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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统计学角度分析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居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整体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但同时也应看到，在社会收入分配方面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我国的各类收入差距显著地扩大，集中体现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地区间收入差距、行业间收入差距以及劳动和资本等要素收入差距等的不断扩大。其中，尤以城乡收入差距最引人关注，这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一个无可回避的现实问题，造成了群众的严重不满，威胁社会的稳定。鉴于此，本文对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城乡收入差距成因
收入差距合理、合法、合度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目前不合理、不合法的，特别是群众深恶痛绝的按权力分配、按关系分配，甚至违法乱纪地大量分配造成过大的收入差距，不仅背离了社会公平和正义，而且直接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解决收入差距过分扩大问题意义重大。
一、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
为准确认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我们可以从城乡居民的`的平均每人年收入还有生活消费水品的差距等方面来深入了解。
1.人均年收入的差距
想要了解我国城乡收入的差距，当然首先要看我国城乡的收入情况。从我国历年的人均年收入来看，1990年，城镇和农村的人均全部年收入都很低，差距相对较小。从1990年至，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都在上涨，但是，城镇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明显迅速增长，而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的增长速度则十分缓慢，且二者差距越来越大。
2.从人们的消费水平了解城乡收入差距
恩格尔系数是用来衡量家庭富足程度的重要指标，一般随着居民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恩格尔系数大小，来了解一个家庭收入水平的高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经由1978年的57.5%和67.7%下降到了20的37.89%和43.67%。然而，农村居民家庭和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的差距一直较大，且农村居民家庭在以后恩格尔系数才低于50%，开始进入小康阶段，与此同时，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低于40%，进入富裕阶段。从表中也可看出，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远远超过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并且差距也是越来越大。
二、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
库茨涅茨认为，一些工业部门的迅速发胀促进了经济增长，这些工业部门的从业者收入迅速提高，从而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是随着更多的劳动力从低收入的传统产业想现代产业部门转移，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又会缩小。我国工业目前处于工业化阶段后期，是城乡收入不均等继续加剧的时期，继续加剧一段时期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将会趋于平稳，然后逐渐缩小。
1.政策
首先，国家对农村的财政投入远远低于城市，城乡财政投入差距较大。中央财政预算支出用于农业支出的比例一直在10%左右徘徊。其次，在固定资产的投资商，城乡的差额无论在绝对数额还是在相对数额上差别都很大
2.城乡人力资源
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高，素质普遍较低，农民的文化水平、专业技能越城镇居民相比都有较大差距。据调查资料显示，近90%的农民文化水平在初中及初中以下。在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时代，人人都要靠自身的文化素质就业，所以文化素质较高的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会明显高于农村居民。
3.收入来源
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性收入，而农村居民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家庭经营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就工资收入而言，其主要来源于国有企业、国家机关、事业单位、金融保险、私有企业等单位，这些单位总体来说比较稳定，与农村居民相比，城镇居民可以“旱涝保收”。而农业投资会有很大的风险，特别是会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农民的增收处于一种非常脆弱的状态。
三、调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
1.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重在经济发展
发展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在发展中解决收入差距问题。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基本前提。调节收入分配和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发展，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发生什么问题，都要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不遗余力地发展生产力。
2.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促进收入分配结果公平
当前，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尽快建立对困难群体的利益保障机制，实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和《失业保险条例》;加大对困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解决城市低保人员和农民难以享受医保的问题;充分发挥群众团体民间组织的作用，形成多层次的社会救助机制。
3.完善税收调节功能和作用，适当限制过高收入
一是要健全个人监测办法，强化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实行综合分类税制，合理确定点征收额和扣除额，以体现公平原则。加强对高收入行业和个人的个人所得税专项检查，以税收为杠杆调节好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二是改革和完善财产税。规范现行财产税税种，对个人收入进行多环节、多渠道调节。适时开征并不断完善遗产与赠与税，避免由于少数人收入畸高形成的两极分化。
4.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必须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一要加快我国城镇化步伐，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解决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的问题。二是要建立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积极推进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让农民“休养生息”;重视发展农村教育，增强农民“科教兴农”意识。三是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消除阻碍城乡劳动就业平等竞争的制度性障碍，赋予农民参与市场平等竞争的机会。
城乡收入的差距分析论文
一、文献综述
由于中国的农村问题越来越受到中国政府和学者的重视，近年来我国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多。王小鲁、樊纲考察了与经济增长有关的因素，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的提供，制度因素等方面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经济增长并不带来收入差距先升后降的结果，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将减少收入差距，财政转移支付虽然有助减少收入差距，但作用不大，而且市场化本身并不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1994年）通过计量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王韧考察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开放度，城镇化程度，相关制度因素（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某些制度性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的影响。最终发现，经济开放对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有影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帮助，用于支援农村的农业财政性支出并没有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影响，而长期以来我国通过实行工农业剪刀差的赶超战略对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有明显的影响。
二、城乡收入差距待考察的原因
由于我们获取数据的渠道有限，我们考察下面几个因素：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本投入，二元经济体制和农村的金融支持。这几个因素从政府投入、经济体制等方面来探讨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
三、模型建立和统计检验
LOG(GAPt)=a(1)+a(2)LOG(ROADt)+a(3)LOG(EDUt)+a(4)LOG(TOWNt)+a(5)LOG(LOANt)+et.
其中GAPt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ROADt是当年的公路通车里程（单位：万公里）。EDUt是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TOWNt是城镇化率，用城镇人口数占总人数的比例表示，LOANt是农业贷款占金融机构总贷款的比例。a(i)是待定系数，et是随机扰动项。
我们在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统计数据库上找到1990年至的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统计检验后得出下面结果。
四、结果分析
在上面的回归过程中，农业贷款占金融机构总贷款的`比例的回归系数是不显著的，所以回归的结果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我们再来考虑三个显著的解释变量。公路的通车里程的系数为正的，意思是通车里程的增加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似乎与预期有出入，但这恰好说明了在1993年至20的时间政府对城市的基础设施的投入远远大于对农村的投入，由于两者基础设施建设的差距极大的影响了城乡的协调发展，使得农村缺乏实现跳跃式发展，享受技术进步和增加收入的物质基础。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的系数是正的，这说明加大教育投入会拉大城乡收入的差距。看似不合常理，但我们仔细想想看，政府和其他团体个人对教育的投入主要投到哪里去了？我想主要还是高等院校和城市里中小学教育。从农村里进入大学的孩子与从城市里进入大学的孩子相比比例要小得多。而农村里的孩子也不可能更多的进入城市里接受中小学教育。因此，农村里的孩子所接受到的教育的投入占很小的一部分，从而与城里的孩子相比他们不管是从考试还是从其他方面，都会吃亏。他们没有得到更好的进入大学的机会，大多数会留在家里务农。但由于自身的知识水平有限，他们又不可能接受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农业生产率，创造更多的财富，由此与城市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城镇人口数占总人数的比例的系数是负的，说明提高城镇化率有助于减小城乡的收入差距。这与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的理论相一致。中国存在着上亿的剩余劳动力，在改革开放后，这些劳动力逐渐流入城市，并与城市的居民融合，同时也可以将城市的财富转移至农村。这确实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在看到收入差距缩小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进城农民工的生存问题。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农民工在城市里受到了与城市人不同的待遇。他们处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有着最简陋的食宿，并处处受人奚落，并在劳资关系中处在不利的地位。农民工的后代的生存状况也是现在社会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他们的教育，饮食，心理等许多方面，应该受到政府和社会团体与个人的关注和帮助。
五、政策建议
通过上面的计量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政策建议：
1.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为农村的新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最近几年，政府在农业方面做了很大的工作。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2.加大对农村的教育经费的投入，尤其对乡镇的小学和中学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让农村的孩子能接受到和城里的孩子同样水平的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给他们更好的机会走入大学。
3.加快城镇化改革，让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向城市。在城市里，要给予农民工与其他城里人同样的待遇，关注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关注农民工后代的教育抚养问题。要确保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经济研究，1994，（12）.
[2]王小鲁，樊纲.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研究，，（10）.
[3]王培刚，周长城.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实证分析与动态研究.管理世界，2005，（11）.
[4]王韧.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成因分析——兼论“倒U”假说的适用性.统计研究，，（4）.
【摘要】本文通过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考察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些影响因素，从计量意义上得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城乡差距过大原因的结论，并根据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原因
城乡收入差距的计量分析
本文通过运用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考察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些影响因素,从计量意义上得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城乡差距过大原因的结论,并根据结论提出了政策建议.
作 者：黎泉宏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刊 名：商情 英文刊名：SHANGQING 年，卷(期)： “”(8) 分类号：关键词：中国 城乡收入差距 原因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究竟是扩大还是缩小论文
摘要：
基于产出的资本所得由城镇人口所有的假设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构建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模型，分析表明：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倍数会逐渐缩小；经济中资本所得份额越大，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倍数就越大；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将减少城乡人均收入差距。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随着劳动力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无论是理论模型及其推论还是实证检验结果都表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并非扩大而是逐步缩小。
关键词：
城乡收入差距，资本所得，劳动力流动，城市化，剩余劳动力转移，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一、引言
收入不平等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其中，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格外引人注目。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还会扩大到什么程度？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存在持续扩大的趋势，中国已从收入比较平等的国家，迅速成为收入不平等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胡鞍钢，；陆铭等，2004；吴光炳，；郭剑雄等，2006）。经济观察家们认为，在中国的城镇和农村，已同时出现“穷人”阶层，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有可能危及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
国内外有关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更多的来自对中国国家统计数据的简单计算后而得出的直观结论，很少考虑到劳动力流动对中国乡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事实上，城乡收入差距与劳动力的流动密不可分。Braun（1993）构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表明，区域间劳动力流动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的收敛。Taylor等的局部均衡模型发现，劳动力转移是1870—19间OECD国家间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收敛的最重要因素。而Shioji（）的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会对各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的确降低了劳动力流动导致的收敛性，但它的程度却很小，远远不能解释关于劳动力流动及地区收敛性在理论和经验研究上的差距。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劳动力流动的规模日渐扩大，许多学者对中国的劳动力迁移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姚枝仲等（）利用Taylor等（1997）的方法，认为区域间劳动力流动除了能使地区间要素收入相等以外，还能削平地区间要素票赋差异，最终实现地区间人均收入均等。王德等（2003）估计了1985—中国人口流动对地区差距的影响，认为人口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王小鲁等（2004）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流动可以缩小地区差距，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中西部低收入地区的劳动力外流，会缓和这些地区农村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和就业压力，由于劳动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这些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会随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而提高，从而提高人均收入水平；二是劳动力流动还为中西部地区带来了大量的汇款。刘传江等（）对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将各省1978—经济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对各种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其中采用同时期各省份人口净迁人数量的年均增长率作为劳动力流动的指标，得出人口迁入与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关系，并进一步分析认为人口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
林毅夫等（2004）对中国的劳动力流动与地区差距的关系做了一个经验研究，通过估计流动者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反映弹性，认为劳动力流动是一种缩小差距的有效途径，但目前的'流动规模仍然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蔡昉（2005）讨论了为什么劳动力流动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几个因素，认为由于中国存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倾向导致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不强，加上农业和农村发展不足以及仍然存在许多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和限制等导致的流动规模不足是使劳动力流动不能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原因。
关于劳动力流动对地区经济差距的影响，国内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樊纲（1995）、崔传义等（）、庾德昌等（1999）、邓祖善（1999）、蔡昉等（，2002）、姚仲枝等（2003）、李国平等（2003）、王德等（2003）、王小鲁等（2004）、林毅夫等（2004）、蔡防（2005）、刘传江等（2005）认为，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有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另一种观点则相反：跨地区的劳动力流动扩大了地区差距。刘强（2001）认为，20世纪80年代劳动力在区域内部转移使区域经济出现收敛，但90年代后出现的劳动力跨区域转移却扩大了地区间的经济差距。钟笑寒（2005）认为，地区工资差距在1992年以后仍然是显著扩大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工资增长持续高于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人的主要行业，如建筑业和制造业，工资的地区差距同样是扩大而非收敛的。谷书堂等（1994）认为，导致空间上两极分化的主要的、直接的原因是人口、社会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过度集中。范剑勇（2004）将这种观点向前推进了一步，认为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加剧了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聚集，加速了工业化进程，扩大了地区收入差距。
不少学者还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陆铭等（2004）从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角度分析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刘文忻等（2006）着眼于要素积累与政府政策分析；郭剑雄等（2006）考察了内生增长要素；而张凌云（2006）则从制度性成因进行了讨论。
我们认为，这些研究中有关劳动力流动数量直接引用统计数据，而统计汇报的劳动力流动数据基本上仅为规模企业所雇佣来自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其规模仅为实际规模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20世纪90年代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的原因是进入城镇的农民工在城镇的唯一影响产出的要素只有劳动力，而劳动力所占整个产出的比例在我国是非常低的，基本上不到30%，这就意味着即使达到要素价格均等的状态，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至少会维持在3倍甚至更多。
本文将在产出中资本所得由城镇居民拥有的假设和新古典增长理论框架下构建了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模型，分析影响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扩大缩小的主要因素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动态变化，并与统计机构公布的城乡人均收入的相关指标进行对比，以期能更准确地刻画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动态变化。
二、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模型
本节在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模型，讨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以及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变动趋势。
1.基本假设
假设一：整个经济分为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乡村为农业部门，非农业部门在城镇。
假设二：农业部门的产出全部分配给乡村人口。有两种意见值得考虑：一是有文献表明，中国农村消费相当一部分（40%或以上）为农民自己生产而非由市场配置（王宏伟，；夏英，2002，许世卫，2002；李实，2003；李实等，）。二是农村产出在通过城镇消费而实现的价值增值的绝大部分并非由农村人口所得而是流入城镇居民。按粮食、蔬菜、水果、肉类等产品的收购价格来计算农村人口收入存在统计数据的缺失和实际操作上的困难，考虑到两种因素可以互相抵消以及计算上的简便，在下面的两部门模型中，我们假设农业部门的产出全部归农村人口所有。
假设三：非农业部门产出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进行分配，资本所得全部分配给城镇人口，劳动力所得按劳动人口的比例分配给农村和城镇。事实上，我国农村人口从城镇获取收入的唯一途经是向城镇提供非农业劳动力，虽然微薄的农村居民存款可以获得利息收入，但这种收入甚至难以抵消由于通货膨胀而带来的实际损失。资本所得全部归城镇居民的主要表现形式有：（1）城镇基础公共设施，如交通、能源、市政、公园、休闲场所和住房保障，其中很多面向市民低价甚至是免费提供；（2）城镇医疗、养老、工伤、失业等保险；（3）教育，无论是教学硬件设施或者人员投入，农村无法和城镇相比，农民工子女进入城镇开办的公立学
校更是难上加难。在考察城乡收入差距的时候，还没有文献把资本所得视为全部归城镇居民所有，本文尚属首次。这些面向城镇居民的专业化服务和保障体系，大大节约了城镇居民的时间成本，从而使城镇居民拥有比农村居民更多的闲暇或工作时间，其工作质量和效率远高于农村。不可否认，城镇中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来自农村，但这部分人取得成功后非常容易获得城镇户口。
2.收入差距倍数模型Ⅰ：两部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模型
在本模型中，假设农业产出份额全部归乡村所有。设农业产出占整个经济产出的比例为δ，经济总产出为Y。非农业产出为C-D生产函数，生产要素为资本K和劳动力L。产出中资本所得的比例为α。乡村还提供一部分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城镇产出全部为非农业产出，其生产函数为：
Fcity=AF（K，L）=AKαL1-α=（1-δ）Y（1）
摘要：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日益突显, 并且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乡人口迁移较为频繁, 逐渐形成了人口半城镇化现象, 分析人口半城镇化是如何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了我国人口半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特点及形成原因, 从理论上分析了人口半城镇化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并区分了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 得出结论:在短期, 人口半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城乡收入差距, 但在长期, 人口半城镇化却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 即人口半城镇化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现“U型”关系, 本文用系统GMM模型实证检验了“U型”关系。最后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 逐步解决半城镇人口的购房落户问题; (2)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市场信息平台; (3) 提高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
关键词：人口半城镇化; 农村转移人口; 城乡收入差距; 系统GMM模型; 经济周期; 人口就业;
引言
近些年来, 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一直是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古人云:“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自古以来, 国人对财富分配不均和财富差异过大都极不满意, 财富的不平等往往导致社会的不安定。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7倍。学界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测量方法存在差异:有些学者使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作为城乡收入差距指标[1,2], 有些学者使用泰尔指数[3,4]以及基尼系数[5]等作为指标, 但毋庸置疑的是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会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不利于扩大内需、增加有效需求, 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 人口迁移越来越频繁, 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 农村向城市迁移。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 截至底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总量就达到了2.8亿人。对于整个社会来说, 这种人口移动可以打破某种垄断, 可以有效调节地区间或部门间的经济不平衡状况。但这种人口的迁移也带来了半城镇化人口现象, 那么半城镇人口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本文将对此进行研究。
1 我国半城镇化的发展进程、特点及原因
随着农村机械化生产的加快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农村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 形成了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半城镇人口。本文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差来反映人口半城镇化率[6,7]。最近十几年随着大量农村转移人口进城务工, 我国人口半城镇化率一直在快速增长, 从表1中可知, 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开始就超过了50%, 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在20还不到40%, 户籍人口城镇化严重落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我国人口半城镇化率从2005~一直处在上升阶段, 从11%增长到了18.14%, 在20达到了极值点, 到了年人口半城镇化率略有下降。
表1 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人口半城镇化率
我国半城镇化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就业在城镇, 户籍在农村。农村转移人口在城市就业, 但没有城市户籍, 在购房、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不能享受城镇居民的同等待遇; (2) 自己在城镇, 家属在农村。农村中的青年劳动力迁移到城市中就业, 而农村出现了大量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 (3) 收入在城镇, 积累在农村。农村转移人口在城市中获得了收入, 但大多数人不在城市购房或者大量消费, 而会把大部分工资寄回农村; (4) 生活在城镇, 根基在农村。迁移的农村劳动力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市度过, 但在城市中他们往往存在“过客”心态, 家庭根基以及乡土情怀会让他们最终回到农村[8]。
我国半城镇化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类:制度性因素和房价过高因素。制度性因素包括土地制度、财政制度、户籍制度等, 从土地制度来看, 农村转移人口想要取得城市户籍就需要放弃农村中的耕地和宅基地, 这极大地提高了农民获得城市户籍的经济成本, 许多农村转移人口因此主动放弃获得城市户籍的机会[9];从户籍制度来看, 户籍制度一直是我国城乡管理的基本制度之一, 上海, 深圳等特大城市为了控制城市人口, 纷纷采用购房指标在内的积分入户体系, 南京、武汉等大城市也在采用买房落户的方式控制城镇户籍人口, 目前想在小城镇拥有常住户口也要有稳定的工作和固定的住所, 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人口转移, 特别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中的落户问题, 形成了没有户籍的常住人口;从财政制度上来看, 我国在1994年实施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理顺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和财权关系, 但也使得地方政府没有多余财力承担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 无法给农村转移人口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保障。
高房价是另一个阻碍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原因, 大城市商品房的价格远远高于农村转移人口的收入承受范围, 而且还呈现上涨趋势, 房价上涨的增加速度超过了农村转移人口的收入增长速度, 这些都增加了农村转移人口在城市的生活成本。而保障性住房和廉价房的对象是拥有城市户籍的低收入阶层, 尽管一些城市也为农村转移人口提供保障性住房, 但由于配套的生活设施不完善以及住房地理位置较差等原因而放弃居住[10]。
要分析半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社会经济效应, 须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入手。
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快,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劳动力资源出现了短缺趋势, 特别是劳动力资源的结构性短缺问题严重, 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活动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用工荒”现象时有发生, 用工成本大幅度上升, 企业利润大幅下降, 此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显得尤为重要。在短期内, 半城镇人口特别是农民工从农村迁移到城市, 在城市中务工为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 缓解了许多城市的劳动力需求问题。但同时由于农村转移人口的教育水平和劳动技能与城市居民相比偏低, 导致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可以选择的工作行业和工作机会相对缺乏, 也造成其工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并且, 在许多行业农村转移人口与城镇户籍居民产生了就业竞争, 实际上是给城市带来了较低的用工成本和生产成本,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镇人口工资的快速上涨, 即抑制了城镇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过快增加。
半城镇人口享受不到户籍人口的教育、医疗等公共保障福利, 并且由于收入水平不高也难以在城市中购房落户。根据2015年农民工调查报告, 大部分农民工住的是单位宿舍、合租房、工地工棚等, 只有不到2%的农民工在务工地购置房屋[11], 但是半城镇人口之所以选择留在城市或者徘徊在城市和农村之间, 很大程度是为了在城市中获得更高的收入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但在户籍管理上, 他们仍被视为农村人口, 但这部分人群在城市中的收入普遍高于他们在农村时的收入, 也高于农村地区的平均收入, 根据20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指出2015年和年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分别为3072元和3275元, 均高于农民的月平均收入, 其中最高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收入分别达到了3553元和3775元, 其次是建筑行业, 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分别为3508元和3687元。工资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是制造业, 2015年和2016年的工资收入分别为2970元和3233元, 增长速度为8.9%。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 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3.1 农村“空心化”现象和城乡“新二元结构”
从长期来看, 半城镇化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随着农村人口不断往城市转移, 大部分农村年轻劳动力纷纷转移到城市中, 农村里的留守老人和儿童问题日益突出, 造成了农村地区“空心化”现象[12], 据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 我国农村中留守老人的数量约为5000万, 留守妇女的数量约为5000万, 而留守儿童的数量在6100万以上, 而且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现象在加剧。这不仅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还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违背了城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由于农民主要以农业收入为主, 收入结构较为单一, 相比较而言, 城镇居民的收入结构具有多样性。年轻劳动力迁移出去后, 参与农业生产活动的主力军变成了留守老人, 但这部分人群会受到体力和劳动技能等因素的影响, 严重制约了农村地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 直接影响到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 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且随着半城镇化的发展, 在城市中逐渐出现了“新二元结构”[13,14], 即农村转移人口与拥有城镇户籍的居民的组合, 但农村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镇生活, 无法享受市民化待遇, 得不到城镇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保险等公共服务保障, 非户籍农村转移人口的社保问题目前还没有明显改善, 农民工依然处在低收入、低权利、无保障阶段[11,15]。而这种公共服务保障可以说是增加了城市居民的长期“隐形的收入”, 让他们享受到了城市户籍的福利, 而非户籍的`农村转移人口则无法享受到。
3.2 经济周期波动
半城镇人口特别是其中的农民工人群在城市就业中处在不利地位, 大部分农民工都没有和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农民工普遍缺乏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和市场意识, 雇主拖欠农民工工资事件屡屡发生, 农民工自身的权益得不到保障。这些人群的就业容易受到我国经济周期和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 在出现工厂倒闭潮的情况下, 他们的就业呈现出不稳定状态。例如在全球经济危机和欧洲金融危机时期, 美、欧等地区经济发展出现疲软现象, 进口需求下降, 直接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企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沿海城市的中小型企业纷纷出现倒闭潮, 导致大量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失业, 不得不被迫返乡。在长期, 农村转移人口这种工作的不稳定性或者说是收入的不稳定性会对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带来不利影响。
3.3 人力资本差距
从人力资本角度看, 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与城市居民相比存在差距, 其中农民工的学历大多以小学和初中为主, 少数为高中以上学历, 而城镇劳动力大多数是高中以上学历。根据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在农民工中初中学历者占了近60%。农民工在城市中寻找工作的机会以及工资水平相比城市居民来说偏低, 并且劳动者教育水平的程度往往影响他们正规教育之外的技能积累以及干中学, 长期来看并不能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动力。在中国, 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都重视在教育上的投入, 人力资本投资被视为减少贫困、获得高收入的有效手段。但城乡或者是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在人力资本投入方面差异明显。农村的留守儿童问题也造成了下一代城乡人口教育水平的差距, 农村地区儿童的失学比例远高于城市, 教育的差距将加大城乡收入差距。
通过上文人口半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短期和长期分析后, 本文提出了一个假设:人口半城镇化与城乡收入之间呈“U型”关系, 在短期, 人口半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城乡收入差距, 但在长期, 人口半城镇化却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下文将通过实证回归对这一假设进行验证。
4 实证检验
4.1 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1)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城乡收入差距 (SRCJ) , 选择的指标为城镇人口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口纯收入的绝对值之比, 这一比例反映了城乡收入的相对水平,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 本文的核心变量为人口半城镇化 (BC-ZH) , 在理论上, 半城镇人口是本地城镇常住人口与本地城镇户籍人口之差, 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文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差表示 (李爱民, ;张腾飞, 2016) [6,7]。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3) 本文的调节变量为人力资本 (RLZB) , 文献中通常用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代理指标。本文中各省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方法和权重设定参照了彭国华 的研究结果[17],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4) 本文的控制变量为经济增长 (GDP) 、政府的财政支出 (ZFZC) 、产业结构升级 (CYSJ) 、对外开放度 (DWKF) 以及市场化程度 (SCH) 。本文中经济增长的指标为各省份的GDP总量, 为了使数据具有可比性, 本文以为基期对各年的名义GDP进行平减处理, 消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政府的财政支出的指标为各省份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 各级地方政府往往会采用转移支出、社会保障支出等财政手段调节城乡收入差距,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对外开放度的指标为各省份外商企业投资占GDP的比例, 反映了各省份的对外开放水平,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本文中市场化程度的指标采用各省份非国有单位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18], 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
4.2 模型设定及计量方法说明
本文利用2005~全国30个省份的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由于被解释变量存在一阶滞后项与随机干扰项有相关性, 传统的估计方法会使参数有偏并导致非一致性, 本文使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同时, 有些解释变量也存在内生性, 本文将经济增长、人口半城镇化率与人口半城镇化率的平方项设为内生变量, 因为经济增长和人口半城镇化与被解释变量城乡收入差距存在互为因果关系, 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对经济增长和半城镇化也会产生影响。本文为了降低异方差性, 将所有变量取对数处理。本文采用系统GMM的二阶段估计方法, 并检验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包括过渡识别检验和序列相关性检验。作为参考, 在下文实证分析中同时也报告了混合OLS、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其中系统GMM的模型设置如下:
其中, 各变量均取其对数, i为个体下标, t为时间下标。SRCJ表示城乡收入差距, BCZH为人口半城镇化率, D包含了所有控制变量的对数形式, 包括经济增长 (ln GDP) 、政府的财政支出 (ln ZFZC) 、产业结构升级 (ln CYSJ) 、对外开放度 (ln DWKF) 、市场化程度 (ln SCH) 和人力资本 (lnRLZB) , φi为个体效应, εi, t为随机干扰项。
4.3 实证结果分析
从表2中的回归结果可知, 无论在混合OLS模型、固定效应模型还是系统GMM模型中, 城乡收入差距的一阶滞后项在1%水平上显着为正, 说明前期城乡收入差距对本期具有正向影响。在系统GMM模型中, 人口半城镇率的一次项和二次项都通过了显着性检验, 人口半城镇化率的一次项系数符号为负, 而人口半城镇化率的二次项系数符号为正, 验证了上文提到的“U型”假设, 即人口半城镇化在短期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抑制作用, 在长期却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同样, 在混合OLS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中, 人口半城镇化率的一次项系数符号为负, 二次项系数符号为正, 但二次项的系数不显着, 从侧面说明本文选择考虑到内生性问题的系统GMM模型是合理的。从Sargan检验上看, 本文所有的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在序列相关性检验中, 在5%的显着性水平下二阶序列P值没有拒绝原假设, 说明两模型中的扰动项都不存在自相关。
表2 动态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
5 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文的理论分析发现, 我国人口半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U型”关系, 即在短期内, 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后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 在许多行业与城镇人口间产生了就业竞争, 降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 人口半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对城乡收入差距起到了抑制作用, 但在长期, 由于经济周期性波动、农村劳动生产率低、城乡人口人力资本差距等原因, 人口半城镇化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并且, 本文通过实证检验验证了我国人口半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U型”关系, 提出了三点建议。
5.1 逐步解决半城镇人口的购房落户问题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 人口红利衰退之际, 半城镇人口是对城镇劳动力的一种补充, 增加了城镇的劳动力资源,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工资成本的过快上涨。但半城镇人口往往处在不稳定状态, 同时也会带来一些社会经济问题, 如农村地区“空心化”, 农民工及子女的福利问题, 消费、投资等有效需求不足, 从长远来看不利于经济发展[16]。我国目前常住居民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存在较大差距, 在2016年两者分别为57.35%和41.2%, 相差了16.15%。这需要政府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地方政府应专门设立针对半城镇人口的积分 (购房) 落户政策, 可以就农村转移人口分批、分工作性质、分工资水平等进行落户, 让农村转移人口除了享受身份上的变化, 还应享受到城市的公共服务保障, 这样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体制。
5.2 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市场信息平台
为了提高农村地区的收入水平, 政府需要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市场信息服务平台, 信息在现代经济中越来越重要, 能使劳动力和各种生产要素达到最有效配置, 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农业盲目扩大生产。农产品贱卖事件让农民亏损, 收入变得不稳定, 严重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政府需要对信息平台加强监督和管理, 让农民掌握市场对农产品需求的有效信息, 让农产品销售更加顺畅。政府应积极探索农业发展的新模式, 鼓励农民工回乡发展农业, 引导农民工回流农村, 运用先进技术改造农业, 为农村创造更多财富。
5.3 提高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
人力资本的提高不仅对我国经济发展转型至关重要, 还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起到积极作用。教育水平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对劳动生产者的普通教育、职业劳动技能培训等, 特别需要加强农村转移人口的普通教育和职业培训, 可以把人口资源转变为人力资源, 提升我国劳动者的综合素质。但目前我国的教育投入严重不足, 教育财政支出占GDP的水平甚至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职业培训也相当匮乏, 这都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医疗健康也是劳动者人力资本的组成部分, 农民的收入更依赖于自身身体健康状况, 农村人口的健康经济回报往往高于城市人口。在长期, 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和改善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具有溢出效应。农村中的人力资本的提高, 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科学技术水平, 提高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 改变农村地区劳动生产落户的状态, 还可以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后寻找到更多就业机会, 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 通过这两点都可以增加农村人口收入。城镇中人力资本的提高可以促进其产业结构升级, 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给户籍城镇人口和半城镇人口, 特别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能吸收大量的半城镇人口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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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乡教师单向流动分析论文
【摘要】 城乡教师单向流动是引起我国城乡教育发展不均衡的重要原因，是统筹我国城乡教育发展的严重阻碍，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本文基于外部因素评价矩阵分析方法，同时运用层次分析法、实地调研法与专家评分法，综合分析影响我国农村教师流向城市学校的关键外部因素，并提出改变影响我国城乡教师单向流动的外部因素策略。
【关键词】 外部因素评价矩阵 城乡教师流动 单向流动
城乡教师单向流动是指教师资源在城市与农村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之间单一方向的流动，以农村流向城市为主，严重缺乏城市到农村的逆向流动。主要表现为：农村流向城市、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教育水平低的地区流向教育水平高的地区等。城乡教师单向流动导致的最直接后果是农村优秀教师的大量流失，制约了农村教育的发展，城市教师资源却被大量浪费，拉大了城乡之间教师资源配置不公的鸿沟，制约了整个教育系统的均衡发展。因此，无论是从平衡城乡教育发展还是从协调城乡经济发展来说，改变当前我国城乡教师单向流动的局面都是必要且意义重大的。
一、我国城乡教师流动的现状
国家强盛在教育，教育发达在教师，因此，要想实现国家强盛的伟大目标，必须要实现教师队伍的壮大。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教师流动特别是城乡教师流动越来越成为当前社会发展的趋势，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国家和各地方政府都颁布了许多文件与规定，推动建立了一系列城乡教师双向流动机制。如国家教育部在12月31日颁布的《关于“九五”期间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积极进行教师定期交流，打破教师的地区所属性，促进中小学教师在不同地区与不同学校之间的交流。要建立教师流动的长效机制，建立教师双向流动的激励机制，鼓励教师从城市到农村，从经济发达地区到经济欠发达地区任教。”但我国当前教师流动更多地表现为由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拉大了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据江汉大学高双桂教授等人在22个省区中选择了47个县进行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在所涉及的553个农村小学中，每年新补充的教师一共只有200多人，而在215所农村中学中，由高等学校毕业新补充的教师每年平均只有1人。在教育部组织的对艰苦地区的调查中，有74.6%的校长反映近三年内流失的教师主要是骨干教师，有92.5%的校长反映主要流失的是35岁及以下的青年教师。这种不合理的城乡教师单向流动使得农村学校缺乏大量教师，特别是优秀的中青年骨干教师，这也进一步扩大了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
二、基于外部因素评价矩阵的我国城乡教师单向流动分析
1、外部因素评价矩阵
（1）外部因素评价矩阵的含义。外部因素评价矩阵（External Factor Evaluation Matrix，EFE矩阵），是一种对外部环境进行分析的工具，找出在机会与挑战方面影响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因素，然后确定各影响因素的权重大小，再按照企业对各个关键因素的反应程度进行评分，最后得出企业的总加权分数。
（2）外部因素评价矩阵的分析步骤。外部因素评价矩阵（EFE矩阵）主要通过以下四个步骤来建立。
①列出企业在外部分析中所确认的关键因素。首先，列举的全部因素总数应保持在10―20个之间；其次，因素应包括影响企业的关键因素；最后，先列举机会，后列举挑战。
②对每个因素赋予权重。首先，权重在0（不重要）到1（非常重要）之间变动，所有因素权重之和等于1；其次，权重反映了该因素对企业在行业中取得成功影响的相对性大小。
③按当前企业对各关键因素的反应程度进行评分。首先，分值范围为1―4分，4分代表反应很好，1分代表反应很差，平均分为2.5分，高于2.5分说明企业对外部影响因素能做出有效反应，低于2.5分则说明企业对外部因素反应较差；其次，企业对关键因素的反应程度越好，评分越高，反之亦然；最后，分值是以公司本身为依据的。
④用每个因素的评分乘以权重，得出每个因素的加权分数，并把所有因素的加权分数相加，得出企业的总加权分数。
2、基于外部因素评价矩阵的我国城乡教师单向流动分析
虽然外部因素评价矩阵主要是针对企业而建立的分析模型，是为企业管理提供建议的分析方法，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影响当前我国城乡教师单向流动的因素之中，外部因素如工资、工作环境、保险、福利待遇、晋升机会等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但农村学校在这些关键因素上的反应是严重滞后的。
（1）我国城乡教师单向流动的关键外部因素分析――以农村学校为例。①机会（O）。第一，离家较近，便于帮扶家庭。这可能是吸引能够流向城市学校却没有选择流向城市学校教师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对于那些地处边疆贫困地区的教师来说更是如此。农村家庭、家族观念较浓，在当地教书可以就近帮扶家庭。第二，生活花费较少。这也是吸引农村教师选择留在农村的关键因素之一。相对于城市生活的高房价、高生活消费，农村生活则相对便宜很多。第三，压力较小。相对于在城市学校教书，在农村学校的教师压力相对较小。相关抽样调查显示，有55.1%的教师反映工作压力较大，有32.4%的教师反映工作压力过大，且城市比例高于农村；睡眠质量较差和非常差的教师为21.5%，经常感到精神疲惫的为28.4%，其中城市为36.5%，高出农村12个百分点。第四，地位相对较高。在城市，教师无论从工资水平还是社会地位来说仅仅处于社会的中下层，社会地位不高，但在农村，数量稀少的教师是当地教育的根本维系，奠定了教师在当地农民心中的崇高地位。
②挑战（T）。第一，工资水平低。这是城乡教师单向流动最主要的因素。据报载，全国农村小学、初中教职工人均年工资收入分别仅相当于城市教职工的68.8%和69.2%，其中广东省小学、初中农村教职工人均年工资收入仅为城市教职工的48.2%和55.2%。这种巨大的现实收入水平与对未来潜在的收入水平增长预测的差距，决定了城乡教师大规模的单向流动。第二，福利待遇差。福利待遇差主要表现在农村教师社会保障的缺失。城市教师不仅享有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保险种类，还享有各种福利津贴，但是农村教师在这些福利待遇方面则是一片空白。在教育部的相关调查中，63.7%的`农村教师反映“多年没有”或“从来没有”参加过学校统一组织的体检活动。第三，工作条件艰苦。在1985年以前，国家财政每年还有对农村每个中学生31.5元、小学生22.5元的教育拨款，但在1985年，这笔拨款取消了，改由农民自己办教育，农村学校改扩建也由农民自己集资，仅农民每年负担的教育经费就达到300―500亿元。农民自己办教育直接造成了农村学校教学条件差。，全国城市小学平均拥有计算机71台，而农村小学平均只有6台；全国城市初中平均拥有计算机102台，而农村初中平均只有38台。如此艰苦的条件造成了大量农村教师选择流向城市，追求更高的工作条件与生活条件。第四，精神生活匮乏。在城市生活，教师下班后可以选择和朋友吃饭、听音乐、看书、看电视、上网、进行体育锻炼，但在农村，因缺少这些基本生活设施，农村教师精神生活严重匮乏。第五，晋升空间较小。晋升是许多教师的追求，晋升不仅可以带来收入水平上的增加，更可以提高社会地位，但是，晋升大多数是建立在教学成果之上。由于农村学校大量优秀生源被更高一级的城市学校招去，加剧了农村学校生源不足的矛盾，没有了优秀生源作为支撑，要想得到好的教学成果无异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第六，住房条件差。在我国农村教师住房上存在着政策盲点，国家现行住房改革政策未能惠及农村中小学教师。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农村小学教师反映无自有住房的比例，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47.8%、48.0%、63.1%，在农村46岁及以上教师中没有自有住房的比例达到32%。
（2）外部因素权重的确定。本文主要通过层次分析法（AHP）来确定各外部因素的权重。
①层次分析法的含义。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是美国运筹学家匹茨堡大学教授萨蒂最早提出的，是将与决策有关的元素分解成目标、准则、方案等层次，在此基础之上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的决策方法。
②建立层次结构。本文目标层是农村教师向城市学校单向流动分析，准则层是农村教师在农村学校所面临的机会与挑战，方案层是已经确定的各种外部关键因素。 ③建立判断矩阵。在判断矩阵中，用1―9标度法来表示重要性，通过对级别进行专家打分。1―9标度法是指把目标作成对比较，第i个目标对第j个目标的相对重要性的估计值记为aij，aij的取值方式按表1中的规定进行。取aij为目标i和j的权重wi和wj之比wi/wj，决策问题中n个目标成对比较结果可用判断矩阵A来表示，由此得出的结论如图1、表1所示。
④权重的计算方法。将判断矩阵A的各个列向量采用几何平均，然后将所有几何平均数相加，再分别用每一个因素的几何平均数除以总的几何平均数得到每个外部因素所对应的权重。
⑤确定各外部因素的权重。根据以上所描述的计算方式，我们可以得到各外部因素的权重，如表2、表3、表4所示。
（3）各因素评分的确定。为了确定各外部因素在影响教师从农村学校流向城市学校中所起的作用，我们运用了实地调查法与专家评分法相结合的方式，以对玉溪市易门县小街乡狮子山村小学教师的实地调查为口径，并结合专家评分，对分数进行处理，最终得出了各关键外部因素评分。
（4）建立农村学校外部因素评价矩阵。根据对农村学校面临的外部机会与挑战中的关键因素论述，并依据层次分析法、实地调查法和专家评分法，建立了农村学校外部因素评价矩阵。如表5所示。
通过对农村学校关键外部因素的加权分数加总，我们得到了农村学校外部因素评价矩阵的分数：2.1817分，小于平均分数2.5分。这说明农村学校在面临外部机会与挑战时反应不足，在工资水平、福利待遇、工作条件、住房条件等方面与城市学校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也就造成了农村教师大量流向城市学校，形成严重的城乡教师单向流动。
三、改变影响我国城乡教师单向流动的外部因素策略
要改变当前我国城乡教师单向流动的现状，就必须要改变当前影响我国城乡教师单向流动的外部因素，实现城乡教师双向流动。
1、增加工资收入
农村教师工资水平偏低、收入不高是大多数城市教师不愿意流向农村教书的最重要原因，要改变当前我国城乡教师单向流动的局面，首先必须要增加教师的工资收入。工资的增加不仅仅是增加了教师的经济能力，更能够提升教师的安全感、自信心、工作效率和社会地位。相应合理的工资制度的建立必须要借助于市场机制，利用价格信号建立起教师工资动态变化机制，不仅要使教师工资每年保持上升的趋势，更要使教师工资增长幅度大于通货膨胀的增长幅度，国家还要对欠发达地区的教师工资给予补助，使城乡教师工资保持在一个相对平衡的水平上。但在农村教师内部必须建立一种激励工资制度，在不同等级之间拉开差距，改变分配方式，实行差别薪金制，根据教师自身的教育成本投入与教师的劳动量计酬。
2、完善与农村教师有关的社会保障制度
农村教师的社会保障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但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远远落后于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发展，这种不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促使大量农村教师流向城市的同时，也阻碍了大量城市教师流向农村。完善与农村教师相关的社会保障主要是从住房、养老、医疗、生育等方面来改善农村教师的居住与工作条件，同时还要将农村教师的基本医疗、养老等保险费用及定期体检费用纳入财政预算之中。在住房条件方面，应当由政府出资建立较高标准的教师住宿楼，同时配以相关的生活服务区。在工作条件方面，建立教学楼与教师办公楼。同时，要想实现城乡教师真正的双向流动，就必须要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统筹，不至于使教师因为工作地的变换而失去部分保障制度，影响到他们退休后的生活。
3、建立城乡教师双向流动的激励机制
在制度经济学中我们知道一种制度可以依据外部强制力来建立，但要想很好地实施，达到制度设计者起初的目的，则需要制度真正成为一种人们愿意去履行的制度，通过履行这项制度，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好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激励机制。在城乡教师双向流动制度之中，也需要这样的一个激励机制，激励更多优秀的城市教师到农村学校教书。激励机制的建立主要包括人事管理制度与薪金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一方面要求城市学校给予那些到农村教书的教师更大的晋升空间，另一方面要求农村学校改革晋升制度，让更多做出过真正贡献的农村教师能得到晋升，在薪金管理制度上要求城市学校提高自愿到农村学校教书的教师工资。通过激励机制的建立，鼓励更多的教师到农村学校教书，使城乡教师双向流动制度成为一种在城乡教育公平方面发挥良好作用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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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基于转移性收入角度的分析
前言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分配的平均主义，并一直被国内外学者称之为收入分配高度平均主义的经济(Riskin,1987)。而随着以效率优先为导向的农村改革（80年代初期）和城市改革（80年代中期）的启动，中国经济开始转型，中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也开始发生演化，并在改革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李实，）。
国内学者对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主要开始于80年代后期，并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刘磊，）：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为第一阶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工作是基于S.Kuznets曲线的“公有制经济收入差异倒U曲线”假说及其“阶梯形变异”论的提出（陈宗胜，1991），从而开始了国内学者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广泛研究。第二阶段是90年代初到现在，在这个阶段中，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中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加剧，学者们越来越关注不平等问题的研究，并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文献。从研究的视角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这一期间较为主要的研究是赵人伟、李实、Riskin等中外学者组成的“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在两次对居民住户进行抽样调查的基础上，采用统计分析方法对中国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及其变化和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多个侧面的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经济解释（赵人伟等，1994;）；(2)基于S.Kuznets“倒U型曲线”理论对中国当前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研究（李子奈，1995；郭熙保，）；(3)从收入来源的角度分析各分项收入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陈宗胜，；曾国安，2000）；(4)分析在体制转轨时期，由于各种寻租活动所导致的非正常收入对城乡居民收入差别的影响程度（陈宗胜，）；(5)政府对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汪丽华，1995；王诚，1999）等等。
此外，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研究的时间序基本上集中在1995年以前。但是在1995年以后，我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调整，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出现了新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对其做进一步的分析研究。另外，在现有的研究文献中，虽然有从收入来源角度分析各分项收入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的研究，但是这种分析基本上没有涉及转移性收入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分析。基于此，本文将转移性收入纳入分析框架，选取了1993～期间的各省相关数据，并运用GE(Generalized Entropy)指数进行相应的分解，以分析转移性收入对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影响。
一、关于转移性收入的含义
由于本文的数据主要是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因此，我们对转移性收入的理解，也将依照年鉴中对此的界定。从《中国统计年鉴(1993)》上的统计数据来看，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离退休金”、“价格补贴”、“赡养收入”、“赠送收入”、“亲友搭伙费”、“记帐补贴”、“出售财物收入”、“其他”。
其中，“离退休金”、“价格补贴”和“其他”（其中的“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部分）可视为是属于政府转移性的支付。(1)“离退休金”是居民转移性收入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从若干年份的统计年鉴来看，其所占份额在60%～70%之间。但由于支付对象的不同，“离退休金”又可分为“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金”和“国有、集体企业离退休金”两部分，其中，“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金”由国家财政对国家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进行支出，“国有、集体企业离退休金”由（国有、集体）企业对企业内部离退休职工进行转移性支付。如果考虑到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与政府财政的关系，“国有、集体企业离退休金”可视为间接性的政府转移性支出。事实上，在国家财政中尚有一部分支出用于补助国有、集体企业由于效益滑坡而无法支付其企业职工的离退休金。(2)“价格补贴”，从年鉴上的数据来看，主要是来自国家财政的“政策性补贴”中对城镇居民的“肉食品价格补贴”部分，但是随着近几年相关农产品的价格下跌，基本上呈每年下降的趋势：1993年，中央财政中用于“肉食品价格补贴”的金额达29.86亿，则只有19.39亿。(3)国家财政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主要包括：“抚恤支出”、“离退休费”、“社会救济福利费”、“救灾支出”。
除了上述的属于政府转移性支付的部分，剩余的“赡养收入”、“赠送收入”、“亲友搭伙费”、“记帐补贴”基本上是发生在居民家庭内部的收入转移。这样，年鉴中的转移性收入概念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政府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转移性收入概念有出入，但是，从年鉴上的人均转移性收入数据来看，政府转移支付部分仍占居主导地位。因而并不影响我们对此的分析。
二、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一）研究方法
本文对转移性收入的分析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按区域分解的不平等分析，二是按收入来源分解的不平等分析。
(1)GE指数计算。考虑到区域分解的分析需要，我们采用广义熵（Generalized Entropy，简称GE指数），Shorrocks(1980;1984)对收入不平等程度进行衡量。GE指数的表达式如下：
附图
在(1)式中，y[,i]是第i个样本的收入，u是总样本的平均收入值，f(y[,i])是第i个样本人口占总样本人口的比重。
至于参数c，其取任何值，GE都是可区域分解的。当c=1时，GE指数便是Theil指数。无论c=1还是c=0，两种不平等指数的计算结果基本上是相同的，因此，为了简单处理，在本文的分析中，我们只取c=0。
(2)区域分解方法。Zhang和Kanbur(1999,2000)根据GE指数，在对样本进行分组的基础上，将GE指数分解成组内不平等和组与组之间不平等。其表达式如下：
附图
k是外生给定的组数，用g标明。I[,g]表示为第g组的不平等（GE指数值），u[,g]是第g组的平均值，e[,g]是长度n[,g]的一个向量，n[,g]是第g组的人口数。如果n表示为所有组的总人口数，那么f[,g]=(n[,g]/n)。在(2)式中，W[,g]I[,g]表示组内不平等程度，[W[,g]I[,g]/I(y)]×100%表示第g组的不平等程度对总体不平等程度的贡献率。I(u[,1]e[,1]…,u[,k]e[,k])表示总不平等程度的组间不平等部分，[I(u[,1]e[,1],…,u[,k]e[,k])/I(y)]×100%表示组间不平等程度对总体不平等程度的贡献率。
(3)分项收入分解方法。只要不平等指数能设计成按分项收入进行加权相加的形式，该指数便能按收入来源进行不平等分解，比如Gini指数、Theil指数等等(Shorrocks,1982)。在Shorrocks的文章中，同时也提出了基本的不平等指数——用方差形式设计的不平等指数，并提出了以该指数进行分项收入不平等分解的.方法（其计算结果与Theil指数的分解结果近似）。为了计算的简便，在本文的分析中将采用该分解方法。在该方法中，各分项收入贡献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S(Y[K],Y)=[cov(Y[K
],Y)/σ[2](Y)]×100% (3)Y[K]表示第K项收入，Y表示总收入；cov(Y[K],Y)为各样本的第K项收入与总收入的协方差值，σ[2](Y)是总收入的样本方差值，S(Y[K],Y)是第K项收入不平等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
（二）有关数据说明
从1993年以后，《中国统计年鉴》开始对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人均转移性收入”项进行统计。因此，我们分析的样本数据年份是1993～20。
就每一年份而言，我们的样本数据包括每一个省份的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和各分项收入。农村居民的样本数据为“人均纯收入”、“人均工资性收入”、“人均家庭经营收入”、“人均转移性收入”和“人均财产性收入”。城镇居民的样本数据为“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工资性收入”、“人均转移性收入”、“人均财产性收入”（只限于1997～2001年）和“人均其他收入”。
由于缺乏数据的一致性，西藏并不被包括在样本集中。另外，由于重庆被列为直辖市，年鉴中重庆市的数据从开始单独统计，不再列入四川省。考虑到前后数据的一致性，我们通过依人口比重进行加权平均处理，将19以后重庆市的各项数据与四川省的各项数据归并，列入到四川省。这样，在我们的样本集中共有29个省市自治区，每一年总共有290个样本数据。
三、转移性收入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本文从两方面分析转移性收入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首先，采用GE指数区域分解的方法，分别考察在包含转移性收入的居民人均纯收入和不包含转移性收入的居民人均纯收入两个样本数据集下，比较两者在总区域不平等（全国居民收入不平等）、农村区域内不平等（农村居民收入不平等）、城镇区域内不平等（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以及农村—城镇区域间不平等（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差别，从而分析转移性收入对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其次，采用GE指数收入来源分解方法，分析在总区域内各分项收入不平等对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然后通过转移性收入和其他分项收入的比较，分析转移性收入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一）从区域分解角度的分析
根据区域分解的方法，可将样本数据分为农村和城镇两组，由此，总区域不平等可分解为农村区域内的不平等、城镇区域内的不平等以及农村—城镇区域间的不平等（Zhang和Kanbur,1999;2000）。
运用GE指数的计算方法及区域分解的方法［公式(1)和公式(2)］，我们得到两组数据：包含转移性收入条件下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不平等（GE值）和不包含转移性收入条件下居民人均纯收入的不平等（GE值），分别列于表1和表2。比较上述两组数据，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表1 包含转移性收入的GE指数
总区域 农村区域内 城镇区域内 农村—城镇区域间
1993 0.06958 0.02285 0.01492 0.04851
1994 0.07334 0.02298 0.01653 0.05186
1995 0.06792 0.02361 0.01498 0.04637
0.06116 0.02169 0.01318 0.04171
1997 0.05577 0.0 0.01317 0.03733
1998 0.05494 0.01887 0.01345 0.03743
1999 0.06062 0.01947 0.01404 0.04254
2000 0.06674 0.02042 0.01432 0.04792
2001 0.07188 0.02112 0.01442 0.05255
表2 不包含转移性收入的GE指数
总区域 农村区域内 城镇区域内 农村—城镇区域间
1993 0.05702 0.02254 0.01430 0.03633
1994 0.05942 0.02308 0.01667 0.03783
1995 0.05466 0.02362 0.01498 0.03310
1996 0.04902 0.02190 0.01350 0.02933
1997 0.04380 0.02037 0.01407 0.02499
1998 0.04205 0.01913 0.01428 0.02414
1999 0.04526 0.01932 0.01492 0.02706
2000 0.04765 0.01994 0.01595 0.02875
2001 0.05041 0.02085 0.01487 0.03116
(1)无论是考虑转移性收入因素，还是不考虑转移性收入因素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总区域不平等）最大的是体现在农村—城镇区域间，再次是农村区域内，然后是城镇区域内。这一点也可用区域贡献率进行数字说明：［根据公式(2)中的贡献率计算方法］在包含转移性收入条件下，农村—城镇区域间不平等、农村区域内不平等、城镇区域内不平等对总区域不平等的贡献率分别（平均）
为69.67%、24.78%、5.54%（各年的平均值）；在不包含转移性收入条件下，相应的区域贡献率平均值则分别为60.47%、32.03%、15.38%。(2)在两组数据中，各区域的不平等曲线的变动轨迹以及变动的幅度基本上相同，这表明转移性收入并未能改善收入的不平等曲线，尤其是总区域的不平等曲线和农村—城镇区域间的不平等曲线，说明政府的转移性支付没能起到缓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作用。
(3)从农村区域内和城镇区域内的不平等程度看，两组条件下的GE值比较相近，差异不大，但是总区域和农村—城镇区域间的两组条件下的GE值却相差较大。通过简单平均计算可发现，在包含转移性收入的条件下，农村区域内、城镇区域内、农村—城镇区域间及总区域的不平等程度(GE)，要比不包含转移性收入条件下的收入不平等(GE)分别高出0.22%、-3.39%、48.97%、29.53%。这就是说，这种转移性收入尽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镇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降低的程度很有限，仅为3.39%），但却使农村区域内、总区域和农村—城镇区域间的不平等程度提高，尤其是明显提高了总区域和农村—城镇区域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分别提高了29.53%和48.97%。
(4)1998～2001年，总区域和农村—城镇区域间的GE指数出现加速上升，分别上升了30.83%和40.4%，农村区域内和城镇区域内的GE指数上升则相对微弱，分别上升了11.92%和7.21%。另外，由计算可得1998～2001年各区域贡献率的变化情况：，农村—城镇区域间不平等、农村区域内不平等和城镇区域内不平等对总区域不平等的贡献率分别为68.13%、25.73%和6.14%；2001年，则分别为73.11%、21.53%、5.36%。在这4年中，农村—城镇区域间不平等对总区域不平等的贡献率逐年上升，农村区域贡献率、城镇区域贡献率则是逐年下降。可见，农村—城镇区域间的收入不平等不但构成了影响总区域不平等的主要因素，而且是1998～20期间总区域不平等出现明显上升趋势的主要因素。
以上分析首先表明，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从不同区域角度考察的结果差异较大。其次，从1997年以后，我国居民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出现了新的变化，无论是总区域、农村区域内、城镇区域内、还是农村—城镇区域间的GE指数都呈上升态势，其中，农村—城镇区域间不平等成为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上升的主导因素。再次，我国的转移性收入不仅没有使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得到缓和，相反是加剧了农村—城镇区域间和总区域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也就是说，是加剧了城乡之间和全国居民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二）从收入来源分解角度的分析
在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转移性收入在各区域对总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城镇—农村区域间的影响，进而影响了总区域的总收入不平等。因此，根据公式(3)，接下来的部分，我们采用按收入来源进行分解的方法，分析1993～2000年期间影响总区域收入不平等变动的收入因素，尤其是转移性收入部分。
为了使城镇和农村数据具有同一性和可比性，我们将样本中的收入来源分为：劳动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其中，在城镇样本中，劳动收入只指工资性收入，其他收入则包括财产性收入和其他（年鉴中）未计收入；在农村样本中，劳动收入则包括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两部分，其他收入只指财产性收入。这样，样本集中总共有174个样本。
表3列出了上述3项分项收入对总区域不平等的贡献率。根据图表中的相关数据和曲线中，可以得出：(1)从贡献率比重来看，在1993～2000年整个时间序列段中，劳动收入构成了总区域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影响因素，而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则相对较低；(2)但是从贡献率的变动趋势看，结论却不同。这一期间的劳动收入贡献率呈单调下降趋势，而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的贡献率却呈上升态势，转移性收入的上升态势尤其显著。转移性收入的贡献率从1993年的21.1%，增长到2001年的32.27%，增幅近52.94%，而与工资性收入的贡献率差距则从1993年的3.2:1，缩小到1.6:1。尤其是1997年以后，转移性收入贡献率的上升速度明显加快，这段时间恰好与农村—城镇区域间的收入不平等和总区域间的收入不平等出现新的上升趋势的时间段相吻合。这表明，1997年以后我国农村—城镇区域间收入不平等，进而导致的总区域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与转移性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上升密切相关。
表3 各项分收入对总区域不平等的贡献率
劳动收入 转移性收入 其他收入
1993 67.01% 21.10% 10.16%
1994 66.55% 22.04% 9.69%
1995 65.31% 22.31% 10.66%
1996 64.15% 22.66% 11.46%
1997 60.99% 24.72% 12.57%
1998 57.81% 27.06% 13.40%
1999 56.16% 28.94% 13.18%
2000 53.84% 30.42% 14.02%
2001 52.27% 32.27% 13.73%
四、进一步的分析和政策启示
首先，转移性收入之所以没能起到降低城镇区域内收入不平等和农村区域内收入不平等的作用，一定程度上与各地区的转移性收入取决于地方的财政状况有关。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方财政的差距也比较大，因此，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地方财政相对充裕，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就比较高，反之则相反。以2001年的样本数据为例，在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中，最高的是福建省，人均为270.07元，最低的是新疆，人均21.22元，两者相差近12.7倍。在城镇居民的人均转移性收入中，最高的是上海市，人均达4791.53元，最低的是山东省，人均为918.25元，两者相差近5.2倍。
其次，转移性收入之所以加剧农村—城镇区域间的收入不平等，进而导致总区域的收入不平等，其原因除了各省市地区的财政状况差异所造成的转移支付差异外，根本原因在于城乡分割的，或者说歧视性的收入再分配制度。实践表明，由于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局面，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政府转移性支付的分享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农村居民往往享受不到城镇居民在就业、教育、住房、医疗等方面的待遇。农村居民收入中一部分来自于国家财政
的转移收入，仅仅是极少数在全民或集体单位就业的职工所享有的由国家支付的一部分抚恤金、困难补助和救济金等（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课题组，1995）。这种将户籍身份和所有制特征作为能否获得政府转移性支付的制度，是加剧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制度障碍。在整个农村—城镇样本范围内，（2001年）人均转移性收入最高的是上海地区的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人均为4791.53元，最低的是新疆自治区的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人均仅为21.22元，两者相差近226倍。远远超过农村内12.7倍、城镇内5.2倍的最高比率。此外，从收入来源分解的分析中，我们揭示了转移性收入对不平等贡献率的变化，是导致90年代后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分项收入对收入不平等贡献率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居民收入结构变化的影响。表4描述了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的变化。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从19开始显著上升，由1996年的16.71%上升到2001年的23.57%，增幅达41.05%。表明政府对城镇居民转移支付力度的加强，有效地改变了城镇居民的收入结构。而农村居民的人均转移性收入比重基本上未随时间变动而变动。因此，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收入比重与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比重的差距由1996年的4.5倍增加到2001年的6.5倍，这导致了人均转移性收入对农村—城镇区域间居民收入不平等贡献率的上升，从而导致对总区域范围内居民收入不平等贡献率的上升。
概括起来，转移性收入对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影响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省、市自治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所导致的转移性收入支付的差异；二是城乡分割的收入再分配制度导致的城乡转移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即城镇居民能享受到较多的政府转移性支付，而广大农民则基本上享受不到政府的转移性支付。
要改变这种状况，一是要加强政府转移支付的力度，尤其是要加强中央财政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以不断缩小东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差异；二是要彻底消除城乡分割的收入再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结构，加大政府对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农村居民能与城镇居民一样，享受相同的政府转移支付待遇。
【责任编辑】李静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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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乡基础教育质量差距探折的论文
〔摘要〕目前，我国城乡基础教育质量存在较大差距，主要原因是农村中小学办学经费的相对不足，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管理缺失，学生学习时间严重不足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可采取以下措施：加大经费投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不断完善管理体制等。
〔关键词〕城乡基础教育 农村中小学质量 差距
由于我国城乡经济长期存在二元结构，导致了城乡基础教育在质量上存在较大差距，即农村中小学的教育质量比城市中小学的教育质量要低。这种差异是一种教育不公平现象。这种不公平，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深受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因此，缩小城乡基础教育质量差距，解决好城乡教育不公平现象，对促进社会公平、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城乡基础教育质量差异现象
城乡基础教育质量差异可以从以下几个现象反映出来：一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全国一流大学中近10年来的学生人数的构成中，来自农村的学生人数远比来自城市的学生人数要少，尤其是文科专业更为突出;二是近几年来“211”、“985”高校自主招生录取的学生中，来自农村的学生所占的比例更少，显示农村学生不仅“全才”少，而且特长生也少;三是中小学舍近求远求学的越来越多，农村的家长将小孩送到县城里的学校就读，县城里的家长将小孩送到省会城市就读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事实上，城乡中小学教育质量确实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语文、英语、美术、艺术等学科成绩的差距更加明显。大学教师对城乡学生表现出来的差距深有体会，在校大学生中，农村学生学业成绩好的，往往突出在数理化方面，而综合素质比城市学生明显要弱，来自农村的学生参加文艺队、运动队以及各种文化社团的人数远比来自城市的学生要少。
二、城乡基础教育质量差距的原因分析
(一)农村中小学办学经费的相对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财政教育经费投入也得到了逐年增加，全国财政教育经费从1978年79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11975亿元，增长达到151.58倍，年均增长率达17.6%，并且明显高于同期财政支出14.6%的增幅。教育已成为我国第一公共财政支出。教育经费的逐年增加，大大改善了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特别是为了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对农村义务教育还采取了一些重要举措，对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改善农村贫困家庭学生的学习条件，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总的来看，农村中小学教育经费短缺的现象仍然十分突出，办公经费捉襟见肘。受经费限制，农村学校很少开展比较大型的教研活动，教师上课仍是传统的方式，大多数教师没有到县市以外学习的机会。农村学校普遍教学设施简陋，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图书、语言设备等与城市中小学相比有很大差距，大多数学校没有语音室，生物、物理、化学等学科实验室仪器比较简单，图书室的图书也较少，有些学校的图书还是城市学校捐献的。
(二)师资力量相对薄弱
到目前为止，农村中小学教师仍然存在几个方面的不足，影响教育质量：一是年龄偏大，知识老化。在农村中小学教师队伍中，有许多是由民办教师转正补充的，这部分教师大多是20世纪70年代的初、高中毕业生，年龄已超过50岁，虽然有些通过教师进修学校进修取得了大专文凭，但知识老化现象依然突出，他们所积累的知识和教学经验与新课改的要求有较大差距。二是学习条件差。农村教师往往除了教科书和每一科一本教学参考书外，很少再有其他的学习资料;学校一般没有给教师配备计算机，因而很少上网查资料;由于经费的限制，教师外出学习和教研活动的机会很少。三是流动性大。农村中小学教师流动的主力军是有大学文凭的中青年教师，他们不满足于待遇低、工作条件差的工作环境而离开，从而造成教师队伍的不稳定。四是教师数量短缺，结构不合理。农村学校教师队伍中，除了年龄结构、职称结构不合理外，还有学科结构不合理。〔1〕虽然教师数量是按照师生比分配的，但由于农村学校学生基数少，因而按学科来分教师往往数量不够，一些教师甚至不得不包揽了一个班的全部课程。即使是学生规模较大的乡镇中学也往往缺英语、美术、音乐、计算机等学科教师。
农村教师队伍的薄弱，导致了城乡教育质量的差异，尤其是语文、英语、美术、音乐等学科以及综合素质的差距更加明显。
(三)管理缺失
2001年以来，各地在落实“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过程中，普遍实行了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乡(镇)中心校(总校)和学校三级管理的体制。它是在上世纪以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学区和学校三级管理体制的基础上改革的，改革后将减下来的管理人员充实到学校中去，并且缩短了管理到教学的距离，有利于管理效率的提高。但是，对乡镇数量过多、乡镇人数过少的县，又出现了一些新矛盾和新问题，即造成了乡(镇)中心校(总校)数量及管理人员过多的问题。由于编制紧缺，加上受人口限制，在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过程中，难以按照标准化学校的建设要求制定规划，更难以实现教师配备的学科专任化，使校际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并且大都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中心校的性质和定位不明确;二是乡镇中心校的带动、辐射能力不强。中心校的校长要身兼两职，既是中心校的校长，又是该乡镇所有学校即联校的校长，负责对该乡镇所有学校的管理工作。在实际的管理工作中，联校校长主要精力放在中心校。这样导致的结果是，突出了中心校的地位，在上级扶持、师资配备方面，中心校都优先其他学校;在内部管理方面，中心校较其他学校规范、有序，而其他学校被边缘化，形成了新的中小学教育不平衡、不协调发展的状况。
(四)学生学习时间严重不足
随着农村小学生人数的逐年减少，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在不断地调整。这种调整主要是撤消学生数过少的学校，将教师、学生及办学资源相对集中，整合教育资源，提高其效率。由于农户居住十分分散，有些学生家庭离学校10多公里，这给学生上学造成了相当的不便。为了解决学生上学难的问题，上级管理部门要求学生寄宿。然而，由于许多学校在宿舍、伙食及管理等方面还存在一些困难，一些学校至今学生只能走读，有些学校原来曾办过住宿，后来也改为了走读。因而总的来说，农村学生比城市学生的学习时间要短。农村学生本来基础就差，许多家长还要忙于生计而对孩子的学习疏于督促(特别是留守儿童更是如此)，于是学生放学后自觉学习的很少，对于家庭作业也是随便应付。因此，无论是在校时间，还是在家时间，农村学生比城市学生的学习时间要少许多。
以上各种因素，导致了农村中小学教育往往只能是应付式的，特别是一些小学只重视语文、数学两门学科，其他学科根本不重视，有些甚至没有开设，根本没有条件重视素质教育。
三、解决城乡基础教育差距的措施
(一)加大经费投入
要改变办学条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最根本的是解决经费的瓶颈问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了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目标。要做到优先发展教育，就必须优先发展基础教育，特别要做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因此，在安排教育经费投入时，要优先考虑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对农村义务阶段教育的投入，应采取多途径。首先是要加大财政拨款，因为目前中小学教育相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来说，其办学经费远比这两类学校更显不足。这是因为财政拨款是中小学办学经费的唯一来源，而普通高等院校和各类职业院校还可以通过收取学费、科技创收和企业赞助等多途径筹措教育经费。因此，国家对教育经费的投入，在现有基础上应该适当提高基础教育的比例;在基础教育内部的财政拨款方面，应向农村义务教育倾斜。二是继续加大推行希望工程力度，特别是鼓励企业和个人支持贫困地区农村教育，并扩大支持面，对于大力支持农村教育的企业，在政策上可重点扶持。各级电视报刊等媒体也要多举办支教活动，动员全社会力量关心和支持农村教育事业。
(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的目标应是努力建设一支数量、结构和改革・发展16等方面都适应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要求的教师队伍。
在数量方面，主要对学生数较少的山区学校适当多配教师，解决教师上合班课或一人包教一个班所有学科课程的现象。
在教师结构方面，要解决英语、美术、音乐、信息技术等学科教师不足的问题。在教师整体素质方面，应全面提高教师的专业化水平。
从外部因素来看：首先，要充分激发教师敬业爱岗的热情。教师的政治待遇、经济待遇和心理需求是激发工作热情的重要因素。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经济待遇、文化生活与城市同类教师相比还有差距，而经济待遇是影响农村中小学教师工作积极性和外流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政府要全面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经济待遇。可以进行分配制度改革，实行基本工资加绩效工资制，打破吃“大锅饭”的局面。业绩突出的教师尤其是工作条件艰苦的山区教师，其实际收入应比城市同类教师高出20%左右。其次，要创造有利于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条件和环境。要通过培养、培训、教研活动等形式促使农村教师整体水平以及教师个人全面素质的提高。要切实解决好农村中小学教育信息化问题，并给教师提供必要的学习资料和学习机会，创造有利于教师学习和成长的.条件。
从教师自身因素来看：首先，教师要增强专业发展的主体性意识。由于农村学校的教师学习条件较差，农村教师要实现专业发展，如果不在主体的自我规范和自我超越方面取得突破，就难以实现本质性发展和突破。其次，教师要善于利用学习机会，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利用网络学习是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法。一方面，农村教师可以查阅同行们的教育博客，学习同行们所撰写的教学体会、教学经验、教学反思等，了解全国各地中小学的教学情况，并与他们进行交流;另一方面，农村教师可以将自己的教学心得、教学经验、教学反思等贴于教育博客中。
通过广泛地与同行们交流，开阔眼界，激荡思维，取长补短，从而促进自己的专业发展。
近几年来，许多市县积极推行了支教活动，即城市和县城学校选派教师到农村学校任教。有些地方还规定城市和县城学校必须到农村支教一年以上才能晋升中级或高级职称。这一措施对加强农村学校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农村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有些学校只派年轻教师，有些教师在支教期间，只是随便应付，因而，其实际效果并不理想。要想使支教产生实际性的影响，必须选派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较强的教师，支教教师不仅承担一定的教课任务，更重要的是要对被支教学校的教师队伍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不断完善管理体制
目前，义务教育实行“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由于县以下农村中小学数量多、地理分布广，由县教育局直接全面管理比较困难，因此，一般都设置了在县教育局领导下的分片管理的二级机构，即普遍实行了以县为主，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乡(镇)中心校(总校)和学校三级管理的体制。由于我国一些农村乡(镇)规模过小，教师编制紧缺，再加上受人口限制，在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过程中，难以按照标准化学校的建设要求制定规划，更难以实现教师配备的学科专任化，使校际间的差距不断拉大。
特别是中心校管理层主要精力放在中心校，对其他中小学管理甚少，从而出现了管理缺失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对县域教育三级管理体制进行理顺和完善，可以将乡(镇)中心校(总校)转变为学区中心校的管理体制。即撤销乡镇中心学校，成立农村学区中心校，取消学区内其他义务教育学校的法人建制，并成立农村学区管理办公室，管理若干所学区中心校，形成新的县级教育部门―――农村学区管理办公室―――农村学区中心校三级农村教育管理体制。
学区中心校所管辖的区域为小学区，学区管理办公室所管辖的区域为大学区。只有中心校和县教育局直管的中小学为法人单位，其他中小学都为中心校的组成部分，这样，法人制学校大为减少，有利于对中心校区域内中小学的管理，有利于按照标准化学校建设要求制定规划，从而达到实现教师配备的学科专任化，使校际间的差距逐步缩小。
同时，要加强教育督导工作，确保农村教育各项政策和各项措施的落实。特别是要全面推行学前班制度，确保城乡小学入学起点的基本一致。
此外，还应进行课程改革。课程改革的原则，应根据农村学生实际接受新知识的能力而提出合理要求。要求过高，则会使大多数学生学习困难;要求过低，则不利于与高等教育衔接。教学内容应适当增加农村题材，以激发农村学生的学生兴趣。在课程改革的同时，高考内容也要进行相应的改革，即增加农村方面题材的内容，以引导课程改革对农村课程资源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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