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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信息高速公路”的兴建为标志的第二次信息革命，揭开了信息全球化时代的新 篇章。这一时代，地球愈益紧密地被联结成一个整体，不同国家、区域间的信息传播、处理可以在同一时间完成。新媒体传播的这种即时、共时的特征，不但改变着传统媒体的传播理念及运作方式，对同样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际传播的影响也不可小觑。面对以信息无疆界流动为内在需求的信息全球化浪潮，一向由国家利益驱动并由国家控制的国际传播当如何自处并寻找到新的平衡点DD既遵从历史发展的逻辑，又确保信息主权不受他国的践踏，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信息全球化
“全球化”是一个可以从多个角度加以探讨的概念，其内涵十分丰富。美国斯坦福大学理论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Giddens）指出，所谓全球化，就是“某个场所发生的事物受到遥远地方发生的事物的制约和影响，或者反过来，某个场所发生的事物对遥远地方发生的事物具有指向意义；以此种关系将远隔地区相互连结，并在全世界范围内不断加强这种关系”的过程（1）。这一定义描述了全球化的运行状态，揭示了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和必然结果。
事实上，无论人们如何界定并评价这一概念，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早已开始，它的内在动因是具有无限扩张力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
自从哥伦布开辟了大西洋的航线之后，西方殖民者就不断突破地域界限，为其产品寻找市场。凡海水所及，几乎无处没有他们的足迹，无处不成为他们投资牟利的乐园。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这一纽带，把中世纪以来彼此隔绝、互不往来的世界几大部分沟通、联系了起来，为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2）
信息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与全球化的进程相伴而生并随着传播手段（主要是大众传播手段）的成熟不断发展的。探寻早期西方殖民者的足迹，就不难看出这一点。早期的殖民者在进行海上贸易时，除了携带各色货品外，还常常附携一样东西DD报纸。这些报纸从欧洲大陆“出发”，穿越大西洋、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再经马六甲海峡抵达菲律宾、中国和日本；这些报纸也可能由欧洲大陆传到英伦三岛，再由英伦三岛传到南美洲的墨西哥、巴西等国家。西方殖民者不但携报纸漂洋过海，还在他们所到之处创办具有宗主国色彩的报刊。发展中国家报纸出现较早的，如亚洲的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巴西，非洲的埃及、几内亚等，其首份报纸都是由西方殖民者创办的。尽管当时传播技术的发展还处于低级阶段上，国家、地区间的信息往来主要依靠远洋航运系统，传播速度亦为今人所不屑（一条消息或一份报纸由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传到中国的澳门需要5－7个月时间），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一个以欧洲为起点，将欧、亚、非、拉丁美洲联结起来的信息传播网络已初步形成，由此奏响了信息全球化的序曲。
1838年莫尔斯的电报装置试验成功后，欧美各国纷纷建立了国内电报通讯系统，此后又开通了连结全球的电报通讯网络。19世纪中期新闻通讯社出现，它凭借电报和无线电通信手段传递信息，在时效性方面表现出报纸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之后便是现代化的电子传播媒体的诞生、数字化浪潮的出现和国际互联网的兴起。
互联网既是全球化或信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又是将这一过程不断推向前进的强大动因。它以地空合一的信息高速通道作为传输渠道，以渐趋普及的多媒体电脑作为收发工具，是一种高效率、大容量、极具开放性的传播媒体。新闻信息一旦进入网络，就将无视国界的存在，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收看或调阅，行政控制或干预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小。据悉，目前全球互联网的用户已达7000万以上，并且正在以高达160％以上的年增长率递增，平均每分钟就有2－3部电脑进入互联网络。（3）
今天，信息全球化已不再是一个停留在纸面上的名词或概念，它已经全面进入我们的生活，在各方面产生着影响，并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发展趋势。
纵观全球化的历史演进过程可知，信息全球化是以下列因素为依托的：
播屏障的消除，信息的自由流动；
简言之，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是指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而进行的跨文化信息交流与沟通。国际传播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国际传播是指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往来，包括首脑互访、双边会谈以及其他相关事务。这种传播活动是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古已有之。狭义的国际传播是指“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4）它是随着大众传媒的出现，随着信息全球化的逐步展开而兴起的（本文探讨的主要是后者）。
国际传播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由外向内的传播DD将国际社会的重要事件和变化传达给本国民众；另一部分是由内向外的传播DD把有关本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传达给国际社会。
与一般的传播形态不同，国际传播具有以下特征：
国际传播的主导者是主权国家以及其他国际行为主体。“其他国际行为主体”包括国际机构，如联合国、欧盟、世贸组织等；地区性的联盟组织，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等；跨国组织，如国际奥委会、国际红十字会、世界环保组织等。
国际传播是国际行为主体（主要是国家）控制之下的信息传播，这与它的属性有关系。国际传播是国际政治的一部分，而国际政治突出的是政治关系，强调的是国家安全，这就决定了国际传播在影响国际政治的同时，必然受到政治权力的制约与控制。
国际传播是过滤式的传播。国际传播的主体既然是国家，其最高原则就是国家利益。鉴于此，传播者在对外传播时，必然要选择那些有助于树立国家良好形象的信息，而将那些无利或有害的信息剔除掉；在对内传播时，必然要回避那些消极有害的信息，而将于己有利的信息介绍进来。趋利避害是国际传播的公理，中西媒体概莫能外。
综上所述，国际传播与国家利益相关联，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色彩。可以说，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的信息传播（当然，国际传播的内容并不都是政治性的）。
国际传播的政治性是由国际环境决定的。首先，当今世界各国在自然地理条件、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发展水平、意识形态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其对国际事务的认识和评价不可能是一律的。例如，关于美国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一事，德法坚决反对；一向惟美国马首是瞻的英国既没有提出反对，也没有表示支持；俄总统普京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他也意识到朝鲜这类国家的导弹威胁，因而建议在《反弹道导弹条约》基础上，俄美合作建立导弹防御系统，以解除对美国、俄罗斯以及盟国以至整个欧洲的威胁。这就形成了国际舆论的缤纷色彩。
其次，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依然存在，它必然导致两类国家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对抗与冲突，并通过媒体表现出来。例如，对北约空袭南斯拉夫一事，中美两国政府持完全不同的立场，其对外报道也大相径庭。中国认为，作为主权国家，南斯拉夫应当受到尊重，其主权和领土完整应当得到保护，北约的空袭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军事干涉。中国认为北约真正的目的是扩大西方利益，用武力对该地区施加影响。美国媒体则认为，南联盟杀害了成千上万的阿族人，并使他们无家可归。因此发动科索沃战争是为了避免人道主义灾难。（5）两国媒体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与各自的政府完全一致,而政府与媒体的共同指向则是国家利益。
播媒体的跨地区、跨国界经营；
传播手段的高度现代化；
各国政府对信息控制的减少。
这些因素一方面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DD开放性、多元性必将取代封闭性；同时由于传播资源占有量的不均，也暗含着弱肉强食的不平等竞争的意味在里面。这并不奇怪。因为全球化原本就来自资本主义利益的驱动，它无论是作为一个概念的提出，还是作为一个过程的推进，都是以西方的存在为前提并折射出西方国家的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的。它就像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斩除封建藩篱，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全方位的沟通、联系、交流与互动，同时也衍生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支配倾向，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及信息安全造成威胁。但无论如何，全球化（包括信息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随形，如罔两之逐影，非有它也”（章太炎语）。
国际传播
3．发展中国家应建立地区性的信息传播联盟，以加强彼此合作，共同抵御强势国家的冲击。目前世界上虽然有一些国际传播方面的维权组织和一些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宣言、报告，但它们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远未像全球性或区域性的经济组织（如WT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经济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那样，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在协调各国的关系与利益方面所起的作用。信息全球化既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利益，又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利益（其产业化的部分将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面对它，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这就需要建立联合体，将各方面的力量聚合起来，形成区域性的联盟和强势，共同维护彼此的利益，有效地防止信息过度倾斜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危害和外来不良信息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
总而言之，全球化或信息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虽然起端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但它并不仅仅属于西方，而是属于全人类。在这一时代，各个国家、民族的文化和传播内容将突破地域限制，走向世界，并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检验与评价。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传播如何顺应信息全球化潮流，与之接轨并融入其中，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这是一个需要各个国家共同来完成的课题。
注释：
参见郭庆光《传播学教程》，24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21页，人民出版社，1972。
文军《迈向全球化时代的十大发展趋势》，46页，《中国软科学》第8期。
同（1）。
景志峰《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大众传媒因素》，《国际新闻界》第二期。
同上。
郭镇之《全球电视传播环境对中国与加拿大的影响》，《国际新闻界》19第5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
（发表于[国际新闻界]第4期）
&
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
三、信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
从控制的角度看，信息全球化与国际传播是一对矛盾。国际传播更多地是一种国家行为，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它以政府形象、国家利益为核心，力求强化正面信息，弱化负面信息，或者反面文章正面做。总之，它是一种国家控制之下的、有选择的信息传播。信息全球化则是一种非组织化的、非控制的过程，它以传播科技的发展为推动力，要求在世界范围内消除壁障，实现信息的自由流动和传播的无障碍化，同时要求各国政府减少对信息的控制，弱化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色彩。
应当承认，信息全球化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它带来了信息量的增加、传播速度的加快和传播范围的拓展，它使人类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封建走向民主，由隔离走向融通。阻碍它的发展是历史的倒退。
但是我们也应当强调，任何国家的对内、对外传播，都不可能不受到控制，就连美国这个倡导信息全球化最起劲的国家，也存在着信息过滤与控制。“白宫、国务院、五角大楼以及其他所有美国政府中与国际事务有关的部门都在利用传媒来确保美国的和美国以外的读者、观众、听众看到或听到那些美国政府愿意让他们知道的官方消息。”（6）美国军方甚至将大众传媒当作制造障眼法的工具而运用于作战策略中。海湾战争期间，美军在开始陆战之前一直散布大批美军正在科威特东部海上集结的消息，而最终美军是从科威特西部由陆路进入伊拉克的，从而成功地蒙蔽了CNN的热心观众萨达姆。
既然国际传播中的信息过滤与控制是不可避免的，而全球化又要求弱化或取消这种控制，如同WTO要求其成员国消除关税壁垒并且对非关税措施采取透明度原则一样，那么，在资源占有和技术支持方面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在此过程中应当持何种立场、采取什么措施呢？
首先，发展中国家必须认识到，信息全球化是历史的必然，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它总会按照自己的逻辑发展下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闭关自守不足取，鸵鸟政策也不足取，况且在传播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是守不住也躲不过的。为防止“收听敌台”一度曾将本国收音机频道全部焊死（只保留一个频道）的朝鲜，其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今天不也称“经常上网”吗？因此，与其退避三舍、视而不见以至最终不得不而仓促应对，不如正视现实，主动迎战，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实际运作中掌握规律。
其次，发展中国家应当看到，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它们在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程度、受教育程度等方面还有很大的'距离，国民选择性接受外来信息的能力也不容乐观。在这种情况下，全面开放本国信息市场，让外来信息无阻碍自由流动，将会对本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其他方面造成巨大的冲击和不良影响。对此发展中国家应有清醒的认识。
第三，在信息全球化潮流面前，发展中国家应适时调整国际传播政策、策略，以便使自己在与时俱进的同时不致受到强势国家的冲击与侵害。这不是一国面临的问题，而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为此笔者提出如下设想：
1．除了对确有危害的信息严加防范外，发展中国家应适当调整控制方式：变排斥为正视，变被动为主动，变堵漏为疏导。具体来说，就是让各种信息进来（在互联网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即使不让进，它也进得来），通过国内媒体尤其是主流媒体的引导和辅助性传播，减少负面效应，使国内民众在选择与识别中增强判断力，从而增强整个社会的免疫力。封锁消息的结果必然是小道消息或是虚假信息、各种谣传大行于天下，最终必将导致国家利益的严重损害。1989年罗马尼亚奇奥塞斯库政权被推翻就是一例。
2．出并强化具有民族特色的优秀的传播内容，不断拓展阵地，形成广泛的文化圈。尽管互联网以一种语言为先导，但它不可能将地球上所有的语言一网打尽。而依托于不同语言之上的文化，无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拓展空间。汉语言文化尤其如此。汉字拥有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除了两岸三地，还包括分布广泛的华人华侨。以此为据，有学者提出“大中华圈”的概念。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如果我们把对外传播的内容制作精当，其影响将不仅限于华语地区，还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对内传播也是如此。研究表明，“美国的节目虽然在世界传播内容的数量上居于垄断地位，但其成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巨大。如果本土节目艺术上乘、制作精良的话，会比国外节目更具吸引力”。（7）因此，当务之急是加强本国优秀节目的制作力度，不是以空洞的爱国主义口号，而是以具有竞争力的传播内容赢得受众。
首先整理下传统模式下招聘信息散播途径：以智联、前程无忧为代表的传统招聘服务商通过流量模式造成海量信息汇聚，招聘信息通过招聘网站得以展示，求职者通过网站查看、搜索职位信息。而随着移动时代的到来，这种模式的弊端越来越明显，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点：
1.海量信息汇集，双方信息不对称
信息对称是招聘达成的重要条件，简单讲，信息对称就是企业发布的招聘信息被符合招聘条件的人看到，同时求职者也能准确的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职位信息。
传统招聘模式，海量信息在招聘网站汇集，造成信息匹配十分困难。一方面企业招聘信息湮没在海量职位中，被查看几率极小，不少企业不得不花费大价钱购买广告位;另一方面求职者寻找心仪职位需要经过层层搜索，而不健康的付费推广体系造成虚假信息泛滥，迫于如此，求职者必须通过提高投递量来获取面试机会，“海投党”就此产生。
2.类中介模式造成交互体验差
由于招聘网站扮演了类似中介的角色，在投递简历行为之前，雇主和求职者无法产生任何双向交互，信息的闭塞、不透明造成了大量的匹配、筛选工作需要后置到面试中，最终造成招聘及求职的效率低下。
3.入口迁移，招聘信息渗透无力
网络入口向移动端迁移，pc作为唯一网络入口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以90后为代表的新时代求职者更习惯使用手机等移动终端上网，传统网络招聘服务的信息渗透能力越来越低，前程无忧第二季度利润同比下降56.4%，也侧面说明了大批企业已开始从传统网络招聘渠道中撤离。
传统招聘模式，企业信息是否被查看，依赖于求职者主动搜索，而移动时代下，信息呈碎片化，个人获取信息更加随机。视频类应用会根据用户观看记录推荐视频、新闻类应用会精选每日新闻主动推送......个人无需搜索，就能接收自己感兴趣的信息，由“用户搜索”变为“用户接收”，网络信息生态发生颠覆，在此环境下，企业主动将招聘信息推送给目标求职者，将成为未来招聘大势，而手机等移动设备，自然是这场战役的主战场。
相比于传统招聘模式“付费展示”的粗放式信息散播方式，移动招聘的信息散播则需精耕细作，企业可以从以下方式为切入点，逐步部署移动端的信息散播渠道。
1.sns平台
社交网站的强传播性给了信息病毒式扩散的机会，通过架设企业移动招聘微门户，可以将较复杂的同质信息后置到微门户中，精炼的招聘信息更利于传播。
企业可以通过官方微博等公众帐号，进行一键信息散播，引导企业粉丝进行简历投递。
另外通过企业内部资源的整合，也会带来可观的信息散播量。以一家100人的企业为例，企业可以通过员工社交关系进行招聘信息的散播，假设每人的社交影响力为200人，仅仅是一层传播，企业就会获取100*200=0的信息曝光量，如果引入奖励机制，打通二层甚至更多层的信息渗透，企业信息散播的广度将不可想象。
2.通过线下做招聘O2O
多数企业会将招聘将企业战略捆绑，在企业活动、校园宣讲、宣传材料中嵌入招聘信息，然而以线下为主的招聘信息散播往往收效甚微，其核心因素在于“简历投递”环节的缺失。
但是以二维码为信息载体，企业可以将移动招聘门户以及每个职位生成二维码，将二维码印刷到企业物料上，求职者可以通过手机扫描进入企业招聘门户或职位页面，直接投递简历，完成求职闭环。
线下接收信息，线上投递简历，高大上的O2O模式如此便可应用在招聘中，是不是很神奇呢?
3.嵌入微信菜单打通微信招聘
微信的普及性、社交性及公众性使之成为企业做服务的绝佳平台，企业可以将移动招聘门户通过链接形式嵌入微信菜单，从而打通微信招聘，而微信所不具备的管理及跨平台能力，则可通过独立的招聘门户解决。(霍尼韦尔、联想、苏宁等国内外大型企业已经有运用了)
雅克·德里达在他的著作《明信片》这本书中,借其主人公之口,写了下面这段耸人听闻的话:
“……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
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
在这里,我又遇见了那位上星期六跟我一起喝咖啡的美国学生,她正在考虑论文选题的事情(比较文学专业)。
我建议她选择二十世纪(及其之外的)文学作品中关于电话的话题,例如,从普鲁斯特作品中的接线小姐,或者美国接线生的形象入手,然后再探讨电话这一最发达的远距离传送工具对一息尚存的文学的影响。
我还向她谈起了微处理机和电脑终端等话题,她似乎有点儿不大高兴。
她告诉我,她仍然喜欢文学(我也是,我回答说)。
很想知道她说这句话的涵义。
”①
以上引用的德里达或者他的作品主人公在《明信片》中说的这段话实在是骇人听闻,至少对爱好文学的人是这样,比如像我,以及在文中与主人公对话、正在寻找论文选题并且有点儿不高兴的美国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
这位主人公的话在我心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有焦虑、有疑惑,也有担心、有愤慨,隐隐地或许还有一种渴望,想看一看生活在没有了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这些最主要的人文学科的世界里,将会是什么样子。
无异于生活在世界的末日!德里达在《明信片》中写的这段话在大部分读者心目中可能都会引起强烈的疑虑,甚至是鄙夷。
多么荒唐的想法啊!我们强烈地、发自本能地反对德里达以这样随意、唐突的方式说出这番话,尽管这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在最主要的信息保留和传播媒介身上发生的这种表面的、机械的、偶然的变化,说得准确点儿,就是从手抄稿、印刷本到数码文化的变化,
怎么会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情书——这些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里都非常普遍的事物——的终结呢?它们一定会历经电信时代的种种变迁而继续存在?(问号为作者所用—译注)当然,
我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写情书!当然,我可以在连接着因特网的电脑上创作并发送文学、哲学作品,甚至是情书,就如同我以前用手写、打字机、或者印刷出来的书来完成这些事情一样。
但是,精神分析学这门原本依赖面对面的谈话(interlocution,被称为“谈话疗法”)的学科怎么可以束缚在印刷机的控制之下,并进而迫于数码文化的转向而走向终结呢?
德里达这些唐突甚至有点儿近乎放肆的话在我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正如那个研究生在听到德里达这样古怪的建议后心里涌起的想法。
顺便提一下,阿维塔尔·罗奈尔对德里达这个建议却另有一番理解,而且,毫无疑问,她没有把它当作德里达对正面提问的回答。
电话中的普鲁斯特和德里达的《明信片》都出现在了罗奈尔的名作《电话簿》中,并以自己的方式预言了新一轮电信时代的到来。
劳伦斯·里克尔斯像弗里德里希·基特勒一样,也早就在现代文学、精神分析和文化中概括然而鲜明地提到了电话②。
然而,德里达就是这样断言的:“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
他说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再也不要写什么情书了!”可是,这怎么可能呢?不管怎么说,德里达这些话——不管是他(或者《明信片》中的主人公)跟那位研究生的,还是你我在那本书中读到的——在我们的心中都激起了强烈的恐惧、焦虑、反感、疑惑,
还有隐隐的渴望,这些话是“恰如其分”的施为性话语(“felicitous”performativeutterance)。
他们实践着他们的箴言而间接地带来了文学、情书等等的终结,正如德里达在最近一次研讨会上所讲的,说“我爱你”这句话,不仅仅会在说话者心中产生爱的波澜,而且还会在听话者心中产生信念和爱的涟漪。
尽管德里达对文学爱好有加,但是他的著作,像《丧钟》(Glas)和《明信片》,的确加速了文学的终结,关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文化中(比如欧美国家过去2或者250年的历史文化)得知。
在西方,文学这个概念不可避免地要与笛卡尔的自我观念、印刷技术、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独立国家概念,以及在这些民主框架下言论自由的权利联系在一起。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只是最近的事情,开始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西欧。
它可能会走向终结,但这绝对不会是文明的终结。
事实上,如果德里达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对的),那么,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终结。
德里达在《明信片》这本书中表述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新的电信时代的重要特点就是要打破过去在印刷文化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内心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二分法(inside/outsidedichotomies)。
在书中,作者采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过时的形式对这个新时代进行了讽喻性的描写,即不仅引述主人公与其所爱(一位或者多位)进行的大量电话谈话,而且还利用正在迅速消逝的手写、印刷以及邮寄体系这些旧时尚的残余:明信片。
明信片代表而且预示着新的电信时代的公开性和开放性(publicityandopenness),任何人都可以阅读,正如今天的电子邮件不可能封缄,所以也不可能属于个人。
如果它们正好落在我的眼皮底下,如德里达在《明信片》和他令人欣羡的散文《心灵感应》③中展示的明信片和信件,我就会使自己成为那个接收者,或者,我被奇妙地变成了那个接收者,那么,那些正好落入我眼帘的明信片或者电子邮件上的信息就是为我所写,或者说,我认为它们是为我写的,不管它们到底是写给谁的。
在我读以上我从《明信片》这本书中引用的段落时,情况就是这样。
说话人传达给那位研究生的坏的甚至是讨厌的信息——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和情书将会终结——也同时传达给了我,我也成了这个坏消息的接受者。
在书中,由于主人公的话而使那位学生心中产生的强烈反感也同样在我的心中产生。
或许,德里达在上面引述的这段话中所说的最让人心惊的话就是:比起那种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和情书终结的新的电信统治的力量,“政治的影响倒在其次。
说得再准确点儿,德里达的原话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的统治(politicalregime)是第二位的。
我认为,“从这个意义说”,是指他不否认(我也不会)政治影响的重要性,但是,新的电信统治的力量是无限的,是无法控制的,除非是以一种“不重要”的方式,受到这个或那个国家的政治控制。
众所周知,在西方,始于19世纪中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从以商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中心的经济向越来越以信息的开发、储存、检索和发送为主导的经济的重大变革。
现在,甚至连货币都首先是信息,它以光的速度通过电信网络在世界范围内兑换和发放,而同样的电信网络也在以数码的形式传播着文学。
例如,亨利·詹姆斯的几部小说现在可以从因特网上看到,而其它大量的文学作品仍然属于现在这个正在迅速走向衰落的、在印刷机统治下的历史时代。
照相机、电报、打印机、电话、留声机、电影放映机、无线电收音机、卡式录音机、电视机,还有现在的激光唱盘、VCD和DV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我们都知道这些装置是什么,而且深刻地领会到了它们的力量和影响怎样在过去的150年间变得越来越大。
正像三好将夫(MasaoMiyoshi)以及其他人曾经提醒我们的那样,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和人们中间,对这些设施的占有及其相应的影响很不均衡。
目前,在美国只有50%的家庭拥有个人电脑,当然,这个比例在其它许多国家还要小得多。
但是,不管以这种还是那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每个人的生活都由于这些科技产品的出现而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上网,这种变化还会加快,就像当初电视的出现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一样。
这些变化包括政治、国籍或者公民身份、文化、个人的自我意识、身份认同和财产等各方面的转变,文学、精神分析、哲学和情书方面的变化就更不用说了。
一部《老男孩》，只因优酷将其放置在首页一天的时间，就迅速传遍全国，大赚了一把全民的热泪，这样的场景，让那些传统的电影人不禁冒出一身冷汗。而宜黄钟氏兄妹被困卫生间，用手机向全国进行微博直播，又让所有媒体人惊出一身冷汗。
这个世界变化太快。微博来到这个世界仅仅14个月，就已经拥有了突破5000万规模的用户群体。有人戏言，如果你的微博有超过10万的粉丝，你的影响力绝不亚于CCTV。
碎片化时代催生微传播
文明的碎片化、知识的碎片化、营销的碎片化、时间的碎片化，当今社会，海量信息让人不得不将自己的注意力分散到极限，而这样的分散，使得传播工作变得异常零散。
这样一个碎片化的时代，赋予了企业营销更多的含义，也给企业营销带来了更多的渠道和方法。目前，以百科、问答、微博、社交网站为代表的“微传播”的兴起，是新媒体的一项新的变化。
微传播是向特定用户进行一对一信息传播的方式，是受众明确、需求清晰、有较强针对性的精确传播形式。与大众传播相比较，其传播内容更精确，传播对象更精准，传播渠道更精细，其本质其实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口碑传播。微传播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直接面对消费者。
世博会期间，伊利通过微博与传统媒介进行整合策划，有效传播了其“绿色产业链”、“绿社会”的公益营销理念；而从快餐品牌麦当劳到软件巨头微软，从汽车厂商本田到连锁便利店7-11，全球各大品牌也纷纷将目光投向微传播媒介进行营销推广，取得了不俗的传播表现，不禁让人感叹这世界已经发生了革命。
“Q&A” 从单向不对称到双向互动
微传播虽然看上去“弱不禁风”，在广度上暂时无法与传统的电视相比，但其有效性和精确度却是传播媒介无法比拟的。如果说大众传播是“以我为主、自说自话”的单向不对称传播，那么，微传播则是“我来找你、答记者问”的双向互动传播。
通过以百度百科、维基百科为代表的百科营销媒介和以百度知道、新浪爱问、搜狐问答为代表的问答营销媒介，我们可以将需要传播的内容以“Q&A”的形式植入，实现精确化传播，
消费者主动找到这些信息，会记得更加深刻。
从单向不对称到双向互动，靠一个信息、一个媒体包打天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微传播时代，每个人只索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获得这些信息的渠道也丰富到多姿多彩。
信息即媒介，广告返璞归真
与大众传播相比，微传播效果的决定因素不是用什么媒介来传播，而是传播什么内容，传播关键词的价值越大，传播的范围和深度越大。
在大众传播时代，只要能上央视，“神马内容”都有用，因为“媒介即信息”；而在微传播时代，内容为王，只要信息足够吸引人，“神马形式”都可以成为传播的介质，因为“信息即媒介”，信息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一种传播介质。
一部《老男孩》，说是网络电影，其实，也是一部雪佛兰克鲁兹的超长版商业电影。点燃两个老男孩激情与梦想的克鲁兹，你在感动的过程中，绝不会拒绝如此懂自己的车。
隐性广告、植入广告、跨界广告、广告运动、整合广告……在微传播时代，广告终于开始向它的本质――商业电影靠近。
网络电影的风起云涌，让我看到了“公关崛起、广告式微”大背景下广告业的新希望，让我们开始寄望于“人人爱看广告”的美好愿景。如果所有的广告都能像《老男孩》一样感动我们每个人，像抢车位、偷菜、写围脖一样成为我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那就是广告的至高境界。
科技的发展为新媒体、新传播提供了全新的契机和空间。手机使微博迅速扩张，成为微传播的主力军；苹果的迅速发展，使其踌躇满志地开始进军操作系统和电视、报纸；随着电子书、平板电脑的发展，它们也必将成为下一个新型传播形式争夺的主战场。终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成为一个微传播的媒介源，我们只接受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同时向全球发布自己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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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播全球化背景下受众素质的提高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决定和影响着中国传播业融入信息传播全球化体系的`速度和深度.信息传播全球化的特点要求新闻工作者应更加恪守新闻职业道德,而受众素质的提高从一个方面能够促进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实现传媒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本文主要阐述在信息传播全球化背景下如何提高受众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素质、人文素质和道德素质.
作 者：唐辉 作者单位：北京农学院政法系教师、法学硕士 刊 名：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BEIJING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年，卷(期)： “”(4) 分类号：B82-052 关键词：信息传播 全球化 受众 素质全球化时代，中国如何安全
全球化时代，中国如何安全
●“9・11”事件及其连锁反应，突出了全球化的政治安全问题，使全球化进程越出了经济轨道，进入到国际关系的上层建筑领域
●中国的安全问题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也已远远超出了国界。如果缺少一个兼顾国内和国际，周边和地区，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的全面筹划，就不能有效应对威胁
●在全球化时代，很难划出泾渭分明的敌我界限，也鲜有非此即彼的是非判断，更找不到绝对适用的万全之策。在“两难”中进行选择是安全决策的常态
上世纪90年代，现代历史的“战后”时期结束了。从那时以来，又过去了将近一代人的时间。人类在最近1/4世纪的遭遇，似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还要来得深刻。一个强大的超级大国，兵不血刃就分崩离析了；一个小国的货币贬值，招来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当代惟一的超级大国，被几个游侠式的人物拖入了一场“全面战争”，并导致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大调整和大国战略关系的新调度；对感冒病毒和鸡瘟的防范，耗费了众多国家的举国之力，动员了跨国防范，催生了“全球预警”机制；飓风、海啸、气候变暖已经到了“水漫金山”、“欧亚陆沉”的地步。世界性的震荡和冲击接踵而至，普天之下，再也没有人能够回避一个字眼―――“安全”。
三个事实，标志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有人用“全球化”来度量今天的安全问题。这是没有太多实际意义的。全球化的进程与资本扩张的进程一样久远，但惟独到20世纪90年代，它才发生了质的飞跃―――全球化进程步入了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有三个最为鲜明的标志。
一是它是伴随着冷战的落幕，两极对立格局的解体，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消失而到来的。对于苏东剧变、苏联解体等政治事件的发生，无数的历史学家曾经探询其背后的原因，给出了各式各样的答案。但是很少有人提到，导致东西方分裂局面彻底瓦解的深层动因，是市场扩张。也就是说，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只有把地球作为一个统一的生产空间来进行生产，才能最有效地释放它的巨大能量，这个历史的“绝对命令”，是一切“铁幕”和“柏林墙”倒塌的真正原因。
二是计算机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出现。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指出：信息革命的关键特征不是通讯速度的改变，而是信息传输成本的大幅下降，正是这一特征，促成了信息的广泛分享和自由传播。它使全球化时代拥有了属于它的物质技术手段。
三是“9・11”事件开辟了全球化的政治进程。这一事件及其连锁反应，突出了全球化的政治安全问题，使全球化进程越出了经济轨道，进入到国际关系的上层建筑领域。至此,全球化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之外，增加了“全球治理”的新课题。“和平、发展、治理”构成了全球化时代的完整议程。
上述三个条件的出现，使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到今天才真正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标志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安全问题，不是一般的、笼统的“全球化”的安全问题，而是“全球化时代”的安全问题。全球化时代是我们观察、理解和处理当代安全问题的纲。
别人的安全，也是自己的安全
全球化时代给安全问题带来的最大影响，莫过于国家之间利益关系格局的深刻变动。因为安全归根结底是基于利益的关系。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决定一定时期安全的总体面貌。全球化时代下国家利益关系的性质与过去相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全球化时代国家关系的性质是非零和的，普遍具有两重性。全球化绝没有消除对立与对抗，相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激化了各种矛盾，加剧了全球范围的冲突，但与此同时，国家之间的同一与合作因素也在增长。相互依赖与相互竞争的同步加深，使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对安全行为的驱动也双向化。对立的利益导向冲突，共同的利益导向合作。
随着地区间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国家及地区利益的同一性的分量在上升，它虽然不可能取代利益的对立与冲突，但却能与对抗因素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情况在当前的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美欧关系、美俄关系，乃至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中都屡屡呈现。这种状况要求在安全的哲学观念上与时俱进，更新思维。既要坚持“一分为二”，又要倡导“二而为三”，善于在国家利益的对立与合作中把握平衡，在利益的求同存异中找寻出路，以达到维护安全的目的。
全球化时代，安全的整体性空前加强。布热津斯基最近出版了他的一部新著，名为《大选择》。有意思的是，冷战后美国战略家所发表的有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系列丛书，多以“大”字冠名，如“大失败”、“大混乱”、“大分裂”、“大外交”、“大棋局”等等。这里面“大”的含义，是指站在全球视角谋划美国的国家安全。布氏在他的新著中说，美国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它必须在“领导”世界和“统治”世界这两个角色中做出选择。美国单枪匹马地干，将会遭到全世界的怨恨，最终自己也不会有安全；只有联合盟友，担当领导，美国才能成为强势超级大国，才能在全球安全中赢得本国的最大安全。
全球化的根本推动力是生产力的扩张和资本的扩张，这两个扩张深入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生产力的扩张把全球的生产和生活日益整合为一个整体，由此也提出了在完整意义上和全球层面上维护安全的课题；资本的扩张使老的安全威胁具有了新的形态和比过去大得多的活动空间。于是我们看到，美国的霸权威胁过去是区域性的，现在是全球性的，它的战略重心已经由欧洲扩展到整个欧亚大陆。世界上各个国家在理论上都存在着面对美军全球到达的可能性。中国的安全问题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也已远远超出了国界，同四面八方发生了相关的利益关系。如果缺少一个兼顾国内和国际，周边和地区，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的全面筹划，就不能有效应对威胁，维护好自身的安全利益。
今年初发生的印度洋海啸灾难，引来了世界各国的援手，演化为一场国际安全大营救，身处地球上不同角落的人们越来越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全球化时代，救别人就等于是帮自己。当前，多边外交在各国维护国家安全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明显上升；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已成为各国维护自身安全利益激烈斗争的舞台；最大的安全斗争表现为全球治理的路线之争―――是谋求单极还是推动多极，是美国化还是国际关系民主化，正成为国际力量组合的新的分野。凡此种种，都是全球化时代安全整体性日益增强的表现。
敌我界限与是非界限不再泾渭分明
毛主席曾经说过：“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以后，世界上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说，自从全球化时代以来，各国的安全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全球化时代，各国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和目标，必须适应全球化安全整体性的特点，在全球安全的大框架下来筹划国家安全。要根据全球化的需要和本国安全利益的拓展，树立大周边、大安全的观念；要加入到全球稳定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机制中去，在其中发挥建设性的推动作用；要从地区、周边和全球的层面塑造良性互动的安全结构；要把本国、本地区最紧迫、最要害的安全问题放到全球总的安全关系中去加以把握和解决，在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变动的大棋局中加以谋划。不仅要重视国家关系和地区关系的互动，而且也要重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的互动，还要高度重视国内事务与外交事务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上的互动。全球化时代的安全正在造就一个安全的全球化时代。
此外，由于全球化深入发展，我们现在面临的安全领域不知要比战争年代和冷战时期扩大了多少倍。就安全类型讲，现在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交织影响，相互激荡、相互转化；从安全的行为体讲，在国家安全之上，生出了地区安全和全球安全，在国家安全之下，又有社会安全和人的安全；各类利益关系纵横交错，形成了处理安全问题的“多维”困境；通讯技术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进一步加重了安全的复杂性，信息技术及信息网络的放大效应和工具效应，大大改变了安全的时空特征，造成安全问题全球化、安全环境虚拟化、安全边界模糊化、安全要素透明化、安全博弈非对称化等新形态。在全球化时代，很难划出泾渭分明的敌我界限，也鲜有非此即彼的是非判断，更找不到绝对适用的万全之策。在“两难”中进行选择是安全决策的常态，系统性、综合性、模糊性成为处理安全问题管用的原则，意志力、稳健和成熟是领导集团维护国家安全所要具备的综合素质和品格。
《环球时报》 (2005年05月11日 第十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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