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论我国证券市场监督管理法律制度的完善（共含17篇），欢迎大家阅读借鉴，并有积极分享。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野山”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论文摘要：证券市场作为我国资本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建立以来，在近间获得了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实现我国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证券市场监督管理法律制度的滞后等原因，导致证券市场监管不力，在证券市场上出现了诸多混乱现象，使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备受困扰。因此，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法律制度、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是证券市场走向规范和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
我国证券市场自建立以来，在近20年间获得了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据中国证监会8月25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7月底，我国股票投资者开户数近1．33亿户，基金投资账户超过1．78亿户，而上市公司共有1628家，沪深股市总市值达23．57万亿元，流通市值11．67万亿元，市值位列全球第三位。证券市场作为我国资本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现我国市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由于监管、上市公司、中介机构等方面的原因，中国证券市场。这些问题的出现使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备受困扰，证券市场监管陷人困境之中。因此，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法律制度，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一、我国证券市场监管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监管者存在的问题
1．证监会的作用问题
我国《证券法》第178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证券市场实行监督管理，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障其合法运行。”从现行体制看，证监会名义上是证券监督管理机关，证监会的监管范围看似很大：无所不及、无所不能。从上市公司的审批、上市规模的大小、上市公司的家数、上市公司的价格、公司独立董事培训及认可标准，到证券中介机构准入、信息披露的方式及地方、信息披露之内容，以及证券交易所管理人员的任免等等，凡是与证券市场有关的事情无不是在其管制范围内。而实际上，证监会只是国务院组成部门中的附属机构，其监督管理的权力和效力无法充分发挥。
2．证券业协会自律性监管的独立性问题
我国《证券法》第174条规定：“证券业协会是证券业的自律组织，是社会团体法人。证券公司应加入证券业协会。证券业协会的权力机构为全体会员组成的会员大会”。同时规定了证券业协会的职责，如拟定自律性管理制度、组织会员业务培训和业务交流、处分违法违规会员及调解业内各种纠纷等等。这样简简单单的四个条文，并未明确规定证券业协会的独立的监管权力，致使这些规定不仅形同虚设，并且实施起来效果也不好。无论中国证券业协会还是地方证券业协会大都属于官办机构，带有一定的行政色彩，机构负责人多是由政府机构负责人兼任，证券业协会的自律规章如一些管理规则、上市规则、处罚规则等等都是由证监会制定的，缺乏应有的独立性，没有实质的监督管理的权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律组织，通常被看作准政府机构。这与我国《证券法》的证券业的自律组织是通过其会员的自我约束、相互监督来补充证监会对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的初衷是相冲突的，从而表明我国《证券法》还没有放手让证券业协会进行自律监管，也不相信证券业协会能够进行自律监管。在我国现行监管体制中，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作用依然没得到重视，证券市场自律管理缺乏应有的法律地位。 3．监管主体的自我监督约束问题
强调证券监管机构的独立性，主要是考虑到证券市场的高风险、突发性、波及范围广等特点，而过于分散的监管权限往往会导致责任的相互推诿和监管效率的低下，最终使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而从辨证的角度分析，权力又必须受到约束，绝对的权力则意味着腐败。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监管者也是经济人，他们与被监管同样需要自律性。监管机构希望加大自己的权力而减少自己的责任，监管机构的人员受到薪金、工作条件、声誉权力以及行政工作之便利的影响，不管是制定规章还是执行监管，他们都有以公谋私的可能，甚至成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工具，而偏离自身的职责和牺牲公众的利益。从法学理论的角度分析，公共权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从人民权利中分离出来，交由公共管理机构享有行使权，用来为人服务；同时由于它是由人民赋予的，因此要接受人民的监督；但权力则意味着潜在的腐败，它的行使有可能偏离人民服务的目标，被掌权者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因此，在证券市场的'监管活动中，由于监管权的存在，监管者有可能以权谋私，做出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所以必须加强对监管主体的监督约束。
(二)被监管者存在的问题
1．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治理机制的问题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上市前多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股权过分集中于国有股股东，存在“一股独大”现象，这种国有股股权比例过高的情况导致政府不敢过于放手让市场自主调节，而用行政权力过多地干预证券市场的运行，形成所谓的“政策市”。由此出现了“证券的发行制度演变为国有企业的融资制度，同时证券市场的每一次大的波动均与政府政策有关，我国证券市场的功能被强烈扭曲”的现象。证监会的监管活动也往往为各级政府部门所左右。总之，由于股权结构的不合理，使政府或出于政治大局考虑，而不敢放手，最终造成证监会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出现问题。
2．证券市场中介机构的治理问题
同上市公司一样，我国的证券市场中介机构的股权结构、治理机制等也有在着上述的问题。证券公司、投资公司、基金公司等证券市场的中介机构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虽然也成长起来，但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尚不成熟、法制尚待健全、相关发展经验不足的境况下，这些机构的日常管理、规章制度、行为规范等也都存在很多缺陷。有些机构为了牟取私利，违背职业道德，为企业做假账，提供虚假证明；有的甚至迎合上市公司的违法或无理要求，为其虚假包装上市大开方便之门。目前很多上市公司与中介机构在上市、配股、资产重组、关联交易等多个环节联手勾结，出具虚假审计报告，或以能力有限为由对财务数据的真实性做出有倾向性错误的审计结论，误导了投资者，扰乱证券市场的交易规则和秩序，对我国证券市场监督管理造成冲击。
3．投资者的问题
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离理性、成熟的要求还有极大的距离。这表现在他们缺乏有关投资的知识和经验，缺乏正确判断企业管理的好坏、企业盈利能力的高低、政府政策的效果的能力，在各种市场传闻面前不知所措甚至盲信盲从，缺乏独立思考和决策的能力。他们没有树立正确的风险观念，在市场价格上涨时盲目乐观，在市场价格下跌时又盲目悲观，不断的追涨杀跌，既加剧了市场的风险，又助长了大户或证券公司操纵市场的行为，从而加大了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的难度。
(三)监管手段存在的问题
1．证券监管的法律手段存在的问题
我国证券法制建设从20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证券法律体系日渐完善已初步形成了以《证券法》、《公司法》为主，包括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自律规则四个层次的法律体系，尤其是《证券法》的颁布实施，使得我国证券法律制度的框架最终形成。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证券法律制度仍存在一些漏洞和不足：首先，证券市场是由上市公司证券经营机构、投资者及其它市场参与者组成，通过证券交易所的有效组织，围绕上市、发行、交易等环节运行。在这一系列环节中，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应当是应有俱有，但我国目前除《证券法》之外，与之相配套的相关法律如《证券交易法》、《证券信托法》、《证券信誉平价法》等几乎空白。其次，一方面，由于我国不具备统一完整的证券法律体系，导致我国在面临一些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时无计可施；另一方面，我国现有的证券市场法律法规过于抽象，缺乏具体的操作措施，导致在监管中无法做到“有章可循”。再者，我国现行的证券法律制度中三大法律责任的配制严重失衡，过分强调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忽视了民事责任，导致投资者的损失在事实上得不到补偿。以新修订的《证券法》为例，该法规涉及法律责任的条款有48条，其中有42条直接规定了行政责任，而涉及民事责任的条款只有4条。
2．证券监管的行政手段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发展模式曾长久的站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舞台上，这种政府干预为主的思想在经济发展中已根深蒂固，监管者法律意识淡薄，最终导致政府不敢也不想过多放手于证券市场。因此在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中，市场的自我调节作用被弱化。
3．证券监管的经济手段存在的问题
对于证券监管的经济手段，无论是我国的法律规定还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均有体现，只不过这种经济的监管手段过于偏重于惩罚措施的监督管理作用而忽视了经济奖励的监督管理作用。我国证券监管主要表现为惩罚经济制裁，而对于三年保持较好的稳定发展成绩的上市公司，却忽视了用经济奖励手段鼓励其守法守规行为。二、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监管法律制度
(一)监管者的法律完善
I．证监会地位的法律完善
我国《证券法》首先应重塑中国证监会的权威形象，用法律规定增强其独立性，明确界定中国证监会独立的监督管理权。政府应将维护证券市场发展的任务从证监会的工作目标中剥离出去，将证监会独立出来，作为一个独立的行政执法委员会。同时我国《证券法》应明确界定证监会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实施监管权力的独立范围，并对地方政府对证监会的不合理的干预行为在法律上做出相应规制。这样，一方面利于树立中国证监会的法律权威，增强其监管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利于监管主体之间合理分工和协调，提高监管效率。
2．证券业自律组织监管权的法律完善
《证券法》对证券业自律组织的简简单单的几条规定并未确立其在证券市场监管
论我国贷款损失税收法律制度的完善毕业论文
为了适应国内和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变化，我国的贷款损失税收制度一直以来也在不断的进行调整，以下就是由为您提供的我国贷款损失税收法律制度的完善，希望给正在阅读本文的你带来帮助！目前我国贷款损失税收制度的规定主要散见于一些规范性文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贷款损失的认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57号)首次将贷款损失从以往的坏账损失中分列出来单独明确，同时还明确将应收账款和预付款分为贷款类和非贷款类，同时，该通知还明确列举了十一种具体确认贷款损失的条件，并将“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作为兜底条款写入，这也为以后财政税务部门应对经济生活中的新形势和新问题做好政策上的准备。
(二)我国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的具体方法。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实行的都是与贷款分类相适应的五级分类计提法，近年来，随着新会计准则的实施，我国少数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开始与国际接轨，采取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下面对两种计提方法进行具体分析：
1、五级分类计提法。五级分类计提法是以对贷款资产进行分类为基础的。它是由银行内部人员根据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与财务状况来判断贷款质量，将贷款划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五类。然后根据贷款的不同类别对应的比例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现行的规定是除正常贷款外，后四类贷款依次按照2%、25%、50%和100%的比例计提，其中次级类和可疑类贷款的计提比例可以上下浮动20%。
2、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新会计准则规定了与国际接轨的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目前已有部分上市银行采取该种方法进行贷款损失准备金的计提。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是将贷款的`账面价值减记至根据未来现金流量预计的现值，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贷款损失拨备，计入当期损益。根据未来现金流量折现法，在对贷款质量进行评估时，应考虑借款人的获利能力，根据借款人以及经济环境等未来变化因素，以及借款人偿还贷款本息的情况，对贷款的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折现计算出贷款现值。
(三)贷款损失税前扣除的审批。根据《企业资产损失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的规定，贷款损失的税前扣除需要经过税务机关的审批。该办法还对各级税务机关的审批权限作了规定，反映到贷款损失的扣除方面，主要内容为：因国务院相关决定事项而导致的贷款损失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具体的审批事项后，由各省省级税务机关负责审批;其他原因导致的贷款损失则由银行所在地的省级税务机关按损失金额、证据涉及地区等因素划分审批权限。
论我国工伤认定法律制度
王书婕
【引 言】工业革命以后，大机器生产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在不断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制造一次次工伤事故，极大地威胁着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为了减少工伤事故的发生以及尽可能消除工伤事故带来的危害，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工伤保险制度。即劳动者在工作过程中或者在法定的情形下因工作原因发生事故或因接触职业性有害因素，导致劳动者暂时或长期丧失劳动能力、死亡时，对劳动者本人或其近亲属提供医疗救治、职业康复、经济补偿等必要物质帮助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
我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但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的工伤事故。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 严重威胁到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不难看出，工伤事故已经是我们现今无法忽视的不良因素了，而工伤认定又是工伤事故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由此可见，我国工伤认定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当前我国的工伤认定法律制度，其主要体现在工伤认定的范围、工伤认定的主体、工伤认定的机构和工伤认定的程序这几个方面。我国现行的《工伤保险条例》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工伤认定现实需要，但是，劳动用工情况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工伤认定现实存在许多难题，在法制宣传上、对法律落实的监督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由于目前没有强制性工伤保险立法， 新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是有着深刻的意义的，它是深入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重要内容，是完善工伤保险制度功能的重大举措，为我国工伤保险事业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但由于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还较窄， 工伤保险的功能未能充分发挥。现本文拟从工伤认定涉及的主要问题、我国工伤及认定的法律制度、我国工伤认定法律制度落实中的难点问题以及进一步完善我国工伤认定法律制度的思考这四个方面四来探讨我国工伤认定法律制度的不足以及完善的方法。
一、工伤认定及工伤认定的法律意义
工伤认定是工伤保险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决定受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是否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关键因素，有必要分析工伤及其认定问题。
（一）工伤及工伤认定涵义
“工伤”，来源于英文industrial injury,意思是指职业伤害，国外一般称为“劳灾伤害”国内称之为“工伤事故”。目前世界各国对工伤的界定并不全然相同，存在一定的差异。德国的《劳工伤害保险法》对工伤的定义是：“劳工受到工业伤害而负伤、致残、死亡”。美国法律将工伤定义为“因职务致伤和于职务过程中所生之伤害”。而我国《工伤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未直接界定工伤的概念，但我们可以从《条例》第1条规定：“为了保障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的职工获得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促进工伤预防和职业康复，分散用人单位的工伤风险，制定本条例”。不难看出，我国将工伤定义为：“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1]。从工伤概念可以看出，工伤构成需要一定要件，具体包括四个方面即职工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有职工遭受人身损害的事实存在、职工遭受损害必须是在从事工作及其相关的过程中发生、职工遭受损害与事故存在因果关系。
1、职工与用人单位之间必须存在劳动关系。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存在劳动关系是构成工伤事故责任的必要要件。
2、职工必须遭受有人身损害的事实存在。工伤事故的损害事实是指职工人身受到伤害的客观事实。这种损害仅仅包括人身伤害，并不包括财产的损害和其他权益的损害。
3、职工的损害必须是在从事与工作相关的事物过程中发生的。简单来说就是职工是因履行工作职责而导致自身受到伤害。一般从三个方面来确认是否是在工作过程中受到伤害。时间上是否为工作时间，就是在履行工作职责的时间范围内即用人单位规定的上班时间。其中还包括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的正式工作时间的前后、因工作外出的时间和上下班途中的时间。受伤害场所是否为工作场所，即伤害发生在在履行工作职责的空间范围内即履行工作职责的场所，一般均延伸至因工外出场所，上下班途中场所。受伤害的原因是否为工作原因，即伤害发生是因为履行工作职责。
4、职工受到的损害与工伤事故存在因果关系。职工受到的损害必须是工伤事故导致的，事故是损害发生的原因。事故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职工的损害结果必须是工伤事故直接造成的，否则不构成工伤事故的损害赔偿责任。[2]分析了工伤概念，工伤认定含义就比较简单，所谓工伤认定主要是指工伤认定机构按照法定的程序，依据一定的标准对职工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病是否属于工伤进行确认的行为。工伤认定是工伤保险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决定受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是否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关键因素[3]。根据《条例》的规定，工伤认定发生在工伤事故发生后，由统筹地区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而且在我国，工伤认定是工伤保险待遇落实前提。
（二）工伤认定的法律意义
在我国，工伤认定是整个工伤认定法律制度程序的第一道程序，可见工伤认定具有十分重大的法律意义，具体意义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对于职工来说，工伤认定是决定受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是否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关键因素。发生工伤事故，一般都会给工伤职工的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一方面是工伤职工需要治疗，而治疗费用又比较昂贵，这必然给职工家庭带来较为沉重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是发生工伤的职工会因为工伤伤害使其丧失一定的劳动能力，而由此伴随着劳动能力的丧失，必然会让其在工作上难以得到理想的薪酬，家庭的经济收入随之减少。若事故能认定为工伤，则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就可以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从而减轻一定的经济负担。[4]
2、对用人单位而言，工伤认定是决定用人单位是否承担工伤责任的一个重要因素。若是事故伤害不能认定为工伤，那用人单位就无需承担事故中的工伤责任。根据我国当前规定，若是事故伤害被认定为工伤，用人单位则应当承担工伤责任。还有，发生工伤事故，这证明用人单位在劳动安全管理上存在失误，这会使其他未发生工伤事故的职工有所忌惮，会影响正常的生产秩序，如能及时解决问题，那会将影响消除到最低，有利于生产秩序的恢复。
3、明确法律责任。对于法律责任的承担来说，工伤认定是区分是工伤事故责任还是其他侵权责任的关键。若是认定为工伤那就产生工伤事故责任，用人单位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若是认定不是工伤，将产生其他侵权责任，由侵权责任人负责。比如，保安为了阻止非工作人员进入工作场所闹事，与闹事者发生冲突，被闹事者打伤，这应当认定为工伤，产生工伤事故责任。而闹事者为报复保安，在保安上街买菜时将其打伤，则属于第三人侵权行为，由侵权人负责。还有工伤认定是工伤保险制度中一个重要环节。工伤认定是决定受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是否可以享受工商保险待遇的关键因素。
二、我国工伤范围及认定的法律制度
根据《条例》规定，目前我国工伤范围包括七种典型的工伤情形、三种视同工伤的情形以及不能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三种情形。而工伤保险认定法律制度内容包括工伤认定的申请主体、工伤认定的机构及工伤认定的法律程序。现具体如下：
（一）工伤范围
工伤范围是工伤认定的前提，一般由法律直接规定。各国及地区的工伤保险法律及国际劳工公约对工伤范围的规定主要采取以下几种立法方式：概括式立法模式、列举式立法模式、混合式立法模式。我国《工伤保险条例》对工伤范围采取列举式立法模式，通过肯定性列举和否定性列举相结合的方式明确了我国《工伤保险条例》规范的工伤范围[5]。
1、典型的工伤情形。《条例》规定的典型工伤情形一共有七种：（1）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工作时间是一般是指用人单位规定的上班工作时间，但还应该加以延伸，不仅包括劳动者实际的工作时间，也应当包括劳动者从事的与工作相关的非实际工作时间，如加班等。工作场所一般指的是办公场所，也应该有所延伸，还包括受用人单位指派去从事工作的其他场所。（2）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在此一定要同时符合在工作时间前后和在工作场所内而且从事与工作相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的事故伤害而其中缺一就将不能认定为工伤。（3）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以及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其中依然缺一不可。 （4）患职业病的。职业病是指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等因素而引起的疾病。（5）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因工外出是指职工受单位指派在工作以外的场所从事本职工作有关的活动。如出差洽谈业务等。（6）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这要求职工必须是无过错的，这样才能认定为工伤。这样更加有利于指导人们遵守交通法律、法规。（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此条属于兜底条款，因为社会在不断的发展，劳动者也将会面临新的风险，为了弥补法律的滞后性所以制定如此条款。
2、视同工伤的情形。在某些情行下，职工受到的伤害与其工作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法律出于整体利益的考虑，将这些情形也纳入了工伤范围，视同工伤[6]。根据《条例》规定，我国当前制度下，视同工伤的情形有如下三种情形：（1）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48小时”以医疗机构的初次诊断时间为突发疾病的起算时间。（2）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将其规定为视同工伤的原因在于：第一，职工是基于社会公德为了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受到伤害，法律通过补偿职工来肯定这种行为，希望将其发扬光大。第二，传统侵权行为法中，这种行为无法得到救济，法律依据社会公平和正义原则将其规定为视同工伤。（3）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军人属于优抚的对象，军人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的，依法享受军人抚恤优待待遇。这是为了政策上的连续性。
3、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在某些情形下，职工受到伤害是由于自身的故意或者是实施了法律禁止的行为导致的[7]。所以《条例》规定了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视同工伤的三种情形：（1）因故意犯罪受到伤害的。故意犯罪社会危害性极大，因此因故意犯罪受到伤害的不能认定或视同工伤。过失犯罪因主观恶性较轻，可以认定或视同工伤。（2）因醉酒或者吸毒受到伤害的。法律为了控制这种职工酒后工作和吸毒这种违法行为，所以法律不将其认定或视同工伤。（3）自残或者自杀的。自杀或自残是指职工在自己的意志支配下伤害自己的身体或结束自己的生命的行为。一般来说职工自杀和自残与工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后果应自己承担。
（二）我国工伤认定法律制度
根据《条例》的规定，我国当前工伤认定法律制度涉及的主要问题有：申请主体、认定机构、认定程序。现分别论述如下：
1、工伤认定的申请主体。工伤认定申请是工伤认定并享受待遇的前提，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我国工伤认定的申请主体包括两类：
（1）职工所在单位。用人单位应当执行安全卫生规定，对劳动者负有劳动保护义务，一旦职工发生工伤事故伤害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职工所在单位应当采取措施，使工伤职工得到及时救治。因此职工所在单位承担首要的工伤申报义务。《条例》第十七条，对用人单位申报工伤的时限作了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由此可见，职工所在单位毫无疑问的是工伤认定的申请主体之一。
（2）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当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按照《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用人单位未按前款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可以直接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由此可知，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也属于工伤认定的申请主体之一。
2、工伤认定机构。根据《条例》第十一条的规定，我国的工伤认定机构是用人单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为了便于当事人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该条例规定应当由省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进行工伤认定的事项，根据属地原则由用人单位所在地的设区的市级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办理。
3、工伤认定的法律程序。任何法律制度的实施都要有一定的程序。概括讲，我国工伤认定主要法律程序包括三方面，即资料提交、申请受理和具体认定，以下分别论述。
（1）提交申请资料包括工伤认定申请表、劳动关系证明、医疗或职业病证明书。工伤认定申请，应当填写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统一制定的“工伤认定申请表”。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如劳动合同等。如果用人单位不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申请人可以提供与用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包括事实劳动关系）的其他材料，如工资支付凭证或记录、工作证、考勤记录、其他劳动者的证言等等。医疗诊断证明或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或者职业病诊断鉴定书）则需要医疗机构作出。
（2）工伤认定申请的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人提交材料符合要求，属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管辖范围且在受理时限内的 ，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受理。根据《条例》第十八条和第二十条的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收到工伤认定申请后，应当在15日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材料完整的，作出受理或不受理的决定；工伤认定申请人提供材料不完整的，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一次性书面告知工伤认定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申请人按照书面告知要求补正材料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受理。
（3）工伤认定的程序。工伤认定是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工伤认定行为属于行政确认行为，可以根据需要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根据《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和该职工所在单位。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对受理的事实清楚、权利义务明确的工伤认定申请，应当在15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
三、我国工伤认定法律制度落实中的问题
虽然我国颁布了新的《条例》，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有一定缺陷，在落实当中还有许多问题。
（一）工伤认定申请材料不足导致无法申请工伤认定
我国劳动者，特别是进城务工人员大多文化程度不高，法制意识不强，对自身所拥有的权利并不了解。而有部分企业抓住务工人员这一弱点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不与务工人员签订劳动合同就使用务工人员为其工作。在发生工伤事故时，务工人员要提交工伤认定申请材料时，因没有签订劳动合同而无法提供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以证明其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考勤表花名册等证明材料又掌握在用人单位手中，而让工友证明自己与用人单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时，工友又因为自身遭到老板的报复等种种顾虑而不敢为工伤员工作证[8]。当前制度规定，提交工伤认定申请需要提交这些材料，而现实当中因为没有这些材料导致无法申请。
（二）企业逃避工伤保险费用缴纳义务影响工伤待遇的享受
如今仍有一些企业为了微弱的经济利益，逃避缴纳工伤保险费用，并且企业以应缴纳的工伤保险费用折扣一部分以现金形式返还职工的方式来堵住职工之口，而大多数职工为了一些眼前的经济利益欣然接受企业的这种做法。使得职工没有参加工伤保险，在发生工伤事故的时候，工伤职工自认为没有享受工伤保险的资格。
（三）工伤认定超越法定认定期限会产生不良后果
任何权益受到侵害时都有一定的维权期限，当超越法定期限时，自然丧失维权的权利。根据《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职工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向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实践中，工伤事故发生之后，工伤职工没有运用法律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意识。而一些用人单位与职工扯皮，表面上同意工伤职工的要求，私下则故意拖延拒不兑现对工伤职工的承诺，等到工伤认定的法定期限超越后就翻脸不认人。从而导致工伤职工工伤认定申请超越法定认定期限，丧失工伤保险待遇的赔偿机会。
（四）对工伤认定结果不服得处理制度不完善
发生工伤事故后，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公会组织与用人单位关于事故是否属于工伤存在争议。经提请工伤认定申请后，劳动行政部门作出属于工伤或者不属于工伤的认定结果。对于结果当事人不服的，根据《条例》第五十五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该职工所在单位对工伤认定申请不予受理的决定不服的；（二）申请工伤认定的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该职工所在单位对工伤认定结论不服的；”这说明当事人可以提请行政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在现实当中，当事人对工伤认定结果不服向劳动行政们提请行政复议，劳动行政部门往往推脱不受理，让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当事人找到法院时，法院则推脱让当事人找劳动行政部门提请行政复议。就这样劳动行政部门和法院相互推诿，让事情迟迟得不到解决。
（五）工伤职工维权成本过高
我国如今的司法状况是司法资源严重不足，司法资源十分珍稀，而需求又十分之大从而导致工伤职工维权司法成本过高。工伤职工原本因为工伤事故需要治疗就已经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而发生劳动争议有需要聘请律师为其维权时又要花费不低的费用。假如为了原本十元钱的利益而为了维权却耗费十一元的费用，很明显没有谁会做这些亏本买卖，再加上聘请律师还不一定能打赢官司。从而让许多工伤职工对于维权望而却步。
四、完善我国工伤认定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加大劳动关系确认制度的落实
进城务工人员大多迫于生活压力，只要按时发放工资使其可以维持生活就已经满足了，大多数人不太在意其他的权利，所以即使用人单位不与自己签订劳动合同，只要用人单位承诺按时发放工资，就同意为用人单位工作，这导致发生工伤后劳动关系确认存在困难。针对这一情形，第一，我们应当加大工伤保险制度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职工了解工伤保险制度，让职工具有预防工伤的意识，使其有意识的收集一些自己与用人单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证据，让其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第二，对于那些违法用工，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劳动行政部门一经发现应当对其进行严厉的处罚，增加其违法成本让其不敢随意践踏法律。第三，发生工伤事故后，工伤职工若是无法提供与用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可以让社会保障部门强制用人单位提供与工伤职工不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减轻工伤职工的取证困难[9]。从以上三个方面让劳动关系的确认能更好的落实。
（二）加大对单位逃避缴纳工伤保险费的法律责任
关于工伤保险费用的缴纳义务，《条例》第十条有明确的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按时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由此可知，缴纳工伤保险费事用人单位为的义务。而如今社会上还有着许多用人单位为了利益逃避应该承担的义务。针对部分用人单位逃避缴纳工伤保险费的问题，相关部门应当加大监督力度，定时对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情况进行检查，让逃避缴纳工伤保险费的用人单位无所遁形。一经发现有哪一用人单位违反规定，应当严厉惩处。对于违反此义务的单位，若放生工伤事故，应由该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费用。但就此并不够，还应该在原有的惩罚上增加一些除支付保险待遇费用外的一些惩罚性的经济类处罚，比如可通过罚款，增加用人单位违法成本，使其不敢轻易违法。对于职工，应当加强对职工进行《条例》的法制宣传教育，增强职工的法制观念。从根源上杜绝用人单位逃避缴纳工伤保险费用的事情发生。
（三）完善工伤认定超越法定期限的处理制度
针对部分用人单位在工伤事故发生后并不积极申请工伤认定或者故意不申请工伤认定的行为。根据《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用人单位未在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时限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在此期间发生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由该用人单位负担”。因此，发生工伤事故后用人单位怠于履行自己的应提交工伤认定申请的，应由用人单位负担工伤保险待遇的有关费用。此外，针对用人单位的不作为还应该要制定一些惩罚性措施。使其为其不作为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样一来能让用人单位在发生工伤事故后，主动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四）完善对工伤认定结果不服的处理制度
《条例》第五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条规定是让当事人选择一种解决争议的方式，而不是让劳动行政部门与法院相互推诿的借口，当事人选择行政复议，那么劳动行政部门就应当受理，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就应当受理。对于现实当中有些地方相关部门相互推诿的问题，应当建立一个监督渠道。让当事人对工伤认定结果不服而相关部门又相互推诿的情况，有一个伸张正义的渠道，()而相互推诿的部门则应当受到上级主管部门给予相应的处罚，再由上级主管部门指定另一具有相同职能的部门对当事人的不服进行受理。如此一来，即可以让工伤职工有个诉情的渠道，也能督促相关机关积极地解决诉至本单位的问题，提高办事效率。
（五）完善法律援助制度
工伤职工维权耗时、耗钱、耗力，单靠自己的单薄力量是难以实现赔偿的，因此，给他们提供法律援助成为一件必需又紧迫的事情[10]。因此建议由相关部门组织定时的工伤保险法律咨询，或者开通工伤保险服务热线，组织专门的人员为确有困难的职工提供法律帮助，可以征集法律志愿者特别是法律服务人员给困难职工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代理诉讼。也可以考虑让高校的法学专业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成立专门的工伤保险法律援助机构，这样既可以解决工伤职工的困难，也可以让高校的学生能有更多的社会实践机会。
结 论
任何法律的制定都是存在着本身固有的缺陷，不可能有一部法律是没有任何 缺陷的，即使刚刚制定之时是比较完善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新问题也随之出现，原本先进的法律也会因这些新问题的出现而显得有些漏洞与不足，这就需要我们却补漏。可喜的是，虽然《条例》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但从我国短短几年之内就两次修改《工伤保险条例》（4月27日修改1月1日起正式施行及12月20日修改1月1日正式施行）的行为来看，说明我国对法律的态度是一直在不断的努力使其更完善的。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完善的关于工伤认定法律的制度的出现，这将会极大地满足用以解决关于工伤认定的一些法律问题的需要。
论我国船员劳务外派法律制度的完善与规范
船员劳务外派是指船员在有关单位的组织下,在外籍船舶上提供操纵控制和管理船舶等项劳务,完成海上运输过程的活动.为完成该项生产活动而订立的合同即船员劳务外派合同.现阶段,我国还没有制定专门的'船员法,相关的法律规范还不完善.
作 者：楼昶 Lou Chang 作者单位：上海海事大学法律系,上海,35 刊 名：天津航海 英文刊名：TIANJIN NAVIGATION ADITORIAL DEPARTMENT 年，卷(期)： “”(1) 分类号： 关键词：船员 劳务输出 法律 规范论我国风险投资的法律制度设计
一、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缺陷健全和稳定的法律制度是风险投资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而在对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进行设计之前，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国现行风险投资法律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缺陷。惟有如此，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对我国的风险投资法律制度进行合理的设计，进而为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证。
1.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的现状。我国的风险投资从萌芽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其间，我国也陆续制定了一些与风险投资相关的行政法规，如《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条件和办法》、《关于设立风险投资机制的若干意见》等。这些法规为我国高技术风险投资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为高技术风险投资法的制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随着我国高技术风险投资的不断发展，新问题的不断出现，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目前还缺乏风险投资的基本法，与其密切相关的辅助法律制度也很不完善。这种立法滞后的状况严重制约了我国风险投资业的运作和发展。
2.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缺陷。
(1)关于风险投资公司组织形式的限制。《公司法》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法》为合伙企业设计了一套既要承担无限责任，又要双重征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形式。这使得我国的合伙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对风险投资者来说毫无吸引力可言。目前在国际上已被证明最有效率的风险投资公司的组织形式是有限合伙制。在采取有限合伙制的公司中，少数掌握广泛专业知识的风险投资家作为普通合伙人对内管理公司，对外承担无限责任，在承担高风险的同时也享受高回报，能够有效地激发其工作热情；大多数提供风险资金绝大部分的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对内不参与管理，对外承担有限责任，亦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回报，从而保证了风险投资基金的来源。可见，有限合伙制是组建风险投资公司最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另外，《合伙企业法》第九条规定：“合伙人应当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一限制显然不合理。有限合伙是投资的组合，为了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允许“机构”充当合伙人使之与国际惯例接轨应是可行的立法方向。《合伙企业法》的这一规定限制了风险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2)关于风险投资公司投资金额的限制。《公司法》第十二条规定：“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这一限制无疑将造成大量资金闲置，无法充分发挥风险投资基金的增值作用，限制了各种资金采用风险投资形式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3)关于风险投资公司设立条件的限制。《公司法》对股东人数作了如下限制：“有限责任公司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成立。”这里对股东人数规定了上限，而“五十个”股东的上限显然不足以为风险投资公司筹集大量的风险投资资金，风险投资资金的筹集需要更多的股东参与。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而言，虽然在股东人数上尚未规定上限，但是却对发起人认购的股份作了如下限制：“以募集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认购的股份不得少于公司股份总数的35%，其余股份应向社会募集。”事实上，在国外发起成立风险投资公司的大多为专业性人才，他们组建风险投资公司主要是为风险投资公司提供专业化的管理，并不是也不可能是风险投资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公司法》对于风险投资公司发起应认购股份的规定未免过高。
(4)关于风险投资基金供给的限制。风险投资运作的重要条件是有巨大的风险资本来源和通畅的风险资本筹集渠道。风险投资多是以分散投资以降低风险，这就要求风险资本较为雄厚，渠道来源较为多样。在美国及欧洲其他国家，风险投资基金供给来源不仅包括个人和政府基金，更为重要的是诸如养老基金、保险公司、投资银行等机构投资者。我国的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等也是目前最有实力参与风险投资的机构投资者。但是我国的《商业银行法》、《养老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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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风险投资的法律制度设计
一、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缺陷健全和稳定的法律制度是风险投资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而在对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进行设计之前，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国现行风险投资法律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缺陷。惟有如此，才能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对我国的风险投资法律制度进行合理的设计，进而为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证。
1.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的现状。我国的风险投资从萌芽到现在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其间，我国也陆续制定了一些与风险投资相关的行政法规，如《关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若干规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条件和办法》、《关于设立风险投资机制的若干意见》等。这些法规为我国高技术风险投资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为高技术风险投资法的制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随着我国高技术风险投资的不断发展，新问题的不断出现，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目前还缺乏风险投资的基本法，与其密切相关的辅助法律制度也很不完善。这种立法滞后的状况严重制约了我国风险投资业的运作和发展。
2.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缺陷。
(1)关于风险投资公司组织形式的限制。《公司法》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企业法》为合伙企业设计了一套既要承担无限责任，又要双重征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组织形式。这使得我国的合伙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对风险投资者来说毫无吸引力可言。目前在国际上已被证明最有效率的风险投资公司的组织形式是有限合伙制。在采取有限合伙制的公司中，少数掌握广泛专业知识的风险投资家作为普通合伙人对内管理公司，对外承担无限责任，在承担高风险的同时也享受高回报，能够有效地激发其工作热情；大多数提供风险资金绝大部分的投资者作为有限合伙人，对内不参与管理，对外承担有限责任，亦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回报，从而保证了风险投资基金的来源。可见，有限合伙制是组建风险投资公司最行之有效的组织形式。另外，《合伙企业法》第九条规定：“合伙人应当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一限制显然不合理。有限合伙是投资的组合，为了促进风险投资的发展，允许“机构”充当合伙人使之与国际惯例接轨应是可行的立法方向。《合伙企业法》的这一规定限制了风险投资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2)关于风险投资公司投资金额的限制。《公司法》第十二条规定：“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这一限制无疑将造成大量资金闲置，无法充分发挥风险投资基金的增值作用，限制了各种资金采用风险投资形式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3)关于风险投资公司设立条件的限制。《公司法》对股东人数作了如下限制：“有限责任公司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成立。”这里对股东人数规定了上限，而“五十个”股东的上限显然不足以为风险投资公司筹集大量的风险投资资金，风险投资资金的筹集需要更多的股东参与。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而言，虽然在股东人数上尚未规定上限，但是却对发起人认购的股份作了如下限制：“以募集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认购的股份不得少于公司股份总数的35%，其余股份应向社会募集。”事实上，在国外发起成立风险投资公司的大多为专业性人才，他们组建风险投资公司主要是为风险投资公司提供专业化的管理，并不是也不可能是风险投资资金的主要提供者。《公司法》对于风险投资公司发起应认购股份的规定未免过高。
(4)关于风险投资基金供给的限制。风险投资运作的重要条件是有巨大的风险资本来源和通畅的风险资本筹集渠道。风险投资多是以分散投资以降低风险，这就要求风险资本较为雄厚，渠道来源较为多样。在美国及欧洲其他国家，风险投资基金供给来源不仅包括个人和政府基金，更为重要的是诸如养老基金、保险公司、投资银行等机构投资者。我国的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商业银行等也是目前最有实力参与风险投资的机构投资者。但是我国的《商业银行法》、《养老基金管理规定》都不允许其参与风险投资活动。《保险法》对保险基金的运用虽然有所放开，可以以一定方式投入股市，但是对从事高风险、高收益的风险投资行业则缺乏合理的规范和指导，极有可能导致保险基金从事风险投资的盲目性和过度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风险资本的有效供给量和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
(5)关于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的限制。《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但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者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时除外。”很显然，按照这条规定，风险投资家无法要求风险企业回购其持有的股份。《证券法》第七十八条规定：“上市公司收购可以采用要约收购或协议收购的方式。”这条规定是允许风险投资家采用邀约收购方式的退出策略。但现行的《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四十七条和第四十八条同时又规定，收购方在持有目标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到5%时要作出公告，以后每增持股份2%时要作出公告，且自该事实发生日起两日内不得购买该股票，当持股数达到30%时应当发出要约收购。由于初次公告时持股比例偏低，只有5%，致使收购者目的过早暴露；持续购买的比例只有2%，当购买股数达到30%发出要约收购时，收购方要公告13次，这样必然会使收购目标的股票价格持续不断上涨，给收购方带来巨大的成本障碍。因而这显然是不利于风险投资家采用要约收购的方式从被投资企业退出风险资本。
(6)缺乏专门的税收优惠制度。为了鼓励风险投资的发展，大多数国家对风险投资有各种税收优惠，即向投资于风险投资行业的人倾斜，靠对个人所得的免税政策来吸引更多的人愿意把资金投向风险投资领域，即使投资失败了还有税收减免来减少损失。而我国目前没有专门针对风险投资的税收法律和政策，我国现行税法对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判断标准是采用“独立核算”原则。根据《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第二条的规定，在我国境内除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以外的实行独立核算的企业或组织，都是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风险投资公司要执行一般实业投资公司的税收规定，对投资公司的收入征一次税，同时对投资人分得的收入又征一次税，这种重复征税的行为显然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做法。显然，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不利于境外资金进入我国风险投资业。
(7)缺乏有限合伙法律制度。颁布的《合伙企业法》是继《公司法》之后，按照订立协议、区别处理出资方式和投资者责任形式等法律要求制定的又一重要的市场主体立法。它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理应提供一个有利健康的法制环境。该法为普通合伙制建立了完善的法律框架，却完全没有考虑到有限合伙制这种企业组织形式，也没有估计到我国经济发展对这一企业组织形式的需求。所以，该法为普通合伙制量身定制，却限制了有限合伙制的发展。该法第五条规定：“合伙企业在其名称中不得使用有限或者有限责任字样。”第八条规定：所有合伙人“都是依法承担无限责任者”，这就排除了部分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的合法性。
(8)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不完善。在风险投资运作中，知识产权的保护是一个重要的内容。没有严密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就不可能有效保护风险投资的创新规律，
风险投资的迅速发展也就无从谈起。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包括《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在内的比较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并参加了若干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公约，在相关制度上逐步与国际接轨。但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更新对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以及整个法律体系产生了巨大冲击，以他人商标或商号抢注为域名、将他人的著作放入互联网供公众阅览下载、擅自将他人发布在互联网上的信息收编成书、利用互联网侵害他人人身权、名誉权或散布法律禁止的其他信息等问题，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均未涉及到。另外，在知识产权保护执法过程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问题仍普遍存在，尤其在风险投资的重要领域之一――软件业内，盗版猖獗，屡禁不止，必须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加大执法力度。另外，关于商业秘密保护的配套法规尚显不足，应进一步完善。
二、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的设计构想
针对目前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存在的上述缺陷，并借鉴世界各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的成功经验，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设计我国的风险投资法律制度。
1.修改完善现行法律为风险投资的发展扫除障碍。风险投资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产物，其运行规则与传统经济的运行规则有重大差异，而我国现有法律体系是建立在传统经济基础之上的，是对传统经济的法律调整。由于新旧两种经济的运行方式和运行机制的差异，使调整两种经济运行方式的法律制度也有所不同。新经济的出现对现有法律体系造成巨大冲击，也是对现有法律体系突破。现有法律体系由于时代局限，并为对新经济时代的风险投资加以调整，现有法律的许多内容甚至对风险投资的运行构成法律障碍。这已在上面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为了培育我国风险投资市场，逐步建立风险投资运行机制，指导、规范、推动风险投资业的健康发展，我国应该对现行的法律进行修改完善，消除现行法律法规对风险投资设置的障碍。具体来说：
(1)修订《公司法》。《公司法》虽然为规范风险投资奠定了最基本的法律基础，但在某些具体规定上存在着不少与风险投资发展相冲突的地方，因此，应该对之进行修订。具体来说：修改关于我国现有公司组织形式的规定，加入有限合伙这种公司形式，给予有限合伙以合法的法律地位；修改关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不能自由转让出资的条款；第一百四十七条关于发起人持有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的条款；第一百四十九条关于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的条款；第一百五十二条规定上市公司条件的条款。删除第十二条关于一般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时，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50%的条款或者修改为由公司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自行确定其对外投资的数额和比例；改统一资本金实收制为例外资本金承诺制；扩大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在公司注册资本的比重，以知识产权入股的比例可由出资人协商确定，法律不作硬性规定；放宽风险企业上市的条件等等。
(2)修订《合伙企业法》。《合伙企业法》作为一部规范投资者出资方式、协调投资者权利与责任的重要法律，理应为推进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因此，应该修订《合伙企业法》，明确规定有限合伙制为我国合伙的一个重要组织形式，以充分发挥有限合伙制在处理出资方和投资者责任形式方面的重要作用。另外，从合伙制在美国的运作可以看出，合伙企业的行为所受的约束是合伙内部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之间的相互约束。这种合伙内部约束的执行比法律更及时和有效。同时，这种约束的内容由合伙人之间讨价还价决定，有利于形成自发性的制度创新。所以，修订《合伙企业法》的目的应该在于明确社会对合伙的约束，同时明确合伙的合法权益，而不应该对相关细节规定过细。
(3)修改有关限制风险投资供给的法律法规。包括《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养老基金管理办法》。对这些法律法规予以修改，适当放宽对这些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限制，允许它们适度地参与风险投资，如允许一定比例的养老基金、保险金和商业银行存贷差额资金参与风险投资，同时规定只能通过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基金或创业投资基金的形式进行。这样做不仅可以满足养老基金、保险费用长期保值增值和增强商业银行自身生存与长远发展的需要，同时也能解决我国目前风险资本有效供给不足和风险投资公司风险资本规模偏小的现实难题。
2.制定风险投资核心法律――《风险投资法》和《风险投资基金法》。在对现有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的.基础上，一旦条件成熟，可制定风险投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风险投资法》。《风险投资法》是指导我国未来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基本法，在风险投资法律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对于推动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起着关键和决定性的作用。这部法律主要是调整投资人、基金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银行以及监管部门之间的投资权益和义务关系，应该对风险投资主体、对象、运行机制、退出机制、法律责任等作出详细的规定。从指导思想上应该是保护投资人的权益和规范基金的运作为核心，鼓励和支持风险投资，充分保障风险投资参与者的正当权益，以促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快速、高效发展。
风险投资基金作为投资工具，通过专业人员的管理进行分散的组合投资，从而分散风险。因此，风险投资基金是风险投资制度迅速发展的必要准备和关键。而我国目前还缺乏这方面的专门性法律。因此，针对我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客观实际并借鉴世界各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来制定《风险投资基金法》显得尤为必要。制定《风险投资基金法》时应充分赋予其对基金的发起、募集、设立和运作全过程进行严格监管的法律权威。这就要求《风险投资基金法》应对风险投资基金的运作监管作出尽可能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风险投资基金法》至少应该规定以下内容：(1)投资主体；(2)基金的组织形态；(3)基金的募集方式；(4)基金的交易方式；(5)基金投资的监管，等等。
3.建立风险投资辅助法律制度和政策。在风险投资业运作过程中还需要包括税收、知识产权、政府采购、风险投资保险等辅助法律制度的支持，因此，应该尽快建立完善的风险投资辅助法律制度体系，以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加快发展。
(1)修改完善税收法律制度。首先，生产型增值税应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我国目前主要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企业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税额得到抵扣，不利于鼓励投资和鼓励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因此有必要借鉴大多数实行市场经济的WTO成员的经验，考虑生产型增值税向避免投资重复征税的消费型增值税转变。这意味着本期购入的固定资产已纳税金可以在本期凭发票全部抵扣，尽管固定资产的价值并不会全部转化到当期的产品或服务中去。所以，尽管总的税额不会减少，但会减轻当期纳税负担，从而有利于鼓励高技术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消除增值税重复征收带来的弊端。另外还应该适度降低增值税的税率，加强增值税的税收征管等等。其次，应该将判断纳税人的标准由“独立核算”原则改为“独立法人”原则，以解决合伙的双重税负问题，引导民间资金流入风险资本市场。
(2)制定《高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法》。相对于美、日等风险投资业比较发达的国家，
我国在高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较为落后。政府有关部门应组织高技术专家和法学家调查评估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及相关的法律对高技术保护的能力，发现存在的问题；对高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进行跟踪研究；探讨符合中国高技术发展实际需要又与国际水平一致的保护模式。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调整和完善现行的知识产权法的相关内容，进而制定专门的《高技术知识产权保护法》。
(3)制定新的《破产法》。在实践中，总会有一部分风险投资难免失败，其中一部分甚至是血本无归的，这就使得破产清算成为风险投资退出方式的一种明智决策。因为如果不及时将投资退出，只能带来更大的损失。目前我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仅仅适用于国有企业的破产案件，《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破产还债程序的规定过于粗疏，因而应加紧制定新的《破产法》，其中对于风险投资企业和风险投资公司的破产问题应做相应规定。
(4)完善风险投资中介机构的法律制度。一是确立严格的准入制度；二是填补法律空白；三是加强对中介机构法律控制力度。目前最重要的是有关法律规定的具体化和可操作性，这是有关法律控制能落实到位的关键。
三、结束语
风险投资的有效运作对法律制度环境有着较高的要求，完善的风险投资法律制度是风险投资事业得以正常高效运作的重要制度保证。然而我国奉行投资法律制度存在的诸多缺陷决定了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制度设计任务的艰巨性。因此，为了充分发挥法律对风险投资事业的保驾航护作用，我国尚需抓紧立法，弥补原有法律制度的漏洞和缺陷。争取在短期内为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1.李伯亭.创造有利环境大力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业[J].中国软科学(11)
2.徐丽雯.高技术风险投资立法初探[N].人民法院报，.5.17
论我国证券市场的不规范性
论我国证券市场的不规范性 [摘要] 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是市场经济演化的自然结果。按照一般的过程，证券市场的发展应该经历由最初的债券现货市场到股票交易市场，再到相应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这样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渐进发展过程。而我国的证券市场是脱胎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级阶段，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产物，在股份制试点阶段，就急急忙忙地建立了股票市场；在股票市场还没有成熟、利率尚未实现市场化的情况下，又过早的开设了市场化要求更高、风险更大的国债期货市场。这些急于求成的“快速建设”，使得我国的证券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就面临着整体经济上处于转轨阶段与证券市场的超前发展的矛盾，成为证券市场不规范的原因之一。一、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不规范性的种种表现
1．股权结构杂乱。
目前，我国股票种类分为国家股、国有法人股、发起人法人股、募集法人股、定向募集法人股、公众股、内部职工股、职工集体股、优先股、A股、B股、H股等，形成了我国股权设置复杂、种类纷繁的局面。这些股票中，有的上市流通，有的没有上市流通。一家公司既有上市的股票，也有不上市的股票。而且，同一家公司的股票在不同的市场上市，价格也不同，股权结构杂乱。
2．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
从我国现行《公司法》来看，董事会职责仍有不清楚的地方。如公司资产的处置权、为其他企业提供还债的担保权等是不是董事会职权?能否通过多数决议原则将股东会的职权授予董事会来行使?《公司法》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实践中此类职权的安排较随意。董事长的法定职权过于集中，使得董事长在职权的享有上远远超过其他董事。又由于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过度集中，公众股过度分散，董事会很容易被大股东操纵。
经理的权利没有得到制约。公司的日常工作应由总经理负责，总经理行使职权必须以董事会决议为基础并向董事会报告工作。但实际上，总经理改变董事会甚至股东大会决策的情况时有发生。
根据《公司法》规定，监事会是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职工代表组成。成员中非职工代表对公司的了解甚少，难以发挥相应的作用；职工代表同董事、总经理在日常工作中又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要他们行使监事权如同纸上谈兵。而且，现实生活中监事开展监督活动，难以在法律上找到可操作的依据。
3．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上问题很多。
(1)信息披露不及时。上市公司的信息是时效性极强的资源，信息披露的滞后会直接影响投资者的收益。
(2)信息披露虚假。一是发行人为获得发行资格，采取虚增资产、虚减负债、增加待摊费用等方法，达到以虚假信息包装公司形象的目的。二是发行人信息披露的具体内容缺乏有效性，反映公司信息的合并会计报表过于笼统和模糊，难以揭示不同地区的盈利水平、经济增长趋势和风险状况。三是，我国部分上市公司在披露信息时措辞含糊、模棱两可。如在披露股息率时，不提具体数字；披露盈利预测信息没有预测依据；年度报告不披露非主营业务细节和变化情况；夸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和经济业务；缩小负债与亏损。
(3)信息披露不公平。上市公司的消息还没有在证监会指定各大报纸上刊登，却已由其它渠道泄露出来，对中、小散户极不公平。内幕消息的存在是我国现阶段股市的重要特征。
(4)对市场传闻不做必要的澄清。有的公司对于市场传言听之任之，甚至将计就计，推波助澜，使不知道内幕消息的中、小散户疯狂跟进，大量的资金被套牢，损失惨重等等。
4．机构投资者的违规违法情况严重。
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上从人数上看个人投资者，占总开户人数的99．7％，机构投资者只占0．3％。但是机构投资者拥有80％左右的流通证券余额，个人投资只拥有20％左右的流通证券余额。一些大的机构投资者就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操纵市场，“对敲拉升”、“造势做局”等违规违法活动不断出现，炒作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关联机构互相炒作、互相买卖，买卖非常频繁，把价格炒上去。另外一种就是由有关的上市公司放出利好消息，然后把股价拉升上去。只要有大量资金，包括从银行筹措的资金人市，就可以把价格炒上去，吸引中小投资者或其他局外投资人跟进。当庄家发现有大批人跟进的时候，就会偷偷地出货，自己逃之天天，而把跟庄的人套住。导致股票市场投机盛行、消息乱飞，价值投资法则、社会道德、法制观念等被投机者抛到脑后。股票市场的投资功能、转制功能等都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5．证券市场的进入退出机制不健全。
证券市场的基本原则是优胜劣汰。虽然经过发行制度的改革已放宽了证券市场的准入限制，但仍没有实现证券市场进入的完全平等；而证券市场的退出机制则根本没有体现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相当一部分经营亏损的上市公司，不仅没有从证券市场淘汰出去，反而由于有重组题材而受到投资者的追捧，这就严重降低了上市公司的质量，从根本上动摇了证券市场的基础。
6．证券交易中心的设置、运作有明显不规范的地方。
证券交易中心从组织形式上来看，基本上是会员制形式、公司制运做。在业务范围上，有的证交中心自成系统、上市交易自己的品种、有自己独立的业务范围而不与证交所联网；也有的证交中心既有自己独立的业务品种，又与沪深证交所作联网业务。整个市场缺乏必要的统一布局，市场运营效率低。
7．证券经纪人制度存在许多不足。
这表现在：(1)目前对证券经纪人的法律地位和资格尚没有明确的说明。对证券经纪人的业务范围、权利和义务，证券经纪人和券商之间的关系，证券经纪人和客户之间的关系，证券经纪人自身行为规范等均没有明确的规定，一旦发生纠纷，各方都无法找到法律依据，难以从法律角度保护自己。(2)券商在内部实行经纪人制度，会过于注重客户的营销功能，而导致经纪人误导客户，降低服务质量，影响券商的形象。(3)券商实行经纪人制度，目的是扩大成交量，注重营销，而经纪人会受个人利益驱动，不能客观公正地向投资者提供投资咨询服务，或擅自向投资者承诺收益，约定分担买卖风险，增加投资成本和交易风险。
8．证券监管组织体系缺乏效率。
证券监管组织体系是实现证券监管目标的重要保障，从证券监管部门的机构设置看，目前的组织管理体系与监管层次存在机构重叠、效率不高等问题。
地方证管办由于管理的区域较大，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形成证监会与地方特派办作用较大，证管办作用不足的现象。
9．证券监管行政管理色彩较浓。
我国证券市场正处于向市场化过渡时期，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多采用行
政监管与市场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尽管在监管方法上已向市场化转变，但行政管理的色彩仍然较浓。
除此之外，我国的证券市场中还存在着配股的随意性，证券中介机构评估不实、核收不准、查账不严、出具假证明，证券商欺诈客户、违规投资，国债回购市场买空卖空，投资基金发展不足等不规范现象或问题。
二、证券市场不规范性存在的原因分析
1．整体经济转化与证券市场超前发展的矛盾。
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是市场经济演化的自然结果。按照一般的过程，证券市场的发展应该经历由最初的债券现货市场到股票交易市场，再到相应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这样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渐进发展过程。而我国的证券市场是脱胎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级阶段，是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产物，在股份制试点阶段，就急急忙忙地建立了股票市场；在股票市场还没有成熟、利率尚未实现市场化的情况下，又过早的开设了市场化要求更高、风险更大的国债期货市场，以至随着发生了国债期货市场上著名的“3．27”事件。这些急于求成的“快速建设”，使得我国的证券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就面临着整体经济上处于转轨阶段与证券市场的超前发展的矛盾，成为证券市场不规范的原因之一。
2．政府推动模式与证券市场自身运作机制的矛盾。
可以这样说，我国证券市场成立的早期是为我国的国有企业脱困服务的。因此在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只能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相机决策的办法，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问题解决的滞后性。例如，为了不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我国的'股权划分为国家股、法人股和个人股，形成了公有股不能流通的巨大压力；为了吸引外资并限制境外资本对我国市场的控制，我们设计了A、B股并存的双轨运行机制，形成了同股不同价的隐患。
3．证券市场发展的法制要求与立法滞后的矛盾。
我国的股份制试点早在80年代底就已进行，证券市场的正式建立也在90年代初，但是我国证券市场的根本大法《证券法》却在12月29日才正式出台，7月1日才正式实施，落后了将近。立法的滞后，使我国的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失去准绳和标尺。我国在前几年的证券市场发展中，由于证券法未出台，所依据的是政府的政策，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政策有着随意性、多变性、缺乏连续性的特征，以至形成了多年的政策市、消息市。
4．市场主体错位及激励机制与制约机制不对称的矛盾。
证券市场的投资主体主要由国家股东、法人股东和个人股东构成。从持股比例分析，我国国有股东的身份非常特殊，一方面是国有资产的代表，其行为目标是保持对企业的控股权和国有股权收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他处于管理者和计划者的地位，既要对股份制试点和上市规模进行均衡调节，又要确保股市的价格水平和市场规模，正确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这种双重身份和双重目标的矛盾，使国家股不能流通，无力出资配股，使国家股东更侧重于管理目标而有意无意，甚至无奈弱化股东的目标，这就使证券市场实力最雄厚的行为主体在市场的稳定中没能很好发挥应有的作用。
法人股东，特别是证券流通市场的机构投资者，不仅没有成为稳定市场的中坚力量，相反，却成了证券市场上最为危险的投机者。从我国近几年每次的行情波动，以及各股的强力上扬里面，都能看到庄家的身影。
5．游资充斥与金融改革缓慢的矛盾。
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市场化的进程中，与此相伴随，我国的金融市场也正处在货币化的进程中。由于居民收入的迅速增长和储蓄倾向的上升，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我国对货币的投机需求迅速增长。由于我国银行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融资不畅，银行的部分货币流出银行以外出现“脱媒”现象，形成了体外循环的社会游资。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工具不够丰富，投资需求无法满足，无法疏导游资，导致社会游资在高风险、高回报的证券市场、期货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横冲直撞，直接干扰了这些市场的规范化，影响了市场的稳定。
三、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化运作与
发展的对策建议
1.解决国家股、法人股上市流通问题，规范股权结构。
我国限制国家股、法人股的流通，对于国家股、法人股的股东实际上是不公平的，也违背了市场经济和股市的基本原则，对股市的稳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允许国家股、法人股流通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要求，公有股的流通有利于政府运用经济手段调节股市，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在进行国有股上市过程中，整个过程要充分体现市场化的原则，市场化原则应当体现在国有股流通的各个环节上。国有股上市可以直接通过公开的证券市场，也可通过其他形式的转让，但最终都应当遵循市场化原则。在国有股上市流通这个过程中，政府所担当的角色应当是制定国有股管理和转让的法规，制定统一的游戏规则来促进证券市场的规范化，而不能过多介入到具体的交易定价和交易规模的界定上。
在解决股权结构问题的同时，可以采取暂缓新股上市节奏，使市场能够轻装上阵。在上市的方式上，可以采取多种渠道分流，以缓冲大量股票上市对市场的冲击。
2．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及运作。
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基础，只有上市公司规范化才有证券市场的规范化。上市公司的规范化应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明晰、责权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标准来要求和衡量。在进行上市公司的改造时，要确切地使“三会”行使自己的职责，发挥功能。贯彻《公司法》，规范上市公司的内部管理制度。严格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在企业内部建立健全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规范和完善上市公司的各项内部管理制度，使企业的制衡机制起到名副其实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公司的透明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进行公司年度报告、中期报告、临时报告和公司重大事件的披露。创造更多的绩优公司，通过改革、技术进步、新产品开发、市场开发等途径，促进公司的健康发展。以此增强投资者的长期投资信心。此外，还要为上市公司的规范化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转变政府对上市公司的管理方式，保证上市公司的自主经营。证券管理部门要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力度，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增资配股等加强监管，督促上市公司完善自律机制，促使中介机构为上市公司的规范化运作提供公正的服务，从事证券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都应遵守行业规则和职业道德，依法公正履行各自的义务。
3．培育并监管机构投资者，减少股市的投机行为。
我国的证券市场历来以散户为主，机构投资者所占比例有限，这是导致股市经常大起大落的原因之一。放宽对包括保险基金在内的各类机构投资者的入市限制，使保险基金、养老基金等逐渐按比例投入股市，既可增强证券市场的稳定性，又可活跃证券市场。积极筹建共同投资基金
，并把社会各阶层的限制资金集中起来，形成金额较大、相对固定的长期投资基金，增加股市中机构投资者的比重，解决目前股市投机的问题。
加强对机构投资者的监管和引导，建立市场准入制度。要对机构投资者开户进行必要的审查，对机构投资者要进行信用评级，对不符合规定的机构投资者要进行约束，对机构投资者的资金来源、持仓数量、操作过程等情况也要进行必要的监控和调查，使其投机行为受到一定的限制。
4．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
由于证券市场发展迅猛，证券市场法制建设滞后。一是《证券法》的某些内容已不适应证券市场发展变化的需要，急需修改、补充。包括《证券法》没有涉及，而证券市场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信用交易问题等；还有《证券法》有规定，但与市场发展有差异的问题。二是需要进一步修改和需要尽早出台的相关法律。如《公司法》中的许多内容已不适应证券市场发展的需要，急需重新修订、补充。《证券投资基金法》需要尽快颁布。三是与《证券法》相配套的规章、条例的缺乏。《证券法》是证券市场的根本大法，只是规定了证券市场的基本原则，还需要大量加以细化的、具体的、科学的、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而现在的规章、条例远不能满足市场发展的需要，造成证券市场参与者行为失范，影响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证券市场的法制建设。
5．建立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
建立一个统一、高效的管理体制是证券市场建立统一的法规体系、运作体系的前提。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强化证券监管机构的各项职能，对证券市场实行专门化的管理，并实现对证券市场的公正管理，克服部门利益、地方利益，促进我国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发展。
作者：湖南农业大学 隆宗佐
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体系，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党和国家提出把做好社会保障工作作为当前全国的一项重要、紧迫的任务，争取用5年左右时间，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这项决策的意义是伟大而深远的。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社会保障属于国家管理的一项社会事务，属于政府的职能。健全、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使社会保障法制化，应是国家需要采取的紧迫之策，也是长远之策。 我们看到，近几年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经过共同努力，中国已经在社会保障制度领域取得了三个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即形成了养老保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增添了新的内容，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现行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仍有较大的差距，需要不断完善。
今天，我就《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这个题目，向各位领导同志汇报三个方面的学习和研究体会：
一、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与我国的社会发展
（一）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社会保障”系由英语中“Social Security”一词翻译而来的，亦可译为“社会安全”。社会保障，是指国家为了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对公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的情况下，由政府和社会依法给予物质帮助，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各国社会保障的项目广泛繁杂，各有差异，概括起来一般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互助和优抚安置等几大体系。
在现代社会里，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是国家通过立法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法就是调整在社会保障中发生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同时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当代各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西方大陆法系国家对法律部门的划分，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既不属于公法，又不属于私法，而是属于社会法的范畴，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很重视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设，这是因为，国家对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待遇标准只有通过立法才能加以确定和公之于众，国家对需要保护的特殊群体给予的帮助只有通过建立法律制度才能得以强制施行。因此，国家制定和实施的社会保障措施都被纳入到了法制化的轨道。
建立对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宪法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有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
上述宪法规定，是中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立法根据和最高法律准则。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应当包括如下基本内容：?第一，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该制度具体规定对劳动者在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即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制度。
第二，社会救济法律制度。该制度具体规定对公民在遭受自然灾害或者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获得经济帮助，即建立灾民救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救济、城乡特殊贫困人员救济等制度。
第三，社会福利法律制度。该制度具体规定对不同的社会成员在分享社会发展成果方面获得的经济帮助，即建立老年福利、托幼福利、残疾人福利、社区服务、城镇居民福利津贴等项制度和设立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等社会公益设施。
第四，社会互助法律制度。该制度具体规定由不同的社会组织建立其成员之间相互提供帮助，如工会组织建立的工会会员互助金制度。
第五，社会优抚法律制度。该制度具体规定由国家和社会对军人和其家属提供社会优待和经济帮助，即建立优待军人和军人家属、军人转业和退伍安置、军人伤残抚恤和死亡抚恤等项制度。
（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作用?现代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伴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迈进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在自然经济社会里，社会成员的生活保障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体现为家庭自我保障，并未形成规范化、法制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市场经济开创了现代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先河。国家通过立法使社会保障成为政府管理的社会事务，并使之具有强制性、普遍性、互济性和社会性。起源于19世纪末叶欧洲工业社会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经过100多年的历史发展，已经推行到世界16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带有国际性的一项制度，成为各国政府治国安邦的一项基本手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否，已经成为体现一个国家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标志之一。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在我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历史进步过程中不可逾越的经济发展阶段，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
保护劳动力的再生产和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机制所形成的优胜劣汰，必然会造成部分劳动者被迫退出劳动岗位，从而使其本人和家庭因失去收入而陷于生存危机；社会保障通过提供各种帮助使这部分社会成员获得基本的物质资料，维持基本生活水平，从而使劳动力的再生产成为可能。市场经济要求建立劳动力合理流动机制，社会保障通过建立全社会统一的保障网络，打破了劳动者自我保障或企业保障的局限，使劳动者在更换劳动岗位和迁徙时没有后顾之忧，促进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与合理配置。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日益增多的社会保障项目，必然给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服务，而社会保障的服务性工作的增多，也会增加劳动者的就业机会。
市场经济要求平衡社会供求关系，保持投资结构的合理化和保证投资收益。社会保障的支出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增长或下降的运行变化情况而增减的。在经济发展强劲、失业率下降时，社会保障的支出会进行相应的缩减，社会保障基金的存储规模必然会因此增大，从而减少社会需求的急剧膨胀；而当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时，社会保障的支出会相应地增多，给失去职业和生活困难的人们提供相应的购买能力，唤起社会的有效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的经济复苏。可以说，社会保障具有调节市场经济中供求关系的蓄水池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抑经济过热或过冷的现象，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社会保障基金经过长期的积累，会形成庞大的资产，成为投资融资的一大财源。如果国家通过立法规定社会保障
基金的投资项目和投资比例，指导投资的方向，会促进社会保障基金向国家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投资，从而成为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同时，社会保障基金的有效投资收入，也会使社会保障基金本身保值增值。?目前，国际社会对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已经形成这样的共识，即社会保障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对国家的一种负担，而应该把它看作是为了在经济中使工作能力、效率和动力保持高水平的一种手段；如果一个国家缺少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特别是缺少产业工人的社会保险，那么，这个国家构建任何一种市场经济体制都是不可能的。这种认识，值得我们深思。2、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社会公平的调节器?社会公平，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客观产生的一种需要。社会公平体现在经济利益方面主要是社会成员之间没有过份悬殊的贫富差别，即所谓“不患贫患不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机制与竞争机制相联系，必然形成社会成员之间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均等，甚至收入相差十分悬殊，强者成为富翁，弱者陷于困境。为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就需要运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通过提供社会保障措施，通过对社会成员的收入进行必要的再分配调节方式，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适当转移给另一部分缺少收入的社会成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缓和社会矛盾，以促进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
3、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没有社会的稳定，就没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社会保障则是社会稳定的重要防线。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安全体系，它通过对没有生活来源者、贫困者、遭遇不幸者和一切工薪劳动者在失去劳动能力或工作岗位后提供救助，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保证其基本生活需求，消除社会成员的不安全感，以维护社会稳定。因此，社会保障又被誉为“社会安全网”和“社会减震器”。
二、当代世界各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发展
（一）当代世界各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主要类型
由于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等，文化历史各异，建立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时间先后不一，因而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按照通常的分类标准，主要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为“传统型”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美国、日本等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该类制度。这类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坚持“选择性”的保障原则，即对不同的社会成员适用不同的保障标准，社会保障费用由国家、雇主和劳动者三方负担，社会保障的待遇给付标准与劳动者的收入和社会保障交费相联系，强调劳动者个人在社会保障方面应承担的责任。
第二种类型：为“福利型”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英国、瑞典、挪威等西欧和北欧部分国家实行该类制度。这类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坚持“普遍性”的保障原则，社会保障基金主要来源于国家税收，社会保障的范围包括“从摇篮到坟墓”的各种生活需要，给付的待遇标准是统一的。这种制度下的社会保障待遇水平过高，国家负担过重，正在被迫进行调整。?第三种类型：为“国家型”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国家都曾实行该类制度。这类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坚持“国家统包”的保障原则，社会保障费用由国家和用人单位负担，职工个人不必缴纳保障费用，社会保障的范围包括了职工的基本生活需要，社会保障事务由国家统一设立的保险组织经办，职工参加管理。这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弊病很大，保险费用完全由国家和用人单位包揽，造成企业负担过重，不利于企业参与市场竞争，不利于劳动力合理流动，不利于职工个人树立自我保障的意识。
中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曾经实行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也属于该种类型。
第四种类型：为“储蓄型”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大都实行该类制度，这类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实行“个人帐户积累”的原则，社会保障费用由劳资双方按比例交纳，以职工个人名义存入个人帐户，在职工退休或有其他生活需要时，将该费用连本带息发给职工个人。这种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有利于树立自我保障意识，鼓励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有利于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但它也存在不能对保险基金进行必要的使用调剂和不能发挥社会保障的互助功能的缺陷。
（二）国外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改革与调整现在国际上对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进行改革与调整的最新提法叫作“机构、制度和待遇重组”。一些国家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方面的调整措施主要有：
第一，通过立法改变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模式。如对养老保险的改革：一方面，严格控制社会统筹式的国家养老金的给付对象和给付标准；另一方面，通过立法将个人帐户储存基金制的养老金计划纳入养老保险基金法定强制执行计划，与国家的养老保险计划并行。另外，国家还鼓励开办个人养老储蓄制度，国家给予税收优惠。欧洲各国在养老保险体制方面所普遍采取的“三柱体系”，正是这个社会保险基金筹集模式改革的典型代表。在该体系中，第一柱是采用现收现付（由正在工作的一代人供养已退休的一代人）方式筹集养老保险基金；第二柱则由雇员所在公司和雇员共同缴纳养老保险金存入雇员个人帐户进行养老保险金积累；第三柱是实行商业性的个人自愿养老保险计划，政府对个人自愿养老保险金的储蓄实行一定数量的免税政策。由这三根支柱撑起养老保险体系。采取这种筹集模式，使养老保险金积累的规模在国内生产总值（GDP）所占的比重大大增加，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影响。
第二，通过立法和严格执行措施，改变社会保障资金支出。
例如，削减社会公共福利开支，限制国家退休金发放数量，严格审查领取社会救济、医疗补贴的社会成员的家庭经济状况，纠正社会福利全民享受的传统做法。
第三，通过立法改变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完善并增强社会保障的法律实施机制，使社会保障行政管理、事务经办和监督控制分开，确保社会保障活动有效、依法进行。
第四，通过立法调控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结构，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的运营管理。各国为了使社会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并更好地支持资本市场的发展，纷纷通过立法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结构和运营管理采取新的措施。例如，德国原来是利用保险法律对养老保险基金进行约束的，但从194月1日开始改由投资公司法进行调整。在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结构方面，各国法律规定不一，但都以立法形式规定了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比例的法定上限。德国法律规定：养老保险基金可投资于股票的比例为20%左右，具体比例由各个养老保险基金计划灵活掌握；可投资于房地产的上限为30%；可投资于流动资金的上限为49%.德国养老保险基金的资产总额目前已达到3000亿美元，其投资结构的实际状况是：投资于债券占75%，投资于房地产占13%，投资于股票占9%，投资于现金储蓄占3%.英国、瑞士、法国、美国、意大利、日本、智利等国家也都以立法形式规定了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比例的法定上限。
（三）当代世界各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主要特点尽管当代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类型不同，但却显示出这样一些共同的特点：
1、在建立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过程中发挥国家的主导
作用。在现代社会里，社会保障是由政府管理的一项社会事务，政府本身就是社会保障法律关系的重要主体。社会保障法律所调整的是利益冲突关系，经营者为追求利润，降低人工成本，不会主动为社会保障基金增加投入，社会各种弱者群体为了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又要求实现社会公平。国家应当而且也能够主动地利用对社会的干预手段，通过立法，调整利益冲突，推动建立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从“家庭自我保障”和“慈善救济”发展到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正是各国政府运用法律手段强制推行的结果。2、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与社会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都不是凭空建立起来的，立法所确定的社会保障对象、社会保障项目、社会保障待遇水平，无一不受到本国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影响。各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都随着本国经济的发展，呈现出社会保障对象的范围由窄到宽、社会保障项目由少到多、社会保障标准由低到高的共同特点。例如，德国于1883年建立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时，其保障对象仅为工商业和手工业工人。美国1935年公布《社会保障法》以后，到1950年通过立法确定了养老保险待遇标准；从1950年到年，根据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此标准先后被修改了32次，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不断提高。
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新加坡经济衰退，1998年11月24日，新加坡政府宣布从次年1月起两年内把雇主向国家交纳的养老抚恤基金缴款数额由工人工资的20%下降到10%；工人和政府官员的薪水削减5%到8%.
3、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内容和模式选择，具有鲜明的国情特点。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无一不是从本国的国情出发，制定社会保障立法和相应的社会保障措施。例如，美国根据联邦制这一国情，国会通过的联邦统一立法所规定的保障项目和保障标准适用于全国，但允许各州通过立法增加保障内容。世界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日本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突出，日本政府率先作出反应，通过立法对原有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增大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应对养老保险的各种需求，同时延长退休年龄，推迟支付养老金期限。有些国家为了提高国民素质，把义务教育和就业培训列入社会保障项目之中。有的发展中国家，为了鼓励就业、消除“养懒汉”现象，不搞失业保险制度。
4、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进行必要的调整。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要求各国积极参加国际经济合作，按照平等互利原则处理双边甚至多边的国际经济关系，要求各国的法律作出相应的调整。例如，劳动力的跨国流动，必然带来劳动者在就业、养老、失业、医疗等方面的社会保障问题，需要通过调整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加以解决。近年来，许多国家如德国、法国、美国、意大利、瑞士等，已经采取了互相签订双边协议的办法，解决两国劳动者在对方国家从事工作遇到的社会保障问题。德国、美国和韩国也对中国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要求中国在这些国家设立的公司为其员工参加所在国的社会保险。还有的国家为了增强本国对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其他国家的经济竞争力，采取了削减本国职工工资和福利待遇的做法。
三、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一）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现状?我国的社会保障工作始于50年代初。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业凋零，百废待兴，国民经济基础相当薄弱。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工作。1951年2月，政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社会保险法规，奠定了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基础。此后，我国还陆续颁布和实施了有关养老、医疗、工伤、扶贫、救灾、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等方面的规定，初步形成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安置在内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显示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国家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一制度的建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巩固国家政权、保障人民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正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我国社会从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迈进，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的客观需要，成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制约因素。社会保障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急需进行改革。根据当前两种经济体制转换过程的实际，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改革需要一个渐进过程，要坚持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的基本方针，逐步由“全部包揽”向“国家、单位、个人”三方负担转变，由“企业自保”向“社会互济”转变，由“福利包揽”向“基本保障”转变，由“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转变，由“政策调整”向“法律规范”转变。?近两年来，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改革和发展迈出了较大的步伐，已经形成了养老保险、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三条保障线”制度。在此基础上，按照“逐步形成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渠道、管理服务社会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保障体系”的思路，进一步深化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改革。
第一，依法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和提高保险费征缴率。在城镇强制推行以养老、失业、医疗为重点的社会保险。这既是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重要途径，又是建立新体系的重要条件。同时，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预算要适当调整支出结构，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比例。还要采取多种措施，开辟新的筹资渠道，补充社会保障基金。
第二，完善失业保险制度，加快劳动力市场建设。逐步使下岗职工由企业再就业服务中心保障基本生活，转向享受失业保险，走向劳动力市场就业。这项工作先在东部沿海地区和具备条件的城市进行试点，总结经验后稳步推开。?第三，积极推进养老保险社会化管理和服务。逐步做到退休人员与企业事业单位相脱离，尽快实现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积极开展退休人员由社区管理服务的试点。要加强对社区的领导和管理，强化社区服务功能。同时，注意做好社会保障体制转换过程中的工作衔接。
但是，应该指出，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化程度较低，尚不能给国家解决社会保障面临的严峻而复杂的问题提供充分、有效的法律支持。
1、社会保障的立法不健全。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但目前还没有建立起统一的、适用范围比较大的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社会保险费用的征缴、支付、运营、统筹管理也不规范；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的立法相当欠缺；社会保障工作在许多方面只能靠政策规定和行政手段推行；国家立法滞后，地方立法分散，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被分割。由此导致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小，保障程度差。目前在社会保障方面发生争议纠纷进行仲裁或提起诉讼时，由于立法滞后，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无法根据有效的'法律规定对社会保障争议进行仲裁或判决，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
2、现有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立法层次低，缺乏较高的法律效力和必要的法律责任制度。
社会保障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制定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但是，我国自1979年以来，却没有制定和颁布实施专门调整社会保障关系的基本法律；有关社会保障的制度被分散规定在不同的法律规范文件中。这种状况与社会保障法所应处的地位是不相符的。完整的法律规范应当由假定、处理和制裁构成，无法律责任、无制裁措施的法律规范，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系统，无法发挥法律规范的强制功能。在我国已经制定出来的社会保障法规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缺乏法律责任的现象，无法确保社会保障措施的有效实施。3、社会保障的法律实施机制较为薄弱。合法的筹资机制、稳定的保障机制、严格的管理机制、有效的运行机制，有力的监督机制都不够健全。社会保障监督机构没有与管理机构严格划分开来，缺乏对欠缴社会保险费的行为和拖欠离退休人员、失业人员保险金行为的法律制裁措施；对非法挪用、挤占保险金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得不到及时惩处，保险基金的运营处于不安全状态。
4、欠缺与WTO的社会保险规则相适应的法律规范。中国加入WTO的进程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加入WTO，必定会对中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险法律制度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但是，中国目前尚未做好适应这一变化所应当进行的法制建设的准备。
（二）完善我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几点建议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各地经济发展状况不平衡。要在这样一个具有12亿人口的大国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所遇到的情况和问题与经济发达国家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使社会保障水平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坚持法律调整与特殊政策调整相结合，对社会发展中某一特殊时期出现的急迫需要解决的特殊问题采取一些特殊性的政策加以调整，如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程，就是特殊阶段采取的特殊政策；借鉴和吸取国际社会带有共性的经验，适当参照国际标准但不能照搬；总结我国社会保障法制建设的经验，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涉及的问题很多。我们建议，当前应当着重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1、应当把社会保障立法作为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抓紧制定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律。目前，通过立法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已成为当务之急。
社会保障的核心法律制度是社会保险制度，因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尽快制定和颁布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的草案已经起草了多稿，其内容已经比较成熟。因此，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适当时候，及时地审议该项法律草案。同时，由国务院尽快制定和颁布与该法相配套的一系列条例，以保证社会保险工作有法可依。
2、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立法内容应当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立法内容相衔接，以保证社会保障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例如，社会保险基金被违法挪用、挤占现象较为严重，使一些地方离退休人员不能及时足额领取到离退休金，造成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不满。
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制裁违法挪用、挤占社会保险金的行为，所以，至今无法追究挪用、挤占保险基金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并没有相应的罪名对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加以制裁。为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制裁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行为，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和通过关于制裁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违法犯罪行为的补充规定。
3、以法律手段解决社会保险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导致社会保险金支付风险的主要原因是保险基金收支不平衡，特别是保险费不能及时足额征缴。我们认为，我国的社会保险基金已经出现了支付风险的前兆。近两年来，国家为了保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和养老金的发放，从中央财政拿出几百亿元借给地方政府，地方财政也相应拿出一定数额的资金，但这笔钱仅仅能管当年的社会保障金发放。这种状况长期下去，国家和地方财政是很难支撑的。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问题，其潜在的危险并不亚于金融风险。银行对个人储蓄的支付风险，所涉及的是百姓的闲钱；而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所涉及的却是百姓的保命钱，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我们建议，必须通过立法解决社会保险费的收缴问题，加大强制收缴社会保险费的力度，对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的，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是强化社会保险费的收缴功能、达到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平衡、防范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风险的重要法律对策。
4、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和增值是社会保险基金运营管理的重要目标。根据过去的规定，社会保险基金只能用于购买国债，这样做虽然能够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无风险，但却难以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增值。如果社会保险基金不能有效地增值，长期下去，会加重政府在社会保险方面的财政负担，也会对被保险人未来能够获得的实际社会保障水平产生不利的影响。我们建议，应当通过立法建立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投资机制，如在规范金融秩序的条件下，严格规定社会保险基金的投资方向和各项投资比例的上限，强化投资监管措施，保证社会保险基金的保值与增值。目前，我们国家已经批准保险资金可以通过购买证券基金的方式进入证券市场，这是中国社会保险资金投资方式改革的创新措施。
5、适应WTO的规则调整中国社会保险业的相关制度。第一，中国加入WTO之后，有关社会保险业的市场开放应当按照循序渐进的策略进行。第二，开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经营业务。第三，鼓励中外保险公司扩大社会保险延伸服务。
6、健全社会保障的司法机制。建议在人民法院设立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庭，专门从事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争议案件，使当事人在其社会保障权益受不法侵害时获得有力的司法保护。在条件成熟后，可借鉴国外普遍实行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建立我国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院。在审判中充分体现出劳动和社会保障事务的特殊性。人民法院对社会保障领域里发生的违法、犯罪案件，应当依法及时审理；对拒不缴纳法定的社会保险费、拒不履行支付保险金义务、不正当使用保险基金、贪污、挪用、侵占保险基金的行为人，应当依法分别追究其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现在，有些地方在人民法院已设立了社会保障法庭，对欠缴社会保险费的企业采取强制的司法措施以追缴社会保险费，对侵害劳动者社会保障权益的违法行为进行制裁，充分运用司法机制在保证社会保障法律实施方面具有的强制性和震慑作用。
在一个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迈进的、拥有12亿人口的国度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是一个跨世纪的宏伟工程。我们坚信，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经过不懈的努力，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必将为人民安居
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社会文明进步提供有效的保障，必将为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增添光辉。完善医师法律制度的思考
师事务所 邓利强人最宝贵的莫过于生命，与生命最直接相关的职业是医生，因此医师法律制度的完备是一个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法律渊源。
我国第一部有关医师的法律规范是1929年民国政府颁布的《医师暂行条例》，其后修改为《医师法》，该法目前经修改仍在我国台湾地区适用。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颁布了《医师暂行条例》和《中医师暂行条例》，在一个法治社会仅有两个条例显然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及时颁布《医师法》成为一件十分重要的议提，因此立法机关历时近十年时间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终于于拿出了较为成熟的《医师法》(草案)，该草案经多次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终于在6月26日在九届人大常委第三次会议上通过。
一、《医师法》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是新中国卫生法制史上第一部从法律层面上规定医师制度的法律，从这个方面讲把《医师法》的颁布称为新中国卫生法制史的标志性事件并不为过。《医师法》的重大意义在于：
1、规定了医师的职责性质是神圣的；
2、规定了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
3、规定了医师可以依法参加和组织医师协会；
4、规定了医师的准入制度为考试制度并规定了报考资格；
5、规定医师的注册及执业规则；
6、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上述规定明确了医师的社会地位、规范了社会成员进入医师队伍的法律途径，《医师法》对医师执业规则的规定也使广大医师在执业活动中有法可依，因此我们说医师法的颁布意义重大。
二、《医师法》的实施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的实施情况至今没有立法者的调研报告，中国医师协会成立后先后进行了两次大的调研，相应的调研情况已有了正式的报告。
从我们了解情况看我国目前的医师准入基本上能够贯彻《执业医师法》第二章的要求。
从医师的角度看，广大医师对第三章的`执行和理解也比较到位，如医师的执业行为无论从诊疗、继续教育、保护患者、完成病历、紧急救治、知情同意、突发事件的灾害防治等都完成的比较好。
《医师法》实施有待改进之处是行政处理力不从心，使《医师法》规定的考核流于形式。
《医师法》实施最不好之处是“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医师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在现实生活中医师被打、被骂、被杀并不鲜见；且极个别媒体公然污蔑医师的人格却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和制裁，让人感到痛心。
三、完善《医师法》的思考
1、“全社会应当尊重医师”不应做为空的口号，如何体现并具体化应在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中有所规范。
2、“医师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应当具体化，如公安机关在医疗机构的求助下应当怎么做，要有具体要求。
3、医师协会的定位应更加明确化。
4、目前人事部卫生部联合出台的《指导性意见》允许医师兼职兼薪与《医师法》第十四条有冲突，兼职兼薪应在法律层面被肯定。
5、个体行医的规范应当明确，并应有执业保障。
6、医师权益保护应加强。
7、违法行为的处罚应加强。
四、医师协会
目前我国已加入世贸组织，这既是我国发展的动力也有一定的压力。关于入世有这么一句话最恰当不过的话“我国加入世贸组织，首先政府应当入世”，也就是说入世后我国现有的一些规范难以与国际接轨，转变职能将成为行政机关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入世后一个很快就摆在卫生行政管理者面前的一个问题是：医院产权多元化、医师身份多样化、医师资源流动化的问题，如何解决？
我国政府在入世一年报告中明确要求卫生行政机关转变职能，要求卫生行政机关在管理中“资格审查要严、定好制度、严格执法”，在严格执法中要求卫生行政机关“经济、法律、道德约束一块上”，对于道德的约束行政机关显然难以做到，此时行业组织的职能就显明非常重要。
根据国际惯例一个具有相同高等教育经历、高超专业技能，执业道德要求较高的专业群体应当实行行业自治，因为行业自治能降低政府管制成本，加强群体自律，更好地为公众服务。而要达到上述目的行业协会必须具有充分的合法性(强制和唯一)和惩戒性，并能在这一基础上做好服务协调、自律和发展工作。
目前我国《医师法》在医师协会的定位问题上没有规定医师强制加入职业组织的规定，这一点将会在入世后加大社会的管理成本，也对保护外资医疗机构的医师权益不利，尤其难以做到从道德上管理医师，因此《医师法》首先在这一点上有所作为，应当明确医师加入医师协会的强制性，有了充分的法律基础，则医师协会行业组织自律、协调、服务、发展的功能就会更好地体现。
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
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体系，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社会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党和国家提出把做好社会保障工作作为当前全国的一项重要、紧迫的任务，争取用5年左右时间，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这项决策的意义是伟大而深远的。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社会保障属于国家管理的一项社会事务，属于政府的职能。健全、完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使社会保障法制化，应是国家需要采取的紧迫之策，也是长远之策。 我们看到，近几年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发展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经过共同努力，中国已经在社会保障制度领域取得了三个方面的突破性进展，即形成了养老保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条保障线，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增添了新的内容，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中国现行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的客观要求仍有较大的差距，需要不断完善。今天，我就《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这个题目，向各位领导同志汇报三个方面的学习和研究体会：
一、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与我国的社会发展
（一）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社会保障”系由英语中“Social Security”一词翻译而来的，亦可译为“社会安全”。社会保障，是指国家为了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对公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的情况下，由政府和社会依法给予物质帮助，以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各国社会保障的项目广泛繁杂，各有差异，概括起来一般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互助和优抚安置等几大体系。
在现代社会里，社会保障制度是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是国家通过立法建立起来的.。社会保障法就是调整在社会保障中发生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同时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发展到今天，已成为当代各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西方大陆法系国家对法律部门的划分，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既不属于公法，又不属于私法，而是属于社会法的范畴，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很重视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设，这是因为，国家对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待遇标准只有通过立法才能加以确定和公之于众，国家对需要保护的特殊群体给予的帮助只有通过建立法律制度才能得以强制施行。因此，国家制定和实施的社会保障措施都被纳入到了法制化的轨道。
建立对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宪法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有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疾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
上述宪法规定，是中国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立法根据和最高法律准则。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应当包括如下基本内容：?第一，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该制度具体规定对劳动者在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即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制度。
第二，社会救济法律制度。该制度具体规定对公民在遭受自然灾害或者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获得经济帮助，即建立灾民救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救济、城乡特殊贫困人员救济等制度。
第三，社会福利法律制度。该制度具体规定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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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法律制度完善中国证券市场秩序
中国证券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的'证券市场却处于一个特殊的环境中,还缺少一个规范有序、成熟完善的市场氛围.因此,中国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健全有关的法律法规,建立一个成熟规范、长治有效的证券市场.
作 者：孙英初 作者单位：中国科技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北京,100094 刊 名：华北电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1) 分类号：F830.91 关键词：证券市场 法制 市场秩序【摘要】村民自治属于典型的“乡政村治”模式，即在乡镇建立政府，实行行政管理，乡镇以下设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
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农村经济社会建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此模式设计的局限性已日益显现，尤其是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不和谐理由日益突出。
在坚持村民自治制这一农村基本政治制度前提下，必须创新完善村治机制。
【关键词】村民自治;主导性;协调性;自主性
随着1990年代的村民自治制在我国农村的普遍推行，村庄治理模式发生了根本变化。
其突出表现是：在乡一级建立乡镇政府，实行行政管理，乡镇以下设立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
这种制度在建立之初确实推动了农村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发展，但随着农村社会的转型与分化，村民自治制度的设计与农民自治权的现实行使尚存在一定差距。
因此，完善村民自治机制，实现十八大提出的“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的目标，是当前做好农村工作必须着力研究的一个课题。
一、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的法制基础
我国82年宪法明确规定：“城市和农村居民按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表明宪法从根本法角度把国家的政治组织与村级自治组织作了制度化的区分。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自治方式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4条规定：“乡镇政府对于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乡镇政府不得干预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该项规定明确了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权力边界。
因此，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不是上下级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是工作上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关系。
二、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的现实困境
虽然宪法与法律都已规定了乡镇与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划定了乡政治权力与村自治权各自的运作空间，但我国政治体制的特殊性以及乡镇作为我国最基层的地方政权的特殊地位造成了乡政治权与村自治权的断裂;同时乡村利益的分割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两权”在功能上的冲突，由此导致了在实际运作中两种权力界限不清、职责不明、互相侵权的.现象时有发生。
从某种作用上说，农村中绝大部分村是“行政村”，而非法律作用上的“自治村”。
现实情况是，乡镇政府往往直接领导村委会工作，甚至以粗暴方式干预村自治权。
况且村一级的权力组织，不仅有村委会，还有村党组织，且村党组织与村委会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村党组织又受乡镇党委领导。
这种制度设计使得乡与村的关系变得模糊起来。
同时一些地方的村委会则片面理解村民自治制度，认为自己是村民选举产生的，是能合法代表村民的，力求摆脱乡镇政府的指导，他们对承担的协助乡镇政府的工作职责，持消极、冷淡的态度，甚至对乡镇政府进行对抗。
三、处理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关系的路径选择
在农村要在坚持村民自治这一基本民主制度的前提下，改革和完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具体内容与程序，创新村治机制，这需要政府、村民以及相关组织各司其职，通力协调。
(一)政府视角：发挥主导性
村治机制的创新与完善需要制度保障。
这些制度都是由政府建构的，首先是全国性的制度安排，然后是地方性的法规与政策，由此形成两个层级的制度基本框架。
首先是要完善民主选举制。
各级党委政府要保护村民正当的选举权利，尊重和保障他们的推选权、选举权、提名权、投票权、罢免权，引导选举工作在法制轨道上有序进行，保证村民权利运用的理性化，防止贿选和非理性选举的存在，逐步排除封建势力、家族势力及上级部门对选举的干扰，真正选出能代表村民意愿，能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的村委会班子。
二是规范民主决策机制。
凡是与农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都要实行民主决策。
尤其要创新民主决策方式，采用民主恳谈、协商民主等形式，使决策充分反映民意。
三是完善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机制。
应从二个层面强化村级民主监督：一是上级有关部门做好对村级集体财务的审计监督工作;二是建立和完善对村干部的民主监督约束机制，强化村务监督委员会职责。
(二)组织视角：体现协调性
村民自治制的有效运作，离不开相关组织的积极作为。
这些相关组织主要包括：乡镇党委、政府、村党组织、村委会。
因此，必须厘清以下两个关系：首先，要厘清乡镇党委政府与村委会关系。
乡镇要转变职能，为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服务。
目前作为一级政府的乡镇对村委会的管理方式必须作重大调整，从直接参与管理转变为间接地更多地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进行管理。
要理顺乡镇与村委会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乡镇而不在于村委会，矛盾的解决有赖于乡镇党委政府转变思想观念，积极依法推进村民自治。
其次，要厘清村两委会的职责关系。
解决这个理由，一方面要发挥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使农村各项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依法进行，要依法保障村委会各项权利的行使，积极支持村民当家作主。
另一方面，村委会要自觉接受村党组织的领导。
要建立和完善村级公共权力的运转机制，用制度对村两委会行使权力的边界、程序、各个环节进行规范。
(三)农民视角：尊重自主性
尊重农民自主性有几个要求：一是在村治实践中，政府应尊重村民意愿，转变制度选择、全新界定，或者放弃、修改原来的制度安排;二是政府要助推民间村治创新实践，把行之有效的村治方式上升为国家实践并发展成制度体系，如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三是就农民自身而言，要适应基层民主建设努力提升自身素质，如提升政治法律素质，从而更好地行使民主权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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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贺雪峰.乡村关系研究的视角与进程[J].社会科学研究，(1).
[3]李莉，卢福营.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变迁[J].人民论坛，.7.
【摘要】 《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已经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各种形式的讨论和研究持续不断，本文从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的角度浅谈对《环境保护法》修改的见解。对环境保护法律基本制度包括哪几项，并无定论。本文立足《环境保护法》既有的明确规定，先分析其存在的缺陷，然后选取已作规定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限期治理制度、排污收费制度、清洁生产制度，对其的修改和完善提出建议；再对需要增加的许可证制度和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作了阐述，使其适应时代的发展，这也是《环境保护法》修改之本意。
【英文摘要】amending “environment protection law” has drawn intent attention of various fields. discussions and researches are under way in kinds of forms . the paper points to the basic legal system and gives some advice on the amendment. there is not a consensus opinion on the content of basic legal systems.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provisions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law”。 first， the paper states the shortages of basic legal systems. then， illustrates how to amend some of them， such as environment impact assessment system， governance in appointed period system， polluter pays system， clean production system. at last， expounds that the law should prescribe licensing system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compensation system. “environment protection law” should adapt to the times， which is the original idea of the amendment.
【英文关键词】“environment protection law”； basic legal systems； harmony
【正文】1989年，我国对原有的《环境保护法（试行）》进行了修改并颁布实施，至今已有。Www.11665.coM该法对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健全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奠定了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新的环境保护法律陆续制定、实施，原有的法律也都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经济的飞速发展，环保事业的兴旺和国民环境意识、法律意识的日益增强，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急需进行修改。特别是其中确立的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建立市场经济对环境保护的规范与需要。对《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从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着手，有助于建立和完善整部环境保护法的基本结构和内容，也能与各单行法保持协调一致，发挥其在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的“宪法”作用。
一、《环境保护法》中确立的基本法律制度
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是为了实现环境保护法的目的、任务，按照环境法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确立的、普遍适用于环境与资源保护各个领域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对具体环境法律规范具有指导、整合的功能和提纲挈领的作用；在适用对象上具有特定性，适用于环境保护的某一类或某一方面。[1]各个基本制度之间相互配合形成相对完整的规则系统。
由于环境保护法律众多，涉及的领域比较广泛，因此对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包含的内容有不同的说法。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曾将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律制度归纳为八项，即所谓“老三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和“新五项”：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度、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但理论界并未形成定论。根据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的特点，在《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规定的制度归纳起来有环境标准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三同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的报告及处理制度。
二、《环境保护法》规定的基本法律制度存在的缺陷
在当代，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环境保护的指导思想，其终极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我国现已经将可持续发展制定为国家的总体发展战略，在环境保护领域贯彻这一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其应有之义。而《环境保护法》并没有明确地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与资源保护的指导思想，其第1条的规定表明了该法单纯注重经济增长，以牺牲环境公益追逐经济私益。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便直接导致《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基本制度存在诸多不足。
第一，从宏观上看，《环境保护法》的内容过多的集中在污染防治上，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仅仅是少量的政策性宣示，规定非常抽象、原则，可操作性差。因此，该法中规定的基本制度很大程度上都是适用于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方面的。例如：排污收费制度、限期治理制度。但是在《水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矿产资源法》等单行法中对自然资源权属制度、许可证制度、有偿使用制度等作了不同程度的规定，而在《环境保护法》中有关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却未有明确规定，这与《环境保护法》的基本法地位不符，也使得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进展迟缓，生态环境的破坏严重。
第二，《环境保护法》是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为立法背景的，其基本法律制度不可避免的`带有浓厚的计划、行政主导色彩。行政命令性、行政强制性措施条款占据全篇，政府及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干预过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已很难适应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比如，制定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未体现区域性、灵活性特点，政府行使限期治理制度的决定权，环境主体单一，群众参与不足等。
第三，受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强烈影响，以填补立法空白和法律制度的完善、创新为基本目标，[2]1993年以后，共有18部单行环境保护法律被制定修改，有的已经进行过多次修改。新制定、修改的法律在顺应了新的环境保护理念、贯彻了新的指导思想的基础上，规定了一些新的法律制度，如总量控制制度，排污许可证制度，清洁生产制度等；一些基本法律制度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排污收费制度等已在其他法律法规中得到修改。这些变化没有及时地反映在《环境保护法》中，使得该法处于尴尬地位，有损其作为基本法应有的效力，且各个单行法之间不协调，重复规定多，更不利于环境保护法制的建设和完善。
三、《环境保护法》规定的基本法律制度的完善
《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基本法律制度有些已经暴露出了不适应新形式的缺陷，亟须进行修改，同时也要在《环境保护法》中增加单行法已经确立的基本法律制度，与之保持协调一致。
（一）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法》，修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条款
我国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始于1979年颁布的《环境保护法（试行）》，经过不断的发展，在8月通过并于9月施行了《环境影响评价法》。它是环境保护法“预防为主”的基本原则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环境立法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环境管理有关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产物。
相对于《环境影响评价法》，《环境保护法》中的相关条款已显陈旧、滞后。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规定集中体现在《环境保护法》第12条和第13条，有三点明显不足：一是环境影响评价的对象单一。第13条只规定对污染环境的建设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把破坏环境的建设项目排除在外，同时环境影响评价也只是针对建设项目。对于《环境影响评价法》明确规定的规划环评只字未提；二是忽略对环境影响评价对象的后评价。第13条规定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只包含了预测性评价内容和防治措施，而《环境影响评价法》中还要求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进行跟踪监测；三是公众参与的规定缺失。《环境保护法》全篇中对公众参与未有规定，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中的公众参与当然就得不到体现。而公众参与是《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得一项重要内容，虽有不完善之处，但较之《环境保护法》是有进步的。
《环境保护法》的修改无疑要对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发展作出总结与提升，囿于其基本法的地位，对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侧重于基本性规定即可。
首先，扩大环境影响评价对象的范围，增加对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的原则性规定。具体的评价内容、工作程序、文件审批等可以《环境影响评价法》为依据。只要对环境能够产生或可能产生影响的规划和建设项目都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其中就包含了涉及到生态保护的规划和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这一点不容忽视。更值得一提的是，《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的评价对象也不尽全面，尤其是对法规和政策的环境影响评价没有作出规定，成为该法的一大硬伤。另外，虽然规定了规划环评，但有一部分规划如国务院的规划，市级、省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编制的规划未被囊括，还有部分规划的环境评价从其编制和审批来看，也有事实上被轻视的可能。[3]为了真正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战略环评必须得以重视。它除了包括规划环评，还包括法规和政策环评。但是，开展战略环评的难度也不小。缺乏系统的战略环评理论和技术方法，部门间的合作机制有待完善，技术力量比较薄弱等。因此，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能否全面引入战略环评将是一项具有前瞻性和挑战性的工作。
其次，增加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进行跟踪监测的规定。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中不仅包含评价的结论、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后续的跟踪监测同样重要。这样的规定使得环境影响评价条款更完满，也能与《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规定遥相呼应。
最后，对于公共参与，应该放在《环境保护法》总则中作为基本原则加以规定，使其能贯穿到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这也是环境保护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对限期治理制度的完善
限期治理制度作为我国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之一，在环境管理实践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除了《环境保护法》对限期治理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外，《大气污染防治法》、《环境噪声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单行法都有相关规定。
依据《环境保护法》第18条、第29条、第39条规定，限期治理针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事业单位或者是位于特别保护区域内的超标排污设施；限期治理的决定权由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行使；对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企、事业单位，除了加收超标排污费外，还可以处以罚款或责令停业、关闭。总结其特点，应从以下方面改进：
第一，扩大限期治理的范围。从《环境保护法》中规定的两类限期治理的范围来看，没有包括污染物排放超过标准的情形。而在《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中都对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污染源进行限期治理作了规定。《环境保护法》应该作出同样的规定，从而强化国家的环境监督管理。
第二，将行为违法性作为限期治理的构成要件。《环境保护法》中不论是否污染严重，还是超标排污，都没有将它们定性为违法行为，限期治理也只是作为一种行政管理手段。而《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早已确定超标排污行为是一种违法行为，其中规定的限期治理是一种行政处罚手段，具有法律制裁性。因此，《环境保护法》中应该将违法性作为限期治理的要件，这样有助于强化企、事业单位的环境责任，提升污染防治的效果。
第三，将限期治理的决定权按辖区下放到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法》将限期治理的确定权授予给对被治理单位有直接管辖权的人民政府行使，而环保行主管部门只有很少范围的限期治理建议权和较低层次的决定权。这突出表现了“命令－控制”型环境管理模式的特点，影响了行政效率的提高，易助长“地方保护主义”之风，也不利于该项制度经常全面地实施。由环保主管部门行使限期治理的决定权则有利于权责分明，提高行政效率，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管理制度发展趋势的需要。第四，增加对环境破坏进行限期治理的规定。《环境保护法》中的限期治理重点是针对环境污染行为。而对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时的限期治理鲜有规定。限期治理作为恢复、补救措施同样适用于严重的环境破坏性为。例如，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对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的，环保部门也应对责任人作出限期治理的决定。
（三）对排污收费制度的修改建议
排污收费制度是实施环境管理的一种经济手段。它源于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一些单行法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20修改制定的《排污费征收适用管理条例》已突破了现行的《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有必要对其进行修改。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将超标排污行为规定为违法行为。《环境保护法》第28条和第37条的规定表明超标排污行为并非违法行为，超标排污的只需交纳超标排污费。而《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早已将超标排污修订为一种违法行为，即“排污收费，超标处罚”。同时，依照《标准化法》和《标准化法实施条例》的规定，污染物排放标准是强制性标准，具有法律约束力，超过标准排放污染物即是违法，应给予行政处罚。所以，《环境保护法》应尽早确定“排污收费，超标处罚”制度，将其推广到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等领域。
2、修改按单一的浓度收费为对不超标排污的按排放总量计征排污费；转向按浓度和总量收费。《环境保护法》规定的排污收费制度是建立在对污染物实行浓度控制的基础上的，未考虑区域的环境容量和污染物排放的总量，不利于整体环境质量的改善。我国《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都明确规定了在特定区域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度，《排污费征收适用管理条例》的规定也实现了由单一浓度收费向浓度与总量相结合收费的转变。实践中也已经采用了浓度与总量相结合收费的模式。这种转变要在《环境保护法》修改中反映出来。
（四） 明确清洁生产制度
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4]其实质是贯彻污染预防原则。从产品设计、原材料选用、生产工艺技术的采用和废弃物的回收利用等各个环节 实行全过程控制，真正从源头上防止、减少污染，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
《环境保护法》第25条是对清洁生产的规定，但仅仅是作为企业所应承担的义务，没有规定义务违反后所应承担的责任，对于政府在清洁生产方面的责任也未有提及。20实施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对我国的清洁生产制度较详细地作了规定，比较丰富和完善了清洁生产制度，但很多地方存在不足，例如，着重于对工业生产领域的清洁生产的推广和实施，对公民个人在生活领域如何消费产品的问题没有涉及；同样，对政府及有关部门推行清洁生产的责任的规定不足。因此，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的引领下，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下，《环境保护法》有必要对清洁生产制度作出较为具体的规定，在《清洁生产促进法》的基础上，将相关规定的原则性与全面性体现出来，如明确清洁生产制度的主体、实施、责任等。
（五）增加许可证制度的规定
许可证制度是指环境法所确认的，对从事可能造成环境不良影响活动的开发、建设或经营者，必须向有关管理机关提出申请，经审查批准，发给许可证后才能从事该项活动的一系列管理制度。[5]
实行许可证制度意义重大。它是加强对排污者监督管理的有效手段，是保护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我国环境管理战略思想三个转变的具体手段。我国许可证制度广泛地被运用于环境保护的各个领域：大气、水、危险废物的污染防治方面，对矿产、森林、渔业、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方面等。相关的单行法、地方性法规或规章等为许可证的实行也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作为环境保护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却没有规定。即使该法的内容偏重污染防治方面，也未对排污许可制度有所涉及。在理论和实务界探讨最热烈的也是针对排污许可证制度。因此，在《环境保护法》的修改过程中，要将许可证制度作为基本法律制度规定下来。特别是对排污许可证制度，在污染防治一章中，更应予以明确。排污许可证制度具有明显和丰富的功能多样性、灵活机动性，适用于污染防治管理的全过程，是环境监督管理中普遍采行和优先适用的重要法律制度。我国现行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集中在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排放上，环境噪声污染没有在单行法中作出规定，对占海洋污染绝大部分的陆源污染物排放没有设置许可证制度；并且各项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法律依据不同，设定主体不明，层级混乱，程序也不健全。[6]如《水污染防治法》中未规定水污染物的排放许可，而《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水污染物排放学许可证暂行办法》、《淮河和太湖流域排放重点水污染物许可证管理办法（试行）》相对完整作了规定。《办法》自行设定行政许可权，违反了《行政许可法》有关行政许可设定权的规定。对此，在《环境保护法》的修改中确立排污许可证制度，统一规范，将对散落于各单行法、地方性法规或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产生指导性意义，也易于对该制度进行梳理、整合与拓展。
（六）增加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
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和排污费制度是征收环境保护费的主要内容， 它是对“污染者
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原则的反映，是环境保护的基本法理制度之一。而《环境保护法》因侧重于污染防治领域，仅规定了排污收费制度，其第19条规定：”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必须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太过原则、模糊，对于采取何种措施及相应的法律责任没有具体规定。而实行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能够保证生态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持续发展，也为生态环境破坏的恢复和治理提供资金保障，凸显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地位。我国除了《森林法》规定了森林生态补偿基金和对占用林地单位开征森林植被恢复费、《草原法》中规定的草原植被恢复之外，在生态环境补偿费方面没有统一的规定。建议在《环境保护法》修改中增加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制度，对征收的对象、范围、标准等基本内容作出说明。
四、结语
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是相对动态发展着的，作为《环境保护法》的支撑，在经历社会一系列变迁之后，理应作出适时调整。而《环境保护法》的修改是个很好的契机。正是此时，要抓住时代的脉络，贯彻新思想、新理念，以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为基石，完善作为基本法的《环境保护法》。期待这次的修改能为环境保护法律事业的欣欣向荣推波助澜。
【注释】[1] 周珂著：《环境法》，中国人民出版社版，第52页。
[2] 李启家：《中国环境立法评估：可持续发展与创新》，载《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3期。
[3] 李淑文：《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立法思考》，载《求索》第1期。
[4] 吕忠梅著：《环境法学》，法律出版社 20版，第249页。
[5] 周珂著：《环境法》，中国人民出版社20版，第 77页。
[6] 李启家、蔡文灿：《论我国排污许可证制度的整合与拓展》，载《环境资源法论丛》第6卷。
完善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论文
能源最终将由化石能源时代发展过渡到可再生能源时代，大力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已成为能源战略的必然选择。“ 各国在针对经济危机而推出的救援计划中都不约而同地把绿色投资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作为实体经济的突破口，希望通过对新能源产业的投入和支持，带动经济全面复苏和持续发展”[1]。1 月16 日第五届世界未来能源峰会开幕，主题是“ 推动可持续创新” ，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可再生能源未来的发展和挑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出了到2030 年将全球使用能源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提高一倍的目标。但是目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进程，可再生能源未来几年的发展路径几乎是“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了。对于我国而言，正如 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中国的能源安全： 前景，挑战和机遇》里提到的： “ 中国改变现有的能源供需结构存在很大困难，化石能源依旧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 未来几十年，中国的能源结构仍将以煤炭为主，但中国的水电、核电、风电和天然气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中长期看，中国应该构建一个技术创新导向的煤炭清洁利用和可再生能源利用体系”②。相应地，可再生能源整个法律体系的完善则成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必经之路。年以前，我国主要是通过部门规章和政策来给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制度支持。2005 年2 月2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以下简称《可再生能源法》) 并于 年1月1 日施行，从此将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纳入了法制轨道。 年12 月2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修正案) 》，修改后的《可再生能源法》形成了五项新的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 总量目标制度、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分类电价制度、费用补偿制度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制度。为了有效施行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相关部门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的规章和政策。就整个制度的演进来看，首先是立法形式的变化，由2005 年前由部门规章与政策予以规范演进到现在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反映了国家对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视，以强制性的高位阶立法形式代替之前的部门规章与政策，法制的统一，更利于可再生能源各项法律制度在全国实施; 其次是立法内容的变化，从2005 年之前的“ 零打碎敲” 式立法到统一《可再生能源法》的制定，再到首次修改，以及细则与配套制度的出台与即将出台，都反映了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的逐步建立，表明了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决定与信心，此次修改的《可再生能源法》确立的五项制度是在总结之前经验与教训基础上确立的。特别是《可再生能源法》的首次修改，既保留了原有科学合理的内容，删除并修改了无效的内容，还增加了新内容，从字眼表述上看既有有变化的，也有无变化的，但是实质上都有了新的内容。“2006 年起施行的《可再生能源法》鼓励发展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受该法影响，自2006 年起，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止跌回升”[2]。然而，要想给予可再生能源更大的发展空间，必须对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
1 可再生能源总量目标制度问题。
1. 1 问题所在： 未以立法形式明确且目标偏低。
2009 年12 月修改的《可再生能源法》规定了总量目标制度，但没有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总量目标，该法第七条规定，可再生能源总量目标由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制定并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总量目标是一个必须实现的国家目标，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我国是一个大国，各项情况相当复杂，并且地域差异很大，作为一个反映国家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决心和力度的具体体现的总量目标应当是通过权威的立法来推动的，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各地区统一的认识和行动。如澳大利亚于 年4 月通过了自己的可再生能源( 电力) 法，在这部立法中明确提出了到 年全国增加9，500Wh( 2%) 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整个可再生能源产业的产值达到40 亿澳币。从最终的效果来看，正是因为通过立法明确了政府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决心，投资者才清晰地了解国家支持的重点所在，引导了投资的方向，使总量目标得以实现。
不可否认，我国目前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大国，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到2010 年底，我国的水电装机已经达到2. 13 亿千瓦，世界排名第一，风电并网运行容量超过了3100 万千瓦，太阳能光伏电池产量已占全球产量40%、达到了800 万千瓦。我国“ 十二五” 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的目标是：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量15%， 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量的11. 4%。目前，正在制定的我国能源发展“ 十二五” 规划也将可再生能源作为了重点领域，虽然规划没有正式发布，但国家能源局已透露： “ 到2015 年，风电将达到1 亿千瓦，年发电量1900 亿千瓦时，其中海上风电500 万千瓦; 太阳能发电将达到1500 万千瓦，年发电量200 亿千瓦时; 加上生物质能、太阳能热利用以及核电等，2015 年非化石能源开发总量将达到4. 8 亿吨标准煤”①。而世界平均水平为2010 年达到10%，2020 年达到20%，2050 年达到50%。按照目前我国的能源战略规划，我国可再生能源在2010 - 2050 年期间的发展将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差距与中国未来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远远不相适应。考虑到规划与实际实施结果可能还存在差距等因素，这种落后会更加显著。
1. 2 解决对策。
从《可再生能源法》的最初立法与后期修改来看，我国立法行为始终未能突破几个传统立法观念的束缚，如立法的综合性、原则性、指导性等等，另外也反映了整个立法过程中矛盾与利益的博弈与妥协。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没有强有力的立法总量目标的“ 目标” ，势必会被最终的效果大大的打个折扣。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 九五” 期间，原电力部就曾经提出到 年我国风电装机达到100 万千瓦的目标，但以上目标因没有立法的强制性而最终没有实现。“ 报喜不报忧” 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已通过可再生能源立法，提出了自己的强制性可再生能源目标政策，如 年德国在其制定的《关于重新调整电力领域可再生能源法的法律》中提出： “ 制定本法旨在促进提高可再生能源在电力供应中所占的比重，至2010 年至少提高到12. 5%，至2020 年至少达到20%”。“ 目前，全球已有60 多个国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行动计划，通过立法的强制性手段保障可再生能源战略目标的实现” [3]。
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与发展目标是可再生能源总量目标的具体化，具体指导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为可再生能源总量目标的实现提供保障。许多国家都提出了较高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目标，如丹麦， 年年初公布了自己国家的《2050 年能源发展战略》，提出“ 到2050 年将完全摆脱对化石能源依赖的战略目标，其中2020 年化石燃料消耗将比2009 年降低33%，一次能源消费量比2006 年降低4%，可再生能源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超过30%，交通领域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0%”②。当然，基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制定如丹麦的战略目标是严重的不切合实际。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发展目标制定偏低，实践中已严重阻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就风电发展而言，我国风电普及速度全世界第一，已成为全球风电行业发展的领头羊，然而正是由于国家风电发展目标偏低，导致电网建设不足，难以满足我国风电发展的速度，客观上又抑制了风电的发展。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 十二五” 规划尚未正式公布，笔者建议，根据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水平和市场规模，适当调整并提高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规划与发展目标。
2 可再生能源全额保障性收购问题。
2. 1 问题所在： 并网技术标准缺乏。
《可再生能源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 “ 电网企业应当与按照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划建设，依法取得行政许可或者报送备案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签订并网协议，全额收购其电网覆盖范围内符合并网技术标准的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发电企业有义务配合电网企业保障电网安全”。此款规定了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必须符合并网技术标准，在保障电网安全的前提下，与电网企业签订并网协议，只在达到上述条件的，电网企业才会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在这些条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并网技术标准的问题。
当然，对于并网发电项目提出技术标准是保障电网安全的需要，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不应有例外，并且并网技术标准应当是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才能确保上网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不会对电网构成威胁，以保障电网的安全，但是我国却没有这方面的国家强制性技术标准。以风电为例，2001 年前曾经就运行、检修、安全规程等制定过相关的技术标准，但其内容已远远不能适应当前风电大规模的'开发需要，这意味着之前的这一技术标准已经过期。当下，关于风电的各项技术标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很多关键性零部件的标准也还没有发布。这已经严重影响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空间，随之也影响了整个能源的供给。2011 年夏天，电荒问题再次引起关注，但实际上西部风能却未能“ 施展拳脚” ，没有强制性的并网技术性标准使得风能未能发挥其应有的利用率，也在客观上阻碍了风电行为的发展动力。 2. 2 解决对策。
“ 全额收购主要是在电网覆盖范围内，发电企业与电网企业履行并网协议来解决[4]。” 法律中规定全额收购的是“ 符合并网技术标准” 的电力，由于并网技术标准的缺乏，电网企业可以理直气壮地以安全为由拒绝收购可再生能源电力，而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则无抗辩的理由，这就导致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难以落实。“ 国外风电发达国家都制定了严格的并网导则且强制执行。并网导则明确规定了风电场应具备的有功/无功功率调节能力、低电压穿越能力等性能指标。德国针对大规模风电并网制定了一系列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其要求高于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的标准，对各种并网技术指标做出了明确规定，并通过可再生能源法等法律法规保障执行” ①。
没有并网的技术性标准并不意味着我国现在没有制定标准的能力。笔者建议，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电网企业、发电企业、发电设备制造商等多方共同参与，尽快制定并网技术标准。标准的制定既要参照国际标准，也要考虑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现状，制定出符合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国家强制性标准，同时，尽快出台全额保障性收购可再生能源的实施细则，以保障电力系统的安全性与整体经济性，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拓展空间。当然，还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是，“ 随着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售电侧将逐步开放，电网企业全额收购义务的履行将面临经济上的挑战[5]”。
3 可再生能源分类电价制度与费用补偿制度问题。
3. 1 问题所在： 立法前瞻性不足。
为了给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制度支撑，我国《可再生能源法》确立了分类电价制度与费用补偿制度。其中分类电价制度规定在了《可再生能源法》第十九条，根据这一法律条文，价格主管部门有权按照可再生能源类型和地区分别确定上网电价，根据制定的不同技术种类和不同地区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电价水平，确定价格的适用期限，调整办法等。目前我国适用的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1 月公布了《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办法中规定了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两种形式，并对各类可再生能源发电( 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地热能发电和海洋能发电等) 的定价机制都做了具体的规定。随后2009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又下发了《关于完善风力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对风电价格管理做了进一步的规定。2011 年12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又通过发改价格( 2011) 2618 /2619 /2620 /2621 /2622 /2623 号提高了向除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以外的其他用电征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标准。而费用补偿制度的立法内容则包括了三个方面： 一是电价附加，电网企业依照上网电价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所发生的费用，高于按照常规能源发电平均上网电价计算所发生费用之间的差额，由在全国范围对销售电量征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偿; 二是计入电网成本，规定在《可再生能源法》
第21 条; 三是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即如果电网企业不能通过销售电价回收的费用可以申请基金补助。
立法上设置以上两项制度的初衷，不外是考虑可再生能源的自身特点。在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地理分布不均，加之受技术和成本的制约，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较低，尚处于弱势状态，在短时期内无法与传统的能源相抗衡，因此短时期内采用这种“ 一边倒式” 的利益趋向是有道理的。但从长远来看，未对此两项制度做弹性规定，则反映了立法的前瞻性不足。首先来分析分类电价制度，该制度强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作为一种强制性措施，由政府制定可再生能源的价格，短期来看此种制度可以保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但是长期来看这种制度破坏了市场竞争规律，扰乱了能源市场的公平竞争，因此分类电价制度只能作为可再生能源发展初期的临时性促进手段。“ 分类电价制度强调可再生能源项目本身的利润，在中国发电集团较为强势的情况下，会弱化企业提高科技水平、降低成本和竞争的意识，长远来看不符合电力体制深入改革引入竞争的目标，而且采用分类电价制度，政府需要准确估算项目的核算成本”[6]。就费用补偿制度而言，由电网企业全额收购符合要求的可再生能源的电量，而后电网企业又有费用补偿这一稳定的来源，这样会使可再生能源产业失去提高技术、改善管理、降低成本的动力。另外，立法前瞻性不足还体现在我国《可再生能源法》中的费用补偿制度仅仅针对电网企业，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电力市场将不断开放，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会直接与大用户以及独立的售电企业进行交易的问题。
3. 2 解 决对策。
立法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快速发展，法律制度很容易导致“ 朝令夕改” ，立法的稳定性受到冲击。实际上，此次《可再生能源法》的修改仅距该法出台四年，除了显示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迫切心情，立法时某些制度的前瞻性不足则是被迫修改的主要原因。
笔者建议，对我国《可再生能源法》中的分类电价制度与费用补偿制度进行“ 阶梯式” 立法，即结合我国可再生能源总量目标立法形式的明确，以总量目标的时间点或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的不同比例为分界点，在不同的可再生能源发展阶段分别设计分类电价制度与费用补偿制度的不同内容，扶持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与壮大，直至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能够与传统能源相抗衡时，再依可再生能源的不同种类、逐步取消分类电价制度与费用补偿制度。以上的这一修改思路在《可再生能源法》中立法不宜过细，具体的可操作性内容与程序应当体现在各级别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与发展目标中。
4 结论与讨论。
为了共建一个绿色且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未来，我国必将为发展可再生能源做出自己的努力，因为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的完善可以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对于可再生能源的总量目标制度应以立法形式予以明确，并制定具有长远目标的发展规划与发展目标，尽快出台并网技术标准，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的落实，考虑立法的前瞻性问题，对分类电价制度与费用补偿制度进行“ 阶梯式” 立法。“近几年来，我国的能源消耗非常巨大，每创造1 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 3 倍，德国和法国的7. 7 倍，日本的11. 5 倍”[7]我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能源支持重要组成部分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毕竟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Abstract：Opening and developing the financial market, especially the stock market will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form of the city economic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In the past few years, stock market has been developing vigorously in China, but many problems are exposed in the course of its development because of late starting. This paper lays a special emphasi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s and main problems of stock market, on the basis of which this paper suggests the developing patterns of stock market in China.
Key words: stock market; analysis of current situation; developing pattern
1 证券市场的现状分析
作为资本市场的核心，证券市场在我国的建立和发展始于改革开放初期。 1981年到1987年国债年均发行规模仅为59.5亿元，进入90年代以来国债发行数额年均达到千亿元。 而1997年已达到2 412亿元。在股票市场上，迄今沪、深两地上市公司已达900余家，上市股票市价总值达2万亿元。 我国资本市场在短短十几年，达到了许多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实现的规模，取得了不少成功经验；但也存在如下一些问题，严重制约了证券市场自身功能的发挥，阻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这些问题主要是：
1) 证券市场规模过小。以股票市场为例，虽然发展速度较快，但是从总体规模看，与国外还有相当大差距，参与股票投资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全世界平均为8%左右，发达国家的比例则更高，如英、美均在20%以上。我国目前股市投资者为3 300万人，仅占全国总人口的2.7%。另外，从股市总市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看，世界平均为30%左右，美、日、英等国均在80%以上，而我国为24.2%，况且在总市值中还包括大部分不流通的市值，如果扣除这一部分，我国股市总值占GDP的比重就更低了。由此可见，我国股市规模较小，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有较大差距，同时也可以看出在我国扩大股市规模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2) 资本市场主体缺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资本市场的重要主体。而目前我国企业主体地位非常脆弱。政企不分、产权不清、权责不明、约束无力、活力不足仍然是我国企业的主要特征，企业主体地位残缺。另外，我国资本市场主体残缺还表现在投资主体主要是个人，其投资的质和量均较低，以投资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比重明显不足。相比之下美国等发达国家，机构投资者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主体，其机构投资者主要有年金基金、商业银行信托部、保险公司、共同基金等。由于机构投资者是专业性金融中介机构，其投资活动具有投资量大、交易费用低、交易风险小的特点，很受大众投资者的欢迎。如美国，每4户人家就有1户向投资基金投资。由于我国资本市场机构性投资者发展滞后，这使得仅靠若干家大机构和数以万计的小股民散户所支撑的股市投机盛行，股价暴涨暴跌难以避免，阻碍了股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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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制度
★ 完善规章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