相对集中就能以做一个项目得到的经验教训做好一批项目，最大限度地利用投资机构的资源，反过来又可以将该行业的.研究做得更深入、细致。对投资后企业的监管也一样，如果对行业情况不了解，同样会出现被动局面。企业管理层与基金经理对企业信息占有是不对等的，管理层日常经营企业，掌握企业方方面面的情况，而投资经理不可能对企业有如此深入的了解。如果基金经理对行业再不了解，就很难对管理层提出的经营分析作出正确判断，更谈不上以高水准专业化的服务引导企业了，更多地只是由着管理层去了。从提高投资附加值的角度看也是一样的。关于投资附加值下面将专题讨论。投资自己熟悉的行业非常重要，但我国经济波动较大，高增长行业也经常变化，所以要求基金经理努力学习，掌握最新行业变化情况，以适应投资形势的变化。事实上，国外较有影响的投资机构都有较强的行业特点，一般也不轻易变化。
三、强调提供投资附加值
投资附加值是指投资机构除了资金投入之外对企业在销售、管理、寻找策略伙伴等方面提供增值服务。基金投资相对行业策略投资而言属于财务性投资，特点就是没有自己的产品，不以推广品牌和市场占有为目的，而是通过资本运作达到资产增值的目的。企业选择投资者时，除了投资条件外还看重哪一家投资机构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附加值。在我国，经理层往往既是管理层又是中方股东代表，基金投资如果仅仅只是投入资金，在企业遭受市场、管理等的多层压力下，管理层非常容易造成心理失衡，出现不配合的情况，这时基金作为股东的利益很容易受到漠视和侵害。在投资较早期项目时尤其如此。如果基金能够提供投资附加值，就能减少这种情况的出现。实际上如果基金投资自己所熟悉的行业且投资行业也比较集中，基金完全可以也应该提供优质的投资附加服务。基金可以将自己对行业的了解、相关公司的统计资料、其他公司的经验教训告诉企业，对企业在市场、管理方面遇到的难题提出建议，也可以在合适的时机为企业引进行业策略伙伴，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进而增加企业的价值，实现“双赢“的局面，即企业与基金两者都共同受惠。
目前投资机构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我国真正具有增长潜力的投资机会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多，提供投资附加值将是投资机构确立自己在投资行业中地位的重要标志。今后直接投资领域的趋势将如目前国外情况那样，一个投资机会将以最具该行业背景的投资机构为龙头，相关背景的几家投资机构共同投资，相互补充、共担风险。
四、设计合理的股东结构
从现有的直接投资基金实践中发现，被投资企业股东结构较多是由中方股东与基金两家，即“1+1”模式组成。现在看来这种模式不太理想，主要表现在当双方意见不同时容易造成双方对立的局面。当双方对立观点无法统一时，更多地只能是基金投资者迁就企业的决策。如果这时候有第三方股东，回旋余地就比较大，形成的决议更容易让各方心平气和。顺便说一下，我们的基金投资项目虽然都有一票否决权，但感到在我国一票否决权更多地只是一种威慑，靠董事会投票形成的决议对企业到底有多少约束力是值得考虑的。双方意见不同时要通过董事会投票来决定，在“1+1”模式下，局面可能已经不可收拾了。因此在国内投资时应尽量安排设计“1+2”模式，即有2家投资机构一起投资比较好。产业投资基金投资的项目一般规模较大，如果再能找到行业策略伙伴一起投资，即采取“1+2+1”模式，哪怕他们只占较小股份，那就最理想了。因为行业策略伙伴对行业情况非常了解，且行业策略伙伴因其在行业中的地位，他们的建议往往比较容易被企业所接受。另一方面行业策略伙伴也是基金投资套现的重要对象。
五、 接受合理的企业资产定价
作为财务性投资，在投资企业过程中对企业价值评估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相对而言，有形资产评估不会有太大分歧，难点在无形资产的评估，特别是以后产业投资基金将面对较多的技术含量高的创建期企业。对投资者而言，任何资产价值评判一定是以创造利润多少为基础的，无形资产评估也是一样。在投资谈判过程中，企业往往很难接受这点。企业对无形资产的看法大致有二类：一是以它开发这项技术或创立品牌的成本来计算，一是根据他们的“感觉”。 以开发该技术和品牌的成本作为无形资产评估的依据是可以的，但不能是花多少钱就认为无形资产就值多少钱，那种在电视台花300万做广告，就把这300万作为计算无形资产的依据是错误的。另外，对于企业经营活动中必须花费而并不带来超额利润的部分，也不能认为是对企业无形资产的贡献。另一种情况是企业根据自己的“感觉”，往往过高地估计自己企业的无形资产，经常津津乐道地谈论可口可乐值多少多少百亿美金。企业经营者在经营企业过程中克服种种困难，所以他们希望通过无形资产的评估来肯定他们的工作，这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投资者评估无形资产的标准就是只看是否能带来超额利润。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对风险投资项目的评估，高科技风险项目的无形资产评估有时只能靠感觉。技术含量越高、企业越早期、营业记录越短，无形资产越不容易确定。因此，有人说高科技企业价值评估与其说是一门技术，还不如说是一门艺术。投资高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风险相对较高，投资策略上建议多投一些项目，每个项目占股较小，期望一、二个项目的高回报，弥补其他项目的损失。
六、在可能的情况下，采用分期投入的方式
由于国内市场波动大，以及高技术含量项目各种不确定因素多等原因，使得在进行产业投资时，事先确定的投资市盈率往往比较盲目；而在进行风险投资时，对产品的市场前景更难于把握。为减
少基金的投资损失，可以考虑分期投入，即将计划投入的资金、无形资产的投入与企业实现的利润或市场表现挂钩，当企业达到预期目标时，再投入一部分资金。当企业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时，将重新讨论企业的资产经营状况，并决定下一步是否再投资。这种方法的好处是风险较小，但与现行法律有些不符，在操作程序上需要订立更加严密的法律合同加以约束。
七、尽量避免参与可能存在关联交易的项目
前几年在国有企业改组过程中，“剥离”是经常被用到的概念，即将不良资产剥离由总公司负担，留下优质资产独立运行，以期可能发挥资产存量的作用。我们在以前的基金投资工作中，也接受这种概念，普遍使用“剥离”的方法。通过几年实际运行感到这种方法给投资后监管带来了太多的麻烦，突出表现为关联交易。剥离的目的是想将不具效益的资产、相应的人员、负债与优质资产在法律意义上分开，具体表现为将一个产品、一个车间或一个分公司独立出来，但实际上由于合营公司与原母体公司是同一决策系统，很多时候是同一套人马，在实际工作中他们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如合营企业在资金、地位、收入等等都处于有利位置，非合营部门就会有不平衡心理，因此，合营企业管理层就很难做到避免关联交易、在处理与母公司关系时真正去维护合营企业的利益。事实上，合营企业管理层在内心中更多地是将合营企业看作一个子公司，而不是有基金股份的独立运行的法人公司，更多地强调“统一协调、统一运作”。
几年的经验告诉我们，不管合营企业是否与母体公司存在产品上下游关系，关联交易都普遍存在，表现形式也五花八门。有的通过母公司销售产品回收货款长期不返还合营企业，有的以合营企业资产抵押为母公司向银行贷款，有的用合营企业存款偿还母公司贷款等等。值得一提的是，外界对关联交易有时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通过“剥离”进行的部分合资带来的另一问题是，总经理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合营企业的工作，相当部分时间要去处理合营企业以外的事物。“剥离”带来的种种弊端，不仅仅出现在国有企业中，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同样有这类问题。因此，今后遇到类似情况要慎之又慎，否则投资后的监管战线太长，不利于维护基金的权益。
［摘 要］本文在总结分析国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管理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加强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管理的建议。
［关键词］农村基础设施；财政支持；经验；投资；管理模式
1 国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管理模式
1 欧美模式
北欧国家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政府都会做完善的前期规划，并按照城乡一体化建立健全农村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加大对农村社区服务和经济发展的政策倾斜，优先考虑水、电、垃圾处理、道路、通信等涉及民生的项目。对农业采取了各种补贴制度及优惠政策，例如，对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对种粮农民和购置农业生产资料予以补贴；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提供税收优惠。
法国政府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水利工程和土壤改良、道路建设、农村用水用电、地区的大型整顿等。在水利工程和土壤改良方面，1951年政府正式通过法令，成立各种专业化的公私合营公司来承担农田水利和土壤改良工程，由政府统筹管理。1955年又通过法令扩大公司范围，吸收农业和工业部门都参与投资和管理，并允许银行集团参与投资。在法国北部和东部没有土地公司的地区，由市政府出面，在各市之间组成联合公司来进行土壤改良工作，并为公司配备挖土机、推土机等必要的机器设备。此外，面向农业的专业金融机构，以较低利率向农民提供大量的优惠贷款，利息差由财政补贴。
2 日韩模式
日本、韩国两国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有多种金融机构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如日本的农协、农林渔业金融公库，韩国的国家农业和农村开发银行等，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贷款、担保等服务，确保了金融需求。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机构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始终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日韩两国政府充分运用财政预算、财政贴息、财政补贴和财政投资等杠杆，向农村金融机构不断注入资金。
日本的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是很复杂的。具体分为四部分：一是水利建设投资由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共同负担，由国家和地方政府负担为主。二是水利工程的管理费用也是由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共同负担，但随着工程隶属关系的不同，各方负担比例不同。三是在水利建设和管理中，注意农民的负担能力。四是用法律手段收取农民应负担的水利建设资金和管理费用。
日本的大型水利建设等项目主要靠中央财政的直接投资，但是一小部分同样可以通过金融手段来对其提供支持。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给予支持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农林渔业金融公库（简称农林公库）。农林公库主要把资金用于改善农村环境、土地改良、建造农用设施、建设渔港等基础设施的融资，还把资金用于农业改良资金的融资。农林公库的.贷款利率要比民间金融机构优惠，贷款的偿还期限为10~45年不等。
韩国自1972年的“新村运动”后开始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其内容几乎涵盖了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所有方面，包括修建乡村用水及排水系统、扩大乡村供电系统和通信网络、改建村庄、兴修田间排灌设施、支持农户发展多种经营和非农生产等。新村运动始终以改造农村为核心，其资金来源于政府投资和乡村集资。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根据设施规模和功能的不同，主要采取“两级政府两级管理”、“政企分离”的建设管理体系。政府一般只负责监督，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融资、建设、运营、管理由直属的国有企业负责。
3 以色列模式
以色列农业的成功得益于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和技术变革，而农业合作运动和合作体系建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农业合作组织体系，使大家分享农业技术和农业发展经验，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给予充足的资金支持。对农业的扶助资金使用上，以色列从不直接发放给农户，而是用于该项产业的服务体系建设，或者拨给合作组织，由该组织用于公共需要。政府还通过发放农业银行贷款来支持水利工程建设，发明了滴灌、微灌、地下埋灌等世界先进灌溉技术。
国外政府公共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尽管某一时期支持的侧重点不同，支持手段和力度存在差异，但仍有一些共同性的做法和经验值得我国在下一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学习和借鉴。
1 拓宽财政支农的范围
对农业的财政支持是各国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一方面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农业科研、教育及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另一方面重视财政对农业信贷和农业保险的支持，从而建立起了完整的政府对农业支持和保护体系。此外，政府的财政还非常重视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是涵盖农村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目标的发展战略，公共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既需要加强农业发展和农业结构调整的投入，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同时需要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改变农村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长期发展滞后的现状，从而逐步推进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2 加大公共财政支农力度
从国外的总体情况来看，多数国家对农业的财政投入总量可观，而且结构合理，这是我国应该借鉴的经验。―，如果按WTO协议计算口径，发达国家对农业的支持总量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30％~50％，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约为10％~20％。按照相同的口径，我国在这五年中的农业支持总量分别为1083亿元、1267亿元、826亿元、1709亿元、2200亿元，占当年农业产值的比重分别为4。9％、5。3％、7。4％、7％、8。8％。与我国农业的重要地位和发展要求相比，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总量仍是低水平的。
虽然国家财政支农资金逐年增加，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总量仍然不足。自1978年开始，国家财政支农支出绝对总量逐年增加，但是，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却一直处于徘徊状态，―，除了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达10％以外，其余年份均在10%以下徘徊。与很多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水平也是较低的。
3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与政府投资的普遍化
发达国家农村基础设施的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农场主以及农业合作自治组织（比如协会），就投资比例而言，企业和农场主的投资比重较大，这样的投资结构符合“谁受益谁投资”的市场原则。
农村基础设施属于公共产品的范畴，政府应成为其供给的主体，政府投资不仅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在建设资金筹措中还发挥着引导、鼓励支持的作用，是各方投资参与农村建设的重要引导力量，兼有投资和调控的双重作用。目前，对于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了强势的态度，比如加大政府直接投资比重。美、法、英等发达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不断增加对农民住房、自来水、能源等生活基础设施的投入，而日本政府对农村基本建设投入呈现出逐步递增的局面，如19为10840亿日元，增至11510亿日元。
4 重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
日本在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并且政府在这些机构成立初期提供资本金，还为他们提供利率优惠、担保等一系列优惠措施来支持其发展。如日本的农林公库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优惠的中长期贷款，而且，为保证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一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以确保其资金来源，另一方面通过立法对其给予支持和保障。但是，从我国实际情况看，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狭窄，在农村建设过程中的，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不够，而且农村资金还大量从这些金融机构流失，加剧了农村资金的缺乏程度，导致一些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无法实施。为此，我们要借鉴日本国家的做法，拓宽我国的政策性金融体系的业务范围，加大支持力度，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顺利开展。
财政制度改革对气象科技服务与产业的影响及对策
联系自2000年国家财政制度改革以来宜昌市气象部门科技服务与产业发展实际,分析了国家财政制度改革对气象科技服务与产业发展的'影响,提出了气象科技服务与产业适应国家财政制度改革要求的对策,并对未来气象科技产业发展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作 者：雍绍林 向永龙 作者单位：宜昌市气象局,宜昌,443000 刊 名：湖北气象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BEI METEOROLOGY 年，卷(期)：2004 23(1) 分类号：F270.7 关键词：财政制度改革 气象事业 科技服务与产业 可持续发展★ 学前教育财政问题
★ 财政工作总结
★ 财政论文范文
★ 财政工作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