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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技术国际市场化传播研究
文章在提出技术的'国际市场化传播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具体探讨了现代技术发展的特点对当代技术的国际市场化传播的影响、当代技术的国际市场化传播的背景以及当代技术的国际市场化传播活动的九大特征.
作 者：张黎夫 杨爱明 ZHANG Li-fu YANG Ai-ming 作者单位：张黎夫,ZHANG Li-fu(荆州师范学院,湖北,荆州,434100)杨爱明,YANG Ai-ming(湖北省贸易科技学校,湖北,武汉,430070)
刊 名：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BEI TV UNIVERSITY 年，卷(期)： 18(4) 分类号：F415.2 关键词：当代 技术 传播 研究汉语国际传播研究述略
汉语国际教育的蓬勃发展,加速了汉语的`国际传播,汉语正在加快走向世界的步伐.面临这种新的机遇与挑战,我们也发现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根据汉语国际传播不同的研究目标,今后只有从现有的研究成果出发,深化基础性研究,强化应用性研究,加强对策性研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作 者：赵金铭 ZHAO Jin-ming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研究中心,北京,100083 刊 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33(5) 分类号：H195 关键词：汉语国际传播 基础研究 应用研究 对策研究社会文化、政治环境与国际技术传播
影响国际技术传播的环境因素包括自然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着重从社会文化环境和政治环境两方面予以探讨.
作 者：康建虎 作者单位：长江大学,湖北,荆州,434100 刊 名：科技进步与对策 ISTIC PKU CSSCI英文刊名：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年，卷(期)： 22(4) 分类号：G20 关键词：社会文化 政治环境 国际技术传播 影响新闻传播研究的国际发表与中国问题
作者：贾鹤鹏张志安
新闻大学 08期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一、文献综述及研究问题
近年来，中国内地学者在发表国际新闻传播学期刊论文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尚无发表任何专门针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国际发表的系统研究，也没有探讨国际发表与研究中国问题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这很不利于探讨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国际化问题。针对这种情况，本文以文献计量及内容分析为手段，分析中国内地学者在社会科学索引(SSCI)数据库所收录的国际新闻传播学期刊发文情况及中国内地国际发表与该学科的本土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
中国学者在利用文献计量手段考察我国国内新闻传播学科发展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研究大致分成三方面，一是以文献计量手段展现新闻传播学科发展总体状况和出现的一些问题，第二方面是展示本领域高引作者、领先机构和研究趋势，第三是侧重分析一些体现新闻传播学科客观质量的专业计量指标，如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同被引情况①(李武，刘宇，；陈燕，王召兵，2012)和新闻学与传播学期刊的H指数②等(蒋伟伟，)。本文的文献梳理重点探讨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在前两个方面的表现。
研究发现，新闻传播学科虽然取得了很大进步，就发文数而言居中国28个人文社会学科的第12位，居于中间靠前位置(张忠民，张国良，)，但国际发表量很低，在各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中，发文量仅位于体育学、宗教学和建筑学之前(何小清，2008)。而且，本学科作者论文合作率很低，中国社会科学索引(CSSCI)数据库2005-收录的新闻传播学论文中，合著数量只占18.52%(段京肃，2009)；核心期刊之间自引率很低，只有6.46%，说明核心期刊尚未发挥对整个学科的引领作用(黄松祥，)；新闻传播学科的核心作者被其他学科引用的比例很低，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贡献有待提高(肖燕雄，彭凌燕，)。
学者也利用文献计量手段研究了新闻传播学科的高引作者、领先机构和研究趋势，例如，段京肃(2009)利用CSSCI数据库，考察了2005-20间新闻学与传播学发文最多和被引用最多的前54位学者，也列举了发文和被引文最多的学术机构。徐剑(2005)利用CSSCI的发文数和被引数，考察了当前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核心作者群。这一50人的作者群主要分布在北京(34位)，老牌新闻传播院校在核心作者群的拥有数量方面占绝对优势。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徐剑(2009)又进一步研究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的高被引论文。刘自雄等人则考察了CSSCI收录的新闻传播学期刊所发论文最新的研究热点和趋势。
目前尚无利用SSCI数据库专门研究中国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情况的文献。上述的何小清(2008)是中文文献中唯一提及中国学者在SSCI数据库收录的新闻传播学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研究。在英文文献中，苏钥机(So，2010)对亚洲传播学在全球传播学研究中受关注度和贡献度不断提升的论文中虽然涉及了中国内地作者，但并未专门分析中国内地情况，而且其利用SSCI数据库统计中国作者的方法也有错误，这一点我们将在数据与方法部分讨论。孔庆勤(Kineta Hung)等描述了中国学者在广告学国际期刊中的发文情况，包括数量的快速增长和质量的提高，以及学科规范的欠缺(Hung，Tse，Cheng，2012)，但这一研究无法体现中国新闻传播学国际发表的总体情况。
综合上述研究结论，我们认为，目前缺乏对中国学者国际新闻传播学发文总体表现的研究。我们也不清楚中国学者的国际发表与国内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关系。
为了掌握上述情况，初步探讨国际发表与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之间的实证联系，我们在研究中国内地学者在国际SSCI新闻传播学期刊上发文的总体状况的基础上，形成了下述三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1：中国内地学者在国际新闻传播学期刊上发文是以独立研究为主，还是以国际合作为主？国际合作的主导者为内地学者还是海外作者(体现为第一作者分配)？
研究问题2：中国内地学者在国际新闻传播学期刊上发文的研究领域分布是否与国内学术期刊的热点研究领域具有一致性？
研究问题3：中国内地学者在国际新闻传播学期刊发文的影响力如何？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议题是否得到国际同行的引用？
当然，基于文献计量证据，只能说是对上述问题做出初步回答。我们需要更多研究，从内容、理论、学术习惯以及体制因素等方面对相关议题进入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
本文主要依靠汤森路透公司的SSCI数据库进行文献计量学研究。20，该数据库收录了72份传播学期刊。由于新闻传播学高度的跨学科性，不同学者在研究中，都会截取SSCI数据库中的部分期刊进行分析，例如，苏钥机对亚洲传播学的研究，选用了SSCI数据库中的23份期刊。但苏钥机在利用SSCI数据库时，似乎并未考虑到香港作者是被归属于中国作者之列但又可以单独索引这种情况，这可能导致其并列香港作者与中国(内地)作者时数据并不准确，虽然这并不影响其有关亚洲传播学研究的总体结论。
对于考察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而言，利用SSCI数据库的另一大挑战是大量与语言传播类相关的论文，是由内地高校英语系教师发表。为此，我们经过人工排查，在确定其绝大多数中国内地作者为高校英语系教师后，排除了多个语言传播类刊物，因为这类期刊将无法满足我们考察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的目的。经过筛选，我们选择了发表过来自中国内地论文的31份非语言、修辞类传播学期刊。到底，它们共刊登了160篇其作者中至少包括一名中国内地作者的论文(含书评、评论)。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主要利用Web of Science提供的分析、过滤功能，并结合人工排序，从而获得具体数据及其组合来回答我们的研究问题。此外，我们也把归类结果与本文文献综述部分提到的一些研究结果进行定性而非定量的对比分析。
三、研究结果
1.中国内地学者国际新闻传播学发文概况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中国内地学者在国际新闻传播学期刊上发文的总体进展。表1按累计发表量降幂排序，列举了发表过中国内地学者论文的31份SSCI新闻传播学期刊。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内地作者后在国际新闻传播学刊物上论文发表量开始显著增加，达到了两位数。很明显，《中华传播学刊》在20的创办是中国内地作者国际发表量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发文数量仍然有限。即便以《中华传播学刊》为例，中国内地学者的37篇论文发表量，只占该刊同期所发表的217篇论文的17%。
2.中国学者国际新闻传播学论文国际合著情况
从这部分开始，我们将回答我们的研究问题，以此来探讨中国内地新闻传播学者国际发文与对中国议题研究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第一个研究问题为中国内地学者在国际新闻传播学期刊上发文的国内外合作情况。从表二我们可以看到，在由中国内地作者发表的160篇论文，大部分都有国际合著者。经由国际合作的论文比中国内地学者独立生产的论文，其引用率明显更高。
那么，在国际合作中，是内地学者为主导(担任第一作者)，还是海外学者为主呢？我们以中国内地发表国际新闻传播学论文前10位的机构进行说明。
图1 内地新闻传播专业作者以来在国际新闻传播学刊物上论文发表情况
根据表三，我们看到，国际发表排在前10位的内地高校所发的国际论文大多数为与海外合作生产(含兼有国外教职的特聘教授、讲座教授发表的论文)。国内机构与海外机构合作的国际发文量与该机构的总国际发文量呈高度正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R=0.883，P＜0.001)。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就总体而言，国内作者在第一作者中比例较少，说明了在国际合作中，中国内地学者仍然不占优势。国内学者的这种相对弱势是否会影响到这些国际发表论文的选题和领域分布呢？
3.中国国际新闻传播学论文的研究领域及与国内的对比
这一节，我们将对中国学者国际新闻传播学论文的内容进行简要分析，以回答我们的第二个研究问题：中国内地学者在国际新闻传播学期刊上发文的研究或选题领域是否与国内学术期刊的热点研究领域选题具有一致性或可比性？
前引的刘自雄等人(2013)的研究，将CSSCI收录的9种新闻传播学期刊(含拓展版)2012年所发论文分成了中外新闻传播史、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媒体经营管理与传媒产业、传播学、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舆论学、广播电视、互联网、新媒体、微博、广告学、新闻传播教育及其他共14个研究领域，虽然这不是严格的学术分类，但出于比较的目的，本文将采用修订后的这一分类标准。
我们的修订主要是将原来的“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条目变为“中国国家形象与国际传播”以体现学界研究热点并避免国际传播概念过宽造成的混淆。此外，我们将互联网与新媒体合并但仍然将微博单列以体现研究热点，将刘自雄等人分类的“广告学”变为“广告学与公共关系”以进一步将对商业化传播活动的研究与其他传播学研究区分开。
在调整分类的基础上，我们界定新闻理论为研究狭义的新闻生产活动和狭义的媒体活动规律，如新闻理论、新闻编辑、调查性报道、新闻现状、传媒与法制、新闻改革、新闻职业规范与伦理、新闻与社会等，以此来区分边界不断扩张的传播学。对于传播学，我们的界定是狭义的研究传播效果(专门研究广告和公共关系除外)和传播要素，以及研究、应用和检测各种广为接受的传播学理论的研究。此外需要界定的是舆论学，除了针对公众舆论的调查与研究外，我们也把研究政府如何管制、控制舆论以及媒体和公众对此的应对列入舆论学的范畴。
在明晰了上述分类后，我们对本文研究的160篇样本论文进行编码，所有论文，包括书评都进行编码。每篇论文只编码一次，在一篇论文同时涉及到两个主题时，我们根据其研究问题的侧重点进行编码。
图2 2012年中国CSSCI新闻传播学论文研究领域分布图
表四给出了据上述原则编码后，中国学者国际发表的新闻传播学论文各个研究领域的论文数量、所占比例、以及每一研究领域论文的篇均引用数。图2则复制了刘自雄等人研究对2012年中国国内新闻传播学论文的研究领域分类。
从表四和图2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国内研究领域占比最高的新闻业务，在中国内地学者发表的国际论文中占比为零。传播学研究在中国学者的国际发文中所占的比例要远高于国内新闻传播学期刊中所占比例，高达所有论文的34%。
另一个明显的对比是广告学与公共关系等商业传播研究在中国学者的国际发文中要高于其在国内新闻传播学期刊中所发比例。而相比国内期刊大量涌现的微博研究的.火热场面，中国内地作者到20年底为止只在SSCI国际新闻传播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微博研究。
总结上面的结果，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学者发表的SSCI新闻传播学论文与国内的热点研究领域有很大差异，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国际论文与中国热点问题的研究之间相关性还不高。当然，由于我们微调了刘自雄等人文章的研究领域分类，而且刘文的数据是基于2012年一年，而我们的研究涵盖了过去多年的国际发表，加上对论文进行研究领域的编码具有相当大的主观性，所以上面的对照结果只能供我们对两者的区别进行总体性把握与参考。
4.中国国际新闻传播学论文的影响力与中国话语
我们的第三个研究问题希望了解中国内地学者的国际新闻传播论文的影响力、知识贡献及其与中国议题之间的关系。截止到1月3日，中国内地作者发表的160篇论文一共为264篇收录进Web of Science的其他文献所引用。引用中国内地作者的国际新闻传播论文最多的为美国作者撰写的论文，有133篇之多。在这133篇论文中，高引论文主要分布在广告、消费者研究和人机互动这些领域，从姓名推断，这些论文的作者很少包括华人(而中国内地作者国际发表论文的合著者大部分为华人)。从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国际新闻传播学论文中，那些探索跨文化、跨制度的人类一般行为的研究，尤其是与市场和消费者行为以及互联网使用习惯相关的研究，得到了国际上更为广泛的引用，中国作者的研究也因为这些引用文章被更多其他文章所引用而构成了人类知识进步的组成部分。
另一方面，那些揭示中国特定国情的论文，包括特定的经济与社会变迁中的权力、体制与媒体互动的文章，被引用得很少，且引用它们的文章，一般来说也没有成为被进一步引用的高引论文。这种情况说明，至少到目前为止，特定的中国问题没有成为国际新闻传播学界的热点或重要问题，也没有通过文献的间接被引方式形成对国际知识生产的显著贡献。
四、结论与讨论
我们的研究第一次以文献计量证据揭示了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国际论文发表与本土研究及中国问题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本文所揭示出的新闻传播学科国内外差别呢？
首先，部分差别毫无疑问是由客观情况造成的。例如，由于大多数国内新闻传播学者没有条件参与国际论文生产，也可能是由于以意识形态自我设限而疏于国际对话(陈韬文，2008)，所以相对而言，这些国际论文反映国内关心问题的几率就更低。
其次，对于国际传播学而言，理论发展往往至关重要(Chaffee，)，国际知名传播学期刊在选文时，往往也以理论贡献为最主要的衡量标准(Neuman et al.2008；林敏芳，2009)，而中国学者往往不擅长理论或从理论推导传播研究问题(李喜根，2009)。这就导致了发表新闻传播学国际论文的国内学者，主要是适应国际学术界理论偏好的人，尤其是受过海外学术训练的学者，而这部分学者中的很多人可能对国内探讨的热点话题并不熟悉。
再次，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也导致了国内学者发表的国际论文与国内新闻传播学主流研究存在一定的脱节。比如，中国对媒体管制的体制特点限制了部分西方媒体理论的应用；中国缺乏公共数据妨碍了实证研究的开展。另一方面，如吴S(2009，28)所言，“欧美传播学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传播学理论的建构基于西方传播现象之上，具有较为浓厚的西方色彩”，对于西方以外国家未必具有普适性。
最后，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研究缺乏足够的学术规范，也不利于我们知识的积累从而形成开展国际对话的条件。例如，中国新闻传播学科论文篇均引文数很低，引用其他学科的文献很少(任亚肃，段京肃，)。积累少、不重视别人的工作除了浪费研究资源外，也不利于观察传播现象的各种范式并形成理论。
但上述问题的存在不应该成为我们拒绝新闻传播学科国际发表以及该学科进一步国际化的理由。中国新闻传播学科不断提升国际化程度也已经成为必然趋势(金兼斌，2008)。借助国际新闻传播学术的规范化，特别是知识积累方面的规范程序，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中国的问题及其规律。毫无疑问，中国巨大的社会变迁、独特的制度与文化传统，可能为世界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贡献自己的理论，而这些理论通过国际学者的丰富后，又可以进一步用来理解和预测我们自己的问题。
①指两份或两份以上期刊中论文在特定时间段内，被其他一份或多份期刊同时引用的情况，这是衡量学科凝聚度的文献计量指标。
②H指数指某位学者或某个期刊有H篇论文至少被引用了H次，它是计算学术影响力的主要指标，主要用于衡量高引用论文。
③传媒大学论文包括其前身北京广播学院作者生产，传媒大学国际合作论文均由同时具有国际兼职的该校作者以独著形式发表，所以严格来说不算国际合作。
作者介绍：贾鹤鹏，康奈尔大学传播学系博士生，纽约州 伊萨卡 14850；张志安，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 广州 510275
汉语国际传播研究,一个新兴的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领域
从第5期开始到2008年第2期,汉语国际传播笔谈已连续举办了4期.国内外汉语国际教育领域的.34位著名专家为笔谈奉献了思想精华.
作 者：吴应辉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北京,100081 刊 名：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YUNAN NORMAL UNIVERSITY TEACHING AND RESEARCH ON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EDITION 年，卷(期)：2008 6(2) 分类号：H1 关键词：新传播技术与新闻理念的融合研究
摘 要：数字技术、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移动通信技术、传感技术以及可穿戴式设备等一系列传播新技术，带来了新的传播样态和理念，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闻传播业的发展，但是，也存在着技术至上，新闻的独立性受到考验的现象，在内容上忽略了新闻传播应有的规律，未能正确处理两者的关系，本文从智慧新闻产品的生产、新闻传播人文精神的建立、全民媒介素养的培养三个方面，探索传播技术与新闻理念的融合之道。
关键词：传播技术;新闻理念;智慧新闻;人文精神;媒介素养
传播技术在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大数据、云计算、传感技术等新传播技术的运用带来了新闻传播领域的变革。
一、新传播技术衍生的新闻理念
新闻传播方式的变革与技术的更新关系密切。新技术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也决定了新闻传播领域的思维方式，包括媒体传播的新理念。
(一)媒体融合发展
媒体的信息生产方式一直在适应新的传播技术，媒体融合便是生产方式适应技术更新的体现，不同符号形式的内容冲破了媒体之间的界限得以在同样的平台传播[1]。传统媒体纷纷数字化、网络化，借助数字技术衍生出了新兴媒体，新媒体在新闻传播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融合新闻”逐步成为新闻传播的主体。
(二)大数据传播
大数据在新闻传播业内掀起了一股浪潮，新闻生产的理念发生了改变，使其成为了媒体创新的有力武器。在新闻传播行业利用数据制作新闻的方式已比较普遍，大数据有助于媒体发现更多的新闻来源，对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的保障有很大帮助，带来了新闻领域新的发展机遇。利用大数据辅助新闻进行报道的趋势逐步显现[2]。例如，“今日头条”APP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用户阅读行为来推送头条新闻等。
(三)新闻传播的用户思维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7月23日发布的《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今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移动上网设备逐渐普及、网络环境日趋完善、移动互联网应用场景日益丰富。信息传播不再只掌握在专业机构手中，相对处于被动的受众向主动获取、生产和传播信息转变，媒体更加重视用户在信息获取中的体验。媒体的演进过程伴随着媒体态度的转变，由于人与信息、设备日趋无缝连接，媒体服务越好，用户对其的认可度越高。
二、新传播技术带来的负效应
新技术提高了新闻传播的时效性，增加了信息量，丰富了新闻的表现样式，带来了全新的新闻传播理念，但是其带来的负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媒体笼罩下的“容器人”
“媒体是人体的延伸”，在传播技术的推动下媒体打破了人类感知的局限性，各种媒介如同人与生俱来的器官一样让人体获得感知外部世界的能力，但另一方面，媒体也限制了某些感官的潜在能力。很多人使自己封闭在媒体所营造的信息环境中，花费大量时间用于媒体消费，成为“容器人”[3]。尤其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容器人”在各种媒体的信息包围中逐步丧失了自身的观察、分析、思考能力，思想行为容易受到媒体的左右，尤其是对于青少年健康人格的形成带来阻碍，不利于人的“自我实现”。
(二)技术逻辑下的伦理困惑
新闻伦理在当下的媒体环境中是从业者不可回避的一大拷问。新传播技术在新闻获取、制作、传播这三个阶段给传播者都带来了挑战[4]。红外线相机、针孔的摄像机等运用了数字技术的设备让世界变得更加透明，但利用数字技术造成的新闻侵权现象对传播者提出了考验;大数据挖掘带来新的传播样态，一定程度上让新闻更加真实、客观、具象，但对部分公众隐私的侵犯同样滋生弊端;网络化带来的便捷和低成本，也让虚假、低俗的新闻蔓延;媒体提供的免费的信息负载着沉重的广告，甚至混淆了新闻与广告的界限。
(三)“多即是少”：海量信息导致的信息匮乏
在泛媒介传播环境中，传播的主体更加多元，媒介数量越来越多，面对海量信息，大量杂乱无章的内容充斥在人们的视线中，这些内容也远远超过了人类对信息的处理能力，给人带来困扰，甚至造成思维能力的萎缩，容易导致受众在媒体接触过程中的“迷航”。比如，某人订阅了40个公众号，至少一半以上不会经常打开，因为海量信息涌向了用户，信息过载对于当今受众来说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四)形式大于内容：技术掩盖新闻性
在媒体融合上，存在着很多形式层面的表现，比如，在新闻网络化、碎片化的时代，媒体议题设置与舆论引导能力在下降。很多人对媒介融合的认识不到位，将文字、图片、视频简单相加来改造传统报道，部分人认为将信息上网就是新媒体，媒体的融合不仅是符号形态和媒介形态的互相包容，更离不开对媒体环境的整体把握，要从新闻理念的层面进行思考。同样，大数据技术与新闻业的基本理念并不是完全兼容的，在媒体的实际操作中表现在新闻作品视觉效果与新闻价值的背离，新闻自由与隐私保护等方面的矛盾。新闻业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具有人文主义取向的，这与大数据的机械化也是不完全吻合的。媒体需要在大数据面前保持新闻的独立性，避免完全被其左右。
三、传播技术与新闻理念的融合途径
技术革新带来的弊端不可避免的出现新闻传播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探索两者的结合点，既要充分发挥技术的带动作用，也要反对任何形式的技术崇拜，促使新闻传播业的良性发展。
(一)融合的产品表现：生产“智慧新闻”
大众传播业应追求卓越，内容品质、观念态度都应以卓越为标杆。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潜藏的新闻价值，主要在于通过数据的智能化处理，提高新闻洞察力，帮助受众穿透信息迷雾，获取更真实、有效、有价值的新闻。在大数据的帮助下，“智慧新闻”表现在“数据+新闻”的融合[5]，并且进行有针对性的新闻推送，对受众进行“新闻定制”。大数据通过全体样本采集，能够更加准确的判断新闻的个案在全体样本中的代表性，避免造成以偏概全，做出片面的判断，这成为了媒体的有力武器，对于提高新闻的真实性，回归新闻本源具有重要的价值。主流媒体在新闻报道中往往更善于分析、挖掘，提供更有价值的新闻。大数据对新闻分析具有极大的加强作用，以往很多新闻只能做“事后诸葛亮式”的被动报道，有了大数据的帮助，新闻报道可以在已有数据的支撑下，结合相关报道或分析，对事件可能的方向进行预测。媒体充分挖掘数据背后隐藏的新闻价值可以丰富新闻内容，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新闻产品。“智慧新闻”在提高新闻事件报道的真实性水平、新闻分析的'预见性、受众获取和运用信息的有效性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融合的着力点：新闻传播中人文精神的彰显
媒体对传播技术不合理的利用带来了人文主义缺失。从技术角度看，各种新技术看似彼此独立，但聚焦到技术使用的主体时，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集中于人的体验。媒体借助技术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力，但这不等于影响力。人文精神是媒体影响力的重要来源，是指导新闻实践的重要原则，能够赋予新闻更大的价值，提高新闻的报道水平，加深新闻报道的深度。很多媒体认为，受众喜欢低俗、色情的内容，这实际上是没有逻辑联系的，在新闻实践中，正是那些真正体现人文精神的新闻和媒体才真正收获了竞争力。《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是南方周末1月1日的新年贺词，这也是南方周末的精神，指引着这家媒体坚持了人文精神这条主线，使其在读者心目中树立了强大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媒体只有重视了人文精神才能带来良好的传播效果，这也是真正的“以受众为本”。媒体必须将职业精神与人文精神统一起来，对人的价值、尊严给予更多的关注，着力推动传播技术与新闻理念在人文精神这个点上加以融合，才会在传播技术不断发展更新的时代真正找准自己的价值定位。
(三)融合的手段：全民的媒体素养教育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普及，公众可以借助更多渠道参与到新闻生产中。传播主体的外延发生了变化，专业和非专业者共同参与了信息传播，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信息环境的污染，很多受众缺乏辨别、筛选新闻的能力，从媒体中获得了很多信息垃圾。普通网民在传播行为上带有很强的主观性，传播者的个人素养在普泛化的传播环境中显得尤为重要，全民媒介素养教育势在必行。“人人皆为传播者”的社会，应面向公众进行阶段性的媒介素养教育活动，以提高其信息选取和甄别能力[6]。网民的年龄结构逐渐低龄化，在学校的课程体制中应将媒体相关知识纳入其中，提高他们的媒介认知能力，在大学教育中，媒介素养的教育还远未普及，媒介素养课程可以作为选修课面向所有专业学生开设，以此提高大学生对信息的获取、分析、处理、发布、传播能力。只有从源头上抓起，提高网民的整体素质，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媒体社会，才能促进信息传播的良性发展。作为媒体，可选取典型案例适时进行剖析、展示，还原新闻事件的全过程，让受众亲身感受新闻生产的全过程，提高全民对新闻的认知、传播能力。
四、结 语
传播技术是媒体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既给整个媒体带来新的机遇也增加了风险与挑战，传播技术只是提供了媒体发展的某种可能性，是一种比较直接的、表面的、易识别的推动要素，但它并没有起着最终的推动力量，也不能改变新闻传播应有的规律。在新传播技术影响下，新闻传播工具实现了高度统一，使媒体处于新的阶段，不管处于何种阶段，其核心理念是不变的，依然发挥着监督环境、协调社会、传递文化遗产的功能。在新闻传播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探索中，总会找到传播技术与新闻理念有效的融合点，发挥新闻传播应有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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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网络信息传播技术控制的最优控制模式研究文学论文
摘要：结合控制理论，集相关信息技术于一体，把网络信息传播的技术控制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进行分析，并依据各种网络技术控制对象和特点的不同，构建出多种同构模式。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了最优控制模式――数字图书馆的概念、特点、控制原则等，从管理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数字图书馆，从而把它上升为一种控制模式进行研究，并对其在网络信息传播的技术控制中的作用和意义做了深入探讨。避免了以技术看技术的片面性，使相关专业人员对该问题的理解能够进一步深入与完善，从而对网络信息及网络传播控制有一个整体的把握。
关键词：控制模式 最优控制模式 网络信息传播 信息组织 技术控制
网络信息传播平台是一个技术平台。网络信息技术是保证网络信息有效传播的基础，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渗透到了传播的每一个层面，正是这种网络技术才有了网络传播的诞生。所以，网络信息传播控制管理技术虽然较之因特网自身的发展而言，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但对于网络信息传播控制而言，网络信息传播技术控制仍然是最有效的方法与手段。正是从这个背景出发，作者打破学科界线，集相关信息技术于一体，把网络信息传播的技术控制，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进行分析，避免了以技术看技术的片面性，从管理学的角度重新审视技术，并依据各种网络技术控制对象和特点的不同，结合控制理论，构建出多种同构模式，进行评价与比较，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优化对策。
1控制
控制是管理工作的最重要职能之一。是控制主体向控制对象施加一种主动影响或作用，使控制对象保持稳定状态或者由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变的过程。自罗伯特・维纳（RobertWiener）创立控制论以来，控制论的思想、概念和方法被许多学科广泛吸收，丰富了各自的理论体系，管理学也不例外，管理学用控制论的思想、概念和方法来分析管理控制，一方面使管理控制更具理性认识的深度，另一方面，由于其更现实、更具体，从而又反过来帮助人们更形象地揭示控制论的内在机能。本论文所研究探讨的网络信息传播的技术控制，应属于管理学的研究范畴，正如文献[1]所述：以书目理论为基础的信息控制，实际上是以文献信息流的书目控制为基础的多层次控制，属于传统的管理控制范畴。一个有效的控制系统可以保证各项活动朝着达到组织目标的方向进行，而且控制系统越是完善，组织目标就越易实现。
2控制模式
在控制系统中，控制目标决定控制方式，有什么样的控制目标，就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控制方式。但是，由于系统控制中控制的目的不同、控制的对象不同、系统的状态不同，所选用的控制方式也不同。同一个控制目标可以通过不同的控制方式来实现；同一个系统也可以从不同角度考察它的控制方式。这种复杂的关系，就决定了管理控制方式与模式具有多样性。因此，研究和了解控制的形式与模式，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控制方式与模式，对于有效的控制是十分必要的。
笔者在分析网络信息传播技术控制面临的各种挑战和问题的基础上，尝试性提出网络信息传播技术控制研究的总体框架，打破学科界线，把涉及到的相关信息技术，归结为“标记语言”、“网络协议”、“分级与过滤”、“计量评价”、“搜索引擎”、“学科信息门户”、“网络安全”、“网络编目”、“数字图书馆”等技术集群，与控制理论相结合，构建出“微观控制”、“宏观控制”、“直接控制”、“间接控制”、“集中控制”、“分散控制”、“前馈控制”、“共扼控制”、“最优控制”等多种同构映射的对应关系模式。并归纳总结了各种控制模式之间的关系，绘制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图（如图1所示），提出了网络信息传播技术控制模式的发展趋势。
3最优控制模式：数字图书馆
最优控制理论是研究和解决从一切可能的控制方案中寻找最优解的一门学科，是现代控制理论的一个主要分支，着重于研究使控制系统的性能指标实现最优化的基本条件和综合方法。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数字图书馆技术是网络信息传播技术之集大成，几乎囊括了计算机网络技术所要解决的所有问题，包括数据存储与压缩，信息分级过滤、分类索引，信息安全，用户界面等。另外，数字图书馆相关技术是最尖端的、综合的，因此也是变化发展最为迅速的，数字图书馆要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把复杂的信息类型和信息服务转换相对一致的界面，提供给读者。可以利用简单的信息发布技术，也可以利用数据库技术和面向对象的技术；可以引入全文搜索引擎，数据挖掘技术，甚至基于知识内容的检索技术；可以通过遵循某些协议标准达到一定程度的扩展性和互操作性；对信息资源要设定版权属性，对多媒体对象添加数字水印，对用户也要进行一定层次的认证；也可利用信息家电、手持式个人信息设备发送信息，提供服务。
数字图书馆集所有网络技术于一身，使多种网络信息技术控制模式融合于一体，扬长避短，使整个网络控制巨系统的性能指标实现最优化。因此，作者将数字图书馆作为网络信息传播技术控制中最优控制模式进行研究。
3．1数字图书馆与Internet信息控制的比较
数字图书馆与因特网都提供了良好的信息共享和访问机制，但两者在信息资源的控制方面仍存在着一些不同之处。数字图书馆与Internet信息控制的比较如表1所示：
从表1不难看出，相对因特网而言，数字图书馆是一个经结构化了的、加以标引和组织过的巨大信息库。如果把Internet看成是一个巨大的无墙图书馆，广义的数字图书馆的目标就是要优化Internet的信息存储结构，提供一致的检索接口，使整个网络成为一个虚拟的、单一的、有组织、有结构的'信息集合，实现跨仓储的无缝查找。
3．2数字图书馆信息控制原则数字化信息
资源库与传统图书馆文献信息资源有较大的差异，但在信息组织与控制上都有一些共同特征，都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和方法。借鉴国外数字图书馆信息组织和处理的有关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在数字图书馆的信息组织过程中应遵循以下若干原则。
3．2．1选择性原则。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数字图书馆的信息组织不可能包罗万象地将所有图书馆的馆藏数字化。数字图书馆应该建立起一个有明确主题的收藏体系。
3．2．2多维揭示原则。信息是多维的，人们可以从多种角度来描述信息的特征，数字图书馆借助现代技术，表述多媒体信息特征的能力较传统的图书馆先进了许多，如图像、声音信息的全面揭示等。数字化信息的处理与检索效率也是传统图书馆技术无法比拟的，多角度地揭示数字化信息是数字图书馆提高信息检索与利用效率的基础。
3．2．3非线性组织原则。非线性信息组织是依赖于现代计算机技术产生的一种新型信息组织模式，文本的非线性信息组织，同样将信息组织成一个网状结构，读者可以在各个信息单元中自由切换。超文本技术是这种信息组织方式的现实模式。超文本技术已广泛应用于CD――ROM和互联网文献中，大大提高了信息的利用效率和检索效率。数字图书馆主要建立在互联网技术上，非线性信息组织应该是数字图书馆的基本信息组织方式，超文本技术应是数字图书馆的主要标准技术之一。
3．2．4标准化原则。标准化是数字图书馆的主线，是数字图书馆赖以生存的基础，特别是图书馆网络化兴起之后，标准化更是维系图书馆网络的基础。数据格式的标准化、描述语言的标准化和标引语言的标准化是其主要内容。数据格式是数字化信息的基本结构的描述，只有数据格式符合大家所公认和遵守的统一标准，才可能在不同的计算机系统间交换数据。数据描述语言是用来描述数字化信息基本特征的一组代码体系，只有数据描述语言的标准化才能实现用户和系统以及系统与系统之间的有效沟通。标引语言的标准化主要是指用来描述信息的形式特征与内容特征以及检索要求的规范性语言。随着计算机网络化发展，规范控制已成为数字图书馆的重要基础，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和OCLC都建立起规模巨大的规范文档数据库并合并成一个全国性的规范文档数据库。
3．2．5完备性原则。数字图书馆的信息组织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已突破了信息媒体的限制，将全文文本信息、图像、声音、视频等各种媒体的信息整合组织成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对于特定信息对象范围的收藏是完备的，这是完备性原则的第一个含义。另一个含义是，数字图书馆将整合传统图书馆的资源，使得数字化信息与传统图书馆的资源在存取层面成为一个整体。为了充分利用数字图书馆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确保数字图书馆的完备性，传统图书馆的资源也将融人数字图书馆的信息对象中，是将传统图书馆的资料（印刷型和非印刷型资料）与数字化资源的一种整合。
3．3数字图书馆信息组织控制的评价指标
图书馆的服务性与网络技术性决定了数字图书馆评价体系的特殊性，它兼顾传统与现代，既负有历史使命又具有现代感。数字图书馆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人们获取信息？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整个社会实现资源共享？人们并不清楚。这些问题催生了数字图书馆评价这一领域。评价的目的，一方面是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另一方面是为数字图书馆领域更好的发展提供参考和依据。
3．3．1数字资源内容评价体系。a．信息收录范围。相对于其他的组织方式，数字图书馆的信息采集渠道更多。从国际上的实例看，数字图书馆的对象来源已远不止将现有的已出版的资料数字化，而是扩大到包括数据集、网页、教学材料、试验数据、博物馆物品、出版社的原始材料、对专家用户追踪所得的信息等。数字图书馆的信息采集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指标来评价：完备性：指主题数字资源建设是否完整。
其包括揭示层次、信息类型、信息源两个方面。全面性：指上网的印刷型文献和电子资源是否涵盖特定学科范围、主题领域的主要资源；是否达到数字图书馆目标读者所需求的90％以上信息内容。包括数据库的检全率和检准率，专题情况的完备率等指标。综合性：数字图书馆以传统图书馆的资源为基础，但不拘泥窄有的、单一的学术内容，并且大量利用互联网上具有信息支撑作用的资源。除文献资源外，还应包括政府信息源、国际联机检索数据库、企业网站、科研机构网站等几类信息源，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信息源，具体包括：政策、法律、法规信息；公共服务信息；政府部门工作信息。
b．信息质量评价。权威性：数字资源建设是否有知名组织和专家支持。如网页内容或数据内容的作者、提供者、维护者是否有相关专业人士参与，数字资源的创办者是否有较高的声望，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力。核心电子全文期刊收录比例，权威出版物收录比例。独特性：也称唯一性，指数字资源内容是否有自己的特色。是否存在别人无法获得的资源，这是评价数字资源价值的重要方面，也是各类数字图书馆使自己的信息服务立足于众多因特网资源站点的根本。
多维性：对信息的揭示是否是多维的？多角度地揭示数字化信息是数字图书馆提高信息检索与利用效率的基础，多维的信息揭示便于从多种角度来描述信息的特征，如文字信息可以从作者、题目、出版商等多种角度来反映该信息的特征，而声音信息可以从音色、音质、音量等方面揭示。针对性：指数字资源创建的目的性。如数字资源是否明确定位，是否有明确的用户对象，资源的深度和广度是否满足面向对象的专业需求。准确性：指信息内容是否科学、真实和客观。如专业概念是否科学，数据是否真实，信息来源是否一一标注，文字表达是否准确，差错率是否高等。新颖性：指信息资源更新频率。网络数字资源的传播速度很快，信息资源可以24小时随时更新，更新及时、时效性强，信息的内容更加新颖。现代信息更新率的迅速性决定了数字图书馆内容更新的必要性，信息的时效性也决定了数字图书馆内容更新的重要性。重复率：指不同资源数据库的重复比例。数字资源的质量评价因不同资源类型其评价指标不尽相同，如电子图书、电子期刊、二次文献数据库及电子图库的评价指标均不相同。
3．3．2技术标准评价。技术标准主要包括技术的先进性、技术的标准化、描述的规范化、组织的有序化、利用的方便性、传递的快速性、技术的兼容性、搜索的准确性、检索途径的多样性和信息的安全性等。
描述的规范化：每个数字信息对象是否被分配了惟一的识别符或名称？它必须独立于其存储位置且长期有效。技术的标准化：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分类标准和索引方法，将来开发数字图书馆信息的检索工具就会非常困难，势必出现针对不同的揭示方法制作不同的检索工具的混乱局面。
在数据着录格式方面，其数据库是否不仅支持已有的国际标准（如ISO2709，MARC）和国内标准（CNMARC），而且支持最新的RDF和XML格式。
通用性：在数字图书馆中，信息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同时这些信息的来源也很广，有的在数据库里，有的则存放在光盘上，有的存放在磁带机上。数字图书馆要撇开信息的类型差异，统一将它们作为数字对象进行组织。对任何一个信息单元的检索都可带动其他若干信息单元的搜寻，读者可以在各个信息单元中自由切换。
整合性：数字化图书馆不仅是数字化信息的组织者，同时也要将数字化信息与非数字化信息进行有机的集成，组成一个广泛的、有序的和完整的信息组织体系。由于传统书目信息和数字化图书馆的信息组织在技术和标准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别，能否建立起这两种信息组织之间的对应关系是数字化图书馆信息组织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先进性：是否利用各种自动化处理技术，包括自动标引、自动文摘生成、自动篇名生成、自动分类等？由于数字图书馆信息规模如此庞大，完全依赖手工分类与标引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尤其需要在自动化标引与组织方面进行更多的研究。
集成性：是否能够较好地实现海量信息的存储？如何保存和管理海量数据是数字图书馆系统设计的核心任务之一。
易检性：信息组织的目的是为了提供检索。海量数据的搜索效率（包括多语种搜索、图像搜索、语音搜索、智能搜索）与速度是衡量数字图书馆信息组织效果的重要指标。
安全性：信息的安全保护问题是数字图书馆信息组织过程中要考虑的另一重要问题。
3．3．3形式评价。数字图书馆的资源有文本、图像、视频和音频等多种形式，设计方便用户浏览和查询的浏览器非常重要，其界面友好程度、功能设计、版权保护和计量方法均可以作为数字图书馆技术评价指标。前文中已多次提到，故不再重复。
3．3．4用户反馈评价。
a．登录人数。登录人数多反映网站有较强的吸引力，对大多数人有一定帮助，往往网站都会在网页上随时显示人数。
b．电子文献的利用率。使用专用软件来测定文献被下载的次数，这正如传统文献的评价指标――被引次数一样，反映了文献的利用情况，次数多则说明文献的利用价值高。
c．用户与网站的直接交流情况。用户往往在使用电子图书馆时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用户会通过电子邮件与网站组织者联系，反映网站的利用情况，指导网站进一步完善。
总之，数字图书馆评价是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面对一个复杂的信息系统进行的一个复杂的评价交互活动。针对具体的数字图书馆系统，研究者和建设者们要根据具体情况和具体目标制定自己的评价系统。
数字图书馆是21世纪全球文化科技竞争的焦点之一。已成为评价一个国家信息基础水平的重要标志。这种竞争既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也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竞争，更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竞争。由于美国以信息产业带动经济高速发展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西方各主要发达国家及许多发展中国家也都纷纷制订自己的信息社会发展计划，以求得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网络时代，谁最先掌握了技术和资源库，谁就掌握了先机。阿尔温・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中提醒我们：“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者的手中，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和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在信息时代，一个国家若失去了信息控制权，其政治、经济、文化命脉就会在无形之中受人所制。对一个主权国家而言，实现自主信息的有效控制，保障有益信息的有序传播，防御有害信息的攻击破坏，其意义等同于把住国门。数字图书馆虽然尚处于探索阶段，终将成为下一代因特网网上信息资源的组织与控制模式。大力发展数字图书馆技术将是解决网络传播中“网络信息传播不平衡”以及“信息膨胀与信息资源短缺”等诸多宏观问题的最有效的或者说唯一可行的方法和手段。
4结语
网络信息传播控制归结到技术层面，终究要以网络信息组织控制为核心，要实现网络信息的有效传播，就必须对网络信息进行有序化控制，这是网络信息有效传播的必要基础和重要环节。数字图书馆几乎融合了所有网络信息传播的技术控制模式，力求在统一标准和规范基础上，以数字化的各种信息为底层，以海量资源库群为支撑，高效有序的资源整合，智能易用检索技术，全方位的国际合作，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和市场商务运作来促进和实现全球知识共建共享。能够在统一的目标下，最大可能发挥各模式的控制作用，使网络信息传播的技术控制达到最优化。
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与探讨，可以使得相关专业人员对问题的理解得到进一步加深，对网络信息及网络传播控制有一个整体的把握，为政府及个人提供整体思路，从而促进这方面理论与应用研究，为尽快接近国际的研究前沿，促进我国科技管理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 汉语国际传播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