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论文（共含10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同时，但愿您也能像本文投稿人“麻辣少女刘能”一样，积极向本站投稿分享好文章。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论文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曾有过两次高速增长时期。第一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1994~,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国外汇储备终于摆脱了十余年低速徘徊的局面,出现了连续4年的高增长。第二次发生在21世纪之初。从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中恢复之后,中国经济很快就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与此相伴,中国的外汇储备从始重又快速增长;到了4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首位,目前已逾万亿美元。
随着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担心和争论也纷至沓来。人们或怀疑外汇储备规模的合理性,或诟病巨额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或指责外汇储备的积累输入了通货膨胀,或认为人民币汇率因此而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无独有偶,就在中国为外汇储备的迅速积累而惴惴不安之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除去美国和欧盟这两个在国际储备体系中拥有“关键货币”的经济体,也都出现了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的情况。此类现象之所以值得关注,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恰恰是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他们摒弃了实行多年的固定汇率制并转向各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之时;而我们一向奉为圭臬的外汇储备理论却告诉我们,一国转向浮动汇率制,将大大减少其对外汇储备的需求——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需要给予合理的解释。
本文旨在以经济和金融全球化为背景来分析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及其改革问题。我们首先从功能转变的角度对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进行分析,然后对外汇储备增长引起国内流动性迅速增加的现象以及货币当局的对冲操作进行评论,最后,在借鉴国外管理外汇储备之经验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外汇储备体制的改革问题。
二、外汇储备的规模:着眼于功能转变的分析
关于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现象,一个普遍的担忧是,从传统外汇储备功能角度看,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足够应付支付进口、偿还短期债务和稳定汇率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不停地堆积外汇,等于将我们用宝贵的资源换回的资金低成本地交给外国使用。这一看法值得商榷,因为它忽视了在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要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浮动汇率制与高额外汇储备积累相伴相随的新现象,我们必须从亚洲金融危机的特征以及世界各国的应对之策说起。
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并不是起因于各国经济基本面的恶化,而是以国际投机资本对固定汇率制的恶意冲击为主要特征的。经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经济体大都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转而实行某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但是,近期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经济体声称向浮动汇率制度转变,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对汇率的干预。著名国际金融专家麦金农在对这些经济体的汇率制度进行了缜密研究之后敏锐地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经济体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只是一种假象;从汇率的走势和各经济体的操作实践来看,各种自称自许的浮动汇率制以及管理浮动汇率制等等,其运行特征更像钉住汇率制度。”他将此概括为“没有信誉的固定汇率制”。从制度层面上分析,这种汇率制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种制度安排的结合,即公开宣布的弹性汇率制、(出于稳定目的)对汇率的频繁干预、国家持有大量外汇储备。我们认为,这种“三位一体”的安排,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总结金融危机新特征所做出的理性选择。
之所以要公开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为的是使投机资本难以获得关于汇率变动的明确信息,从而大大弱化国际投机资本对一国(地区)汇率展开攻击的动力;之所以要稳定汇率,是因为对于非关键货币国家(地区)而言,本国(地区)货币汇率对关键货币保持稳定,事实上将使得本国(地区)经济、特别是物价水平获得一种稳定的“名义锚”,从而有助于本国(地区)经济稳定增长;之所以要保持大量的外汇储备,为的是使货币当局更灵活地干预(而不是像固定汇率制下那样单方向地干预)外汇市场,从而影响国际投机资本的预期,并据以对国际投机资本保持一种“威慑”,使得他们不敢轻易对本国(地区)货币汇率进行攻击。从实践效果上看,一国(地区)外汇储备水平越高,其“引而不发”的“威慑”作用就越大,国际投机资本对该国(地区)的汇率和金融体系就越不敢造次。
此外,为缓和货币错配的不利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往往需要通过增加外汇储备来增强公众对本国(地区)货币的信心。在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下,外汇储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金本位货币制度下黄金的功能,一国(地区)的外汇储备就类似金本位制度下货币当局拥有的黄金。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就意味着该国(地区)货币当局发行的信用货币有一种实际价值的资产——外汇储备作为支撑。因而,一国外汇储备越多,居民对该国(地区)信用货币的稳定就越有信心,也就越能防止货币替代的发生。发达国家的实践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外汇储备在增强货币信心方面的作用。近年来,欧洲央行逐步减少了外汇储备,但同时黄金储备却相应上升。欧元是当前惟一能与美元竞争的国际货币,为增强欧元同美元的竞争力,欧洲央行就不能过分依赖美元储备发挥增强货币信心的作用——增加黄金储备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总之,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广大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其外汇储备却未如人们依据传统理论而推断的那样大幅减少,反而有大幅增加,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传统的外汇储备功能是与固定汇率制度相适应的。其明显的特点就是十分强调外汇储备的“务实”功能,即,一旦经济受到不利冲击,货币当局就准备实实在在地用“真金白银”去满足进口、支付债务和干预汇率的需要。在浮动汇率制下,满足上述三项需要的功能大大弱化了。如今,外汇储备管理的核心在于“保持信心”,具体而言,浮动汇率制下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主要包括:支持公众对本国(地区)货币政策与汇率管理政策的信心;通过吸收货币危机冲击以及缓和外部融资渠道阻塞,来克服本国(地区)经济的外部脆弱性;提供一国(地区)能够偿还外债的市场信心;支持公众和外部投资者对本国(地区)货币稳定的信心;支持政府偿还外部债务与使用外汇的需要;应付灾难和突发事件。
外汇储备在“保持信心”方面的作用逐步增大,同时就意味着其作为一国(地区)财富的功能得到强化。换言之,追求国家财富的增长,成为外汇储备管理日益重要的目标。实证研究表明,通过加强科学管理,外汇储备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投资收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题为《外汇储备的财务成本》的研究报告中,通过对110个国家1990-的全部数据进行严格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统计期内,即便将所有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都考虑在内,除发达国家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的外汇储备都获得了净收益。应当说,较之同期其他任何投资而言,外汇储备的投资业绩都是毫不逊色的。
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仔细分析我国的国际收支表,我们可以间接地推断我国外汇储备的收益情况(图1)。以20为例,当年中国净投资收益为顺差91.2亿美元,实现了自1993年以来的首次逆转;其中,投资收益流入356.2亿美元,同比增长92.2%;投资收益流出265.1亿美元,同比增长16.9%。在中国的国际收支统计中,中国的投资收益包括“直
接投资项下的利润利息收支和再投资收益、证券投资收益(股息、利息等)和其他投资收益(利息)”。考虑到中国对外投资中官方证券投资(外汇储备使用)占主导地位,可以合理地推断,中国投资收益大幅上升与中国对外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主要是外汇储备增加)密切相关。这间接说明,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是令人满意的。
总结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鉴于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从满足进口支付、偿还债务和干预汇率全面转向提供信心并增加国家的财富,鉴于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的收益是令人满意的,讨论外汇储备规模的大小,已经没有重要意义了。
三、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的不利影响:流动性过剩及对冲困境
外汇储备功能的转变,并不意味规模过大的外汇储备不会对一国经济和金融的运行带来不利的结果。相反,如果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不能根据外汇储备的功能变化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规模日益增大的外汇储备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后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果由货币当局独揽外汇资产,它将给国内经济带来货币供应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剩,进而造成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不利后果。我们看到,这正是当下中国发生的情况。
(一)央行的对冲努力
为了缓解外汇储备增加对货币供应的不利影响,对冲外汇储备的压力,央行从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公开市场操作。起初,公开市场操作集中于以国债为主的现券卖断操作和回购操作上。然而,由于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债券存量相当有限,在经历了一段不长时期的单向操作之后,央行发现自己陷入了无券可卖的尴尬境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替代手段,央行于209月24日将公开市场操作中未到期的正回购转换为中央银行票据,然后再用于回购操作。央行票据从此正式进入中国的债券市场。初,鉴于外汇储备又比上年骤增742亿美元的现实,央行认识到,外汇储备的增加可能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意味着,对冲由此引起的货币供应的过度增加,将成为中国货币政策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主要任务。由于可用来实施对冲操作的金融工具依然缺乏,央行遂决定将央行票据作为今后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基础。于是,从204月22日开始,央行票据开始了大规模发行,并作为货币市场的一个重要券种被允许在银行间市场上流通。在从那以后的短短4年多时间里,央行票据的发行规模迅速增大,品种也不断增多。目前,其未清偿额已经超过政策性金融债,成为中国债券市场上仅次于国债的第二大品种。
从以上的简短回顾不难看出,央行票据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在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国内相关领域改革尚在进行之中,特别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尚待完善的条件下,为了有效实施货币政策做出的现实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创新。
央行票据的产生及发展,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迄今为止的金融宏观调控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一,中央银行由此获得了一种主动、灵活且可大规模操作的金融工具。通过对这种金融工具的买卖,央行实现了在保持其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的条件下,通过对其自身负债结构的调整来调整商业银行可贷资金量,从而实施反周期的货币政策调控的积极效果。其二,由于采用了连续滚动发行方式和竞争性招投标机制,并开拓了比较活跃的二级市场交易(银行间市场),央行票据的发行和交易利率逐渐在我国的货币市场上发挥了某种基准利率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央行票据市场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其三,作为一种无风险、规模巨大和交易活跃的基础性金融债券,央行票据市场的发展不仅推动了我国货币市场的快速发展,为各类金融机构实施流动性管理和风险管理提供了有效工具,而且推动了以开发各类金融衍生品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创新。
(二)央行票据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困境
但也应当看到,发展央行票据市场,是在我国国债市场发展不充分,其市场密度、深度和弹性均存在缺陷,从而很难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有效基础的条件下,央行为了弱化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之不利影响而做出的“次优”选择,因此,其存在缺陷再所难免,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成本问题
由于央行票据构成央行负债,在其操作过程中,央行需要为其发行的票据支付利息,这便产生了调控成本问题。然而,如果径直将央行票据的利息支出全部归诸调控成本,那是不正确的。在理论上,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衡量央行票据的成本。第一,由于发行央行票据的目的是为了对冲央行因过度买进其他资产(外汇)所造成的基础货币之过度投放,而央行买进的这些资产又是有收益的,所以,分析央行票据的成本,必须将发行央票所支付的利息与其相应增加持有的外汇资产的收益进行比较。第二,在央行的武器库中,还有一种“对冲”工具,这就是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因此,我们还可以将央行购买并持有外汇资产的收益同央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所须支付的成本(对法定准备金支付的利息)进行比较。进行了上述比较之后,对于对冲外汇储备增长的成本问题,显然应有别样看法。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对发行央票的成本(央票利率)与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成本(法定准备金利率)进行比较。很明显,前者的成本比后者要高。于是,对于近年来央行不断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政策操作,我们可以基于成本的比较找到强有力的解释。
2.对市场资金供求和利率的影响
无论其目的为何,发行央行票据总意味着央行增加了市场上对资金的需求;反之则相反。央行的这一操作,必然会对市场资金供求和市场利率产生影响。这样,就在央行大量发行央票来收缩流动性的时候,央行同时也就成为我国货币市场上最大的做市商。作为做市商与作为调控当局这两种矛盾身份的一体化,无疑增加了央行宏观调控的复杂性,并加重了其在货币政策操作的两个主要对象——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之间进行协调的难度。在极端的情况下,倘若央行为了降低其操作成本而对央行票据的利率有所追求,就会有操纵利率之嫌——这显然与央行的市场中立地位和市场稳定功能相悖。事实上,近年来央行票据发行曾出现过若干次流标情况,正反映了市场对央行这种双重身份存在的质疑。
3.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矛盾
发行央行票据为的是对冲外汇储备的过度增加,其直接出发点在于追求内部均衡。而央行票据市场的供求态势和由此决定的利率走势,又将通过其对人民币资金的供求对比和市场利率之走势的影响,对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的动态产生冲击,这便涉及到外部均衡问题。不难看出,单一运用发行央行票据这种手段来同时应付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两个经常不一致的目标,不免有顾此失彼之虞。举例说,为对冲外汇储备增加而发行央行票据,固然达到了收缩银根的效果,满足了对内均衡的要求;但银根的收缩将导致人民币利率水平上升,而利率水平的上升,即便没有进一步刺激投机性外汇的进一步流入,至少也没有弱化其流入的动力。
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国依然实行固定汇率制,从而无须顾及汇率水平的变动,这一缺陷并不明显。但是,WTO过渡期的结束以及汇率形成机制的加快改革,无疑加速了我国发展为开放性大型经济体的步伐,致使这一缺陷日益凸显。
在以上所举的三个缺陷中,第一个缺陷是可以忽略的。因为,所谓成本问题,实际只是财务安排的一个假象——如果把外汇资产和央行票据负债纳入同一个核算框架中同时考虑,这个问题事实上并不存在。我们在下文中将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真正成为问题的是后两者。出现第二个缺陷的原因,在于央行在央行票据的操作中不免有自己的利益存在,集做市商与调控者两个相互对立的职能于一身,自然难免冲突。出现第三个缺陷的原因,在于中国日益成长为开放性大型经济体,从而必须同时兼顾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两个相互联系但经常冲突的目标——将这两项任务挤压在单一的对冲操作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操作之中,已经使得央行陷入左支右绌的窘境,并降低了国家总体的宏观调控效力。
四、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国际经验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不能根据外汇储备的功能变化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规模日益增大的外汇储备将带来不利的后果。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阻断外汇储备的动态同国内货币供应的僵硬联系。
在探讨改革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方略之前,有必要对别国的经验做些比较分析。通过分析美国、英国、日本、欧盟、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特区等国家和地区的外汇管理体制安排,并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实践经验背后的理论线索和逻辑关系,我们概括出如下两点认识。
(一)外汇储备持有者问题
关于外汇储备当局的安排,大国和小国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经济开放的大国更倾向于由财政部门或货币当局之外的专设部门持有外汇储备,并相应承担外汇市场干预和汇率稳定职能;而小国则更多地选择由中央银行直接持有外汇储备,并相应承担外汇市场干预与汇率稳定职能。
对于任何开放型经济体来说,宏观调控的任务均可概括为同时追求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但是,因经济规模的不同,从而对内部均衡重要性强调程度的不同,大国和小国处理内外均衡关系的模式存在着重大差异。
对于开放型大国经济来说,由于客观上本国经济的独立性较强,且始终强调经济的独立性,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便是要同时实现内外均衡。然而,经济政策理论(例如“丁伯根法则”)和各国实践均告诉我们,由于一种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个政策目标,要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两个经常不相容的宏观调控目标,至少需要两种以上的政策工具。我们看到,像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均确定了由货币当局负责内部均衡、而由财政当局负责外部均衡的分工。由于外汇储备更多地涉及外部均衡问题,这些国家自然都选择由财政当局来主导外汇管理体制,并负责制定汇率政策。由财政部门或专设机构主导外汇管理体制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切断外汇储备与基础货币供给之间的直接联动关系,阻隔汇率变动可能对货币政策产生的直接影响。同时,由于隔断了不稳定的外部冲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得到加强,其调控国内经济运行的能力也得到提高。
小型开放经济体的情况则不同。由于他们几乎不存在可以自我支撑的国内经济体系,其经济运行是高度依赖全球市场的。这就意味着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内外均衡具有一致性,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也就无所谓内外均衡的职能分工问题。同样由于小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部环境,保持汇率稳定,实现外部均衡,在多数情况下总会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特区便是合适的例证。
这两个经济体事实上都不拥有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也不存在真正意义的货币政策。如果一定要进行比较,那么,他们货币政策的惟一目标就是保持汇率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由货币当局负责外汇储备的管理,以确保本国基础货币供给与外汇储备的变动保持同步变动关系,是实现汇率稳定和整体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
(二)外汇储备资产的多样化
在外汇储备管理模式的选择上,储备规模较大的国家(地区)倾向于对外汇储备进行分档管理。其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在常规的流动性之外,均有一定的收益率要求。
从国际比较来看,外汇储备较少(对汇率干预要求较低)的国家(地区),由于持有外汇资产的机会成本较低,通常采取的是较为简单的管理模式,其储备管理的首要目标大都是维持较高的流动性,对外汇储备的收益性没有太多的要求。而在那些储备规模较大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中,出于提高管理效率的考虑,往往对外汇储备实行了分档管理,在确保外汇储备流动性的前提下,将多余部分进行收益率较高的'各种投资,以提高外汇储备的整体收益水平。
比如,从19开始,韩国货币当局便将储备资产分为流动部分、投资部分和信托部分三个部分来管理,并对不同的部分设置不同的投资基准。流动部分由美元存款和短期美国国库券组成,每季度根据储备现金流来决定合适的规模,追求高度流动性的目标。投资部分投资于中长期、固定收入的资产,追求收益率目标。以上两个部分的外汇储备均由韩国银行的内设机构进行管理。信托部分同样追求收益率目标,不同的是,这部分外汇资产是委托给国际知名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管理的。根据韩国银行的解释,设置这一档的目的,在于提高储备收益的同时,提供一条向国际知名管理公司学习先进投资知识的途径。自年开始,韩国进一步成立了由政府全额出资的韩国投资公司(KIC)。从功能设置来看,该公司将作为一家资产管理公司,逐步接受韩国银行和财政部的委托,管理一部分外汇储备资产。
新加坡政府亦然。与韩国不同的是,新加坡不仅将国家外汇储备分为两档,而且该两档的储备分别交由金融管理局和政府投资公司(GIC)来持有并管理,从而实现了机构分离。在这种安排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持有的外汇储备主要用于干预外汇市场,及作为基础货币发行的保证,目的是维持新元汇率的稳定。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作为一家由政府全额出资的资产管理公司,则接受政府管理外汇储备的委托,通过其6个海外机构,在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上对股票、公司债券、货币市场证券、甚至金融衍生产品进行投资,来实现外汇储备收益的长期增长。
我国香港特区也将外汇基金分为支持组合和投资组合两档来实行分档管理。支持组合为货币基础提供支持,进行外汇市场干预,以此确保港元汇率的稳定。投资组合则保证资产的价值及长期购买力,追求较为长期的投资收益。投资基准由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制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外汇基金对各国及各环节资产类别的投资比重及整体货币摆布。外汇基金雇佣全球外聘基金经理负责管理外汇基金约1/3的总资产及所有股票组合。
值得注意的是,类如美国、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虽然凭借其本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居于“关键货币”地位而不保持大量外汇储备,但是,其外汇储备管理也都含有“在保持流动性和安全性前提下争取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这说明,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作为一国财富的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
五、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
中国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是由一系列国际和国内因素造成的。就国际而论,全球经济失衡当推首因;就国内而言,储蓄过剩并造成国际收支顺差,则属根源。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大量研究显示,无论是全球经济失衡还是国内储蓄过剩,都是由一系列实体经济因素和体制因素造成的,要在短期内矫正绝非易事。这意味着,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将是我们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中必须面对的情势。鉴于外汇储备的增长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运行日益重要的因素,并已显示出若干负面影响,鉴于我国现行的外汇储备体制已经不足以应对这种新的复杂局面,改革传统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创造一个灵活且有效的制度框架,已成当务之急。
(一)根本的任务是建立全球配置资源的战略
面对国家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局面,人们直观的反应是要将外汇储备“用掉”。我们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如果我们当真能够大量购买国外的资源、产品和劳务,亦即为外汇储备找到规模巨大且稳定的非金融用途,外汇储备就不会增长过快了。反过来说,外汇储备之所以增长过快,正是因为我们“用”不出去。在此情势下,简单地为了减少外汇储备而不计成本、甚至浪费地“用掉”我们用国内资源和产品交换而来的外汇储备,肯定是不足取的。
有鉴于此,面对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局面,应当提出的任务是促进外汇储备多渠道使用。综合别国经验和我国的实践,这既包括外汇资产持有机构的多元化,也包括外汇资产投资领域的多样化。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过去近30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势必更广泛和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的运行之中。因此,更加积极、主动地运用全球的资源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或者说,着眼于全球经济运行来规划我国的资源配置战略,应当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立足点。毫无疑问,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当被有机地纳入这一全球化发展战略之中。具体而言,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更加有效和多样化地使用外汇储备,实现商品输出向生产输出和资本输出的转变,并藉此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
(二)改革之一:国家外汇资产持有者的分散化
迄今为止,我国依然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制。在现行的框架下,绝大部分外汇资产都必须集中于货币当局,并形成官方外汇储备;其他经济主体,包括企业、居民和其他政府部门在内,都只能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持有外汇资产。这种外汇管理体制是与传统体制下国家外汇储备短缺的情况相适应的;而今的情况是,我们已经开始为外汇储备积累过多及增长过快而苦恼。为了适应上述变化,放松外汇管制已经势在必行。近来有关当局提出了要大力推行“藏汇于民”的战略,正是适应了这种转变的趋势。
为了便于了解这种战略转变,我们首先需要对外汇资产、官方外汇储备等相关概念进行更全面、更精确的定义。
在《国际收支手册》第5版中,IMF将官方外国资产(officialforeignassets)定义为一国政府有效掌控的外国资产,并将之分为储备资产(reserveassets)与其他官方外汇资产(otherforeigncurrencyassets)两类。其中,储备资产指的是,由一国货币当局掌控,能够便于直接弥补国际收支失衡,或是通过干预外汇市场、影响汇率来间接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外部资产。
在上述定义中,有几个要点需要强调。其一,“货币当局”是一个功能概念,它包括承担发行货币、管理国际储备、管理基金组织头寸等任务的中央银行和其他机构(如财政部和汇率稳定基金等),并不固定地特指某一类机构;其二,“储备资产”包括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基金组织头寸、外汇储备和其他债权。其中,外汇储备包括证券(债券和股票)、通货、存款和金融衍生产品。作为“储备资产”,要具有“方便使用”的特征,这指的是具有安全性和流动性。其中,安全性是确保储备资产得以长期保值,而流动性则是确保储备资产能够在需要时具有及时无损(或较小损失)地变现的能力。其三,“外部资产”指的是国内居民对非居民的财产要求权,包括债权和所有权。其四,“其他官方外汇资产”是指由一国货币当局和中央政府所掌控的未被归入官方外汇储备的外部资产,它们必须是以外币计值和结算的;必须在需要时可兑换成货币以满足当局的需要;必须代表实际的权利(claim),而不是广义的融资能力(例如,信用额度和互换额度就不能包括在内);掌控其他官方外汇资产的“官方”是指货币当局和中央政府,但中央政府的社会保障基金则不涵盖在内。
我们认为,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就持有主体多元化而言,就是要将原先集中由中国人民银行持有并形成官方外汇储备的格局,转变为由货币当局(形成“官方外汇储备”)、其他政府机构(形成“其他官方外汇资产”)和企业与居民(形成“非官方外汇资产”)共同持有的格局。这样做的目的有二:其一,通过限定货币当局购买并持有的外汇储备规模,有效地隔断外汇资产过快增长对我国货币供应的单方向压力并据以减少过剩的流动性,确保货币当局及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其二,为外汇资产的多样化创造适当的体制条件。
我们认为, 汇金公司的设立和有效运行,标志着外汇资产持有主体的多样化进程已在我国展开。只不过在目前的体制框架下,汇金公司的法律地位并不明确,相应地, 它与央行的资产负债关系也未界定清楚。 因此,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 一方面,我们应尽快明确汇金公司的法律地位及其功能,另一方面,根据国家对外开放的需要,还可再设立若干与汇金类似的专业化投资型机构。
需要特别强调专设外汇管理机构的重大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设立专业性政府投资公司来管理部分外汇资产,具有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学习先进金融知识、了解市场最新动态、提升国家金融竞争能力的战略意义。在这方面,新加坡和韩国专设政府投资公司(新加坡的GIC、韩国的KIC)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三)改革之二:与持有主体多样化相配合的外汇资产多样化
一些研究者指责我国的外汇储备都用于购买美国的政府债券,从而造成外汇储备收益的低下。 以上分析表明这是不确实的。事实上,自从20世纪末期以来,我国外汇储备,无论就其币种而言还是就其资产种类而言,就已经多元化了。 因此,所谓外汇>文秘站:<资产多样化的任务,就是在原先有效操作的基础上,对官方外汇资产做出明确的功能划分,并确定相应的管理机构,同时规定适当的监管框架。>
在总体上,我们应当将国家外汇资产划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可称流动性部分,其投资对象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的高流动性和高安全性的货币工具和政府债务上。这一部分外汇资产形成“官方外汇储备”,主要功能是用于为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实施提供资产基础。毫无疑问,官方外汇储备应继续由央行负责持有并管理。
第二部分可称投资性部分,主要投资于收益性更高的金融资产上。从持有主体上看,其中一部分可交由其他政府经济部门管理,形成“其他官方外汇资产”,主要用于贯彻国家对外发展战略调整,在海外购买国家发展所需的战略性资源、设备和技术,或者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或者购买具有一定风险的国外高收益股票、债券,乃至金融衍生产品。应当指出的是,只要制度设计得当,央行也可以持有一部分非储备的其他官方外汇资产。当然,在账目上,这部分外汇资产应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明确地划分开来。其余的外汇资产(非官方外汇资产)应当按照“藏汇于民”的思路,配合外汇管制放松的步调,鼓励由企业和居民购买并持有。
(四)改革之三:划定货币当局持有的“官方外汇储备”规模
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内容之一,就是将一部分外汇资产从货币当局的资产负债表中移出,形成其他官方外汇资产和非官方外汇资产。这种分割的关键,在于比较合理地确定应由央行持有并作为官方外汇储备的外汇资产的规模。
关于由央行掌握的外汇资产(外汇储备)规模究竟应当有多大,可以有不同角度的测算。根据韩国和我国香港特区的实践,央行掌握的外汇储备规模可以根据如下四个因素来确定。其一,传统的三项外汇储备规模决定因素;其二,根据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依据外资在国内金融市场中投资所占的比重,估计出在最坏的情况下,外资撤出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其三,根据历史经验,计算出本国汇率的波动幅度,估计在最坏的情况下, 汇率剧烈波动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其四,根据调控货币供应量的需要,估算出为了使货币当局能够履行其正常功能,需要有多大规模的外汇资产作为其货币发行的准备资产。
综合考虑以上四个因素,大致上可以估计出应当保留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外汇储备规模。仔细分析这些决定性因素,可以看到,其中有一些因素是相互覆盖的。因此,最适宜的官方外汇储备规模可以根据短边原则予以确定。我们认为,在上述四个因素中,对外汇储备需求最大的因素,应当是作为基础货币的支持资产。鉴于当前我国基础货币的规模约为65232.44亿元人民币的现状,建议由央行持有的用于货币政策操作的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在5000亿-6000亿美元。
(五)形成“其他官方外汇资产”的融资安排
由货币当局之外的任何机构购买和持有外汇资产,都有一个如何为购买外汇资产筹集资金的问题。这一问题,构成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争论焦点之一。
对此,日本财务省多年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逻辑清晰且有价值的借鉴。
在日本,官方外汇储备的主要部分是由财务省持有并管理的。财务省通过“外汇基金特别账户”(FEFSA)来管理这笔外汇储备。FEFSA由外币(主要是美元)基金和日元基金两部分构成。当需要购买美元时,则动用日元基金;当需要
购买日元时,则动用美元基金。
日本实行浮动汇率制后,由于日元对美元有长期升值趋势,购买美元(相应地卖出日元)便成为外汇市场干预的主要方向,既然运用FEFSA中的日元基金去购买美元成为经常性的操作,所以,为该基金筹集日元,不断充实FEFSA中的日元基金,便成为FEFSA面临的长期任务。
迄今为止,FEFSA筹集日元资金的基本手段是在市场上发行短期融资票据(hnancialbill,FBs)。在法律上,FBs被定义为调节资金余缺的现金管理券,由于这笔负债对应的是等值外汇资产,在经济上具有自我清偿的特征,所以不记为政府债务。换言之,发行FBs,无论其规模如何,均不会增加政府债务。在这里,筹集资金和运用资金的性质和特征,与证券投资基金的发起和运作颇为类似。
更具体地说,日本的FEFSA系统由两部分构成:外汇交易基金和外汇交易基金特别账户。前者是政府交易外汇的基金。根据日本政府预算法,其余额和买卖均不记入政府预算;而后者则由交易产生的利润与损失、在外汇干预过程中产生的利息的收付构成。根据日本政府预算法,后者要记入政府预算的收入与支出项中。
我们认为,日本的FEFSA通过发行FBs来为其持有的外汇储备提供本币资金的融资安排,特别是日本法律对FBs性质的认定以及相应的制度和预算安排,对我国有着直接的借鉴意义。
从融资技术上分析,我们更加主张发行外汇基金债券(如我国香港金管局的做法)来收购外汇资产。由于外汇基金债券是一种资产支撑债券(ABS),其自偿性更为清晰,其“对冲”的功能也更为显着。
(六)需要有一部外汇管理法
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无疑是一项既复杂又具有极强政策性的工作,应当在法律、法规或行政性规章的规范下进行。外汇管理法规的功能是:厘清职责、加强管理、增加透明度和便于监管。我们认为,除了保留相关法律法规中目前仍然适用的内容之外,在外汇管理法 (或行政性规章) 中至少还应当增添: 国家外汇资产的定义和分类;官方外汇储备的管理目标、管理机构、职责、资产构成;其他官方外汇资产的管理目标、管理机构、职责、资产构成;官方外汇储备及其他官方外汇资产之间的关系及预算处理原则;购买和持有其他官方外汇资产的筹资安排;对官方外汇储备及其他官方外汇资产的监管,等等。
六、结束语
从本质上说, 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无论涉及多么复杂的内容,最终的结果,都是要将原先由货币当局独揽外汇资产的格局改变为由货币当局、其他政府机构文秘站－您的专属秘书，中国最强免费！和广大企业和居民共同持有的格局。
这种“藏汇于民”的改革战略一经启动,我们必然就要面对外汇市场参与者增加、外汇交易量增大、外汇交易工具增多、以及市场主体决策函数多样化的问题。这种结构的变化,必然会造成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增大,进而会增加货币当局调控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的难度。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如果我们尚未做好让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增大的各种准备,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就应缓步推行。
一、关于全球化的概述
(一)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及主要特点
经济全球化是指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的全球范围的有机经济整体。(简单的说也就是世界经济日益成为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其主要特点如下：
1、经济全球化表现为高度的流动性和高度的开放性
这主要体现在人才、物质、信息、资本和知识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日益广泛，这种流动已不可逆转。如目前世界上每天大约有60000亿美元在不停地流动。高科技和信息网络化，也支持了经济全球化的这种高度流动性。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由闭关自守到对外开放，从不自觉到自觉地打开国门，汇入经济全球化的洪流之中。不论是发达国家、发展我国家乃至最落后的国家，势必都将被经济全球化浪潮所席卷。
2、经济全球化表现为高度的渗透性和高度的互补性
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管理、文化等将迅速向发展我国家及落后国家渗透，使世界经济呈现出一体化特征，资本、知识、资源等也将在全球市场流动并趋向合理配置。这有助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资本、知识、资源等方面的互补，从而有助于全球性理由的缓解以及全球性行动的协调，使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可能。
3、经济全球化表现为高度的垄断性
一个跨国公司的销售额大约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几乎涉及世界经济生产活动的所有领域，而且大约制约了世界上80%的新技术，70%的国际直接投资，60%的世界贸易。
4、经济全球化表现为高度的风险性
这主要体现在资本、技术、管理的快速流动和思想、文化的渗透，给许多国家带来经济、信息、科技、政治等方面的安全理由。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体现了经济全球化的高风险性。
一般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体制，包括生产、金融和科技三个方面的全球化。三者之间，生产发展决定金融科技的发展，同时金融和科技的发展又对生产发展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因此，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点是生产的全球化，而企业作为经济增长和生产发展的原动力，在创造就业机会，发展新兴科技，积累物质财富方面都发挥着关键作用，成为以生产全球化为主要特点的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
经济全球化产生的理由是多方面的。冷战的结束，使经济因素在整个国际关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实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有效配置，成为国际经济与合作的战略目标。同时，各国都在实行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国际经济组织大力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推动了资金、技术、人员在全球范围更加自由、更加大规模的流动。这些无疑都是形成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理由。但是，经济全球化产生的最重要的理由应该是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可以说技术的进步是经济全球化的物质基础。
目前西方主流理论认为全球化是技术进步的结果。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一份报告称：“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国际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
我国相当多学者在论述经济金融全球化成因时，往往也与西方主流学派观点相类同，他们说：“导致金融全球化的因素可归纳为三类：一是实体经济因素，诸如贸易、直接投资、科技进步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二是金融技术因素;三是全球金融自由化创新因素”。
(二)金融全球化的的概念及主要特点
金融全球化是指金融业跨国发展，金融活动按全球同一规则运转，同质的金融资产价格趋于等同，巨额国际资本通过金融中心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运转，从而形成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其主要特点如下：
1、发达国家及跨国金融机构是金融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和主要获益者
发达国家及其跨国金融机构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是金融全球化的规则制定者和主要获益者。这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金融资本雄厚，金融体系成熟;调控手段完备，基础服务设施完善;以发达国家为基地的跨国金融机构规模庞大，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与之对应，全球金融规则也主要来自发达国家，这些规则总体上有利于其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利益最大化。发展我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则经常处于被动的、受制约的地位，面对着“边缘化”的威胁，较少地分享到金融全球化的利益，而较多地受到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冲击。
2、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扩展和全能化运作
从影响金融全球化的因素看，除跨国生产、贸易、投资和科技进步等实体经济因素对金融全球化的推动外，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扩展和全能化运作也为金融全球化构造了微观组织基础，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和日益激烈的金融竞争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持续的技术支持和发展动力。
3、金融资本规模不断扩大，短期游资与长期资本并存
在金融全球化进程中，随着参与全球化的金融主体越来越多，全球金融资本不断扩大。在这其中，既有长期投资的资本，也有短期投机的资本。长期资本的投入有利于一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而短期游资的逐利和投机，则易引发一国的金融动荡。
4、电子商务的发展，为金融全球化提供了交易平台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
过去，跨文化研究一般是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的，主要是为了识别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其前提假设是存在“我们”和“他们”两种对立的文化。但是这种研究模式已不再适
今天的后全球化世界的需要，因为全球化的力量正在使我们失去衡量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差异的能力。
如果仔细研究前全球背景下的跨文化研究的模式，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人们的行为是按“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划分的，或者是以“南”和“北”划分的，即文化行为被简单地概括了。而在后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行为被描述为一种基本原型，人的行为有许多可能性，不管它的文化根源是什么，任何对一种文化定义的'企图都会使之格式化。
跨文化培训需要适应整个社会背景已经发生变化的现实。我们已经从工业社会进入了信息社会，进入全球经济的时代，跨文化培训应该反映出这一变化，识别、珍视新的行为，并将它们整合到个人和组织的行为中。技术、交通和通讯为我们提供了创造新的文化培训方式的可能性。跨文化培训不再仅局限于课堂，而是贯穿于跨国任职的全过程。
在经济全球化即后全球化的时代，大多数组织在日常经营中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许多不同的文化，即所谓的跨文化接触，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组织都能很好地进行跨文化培训。尽管有些企业的确提供跨文化培训项目，但是它们只是提供给被派往国外的人员，很少向组织中的其他成员提供跨文化培训。大多数组织都没有意识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驻外人员以外的其他员工同样会接触许多来自其他文化的人，同样需要对不同的文化具有敏感性，也就是说，文化意识和文化敏感对所有的员工都很重要。
尽管许多组织已经向驻外人员提供了广泛的跨文化培训，但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这种培训的效果并不十分显著。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组织中的经理人员自己都没有弄清楚到底什么是文化，如何影响，以及文化人们态度的，是如何决定人们的行为的，而且尽管他们意识到文化差异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他们也不会意识到跨文化培训是解决该问题的方法。
大多数组织在对驻外人员提供跨文化培训时采用的是一种“四点”培训方法，即出发前培训、到任后培训、归国前培训和归国后培训。在这四点以及各点之间的任何时间点上，组织可以对所有的成员提供从课堂培训到在线培训，到以现场指导为基础的支持、评估和咨询等活动。而实际上，有关调查发现，许多组织在提供跨文化培训时经常忽略归国前培训和归国后培训，尤其是归国后培训，他们没有意识到当驻外人员在国外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由于与母国失去了联系，再次回到母国的公司和生活社区时，同样会有文化上的逆冲击，仍需要进行跨文化培训。
1．组织的决策者要认识到不仅驻外人员需要跨文化培训，而且组织内的其他成员也需要培养文化敏感性。即使是国内的经理和员工也会接触到来自国内外的不同文化的人，如国外的客户、供应商等。当国内的经理和员工出差到国外时，也会遇到文化适应的问题。
2．组织的经理人员应该意识到跨文化培训的重要性。只有当组织的经理人员意识到跨文化培训的重要性，才能使组织内的跨文化培训更有效率，而不是走过场。
3．对驻外人员的跨文化培训不能忽略归国前和归国后培训的重要
[1] [2]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经济法论文
内容提要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法发展有以下新动向:国际经济法的统一趋势明显加强;国际经济立法与其它各领域立法的联结和互动;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融合日趋加深;国际经济法立法主体的多元化;作为新法律种类的“软规则”的出现及发展等。
关键词 经济全球化 国际经济法 发展趋势
经济全球化，就是投资、贸易等经济活动及其各生产经营要素流动的自由化，就是世界市场的统一化，与其说这是一种静态的结果，还不如说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经济的全球化，客观上要求各国市场在拆除贸易壁垒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而市场的统一，要求市场规则的统一，这就涉及到法律层面的全球化问题。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里茨指出:“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全球化是将世界各国和人民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综合进程。在这一进程中，阻碍各国之间货物、服务、资本和人员自由流动的人为障碍将被打破，交易成本(包括运输和通讯成本) 将大大减少。新型的国际机构和国际民间组织将被创造和涌现，跨国公司是这一进程的强有力的推动者”。①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带来了两个显著效果:一是市场的地理范围及市场的统一化和自由化程度大大扩展;二是为了适应市场的统一化和市场规则统一化的客观需要，国际经济法不仅必将且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国家的法律体系面临着如何处理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情况的新挑战。
一、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的三大特点
(一) 迅速回升的全球贸易，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在WTO 正式成立后的十年内，如果按照货物出口总额进行统计，那么国际货物贸易总额从1995 年的51610 亿美元增长到了 年的91240 亿美元，总计增幅近77 % ，年平均增长率达6154 %。其中只有 年和 年各比上一年略有下降，但是下降幅度不大，分别只有115 %和319 %。其余年份均有3 %以上的增长幅度，其中上涨10 %以上的年度有4 个。在原油商品价格持续高涨和电子产品出口复苏的带动下， 年和2004 年的增幅更是创了历史新高，其中2003 年比 年增加了1519 % ，2004 年比2003 年增长21 %。即使扣除了物价和汇率因素，2004 年世界贸易量的增长也达到了9 %。自 年至2004 年，世界GDP 从32 万亿美元的水平增长到40 万亿美元的水平，总计增幅为25 %左右，年平均增长率低于国际货物贸易的年增长率。②
(二) 外国直接投资复苏和持续高涨，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注入了持久活力 按照实际吸引外国投资金额来计算，1998 年世界跨国直接投资额为690911 亿美元， 年猛增到1086715 亿美元，比1998 年增长近5713 % ，2000 年在此基础上又增加2717 % ，达到了1387915 亿的规模。由于受“911”事件等影响，2001 年至2003 年世界各国对外投资总额连续三年呈下降趋势，2004 年开始，世界跨国直接投资又出现恢复性增长，比上一年上升了9 %左右。③ 不过近年来，跨国直接投资开始呈现出两大变化，其中第一大变化是包括印度、巴西、墨西哥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开始成为资本输出国;第二大变化则是第三产业成为跨国直接投资新的领域。上述两大变化业已对传统的国际经济法提出新的课题。
(三) 随着自由贸易区的蓬勃发展，世界经济的区域一体化和国家集团化进程呈现加速态势在过去的十年间，跨地区的经济贸易发展迅猛，双边和多边的区域贸易安排和协定数量激增，并且重叠交错，这已经成为国际经贸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截至2004 年底，向GATTPWTO 申报的区域贸易协定已接近300 个，其中依然有效的200 个左右。不仅如此，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势头在广度和深度上均有所拓展，例如2004 年5 月1 日，欧盟成员国从15 个增加到25 个，占世界贸易总值的20 %;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 所覆盖的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三国，区内贸易数额也很可观。此外，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在美国主导下，于1994 年商定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预计今年可完成谈判，届时将正式建成这一包括34 个国家、8 亿人口的自由贸易区。④ 根据统计，目前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二是在这些自由贸易区内发生的。到 年底，全球贸易体系将被300 多个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所分割，出现更加错综复杂的局面。⑤ 另外，伴随着全球贸易规模的扩大，发展不平衡问题难以避免，贸易摩擦日益增多。
二、国际经济法发展的新动向
(一) 包括国际商法在内的国际经济法的统一趋势明显加强 国际经济法统一趋势的表现之一，就是处理各种国际经贸关系的国际公约不仅数量日益增多、作用日益增强，而且各国规制市场方面的经济立法出现趋同现象，在这方面，以WTO 为代表的各类经贸国际公约和国际协定，是效果最为显著的实体法统一化的突出范例;表现之二，就是作为相关国际经济法(特别是国际商法) 主要法律渊源的现存条约或公约的参加国的数目大幅增加。
各国商事立法和其它经济立法之所以会出现统一，主要原因是:其一，以WTO 为代表的各类经贸国际公约和国际协定，在促进各国和各地区的实体法的统一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效果最为显著;其二，正在日益走向经贸一体化的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和发展，又把自由贸易区区内各国大量的经济法和商法进一步推向统一;其三，在国际公约、WTO 协定和NAFTA 的约束下，各国的商法和经济法出现趋同的迹象。此外，越来越多的国内商事立法和其它经济立法正在向国际经贸惯例靠拢，也导致了各国法律的统一化运动日益向纵深方向发展。
(二) 国际经济立法与其它各领域立法的关系日益密切，出现了联结和互动趋势 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强，使得各个领域的国际经济法律制度逐步取得了功能上的整合，与此同时，国际经济法律制度与环境、外交、卫生、社会等领域法律制度的联结日趋紧密。国内有学者将这一趋势称为“国际经济立法的一体化”。⑥ 鉴于对这一说法仍有争议，笔者暂时将上述趋势称为“国际经济法的互动和联结”趋势。 根据美国学者达维德·W·利伯隆的划分，国际经济立法联结主要分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规范性挂钩”;二是“策略性挂钩”。
所谓的“规范性挂钩”，指的是基于其各自调整对象和法律原则本身的关联性或适用结果的牵连性导致的不同领域的国际法律的互相挂钩。例如，反倾销、补贴和反补贴、保障措施、原产地规则、进出口许可证、技术壁垒、检验和检疫措施、纺织品贸易、海关估价等协定本身所调整的对象各不相同，但是由于他们都是国际货物贸易的法律规则，所以被纳入WTO 多边贸易的第一层面的法律规则。以国际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宗旨的世界贸易组织正是基于这一点，运用诸如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透明度、互惠等共同的法律原则将其连接成国际贸易法的一个整体。又如，投资领域的国际法律制度发展比较慢，而且投资与贸易本来是两种不同的行为，但是为了贸易自由化原则的充分贯彻，WTO 将其连接起来，制定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这就是将投资法与贸易法挂钩的生动实例之一。
所谓“策略性挂钩”，是指一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出于谈判策略的考虑，交换投票权而形成的各领域的国际经济法挂钩。例如，一些国家在A 领域具有优势，希望在某一领域签订一份对其有利的国际协定;但是另一些国家在B 领域具有优势，希望在该领域签订一份对其有利的国际协定;如果单独在AB领域谈判，可能永远不会有谈判结果，因为凡是前者同意的后者就反对。在此种情形下，如果将AB 两个领域合在一起进行一揽子的谈判，双方妥协的可能性较大，于是A B 两个领域的协定或条款，就顺理成章地出现在同一国际组织制定的协定体系中，甚至被写进同一个协定之中，而且此种情形并不少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旨在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的WTO《知识产权保护协定》与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纺织品协定》二者共存于WTO 体制之内。
(三) 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融合日趋加深，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越来越模糊 众所周知，作为国际经济法主要渊源的国际条约，其制定一般是由几个主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在谈判的基础上产生的。
因此，某一国家(地区) 或集团的谈判实力越强，谈判技巧越高，其国内法律或域内法律对国际法的影响就越大，同时在另一方面，国际法一旦成型，它又会对成员的国内法或域内法产生反作用。 例如，无论是GATT 的《反倾销守则》还是WTO《1994 年反倾销协定》，都是以欧美的反倾销法(特别是欧共体的反倾销基本条例) 为蓝本而制定的，都吸收了美国和欧盟大量的国内立法经验。最为明显的例子之一，就是WTO 反倾销协定直接借鉴了欧盟推算价值计算中期间费用(SG&A) 和利润率的计算规则，使正常价值的计算更为详细和合理。
再比如，WTO《1994 年反倾销协定》就是在借鉴了美国贸易法中关于损害威胁确定因素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了反倾销调查中的关于产业损害调查规则。但是反过来，在1995 年，美国和欧盟又根据WTO《1994 年反倾销协定》调整了其反倾销法的内容，美国不仅改变了旧法中关于正常价值等一些独特的术语，而且取消了旧法中关于推算正常价值的公式中期间费用和利润率的比例;欧盟不仅仿效WTO 反倾销法与反补贴协定分开立法的体例，改变了1988 年理事会基本条例将反倾销与反补贴两种调查合为一体的立法模式，而且明确限定了反倾销调查的时限。经过上述作用与反作用之后，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现在如果再将欧美反倾销法的条款与WTO 反倾销协定的条款拆开放在一起，已经很难分辨出哪些是欧美国内法的条款，哪些是国际反倾销协定的条款。 从两大法系国内货物买卖法和合同法对1980 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1994 年《国际商事合同通则》的影响，到《巴黎公约》、《伯尔尼公约》、《马德里条约》对各国知识产权法的反作用，所有例子都显示了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轨迹，那就是:国际经济法与国内经济法的发展正呈现出日趋融合的迹象，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正在变得越来越模糊。
(四) 国际经济法律规则越来越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权威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世界各国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只有遵守国际经济法律规则，其基本的国家经济利益才能得到维护、巩固和发展，因此，国际经济法的规则更具有了权威性和生命力。
(五) 国际经济法立法主体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一些私人国际机构在全球规则制定方面的作用日益扩大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国际经济立法的主体日渐呈现多元化的趋势。除了传统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之外，一些私人组织日益参与到国际经济法规则的制定过程中。这一现象引起了一些国际知名学者的关注，著名欧盟法专家施奈德(Snyder) 教授就将这一趋势视为国际经济法和欧盟法的一个新动向。根据该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我们的观察，至少三类私人组织对国际经济立法产生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 首先是跨国公司对国际经济法规则制定的影响。众所周知，跨国公司为实施全球经济扩张战略，在其全球生产、销售、管理等各个环节均制定了统一的内部规则和标准。
同一个跨国公司在其全球范围内的分支机构建立的同一的产品质量标准、操作流程、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员工守则以及其在对外签约时广泛采用的标准合同，正在影响着一些技术性较强的国际经济法的立法进程。这些规则虽然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但是其实际效果和执行力度是有目共睹的。 其次是在跨国公司推动下成立的非政府 组织，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国际会计标准化委员会( IASO) 等。其中，IASO 目前在世界上112 个国家中设立了153 个专业会计机构，其职能是制定和批准国际会计标准和准则。
尽管IASO 标准在法律上并不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尽管各公司名义上仍然可以按照各国的会计准则自主聘请会计师事物所编制各种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但是在实际上，如果公司财务报表不符合所谓的“公认会计原则(GAAP) ”，那么其在全球的股票发行和筹资行为就会遇到困难。最后是一些公益性的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保护非政府组织的有力推动下，一些多国公司迅速行动起来，建立了旨在为保护国际环境生态协调服务的私人网络组织，其中最为知名的就是国际社会环保鉴定和标签联盟，包含了七个国际环境网络，赢得了广泛的公众社会支持，其制定的认证和签证规则业已成为在全球范围内被广泛接受的国际标准。
(六) 国际经济法的法律渊源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其中，作为新法律种类的“软规则”的出现和发展十分引人注目 正如经济影响和文化渗透能力被称为“软实力”一样，包括施奈德教授在内的一些国际法学者们将上述传统主权国家和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组织之外的私人组织制定的.事实上在全球通行的行业标准和行为准则称之为“软法律”。出于避免歧义的目的，我们觉得或许“软规则”的提法可能更为适当。根据施奈德教授的观点和我们的理解“， 软规则”原则上虽然不应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却由于具有广泛的实用有时也能产生切实的法律上的效果，其贯彻落实的效果甚至比硬规则还要有效。这些规则不仅为国际企业和律师所熟悉，而且以国际行为准则之形式对跨国公司的管理活动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与硬性法律规则相比，软性法律规则有着交易成本上的优势，通常更加易于适用于一些不确定的情况和要求作出妥协的情形。⑦
(七) 国际经济法对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的缩小所起的作用仍然十分有限，但是这一问题已经开始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浪潮正在冲击着各个国家和地区，以WTO 为中心的国际经济法律体系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现阶段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经济法律体系仍在加剧世界范围内的贫富差距。人们在统计数字中惊讶地发现，全球化在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带来了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
根据联合国《 年人类发展报告》，世界上最富有的500 人的收入总和大于4116 亿最贫穷的人口的收入总和。⑧另外，国际贸易法律领域内也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据分析，目前，世界上最高的贸易壁垒其实是针对包括最贫穷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设置的，贫穷国家向富国出口时所遇到的保护主义，平均要比富裕国家相互之间出口时遇到的壁垒高出好几倍。 之所以会产生上述现象，一方面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资源配置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在国际较量和博弈中往往缺少谈判实力和筹码;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国家综合实力的制约，发展中****在从事国际谈判的资源、能力和专业谈判人才及其谈判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方面均处于比较匮乏的状态。上述这两个因素使其在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制订方面必然处于劣势，只能被动地接受发达国家的游戏规则。
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现行的国际补贴和反补贴制度。众所周知，发达国家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较发达，无须政府补贴就可以使其产品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在农业方面则处于劣势。为了在国际贸易中使其农产品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为了巩固农业在各国的基础地位，更主要的是为了吸引人数较多的农民选票，所以尽管其在农业科技和投资方面具有相当的优势，西方发达国家仍普遍对农业和农产品的生产和出口给予政府补贴。而发展中国家虽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在农业方面无须政府补贴就具有一定的优势和竞争力，但是其在第二和第三产业则处于劣势，为了在国际贸易中使其产品具有竞争力，发展中国家普遍 存在着对某些制造业及其出口给予政府补贴的现象。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政府补贴行为，但两类国家实施的统一性质的政府补贴行为所遭遇的命运却迥然不同。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目前的WTO 补贴和反补贴法律制度中，发达国家大量使用的农产品补贴受到WTO《农业协定》例外规则的保护，长期处于逍遥法外的状态;但是发展中****经常采用的工业产品补贴，则随时可能遭到发达国家反补贴和反倾销“大棒”的肆意打压。这样的法律制度安排，不仅恰似雪上加霜般地使发展中国家在农产品贸易中由于技术落后而遭受的不利境地更加严峻，而且使发展中国家成员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成本方面具有的优势根本无法发挥，甚至被抵消殆尽。两类WTO 成员实施的政府补贴的命运如此迥然不同，导致此种差异的法律制度之不公平性由此可见。在这样不公平的国际政治、法律和经济格局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异又怎能不日趋扩大? 而一个贫富严重分化的世界，是谈不上和谐的，也是不得安宁的。因此，尽管全球化浪潮滚滚而来，但是建立和谐国际社会的任务仍然任重道远。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初探
在21世纪,全球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本文探讨了全球化对世界教育及对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影响,包括全球化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影响,同时关注全球化进程中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趋势的几点因素
作 者：褚旭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辽宁大连,116029 刊 名：中国科技博览 英文刊名：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IEW 年，卷(期)： “”(12) 分类号：G64 关键词：全球化 全球化教育 高等教育 改革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西部开发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脱离世界局势和国际环境来实现一国的发展和繁荣.因此,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中国经济在新世纪跃上新台阶的重大举措,也是中国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以便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促进东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增强国家经济竞争力,从而使国家富强,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作 者：齐康 作者单位：贵州教育学院历史系,贵州,贵阳,550003 刊 名：贵州教育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IZHOU EDUCATIONAL COLLEGE 年，卷(期)： 19(5) 分类号：F124 关键词：世界历史 经济全球化 西部开发仲裁，作为诉讼外解决经济纠纷的一种重要法律制度，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作用，目前国际商事仲裁已经成为解决国际私法（民商事）纠纷的主要方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商事仲裁也日趋国际化和统一化，各国关于仲裁的国内立法以及由此所确立的仲裁制度日益趋同，特别是联合国1958年《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实践，使仲裁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仲裁裁决在140多个国家之间得到相互承认和执行。在世界贸易组织（WTO）144个成员中，有90多个国家加入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可以说仲裁是解决国际贸争端的“全球通”。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和影响下，国际商事仲裁日趋国际化和统一化，出现了仲裁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建立统一协调的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对国际贸易的稳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国际社会从19世纪末,便开始了以此为目标的努力。仲裁制度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解决国际民商事争议的主要方式，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仲裁全球化趋势的基本特征是：第一，国际商事仲裁所解决的争议范围非常广泛。在国际民商事领域，仲裁最初适用于海事争议，以后逐渐扩及到货物买卖及其运输、保险、支付中所发生的各项争议。本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在国际上兴起了各种引进外国资本的形式，仲裁又扩及到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合作开发等领域。与此同时，国际性的服务贸易、商事代理、租赁、咨询、工程许可、融资、银行、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的转让等民商事活动日益频繁，由此而发生的争议也逐渐采用仲裁的方法加以解决。第二，世界各国关于仲裁的国内立法日趋统一。各国的经济贸易体制尽管千差万别，但在仲裁制度方面是趋于一致的。特别是在1985年6月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制定的《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对市场经济各国的仲裁立法产生了巨大影响，许多国家按照示范法的规定代替了原有的仲裁立法，有的国家甚至以示范法为蓝本只对其稍加修改而直接移植使用。从1985年到现在十几年间，世界上有二十多个国家修改或制定了仲裁法，掀起了仲裁立法的高潮。第三，有关仲裁内容的国际公约逐渐增多。一国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能否得到外国的承认和执行，直接关系到案件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也是影响国际商事仲裁发展的现实问题。因此国际社会首先从统一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入手，联合国在1958年6月制定了《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统一了对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条件和执行程序。该公约组织截止到9月己有145个缔约国，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实践，该公约已经成为国际私法领域最成功、影响最大的国际公约之一，也为全球化贸易做出了重要贡献。仲裁领域比较重要的公约还有1961年的《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1965年的《关于解决各国和其他国家的`国民之间投资争端的公约》，1975年的《美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第四，仲裁机构及其仲裁规则、仲裁员的国际化。世界上许多著名国际商事仲裁机构，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修改并制定了具有国际性的仲裁规则，或者允许当事人选择其他仲裁机构的国际性仲裁规则，聘请了来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专业背景的仲裁员，以解决不同国籍、不同法律背景当事人之间的国际仲裁案件。第五，一些国际组织设立了自己的仲裁机构，如附属于国际商会的国际商会仲裁院、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属下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建立的仲裁中心等。然而，有些国际组织设立的仲裁己不是仅仅限于对自然人或法人之间的争端的仲裁，当事人甚至是国家、政府及国际组织本身。如国际商会仲裁院的当事人既可以是自然人或法人，也可以是国家或政府；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是用于解决国家与外国私人投资者的投资争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中也包括仲裁程序，但它是用于解决成员国之间的争端，有其自身的特点。仲裁作为一种解决民商事争议的重要方式，与商品经济相伴而生，当人类经济活动突破国家、民族的界限，使全世界经济逐渐融为一体时，仲裁全球化是仲裁制度发展的不可逆转的客观结果。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仲裁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仲裁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反过来又会促进和推动经济全球化。所以，我国加入WTO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已经成为确定我国仲裁机构今后发展趋势重要的国际因素之一。作者单位：国务院法制办公室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之所以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是因为“全球化”这一概念本身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差异性与现实的不平等性，而多元文化的发展乃是落后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化进程以实现本民族现代化的必要手段之一；经济全球化既有利于文化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又有助于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
作 者：刘耘 作者单位：佛山科学技术学院 国际贸易系，广东 佛山 52800 刊 名：社会科学家 PKU CSSCI英文刊名：SOCIAL SCIENTIST 年，卷(期)：2001 16(3) 分类号：G02 关键词：全球化 文化多元化 现代化